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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02:38 PM PDT  "文化探寻"项目第二期学员（前排近起）：达淦，禄琴，和晓梅，范继组，了一容，刘震云，杨国庆和彭学明 由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的"文化探寻"项目第二期（2010年）美国阶段的活动即将结束，参加这一活动的美中两国作家们于5月25日访问了美国国务院，与教育文化局和国际信息局有关人员交流讨论。 "文化探寻"的宗旨是促进美国青年作家与中国作家，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作家和艺术家的交流合作，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局提供资金赞助，中国作家协会协助举办。每年美中分别选派若干中青年作家艺术家，在两国各进行为时约两周的联合创作。 今年参加"文化探寻"的中国作家团由刘震云领衔。刘震云以《塔铺》出山，《新兵连》、《一地鸡毛》、《手机》和九十年代相继推出的《故乡》系列长篇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次来美，正值"王道"组合推出的《手机》电视版在北京、东方等四家卫视热播，自然所到各处他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25日的讨论会上，刘震云代表中国作家发言。他说，文化交流对中美双方都是有益的事情。而且这种交流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他们回国之后，参加这次"文化探寻"的美国诗人卡尔∙达淦（Kyle Dargan）等下个月就会到中国去进行本期第二阶段的交流活动。刘震云还说，参加"文化探寻"活动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中美文化人对世界、对文学和对生活的看法不但有很多共同点，而且有不同之处。他认为，相比共同点而言，不同更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由本期活动的诗人和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除了达淦等两位美国作家外，大部分时间都给了中国作家。 中国作家最先上台的是著名80后作家"小饭"范继祖。小饭的作品《我的秃头老师》，《蚂蚁蚂蚁》知名度很高，与郑小琼、邢荣勤和韩寒等一起入围"2007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他曾经刻意地先锋，今天他诵读的诗作《她曾名为名字》，先锋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 接下来是两位风姿绰约的女作家：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女作家、诗人和晓梅，和来自贵州毕节的彝族女诗人禄琴。 和晓梅的作品《深深古井巷》和《女人是蜜》等， 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以鲜活的民族和女性话语描述纳西族女性的忘我、奉献和牺牲，在揭示传统风俗的同时，表现她们在全球化时代追寻爱和生命的快乐，以及憧憬自由、平等的美好愿望。近年来她致力于诗歌创作，今天她朗诵的《丝竹》和《抚摸古树》两首近作，依然浸透了浓重的边陲语境。  达淦，禄琴，和晓梅在会上 禄琴，原名阿单玛玮，她的家乡威宁县隆起于乌蒙山区腹地，平均海拔2200公尺，号称云贵高原的脊背。全县面积超过六千平方公里，森林覆盖占三分之一。禄琴的作品处处都可以发现来自家乡的色彩和灵气。她的诗集《面向阳光》获得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其他如《三色梦境》、《水中之梅》等亦好评如潮。她朗诵的《品茗》，在玲珑剔透的液态唱词中，让人联想起那雕花镂鸟的刀鞘和驰骋高原的勇士。 来自两年前汶川大地震震中地带阿坝地区的羌族诗人杨国庆，在地震周年纪念时，曾经在中国作家网著文论述"汶川精神"。他说那是传承五六千年的开疆定国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积淀与世界文化交流作用在当代华夏子孙身上的热血张扬的志愿者精神，以及民族自立的国家精神。在会上他朗诵了七首短诗，从岷山的主峰，歌唱到牟尼沟瀑布，从古老的石刻经书，迸发出羌族老根扎进天地的悲怆鼓声，字字透出古蜀人的坚强和对大地的热爱。 东乡族作家张根粹，笔名了一容，生于宁夏西海固，曾在天山草原牧马，巴颜喀拉山淘金，浪迹西部。2008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揭晓时，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榜上有名。了一容的多数作品以其家乡父老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命运为主题。在那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土地上，乡民们世代相继默默生存坚守，以求生的本能和坚毅的耐力，承受着如大山般沉重的苦难。正是这些感动着了一容，给予他创作的源泉。他在朗读《铜汤瓶》片段的时候，那平淡的声调讲述的是照顾傻儿子的老奶奶，而流淌着的则是对家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爱。他说，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爱，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所有人的爱。 刘震云接着读了其成名作《塔铺》中的一段。那平民化的语言，对生活中尖锐话题的平淡表述，仿佛预示着他后来创作中以同样质朴的方式对社会、对官场人生百态的深刻揭示。 "文化探寻"项目第二期学员（前排近起）：达淦，禄琴，和晓梅，范继组，了一容，刘震云，杨国庆和彭学明 彭学明，生于湘西保靖，长在古丈，父亲是土家族，母亲是苗族。散文集《我的湘西》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彭学明卷》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眼看去就知道他精力旺盛，一经交谈就会领教他的诙谐幽默。果不其然，他放着印好的《庄稼地里的老母亲》片断不念，先开了团长一小涮，然后给大家唱了两段湘西情歌，让与会的"老美"饱了耳福，开了眼界。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刘震云代表大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对于网络冲击下纸媒和小说的前景，刘震云的看法是：网络像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堂，而捧着书本读的是大堂背后的东西。读好的小说就像两个朋友聊天。两种形式都有存在的价值，纸媒和小说不但目前不会、今后也永远不会消失。 关于中国作家受外国作家影响的问题，刘震云认为，一般来讲，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界的了解比外国作家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这是中国有可能出大作家的因素。交往是重要的，因为大家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他举了一个例子：中国人写信地址一栏是先国家再省市再街巷门牌号码，美国人则相反。互相借鉴会有助于提高。 谈到创作的目的的时候，刘震云和彭学明都认为这是一个母题。对世界上的事物，大家有不同的观感。如果看法都一致，写作就没有任何意义。 刘震云最后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哲学家。但是纯粹的哲学家只做理性分析，而作家还要做感性分析，理性判断会过时，情感交流则天长日久。 因为中方团员要赶火车，大家依依不舍地分手。我们祝他们旅途愉快，他们则希望在中国相见。 |
| Posted: 28 May 2010 12:20 AM PDT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摄影师Jeff Mermelstein似乎就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每天在纽约的街道、公园、快餐店、超市、社交派对、婚礼甚至是游行队伍，总之在一切人多热闹的地方，像猎人一样穿梭搜寻。锁定目标后，他快速移动到"猎物"的面前，在距离不到半米的地方弯下腰，将"猎物"瞬间秒杀。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拍摄方式，常常会把过马路的老太太吓的连忙退后三步。他不喜欢提前设定主题，人群聚合的强大能量令他兴奋，更何况是天天浸淫在声色犬马与光怪陆离的奇幻之都——纽约。他的照片被誉为新时代的决定性瞬间，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直觉，现代社会浮华的表皮被层层拨开，只留下最单纯的也是最接近于本质的幽默和荒诞。 你是怎么开始摄影的？ 我的哥哥在我13岁犹太人成年礼时送我一台相机，我从那时起拍照片。我从不用挣扎于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我生来就是个摄影师。 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生物学，我母亲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不过那时候我很不开心，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请简单介绍一下No Title Here系列吧，说说它的产生过程？25年里，我为很多杂志做拍摄工作。幸运的是， 这些杂志给我充分的创作自由度。我被指派去拍摄我想拍的照片，这让我有许多的机会和渠道在美国各处拍照，其间遇到了很多离奇的情节以及古怪的事情，No Title Here集合了这些照片中更像我的作品的那部分。 你的作品都是在纽约拍摄的吗？你觉得纽约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纽约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如今你仍会对纽约的街道保持新鲜感吗？有没有想过去其他国家或城市拍照？ 基本上都是在纽约拍的，不过也不是全部。因为我住在纽约，它就像在我的家门口一样。我始终保持着充足的热情，从没有厌倦过，我为我的下一张纽约影像所深深喜爱和痴迷。我想纽约吸引我的原因在于它拥有一种优势，在这里即使是灰色的沙粒也散发着彩色的光。这种力量和其他城市不同，我从未感到乏味。当情况和时间允许的时候我可能会考虑去其他的国家和城市工作。 你用什么相机？能说说你的拍摄方法吗？ 我多用徕卡M6和彩色负片在自然光下拍摄，有时也会用闪光灯，佳能T90相机我也偶尔用。 很多摄影师喜欢默默旁观，等待时机然后拍摄，为什么你总是会直接冲到被摄者的面前？ 我不喜欢默默地站在路边等待机会，我喜欢不断地移动，我的好运气就是这么到来的。我会突然冲到被摄者的面前，这种面对面的互动也会制造一种紧张的情绪。而且我拍的速度很快，像一个隐形人一样，我尽我所能在人们有所反应之前搞定这一切。  你通常会提前设定好拍摄的主题吗？还是纯粹靠直觉？你认为抓拍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不会设定主题，主题是在照片开始积累的时候才会出现，我不会有意识地去期待什么，我的工作只是做好接受惊喜的准备。一张好的照片是充满感情的，有时候惊奇，有时候神秘和含糊不清。对于我来说，拍照是一种本能，我不会在工作中想太多。 能说说你的"9·11"系列吗？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街上吗？这件事影响到你今后的创作吗？ 当我知道"9·11"的时候，我正走在曼哈顿的上西城，从早上10点半一直拍到晚上7点。回忆起来那天已经有点模糊了，我用17卷胶卷拍下了所有发生在我面前的事情，那天的我是个战地摄影师，"9·11"事件是对我在街头拍摄多年的一个延伸。 对于一个街拍摄影师来说，后期编辑应当说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你如何从大量的照片中挑选出你所认为的好照片？你对好照片的定义是什么？会在后期编辑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有趣的照片吗？ 我拍过非常多的照片，我用小型放大镜在看片台上看底片，有时某一张底片会召唤我。它会突然跳出来，然后给我一个提示。接着我会打印一个小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决定是否要印成更大的照片。那些最有力量的照片往往在最后一刻才出现，甚至是在书或展览中才被发现的。 你的创作通常来源于生活，那么请描述一下你的生活吧？你会如何安排一天？ 我住在新泽西州的郊区，是犹太人所说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1978年，也就是21岁的时候，我去了纽约。我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摄影天赋，因此我很努力地工作积累作品。我的生活从早到晚都被摄影充斥着，如今我已结婚并且有个5岁的可爱儿子，我的生活因此而更加的丰盛和富足。 『新视线』 翻译 Jeuce、Pinko 供图 Rick Wester Fine Art, Inc.  『良品周刊·平媒精选』文章由现代传播 旗下媒体提供，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到《周末画报》、《新视线》、《生活》等诸多杂志的经典文章，支持RSS订阅 与Email订阅 ，亦可通过Google Reader 、鲜果 、QQ阅读、有道 等在线阅读器获取，或在MSN直接订阅 特别推荐：iPhone用家可以在『周末画报·iWeekly』中阅读到更多精彩专栏文章 从现在起，你也可以关注良品豆瓣小组 以及良品新浪微博
