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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我怀念道不拾移夜不闭户的年代

Posted: 24 Feb 2011 03:14 PM PST

       这个世界上曾经个有过道不拾移夜不闭户的年代嘛?好像有过,在那些遥远的古代,在那些斑驳的古书里。

失而复得是一种惊喜,更是一种奇迹,奇迹的发生会让我们相拥而泣。可是,奇迹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吗?很多时候,我无法回头,不能回头。

前天晚上洗澡时候,发现大前天戴在脖子上的一只和田玉的乾坤圈不在了,立即赤条条到处寻找。第二天早上遛狗的时候,眼光在每一寸土地、草丛里扒拉,若有期待、恍然若失。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失去了,再没有回来。我再也没有见到那只温婉晶莹、系着一段红绳子的乾坤圈,只能想象它躺在某个角落或者已经被某个人拾捡去。玉碎人亡,玉不在,人将何安!

这块玉佩是几年动荡漂泊、兵荒马乱生活里留在我身边时间最长的物事,是一个长长的故事。1997年的时候,当时我跟自治区车研所的工程师胡带着一台老款桑塔纳去伊犁测试诺贝尔节油宝,胡带了他老婆,我带着当时的女朋友和她的女儿聪聪,行前她送我的。回程的时候,晚上路过精河,遇见沙尘暴,雨刮器不停地刮着如雨的沙尘,车灯只能照见前面不到一米的路基。后来,一辆大货车开过,我们跟着它屁股后面的灯光,才慢慢出了沙尘暴区。

从那一年起,这块玉佩就一直跟着我,从新疆到陕西,从深圳到上海,很少离开过。即使某些时候我不戴它,它也会一直停在某个角落,我知道它在那里,我需要的时候就会找到它。

我曾有过两次失去脖子上戴的事物之后很快出事的往事。一次是89年流亡时候,齐齐哈尔遇见大哥田夫,当时那种生死挈阔的情谊此生难再,我们分别时候,我把戴着脖子上的一块玉佩送给大哥。我们分开不久,分别落入人民警察不是魔爪的手里。再一次是92年结束婚姻后去广州进货,路上邂逅一位石家庄青年,聊得开心,就把脖子上戴的一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涂铜的铸铁牌子送给他。结果,车到韶关,我就人事不醒,醒来时候,已经是在广州站西街克山武警总队招待所一间客房里。旁边床上躺着熊老太太,我已经被洗劫一空。从此,我发誓,绝不轻易把脖子上的饰物送给任何人。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戴玉佩了,它一直安静地躺在我屋子的某一个地方,我知道它在那里,温润地打发着时光。去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买过一只狼牙,一直戴着。春节之后,一直想把狼牙换下来,终于在大前天戴上玉佩,放下狼牙。然后,很快就把它丢失了。

心里很难过,我不知道,这次丢失玉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又将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想保留一生的,却在一时丢失,这种痛楚,如心脏被包裹着布的重物猛击。我期望奇迹能够出现,我希望能够回到那个书上写过的道不拾移夜不闭户的年代,我的玉佩正温婉地躺在路边,等待我将它捡回来。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只能等待可能发生的事故,并且在生活给我的打击或者馈赠面前,从容不迫、宠辱不惊!

 

小远2011年2月25日星期五 7:09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被規劃」灣區事件——後諮詢階段的新一波爭議

Posted: 24 Feb 2011 02:30 PM PST

灣區計劃現處於「後諮詢階段」,以下僅就近一、兩星期的事態發展作形勢報告。

事在必行,做動作瞞騙市民

根據2011年2月22日立法會文件,港府在2010年5月已經宣佈:向中央爭取將「灣區規劃」納入「十二五」國家計劃 (註1)。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在2月22日立法會上,對諮詢不足只承認小疏失,「對事件諮詢安排不足」、並允諾法定諮詢程序以外舉辦公眾論壇,分別在3月3日及4月9日舉行(註2)。事實上,計劃是廣東省及港澳三地同步進行諮詢,香港難以單方面延長諮詢期,但林鄭月娥卻沒有透露這真相,企圖以公關手段蒙蔽市民,營造公眾參與感覺的同時,計劃已被牢固地納入。

「十二五」國家計劃將於2011年5月「出台」,黃華華已表明會將深港同城化、「以環珠江口宜居灣區為標誌」呈上十二五規劃討論上。他在一月七日的省委全會上作廣東省委關於 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起草說明,明確表示「珠江三角洲作為整體,要攜手港澳打造以深港、廣佛、珠澳都市圈為樞紐,以環珠江口宜居灣區為 標誌,具有世界級水準的城市群」(註3),林鄭月娥就算舉辦所謂「公眾論壇」,亦不會對即將出台的國家計劃有任何作用。

廣東省黃華華省長於二月十四日在香港舉行的廣東省新春宴會表示,會重點加強珠三角五方面的合作,其中之一就是「全面啓動實施《粵港澳共建優質生活圈合作專項規劃》、《粵港澳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專項規劃》和《環珠江口宜 居灣區重點行動計劃》」(註4),這些都是港人聞所未聞的!人大政協兩會將於三月五日舉行,為期兩星期,現時廣東省兩會已開始,預料灣區計劃會在兩會提出討論。

事件癥結在於:港府會否將未有本地共識的計劃與工程在灣區規劃中剔除,以免寫進「十二五規劃」,令本地被區域乃至國家規劃,最後不得不跟從。

計劃只是概念交流 不必過慮?

規劃署長梁焯輝及林鄭月娥早前聲稱,灣區規劃只屬「概念性研究」,不存在香港「被規劃」(註5)。然而,是次規劃分明是一個「行動計劃」,內含具體工程、項目的時間表,規劃圖上也有刊載具體工程項目,其言實是「出口術」。

另外,何謂「只屬」概念交流?概念(如規劃策略方向)就不用向市民交代,就不重要嗎?其實, 一旦發展、規劃方向等「概念」被確定,日後行動計劃的自主規劃將會大大局限,市民再無法選擇其他發展模式,本地只能跟隨現時配合內地融合的方向,作出極度有限的選擇。最後的一刻,我們或許只能選擇建築的外表、綠化種什麼樹...

建制派全力發功 民建聯訓斥港人治港

「被規劃」事件在網上揭發後,立即見到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范徐麗泰)急急為事件降溫,「建制智庫」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吹噓自己在被灣區納入的工程做了許多研究,如建議西北的洪水橋做「香港新宿」(註6);大公、文匯及經濟日報也不斷做新界北專題,推銷灣區內的本地工程(註7)。文匯更連珠炮發,不斷出社評將民間質疑的諮詢問題及理念歸類為「為反對而反對」(註8),他們的異常舉動更加確立了「被規劃」的論點正確。

民建聯陳鑑林於2月22日立法會說,本港跟內地經濟融合是大趨勢,只顧獨自規劃並不可能,希望議員放下「大香港」心態(註9)───陳鑑林之言實是「老屈」。

香港人關注城市的自主規劃權、香港人想保護新界郊野免受「灣區規劃」所毀滅、香港人想繼續居住香港而不須「被移居」……這些統統被建制派打為「大香港主義」,從而合理化現時「被規劃」的狀況;這是建制派回歸以來、長年累月不斷強調的荒謬論述。

若果香港人不再捍衛自身的城市規劃權,香港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權將會徹底破產。一個城市先從自身處境出發考量區域合作、保護祖輩留下的美好郊野環境、拒絕「被移居」,究竟有什麼問題?

而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在2月16日稱,「香港被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部分」(註10)。而曾蔭權亦在2月17日於禮賓府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聲稱「配合國家十二五 規劃」(註11)。

香港這毫無尊嚴的小島,我們一邊被剝奪權利,一邊被恐嚇、訓斥。

配合「灣區規劃」的蛛絲馬跡

港府在這時已經悄悄進行許多與「灣區規劃」吻合的計劃,比如近年要打通香港北部的「全港單車徑」(註12),實是灣區規劃中的「綠道」;「流浮山鄉鎮發展計劃」實是灣區規劃的「城市客廳」,可讓每日大批內地遊客從深圳灣口岸立即消費香港的生態資源及文化(註13);「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配合灣區規劃在邊境設立的「低碳社區」(註14),設計給未來要跟從服務業北上的「跨境人口」及內地富豪。

可見,灣區計劃只顯示了一個全盤的局面,其實早幾年特區政府已經暗中配合,將新界及香港逐漸出賣。

參考報導、資料

註1:發展局、規劃署等,《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與發展事務相關的事宜》,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文件,2010年5月25日。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0525cb1-191...

註2:商業電台,〈林鄭月娥指為宜居灣事件引起疑惑負責〉,2011年2月22日。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222/18/mtsw.html

註3:南方日報,《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11年1月17日。
http://theory.southcn.com/c/2011-01/17/content_19344783.htm

註4:南方日報,〈黃華華在港出席廣東省新春宴會 並發表主旨演講〉,2011年2月15日。
http://news.southcn.com/g/2011-02/15/content_19989863.htm

註5:明報,〈規劃署指研究不違一國兩制〉,2011年2月8日。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208/4/mlr0.html

註6: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洪水橋藉地利 打造香港新宿〉,《經濟日報》,2011年1月7日。

註7:例如《大公報》,〈香港新界北打造新中環〉,2011年2月7日。
http://www.takungpao.com/tkptop/2011-02-07/535936.html

註8:例如《大公報》,〈《蘋果》借兩件事挑動兩地對立居心不良〉,2011年2月16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2/16/PL1102160005.htm

註9:明報,〈環珠江口諮詢不足 林太願負責〉,2011年2月23日。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222/4/mu4b.html

註10:文匯報,〈中聯辦新界部酒會慶新春〉,2011年2月17日。

註11:文匯報,〈特首籲港政協委員 向中央爭取政策〉,2011年2月18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2/18/HK1102180010.htm

註12:香港政府新聞網,〈新界單車徑網絡快將連接〉,2010年12月4日。
http://archive.news.gov.hk/tc/categories/health/html/2010/12/20101204_15...

