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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Feb 2009 12:20 PM PST 如果我说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牛逼的3个科学家，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这3人出现之前，所有的科学都是描述性质的。除了抽象的数学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定理可言，没什么公式需要掌握。那时候的理科生跟文科生没什么区别，考的都是背功。那时所谓的"博物学"，其实就是用准确的语言描述大自然的方方面面而已。肯定有个把人想过其中的道理，但都不成气候。为什么？因为人们都相信世间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歌中唱到：上帝的心思你丫别猜，猜了也白猜。 17世纪英国出了个牛顿，被苹果砸了一记，想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运动三定律。现在看来，这几条定理都很直观，牛顿凭什么就牛逼了？原来，自从有了牛顿，星星月亮的位置就可以被推算出来了。别小看这个进步。人类发明那么多科学定理是干什么吃的？就是为了预测未来用的。 那时候的人心肠都特好，觉得上帝他老人家要管那么多事情，肯定忙不过来。于是有人猜测，上帝并没有事无巨细地管理地球上的每一件事，而是为世间万物规定了一系列规则，也就是理科生所说的"定律"。然后，上帝就可以撒手不管，喝茶赏月去了。信徒们为了更好地亲近上帝，就一定得想办法了解这些定律都是怎么回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普适定律，从此之后，欧洲掀起了一股"猜上帝心思"的运动，一大批物理和化学的定律被发现了。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上帝确实如我们所料，并没有事无巨细地瞎鸡巴操心。 所以你看，牛顿晚年信上帝，一点也不奇怪。牛顿的定律和上帝的存在这两件事是可以共存的。 前面说过，牛顿的发现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的经验，他只不过总结得特好而已。爱因斯坦就不同了。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发现了远远超出人类日常经验的科学定律。从此科学就必须摆脱日常经验的束缚，向终极理性的目标迈进。科学家被称为"外星人"的时代从此开始了。 最后说说达尔文。达尔文生活的时代是欧洲博物学的鼎盛时期，但前面说了，博物学只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航海技术的进步让欧洲人看到了光怪陆离的"新世界"，对物种的丰富多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他们对上帝的担心又开始了。你想，上帝他老人家要挨个创造出这许多神奇的物种，得费多少神啊？哪有时间喝茶赏月呢？ 达尔文之前的博物学家，诸如布丰、拉马克、居维叶，甚至包括达尔文的爷爷在内，都试图模仿牛顿，为物种的丰富多彩提出合理的解释，找出规律，减轻上帝的工作量。其中走的最远的是拉马克，他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化理论，比达尔文早了半个世纪。 拉马克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求生物必须有一种"内在趋势"，用直白的话说，就是要求生物们都在内心里积极要求进步。而正是这种上进心，促使生物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完美。 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拉马克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达尔文的理论不需要生物具有这种神秘的、上帝赐予的"内在趋势"，只要满足他提出的三个直观条件，生物就会自然而然地逐渐变异，并最终形成世间万物。也就是说，世间万物来自共同的祖先，上帝的工作量被缩小到了极限。 这是生物界第一个普适的理论。从此，博物学就被生物学所取代，对生命的研究开始了探索理论的时代。 达尔文第一次用唯物主义的思路去理解物种的起源，这可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你想，牛顿和爱因斯坦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研究的是无机世界，也就是"死物"，达尔文研究的可是"活物"，差别大了。把一块石头切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到的只是分子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再把一个苍蝇放在显微镜下试试？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活物"千变万化，其复杂程度岂是"死物"能够相比的？所以人们一直相信活物遵循某种人类无法理解的神秘规律，直到达尔文开始，这种迷信才被打破。 借用上一篇博客里的说法，当郭敬明的小说刚被发现是抄袭的时候，粉丝们不予理会。但总有一个临界点，使得粉丝们开始怀疑整本书都是抄的。达尔文虽然没有证明郭敬明真的是抄袭的，但他是那个提供了第一个临界点的人。 因为妻子的缘故，达尔文一直不愿公开说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达尔文起码是一个怀疑论者。因为他发现，不但牛顿证明了"死物"的来去不需要上帝参与，甚至连"活物"也可以摆脱上帝的影响了。所以，宗教徒们岂能善罢甘休？ 不幸的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定律可以被无数事实直观地加以证明，达尔文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所以，宗教徒们欺软怕硬，只能拿达尔文开刀。这就是达尔文之所以存在"争议"的根本原因。 写了那么多枯燥的话，听一首热闹的歌提提神吧。每日一歌：Manu Chao-《Bienvenido to Tijuana》（欢迎来到缇花纳，一个墨西哥城市）： | |
| Posted: 19 Feb 2009 09:52 PM PST 小心"肥皂泡" 为什么？引吭高歌时金融风暴还未有动静，到了现在，却已是狂风暴雨后的寒彻骨。葛涵思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完成他掌门的私人股本公司泰丰（Terra Firma）史上最大的一笔大买卖——百代。这场风暴几乎吹翻了花旗银行的小红伞，泰丰吞进百代靠的正是花旗。而这是风暴之前投资商们热衷的杠杆方式——来自花旗的40亿美元贷款让葛涵思梦想成真。不过，吃是吃下去了，却得了消化不良。 债主花旗在今年11月须借美国政府的200亿美元救援才得以暂时解困，很明显地，它做错了一宗买卖，为泰丰提供的贷款暂时看来有点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意味。葛涵思算盘落空，肥皂泡破个此起彼伏，花旗与泰丰的百代债券至今无法出手，或可自我安慰说是不想在跳楼价时期出手。 缩减的成本与增长的债务 截至2009年3月份的财年，百代的亏损预计将膨胀至7.57亿英镑，虽然葛涵思成功地削减了成本，但它所背的债务却意味着高昂的利息，几乎抵消在明星们载道怨声中省下的钱。期限一天紧似一天，若无法将盈利提升，就只有宣布贷款信用违约了。 依据它与花旗的合同，泰丰必须保证百代的债务对比盈利不得超出某一个倍数，一旦超过这一界限，就意味着触动违约条款。这份贷款合同涉及一个敏感词汇：低门槛(Covenant-Lite)贷款。这个繁荣期的流行词意味着一份契约合同无须严格的附加条款，只要付得起利息，本金贷款不须近期支付或可分期付款。若盈利上升或泰丰能通过注入股本缓解压力，花旗则可放宽还款期限至2015年。有保险公司担保大家借起钱来挺"放心"的好日子已不再，不过，泰丰已"愤怒"地辟谣，表示不会违约。这是否只是唱衰它的谣言未可知，但事实是泰丰已从其私人股本荷包中掏了1480万美元注资百代缓解盈利上的压力。 大刀阔斧的屠"牛"手 百代已宣布将把在北美的分销网络外包或出售，希望可换得一张两三千万美元的支票来救救急，不过它的竞争对手索尼、环球及华纳却不会太动心。因为百代只想卖CD销售网络，却想保留数码音乐的分销业务，只想出售其CD仓库及运输业务，却想保留在音乐的销售及营销上的权利，这岂不是过分"精明"地想把管管仓库，打打包装，送送货的东西拿来换钱。对手们可不是傻瓜，如果百代不堪债务重压倒台，它们当然是看准了好的再挑着买。 当然，百代若真想做好授权生意，摆脱CD为生的模式，一个可能做法是买断明星，出天价将一位歌星的全部歌曲、巡演及其它授权如广播、手机铃声、游戏等全签下来，但这样人气尤为重要。若人都气跑了，就只能卖点过气老歌做点不成器的授权生意了。 老葛之踵 老葛的"阿喀琉斯之踵"是：没钱。现在，花旗对于泰丰所欠债务到底是何态度？葛涵思在花旗人脉不错，或可获得缓喘机会。自己也急于摆脱债务的花旗会否将百代债券出手？能找到买家么？何时出手？ 葛涵思或可在花旗飘摇的红伞下撑上一段日子，但卡拉OK可要免了，越唱越伤心。芭比美人Katy Perry唱起Hot &Cold，瘦猴Coldplay一个劲Viva La Vida，也算是明星出走潮中聊慰老葛的"两头奶牛"，但葛涵思未来恐要呼吁"勿以冰炭置我肠"了，跟人借钱还债不好受，借到钱热一阵，借不到冷一阵，"OK"从何而来？ 『周末画报』 撰文 布浩 『良品周刊·平媒精选』文章由现代传播 旗下媒体提供，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到《周末画报》、《新视线》、《生活》等诸多杂志的经典文章，支持RSS订阅 与Email订阅 ，亦可通过Google Reader 、鲜果 、抓虾 等在线阅读器获取。 Tags - 百代 , 唱片公司 , 收购 , 泰丰 | |
| Posted: 19 Feb 2009 12:20 PM PST 如果我说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牛逼的3个科学家，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这3人出现之前，所有的科学都是描述性质的。除了抽象的数学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定理可言，没什么公式需要掌握。那时候的理科生跟文科生没什么区别，考的都是背功。那时所谓的"博物学"，其实就是用准确的语言描述大自然的方方面面而已。肯定有个把人想过其中的道理，但都不成气候。为什么？因为人们都相信世间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歌中唱到：上帝的心思你丫别猜，猜了也白猜。 17世纪英国出了个牛顿，被苹果砸了一记，想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运动三定律。现在看来，这几条定理都很直观，牛顿凭什么就牛逼了？原来，自从有了牛顿，星星月亮的位置就可以被推算出来了。别小看这个进步。人类发明那么多科学定理是干什么吃的？就是为了预测未来用的。 那时候的人心肠都特好，觉得上帝他老人家要管那么多事情，肯定忙不过来。于是有人猜测，上帝并没有事无巨细地管理地球上的每一件事，而是为世间万物规定了一系列规则，也就是理科生所说的"定律"。然后，上帝就可以撒手不管，喝茶赏月去了。信徒们为了更好地亲近上帝，就一定得想办法了解这些定律都是怎么回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普适定律，从此之后，欧洲掀起了一股"猜上帝心思"的运动，一大批物理和化学的定律被发现了。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上帝确实如我们所料，并没有事无巨细地瞎鸡巴操心。 所以你看，牛顿晚年信上帝，一点也不奇怪。牛顿的定律和上帝的存在这两件事是可以共存的。 前面说过，牛顿的发现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的经验，他只不过总结得特好而已。爱因斯坦就不同了。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发现了远远超出人类日常经验的科学定律。从此科学就必须摆脱日常经验的束缚，向终极理性的目标迈进。科学家被称为"外星人"的时代从此开始了。 最后说说达尔文。达尔文生活的时代是欧洲博物学的鼎盛时期，但前面说了，博物学只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航海技术的进步让欧洲人看到了光怪陆离的"新世界"，对物种的丰富多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他们对上帝的担心又开始了。你想，上帝他老人家要挨个创造出这许多神奇的物种，得费多少神啊？哪有时间喝茶赏月呢？ 达尔文之前的博物学家，诸如布丰、拉马克、居维叶，甚至包括达尔文的爷爷在内，都试图模仿牛顿，为物种的丰富多彩提出合理的解释，找出规律，减轻上帝的工作量。其中走的最远的是拉马克，他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化理论，比达尔文早了半个世纪。 拉马克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求生物必须有一种"内在趋势"，用直白的话说，就是要求生物们都在内心里积极要求进步。而正是这种上进心，促使生物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完美。 