Tags - 影像 ,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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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01:54 PM PDT http://hkgal-today.blogspot.com/2010/05/blog-post_28.html 富士康員工跳樓自殺的第 14,15 跳被成功阻止，是雙人跳來的。資料應該無錯，但我仍不能 100 % 肯定，因為大家要明白，求證大陸資訊並非易事。 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本來我應該寫篇分析文章，但發覺已難下筆，因為要詳細談，相信三日三夜用盡所有我所懂的形容詞和理據也說不清，現簡略如下： - 富士康管理模式方面可能真有大問題，令員工透不過氣，瘋狂加班、工資偏低與學歷不成正比、嚴格禁止員工之間有社交活動(包括交談)、地獄式無自尊的工作審視等等，正常人也會痴線。 - 據資料，富士康地獄式和集體監視的管理模式，員工要上廁所，竟然要在身上掛上大大的牌子說明「我要去洗手間」，人人可見該員工離座，並讓其他人知道閣下離開崗位次數，用意是杜絕偷懶。 - 富士康是多元化代工生產、精密部件、晶片等的大型企業，英文名就是電腦用家熟悉的「 Foxconn」。上至複雜的電子晶片、集成電路、簡單至 USB插座、連電腦散熱風扇也做，業務範圍極廣。在 I-Phone及新款電子產品需求量大增下，要每日達到超負荷產量，人力資源可能已應付不到，再瘋狂向員工加壓，已經是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 - 太辛苦不如辭工啦？不能，因為「這就是中國」，國家要富強，也要自稱強國。「強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意義下，是要不敗，例如四川大地震豆腐渣貪污工程導致塌樓，國醜不能揚，真相不能說，人命不值錢，名譽才要緊。做生產的，就人人必須「盡一切力量全方位打造產量之高峰」，及「國民要掙錢是硬道理」，跨省求職的員工，鄉下一家都等著養，辭工難在短時間再覓新職。 - 是年青員工涉及愛情問題嗎？不排除有個別例子，但連環十多人排隊跳樓自殺」莫非一眾人都為單一愛情對象而瘋狂？沒這麼離奇吧。也有說法指富士康員工傷亡賠償太優厚，誘發人自尋短見，賠償金額約等於十年工資，還有其他金錢補償，這理解為「抵死、死得過、死左賺到笑」，於是有員工認為「喂快啲去死啦不如！死左鄉下家人咪發達囉？」這樣，聽落很詭異，但也不無可能，因為不要忘記：這就是中國。好比在大陸從事保險代理，有人會夠膽自殘身體獲補償，然後對客人說：「你看！如果無買保險，傷成咁就乜都無喇，而家有得賠呵！」，大家不要覺得我是空口說白話，同樣地，在文明先進的國度裡，也無法想象賣毒奶粉殘害嬰兒淘利，或豆腐渣塌樓的死者父母和揭醜行的記者，會反被控告成罪人，當然，我知道有些「非常理性非常有思維非常愛國愛港愛繁榮愛和諧」的港式市民，仍然會堅持「中國是無問題的！」，我沒興趣去理會，正如我不會有興趣向一篤屎去講解如何欣賞爵士樂。 這就是中國，已經不能用文明社會的常理邏輯去分析。 較為合理的原因，我個人會認為是工作壓力和工廠內的有毒化學物料，導致員工有自殺念頭。 瘋狂的工作壓力，地獄式的管理，令人失去最基本的尊嚴，問題是，現在已是 2010 年高科技資訊時代，不是毛澤東赤貧共產，富士康大部份員工學歷不低，有別於一般的低技術勞工，當員工感覺到自己只是一頭苦命的牛，只許付出但回報不成比例、擁有文化學歷但全無自尊、表面風光但渡日如奴，辭工不得，呆下去又極度痛苦，這種行屍走肉的生涯，真是會令人生無可戀的。 我又要說明一下，不少港喱很喜歡搬出中國人龍的智慧：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用自己的標準套用在所有事情上，於是不想其他人活得比自己好，要所有人比自己受更多的苦，然後自我感覺良好，這種「見人仆街自己好 HIGH」的思維，無謂花時間辯駁。 大陸對工業環保和安全監管，從來只看產量，人命安全是靠「中國人潛規則」而定，所以有理由相信，在瘋癲的工作管理下，又不斷吸收空間內的有毒化學物質，可能導致腦神經異常，從而令情緒和思維陷入病態，表面好好的，但思考已嚴重失控，有可能在某些誘發下進行自殺行為，這是很科學的推斷。 很遺撼地，香港似乎漸漸和祖國拉近，都市人每日無止境地加班，收入不成比例，號稱國際金融都會，但生活像奴隸，人人做樓奴，窮一生精力供層棺材小樓，到風燭殘年，樓供完了但要八成業權強拍，您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財富，您永遠是大財團企業一粒可報銷的小零件，您沒有真正的價值，價值都在恆生指數內，努力工作但永遠追不上財團壟斷帶來來的通脹，吃得飽變成中上產和富豪的專利，您的精神食糧來自愚笨的港產洗腦電視劇，在一個噁心的都市內，您看著五光十色的商店廚窗，雖然售價未必很貴的美麗貨品距離自己只有不足一公呎，但您又買不起，小孩子每天要啟智但教育制度非常低智，您總會有種感覺，好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覺得很多事都不妥但又一言難盡，連鎖集團店舖的店員都像機械人一樣皮笑肉不笑，街上越來越多婆仔在執紙皮，那邊廂，名牌手袋店每天排長龍，大學生忘於找份低微的牛工，政府吹噓的噁心金融都會，蟻民每天都噁心地渡日。 香港不是正走向「支那化」了麼？可能富士康事件，有一天會在香港這個爛都市裡上演。 |
| Posted: 27 May 2010 01:49 PM PDT 唐英年於今年一月其中一次發言中, 指當然議員(即27名鄉事委員會主席)均由選舉產生, 致： 有關區議會方案是否確實只有民選議員才有投票權 本人在本看有關2012政改方案時, 唐司長在年初曾就此發言, 部份如下： 本人並不同意所有當然議員(即各鄉事委員會主席)均由選舉產生此說法, 註: **煩請回覆時請附上回覆信的pdf/word 版本，謝謝。 祝工作順利! 一名坪洲居民上 |
| Posted: 27 May 2010 02:04 PM PDT 在前几天的中国云计算大会上，张亚勤说：微软内部80%的业务已经使用云计算，未来80%的资源和80%研发力量都会投入到云计算项目中。这意味着，微软又一次重大的业务转型，已经不仅仅是只闻楼梯响，人也下来了。 在昨天的微软云计算主题沙龙上，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大中华区总经理谢恩伟说，微软的云计算战略绝非跟风。这位在微软做过十余年研发工作的老微软说，早在2001年，微软开发的一个基于.NET的数字身份项目（Codename: HailStorm），其理念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云计算。他说，以他在微软十余年的体会，只要是微软认定的战略方向，转型一定会是坚决而有耐心的。不过，那个HailStorm最终却被PCWorld评为微软历史上10大最失败的产品第六位，原因或许是太过超前。 但这一次不同已往。过去三十多年，无论微软如何转型，售卖license这一核心商业模式始终未变，微软引领产业的地位未曾动摇。15年前，Oracle、Sun等企业宣布NC战略，微软立刻拼凑了一个NetPC应战，最终这场热闹只不过是一场公关战役，任何一方都没有真正的实践作支撑，结果两边都不了了之。Amazon于2006年3月正式发布第一个商用云存储服务S3，云计算的大幕正式拉开。与作为画饼的NC不同，Amazon云计算的成绩单证明，云计算不再只是一团"热空气"。 在08年底的一次访谈中，我曾经问过李开复，Google App Engine会不会成为Google未来的一种核心业务，李开复表示不会，他认为Google的云计算战略仍然会以自身的通用服务，如搜索、地图、Gmail、Docs等为核心。不过前几天在Google I/O大会上，Google宣布了与VMware的合作，并发布了App Engine for Business。这似乎表明，Google已经将企业云计算市场纳入自己的版图。 云计算是否会终结微软赖以为生的售卖license模式？微软是否真的为服务做好了准备？ 从目前微软的动向看，我认为微软的云计算包含两个关键点。其一，强调私有云。谢恩伟说，政府以及很多企业需要一个可被自己完全控制的私有云，他们并不放心将自己的数据放到一个公共平台上，而这个公共平台被一家公司控制。这样，微软就将政府和企业拉回到license或变种license模式上来了，这是它熟悉的。而且，借助在公共云服务上的经验（比如Windows Update服务、Hotmail等），微软可以帮助政府和企业实现私有云与公共云的对接。谢恩伟强调，微软是业界惟一的在私有云和公共云两个方面都具有优势，并且可以提供成熟产品和解决方案的企业。 其二，强调端。过去的端是为了计算，所以速度和性能是关键；当大量的计算和存储都放到云中，未来的端追求的目标就成了体验。以上网本（NetBook）为代表的瘦客户端在火热一段时间后，渐渐趋于沉寂；与之相对应，iPad却将苹果的股价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市值甚至超过了微软。这从两个方向证明了云计算时代端的价值，而端一向是微软的根据地。 谢恩伟也承认，在云计算时代，微软的商业模式面临重大考验。他以国内大量存在的软件下载站为例，证明人们对获取应用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苹果的App Store模式成功地将需求变成一种产业生态。Google已经发布了自己的Web Store，微软将来也许会推出一个开放的应用商店，建立端与云之间更直接、更通畅的衔接。 上面只是我对微软云计算战略的看法，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云计算是一场由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发起的产业革命，在这些野心勃勃的业界新宠面前，微软确实有些老态。而Windows和Office这两棵古老的摇钱树，已经成为微软转型的两坨最大的包袱。微软期望再来一次无痛的转型，不过看上去比较难。 |
| Posted: 27 May 2010 01:30 PM PDT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而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个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买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每个月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的饱和穿的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向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是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
| Posted: 27 May 2010 01:37 PM PDT 所以漫长的申请终于结束了，终于能总结一下了， 我申请了上海的中欧商学院和法国的INSEAD，上海的一个月前就拿到了ad还有九万块的钱钱，而INSEAD一直让我等到今天才安心，给了我通知。为了确保中欧的座位，我还交了3万块的保证金，看来最后还是不会去那里，三万块钱算是打水漂了 T_T 其实说句实话， 我几个月前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两个学校， 我听到的时候第一感觉是："这是哪里的野鸡学校"， 后来了解了才知道INSEAD是欧洲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同一档次的还有伦敦商学院LBS，在各种排名中一般和美国的沃顿，哈佛和斯坦商学院排在前五位），在法国的巴黎旁边的枫丹白露和新加坡有两个校区， 枫丹白露那个小区我在一月份和Reika去看过，还真是蛮田园的。 说到准备过程，还是蛮沙比的， 记录一下好让后人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我开始决定要试试看看申请是在一月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已经定下里从蓝色妈妈那里辞职，但是还正好有一个多月的假期没有放完，于是就呆在了Stavanger，穷极无聊开始准备申请必须的GMAT考试，然后定下了考试在一月二十八在哥本哈根考试。（挪威都没有考场……） 于是开始准备考试，同时选选学校。看来看去， 觉得美国的学校都是两年，费用也相应的高些，自己也对美国的生活颇没有感觉（虽然我只去过德州住过大概四个月），于是看到了这个INSEAD，介绍上说他的学生来自80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超过10%，毕业后在五大洲都有他们的学生，标榜自己是最国际化的商学院，而且是著名的party school，学生们传说都很好玩， 且年纪都和我差不多这种。感觉跟我们公司还挺像和我也挺合适，于是定下来申请INSEAD，然后申请了一个上海相对好申请的中欧商学院保底。 于是复习了几个礼拜的GMAT，同时也写两个学校的申请essay，其实两个学校的差别不是太大，我就主要写了INSEAD的，中欧的申请essay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下查找/替换，把essay中学校的名字换一下，然后就搞好了。 考试是1月28号，然后1月20正好在枫丹白露有一个学校的info session，于是我们就决定去巴黎玩玩，然后再去哥本哈根，然后正好可以看看旁边瑞典马尔默的Cathayan夫妇。 于是就去玩了， 看了，然后考了，考了710分，作文嫌时间太长直接跳过是零分，申请是够用了。 回Stavanger修改了一下essay，然后和其他的材料（推荐信还是我的现在在俄罗斯的美国人同学和在利比亚的墨西哥人Aldo写的，凸显一下国际性，其实就是我的车友……）寄到了巴黎和上海。然后回国过年，开始等待。 申请短文其实挺好写的， 秘诀就是用那种让你想吐的感觉将你自己吹一遍，然后修改一下，让你看了更想吐，就差不多 上海那个倒是很顺利没问题， 三月份去北京面试了一次，然后四月二号就拿到录取了，并给我一个九万快的三等奖学金。（难道是我最近三级片看多了？） INSEAD则出了一些问题， 让我考之前说不要考的托福，于是大年初七去北京考了一次托福考试，直接裸考，等成绩还等了我三个礼拜，最后出分的时候我正好是去北京参加中欧的面试，在火车站旁边的网吧刷出了自己的成绩，刚好就是INSEAD要求的105，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把我吓得够呛。不过由于出分太晚，我本来申请的是今年九月入学的，现在被放到了11年的一月入学那批。然后等到4月7号收到面试通知， 五一的时候去北京面试了两次。然后继续等待，直到今天拿到admission。 经验教训是准备的时候准备好一些， 别出现像我一样的情况就好了，我去INSEAD的info session有人说他准备了两年申请，我在想我要是准备两年估计都忘了这个事情了。 我从开始复习考试，写essay，找人写推荐信， 准备各种公证的材料，也就四五个礼拜。 其实还是蛮有效率的，不过就是托福考试这个事情没有搞定，搞到最后入学时间直接推迟半年—-不过也好， 有时间骑单车了！其实申请最重要的部分不是那个考试（我感觉是过了一个cutoff线就可以了），还是自己以前的经历和申请的essay，当然主要指导思想还是吹捧自己…… 其实申请最难的部分是等待， 尤其是这个INSEAD由于我自己的沙比， 等待从2月份开始到5月27号才结束，一共四个月，实在是太长了。 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耐心一点，第二是别像我一样沙比就可以了…… |
| Posted: 27 May 2010 11:43 AM PDT 1、5月26日23时27分，市公安局110接富士康员工报警称：在龙华富士康科技园C2宿舍楼有人跳楼，120赶到现场后确认跳楼者已经停止呼吸。 2、5月27日4时10分许，深圳市公安局110接报警称：龙华富士康宿舍有一男子割脉。接警后油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调查，及时联系120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 根据深圳市公安局发布的信息，5月26日23时27分，市公安局110接富士康员工报警称：在龙华富士康科技园C2宿舍楼有人跳楼，120赶到现场后确认跳楼者已经停止呼吸。接警后，油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开展调查。 经查，死者贺某，男，汉族，23岁，甘肃省庆城市人，未婚，住龙华街道富士康厂区C2宿舍A栋311室。于2009年6月18日进入富士康工作。
现场位于宝安区龙华街道富士康厂区C2宿舍A栋楼下的水泥路面处。事发当时有目击者看到死者从宿舍楼上方坠下。经法医检验、现场勘查，死者头面部、右侧胸背部损伤，符合生前高坠死亡特征，可认定是自己从7楼阳台跳楼导致死亡。 对其自杀原因，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5月27日4时10分许，深圳市公安局110接报警称：龙华富士康宿舍有一男子割脉。接警后油松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调查，及时联系120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经查，现场位于富士康宿舍E楼楼顶门口处，割脉男子陈某，汉族，25岁，湖南省桃江县人，住富士康宿舍C栋，于2010年3月15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现该男子经医院抢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该男子割脉原因正在调查中。 http://news.163.com/10/0528/01/67O2VQGI00014AED.html《深圳商报》供稿 =======================================================================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
