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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老人状告15年无果
- 失落的土地 遠去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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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不要再用六四來欺騙我們的選票
- 简介：王局长升迁记
- 2010年05月28日糗事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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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0 12:55 PM PDT  我看到过许多来京上访访民的申诉材料，但看到像陈美钦这样书写格式的还是第一次。陈美钦在文首"被控告人"后写着—— 庄瑞顺：中共党员，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党委书记 何龙华：福建省福清市边防大队副大队长 林吓平：中共党员，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城里村村支部书记兼村长 陈美钦诉状里将"中共党员"写得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发人深省！ 同时，我手里有一张上述名叫林吓平者的照片，照片里的林吓平站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前，面露狰狞，左右手对着众人作出"脱裤子的动作"，原话是陈美钦老人说的，我理解那也许是福清当地女性对当众耍流氓的男人的蔑称。实际看上去那男人确很下流，伸出着中指，张牙舞爪，这大概可以送去做党内的整风教材了。 陈美钦老人是我在鸟巢发现的，因为距我住所很近，我时常傍晚在鸟巢广场散步，夏日傍晚的鸟巢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且省外人为多。这时候往往人群中有游梭如织的兜售纪念品小贩。这时候也是城管管束较松的时候，小贩们也因此可以放松些心情，专注地只做挣钱而不必有其他担心。 陈美钦老人的营生看起来很扎眼，她只是急急着走动，忽而东去，忽而西来。却不往人群扎堆儿的地方走半步。我觉得老人如此经营是出了点问题，就和她说起…… 老人的确不是专事做生意的人，但她又的确需要做出几单来以维系自己的日常开销。老人说她来上访前后已经15年，了无结果。如今却要为每晚30元的床位费和每日三餐的至少又30元而奔忙。 老人是在我鸟巢边上的居所里对我数落自己的遭遇的。那是15年前发生在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城里村的一桩因商业开发而占用农民土地的事情，而事情起因又在补偿不公。事情在老人的口述中已经讲得详细，可看下面视频。我只想说的是，15年啊，这可是没有什么政府会做得到的惊人业绩。但是在中国，这些则可实现！ 我这些年每年会骑单车到各省走走，去的往往是农村基层。后来我在城里和朋友们聊起，喜欢用"割据"来概括中国目前的政体格局——中央政策出台连连，而下不到执行现场却是事实。我时常在想，中央按说也有多种渠道获知下情，通常容易想到的有如：新华社"大广播"、各种内参、央视新闻调查、网络舆情调查机构等，以至有中央不时派出的调查大员。而送上门来的更有通常人数在二三十万人巨多的赴京访民，那是最直接的也是最真实的送到门上来的下情上达。然而事实呢？这些渠道非但不能担当情报员的角色，有的反倒为地方的自我独立、自我割据提供了最好保护。近些年地方政府流行以发布会、权力下所掌控新闻平台，以至号召为"正确导向舆论"而成立的强大网络监控系统来对舆论进行为己所益的"辩称"。尤其在中央一个"零上访"的要求下，地方迅速流行美其名曰"接访"的"截访"行动，并且创造性地引入市场机制，如截访功过以积分计，奖惩分明；如严明管理而创建监外监狱（黑监狱），且一条龙配套，有（逮）捕、有盯（梢）、有关(押）、有(遣)送，以至有了专事打手，甚至负责强奸的角色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5519797.html ；更有各省之间的截访经验交流，对外联络公关，交通输送配套等等。有的人就说"中央的经是好的，地方的和尚给念歪了。"我说不然，没有中央的"零上访"要求谁能那么创意？没有中央那些接待访问的办公室里随意加扣帽子给访民的"缠访"、"非法访"和"正常访"区别，还有更多如"寻衅滋事"、"聚众闹事"、"扰乱国家机关办公秩序"等，法治未能健全，搞治安犹如文革运动（专项严打）、管理链锁全然断裂。综其而概括，原来中央施法完全无力。国家之管控机制已经断到一截儿一截儿的，对地方完全不能掌控…… 我说地方割据是确定的，否则中央有必要上个月通过电视公开召开下至县一级的全国规模大联席声讯会议吗？若不是到了紧要关头有那个必要吗？ 回过来说陈美钦的事情。 海口镇政府做后台，伙同城里村村支部书记，村长林夏平借土地开发之际非法倒卖土地，事发后，副省长朱亚衍亲手批示责成处理，到了镇上却大唱反调，一边奉迎，一边继续作恶，直至今天事情仍然未能纠正，如此，引发村民们极大愤慨。村民们集体赴京上访多年，中央无为，直至村民们眼看无望，上访人员逐年减少，最后竟然仅剩下陈美钦老人一个往返京闽两地而不懈。难怪林吓平可以洋洋得意道"陈美钦告了15年有没有告赢？！你就是告到联合国到最后还是海口党委政府。"何其嚣张。 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妇以己15年坚持不懈努力，她其实已经胜利，因为通过她的努力正在向世人证明一个道理：地方割据业已成型，这就是我们的政体（这是用我的语句总结的陈美钦的行动成果）。这是比任何伟大都更其伟大的警示，世人当猛醒！ 视频在此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64563285.html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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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0 09:24 AM PDT 文：三巴仔 数个月前，澳门在静悄悄中渡过了她的特区十周年。儘管本地官方儘力营造十年盛世的景象，中央、各地方以及本地亲建制媒体也应景地捧场，但民间始终没有很热烈的气氛，尤其当媒体播出澳门人十年前热情迎回归的画面，反讽地让人觉得仿如隔世。 澳门城市景观日日新，国际级酒店渡假村一家接一家，赌博业收入由2006年起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本地生產总值直线上升，人均生產总值更是超港追日，名列亚洲地区的前茅，外人总以为澳门特区政府十年多的施政成果是正面的。加上澳门歷史城区在2005年获得列入世界遗產名录，推行十五年免费教育、连续几年现金分享计划等措施，更令邻近地区部分人羡慕。 但是十年以来，澳门本地人的心情及实际生活，却体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让人感到最切肤之痛的，可归结为「失落的土地，远去的家园」。回归以来批出300多块土地中，只有3块是公开竞投，其他大多以低贱的协议溢价金批给商界。发展博彩业的批地以外， 更多的是商住用地，甚至有商人以公益、產业用地名义贱价取得，再更改为发展豪宅。失落的土地导致的，不只是小市民再也买不起房子，建设未来美好家园的愿望落空，更是生活品质的大幅下降；政府以土地匱乏为名缓建公共设施、公共房屋，城市景观、环境的急速恶化，物价飞涨等，使澳门人熟悉的社区家园、悠閒生活快速消失。 今年五月份刚刚公佈的官方委託的「2009综合生活素质大型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在十六项澳门市民对社会现况、政府施政与管治的评价项目中，没有一项能获得半数或以上受访者的正面评价，最令人不满的是社会廉洁和旧区重整方面，分別有百分之五十二及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司法机构工作效率、就业情况、政府工作效率、社会平等及民主发展均有逾三成受访者不满。与2005年同类调查比较，没有一个项目得分显著上升，反而有十三个项目显著下跌。 1999年4月，何厚鏵在参选记者会上说：「澳门是我的生活、家庭和事业的根基。澳门的一切，伴著我成长。澳门人的思想，薰陶我的性格；澳门人的忧乐，与我息息相关。我对澳门发自內心的热爱和归属感，鞭策我要贡献所长，推动澳门社会与经济发展，使街坊邻里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的参选，是澳门人给我的一个机会，容许我把自己对澳门的深厚感情进一步昇华，变成无私的奉献。」在庄严的承诺后面，其实是何所代表的家族及商界菁英集团，接收了澳葡政府留下的权力，同时，殖民者留下的权力架构以及法律制度，使集团內核心成员轻易得到从前无法想像、外界不可估量的財富机会。一方面，政府引入跨国赌业资本將饼做大，另一方面，本土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受到监管，因而「合法」地瓜分利益。 是否可能有任何制衡力量呢？行政会全体成员、立法会中超过八成议员以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超过五分之四委员，都直接或间接与商界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係，这样的组成会有甚么利益偏向，已经十分明显。本地部分民意寄望中央政府，但现实证明，中国政权的本质是人治，驻澳的或在京的涉澳政府机构，以及资本代理人组成的菁英网络，纠结成一张复杂的管治网络。这些代理人，有些享受著事无大小被人奉若神明的象徵性权力，有些直接参与到本地利益分配的网络中来。 本地传统左派社团的角色和任务，不再有回归前的在野 「制衡」殖民政府的动力，而是跟政府构成 「执政伙伴」的关係。大量公共服务被私有化，传统社团大量接收原应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例如工联对工人的服务、失业工人的救济，街坊会的社区服务功能，妇联对妇孺的社会服务，学联的升学就业服务等等。反过来，传统社团每年从政府处获得庞大財政资助，种种意识形態教化、选举工程，亦隨著社会服务的提供一起「送」给它的服务对象，成为选举动员的一部份。从社会面而言，不管是政治人物所垄断的社团，或是由政府资助鼓励的社团，都是政治统治逻辑的延伸，甚至是政治选举的附庸，缺乏公民社会应有的自主性格。 2010年3月，第二位行政长官崔世安在他的 《施政方针》中承诺： 「我们决心打造一个廉洁的、具充分透明度的阳光政府。我们必定以人为本，爱民为民，为市民的福祉赤诚奉献。」澳门人是否还要相信这动人的誓言？从主流的民意调查、到网上的愤怒言论，再到民间涌现的一波波社会行动，答案是否定的。 出路何在？借用法国社会学家亚伦．杜汉(Alain Tourain)在他《行动者的归来》一书中的观点：將社会参与视为每个人的生活计画(life project)，十年来，澳门社会一方面有民主派在议会內少数但强有力的异议声音；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可能孤立可能相关的自然保育行动、文化保育行动、社区行动，社工、教师、医生等示威游行，以至十年来几乎不间断、激烈的工人示威行动；今年五一劳动节，青年人更自发组织回归以来首次的游行，有四五百人参加。这一切都显示了澳门自主公民力量壮大的潜力。 香港獨立媒體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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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0 12:58 PM PDT |
| 漫漫长夜，照亮我继续前行的几盏灯（一、直爽，勤奋，执着的刘涛） Posted: 28 May 2010 12:47 PM PDT 我把我的职业生涯回忆文章定名为《在路上》，是因为最近我有些感悟，开始不那么彷徨：人生是一段旅程，大多理想也许无法达到，但无所谓，只要还在路上，我们就可以继续追寻，这种努力的追寻有时候比结果更重要，有时候能产生比你想要的结果更好的结果。 其实我不并像很多人以为的那么乐观，我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个人发展，总体的看法一直都是很悲观的，以至于这些认识讲出来都可能会违反我国法律。但是，最近在大问题上，我越来越不彷徨，我可以不管自己的内心多么悲观，多么苦闷，都积极的去面对这个世界，作出自己的努力。有些人对此有巨大作用，堪比照亮我漫漫前路的明灯，他们是刘涛，李志文，叶劲峰，周筠，刘江，李笑来，我会一一撰文介绍一下他们。 一、直爽，勤奋，执着的刘涛 twitter id:@liut 刘涛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最早知道他是很久以前了，那次我跟火炬讨论一个非常复杂的MySql问题，我们都束手无策。他跟我说要是刘涛在就好了，他说刘涛钻研一个东西就会钻研的很深，刘涛可以解决他遇到的所有的MySql的问题。说这句话的时候，刘涛还只是一个网管，兼MySql DBA。 过了几年，刘涛在一个公司做程序员。Donew5周年聚会，我、火炬和刘涛都应约参加。那次就是周鸿祎的第一次提出"谁的屁股都不干净，出来混都是要还的"，那时候，我和刘涛都坐在会场的一角。 刘涛问我，tiny，这个人这么无耻，你觉得应该不应该骂？ 我说应该。 他立刻站起来，大喊了一句"周鸿祎，你给我滚下来" 全场皆惊，一片混乱，周鸿祎的回应大概是说，骂我的有本事上来说之类。 我就被刘涛吓了一跳，虽然之前火炬也跟我讲过刘涛的性格很直爽。此事，记录在我多年前写的Blog《参加Donews五周年聚会之爽与不爽》之中。那时我就非常佩服刘涛了，真是太直爽。 后来，我们创业曾考虑拉刘涛出来，但那时他所在的公司貌似很好，所以作罢。 后来，我老婆生完孩子以后重新出来上班，刘涛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大鱼儿所在的公司也正在招人。我就跟刘涛说，希望让我老婆过去，跟他们学习学习。刘涛还是很直率的说，你老婆水平要是不行我们可不要啊。 其实那时候，我老婆的水平确实还很一般，我想让她过去主要目的也是希望她可以在一个比较靠谱的团队里面锻炼锻炼，提高一下水平，有刘涛和大鱼儿在的团队我百分百放心。 后来，因为我老婆的技术不行，编程习惯不好，刘涛有几次告诉我可能不想要她了。直到后来他和大鱼发现，我老婆做事情的时候往往还是很认真，也肯于学习，虽然底子差了一点，但是后来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我老婆才在那个公司真的立了足。 