註13:規劃署網站,「改善流浮山鄉鎮及鄰近地區研究」,於2011年2月24日存取。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prog_s/LauFauShan04/bg_b5.html

註14:星島日報,《新界北擬留地建大商場》,2011年2月7日。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10206/3/mkuf.html

朝鲜开始骚乱,茉莉花波及金达莱?

Posted: 24 Feb 2011 02:08 PM PST

法新社引述韩国《朝鲜日报》2011223日的报道说,214日,朝鲜西部平安北道省三个城市定州、龙川和宣川同时爆发群众示威,抗议缺粮缺电,各界纷纷猜测抗议事件是否受中东革命影响,以及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消息说,214日,离金正日生日还有两天之际,朝鲜西部平安北道省三个城市定州、龙川和宣川同时爆发群众示威,抗议缺粮缺电。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说,朝鲜虽然从未发生过反政府示威,但要求"吃饭活命"的示威却一直未断。尤其是200912月货币改革失败之后,居民明显表现出了不满情绪。据逃离朝鲜的民众透露说,咸兴市居民焚烧了沦为废纸的旧币,还听说有饥饿的军人集体反抗的消息。

214,朝鲜平安北道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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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中的独裁者卡扎菲

Posted: 24 Feb 2011 02:05 PM PST

美国已故总统里根形容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疯狗"、"狂人"。

卡扎菲政权,被世界公认为流氓政权。

卡扎菲1942415日生于苏尔特的游牧部落家庭,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备受父母器重。为了让他能出人头地,父母卖掉了骆驼和牛羊供他读书。中学时期,卡扎菲就接受了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1956年,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夺回纳赛尔已经宣布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这一行径深深震动了卡扎菲,他不顾当局的阻挠,带领同学举行罢课,被校方除名。随后他发现"学军事是进行革命的唯一途径",遂投笔从戎,在1963年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

19658月他从军事学院毕业,后任通信兵团陆军中尉。19699 ……

……

马其顿:全球之声登上电视

Posted: 24 Feb 2011 02:17 PM PST

作者 Elena Ignatova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全球之声作者Filip Stojanovski接受电视节目"Nie"访问,主题为"堡垒、網絡、政党、Facebook,究竟是谁的错?",他提及公民媒体与全球之声的重要性,节目里亦节录全球之声共同创办人Ethan Zuckerman在TED的演讲片段

激光手术矫正近视:一场世纪医疗骗局?

Posted: 24 Feb 2011 01:45 PM PST

作者:赵承渊

大约8年前,我就在网上不同地方看到过有关"近视手术致盲"、"近视手术是骗局"等等的传闻,所幸本人视力尚佳,并未特别留意。后来有若干大学同学去做 LASIK手术摘掉了眼镜,现已过去数年,仿佛也无噩耗传来。最近上网一瞧,才发现虽时过境迁,关于激光近视手术的传言却并未消弭,反而越传越激烈,越传越惊悚。果壳网小组中转载有"医生"现身说法的文章,文中称:


他们(指眼科医生,笔者注)明知道这一手术(指激光矫正近视手术,笔者注)的危险性,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欺瞒广大患者,把广大患者的眼睛当作试验品,请问你们还是人吗?医生被称做是白医(原文如此,笔者注)天使,你们的职责是救人,而不是为了瓜分一个市场而去把一项不成熟的技术用来害人!实行了LASIK后所产生的圆锥角膜目前在医学上被认为是绝症,最后只能用角膜移植来解决问题!每一例手术能为你们带来上千元的利润,而为了这些利润,你们竟然把广大的患者当实验品,隐瞒手术风险,而使广大的患者冒着在若干年后要成为盲人或准盲人的风险,你们心中何安!在几百万人的眼中埋下一颗定时BoB(原文如此,疑为Bomb之误,笔者注)!!!,你们良心何存?!

如此振聋发聩的质问,令我这个非眼科医生也仿佛挨了一闷棍:既然声称是同行爆料,我一定要向这位有正义感的同志学习,彻底揭穿激光近视手术这一医疗骗局!怀着这样的心思,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

1-3,切削角膜;4,掀起皮瓣;5-6,激光烧灼;7-8,皮瓣盖回。

所谓LASIK手术,全称是"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 LASIK),手术对象是人的角膜。过程说起来并不复杂:先在角膜中心区表面切削一个大约100-180微米厚的带蒂皮瓣并翻起,暴露皮瓣下角膜基质,然后利用高能准分子脉冲激光烧灼一定厚度的角膜基质,最后将皮瓣盖回原来的位置,无需缝合,手术结束。角膜提供整个眼睛屈光力的2/3,LASIK手术正是通过改变角膜屈光率来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

我国乃至全世界近视发生率都非常高,有强烈摘掉眼镜意愿的人不在少数。早在1995年,美国FDA即批准了将准分子激光用于近视眼矫治。据估计,只在 2003年一年,全美就有110万人接受了激光近视矫治手术——可见,如果这种手术是一个基于追逐利益的骗局,那么受害者将遍布全世界,整个全球眼科医学界都将是"昧着良心将患者当做小白鼠的恶魔"。事实果真如此触目惊心吗?

如同所有其他手术一样,LASIK手术也有其适应证和禁忌证。网络文章中对LASIK手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该手术对角膜结构的影响以及后续发生圆锥角膜甚至失明的风险之上。事实证明,LASIK手术矫正视力的短期和长期效果都令人满意,术后晚期屈光不稳定的发生率低于1%,并非网文所称会在短期内恶化。不过,术前近视度数越高,术后发生视觉障碍并发症的几率也越高。而术后发生角膜持续变薄(膨胀恶化为所谓圆锥角膜)的几率也在1%以下(参考文献4-6报告发生率分别为0.04%,0.2%和0.6%),并非网文所称的那样成为身体里的"定时炸弹"。

实验证明,LASIK术后剩余角膜厚度是影响角膜强度的主要因素。剩余角膜基质越厚,发生圆锥角膜的风险也越小。在一项以猫眼为对象的动物实验中,研究者将猫眼分为4组分别进行LASIK和PRK(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术后对角膜后表面的前突量进行测量,证实与角膜皮瓣相比,剩余角膜基质过薄是术后角膜后表面前突形成圆锥角膜的主要原因。目前国际上以250微米为限,但低于此限是否一定会发生圆锥角膜,或高于此限就一定不会发生圆锥角膜,尚无实验数据证实。有学者对LASIK术后残留角膜基质床厚度的安全值及术后角膜后表面曲率的稳定时间进行研究,结果发现LASIK术后早期角膜后表面中央均有不同程度向前膨隆,角膜基质床越薄者前膨趋势越明显,角膜基质床越厚者1年内角膜后表面曲率稳定或回复越明显。所有病例角膜后表面曲率在术后2年与1年的比较中差异均无显著意义。可见,只要术前准备充分,术中保留足够的角膜基质,角膜后表面曲率会随时间趋向稳定甚至回复,并不会发生角膜越来越薄以致失明的问题。

如此看来,尽管LASIK手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风险,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实施手术前,医生会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往往手术本身只需要十分钟,而术前检查则要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只有符合手术条件的眼睛才能在LASIK术中获益,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接受手术的患者近视情况应已保持稳定2年以上,600度近视以下矫治效果较高度近视更理想。一般来说,年龄最好不要低于21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等自身免疫病患者不适宜进行LASIK。怀孕和哺乳期妇女也不能接受这项手术。术前要进行角膜厚度测定,正常角膜厚度应在490微米至650微米之间。瞳孔直径不宜过大,否则术后易发生眩光等问题。另外,还要排除其他眼部疾患如感染,青光眼等情况。总之,审慎地评估,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是手术安全的前提。

至于"为什么医生自己不去做LASIK,却还要戴着眼镜?"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就好比整形科大夫并不是个个都要割双眼皮垫鼻子隆胸削下巴,卖坚果的小贩一日三餐并不都拿糖炒栗子当饭吃一样,需求才是第一位的。何况,据我所知,爱美的医生们去做LASIK的并不少见。

(感谢松鼠游识猷、沐右的改进意见)

参考文献

1 杜之渝, 吴宁玲, 吴大勇,等. 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后角膜基质床厚度安全值分析. 中华眼科杂志,2004,40:741-744.

2 李赵霞, 谢立信, 胡隆基, 等. 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后角膜瓣及瓣下角膜厚度对角膜强度影响的实验研究. 中华眼科杂志,2003,39:150-155

3 Steven E. Wilson. Use of Lasers for VisionCorrection of Nearsightedness and Farsightedness. N Engl J Med 2004;351:470-475

4 Randleman JB, Russell B, Ward MA, et al.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for corneal ectasia after LASIK. Ophthalmology 2003; 110:267–275.

5 Rad AS,Jabbarvand M, Saifi N. Progressive keratectasia after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 J Refract Surg 2004;20:S718–S722.

6 Pallikaris IG,Kymionis GD,Astyrakakis NI. Corneal ectasiainduced by laser in situ keratomileusis. J Cataract Refract Surg 2001;27:1796–1802.