| Posted: 27 May 2010 12:13 PM PDT 验证QQREADER9D5241169507DF29 |
| Posted: 26 May 2010 09:00 AM PDT 黑衣大葛格写的书发售了，一起来创造抢购记录吧！ 糗事#290356 - 11:26:43 糗事#290278 - 10:11:47 标签: 打针 糗事#290273 - 10:07:39 标签: 富士康 糗事#290394 - 11:55:05 标签: 浪漫的很糗 糗事#290053 - 00:35:22 糗事#290228 - 09:24:05 标签: 其实很爱她 糗事#290222 - 09:19:20 糗事#290438 - 12:35:50 糗事#290132 - 06:28:40 糗事#290152 - 07:44:08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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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11:03 AM PDT 供放在阿尼们修法超度遇难者照片前的蜡烛，为5月27日点燃。 5月 27日，又是藏历四月十五"萨噶达瓦"，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圆寂之日。 中阴49日，为走在轮回之路的遇难者们，每日供灯……  |
| Posted: 27 May 2010 09:55 AM PDT 下面的黑字是南方日报的记者写的采访稿，红色部分是我写的按语。我出道以来，也见识过很多烂记者，但这么千疮百孔的，好像还是第一次。提醒大家记住这两个来自地狱的名字：蒲荔子、唐蓓。 谈谈自己 心态像20岁 "直到我60岁、70岁,我和人对骂的心态和现在还是一样的,何况我今年才38。" 记者:这么多人讨厌曾轶可,而你说你特别喜欢她,是因为她身上与你有相同的特质吗?对"快乐男声"中被称为"伪娘"刘著怎么看? 罗永浩:很讨厌这些选秀节目,都是诞生垃圾的好地方,从没关注过刘著。曾轶可的事我不想再提,在很多地方说她好,容易被误会。（最后这句中文我甚至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希望写这话的人至少自己知道） 罗永浩:我超级认同他,人有多傻才会娶一个嫌贫爱富的女人啊。不过我以前有个很老实的朋友,找了个这样的坏女人,我就使劲劝他赶快清醒过来（罗素说... ... 见下面的附录）。 记者: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吗? 罗永浩:非常认同啊,做人干嘛那么虚伪,凡事都遮遮掩掩的,是精英就是精英嘛。 记者:那又为什么自称大傻×,优秀愤青? 罗永浩:最初是我在博客上说余秋雨是个大傻×,然后网友回骂说我是大傻×,我想既然社会公认的规范这么愚蠢,就索性改名叫傻×了呗,这说明我一点也 不介意,没问题。当然我在博客和公共场合不会这么称呼自己,给媒体投稿也不会自称傻×的。根据人的理念和人生价值可将愤青划为两类（我没过说这话）,我属于右愤。 记者:你快40了,有中年危机或更年期综合症么? 罗永浩:没有,我现在的心态和20岁差不多,不烦躁,不顾身份,不端架子。我不会像某些人成名后就没时间和亲爱的读者（我从没说过，也永远不会说什么"亲爱的读者"，太阳啊）交流,把自己特当一大人物,我心情好就不跟人无理取闹（听起来像是我想说我心情不好就会跟人无理取闹）,不理会骂我的人；心情很坏的时候,谁骂我我就使劲跟他对骂。直到我60岁、70岁,我和人对骂的心态和现在还是一样的（从"直到..."这句话里，可以看出这个记者的中文程度，太阳，南方日报招记者难道对中文没有要求吗？还有，智力什么时候成了招聘记者时可以完全无视的一个因素了？这稿子最后又是怎么通过编辑那一关的呢？）,何况我今年才38。 记者:除了牛博网,你最经常上的是什么网站? 罗永浩:常上国外的网站,跟我英文好没关系,主要是国内的网站太无聊了,没什么看头,我天天上twitter。（嗯，罗素说... ... 见下面的附录） 记者:最喜欢哪个城市?为什么? 罗永浩:实话说,我是不得不呆在北京的,要说最喜欢的其实还是临海开放城市（这不是我说过的话，不过这个不重要）,比如青岛、大连、珠海。 讲讲新书 我不是大流氓 "我会继续出书,已经计划办杂志了,能多办一件有趣之事,何乐而不为?（这不是我说过的话）" 记者:有人对《我的奋斗》评价说,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需要一本书去唤起自己对很多粗浅常识的重新思考么? 罗永浩:对于没被祸害得体无完肤的青年来讲,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的。 记者:书里写了你初中时暗恋女老师等叛逆之事,那么你觉得是不是作一个乖学生特没劲,调皮捣蛋的回忆才深刻? 罗永浩:我觉得暗恋女老师一点都不叛逆啊,相信很多学生都暗恋过自己的老师,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乖学生也不是没劲,只是性格的缘故,他乖张（接受采访时我没用过"乖张"这么乖张的词）的一面没有表现在外面,表面很顺从、温和,也许内心很狂野呢。调皮的学生只是把本性外露而已。最害怕的是一切都听父母的,完全没有主见,这样就坏透了（...好吧，我大概能猜出你是什么意思，虽然那不是我想说的意思）。 记者:很久很久以前富兰克林和希特勒也写过《我的奋斗》,你的书和他俩的有何不同? 罗永浩:富兰克林的《我的奋斗》最初其实不是这个名字。至于希特勒的版本,我只能说这么好的书名人类文明史上仅被一个人用过,结果那人很不幸还是个大坏蛋。而且我发现坏人总比好人勤奋,我讲自己的奋斗经历,其实也是为了使世界更美好,为好人的诞生起表率作用（好吧，好吧，罗素说... ... 见下面的附录）。 记者:书里反复说道你崇拜女性,这跟好色是一回事么?你觉得自己是大流氓么? 罗永浩:崇拜女性是件好事,好色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不是大流氓。 记者:有人说封面黑面大字,毫无美感,还有漏字错字,看上去像是某些自作聪明的盗版商自己攒出来的假书。 罗永浩:封面的黑底白字是我最认为自豪的事儿（我没说过这话）,因为当初我和出版社讨论了很多次,觉得用任何封面都无法把意思表达出来,于是就借鉴了伟大的美国设计师乔治·阿玛尼（让"太阳"去死吧，我就日了！我说的是Patrice Sheridan，不是你大爷的乔治.阿玛尼，而且我也没说过Patrice Sheridan伟大）的创意理念,黑底白字（罗素说... ... 见下面的附录）。他很多次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但这样的话就不能给字加阴影,因为看不见,我们又想了个办法,就是让白字互相微微叠加,这样就看得见阴影而且显得错落有致美观无比（毫无意外的，这段话全都不是我本人的意思，罗素说... ... 见下面的附录）。 记者:书腰封上赫然印着一行字,"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励志书从未如此诚恳",老罗在讽刺没事儿爱挂腰封的人?封底上密密麻麻的推荐,老罗是在讽刺那些动不动在腰封上联袂推荐的人? 罗永浩:腰封在日本几乎每本书都有,跟中国的书必须有封皮一样正常。我虽然也很讨厌很多书的腰封写着某某联袂推荐,但腰封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不能全盘否定掉,它传达的是一种市场营销的理念（我没说过这话）, 如果把腰封的字印到书里就破坏了书的整体效果,等书经过销售渠道来到读者手里,你可以随时撕了扔掉它,顺便咒骂几句,没人管你。但有人说我腰封媚俗,这就 像一个北京人遇见五个上海人不好,就说上海人全垃圾,还像一个上海人遇见五个北京人不好,就说北京人全垃圾,事实呢,两方都死不承认,所以全盘否定是不科 学的。至于对封底的批判,我觉得跟批判腰封一样,都是白痴的审美所致,但人又有话语权,只能浪费掉视觉艺术了。（希望你能看懂这段中文是什么意思，还有，如果你真的看懂了，我可以保证那不是我想说的意思） 记者:有的人希望老罗还是不要太红的好。据说你是个朝鲜族人,因此还是要警惕他"被韩国人"的可能性? 罗永浩:我其实就是朝鲜族的人,不可否认（呵呵，"不可否认"？谈及我的民族时，我用词好怪啊）,但现在"被韩国人"都是造谣的。（我说的是，有些与"被韩国人"相关的事件是造谣的） 记者:为什么选择做英语培训而不是选择通过著书立说维持生活? 罗永浩:我会继续出书,已经计划办杂志了,能多办一件有趣之事,何乐而不为。（很难想象我会这么粗暴地答非所问，在中国，除了秦刚和秦刚们，我还没见过谁是这么坦然对付记者的） 说说别人 周立波很无趣 "发达国家也有低俗选秀节目,但爱看的只是一小撮人。为什么现在这些节目这么火呢,因为全民都低俗化。" 记者:对周立波讽刺东北人是不是特愤懑?你为什么说他的清口是垃圾?你觉得你跟周立波、小沈阳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罗永浩:我也讨厌东北人,但出自我口和出自他口就是不一样,因为我是东北人,就像一个黑人骂别人是黑鬼一样。我对上海人就不表态,任何失态下同一句话都有不同的含义（这句据信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也看不懂）。我就觉得周立波很二,这跟他讽刺东北人没有关系,抛开他的思想认识水平不说,他本来就很无趣,连潘长江、巩汉林这类的垃圾笑星也不如（我没说过这话，我说的是由于大家整体欣赏水平太差，潘长江、巩汉林这样的货色也能在这个国家里成为著名的笑星，所以周立波受到追捧也不奇怪）,他的价值观和演艺水平都有问题,比如他要一边看稿子一边讲笑话,一点基本的职业素质也没有。我看他的东西从来笑不起来,只看他模仿领导人那点笑了,但还不是笑他。 记者:你曾说你很欣赏袁腾飞,前阵子网络盛传王朔说袁腾飞"我听了都想抽丫一大嘴巴",这像王朔说的话吗? 罗永浩:王朔肯定没说过,哪可能这么傻,假使他要真说这话,那他真该给自己一嘴巴（"假使"开始都是记者意淫出来的，我没说过，虽然我不太反对这句话表达的意思）。 记者:有个9岁的小男孩杨心龙被称为"演讲帝",也是东北辽宁人,网友建议你收他为徒,因为你以前说过被知识武装过的笨蛋是最可怕的笨蛋,你愿意改造他么? 罗永浩:不怪孩子,怪家长教坏他了,爸妈太愚蠢了,教的孩子满嘴套话还引以为傲。 记者:你也是办教育机构的,对现在的山木培训事件怎么看?类似教育培训机构泛滥,有多少是可信的? 罗永浩:我听到山木被逮捕一点也不奇怪,其实大部分教育培训机构都是垃圾。就拿北京来说,从业者没几个好的。特别是他们宣称不背单词就能学好英语,7天学好英语考过托福,都经常被我拿来批判。 记者:看过让你感觉恶俗的电视剧和节目吗?对马诺啊闫凤娇啊兽兽啊等变相的出名方式有何看法? 罗永浩:我从不看电视,节目都太烂了。在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低俗选秀节目,但爱看的只是一小撮人。为什么现在这些节目这么火呢,因为全民都低俗化（不是我的原话，但是看到这里，我已经很感谢它仅仅是被歪曲成这个样子了）。 南方日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唐蓓 |
| Posted: 27 May 2010 08:12 AM PDT 文：梁宝 走在铜锣湾购物区，你会看见一道不断上演的城市景观，跟「自由行」的消费店如影隨形。她们(是的，以女性为多)弓着腰，有的几近成九十度角，身后是大堆从零售店外收集回来的包装纸盒，从加洲提子、台湾果冻、韩国皮鞋、昆明鲜花到日本奶粉。就在时代广场侧，是通往海底隧道的高架，俗称「鹅颈桥」。桥的另一边，是一个由旧楼房组成的露天菜市场，市场的后巷，有几所「环保」回收店。这些穿插在名店、菲佣、房车与自由行中间的拾荒者(俗称「执纸皮」)，有的只以拾取回来的胶带即时织成可以拖拉纸皮的工具，好一点的，用自备的手推车，把纸皮迭的比自己的身躯还要高。一人之力与运气，一天还不能赚得一百块港幣。近年来港「扫货」的自由行，流行拖着行李箱购物─都是推着车的女人，前者的进步，带来的是后者更形艰苦的生计。一部份人富起来的结果，未必是漏滴效应，让其余的人迟早也富起来。相反，由资本带动的城市空间─权力的地景(landscape of power)的另一面，是把弱势社群营生与「谋反」的空间连根拔起。 文化士绅化-创意城市的方程式 殖民地的文化政策，在「自由放任」底下以城市为定位，平均主义式的百花齐放，粤曲与歌剧並存、水墨与油画互相辉映。除了百年字號的市议会- 市政局及其博物馆体制外，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文化建设上的德政，是成立公共资助体制，即香港艺术发展局。让註定不属於市场选项的「香港艺术」趁九七的政治时机能及时回应国际好奇的目光。九十年代的后过渡期，艺术空间、展演活动、研究出版如火如荼，从视艺到剧场、音乐到电影，都在赶紧加入这场「最后拾遗」的嘉年华("last minute recollection")ii。本土性被推到沸点，进一步滋养公民社会发展。文化身份也逐渐脱离藉殖民宗主国所赋予的国际想像，甚至与即將回归祖国的母体抗衡。 艺术自主，在金与权前面从来都是假象─国际的艺术大都会不是政治城市便是经济都会，几乎无一例外。又或者应更加赤裸地说，艺术根本就是金与权的化身与代理人。隨着2003年沙士一役之后以「自由行」来催谷的消费经济与中港融合，国际与国內热钱流邋，新一波的区域城市融合是时间压倒空间、流动压倒在地、房地產压倒住屋。如果说，峻工於1996年全港第一高楼的国际金融中心(ifc)，延续的是老维多利亚城的国际想像(ifc的地底正是国际机场铁路的终点站)；那么快將建成、屹立於西九龙高铁终点站上的环球贸易广场(icc)，则是贯通京港的权力高速走廊。横躺在前而尚待规划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则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的文化景点。从1998年起特区政府提出在西九龙新填海区设立文娱艺术区至今超过十年，虽然屡被市民批评为官商勾结的地產项目而於 2006年推倒重来。但多功能的博物馆M+，和大剧院等硬件建设带来的「西九效应」，却足以洗脱殖民地以来视文化艺术为施政点缀的印象。如是国际艺术博览自前年开始重新捲土重来，中环荷里活道一带售卖海外和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如雨后春笋，除老字號汉雅轩、像艺术空间多於商业画廊的约翰百德画廊、不断挖掘新血的嘉图画廊外，若干新画廊对香港艺术也跃跃欲试。地產发展商像信和、新鸿基、新世界和早在八十年代已委约艺术作品的太古，相继以提供场地甚至主动组织方式策划艺术展演活动。政府与商界的「忽然文化」，一方面以实质的城市规画来重新形塑城市面貌，另一方面则重新界定了文化艺术体制的游戏规则。影响所及，是艺术家从生存策略以至艺术取向上的矛盾、吊诡和两极化状况。本文尝试从上述语境，以几组作品说明之。 一、「都市野人」的杂乱而统一 刚於2008年以旧式七层工厂大厦改建成的「赛马会石硤尾创意艺术中心」，正好处在城市两极化的临界点。位於名符其实的西九龙老区，与第一代公共房屋为邻，这座总楼面面积才8,640平方米的工厦，在二战以后工业北移珠三角前，曾是港式山寨厂的集中地。隨着產业转型和旧区重建，艺展局重新规划，以低於市值租金租予艺术家及团体。集艺术个体户、非营利团体以至商业画廊、餐饮於一身的组合，规划者以798为楷模，刻意保留工业遗迹。与此同时，厂厦周遭的草根社区被连根拔起，站在创艺中心远眺，是一幅文化士绅化的境像─佔据天际线的是横列在西九海岸的豪宅(高尚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尤其是高铁总站上盖物业和旺角的朗豪坊，然后是一片向內陆逐渐下陷的旧式楼宇，近邻是一片荒芜，七层大厦已被夷为平地─可以预见的是隨着旧区重建，士绅化將由海岸內移，最终与创艺中心连成一线，成为中產家庭的文化俱乐部。 刚好在反高铁运动暂告段落的时侯，不少曾参其中，或投入地旁观的社运/艺术家，临阵组成了「撞剧团」，在中心的黑盒剧场上演了一齣名为「都市野人」的多媒体演出。由八十年代已经出道搞happening的冯敏儿、搞摄影的冯建中、民眾剧场第一代的汤时康、朱秀文、新一代的李俊妮；从教育剧场到「讲故老」的阮志雄；行为艺术家丸仔和欧阳东；街头抗爭者兼音乐人黄衍仁；年青装置艺术家刘学成─从无数的社会运动到多媒体剧场，从四、五十岁到二十出头，这张跨世代的名单未必会在官方的香港代表队中看到，却见证着艺术和社会能量的在地滋长。 这个由原来厂厦地牢加建而成，被行內人评为错漏百出的黑盒剧场，正合这群「非专业」的演出者。