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拉马克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达尔文的理论不需要生物具有这种神秘的、上帝赐予的"内在趋势"，只要满足他提出的三个直观条件，生物就会自然而然地逐渐变异，并最终形成世间万物。也就是说，世间万物来自共同的祖先，上帝的工作量被缩小到了极限。 这是生物界第一个普适的理论。从此，博物学就被生物学所取代，对生命的研究开始了探索理论的时代。 达尔文第一次用唯物主义的思路去理解物种的起源，这可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你想，牛顿和爱因斯坦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研究的是无机世界，也就是"死物"，达尔文研究的可是"活物"，差别大了。把一块石头切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到的只是分子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再把一个苍蝇放在显微镜下试试？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活物"千变万化，其复杂程度岂是"死物"能够相比的？所以人们一直相信活物遵循某种人类无法理解的神秘规律，直到达尔文开始，这种迷信才被打破。 借用上一篇博客里的说法，当郭敬明的小说刚被发现是抄袭的时候，粉丝们不予理会。但总有一个临界点，使得粉丝们开始怀疑整本书都是抄的。达尔文虽然没有证明郭敬明真的是抄袭的，但他是那个提供了第一个临界点的人。 因为妻子的缘故，达尔文一直不愿公开说明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达尔文起码是一个怀疑论者。因为他发现，不但牛顿证明了"死物"的来去不需要上帝参与，甚至连"活物"也可以摆脱上帝的影响了。所以，宗教徒们岂能善罢甘休？ 不幸的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定律可以被无数事实直观地加以证明，达尔文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所以，宗教徒们欺软怕硬，只能拿达尔文开刀。这就是达尔文之所以存在"争议"的根本原因。 写了那么多枯燥的话，听一首热闹的歌提提神吧。每日一歌：Manu Chao-《Bienvenido to Tijuana》（欢迎来到缇花纳，一个墨西哥城市）： | |
| Posted: 19 Feb 2009 11:08 AM PST 看了一个电影The Rocker，挺好玩，就像阳光小美女一样，只不过这个主角不是一个小美女，而是一个长得肥硕不堪的中年男人费什。在20年前，他是一支叫"维苏威"乐队的鼓手，当这支乐队走红的一刻，唱片公司要把他踢出乐队，乐队的其他成员用最残酷的方式抛弃了他。这个电影在开头交待了一个事实：为了利益就不会有朋友。 20年后，一副郁郁不得志的费什无意中被他的外甥拉进了一支叫做ADD的乐队作鼓手，他教会了这三个孩子关于摇滚的一切——激情、疯狂乃至如何泡妞。 ADD在一次排练中，将排练现场通过youtube直播出去，于是成了人们巷议话题，为什么呢？因为费什在排练的时候一丝不挂。有家唱片公司相中了这支乐队，立刻签约。而这家唱片公司恰恰是当年踢出费什的公司。同样，唱片公司还是看不上费什，大概原因就是这个家伙长得不像摇滚乐手，倒更像个横眉冷对的屠夫。冤家总是路窄，随着他们越来越走红，终于有一天，经纪人安排他们为"维苏威"乐队暖场。一场冲突在后台过道发生了。但是费什并没有被"维苏威"成员的恶语激怒，反倒很礼貌地对他们说："好好唱！" 这个电影其实也没什么新意，摇滚乐中该有的东西全都包括进去了，就像你看一支摇滚乐队的访谈一样，包括：利益、金钱、名声、虚荣、理想、性、放荡、狡诈、阴谋、代沟……但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安排好了，也挺有意思。该片主题积极向上，属于美国的主旋律电影，会放在电视上黄金时段播放的那种，也是美国广电总局喜欢的那一类题材。主演Rainn Wilson是一个喜剧演员，好像还是个脱口秀主持人。他长得跟另一个美国喜剧明星Jack Black有点神似，他们还都演过摇滚题材的电影，而且导演在片中刻意设计了很多搞笑桥段来突出Wilson的喜剧色彩。 今年春晚，中央电视台大言不惭地说所有歌手都真唱，好像在恩赐观众一样。据说当时歌手在彩排的时候由于长期假唱，竟没有一个人能全部记住歌词的，真不知道这帮人还知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不过这倒很符合贵国一贯擅长的弄虚作假的风格，体现到文艺上就是假唱。 "维苏威"的现场表演真的很牛逼，你见过世界顶级摇滚乐队的现场表演么？就是那样。所以我推荐贵国的歌手都看看这部电影，看完后是不是感到脖子后面发凉：假唱是要遭报应的。 | |
| Posted: 19 Feb 2009 09:58 AM PST 林林种种的事，怎么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呢？ | |
| Posted: 19 Feb 2009 08:48 AM PST 一、用综合化管理应对综合化危机 | |
| Posted: 19 Feb 2009 10:50 AM PST Shea 编译 土星有时候实在是太漂亮了，就算是哈勃空间望远镜也要为它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2009年2月24日土星会有四颗卫星发生凌星现象，"美国空间望远镜研究所的基思·诺尔（Keith Noll）说，"届时土卫六、土卫一、土卫四和土卫二会从土星的前方经过，而我们也会同时看到这4颗卫星所投下的影子扫过土星云顶的景象。"（名词解释："凌"在天文学上指的是观测者从某个角度看到某个天体从另一个天体表面前方穿过的事件。）
[图片说明]："四星凌土"的演示动画。由克里斯托弗·郭（Christopher Go）使用Winjupos程序制作。 并不是只有哈勃空间望远镜才能看到这一壮观的画面，天文爱好者也可以。从这些土星卫星凌土星的时间来看，太平样沿岸的北美、阿拉斯加、夏威夷、澳大利亚以及东亚地区都是理想的观测地点。 "我早晨1点起床，想拍摄土卫六穿越土星圆面的照片，"郭说，"但当时是阴天，不过我还是很幸运地从云的缝隙中看到了土卫六凌土星结束的过程。由于可以显现出非常好的三维立体效果，因此土卫六从土星圆面一跃而出的画面也十分惊艳。"
[图片说明]：2009年2月8日发生的土卫六凌土星。版权：克里斯托弗·郭（Christopher Go），菲律宾宿务港市。点击上图可获得分离的图像。 土卫凌土星现象是比较罕见的。"只有当土星卫星的轨道侧向对着地球的时候才会发生土卫凌星，而这一现象每隔14或者15年才会发生一次，"诺尔说。1995-96年，也就是最近一次发生这一现象的时候，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了"两星凌土"（土卫六、土卫三）和"三星凌土"（土卫一、土卫二、土卫四）的照片。而2月24日则将是第一次能看到"四星凌土"的机会。 这次"四星凌土"事件开始的时间是2009年2月24日10时54分（世界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009年2月24日18时54分，此时土卫六的圆形阴影就会投射到土星云层的顶端，而大约40分钟后土卫六就会出现在土星的圆面之上。 "土卫六非常大，用小望远镜就能看到它，并不需要特殊的照相机，"郭说。 一个接一个地，个头小一些的土卫一、土卫四和土卫二会紧跟土卫六的步伐。在世界时2月24日14时24分（北京时间2月24日22时24分），所有四颗卫星及其投下的阴影就会同时出现在土星的圆面上（见动画）。 "如果想要拍摄这些较小的卫星的话，就需要一架中等口径的望远镜以及一台好的CCD照相机，"郭提醒说。
[图片说明]：1995年"哈勃"拍摄的土卫六和土卫三凌土星。版权：E. Karkoschka (University of Arizona)和G. Bacon (STScI)。 "哈勃"的这些观测是"哈勃"传承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为广大公众奉献能反映宇宙之壮美的照片。"传承计划只占用'哈勃'总观测时间的0.5%，"该计划的领导之一诺尔说，"因此我们必须精心挑选观测目标。"他认为"四星凌土"的照片将会高居"哈勃"所拍摄的最佳行星照片之列。 当然，这些照片也有它自身的科学价值。 "土卫六凌土星特别引人注目，"诺尔说，"科学家计划把土星做为背景光源以此来探测土卫六大气的尺度和透明度。"同时"哈勃"也会拍摄土星光环几乎侧向对着地球的罕见画面。这非常有利于发现土星光环的扭结、新的土星卫星，并且还可以提供有关土星光环粒子反射率的新信息。 可见，深奥的科学也可以是美丽的！ 尽情期待NASA随后送上的精彩照片！ [Science@NASA 2009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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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Feb 2009 10:25 AM PST 深圳市委书记两会上谈深圳户籍制度改革
广东两会中，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说："有的16岁来深圳创业，把青春和才华都献给了深圳，还不是深圳人，不能这么做。"他说，深圳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常住人口870多万，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200万，深圳是可以利用户籍的平台大做文章的，通过户籍改革制度来吸引人才。
刘书记在被记者问到是否可以购房入户时说："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反对购房入户的"，他说，深圳的土地有限，容不下那么多人，"购房入户就是不管有没有本事，只要有钱，就能成为深圳市民，这只会增加深圳的社会管理成本。"书记还强调说，入户不是降低门槛的问题，凡是有用的，就是应该入户，"确实也有一些素质不行的，也要控制。"
刘书记表示："市委市政府的精神很明确，只要是人才，对深圳有用，完全可以落户，落户了人们就有归属感和荣誉感，否则老是认为这个城市和他没关系，不是他的。"
会上刘书记交代代表们认真处理这件事，要做好调查研究，写出报告交给他。
我认为刘书记认识到了户籍问题，并且也严重关注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事，这是好事。而且，作为一名深圳的地方首长，心系深圳，值得肯定。
然而，如果跳到深圳以外，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来看，书记的话不是有问题，而是大大的有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刘书记造成的，而是折射了我们国家户籍制度根深蒂固的弊端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
此文虽然是我对刘书记的讲话有感而发，但并不是完全是就事论事。我是天马行空的。
一个国家的户籍制度不应该是以一个城市、某个区域为单位，即便象美国这样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国家，各种的各种法律各异甚至互相抵触，但全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户籍制度牵扯到宪法赋予民众的最基本的自由权。中国的《宪法》也有这个规定。
我认为，刘书记在两会中谈到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充其量是深圳的一个政策，如果和中国的整个户籍制度改革联系起来，那么我只能遗憾的说，这种户籍制度改革不如不改，深圳是在加重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户籍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把人钉死的户籍制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大多和中国同发达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户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城乡二元制，二是把人钉死在一个地方的户籍制度。
城乡二元制不用多说，什么叫把人钉死的户籍制度？那就是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你的户口决定了你无法自由迁徙。农村的户口无法迁到城市，深圳的户口同样很难迁到上海。在这种户籍制度下，普通公民都不自由。
在这种不自由下，特别是城乡二元制，就造就了中国的户口的等级之分，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户口最牛，到下面是省城的、地级市和县城的，甚至乡镇的也比乡村的强。在中国等级是有价钱的，这些年，普通民众要想迁户口，最直接办法就是开后门、找关系、行贿。