一个美国家庭的电话/有线电视/宽带上网费账单

Posted: 24 Feb 2011 01:55 PM PST

电话、有线电视、宽带上网费账单第一页

首先声明一下,这是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税前年收入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预缴联邦和州税、健康保险和退休基金等税费后,月收入在3千到6千美元之间。前几篇关于家庭开支账单的博文发表之后,有的读者认为应该和收入加以比较才有意义,所以补充这一信息。

本文包含三张图表,前面两张是电话费以及有线电视、宽带上网费账单,第三张是国际长途电话费账单。我们先看前两张。

这份账单来自Verizon Communication,这家公司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威讯"。1984年贝尔的电话电报业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因为反垄断法被拆散,其中两家Baby Bells,大西洋贝尔和纽约/新英格兰贝尔后来合并,在2000年又兼并了一家本地电话公司之后改名为威讯,目前是美国一家主要的电信公司,经营语音通话、固网宽带、无线通信和有线电视业务,2009年的营业额和利润分别超过1000亿和67亿美元,员工超过20万人。本文所说的人家就在威讯的服务范围内。

账单第二页将收费细分,对各项税费有专门的说明

这个家庭的月费为109.99美元,外加各种税费17.04美元,总计为117.04美元。享受的是所谓三合一的优惠打包服务,包括座机电话,上网和有线电视,全部通过高速光纤线路传输。电话是无限制的本地和长途通话,包含美国全国和加拿大。上网服务提供免费的无线和有线两用路由器,下载和上传的速度均为25 Mbps,是目前市场上可供家庭使用的最高选择。

电视有大约450个频道, 其中高清频道130个,包括新闻、气象、政经、体育、时尚、家居、史地和科技等,以电影为主的频道有好几个,另外花钱的话,可以订阅家庭票房(HBO)等专门电影频道。中国的CCTV-4也包含在内,还有本地的中文台,分时段播出中国大陆和港台节目,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凤凰卫视、中天频道和湖南卫视等。

第二张图表将收费细分,对各项税费有专门的说明。联邦和地方政府只对语音通话和电视收税,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对上网征税。语音通话收税里面有一项叫做联邦用户线费,是所有税费当中最贵的一项,其实它根本不是政府收的税,而是经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允许、电话公司将电话线铺设到各个家庭而收取的线路费。联邦二字在这里唯一的意义就是FCC给它规定了一个上限,即6.50美元。可想而知,威讯公司收的一定是最高额度。

电视节目收的税里面有一项叫做PEG Grand Fee,收了0.56美元。这个PEG代表公共事务(Public)、教育(Education)和政府(Government),是电视节目供应商与地方政府协商决定的一笔固定费用,提供一些专用频道给地方上的民间机构、中小学和县市政府,播放它们制作的节目,比方说县议会开会现场直播、学校球队比赛、节庆花车游行和地方新闻等。

这张图表的左边有一些法规方面的说明,例如联邦或地方相关税法的变更,用户发现节目当中有不当甚至违法内容到哪里举报等。

最后一张图表是国际长途账单。因为威讯公司提供的国际长途费用相对比较贵,这个家庭选择使用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的国际长途服务。

美国因为有世界各地来的移民,他们都要和母国的亲友保持联系,以服务不同国家或地区为其优势的小型国际长途公司就应运而生。它们租用大公司的线路,将用户的电话转接到目的地国家,现在更利用网络电话的优势,可以做到费用超低。

国际长途电话费账单

从帐单上可以看到,从美国打到中国的电话每分钟只有1.8美分,在一个月当中这个家庭往中国打了将近三个小时的电话,通话费加上税费只有4美元。他们还可以给在国内的亲友一个中国的免费电话号码,亲友只要拨打这个号码,然后按照提示输入密码,就可以接通这个美国家庭的电话,由美国这边结账,收费标准不变。

还有一点补充说明。美国大多数地区都有两家或更多的公司为老百姓提供类似的服务,这个家庭所在地区就还有一家,叫做康卡斯特(Comcast)。每个人家都可以在签约期满(一般为两年)之后,根据服务质量和收费多少选择留下还是跳槽。

此外,因为无线通讯包括手机和无线上网的迅速发展,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干脆不用上面说的由固定线路提供的服务,电话和上网甚至看电视都用手机和电脑转接。一旦形成潮流,可能会成为那些依靠固网赚钱的公司的一场噩梦。

南贍佛學中心食物贈油尖旺食物銀行

Posted: 24 Feb 2011 12:54 PM PST

南贍佛學中心食物贈油尖旺食物銀行

2011年2月23日下午,南贍佛學中心將一批食物、玩具及衣物送給由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食物分享計劃贊助的油尖旺食物銀行。南贍佛學中心的義工並協助整理該批食物、玩具及衣物,並協助將該批食物放上食物架上。

油尖旺食物銀行的負責人龍緯汶非常多謝南贍佛學中心的捐助,並會按次將該批食物、玩具及衣物,送給有需要的坊眾。

2011年2月期間,南贍佛學中心舉行了一次物資捐贈活動。其會員及友好把食物、玩具及衣物,交給該佛學中心。

歡迎大家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 youtube 頻道>,重溫南贍佛學中心贈送物資給油尖旺食物銀行的情況:

南贍佛學中心會員於油尖旺食物銀行協助整理食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TLd2TE52MY

南贍佛學中心會員於油尖旺食物銀行協助把食物上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RpZr-qXMak

影像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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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拟拨款1亿港元资助年轻人来内地“加深认识”

Posted: 24 Feb 2011 07:48 AM PST

港府拟拨款1亿港元资助年轻人赴内地了解国情

2011年02月23日 14:29
来源:新华网 作者:茆雷磊,刘晨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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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香港2月23日电(记者茆雷磊 刘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23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2011/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时说,建议拨款1亿港元推行一项为期5年的计划,资助香港大专以上学生到内地参加短期实习或学习,从而加深年轻人对国家最新发展情况的认识。

他说,自己一向鼓励年轻人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国家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他所建议的这项计划一旦落实,每名学生最高可获3000港元资助,预计将有超过3万名学生受惠,他们可借助这笔资金到内地进行参观、交流或参加志愿者服务等活动。

在教育方面,曾俊华表示,2011/2012年度的教育开支预算达540多亿港元,是特区政府经常性开支的22.5%。他还建议从2011至2012学年起,放宽对清贫学生实施全额资助的资格审查机制。如果这一建议最终付诸实施,估计可在本学年额外让约7.5万名学生获发全额资助。此外,特区政府2011/2012年度将向职业训练局提供约19.4亿港元的经常性资助,以满足社会对职业教育及培训课程的需求。

“浮云”的最早出处是《论语》

Posted: 24 Feb 2011 07:13 AM PST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 述而》

顺便说几句:尽管很多人认为《论语》是臭狗屎,避之唯恐不及,发誓一辈子都不要看它,我仍然认为上面的句子是不可多得的好句,仍然认为《论语》是不可不读的好书。《论语》的最后一句是"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如果我们连孔子讲过什么话都不知道,就一个劲地往古人头上栽赃,这跟某党的作风又有何差别?难道各位真的以为孔子要为今日中国的狗屎局面负责任?
今天又翻看此书,看到五年前在书后写的小记:
余自十五岁始读此书,当时仅识其文字,其后贡高我慢,自以为得矣,实未尝得其皮毛也。海自卑而致其深广,人自高则愈形浅陋。重读此书,已近三十。余卒无所成者,以自高也。今悔之未晚,自此改是。

美称北京空气糟到无法检测 中国专家称不科学

Posted: 24 Feb 2011 04:19 AM PST

 据2月2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21日的北京因为大雾,空气污染达到五级"重度污染",成为2011年首个重度污染天。而据法新社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当天的独立检测结果显示,21日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

  根据北京环保局发布的数据,2月21日北京大多数地区的空气质量等级为最低的五级,属重污染,"老人和儿童应避免外出"。同一天,美国使馆则用"危险且超过指标"形容当天北京空气质量的检测结果。法新社称,该词的意思是说,空气质量低于可检测的最差水平500点。而根据美国标准,500点是空气污染的最高指数,对所有人都构成健康危害。

  《环球时报》记者22日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了解到,从2008年初开始,美国使馆开始在使馆一大楼上建立空气监测站,并在其"推特"网页上每隔一小时更新有关数据。但其数据常和北京官方发布的数据有出入。2009年7月,美国使馆发言人澄清说,美国使馆的空气监测站仅提供使馆大楼区域的空气质量信息,无法监测全北京空气。而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位于北京的繁华地带,车流较多,空气污染一般较北京其他地区严重。

  据悉,美国使馆的检测数据采用美国环保署的标准,即监测直径小于2.5微米的悬浮颗粒数量,而北京市环保局的监测对象为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使馆检测北京空气是出于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考虑,让他们了解自己工作地点的空气质量。2010年11月,美国大使馆曾用"疯狂得糟糕"形容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后因"用词不当"删掉有关表述。

  对此,中国环保监测专家表示,北京有一套完整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综合了分布在全市27个空气质量监测子站的数据。而美国使馆仅通过一个监测点位的数据来对一个区域空气质量做全面评价,是不科学的。

  法新社21日还称,北京众多火力发电厂和街道上480多万辆汽车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

来源:环球时报

广州市长称市政府办公条件差 副市长睡坏颈椎

Posted: 24 Feb 2011 04:06 AM PST


2011年02月23日15:56羊城晚报黄丽娜
字号:T|T

22日上午,市长万庆良参加市政协经济界委员的小组讨论时,句句不离广州经济发展的亮点。履职一年,万庆良说了三个"想不到",也印证了钟南山代表关于广州"很差钱"的看法———

贡献大 想不到

去年,广州市财政总收入3348亿元,上交中央2100多亿元。

很差钱 想不到

在这3348亿元的财政总收入中,除了交国家、交省里,广州留下的只有872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的,共900个亿多一点。这其中,一半还要下拨给12个区(县级市)。"人人都说广州富得流油,其实广州的财力是捉襟见肘。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刚性支出缺一不可。我如果说广州穷,人家要笑;但是缺钱,这是真的。"

条件差 想不到

再一个没想到,就是广州市政府的办公条件这么差。中午连一个休息的房间都没有,全都是睡沙发。各个副市长睡歪了腰椎、睡坏了颈椎。

·黄丽娜 吴彤·

幸亏翻译不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Posted: 24 Feb 2011 01:44 AM PST