所谓「自由座」(free seating)，是真正的「自由坐」(sitting free) ─ 满地纸皮任君选摘。拆去了座位，观眾行行企企，隨演区移动，参与或旁观的界线被模糊了。「都市野人」的剧情虽然鬆散，然演出者与观眾共同经歷共时的敘事空间，剧场的重量来自在地的实践。故事以拾荒为题，由「讲故佬」东拼西凑地重组。剧场装置是一幢幢由纸皮造成的楼房，既是故事主人翁的容身之所，也是一件一件贫穷艺术的雕塑。香港人人梦昧以求一个安乐窝，但寸金尺土的结果是─ 一生营营役役以「自由」劳动从资本家手中换取到的微薄工资，倒头来也是回到资本家的手里去。全国和全球资本在国际城市聚焦炒作，输家总是本地人。跌落草根的生存之道不是骗人的「自食其力」与竞爭意识，而是人弃我取与守望相助的拾荒精神。演员把本身的社会关顾和经歷当成角色的一技之才，从车衣、耕作到木工，由唱歌、搣橙到保育曾灶財街头涂鸦，借贺故事主人翁「纸皮婆」新居入伙而共冶一炉。有趣的是「剧情」虽是虚构，但都有着明確的地点，就是剧场本身的所在地 ─真正在狮子山下的草根社区。讲故佬借儿时旧区街坊化身的昔日玩伴，重认已被「屏风楼」围困的海岸线，重提过去的寓言，道出：「有风的地方才有故事」的教训─ 十足的本雅明，以敘事抗衡现代化的洗刷。 不追求所谓专业演技与肢体的风格化统一，真实的荒谬使「都市野人」变得掷地有声。演出以演员与观眾共同参与派对，任食任饮作结─一方面挑战剧场內不准饮食的行政秩序，另方面使孤立的人连结在一起。剧终，是满有象徵意味的一幕─因为海岛的地理与殖民统治歷史，帆船是为香港老掉大牙的標记。在吃喝的热闹之中，眾人俏俏把观眾围坐着的「客厅」用白布围起来，高头大马的摄影师冯建中在人群中撑起了由纸皮造成的帆，在幽幽的蓝光中领着眾人前行。资本主义的城市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多劳多得，但同舟共济总是可以的。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装置的艺术家刘学成和负责视觉效果的冯建中。这位毕业於香港艺术中心艺术学院的刘学成，平日喜爱把玩明清器物、听粤曲，作品界乎於装置与雕塑之间，利用合成木板重塑山水风景。这回为剧场造的装置，同样以璞素的物料和拼贴方式堆迭而成，但物料(纸皮)的选用本身，却是最强而有力的政治控诉。「创作」用的纸皮，都是从中心外的拾荒妇手中以高於「市价」的水平买回来；演出完了，大伙儿请拾荒妇来回收。没有什么「灭贫」的规划经济，虽然仍是杯水车薪，但艺术的確是一种资源重整，把艺展局的资助流入社区。至於冯建中这位摄影老手，以投映方式把他的「楼花」作品变成故事的背景。以重覆迭影的方式拍成的「楼花」，把大同小异却价格高昂的港式公寓像万花筒般呈现出来，表面看似只是形式主义的意象拼凑，然「楼花」二字却可圈可点─蚁族与无壳蜗牛都深切感受到「楼花」是投机市场的选项，真正的用家都是望尘莫及。「都市野人」是一次在地的艺术抗爭，把不义与发展的荒谬聚焦成贫穷美学，它的重要性远承 1988年由已故剧场导演黄婉玲在黄大仙城市剧场演出的《伟大家园》。 二、「凯旋门」关尚智式调侃 香港楼盘的命名，跟赛马马匹一样，向来財大气粗的千奇百怪，御龙、君临天下、名铸、天璽......还不过是一样的面积大小？由「命名」以至时尚潮流的符號挪用，豪宅根本就是文化经济的大宗。已被地產商瓜分的西九高铁上盖物业，因为中空的拱廊设计而被机巧地名为「凯旋门」，欧陆符號被挪用为广告宣传「现代生活繁荣与艺术新地標」的註脚。发展商新鸿基一反地尽其利的市场逻辑，以「卖空」的艺术方式把房產推向更高级的市场。港式生活品味的殖民余想，总爱在广告里安排金髮女郎作为主角，彷彿物业买回来之后，打开门锁，女郎长伴业主安坐家中。「凯旋门」的促销广告，也安排了盛装女郎，拈起长裙一角拾级而上，长阶梯的顶端，正是拔地而起的「凯旋门」。每一次房价被推高，意味着的是穷人的生计进一步被拉低。纸皮的妙用之一，是港式街头流浪汉的宝物，虽然不能挡雨，在窄巷与骑楼底下，至少还能遮风与稍稍阻隔途人的白眼。每次金融风暴与海啸之后，都是流浪一族的全盛期。位据於旧九港铁路总站的尖沙咀文化中心，也因为走廊的中空设计而成为流浪一族的天堂。散场时分，便是流浪汉携同纸皮霸位之时。 毕业於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关尚智，用纸皮依样画葫芦，造出了一座可以隨身携带的「凯旋门」，在文化中心的长阶拾级而上，楷梯尽头是另一座屹立着的纸皮「凯旋门」，夹道是老区旧楼，楷梯上还有常见於旧西九街头的印巴籍男人，提着塑料袋走过─无疑是对品味x房產所提供的国际想像的辛辣讽刺；而纸皮引起对纸扎祭品的联想(粤港民俗，常以纸料扎作成实物造型，火化祭祀先人)，就更是对这种恶俗的坏品味的咒咀。关尚智除了把这幅「恶搞」广告造成灯箱放在自家位於火炭工业区的工作室內展出，其后更被刊登於《明报》的周日副刊上(2005年5月22日)，与各式楼盘广告互相辉映，走出画廊，投入媒体的符號战爭，一时成为城中知识界佳话。 三、推车的女人与艺术家的劳动 本土性的吊诡是，挪用在地主题和意象，未必就能进入本土语境和经济；就是进入了本土语境和经济，也未必就是心甘情愿的「站在人民的一边」，而洽好相反成为加害者与共谋。一如笑话背后的逻辑，属於言说者这一边的觉得可笑，但在被言说者一边却容易觉得被侮辱。九十年盛极一时的「关係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Hal Foster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把画廊空间偶一为之的「空放性」和「协作」等同了社会民主参与，艺术家与作品却不曾站稳立场，进入社会的具体运作。iii 2008年位於官塘工业区內的Osage画廊，举行了一个以女性艺术家为主题的展览《Women's Work》，其中从纽西兰短暂移居香港的华裔艺术家陈玉琼，其作品「拾荒者」(Scavenger)正落入了这种「擬似批判」的困境。 「拾荒者」在画廊墙上的底部镶入了一个萤光幕，播放着一套关於拾荒者的短片，前面则展示了一只放在手推车上、模仿滙丰银行门前那座著名的狮子铜像的巨大卡通纸皮雕塑。短片纪录一名「执纸皮阿婆」，如何把由作者预先安排好、跟展品一样的卡通纸狮子，从中环的滙丰银行推到上环的废纸回收厂。富悬殊的城市意象、国际金融资本与社会底层的经济网络，遂如一幅「清明上河图」般在观眾眼前展开。镜头还特別强调路上的超级名店、穿载整齐的路人、和回收店秤过废纸以后，由店员递给婆婆的一百大元。这迭簇新的纸皮，按照市价不知能卖多少钱；但看着萤幕侧那几个「Editions of Four」的绳头小字，和11,600欧罗的售价，这位在短片內连名字也没有的「作者」，一百元的回报绝对「物非所值」。按照经济交换的逻辑，「剧」中的狮子早应化为乌有。这只屹立在画廊里的狮子，原来只是一件迁就买卖需要的仿製品。作品突显物的件符號与使用价值的双重標准，然而作品亦仅此於这种冷酷的陈述而己。作者指这个作品是一个表演(performance) ─「剧情」安排把资本的象徵还原为真金白银，却忘了反思艺术作为商业行为和艺术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位置。片中阿婆戴着一双珍珠耳环、衣服陈旧而整齐、掛一个方便体力劳动的斜孭袋、对这次出镜似是严阵以待。这个作品如果真的是一个表演，我想，真正的表演並不在中环到上环的街道上，而是在洁白的画廊里，重演女性作为艺术家与作为执纸皮阿婆的差別待遇。 正如同期被视为「保育电影」的港產片《文雀》一样，这齣被知识界评为「疑似保育」的电影，导演杜奇峰安排扒手由低下的上环走到高尚的中环，喻意低下阶层成功挑战以政经权力筑成的「中环价值」v 。然而，镜头下城市景观被高度风格化处理，现实被包装成过去的美好，以博国际影展评判的青睞。《Women's Work》同场另一件作品，同样探討女性劳动，艺术家却选拣由自己身体力行，介入城市空间─纵然力量微小，却非常在地而观察入微。一向从事体力劳动雕塑家的林嵐，九十年代末毕业於中文大学艺术系，早於1999年已落户官塘工厂区。工业与雕塑一样，一般予人力量、刚强、男性的联想。然而撑起香港工业的，却是密集式劳动的「工厂妹」。官塘作为製衣业中心，「工厂区」是成千上万女性经年累月付出汗水与青春的空间(家母便曾经在该区的鱷鱼裇工厂车衣餬口)。工业式微，入主工厂区的女性由工厂妹变成艺术家，同样要在罅隙与边缘中挣扎求存。在「仍在观塘工作中─艺术家/工人：带孩子出来逛逛」的短片中，林嵐把堆砌成角落形的六排陶砖按照原来的形状安排在六辆手推车上，砖块之间的夹缝，有她从工厂区小公园里拔来重新卉种的小花野草。林嵐邀请了五位女性艺术家朋友，一起用手推车把產物/孩子带到工业区的小公园游逛。艺术家跟普罗工人在繁忙的街道上谋生，再把產物比喻成孩子 ─工人与製成品在生產过程中被异化的关係被重新缝合。手推车/婴儿车，在此一语相关，劳动和空间的性別特性，以具体而微的方式被显现。作品附带着对於艺术家进註工业区的註脚：「Both we and the weeds are weak, but we have both survived. Artists came to this area because of the declining industry in the last 2 decades,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change that happened when the urban regeneration programmes extended to Kwun Tong.」vi。画廊迁入工业区，既为艺术家带来生计，又同时推高租金与楼价，加速士绅化。对此「仍在观塘工作中─艺术家/工人：带孩子出来逛逛」虽带点「受害者」的自伤自怜，起码却没有成为共谋。 四、「红白蓝」与谁的香港精神 香港艺术代表队的「官方」名单，包括为人所熟识的又一山人及他的「红白蓝」。不少艺术界朋友对设计出身的又一山人把这种尼龙塑料热炒成具有香港精神的艺术不以为然，除了带有文人相轻的味况外，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刪了一整句)策展人何庆基早在1998年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居港权事件之后，以懺悔的口吻指出九十年代的身份打造工程，在拼弃香港是文化沙漠、东西方文化合璧等陈套的旧论述以后，文化身份与本性，竟又变成一种牢不可破的本质，拒人於千里。然而回归十年，近年的政治与社会抗爭中，本土性的重新提出到底是一种「大香港」精神復僻？城市竞爭中的自我安慰？还是政治上的別有所指？曾以香港设计发展说明六十年代香港文化身份打造的田迈修(Mathew Turner)，对又一山人的「红白蓝」及已故街头涂鸦者曾灶財的「作品」，有精闢的分析： "With the 'local' so long repressed by imported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al models,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re has been a revival of Cantonese opera against la Traviata or Beijing opera. In much the same way, the king of Kowloon's deviant orthography has come to symbolize not only rejection of colonial authority but subtle resistance to Beijing's cultural hegemony. The more illegitimate the better, if it speaks in an authentically local dialect of a distinct identity. So it is that red-white-and-blue stripes may be imagined as an unofficial kind of flag of the people. […] neatly reversed its stripes to take on an almost caricature symbolism of proletarian purity [...]Drawing on colonial promotion of 'the Hong Kong Story' that pictured local residents as poor, hardy but hardworking (ideal for exploitation), stripy plastic bags and construction sheeting have been taken to symbolize the hard industriousness of local factories,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ose who built a towering city. Is there not something anachronistic about this reprise on the Singaporean rhetoric of a rugged yet quiescent 'can do' society? […] at once defiantly local and prudently patriotic, at once innocently authentic and internationally sophisticated, at once wickendly illegitimate and institutionally legitimized: altogether the perfect symbol for a shifting cultural identity that is itself glimpsed between the lines. " 草根之物一旦被艺术家点石成金，其符號意义即脱离了「原物」的经济结构和语境。又一山人寄託在「红白蓝」上的正面价值─坚韧、积极向上、团结，即是所谓的「香港精神」，一如狮子山一样都是空洞能指，它可以代表逆来顺受的顺民美德，或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反抗。故此，艺术以至文化符號的「进步」抑「保守」，更在乎作者与读者的刻意挪用与塑造，和谐与矛盾並存。 总结、艺术问题的政治答案 2008年京奥前，时代广场展出隋建国作品。艺术家高小兰等號召大家到广场上以行为艺术作回应。图为三木在为隋建国的作品擦鞋，后一群大专生以「快闪」方式模仿雕塑动作。 艺术有时可以劫富济贫，但有更多的时侯是劫贫济富；艺术家成为「成功的」加害者少，但成为「失败」的受害者多。前民政局的文化政策幕僚陈云形容香港的文化政策，是「未曾翻身已碰头」ix。殖民地对文化艺术的资助，使艺术家中的精英份子產生短暂的自主幻觉。特区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所触发的城市竞爭文化战，艺团被「公司化」、艺术家以至大小团体被鼓励投入並不存在的市场竞爭。与此同时，消费空间不断膨胀，蚕食城市中所余无几的生產空间和公共空间。艺术馆红地毡以外的艺术不被纪录，向来政治冷感的香港艺术家也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不在艺术体制以內，而在整体的公民社会和管治之上。在2006至2007年的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的民主规划运动后，2008年春，艺术家程展纬、罗文乐等连同网络媒体以「恶搞」方式重夺时代广场被地產商「私有化」的公共空间，发起「骑劫时代广场」比赛，公开召集市民到广场上创作，从唱歌、跳舞、快闪、蹓狗、野餐甚至行行企企，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正视公共空间被商场私有化问题。同年夏天，在建筑双年展举行同期，年青策展人李俊峰与短居香港的星加坡艺术家李鸿辉联合策划了《香港建筑伤怜展：艺术家的空间詮释》，与一般双年展宣传城市美好憧憬的方式对着干，尽地展现城市在全球资本蹂躪下的伤口。报章副刊、公营电视台、网络媒体逐渐成为这些以艺术家与公民社会互动的空间，例如江记与罗文乐的「职人系列」，配合「活化厅」进驻艺展局旗下位於老区上海街，以漫画在报章上重塑手艺人的故事，希望以艺术空间的据点「活化」原有的社区网络与生计。刚毕业於理工大学设计系的Don Mak，在《明觉》佛教网页上，也偶有以富有智慧的方式讽刺时弊。 旺財：「点解前面哩几栋楼，起得特別高嘅？」 Lenoh：「因为住嗰度啲人特別穷囉。」 旺財：「係噃！地產商买咗块地嚟起楼， 楼起高啲，多啲穷人入去住， 咪可以分薄个买地成本囉！人类真聪明。」 Lenoh：「係呀！屏风楼係俾贫民住的。」 城市景观的两极化，不仅是寸土少爭的空间之战，更是重夺符號文化詮释权之战。累积的经验和能量，在刚过去的冬天又再爆发为反高铁抗爭运动。执笔之时，旧港九铁路沿线上火炭工业区和旧官塘工业区的艺术家朋友正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敘事、在地的网络被急功近利的权谋策略所取代，权力的地景向艺术家招手。艺术家应继续为文化士绅化作其急先锋？还是应自利利他，以眾生平等的人本关怀，以本土作为一种着力的假借？这是一个问题。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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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08:50 AM PDT 跪求有效翻墙软件 |