而因为刘涛的苛刻，我老婆也经常跟我抱怨刘涛要求太高了，甚至几次被气哭。 但是最后，我老婆还是理解了刘涛的苦心，从她自己的成长看到了刘涛的苛刻带来的诸多好处。 刘涛在项目中总是追求精益求精，对每个人check in的代码都会review，看到错误和不好的代码，都要求重做，或者他亲自改掉。因为他的严格，他们的项目才有了可靠的质量，也因为他的严格，我老婆的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对比起来，我就很欠缺对完美追求的执着，也因为嫌麻烦不去做code review。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有惨痛的教训的。我们做搜索产品的时候，有一个程序员水平虽然还可以，但是做事情很马虎。有很多次都出现了，他写一个代码花了一个星期，然后check in到我们的主线以后，后来，引发了很严重的事故，然后我和火炬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调试才发现是他的bug。这些事故，很多都严重的影响了客户对我们服务的信任程度（不过幸亏我们的态度很诚恳，尽量及时解决问题，他们都原谅了我们）。 有一次是，我们的构建索引的老代码（我写的）因为省事儿用了Dom解析Xml，随着数据增长，内存耗费很严重。于是我要求他写一个Sax的解析程序，他自己没有搞定，在我做了demo后，指导后，终于做出来了。但是他把新的Sax实现加上去以后，居然没有去掉Dom实现。实际上，两个算法各跑了一遍。但是，他刚check in的时候，客户数据其实还不够大，而一个月后，客户的数据量暴增，我们的索引进程经常内存耗尽死掉。我调试了几次都没发现原因（数据量大测试也很麻烦），仔细看了代码后才发现他做的蠢事儿。这个错误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在他check in的时候，做code review是一定可以发现的。 还有一次是，让他来写一个文件下载功能。写好了以后简单测试都没有问题。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我们的lighttpd经常出问题，莫名其妙的php进程就占用了大量内存，甚至造成lighttpd无法响应。但是重起服务后，又没有任何问题了。出现问题的周期不固定，后来分析日志也很困难，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很多web行为，也很难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入侵，或者反常访问。后来我怀疑是日志下载程序造成的，打开代码一看原来是他为了图省事儿调用file_get_contents函数来获取文件内容，下载小文件，小日志无所谓，用户下载几百兆的日志的时候，而且用多线程下载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服务器的内存耗尽了。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而且事先如果做了code review也是一定可以发现的。 所以我很后悔没有坚持拉刘涛跟我们一起创业，至少我们那个项目因为有了好的code review，能节省大量为解决各种程序bug耗费的时间。 刘涛很少写blog，最近才开始真的写一些，那天他刚写了一篇《一言难尽话PHP，兼谈我的编程经历》，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的负责人，一位非常牛的大牛，就跟我说要我帮忙把刘涛挖过来，因为这文章一看就知道刘涛是极少数真的懂PHP的人。 有刘涛这样直爽，勤奋和执着的朋友，或者说同道，时刻都提醒我不能对项目掉以轻心，要对质量有所追求，不要放弃自己观点，是我的第一盏明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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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0 12:52 PM PDT |
| Posted: 28 May 2010 12:49 PM PDT 當年民主黨人,籍著香港民眾對六四死難者的悲憤,把選票投給他們進身立法會, 六四已經過去21年,民主黨人今年走入中聯辦,與共產黨高官談政治,這種政治上轉軚,我們對他們還有什麼期待呢? 又是這班人,在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站在台上高喊"平反六四,結朿一黨專政",我感到他們都是在玩假的,繼續去欺騙泛民的情感.我們還相信他們嗎? |
| Posted: 28 May 2010 11:54 AM PDT
这是一本原创小说的开篇介绍，主要是介绍这本小说的创作动机和一些故事的细节，相当于正经小说中序言的角色。 一般牛叉一点的作者或签约写手出书立传，都会找托儿来给自己的小说作序。即便作者没这个意思，出版商也会绞尽脑汁拉几个时下被炒作得牛逼的人物代写点书评，涂鸦几句话看着有文化的句子，当做小说的序言刊登出来，这是商业的包装的必要手段。但，鄙人既不牛逼，也不牛叉，更不叱咤风云。这都不用说了，甚至得到的评价是猥琐，淫贱，下流，没教养抑或只喜欢用性器官插在文字里面，发表无知愤怒的傻逼。 为什么会想到用《王局长升迁记》这个名字来作为连载小说的书名？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就是，有一天也就是2010年5月24日，在厕所蹲坑的时候灵机乍现，大脑告诉内心，你应该写本小说，书名就叫《王局长升迁记》。以你现实生活中所熟知的一个人为原本作为写作的蓝本，从这个角度去写，然后加入你的那些自认为幽默、可笑的语句，外带一些大脑的意淫，相比就可以出一本小说。 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原因，动了写小说的念头。 写小说的好处有很多，最大优势就在于，一旦你的小说有那么些看官愿意按时来观摩，你便可以依据你的内心欢喜程度对这些看官进行思想控制。 心情好了你可以发几千甚至上万字儿；心情不好，就是不放一个屁也没有任何损失。况且，小说一般都比较长（这里指长篇小说），你可以在这个设想的思维城墙里面，下很多个套，让你的读者去钻。搞不好就会有人掉进你下的套里面。一旦有人进了你的猪笼，嘿嘿！你那变态心理就可以得以施展，你可以轮着大棒敲打这些落入陷阱的看官，你可以朝陷阱里面倒硫酸，你可以任意摆布其左右… … 但，一旦没有人掉下去又咋办呢？ 其实这也很简单。你可以不闻不问，这毕竟不是写杂文，写评论，就那么点字儿，正反就那么一个观点。剩下这些时间，制造更大的陷进和悬念不是更好吗？ 写杂文有个不好的地方，尤其是评论，在评论的时候搞不好就会被愤怒冲昏头脑，甚至差枪走火。用及其简短的文字，痛击某些人内心的最深处，但你的死对头看到了就会把你丫无情的撕裂，这是杂文无法与小说比拟的地方。 小说很长，字数很多，故事更可以一个接一个，这里没说完写好，可以拿更多的废话来原这缺陷，不停地修修补补，甚至都用设置一个有答案的结局，最后还要靠小说的读者自己去猜忌。想想，这是多么好玩的事！ 只要摆明了这些观点和写作的初衷就是简单多了。 至于为什么会用王局长，其实原因更简单。省长离平头老百姓太远，主席更是不能乱扯的人物。也就局长可以说几句。局长在我们平时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拿3、4千的工资，有一个闺女或者一个儿子。40多岁，身体肥胖，远看像弥勒佛，近看像奥拓车。每天进出各种川菜馆子，坐20多万单位配的广州本田雅阁车，或者上海通用产的别克君威。和一两个女秘书有暧昧关系，有一个媳妇儿，很少玩站街的妓女，讲话用秘书代谢的演讲稿，照本宣科。一年365天，360天在外面吃吃喝喝，一台酒也就顶天1000多左右，平日里抽23的软玉溪，家里抽别人的送的中华烟。过年能收个三五几万的过年钱。一辈子都贪污头也就够买两套商品房，供一个子女上完大学（又能力点的送子女出国留学），并将子女落实到某某行政部门作为在编的人员。 这样的人，这样的局长其实也就是大部分中国现实生活的写照。并不是人人都是成克杰，也非人人都是周久耕。别看中国GDP吹得厉害，富二代猖狂的不行，都是少数现象。 本小说中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县级城市的局长，也有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清水衙门的局级领导，这里就没有过多的必要去较真了。毕竟写作的初衷就是从这部分人物出发，有那么点权利但并非只手遮天。上头有党，党上面坐了一个人，在中国现今社会制度了只有那么一个人可以称王称霸。 鄙人既不能得罪党，更不能去惹坐在党上头的这个人，最后只能抓个局长来说说。 这里，若有局长看到，请不要对号入座，本小说完全是虚构，不是散文，不是评论，更不是事实杂文。所以你大可不必耿耿于怀。 最后，这小说会写成什么？会不会写完？会有什么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吗？会有早已灭绝的人情冷暖的人间故事吗？鄙人，真的一无所知，这里就不能一一答复你心中的疑问了。 看吧，写吧，等吧，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
| Posted: 27 May 2010 09:00 AM PDT 黑衣大葛格写的书发售了，一起来创造抢购记录吧！ 糗事#291264 - 02:00:03 标签: 客套话 糗事#291211 - 00:16:01 标签: 强哥很强 糗事#291704 - 14:30:27 糗事#291585 - 12:51:24 糗事#291422 - 10:10:24 标签: 罪过 糗事#291667 - 13:59:15 标签: 学校 糗事#291552 - 12:27:09 糗事#291230 - 00:38:30 糗事#291529 - 12:06:09 糗事#291774 - 15:43:02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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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向全球市场的经济命脉：一个正面的、建设性的、综合性的海事合作 Posted: 28 May 2010 12:01 PM PDT  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陪同美国海岸警卫队范杰智上校，向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先生赠送一个美国海岸警卫舰上的救生圈。 范杰智上校 海上交通系统通常被比作是通向全球市场的经济命脉。船运在21世纪是掌握国际商业和全球经济的最有效的、安全的及环保的全球运输方式。90%以上的全球贸易都是通过海上交通系统来运作。45,000多艘商船承运了各种货物往返于全球之间。海运也变成了综合国际运输网络中"门对门"业务的一员。没有国际船运，一半的国家会挨冻，另一半的国家会挨饿。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互为互补且无法分割的海上安全和治安也成为了经济战略的重点。 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海事部门建立了一个正面的、建设性的、及综合性的合作关系，来促进海上的安全、治安和环保。 涉及到的与海事相关的中国部门有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和农业部。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的合作主要以"务实"为主，日常的联系包括搜救、海事贸易和港口的安全和治安活动、以及双方都较关注的事件的执行情况，如鱼类的保护和反海上跨国犯罪。在9月中，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一起在公海联合巡逻，来查处在公海的非法捕鱼，也一起稽查了走私可卡因和非法移民的事件，并救助了11名在海上漂流了12天的中国公民。 2010年，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的民事海事部门将继续保持这一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继续人员的交流和业务合作。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派出一支培训小组到中国，加强其搜救方面的能力。中国海警学校的学员也会去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参加夏季培训班。负责港口安全和治安的美国专家也会到上海去交流有关执行国际标准的经验。这三个合作项目是美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一起加强海事安全、治安和海上环保管理的合作交流的案例。这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和综合性的合作关系会继续加强人们对海上交通系统的信任和信心–这是通向全球市场的经济命脉和国际经济繁荣的基石。 美国海岸警卫队范杰智(George Vance)上校是美国驻中国民事海事联络官。本文原载于美国驻华使馆设在腾讯网的博客专页上。 |