那么，我们说户籍改革改什么？根据国外特别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户籍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户籍特权，消除户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让户籍制度的运作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被户籍制度弄得形同虚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户籍改革？或者说我们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第一，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制。当然，说比做容易，这是一个老问题，走出这一步必须认真研究，考虑方方面面的条件是否成熟了。可不管现在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个户籍改革的目标不能放弃，否则就没有了方向。中国当今的城乡户口二元制，几乎可以和美国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相提并论。取消它是历史大趋势，也是正确的方向。
今天，只要一提到取消城乡户籍二元制，就有人摇头，他们认为不必理论，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主张取消二元制的人"知难而退"，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如果取消农村户口，十几亿人都跑到上海、北京和深圳怎么办？
我很理解说这话的人，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户口被分为三六九等，象深圳这样的户口几乎被当成博士学位一样用来奖励"有能力的人"的现状下，取消户籍制度，人们大脑里涌现的自然是几亿农民成群结队下深圳抢户口的可怕景象。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思维定势也正好是在现有的病态的户籍制度下才有的，因为世界各文明一点的国家几乎都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除了少数一两个国家之外（墨西哥），也并没有出现民众都向城市涌的现象。
在一个法制健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制后，人们的流动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和控制的。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而在那两个国家，还有很多地方简直不成样子，破败不堪，甚至很落后和愚昧，按说，国民只要愿意，买一张飞机票飞到那些好的城市，租一个房间，就成了那个城市的居民（户口也过去了），但美国和澳大利亚人为什么没有都涌进这些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这就是市场经济在起自然的调节作用，你过去，那里的房价如何？工作如何？空气如何？孩子的教育又如何？那里物价是不是很贵，我的积蓄是否够？离家乡那么远，我是否会想家等等，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对于那些认为中国一放开二元户籍制几亿农民就要涌进城市的人，我也只有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哑口无言了：如果你说的情况真的出现了，那我就恭喜你了，因为到时你不就可以以一元钱的象征价格把中国西部几个跑得没有人烟的大省都买过来？
那些担心取消户口二元制后人口会不理智流动的人只不过他们的大脑没有与时俱进而已，他们还想着深圳的户口相当于博士文凭，有了北京的户口连下岗工人都可以有比其他城市多两到四倍的补贴。却不知道，这种在一个国家搞出了不同补贴制度的事正是不平等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在其他的国家几乎不敢想象，所以，只有取消了户籍制度才能够消除这种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以及精神和人格上的不平等。现在正好本末倒置，很多人认为，要等到这种差距消除了，或者变小了，我们才能够消除户口。这不是好笑吗？你不消除和美国种族隔离政策一样的户口二元制，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结果会恶性循环。
如果你对我的假设半信半疑，那么你不妨看一下眼前的深圳和海南。当初海南要成立大省的时候我正在省政府工作，政策一出，激动人心，马上封岛，结果造成了百万民众下海南。那些人到了广东的海安，等在那里购买"特区通行证"，当时一个主管发通行证的哥们每天就喜欢得好像中了大奖似的，这也难怪，那么多人要购买边防证到海南来，这些小权在握的公务员想不发财都不容易。
这种人为的户籍政策一出，海南这个自古以来的流放地一下子身价百倍，可怜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性爱工作者们，为了节省几个钱，不能不"偷渡"进入海南岛。当时看到岛上比椰子树上的椰子还多的美女，我们要判断哪个是特殊工作者的办法就是问她：你是哪里登陆的？如果是从正规码头登陆的，就是"人才"；如果是象当初解放海南岛的解放军一样乘坐老百姓的小帆船在无名的沙滩上悄悄登陆的，那一定是性工作者了。
后来的情况如何？轰轰烈烈了一阵，最后宣布不要边防证了，别说三流的人才，我可怜的祖国宝岛海南，连性工作者都吸引不来了。需要边防证的日子给我们海南留下的除了闲置的商品房之外，就是身价大跌的性工作者，当然还有几位当时中国最早的省级贪官以及靠贩卖边防证先富起来的少数公务员。
再看看深圳的情况，当初需要边防证的时候，一时之间从全国各地涌来了很多人，好像几十年前封关前的赴港人潮，来势汹涌。直接结果就是，边防哨所的指战员们成了南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三十块钱就可以放你前往一个普通中国人据说不能去的特区深圳。
现在深圳也不用边防证了，基本上都是可以随便去的地方，中国农民都涌来了吗？前段时间不是还发生了连工人都不够的情况？
其实这就是发展了的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虽然和户籍改革不完全是一回事，但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即便取消了户口二元制，湖北的人照样会以湖北为主，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的人也绝对不会都涌到上海和深圳，觉着自己是城市户口而在街头地铺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户籍制度改革的最高目标：让户口随着人自由迁移
户籍制度改革虽然以取消城乡二元制为目标，但这个改革只是开始，不是结束。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移动为本的，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制只是第一步，只是从户籍制度上消除了对农民和乡下人的"歧视"，却并没有消除现有户籍制度对所有中国人的"歧视"。因为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不但农民不能变成城市人，城市人想要移动，甚至变成乡下人，也不是那么自由。
符合《宪法》和人性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任何公民的户口都随着他们而自由迁徙。这种迁徙不是不要户口的迁徙，而是象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一样，"以人为本"，是户口跟着人走，而不是人陪着户口生老病死。
很遗憾的是，就我所知道，这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迄今为止只能在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的人员才完全享受，例如公务员只要一调动工作，只要他们愿意，户口可以立即跟着走。可是，如果你是工人、农民、商人、自由职业、知识分子，你却没有这个权力。这实在是被中国人都忽视了的最大的一件不平事。
人不受户口限制，户口随着人走，这当然不是我的发明，世界上大多国家都这样做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引起不理性的人口大迁徙，更没有引起大混乱的。而基于我对中国这些年的户口制度的观察和认识，我发现中国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西方目前实行的户口随人的所谓"流动户口"制度基本上是被一个社会安全号或者驾驶证号控制住的，国民的个人资料完全是现代化管理。无论你到哪里，只要住下来，你的一切资料都转到这个地方——所谓转，当然也就是在电脑里转。而中国这些年完善身份证制度，基本上做到了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号码，加上国人的档案资料也基本上都上了电脑库。科技的发展使得以前那种使用户口把人限制在一个地方才能看住这个人的管理方法显得可笑和不切实际。科技的发展和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得中国实行户口随人走的基本条件具备了。如果实行人的户口跟着人走，不但不会有问题，而且会解决目前中国社会上的很多由户口引起的问题。
我注意到在中国说起户籍改革，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加入某城市户口，例如16岁到深圳工作，最后还没有户口，例如某大牌导演在北京因为没有当地户口而去造一个假户口，讨论的基本上都是有能力的人如何加入城市户口的问题，很少有人讨论取消城乡户籍二元制，更少有人提到彻底取消当今那种把人限制死的户籍制度，实行完全自由的迁徙制度。
说到这里，又出现一个巨大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取消当今的户口制度，会造成社会混乱。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取消当今的户口制度不但不会造成混乱，反而更加便于当局对居民的管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你只要这样想一下，当今在深圳有一千万外地户口，这些人持外地身份证，只要不是开银行帐户，他们根本可以不让你深圳当局知道他们是谁，你如何管理？更糟糕的是这些人中有些离开家乡一下子就是几年、十几年，家乡户口管理人员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有些甚至不知道是死是活。对于这种流动人口如何谈得上管理？今后这种情况还会扩大，最终甚至会混乱到不可收拾。
但如果我们学习西方例如美国的那种"户籍制度"，只要你是工作变迁或者生活住地变化，你可以在自己社会安全号不变的情况下，用租房协定（或者买房协定）、银行帐号、电话清单（上面有地址）去申请当地的居民身份（例如驾驶证等），但你今天申请了这里的身份，等到你下一次离开了，或者换了工作，你可以立即放弃这里的而申请其他的地方的，一旦你申请新的，电脑里将会取消你的旧的。政府的对你的管理完全根据你的身份证号码，对你的跟踪管理反而更加有效。世界上大多国家都是使用这种方法管理自己的国民，在这种管理制度下，我们看到，美国那些真正几不管的流动人口反而比中国的少得多（按照人口比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取消户口，在更加科学的管理下，公民享受绝对的迁徙自由，给大多数被控制几千年的中国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会不会中国人都会涌到同一个地方去？其实，等到目前钉死人的户籍制度改革了，户口成为天生人权的一部分，户籍不再分三六九等，那时，民众反而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工作和居留的地方。
户籍改革不只是让"有能力"的精英得到他们想要的户口
对照上面我说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的，我想，深圳市领导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提法就很值得商榷了。
首先，我想说，户籍改革应该是让全国一盘棋，牵扯到教育、福利等多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原则上说，不可能某地试点，或者各地为政。从上面的分析中，大家也看出来，如果我们不死脑筋的话，不受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和旧的利益集团的控制，那么让户口差异和歧视消除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困难。世界上几乎绝大多数国家都做到了，其中很多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国高。然而，我们看到现在一提到户籍改革，我们一些地方就在自说自话，有的要买房入户，有的谴责为什么那么优秀的导演没有北京户口，深圳的领导更是直接：要把户口送给有才能的人。
我真郁闷了，你们这叫户籍制度改革吗？按照你们这样的改革，几乎把户籍制度作为博士文凭一样奖励给有才能的人，这样搞下去，只能把中国的户口差异和歧视越搞越大，这不是和世界上所有改革户籍制度的做法背道而驰?有才能的人都被用户口的方式奖励而移动到几个大城市去，中国其他的地方又改如何？长期以往，这种差别不是越来越大？
写到这里一定会有朋友打断我，且慢，老杨，你整天拿西方的例子来折腾中国，我问你，难道美国没有优质人才移民？难道澳洲不是有技术移民？所有先进国家都有使用"户口"来吸引优秀人才的计划，就连我们香港也实行了优质人才引进计划——
