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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生态中的正在流行的图书节
- 《美国参考》刊发克林顿国务卿外交政策讲话全文
- 选举的互联网策略新体验
- 艾晓明：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续）
- 《我爱你妈妈》：一个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女孩的故事
- 請對大系收生公平一點—港大的大系收生經驗
- 2010年09月10日糗事TOP10
- 吕江波案庭审结束，均不承认是“黑社会”
- 選舉的互聯網策略新體驗
- A Dastardly Clever Scheme
- 商业周刊：要是中国更像日本……
- 过一个安静的周末
- 微博捉奸的经济学分析
- 工具理性批判---关于南周世博报道批判的批判
- 左右为难的乔姆斯基
- 棉花战争
- 关于杨支柱卖身的一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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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11:59 AM PDT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爱丁堡图书节 为《新京报》写的《图书节正在流行》 在爱丁堡艺术节期间同时举办的几个艺术节中，从上座率来说，最成功的其实是爱丁堡图书节（book festival，与其翻译为"书展"，我更倾向于将它译为"图书节"）。这个世界最大的图书节，在两周多时间内举办超过700场讲座和活动，上座率能达 80%，我今年参加了十多个讲座，大部分都坐得满满的。 爱丁堡图书节的兴旺，不是孤立的现象，近二十年来，英国各地的图书节(literary festival)活动越办越多，全年有近200个，观众的兴趣也有增无减，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图书节，又称读书节或文学节，起源于一种简单的、大概从图书出版以来就存在的活动：作者与读者见面，作者谈一下写作动机，读一点作品片段，回答读者的提问。把许多作者召集起来办成图书节，是从二战之后的1946年在英国南部温泉小镇切尔腾纳姆(Cheltenham)开始的，现在切尔腾纳姆文学节 (Cheltenham Literature Festival)已经是英国三大图书节之一。 图书节并不一定要在大城市举行，与爱丁堡和切尔腾纳姆齐名的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 of Literature & Arts)在威尔士小镇海伊(Hay-on-Wye)举行，那里只有不到两千居民，却有超过三十家书店，是真正的书香之地。 图书节的大受欢迎，说明读书文化依然强盛。图书节上虽然时而有"明星作家"、畅销书作者现身，但大部分还是严肃读物或是"文学小说"的作者，照样备受欢迎。根据我的观察，现场观众中不乏认真的读者，有强烈的观点，会提出尖锐的问题。对于这些作者来说，参加图书节是难得的曝光与交流的机会。去年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曾花了4个月时间巡回世界各地参加图书节宣传小说《洪荒年代》(The Year of the Flood)，起点就是爱丁堡。 图书节这种环境，对作者有了新的要求。如果作者不习惯面对面交流，或是认为自己的思想精华都在书中，读者认真看书即可，何必还要对话，那么就非常不利了。这种形式其实是逼着作家同时变成演说家，与本来是独自完成、几乎是自我封闭的写作活动格格不入，不是每个作者都能适应这种转变。 但也有人如鱼得水，把讲座升华成表演。今年我参加的最精彩的一场讲座，是由《卧底经济学》作者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主讲，宣传他的新书《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整个讲座妙趣横生，富有喜剧效果，观众听得津津有味。 图书节的受欢迎程度，与近年来现场音乐会的流行有相似之处。在书评民主化的今天，读者似乎比过去更愿意走近作者。然而出售门票可以成为音乐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参加图书节的作者主要还只是赚个人气。与图书节的红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出版业在网络阅读和折价售书冲击下的艰难处境。图书节是爱书人的盛宴，但若希望它能改善出版业的生态环境，恐怕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原文链接： http://taohuawu.net/2010/09/08/literary-festivals/ newlight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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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1:03 PM PDT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9月8日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强调解决当今的外交政策问题必须从地区和全球角度思考，看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利益之间的交织和联系，指出美国必须坚持多边外交并发挥领导作用。 克林顿国务卿结合当前形势，阐述了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战略步骤：首先是求助于最亲密的盟友；其次是帮助开发发展中国家伙伴的能力；第三是深化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有影响力国家的接触；第四是重新践行美国的承诺，在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西半球的关系中担当积极的领导者；第五是与全球的各类机构重新接触，致力于促进这些机构的现代化；第六是支持和捍卫《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包含的普世价值。 请点击链接阅读这篇重要讲话的中译文：克林顿国务卿发表外交政策讲话 |