 

这两天在读郭宏安译评的《恶之花》。之所以叫"译评",是因为郭先生在自已的译作前面有个很长的评论作为代译序。用封衬上介绍的话说:"译序长达14万余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做了系统的科学的分析……"——这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好比一个漂亮女孩脸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一样。

郭先生的译笔虽不是上佳,但也尚佳,评论中虽不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陈词滥调(比如"波德莱尔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着轻蔑和仇恨,往往表现出不共戴天的情绪,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的极其狭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从当时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我承认,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禁不住噗嗤了),但谢天谢地,郭先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正贯彻到底,因此还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

看一位译者的译笔好坏,如果是小说,往往一下子感觉不出来;但是若是诗歌,读上几行就能分辨出来了。

蒋老师书架上有两种《伊利亚特》的译本,我把它们拿给蒋老师念初二的小儿看,只让他读开头,说哪一个更好,他说:好像陈中梅的比罗念生的好些。这跟我的感觉一样。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提到过类似的例子——


 

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

 

王小波还说——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第一次看到这话的时候,我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对于一些现代大作家(比如茅盾巴金)的文字,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倒是在一些名著的译本那里,我发现了一流的文字。王小波没有说明为何是这样的情形,但道理是显然的:毛《在延安舔屁工作座谈会上的上谕》给作家们上了紧箍咒,文学都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谁想不按党的要求写作,那你就等着挨整吧。于是老舍写了《龙须沟》,巴金写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郭沫若的赞歌集一本接一本,都是很好的厕纸。就这样,老舍最后还是投湖了,巴金死了老婆,郭沫若死了儿子。

在这种情形下,像查良铮先生这样中文外文功底都极好的人转向翻译,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对我们的文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在别的国家,文字一流的人都去搞创作了,二流文字的才去做翻译,但是真正最需要翻译的作品都是一流的,而我们的政治局势迫使文字功底一流的人去做翻译了,于是我们有了一流作品的一流翻译。这些译作为我们贡献了最优美的现代汉语,也给我们的文学注入了新的手法,新的叙述,新的情感,新的思考,没有它们,所谓"新时期文学"根本无法想象。

因此,我在这里再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下王小波的劝告:"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令人痛心的是现在一些出版者唯利是图,找一些甚至根本不懂外语的人把老译本胡改乱改一下就拿去出版了,青少年读者不明就里,还以为世界名著就这个样子的,看过几页扔到一边,从此再也不看所谓名著了。故而最后推荐几个我知道的好译者,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推荐一下。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与梁实秋的译本相比,朱生豪的译本更传神。梁实秋的译本是亦步亦趋的翻译,如果想借助译文读莎士比亚原文,梁实秋的译本是很好的帮助。好像梁实秋的本意也是如此,所以他的译本大多数都是英汉对照的。)

傅雷(人生中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就是傅雷先生翻译的《搅水女人》,迄今我仍然觉得这是巴尔扎克最好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傅雷的译笔太好了)

查良铮(王小波已经提过了,不过也许大家不知道查良铮是30岁开始学俄语的吧,然后学了几年就开始翻译普希金了……)

高植(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改变了我对托尔斯泰的看法,之前看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味同嚼蜡)

荣如德(他翻译的《白痴》给我印象极深,提到那位好色的公爵,他说是"寡人有疾",这绝非俄文中可能有的,但是读起来好玩极了)

请大家继续补充——

 

 


 


 



高企的馒头税和中国经济10大荒谬

Posted: 24 Feb 2011 01:19 PM PST

《财经网》报道,海关总署公布的12月进口商品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我国共进口原油2.39亿吨,同比增长17.5%,全年进口原油共花费1351亿美元接近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51.4%。成品油全年进口3688万吨,同比下降0.1%。不过,在原油进口大幅增加的同时,成品油出口亦出现小幅增长。112月,我国成品油出口共计2688万吨,同比增长7.5%,出口金额125亿美元,同比增长35.9%

对此,人们估算:12010年共进口原油(注:是需要后期加工的原油,不是直接使用的成品油)2.39亿吨,共花费1351亿美元,平均每吨565.27美元。按110日汇率6.6349计,约合人民币3750. ……

……

弥天大谎: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降半旗

Posted: 24 Feb 2011 11:16 AM PST

在中国,总会流传着大量的精彩故事。其中,"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降半旗"就是我这代人最熟悉、最感动的一则故事。当时中国大陆的人民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坚信不疑。

该故事说:"19761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人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 ……

……

轰炸自己首都,卡扎菲对人民宣战

Posted: 24 Feb 2011 09:43 AM PST

"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这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最耳熟的一句话,当局天天灌输这个观念。但现在,当局对这句话非常忌讳,老百姓一说这话,基本就被认为是有造反企图。其实,翻翻史书就会知道,"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历史的车轮确实不可能被阻挡。

人们看到,历史的车轮经过突尼斯、埃及,来到利比亚,遇到了比穆巴拉克更凶狠的抵抗。穆巴拉克使用的多是暗招儿,例如把4000个犯人放出监狱,告诉他们去打砸抢去制造混乱;让警察撕掉警服上的警徽装作伪装暴民并殴打、射击示威群众,使300余民众死亡,伤者近万,并嫁祸示威群众;穆巴拉克还唆使,殴打、拘捕外国记者,指派人炸毁西奈半岛北部加沙地带附近的一条天然气输气 ……

……

通脹迷債

Posted: 24 Feb 2011 09:17 AM PST

http://hkgal-today.blogspot.com/2011/02/blog-post_24.html

新一年奴才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出場,反對和憤怒之聲不絕,香港這個爛金融都市,不適合正常人居住這話無須多講,除非是活在金字塔尖的富貴上等人,或「有幸」納入綜援救濟網,通脹和地產霸權對你毫無影響,前者可能身兼大炒家,在霸權遊戲做既得利益者,後者的綜援人士也不怕,政府已妥善包底,只要你「堅守很窮很慘」就可以,唯無數努力工作務實的打工仔,「香港精神」在基層大眾心中早已成為笑話,並由笑話變成童話,只可幻想而不可實現。政府不斷向市民講大話,香港人天性溫馴,盡得中國人傳統智慧真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人要為公義發聲,愛「偽和諧」的香港人大前提必先忌諱「槍打出頭鳥」、「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龍的智慧「港喱精神」,社會苦痛的棺材早已來臨,港人心裡看見,但嘴邊要港式道德,搬一大堆萬試萬靈的廉價處世哲學自圓其說,港喱的愚笨,造就官商勾結,港喱的怕事,造就貧富極端懸殊,吃得苦中苦就是人上人,沉默是金,正如被迫吃糞(我不用「屎」字,「糞」應較為文雅,我很斯文的…) ,港人吃不下,自我安慰感覺好一點,合起雙眼大口吞下去,吃了吃的,在禽獸都市吃糞自得其樂,所以香港應納入世界奇蹟,作為生物學研究,港人的奇趣甚有學術價值。

預算案所謂利民舒困措施,可笑之處不能盡錄,但靜心一想,不止可笑,可悲。

政府不單漠視民生疾苦,美其名搬出利民政策,不單無用,有些更令人心寒。通脹並非貨物,是社會不尋常現象,我先要簡略解說一下「通脹並非貨物」的意思,通脹,物價貴也,如果與人民收入同步,即不存在通脹或影響甚微,反正有足夠錢消費得起,對嗎?現在香港出現的是通貨膨脹,物價遠超出一般市民購買力,打工仔入不敷支,在職貧窮,又要自食其力,通脹最嚴重是日常食物,有骨氣也要吃飯,中國食物幾乎佔全港市場愈八成(比例應該更高) ,人民幣不斷升值,港元不斷貶值,大陸食品質素已逾見下降,但售價像火箭一飛沖天,基層大眾苦不堪言,通脹是目前社會上的痛症,不是貨物,也不是金融衍生工具,但預算案竟然推出了「通脹債券」,把通脹變為投資工具:

發行一種名為「通脹債券」,債券本身是投資工具,投資的「指數」就是通脹,入門價每手最少一萬元,「贏或輸」的定義,買入「通脹迷債」後,若果通脹率上升,就是「買中」,簡單來說像買期指買中了,根據指數差距獲發「紅利」,但不要忘記,有升就有跌,有贏也會輸,若果買入「通脹迷債」後,通脹率「竟然不幸地」下跌的話,你手持的債券就是輸了,等於買期指買升但開盤報跌,財政司長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後上電台節目和市民對話,節目主持人問及:「如果通脹下降,通脹債券會怎樣?」,司長支吾以對,當場呆了,然後說:「咁…. 會負數囉,但應該好少呢種情況…」,主持追問:「咁若果真係跌呢?即係會有呢種情況?」,司長只答:「咁…係…係會跌架,但我覺得機會好少囉」。

通脹迷債‧窮人陷阱

聽來令人心寒,通脹削弱基層市民購買力,消費都是日常衣食住行,政府沒有致力舒援通脹或壓抑通脹,反而把「通脹」變為「另類金融衍生工具」,讓本身已足襟見肘的貧苦大眾「投機入市」,並且「搏通脹指數節節上升」,通脹率「跑贏大市」的話,持份者「獲利派息」,把通脹當作投機工具,邏輯之荒唐,手法之陰險,立場之涼薄,連外國傳媒也高度關注為何香港政府會把通脹作為投機,基層大眾不夠錢開飯,政府卻要窮人大手送錢去買通脹迷債,之所以我形容為「通脹迷債」,因為從這個荒謬的措施看來,某程度上就似另一種形式的「雷曼迷債」,是騙人的,給買家一點虛浮的寄望,然後齊齊被掏空。政府不處理通脹問題,反要透過債券變相令通脹持續上升,不斷通脹,其債券才會賺錢,情況詭異恐怖到極,有錢人不怕通脹,當然不買,但窮人荷包無錢,還在窮人身上「乞兒兜呃飯食」,最終益了那些古惑基金管理人。窮人普遍缺乏金融知識,在今天香港,你窮就是蠢,蠢就是活該的、抵死的、注定做老襯的,這種由政府帶頭「中環價值揾老襯文化」,施予窮苦大眾身上,窮人當中有些傻瓜誤信美夢,買了,另一些更窮的人買不起心生自悲,又制造「窮的人看不起更窮的人」,為什麼香港變成這樣,溫馴的香港人信奉「偽和諧」不斷低頭吃糞,當權者見你不敢出聲,現在來玩揾老襯古惑財技,拿窮人開刀,為貧富金字塔再創高峰,富者在變質的港式資本制度下可踐踏更多窮人,窮人最後的小財也被政府所騙,只要稍為用腦想一想,有什麼比以通脹作為投機工具更荒誕的?