| Posted: 28 May 2010 12:00 AM PDT 杨支柱按：我自己校对过样稿的文章或采访发表后我通常只看篇幅、不看内容。因此2010年第5期《长城月报》快递过来后我并未细看，只知道我自己写的《计生法庭是个啥东西》篇幅明显地萎缩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妻子看杂志后立即批评我是怎么校对的：你哪个同事这么好帮你请了保姆？你什么时候到居委会签了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保证书？我大吃一惊。拿杂志跟我校对后的电子稿一对，发现用的根本就是未经我校对的稿子。既然如此，记者又何必浪费我两个小时改她那错误百出的稿子呢？错误实在太多了，错得离谱。前天丁东先生来我家，也说用的不是他校过的稿子。因此我郑重声明：我对2010年第5期《长城月报》对我的采访稿中的话当不得真，建议不要看，要看看我博客上经我校对过的。又想起上次南方周末的事，只给我半个小时校对，所以我主要校对的是我转述别人的话，以免因为错误报道让同事难堪，结果没注意到记者杜撰的话："他想叩问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毫无生育自由。"26日去某电视台当嘉宾，这句记者杜撰的话又被当作我的"名言"在片头中重述，我立即否认，要求删除。从2007年至今我就征地、拆迁问题一直在著文批判政府，其数量之多仅次于计划生育，我怎么会说这种胡话？当然，就算给我校对的时间多些，让我看出来了，也没有用，因此那次我指出的六个地方都没有改正，最终出版的也是我没有校对的稿子。南方都市报姜爽英的稿子我并没有校对，却找不到错误，我在博客上表扬她，但是我要的样报，却要了几次都收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不是杨支柱第一次遭遇解聘，却是影响最大的一次。作为"超生"了一个女儿而名声大噪的副教授，杨支柱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野心"在悄悄酝酿 一个大学副教授的"二胎"策略 CCN记者 徐秋颖 发自北京 "《计划生育法》就是一部恶法。"杨支柱几乎对每一个造访者大声反复表达这个观点。杨家略显拥挤的客厅俨然一个新闻发布厅。 变化始于2009年12月21日——杨支柱的第二个女儿出生。 在大陆，这并不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自上世纪80年代大陆强制实行计划生育以后，每年仍然有大量不符合"规定"而"强行"出生的人。 不同的是，杨异乎寻常地在博客上为女儿征名，尽管他本人无论从外貌还是穿着都略显低调。 2010年4月9日，杨正式被所在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解聘。 随之而来的理应是当地计生办强制性的经济处罚。然而，"计生委"至今没有露面，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杨支柱的头上。 "黑孩"之父 "我面临的不公待遇直接关系到女儿未来的生活水平，我当然要大做文章，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对她是有利的，因为她现在还是个'黑人'。" 突如其来的社会关注并没有让杨支柱感到意外。 早在杨的夫人怀上孩子之时，大陆学者丁东和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改革的易富贤一致认为，杨的孩子出生将会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杨认为他的"超生"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和他长期批判计划生育有关。 他所批判和违犯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 按照该法的规定，超生者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然而杨自始至终对此法不屑一顾。他看起来已经适应了解聘后的新生活，"我们家请了一个阿姨，我家务也解脱了，工作也解脱了，现在成自由的人了，成了专门批判计划生育的人。" 借由媒体之口，杨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接受采访，一天一到两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杨现在的发声又多了一层含义——为女儿争取权利。 "生孩子并非为了作为一个推进计生政策改革运动的工具，但现实是孩子已经出生了。我面临的不公待遇直接关系到她的生活水平，我当然要大做文章，并且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对她是有利的，因为她现在还是个'黑人'。" "黑孩之父"，是杨对自己失掉"副教授头衔"后当下的定位。随意的调侃和爽朗的大笑，杨支柱仍在媒体面前保持着乐观一面。 但在大陆，他仍不得不面临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黑人"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而户口又和上学、工作、住房、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如果计生政策仍持续不变，可以预想，其新出生的女儿杨若楠未来的生活并非坦途。 公开抗法 杨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已遭解聘的杨支柱再次公开宣布，不打算交这笔具有惩罚性质的社会抚养费。 未经世事的杨若楠在隔壁的哭声提醒着CCN记者——她的确是存在的，这份幸运正是基于其父母的坚持。 杨支柱遭受的压力是从杨夫人怀上女儿三个月就开始了，他不得不直面来自学校和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接连不断的劝服攻势，这些与孩子无关的人要求他们终止这个孩子的生命，否则要按规定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 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双方，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 一向固执的杨，不顾怡清园居委会的一再要求，始终拒绝签订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保证书。 "当时，居委会说社会抚养费20多万接近30万。"杨支柱估算大约是按收入五倍的标准。 计生委在这件事上迟迟没有露面，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得而知。杨认为这是计生委在等待自己先去求他们，争取在罚款上计生委能够给予优待，从三倍到十倍之间选择较少的数额，代价是停止批判计划生育。 他的理由是，学校方面多位有关人士曾经与他面谈，希望他能够不再继续批判计生委，最好将网上此类内容删除，以此来和计生委在罚款数额上协商。 显然这些都是徒劳，杨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已遭解聘的杨支柱再次公开宣布，不打算交这笔具有惩罚性质的社会抚养费。 从某种意义上说，拒绝缴纳罚款象征意义更多一些。此外，杨对这个国家"两到三年放开二胎"的形势抱以乐观，这也让他坚定此行为，即使他现在还处于学校处分之中。 身为法学副教授的杨已经招致"以身试法"的非议，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就在杨被解聘三日之后，2010年4月12日，同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五名教师窦英才、王东成、雷永生、张卫民和于闽梅就此事上书校领导，建议学院领导取消对他的处分。 "超生"一事就此演变为公共事件，争论的矛头也由超生个案也开始转向对国策"计划生育"的质疑。 由此，有媒体评价称，"超生副教授"的出现，引爆了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最受关注的超生事件。 ■对话 杨支柱公开叫板这个国家的计生政策，其行为能否推动计生政策的改革，尚不得而知。但是他存在的本身，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象征。 杨支柱和他的自由生育观 CCN记者 徐秋颖 北京报道 计生演变为意识形态 CCN记者：您怎么看待计划生育？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杨支柱：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已经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了。长期以来，他们鼓噪的就两件事情，一个要爱国，另外一个就是少生孩子。 2002年《计划生育法》制定出来的时候，我对计划生育的看法早就已经形成了，但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还没有正确估计。 在我眼里，生多生少、生育或不生育是绝对不能强制的。这个法却具有强制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制妇女堕胎，这个世纪比较少了，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反对这样做，而是人们生育意识下降；再者人们比过去富裕，能够交得起罚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计划生育又变味了，实际上变成了乡镇政府和计生委捞钱的工具。 "砧板"上的超生者 CCN记者：你这次算是"以身试法"，但人们如果都像你这样做又显得不太现实，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或者说更实际的解决办法？ 杨支柱：首先，那些计生恶性事件媒体报道的也不少了，全世界没有别的国家这么干。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反计生人士"从人权、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批判它很多年，关于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我写了几十篇，王鑫海写了几十篇，何亚福写了几百篇。 易富贤写了一本专门批判计划生育的书，叫《大国空巢》，在香港出版的，运了一大批到大陆来，寄给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一些高层官员和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我从他那拿了一百本送给北京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易富贤可谓不惜血本，但是效果也有限。批了这么多年，似乎还不如我生个孩子影响大。 CCN记者：对于学校的解聘处罚，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不满，也可以理解（学校的决定）"，但博客里却表达了你对处罚决定的质疑。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杨支柱：被解聘是意料之中的，尽管没开除我。《计划生育法》上规定可以行政处分，但是怎么处分却没有规定，这就意味着各单位可以自己裁量。比如温州鹿城区计生局戴副局长说你今天86万元超生罚款不交，明天就是160万元，北京的计生罚款弹性更大，我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 我觉得学校本身不想处理我，就是想逼我去交罚款。而到底交多少钱，计生委却一直没出现，也没找过我。学校的好多部门包括法律系的人、管计生的副院长都跟我谈过，让我不要再激怒计生委了，最好把网上东西都删了，争取少罚一点。 但我没打算求他们，即使不能自由生育，但我认为放开二胎指日可待。 质疑"1.8生育率" CCN记者：你认为两到三年就会开放二胎，你的依据是什么？ 杨支柱：这是现在面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一是人口已经低惯性增长了近二十年，不久的将来必定大量减少。虽然现在社会还有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这是教育大跃进的产物——大陆教育发展5年的速度是美国的50年，这怎么能保证教学质量？又怎么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也有人说当前中国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仍很丰富，但那些人都是非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而年轻的劳动力，尤其30岁以下的，已经严重短缺了。 现在很多小学的老师面临失业问题——没有那么多孩子来上学了。政府能做的就是将很多小学进行合并。我老家那个乡原本近20所小学，但现在已经只剩4个了，其中还包括一所只有8个人的小学。你说这是否很可怕？ 再者，2007年国家计生委主任曾说 "一胎政策"十年不变，现在计生委又改口说"五年不变"。十年过了三年还剩七年呢，这说明计生委自己就在变。还有，今年年底全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其结果应该在一年后公布，我对普查结果推动"放开二胎"很有信心。 CCN记者：有人质疑人口普查中有些数据不准确，你怎么看？ 杨支柱：现在看过去的人口普查是有问题，但相对计生委一张嘴就说"1.8的生育率"，十几年都这么说，人口普查还是可信得多。 国家统计局是副部级单位，计生委是正部级单位，计生委总说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不准。坚持说全国平均1.8的生育率，这么多年来，这个数据怎么随着农村城镇化而不下降，这可能吗？ 2000年人口普查生育率还是1.22，计生委说是1.8，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计生委自己说计划生育率这些年基本上是94%，超生只占6%左右，那么生育率数据怎么就由1.2变成1.8了？ CCN记者：现在是否考虑过工作的事？ 杨支柱：北京哪个学校敢让我去当老师，北京市计生委肯定就追过去了，在北京不太可能。我到学校上课恐怕要等到废除计划生育了，或者至少要放开"二胎"，计生委不来找麻烦，我就可以讲课了。即使不当老师，我的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可以去律师事务所做文案或找个媒体编辑干干 |