| Posted: 28 May 2010 12:04 PM PDT 译文：纽约客人物 | 中国艺术家和活动家艾未未 这不美好 一名与体制作战的艺术家 原文配图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东北边自己设计的工作室群落中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有着古怪创造性的蜂巢式建筑，他的一位朋友称之为"寺院和罪犯家庭的交叉点。"砖混结构的通风建筑包围着种了草坪和竹子的庭院。艾和他的妻子，路青，也是一名艺术家，住在院子的一侧，几十名助手则占用了其他地方。这个地方有着一种超级开放的特质：访客们可以毫无障碍地到处走，一只叫丹尼（Danny）的老可卡犬和一群半野生的猫时常毁掉艾的建筑模型。艾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建筑中走来走去，难于分辨他是否是在工作，近年来，分隔他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那条线越发模糊了，让二者几乎难以区分。 三月的一个早晨，艾未未在他餐厅里的一张足以举行中世纪宴会的木桌子的一头独自吃一碗面条。阳光通过两层楼高的窗户射入室内。他左手边的墙上挂着的一幅作品是他于1993年所修改的一张政府宣传烟花爆竹危险性的海报，图中一只缠着绷带的大手正在驱赶旁观的鸟儿。"我的妻子讨厌这个，" 他说。 但是，艾未未认为，这个手势能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一组他在埃菲尔铁塔、白宫、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一些地方竖中指的照片。这些照片前景模糊，他把这组亵渎性的、各式各样的旅行照称为"态度研究"。《时代》的霍兰德·考特（Holland Cotter）评价这组照片"体现了一名艺术家的多变感，他的角色一直是刺激、打破学术小丑的程式化"。 53岁的艾未未大腹便便，头发剪得很短，有一张肉感且表情丰富的脸，花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前。加上他狡黠又带点古怪的幽默感，艾的整体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弟弟艾丹告诉我，"他的胡子就是他的妆容"。在他艺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里，艾未未（发音是 "Eye Way-way"）创作的是一幅不拘一格、无规则可言的艺术流"作品"：在赌博和买卖古董的间隙，他还做安装、摄影、家具、绘画、书籍和电影——如彼得·施戴尔（Peter Schjeldahl）在他的杂志中所写的，记"一名时不时灵光乍现的概念论者"。然而近几年，艾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和想象力将他推到了一个更为显著的位置——中国著名的挑衅型创新者。今年，艾打算举办15场团体展和5场个人展，包括10月份铺满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教堂风格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这样让人梦寐以求的展览。泰特的馆长文森特·图多利（Vicente Todolí）称艾的展览是"当今最具社会性的艺术作品之一"。 ……更多（全文超过1.5万字，无法RSS更新） "蚁论中国"下载地址 G Doc直接查看和下载地址  |
| Posted: 28 May 2010 11:37 AM PDT 最初的新闻源头，是出现在互联网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陈峰，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新员工，但在同时，31岁的他也是报社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这是个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剃着小平头，戴圆边眼睛，他曾供职《财经》，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商业杂志，此外他还在河南帮助创建了一份报纸并任常务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社请他过来加盟深度报道组，这个部门有十几名有经验的记者，负责长篇调查性报道。就在上任几天后，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大学生给他留了个短信——她有个新闻线索想要给他。她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只知道死者刚从大学毕业，名叫孙志刚。 陈峰立刻就看出了这篇报道的潜力。收容制度臭名昭著，权威机构借此推行暂住证制度，并且可以通过收容站，将不想要的在城市谋生的人，通常是农民和没有生吃户口的人赶出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几个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将人拦住，查看他们的证件，假如少了什么证，就可以立刻将他们带走。对于权力的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政策，而警察常常会在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将他们抓走。被收容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会收取费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出面保他们出去，那这些人就只能在监狱的农田或工厂做活，以此来赚取自由。 陈峰意识到，一个大学毕业生死在收容站，这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南方都市报》是否能在收容制度这个问题上发表任何文章。从以往的经验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体都会明确避开任何对于司法机构的批评报道，公安局、法院、监狱，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禁忌性的话题。但当陈峰跟编辑说了孙志刚之死的事情后，编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嘱咐他继续调查下去。他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他来广州的原因——去为一个有勇气、有影响力，做真正的新闻的报纸工作。 陈峰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孙志刚的家人。在孙志刚死后两星期，他的父亲仍在广州，想要寻找儿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乡下的农民，官员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只告诉他，他的儿子是因为心脏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坚称，孙志刚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刚刚27岁。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么？警察又究竟为什么要拉他去收容站？孙志刚才搬来广州，有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且据他父亲说，他的一切证件都齐全。陈峰于是建议孙父找一个律师，请一个法医，先做尸检，取得法律方面的证据。 随后陈峰找来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报道。王雷从长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面，他又高又瘦，留长发和山羊胡子，但两人对好新闻的热情是一样的。两个记者一致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孙志刚的死因，那这篇报道就很少有下笔之处。当孙父打电话来，表示在广州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时，他们鼓励他继续找下去，并且强调尸检的重要性。他们说，假如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报社就没法帮助他。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警方记录，医院病历，所有当局愿意让孙父复印的资料，但这当中没什么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们着手调查三周后，陈峰接到王雷的电话。孙志刚原先的同学筹集到了尸检的钱，他的家人将验尸报告的结果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是被人殴打致死。 陈峰冲回编辑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验尸报告。他们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了里面的医学术语，但结论很清楚。孙志刚的身体大面积，包括胳膊、双腿、肋骨和后背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冲击极其剧烈，导致他陷入休克，身体器官衰竭，因此致死。两个记者带着他们手上的所有材料，见了《南方都市报》的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杨斌立刻告诉他们继续跟进这条报道，并且给出了两条明确的指引。第一，他告诉他们要特别小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如此敏感的新闻报道，不容有一个细小的错误。第二，他让他们要尽快完成调查，在宣传部的人听到风声、禁止他们报道此事之前将文章做出来。《南方都市报》可以将文章尽快刊登，这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新闻审查官部队，在上摊前阅读每篇文章。宣传主管部门的做法是依靠记者自查，同时定期针对特定题材下封口令。蔑视上级指引，这自然很危险，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动起来，那报纸就可以声称他们并没有蓄意违反任何禁令了。 杨斌并没有跟两位记者提出，他们的这篇报道太敏感，也许没法刊登出来。但在午饭时他见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两位记者的发现。他很担心，因为《南方都市报》已经跟广州的公安和其他执法机构结下了梁子。这都是些很危险也很有实权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通过跟宣传部门的头头施加压力，来表达其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关于收容体制的文章，将会令对方采取更有力的报复手段。这篇文章的时机同样有问题。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因为违反了SARS的宣传禁令，已经如履薄冰。从技术上来讲，他甚至已经不再是该报总编了。但程益中觉得这篇报道太重要了，忽视不得，于是告诉杨斌一定要将报道发出来。 两个记者动作很快，开始分头行事。陈峰去见了法医，对方很紧张地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孙一定是遭受到了残忍的殴打，而且殴打应该发生在他死亡时间72小时之内。王雷则装作孙志刚的亲戚，去了收容站的医院，他在那里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并且录下了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辞。他们还采访了孙志刚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孙志刚生命最后几天的时间表。他是在不到一个月前来的广州，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当天晚上11时许，他给室友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网吧的路上被两个警察拦了，因为他没有随身带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去当地的派出所。这位室友立刻就带着孙志刚的身份证和钱想要去保他出来，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员后，却不肯放孙走。其中一个警察表示，他们有权决定该留谁该放谁。后来室友在收容站里看到了孙志刚，悄悄问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孙志刚回答说他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并没什么大问题。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孙志刚打来的电话，此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害怕，说他要被送去收容站。这位朋友给孙志刚的老板打了电话，后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来，但他也被拒绝了。第三天，孙志刚的朋友们得知，他已被转去收容站医院，于是想去探望他。医生不许他们去看，说是只有他的家属才能来保他。而当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们再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陈峰和王雷将对公安部门的采访安排在了最后。他们去采访了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和公安局，没人开口跟他们说话。唯一接受采访的是市局负责管理收容制度的一个小官僚。陈峰没有预约，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人正在电脑上玩扑克游戏。他同意搁下游戏接受采访，但他表示他"99%确信"孙志刚在收容站没有受到殴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医院病房里都有摄像头，所以假如真有殴打的话，上面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并且制止。可在陈锋表示想看看监控录像时，这位官员却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陈峰和王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写这篇文章。巧的是他们碰到了杨斌，而杨斌问他们采访进展到哪一步时，他们提及在当天上午采访了警察局。杨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应该在最后一刻再去联系公安，以防警察局一个电话打给宣传部，禁止这篇文章刊登。随后他让他们坐下来，立刻开写这篇报道。他希望当天晚上将稿子登出来。 陈峰和王雷没吃晚饭，奋笔疾书，在晚上9点半写完了文章。他们讲述了孙志刚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将他保出来。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孙志刚身上的多处伤情。