我也对你大喝一声，且慢，你真没有看出这之间的差别吗？不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以移民（也就是给人家户口）为诱惑吸引优秀人才到他们国家定居——但所有国家吸引的都是和他们没有相同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啊！这种计划只能针对本来就受到他们国籍法"歧视"的外国人。明白了没有？
美国人要吸引外国人才，于是以美国的"户口"（也就是移民）作为诱饵，把人家弄过去。你什么时候听纽约说，美国人，你们谁优秀，谁就可以拿到纽约的"户口"。这是违反《宪法》的！所有的美国人天生有权利到纽约定居，不单单是"有才能的美国人"才能够到最好的城市居住。
不久前澳大利亚曾经实行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移民计划，因为他们国家地大物博，很多地方人烟稀少，大城市人太多，于是澳洲移民局在招收外国移民时附加了条件：过来后必须到某某（偏僻）地方去行医教书若干年。那些外国人为了移民澳大利亚就接受了。可是，澳洲的法律规定，永久居民到了澳洲两年就可以入籍澳洲，一旦入籍就是澳洲人。于是就出现了问题，那些摇身一变成了澳洲人的新移民马上想到大城市去定居，离开那个穷乡僻壤，移民局是否可以拦住人家？当然不行，因为澳洲公民受宪法保护，人家在自己的国土上想到哪里住就到哪里住。人家现在是澳洲公民，不是新来乍到的"外国人"，这一下澳洲移民局傻眼了。
至于说到香港我就不好说什么了，这个特别行政区是当今地球上最大的怪胎，每次过罗湖桥比出国还难，估计他们也没有把中国人当同胞，人家享受自由和法制嘛。但你深圳不同，你算老几？凭什么要有才能的人才能入户？中国的歧视政策难道还不够过分的？还要在当今户籍改革的时候给伤疤上撒一把盐？
再说，中国哪一个城市不需要人才？就算是大西北农村难道不需要有才能的人？如果深圳户口真成了奖励，我倒认为，深圳户口应该奖励给那些坚持在大西北的公务员、工人和农民。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区域是实行了自治的国家。
还有一个问题也发人深思。其实好多年前海归博士就可以在深圳落户，我的几位朋友就这样变成了深圳人。深圳领导提出不是要让有钱人买房就能进来，而是要有才能的人，对深圳有贡献的人。那我就有疑问了，谁都知道对于广东沿海地区包括深圳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最大作用的恰恰是投资和廉价劳动力——分别是有钱人和农民工。而如果我们按照深圳领导的意思，这两种人反而是最没有能力入户的，他们要让给有才的人。
说起有才能的人，问题就更大了。谁来决定入户的"才能"呢？那些符合加入深圳户口的素质都是由谁来决定？
这最后一条看上去简单，却很重要。深圳领导反对购房入户，我可以理解，因为他要有才的而不是有财的。问题在于如果是有才和有财来对比，我反而认为购房入户才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更加公平合理，因为博士生可以有钱，农民工也可以有钱。
反而那个"只要是人才"让人听上去实在心里没有底，按照目前深圳只有常住户口200万，要发展到1000万，我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个"人才"的标准由政府来掌握，那么未来十年和半个世纪里，深圳市政府最腐败的行业之一就是那些评判和审批"人才"的单位和领导了。话说回来，有了贪污腐败才让人放心一点，否则，深圳如果在未来几年里，把中国八百万"有才的人"都弄到深圳去入户了，我们这个国家另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怎么混下去啊？而且，深圳很可能会成为继古代斯巴达和希特勒德国之后集中最多"有能力"的精英居住的城市。
当然，批评是批评了，作为一名地方领导，深圳市领导为当地发展积极想办法，把户籍制度改革和吸引人才联系起来，增强深圳的竞争力，从他们的出发点看，确实无可非议。
然而，大家也应该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一个大的趋势和一个大的方向是不可以逆势而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有助于人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切实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如果各地都自说自话，把各地户口当成奖励有才能人的奖品，把户籍改革弄成是让少数有能力的精英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城市户口，我恐怕那和在户籍制度上实现真正平等的全世界都认同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杨恒均 2009-2-20 深圳 | |
| Posted: 19 Feb 2009 10:19 AM PST ［按］这篇帖子原标题是：关于林少华译《且听风吟》 有人分析作者似为翻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什么》的施小炜。不管是谁写的，这个帖子打中了林少华的要害，读起来痛快，却又触目惊心。想不到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出来承包村上春树？期待施小炜重译村上，也期待有眼光的出版社，引进赖明珠的译本。拜托了！ 关于林少华译《且听风吟》 本不敢对林先生多加评论。即使这本《跑步》刚出来有太多议论之时，也不必多有言语；但林先生前日竟以"种桃人"自居，则实在不能忍受。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恐怕就在于其思想的深邃、洞见的精准、表达的具有杀伤力。这不，伏尔泰就说过一句话："Les traductions augmentent les fautes d'un ouvrage et en gâtent les beautés."翻译，增加一部作品的谬误，并损害它的美。若不是这位先贤早在231年前就已然辞世了的话，我还以为此话是针对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部分现状有感而发呢。 不得不说说林先生译的村上春树《風の歌を聴け》。由于偶然的机缘，有幸拜读了林译《且听风吟》，仅粗粗地数了一数，便发现林君的译文不足四万字，而误译竟多至逾百，即平均不足四百字便有一处错误。我们中文里有个表达，属于林君情有独钟的四字成句，叫作"谬误百出"，原本是个夸张的形容，然而用之于林译，却居然"天衣无缝"！岂但"无缝"，误译过百的林译堪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委实令人叹服。何况这个数字还只是粗略的统计，若是仔细推敲的话，只怕"谬误百出"还远不足以形状林译的特色。 从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林先生译《且听风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2008年1月第3次印刷、下同不注、P65） 林先生所谓"惊险题材的电影"实为"描写经济大萧条的老电影"。恕人臆测：只怕是林先生望文生义，见到"恐慌"二字，便觉得"惊险"，遂有此译的吧。 再者，一般而言，依循日文的着力点所在，还是按"一边看电视一边回答"的语序翻译为佳，如无特殊理由的话。而这理由，恕我眼拙，在此未能发现。 这便是林先生译错误的第二类：对原文理解屡屡有误。于细微之处更其如此，每每做不到细针密缕，于是其结果，译文便不免常常走样、变味，甚至颠倒黑白。 ６、女の子に貸しを作っても・・・・・・ムッ・・・・・・借りをつくるなってね、わかるだろ？（P５７－５８） 由于未能正确地掌握文法，林君竟错误地将所谓的《瓦安德．泰而兹》理解为"他"的第五篇小说的标题，而那其实是"他"投稿的杂志名称。按杂志《Weird Tales》，创刊于1923年，是专门发表志怪•奇幻•SF小说的美国著名刊物。林君在此还再度犯了个常识错误。 据报载，在谈及误译问题时，林先生声称其翻译追求的是"文体、韵味、化境"。请注意：林先生是在顾左右而言他，是偷换概念，企图将误译问题转换为"文体韵味 "问题。林先生显然在强调他的追求与准确忠实势不两立，仿佛一旦忠实便"毫无文学性可言"，误译竟然成了实现其追求的前提。 其实，忠实准确与"韵味•化境"毫不矛盾，并非林先生主张的那样，类似孟子所说的鱼与熊掌的关系，只能非此即彼，二者不可得兼。事实上，点检林译中所有的谬误之处，其译文根本就不曾因为谬误和偏差于是就变得优美起来。如果做不到在忠实的同时传达韵味、迫近化境，那不过说明了译者技拙力怯，内力修炼不足，文字教养不够而已，"中日文尚未修成，林先生仍须努力"啊。 而所谓"化境"，那可是翻译的至高境界，日文读不通、中文半瓶醋的功力欠缺者须得有自知之明，万不可奢谈此二字。其不可或缺的前提并非林先生主张的误译，而恰恰必须是对原文的精确理解和完全消化，否则咀嚼未透消化不良，肉骨鱼刺哽噎在喉咙里，久而久之气竭力衰头昏眼花，于意识朦胧之中凭空臆想出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韵味、文体"来，倒也不无可能。不，或许当说事实如此。只是这样的"化境"云云，只怕免不了终将"化"作一块遮羞布――如若嫌"遮羞布 "一词不雅，那就化作无花果叶吧――来掩饰译者的理解错误与功力不足了。"化"固然无妨，毋宁说理应提倡，然而任如何"化"，也须得是翻译，不是改写、改编。否则难逃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意大利人有句谚语，专以讽刺所谓的"翻译家"，说的是：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就是叛变。的确，不事内功修炼，专耍花拳绣腿，那只怕在所难免地要"叛变"――至少也是"山寨"――原著了。这句意谚，我等众人如有意染指译事，恐怕均有必要置诸案头座右，时时引以为戒才是。 | |
| Posted: 19 Feb 2009 09:44 AM PST 王鼎钧／文 老师必须保持警觉，以防落入陷阱 五○年代某先生由媒体转业到大学去教中国近代史，上课时秩序很坏，学生在下面摆龙门阵，他在讲台上念讲义。他告诉我，"念讲义"是个姿态，只有捧起那 么大一张纸，才可以目不斜视，跟学生切割，学生的"权利"和教师的义务彼此两全……万万没想到，这种现象到了今天还存在！ 六○年代初期我也教过书，也见过类似的场面。起初，一家私立中学聘我兼课，学生很多，教室很小，上课的时候，我和学生之间几乎没有距离。我一开口讲 话，他们立即谈天，教室犹如茶馆，如果我停下来，他们也立刻没有声音了。教师怎样应付这个局面？有人站在讲桌后面盯住书本，神情不慌不忙，声音不高不低， 他听不见学生说什么，学生也听不见他说什么，可是很奇怪，倘若他讲课的时候说出马，骂，麻，女生立刻一齐大声答应"哎！"表示自己升格为"妈"；如果教师 说出八，拔，罢，男生立刻大声答应"嗯！嗯！"表示自己升格为"爸"，他们还是听得见，只是不听功课而已。老师必须保持警觉，以防落入陷阱，否则那就要看 他的修养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对我构成挑战，怎样使他们"听得见"我讲课呢？我要找出办法来。我是广播电台混出来的作家，把上课当做主持节目，每次上课之前，我把我 要讲的话好好结构一下。我把课文分解了，大约每隔三分钟、在他们对我厌倦之前，穿插一些小幽默小掌故，维系他们的注意力，再采用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正言 若反种种手段，引他们追逐捕捉，流连忘返。他们总算发觉我讲的话比他们自己同学讲的话更好听，教室的秩序大为改善。那一年真辛苦，我也真有长进。
然后我到一家公立专科学校的夜间部教书。那时住在台湾的人非常注意子女教育。国共内战发生以后陆续迁到台湾来的人（所谓外省人），丧失一切所有，他们 深知他们能给子女留下的荫庇，只有教育。原来就居住在台湾的人（所谓本省人），受到土地政策的限制，无法再以田产传家，教育也就成了下一代唯一的出路。大 专学校扩充太快，很难请到教师，洋博士洋硕士还没回来，土（本土）博士土硕士还没培养。目前（２００８年）一所小学，五十六位教师，有四名准博士，十名硕 士，十八名准硕士，当年谁也没有这么丰富的想像力！我知道台大有一位教授到处兼课，由台北兼到高雄，分身乏术，他的秘诀是轮流请假，他常在下课的时候告诉 助教："我下个星期感冒。"一时传为笑谈。这是我能到大专学校兼课的大背景。 那时兼课的收入很低，我每周三晚间到学校上课，每次两小时，坐三轮车往返，中间在外面吃一顿消夜，两节课的钟点费就花光了。（当然，谁教你吃消夜坐三 轮呢！）学校实在穷，他必须照顾专任教员的基本生活，多多少少把兼任教师当做义工，前来兼课的人看系主任的面子，也多多少少能够"以义为利"。有一段时 间，公私立大专学校都大量增聘兼课教师，减少财务负担，我有两个"本职"，待遇都很好，我又一心想为青年学生做点什么，这是我能到"大专"兼课的小背景。 上课以后，才知道学生并非我想像的那样年轻，他们多半早已投入职场，业余进修，他们省吃俭用披星戴月而来，当然都有上进心，可是他们也实在不在乎究竟 学到多少东西，要紧的是拿到那张文凭。台湾是越来越重视文凭了，你能否得到你想要的职位，要看你有没有文凭；你以后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要看你有什么样的文 凭。这也是大专增校增班的另一个原因。 毕竟是"社会人士"了，上课的时候很安静，我从战役中脱身，顿觉轻松自在。他们有人伏案疾书（一定不是作笔记），有人手执一卷（一定不是读课外参考 书），我认同他们的做法，自己不听，也不妨碍别人听，他们都是君子。难免有人迟到，多半是美丽的女士，高跟鞋响，入座以后，啪的一声打开皮包，啪的一声关 上皮包，手里多了一把小摺扇，哗啦一声打开，摇将起来。