| Posted: 27 May 2010 08:49 AM PDT 杨支柱按：我自己校对过样稿的文章或采访发表后我通常只看篇幅、不看内容。因此2010年第5期《长城月报》快递过来后我并未细看，只知道我自己写的《计生法庭是个啥东西》篇幅明显地萎缩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妻子看杂志后立即批评我是怎么校对的：你哪个同事这么好帮你请了保姆？你什么时候到居委会签了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保证书？我大吃一惊。拿杂志跟我校对后的电子稿一对，发现用的根本就是未经我校对的稿子。既然如此，记者又何必浪费我两个小时改她那错误百出的稿子呢？错误实在太多了，错得离谱。前天丁东先生来我家，也说用的不是他校过的稿子。因此我郑重声明：我对2010年第5期《长城月报》对我的采访稿中的话当不得真，建议不要看，要看看我博客上经我校对过的。又想起上次南方周末的事，只给我半个小时校对，所以我主要校对的是我转述别人的话，以免因为错误报道让同事难堪，结果没注意到记者杜撰的话："他想叩问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
这不是杨支柱第一次遭遇解聘，却是影响最大的一次。作为"超生"了一个女儿而名声大噪的副教授，杨支柱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野心"在悄悄酝酿
一个大学副教授的"二胎"策略
CCN记者 徐秋颖 发自北京
"《计划生育法》就是一部恶法。"杨支柱几乎对每一个造访者大声反复表达这个观点。杨家略显拥挤的客厅俨然一个新闻发布厅。 变化始于2009年12月21日——杨支柱的第二个女儿出生。 在大陆，这并不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自上世纪80年代大陆强制实行计划生育以后，每年仍然有大量不符合"规定"而"强行"出生的人。 不同的是，杨异乎寻常地在博客上为女儿征名，尽管他本人无论从外貌还是穿着都略显低调。 2010年4月9日，杨正式被所在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解聘。 随之而来的理应是当地计生办强制性的经济处罚。然而，"计生委"至今没有露面，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杨支柱的头上。
"黑孩"之父 "我面临的不公待遇直接关系到女儿未来的生活水平，我当然要大做文章，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对她是有利的，因为她现在还是个'黑人'。"
突如其来的社会关注并没有让杨支柱感到意外。 早在杨的夫人怀上孩子之时，大陆学者丁东和致力于推动计划生育改革的易富贤一致认为，杨的孩子出生将会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现在看来，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杨认为他的"超生"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和他长期批判计划生育有关。 他所批判和违犯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 按照该法的规定，超生者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然而杨自始至终对此法不屑一顾。他看起来已经适应了解聘后的新生活，"我们家请了一个阿姨，我家务也解脱了，工作也解脱了，现在成自由的人了，成了专门批判计划生育的人。" 借由媒体之口，杨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接受采访，一天一到两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杨现在的发声又多了一层含义——为女儿争取权利。 "生孩子并非为了作为一个推进计生政策改革运动的工具，但现实是孩子已经出生了。我面临的不公待遇直接关系到她的生活水平，我当然要大做文章，并且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对她是有利的，因为她现在还是个'黑人'。" "黑孩之父"，是杨对自己失掉"副教授头衔"后当下的定位。随意的调侃和爽朗的大笑，杨支柱仍在媒体面前保持着乐观一面。 但在大陆，他仍不得不面临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黑人"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而户口又和上学、工作、住房、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如果计生政策仍持续不变，可以预想，其新出生的女儿杨若楠未来的生活并非坦途。
公开抗法 杨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已遭解聘的杨支柱再次公开宣布，不打算交这笔具有惩罚性质的社会抚养费。
未经世事的杨若楠在隔壁的哭声提醒着CCN记者——她的确是存在的，这份幸运正是基于其父母的坚持。 杨支柱遭受的压力是从杨夫人怀上女儿三个月就开始了，他不得不直面来自学校和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接连不断的劝服攻势，这些与孩子无关的人要求他们终止这个孩子的生命，否则要按规定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 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双方，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 一向固执的杨，不顾怡清园居委会的一再要求，始终拒绝签订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保证书。 "当时，居委会说社会抚养费20多万接近30万。"杨支柱估算大约是按收入五倍的标准。 计生委在这件事上迟迟没有露面，出于怎样的考虑不得而知。杨认为这是计生委在等待自己先去求他们，争取在罚款上计生委能够给予优待，从三倍到十倍之间选择较少的数额，代价是停止批判计划生育。 他的理由是，学校方面多位有关人士曾经与他面谈，希望他能够不再继续批判计生委，最好将网上此类内容删除，以此来和计生委在罚款数额上协商。 显然这些都是徒劳，杨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已遭解聘的杨支柱再次公开宣布，不打算交这笔具有惩罚性质的社会抚养费。 从某种意义上说，拒绝缴纳罚款象征意义更多一些。此外，杨对这个国家"两到三年放开二胎"的形势抱以乐观，这也让他坚定此行为，即使他现在还处于学校处分之中。 身为法学副教授的杨已经招致"以身试法"的非议，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就在杨被解聘三日之后，2010年4月12日，同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五名教师窦英才、王东成、雷永生、张卫民和于闽梅就此事上书校领导，建议学院领导取消对他的处分。 "超生"一事就此演变为公共事件，争论的矛头也由超生个案也开始转向对国策"计划生育"的质疑。 由此，有媒体评价称，"超生副教授"的出现，引爆了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最受关注的超生事件。
■对话
杨支柱公开叫板这个国家的计生政策，其行为能否推动计生政策的改革，尚不得而知。但是他存在的本身，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象征。
杨支柱和他的自由生育观
CCN记者 徐秋颖 北京报道
计生演变为意识形态 CCN记者：您怎么看待计划生育？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杨支柱：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已经形成一个意识形态了。长期以来，他们鼓噪的就两件事情，一个要爱国，另外一个就是少生孩子。 2002年《计划生育法》制定出来的时候，我对计划生育的看法早就已经形成了，但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还没有正确估计。 在我眼里，生多生少、生育或不生育是绝对不能强制的。这个法却具有强制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制妇女堕胎，这个世纪比较少了，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反对这样做，而是人们生育意识下降；再者人们比过去富裕，能够交得起罚款了。也正是因为这样，计划生育又变味了，实际上变成了乡镇政府和计生委捞钱的工具。
"砧板"上的超生者 CCN记者：你这次算是"以身试法"，但人们如果都像你这样做又显得不太现实，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或者说更实际的解决办法？ 杨支柱：首先，那些计生恶性事件媒体报道的也不少了，全世界没有别的国家这么干。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反计生人士"从人权、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批判它很多年，关于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我写了几十篇，王鑫海写了几十篇，何亚福写了几百篇。 易富贤写了一本专门批判计划生育的书，叫《大国空巢》，在香港出版的，运了一大批到大陆来，寄给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一些高层官员和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我从他那拿了一百本送给北京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易富贤可谓不惜血本，但是效果也有限。批了这么多年，似乎还不如我生个孩子影响大。 CCN记者：对于学校的解聘处罚，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不满，也可以理解（学校的决定）"，但博客里却表达了你对处罚决定的质疑。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杨支柱：被解聘是意料之中的，尽管没开除我。《计划生育法》上规定可以行政处分，但是怎么处分却没有规定，这就意味着各单位可以自己裁量。比如温州鹿城区计生局戴副局长说你今天86万元超生罚款不交，明天就是160万元，北京的计生罚款弹性更大，我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 我觉得学校本身不想处理我，就是想逼我去交罚款。而到底交多少钱，计生委却一直没出现，也没找过我。学校的好多部门包括法律系的人、管计生的副院长都跟我谈过，让我不要再激怒计生委了，最好把网上东西都删了，争取少罚一点。 但我没打算求他们，即使不能自由生育，但我认为放开二胎指日可待。
质疑"1.8生育率" CCN记者：你认为两到三年就会开放二胎，你的依据是什么？ 杨支柱：这是现在面临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 一是人口已经低惯性增长了近二十年，不久的将来必定大量减少。虽然现在社会还有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这是教育大跃进的产物——大陆教育发展5年的速度是美国的50年，这怎么能保证教学质量？又怎么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也有人说当前中国四五十岁的劳动力仍很丰富，但那些人都是非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而年轻的劳动力，尤其30岁以下的，已经严重短缺了。 现在很多小学的老师面临失业问题——没有那么多孩子来上学了。政府能做的就是将很多小学进行合并。我老家那个乡原本近20所小学，但现在已经只剩4个了，其中还包括一所只有8个人的小学。你说这是否很可怕？ 再者，2007年国家计生委主任曾说 "一胎政策"十年不变，现在计生委又改口说"五年不变"。十年过了三年还剩七年呢，这说明计生委自己就在变。还有，今年年底全国将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其结果应该在一年后公布，我对普查结果推动"放开二胎"很有信心。 CCN记者：有人质疑人口普查中有些数据不准确，你怎么看？ 杨支柱：现在看过去的人口普查是有问题，但相对计生委一张嘴就说"1.8的生育率"，十几年都这么说，人口普查还是可信得多。 国家统计局是副部级单位，计生委是正部级单位，计生委总说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不准。坚持说全国平均1.8的生育率，这么多年来，这个数据怎么随着农村城镇化而不下降，这可能吗？ 2000年人口普查生育率还是1.22，计生委说是1.8，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计生委自己说计划生育率这些年基本上是94%，超生只占6%左右，那么生育率数据怎么就由1.2变成1.8了？ CCN记者：现在是否考虑过工作的事？ 杨支柱：北京哪个学校敢让我去当老师，北京市计生委肯定就追过去了，在北京不太可能。我到学校上课恐怕要等到废除计划生育了，或者至少要放开"二胎"，计生委不来找麻烦，我就可以讲课了。即使不当老师，我的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可以去律师事务所做文案或找个媒体编辑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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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07:17 AM PDT 作者：张天潘 | 评论(1) | 标签:伪娘, 刘著, 易性竞争 一、"易性竞争"下的"伪娘"现象
从一开始，我就对"伪娘"进行了密切的跟踪与观察。"伪娘"是一个外来名词，原来主要是指在日本动画、漫画、游戏界的名词，通常指的是具有女性美貌的正常男性角色，且变装后常常带有很强的萌属性，也即有一种可爱、让人喜欢甚至喷血的美少女的感觉，有的可能更胜过一般女性角色。
在今年的快乐男声成都赛区的预选赛当中，刘著无疑是比赛的一个亮点。因报名时着烟熏妆，穿粉红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关注。刘著以"伪娘"的姿态出现在舞台当中，声音、打扮都及其像女生，某评委直接当面怀疑道："是我看错了，还是你参加错了节目？"。在一夜之间，被人誉为"著姐"的刘著，风靡网络，成了各大网络搜索引擎的"热搜词"之一，迅速走红，引爆"伪娘"风潮。
现在作为"伪娘"最为典型的代表刘著也止步于快男成都赛区的32强了，而且据说是有关部门的封杀，如果这个传闻属实的话，这无疑是令人郁闷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伪娘"风刚开始冒头之时，我在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刊发了比较受关注的评论认为，这是从选秀节目中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易性竞争"。"易性竞争"是我的一个原创概念，易者，换也、变也。意思是指从李宇春（被称为春哥）、周笔畅开始，还有后来的曾轶可（被称为曾哥），她们身上那种明显的女性男性化倾向，以及现在的刘著（被称为著姐）、童童等的男性女性化倾向，就是一种性别易换的模式。正如网上一句流行语："生活就像女子选秀，走到最后的都是纯爷们"，春哥、曾哥的胜利标志着进入了"哥"时代，那么，现在就可以多这么一句了："生活就像男子选秀，走到最后的都是伪娘们"，"姐"时代来临了。
在病理学上，有个"易性癖"的说法，指的是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认为自己的性别与外生殖器的性别相反，又称变换性别癖或性别转换症，属于性别身份识别障碍。易性癖者个人性别心理辨识与其生物学性别处于矛盾状态。这些人渴望做为异性来生活，并在衣着、举止和其他方面主动模仿异性，希望被异性接受为其中一员。当然，我们现在与无从得知这些选秀选手中到底是有"易性癖"呢还是纯粹一种炒作上的"易性争竞"。