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察将他扣在收容所，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他们指出，只有无家可归者、失去经济来源者，以及没有身份证的人才是收容的对象，但孙志刚的朋友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证件，证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这是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报道，笔法生动，情绪克制。一直是在文末，陈峰和王雷才开始引述亲友的话，描述孙志刚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为人固执。在文章后面，他们配了一张孙志刚家人从湖北小乡村来到广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奖状。文中引用了孙父的原话："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杨斌在报纸内页给这篇报道留了两个版，在头版下方放了一个大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学毕业生，27岁，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过几个钟头，印厂就要开始印刷次日的报纸了。当夜班编辑读到孙志刚一文时，他犹豫了一下。杨斌告诉他，程益中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并且批准见报，但夜班编辑还是想让总编辑再最终考虑一下。假如改变主意的话，撤版还来得及。可在夜班编辑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时，程益中还是下令，坚决刊发此文。 …… 程益中十分清楚这篇报道将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他一夜无眠，迫不及待地等待报纸出街。他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会谈论此事，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属，要尽快把报道传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编辑。这两个门户网站的读者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报纸或杂志，同时，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公司运营，在面对新闻审查时回旋的余地要更大一些。虽然两个网站不得进行新闻采访，但可以刊登全国各个公开发行的媒体上的文章。网站在全国拥有巨大读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新闻事件，影响社会舆论，并且可以用党报所不具备的方式进行公众议程设置。像《南方都市报》这类的报纸兴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版图，而互联网助推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南方都市报》与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天凌晨2点钟左右，《南方都市报》都会将最好的稿件提供给对方。而在这两家网站首页放上《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点阅率开始攀升。网络加大了报纸的影响力与冲击力，而且在内容上网后，宣传部门更加难以禁止其传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上网，就不再仅仅是一宗只会让本地官员跳脚的本埠新闻。这将是个全国性的报道，拥有全国读者的关注，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其他重大新闻，可对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的反响，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见所未见的。人们读到此文后，立刻发email将文章转发，在中国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断转载。《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传真，他们想要表达愤怒的情绪，或者诉说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几万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两个网站的留言数量不断攀升，他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报纸正在其中。这篇报道表达了民众对收容制度的憎恶，人们现在想要公开表达对它的不满。记者们在不断接听电话传真，编辑部一片忙乱。陈峰和王雷根据对孙父的采访，完成了一篇后续报道。但在下午，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打来电话，下令《南方都市报》对此案不得进行任何报道。 对于这通电话程益中并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当局的电话，而他们的静默只会让他更加备感焦虑。他本来担心上面迟迟不发话，是在筹划着对他和报纸采取严厉的手段。现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报纸处在怎样的境地了。他召来编辑记者开会，告诉陈峰和王雷，就算暂时没办法刊登相关稿件，但他们还是应该继续跟进孙案报道。他说报道被禁，只是一个暂时的挫败，他发誓要找到对策，会尽快把暂压下来的报道见诸报端；并且就算当局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那他们还可以报道其它类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们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他说，报纸应该继续质疑和挑战收容制度，因为一份好报纸就应当倡导社会进步。程益中肯定地说，假如《南方都市报》做好了本分工作继续报道下去，那么收容制度一定会被取消，收容法一定会被废止，而这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奋斗目标。 陈峰和王雷对视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制度这种想法，听起来犹如痴人说梦，他们都觉得总编辑疯了。 几周过去了，事情看起来真是出现了转机。中共新领导层刚刚取消了对SARS报道的禁令，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诚信公开的讨论，令宣传部的新闻审官员们再也站不住脚跟。广东的宣传主管部门虽然禁止再报道孙志刚案，但北京的官员并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报纸开始跟进报道《南方都市报》暂时所无法报道的新闻。陈峰和王雷写的那篇后续报道，虽然《南方都市报》没法刊出，但却出现在一家北京的报纸上。陈峰将文章交给了那家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她用了一个笔名将文章登出。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开始深度挖掘收容制度的黑幕，在过去这样的题材完全是个禁区，但现在，编辑可以安排记者去采写这类新闻了。浮出水面的景象越来越令人震惊、令人悲愤。收容制度的动机，据中共声称，是要去帮助无家可归和没有生计的人回到家乡，可现在它却被警方用来"清洗"社区，为自己创收，其背后的实质就是黑金政治，无异于政权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当然照例会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无端随意逮捕200万人，将他们发配到700个收容站的庞大收容体系中去，并且要让被收容者拿金钱换取自由。报纸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们被无端地抓起来，不仅遭到勒索，还要受到残忍的伤害。有一个中学生在南宁街头迷路，随后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时遍体鳞伤、身无分文、语无伦次。两个13岁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苏省的一家收容站后，被老鸨"购买"，后在北京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但对方随手将证件撕碎，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程益中设法让《南方都市报》继续走在报道的前列。迫于压力，当局高调宣布将对孙志刚案进行调查，于是他派记者住在孙家人所在的旅馆里，这样可以更严密地跟踪调查进展。他派其他记者采访法律学者，了解对收容制度的相关制衡性法规，随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将被收容者的范围放大。《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容法和收容制度的言辞犀利的社论。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在打响一场圣战。程益中觉得现在没时间去追求所谓的客观了。强力支持收容制的国家机器和机制太强大了，而主张正义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报》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不明确表达它的立场。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广东省委就孙志刚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省委大员观看了由闭路电视摄像头拍下的孙志刚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录像。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画面。一帮人用棉被蒙住孙志刚，然后连续对他拳打脚踢，持续十几分钟。官员们还得知，这个收容救治医院开业不到一年时间，期间先后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陈峰和王雷采访其他死难者在这个收容救治医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假如能弄到这个监控录像，就更好。 两名记者竭尽所能，但没有太大收获。没有哪个广州官员还愿意跟《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讲话。但陈峰还是又写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详细介绍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价格，从广东警察那里"购买"下被收容人员。湖南省当地的警方，没法抓到足够的人提供给收容站，他们赚的钱不够多，所以要从外地买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价钱。没法筹到钱的人就只能像奴隶一样在监狱农场干活，或者被"转卖"给别的收容站。陈峰在文中写道，在5年时间里，该收容站赚到了近50万美元。 不仅仅只有媒体在群起批评收容制度。北京3位年轻的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其重新审查收容制度是否违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3人发现一个言辞比较含糊的法律条款，给予公民做类似请愿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们3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周后，5位著名法学教授支持了他们对法律的此种解读，并且也发出了审视收容制度是否违宪的请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公众的义愤仍在持续发酵，孙志刚的朋友和同学建了一个纪念他的网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广州为他组织一次守夜。 在此期间，中共新任领导人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假如他们像对待SARS的问题一样，积极应对坊间取缔收容制度的呼声，采取又一次大胆改革，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间的鸿沟。他们看起来是在严肃考虑未来的决策，但没人可以肯定结果是什么，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结果。连《南方都市报》也不敢预判领导层的考量结果。《南方都市报》发表孙志案之死一文不到2个月后，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700多所收容站随即关闭。在《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部里，有人拿着新华社的通稿，跑去给程益中看。他惊呆了。他转过身来对同事说，他没有想到领导人的动作这么干净利索。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一家报纸曾经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已经出清样了，但程益中让编辑再加一个头条。他去请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写一篇社评。然后，他出门去和编辑记者聚餐庆祝。 …… 许多党内有识之士也在庆祝《南方都市报》的胜利。