多年以后，我在职场中遇见一个人，他很有成就了，他说他在那段时间从夜间部毕业，从来没去听课，他花钱雇了一个年纪相仿的人替他对号入座，那人租了武 侠小说，安安静静，心无二用，看来很老实很用功的样子。教务处派人点名，照例是拿著座次表、站在教室门口、察看有没有空位而已。考试之前，他把同学的笔记 借来通宵苦读，也能及格。 "把同学的笔记借来！"他这一句话我听得最清楚，认真读书的学生还是有，夜间部也出了一些人才。 然后我转到一家私立专校的日间部，现在这家学校很出名了，我去教书的时候，他们尚在草创阶段，上课的时候"战役"重演，加上教室隔音不好，噪音交流， 我简直声嘶力竭，真的成了"叫兽"。我仍用老战术应战，专科的学生程度比较高，我准备材料经营布局也得多费心思，"拥抱青年"原来这样痛苦！ 天无绝人之路，班长听出兴趣来，这位"老大"有权威，他主动站起大喝一声，大约能维持十分钟的安静，十分钟后，他先发制人，听到哪个角落窃窃私语，他走过去制止。他是我遇到的一个天使，我那时还不甚懂事，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交个朋友。 我那时督课很严，期终考试有六个学生不及格，重修再考。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诉苦，他家住台中，景况清寒，父母希望他早日毕业谋职赚钱，现在为了这一门 课，他得再到台北租房子，增加全家的困难。"分数难道是老师从大陆上带来的吗？多给几分又有何妨？"我看了悚然一惊。还有一个学生在考卷上巧妙的"通知" 我，他是某某人的儿子，言外之意显然。 大江东去，四十年于兹矣，怎么这现象没有淘尽？我相信今天教师都有第一流资历，非当年我们那些"义工"可比，可大概学生也"进步"了。水漫金山寺，难为了法海和尚。 | |
| The "Bad Things" About Democracy Posted: 19 Feb 2009 08:00 AM PST Translation of a blog post about how a Chinese house church that advocates freedom and democracy will not practice freedom and democracy itself. | |
| Posted: 19 Feb 2009 06:58 AM PST 作者：农民赵亮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文化, 社会 权来喜，（1947-2002），男，河南大口村人。常玉，1947年出生，女，权来喜之妻。 情景一：他们在20岁时结婚，十二年后也就是在他们32岁得一子，3年后再得一子，一生共育两个孩子。 他常年带着一顶蓝色的帽子，穿着一身农民常穿的中山装，中山装的颜色分为蓝色和黑色两种。有事没事他都挎着一个篮筐子，以用来拾取地上鸡狗牛羊随地排出的粪便，每天你都能看到他这样的形象，不论夏天还是冬天，也许当你看到他时，他已经挎着半篮子大粪了。自电视普及失去了以往的神秘，电视节目也已经不再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情况下，扑克已经成为这个村庄最有热情的娱乐活动，他也不例外，在常年支摊的扑克桌外不远处，你可能会经常看到一篮子冒着热气的大粪，他就隐藏离这不远的人群中间，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是沉默的，你听不到他的声音。有时候他忍不住了也会上前小赌一把，一天下来，运气再不好的，也不会输掉五元钱。不管赢钱还是输钱，他都可能会把兜里的整钱换成零钱，在家里一遍遍的点。 2002年正月十六，元宵节刚过，这是一个有讲究的日子，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也会坚持住自己最后一口气，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后才敢安心的闭上眼睛，因为春节死亡意味着生前作恶多端十恶不赦，谁也不想死后留下这样的恶名，来作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一天的到来终于让他平静了，他吃过早饭，照例来到菜地，坐在临时搭建用来看菜的小棚里，取出一瓶200ml的1605农药，象喝啤酒一样把它喝下去，这个男人可能这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他的女人常玉来到，夺过他手里的农药，然后他跑向了机井，跑的很快，他的女人就在后面大叫："他叔，你别去死了，我以后不再嘟囔你了，他叔，你跑那么快干啥去，他叔，你别跑了，他叔，你别跑了，我以后再也不吵你了。"当他到达机井旁边，脱掉两只鞋，一头扎向了机井里。邻居们闻声赶到，拿来牛套，缰绳，乱七八糟的套住他的脚，待提出井口，他全身已经发紫，脸上因为摩擦而掉了一层皮，露出了肉，头上没有一滴水，原来因为穿的太厚，头还没有浸到水里，身体就恰在半中央了，他就那样悬在半中央，直到看不见井水。在我随后不断的拜访中，发现在他菜地旁边还有一口更近的机井，当我对这个事情充满疑惑时，村人告诉我，使用这口机井的人都是他熟悉的人，他可能担心别人因为害怕而诅咒他，让他死不安生。 情景二：2009年2月2号，在权来喜死去七年后，我来到这个家庭，见到女主人常玉，当时她的两个儿媳妇也在场，她问候了我的父母及我的家庭，并拿过年待客的瓜子和花生给我吃，她一边照看她两岁的孙子，一边给我说着不着边际的话，待两个儿媳妇知趣的走开后，她望望门外，低声开始与我两个人的交谈，或欲言又止，或无所顾忌。我无力探求她内心的真实，也无意打扰她的思路，遂顺着她的话意回应她，并随机记录她一部分的交谈。 赵亮：以前他有啥病？ 常玉：一开始有一点慢性胃炎，他是一个老实人，当时俺这个二孩正说媒，这房子还没有盖，彩礼钱也没有，脑壳子又想不开，觉得没有钱，整天考虑这个经济上困难，那时候说媒，钱已经开始多了。 赵亮：得多少钱？ 常玉：送礼就得几千块。 赵亮：当时你这个二孩结婚花多少钱？ 常玉：他要是活着就花的多了，这没有他了，我这个二儿媳妇她娘可好，我摊上个好人家，不像别人那样要那么多，必须办成什么样，人家懂事，人家娘可好，待客上，彩礼上，房子上，觉得家里没有劳力了，是孬是好人家都没有说啥，结婚那天人家娘都吓的哭，害怕别人说。 赵亮：你这个二孩说好媒时他还在吗？ 常玉：那时候还没有死呢，这正月初九送的礼，送礼时他那脑壳里就有问题了。 赵亮：那他死前有没有什么征兆？ 常玉：正月初十俺这个二孩出去打工，以前他从来不去送，这一回他非要去送他，我和他一块去的，到孩都坐上车了，他还不想走，就那样一直站在路口看，一直等那个车走好大会，他还不想走，我说，他叔，咱走吧，车都走罢了，你还看啥。他说，我咋看那个车又停了呢。我说，哪有啊，不是咱儿那辆车。他那是看花眼了，这我又劝劝他，他才回家，那时我就看他不对劲，觉得他想死了。 赵亮：你怎么有这种想法？ 常玉：他整天说，这人活着没啥意思，一没有事坐那儿就说。他思想上有压力。 赵亮：他为啥这样说？ 常玉：他从得上这个慢性胃炎，就开始这样说。 赵亮：没有吃药吗？ 常玉：那能吃啥药呢。他一犯病，心里难受的很，就说这人活着没啥意思，还不如死了好受。 他就是这样整天说"死""死""死"。我就劝他，有时候也能扭转一会，他说，不死，脱成一个人真难，不能死，这几个小孩的事还没办完，不管怎么样，也得让孩成了家。 赵亮：他为什么不想着他两个儿子能挣钱啊？ 常玉：………………………………………… 赵亮：你是怎么想的？ 常玉：他死后，我想着这二孩房子没有盖好，这媒刚定下来，人家要是觉得这家没有男人了，再给你退婚，我觉得这整个老天啊，都塌完也不算完，天塌了。一坐下来就掉泪，也不知道这几年怎么难为的，这眼一闭都过七年了。 赵亮：他走后，你自己一个人在家？ 常玉：把他殡出去，这几个小孩就都走了。 赵亮：出去打工了? 常玉：恩。 这事我都不能提，我也不敢提，我难受的，那有啥办法呢。 赵亮：他走时年龄有多大？ 常玉：56岁，这村这样的死的早的可多的很啊，这挨边邻居丑昌也不大，不到六十，出去拾破烂了，走时好好的，他自己住一个屋，天明他姑娘给他去送饭，死到床上了，身子都凉了。这毛利，海参才五十来岁都早死了，这金军才二十多点出去打工时也死了，他爸才难受呢，就两个孩子，这大儿死在外面了，儿媳妇走了，撇下一个孩子才三个月。二儿出去打工多少年了，连个信也没有，估计也没有了。 我这想想别人，想想自己，有些觉得别人还不比咱好，我这心里也好受点。 赵亮：现在你怎么样啊？ 常玉：这二年好多了，他们都出去了，把孩子放在家里，也让这几个孙子闹哄的，我觉得比以前强了，这孙也快长大了，我觉得都能过上家了，不能再好了。这咱俩说起来话了，我想想那几年难的，觉得不能活了，都没有想到自己能熬今天这个样。这时候我真是熬好了，不能再好了。 赵亮：你两个儿现在过的可好吧。 常玉：这二孩吧刚结婚，有了小孩，花钱多，反正手里也没有宽余。大孩结婚几年了，刚要了二胎，计划生育又罚点钱。咱这儿不都是这样嘛，总算都是一家人家了，等孩子长大，慢慢都好了。 赵亮：二胎现在准许要吗？罚多少钱？ 常玉：罚点钱都好了，具体罚多少钱，我也不清楚，孩子都三岁了，那时候二胎可能得八千多块钱，我们托的人，还罚五千多块呢。 赵亮：这个家全靠你啊，让他们多孝顺孝顺你。 常玉：不能全靠他们啊，他们现在也不容易，这小孩吃奶粉，打针都要钱，一年挣的还不够小孩花的，我这北地还有三间破堂屋，院子我用茯（玉米）秸秆围好了。 赵亮：你打算自己一个人去那里住？ 常玉：嗯。 赵亮：怎么了？在怎么着也不缺你一口饭吃。 常玉：这也不能总和这个二孩在一块住啊，咱这农村不是都一样，娶罢媳妇这老人都要和孩分锅过嘛。我打算啊，过了这个年就搬过去。 赵亮：你说的那个地方多少年没住过了？ 常玉：那好多年了，得二十多年了。 赵亮：还是土房吧？ 常玉：那时候盖的可不是都是土房？哪有瓦房啊。 赵亮：那怎么过？ 常玉：那慢慢过呗，有啥法啊，我这个大儿说现在经济困难，要不给我在这个南边不远再给我盖一间房子。 情景三：2009年2月3号，我见到他其中的一个儿子，知道他这几年打工的钱已让他两岁的孩子消灭的一干二净，如今正在计划着年后该往哪里去，去干什么，在谈到他的父亲时，他说：我想啊，我父亲就是得的那个忧郁症，脑子里想的太多了，后十年的事他都去想一想，想想觉得这没法活。我那时候结婚时确实手里也没有钱，时代变化快，结婚花钱越来越多，他考虑，这怎么办啊，现在没有钱，将来也挣不到钱，我这一死一了百了。 结束语：02年底，我听到这个事情时，好像被人拦腰砍了一刀，身体如堕雾中，周围找不到一件可以固定的东西。当时我正在上学，肚子里常常处于饥饿状态。09年初，我吃饱肚子，带着照相机去记录这样一个事件时，少了很多当时我能听到的真实和细节。 2008年2月19号整理 【附注：02年-04年间，这个村庄结婚时男方需准备一处院，包括三间堂屋，两间东屋或西屋和一圈院墙外加一个大门，房子材料费工本费加上彩礼及婚礼当天消费共计不超过一万元。08年这个村庄男方结婚时就得必须准备一处楼房，上下两层，物价和工钱大幅度的提高仅房子一项就需花费5万-8万元，加上彩礼及婚礼当天消费共计7万-10万元。四年间，仅此一项风俗就上涨7倍10倍不等。】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0个评论 农民赵亮的最新更新： | |
| Posted: 19 Feb 2009 06:46 AM PST （上） 每到岁末，总是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烦躁情绪中，这似乎是新闻民工的一种职业病了。去年此时，也是陷入一种极其狼狈的情绪中，不待西风起而开始思鲈鱼之美了，准确地说，北漂四年后，我开始倍加思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2007年11月，我和制片人摊牌，说准备辞职走人回沪。这位长发飘飘的制片人默然无语的看我一眼，叹息道他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犹记2003年冬天，在他的北京吉普上，这位兄长曾谈到节目组团队前景的忧虑，"跟我干一两年可以这么混着，四五年呢，还这么着吗？"那时，CCTV正试图把社会记录和小崔说事列为公司化改革的试点。这个人事制度的改革后来无疾而终，而他当初感叹的四五年后的时间节点却在倏忽间就来到了。
我的制片人是体制内少见的有想法也有勇气的人，在CCTV熬了13年，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体制的大树下绞尽脑汁维系他那颗小树的平安，按照他的导师，刚刚逝去的陈虻先生的话来说，是营造话语空间，可是我已经厌倦这种在夹缝里左冲右突疲如奔命的生活了。
这年12月，肖志军和李丽云的悲剧发生，应制片人的要求，我带上摄像去了趟湖南，这是我在CCTV的最后一趟活，估计这也是社会记录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次出差——1个月后，这个在CCTV新闻频道开播了5年半的栏目，被宣布撤销。这年岁末，这个名叫《两个人的时光》的片子，制作了3期，播出了前2期。
过完2008年元旦，在主持完一对同事兼朋友的婚礼后，这场简洁的婚礼，也是社会记录最后一次年会。第二天，我在翠微路附近的一家酒店约了十余位师友小聚。我的制片人提前退场，悄悄给这顿有点自恋的告别晚饭买了单。
第二天我去秘书处填了辞职报告，上交了进台证和记者证。我的老搭档摄像王蜂，帮我将黄亭子里的东西搬上出租车，直奔机场而去。
回到上海家里休息几天后，我飞到广州参加新东家的年会。新东家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周刊，其时长平和我以前21世纪环球报道的同事也在那里任职，替我这个为稻粱谋的新闻民工找了个能驻沪挣面包的差使——南方报业本是我的老东家，如果把2003年秋天在南周那短暂的一月多也算上的话，从此在理论上我算是在南方旗下三大报系都呆过了。
趁着在沪休息的几天，我炮制了正式入职后为这家杂志撰写的第一篇稿子《新闻联播三十年》，这篇洋洋万言的稿子能在三天之内顺利出来并在后来获这家周刊的总编奖，得感谢我的三位师友展江、喻三龙和吴征先生提供的帮助。
这篇甚为仓促的稿子，后来被中国民航报转载，这家报纸居然给我寄来300元稿酬，真是这个媒体膨胀时代的少见之举。而这篇稿子留给我本人的两点印象，一是在文中不告而取化用了柴静姑娘的MSN后缀"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二是趁最后一次进入CCTV方楼台史大厅时，用N73拍摄了杜宪和邢质斌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后来被编辑陈宇妹妹做版时用得淋漓尽致。
顺便说一句，其时央视漫长的离职手续尚在办理中，我给这篇稿子取了个化名尹克路，取我家住在沪上营口路之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家附近的几条路基本都被这样透支光了。