而事实上，程度较为轻微的"易性"，的确是有有利于人的竞争力增强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就提出了双性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具有双性气质的两性化人格现象，即男性气质中有女性特征或女性气质中有男性特征，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女强人身上那种豪情与霸气，也看到很多男的成功者身上所具备的那种细腻与柔和，就比如我们的总理周恩来，从各方面的气质来判断，就是典型那种具备良好的双性竞争优势的人。
而针对当下吸引大量关注的"伪娘"现象，我的看法却是，这很多程度是属于一种商业目的的炒作。虽然这种"易性"也给他们的竞争带来了优势，但是这种"易性竞争"优势，并非人格上的，而仅仅是短暂的噱头效应。噱头效应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持续性，就比如人咬狗可能开始了新闻，但到如果发生多了最后也就没有了新闻价值了，所以放长远来说，这种竞争优势的不存在的。而且这种现象，本质上更像是一场狂欢，狂欢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一场熊熊燃烧的烈火，之后便会灰烬。人们对此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由于新奇，而一旦泛滥了便会产生审美或者审丑的疲劳，此时狂欢也便烟消云散了。
二、"伪娘"现象的历史考古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女扮男装有很多妇孺皆知的典故，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代父从军等等，都成为千古佳话，而像金庸小说的男性女性化甚至男变女，则一概地被污名化，比如练就了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还有，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戏曲里面也一直有着"反串"，比如现在的很多越剧中，还是清一色的女性，剧中的男角色都是有女性扮演的，原来的京剧却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扮演，而这"反串"中男扮女装的男旦，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伪娘"，当然历史上一个通俗的叫法是"弄假妇人"。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伶人也是一种被轻视甚至鄙视的职业，在三教九流的排行中一直都在九流之末，排在叫花子和卖糖的之前的倒数第三，在流巫、流娼、流大神、流帮、剃头、吹手等之后，而"戏子无情"这句俗语，更一个带有轻蔑与偏见的说法，将这种传统的社会地位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只是由于后来的社会进步，文化更加开放，才成就了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等京剧四个名旦的艺术成就。
而在古典文艺作品中的女扮男装的人物，都由于她们抹除了作为女性的各种特征以及行为之后，像男性一样作出了成就或者演艺了一段故事，于是就几乎成为英雄或者被褒扬，因此也无形中造就了人们对偏向男性化的女人并不反感。但是这个原因背后其实还有社会原因的。
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拥有男性的那种阳刚气质，一直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特别是在农业文明时代，这种气质更是需要，因为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与渺小，必须要有这种气质，才能让人们找到一种力量去征服大自然。
但是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这样的价值导向，完全缺失本来的价值。所以，在人类越来越强大，大自然却越来越被人类轻易地征服与糟蹋之下，阳刚也便失去了价值。所以，具备隐藏了过多阳刚的柔性男性，反而能够在这个竞争激励列、呈现阳刚特质的社会里，具备了良好的竞争力。
在"伪娘"现象出现之前，其实对于此类现象，已经有很多人在探讨了，比如国外对于"都市玉男"这个概念的论述。
都市玉男，最早由英国知名作家兼社会评论家针对贝克汉姆现象提出的，这词语由Metrosexual翻译而来。Metrosexual是metropolis（都市）和sexual（性的）的复合词，由英国的马克·辛普森在1994年首先提出。原意为"都市性别"，指的是那些走中性路线的都市男女。近几年来，通过英国传媒的散播，这一意义发生微小变化，现专指大都市中新出现的那些时尚、敏感、阴柔的男人。这些男人内心坚强，外表却细腻精致，颇具中性化倾向，但绝大多数不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特指生活在大都市中，注重外表、热衷装扮自己的异性恋男子。而这个市场的涵盖则从服装业到化妆品业，不一而足。"都市玉男"与传统男性的刻板形象具有明显的差异：留长发、打耳洞、涂指甲、戴配饰、美容、着装新异、追逐时尚等都是"都市玉男"常见的特点。就是这些人的最初名号，而今有了口号，那么指导起行动便易如反掌了。
梁朝伟为一个花格衬衫所做的广告里面，有句台词是：男人，进入美丽时代！这像一句里程碑的口号，则有另一层更强烈的身体隐喻，于是男女终于从亚当和夏娃的性别意识分离，走到了殊途同归的最后可能。快乐男生舞台上的争奇斗艳，百花怒放，与超级女声交相辉映，形成一个默契的身体形象：中性化或者说去性别特征化。美丽男人，男人也可以成为秀色可餐的"尤物"，已经是一个潮流，于是乎身体上，也摆脱了狭隘的男女有别，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性认识，走向本质的无差别的身体狂欢。
三、"伪娘"是应批评而不该禁止的文化现象
现在针对"伪娘"现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观点就是，如果是出于一种本色的出演，就不应该批评，比如著名的刘著，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找到证据，他是从小就是一副小姑娘的打扮的，不是为了参加快男而特意进行的包装，但如果是恶性的那种炒作，就应该批评。而我对这样的观点，也是绝对不认同的。
因为在越来越自由的社会，不管是本色还是为了某种目的，他们并没有违反社会道德，更没有触犯法律底线，仅仅可以是他们的行为与举动，在当下的社会风气中，显得是那么刺眼而已。在一个开放社会，如何装扮是个人的绝对自由，个性张扬是这个时代的魅力之处，他人无可指责，谁也不是扛着道德的旗帜，做一个清道夫，对他人指手画脚。因此，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时的邓丽君，是靡靡之音，当时的崔健与他从事的摇滚，是离经叛道，原来的喇叭裤与男子长发是资产主义作风，可是我们现在看来，那时的指责，又是多么的无知与可笑啊。
虽然，我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文化批判，认为当下选秀的如类现象仅仅是短暂的噱头效应，是没有文化理念与价值的一种文化现象，不像波普文化、嬉皮士运动等具有反叛色彩的，甚至连基本的文化诉求都没有，有的只是商业味道浓厚的顺从意味。这样的文化现象只是偏重感性愉悦，它不以提供对世界的理性反思为目的，而主要倾向于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达到捕获大量受众、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因此，感性层面上的快乐成为大众文化的运作核心。
因此，在这样背景下，这种"易性竞争"在商业效应的指挥棒下，很容易演变成没有原则性的恶性竞争，然后形成一种"竞劣"比赛（而非竞优），一切只求博出位，越出格越突破底线的越容易吸引眼球，越能得到主办方的认可或者默认。一旦形成了这种趋势，那么对此的文化批评，将是非常有必要的。
可以没想到，我的这些评论，也遭到了无解，其实文化批判仅仅是一种从理论上的探讨，只是对于现象的一个理性思考，这样的思考，有助于人们认清这样的现象背后一些本质与社会价值。要批评的对象不等于是要被禁止的对象。我始终没有认为"伪娘"报考"易性竞争"是一种恶俗或者不良的社会现象，相反，我坚定地认为它们只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正常现象。
我一贯的观点，就是秉承着原则，就是约翰·密尔里在《论自由》建立的个人自由原则："伤害原则"或者更严谨地叫"伤害他人原则"。这一原则主张，对一个人自由的干涉只有在为了防止他伤害别人时，才是正当的，否则，就是她或他的绝对自由。在自由社会里，多元化或多样化是一种最合理的存在。
而按照这个标准，很显然，"伪娘"们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如果你看不惯，你可以不看啊。而禁止，无疑是一种无理的强权做法。此外，如果李宇春这种女性男性化可以存在，为什么刘著这种男性女性化，就不能得到宽容呢，这种苛刻的谴责，不也是男女平等意义上的不平等吗？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文化领域的各种现象，最好的办法，还是由文化体系内自己解决，让文化界自己形成一个探讨与争论的文化场域，从而最后将现象往理性与良性的方向引导。 张天潘读者QQ群109626668，欢迎加入交流与批评。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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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07:17 AM PDT 在郭台铭先生鞠躬致歉之后数个小时，昨晚，富士康发生了12连跳，这已经被证实。传今天上午，富士康又发生了13连跳，尚未证实，但已有台媒报导。显然，富士康遭遇了职工自杀的魔咒，在天、地、神、人织就的迷网里，富士康自身是没有办法的。
我同情那些自杀者，但这里要谴责他们一句：你们真残忍，不但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对于你们为之劳动、它为你开支工资的富士康也显得太过残忍。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先生说，连我也需要看心理医生了。在此情况下，你们竟然忍心如此轻轻地一跃，让郭台铭先生的心理再受残酷的打击？！
老实说，我同情富士康，就如同同情某种疫病流行的某一地带。我尤同情郭台铭先生，某种疫病是他所不能阻止的，但他却要为这种疫病的流行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以下是郭台铭先生给李开复先生的一封信，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无奈，也研究一下一位资本家的责任心。信中他没有埋怨天、地、神，他主要着目于社会和人。其中，他首先谈到了性。我十分相信，性虽然不是职工自杀的全部原因，但郭先生确实从性找到了解决职工自杀的问题的重要之道，甚至是根本之道。生，是人天之道，而性是生的道口，在性的作业中找到了人天交合的快乐，弃世从死的欲念可能会消亡大半。但经济的原因，李开复的职工可以到"天上人间"，富士康的员工却没钱做性的发泄。即使郭台铭每人增加二百元钱给他们做发泄性欲之用，这些可怜的就业者可能仍将它视作收入的一个部分，留作家用。
性工作者在我国又不是可以公开的职业，固然的经济的拮据，在制度文化造就的罪恶、羞耻的意念感觉之下，更然地发挥作用。性的渴望、性的压抑使天空特别地晦暗，生的意念消减，而跳楼的欲望增加。于是，富士康，成就了十二连跳的奇景。富士康是跳楼者的乐园，因为这里有十万元的赔偿金——全国的自寻短见者纷纷投奔这里作最后的一跃，使百无聊赖的生命增加十万元人民币的价值！
郭台铭的信中，第三点直谈贫富差距。这是社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企业家的能力是有限的。郭台铭希望李开复的职工能到流水线上"上山下乡"，增加对一线劳动力的艰苦的认识，从而把经济分配调整得相对合理——但这不是李开复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
在天地神人织就的迷网之中，我看到了郭台铭的无奈，看到了富士康的无奈，我同情富士康。仅将郭先生给李开复的信移植如下，供研阅、思考：
郭台铭致李开复的一封信
开复：
收到你的短信时，我刚刚放下打往太原市委的电话。感谢你的关切，我相信一切总会过去。
对于请僧人为亡灵超度一事，我很矛盾。如事情发生在台湾，便无任何顾忌，在大陆，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刻，我真不知道它会不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如舆论真因此挑起事端，于我看来，那是对往生者的大不敬。
今日来函，一来表示谢意，二来想和你探讨一个问题：你曾经在苹果、微软、谷歌做事，为什么同样是"科技公司"，它们鲜有自杀事件，富士康总逃不出魔咒？
兄台别笑话，这的确困扰我很久，确切地说，是在"六连跳"发生之后。我先谈谈我的一些体会和矛盾：
1、性。富士康在全国各地的厂区附近都有大量的灰色场所，可供工友们消遣，收费也不贵。但对于工友来说，就算是蛋再疼，也不花这个钱，心疼。你们的员工拿着高薪水，出入天上人间都不在话下。所谓"让劳动者有尊严"，性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关乎尊严，这方面得不到满足，人会焦躁不安，压力得不到排解，自杀率当然上升。
我的对策：鼓励工友之间交友、通婚，凡是成功者，奖励200元；与"非诚勿扰"等合作，做富士康专场；鼓励东莞服务业入驻。
2、创造性。富士康的目标是尽最大可能的标准化作业，在我们工厂，员工每次抬腿应该抬左腿还是右腿，每两年眨眼的时间间隔，都有ISO认证。我们希望这些工友变成"有智力的机器"。这一点我很矛盾，标准化的文化对于OEM、ODM企业来说，是必须的，但如果过度，成了"军事化"，问题就来了。
我的对策：允许工友上班时穿拖鞋，但不能带宠物；引进谷歌的28原则，改为19原则，即10%的时间为工友自由创造时间。
3、贫富差距。你要知道， iPhone、iPad这些奢侈品是我们工友生产，但真正使用的却是你们员工这样的白骨精。倒不见得工友们就多稀罕，你知道的，我说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苹果、谷歌这些公司占据了产业链的下游，将利润都拿去了，我们赚的也是辛苦钱。要改变这个问题，恐怕不是富士康一家民营企业能办到的。
我的对策：积极组织客户们到富士康工厂的"上山下乡"活动，接受流水线工友的"再教育"。
好了，开复兄帮我参谋参谋吧。另：上次和你商议的，到我们工厂来做演讲的事如何了？非常希望你能向我们的数十万工友传达"follow your heart"理念。
盼复！