| Posted: 10 Sep 2010 10:27 AM PDT 作者：莫乃光 | 评论(0) | 标签:香港, 选举, 区议会, 社交网络,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截稿前香港刚又再进行了另一次区议会补选，笔者也有参与助选。这次助选的经验中，又令笔者对在选举中使用互联网及新媒体，有了新的体验。的確，在一次单一选区进行补选，在非全港性情况下，是次的经验未必可当作普遍性参考。不过相反在资源相对集中情况下，一些策略的效用却相对明显。 过去一般政党和候选人的选举拉票活动中，要把选民拉出来投票，在希望他们投给自己一方，尤其在选举当日可做的事，不外乎在禁止拉票区外佔据有利位置挥手吶喊和打电话催票。奈何候选人未必有很多选民的个人资料，非公共屋苑多数不让候选人洗楼，候选人都会感到颇为无奈。 於是，笔者在今次助选中发现，原来互联网和新媒体在选举日和之前一两天的最后关头，是可能发挥重要影响和效用的。虽然近年在香港的各级选举中，候选人设置选举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等，都已经成为指定动作，但原来在最后关头的网络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甚么渠道？在香港，最多用户使用的社交网络平台还是 Facebook，之前在 516 立法会补选中发现，除了 Facebook，甚至在 Twitter 和新浪微博的催票讯息都极多，相信对年青八十、九十后会发挥到愈来愈大的作用。不过这次因为始终补选不是全港性举行，微博没有发挥到如 516 的效果，但突出了的却是视频录影，上载在 YouTube 再透过 Facebook 分享的 Video！ 在选举前一天起，双方已经利用 YouTube 视频片段，爭取把讯息传递出去：不论说是正面或负面的讯息，甚至是抹黑，或者对敌方抹黑的澄清。在这么关键的最后一刻，视频片段是最直接、最有感染力的，正所谓映像真的可以说出千言万语！所以好的准备是最重要的：数码相机或录像机不需要很高质素，最重要是易用和可方便快速把片段上网，每个「行动小队」都要拥有，把即时发生，尤其对手的犯规情况（在安全情形下）拍下！数码相机或录像机的储存卡容量要够大，还要充足电！ 无线上网也是必须的重要工具，最好预备借用多几个无线上网的 USB 数据器，或 3G 转 Wi-Fi 的流动数据机。因可能要在现场上载资料，包括可能有档案很大的视频片段，要多预备几部笔记型电脑。对不起，iPad 够型，但不支援外置储存，不方便，还是储足了电甚至有后备电池的笔记型电脑才成。不过笔者觉得现场最大问题，仍然是透过 3G 流动网络上载的速度太慢，全城 Wi-Fi 或 WiMAX 真是「要到用时方恨无」！ 但始终不能在选举现场（如选区的街上），把所有工作以流动通讯完成，所以笔者建议还要在选区內或附近设立一个网络统筹中心，有一至多名熟识社交网络人员主理，决定打出甚么讯息，和根据法例申报属於选举广告的內容，参与网上的討论，监察和匯报网上民意动向。若这是个全港性的选举，如区议会或立法会选举，这中心人手就要更多，和有足够电脑网络保安准备，以防有人在重要关头恶意攻击。 或许你会问，这样做有甚么用？这恐怕无人能確定，但一如选举中其他动作，例如企在街上招手，也很难量化效果，候选人是否又够胆不做？但网上讯息传播可以极快，更重要的是可吸引到传统传媒的注意和报道，从而令影响倍增！明年区议会选举，网上的竞爭將会很激烈，且看政党会怎样部署，对选情和结果有多少影响！ 刊载於《Hitech》 2010年９月7日 http://charlesmok.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09.html 莫乃光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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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9:27 AM PDT  作者：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转型, 艾晓明, 演讲, 视频, 影像 不说废话，只做个说明。 艾晓明的公民社会演讲已经发布的有第28集，本次发布的是第28集的后续部分，而这一部分似乎更长。本集里艾晓明着重讲述了公民影像记录实务。尤其宝贵的是艾晓明以其亲历实践所获心得，结合了近些年在中国社会涌现出的优秀公民影像记录者的工作实例做了独到分析，我听后深感受益！ 由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数码产品的使用耗材成本很低，以至可以反复利用，致使当前摄像技术的平民化利用迅速普及。尤其是手机的拍摄功能，这些都将导致公民随时随地记录行动的愈发普及。当然我们所说摄像并非庙堂专业，而现实中我们生活的需要往往更多的是急需记录第一，画质其次（当然两者兼顾最好）。比如在维权现场；比如在事故突发一刻；比如自然景观瞬间即逝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事件发生地的每个个人担当如此道义。君不见，就连专业媒体不是也时常使用现场搜集而来的"非正常拍摄"吗？在没有真实现场录像的情况下，其实你的"非正常"就是唯一的正常。 公民们，让我们人人拿起手中机器，记录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 视频地址在这里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74695801.html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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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12:30 PM PDT 自从1992年中国开放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以来，已有超过七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领养，他们在美国家庭的生活，不但改变了一生，也影响了领养家庭以及领养家庭所在的社区、学校，通过领养中国儿童，更多的美国人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中国元素通过这些孩童融入了美国家庭与社区，可以说，这几万个领养家庭以及中国儿童，就是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理解与友好的民间大使。  唐娜第一次见到菲丝 （PBS） 8月底公共电视台（PBS）播放了一部得奖纪录片《我爱你妈妈》"Wo Ai Ni (I Love You) Mommy"，这部纪录片以白描手法纪述了一个美国家庭领养8岁中国女孩的过程，内容真实感人，这是几万个领养家庭的真实写照之一。该片不但使人们看到美中文化的差别，也使人们看到美国家庭与中国家庭的共通之处。 家住纽约长岛的唐娜和她的丈夫杰夫有两个亲生儿子：贾森15岁，贾德12岁。他们两年前已经领养了一个中国小女孩妲拉，在妲拉3岁的时候，他们决定再领养一个中国女孩。