年会在粤北一家温泉山庄举行。这个由经营部门用广告换来的地方，冷得让人簌簌发抖。我们在寒风里泡在温泉中憧憬着2008年的各种可能，还没有人想到此时的南中国正陷入一场冰天雪地的冻灾，更没有人想到未来的这一年里会如长平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大事件！
春节后的第一篇稿子是《刘"羚羊"获奖始末》，也是一篇急就章。在做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在采访中体会到南都报系的声誉。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对象听说是南都做稿，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访，其中CPF总裁柴继军先生甚至坦率地说，对你们我才实话实说，换了其他媒体就算了。
贺延光先生的豪爽和极度负责，也让我这位后辈感激不已。时在浙江山区出差的他，为了核实每一个细节，在电话采访结束后又不惧麻烦地和我短信往来到深夜。新闻前辈身上这种身先士卒的职业荣誉感和毫不避讳的反乡愿精神，值得我一辈子珍藏，希望哪天有机会能当面向贺先生致以谢意。这篇稿子的署名是郭舜东，盖我家附近的第二条马路是国顺东路。
现在回想起来，这篇稿子的最大缺陷，是在于没能接触到大庆日报的刘为强先生本人（这也是我从业至今唯一一篇没有到现场的稿子）。我相信这个事情，倘若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是足以做出一篇真正有深度的稿子来的。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张照片引发的政治事故》。这是年前即获知的一条线索，春节前后即开始和当事人通州时讯的前摄影记者王力利联系，但王先生一直没下定决心。2月上旬，我觉得不能再拖，拖到两会就基本抓瞎了，于是决定直接去京找他，总觉得见面后或许会有转机。
这位王先生是个很实在的北京人，见面后一聊，便觉此前设定的这篇稿子的文本逻辑，即按照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叙事结构行进的问题不大。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采访中报社多人曾提到通州区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口头禅，"我一正处级干部！"在随后的电话采访里，居然又亲耳听到这位副部长向我抱怨："我一正处级，你看我手下这些人都怎么跟我说话！"这位正处级干部最后要求我不要报道此事，否则搞出麻烦来"不管躲在北京的哪家酒店里都要把我揪出来！"
这篇稿子的一个遗憾，是没能联系到邓乃平区长本人。到截稿前一天，我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找区长的打算。以本周刊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抗压指数，我觉得只要证据确凿，索性选择一个受害人角度来静悄悄的叙事，应既能防止打草惊蛇也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事后的结果证明，这是性价比较高的一个结果，除了包括周刊电子版在内的所有网页都被令删除，无其他后果出现，风险恰好控制在既能见报又避免被阅评之间。
接下来的3月，是例行的全国两会，也是惯常的新闻遮蔽期。我把这个月的时间花了一半在黑龙江佳木斯和河南平舆身上。去佳木斯是因为宫润伯杀童案，2年前案发时曾去那里呆过半个月，片子没能播出，心里的郁结也始终没能解开。
此番再去，终于看到了案卷，找到了包括宫的母亲、继父、同事在内的诸多关系人，这个被时代抛弃的佳木斯青年，在历经学徒、下岗、谈恋爱、入狱、狱中被鸡奸、失业、被暴打等渐行渐下的失败人生后，在屈辱和绝望交织的黑暗底层中，终于将挑战人性的残酷，施加在同样弱势的棚户区孩子身上。
宫润伯本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两张照片，是十几年前身份证上的的户籍照和被捕当天拍下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之间，时光留下的斑斑痕迹，再无人能解答。而在那个残杀了至少6名孩子的地方，时光又仿佛停滞了，2年过去了，除了荒废的天井里蒿草更加茂盛外，再没能留下其他痕迹，除了他曾带给这7个家庭的伤痛，和这个城市的恐慌外。
同样的伤痛，也凝聚在河南平舆县。2003年的黄勇案，给驻马店辖下的这个小县城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平息。5年后再去探访这些已经四分五裂甚至风流云散的家庭，突然让我有种做错了事的判断，觉得完全不应该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在呆了一晚后，我百感交集地逃离平舆取道郑州返沪。此前设定的社会学回访逻辑，被重返现场带来的情感冲击倏忽间砸得粉碎。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从事这个行当。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人生裂变》，《逃离佳木斯》，《五年后有种记忆叫忧伤》，这组稿子，大概是2008一年做稿做得最为艰难的一次，也被周刊北京站同仁指为和周刊气质不合。筋疲力尽之余，无意再辩解什么，只希望这辈子再不会去这两个地方。
接下来的4月，先将盯了大半个月的一个线索成稿，一位在元宵之夜死于宿舍的复旦博士生，这个叫李开学的湖北襄樊人，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和经济来到复旦，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到来身边的黑暗中，其凄惨之状，直让人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篇名为《开学之死》的稿子署名为安波，这是附近的第三条马路安波路。还好就在这个月中旬，终于办完了包括档案在内的所有离职手续，这样接下来的一篇稿子，终于可以署回本名了。
这篇名叫《一个另类央视节目的消亡》的稿子，无外是想完成另一个心愿，即试图对这个CCTV里的许三多，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记录。感谢我这位前任领导的信任和担当，稿子得以顺利出来，这也是一篇分管社会记录节目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先生致敬的稿子。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这篇稿子出来一年后，这个才华横溢的电视天才，这个审了我四年片子的业界前辈，竟以47岁的英年倏然逝去！愿陈先生走好，愿天堂没有真理部。
（下） 过完五一即到广州开改版会议。很奇怪，每一次到报社都会赶上正好大事件发生。上一次是冰灾，这次则赶上了五一二大地震。和所有的媒体一样，周刊中断了原有的会议行程，迅速投入到灾难报道中。头两天，我住在报社四楼的招待所，协助编辑部统筹第一期特刊。第三天即飞到成都，和上海飞过来的老谢一起，率周刊另外3位北京站同仁分头赶赴映秀绵阳北川等地。
我在映秀呆了整整5天，在北川和安县呆了10天，和周刊同仁们一起策划制作了三期特刊，主题分别是《救援》、《幸存者》和《慈善》。在随后的六月，又一起策划制作了《不倒的学校》、《羌寨离歌》、《震区孩子在异乡》三期特别报道。
半年后的2009年1月，在ICCD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的年度深度报道会议上，我在发言中承认，周刊做的上述报道肯定不是最出色的报道，连优秀也谈不上，但如果以周刊在前方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来衡量，只能够说，这应该是最经济的报道方式之一。
灾难的惨烈无需再用语言形容，但四川人民无与伦比的坚韧和豁达，就像他们的四川麻将一种叫做血战到底的打法，让每个进入到灾区的人无法不心生敬仰。
犹记在唐家山堰塞湖垮坝传言甚多时，我和老谢沿江油至北川曲山镇的公路翻山前往邓家希望小学。路边的湔江早已干涸，乌黑干裂的江底呈现出末日般让人心惊肉跳的奇怪图景。每时每刻都有灭顶之灾的垮坝消息传来，但路边小镇上小卖店里的大嫂并不准备搬走，说还要等待看看有无没逃出来的人。这个镇定如常的大嫂，一边劝我们不要再前行，一边不忘给我们准备干粮。
这些美丽端庄、淳朴善良的四川大嫂大姐们，在灾区所见多有。我至今认为，倘若同样的灾难是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比如上海之类，人性的丑陋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
比灾区人民的坚韧更让我震撼的，是军队救援时的艰苦卓绝。在映秀的五天五夜里，济南军区一只叫铁军的部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一支最早挺进灾区也承担着最艰苦的开路先锋任务的部队，他们的士兵是如此年轻而淳朴，几乎个个都是刚刚从乡村洗脚上岸的许三多，我都能闻到他们身上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
事实上，血淋淋的救援现场，也和媒体报道以及外界想象的并不一样。在映秀救援的头几天，因后勤补给极难跟上，先期到达的救援部队很难专心于救援。在紫坪铺水库运送物资的摩托艇码头，我和同事亲眼看到一位上校军官在大吼"我的部下快要饿死了"；在映秀镇，我们也亲眼看到一些饥肠辘辘的士兵，在断壁残垣间冒着危险翻找食物，几间超市几乎被搜罗一空。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几个年轻的武警士官在废墟中的一个粮店里，发掘出十几袋大米，其状欣喜若狂。
这些极其真实的原始状况，自然不会见诸任何公开报道，但相信每个见到的人，都不会因此而对这些艰苦卓绝环境下的士兵们有任何微词。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专业性较差的军队救援体制，只能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和争功体制来行进救灾，必然存在令人惋惜的内耗问题，更不用说对这些千千万万许三多们的血肉之躯是否公平的问题。
比如，在至关重要的震后救援的头三四天里，从全国各地星夜赶来的救援重兵，主要纠集在映秀镇上，或者在开往映秀的途中。事实上，因震中在音讯皆无的汶川县城，救援当局首先即做出了挺进震中的布局。事后看来，重心如放在事后被证明死伤最为惨重的北川，效果当会更好一些。
再比如，集中在映秀一镇的救援力量，就有大军区解放军、军分区部队、武警指挥部队、消防部队、中国国际地震救援队、志愿者等数支力量，其中消防部队又含上海、山东、江西、海南和安徽五省市的五支消防总队（最后明确由警衔最高的上海总队长陈飞做总指挥），其统一指挥和资源调配方面，必然存在相当问题。这些问题，在包括马元江等最后几名幸存者的救援工作中，暴露无遗。
从四川回来至今，我一直在琢磨媒体对军队等国家机器动员体制的干预可能，到目前为止，这还完全是一个雷区。从映秀发回来的一篇稿子《映秀救援：苦守144小时，爱人离去》中，我小心翼翼极为隐晦地提出了这种干预的必要性。我总觉得，即便当时救援情况紧急，部队调度机制特殊，救援当时不应苛求，但此类问题，相信应得到必要之反思和检讨，获取从技术到机制上的诸多经验教训，方能减少此后种种不必要损失。
吾国多灾多难，养军日常所在的主要职能，在于救灾，倘若军队此番浴血救灾的诸多经验教训，止停留在立功受奖的消费灾难层级，让人情何以堪！
时光进入7月，媒体对灾区的常规干预都已成为禁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居然已再难用手中的笔为他们来做点什么！只有这近十万亡灵，在黑暗中辗转沟壑。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在映秀镇，在曲山镇上空，他们的满腹不舍和一腔怨气，该会久久凝聚在那里吧？风雷雨电之夜，他们也会出来大哭长啸吧？
度过狂欢的8月和9月，10月的第一篇稿子是《杨 佳案 造谣者郏啸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 和杨 佳案直接相关的23岁苏州男孩。郏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路径其实和杨 佳相 似，两人最终也羁押在同一个地方。记录和剖析郏案，既关乎游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下层青年群体的命运，更关乎是日不能或忘的言论自由神圣权利。
我一直等着郏出狱的那天，再来写篇《造谣者回家》。就在写这篇稿子的前一天，被羁押了190天的郏终于被有条件释放了，但为他的自由和安全考虑，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原定的计划，上述那篇《造谣者郏啸寅》成为目前见诸媒体的唯一一篇关于郏案的深度报道。
和杨 佳案相 关的另外一篇稿子是《杨 佳案中 的律师群像》，加上此前的郏案和老谢的《我为杨 佳生 死辩》等，基本构成了周刊关于杨案的系列报道。这篇稿子是受老谢思路的启发，原来的目标是写成围 绕杨 佳案的律师界浮世绘，勾勒其意识形态路径分歧、名利争持、人性冲突等等，无奈顾忌太多，在技术和效果上都难尽人意。
我始终觉得，此番律师界表现，无论是技术派还是艺术派，都可圈可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贯穿杨案始终无人去填补一个空白。那就是应该有律师站出来表示愿为被害警察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充当被害人或者附带民诉原告的代理人）。同为人类，同有父母妻儿，同是这个悲惨时世的受害者，惟其如此，方有人权之普世和普适意义。永难忘记7月1日案发当日下午，我在闸北政法大楼21楼见到被害民警李珂的妻子和女儿时，其痛不欲生的彻骨悲痛。
