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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31 Mar 2009 09:51 AM PDT 在实地调查的同学，已经有十多人次被强行带走"问话"。他们比任何时候都乐观，自信。
5.12遇难学生名单总人数3790人 提供信息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xuesheng512@gmail.com
聚源中学遇难学生名单 共321人 新增209人,红色标注为重复统计
姓名 性别 所在班级 家属姓名 电话 住址 |
| Posted: 31 Mar 2009 11:41 AM PDT 作者：英纳 | 评论(0) | 标签:重新评价, 毛zedong, 李锐, 社会, 民主主义 【一】 去岁纷纷扰扰，执权柄者延至年底才正式登场，搞了个开革开放三十年总结，核心是一句话：不折腾。 不过，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被折腾个不休的国度。套用周恩来为纪念碑写的题辞，那真是：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折腾；由此上溯，三百年来，中国在折腾；三千年来，中国一直在折腾。折腾的主角，除了少数时段外，一律是统治者，前赴后继的独裁分子及其集团。 中国被折腾搞怕了，所以，胡总说不要折腾，字面上绝对正确。今天看来，与习储不折腾主要面向"反动派"不同，胡总的本意，可能承继邓"要反对右，更要防止左"的基调，是对国内日益猖獗的左派喊话。 何以见得？ 三十年总结的背景相当复杂。面对时进时退、一条腿前进的过程，国内至少有四类尖锐的反对意见：一是认定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根本错误的，是对马列毛和gong产|主义的公然背叛；二是认定改革开放断断续续实际不过二十年，取得的成就与造成的问题两相抵消；三是认定一条腿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片面的经济利益，政治改革不能力行，中国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四是认定改革开放走上了绝路，中国进入了后改革时代。各种意见交合之下，大致形成了改革开放左的取消派——主张恢复毛主义、右的取消派——主张早日力行政改。政改派中，又分执政党自身改革派——主张改称社会//民//主//党【注1】、改行社会//民||主//主义（下称社民派）和奉行主权在民彻底政改派——主张吸收世界主要国家经验，根本走上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民//主宪政道路（下称民//主派）。 这些派别与奉行中间偏左立场、维持当前节奏步调的"维持派"构成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要生态。当局属于维持派，他们自己认为是稳健派。对维持派危害最大的，是极左派（左的取消派、毛主义派）和彻底政改派。对后者，官方立场是坚定的。对前者，在宁左为右的传统下，官方打击有点不方便，因而有怨怒之气，所以胡总喊出了不折腾的心声。 极左派在失去了老资格的领军人物和核心阵地《中流》后，形成了马宾等新的代表和乌有之乡网核心阵地。他们甚至将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在网上炒作。小册子开篇赫然提出"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宣布三十年来的中国最高层为背叛者，宣称"造反有理"，要发动第二次文革。这种来自背后的枪声，自然让高层感到"痛心"。 让他们痛心和不安的声音，还来自网络盛传的迟/浩/田将军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读为"中国称霸全世界"两篇讲话。 在这种形势下，胡总不得不谒西柏坡、拜井冈山，以示正统，也不得不对马宾们小以惩戒。 相形之下，与蜂起的民间维/权抗/暴不断升级不同，社民派和民//主派相对理性。 主张执政党自身改革、转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更是对三十年来的进程给予了称赞和充分理解，认为在这一进程中，邓江胡面对极左的压力，不时批评之外，只能常常"打左灯，向右转"，并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走的是持续的社会民||主||主义化路线。他们并大声疾呼：要为改革松绑，松"左"对改革的绑架。 而松"左"对改革的绑架，首先要破除对毛的迷信。 【二】 时至今日，除了乌有之乡众左头领衔、不计其数的五毛们为喽罗的崇毛屡掀波澜外，民间对毛的迷信不时泛起，这与毛去世时的情景并不相同。即使在万马齐喑的文革中，中国也不乏勇士挑战毛的权威。在林彪事件后，连毛自己都清楚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忠实的政治盟友只有定位自己为"毛主席的一条狗"的夫人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几个人，还有侄子外甥女和几个小女子。四五运动，表明相当多觉醒了的人心灵上已经唾弃了他（虽然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在理智上与毛决裂）。毛死后，憨厚的华和毛的大内总管撕毁了"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的遗训，闪电般地抓捕了第一夫人——这是对毛极大的羞辱。 当毛去世，确实有受贯了被毛统治生活的百姓疑惑今后的生活怎么过，时年幼小的我就亲耳听到。但是，在北京的居民中，在全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中，知道更多真||相的人们受够了毛的统治。在逼华下台、准备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日子里，"十大寡妇闹京西"的传闻也传到了数千里之处的乡村（十个被迫害致死的高干遗孀大闹中共京西宾馆会场，要求将毛定为历史罪人），我也听到了。那个决议花了一年多时间，做得很艰难。其间，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到，"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回答毛与林彪'四人帮'不同。由此，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如果说有一个帮派的话，那也是以毛为首的。 艰难作出的这个决议，虽然通常比喻为将毛一生功过三七开，称其建国有大功、建国有小错、文革有大过，但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搞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决议据说统一了当时全中国混乱的思想，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但是，这个高度评价毛、定义毛为历史伟人的决议，同时成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包袱，决定了在不能明说中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打左灯向右转的方法，决定了政||治||改||革险象环生裹足难前的命运，决定了左派要挟之下必然发生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终至领导人非正常更迭、人民喋血的惨痛教训，决定了跛足而行的中国必然在经济独行的路上产生效率低下、贪腐横行、民生未幸的种种痛苦。这一切，在当年决议起草过程中遇到大量反对意见，邓说"对有些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接受"时，或许还没预见；接下来的过程中，邓或许认为老人还在还可控制；到南巡讲话"主要防止左"时，邓则显然有些着急了——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后，当局已背上了极其浓重的负担。路，已偏了，车在偏道上已跑得很远。 虽然难免有糊涂乃至大糊涂的时候，但邓总体上说是一个睿智的人。他一直没有为自己、为改革、为他的党、为中国，去掉毛这个沉重的包袱，改革开放事业的遗憾、他的党的遗憾，更是中国生民的巨大遗憾。 同时，这也是他自己的遗憾，因为被这个包袱压着，他作出了不少将为后人诟病的选择，他个人的历史地位也将受损。 说遗憾，是因为他很清楚，中国终究要去除这个包袱。 【三】 感谢上苍，虽然解密中||共档案的阻力很大、速度很慢、范围很小；感谢上苍，虽然"党国"如此坚硬，但其党内仍有智慧勇敢的高级干部在思想、在写作、在呼吁；感谢上苍，我们有了网络，虽然这个网络是如此破损。 因为有了这些，我们可以透过铁幕知道本该知道的一点事实。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打破毛的神秘偶像、扔下中国前进的最大包袱正成为可能。多灾多难的中国，逢八逢九必有血光之灾的中国，也在逢八逢九的年份创造着希望。 二〇〇九年，是众多重要事件的周年。同时，一个重新评价毛的机遇，正在降临。 这个机遇来自对中国经济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万里，他于二〇〇四给政治局写了八千言信，郑重提出重评毛；来自因《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成为社民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辛||子陵先生；来自将为辛作写序的毛前秘书李||锐先生、谢|韬先生；来自大义凛然冒险将谢序刊发到《炎黄春秋》的杜导正先生及其同仁。 李|锐先生认为，毛"（建国）功劳盖世（治国）罪恶滔天" （虽然中|共建国与吾国吾民有何功尚未可知，虽然建立一个乌托邦与蒋介石血洗百年国耻真正统一中国让中国一下子进入大国行列的功绩有何可比性尚未可知），对毛的功过评价为倒三七；谢|韬先生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直接指出了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修正了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加暴力革命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终点，并在恩格斯最后写作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最终确认【注2】。中国接受的是列宁的主张）。 万里的信，以"在有限的晚年，有三个期待"开言。他希望：一是以法治国，树立宪法地位，过渡要坚决，要加快；二是三农问题，解决要从法制上、具体政策落实上体现；三是本著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对历史负责，对毛泽东一生作出新的评价，是时候了。 关于现在重新评价毛泽东"是时候了"，万里特别在信中援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及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有关对毛泽东评价和当时有关再评价记录在案的决议、意见等。 【四】 以下我们先引用万里的表述。 八五年中央政治局关于重新评毛的决议 八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建议：鉴於党内对毛泽东有关功过的评价、对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如果争议继续，会导致党内分裂，影响党的中心工作，也难得出经受历史检验的评价，留待十五年或二十年再作结论。 八六年邓对毛评价的若干意见 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的联席会上，邓小平就若干争议作了阐述：作为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於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到2009年，越过20年了。 彭真说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万里还引证了九七年十五大之后，党内元老、党外知名人士、民||主党派，都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从建国、治国思想路线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改建毛泽东纪念堂；把毛泽东肖像从天安门上除下。 彭真在党内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 ——毛常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应该说列宁加秦始皇吧。 以下是补充材料。 李||锐先生在为辛书序中说：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辛子凌先生在前述大作中记载：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前面提到，邓说要"硬着头皮顶住"——本文作者注）。