由于妲拉希望保持家中老幺的地位，唐娜与杰夫尊重孩子的想法，决定给妲拉领回一个姐姐。他们通过中国广东的政府领养机构，到广州领回一个8岁的女孩芳穗泳(这个弃婴是在广州芳村区一个停车场发现的，按惯例，在哪个地方找到的，就以那个地方的地名取姓名)。唐娜给这个新女儿取名菲丝（Faith），与其他人领养婴孩不同的是，菲丝已经8岁，早已懂得人事，所以菲丝接受新家庭、新父母有更多的困难。纪录片在这方面着墨很多，描写唐娜和丈夫杰夫如何以爱心接纳菲丝，菲丝又是如何度过最困难的适应期，成为唐娜和杰夫的可爱女儿的。 纪录片中的几个镜头值得一提： 镜头一：当唐娜到广东领养菲丝，看到菲丝与负责临时抚养她的中国寄养父母关系很好时，问中国寄养父母为何要让菲丝被外国人领养？寄养父母回答说，因为菲丝身体有缺陷，将来大了找工作不易，会受歧视，还是出国比较好。看到这里，我想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许倬云的事。许倬云从小身体残疾，  唐娜一家在机场迎接菲丝 （PBS） 不良于行，他功成名就后说，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到了美国，美国社会不但不歧视残疾人，还在各个方面尽量照顾残疾人，给残疾人提供许多学习上、生活上的优惠、便利与帮助，使得他有机会上大学深造，这才有了如今的一些成就。 镜头二：唐娜带着菲丝回到旅馆后，替菲丝脱衣服，脱了一件外套后，里面还有毛线衣，等到脱掉毛线衣后，里面还有一件毛线衣，唐娜大笑说，乖乖，你究竟穿了多少衣服啊？接下来的镜头是唐娜带着菲丝去与她的寄养父母一家道别，她的寄养母亲一见面就拉着菲丝的手说，你穿得这么少，不冷吗？这两个镜头，一下就将美中在穿衣服方面的文化差别点了出来（在穿着方面，美中间的差异实在不小，比如中国的服装喜欢多彩多色，美国的服装更重简洁搭配；中国男性在夏天喜欢穿短袖衬衫，我在电视中看到穿短袖衬衫并打领带的官员白领很普遍，但美国的官员白领极少有人穿短袖衬衫，更不要说配领带了）。 镜头三：当唐娜带着菲丝到新学校报到后回家时，菲丝手捧着一大堆课本走下车，赖在地上不走，唐娜坚持要菲丝自己将课本拿回家，菲丝说太重了，我拿不动，并将课本丢在地上。唐娜显得很生气，但当她发现原来菲丝的手有毛病，拿不动较重的东西时，深感自己的不对，连着对菲丝说对不起。看到这个场景时，我觉得美国父母与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上的确有不同，一般的情况下，孩子如果嫌书本重，中国父母一定赶快替孩子拿书本，不大可能如唐娜般一定要孩子自己拿。  菲丝与寄养父母一家 （PBS） 镜头四 ：菲丝在唐娜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英文大大长进，当她过春节时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寄养父母一家通电话时，已经不大会说中文了，看着她有口难言的情景，既为她高兴又为她难过，高兴的是她很快就适应了在美国的新生活，难过的是她这么快就忘了母语。 镜头五 ：在唐娜一家举行的一次盛大聚会上，菲丝穿着盛装跳着优美的舞蹈，在众亲好友的欢呼下被抛向半空。看着唐娜笑得那么开心，使人深深感到即使没有血缘关系，母爱一样伟大。 根据公共电视网的统计，2009年美国公民从106个国家领养了一万三千名儿童，其中中国占23%，埃塞俄比亚占18%，俄罗斯占12%，南韩占8%，危地马拉占6%。由于领养中国儿童的家庭增多，许多家庭自发组织起来，互相之间提供信息及建立家庭支持网络，目前有超过100个这样的组织。其中 "有中国孩子的家庭"（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 FCC）是比较大的全国性组织。从中国领养儿童的费用估计在两万至两万五千美元之间。 点击以下网址可以观看《我爱你妈妈》： http://www.pbs.org/pov/woainimommy/watc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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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12:12 PM PDT 在三三四迫近，加上各校要上繳7.5%學額的惡策威脅下，中大各嶺大均有著各自的大系收生構思，而兩校的同學均各自表達了可預計的反對(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501631609324&id=798387346 / http://inmediahk.net/node/1008173)。在討論之前，必須強調，任何單純由上至下尤如聖旨般加諸於人，並沒有持份者參與的改革，均沒有直接支持的理由。然而，若果將漠視民意的反對，直接過戶至反對大類收生，則未免過於粗疏。 港大的情況 港大的大類招生，可考至實施學分制之時，文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已經先行轉為按學院招生。在這種制度下，非專業類學位的招生是大部份是按學院進行的。即是說，港大文學士可以自由選擇最少任何一個文學院內的主修科目作為主修—諸如中文，比較文學，音樂等。然而，和其它大學不同，港大的主副修制度幾乎是學院主導。理論上，一個文學院學生可以根據一年級修讀課程的經驗，在第二學年開始時選擇主修組合，但這個組合並不是最後答案，理論上直至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仍然可以改變這個組合。其它學院亦有類似做法，而工科更因課程繁重，一般而言一年級下學期就應決定主修，以免提早大學三改四，但基本原理亦相當接近。 在港大的制度下，只需要48(新學年起是54)學分即可完成一主修科，加上一般最少6學分的先修/初級課程，要完成一個主修最少要54(60)學分。一般而言，港大學生每年需修60學分，畢業需180學分，亦即一個主修理論上可以在一年的學習份量內完成，因此有其它院校的人質疑港大的課程並不專業。但亦在這過輕的課程負擔下，港大的同學幾乎是能雙主修就雙主修(或主修加雙副修)，亦令一些奇怪(甚至是文理混合)的課程組合得以成立。 在繼續討論之前，應先強調兩點。一是，對於音樂這些要求特殊的科目，雖然沒有獨立的課程編號，但文學士確是每年預留數十個學位予這些專材，而其它人亦可因應興趣而主修音樂(或選修音樂課程)；二是，港大的專業科目之間，以及與非專業科目之間，都是分開的—比如，工科之間的確可以互轉，但怎樣轉也只是工科，社工系亦不能輕易地轉出轉入，而主修法律系亦不能突然變成主修護理系。當然，社工社政絕對可以選作主修，對社會科學學士學生而言更是可以當作唯一的主修，但這並不代表他具備當社工的資格。 前面說過，這套大類招生是以學院為單位的。也就是說，UGC方面只會看到文學士，理學士一類的大類，而在資源的編配上，基本上也是以學院為單位的，然後再在學院下細分至每一教學單位。在這以下的細分，並不常見以學生人數決定資源多寡的做法。主要原因，乃大學根本沒有方法準確預估課程有多少人報讀，在教職的分配不能過度保守，而在副教授以上的教職，則易請難送。。