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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总统镇压反政府抗议者
- 事实胜于雄辩
- President Obama's Budget
- 美国家庭的水费账单
- 金正日生辰以冒牌货礼物哄骗官民
- 巴林：抗争日与伤患
- 穆巴拉克下台与反西方药方失灵
- 中学教师研究金融学7年指出政治教材错误
- 一位已全家移民美国的国企老总自白
- 2011年02月17日糗事TOP10
- 高官公用情妇为何鹤立鸡群？
- 请人大代表建议取消春晚
-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Research Associate
- 兔子灯
- 北大出来的四个美国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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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竖耳悉听阿拉伯的自由呼声
- 认定杀法警的何胜凯精神正常，证据明显不足
- 人民为何对法制现状不满？
- 《家国天下》给力
| Posted: 17 Feb 2011 03:00 PM PST 作者 Antoun Issa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網絡上传出消息，利比亚领导人格达费（Mu'ammar Gaddafi）已派出军队镇压抗议民众，班加西（Benghazi）等全国各地都传出伤亡，格达费在位时间之长在全球名列前茅，今年已是第42年。  格达费出席第12届非洲联盟高峰会照片，公用照片来自美国政府 利比亚民众之所以开始抗争，是因为邻近的突尼斯与埃及民众勇敢上街，先后推翻两国领导人。 但抗议行动却遭到政府强力反抗，达格费不假思索，便动用暴力压制反政府抗争者。
校对：Soup | ||||||||||||
| Posted: 17 Feb 2011 01:38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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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Feb 2011 12:52 PM PST | ||||||||||||
| Posted: 17 Feb 2011 12:39 PM PST 上个星期介绍了电费账单，今天谈谈美国家庭的水费问题。  冬季水费账单 左边是一个普通家庭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30天的水费账单。这个家庭人口不多，而且因为正值冬季，庭院花草不需要浇水，所以用水量只有3000加仑（比11吨稍多一点）。这里水费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供水水费，另一部分是污水收集和处理费，都以1000加仑为单位计价。另外还有水务公司的服务费，是对每户每月的固定收费。下面是水费分项表： 供水水费： $9.15 = 3 （1000加仑） x $3.05 供水服务费： $3.85 污水处理费： $17.70 = 3 （1000加仑） x $5.90 污水服务费： $6.75 总计： $37.45 全部算起来，平均每1000加仑差不多12.50美元。假设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为1比6.7，则约合每吨水人民币22元。如果按照该水务公司的冬季家庭平均月用水量（7000加仑）来计算的话，因为服务费摊分的缘故，平均每加仑差不多10.50美元，合每吨水人民币18.50元。 水费中的服务费涵盖读表人工、账单成本和邮寄、追讨欠帐、财务、客服等费用以及行政管理费。它和水表（供水管口径）的大小有关，一般居民家庭使用的是3/4英寸水表，是最小的一种，上面列举的两项服务费分别为$3.85和$6.75。企事业单位的供水管口径和水表大，这项费用也高。例如你开了一家餐馆，用了一寸半的水表，则供水和污水的服务费分别为$19.70和$34.00。至于用水更多的例如洗车店、学校和大型商场等，这项月费就更高。 污水处理费比供水水费高出将近一倍，这是因为废水处理的成本远远高于自来水的成本。  夏季水费账单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家人家去年夏天的水费账单，就会发现供水水费还有一项叫做"高峰用水"，是在9000加仑之上的水价，超过基础价格。因为夏天不但人们盥洗用水增加，而且因为庭院花草浇灌用水剧增，水厂高负荷运转，所以要适当增加单位水费。 夏天账单中的污水处理费也不大一样。虽然一个月消耗了11000加仑（41.6吨）自来水，但是污水处理费只按照6000加仑（22.7吨）来收。原因是灌溉花草的水并没有进入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所以设定了一个污水处理的上限。 这个污水处理水量上限每户人家都不一样。水务公司将每家人家冬季（从一月到三月）的用水量平均起来，再加上2000加仑，就是所谓（夏）季节污水处理费收费的上限。超过这个限额的免征污水处理费。 最后提一句，这里的自来水通常都符合饮用水标准。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上面说各种检测数据表明，瓶装水、桶装水的水质不但不比自来水好，而且大多数都不如自来水，特别是因为含有更多的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自来水比市售的纯净水甚至矿泉水都要好。当然文章也说，如果你出门多日，回到家里最好不要马上饮用自来水，因为通往你家的自来水长期不流动，管道材料会有一些渗析沉淀，经过一小段时间的使用，特别是洗一个澡之后，就没事了。 相关博文： 美国家庭的电费账单 | ||||||||||||
| Posted: 17 Feb 2011 12:03 PM PST 2月16日是朝鲜王金正日的生日，朝鲜王朝大肆庆祝。埃及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消息走遍全球，但就是未能走进朝鲜。生日前，全国上下似乎都在忙着准备金正日的生日，没有埃及民主示威的消息。朝鲜唯一的一项埃及消息是，金正日向全球各领导人发送贺年卡，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被包括在该名单当中。朝鲜传媒只字未提及埃及的民主示威，没有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更没有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报道。 虽然传媒没有提及，但是，不表示朝鲜人不知道埃及示威。首尔的专家认为，手机和农民市场是消息传播的媒介，绝大部分人已知道埃及示威，只是在装着不知道。他们指出，目前朝鲜共有30万部手机，另外还有一些中国手机在边境地区使用。所以，朝鲜当局虽然管制舆 …… | ||||||||||||
| Posted: 17 Feb 2011 11:56 AM PST 作者 Solana Larsen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本文英文版原载于2011年2月14日]  @Awadhi4：巴林Nuwaidrat地区在2月14日早上的景象 巴林受到突尼斯与埃及近期事件的影响，也加入了阿拉伯革命行列，在2月14日出现暴力情况，警方在多个城市痛击示威民众，相关影片与照片都避开網絡审查与封锁，在網絡上流传。 至少已有一人死亡。 2月14日发动抗争的计划自本月初开始浮现，几天之前，巴林国王宣布，政府将给予国内每一户2650美元，庆祝国家回归宪政十周年。
巴林盛产石油，全国居民约120万，靠近波斯湾西侧，该国人权记录不彰，贫富差距悬殊，再加上国内什叶派（占人口多数）与逊尼派（占人口少数，为执政者）关系紧绷，Twitter网站上常有争执，也有不少人试图透过網絡化解歧见。尽管巴林为小国，对美国战略却很重要，海军第五舰队驻扎于此，巴林亦邻近沙乌地阿拉伯及伊朗。 动荡光景 2月14日整天，Twitter网站上有无数讯息和照片，从抗争者的观点看待整件事（以#14Feb为标签），很多人都提到主要街道及路口已封闭，Najeel Rajab在Facebook网站张贴照片，记录人们的伤势。
官方反应 巴林内政部于2月14日申请Twitter帐号，以阿拉伯文及英文提供官方说法。
Paula Góes亦参与本文写作。 校对：Soup | ||||||||||||
| Posted: 17 Feb 2011 09:53 AM PST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民众抗议的强大压力之下，终于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自此，由突尼斯引动的中东世界大变局又下一城。 2011年2月10日，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天向全体埃及人民作了最后一场讲话。这一讲话使人联想到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最后演讲。齐奥塞斯库的讲话与穆巴拉克的讲话内容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都是两个独裁强人下台前留下的不可多得的自欺欺人的昏庸见证和历史笑柄。不同的是，以共产极权恐怖为统治手段的齐奥塞斯库死到临头还在梦想人民高呼万岁；而穆巴拉克面对十数天的汹涌愤怒的民情，仍然决定对民众进行最后一次爱国主义的欺骗表演。 从技术上讲，穆巴拉克的最后讲话声情并茂。除了将自己装 …… | ||||||||||||
| Posted: 17 Feb 2011 08:26 AM PST 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最后一课"，至今还没上完。 这一课的内容，是要纠正中学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为了补好这一课，他的办公桌上，长年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凯恩斯的 《货币论》，以及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中学政治教材等书籍。身后的报架上，夹着他爱看的几份报纸，倚着书柜堆放的旧报纸，高过了他的头顶。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这位政治老师眼里，这些书报，都牵扯着他未竟的政治课教学。从2009年秋天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这些书报间，寻找答案。 一封信带来的改变 困扰董丰均的问题，出现在2003年10月22日。 那天，他拆开了一封写着"董丰均校长收"的信，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始"寝食难安"。 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那年暑假，他参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师暑期培训，主讲老师就是十堰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董丰均。 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上看到，有人在《纸币的职能》一文中的观点，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我有疑问，便给董老师写信请教。"张道旭回忆说。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董丰均时任副校长。 此前，董丰均教过的高三学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绩列鄂西北地区第一。在张道旭眼里，董是整个十堰市最优秀的政治老师，应该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 信中，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他发现，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摊开双手，用手指敲着办公桌厉声道。 