他们将《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的案例视为教科书式的榜样，它证明了一份勇敢的媒体可以帮助中共与腐败作斗争，提高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报纸很满意，一些人由此更坚信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将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发表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把《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叫到一边，气急败坏地威胁说假如他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中找到一处不实，他一定会将《南方都市报》请上法院的被告席，让法院收拾《南方都市报》。后来程益中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捎来广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一定要退让。广东省委的官员只是做了一场秀，显示他们对孙案进行了细致调查严肃处理，但事实很明显，他们只想尽快把事件了结。一个月后，广东当局就宣布已经逮捕并检控了孙志刚案涉案人员18人，包括8名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同监被收容人员，5名鼓励或默许殴打的警卫。无端扣押孙志刚的警察也成了阶下囚。他们被处以严厉的判刑，其中一个主犯被判处死刑。但审判未对外界公开，政府从未提供孙志刚致死的详细事件经过。只有几个记者允许进法庭旁听，但他们不得记笔记，也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闻通稿。当审判结果公布后，宣传部要求各大网站禁止网友发表评论。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将这个犯人叫了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等他再回来时，这个黑社会头目看起来和气了很多，还主动要带程益中熟悉这间小小的狱室。他指派了一个长相很像吴彦祖的新加坡籍年轻人当程益中的"佣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着他请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点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这位老大说了什么，但他猜测监狱方面想待他客气点儿，以防他在被释后要写点狱中经历什么的。后来，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狱友对他也很照顾。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难友。任何胆敢跟公安作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检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天天都要审问程益中。他们仍然希望他主动"承认"年终奖是非法所得。有些时候，他们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威胁恐吓他，用污言秽语侮辱他。有些时候，他们则只是简单地去劝说他。刚开始时，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个亲手栽培的年轻编辑背叛了他，公开谴责他的罪行和问题，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志。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对他的压力，不给他食物，狱室里通宵开灯不让他睡觉，等他睡着后又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站立，或者干脆向他头上浇泼冷水。但程益中拒绝配合。他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罪，有罪的是他们。他提醒自己，不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威逼利诱，认罪的结果只会让他自取其辱。假如还想要清清白白地从这里走出去，那他就必须坚称自己无罪，毕竟这就是事实。程益中反复对检方指出：假如奖金真的如他们所说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决好了，怎么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没必要让他去认罪。 在棺材一样封闭的看守所内，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窗户，没有朝阳，没有落日。没有四季流转。他的亲友都不得去探视他。有时程益中甚至希望检察院的人多来，因为他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着装或神态，推测出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晴天还是下雨，猜测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当然希望现在人们仍在为他的自由进行抗争。他想，假如现在外界真的在公开反对他被捕一事的话，那或许当局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关押他。假如情况如此，那他拒绝向检方屈服就尤为重要。认罪服法，只会让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将他定罪。 检察院的人都穿制服，轮班工作，通常审讯要进行到后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们容光焕发地来见程益中，大家新剪了头发，换上了便衣。他们告诉程益中要放松放松。他们说，今天外面是晴天，他们要带他去他们的办公室。程益中很警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怀疑他们要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们带他走出看守所，开车去了检察院总部，将他领进一间会议室。检察官说，今天他们不谈他的罪行，而是想请他跟他们的新员工聊聊天，这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很爱读他的报纸。几个年轻人走进房间。程益中注意到，当中的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们坐在他身边，跟他聊起人生、文学、诗歌和理想主义这类话题。他们说他们都很崇拜他，其中一个还念起了他的诗。程益中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午饭时分，服务员送来了几筐他的安徽家乡菜——脆皮鱼、黄山石鸡——还送上了面条。程益中吃完后，一个检察官使了个眼色，随后，一个女人端着他生平所见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来。 "程总，今天是你39岁的生日，"这位检察官说。"现在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度过你40岁的生日。我们都希望，通向你40岁的生日这条道路会很愉快。" 然后他们给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让他许个愿再切蛋糕。房间里有人举起了照相机。在一瞬间，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点就要流下眼泪。但他控制住了，因为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眼泪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要让他脆弱和崩溃，然后抓拍到那一刻的画面，电视台常常播出这类画面：贪污腐败分子痛哭涕零，承认他们的桩桩罪行。 其中一个检察官又发话了。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就在检察院总部大楼的马路对面。他问程益中有没有想过，假如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他会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日晚会呢。他开导说，他不必要死扛在监狱里，这样固执下去实在太愚蠢了。别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而他却要孤零零一个人，让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个人问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子来说，失去父亲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80岁的母亲来说，失去儿子意味着什么。他问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么牵挂他。然后他又挑逗性地问，他是否想要见到老婆儿子，此时此他们就在检察院隔壁房间里，如果他希望的话，他现在就能见到他们，甚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接着这位检察官指着一包衣服给他看，说他的妻子和儿子今天一早就送来了这袋衣服，并跪在门外，乞求门卫让他们看他一眼。检察官从衣服袋里取出了一张他妻子与儿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时盯着程益中，期待着他的表现。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去。 坐进警车，回看守所去。此时，天色已暗，街灯次第开放。警车潜行，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自己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默默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警车继续前行。 …… 程益中在狱中时，他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开始发起了一场声援他的运动。他们上书中共领导，随后在互联网上呼吁民众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记者陈峰，递交了公开信。其他人则在私下里联系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向我们提供信息。《南方都市报》领导被捕一事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很快，全国的记者都开始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曾公开反对收容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为3个被囚禁的报人奔走支援。其中一个要求审视收视制度是否违宪的青年法学者许志永，主动请缨，帮助做他们的司法辩护，并且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也动员到了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几位有影响的党内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广东省领导，主动发话，要求看到本案的详细解释。程益中并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终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众的反对声浪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约5个月后，司法当局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将他无罪释放。喻华峰和李民英仍在狱中，但刑期被大幅削减，此后李也被释放。 我上一次见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们在北京一家高档的上海菜馆包房里一起午餐，谈起他的经历时，他的态度很骄傲，几近挑衅。再过几个月，喻华峰也将减刑期满释放，程益中计划要去为他接风洗尘。他说他至今仍会感到内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这完全没有道理。检察官说我是主犯，他是从犯。可为什么他们放了我，却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呢？" 程益中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和原来一样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日报里，只有这两张日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报纸。在他手把手教导的同人领导下，这两张报纸都仍然在茁壮成长，不断突破当局的打压和限制。 饭后程益中告诉我，他一度相信中共党内有人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为弱势群体讲话，暴露权力被滥用的中国社会痼疾，从而加速这一改革进程。但牢狱生活和无妄之灾改变了他，现在他相信极权政治已经使它的官员腐败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害。而这样的判断，令他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报人，都不再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这让他不安。 他说："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作者：潘公凯（Pan philip） 译者：詹涓 【完】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