在這種模式下，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學系改組的情形雖然在轉換模式的早年出現，但很快就穩定下來，而曾經製造恐慌的文學院十一轉五大改組，雖然被指有抬舉語文，矮化人文學科之嫌，但結果也只是出現政治層面上的大地震，在教學方面的影響實屬輕微。整體而言，並未有看到很明顯有系統的從上而下陰乾某一些學系的情況。 至於之前被預測會出現的大系恆大情況亦非嚴重。比較文學系這類外間看來的「冷門科目」，更竟然能在沒有一名正教授的情況下創出文學院人文學系第二多人主修的成績；反之之前出現的語文/經濟假文學士猜測，亦因為不少文科出身的同學在第一年的基礎課程外的成績證明自己根本無力分心應付兩條不同模式的戰線，而未見十分流行。 又或，以往長期佔工科聯招榜末的工業工程類，在大類收生之下反倒成了商業概念股而得到重生。倒過來說，有自己聯招編號的科目，比如自稱哲學電腦語言心理四類皆涉，實質四個(除哲學外)不算小的學系各出課程的上一代概念科目認知科學，卻因定位模糊，淪為港大後補入場券，終歸不單沒有自己的科目號碼，更被削至連當第一主修的資格也沒有。可見大類收生雖然會加速學系的市場經濟化，但亦因此令不少學科找到其出路，反而因此變成了為興趣而修的第二主修。 雖然，在理學士那邊卻出現統計或風險管理學一類的概念股主修，修讀人數—最少在被教授有系統地以派D的方式「告誡」學生，即使同學願意在拿D下堅持主修，他們根本沒有能力負擔教授如此大量學生之前—亦屢創新高，這或許可以被視作個別事件。但反而言之，若果沒有這一個自由選科的制度，同學亦未必有機會說服自己未必是讀偽精算科目的材料，又或原來唸社會學不論在成績上還是學識上都不是壞事。 那反對大類是為了甚麼？ 反對大類的原因，主要看到無非以下幾點：陰乾細學系，破壞大學團體生活，抬高入學成績，以及架牀疊屋。前者是必須要提防的重點，但不應被視作一個必然的結論；反之，應考慮如何利用四年制的課程長度，使一些對中學課程要求較少的學科能在保有深度之下，成為有意義的副修科甚至第二主修，以保有一個能持續的生存模式，而不是現在單靠UGC/JUPAS硬性分界的保護區模式之下苟延殘喘。 第二點的說法是，一些小學系的同學，因為經常一起上課，往往關係非常親密。而大類將會令這些同學各散東西，零散如自助餐的課亦無助同學建立有持續性的關係。這個說法我實在很有保留。首先，這並不是大類收生與否的問題。若果在新學制的三年級不准改主修的話，那基本上同系的同學還是得在一塊上課。再者，即使能隨便修改主修，亦不代表每一個同學的選課就一定如自助餐。他們除了自助餐成份以外，亦必須選擇一些專屬每學科的核心課程。這些課程一方面為滿足主修之所要求，而實質作用上則為提供整個主修不可或缺的知識及經驗。同學之間的關係往往就在這些不時「日對夜對」的情形下產生。再者，現在一些有數百人之巨的主修，無論有沒有大類收生，除非放棄學分制，固定分班，否則在不同的課程之間人物組合往往大兜亂，亦不見得能建立甚麼關係。整個問題的重點反而在於一年級的學生對其將有之主修有多少歸屬感；當然，在舍堂本位現象橫行的港大，港大學生往往以先以某舍堂人自居之時，我們實在無法準確量度兩種制度下的歸屬感會有多少差別。然而，以我與上莊階層接觸的經驗，即使明顯道理在他們一邊，院會獲取同學支持的能力往往難以與學術(諸如系)會相比擬，亦可以說明，以系作界別的團體仍會有其獨特認受性，即使在大類收生下仍有其生存空間。我想，任何學生團體的意義，均不可以單以先驗方法驗證。 抬高入學成績的說法更是無從說起。誠言，對於各大學不停開一些學位稀少，而又極容易吸引同學選擇的科目以吸引拔尖，內地生或非聯招學生的做法我是相當的不贊成。然而，現在的情況是，的確有一些科目因為作為單一主修實在極不吸引，收生統計走勢一直偏弱。大類收生的確會因這些科目消失，做成收生成績看似抬高的現象。但這現象實質並不存在。只要大學學額的數目不變，無論這些學額如何分割，最後也會有同樣的人數進大學，看到的收生成績上升，其實也只是統計學上無法反映這些成績較極端的同學，以及中下游學生因有機會依大類入讀理想課程而放棄出國，留港就讀的反映。撇除這些，整體入學成績是不變的。當然現時的市場資訊並不完整，但強迫任何學生作市場資訊不完整的犧牲品(又或因此決定出國)，似乎並非大學學生會作風。只會有在一些學系真的很冷門，只有一個特定群體的學生選擇，才會令這些學系在資訊完整的情況在大類之下，有一群同學被成績較高者取代；但若果這學系是如此另類，則絕非大類收生的好試點，他們應該要有另外一套收生機制取錄(比如前述的港大的音樂專材)，但反過來說這套機制亦不應成為阻止學生選擇主修這些科目的阻礙。 第四點的確有可議之處。某程度上，中大以往的自由轉系，疑似出現大類收生的效果。但論者忽略一點，以往的轉系是在UGC各科之間互轉，由於錢不得不跟人走，每年的轉系人數，其實往往就是各系損失收入的反映。這種互轉之中增加的，當然是行政上的費用。再者，真的是自由轉系的話，為甚麼那些經常感威脅的文研，人類學，藝術，音樂，並沒有出現轉系逃亡潮？一是他們本身喜歡這些學科(最少認為這些學科有價值)，一是根本沒有所謂自由轉系。前者的話，亦即代表這些學系並不會如此輕易無人修讀，被陰乾至死的說法亦不易自圓其說。 結論 我們可以看到，大類收生並不如某些學生領袖所言般邪惡。相反，在三三四學制下，多出來的時間似乎更能方便學生去作自由選擇雙主修時，仍然能夠基本上保持現有主修的分量，從而令某些難以輕言為第一主修的學科得到新的生存空間。 可是學生領袖卻選了反對。 當然，如一開始所述，我們必須鮮明反對黑箱作業。但是我們要反對的是黑箱作業，要求更多的討論以得出一個各方均接受甚至同意的方案。而不是反對其得出的結果。反之，我敢肯定，若果中大以黑箱作業的模式，將各系的固有的雙學位課程如港大般逐個拆出來，亦會引來相關人等要求維持「大類收生」，反對拆細課程。 與其說校方強推大類招生，我們可不可以回贈一句，學生會也在條件反射地，盲目反對大類招生？ 我們在討論公共政策時，往往是選擇了將問題本質化去處理。問題是，達到答案的過程邪惡，是否代表答案亦必然邪惡？這套為反對而反對的思考模式，恕我無法苟同。結果就是一如以往，雙方根本再找不到互信的空間，討論又從何說起？再批評政策兩極化，公共空間的發展停滯亦無補於事了，因為你已不知不覺的成為了幫兇。 |
| Posted: 09 Sep 2010 09:00 AM PDT 我是一名中学老师，今天教室节，所以放假，刚打开农场，发现我的菜一个都没被偷掉，感觉很不对，逐打开消息，看到很多留言，"李老师，今天教师节，我就不偷你菜了…"这群孩子还真是尊师重道啊。 老师农场有特权 高中时打开水要到开水房，地方小，人巨多。（离厕所比较近）装满开水的暖瓶受到碰撞是会"嘣"的一声爆 的。以上为背景－－－－－黑线－－－－话说有次我（本人男）和一女同学a去打开水，我们好不容易接完水（我挤进去她在外接应），a想去厕所，刚把暖瓶放下就被人群里挤出来的一哥们（下称B）踢到了。是的，暖瓶爆了。于是他们俩开始了关于赔偿问题的争论：a要求全赔，理由很简单他踢爆的；b要求赔一半，理由是a暖瓶放的不是地方。我在一边观望（a很BH不用帮忙的）。由于b太不绅士了，五分钟后无果。看的a表情我知道她要爆发了 "好吧，一半就一半" 怎么这样呢，这不是a的作风啊， "我买的29你给14算了" 然后b像打了胜仗似的给钱得意的走了。留下目瞪口呆的我和面带坏笑的a 后来我们用这14块钱买了个暖瓶和两个冰淇淋。 