時事評論家鍾祖康名著《來生不做中國人》,中國人的悲涼,世事似乎都給他看透了,忽發奇想,今天應該包括「來生不做香港人」,因為做回歸後的港人,人善被人欺,大陸自由行惡霸也說:「沒有中國,香港人吃屎啦!」,就是看中了香港人怕事,我已說過,今天的香港已不是以前的香港,本質已變,變成原始森林弱肉強食,安份守己忠忠直直終須乞食,吃了糞不反抗,就要不斷吃,連子女也要「跨代吃糞」,溫馴怕事成為港人的癌毒病瘤。

2011年02月24日糗事TOP10

Posted: 23 Feb 2011 08:00 AM PST

有天晚上,在路上遇到一只小猫,还在喝奶期的那种,很可爱。一美眉想抱回宿舍养,可是宿舍有规定不能养宠物,过不了楼管这关。这时一哥们发话了:"你就把它装包里,它要是叫了,你就把手机掏出来……"

顶 125 :: 拍 -2 :::: 已有39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CNT,求RP,存钱-------给条线-------------我一同事去自动存款机存钱,大脑秀逗存完忘拔卡,回去家后才发现,遂去银行找卡,工作人员说是有人上交了你的卡,但可能麻烦点,因为那人把他的钱存到你的卡上了,你得给他取出来。原来后面存钱的人更秀逗,看屏幕上提示存钱就存了,存后才发现自己还没插卡,才知道存别人卡上了,只能交给银行等失主。

存别人卡

顶 104 :: 拍 -1 :::: 已有37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小时候不谙诡骗之术,经常被舅舅捉弄。
掉牙了,舅舅就问:呀,大龙,你这牙是让谁放屁崩下来的?
俺很纯真:让你呀!
一屋哄笑
…………
时光荏苒,转眼舅舅的儿子也到了换牙的年纪,机会来了!!!
我:旭,你这牙让谁放屁崩下来的呀?
表弟抬起纯真的脸,小嘴动了动(马上就要得逞了!怯喜…)
"呸!"一口口水飞将出来…

调戏失败

顶 95 :: 拍 -6 :::: 大叔爱萝莉 已有24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刚才老公在铺床,我很xe的走到老公身后用力顶撞了两下(童鞋们懂的),老公缓缓转过头,满脸鄙夷的说:没有金刚钻拦神马瓷器活。我……

金刚钻 这个真没有

顶 84 :: 拍 -1 :::: 已有39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前几天和老公去吃饭,路过一家卖婴幼儿用品的店铺,在最显眼的地方贴了一张巨大的海报,是一个超甜美可爱的外国小萝莉,大大的蓝眼睛,微黄的小卷发,嘟着个小嘴,可爱到爆,老公看着看着,突然很期待的说:"将来我们生个孩子长得像这样就好了!"

如果真长成这样老公你就悲剧了。。。

顶 78 :: 拍 -3 :::: 已有49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昨晚啤酒喝多了,到路边停着的轿车边上xuxu,xu的时候发现车窗上都是灰,就甩着jj用尿冲玻璃,玻璃冲干净的一刹那我石化了,车里坐着一个少妇手上抱着她的孩子,正一脸郁闷的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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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80 :: 拍 -7 :::: 已有41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来拜糗神的。手机不割,突然发现糗百裆很庞大,那天公车上惯例看糗百,笑得很欢乐,很投入,突然听到后座有人小声说,那人笑得这么贱估计在看糗百吧。我呆了,笑得这么贱。。。这么贱。。贱

顶 83 :: 拍 -10 :::: 已有38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最近戒烟,于是在Q群里说:"哥们戒烟了,公司的存烟都散光了,家里整条就省一条弟弟送的,谁拿去?"
另一个哥们说:"戒酒了,还有几瓶好酒,谁要拿去!"
秉承QB精神,哥们很激动的问了一句:"有戒色的吗?"

戒烟 戒酒 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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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女,23岁,近视不深但是眼神不济……绝对的不济……最近跟老妈吵架了,求人品。=======分割线====1,本人3-4岁时候,长期住姥姥家,妈妈隔三差五来看我。。。有一次一星期没来,一天,姥姥喊我:"看谁来了!"我噌的跑出去,呆了……这个阿姨是谁啊……小小的心很慌张……大脑飞速运转:邻居阿姨?妈妈的同事?亲戚?……后来那女的推着我妈的摩托车进了院子,我才发现。。是我妈。。烫了头发TAT还换下了工作服。。那一声阿姨好差点喊出口啊!! 2、10岁,妈妈单位大合照,让我辨认哪个是她,我累个去,统一制服+大盖帽,我辨认了5-6次才成功,把老妈气得无语。恰好第二天我同学来玩,我指着这张合照的其中一个人说"看,这是我妈",同学说:"不像啊",老妈循声走过来,我接着被拍了……又认错了……3,也是小学,放学去爸爸科室写作业,看见科里就我爸和一个女人,在沙发上坐着聊天,坐得很近,我当时很愤怒,爸爸你怎么可以跟不是我妈的人那么亲密呢!!!大步走过去的时候脑子一闪"会不会是表姑?"于是停下了,转念一想,表姑也不能这么近啊!!结果那女的抬头了,问了我一句"晚上想吃什么"。。。我再一次惊呆了!!又是我妈!

灰常抱歉啊老妈。。 我还没写完 还有啊

顶 73 :: 拍 -8 :::: 已有47条评论立即参与评论


大学时有段时间迷恋王小波,某次在家看到《开卷八分钟》预告说下周介绍王小波的书,于是十分期待,并且不下一次通知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王小波是我的偶像,我最喜欢他的书,下周一晚上六点,一定提醒我看《开卷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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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等到了周一晚六点,一家人其乐融融坐在饭桌上吃饭,我把频道换到凤凰卫视开始看《开卷八分钟》。家里人都夸我爱读书!!
梁文道开口了:"王小波的书有很多淫秽和铯清的描写,对x器官和x行为的描述毫不避讳。很多人,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在读王小波的书的时候都是当做黄书来读的,他们读起来感觉很爽,却不明白小波背后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当时真想死... ...

王小波 梁文道 开卷八分钟 黄书 铯清 淫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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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仁夏加:间谍喇嘛

Posted: 24 Feb 2011 08:45 AM PST


原文发表于《印度瞭望》2011年2月11日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404,此为截图。中文译文为首发。


茨仁夏加:间谍喇嘛

译者:台湾悬钩子

长久以来,侦探小说作家喜爱在书中把藏传佛教的上师幻想成间谍与特务的角色,周旋在惊险而诡谲的局势里。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小说《基姆》(Kim)中的扎西喇嘛,本人虽非间谍,却糊里糊涂地被卷入了英俄"大博羿"的尔虞我诈之中。近年,两位英国国会议员在他们的小说里面也描写了类似的人物:工党国会议员克里斯•穆林(Chris Mullin)的《藏历绕迥火猴年》(The Year of the Fire Monkey),描写美国中情局招募了一位名为阿里的年轻喇嘛,并且派他到西藏的中国共产党内工作,他的任务是在跟伟大的舵手见面的时候,图穷匕见地谋刺他。(此情节当然太过异想天开,从印度回到中国的藏人是不可能在党内取得这样高的位置。)第二本类似的小说,是英国政治人物、曾担任(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演讲撰稿人的麦可•多布斯(Michael Dobbs)所写的《布鲁尔街的佛陀》(The Buddha of the Brewer Street),他的小说描写中国与英国的情报单位竞相在伦敦城里寻找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在穆林所杜撰的情节中,坏蛋是中情局与西方国家;而多布斯的小说里,坏人乃是中国,西藏喇嘛是受某国利用的不幸棋子。这些小说与现实无关,真正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政治倾向。

同样与现实无关,却反映政治立场的,是印度媒体最近对藏传佛教备受尊崇的一位高僧噶玛巴所作的指控:它们所报导的情节彷佛直接抄袭廉价的间谍小说,如果不是这些指控罪名严重,其来源又是来自印度政界的高层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置之不理。

当全世界目不转睛地注意着"阿拉伯之春"以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新闻时,藏人却无奈地被卷入了印度警方搜查噶玛巴的住所,紧跟着印度媒体又竞相报导在他的办公室找到许多不同国家的钞票的戏剧化事件。藏人在网路上表达他们的愤怒不平,并且为噶玛巴举行守夜活动,指控印度媒体夸张耸动,报导不实。藏人的种种行迳与其他信仰的追随者发现自己的领袖被媒体批评时候的表现毫无二致。藏人的反射动作似乎是牵怒于报导坏消息的印度媒体,而不是面对噶玛巴罪名的严重性,也未正视此事所影射的涵义,也就是西藏人寄居在印度的相关问题。