| Posted: 28 May 2010 11:31 AM PDT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妓女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妓女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 《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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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0 11:33 AM PDT "不做假账"与集体尿床[存旧文] 赵牧 证券节目的专职主持人老左说他想不通。我更不敢说懂。 关于上周的国内新闻，我能看懂也感兴趣的是这件事，曾经约法三章"不题字"的朱镕基总理第三次破戒，又为上海会计学院题写了"不做假帐"。 一国总理如此三番五次呼唤会计要遵守基本的职业道德，可见做假之风祸亟寇深已到何等程度；而一任总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难局，也一目了然。 当然，仅从朱鎔基的题字中，并不能看到造成财务欺诈现象为何如此普遍的原因。这需要另外寻找答案。 某教授曾给过一个答案，他用的方式是作了一副对联： 上联：上级压下级 一级压一级 层层加码 马到成功 下联：下级骗上级 一级骗一级 层层注水 水到渠成 横批：不是假账 这个答案的精彩指数如何，读者自己去打分。 另一个答案是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给的。 周道烱曾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企业的会计，实在是很难做的！去银行贷款，要将资产做大；去税所交税，要将收入做小；向上级邀功，需将利润做大；欲私设金库，又需将利润隐瞒……" 这是中国会计不能不造假的另一个系列理由。按照这个理由所给出的逻辑，我们显然又可以推导出另一串结论：中国的银行很好骗、中国的税务机关很好骗、中国企业的上级也很好骗。 当然，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银行的烂帐多、偷漏税现象普遍、上级喜欢假数字，是因为那些能决定放贷的、那些监管税收的、和大大小小的一方官员都是白痴。 中国企业的财务造假行为，以上市公司被揭露得最多，最触目惊心。 这不奇怪，因为上市公司好歹要比不上市的企业"透明度"要高一些。其报表无论虚实，总是要刊登出来与广大股民见面的。因为要公开，虚假的东西曝光的机会自然也大。 于是，围绕中国上市公司报表中的欺诈行为，另一个要害的问题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企业报表做假的成本有多大？ 2000年底，中国上市公司一个接一个的惊天黑幕被捅了出来。结果，我得知揭露兰田股分造假的刘姝威被追杀，那凶犯受到了什么样的严惩？还不知道。 在麦科特欺诈上市案中，这个彻头彻尾的垃圾企业耗资1600万，经过造假一条龙作业后，终于把中国证监会也"骗"了，获得上市资格，圈进五亿多人民币。 关于如何制止企业的财务造假，曾有很多人提议用重典整治。凡造假和参与造假者，罚到它倾家荡产、甚至杀头。看看还有几个会计和企业法人敢这么干么？仅仅是呼唤"诚信"是不行的，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市。难道中国就没人明白这个道理吗？ 中国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与中国的国情这个"大道理"一比，这些都成了小道理。 中国的国情越看越与众不同。 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没有《证券法》的情况下就开张的。因为无法无天，投资者受了造假的骗，自然"无法追究"。后来有了《证券法》，可是不知为什么里面却无一条民事赔偿责任的条款。所以上市公司造假，洗劫中小股民的钱财，也是不用担心经济赔偿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篇报道曾这样描述道，起草《证券法》小组的组长——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解释说："当初国外有人向我们建议《证券法》的法律责任中应该有一条，规定民事赔偿责任。但考虑到国内一些情况，没有加进去"。 你看，当初是有建议的，但这个建议却出于对国内某些"情况"的考虑而牺牲掉了。这个"情况"是什么？不记得厉经济学家是否说过。 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如厉以宁等名声显赫的经济学家更是备受瞩目。本人对他的理论贡献一向甚为关注，尤其是对他的"婴儿尿床说"印象深刻，每每想起都禁不住要拍案叫绝。 2001年，中国股市暴跌，上市公司造假黑幕一桩桩暴露，结果引来一场中国股市的大论战。 在这场大论战中，厉以宁表态说，中国证券市场是新生事物，是"婴儿"。"婴儿尿床很正常"。 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让我真心佩服的不多。厉教授是个绝对例外。这不仅是因为厉教授有如此通俗的理论，此外还有很深厚的实践（战）功底，像他那样能有如此勇气如此通俗地用"婴儿尿床"来比喻展示中国上市公司里比比皆是——已经达到"集体尿床"境界的财务造假的欺诈行为，我还不曾见过第二个，将来估计也绝见不到。他老人家能率然到如此境界，想必是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极为深刻的把握。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除了道德呼唤，只能等着这些"集体尿床的婴儿"喝足了股民的血奶"长大"之后，再修改《证券法》，加上民事赔偿条款，甚至加上造假杀头的条款。 最后顺便说说上周提到的与此相似问题。 上周，本人一篇《"道德底线"何处寻？》（内容是历数中国媒体劣迹），有人说我这是给中国新闻界"扣屎盆子"。理由是传媒造假成风，但罪魁祸首不是媒体自身。我的力量用错了地方。 我想这多半是个误会。那篇文章的核心意思是：我怀疑中国原本就没几个像样的"职业"，因此"职业道德的底线"也就无从何谈起。至于媒体头上那只"屎盆子"，我则认为其巨大醒目，人皆见之，岂是我能扣得上去又能摘得下来的。就像今天声名狼藉的会计职业，又岂是我一篇文章所能够加之的。诚如孔夫子论宰予：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头顶上的屎盆要摘下，至少顶着屎盆的人得先有这个欲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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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0 10:50 AM PDT 《整个下午都有空》 作者：菜小龟 那天张三约喝酒，在芳邻旧事，我九点到。坐下来一阵，来了一瘦高个，向张三打招呼，哎，三哥，最近没怎么见着你了。张三回应着，转而向我介绍，这是 写《养种猪》的郑功宇，我点点头，说你好，我是菜小龟。坐下聊天，我问郑功宇，郑功宇是你的笔名吧。话刚出口，郑功宇就"噌"的站起来，一个啤酒瓶砸向了 我脑袋，为了使自己砸的更爽，附了一句"去你妈的！"（就像李小龙电影里干架要嗷嗷叫一样。闷砸啤酒瓶也是不能充分发泄不满与愤怒，必须喊叫）。我想，这 是一个不好的开头。 晚上一点多，我在床上睡觉，女朋友也睡觉，突然，她摇晃着我身体，我突然就醒了。她小声对我说，楼道好像有人在的来来回回地走。我说，谁他妈无聊会 在半夜的楼道走着玩啊，这也太无聊了。但仔细一听，确实是有动静，像是有人在楼道来回地走。 我不敢也懒的去开门看，安慰女友说，没事，门都锁好了，睡吧。可我自己却睡不着了。我睡眠还可以，一般不会半夜突然醒来，但要是半夜醒了，就很难一 下子睡着。一下子睡着，自然也不知是在几时。 女友梦到自己被追杀，又惊醒，再次把我叫醒。我也做了一个梦，回想起梦，还挺有意思，还想着，等到早上，要把这个梦给记录下来。楼道的声音似乎还在 继续，我开了下灯，安抚女友，让她接着睡，明天还要赶火车。 上午十一点的火车，八点起的，磨蹭加堵车差点没赶上火车。送完女友上火车，我再回来，已经很饿了。我到经常去吃面的一家小店要了二两鸡杂面。小面馆 里有一个小███，我也偶尔会玩一玩，付完面钱，再换了五个硬币，就开始玩███。等面上来，已赢了十个硬币，见好就收，换成纸币后，我开始吃面。 面吃完，我又买了肉和蒜苔，花了十块零七毛，这个时候我兜里还剩十六块三毛。提着菜上七楼，一掏钥匙傻眼了，我的钥匙呢？没带在身上？想起了另外一 室友今早起来的很早，知道——很明显他去了公司加班。房东两口子呢？不可能双双加班吧？一遍一遍的敲门，用不同声调去喊人，都没有得到回应，又没有存房东 的电话，我感到很绝望。女友倒是存了房东的号码，可女友坐火车回家得要三天，我嘱咐她关掉手机，间隔的发短信。 我无可奈何地把菜放置搁牛奶的小方盒上，想着房东可能出去吃饭了，等上一个半个钟头肯定在家了，现在无事可做，还是换硬币去玩███吧，反正这其中 有十个是赢来的。 我没有到那家小店去玩███，而是另一家，因为还去那一家的话，人家会想，哟，刚赢了一点小钱，还想再来赢呢。显得太刻意（换了另一家后，我可以继 续保持"我是来吃面的，顺便玩一把"的洒脱）。可惜，这次运气并没那么好，而且有点丧失理亏，不一会，十六块就输光，只剩三毛钱，输光倒也不会那么意外， 但是也太快了点，我本意是想多耗耗时间的，没想到这么快啊。真后悔，早知不如去网吧呆上一两个小时，上完网回家，房东怎么着也应该出现了。后悔是没有用 的，如果后悔来的及，不说上网了，就换了硬币的那一刻，我决定不玩███了，没事我拿着硬币，我就坐公交车玩，十六块钱乱坐公交车，怎么着也比上网有意 思。但，这似乎是我想到今天一下午都回不了家时才该想做的。 三毛钱，三毛钱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哪也不能去。 没有办法，我只得抱着侥幸心理又爬上了楼，敲门，没人。 蹲在楼梯间等。 实在很难等。 七楼是顶楼，天台很开阔，房东在天台搭了一间小木屋，家里来了客人，可以腾出一个地方睡觉。睡觉？这主意不错，还有哪件事情比睡觉更容易打发时间的 呢？一觉醒来，房东怎么着都该了出现。 小木屋的门是锁着的，我就像一个小偷用了点缩骨功从窗子爬了进去，小木屋里除了一张大床之外，还有一堆杂物，以及数不上来的灰尘，床上只有一张席 子，没有盖的东西。房东的猫也在天台养着，这会儿在"喵喵"叫着。我坐在床沿，感觉有点冷。赶紧躺下开始睡吧，什么也不要想，就这样睡一个午觉。可是身体 不乏竟然睡不着。我想到了手淫能把人弄的疲惫，就半脱着裤子，对着窗外远处，手淫了起来。窗外，只看到对面一些楼的天台，没有女人，跟女人最接近的，只有 被风吹着的的被单。我抖动着，在射的那一刻，我想像着我把精液射在了飘动的被单上。再躺下，好很多了。这次功能性的手淫，就像在小时候玩的玩具汽车上拧发 条，拧上了，小汽车才能滑行一段路程，手淫一下，才能可以舒服的让我睡上一觉。 可终究还是冷了点，没有满意的睡上一觉，躺着加上半睡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我起身，又用缩骨功爬出了小窗，走到楼下，房东依旧没有回。 我是不是还爬进小木屋，再多手淫几次，弄到自己没有丝毫力气，然后再睡一会儿呢？我想我已经绝望到没有气力再手淫了。 我下了楼，在小区的健身器材上摆弄身体，看着老人们在谈论着病，医院，护士等老人话题，我装老人在听着。小朋友们在嬉戏追逐，讲到小女孩不让抄功 课，一个男孩对另一个男孩说，女娃娃就是很麻烦嘛！我装小朋友看着这些小朋友。 我在附近转悠。听到了一位爷爷和孙子的对话，爷爷和孙子商量要请人给孙子补习功课，孙子说，没得必要，别浪费我时间。爷爷说，玩就不浪费时间喽？学 习浪费时间。孙子解释说，玩是我在享受时间，补习没得用，没得必要，就是浪费时间。 时间，时间到底是个时候东西，它是循环的还是正向在流动？我突然觉得时间很没意思，没意思到要思考时间本身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小朋友，松了松汽水瓶盖，然后蹲着身体，用漆盖内侧夹着汽水瓶，对着另一个小朋友，准备发射无敌汽水瓶盖。那个小朋友显得很怕的样子，啊 啊，不要这样地乞求饶恕。 还有个小店，开着电视，我想到了无聊的电视节目也许能打发我的无聊时光，就在那看无聊的电视节目，无聊的电视剧，无聊的电视购物，遥控器我不能掌 控，什么都得看，实在是太无聊了，无聊到要把无聊两个字说出口。 我看上一会，起来转转，又爬上楼。 一个小孩，掉下了一颗糖，没有去捡，等他走开后，我把糖捡了，放在口袋里。 六点四十的样子，我又转悠到捡糖的地方，看到房东两口子走了过来。他们说，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我心里把婚礼变成了葬礼。 回到房间，找了找钥匙，没找到。女友也没回短信。 我觉得昨天晚上在楼道里，确实是有个人在来来回回地走，他丢了钥匙。 来源：http://www.bullock.cn/blogs/caixiaogui/archives/102539.aspx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