一半的钱=一个暖瓶+两个冰淇淋 大概3、4岁时，比我大的小孩用手盖住鸡屎，让我打他手，我一掌拍下，他的手当然抽走了，于是我一手鸡屎回家挨骂了；心有不甘，想用这招骗两三岁的小小孩，结果规则还没说完肉乎乎的小手就拍我手背上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明天司考，特来攒RP，求过。 ～～～～～司考通过的婚割线～～～～～ 话说我大学有一很帅的损友，大学四年惯例了无数CJ或不CJ的女性，战果颇丰。某日，我向其讨教，酒过三巡，该帅锅娓娓道来："每次我上课看到美女，就坐在她后面，然后把手机轻丢在她脚下，管她要手机拨自己号，她把手机捡起来给我…" 我心想：擦，这么俗套？遂打断："然后你就短信调戏之？" "不不不，她们给我手机时都会问：这号是不是你的呀？我只需守株待日。" "要是没问呢？" 他一脸淫笑："她们都会问的～" .......这当然不是gc...... 翌日，效仿之。坐一美女后，放手机，用脚踢到前排。一切顺利耶~~~ 蛋定并稍显羞涩地管美女要来手机，忐忑不安地按下自己的号码...... 咦？？怎么不通啊？？？！！！ 许久...传出一段优美的女声："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 当我蛋疼并无奈地把手机还给美女时，美女睁大了她那双清澈明媚的眼眸，甩过那一头乌黑的齐腰长发，没有说一句话，便留给我一节课的时间来认真端详自己那身首异处的爪机，并细细品味支离破碎的心情。。。 要不帅，要不禁摔。都不占？滚开。 爪机当不容易，求rp找工作养家糊口，求过/////////必须的必\\\\\\\\\\ 昨天寝室哥们刚下一8G高清的《钢铁侠2》，可是没有字幕。我想借来一看，顺便练练听力过6级，他给我传完后就自己玩游戏去了，我听着只觉得有点难，但看角色表情也可以大概知道喜或怒，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哥们玩完过来问我"没自幕能看懂吗？"我正八经的回答："就当练英语听力了~"，哥们黑线了，只见他鼠标右键选音频，然后将原先的German点选成了English后，悄然离去，背影有点内伤。换我黑线… 英语听力 半小时德语配音 看了很久的糗百了，但我只发了一次，而且不知道是否过了，迷啊~~~~ 近日，由于项目紧张筹备上线，本人连续加班未睡，并早早到达客户公司！ 一到客户公司就看见那前台小美女，人长得真漂亮，对视一阵后就上前说明来意并去领工作证，我扑在前台的吧台上，看见美女低头弯腰拿证件给我，而我却盯上了领子里的漂亮的Bar,顿时一内心一阵热浪啊，精神为之振奋…… 这不是什么，g潮是我的口水流了出来，而且此时的美女已经找好证件正递给我呢，那表情大家想象吧,其它这也没啥，我用手往嘴上"淅"的一声就把口水连擦带吸的并说出：小妹妹，你真漂亮…… 美女平淡的给我指路后并递了一杯水给我，我就往办公区走啊…… g潮又来了，"砰"的一声撞上玻璃门了，没反应过来，接着又"砰"的一声撞上了，不知道是我还在想美女的"Bar"还是没睡觉造成的思维不敏捷啊，反正接着又是一声巨响. 小美女屁颠屁颠的跑来说出一句：小哥啊，没见过我这么漂亮的美女吧，流了口水也算了，竟然失了魂似的往死里撞墙。我刚回答说：没。只是她接着话锋一转同时说：今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吗？没空啊，没空算了…… 我有空啊，真的有空！ 有空，没空，流口水 明天有重要考试，急求＆渴求RP…这个真得过… 。。。分嘞个线。。。 话说本人还是幼齿LOLI时，我爹是一枚醉心儿童教育学的有志青年。 一日，我娘削了个苹果给我，我爹露出灰太狼勾引懒羊羊的表情，说：来，给爸爸咬一口。 我满不在乎地举起苹果，满以为他会说女儿好乖啊！你自己吃之类的话。谁知我爹一口下去，咬掉了三分之一个苹果… 我瞬间石化，3秒后嚎啕大哭… 我娘闻声冲出来，我爹一边倍儿香地咀嚼苹果，一边振振有词说，他这是教育孩子，不能吃独食，要懂得共享…BALABALA… 从此，我习惯了吃三分之二只苹果的日子… 。。。背景超长的分嘞个线。。。 又一日，到奶奶家，奶奶削苹果给我，我爹照例拿去咬掉三分之一，当我淡定接回残存部分时，被奶奶看到了…奶奶挥舞着水果刀出来狠狠教训了我爹一顿，大意是怎么能跟自己女儿抢东西吃…骂完气呼呼重新削了一个塞给我… 于是…GC来了… 我端详品貌完整的苹果许久…转身…满脸幸福地举起苹果给我爹：爸爸，你先咬一口吧… 咬一口… 一口… 全家黑线，那天我爹被奶奶说了好久…好久… 这孩子被虐待惯了 我是一个大二学生，光看不发掉人品……背景简单================= 我妹妹今年也考入了我们学校，和我一个专业，正好我今年需要迎接新生，然后我就带着我妹妹去办各种手续，挺麻烦的。一切都顺利解决之后，我带她去寝室（我们理科学校，男女比例7比1，我们这很多男寝室楼，但是只有一个女寝室楼），我正好是早上去的，跟大娘打了招呼我就进去了，平时是都进不来女寝室，但是我是学生会的，大娘也都认识。所以很方便就进来了。我妹妹是506，我糊里糊涂的带她进了406，我一推门，开了……全寝室6个人，好吧……我承认有3个赤裸裸的……然后悲剧发生了，你们懂的。 最近在一遍一遍的写检讨，我很无奈，我很悲剧，但不得不说，我很回味…… 刚刚导员叫了我去，说女寝室丢内衣了……我飙泪了。 丢内衣了， 丢，内衣，了 内衣，丢了…… 我靠~！！！！又不是我…我对灯发誓，我只看了…… 我只看了…… 考上大学时跟我娘软磨硬泡，让她花"重金"给我买了双鞋，十分喜爱，每天都穿。 大二时鞋有些坏了，但对它十分有感情，不想换新的，于是去买了502，打算自行修补一下。 话说那天宿舍只有我一个人，无所事事，拿出502开始粘鞋。可是点背的，怎么挤也挤不出，我想是不是口剪得太小了啊，就把瓶口转向自己仔细观察。偏偏手还没停，继续挤，于是我就看见一束细小的液体HLL地如喷泉般飞向我的眼睛…… 那时年轻，反应比较快，在看到液体喷出的同时迅速地闭上了眼睛，大家都知道502是速干的嘛，然后……我的眼睛就杯具地被粘住，无论如何也睁不开了…… 最后去医院把睫毛全剪了才睁开的 班里一同学，追到女朋友之后去外面租房住了，那女生比他大一届，这学期读研去了，所以他搬回了公寓。 前天下午去外面接他们，发现这俩活宝带回一特可爱的狗狗，回到宿舍后，大家都跑过来逗它玩，拿好东西给它吃。 他女友特得意的说"雄雄跟我们学会了好多东西呢，教它做什么，看两遍就会"，于是一众不相信的人物过来验证，最后发现这是真的～作揖、握手、翻跟头、跳起接东西、装小孩哭的样子等等，齐活，众人啧啧称奇。 后来大家去屋里聊天了，狗狗就在客厅吃东西，在我们正High的时候，狗狗进来了，抱住他女朋友的脚，蹲下，闭上眼睛，身体前前后后… 这也是你们教的？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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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2:53 AM PDT 从今天上午八时半开始，到下午1时40分结束，吕江波等九人涉黑案，连续开庭了五个小时。昨天，从上午八时半开庭，到晚上十时半休庭，中途只有两个小时吃中晚饭时间。庭审结束时，审判长宣布将择日宣判。 