郭台铭 顿首 赤眉陈更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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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05:18 AM PDT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泰晤士报》, 网站收费 《泰晤士报》宣布将从6月份开始对网站实行收费，从星期二开始，收费墙后的《泰晤士报》网站开放给读者预览，只需注册即可阅读。 《泰晤士报》是英国综合新闻大报中第一份开始收费的网站，这一模式能否成功是最近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即使是倡导"新闻无障碍"的《卫报》，其主编 Alan Rusbridger 在上周 BBC Radio 4 上的一场辩论中，也不否认《卫报》将来可能对部份内容、部份阅读模式实行收费。 当然《泰晤士报》本身对收费模式也不见得很有信心，在星期三的报纸上，有一整版的文章向读者解释为什么向网站缴费是物有所值。《泰晤士报》网站的收费标准是1英镑一天，2镑一星期，可以免费访问《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两个网站，与今年3月公布的方案一致。报纸高层已经预计到了收费墙升起后访问量的巨幅下跌(有人估计会降至原来的5%或以下)，所以在上个月就退出了英国报纸网站统计。 两个网站有各自独立的内容和设计，《泰晤士报》网站设计看上去有点印刷版的风格，将会有更多的多媒体内容、即时互动内容等等，作为"物有所值"的一部份。 《泰晤士报》除了自己制作视频外，还可以从同属新闻集团的Sky News 得到新闻视频，如果默多克愿意投入足够资源，可能能够在这方面做得独树一帜。至于即时互动内容，《泰晤士报》网站将面临激烈的竞争，比如《卫报》网站在这方面就已经做得很好，在最近的火山灰云、英国大选期间，曾做过多次即时互动。 《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看上去更象是份杂志，符合星期日报纸的风格。把《星期日泰晤士报》单独抽出来做成独立网站，显出报纸高层对这份报纸的信心。英国的星期日报纸都是独立编辑的，但其它报纸都把内容整合到了报系主网站。《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做新闻调查上声誉卓著，常能挖出重大新闻(当然也栽过大跟斗)，如果报纸网站收费的必要条件是有独一无二的新闻内容，那么《星期日泰晤士报》确实达到了要求。 浏览《泰晤士报》收费网站，一个额外的收获，是可以下载当天印刷版《泰晤士报》的全版PDF文件，在网站菜单中选择 Papers 即可。 原文链接： http://taohuawu.net/2010/05/26/the-times-paywall/ newlight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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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0 03:17 AM PDT 作者：郭宇宽 | 评论(4) | 标签:性骚扰, 山木教育, 劳动合同法 已刊登在时代周报 郭宇宽 清华大学博士后、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李莹 千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 国内性骚扰向单位索赔很困难 郭宇宽：山木教育集团总裁宋山木强奸女员工罗云一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目前，受害者的起诉对象是宋山木，可他们玩了一个"金蝉脱壳"计，他的老婆站出来说，现在宋山木辞职了，他跟公司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她是公司新总裁。我们现在想探讨，在罗云一案中，除了宋山木先生及其个人品德以外，企业作为一个法人单位有什么责任。比如一个企业在整体文化上都有物化女性，限制员工自由的倾向，在国内的法律框架下能不能追究企业的责任？ 李莹：这个企业肯定是有问题的，在它的管理方式上，而且它有一种对女性歧视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它把女性当做一种性的工具，而不是把她们当做是有人格尊严的人。 像这种情况，在国外有明确规定，企业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发生了性骚扰，除了要追究加害人的相关责任外，企业也要承担赔偿金，而且是很高的赔偿。为什么会很高？因为这是一个惩罚性机制。而我们国家是没有法律规定的，我们国家对性骚扰的立法很不完备。在2005年出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里面，并没有规定什么是性骚扰，也没有规定单位应该要建立怎样的法律机制，单位需要负什么样的连带责任或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要向单位索赔还是挺难的，在国内还没有法律依据。 郭宇宽：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承认了精神损害的赔偿，包括工作中产生的职业病都是可以索赔的，企业没有给我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就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可否进行比照？比如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我受到的各种压抑、性骚扰对我的心理阴影等精神损害，以这种行为可以比照精神伤害索赔吗？ 李莹：还是挺难的，除非单位侵权了，对你造成了相应的损害，这样你才可以提起诉讼，但是性骚扰不是单位的行为，而是加害人个体的行为，除非有规定说，企业应该建立一种机制而没有建立，造成了受害人被伤害。之所以难，是因为强奸不是单位造成的，而是当事人做的。 郭宇宽：如果是公司保安下班以后，把一个女工强奸了，那可能说是当事人个人问题，也许说得过去，现在，问题是实施强奸的领导是总裁，他以总裁的身份，让下属去打扫卫生，把她叫到那里，以总裁的身份威胁她，然后强奸了，这个企业和总裁可能不能完全区分开来。 李莹：这确实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宋山木利用职务来进行伤害，而且这个企业一直有这种现象，所以单位是难辞其咎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并不是完全无法律可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要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让员工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如果你没有做到，就应该要承担责任，所以可以借用一下。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太少 郭宇宽：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如果你来为此案的当事人维权的话，你设想的推进形式是怎样的？ 李莹：一方面我可以跟单位协商，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另外，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在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利用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来解决。法律所说的"安全问题"可以有很多种理解，切掉一个手指头是安全问题，被强奸更是安全问题，而且它还不只是让受害者的身体受到伤害，它还对其精神产生损害，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更应该归为安全问题。 郭宇宽：我的印象中，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果一个女性士官在军队里面遭到性骚扰，她能告整个国防部门，这个道理很清楚，说明我们国家的法制滞后。 假如这一次不是因为强奸案被披露，最后公安机关介入，或者说以前的很多女孩受到骚扰，而没有像罗云一样站出来，而是认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以强奸案的形式暴露，而是单位长期歧视女性，物化女性的规定，比如说规定女性在单位不能谈男朋友，上班必须得穿短裙、黑丝袜，在当时受伤害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反抗，事后也许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心理阴影，觉得受到了伤害，她在辞职的过程中，要向单位进行起诉，这样是否可以？ 李莹：从理论上讲，只要当事人认为自己受到伤害，就是可以起诉的，但是最后法院能否判决，认定赞同当事人的指控，这个很难讲。在国外，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很高，但是我国的赔偿额非常低。如果是民事诉讼，受害人还有可能得到赔偿，但很低，一般只有几千块钱，而性骚扰和强奸等对女性的性侵害，与身体所受的伤害相比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更大，甚至是终身的，这么低的赔偿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失。这样既没有补偿员工所受到的伤害，也没有起到对施害人的威慑作用。如果是刑事诉讼，我国法律有规定，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只赔偿发生的实际的损失，比如被强奸了以后，你要去医院，医药费给她报，而精神损失费没有，在这个时候当事人可能会想还不如息事宁人，即使这个案子宋山木被判强奸罪，但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赔偿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我国在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上，并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没有达到赔偿当事人的精神损失和惩罚、约束加害人的作用，这跟国外不一样，国外罚你一次就可能罚得你倾家荡产，让你刻骨铭心。 性骚扰案件里的"怪圈" 郭宇宽：那除了强奸以外，对于公司中其他日常的性骚扰，不是强奸级别的，也就是除了罗云以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反映这个情况，是否可以起诉？ 李莹：如果不是强奸，但当事人认为自己遭受了性骚扰而又被法院认定为性骚扰，那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它能否被法院认定？ 郭宇宽：现在我国在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到目前为止，还缺少一些大家认同的好的判例，你觉得是因为认定困难？ 李莹：不是没有太多好的判例，我们也做过一些还不错的判例，但是没有公布，是因为当事人不同意。我们中心有过一个对性骚扰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43%的女性受到过性骚扰，很高的，而且发生性关系的有4%，可见职场性骚扰的现象很严重，但是性骚扰案件为什么很难暴露出来，这么多年了有影响力的案例还只有十来个？第一，因为这里有证据的问题，一般都只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没有目击者，即使有目击者，也常常不敢冒险作证。而且被骚扰的时候，没有办法拿到证据，比如录音录像，但是很难，没有证据怎么能提起诉讼呢？第二，是受害者自己的顾虑，因为很多骚扰是上级对下属的，往往是胁迫，如果你不接受，你就有可能会被降职降薪等等，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你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关照。第三，我们社会对性骚扰的问题，不是很宽容，很多人认为，为什么他不骚扰别人，而要骚扰你呢？很多人不是去同情和理解，而是首先去质疑。像重庆的案子，当事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但是事后丈夫跟她离婚了，家人不理解，社会不理解，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你，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当事人会考虑如果站出来，社会带给她的伤害可能要比骚扰本身的伤害更大，所以她不愿意起诉。 郭宇宽：这基本就是一个循环，一方面采证困难，另一方面法院判例很少。在国外，一个起诉可以达到十亿美金，被骚扰的女性就受到鼓励，我就豁出去了。而在我国，正是因为好判例如此少，她们会觉得划不来，所以不愿意起诉，不愿意起诉又造成了判例少，这样就形成一种循环。 李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人家一看这种案例很少，然后再一看这么多败诉的，就算胜诉，也只赔这么一点，所以就不愿意去告了，因为受害人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成本、时间，付出的和自己所得到的赔偿是不是相符合。就像你说的，大多数人看到更多的是败诉，即使胜诉了，也只有两三千块钱，而且她还要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职场女性要勇敢说"不" 郭宇宽：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环境下，界定性骚扰的标准是怎样的？什么样的行为能被认定为性骚扰？你们所认定的标准跟法律实践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莹：我国法律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界定，所谓的界定大多数都是各地区自定的，还有一种是法官对它的理解。我们还是按照一般的国外的标准，首先是不受欢迎的，是违背对方意志的，另外，就是要含有一些性的意味，包括文字、图片、信息等等行为方式，黄段子应该算是。 郭宇宽：你刚才讲到现在的性骚扰，法院维权的途径比较难，那对这些受骚扰的女性来讲，除了向法院起诉以外，其他的维权的途径，你怎么看，比如妇联这些？ 李莹：因为在法律上讨公道很难获得理想的结果，所以要想办法让这种情况不要发生，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是企业建立防止性骚扰的制度，企业应该在对员工培训的时候，在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里面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禁止性骚扰，同时也应该对性骚扰进行一些界定。另外，还应该要有投诉的机制，员工受到骚扰，要有受理投诉的地方；再者，投诉要保密，处理性骚扰的机构要进行调查，还要有处理的机制和手段，比如，如果性骚扰行为成立，可以给予严重警告，严重的话，可以直接开除。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只要有这种机制，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在企业层面处理好问题。 郭宇宽：问题是，在山木公司这样的案例中，色魔就是董事长，你还能指望他来订规矩阻止性骚扰么？ 李莹：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讲，要勇敢地说"不"，因为很多行为可能是在于女性的害怕，在于她的一种犹豫和不坚定。在对方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你必须告诉他，你坚决不允许这种行为，这样也许就能有效制止了。 郭宇宽：让女性勇敢坚强，说起来都很容易，真是在遭受威胁的条件下，人难免就慌了，总不能要求，女孩都学《烈女传》誓死不从吧。我觉得关键还是要推进相关立法，特别是争取能有保护职场女性比较成功的判例出台，这方面国家还是有责任的。 李莹：确实是，这方面我们也在努力。 郭宇宽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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