| Posted: 28 May 2010 10:51 AM PDT 腾讯网和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合办了一个"气候变化名记谈"博客，请了几个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的记者写博客谈气候变化，很不错，希望大家有空看看。下面是我贡献的一篇： 和温度赛跑 今年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年。研究证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了，我们不必等到下个世纪就会看到其影响。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是怎么过的吗？20年前是否真的比现在更冷？今天的动植物和20年前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和气候变化有关系吗？ 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琢磨过，但答案很可能千差万别，因为大多数人对于20年前的记忆都是模糊的，全球气候的变化速度又是那么慢，人类对于逐渐发生的变化完全不敏感。另外，人们身边发生的许多生态变化，比如可察觉的物种迁徙或者树木发芽时间的变更等等，大都可以归因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或者局部气象异常，和全球气候变化无关。所以，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必须在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下进行，这就需要有长期而准确的观测数据做后盾。 众所周知，以数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历史很短，职业科学家有组织地对自然界进行系统观测只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历史上还是能找出很多业余科学家和博物学爱好者做过相对可靠的观测记录，比如有个英国家族自1736年开始每年都记下池塘里听到的第一声蛙鸣的日期，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1947年为止！ 问题是，这些记录大都以日记、地方志或者旧杂志的形式散落在民间，收集起来十分困难。两位美国科学家卡米尔·帕米森（Camille Parmesan）和盖里·佑赫（Gary Yohe）以惊人的毅力收集了大量这类民间记录，范围涵盖1598个物种。两人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库进行了"元分析"（Meta-analysis），这是一种对来自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的统计工具，是数学界公认的进行这类研究的最佳分析方法。结果显示，其中有59%的物种都表现出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某种程度的改变和适应。 两人把分析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03年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地证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两人甚至计算了这种影响的程度：物种的栖息地每10年向极地方向移动6.1公里，向高山上移动6.1米（海拔），每年开春后物种复苏的时间每10年提前2.3天。 这样的速度看起来很缓慢，但如果移动的路径被挡住，麻烦就来了。墨西哥北部有一种斑蝶（Checkspot Butterfly），近年来其栖息地一直在向北移动。但当它们迁移到美墨边境时却继续不下去了，因为那边是美国第七大城市圣地亚哥，繁华的城市挡住了它们迁移的路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人类不帮忙的话，这种蝴蝶活不过本世纪就将灭绝。 如果所有物种都一起改变，问题也许还没那么严重。但是不同物种应对温度变化的能力有所不同，麻烦就来了。北半球有一种蛾子（学名Operopthera brumata），其幼虫只能吃新生橡树叶，因为只有新生的叶子才足够软，大了就硬了，蛾子嚼不动。于是，经过多年的进化，这种蛾子每年春天孵化，正好赶上橡树发芽。实验证明，蛾子是依靠温度感知春天来临的，而橡树则是根据上一个冬天寒冷日子的天数来决定发芽的时间。全球变暖让北半球的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蛾子幼虫感受到了温度变化，从卵中钻了出来，可橡树只计算了上一个冬天最冷的那几天的天数，全球气候变化暂时还未影响到这个数字，于是它们仍然按兵不动。刚刚孵化出来的蛾子幼虫没有树叶吃，坚持不了两天就得饿死。蛾子种群数量的下降已经开始影响到鸟类的生存了，因为很多种鸟类靠吃蛾子幼虫为生。 爬行类动物面临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很多爬行动物的性别比是由温度决定的。有一种美国鳄鱼，如果孵化温度在32°C以上，孵出来的幼仔就都是雄性的，如果低于31°C，则全部变为雌性。还有一种热带彩龟（学名Chrysemys picta）也是如此，其幼仔的性别比例也是由孵化时的环境温度所决定的。研究表明，这种彩龟的性别比已经受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生物学家预计，如果冬季气温再上升一点点的话，新生彩龟将全部是雌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进化的力量一定会让班蝶慢慢适应高温，让蛾子慢慢改变孵化时间，或者让爬行动物调整性别决定的阈值，这个说法没错，但进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发生的，需要漫长的过程。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问题是它发生的速度太快了，许多物种还没等适应就会被消灭。 |
| Posted: 28 May 2010 10:17 AM PDT
英国有个调查公司提供了一组数据，说每逢世界杯离婚率就上升二十到三十个百分点。对此我将信将 疑，按说离婚的主因多是一方出轨，然而世界杯一开赛，喜欢足球的男人通常都无作案时间和作案欲望，那时他们都是些Couch Potatoes，沙发上的土豆。一般来说在有球赛的日子，"土豆" 们只对正方形和球体感兴趣，对半球兴趣不大。 顺便说一下，所谓正方形是电视，那是男球迷们的骨感美人，负责提供感官刺激；球体当然是足球， 那是属于他们的丰腴尤物，负责提供每四年一次的销魂。 假如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是球痴，我想这个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这一假设颇有些逻辑学的趣味，比 如预设男人都是球迷，就会出现如下场景：当世界杯娜拉们摔门而出时，就会发现大街上全是跟她们一样的怨妇，也就无轨可出了。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兴趣广泛，不 会只有足球这一个爱好，所以街上不会缺少雄性荷尔蒙的味道，所以足球怨妇们如有出轨的主观愿望也一定能得偿所愿。 这个判断有得罪女士的危险，所以有必要先申明立场：作 为男人，我是和女士们一头的，你们的出轨或者说劈腿都肇始于男人，不可谴责只有理解。我深知，假如你对足球毫无兴趣，那么这三十多天的日子委实难熬。你将 面对一头在午夜嚎叫的怪物甚至几头，他们可能会把朋友召来一起嚎；你还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个多月的无性生活，那个怪物把精力全部耗费在嚎叫和啤酒上，哪怕他 一贯绅士，长期的睡眠不足和体力透支也会让他无视你的干旱。旱得太久难免肝火旺盛，比如有则旧闻发生在某届世界杯期间——某男看球成痴，完全忽视了妻子的 存在，于是后者把电视扔到了楼下，以为这样就能把足球扔出地球。男人倒也算有风度，没动口舌没施拳脚，默默出去买回一台。于是女人又扔男人又买，买买摔摔 了几个轮回，对频频坠楼的电视来说，仿佛富士康式的杯具，然而更杯具的是女人终于不扔电视了——在某个凌晨，男人看完四分之一决赛后在沙发上沉沉睡去，当 他醒来时痛苦地发现自己只能算四分之一个男人——就在他熟睡之际，女人擎一把剪刀，决绝地剪断了丈夫的尘根…… 像这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作为一个不幸的足球寡妇，可 以拿来讲给你家先生听。假如威慑力还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在午夜时分磨磨剪刀或者菜刀，让那种声音盖过电视钻入他的耳鼓。如果还不奏效，就把剪刀收起来算 了，出去买一堆啤酒把冰箱填满，备好卤菜和零食，在比赛开始的时候也盘踞在沙发上，杯空的时候给他满上；中场休息时问你的"土豆"几个傻乎乎的问题，让他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给你讲解越位是怎么回事儿；在"土豆"抱怨解说员的时候，你还不妨恭维一下他的渊博和专业完全够资格去央五，总之努力在你家客厅营造一个 小小的和谐社会。 聪明如你当然知道，剪刀和菜刀并不能抵达和谐境地，容忍异端是一种何其普世的道理，还有，吃一 只皮球的醋是多么的孩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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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0 10:51 AM PDT 腾讯网和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合办了一个"气候变化名记谈"博客，请了几个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的记者写博客谈气候变化，很不错，希望大家有空看看。下面是我贡献的一篇： 和温度赛跑 今年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年。研究证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在影响生物多样性了，我们不必等到下个世纪就会看到其影响。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是怎么过的吗？20年前是否真的比现在更冷？今天的动植物和20年前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和气候变化有关系吗？ 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琢磨过，但答案很可能千差万别，因为大多数人对于20年前的记忆都是模糊的，全球气候的变化速度又是那么慢，人类对于逐渐发生的变化完全不敏感。另外，人们身边发生的许多生态变化，比如可察觉的物种迁徙或者树木发芽时间的变更等等，大都可以归因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或者局部气象异常，和全球气候变化无关。所以，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必须在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下进行，这就需要有长期而准确的观测数据做后盾。 众所周知，以数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历史很短，职业科学家有组织地对自然界进行系统观测只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历史上还是能找出很多业余科学家和博物学爱好者做过相对可靠的观测记录，比如有个英国家族自1736年开始每年都记下池塘里听到的第一声蛙鸣的日期，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1947年为止！ 问题是，这些记录大都以日记、地方志或者旧杂志的形式散落在民间，收集起来十分困难。两位美国科学家卡米尔·帕米森（Camille Parmesan）和盖里·佑赫（Gary Yohe）以惊人的毅力收集了大量这类民间记录，范围涵盖1598个物种。两人对这个庞大的数据库进行了"元分析"（Meta-analysis），这是一种对来自不同研究的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的统计工具，是数学界公认的进行这类研究的最佳分析方法。结果显示，其中有59%的物种都表现出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某种程度的改变和适应。 两人把分析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03年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地证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两人甚至计算了这种影响的程度：物种的栖息地每10年向极地方向移动6.1公里，向高山上移动6.1米（海拔），每年开春后物种复苏的时间每10年提前2.3天。 这样的速度看起来很缓慢，但如果移动的路径被挡住，麻烦就来了。墨西哥北部有一种斑蝶（Checkspot Butterfly），近年来其栖息地一直在向北移动。但当它们迁移到美墨边境时却继续不下去了，因为那边是美国第七大城市圣地亚哥，繁华的城市挡住了它们迁移的路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人类不帮忙的话，这种蝴蝶活不过本世纪就将灭绝。 如果所有物种都一起改变，问题也许还没那么严重。但是不同物种应对温度变化的能力有所不同，麻烦就来了。北半球有一种蛾子（学名Operopthera brumata），其幼虫只能吃新生橡树叶，因为只有新生的叶子才足够软，大了就硬了，蛾子嚼不动。于是，经过多年的进化，这种蛾子每年春天孵化，正好赶上橡树发芽。实验证明，蛾子是依靠温度感知春天来临的，而橡树则是根据上一个冬天寒冷日子的天数来决定发芽的时间。全球变暖让北半球的春天来得越来越早，蛾子幼虫感受到了温度变化，从卵中钻了出来，可橡树只计算了上一个冬天最冷的那几天的天数，全球气候变化暂时还未影响到这个数字，于是它们仍然按兵不动。刚刚孵化出来的蛾子幼虫没有树叶吃，坚持不了两天就得饿死。蛾子种群数量的下降已经开始影响到鸟类的生存了，因为很多种鸟类靠吃蛾子幼虫为生。 爬行类动物面临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很多爬行动物的性别比是由温度决定的。有一种美国鳄鱼，如果孵化温度在32°C以上，孵出来的幼仔就都是雄性的，如果低于31°C，则全部变为雌性。还有一种热带彩龟（学名Chrysemys picta）也是如此，其幼仔的性别比例也是由孵化时的环境温度所决定的。研究表明，这种彩龟的性别比已经受到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生物学家预计，如果冬季气温再上升一点点的话，新生彩龟将全部是雌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进化的力量一定会让班蝶慢慢适应高温，让蛾子慢慢改变孵化时间，或者让爬行动物调整性别决定的阈值，这个说法没错，但进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发生的，需要漫长的过程。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问题是它发生的速度太快了，许多物种还没等适应就会被消灭。 |