我与泉州市张律师为吕江波做的是无罪辩护，吕江波不承认组织领导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对其他八个罪名的指控，他认为与自己无关。其他八个被告人，也不承认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辩护律师同样否认这个指控。 此案是在一个能容纳一百人以上的大法庭进行，吕江波所在的向科任村来了几百村民旁听，但除了家属外，由于拿不到旁听证，村民们只能在外面围观，还曾与保安和警察发生冲突。 公诉机关指控吕江波等人构成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绝大多数是与吕江波工作上有矛盾村民的证人证言。如指控的违法犯罪事实，无非是吕江波不批宅基地，联防队阻拦个别村民建房施工，吕江波强令在国庆六十周年时插国旗，去年"七一"时不报销党员座谈会130元水果钱等，并没有吕江波带领"黑社会性质组织"残害村民的证据。其他的罪行，则是几个被告人收了钱财，有的还破坏了不选举和妨害了公务。 在我的眼中，吕江波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除了吕江波是一个头脑精明之人，其他几个都是一些老实巴交的村民，他们都没有犯罪前科，不是村里的地痞流氓。从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成员并没有牟取到什么经济利益，因此，就把他们担任村委会干部和联防队队员的工资收入，也算作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来源。 在法庭质证和辩论中，公诉方始终回避了非法征用土地的问题，征用科任村一千多亩土地，竟然不经国务院审批，就向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派出所警察随同镇干部到村。由于吕江波和一些村民阻拦才引发"妨害公务"案，公安机关把吕江波带走后，交给市纪委"双规"（吕江波不是党员）。一个多月后，市纪委又将吕江波交回给市公安局。公安机关以其涉嫌妨害公务罪拘留和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涉嫌罪名由一个增加到八个。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指控的罪名由八个变成九个。 吕江波案件，虽然有国内媒体关注过，但一直没有报道出来。今天，泉州的媒体用两个版面作了报道，将官方的说法和民间的说法发表了出来。遗憾的是，可能是出于压力，很多细节没有报道出来，更不敢谈1998年时吕江波向国务院总理举报土地违法问题，以及这起案件引发的背后真正原因。 |
| Posted: 10 Sep 2010 10:40 AM PDT 截稿前香港剛又再進行了另一次區議會補選，筆者也有參與助選。這次助選的經驗中，又令筆者對在選舉中使用互聯網及新媒體，有了新的體驗。的確，在一次單一選區進行補選，在非全港性情況下，是次的經驗未必可當作普遍性參考。不過相反在資源相對集中情況下，一些策略的效用卻相對明顯。 過去一般政黨和候選人的選舉拉票活動中，要把選民拉出來投票，在希望他們投給自己一方，尤其在選舉當日可做的事，不外乎在禁止拉票區外佔據有利位置揮手吶喊和打電話催票。奈何候選人未必有很多選民的個人資料，非公共屋苑多數不讓候選人洗樓，候選人都會感到頗為無奈。 於是，筆者在今次助選中發現，原來互聯網和新媒體在選舉日和之前一兩天的最後關頭，是可能發揮重要影響和效用的。雖然近年在香港的各級選舉中，候選人設置選舉網站和 Facebook 專頁等，都已經成為指定動作，但原來在最後關頭的網絡效應也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甚麼渠道？在香港，最多用戶使用的社交網絡平台還是 Facebook，之前在 516 立法會補選中發現，除了 Facebook，甚至在 Twitter 和新浪微博的催票訊息都極多，相信對年青八十、九十後會發揮到愈來愈大的作用。不過這次因為始終補選不是全港性舉行，微博沒有發揮到如 516 的效果，但突出了的卻是視頻錄影，上載在 YouTube 再透過 Facebook 分享的 Video！ 在選舉前一天起，雙方已經利用 YouTube 視頻片段，爭取把訊息傳遞出去：不論說是正面或負面的訊息，甚至是抹黑，或者對敵方抹黑的澄清。在這麼關鍵的最後一刻，視頻片段是最直接、最有感染力的，正所謂映像真的可以說出千言萬語！所以好的準備是最重要的：數碼相機或錄像機不需要很高質素，最重要是易用和可方便快速把片段上網，每個「行動小隊」都要擁有，把即時發生，尤其對手的犯規情況（在安全情形下）拍下！數碼相機或錄像機的儲存卡容量要夠大，還要充足電！ 無線上網也是必須的重要工具，最好預備借用多幾個無線上網的 USB 數據器，或 3G 轉 Wi-Fi 的流動數據機。因可能要在現場上載資料，包括可能有檔案很大的視頻片段，要多預備幾部筆記型電腦。對不起，iPad 夠型，但不支援外置儲存，不方便，還是儲足了電甚至有後備電池的筆記型電腦才成。不過筆者覺得現場最大問題，仍然是透過 3G 流動網絡上載的速度太慢，全城 Wi-Fi 或 WiMAX 真是「要到用時方恨無」！ 但始終不能在選舉現場（如選區的街上），把所有工作以流動通訊完成，所以筆者建議還要在選區內或附近設立一個網絡統籌中心，有一至多名熟識社交網絡人員主理，決定打出甚麼訊息，和根據法例申報屬於選舉廣告的內容，參與網上的討論，監察和匯報網上民意動向。若這是個全港性的選舉，如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這中心人手就要更多，和有足夠電腦網絡保安準備，以防有人在重要關頭惡意攻擊。 或許你會問，這樣做有甚麼用？這恐怕無人能確定，但一如選舉中其他動作，例如企在街上招手，也很難量化效果，候選人是否又夠膽不做？但網上訊息傳播可以極快，更重要的是可吸引到傳統傳媒的注意和報道，從而令影響倍增！明年區議會選舉，網上的競爭將會很激烈，且看政黨會怎樣部署，對選情和結果有多少影響！ 刊載於《Hitech》 2010年9月9日  |
| Posted: 10 Sep 2010 10:30 AM PDT At a faculty lunch yesterday, I heard about an ingenious scheme used by some universities in New York, where much rental housing is rent controlled. Here are the three key elements, as it was described to me by one of my colleagues: 1. The university buys a rent-controlled building. The purchase price is low, because the existing landlord cannot make much money renting it. 2. The university then rents the apartments to its own senior faculty, who view this as a great perk. In ess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ree-market rent and the controlled rent is a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professor. As a result, the university can reduce the professor's cash compensation by an equivalent amount. The university is effectively earning the market rent for the apartment. 