这一次,我们不能把印度警方采取的行动视为是地方官员消息来源有误,或者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牵连无辜的结果。印度媒体以及政论家所做的两大指控中,最严重的是西藏人搞情资,意图破坏印度政府,而最令他们坚信不移的指控,是西藏人涉嫌洗钱。这两项指控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远远超过噶玛巴一人的问题。西藏流亡社区虽然住在印度已经五十多年,却不能了解他们在这里居住本身就具有高度敏感性,也不能领悟藏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跟印度社会的角度大相迳庭。对印度而言,这些议题攸关国家安全以及金融交易的合法性。对于藏人来说,噶玛巴宝座属于哪一位喇嘛的争议,只不过是家门不幸,属宗教事务而已。然而对印度政府来说,这个议题就像多吉凶天的争议一样,是一个攸关边界地区能否维持稳定的敏感议题,也就是说,这些为了宗教而起的宿怨与纷争,他们都是用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放大镜来看的。宗教纠纷引起糟糕的结果,印度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而现在藏人难民之间又出现宗教的纷扰,更让他们感觉似曾相识,认为实在是印度领土上无法消受的烦恼之源。

阴谋:德高望重的间谍

对噶玛巴的指控并不只来自媒体,也来自资深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印度政府的前内阁副总理,如拉曼(B. Raman)写到他怀疑噶玛巴"之所以逃到印度,可能为的是执行中国情报单位的长期卧底任务,目的是影响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事务"。类似的说法,也由印度政府的前国安副顾问里拉•波纳帕(Leela Ponappa)接受电视专访的时候提出。不管藏人信徒或支持者发出多少悲愤的不平之鸣,这些怀疑都不太可能因为藏人情绪性的表达就烟消云散。

印度人居然会认为中国情报单位精心培植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到印度去做秘密的情报工作,乍听之下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虽然如此,印度官员的忧虑其实远超过噶玛巴的个人身份:印度政府最高层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所表达的,是对于西藏人住在印度领土的根本怀疑,以及西藏人对于印度国安所造成的长期负面作用。这种怀疑围绕着一点:假如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人受到噶玛巴的影响,逐渐变成颠覆印度政府的特洛伊木马,不但放弃他们的政治奋斗,还转而投入中国的怀抱之中;或者,他们可能会被中国所分化利用,并且用其他的方式来伤害印度的利益。印度人会有这样的看法,代表西藏政治运动在印度还有许多应该努力的地方,然而对于实事求是的印度分析家来说,上述并非匪夷所思的情节──他们认为西藏人都是宗教领袖的盲目支持者,他们把喇嘛的判断与决定奉为真理,对于其中的是非对错毫不质疑,特别是政治性的议题。西藏人最近这一次对于印度媒体报导噶玛巴事件的情绪化反应,更强化了西藏人就是耿耿忠心于他们的宗教领袖的印象。在外界看起来,西藏人与其他允许宗教人物成为政治领袖的基本教义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印度目前对于噶玛巴所采取的动作,也反映出印度对于中国的计划愈来愈感到忧心,以及中印关系正在恶化。印度媒体一向勇于表达印度人对于被中国包围的恐惧,而印度东北部最近逮捕了多名中国籍人士,更强化了北京意图阴谋颠覆印度国家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又与印度数十年来在边界上饱受巴基斯坦密探在边界地区煽动社会动乱、阴谋制造纠纷的伎俩有关。因此印度官员假设中国也会运用类似的黔驴故伎,却不察中国可能以更成熟的政治策略来达成同样的效果。

印度官员的观点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藏传佛教领袖在喜马拉雅山麓地区的影响力。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注意到佛教噶举学派在这些敏感地区的影响力很大。印度的官员很早就知道印度的流亡西藏寺院大部份都是收容来自拉达克、史比提、锡金、北印度的僧侣,特别是噶举与宁玛的寺院。印度当局担心的是社会稳定的问题,而这种议题对于任何政府而言都是自然应该忧心的问题。

然而,印度官员认为边界地方的人会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转而反对印度政府,这种看法委实是不了解藏人对于中国的反感是刻骨铭心的。另外,在喜马拉雅地区依止藏传佛教上师的当地人,近来也愈亦感到浓厚的桑梓之情,与流亡藏人还是有所区别。在这些地区,对于上师的依止尊奉从来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偏好。这些地方的人很清楚能够保障他们的国家是印度。更何况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徒人数属于少数──即使是在锡金,也是噶玛巴流亡主寺之所在地,当地的佛教徒算是少数人。这些边界地区的所有佛教徒加起来,甚至不及印度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佛教徒对于印度国防造成重大威胁的能力微乎极微。因此印度认为于西藏喇嘛可能会在这些边地成为特洛伊木马的想法,显然是杞人忧天。

第二个恐惧──也就是一位高僧可能是中国派来的间谍,其任务在影响藏人,让他们投靠中国──意谓着印度的高层官员对于中印之争中,西藏人的存在是否能有益于印度的战略利益相当感到怀疑。印度的国安部门认为西藏人效忠的是他们的上师,而不是西藏本身,因此认为一个变节的噶玛巴很容易就可以让藏人转而背叛印度。当然,事实刚好相反,印度境内与全球性的西藏运动已经转变为一个大体上世俗的运动:它对中国统治的反对已是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喇嘛可以凭着一己之力就逆转这样的情形。流亡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因为他代表着藏人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宗教的领袖。

引起印度政论家另外一个怀疑的理由是噶玛巴似乎没有表达对中国政权的反对之意,而中国政府也一直节制并没有对他如对达赖喇嘛那样猛烈攻击。然而所有的西藏上师们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位会经常性地发表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演讲,也并未在海外号召政治运动,因为这份工作一直都是达赖喇嘛的工作,他数世纪以来不但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还是政治领袖,这点与其他喇嘛不同。因此中共就把他当作主要的敌人与攻击目标,而对其他西藏高僧高抬贵手,毕竟中共攻击他们的话,他们的信徒可能会因此群起反对中国,让中共得不偿失。无论如何,如果噶玛巴是中国政府派到印度卧底的人的话,中共应该要让他伪装成一个善于煽动群众、经常为政治奔走号召的运动人士。如果中共真有利用一位德高望重的人长期卧底以便颠覆印度的阴谋,为什么要起用一位几乎没有能力影响印度社会与其国安措施的人呢?要达成上述目标,中国不如跟印度境内好几个暴乱团体狼狈为奸,效果会更为立竿见影。

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中国在西藏最大的失策并不是导致各地抗议蜂起,而是噶玛巴的叛逃。他在公元两千年离开西藏,逃到印度,这对中国治藏政策造成最大打击。他的转世灵童身份不但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也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对中国而言,他最好用的地方应该是留在西藏境内,当个爱国的喇嘛,说服西藏人听从中共中央的指令。一九九二年,噶玛巴的灵童在住锡的楚布寺坐床的时候,就是中国统战部的一大宣传胜利。现在他不但已经逃走,而且西藏境内再也没有让藏人心悦诚服的高僧,所有的人都用脚投票跑到印度去了。对中国来说,西藏的高僧喇嘛反而才是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派来的间谍,因为绝大多数有威望的高僧都长期待在国外。这让人不禁想到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直爽的粗话:"我宁可他待在帐篷内朝外洒尿,也不希望他从帐篷外向里洒尿。"噶玛巴待在西藏境内,绝对比他到国外去,对北京更有好处,因为中国统治西藏数十年,从未赢得西藏人的心悦诚服,如果没有喇嘛的道德权威来帮忙,此事更是难如登天。噶玛巴当年是中共最大的资产,他们一定巴不得他继续留在西藏,为他们的治藏政策背书,散播中国稳定又团结的讯息。

当然,印度政府关心边界地方的稳定,此事本身无可厚非,而他们认为西藏流亡社区内宗教纠纷迭起有损边界稳定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然而这些纷争并不是起源于外国的操弄,也不是印度的警方没办法克制的议题。这些纷争是西藏人自己所造成,也是几个互不相让的喇嘛所造成的,并非中国的阴谋。更何况这些纠纷目前已有平息之势,各个派系各自回到自己的寺院以巩固取得的权力与资源,未来他们是否有可能解决彼此的歧见,也只能留待以后才能知道。

至于藏人也应该反躬自省,了解到他们内部的纠纷对于外界也会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已经对他们的政治目标造成了损害──如果西藏流亡社区还是继续拥抱宗教人物也是政治领袖的系统,那么无可避免地,宗教一定会冲击到他们的政治愿景以及理想。举例来说,凶天派的西藏喇嘛已经把凶天教派的纠纷输出到蒙古去了,还强迫蒙古的佛教徒选边站。蒙古政府对于处理这个争议已经感到十分厌烦,并且努力与所有的藏传佛教徒划清界线,保持距离。最近有一位高阶的蒙古官员告诉我:蒙古不需要藏人把宗教纠纷带到他们的国家。藏人就此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作为西藏盟友的国家。

不透明的千万卢比

在现代,任何牵涉到大笔金钱的新闻都会变成耸动的故事:在一个金融机构与信用卡充斥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把大笔现金与非法行为联想在一起。然而对藏人来说,他们往往对于寺院以及喇嘛住宅里面所累积的大笔现金其实应该向信徒与公众交待其来龙去脉没有感觉,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虔诚的信徒在每一家寺院与佛殿里敬献现金,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假如印度警方搜查印度教的庙宇的话,可能也会搜出信徒捐献的大量卢比。然而,政府机构检查任何大笔金钱的来源,澄清款项的收受与支出之来龙去脉,也属于合理的作为。说明这些款项是信徒的捐献,不啻只是一种解释,并非没有从事不法洗钱工作的确凿铁证。而在印度境内寄人篱下的西藏人应该了解到,我们对于印度公众也是有责任的,不只是对我们的社区负责就算了。