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但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问住了"。尽管有些难以接受，但他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在给张道旭回信中他说："这个问题容我研究后，再给你答复。" 在女儿董蕾的记忆里，爸爸喜欢跟人争辩，并且很少有争输的时候。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从理论上搞清楚。然而这一次，自认为说服能力比较强的董丰均发现，自己教了20多年书，这些理论却依然没搞清楚。他打心底里难以接受。 更何况在他看来，张道旭是执弟子礼郑重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不能不闻不答，而且必须给出负责任的明确答复，这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不问对错的27年 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这种策略收效明显。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治单科"状元"，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 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丰均回忆说。 并且，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不仅印量最大，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 制的渠道，经老师向学生灌输"，"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最后升任副校长。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被选为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 27年下来，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 史"和"时事政治"等5大块的内容。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被取消，再后来"社会发展简史"被"政治学"所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让学生们看新闻。他旋转摇晃着天线，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 近20年后，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那个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会被雷电击中。 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困扰越来越大。"我当时对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确实有疑问，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而从这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他的讲课风采，折服了不少学生。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 躬，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上课只会念 课本，而是看马列原著，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没问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学生的政治课，还在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每当有会议的时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这番师生情，也成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 看得见的高考，看不见的政治 2002年，吴胜涛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他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师的影响。 初执教鞭的年轻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上政治课时，吴胜涛欣喜地发现，"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学生还是很买账的"。他的努力，也让他在校内教学考评中，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然而在备课的时候，吴胜涛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背下来很容易，跟学生讲清楚却很难。 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想那么多干吗？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有时候，吴胜涛会把课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跟教研员讨论。但他发现，进行一般的探讨还可行，一旦这些问题成为考题，有了参考答案，再要讨论就很难了。 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让他越来越觉得，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他们觉得政治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稿子已经写好了，照着念就行。"当然，更让这个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政治老师不仅不看书，而且认为课本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解惑的快乐。他甚至觉得，政治老师处境尴尬——"官方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把政治课当回事，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 他时常把这种感觉跟董老师交流。但董丰均总是告诫这个曾经的学生，当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 在湖北省的一次教研会议上，董丰均主动起来发言，话题便是"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孔子能成为万世师表，不是他语文和数学教得好，也不是他艺术教得好，而是他政治教得好。 但是董丰均也很明白，政治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 有一次，省里一位教研员到十堰市传达中学课程改革的有关精神。在会上，董丰均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课教学的一些想法。他说罢，那位教研员随口嘟囔了一句："政治不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吗？" 更让董丰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从1993年起，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削弱了对政治课的重视"，因为中学政治基本处于"不考 就不学"的状态，而理科学生多，聪明的学生相对也多，这些聪明的大脑大都抛弃了政治课。那些没法抛弃政治课本的文科生，很多人对政治课也提不起兴趣。 董丰均为此忧心忡忡。"政治课除了教娃子们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人生哲学。"他强调道。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政治老师和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在学在拼。他们不得不依赖参考答案，进而不得不依赖政治课本。 不知对错的7年 所以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董丰均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这个在妻子眼里"一辈子爱抬杠，钻牛角尖"的人，还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他写出一篇文章《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认为"教材应做适当修改"。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他还收到了70元的稿费。 回到课堂上，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做适当修改"。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 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是紧扣课本，"即使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 "没办法，娃子们要参加高考，要升学，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准。"他感慨说。虽然深刻感受到，这种只背标准答案，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会禁锢创新精神和思想，但他无能为力。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不主动去讲自己的疑问，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 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12版收藏起来。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的文章《当前教育最缺"问"》。文章写道："我 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不是在学'问'，而是在学'答'。"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用红笔划了出来。这一弊端，他感受颇深。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算是老师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写成一篇论文《试析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不可行 性》，拿到一家期刊发表。由于驳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会不会闹笑话？"董丰均告诉对方，"绝对不会，你要相信我。"这篇论文 最终发表了。 一年后，他又写出论文《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一说，他提出"货币天然是信用"。 