3. But it gets even better. The implicit rental subsidy is a form of non-taxed compensation. Normally, if an employer gives an employee a perk like this, the subsidy is taxable income (unless the perk is deemed a working condition required to do the job, like a hotel manager living in a hotel). But here, the university can claim there is no subsidy: It is only charging what the rent-control law requires. Because of this tax treatment, the implicit subsidy is worth even more to the professor than the equivalent cash compensation. This fact allows the university to reduce the professor's cash compensation by an even greater amount. Thus, the university effectively earns even more than the free-market rent on a real estate investment purchased much lower than the free-market price would have been. In the end, the goal of the rent control laws is thwarted (the low rents are enjoyed by well-paid tenured faculty rather than the needy), the income tax laws are thwarted (a sizable part of compensation is untaxed), and all this is done by a nonprofit institution (the university) whose ostensible purpose is to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
| Posted: 10 Sep 2010 09:40 AM PDT 核心提示：中国正走向日本式的经济崩溃。警告：这一过程将不会是渐进平和的 原文：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 - BusinessWeek 中国已经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和John Makin都在推测，中国很快将会患上"日本病"，迎来自己的"失落的十年"。考虑到中日两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类似之处，今天的日本就是明日中国的想法比较靠谱。但是对日本政府和国民来说，日本经济的衰退至少还是一个逐步的、柔和的过程。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重蹈日本的覆辙将会非常痛苦。 在出现决定性的证据证明日本经济处在一个延长的停滞期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对过度依赖出口和固定投资来促进增长的模式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一个常识是，日本有着当代东亚体系的某些内在优点。比如，跟不断改变的西方政府追求的短视政策不同，日本自民党的统治（从1955年到2009年几乎没有间断）更有长期的政策考虑，也能看到东京所做的决定被真正贯彻。加上一群聪明、负责和勤奋的人，日本占据有利形势，可以实现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的必要过渡。 尽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想复制任何特定模式，但是它跟日本方式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与19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正处在依赖出口和固定投资来促进发展模式的末期，而且正转向可以提升国内消费的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独裁政府似乎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的政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政策上，而不必为了短期的政治权宜之计而白白浪费时机。 日本建设了一个稳固的社会制度 然而，作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中国的银行放贷从2008年的7500亿美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1.4万亿美元，这显示出，它对不可持续的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赖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中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实际上在不断减小。目前，中国国内消费只占GDP的30%，这是现代经济史上所有大国中最低的。这个数字从1980年代的50%，下降到本世纪初的40%，再到2008年全球衰退之前的36%。 相似的模式会导致相似的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口问题很快将会变得跟日本一样。