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2009年，是时候了——本文作者），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gong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gong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gong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gong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参加会议的有十四届政治局全体，还有邓、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江提议，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五】 万里的信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写，但显然有特别重的分量。中央政治局收到万里的信之后，胡总偕同中办主任王刚、中宣部长刘云山，登门谒见万里。对万里表态：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胡又说：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或许能"，这是胡总的表态。在今天失望颇深的人们看来，等于"不能"。在社民派看来，胡仍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仍在等待时机，胡因此希望不折腾。 但是，我们相信，在现代社会，历史并不能真地被随意改写，何况重新评毛的要求来自各个层面，特别是毛的党内同事和后辈一再确认过？随着事实的传播，重评的呼声会越来越强烈。等到某一天，国人认清了这一切，恐怕对毛的评价不一定要你来做了何必等到那一天？ 当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记得，辛|子|陵先生说过他的书在香港顺利出版，并且能自||由到香港参加活动；我知道李||锐先生此后仍被邀请参加中共十五大；谢|韬先生并未被构陷；杜导正先生因后来发的一些稿触了某个底线，被要求离职，但各方面共同坚持之下，炎黄春秋杂志并未被削弱。也听传言说有其他重要领导人建议改党名、高层派了许多代表团到北欧社民党执政国家学习。如果高层仍一时不能决议，至少不堵死不|同的声音，这都是令人宽慰的事。 又在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网友发扬网证周老虎伪照、网调周久耕天价香烟之后，运用基本知识和史料，比对相片，证实了毛的身高不是什么183公分，而是172公分（误差正负1公分，周恩来169公分）、并没有宣传机器刻意宣传的那么高大的文字。感觉真搞笑——歌星才需要瞎掰身高呐。 文章还提及江青晚年一头乌发而非故意传说中被捕时被扯下假发现秃头的事实。虽然夫妻生活一般，但那是配合最密切的政治夫妻啊，差别自私那么大呢？ 我想，哪怕是没做多少好事但一生悲哀的女人江青和她沉默的女儿，都有权还历史以真实。 何况，几亿神州"尽尧舜"的同胞？何况，口口声声要复兴的这个苦难民族？ 重新评价毛，我们都能真正开创一个新的时代。面对历史，这是诚恳的也是卑微的请求，但，也是神圣的请求。 【注1】李||锐辛书序："据曾在延安担任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回忆，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泽东与他谈话说："为了与美国的合作，gong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邓小平在晚年与高级干部谈话时也说过必要时改变党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发表《gong产|党宣言》时并没有gong产|党，这个文件本来叫《gong产|主义宣言》。 【注2】谢|韬辛书序：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恩格斯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 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gong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0个评论 英纳的最新更新： |
| Posted: 31 Mar 2009 11:59 AM PDT 3月28日，2000名民眾聚集一起，悼念我城這樣一位的無險可守者。有記者拍下如此的一張照片，令我震憾良久，不能釋懷（隨文附上照本的相近版本，筆者看到的最初版本是槍口指著一名南亞裔朋友）。震撼的原因除了是因為相片中暴力的視角，還有今次事件透露出我城的權力慾望， 把資本主義潛藏在我城的暴力傾刻內爆。 這是一場因為小解而引起的命案，驟聽下來像是最爛的黑色幽默電影橋段。一個把自我疆域放大的鄰舍，對於尼泊爾漢在山頭小解的行為看不順眼，於是報警投訴，企圖透過中介將之控制、規管，甚至是移除。似乎再沒甚麼事情能如此地向他者顯示出自己的權力和階級。這種把不滿轉化成投訴，將之訴諸公權力以作處理，或可被理解為一種已被內化的「常識」：每個人都擁有捍衛其私人領域的權利，以及保護公共領域的義務。誰不知這種資本主義式的公共私人領域分野在我城不斷實踐，已強化成為一種可被操作的權力，並讓施行者能夠以此獲得快感。 其後，警員接報到場，以空間規管者的身份對投訴作出跟進，面對外在於資本主義邏輯的露宿者，無償的佔據著屬於公共領域的物理空間，而又涉嫌侵擾他人的私人領域。那可不是對無遠弗屆的資本主義的最大悖逆？面對這位社會的逃逸者，警員不得不去彰顯由制度所賦予的權力以維持其邏輯的尊嚴。他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的空間規管者，理所當然地以公私二分的方式對正在面對的空間進行想像，把尼泊爾漢的行為進行批判，並因而決意把他重新納入社會的控制，以維持邏輯的完整性。 這就不難讓人理解，當警員要透過檢查身份證去重構尼泊爾漢的社會身份，但卻在途中遭遇到反抗的時候，他作為一個資本主義邏輯的捍衛者便毫不猶豫的把權力和慾望伸展到尼泊爾漢的生命線上。因為這是一個不存在退讓放手的場境，任由他逃逸而去，維持外在於社會的狀態，那是對制度多麼的羞辱？由此令持續的反抗變得無可避免，形成一個似是危險的境像。警員於是快速地決定剝奪尼泊爾漢以生存的狀態進入社會，這就是對反抗制度的人的懲罰。縱使事後的一兩天，警方的高層興高采烈地賦予他身份證和聆訊的權利，讓尼泊爾漢以死亡的狀態回到社會，靜默的被強行安置於制度之下，享受那公平公正的「承諾」。有前無後，打死罷就。其實不一定只屬於無險可守的抗爭者，也包括制度的捍衛者。 最後，還有我們熱烈抽水消費的市民趕緊走上慾望的尾班車，以爭取最後施行暴力的機會。在網上法西斯式的評論不絕於耳，尼泊爾漢的死亡在毫無猶豫之下被歸疚於其不和社會融合，對於制度反抗的結果。也有人積極進行角色扮演，以警員角度把案情重演，喋喋不休的討論射頭、射身，還是向天開槍，享受虛擬應對，沒有成本的快感。 一次由小解而引發的死亡，暴露出比《伊波拉病毒》更瘋狂暴力的城市壓迫。今天旁觀他人的痛苦已不能令人滿足，唯有人人殺得性起，享受玩弄別人生死的快感，才是正道。 |
| Posted: 31 Mar 2009 08:46 AM PDT (孙东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
谈精神病和上访户三则（3月23日出版《中国新闻周刊》）： 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
谈三鹿事件三则（2008年9月12日，以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卫生法学专家的身份，接受新浪网的访谈http://news.sina.com.cn/c/2008-09-12/165316282128.shtml）： 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从目前来看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疏漏，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查了解，然后确认以后立刻公告，责成企业，企业这次也很主动，他去召回，主动承担责任。所以从目前政府监控来讲，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疏漏。 我想大家关注很正常，我们社会需要有责任感的人，但是有时候媒体、网友关注的偏，偏在也走得极端，上来先想怎么索赔。我觉得首先应该先找原因。另外一个没有必要去给有关部门找麻烦，你现在麻烦找得越多，越去质疑什么的，可能越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鄢烈山：三鹿事件的发展与孙东东的"导向"完全不一样。公司已破产，多人接受审判；8名党政官员被处理，其中1人为副部级、7人为厅局级干部，涉及质检总局、农业部、卫生部、工商总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那么，孙东东这样利用自己的卫生部专家身份对公众发言，隐瞒事件的严重性，有意欺骗公众或至少是极不负责地信口开河的人，难道不也应该追究责任，惩前毖后吗？起码应当剥夺他这种部聘专家的公务身份，不让他再狐假虎威哄人吧？） （摘自鄢烈山《孙东东也该被问责》） |
| Posted: 31 Mar 2009 11:08 AM PDT 所有流传中国并且被追捧的节日里，我最喜欢的是愚人节。4月1日这一天，可以无所顾忌地捉弄人或者被人捉弄，如金圣叹临呜呼之前所说："快哉，快哉！" 不过，有一些不快哉的是，愚人节这天我能捉弄的人越来越多，能捉弄我的人却越来越少，高手的寂寞加上对于另一个孩子的思念和遐想漫上发际，发如雪啊！
愚人节的来历有很多种，最接近真相的在我看来是发生在1564年法国的历法改革。 1564年，法国首先采用新改革的纪年法格里历(即目前通用的公历)，以1月1日为一年之始。但一些因循守旧的人反对这种改革，依然按照旧历固执地在4月1日这一天送礼品，庆祝新年。主张改革的人对这些守旧者的做法大加嘲弄。聪明滑稽的人在4月1日就给他们送假礼品，邀请他们参加假招待会．并把上当受骗的保守分子称为"四月傻瓜"或"上钩的鱼"。从此人们在4月1日便互相愚弄，成为法国流行的风俗。18世纪初，愚人节习俗传到英国，接着又被英国的早期移民带到了美国。 从愚人节的来历看，愚人节来源于改革创新者对于顽固守旧者的善意嘲弄。法国是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充满暴力和轰轰烈烈，历史上曾经还有过这样的方式推进改革，这是法兰西民族可爱和可贵的地方。 另一种关于愚人节的说法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的考证："愚人节"的起源乃是出于印度佛教那句"到达彼岸"的话。英国百科全书里面记载着："愚人节"乃是公元十五世纪宗教革命之后始出现的一个说谎节日。那时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曾经建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只要不是天主教徒就被视为异端，在每年四月一日处以极刑，也就是死刑。臣民们感到非常恐怖，于是每天以说谎取笑为乐，来冲淡对统治者之恐惧与憎恨。其后，沿用日久，演变为今日之"愚人节"。 从这一个愚人节的来历看，更多了一种被压迫、被摧残民众的自我调节自我释放，如后来流行的黑色幽默，是一种苦涩的嘲弄和自嘲。 最沉重的关于愚人节来历的说法来源于基督教。根据基督教徒的说法："愚人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被迫到处奔走，后人以4月1日这一天来纪念他此种无辜地被人活活钉死，其实含有警惕之意义。
从上面三个愚人节的来历看，愚人节都跟落后、保守、残忍和血腥有关，是一种被扭曲、压制之后的善意反抗和无奈。可见，反抗和改变并不非要用强烈、极端的方式，用愚人节这种嘲弄和自嘲的方式，倒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呢。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 |