因为这篇论文，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说，他的"大作"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专辑"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内，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 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董丰均喜出望外，随即寄出800元。论文如期刊载在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辑上，这一度让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的社会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 上。校友提及，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尤其是"专辑"，印刷后一般只寄给文章作者，而里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献的 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 听到这些话时，董丰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虽然尽量不动声色，脸上却是一阵又一阵的滚烫。 回到办公室，他迅速在网上检索，结果真如对方所说。 "我被愚弄了！"董丰均至今仍难以掩饰当时的惊诧与愤怒。 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愿意再出800元钱，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编辑部未予理睬。他再次致函询问，编辑部终于回信说，"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故只能发在注有"专辑"字样的增刊里，"只是普遍地，专辑的订阅量很少"。 "不认同学术价值，但只要给钱就发表，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泯灭吗？"董丰均愤怒地说道。 他找到自己在武汉当律师的学生，试图跟编辑部打官司。但学生告诉他，"这种事儿太多，打官司没什么意思"。董丰均只好作罢。 就这篇文章，他还曾在朋友的介绍下，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取得过联系。 打通电话后，教授上来就问："你是不是想发表文章提职称？" 董丰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船到码头车到站"，关心的不是职称，而是自己对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教授听完后，告诉他："这个问题理论价值不大。" 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某知名大学主办的期刊里担任编辑，是郧阳中学校友。董丰均给他寄去论文后，打电话告之自己的这篇论文"是要纠正政治教材的错误"。 电话那端，教授略有迟疑："教材，教材？……"董丰均顿时领会到，中学教材里的错误，在教授们看来实在是个小问题。 但在董丰均看来，这不可接受。以他的经历，他知道在教学过程中，中学师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 "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高考得靠正确答案得分。"张道旭说得更直白。 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他介绍说， 跟语文、历史等其他学科不同，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师也很少。有影响的中学政治老师，大都是编高考复习资料，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题的老 师。 这一点也得到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丁仕国的认同。"政治老师确实没有特别有声望的。"他说。 丁仕国介绍，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老师大都热衷于编资料、搞讲座，没人像董丰均这样跟政治教材较真。 2008年，董丰均发现已经使用了3年的高一《思想政治》教材上，有两处表述错误，一处是"纳税人"的定义里掉了一个关键的字，另一处则是将定期储蓄的存期种类搞错了。 发现这些错误后，董丰均及时写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刊物上。他坚持认为，"教材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不能容许出现可以避免的错误。" 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 2008年，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在等待了3个多月之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因版面紧张，无法刊登。" 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认为权威期刊以"版面紧张"而非"没有学术价值"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非毫无价值。 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很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最终都换来了同一个杳无音讯的结局。 2009年4月，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现代经济》的刊物上发表。不过，为此董丰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3个月后，他的另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花费了他460元。 这期间，在吴胜涛的联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范教育·名家讲坛"系列之"光荣的人民教师"讲座，邀请董丰均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组织者误将他介绍为中学特级教师，结果他一上台就纠正，声明自己只是高级教师。 据他的同事介绍，在最有机会晋升为特级教师那年，身为学校领导的董丰均将机会让给了一位普通老师。再后来，评特级教师有了课时量的要求，作为校领导的董丰均因为代课少而失去了机会。 这也难免让外面的人认为，他发表论文是为了评职称。实际上，在2009年秋天被定为正处级调研员后，董丰均应学校的要求，才首次将自己发表论文的情况汇报给学校。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被定为调研员后，他可以不用再上课，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不用教课，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 "把知识讲给学生，让学生理解，看他们会心地笑了，这是一种享受。"董丰均翻着那些自己曾经用过的教科书说道。 说到激动处，董丰均常常会撅着嘴，双目圆睁，满脸通红。他经常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2009年初冬，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同学问他在忙什么，他回答在研究货币。对方很意外，他竟会对钱币感兴趣，于是热情地说，自己认识十堰市钱币学会的人，可以介绍他认识。董丰均马上纠正道："不，我要联系的是金融学会。" 结果，在听了他"货币天然是信用"的提法后，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直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同学说了一句，"你这叫狗胆包天，无知者无畏"，然后挥手离去。 接下来的冬天，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打算出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拿到的新政治教材上，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书稿完成之后，董丰均几经辗转，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货币天然是信用》的小册子。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情后，共同捐助了3.1万元。 书出版之后，有毕业生提出要把董丰均手里的几百本书全买了，算是对老师的支持。这遭到了董丰均的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是为了卖钱。" 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不过送之前，他都会先问一句，"读不读？不读就不送。"送之后，他还会追着问对方读没读、有何感受。 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只有那位说他"狗胆包天"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这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 侄女在武汉一所高校经济学系读研究生，董丰均希望侄女的导师能看看他的这本书，评判一下他的研究。但侄女回答："导师忙得不得了，哪有功夫读你的书！"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但刚进学院大门便被保安拦住了。在他说明来意后，保安告诉他，院长"忙得很"。他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以证明自己来过。 这一次的遭遇，让董丰均很难受，甚至觉得屈辱。"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我认，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是，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老师，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 从世博会回来后，董丰均跟随旅游团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团里只有他一个人专程去了圣十字大教堂。他特地花5欧元买了一张票，在马基雅维利墓和伽利略墓前面，分别照了一张相。"这是个求真的民族。"董丰均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这种形势下，政治怎么教？ 经常有当中学政治老师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向董丰均诉苦：现在的政治课越来越难教了，学生们对课本越来越不感兴趣。 董丰均则告诉他们："我们现实的问题，一个是腐败，一个是缺乏民主。政治课本里对这些问题，没正视，没解释，政治课上谁又敢讲呢？学生自然说你空对空。"他认为，政治课在学校里比较尴尬的原因，一是课本与现实脱节，二是政治老师自身素养也有问题。 对此，吴胜涛也深有感触。"政治课上得一直比较拘谨。很多人认为，只要讲的东西和课本上不一样，就是反动的，搞得一些比较好的政治老师也觉得在政治课上'探讨是没有意义的'。"他说。 最终，当了4年中学政治老师的吴胜涛辞职离开了讲台，因为"满腔热血地干，最后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连自己也困惑"。 董丰均则不肯就此放弃，因为有一些经历让他记忆深刻。有些他教了3年的学生毕业后，他问对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学生回答："有鬼，有鬼。"而当他与一些政治老师聊起这个话题，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他将这视为政治教育的失败。 "政治课上的道理如果不讲通，那些只知道背答案，然后说自己懂了的人，只能是假懂。"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治课本上更不能出现错误。这也是 他与政治课本较真儿的原因。他比喻说："这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有领导不小心裤子开了一个叉，很多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提醒他，但我得说出来，不要让他丢 人。"末了，他又补上一句，"不然现在这种形势，政治怎么教啊？" 2010年12月31日，董丰均带着他的书和教师资格证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他在传达室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姿势，便被保安喝止："这里不让照相！"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回十堰的列车。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