另外一篇小稿子是《掌掴者的盛宴》，做此稿时我正在北京出差，遥控同济实习生小刘潜入盛宴现场，完成了这篇稿件。这篇稿子无外是选取了当下商业民族主义者一个狂欢的截面。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狂欢的背后夹杂了某种被鼓励的暴力情绪，所以稿子出来后，小刘紧张了很久，现在想来，我和编辑的疏忽之处是忘了嘱他换个笔名。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个北京记者的牢狱之灾》。这篇稿子实际上是在5月报题就被否定，但7月即已成稿，延至11月终于发出来了。写这篇稿子的动因，是记者傅桦的直面现实的勇气打动了我，用一个网友的跟帖说，那就是"幽暗之域，人性闪光"。稿子的一个遗憾是，原来是希望将记者的牢狱之灾和官场的争斗，作为一明一暗两条线行进，平行叙事，最后出于风险和其他问题的技术考虑，实际上后者的深度并没挖掘出来。
2008年的最后两篇稿子是《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和《两个上海女人的祖居保卫战》。这都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这个史上曾经最自由和包容的城市，在前30年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后30年闷声发财的谈股论金里，已然完全堕入了自得自足自我矮化的经济动物圈里。不知道还要过去多少年，历史长河才会多少冲刷掉这些污垢。
前一篇稿子，为了受访对象和报社本身的双重安全，见报稿已经做了删改。一是所有真名实姓的信息源都处理成了匿名，二是几个关键段落被整体拿掉，让人既无奈又心疼，采访时收获的惊喜几乎荡然无存。我唯一能补救的，是把杨先生古代汉语课上的完整课件托钱列宪等人上传到了网络上。
后一篇稿子，考虑到在拆迁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潘蓉夫妇的事情显然过于单薄，也不够新鲜，一直犹豫是否能成稿。开始是设想把宝庆路3号徐老先生做进去，主题是上海滩老贵族的子孙与新移民的后代，在这个"世界级城市"（这是陈良宇的口号，他的伙伴韩先生侥幸脱险后现在再也不提了）16年现代化的另一面。
但总觉有点同质，前者又被做的过多，最后发现了唐素娟这个配角，于是决定放弃宝庆路3号——真是对不起这位深深火热中的老先生了，在这个新闻丰富到残酷的时代，请原谅一个媒体雇佣兵无奈的选择！
文本大体是想按照《放逐者与创业者》的架构走，但精力与时间均不济，最后匆匆交稿，可供打磨的粗糙之处甚多，所幸上传到电子版上的视频尚可一观。
每次做这种稿子，总是如老谢所说，在伤人和自伤之中徘徊。愿我的受访对象均平安无事，愿这片国土上的子民们早日摆脱恐惧。
我的2008，是回归南方报业这个老东家后的第一年，有收获也有教训，前者会让我加倍珍惜，后者会让我惕守自持。一直记得12年前看贺岁片《甲方乙方》，片尾的主题曲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我的1997就要到了"。
我的2009已经来了，不知道这个年头，等待我的又是什么。我惟愿在这里祝福，祝福那些默默帮助过我的人，那些同在赶路的人，谢谢你们，愿你们新年里清吉平安，收获你们参差多态的幸福生活！
石扉客，2008年岁末至2009年初，于穗沪等地（此文实为奉命之作，后刊于《公民》第24期，《南方传媒研究》2009年第2期,图片版见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140867&Key=597802598&BlogID=33963&PostID=16533788）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0个评论 石扉客的最新更新： | |
| Posted: 18 Feb 2009 08:00 AM PST 糗事#112669 - 01:15:21 我的习惯就是明天起来换内裤，结果所有内裤都洗掉了（太懒了，所以都是攒在一起洗）。那天决定不穿内裤。的确是相当凉快。结果去洗手间上厕所，拉上拉链的时候毛都夹入拉链里，痛得到处跑。还把JJ弄疼了。哎，还好厕所没人，一点点的拉出来。以后再也不敢不穿内裤了 标签: 02145
糗事#112663 - 00:39:43 我家我这辈分的有四个，我们年龄都差不多，所以感情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们四个都喜欢吃没有炸过的红薯干，就是那种一片一片的，晚上四个人一起睡，那屁放得啊……我们几个还没什么感觉，结果我外婆来帮我们挟被窝的时候差点没给熏晕 标签: 屁
糗事#112662 - 00:24:53 前两天还是寒假 就在家里休息 妈妈打电话让我出去倒垃圾，没想到一阵风门就关了 身上也没带钥匙 就只好坐在家门口等 等妈妈回家大概要2个小时 我就数瓷砖看蚂蚁过了一个小时 实在太无聊了 最后我就在邻居憋着笑的帮助下逃离了铁门和木门的夹击。。。偏偏那是我所有邻居中最帅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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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Feb 2009 08:53 AM PST 创造快乐是最伟大的事业（一） ——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 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幸福，或者叫快乐。这是人生的最终目标。有人追求财富，因为财富能给他带来快乐；有人追求美色，因为美色能给他带来快乐；有人追求革命，因为献身于革命能给他带来快乐。所以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 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 现在多数人认为追求快乐是自私的目标，不值得提倡。但是提倡也罢，不提倡也罢，人追求快乐是一个客观事实。倒不如顺其自然，想一想怎样能使更多的人快乐。其实，各国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得到繁荣，就是因为财富的增加能满足大家自利的心理，能使大家快乐。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使所有的人都快乐。如果有一项政策能使所有的人都满足自己的私利，这项政策就变成有公共利益的政策了。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再没有什么学问比它更重要了。 | |
| Posted: 19 Feb 2009 08:43 AM PST
LP手册上说，神经质的旅行者不要去参观S21监狱博物馆，我在皇宫里转了一圈，迫不及待跑到外头，跟出租司机说："吐色楞！" Tuol Sleng，这是一所由中学改建的集中营，代号S21，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这里关押过的上万名犯人大多被拉到金边郊外的"杀人场"处决。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入金边，两名摄影师发现了这座监狱，他们看到了血迹，尸体，随后在附近的住宅中发现了监狱档案，这个地方立刻被封锁。越南人请来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记者来参观，吐色楞慢慢建成了一座博物馆，成为金边旅游的一个景点。
说是博物馆，其实基本维持监狱的原貌，甚至就是学校的样子，四座教学楼，围合着一个操场，我从左侧第一栋楼看起，每个小屋都是一张铁床，床脚下有镣铐，墙上是一幅当年关押者的照片，这样重复的看过几间屋子，我就坐到操场的长椅上抽根儿烟，缓缓。右侧的教学楼是当年的行刑室，摆着刑具，墙上是油画，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真实的描绘当年行刑的场景，从这里出来，就得在长椅上抽两根儿烟，多缓会儿。操场上有树，开着白色的花，从附近的***大道和西哈努克大道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提醒你只是到这里旅游，晚上还有一顿丰盛的柬埔寨饭菜等着呢。
但我总忍不住会设想，要是我被关在这里该怎么办呢？审讯员提问："老实交代你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来？党把你抓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交代吧。"按照监狱的规定，我必须立刻开始回答，拖延时间就会挨一顿鞭子。相比之下，纳粹集中营也是等着被处决，处决之前有繁重的体力劳动，但S21的荒谬在于，你不仅等死，而且被投入到一种司法程序中等死。这所监狱的领导，浑名杜切，原来是个数学教师，喜欢在审讯记录和档案上用红笔批注，他一定迷恋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他的搭档中也有几位老师，杜切直接向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宋先汇报，这位宋先也做过中学老师，后担任红色高棉司令，90年代他和他老婆云雅特都被波尔波特处死，罪名是"间谍"。他抓了多年的"党的敌人"，最后被当成"党的敌人"给干掉。看一看红色高棉的历史，这帮领导人躺在木床上，挂一蚊帐，开会就取消货币，就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杀人如麻又相互残杀，轮不到我来悲天悯人，但允许我觉得荒唐可笑。这位波尔波特，也做过中学老师。
巧了？可能也不巧。我上初二的时候，忘了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政治老师让我写检查，必须写到5000字，写不到5000字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不深刻，我写啊写，400字的稿纸真写了10多页，我还记得那晚上我写完了之后那种成就感——原来我有写作的才能啊！而我那位政治老师，无疑有审讯的才能，如果有一天，我们那所中学也改造成监狱，他一定申请留在那儿工作，每天让10个犯人写5000字的交代材料，然后自己拿着根儿红笔批注。等我上到初三，我的写作才能终于得到了认可，那时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我们都要写观后感，我正经读过这小说，看了电影之后挥笔写出1000多字，我的作文被贴到学校的黑板上展览，得奖了。可那时候我哪里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越共柬共到底是咋回事。
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写过一本书叫《避难所》，Asylums，也许翻译成"疯人院"更合适，这位学者把观察的对象放在学校、精神病院、修道院、军事单位、医院上面，在他看来，这些地方有共性，那就是把一堆人圈起来，跟外部社会暂时没啥联系，这些地方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改造你们Y的，其认定的价值就是社会秩序比个人要重要的多，个人的破坏性要被限制，个人都要表现得"正常"。
戈夫曼先生为了写自己的论文，真的去精神病院工作了一年。肯·克西，当年也在疯人院里工作了一年，他后来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本小说叫《飞越疯人院》，我喜欢这个电影，我还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好多次看到酋长砸开窗户逃向原野，看到安迪爬过地沟重获自由的时候都会潸然泪下。后来我还看过张元导演的《看上去很美》，他把那个人人都要争戴小红花的幼儿园描述得很准确，堪称少儿版的"飞越疯人院"。