| Commentarii de Triduo Omni (29) Posted: 31 Mar 2009 03:31 AM PDT ●明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为了避免我说的话被人当成玩笑，我决定提前一天把这第29篇笔记写出来，嘿嘿。 截至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新语丝博客上现在已经有了61位博主。其中Amsel的网志是我访问最多的，并且常常参与讨论。（方舟子网志上的文章基本都可以在新语丝新到资料上看到，所以他的网志我看得反而比较少。）他最近发了一篇《妄人妄言》，揭露山西省汾西县地震局居然力捧一个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山西省地震局对其也持"认真对待和鼓励扶持"的态度，而《三晋都市报》则在3月28日山西原平4.2级地震之后，对此人作了专门的访谈，大肆吹捧，因为据说他早就预测到了这次地震云云。 Amsel是新语丝主要作者中不多的比较理性的作者之一（有的天天理性不离口的作者，自己反而没什么理性）。他曾经提出了一个"中国三大官办伪科学"的概念，即中医研究、地震预测和"人口控制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我还不太清楚被他视为伪科学的"人口控制论"是怎么界定的，不过最近他正在写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值得关注）。Amsel对地震预测的观点，甚至引起了中科院院士陈颙的注意，陈院士在最近发表于学术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了他的一篇评论（出处是新语丝新到资料，颇令人惊奇）。唯一可惜的是Amsel始终不肯透露真实姓名，给人的感觉，很类似于"海棠无香，鲥鱼多刺，《红楼梦》未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只"乌鸫"（Amsel是德语"乌鸫"的意思）肯定不是动物学研究人士，呵呵。 我觉得，像地震预测这种官办伪科学，发展到今天，很有点"学术之癌"的味道。癌症增殖的机理是有几个肿瘤干细胞，一方面自我复制，一方面不断分化出许多不能复制的肿瘤细胞。我觉得地震科研部门里面那些专搞地震预测的人就相当这种肿瘤干细胞，一方面他们靠带学生保持自己队伍的更新，一方面把"地震可以预测"的思想广泛传向民间，吸引了无数民科进行损人不利己的所谓"科研"活动，就像分化出了许多肿瘤细胞。所以，地震预测这场癌症，才始终不能治愈。一拨老民科在自我感觉的受压制、受迫害的绝望哀鸣中死去，马上又有一拨新民科起来，继续发出受压制、受迫害的绝望哀鸣，其根源全在于在科研部门里面有一支同样生生不息、哀鸣阵阵的"专家"队伍。 比这种"学术之癌"稍微强一点的，是"学术病理性增生"。一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学派，本来应该逐渐被学术界逐为非主流，然后被无声无息地淘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至今还霸占着某些主流地位。比如说，基于"线粒体夏娃"等理论的现代人单源起源说，已经是国际人类学界的共识，但是在中国仍然有一大批人坚信现代人多源起源说，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出"中国人的祖先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中国"的"爱国主义"结论。尽管其中有些人坚决否认自己的观点体现了什么"爱国主义"，但是追溯他们的师承谱系，最终你一定会发现，他们这一学派之所以顽固捍卫这一观点，政治观念的影响是绝不可忽略的，只不过代代传承下来，后面的人已经把这种被政治强奸过的学术当成不假思索的信条罢了。 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本身不受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具体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发展史却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社会学"能成为一门学问的原因。学术之癌和学术病理性增生，很多情况下是强权的产物，这强权未必一定来自于政治，也可能来自于科学界本身的权威。如果强权坚持的是学界的主流观点，那在某种程度上倒也可以容忍（有些情况下还是应该鼓励的），但如果强权坚持的是学界的非主流观点，这就制造出了最令人厌恶的学术之癌和学术病理性增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用对付强权的办法对付这些学术之癌和学术病理性增生，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我之所以反对某些人执意要用宽容的眼光对待地震预测之类的官办伪科学，原因就在于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什么其实是以学术问题面貌出现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很多情况下，强权也只能用强权去抗衡，去针锋相对。所以在存在学术之癌和学术病理性增生的领域，人们情不自禁要呼唤有良知、有学识、有能力的强权主流学者。我也希望，这样的强权主流学者，将来能更多些——而且，也许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自己也加入这些人的行列…… ●翟中和的《细胞生物学》是我觉得挺不错的一本教材。这本教材中说："在我国基础学科发展规划中，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生态学并列为生命科学的四大基础学科。"初读此话，不免觉得怅然若失，因为被誉为是生物学的起点和终点的分类学并不在其列。当然，我现在已经释然了，因为我在上上篇笔记中已经初步分析了分类学沦为冷门的原因。 其实，热门学科和冷门学科的分野往往会导致"马太效应"式的正反馈，也就是说，热门学科因为其热门，吸引了更多的人才（以及资金），于是创新也更快，这又进一步让其显得热门；而冷门学科因为其冷门，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以及资金），于是成果益少，让其进一步显得冷门。这样一来，分类学目前的冷门状态就不能让分类学本身负全责；换句话说，虽然分类学从理论上也应当受到较为冷门的对待，但目前的这种情况实在是太过分、太让人觉得委屈了。 中国独有的科研成果评价体制，又加剧了分类学的负面马太效应。《新知客》记者刘夏曾经向我打听过英国的一位生物学家Richard Fitter。我对这个人完全不熟悉，上维基一看，才大概了解了其生平。这位Fitter很显然是一位英国生物区系专家，对于英国的各种生物十分熟悉，并编写了众多供业余爱好者使用的野生生物识别手册。维基没有列出他发表过的论文目录，但我猜测，所发表的期刊应该影响因子都不高，甚至他的全部论文数目很可能还不如他编的手册多，因为英国的植物区系在19世纪就已经基本清楚了，20世纪以来的研究都需要复杂的实验方法和极大范围（有时候是世界性的）的资料整理，这些都会占用研究者的时间，让他们根本抽不出空来编什么识别手册（识别手册的编写也很耗时间，这个我深有体会）。 但是在2002年，89岁高龄的Fitter和他的儿子一起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全球变暖对植物开花时间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构思看上去并无特殊之处，学过一些生态学的朋友都可以试着猜测全球变暖会对植物花期有什么影响。但是凭着几十年的野生观测数据的积累，Fitter成了第一个能够用实实在在的数据验证这些猜测的人，你猜猜这篇文章发在哪儿了？——别惊讶，是《自然》杂志。积几十年的经验而能发一篇踏踏实实的《自然》文章，我想Fitter一定十分满足了。 英国的野生维管植物并不多，还不到2,000种，中国的很多省份都比它强。按说在中国也应该会有Fitter这样的本土植物权威，而且水平应该比Fitter更高（一个云南或者广西的本土植物权威如果能够认识全云南或全广西的植物，那绝对不得了），可惜的是，很少。造成这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科研评价体制逼迫研究者必须想方设法发文章，有时候不得不动歪心思，走旁门左道，于是那些更像是技术型而不是科研型的人才便失去了生存空间。认植物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技术活，善认植物的技术型人才其实在中国是非常紧缺的（我在前两年就多次被人要求帮助鉴定植物，只不过是因为我办了个"燕园草木志"网站而已），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一套培养这种技术型人才的机制。 这样就造成了三个不正常现象：1. 搞分类的学者往往缺乏对植物区系的全面认识，有的做专科专属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所研究的类群十分熟悉（甚至常常只是对标本十分熟悉），但出门之后却可能连一棵树都不认识。2. 在少数几家研究机构以外的其他研究机构里做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为了能生存，往往被迫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滥发垃圾类群。像Fitter那样的人，如果不幸生在了中国，要么因为没有研究成果被扫地出门或始终只有极低的待遇，要么只好违心地向原本纯洁的生物区系犯罪。如果沉迷于编识别手册，还要被别人视为"不务正业"。就算是辛辛苦苦发了一篇《自然》，还要被人追问："你几十年就只能发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吗？"3. 很多认植物很厉害的人常常都是业余爱好者，这正应了孔子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我个人觉得，这是对专业分类学者的极大羞辱。 我对分类学和分类学界做出批判，本意并不是在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却是希望能够从反面帮助这个学科的提升。我也希望自己能从正面帮助这个学科提升，那就是呼吁国家改变目前针对分类学研究者的科研评估方法，建立培养生物鉴定技术人才的机制，进而建立科研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良性互动的研究机制。然而这在现阶段只是理想罢了，你没有成果，没有名声，谁会听你的呢？ 不过，希望总还是有的…… ●这篇笔记已经写得很长了。最后来一则短的。这几年国外关于植物分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著，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印度古尔恰兰·辛格的那本《植物系统分类学：综合理论及方法》（去年出了中译本），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辛格本人的理论水平并不高。奥地利的托德·施丢西（Tod F. Stuessy）的Plant taxonomy: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comparative data在去年出了第二版，比起18年前的第一版肯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打算买一本，如果觉得必要的话，也考虑把它翻译出来。
2009.03.31 |
| Posted: 31 Mar 2009 10:10 AM PDT 本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中国这样矛盾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不该充大瓣蒜和愣头青的，但是，猪油蒙了心的历史使然，善财童子满世界跑的不亦乐乎，只是不知道这种自己屁股流鲜血，还给别人治痔疮的把戏能上演多久。虽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结局并非不可期待。 近日看了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前总书记到某地考察，为了显示亲民和政绩，做和善状问一老农，你们现在还缺什么。老农倔倔地回答："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只缺陈胜、吴广。" 老实说，以我现在的境界，陈胜、吴广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元代张养浩都明白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道理如果我们还不明白，那就绝对是一些纯种的煞笔和炮灰。所谓陈胜、吴广就是有了又如何呢，不过是一群暴徒暴君代替了另一群暴徒暴君，一个利益集团强暴了另一个利益集团。 我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应该是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只有这样的精神和哲学，我们这个暴力轮回的民族才能真正看到一些曙光。当然，中国现在的统治阶级在气度上，绝对比当年甘地遭遇的英国殖民者要差许多，恼羞成怒和穷凶极恶起来，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那会纵容这些肆无忌惮的利益集团。于是，非暴力不合作之外，中国民众还应该有另一种意识和运动，这就是，每一个个体和整个群体都要挺身而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想象和期待，当每个中国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个人权力的自由人的时候，也是彻底结束利益集团胡作非为的时候。中国人固然是一盘散沙，但是，在利益面前，中国人从来不是傻瓜而且还精得很呢。 最近，周小川大肆鼓吹世界货币的概念，说实话，虽然一些中国人以为自己在国际上又放了一个响屁，我却很不以为然。世界大同一直是中国的乌托邦，但是，真正的世界大同不是货币上的，而是价值观上的。一个拒绝普世价值却又大肆鼓吹世界货币的国家和民族在人类的文明上能走多远，怕是搬着脚指头来数，都不是特别难的问题！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 |
| Posted: 31 Mar 2009 09:03 AM PDT |
| Posted: 31 Mar 2009 08:49 AM PDT 如果换一个方式，就是平庸的生活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可以写了。因为这样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 |