| Posted: 17 Feb 2011 07:14 AM PST 文/李承友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六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 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 因，谁信呢？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 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 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倒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 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 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 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还是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 "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 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 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 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 年。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 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盯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 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关于这些涉黑事 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的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 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人，把这么多人的 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 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 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 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 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元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 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 洗手间，站起来，离开了。这位仁兄，像是对着我，又像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 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元）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 "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 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逼"，我昨天 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 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 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哪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 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1、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2、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3、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4、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 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 果。 5、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6、中航科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7、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 作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 能想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 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 ——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 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某某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 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 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 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 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 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像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由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 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 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 因此减分？ 为了救"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 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卖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投入超过50亿元。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像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 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丽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 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 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 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 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茅，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央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 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 从美国来回两次，自掏腰包花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他给我 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嘛，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 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姓名：李承友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47 学历：大学 国籍：中国 简历：1965年8月就读于北京石油学院炼制专业； 1970年7月任胜利炼油厂技术员、车间主任； 1981年3月任齐鲁石化公司乙烯指挥部副处长、乙烯厂副厂长、厂长； 1987年8月任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1995年3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1996年4月任深圳南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8年10月，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李承友先生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修养、接受过系统的工业专业知识教育。参加 工作28年来，从内地工厂基层做起，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业生产实践经验，在齐鲁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和深圳南油集团这样的市属一类企业担任过主要领导，组织领 导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李承友先生具有一定的改革思路和务实精神，注意开拓进取，有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和能力水平，曾当选为全国八届人大代 表。 来源：阿西达卡的博客 | ||||||||||||