对于印度媒体来说,噶玛巴办公室里找到许多现金都是外国货币,真是雪上加霜,因为印度长期以来对于外国货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毫无疑问,假如今天是凶天教──通常被藏人认为是专门与达赖喇嘛作对的人──的喇嘛被查出持有大量的中国人民币,藏人将会是第一个出来指控他就是中国间谍的人。我们也应该明白,今日印度的藏人倚赖外国的捐款,又因为越来越多藏人住在西方并把钱寄回印度,所以难民社区已经变成了全球汇兑经济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印度的藏人难民少有人成为印度公民,因此面临从外国转帐到印度的种种复杂规定,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现金,无法利用银行。此事行之有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印度当局也非常清楚,其实印度的许多商业交易有时候也面临类似的困扰。达塔雷(Sunanda K. Datta-Ray)在《电邮报》中所指出的:

"没有人提到,信徒主动捐赠的款项,本来都存入噶玛巴的妙音佛母慈善信托(Saraswati Charitable Trust)里面,然而这个帐户的存款金额超过十万美金,所以银行拒绝再收受信徒的捐款。他只好又再登记了噶玛噶千信托(Karma Garchen Trust),然而他申请遵照《外国献金法》的规定收受外国捐款的申请书,从2002年到今天都一直还卡在公务单位里面,尚未得到核准。噶玛巴的寺院别无选择,只能收取信徒拿出来的现金捐款,并且努力确保寺院'巨细靡遗地纪录'每一毛、每一分、每一元(虽然媒体因警方查获中国人民币而哗然,然而实际的金额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十)的捐款。即使贫穷藏人所捐的一元人民币也都有纪录。"

噶玛巴办公室对于拥有中国货币的解释相当合理:这些现金是西藏或中国的信徒所捐赠的,因为对于信徒来说,捐款给喇嘛代表他们的虔诚。即使这些货币的数额很大,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不但因为噶玛巴的信徒成千上万,也因为西藏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丕变,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九八○年代,西藏比印度穷上许多,因此信徒的捐款往往被流亡喇嘛与印度藏人送回西藏境内以重建被毁坏的寺院。今日,这个平衡杆已经改变。西藏地区在某些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成长,因此今天的西藏的藏人比印度的藏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而且有多余的金钱可以寄到印度的喇嘛与亲戚之处。因为境内对于宗教重重限制,他们不太能够把钱捐给西藏境内的喇嘛或用作为兴建寺院之用,因此他们把印度看成可以安全兴建佛殿与寺院的替代性地点。然而中国与印度两国都对于西藏境内与境外这种联系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住在印度的喇嘛往往夹在中间,被两边指控为对方派来的卧底。

经济问题是一个让印度战略家感到忧心的问题,因为边界这一侧的印度国内,跟喜马拉雅另外一头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基础建设相比,还是属于穷困落后的地方。印度政府已经渐渐不再把金钱从彼方流入此方,视为对方在进行间谍活动的症兆,而是愈来愈能体认到边界两边经济发展天渊之别,实对印度造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去年新德里拨了一笔巨款,要发展阿鲁那恰尔邦的道路以及其他设施。对印度来说,信徒对喇嘛的现金捐款,比起印度应该尽速发展边界地区的基础建设的当务之急,应该只是一件小事。

印度媒体所提起的问题,对于西藏人来说,应视为一个重大的教训。一方面,喇嘛与寺院的资金一定要详加记帐,并且维持透明。印度的藏人显然是印度国内得到最多外国捐款的人,然而这些捐款的数目有多少、被用到什么地方,印度公众不得而知,甚至捐款的佛教徒也不清楚。藏人的定居点与寺院常常位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他们的财政往往造成地方经济的重大冲击。坎格拉(Kangra)和喜马偕尔邦的其他地方近年地价暴涨,就是藏人社区得到外来资金挹注所造成的,而这种不平衡已经引起当地人的眼红,也形成藏人与当地人不公平的竞争。印度人怀疑藏人的资金来源,假如藏人的财务还是不透明的话,这样的猜忌肯定不会烟消云散。然而假如没有印度法律明文保障,印度官僚没有意愿让藏人能够在印度的金融系统之中运作,那么财务的透明还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不论噶玛巴是中国派来印度当卧底的指控是多么疯狂,印度高层所表达的怀疑,应该是西藏人应该关切的问题,而且应该体认到这对于西藏人住在印度具有重大的影响。印度内部目前正就它对中国的政策进行认真的辩论,对于那些认为应该与中国和解的人来说,藏人住在印度国内本身就是中印关系的最大绊脚石;另一派则是对中国较不信任的一派,他们一度认为藏人有利于印度,现在渐渐开始怀疑藏人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印度媒体对于噶玛巴的指控,已经让印度大众认为藏人不利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语的网站Janokti描写噶玛巴是"aasteen ka saap",这个词影射的是一条藏在暗处的蛇。这些议题,着实需要藏人冷静、彻底地加以处理,而不是表达自己感情受到伤害,并对印度的媒体口诛笔伐,须知媒体的天职就是要询问难以回答、触犯忌讳的问题。没有人会喜欢接受众媒体巨细靡遗的检视,然而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媒体的职责就是问问题,而不是逢迎信徒的宗教感情。西藏人应该主动扛起向外界解释的重担,让大家不再怀疑他们的宗教纠纷以及资金往来并不会对印度的国安以及稳定造成威胁。

【茨仁夏加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西藏历史学的教授,也是《龙在雪域》的作者。】


Portrait of A Lama As A Spy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404]


By Tsering Shakya

The idea of a Tibetan lama as a spy or agent involved in high-level intrigue has long been a popular theme for thriller writers and novelists. The Teshoo Lama in Rudyard Kipling's Kim was not himself portrayed as a spy, but unwittingly becomes a part of the skulduggery of the Great Game. In recent years, two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have written novels with similar figures: in the Labour MP Chris Mullin's The Year of the Fire Monkey, the CIA recruits a young Lama named Ari and dispatches him to Tibet to work in the ran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re he is tasked to secure a meeting with the Great Helmsman himself and assassinate him (it was of course fantastical to envisage any Tibetan returning from India ever rising to such heights in the Chinese system). The second novel by a British politician wasThe Buddha of Brewer Street, by Michael Dobbs, a former speech writer for Mrs Thatcher, in which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the British compete in scour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 to find the next incarnation of the Dalai Lama. In Mullins' yarn, the baddies are the CIA and the West, while in Dobbs' novel the villains are the Chinese and the Tibetan lama is the hapless tool of a foreign power: the stories reflect the authors' political leanings.

And so it is with recent accusations levelled against the Karmapa, one of the most senior and important figures in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Indian media: these too could have come from the pages of a cheap spy novel, were it not for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harges and the high rank of those who are encouraging such suspicions.

While the world is riveted by the news of an early Arab Spring and the drama of Tahrir Square, Tibetans are caught up in the drama of the Indian police raid on the residence of the Karmapa and the subsequent media frenzy about the recovery of foreign currency from various countries in his office. The Tibetans expressed their outrage on the internet and held vigils in support of their religious leader, accusing the Indian media of sensationalising the story, much like any religious followers who find their leaders criticized by the media. The initial response seems to have been to blame the messenger rather than addres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Karmapa and, by implication, against all the Tibetans in India.

In this case, the action taken by the police cannot be viewed as the work of ill-informed local officials or of a shady business deal gone wrong. Of the two central accusations made in the media and by Indian commentators, the most serious is that the Tibetans are engaged in espionage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GOI) and the most tenacious is that they are involved in money-laundering. These accusations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that go beyond the issue of the Karmapa. Even after living in India for over 50 years, the Tibetan diaspora community fails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sensitivity of its presence to
India, where these matters are seen very differently from how they are perceived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For India, the issues concern the secur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legality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ibetans, the feud over rival claimants to the Karmapa's title seems like a religious matter internal to the refugees, but like the Shugden issue it represents for India an issue of stability in a sensitive border region: for the GOI and Indian commentators these feuds are seen not as matters of faith but through the len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dia knows from painful experience the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feuds,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se conflicts among the Tibetan refugees is an unwelcome intrusion on Indian soil

The Agent of Influence Conspiracy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Karmapa have not just come from the media, but from senior and influential commentators as well. B. Raman, a former Cabinet Sectary of the GOI, wrote of his suspicion that the Karmapa's "escape to India was probably under a long-term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 to use him to influence events relating to Tibe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Dalai Lama". Similar concerns were raised in a TV interview by Leela Ponappa, the forme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the GOI. No amount of emotional denial by Tibetan devotees and supporters is going to dissipate these doubts.

The assumption that a teenage boy was groomed by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to go to India as a covert agent seems utterly fantastical. However, the concerns of the officials go much beyond the identity of the Karmapa: what is being expre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GOI and among other influential figures in India is an underlying doubt about the role of Tibetans in India and their liability to India's long-term security. This doubt coheres around the fear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Dalai Lam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Karmapa, the Tibetans could become a Trojan horse, abando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 and run into the open arms of China; or, that they will be fragmented and in some other way be used against Indian interests. This assumption does not speak well of the Tibetan political movement but for hard-nosed India analysts it is not a farfetched scenario – they view Tibetans as blind followers of religious leaders who will not question their Lama's ruling on what is right or wrong, including in political affairs. The emotional response by Tibetans to the latest Indian media coverage confirms their piety and faith in their religious leaders, and they, as a result, for outsiders, seem n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 who allow religious leaders to obtain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current moves against the Karmapa also reflect growing anxiety in India about China's plans and a worsening in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The Indian media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voicing fears of Chinese encirclement and the recent arrest of Chinese nationals in India's Northeast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perception of intrigue by Beijing against India. This perception has been shaped by decades of dealings with Pakistan, where Indian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experienced the use of agent provocateurs to sow social unrest and discord within India's borders. Officials assume China operates in similarly old-fashioned ways, not aware of much more developed forms of political strategy.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the assumptions found amongst Indian officials. One concerns the influence of Tibetan Buddhist leaders among their followers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Brahma Chellaney, professor at the Centre of Policy Research, no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Kagyu schools of Buddhism in these sensitive regions. Indian officials have long known that the Tibetan exile monasteries in India are mostly populated by monks from Ladakh, Spiti, Sikkim and Northeast India, 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Kagyu and Nyingma monasteries. The Indian authorities are concerned about social stability and such an issue is legitimate for any government.