| Posted: 01 Apr 2009 12:12 AM PDT  我心目中的春天就是这样的。桃红柳绿，鲜嫩，纤细，敏感，浪漫。心也如西湖的水一样微微荡漾。 值得书写一段传奇。两个人在这里相遇就会轻易爱上吧。不用和风细雨，无需借伞还伞。爱上了，就在一起吧。 我以为花都开好了。         【一切待续】 |
| Posted: 31 Mar 2009 06:16 AM PDT 5.12遇难学生名单总人数3581人 提供信息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xuesheng512@gmail.com
映秀镇渔子溪村遇难学生名单 共29人
姓名 性别民族 生辰 年龄家长姓名 联系方式 马德文 女 羌族 1996.12.26 12 马道福 1354838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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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31 Mar 2009 06:15 AM PDT 5.12遇难学生名单总人数3552人
提供信息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xuesheng512@gmail.com
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 初三. 1 班 共29人 新增22人,红色标注为重复统计
姓名 性别生辰 所在学校 所在班级 家长 电话 |
| Posted: 31 Mar 2009 07:36 AM PDT 作者：经典中华 | 评论(3) | 标签:朝鮮, 導彈, , 美日韓, 中國, 俄羅斯, 攔截 朝鮮宣布并向國際社會通告要發射所謂的衛星，據國外的情報機構所認為導彈射程有8000多公里，嚴重威脅美日韓等國家。 （据共同社报道，为防朝鲜正在以"人造卫星"的名义进行发射准备的远程弹道导弹坠落，日本航空自卫队29日开始将部署在静冈县滨松基地的"爱国者－3"(ＰＡＣ－3)地对空拦截导弹移至秋田和岩手两县。 载有ＰＡＣ－3发射器和相关装备的数十辆车当天上午到达静冈县清水港，下午用轮渡运往宫城县，并计划30日通过陆路抵达秋田和岩手两县。 航空自卫队将把接收雷达情报的装置等指挥系统安置在航空自卫队加茂分屯基地(秋田县男鹿市)，并在陆上自卫队新屋演习场(秋田市)和岩手山中演习场(岩手县龙泽村)分别部署2台搭载了导弹的发射器。 当地时间27日下午在美国国务院，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金成和朝鲜问题特使斯蒂芬博斯沃思先后会晤六方会谈日本代表团团长斋木昭隆、韩国代表团团长魏圣洛。 当晚，三方代表共进晚餐并举行闭门会谈。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六方会谈美、日、韩三方团长首次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社说，这显然旨在展示美日韩在朝鲜卫星发射问题上立场统一。并且美日韩三国准备出动7艘军舰为拦截朝鲜导弹做准备！！）這是目前美日韓三國對於朝鮮發射導彈最為積極的反應。 我們還是得看看現在國際社會關心的是金融危機，英國正在緊張的籌備之中的G20峰會，G20峰會討論將來各國需要實行怎樣的經濟方案，并將對於國際社會或將來的經濟走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朝鮮爲什麽在這個時候拋出這樣一個所謂的殺手锏呢，得從朝鮮目前所面對的形勢分析，從去年炒到現在的關於金正日的健康問題，再到金正日的接棒問題，再到春季的朝鮮位於溫帶是寒冷的季節，並且是糧食最為缺乏的時候，所以朝鮮需要靠國際援助，那么朝鮮要靠誰呢？靠誰解決這樣的局面呢？靠誰靠中國嗎？中國春季華北剛剛發生了乾旱對於糧食的安全生產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靠誰靠韓國嗎?韓國的李明博政府采取了強硬的對朝對抗政策，減少了對於朝鮮的援助。靠誰靠俄羅斯嗎？俄羅斯自己都處理不過來，梅德韋杰夫和普京正面臨著國內的一些列抗議和問題沒有解決，沒有更多精力去理這個，況且俄羅斯的糧食主要靠進口。靠誰靠美國嗎？金正日政權不去核就沒有什麽可談的！靠誰考日本嗎？日本反應是最為激烈的更不用說了！因此朝鮮國內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壓力和政治壓力，這一系列的動作看得出金正日想在國際社會上有所為，想轉移奧巴馬政府對於朝鮮的關注，關鍵是想鞏固金絲政權，想把自己的家族政權繼續得傳下去，并轉移國內民眾的注意力。 先來分析一下同一個民族的韓國吧！這次金融危機對於韓國的李明博政府來說是很嚴峻的挑戰，韓國政府差點破產，現在的重心自然就在國內的經濟問題上。而且國內的民族主義喧囂岑上，前一段時間對朝鮮的"海上行為"就是很明顯的表示。對外一直有排外的情緒 ，從對於中國東北三省的虎視眈眈來看，從韓國民眾對於在韓國的火炬傳遞來看，從韓國國內很少看到外國的汽車來看，從韓國國內對於竹島問題的強硬等等一些列事件說明積極的排外情緒對於韓國在國際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最為關鍵的是韓國的民族主義還沒有發展到戰爭情緒這樣危險的地步！！ 再看看日本海沿岸的日本也深陷,，經濟程負增長，麻生政府的支持創歷史新低，對於自民黨的執政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再者日本民族一直有很強的大陸情節，也想上陸看看大好風光，并以通過修改法案來做鋪墊，擴大自衛隊的權利範圍，從想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從伊拉克戰爭在印度洋為聯軍提供後勤幫助，從出動軍艦到索馬裡護航，這一些列的動作來看日本是蠢蠢欲動了，說明日本是想有所作為，一直想政治大國，所以攔截朝鮮導彈是個很好的機會和動作給國際社會看看日本的實力，并與此轉移國內民眾的注意力，但是聰明的日本國民還不到這樣的程度，去冒這個險，況且國內的軍國主義遠沒有二戰前的那種狀況。從目前來看麻生政府沒有強有力的號召力和強大的民意支持，不敢有更大的動作，也就說日本是狐假虎威，不會真正把朝鮮的導彈給攔截下來，就下想嚇嚇朝鮮不要在這樣的關鍵點上有什麽動作，干擾其經濟復蘇！！ 接著就是山姆大叔啦！奧巴馬從上臺前就說過他的重心不是朝鮮問題，而是他的"奧巴馬新政"要重振美國的經濟，使美國走出經濟泥潭，使美國走出戰爭泥潭，恢復美國民眾的信心，重振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威望和聲譽。記住，政客的社會基礎是在選民，選民和利益集團，而利益集團又左右著國會，國會有時左右著政府的政策。從外交看希拉裡的外訪首戰在亞洲，也關心朝鮮局勢，但亞洲外交的核心不是日本，不是韓國，而是中國，因為中國不僅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購買其國債，還有強大的地區影響力，影響著美國外交政策在亞洲的執行力和影響力。即使奧巴馬政府一上臺就向國會要求通過新的救市方案，關閉關塔那摩基地，增兵阿富汗，這是奧巴馬想與布什隔離，走自己的路！！并沒有從中看到奧巴馬對於朝鮮有什麽過度的關注，但不是不關注，而是放在了後面！！所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奧巴馬政府是想幹好國內的事，把經濟搞好，再來處理朝鮮。這也印證了溫總的話"把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這是好學的奧巴馬和奧巴馬政府。雖然美國人也派出了艦艇參加了攔截活動，但現在不想二戰前的經濟危機，不像冷戰的兩極對抗，更不想再開一個戰場，再打一場戰爭，把美國人民拋至腦後，再一次深陷越戰泥潭，伊戰泥潭。最為關鍵的是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行動和政策要看中俄的臉色行事！定會三思而後行！！ 對於要不要看俄羅斯的態度，是的要，俄羅斯作為遠東地區的一支力量不能不關注其態度，而且俄羅斯跟朝鮮政權一支保持友好關係，可以說超出歐美日韓的關係，處於中國之下吧！但是俄羅斯現在也面臨一些列赤手的問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石油美元的減少，對於梅普政府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國內出現了罕見的反對普京的聲音，並且對歐美的態度也變緩和，所以面臨這樣局勢莫斯科才跟中國簽訂了石油貸款協議，幫其石油公司度過難關！！在這樣的情況下莫斯科需要跟大國合作，莫斯科必須放下身子。所以在朝鮮導彈問題不會跟美日韓站在一條戰線上，但會勸朝鮮不要過於極端。最好是回到六方會談的談判桌上。 對於中國就不用分析了，這是中國最不想出現的情況，中國是最想維持朝鮮半島和緩的狀況和局勢。但中國是最為關鍵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也只有中國最有發言權和說服力，原因路人皆知，在此不說了！！所以中國會在五國間進行穿梭外交，要求各國都不要把事件搞大和激化。 個人認為朝鮮導彈危機還會沿著金正日所意想著的道路走，但是以現在各國對於事件的反應來看和國際社會的態度來看，目前在朝鮮半島是不會爆發戰爭的！ 因為戰爭是兩敗俱傷的事情！！！！ 發一陋文，請指教!xx!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3个评论 经典中华的最新更新： |
| Posted: 31 Mar 2009 07:36 AM PDT 二零零九年，是张国荣离世的第六个年头，也是距《东邪西毒》上映的第十五个年头，那部当年票房惨淡的影片，在多年以后，却挟裹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卷土重来。西毒不在了，据说向来墨镜示人的王家卫，也忍不住在发布会上泪洒当场。王家卫和张国荣，90年相遇，97年反目，在七年的合作中成就了彼此，却也从此分道扬镳。这其中的恩恩怨怨，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张国荣和王家卫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人，张国荣是不顾一切地渴望，而王家卫是绝望到底地拒绝。可他们骨子里却是一样的孤星入命，带着某种捉摸不透的迷离气质。西毒一角，恰是张国荣被王家卫借用身躯，以影片中的身份诉说王心中的迷失和找寻。 同样的主题，亦出现在《阿飞正传》和《春光乍泄》，所以张国荣到死也会被比喻成"无脚鸟"，而何宝荣对于他，更似一个陷阱。从此他便无法拒绝别人用何宝荣来揣测他的言行举止。王家卫太懂得张国荣了，张国荣一向要的是醉生梦死，但是醉生的其实要算西毒，梦死的应是旭仔，何宝荣则真正称得上醉生梦死。 王家卫捕捉到了张国荣身上的魂，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这两个人都太任性了。《春光乍泄》，无疑是张国荣最好的一部戏，更何况他是一直是在寂寞抑郁、水土不服、明争暗斗的那种状态下交足功课的，再加上跨越97演唱会在即，张心急如焚要回去彩排，确保舞台上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但王也是一个坚持自己的原则的人，必须要等到更好的灵感再继续。眼看合约的时间远远过了，却始终不见这部影片的尽头，张只有狠心离开了剧组。两人不欢而散，从此分道扬镳。 回首来看，他们合作的那七年，是张国荣佳作最多的几年，也是王家卫作品相对集中的几年。九七之后，港产片辉煌不再，张国荣与王家卫的拍片量都锐减，王家卫更是越拍越慢。最著名的要数足足拍了五年的《2046》，以张国荣的档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迁就的了。 王家卫和张国荣再度一个导一个演的重现大屏幕，就是十五年后的《东邪西毒终极版》了，而且不会有下一次了。对于王家卫来说，张国荣的离世也许意味着他表露某种东西的机会永远都没有了，有些艺人会给人一种生命力，有这种生命力在，导演就可以拍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来，而这个人不在，那一部分的生命就永远失去了。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张国荣，恐怕不仅仅像王家卫说的是给所有喜欢张国荣的观众和一份怀念，也是给他自己的一个纪念吧。 当你不能够再拥有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现在想来，《东邪西毒》里一句最著名的台词，竟一语成谶地成为了此番重映的最佳注脚。 撰稿：Sandra 编辑：圆子 延伸阅读：《张国荣，一路在王家卫电影里颠沛》 http://www.ladymetro.com/zhuanti/zgrylzwjwdyldp/index.html 『良品周刊·平媒精选』(http://m.metroer.com)文章由[现代传播]旗下媒体提供，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到《周末画报》、《新视线》、《生活》等诸多杂志的经典文章。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2个评论 良品杂志的最新更新： |