| Posted: 16 Feb 2011 08:00 AM PST 一个外国朋友，五十多岁，酷爱中国，因为他喜欢中国的美食和诗歌。 某次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聊着诗歌的时候，外国老头说他非常崇拜孔子故乡的一位中国近代爱国诗人，名叫庄重禅（音译）。我说我没听说过这个人，老外就即兴用汉语给我朗诵了一首这位诗人的诗： 遥远的泰山， 展现出阴暗的身影； 厚重的基础， 支撑起浅薄的高层； 假如某一天， 有人将那乾坤颠倒； 陈旧的传统， 必将遭逢地裂山崩。 这是他看到英文诗之后自己翻译成中文的。他说这个不是原文，但意思应该差不多。之后还说，这首诗中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寓意（老外还真是没法理解中国人的含蓄，都这么直白了，还说有深刻的寓意），表达了他想要推.倒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爱国情怀。 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再次表示，这首诗我也没听过。外国老头就又给我讲了些这位诗人的轶闻。比如他的生活放荡不羁，与很多女人有染，但是他很尊重女人，在他发现他的一个小妾与自己的下属有私情之后不仅没有追究还给他们路费放他们走（比楚庄王的绝缨宴还有胸怀啊）。还说他很注重孝道，小的时候母亲遗弃他改嫁，等到他当了大官之后不仅不记恨母亲，还特意找到她，把她和继父一起接到自己身边颐养天年。还说他曾经是掌握几省的大权的高官，可是不懂军事，在内战中战败，后被人刺杀。 按说，就凭上面这些条件，应该不难找出这个人是谁了啊，可是我还是没找到这个人和这首诗。直到某一天看到了张宗昌的这首诗：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 下头细来上头粗。 我哥还房贷，每个月还完了就回家在地板上打勾：这块是我的了… 房贷 转载的： 我有一朋友在个现代艺术馆上吊自杀了。 过了三个礼拜才有人发现他死了。 现代艺术 背景：当年我们历史老师有个双胞胎弟弟，长得一模一样的那种。有时候他弟弟到他办公室来找他，大家以为是他本人。 分割线================ 某次考试后某同学不服气的找历史老师要分："上次您明明说可以这样写，我这样写了为啥还给我扣分呢？" 历史老师沉吟片刻突然咬牙切齿的说，"靠，我弟弟肯定又冒充我在办公室给你们答疑了。。。。" 该同学泪奔。。。。。。。 双胞胎弟弟干的 不是我的错 刚刚看到个帖子，全名是《修高铁何用！难怪铁道部长被双规，民国时期京沪铁路全程仅需8小时。》 后面跟帖都在骂铁道部，有几个微弱的声音在质疑…… 直到一位大神淡定的说了一句：民国时候的京是"南京" 北京南京 简短明了型的———————— 那天碰到一困惑不已的老外来请教，"人家"到底是指自己 还是别人——————我了个去的 我跟他说都行 他非说我骗他 手机发就不分割了～我们寝室一哥们大二当上学院文艺部长，期间泡到低一级的部下，后来换届，在哥们的指导下，他女友成功当上下一任文艺部长，我们寝室另一兄台听说这事后给了一个超给力的评论：这丫的，干了一年文艺部长，又可以干一年文艺部长～话说我们当时会都笑惨了～ 文艺部长 干 前一阵家里说介绍个对象，元宵节回家相亲。昨天问起来，家里说算了吧，问为什么，说女方母亲不好对付，我说咋了，家里说，他们非要看看你再谈。我。。。 长得不好 不是我的错 zhichuang好多年每次bb都要浪费很多很多纸擦干净，你懂得。为了菊花的美丽和低碳，于是痛下决心做手术，非激光，手工的，说激光的不彻底。手术完后就是痛苦的恢复过程，每天bb都痛不欲生，像来大姨妈，灵机一动拿了lp的wsj贴上,菊花顿时神清气爽，多的时候一天用两片，叫lp买了很多品牌的wsj，每看到电视广告上wsj广告还和lp一起探讨用后感，现在痔疮早好了，狠怀念有wsj的日子，狠怀念有大姨妈的日子。=================算糗的有爱不?求过阿，为将出生的宝宝求rp。cnt.昨天发了没过，今天补发一次，抓鸡上不容易啊。 男人用卫生巾 一婚宴上，有一中年妇人，见菜上如猛虎扑食，筷不离手，食不离口，吞咽声巨，涎水四溅，众人恶之，碍于情面，不愿点破。 又上一菜，同桌一男子，作热情状：来来来，大家趁热吃！ 虎食女一筷夹来，未虑何物，口已塞满，倏而尖叫，吐所食，掌摇如扇，嘶气如蛇… 众憋笑，视盘中，拔丝地瓜也。 烫屎了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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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Feb 2011 07:51 AM PST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1963年9月24日出生的李薇，早年的邻居称她为人开朗，长相周正，"是个贤慧顾家的好姑娘"。不过，这些印象只停留在昆明市青年路12号，在城市拆迁后，一排嘈杂的商铺代替了原有的平静，"贤慧顾家的好姑娘"也开始变质。 李薇的前夫曾是云南某知名卷烟厂厂长，职权显赫，依靠这层关系，李薇接触到原云南省长李嘉廷。此后，李嘉廷案发，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与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魏剑相继遭到判刑。期间，李薇找到早年相识的中国大陆财经大员。随后，又经此人介绍，认识了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再经陈引见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相识。从此周旋于各个省部级高官 …… | ||||||||||||
| Posted: 17 Feb 2011 07:30 AM PST 一杯牛奶强健一个民族，一台晚会消灭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 ——作者手记 元宵一过，这年就算过去了。年的味道越来越淡了，年的味道越来越变味了，这是当下中国人对于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的普遍感受和感觉。当然，让年越来越不成为年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罪魁，就是这个叫做春晚的怪物。 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年越来越热闹的两个洋节：圣诞节和情人节。 圣诞节和情人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一个交流、沟通、互动和释放情绪的节日，不管是圣诞节的盛大祝福还是快乐party，不管是情人节的二人世界还是玫瑰和巧克力，都体现着这种气质和特征。而中国年，过去也以拜年、守岁、吃年夜饭、串门、唠嗑等方式热热闹闹了千百年。可以说，不管是洋节日还是中国本土节日，所以历经千百年而不衰甚至越来越红火的原因，无不是这种交流、沟通、互动和释放情绪的结果。 春晚说穿了，就是一出以春节名义举办的联欢晚会，这台联欢晚会却喧宾夺主，越来越成为中国年的主角。本来，中国年的主角是一般民众的，春晚却将过去的主角打发到看台上成为观众；本来，中国民众辛苦一年，忍受了一年和谐、繁荣、团结、盛世等喋喋不休的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骚扰，这台以春节为名义的联欢晚会，还要把这种政治教育和骚扰推向一个越来越前所未有的令人乏味的高潮，由此而带来的连带反应，则是人们对年的兴趣越来越举而不坚。这样的情境下看春晚，更多的不是娱乐，而是娱乐版的政治学习，彻底败坏了中国人过年的胃口和习俗。而另一个方面，春晚又成了一个臭不要脸的名利场和是非圈，比潜规则还潜规则，比娱乐圈还娱乐圈，戏子和婊子粉墨登场，只为来年卖个更好的价钱。这样的春晚，既消灭了习俗，又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还教坏了算是纯洁的小朋友；这样的春晚虽然出面的是中央电视台，却是以国家的名义，这叫中央电视台的幕后老板和老板娘们情何以堪呢？ 2012年是世界末日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让2012年成春晚末日，却是我的一个目标和祈愿。有跟我一样想法和要求的，请在这篇文字下面留名吧！
小远2011年2月17日星期四 23:18阴 上海理道 | ||||||||||||
|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Research Associate Posted: 17 Feb 2011 06:17 AM PST 日期: 2011-02-17 - 2011-02-28 The 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http://chrdnet.org), an independ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orking on capacity-building projects and advocac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seeks a full-time Research Associat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The ideal candidate will have: Compensation and Benefits Start date Location Contact Deadline: Applications must be received by MARCH 1, 2011. | ||||||||||||
| Posted: 17 Feb 2011 05:15 AM PST | ||||||||||||
| Posted: 17 Feb 2011 06:40 AM PST 北大自1949年起培育了多少个杀人犯未见统计，但在美国从北大出来的4个杀人犯却广为人知。 第一位北大培养的杀人犯是卢刚。1991 年11月1日下午3点半左右，美国爱荷华大学物理学大楼里正在举办一个天文物理专题讨论会。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卢刚博士也在现场，他是1985年由国家公派留学的，在爱荷华大学生活了6年，并在这个房间通过了博士论文。卢刚在会议室旁听了约5分钟，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戈尔咨教授开枪，教授应声倒下，卢刚继尔又朝史密斯教授身上开了两枪，然后冷静地将枪口瞄准了他的师弟山林华博士，一连朝山林华的头部和胸部开了数枪，山林华当场死亡。然后，又来到系主任办公室，一枪射杀了44岁的 …… | ||||||||||||