也有人试图从吐色楞监狱逃跑，监狱长杜切就给保卫干部写备忘录：咱们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有人跑出去，秘密就会泄露，我们的工作就不神圣了。我在监狱里又转了转，感觉从这里跑出去决不会像《越狱》那么难，可红色高棉那阵儿，整个国家就是个大监狱，又能跑到哪儿去呢？在操场上又透了口气，从这里离开，我到河边找了个法国饭馆，大吃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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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Feb 2009 07:59 AM PST 几年前，与一位朋友在他租住的别墅工作室聊天。大院围墙外隔一条僻静的小巷子，对面即是公安局出入境办理中心。我俩站在二楼阳台聊着，声音不知不觉高起来。这位朋友突然提醒，隔墙有耳，小心点。边说边警觉地探出身子，睁大眼睛来回扫了一眼小巷子。 没有任何原因，就是没来由地害怕，这就是政治恐惧。因为政治恐惧的存在，便有了不能见诸文字记录的政治禁忌。那些政治禁忌人人心知肚明，但没人说破。它从未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在课本、图书、电影、媒体、学校、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无不暗示着人们。那些不被当局容纳的人物和事件，要么避讳空白，要么被删除、屏蔽和抹黑。没有哪条法律条令提示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但是每个成年中国人都会无师自通，自觉遵守这些政治禁忌。这从政府保密条例能够得窥一斑，其中规定"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模糊、弹性、不确定。条例本身并无细则，无从找到答案，然而泄密与否的认定权却是清晰的。这个条例体现人治特色，权力意志，将潜规则放大并公开化。认定权、解释权、裁决权均指向上一级权力者，无涉司法。 政治常识告诉人们：如若权力不被授权、制衡和监督，这种无限权力便等同于暴力。它可以对民间社会做出强制安排，譬如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个人权利和自由可以毫无边界地侵犯和挤压，譬如言论自由、游行示威和集会等宪法权利被虚置。无限权力有两个支撑点——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显性暴力可视为符合法制精神的国家暴力，隐性暴力可视为权力意志、意识形态强制的那部分。在一个暴力社会，政府与民间、官员与百姓的关系一定是紧张对立的，个人毫无安全感可言。 文革期间，在课本、报纸上无意间涂抹领袖画像，刻画领袖像章、雕塑和画框，都被视为大不敬。有人因此坐牢杀头，有人告密邀功。这些告密者可能就是同学、家人、同事和朋友，他们依靠告密表明忠诚，求得自保。政治高压让人性极度扭曲异化，只有出卖才能自保，出卖成为生存的唯一选项，将人性高贵的一面——情感、正义、良知和尊严统统抛弃。今天的政治禁忌掩藏更深，手段更诡秘。不经历政治迫害，还以为中国大陆比西方社会还自由开放，许多年轻人都是如此认为的。 政治禁忌的本质在于强权施加给无权者无边无际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能左右人的思维和行为，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没来由地自责，甚至产生犯罪感。一旦恐惧感占据一个人的灵魂，有比鸦片更神奇的作用，那就是对强权的依赖性。政治恐惧能让一个正常人变态失常，曾经的铺天盖地的口号标语和大会、血统和阶级等级、身份和地域区隔、领袖崇拜和各种票证特权，而今转换为高新技术和常态性的通讯监控、信息屏蔽、敏感词语、政治治罪、户籍限制、暂住证、城乡福利差别等。这些曾经的而今的权力系统，都将每个人清晰孤立地贴上裸体标签，安排在社会大网里的每一个恰当的网格里，个人特征被全部抹杀，都归属在这个大一统的、集体的权力系统之内，然后被代表被安排被管制，使得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生存尊严无处依附。胡适曾言"个人永远站在国家之上。"于今仍是预言。 如此编织地细密强大的恐惧大网，天长日久，会让人心生罪恶感，真以为自己犯罪了。不施加拳脚，能让一个无罪者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罪犯，这才是政治恐惧最为邪恶之处。古往今来，政治恐惧侵入每个中国人的脑细胞和骨髓，这是所有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如此一来，个人生存的安全性无以保障，且法制不被信仰和尊崇，那么人的愚昧贪婪和残暴兽性就会毫无底线地释放出来，每次被领袖鼓动的政治运动都是如此。以致今天在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仍能营造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的社会氛围，不能不说是每个中国人自欺欺人悲剧性存在的见证。 持不同政见者或曰异见者可统称为政治犯，尽管在官方语言中叫右派、反革命分子、泄密者，甚至嫖娼者、毒贩、非法出入境者等等，当代媒体含蓄地给出一个名词"意见者"。将政治色彩有效稀释，但也完全变味了，这本身就构成政治禁忌的一部分。政治犯至今在公众话语中仍是忌讳的词语，而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和事迹，深深地被掩藏起来。当权者消灭这些肉体的同时，还严厉禁止这些受害者出现在报纸电视、图书和影像制品中。权力者制造出什么都不曾发生的社会记忆，让后人无从了解历史，这种洗白历史的手法往往能够得逞。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洞察专制独裁的奥秘，因此他警告世人"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是如何记忆的。"记忆来源于事实真相的记录和传播，当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巨大扼制的时候，记忆与事实之间便存在巨大的博弈空间。能够消灭记忆的，唯有时间和权力。但当时间不足以毁灭事实并且当事者还存活的时候，能够消灭事实和记忆的只有权力者。记录和记忆本是人的自然权利，但常常受到权力的戕害和剥夺。权力者害怕图书和影像留下的记忆，在于记忆可以重现真实，对权力构成不信任和威慑力。这句哲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警惕权力对权利的剥夺。 时间并未老去，这些仅仅过去60年和正在出现的名词，本不该被中国人遗忘——地富反坏右、修正主义、右倾主义、煽动颠覆政权者等等。如同近30年对城市故旧建筑充满仇恨地摧毁，对业主残暴地驱逐，官欲和政绩使得地方政府变成合法的强盗。他们不被觉察的内在冲动则是消灭人文传统，试图用暴力强权重新命名历史并且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历史。蛮横摧毁的历史断裂带，将是他们编织新记忆的起点。 虽然不见得"政治犯"都有政治企图，是被权力者认定并扩大化的报复处置，也不见得是个人自愿选择的，但是其中故意模糊了公民言论和结社权利——人人都享有批判政府和参政议政的宪法权利。权力者可以给一个人肆意以政治定罪，而不是法律说了算（哪怕这个法律是权力者独家制定的），因此他们都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囚徒，这个名单存在于历史的缝隙，但永远是残缺不全的；内部权力争斗，即使不涉党国意识形态，也往往以 "叛徒"、"内奸"等抹黑手腕打压对手，这是另外意义上的政治异己，这类政治犯最为知名的当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每次政治运动背后则是千百万被整肃的生命，伴随他们的是屈辱、折磨、剥夺和囚禁，乃至枪毙，以致连坐治罪亲属和子女。 特权政治对传统文化中非人性部分的纵容和发挥，我们只能从邻邦日韩才能寻找到比对。敢于承认"我不如人"、"我们已经落后"的勇气，也不见得有这个自信。100多年前，《中国人德性》美籍作者、传道士亚瑟·史密斯即已批判儒家文化：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向来鼓励一夫多妻，妇女裹脚，一人信多种宗教，子女对父母无条件服从，好面子重仪式等等。他指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但是很好地抛弃了这些文化习俗糟粕。今天，除了妇女裹脚被废除、一夫多妻制演变为权势者"一夫多情妇"外，其它并无进步。 政治是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制度则是政治的最高载体。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总是与残暴和肮脏划等号，每个中国人天生都是政治谋略家。家国强势，个人弱小。中国人只有在无法活下去的时候才知道造反，平素则擅长逢迎讨好权势，示弱顺从当奴才，只懂得算计眼前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应有边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应该得到承认和理解，但是不应该受到赞美和鼓励。"我眼里全是奴才，没有一个人。"一个个公民站立起来，自由、权利和平等才可以复归。 政治禁忌是文化传统的有效组成部分，是在专制意识形态下由大大小小的官员编织规划的，跟每个官员和公务员都脱不了干系，但很难确切指出他们的名字和罪证，似乎人人都有份，又似乎人人都不相干，这是一个强大精密的消防系统。时间宽恕并纵容了他们，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制造政治恐怖堵住百姓的眼睛和嘴巴，让老百姓害怕，然后他们放心地贪腐和不作为。另外一方面，奴性心理让人人痛恨官员，但是一旦给他当官机会，没人会拒绝。当官意味着少受约束，名利兼得，并不用承担太多公共职责。由于社会自由空间逼仄，政治权利难以经由正当经济地位表达和实现，财富英雄仍然是政治的孙子，因此，仕途便成为中国人个人成功的最高标志。 历朝历代推翻皇帝的造反者，都是自己想当皇帝，真以为他们会为社会公众谋利益，那是高看他们了。这类造反者所摧毁的，正是他期望占有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向往的。每当他们获得权力时，不管获得权力的大小和轻重，都会被最大化地算计为个人利益和面子，皇帝如此，村长、校长、居委会主任……书记也如此。 政治禁忌是公权力不透明、不受制衡和监督结出的恶之花，可扩散到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层面，除了制造社会恐怖之外，还扼制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个人创新能力，危害巨大。唯有实行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方有望消除政治禁忌。
2009年2月9日
《民主中国》 | |
| Posted: 19 Feb 2009 08:17 AM PST 深圳市委书记两会上谈深圳户籍制度改革
广东两会中，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说："有的16岁来深圳创业，把青春和才华都献给了深圳，还不是深圳人，不能这么做。"他说，深圳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常住人口870多万，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200万，深圳是可以利用户籍的平台大做文章的，通过户籍改革制度来吸引人才。 ... [阅读全文] [和讯博客 blog.hexun.com] | |
| Posted: 19 Feb 2009 08:00 AM PST | |
| Posted: 19 Feb 2009 12:00 AM PST 那个郁闷好几天不敢上线的朋友终于还是忍不住浮出来找我：张维迎说的话好像商周断代工程一样，完全无法衔接得上呢，你怎么理解？我笑了：这个也要理解？他说：怎么不要？难道他有病？我哈哈笑起来：你才有病，人家一点病也没有，清醒的很。他说：那张就不怕丢了饭碗？我有点黯然，想不到他一个高学历的人物，居然迷惑如斯，还要来向我请教这些瘪三都懂得的问题。但本着教聪明一个就少一个傻瓜的原则，我还是说了：他就是怕丢了饭碗，才出来这么说的。他很诧异：怎么可能啊？我又笑了起来：哈哈。人家是郭沫若祖师爷、余秋雨师爷亲传弟子，不是巴金老舍的弟子。 季节要变，最先感知的不是田野劳作的老农，也不是伏案苦读的博士，而是天上飘飞的那些鸿雁候鸟，当你早上出门之前还见到它们在你屋檐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但是傍晚回来却不见它们归巢之时，愚钝的你可能还以为它们早睡了或者要晚点才归来，却根本没料到它们此时可能早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回归路上了，因为他们一生的目标就是不停地追逐着春天的。风向要转时，最先感受到潜流的不是树梢的枝叶，更不是挂在门前的风铃，而是摇曳在墙头的那株小草，当你还在琢磨莫名寒潮风起何处而端着罗盘四处寻找源头，它却已经弯腰屈颈俯首相迎，高度精准，步调和谐。如果火烧大屋，毁灭的是屋中抵死强扛的栋梁，还是墙头那株迎风摇曳的蒲公英？ 世界上有高低贵贱的阶级，也就有了千奇百怪的物质。比如咱们平常用来保温的容器吧，效果最好的，往往就是最低贱的物品，效果最差的，往往就是最值钱最珍贵的器物。若真到剥去功利需要你死我活付出生命去"爱国"时，真正能够爱国的，也还是那些低贱卑微的草民屁民来做祭奠的三牲，然后博得个"永垂不朽"的英名。但是那些踩在炮灰上加冕的王者们，除了清明节那天会从自己的酒杯中洒出一滴不太名贵的加饭酒之外，其他的晚上抑或白天，都能甘肉如糜、化痛成欢的尽情享受那些高级物品带来的喜乐，虽然他们也深知这些高级器物的保温效果不佳，但缘于自己根基稳固，身穿厚衣，也并不太在乎他们会突然弃寒趋暖。于是从商纣王始至慈禧终，我们能看到无数个好看值钱但不保温的经典作品，也能看到无数个难看但很能保温的凄凉故事。 名贵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传热介质，比如金银铜，它们能够上领圣意下瞒民心，但也正因为导热性强，便没有了保温精神，上边热就导热，上边冷就传冷，总之左右逢迎力保自身不受损，才不管发源凉热，更不管受源死活，翻遍几十年的历史典故，这冷热不均的事例处处可见，上边冷冷热热几经风霜反复折腾，下边也全盘接受饱受苦乐煎熬，但导热层却傲然屹立任凭东南西北风总能恰到好处地揣摩方向。倒是低贱的陶瓷泡沫之类的物质，因为散热效果差，也就自然保温效果好，他们接受了的东西，几十年不变很平常，比如人民公社，直到今天你也依然还能找到活着的市场；甚至亘古不变的也寻常，比如死了几千年的古人，于丹把他翻出来化了个浓妆，居然也有一大堆陶瓷装进肚子里，一口热气好几年不会消散；又比如文革、又比如清明元宋，总有几个陶陶罐罐或者泡沫箱儿把它们如获至宝似的保护起来，随便一不小心踢破个沾满泥的土罐子，都可以发现还在冒着热气的古董滚出来吓人一跳。 这次的风向变了，超导体已经传出新的温度，受热层显然还没有感觉到细微变化，但不管变化多微小，一定会有人因为不适患病感冒，禽流感虽然可怕，但却远不及人流感可怕，患者非死即伤。萍末之风起于微澜，隔阂之争源自萧墙，提壶的只管倒水，恶习却在厚此薄彼，只不知靠谁来保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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