| Posted: 31 Mar 2009 08:42 AM PDT "开放的国家利益"的观点，显然是对日本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的清晰化表述。 外交工作关涉国家利益。进言之，其终极目标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并使其最大化，这是根本无需诠释的常识。但是，就日本的情况而言，由于历史原因，从战前到战后，不仅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前后两重天式的变化，连国 如此对"国家利益"的寒蝉效应，与从战前到战时的那种言必称"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氛围形成颇为戏剧性的反差。但在日本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反差恰恰意味着某种逻辑必然：正因为战前所谓的"国家利益"在法律内涵与外延上的恶性扩张，才导致国家主义绝对化，从而使全民族濒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所以，战后日本，从大方向上说，是反国家主义的，"与'公'或'国家'相比，人们更加优先对待'私'或'个人'，同时重视人权和自由"，在立法、教育等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譬如，今天的日本，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无法从法律上治"间谍罪"的国家，除了以窃取企业技术机密为目的的经济间谍外，对那些真正挑战国家利益的所谓"国家的敌人"，反而束手无策。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对国家主义反动到极致的代价——也是一个问题。 但这种矫枉过正的情况，正得到从舆论到立法全方位的有效调整。对日本六大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东京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中出现"国家利益"的关键词频度统计表明，冷战前后（分别取1987年与1992年），1992年涉及该关键词的报道次数比1987年增加了1.5倍，社论则增加了70%；进而，在1998年至2003年的五年间，报道总次数翻番，社论则膨胀2.2倍；以冷战终结的1989年为界，仅1989至1990年的一年间，相关报道的增长率便达65%，社论更达70%。国家利益论再度崛起的背后，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终结"、意识形态张力突然释放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痛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地缘矛盾；另一方面，坦率地说，也不无上述对曾几何时被认为"矫枉过正"的极端反国家主义立场进行调整、重新定位的考量，是一种国家战略的转型。而如此战略转型，从时间上刚好与被称为"普通国家化"的保守政治倾向的轨道修正相重合，可谓意味深长。 此番战略转型究竟现实与否，将把日本带向何方及如何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格局，一是有待日本自身对其战略内核逐层展开，进一步明晰化，二是受制于美、中等因素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前途尚难预测，但就方向性而言，日本既彻底反省、摒弃了战前那种以山县有朋（Aritomo Yamagata）的"外交政略论"为代表的基于所谓"主权线"（国境线）、"利益线"（势力圈）的扩张性战略思维，而重新定义"国家利益"的构成，形成了以"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民主诸国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为基础、建基于"国际协调"之上的"开放的国家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国家战略叙事，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理解。因为，在战后初期吉田茂提出的积极的国家利益论（"作为外交的基调，日本必须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但其利益必须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倘若日本采取与世界的繁荣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政策，那最终也将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2000年1月，由前首相小渊惠三在"21世纪日本构想"论坛上提出的避免"零和博弈"、谋求"有利于增加国际共同财富的途径，与他国共同分享利益的方式"的所谓"开放的国家利益"的观点，显然是对日本面向21世纪的国家战略的清晰化表述。19世纪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Gasset）尝言："通过保卫国家，我们真正要维护的是我们的明天，而不是昨天。"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渊此言，堪称真正的"未来志向"型国家战略表述，值得评价。 但是，应该指出，正如日本在文化上有所谓"建前"（原则立场）与"本音"（本来面貌）的矛盾一样，其国家战略的表述与实施之间，有时也不无乖离，这是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深感困惑的地方。譬如，其所谓"外交三原则"中，真正得到彻底贯彻的其实只有与民主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协调，而"以联合国为中心"和"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的原则则不无"空洞化"之嫌。其次，日美同盟与"外交三原则"之间，也不无矛盾。何以在国家战略叙事层面加以澄清、克服，使其在法理和逻辑上合理化，也是日本外交的课题之一。 学者出身的双料外交官，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以来自外交现场的切身体验和一手资料，阐述日本的外交哲学，揭秘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制及其与舆论、"民意"的互动过程，梳理其过往的轨道和未来走向，使本书具有超越通常学院派外交理论的实务色彩。尤其是译者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锐后学，多年来奔波于中日关系最前线，承担了诸多国家级学术会议从组织到同声翻译等工作，同时作为专栏作家活跃于中日两国的主流媒体，其"复合"的学术身份，不仅确保准确切入文本话题，而且以日本人的身份首次挑战日译中，其成果之斐然，令人想到外交仍然是一种精英的志业。 《日本走向何方》：（日）小原雅博 著，（日）加藤嘉一 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
| Posted: 31 Mar 2009 08:41 AM PDT 啤酒税、禁烟令、高昂的商业提成压缩了酒吧生存空间。 众所周知，英语的总词汇量每年新增加两万五千个左右，不过，人们却很少去注意那些可能消失的英语单词。如今，有一个常用的单词面临在几十年内消亡的危险，这个词语便是pub（酒吧）。英国啤酒与酒吧协会（British Beer and Pub Association）的一项数据显示，目前英国每周大约有39家酒吧因经营不善倒闭。若继续保持这个速率，到2037年，人们在24万平方公里的大不列颠王国将再也找不到一间酒吧，"public house"（pub的全称）也将和英语的众多历史词汇一样，被收编进百科大辞典和博物馆，不再与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危言耸听。在历来以尊重传统闻名的英国，酒吧文化怎会一夜之间消失？实际上，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至酒吧，来上一品脱健力士（Guinness），嘴里谈论着政治、天气、女人，几乎成了英国蓝领阶级百年不变的每日必修课。 18世纪的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将酒吧形容为"人类所造万物最美之所在"。从1830年降低酒精销售门槛的"啤酒法案"生效以来，酒吧便一直伴随着不列颠人的现代生活不断发展。随着风格各异的主题酒吧（Theme pub）和酿酒厂的连锁酒吧（Tied house）的不断壮大，英国的酒吧也就在商业发展的裹挟下遍及大街小巷。二次大战结束后，政府逐渐为酒吧的开放时间松绑，人们更是得以经常三五成群，从一个酒吧不断转移到另一个酒吧（英国人称为pub crawl），尽羽觞之意。 时至今日，英国人依然秉承其数世纪的酒吧文化传统。但是，软件再好，也架不住经济危机的硬性冲击。据统计，英国去年大约有2000间酒吧被迫关门，这造成了近十倍于此数的失业人口，另外，尚有七万五千个与酒吧相关的职位随时处于危险。就此，酒业协会已经求助于彼得•曼德尔森，但媒体似乎并不认为这位商务大臣能拿得出有效的救急手段。 其实早在六七年前，受到超市扩展的影响，英国酒吧行业的衰退便已经十分明显，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起了一系列的"酒吧拯救运动"，怎奈超市里的酒水价格越来越低，而经营酒吧所需的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因此收效甚微。 《金融时报》3月的一篇分析文章说，英国酒吧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对景气的低迷难辞其咎。此外，啤酒税、禁烟令、高昂的商业提成等等也是压缩酒吧生存空间的重要因素。 大体而论，英国的酒吧可分为三种所有制，一是持有许可证的私人所有者进行运营；第二是酒吧公司或者啤酒厂雇佣职业经理人进行经营；第三，也是占有市场最多的，是公司或酒厂将酒吧出租给私人运营，并定期从盈利中提取利息。 前两种所有制产权明晰，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也比较简单，而占整个酒吧业一半的第三种模式却最易造成所有方与经营方的一系列矛盾。受到房贷危机的影响，英国酒业的最大东家Enterprise Inns 和 Punch Taverns股价在伦敦证交所大幅下跌，二者几乎同时提高了对其所属地产的租金以及酒类的原始价格，以吸纳更多的现金流。由于其在英国酒类行业几乎占垄断的特殊地位，酒吧经营者进行价格博弈的空间就相对变小，利润也随之下降，再加上人们的消费能力的大幅减弱，使得酒吧基本上就是一桩亏本的买卖。 虽然从1999年到2009年的十年间，英国酒类公司的数量增加了50%，但家庭年酒类消费额却从1600余万下降至1300万左右，粥变少了，僧却多了。并且这样的消费还有一部分来自随处可见的超市和酒类商店。2007年英国实行室内的禁烟令以来，超市的酒精类饮料消费大幅增多，这使得去酒吧的实际人数开始减少。仅在实行禁烟令的第二年，英国最大连锁酒吧之一的Wetherspoons，盈利就立刻下降了16%。 一方面，这是由于人们无法容忍持续上涨的酒价，同时，也是因为禁烟令破坏了人们在酒吧里边吸烟边聊天的传统，不少经济状况较好的酒吧老主顾转甚至因此转而加入私人俱乐部。至于穷人，他们宁可在属于自己的陋室里叼着烟阅读狄更斯笔下肮脏的19世纪的酒吧，也不愿再踏进那个安静得让人乏味的现实的酒吧。 当然，正如前述，英国人最善于恪守传统。酒吧文化与其他众多的英式传统一样，会继续被相当一部分人继续遵守。此外，英国的小说、通俗文化、乃至众多BBC的肥皂剧都直接以酒吧为背景或者与之有密切的联系，pub要彻底变成一个历史词汇，现在看来还不大可能。虽然过去的荣光已不再，但偌大的不列颠，总不至于容不下一间安静的pub吧。 |