| Posted: 17 Feb 2011 07:24 AM PST    图片来自去墨脱采访的军人记者博客http://sunlee.blog.hexun.com/。图1为墨脱夜市。图2为墨脱街上的电子游戏。图3为墨脱县城的德阳饭店。 当墨脱被"打开" 文/唯色 一个月前，中国各大媒体集结于西藏南部，隆重报道墨脱公路的隧道被打通，称"墨脱人民世代被茫茫雪山所阻隔的历史终于结束"。没错，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墨脱是唯一不通公路的县，但我们更知道，墨脱并非一个不毛之地，无论其宗教人文意义，还是自然资源意义，都是一个非同寻常之地。 而九十多年前，以屠杀藏人来染红顶戴的赵尔丰率军队入侵藏地，其手下大将，被后来的中国文人们至今赞誉不绝的陈渠珍，经过工布时发现藏南物产丰饶，垂涎欲得，却将此地人民统称为"野番"，他在笔记《艽野尘梦》中写道："余初至塞外，以藏番为野蛮民族。至是，觉藏番与野番，又有文野之分矣。"而所谓的"野番"居住之处，即是白玛岗——墨脱。 那么，如今的墨脱是否还是"野番"生息之地？既然不通公路，较之藏地其他地方，被汉化的步伐是否会缓慢得多？我曾经几次想去墨脱，因为那里与莲花生大士有着密切的因缘，许多成就者留下的胜迹会给予朝圣者心灵的慰藉，但路途不便、蚂蝗嗜血又让我迟疑不决。我以为或许许多人都怀有类似想法，如此是不是会留下一个充满原生态的净土呢？我所说的原生态，当然包括原住民。 中国的一位军人记者在博客和推特上，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了墨脱通公路。我注意到我原先的想法已不复存在。而公路开通之后，已经有的事实将更多地出现，主要体现为：愈来愈多的移民将涌入墨脱；愈来愈多的资源将涌出墨脱。当年让侵略者大为头疼的"野番"们，已经变成、还将更加变成旅游者到此一游时助兴的道具，尽管披在身上的兽皮、插在头上的羽毛，在且歌且舞的时候颇有几分"野番"的模样，但更像动物园里被驯化的珍禽异兽。 这位记者的墨脱见闻中写到："扎墨公路80K一家饭店。这里是路上最大的物资转运站，这家四川人开的小饭店有个大大的名字'大峡谷饭店'"，"当地县委的领导介绍说，如今整个墨脱已经有了200多个铺面"，"街上甚至开起了一家KTV，尽管简陋，却有个大大的名字'天上人间'"，"墨脱县城德阳饭店，墙上写满了驴友们的留言。这家四川老乡开的'海鲜店'已经成了墨脱徒步路线上的固定据点"。等等。 我在推特上问过记者，如今墨脱县200多个铺面，是当地人开的，还是外来移民开的？他回复说，基本上是四川人开的。这与我的估计相符，且不说拉萨在多年前就被人们称为成都的后花园或克隆版，墨脱县所属的林芝地区的首府八一镇，在多年前也被人们描述为并非八个汉人与一个藏人的含义，而是八十个汉人与一个藏人的含义。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有旅游者自称去墨脱是探险，结果被人嘲笑说去墨脱算什么探险，早就有"小姐"进去开店做生意了。 赵尔丰当年以血腥屠杀推动的"改土归流"肆虐藏东康地，逼近卫藏腹地时，幸而因中国内地爆发的辛亥革命而夭折，不过已经后继有人，由中共接力完成了。而由"打开墨脱"掀起的举国激动的情绪中，洋溢着某种屡屡出现于各种语言、各种版本的史书或教科书中的味道，那是一种殖民开拓者踏上新大陆后急不可待地要大捞一把的味道。我们将不得不看到，"打开墨脱"可能意味着墨脱的消失，且不说其他，仅在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中，被他们称作"野番"的原住民，将更为迅速地被驯化。 2011/1/29，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 ||||||||||||
| Posted: 17 Feb 2011 06:46 AM PST 核心提示："党就象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他无处不在。"
来源：悉尼先锋晨报 作者：Peter Hartcher，政治和国际事务编辑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5日 译者：Antipodal Views (@anitpodalviews) 在中国向超级强国演变的旅程中，这个月特别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 二月三日，一项最新公布的评估和计算显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龙头老大。 十天后，穆巴拉克倒台。假设埃及的军人政府不食言，那么中国同时也成了有史以来在专制压迫体系中生活的人口最多的国家。 以被自由屋（Freedom House）列为"没有自由"的国家的人口计算，每十名受政治压制的人中就有六人目前生活在中国。 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同时领先令人注目。即使中国正在变成头号人性压制大腕，这也不能阻止中国经济，根据一个重要的定义，成为世界最强。 如果纯粹以钱的数目来看，美国依然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而且遥遥领先。在上个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甚至感到有必要特意提到这点。 基本数据呢？美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6万亿美元，中国则为5.7万亿美元。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只是美国的40%。 但是，当你把这个数字按一美元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作调整后，则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绝大部分服务性产品都相对便宜，所以一美元能在中国买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同样是一美元，它能给消费者在中国带来更大的购买力。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阿文迪∙苏布拉曼尼恩（Arvind Subramanian）在重新计算过程中调整了这一项，从而得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4.8万亿美元，以一鼻之差超过美国。 "中国经济是在2010年某个时候超过美国的。"苏布拉曼尼恩在东南亚论坛（East Asia Forum）这个互联网期刊上写道。 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开始苏醒，发起了一场走向自由的新运动。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场运动可能造成的影响让中国独裁者们担心紧张。 根据自由屋提供的数据，全球范围内去年有24.34亿人生活在独裁专制国家中，其中57%是中国人。但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革命之后，这个数字出现了改变。假设临时军人政府遵守引进改革的诺言，那么有9000万人将会摆脱独裁，拥抱民主。 这意味着在全球受政治压制的人口中，中国所占的比例将会一下子上升到60%。 这将让中国在全世界各国的眼里变得更为扭曲失常。全世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政治体系下，分布在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家中。 当中国主席胡锦涛出席下一届20国集团会议时，与他同台的世界首脑中只有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阿普杜拉是另外一名独裁领袖。从阿拉伯各国目前的氛围来看，他肯定也是如坐针毡。 "几乎所有的微博/社交网络服务都设置了过滤"，屏蔽含有"埃及"和"穆巴拉克"中文词组的搜索结果。设在上海的一家研究组织，群智基金会（Social Brain Foundation）的主任Isaac Mao告诉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网络审查败露了当局的焦虑心情。悉尼大学汉学家大为∙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说："让党的国家和各级领导担心的是来自基层的革命。他们现在有点过于神经兮兮，过于敏感。" "这并不等于他们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现在确实是这样。谁知道呢？ 他们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管理新情况，也许还真会变成实际问题。" 但是，官方对新闻审查效果也不尽完美。著名维权活动家艾未未在一条推特信息里这样写道："只用了18天，一个执政了30年并且看上去是和谐与稳定的军人政权就倒台了。这东西（中国政府）已经存在60年了，可能需要几个月吧。" 一本名为《财新》的独立中文商务杂志发表文章说："支持专制体系就是以短期获利换取长期代价。对中东地区来说，只有民主制度才是长期稳定的基础。"中国受到的影响显而易见。 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上星期就中亚和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动乱发表社论声称"颜色革命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但是中国能吗？似乎是不经意的讽刺。 与此同时，中国有必要担忧吗？"毕竟，"美国卡莱门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说，"与穆巴拉克政权不同，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目前政权面临的来自内部的威胁并不多。" 中国领导人们如此紧张，也许是因为他们想到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想到自己那时可能差一点儿就被轰下权力舞台了。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下达命令对示威学生开枪，但是他的总理拒绝执行，政治局常委大多数委员也拒绝执行，北京卫戍部队司令员也拒绝执行这项命令。最后，邓小平绕过权力体制，坚持执行了杀戮学生的个人意愿。那可以说是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或者也可能是这个原因（让中国领导人担心），裴民欣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评论中说："与埃及相似，这个表面上看来坚强不屈的政权制度在许多方面正受着一些同样的病毒的侵蚀——政治压制、腐败和缺乏公信度，同时政权的支持基础出奇的狭窄，社会不平等飞速加快。" 中国与埃及最显著的区别是，埃及的经济一直表现不佳。然而，即使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也不能担保大众放弃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南韩和台湾就是最好的事实见证。 也许阻碍中国民主自由的最大和最现实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广泛部署的政治和治安机器。记者李查德∙麦克格瑞革在他撰写的一本名为《党》（The Party）的书中，引用了一位中国教授的话，"党就象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他无处不在。" 《悉尼先锋晨报》驻中国记者约翰∙加诺（John Garnaut）在今天发表的这篇报道中说，过去五年中，共产党发展了近三万名党员干部充当国内政治间谍，人数是以前的三倍。 他指出，共产党同时加深了对私人企业、宗教团体和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渗透。 紧张？谁说他们紧张啦？ 点击这里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这里获取翻墙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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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6 Feb 2011 07:55 PM PST 何胜凯在遵义市中级法院杀法警和法官案，贵州省高级法院经过近七个月的二审审理程序，在二审第一次开庭（2010年11月25日）近三个月后的2011年2月16日上午作出宣判（二审超审限等问题，就不再一一指出了）。 经二审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的规定，首先要查明的是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一个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除了从年龄上判断外，还有一个就是从精神状况。 何胜凯有种种反常行为，一审辩护律师提供了基本证据。在二审时，我们在一审基础上，又提供了新证据，同时举出了专家观点。 何胜凯精神状况不正常，法官在庭审上也见识过，这有旁听人员和庭审录像为证。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何胜凯在伪装。按二审裁定书的说法，何胜凯是"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审裁定书中，没有列举出辩护人提供的证据。