Howev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is influence could induce people in the border regions to turn against India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n fails to appreciate the deeply-felt Tibetan opposition to China. In addition, among the peoples in the Himalayas who follow Tibetan Buddhist lamas, there is a growing resurgence of local identity and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Tibetan diaspora. In all these areas, devotion to Lamas has never translated into politics.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s know too well where their interests lie: with India. And the Buddhist populations of the Himalayas constitute a tiny minority – even in Sikkim, where the Karmapa's main monastery in exile is located, the Buddhist population is a minority. The entire Buddhist population of the border regions does not even make up the size of a mid-sized urban area in India. The ability of the Buddhist population to pose a major threat to India's security is at best negligible. The festering perception in India that Tibetan Lamas could be a Trojan horse among the peopl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is thus clearly a misplaced apprehension.

The second fear – that one of the senior most lamas could be a Chinese agent and woo the Tibetans into siding with China – implies that senior Indian officials have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ibetans as a strategic asset for India in its dealings with China. The Indian security establishment sees Tibetans as loyal to their Lama rather than to the idea of Tibet itself, and so assum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 turncoat Karmapa could turn the Tibetans easily against them. But in fact the Tibet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India and worldwide has matured towards a largely secular movement: its opposition to China's rule is deep-rooted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any Lama could counter that. The community supports the Dalai Lama because he represents that view, not just because he is a religious leader.

Another reason for suspicion among Indian commentators has been the Karmapa's supposed lack of vocal opposition to the Chinese regime and the reluct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lambaste him as they have done repeatedly with the Dalai Lama. But this is true of all senior Tibetan Lamas: none of them make frequent anti-Chinese speeches or lead political campaigns abroad, since this has always been a task delegated to the Dalai Lama, who for centuries has had a formal political role as well as a religious one, unlike the other lamas. Inevitably, the Chinese attack him primarily as their main enemy, rather than other Tibetan lamas, whose followers would turn against them if needlessly attacked. In any case it seems likely that if the Karmapa were a planted agent, the Chinese would have encouraged him to camouflage himself as a firebrand activist. And if they had a long-term plot to undermine India through an agent of influence, why would they use a Tibetan whose ability to affect Indian society and its security concerns is almost non-existent? China would do far better in establishing alliances with a host of other insurgent groups in India.

Since 1959,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ilure for China in Tibet has not been the protests but the defection of the Karmapa. His flight to India in 2000 was a major setback for China's policy in Tibet. Endorsed by the Dalai Lama as well as by the Chinese state, he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used for their purposes as a means of subduing the Tibetans inside Tibet. When the boy was installed in Tsurphu monastery, the traditional abode of the Karmapas, in 1992, it was a major propaganda coup for China's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Now that he has fled, not a single senior Tibetan Lama remains under their control – all have voted with their feet to come to India. For China, Tibetan Lamas are seen typically as agents of India and other foreign powers, sinc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famous ones reside abroad. One is reminded of the farmyard bluntness of the Lyndon Johnson, who is supposed to have said: "I'd rather have him inside the tent, pissing out, than outside, pissing in": the Karmapa was infinitely more valuable to Beijing inside China than outside, because the Chinese have never succeeded in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cannot do so without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Lamas. The Karmapa was the greatest asset the Chinese had, and they would have dearly loved for him to have stayed in Tibet and to have endorsed their rule and their message of stability and unity.

Of course, it is right fo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be concerned about stability in the border regions, and they are also right that the ongoing religious feuds within the Tibetan community have not helped. But these disputes are not an issue of international manipulation or something that the Indian security services cannot contain. They are conflicts created by Tibetans and by competing lamas, not designed by China. Those conflicts are now subsiding, with the respective factions burrowing themselves into their holes to consolidate such power and resources as they have been able to gain, and only history will show how these groups will reconcile their differences.

As for the Tibetans, they need to recognise that their internal feuds have implications beyond their own community and have served them badly i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 – if they continue to have a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religious figures within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n religion will inevitably impact on their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ideals. For example, Tibetan lamas from the Shugden group have already exported the feud over that issue to Mongolia and forced Mongolian Buddhists to take sides.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is now wearied of this feud and maintains a distance from all the Tibetan Buddhists. As a senior Mongolian official told me recently: Mongolia does not want Tibetan religious conflicts exported to its country, and the Tibetans have now lost a potentially sympathetic nation as an ally.

Unaccounted Crores

Any story involving huge sum of money makes for a sensation: in a world of banks and credit cards, we associate cash with criminality. But among Tibetans, there is no sense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the vast sums often accumulated by monasteries and their lamas, because they witness cash being donated every day by faithful followers in almost every monastery and temple. There is nothing mysterious or unexpected about it to any Tibetan, and probably if the Indian police were to raid any mandir, they would also find large bundles of rupees given by devotees. Equally, it is a legitimate concer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o check the source of any large sum of money and to ascertain how that money is accounted for and used. Just saying it is a donation is an explanation but not a defence, and the Tibetans, enjoying hospitality on Indian soil, have to be cognisant that we are accountable to the Indian public, not just to our community.

For the press, the fact that much of the currency in the Karmapa's office was in foreign denominations only added to the long-held suspicion in India regarding foreign money and currencies. No doubt, Tibetans would likewise be the first to accuse a lama from the Shugden cult – usually seen as being opposed to the Dalai Lama – of being a Chinese agent if he were found with bundles of Chinese currency.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Tibetans in India today are dependent on foreign donations and increasingly on Tibetans living in the West, and our refugee community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global remittance economy. But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can rarely become Indian citizens and so face complex regulations regarding fund transfers from abroad, and often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sort to cash dealings rather than bank deposits. This has been an open secret and the Indian authorities are fully aware of this,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business deals in India. As Sunanda K. Datta-Ray points out in theTelegraph:

No one mentions the Karmapa's Saraswati Charitable Trust into which all unsolicited cash donations would have been paid if permission to do so had not been withdrawn after the first $100,000. He then registered the Karma Garchen Trust but the application to receive foreign donations under the Foreign Contribution (Regulation) Act has been pending since 2002. Forced to retain donations as they come, the monastery ensures that every penny, cent or yuan (under 10 per cent of the total despite the hullabaloo over Chinese currency) is "diligently recorded". Even one-yuan notes from humble Tibetans without access to any other currency are recorded

The explanation given for the Chinese currency by the Karmapa's office is plausible: this cash came as donations from followers from Tibet or China, for whom the offering of donations to a lama is an expression of their devotion. The quantities involved should not surprise us either, not just because the Karmapa has tens of thousands of followers, but because the economy in Tibet and China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In the 1980s, Tibet was far poorer than India and donations flowed exile lamas and Tibetans in India into Tibe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nasteries there. Today, this balance has changed. The Tibetan region has been benefited in some ways fro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oday, the people in Tibet enjoy a much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India, and have disposable wealth to send to lamas and to relatives living in India. They can rarely donate to lamas or build monasteries inside Tibet because of heavy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 there, and so see India as an alternative base for their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Both China and India look to these ties with suspicion. The lamas in India are caught in the middle, accused by both sides as agents of the other.

The economic question is one that worries Indian strategists, for the Indian side of the border remains poor and neglected relative to the rapid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malayas. But rather than seeing the flow of money as an index of espionage, Indian leaders increasingly recognise that dispar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either side of the border poses a great danger to India. That is why last year vast sums were allocated by New Delhi for development of roads and other facilities in Arunachal Pradesh and other northern border areas. For India's security, cash donations to lamas in India are insignificant compared to India's all-important task of speeding up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the border regions.

The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Indian press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the Tibetans. On one level, the Lamas and monasteries must be accountable and maintain transparency over their funding. It is clear that the Tibetans in India are among the largest recipients of foreign donations, yet there is very little accountability to the larger public in India, or indeed to their own followers. The Tibetan settlements and monasteries are often located in poorer parts of India and their finances have a large impact on the local economy. The huge increase in land prices in Kangra and other parts of Himachal are driven by the flow of money into the Tibetan community, an imbalance that has created resentment and unfair competition for some of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out transparency, lingering doubts will remain about the sources of Tibetan funding and donations. However, such transparency cannot be maintained without clear-cut legal protec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will to enable Tibetans to operate within India's financial systems.

However ludicrous the claim that the Karmapa is a Chinese agent may be, the doubts expre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Indian society are a matter of concern with serious repercussions for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India is engaged in a hard debate regarding its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those who argue for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view the presence of the Tibetans as an obstacle and those who are suspicious of China, and once saw the Tibetans as an asset, are now beginning to doubt their reliability. The media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Karmapa have galvanised the public perception in India that the Tibetans are a liability to India's security. The Hindi-language website Janokti described the Karmapa as "aasteen ka saap", a phrase invoking a hidden snake. These are issues that Tibetans must address calmly and in depth rather than speaking of hurt feelings and attacking the Indian media whose job is to ask hard, unthinkable questions. Nobody likes being in the media spotlight, but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duty of the press is to raise questions and not to pander to religious sentiment. The onus is on the Tibetans to demonstrate beyond doubt that their religious feuds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do not pose a threat to India'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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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ring Shakya is professor of Tibetan History at the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author of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仰望星空

Posted: 24 Feb 2011 07:59 AM PST

原作:cowbirdsinlove
汉化: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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