| Posted: 31 Mar 2009 08:38 AM PDT 2009年3月14日，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诞辰整104周年。为了纪念这 阿隆和法国知识分子 《纵横周刊》：3月14日是阿隆先生的诞辰纪念，我们就从阿隆开始今天的访谈吧。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您做过他的助理讲师；他组织创建的学术刊物《评论》 （《Commentaire》）， 您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创建者之一。 您眼中的阿隆是一个怎样的人？您认为他的思想中最可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马兰：我和阿隆结识在68五月风暴事件之后，大概在70年初。当时我非常不满意法国的政治状况和思想气氛，特别是高师当时受到很多不同思想的猛烈冲击，而这些思想根本不符合我的思考。 后来，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我做他的助理。我在他的讲演中发现了一种不同的政治研究方法。他偏爱用一种今天或许可以称之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分析方式来研究政治，一方面试图避免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又努力的将政治背景、人类生活的现实境况和政治行为纳入思考。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概括，我从阿隆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说阿隆让我最敬佩的东西，是他非常认真地对待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并不是一种虚无飘渺或者可有可无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触及到人类生活最重要的东西。理解政治是困难的，在政治中辨别方向更加困难。作一个公民、一个好公民是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做一个好的政治分析家更是一种真正的职业。所以，我从阿隆身上学到的，就是这种对政治的尊重。 除此之外，阿隆还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宽容的人。他有很强的能力理解和包容别人，包括那些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和他在法兰西学院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非常愉快，让人难忘，在那里总能遇到各种各样对当时法国文化思想境况感到忧虑或愤怒的思想家。我想我或许可以把那段时间的法兰西学院称为一个友谊和智慧的坐标中心。 《纵横周刊》：尽管阿隆的思想非常复杂，很难贴上一个清晰明确的标签，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说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请问您如何看待法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阿隆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法国是否属于少数？ 马兰：正如大家所知，要清楚地标定自由主义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常常说，法国是一个对自由主义总怀有敌意的国家。因为法国人往往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国家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就是天主教徒。总之一句话，他们不会是自由主义者。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从18、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通过法国思想家们的作品得以传播，通过法国当权者的辅助得以理论化。在法国作家、思想家和出版界一直存有非常强的自由主义传统。另外，除了一些特殊时期，比如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政体基本上一直都是自由主义政体。当然，我们可以针对（法国政体的）某些方面进行讨论，或者可以偏爱英国或美国式政体，但是我认为不能过度夸大法国政治中某些与自由主义有冲突的特征。 的确，在法国，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又或是天主教的某些派别，对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批判传统，但是无论如何，法国政治中最核心的、最占优势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思想。 《纵横周刊》：那么在所有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中，比如基佐，贡斯当，托克维尔等等，您最欣赏的是哪一位呢？为什么？ 马兰：我欣赏所有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有不同的天赋，不同的兴趣点。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毫无疑问我最感兴趣的是托克维尔。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托克维尔有一种特别敏锐和细腻的天赋去发现和理解问题。 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基佐或者贡斯当，他们都很有才华，有各自独特的办法去解决政治问题，或者说各自特有的方式将自由"制度化"，进而解决政治问题。托克维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于应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晰的想法，但是同时他保有一种谨慎的怀疑，他认为在价值博弈过程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确定的，或者是易碎的。我想，对比于其他自由主义者面对自己的方法或信念所表露的那种坚定不移，正是这种潜伏在托克维尔内心中的不安让我最感兴趣。 《纵横周刊》：半个世纪以来，萨特和阿隆不仅主宰着法国的知识界，更深刻地影响着法国社会。但是两者介入社会的方式却截然不同。阿隆自称要做"负责任的观察家"，而他的小同学则高喊 "知识分子要介入社会"。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是一个广泛被讨论的问题。请问您怎样理解"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您眼中, 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应该怎样介入社会? 马兰：我认为，知识分子，首要的身份是公民，就像其他人一样。所以首先他们应该弄懂什么是公民的美德和能力。其实知识分子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更多的能力和时间来理解和获得"公民技能"。对于我来说，知识分子的品性，就在于成为一个"知悉的公民"（citozen informé）。这一点萨特并没有做到，因为他似乎忽略了了真实的政治历史和社会。 知识分子，首先是个公民，一个拥有更多时间和能力来获取"公民技能"的公民。而所谓"公民技能"，并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而是去辨认和学习那些能够帮助公民们在公共领域中辨别方向和规范行为的美德，从而获得一种能引领至美好政治生活的公正判断。 我并没有区分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比如数学家或许会更加专注于追寻科学领域的真理。但是我想强调，人文领域或至少政治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会有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投放或传播到公众领域的倾向，这个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因为必须把"城邦"纳入考虑，必须认真地对待城邦的善。在介入社会之前，必须要弄懂这个社会是怎样运作的，必须要考虑清楚政治生活的真实境况，同时必须避免那种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是。 我相信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政治生活是艰辛的。很多时候，很多知识分子都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政治和社会。当然其他公民有时候也有这种态度，但知识分子往往特别突出。而这种态度我非常不赞同。 我不希望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并不确定"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但是我尽力成为一个"知悉的公民"。 国际关系 《纵横周刊》：您的老师, "上个世纪最清醒的人" 阿隆对战后世界局势做出的判断是"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太可能"（Paix impossible, guerre improbable)。现在的世界局势与阿隆所处年代的相比已经有着很多变化，但阿隆先生的判断似乎仍然有效。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与西方大部分国家在无论文化价值观还是政治法律建构方面都有重大差别的中国的崛起，是未来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潜在因素。请问您认为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世界意味着什么？做最坏的打算，亨廷顿预言的"文明间战争"是否可能？ 马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虑当下的世界局势以及它区别与之前历史的特点。 在冷战时期，由于冷战双方达成某种暂时的均势，世界局势曾经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紧接着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拥有一种帝国或近似帝国的支配性力量。但是以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的帝国时期同样结束了。今天，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已不再拥有帝国的支配性地位了。 于是世界陷入某种混乱：两大阵营对抗的均势原则不再适用，近似帝国的美国霸权也不再适用。国际舞台上，各种各样性质迥异的强国──比如中国，俄罗斯，欧盟，美国等等──用各自不同的原则分享着世界。而国际机构变得尤其脆弱，因为缺乏任何确定的因素允许它发展或作用。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处在一种深刻不确定的局势中。 这种局势让人非常担忧。对于欧洲来说，或许很多时候中东地区受到特别的关注。但是风险并不仅仅来自中东，它有可能来自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国家，比如非洲，北韩，或者中国。在很多地方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而很多地方战争正在进行中。 另外我想强调，我并不认为会有所谓的"文明间战争"。或许会有国家间战争，当然战争中的国家可能隶属于不同文明，但是我不认为会有所谓的"文明间战争"。的确，文明间常常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导致或助长彼此间的敌意，但是敌意并不会直接导致战争。比如说，欧洲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间存在着很强的紧张，但是我认为在两个间并不会发生战争。再或者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战争却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崛起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问题。的确，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参与定义当下世界的格局，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地位的博弈。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将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经济危机会极大的增强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受到危机的冲击较小；但同样似乎有理由设想相反的情况，中国的实力可能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因为原本由中国商品占据的市场会变得难以进入或维持。似乎没有人知道中国会变成什么样。甚至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也尚未弄清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或者它应该用新获得的实力作些什么。 我想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很多不同的设想都有可能。此时很难作出精确判断，我认为想要准确预言是近似荒谬的。 另外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国政体的本质或许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非常明显，中国共产党仍保有政治上的垄断性权力。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这个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否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欧洲经验反复证明，从长线上看，只有自由的政体才能保证好的统治。