二审法院不采纳辩护人提供的证据，理由是，出庭检察员对证据提出异议，认为部分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部份书面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我们提供的证据是，当地村民帮助联系"巫师"为何胜凯看病的证明，还有精神病学专家的著述和相关案例材料。 这些材料，有些也许不符合证据规则，但是，我们并不是想以此材料来证明何胜凯就是精神病人，而是作为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依据。且不要说，还提供了证据材料，就是没有提供材料，仅凭何胜凯法庭上的表现，也足以作为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依据。 1996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曾德国故意杀人案中，曾德国的家属和辩护人都没有提出精神病司法鉴定问题，曾德国在法庭上也没有反常的表现。但是，二审法官仅从其作案动机上发现疑点，依职权启动了司法鉴定程序，最后证明曾德国是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而避免了错杀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人。当年审理曾德国杀人案的办案作风，真是让人感到十分敬佩。 这次审理何胜凯杀法警案，贵州省高级法院为何不再哪么严谨了呢？难道因为曾德国杀的是普通人，就可以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而何胜凯杀的是法院系统人员，既使是申请了司法鉴定，即使是提供了基本证据，既使是有反常的行为，也不能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了吗？（曾德国杀人案，在二审辩护词中引用了） 精神疾病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律师不懂精神病学，也不是鉴定专家，法官和检察官同样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何胜凯到底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只是据据他反常行为来怀疑。因为精神病学专业上的问题，应通过法定司法鉴定程序由专家们来作答。如果办案人员只是依据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作案手段，就可对被告人的精神状况、刑事责任能力得出可靠结论，哪还要司法鉴定机构、还要司法鉴定专家干什么呢？ 一、二审法院认定何胜凯是精神正常之人，主要是依据何胜凯家邻居证言和从作案手段进行推理得出结论 在普通人的眼中，精神疾病患者，外表总是疯疯癫癫，蓬头垢面，满身脏不拉几，甚至捡地上脏东西充饥。这个认定标准，不过是表面上的，但并不科学。按专家们的观点，有些精神疾病患者，根本不能从外表作判断。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作案，是可以有周密作案手段，作案后也知道逃跑，还知道销毁作案工具。这不是我律师说的，而是精神疾病鉴定专家——原最高人民检察院科学技术研究所主任法医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人专家库主任法医师庄洪胜在《精神病的医学与司法鉴定》一书中所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病学专家刘协和教授在《正确对待刑事案件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一文中也提出这个观点。无锡精神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刘锡伟教授更是持同样观点。 难道只懂法律条文的法官们，具有精神病学方面的知识？且这方面知识超过了精神病学专家？ 何胜凯在二审第一次开庭时，有很多反常的言论和行为，如他说自己案件是政治案件，胡锦涛主席要提拔自己做军委副主席，做他的接班人。自己还卷入了高层权力之争，国安局就派人跟踪自己。通过"心灵感应"和"太空穿梭机"获知遵义市中级法院法官要对自己下毒和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拆散自己与女朋友关系，不吃家中的饭菜是怕连累到家里人，在外面吃粉时被人投了"止勃"物质而导致性功能丧失。他所说的这些荒唐言论，难道会是二审裁定书中所说的"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吗？ 何胜凯根本不畏死，他所说的荒唐问题并不是要避死，应是他头脑中的妄想。如果是一个精神正常的普通人，会梦想着做胡锦涛主席的接班人吗？要知道，何胜凯只是一个初中文化且无职业的农村青年。 何胜凯说法官要对自己下毒、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拆散与女朋友的关系、实在逼得自己没有办法了，对这些反常的问题，在他第一次被抓时就作了供述，这有侦查机关为他做的笔录为证。 从本案证据和一审判决书可知，何胜凯在去法院杀人前，除了随身带着一把刀外，还在去法院的路上，大摇大把地进入商场里偷拿了一把刀。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去杀人，还会在去杀人路上再偷刀？这是"周密"的作案吗？ 按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所说，何胜凯是要杀法院院长报复，也就是说他杀人的目标是院长。为何他一进法院遇到保安的询问，在保安不知他是来杀人时，就一言不发地拔刀刺向了保安。还没有找到杀人目标，还没有见到法院院长，只是遇到一个询问就拔刀，这会是正常人"周密"作案吗？ 何胜凯案，是近年来在法院系统发生的重大血案。这起案件，不但全国基层法院在关注，最高法院更是在关注，社会各界人士也在关注。血案发生教训是深刻的，在进行深刻反思同时，如何公正地审判杀死法院系统人员的被告人，更值得引起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如今，何胜凯杀法警案二审终审了，正在等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因此，何胜凯杀法警案件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能否得到纠正就要看最高人民法院了。不知，最高人民法院倡导的"能动司法"在本案中是否会起到一点作用？ 在法院制造的血案，何胜凯不是第一起。早在1987年7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生过一起刺杀副院长的血案。最后，经过司法鉴定认定凶手是精神疾病患者。 从陕西邱兴华到福建郑民生再到何胜凯，有多少重大命案中的被告人做了精神病司法鉴定呢？如今，社会在发展，法律在完善，法治就应前行，不能再倒退了。
附（点击标题可打开）：何胜凯杀法警案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内有贵州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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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Feb 2011 05:30 AM PST
人民为什么对法制现状不满意？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梁剑兵 题记：纸面法律增加了人民的希望，现实法律增加了人民的失望。 ——梁剑兵 我最近经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对我们的法律和相关制度的现状不满？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近三十多年（从1976到2010）来的法制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不满是普遍存在着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不满体现为对文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猛烈攻击和批判，这种批判导致了许多法典的制定和颁布；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大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人民对法制的不满体现为"法大还是权大"的质疑，这导致了一波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走向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我们又制定了许多适应经济自由发展需要的经济法和民商事法律法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后，直到今天，原有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中期和后期，随着政府引导、管理下的经济改革动力逐渐加大，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传统开始复辟，原有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成果逐渐丧失，官僚政治体制挟公权强制之威卷土重来。以党代政、以党纪取代宪法和国法、以党委"领导班子"决策取代民主的威权政治死灰复燃。这直接导致了法律权威的消解和依法办事的缺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成为破坏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最大问题。这一时期，人民对法制的不满又集中体现为人民对"有法不依"和"社会不公"的强烈而普遍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所产生的根源直接归结到政治体制因素而不是法律本身。 通过梳理三十多年来的法治历程，我感觉到，尽管我们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201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革时代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状态中彻底解脱出来，我们可以宣布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实已经建成，我们确实已经摆脱了无法可依的法治资源贫乏的窘迫局面。我们已经实现了立法规划所确定的立法目标，按照大陆法系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建立起来一个法律部门齐全、法典结构严密、法条和规范内在逻辑协调的法律体系。 但是，就是在立法层面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发现，人民对法制现状的不满不但没有随着法律体系本身的发展进步和法制完善的程度而减弱，相反倒是增强了。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好好的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满的舆论随着法律体系本身的发展壮大而反向增长的状况。 我们需要冷静的反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和法的一般原理角度看，应该说，人民的不满是无可挑剔的，我们不能抱怨人民对已有法制成果的不理解和不满足。因为法律总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是最重要的法律定律。