| Posted: 28 May 2010 10:58 AM PDT 有的传媒说张永和 (Yung Ho Chang) 是"狂人"，但他给我的感觉一点不"狂"，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不过，他的自信却给我很深的印象。  玻璃墙上贴着张永和的英文名字 （照片由张永和提供） 2005年美国建筑学重镇麻省理工学院聘请张永和为该校教授并担任建筑系系主任 (Professor and Head of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MIT)，使他成为在美国著名大学担任系主任职务的少数几位中国大陆学者之一，引起传媒的普遍重视以及广泛报道。此前在大陆建筑界只要提起"非常建筑"，人们必然会想到他，他也在海外得过各种建筑设计大奖，名声不小。 张永和教授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考入原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现东南大学) ，大学没有读完，便于81年赴美自费留学。先是在保尔州立大学 (Ball State University) 拿了一个学士学位，接着去加大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读硕士，获得建筑硕士学位。 他考大学时，本来最想读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喜欢画油画，但自觉水平太差，一定考不取，所以才听从父亲张开济的建议，改学建筑设计。张开济是著名建筑师，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天安门观礼台、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等建筑的设计便出自他手。 张永和出生在北京，祖籍杭州，母亲是无锡人。当我问起他是哪里人时，他好像自己也不怎么确定。他说从小生长在北京，应该算是北京人，不过父母都是南方人，所以南方文化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我想他到南京工学院读书，也许与文化基因有关。他到美国读书，先是在保尔州立大学，这是美国典型的中西部大学，位于印第安纳州 (Indiana)的Muncie，那里是一派乡村田园风光。张永和来到这里读书，不但面临文化间的巨大差异，还要面对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反差，加上孤身一人，日子十分难过。好在他很快完成学业，由于他的哥哥在伯克利读书，他就申请去伯克利，兄弟两人在一起，总比一人孤单在外要好。想不到伯克利录取了他，他的哥哥却去了耶鲁读书，结果还是一人。但伯克利毕竟比较热闹，有城市生活的味道，与保尔州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我认识不少从大陆台湾香港来美国定居的朋友，大部分人抱怨最多的是美国的城市生活不方便，虽然环境好，出入有车，公路交通发达，但总觉得是生活在乡下。即使生活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也还是觉得没有生活在北京上海台北香港方便。这些人自称是"城市人"。我觉得张永和教授也是属于"城市人"，他念念不忘的是半夜三更肚子饿了可以到街边买一碗热乎乎的汤面；烦了可以在街上走走，随时遇上个熟人聊聊天；购物则是一种享受。在我与他的交谈中，他多次提到"宜居城市"这个词。他对"宜居城市"的描述，根据我的理解，就是一要生活方便，二要环保节能，三要能环境优美更好。  张永和 不像"狂人" （照片由张永和提供） 说到生活方便，他以东京的24小时便利店以及巴黎地铁为例，说明城市购物网点和交通网络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人在东京或巴黎，只要步行几百公尺，一定可以找到便利店或地铁站，解决一般的日常需要。而需要以车代步的城市，不算宜居城市。他觉得工作、生活、商业有机结合在一起是理想的宜居模式。他认为纽约是全美最宜居城市，尤其是曼哈顿，生活工作购物都很方便。他也喜欢东京、香港与台北等城市的宜居程度。 张永和教授说上海的浦东与现在的北京就不合宜居标准，路越造越宽，高楼大厦都是封闭式小区，不利生活。他指中国大陆城市建筑太重视单个户型，而不重视城市整体规划发展。每个人的家都布置得很舒服，回到家里关起门来是一种享受，但出了门，走到街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出行购物不便，交通混乱，还伴随着空气、噪音以及视觉污染。 说到节能，张永和教授说最近这些年各种建筑新材料层出不穷，新的科技也不断涌现，建筑设计就要适应与把握这些新动态。他比较北大建筑教学与MIT教学的区别，指出中国学建筑的学生常常不知道材料与技术对建筑的重要，而MIT的学生则有机会接触到最前沿的建筑技术。 张永和教授对美国的建筑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MIT的建筑系成立于1865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建筑系，在美国建筑界影响很大。以前这个系的建筑设计实力很强，但最近二十年来设计转弱，重理论不重实际，重形而上不重形而下。他应聘担任系主任后，通过五年的时间，将这股风气扭转了过来，新聘了10多位教师，约占全职教师总数的40%多。现在MIT的建筑设计，又是全美最强的之一。 85 年毕业后张永和到保尔州立大学执教，此后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伯克利加大、莱斯大学、哈佛大学、同济、北大等学校教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到讲座教授。他也获得过印第安纳州建筑师执照，在美国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过。九十年代回国探亲时，认识也是学建筑出身的鲁力佳。张永和八十年代初出国留学，毕业后又在美国教书，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无疑是钻石王老五，想必为他牵线介绍或主动追求他的"美眉"一定不少，他与鲁力佳擦出爱情火花，说明鲁力佳有过人之处。果然此后在事业上，鲁力佳全力配合夫婿，从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到决定回国工作再去MIT教书，夫唱妇随，十分和谐。 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与波士顿一河之隔。从宜居城市的角度来说，波士顿显然高剑桥一头。所以，张永和选择住在波士顿，身体力行他的"宜居"理念。 相关博文 |
| Posted: 28 May 2010 11:13 AM PDT  供放在尊者达赖喇嘛加持过的纯银灯盏上的蜡烛，为5月28日点燃。 照片上，是僧侣们火葬地震遇难者并修法超度亡灵的情景。 中阴49日，为走在轮回之路的遇难者们，每日供灯……  |
| Posted: 28 May 2010 08:14 AM PDT 看到本田南海员工罢工的消息，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假如富士康员工也能罢工的话，那还会有12连跳么？ 我个人极不认同当前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持的"心理暗示"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一个人心理健康，看到其他人自杀，他会去效仿么？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杀者自杀前的心理疾病是如何生成的。 我不否认，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具体到富士康事件上，工作单调枯燥、待遇很低、没有私人空间、离乡背井身边都是熟悉的陌生人等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但是，不妨反向推导一下：如果在富士康，平时有工会倾听工人的苦恼，关键时刻能够帮助工人维权，那么工人们的心理状况是不是会好一些，是不是可以避免走极端呢？ 可惜的是，据报道称，富士康的工会主席是大老板郭台铭的秘书。显然这个秘书领导的工会是不会站在工人这边的。由此不难理解，在富士康事件中，外界没有听到其工会的任何声音。 岂止是听不见富士康工会的声音，深圳市工会、广东省工会以及全总，都保持了令人吃惊的缄默。 其实，一切都很正常。早在2001年，当全国掀起在非公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运动时，当时还在《南风窗》效力的我去访问广东省工会相关负责人，在其后的《新建工会冲击波》报道中录用了他的一段话：现在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发达，吸纳的工人那么多，国际国内形势又那么复杂，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輪功"一直在与我们争夺群众，你不去组织群众，有人会去组织，他们自己也会组织起来，那样就会威胁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去组织他们，起到"凝聚群众，占领阵地"的作用。http://mlcool.hp.infoseek.co.jp/html/1123.htm 一语道破天机。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发现，在非公企业里推行设立工会的运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而是出于稳定的政治目的。 在此政治目的之外，地方政府为追求GDP而对资本的"逢迎屈就"，更使得弱势工人面对强势资本时，无所凭籍。工会不但不会站在工人一边，还会帮助老板组织好生产。 有一种似是而非却流行甚广的说法，值得仔细推敲。有些人说，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能维持低工资的生产成本，那么外来资本就会弃中国而去，转向越南等地。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就我目力所及，我没有看到详细的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能够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 据报道，郭台铭在5月26日的记者会上说要将员工的基本工资上调20％，证明富士康是有能力提升工资的，同时暗示之前的工资太低了。 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有些人说，这是中国必经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期也同样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是21世纪，关于人的权利的认识已非几百年前所能相比。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观。难道在今天，我们还能容忍丛林法则，习惯于弱肉强食？ 还有人为富士康被冠以"血汗工厂"鸣不平，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比许多小型私企强多了。 其实，"血汗工厂"不一定是像黑砖窑一样，很多企业如富士康一样，有宽敞明亮的厂房，但工人们都是长时间工作，低薪酬，没有劳工权利，特别是没有独立申诉渠道。 在这次美国表示将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正在北京访问的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表示欧盟仍未考虑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布泽克在采访时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欧盟的认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即中国还没有"施行（implement）"一些法律法规。 他在讲话中提及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序言说："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中国政府虽然于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但并没有在国内执行它。因为联合国政治权利公约属于国际法，中国一旦批准这个公约后，就会面临着作为国际法的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国内法的关系问题。 在此，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得向布泽克先生表达一下我的敬意，并顶着"卖国"的嫌疑坚决支持欧盟的决定！ 在"12连跳"的悲剧上，我不想简单地责难富士康，但坚决不同意郭台铭所言的"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工厂管理并无问题"。随后深圳市政府所说的"富士康管理文化使问题情绪叠加"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郭的说法。 中央调查组已入驻富士康。据消息称，是次调查组将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富士康企业用工现状，富士康的企业管理模式与劳资关系将是调研的重点。 消息还透露，于2006年成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只是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富士康的工会组织，并未实现企业内部建会。 我对调查组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世界500强之一的富士康是台企，事关统战大局，有关部门能否痛下决心，值得继续观察。 总之，如果不还富士康员工真正的工会组织，不允许他们有集体罢工的权利，那么一时的权力介入，一时的政策调整，并不能改变劳方和资本的悬殊地位。 最后，我希望中央调查组将眼光放宽些，富士康只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一个标本而已，在珠三角，在长三角，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很多个"富士康"。如果要兑现"让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承诺，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 章文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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