我强调"从长线上看"，因为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现在的经济危机，有人或许会争辩一种不自由的政体能更快地决策。但是从长线上看，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欧洲历史经验都一再验证，自由的政体才能保证好的治理。所以中国需要一个更加自由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是同时这种政治模式是否会阻碍中国的发展甚或威胁世界的安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我此时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纵横周刊》：从另一方面,在中国崛起过程中, 西方主流价值观可能起到些什么样的作用呢？阿隆先生在中国被阅读的最多的著作是《知识分子的鸦片》，其中阿隆曾经提到："法国知识分子喜欢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进行经济和外交两方面的争论"，另外，"法国并没有创造出那些已成为现代世界特点的政治制度（个人自由、议会）和经济制度。但是它形成并传播了欧洲左派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人人平等、公民自由、科学和自由验证、革命和进步、国家独立、历史乐观主义思想"。您认为,这些"代表性的意识形态" 是否仍然显性或潜在地，支配着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马兰：首先我想强调，"价值"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有点模糊。对于中国，（法国）有种复杂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对于中国政体有着强烈的保留意见和批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印象深刻。我想可以诚实地坦白，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如今的中国；尤其对于法国，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因素综合考虑。 或许可以拿俄罗斯做个比较。和俄罗斯的关系相对容易处理，因为我们能确定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政体中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对于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仍保有政治上的垄断权力，但是中国的政体，或者至少经济制度，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制度了。另一方面，俄罗斯仍属于欧洲，所以从原则上说它应该并且能够建立我们的（欧洲模式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中国，文明差异的问题总是存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中国人缺乏宗教经验，没有经历西方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那些民主自由价值对于欧洲人来说必不可少，可是我们（欧洲人）常常自问，这些价值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否必然是必不可少的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是不是处在一种独立的、自足的状态呢？ 我不想过多评论外交政策或者分析其中的细节，但是非常明显，这种不确定的双重态度根深蒂固。 《纵横周刊》：在法国民间,也同样有非常强烈的要求中国改革的声音。比如前段时间，"兽头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您怎样看待这些诉求呢？ 马兰：概括而言，我想法国人最关心的还是公民自由的问题。比如中国警察似乎有太宽泛的职权，轻而易举就能把人关入监牢。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作更多改革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否能并行不悖？我们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者常常怀疑。因为一旦拥有政治权力，人们往往用来为自己谋利，尤其是没有监督力量的时候。正如孟德斯鸠说过，"所有的权力都需要限制"。 经济危机和欧盟建构 《纵横周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危机.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被认为是欧洲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大家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是导致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本病根? 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 马兰：我认为这次经济危机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在于资本的全球化。因为实际上我们讨论的首先是一个金融危机，一个因全球资本脱离了与公民的所有联系而引起的危机，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因全球资本不再对公民负责而引发的危机。 金融全球化是在一个对任何国家都不负有任何责任的全球领域上完成的。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病因。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美国的资本家，比如比尔·盖茨。他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他有责任意识，不仅仅对美国公民，而且还对整个世界。他创建的基金会在帮助和救治世界各地的人们。但是金融界的管理者们不仅对自己对应的公民，对世界都同样缺乏责任意识。所以我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根本上是全球化的危机。 我们需要重新修复责任机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修复国家权威。当出现困境的时候，人们往往转向国家寻求帮助，这种依赖产生一种重建国家权威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短暂的。而从更长远的看，必须找到一种方式确定、明晰和加强金融市场对相应公民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机制只能通过重新修复国家权威才能保证。 但是同时这也正是问题的难点。关键在于，金融全球化不仅仅脱离了条约法规的控制，而且还脱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风险，它脱离了与政治的联系和与公民的联系。如果不重新建立某种基于国家权威之上的责任机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重建国家信贷，能够度过这次金融危机。 《纵横周刊》：面对金融危机,欧洲各个成员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 欧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统一的应对措施。您认为应对此次经济危机,欧盟应该以及能够起到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马兰：欧盟没有统一应对措施的原因很简单，欧盟不是统一的政治体。欧盟的作用，仅仅在于向各成员国提供一个谈判协商和合作协作的公共领域。它在政治意义上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存在体，也就不可能有应对经济危机的统一措施。欧洲主要的玩家不是欧盟，而是各个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我想不应该为欧盟设定某种她根本无法承担的责任：欧盟不是按这种设想建立的，它的存在也不是为了实现这种设想。 除此之外，如果考虑到欧元区的话，就有一个更加现实和严重的困难。欧元区有着共同的货币，可是却没有共同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或许欧元会崩溃，再或者欧元会逐渐成为某些国家无法承担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或许会给欧盟带来沉重和深远的打击。 《纵横周刊》：欧盟缺乏统一的经济政策,其中一个原因归结于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介于国家（松散）联盟和帝国的超国家共同体。您曾经论述过，欧盟的政治整合无法完成, 深层次的原因是单纯世俗意义上的：没有历史的民主（démocratie）不足以粘合欧洲。这是否意味着欧盟的政治整合必须引入一种新的"宗教"？有些观察者认为正是这种新的"宗教"的需求推进甚至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人权话语"。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马兰："欧洲"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当人们谈及"欧洲"的时候，其实他们谈论所指的"欧洲"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或想象。 比如说，有些欧洲人谈论的"欧洲"指的是一系列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限制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的欧洲是一个不同于中国，不同于美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一系列独特的道德、文明和政治内涵的欧洲。或者另一些人谈论的"欧洲"所指的是全球民主的代表，或者通过一些新的途径达成某种人道主义统一的代表。 我的观点是，认为欧洲是某种全球民主的"领路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全球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空想，其他国家似乎都没有参加的意愿，中国没有，俄罗斯没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似乎也没有。而某种人道主义的统一运动，我认为在欧洲已经达到了它可能的最大延展度。 欧洲今天的境况，我想必须坦白说，"欧洲"这个概念没有任何意义。"欧洲"这个概念本来就非常模糊，它最明确的内容似乎是人权，但是基于人权本身并不足以构建一个有效的政治体。更何况人权如果根据自身定义是普遍价值的话，就不能被认为是"欧洲"特有的内容或特征。换句话说，"欧洲"这个概念缺乏一种政治上有效的内容支撑。这种缺乏限定了欧盟的建制。 欧盟如果说有政治整合的话，只能建立在国家间公约或协约之上，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谓公共机构的政治整合并不存在，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的机构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政治整合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仍然是主权国家间的协商和协约。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欧洲的未来有欧洲国家间关系所决定，尤其是几大强国间关系决定。 我认为国家间的协商和合作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这种协商合作会不会导向一种更高的、同时政治上有效的欧洲价值呢？或许不会。但是认为欧洲已经存在的想法仅仅是一种虚幻的空想。"欧洲"最明晰的内容──人权──都不是政治有效的。真正存在和起作用的，还是主权国家。虽然相比以前似乎更脆弱，或者具有更少的合法性，但是只有国家才是实现更加紧密和多样化合作的驱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才可能使"欧洲"成为欧洲。 |