从这一定律出发，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推论：假如人民确实对法律和相关制度不满，那一定是法律本身及其相关制度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因此，是法律和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不是人民出了问题。换一个角度说，因为人民虽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正确（比如当年全国人民都搞文革就属于全体不正确，类似的情况还有当年德国人民选择纳粹、全民支持希特勒等等），但是，即便是我们就把人民看成被统治者，或者直接看做是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客户和需求者，那么，以经济学供需关系的眼光看，人民对法制的日益不满也表明了他们的社会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不能指责人民而应该反思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以上是研究和回答问题的大前提，以下是小前提： 我们国家的法制是受政治主导的，也是直接地和程序上地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我们必须从政治的和程序的角度去寻找造成这种不满的深层原因，这是挖掘法制病灶的必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并非人民民意表达的场所和意志体现的殿堂，而是官僚阶级把持和体现官僚意志的会议室（据统计，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大，基本上都是由各级、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充当人民代表的，真正的以无权无势的平民身份担任人大代表的不是没有，但是属于凤毛麟角），这是导致人民对法制不满的根本原因所在。 考察世界各国宪政，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何谓民主？其实民主就是开会。所谓民主，其实就是由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士们坐在会议室里天天开会做决议（大到与外国开战，小到政府花钱乃至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开会作出决议），然后交付官吏们去执行！但是，别的不说，单单就"开会"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中国大陆人大的开会制度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议会开会制度都不一样，甚至和台湾地区的会议制度也大不一样。尤其是我们的人大，每年只开会一次、一次会期仅仅两周时间，完全不像别的国家和地区的议会那样，一开会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开会三个季度、休会一个季度——我们有民主的会议室（也就是人大），但是那个全国最大的会议室一年四季都空空如也、门可罗雀，各地的人大也都是如此，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奇怪的事情。 有一次，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学所的所长汤德宗教授来我们法学院访问做学术报告。我问汤教授：台湾的立法院每年开会几次？每次开会用多长时间？汤教授告诉我，台湾的立法院每年有两个会期，每个会期均约四个月。我又问：会期那么长，有那么多的事情吗？汤教授说，事情多的不得了，每次开会都有好几百个法案排队需要通过，立法院一次开会四个月都不够用的，有些法案要延续到下次开会再讨论通过。我又问，这些需要通过的法案都是什么内容呢？汤教授说，啥内容都有，和大陆人大代表的提案没啥差别，但是大陆人大一般不表决代表提案，台湾立法院是要表决议员提案的。 通过比较大陆和台湾的议会制度，更加令人奇怪的是，我发现大陆的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自称是议会，其实只是"立法院"——大陆人大只管两件"大事"：一是制定法典、二是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汇报盖橡皮图章，至于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不问、不讨论不表决，连会也懒得开。而台湾地区的立法院尽管在名称上叫立法院，其实却是真正的"议会"——啥事都议论，大事小情都要拍板决策后交付政府和司法机关执行。我们大陆和台湾都同样是中国人进会议室开会，但是两种不同的开会制度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 这是人民对法制不满意的最根本的原因所在：我们的法律是属于官僚的，不是属于人民的——而对不属于自己制造出来的"商品"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是一切顾客的天性——因此，只要人民自己不是法律的制定者或者生产者，只要任何法律及其制度不是由人民的代议士天天在会议室里经过讨论、辩论、争吵的方式表决出来的，人民一定是要对"官僚法"看哪儿哪儿不顺眼的。 第三，但是，在中国，除去官僚制定的法律之外，还有许多法律是由知识分子中的法学家们起草制定的。许多法律，表面上是由不是民意代表机关而是官僚"盖章处"的人大制定的，其草案却是由法学家起草的。因此，实际上，中国许多法典的命运不是决定在人大的会议室里，不是决定于电子表决器的按钮上，而是决定于法学家的书斋之中的。《物权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应官僚的邀请，负责起草法律草案是中国法学家们一个很大的荣耀，也是所有法学研究者的光荣，这没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法学家在参与立法方面过于积极却在参与法律实现方面过于消极，这导致他们的工作在整体上不能让人民满意；同时，他们往往因为严重脱离社会规律、严重脱离生活现实、严重脱离政治实际而不能成为优质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优秀生产者。 例如，在2005年关于物权法的争论中，人民对物权法草案的普遍质疑不仅仅是针对草案的，实际上也是针对整个《物权法》专家小组的，更是针对整个法制的。那场辩论是人民从相信和信仰法律到不相信和不信仰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与转捩点。在2005年《物权法》大辩论之前，人民虽有不满，但是在基本面上还是相信和信仰法制的。但是，在那场大辩论之后，人民便逐渐转向了对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不信任和不信仰。这种对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不信任和不信仰已经汇聚成一种反理性、反法制的地火，在厚重的政治"岩层"之下奔涌着…… 仔细想一想，我们全国人大的雄伟宏大的立法规划（这个规划的实施者实际上是政府法制机构中的官僚和闭门造车的法学家，人大只是在形式上负责表决和通过）就是造成人民在整体上对法制现状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是因为这种立法规划不正确不理想，而是因为这种规划"太正确"、"太理想"了，以至于严重地超越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的接纳能力。民众和社会是法治产品的消费者，我们的大量法律却不能满足社会法治需求。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把人民对法制的不满根源归结到官员素质不高或者腐败问题上，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对法制不满意，不是人民不对，而是法律及其制度本身不对！或者换一句话说：肯定是法律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当我看到那些关于今年又要制定多少多少法律以及今年又有多少多少法规实施的时候，我不难预测，这些吊高了人民胃口的法律和法规其实往往就是一张画在纸上的饼，它虽然代表我们的目标和奋斗理想，却不能满足我们社会和人民的实际需要——因为没有相应的财政拨款支持这些理想化的法规实施，也没有人员、组织和设备的增加支持这些理想化法规的实施，所以，这样的法律和法规，制定的越多越没用，越容易造成人民对法制的不满。 总之，纸面法律增加了人民的希望，现实法律增加了人民的失望，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比增长的基本原因。 所以，这种在唯心主义的"立法万能论"指导下的立法规划再也不能按部就班地实施下去了。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应当尽量放慢自己的立法步伐，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立法方面逐渐转移到促进法律效果的实现方面，转移到考核检验法律的实施效果方面来，转移到吸收公民代表参加的各种经常举行的听证会方面来，尤其是需要举行全面的、涉及现有全部300多件法律的实施效果调查的民主听证活动中来。 我们从中央和地方人大的开会制度必须改革，向台湾立法院学习，每年会期两次，每次最少也开它四个月。在开会的会议室里，人大代表们必须逐一地解决具体的法制实际问题，例如建立强制性的基层财务收支公布制度以遏制腐败、建立强制性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听证制度以防止恶法、建立商品和服务涨价的网络投票制度以稳定物价、停收一切诉讼费用让百姓都能免费享受法院裁判、法院判决交付政府部门执行以提高判决执行效率等等，而不是继续制造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新法律法规。同时，对各种具体的提案，诸如修桥铺路、增加公交线路和站点、修建医院和学校、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需要花钱的提案要逐一表决并交付政府执行之。 更加重要的是，各级人大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民主就是开会"的基本道理，要建立"不开会即无民主"的基本法治理念，要对代表身份加以限制，实行议行分开而不是议行合一，要与世界各国议会制度接轨，立法禁止行政官员、司法官吏担任人大代表职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践行民主，将法律和法案的决断权都交还给人民，将"官僚法"转变成"人民法"，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也只有这样，才能消解人民大众对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不满意 我希望人大法工委和政府法制机构能注意到我的这个建议，也希望中国的法学家能够摆脱纸上谈兵和闭门造车的通病，把目光更多地转移到法制实践中来、转到如何更好的代表和集中民意，通过竞选进入人大会议室、成为人民民意代表的那一方面去。 （2006年1月30日初稿、2011年2月17日二稿） （声明：本文许可读者引用和转载，但请注明出处、作者真实姓名与工作单位） 欢迎下载《声音·法治》周刊：第18期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法天下"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fatianxia.com/  | ||||||||||||
| Posted: 16 Feb 2011 11:34 PM PST 《家国天下》给力 2010年12月，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老杨（信孚大学导师杨恒均）在大陆的第一本博文集《家国天下》，被读者热购，有众多读者直接到出版社批量购买，把《家国天下》这本书作为礼物送亲戚朋友同事反洗脑，文集还没有正式在书店上架便加印第三次，非常给力。 在此，签名推荐老杨的《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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