| Posted: 31 Mar 2009 08:36 AM PDT 缺乏体制的支持和政策的倾斜，再加之公众阅读欲望的极度缺失，文化只能让位。 [图/邓正健] 2月底的最后一天，照常的营业时间，阿卖书房的大门上贴出了一纸搬 在香港，最近的五年间，阿麦书房可谓跟文化艺术最贴近的独立代表。2004年春，阿麦书房于铜锣湾恩平道上一座不起眼的唐楼2楼静悄悄地开业。阿麦的名字来自于书店老板对于剧场演出的热爱。老板James（本名庄国栋）年轻的时候是个文化爱好者，读中学时就已参与剧场演出。出于对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名剧《三分钱歌剧》的喜爱，于是就挑选了剧中一个叫做Mackie的角色，以"Mackie Study"作店名，中文译作阿麦。 开业之后，阿麦书房打出了"新的阅读时代，新的上楼书店"的经营口号，并身体力行，致力于引进当时在香港甚少见的诗歌散文、哲学传记、人类学、音乐文学、性别研究等书籍，除此之外，阿麦书房更自资出版音乐CD及杂志，并与其它本地学术团体合办活动，例如曾与牛棚书院合办纪录爱书人的看法及声音的"身体说明书"之发声活动，又与另一楼上书店阿猫地摊合办校园原创音乐剧；此外还策划了"杂志/书籍编写制作班"，更于书房内举办以"本地独立出版"为主题的小型书展。很快，阿麦书房便成为香港爱书及爱音乐人的聚脚点，2006年更是一举进驻香港艺术中心，名气之响，乃至于内地及台湾文艺青年和爱书人每次来到香港，都将其当作香港行的朝圣必访之地，足以见之其在香港二楼书店的影响力之大。 但是再有独特个性和充满文化味道的书店，也不得不在文化地标和商业场所这两种身份之间寻求平衡、经受考验。惯常的规律是，资本压力的严酷考验之下，文化必然要让位，文化人也必然要妥协，何况这又是曾发生过小书店老板葬身书堆悲剧的香港。阿麦在现代浮华和闹市区高租金的双重挤迫之下悄然退场，这也许只是诚如曾做过书店店员的《字花》编辑邓正健所言那般，"也没什么，该完的时候便要完，一鸡死一鸡鸣，香港就是这样"。不错，香港就是这样，有勇气开小书店的，永远只是一些拥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个体的独立行为，缺乏体制的支持和政策的倾斜，再加之公众阅读欲望的极度缺失，只能曲高和寡，知音寥寥。香港的许多文化荒谬现象，又总是教人无奈与泄气，就连香港人自己都在说，这是过于喧嚣的孤独，喧嚣的是机器一样的物质世界，孤独的是废纸一样的人和书。 但是是否真的就该无奈地接受"该完的时候便要完"的宿命呢？也不尽然。小书店对于城市的意义所在，恰在于它的小而微温——特别是当书店的发展逐渐向大型连锁旗舰式模式聚拢，动不动就以"城"和"海"之类的"大"词汇相标榜时，小书店于城市的价值才更加凸显出来。城市繁华中心地带，六、七层高的书城巍然耸立，高峰节假日时进去永远是摩肩接踵，买书如同逛大型超市，让人呼吸急迫心存恐惧，无故平添了很多急躁之气。而小书店呢，店小人少，长桌短凳；免费派发的艺文杂志随意地摆放在一角，品性相近的书触手可及；或许在冬日的暖阳下，一只猫咪懒洋洋的躺在书架下打着哈欠；读书人悠然自得地摩挲着每一本书，不着急的买，也不着急的不买，只是想与书再多一份的亲近和喜乐。 小书店的主人更是小书店的魅力所在。连锁书城的背后是企业家的精明和强干，而小书店的主人只被读书人亲切地称为小老板，他将自己的志趣心性全部投入到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他可以是金耀基《剑桥一书贾》里的那个台维先生，"充满了人间温暖与尊严"。 1896年，这位喜欢嘴里含着雪茄，留着一撇小胡子，面带善意笑容的小书贾来到剑桥，在周围学院林立的市集上摆了一个小书摊，从此在日后的40年里，每周风雨无阻地往返于伦敦与剑桥的旧书铺，为剑桥传播书香，直到1936年去世。台维的书摊是剑桥文士驻足聚汇之点，日后名震一时的著名大学者们都曾经是这里的店中常客，它的书香和台维先生早以内化成为了剑桥历史与人情的一部分，"就像王家学院的礼拜堂一样，是与剑桥分不开的"。他也可以是海莲·汉芙《查令十字街84号》里的那个弗兰克·德尔先生。1949年10月，一位居住于美国纽约的穷困女作家，因为看不起装帧简单文字肤浅的美国书籍，于是只好转向伦敦一家寻常巷陌间的小旧书店邮购。这家名叫"马可斯与科恩"书店的老板正是德尔先生，他开始不断地给女作家寄去她所需要的书籍，书缘与情缘就此连绵了20年，直到1969年1月逝世为止。这位善良的美国女作家和克己复礼的英国绅士，他们从未相见。即便到了今天，"马可斯与科恩"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查令十字街84号这个门牌号却永远与英国文学、二手书、邮递、纽约、二十年、未曾谋面的友谊、古色古香的书架连接在了一起，并成为世界上所有爱书人的麦加圣地。 对于爱书人来说，我们总是在寻找"查令十字街84号"这样温情脉脉的小书店，也总是在感慨着与台维先生这样的小书店老板的淡淡书情友谊之不易。阿麦书房的告别让我们唏嘘缅怀，透过阿卖书房那扇已经关闭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不单单是在香港，在我们身边每一座日益兴旺的城市里，这样的小书店正在一个个的消失，再也寻不着踪迹了。 |
| Posted: 31 Mar 2009 07:18 AM PDT 下班，去游泳。 游泳池里没有其他人，而救生员，恰好正在池边长椅上看书且慵懒。 下水，水温正好，不冷，又不热。 窗外是黄昏，并未逢春雨的竹子在倒春寒的风里摇头。游泳池上面的天窗外，少有地有几朵云彩——透过凝雾的天窗，云彩有一种被渲染过的金色。或许还会有飞机带着冷凝云飞过，不过这一切马上就要归入黑暗。 在没有人的游泳池，你可以选择蛙泳甚至狗刨。当然，如果你想省些力气，也可以选择仰面漂浮。 漂浮，像尸体一样，耳朵浸入水中，周遭瞬间变得不真实。过滤器的气泡和其他一些莫名的声响，构成一种古怪的和声。如果这不是在小小的游泳池，而是在夜晚的江河湖海里，可能真的会听到水妖在低吟着诱惑吧。 你可能会偶尔挥动一下胳膊，水花、水泡破碎，传入你的耳朵和身体，就像往放着冰块的杯子里倒伏特加，清脆声响混杂着诱惑、以及或有的危险。 天花板上的天窗依然略带凝雾，但是却突然出现了自己在水中漂浮的倒影。然而这混杂着波光的倒影不真实得犹如这所有的感觉。 像尸体一样漂浮。 其实，只要你保证呼吸，深深地吸气，浅且缓地呼气。实际上，这时候你会开始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你知道，你可以一直这么漂浮，你也会开始知道，一旦开始倾听内心的平静，外化的一切都不要紧。
随机文章：弹琴说爱才是正经事吧 2008-12-02 一些人（转载） 2008-05-22 Free Tibet would not be free 2008-04-21 巴布亚新几内亚图片 2007-05-17 秘密 2005-12-25 收藏到：Del.icio.us |
| Posted: 31 Mar 2009 08:08 AM PDT 部族、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的冲突，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局往往倏忽骤变，可谓"没有不可能的事"。 就在1年前，各国官方、非官方的调查评估机构仍把马达加斯加评估为"政局稳定，有发展潜力"的非洲新兴国家，人们谈论的是大米种植合同和石油区块勘探等话题，尽管实际上，在首都塔那那利佛，总统拉瓦卢马纳纳（Marc Ravolamanana）和市长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间的对峙业已开始，但当时谁也不会相信，这种"小打小闹"有可能在有朝一日，让整个马达加斯加的政治面貌彻底颠覆。 即使到了今年1月底，年轻气盛的拉乔利纳自封"总统"，并在2月7日进军总统府，酿成40多人死亡的惊天血案，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个赤裸裸追逐权力的年轻人，居然可以在短短两个月内真的入主总统府。 可这一切真的发生了：3月18日，刚刚从"事实上辞职"的总统手里接过权力的海军副司令拉马罗松上校（Hyppolite Ramaroson），就在总参谋长恩德利亚里乔纳上校（André Ndriarijaona）的围堵下不得不把实际上仅具象征意义的权柄，如烫手山芋般赶紧扔出，志得意满的拉乔利纳迫不及待地对阿尔及利亚《论坛报》记者称"你可以叫我'总统'了"。 对于拉乔利纳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事"，拉瓦卢马纳纳的支持者显然愤愤不平，设在邻近的法属留尼汪岛、亲总统的SOBIKA网站上，流传着一首《兔八哥之歌》，暗指法国幕后操纵了事件，目的是消除中国和其它亚太国家的影响力，还有人举出某南非公司放弃在马达加斯加10亿美元投资项目的例子，称"马达加斯加和其它国家都输了，法国看上去赢了"。 然而事实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法国因素不能说没有，但马达加斯加内部问题才是主因。马达加斯加经济形势堪虞，新年以来通涨惊人，物价飙升，而失业率却因缺乏拳头产业和人口增长率过高而一直居高不下，曾在上台时许诺改善马达加斯加经济，重建年久失修的公共基础设施，实行土改的拉瓦卢马纳纳面对这一切不仅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所拥有的蒂科公司（TIKO.GROUP），以及他女儿所拥有的MBS传媒集团，均成为这些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扶植的大型项目的既得利益者。就在民怨积郁、反对派摩拳擦掌之际，总统却耗费6000万美元购置专机，这被认为是"向人民示威"，而引发更强烈的不满。 拉乔利纳原本是一名DJ，口才无碍，颇具动员力，发迹后经营数码印刷、网络广告，并成为多家通讯公司的大股东，和拉瓦卢马纳纳一家既是政敌，更是经济上的死对头，此次为期24个月的政治对峙，导火索正是拉乔利纳通过自己的私营电台、电视台播放前总统拉齐拉卡（Didier Ratsiraka）的谈话，总统以此为口实封闭了拉乔利纳的电台、电视台，而在对峙期间，两个舆论内行更是彼此较劲，政府可以封住反对派的口，而反对派则会利用外媒，制造诸如"政府把国家土地长期出租给韩国大宇种粮"之类耸人听闻的谣言，并通过各自的海外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让本已饱受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之苦的马达加斯加民众莫衷一是、情绪失控。 不仅如此，拉瓦卢马纳纳总统是马达加斯加第一位并非脱胎于法国殖民地精英教育的草根总统，其上任后推行的政策也带有一定"去法兰西"色彩，而拉乔利纳则是传统的"法兰西系精英"，彼此间隔阂很深；总统自称"超级农民"，极力推行土改和中央集权，这对大多是大地主和一方诸侯的"法兰西系精英"而言难以接受，而后者在军界、政界根深蒂固。政变最关键时刻，军方选择了拉乔利纳，而总统竟不得不自掏腰包雇人自保，胜负悬念至此已经全无。 可以说，部族、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的冲突，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局往往倏忽骤变，可谓"没有不可能的事"。尽管国际社会还不肯承认拉乔利纳政权，尽管即使按照马达加斯加宪法，34岁的他也无权上台（总统须满40岁），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在非洲，没有不可能的事。 真正考验他的将是经济。拉乔利纳已宣称"不向外国出卖大米和石油"，并宣布将臭名昭著的总统专机拍卖，以建设一间医院，但马达加斯加人均GDP不足300美元，即使在非洲也属落后，拉瓦卢马纳纳总统的执政虽颇富争议，毕竟一度为这个岛国带来6-8%的年增长，如果拉乔利纳不能迅速带领国家走出因动乱造成的经济混乱，前途恐不容乐观。 由于对政局不稳感到担忧，自2007年起纷纷涌入的外资又纷纷出逃，拉乔利纳即将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毛里求斯快报》称，他已向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求援，但素来对非洲国家出手慷慨的卡扎菲，是否会为一个相隔遥远、且70%人口为基督教、穆斯林仅占人口数8%的东南非洲岛国大撒金元，实在是个未知数，而一旦经济搞不好，建立在反拉瓦卢马纳纳基础上的政治同盟便岌岌可危，原本有利于拉乔利纳的民意也可能转向，毕竟在非洲，没有不可能的事。 |
家利益本身的政治正确性也备受质疑，乃至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国家利益"成为禁忌：芦田（均）、鸠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连续四任首相，在施政演说中一次都未使用"国家利益"的措辞；直到佐藤荣作内阁为止，战后20年间，作为"主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会演讲时，也几乎没有使用或提出过"国家利益"的概念（只有吉田茂内阁后期有过若干语焉不详的谈话）。
位"上个世纪最清醒的人"，《纵横周刊》欧盟研究员叶天乐专访了阿隆的学生兼好友皮埃尔·马兰（Pierre Manent）。马兰教授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就阿隆的哲学影响、中国崛起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重大议题，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受访者立场不代表本刊立场。 
迁启示："阿麦书房（恩平道）即日起暂停营业"。打开阿麦书房的官方网站，是一段没有过多感情修饰的告别词："在经营成本高企利润微薄的实际环境下，要维持一家位处于铜锣湾的实体书店实在是太奢侈了。因此，我们决定不再续租恩平道这个单位。"|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牛博山寨" via Zola in Google Reader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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