然而，更糟糕的是，两国政治经济之间的不同对中国来说凶多吉少。当日本经济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已经建设好了稳固的制度：法律、财产权和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从自民党在去年下台的时候，权力交接并未造成骚乱或者流血冲突，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具有稳定的政治体系。尽管日本的发展模式经常被描述成国家导向式的，但是通常私人企业得到了国家贷款的约3/4。这意味着在日本的经济增长时期，繁荣带来的好处已经被广泛分配了。即使出现了结构性的经济下滑，大多数日本人还是"过得不错"——并且在衰老之前会更加富裕。 相反，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中国的这些制度仍然相对欠缺。另外，中国的发展模式把国家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国有企业的产出只占全部产出的1/4到1/3，但是它们得到的国家贷款却高达75%。在从2008年到2009年的大规模放贷过程中，国有企业得到了全部贷款的90%以上，而私营企业得到的少于5%。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爱跟改革开放最初十年（1979-1989年）的情况截然相反。这也是在1989年天安门示威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拿起经济控制杠杆的直接后果。 亚洲最不均衡的收入分配还在蔓延 对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过分关注造成的问题不仅是贷款使用的低效率，尽管这对中国的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严重的束缚。既然国家如此多的财富集中于大约12万家国有企业（还有它们不计其数的分公司）中，那么，只有少部分占据"好位置"的、有关系的"内部人士"才能受益，而大多数人无法获得致富的机会。 比如，从2000年开始，中国家庭的收入就以2%到3%的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享受的国家贷款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尽管中国的GDP增速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有四亿人发现，他们的净收入在过去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在减少。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成人文盲的数量从2000年的8500万增加到了2005年的1.14亿。世界银行2006年的一份研究显示，从2001年开始，中国最贫穷的10%的人的收入以每年2.4%的速度在减少。这表明，在中国的GDP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时候，绝对贫困也在增加。难怪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经过了短短的一代人的时间，在收入分配上，中国已经从亚洲最平等的国家（尽管在基础水平上很低）变成了最不平等的国家。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能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分一杯羹，这一事实对社会稳定，最终也会对政治稳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官方数字说，2008年中国发生了124,000起"群体性事件"，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两倍。中国政府在国内安全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军费。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计算，如果想要继续执政，它必须保证中国的GDP增速在8%以上。跟日本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衰老而不会富有。这表明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内部脆弱的国家的崛起。 如果中国更像日本的话，对中国来说是好事。经济问题最终让日本政府的和平地替换了执政党。如果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中国，这一过程也许就不会同样顺利了。 John Lee是独立研究中心的一名外交政策研究员，华盛顿州哈德森学院的一名访问学者。他著有《中国会衰落吗？》Will China Fail? 一书（CIS出版社：2009）。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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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8:22 AM PDT 好山好水好寂寞，是外国，好脏好乱好快活，是中国。我不这么想。 以在英国的周末为例，那是我一个星期里面，内心最为快活充盈的时刻。如果风和日丽，我可以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窗外树叶和夕阳光线交织，产生的明暗效果，如水波一样的荡漾，我能看上半个小时。 即使下雨，也不错。根据我的经验，英国周末下雨的可能性很大。英国的雨，完全没有中国南方那种听雨的效果，这点不会让我想起故乡，挺好。英国的雨，完全是一种染色，一场雨后，树叶的颜色更绿，老树皮像又皴了一层油，红色屋顶，也更加鲜艳，石头墙和泥土地也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颜色。你是在玻璃窗之后，看着外面雨里，仿佛是看另外一个世界，对我来说，又可以打发很多时间。 等到晚上，我又把自己陷在沙发里，立灯只开一盏，我有很多画册，不需要动脑，只要翻着看就可以。我还有很多旧书，看不进去文字的时候，很机械地念几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我猜想大多数人，除了和人说话，应该很少安静地听过自己的声音。 这样的周末时光，把七天分成了前后不等两部分，在质量上却平衡的很好。尤其是星期六，从周五下午开始，懒散的心情，到了周六下午刚好充分发酵，而明天又是一个无须早起日子，我可以在沙发里看书到深夜。 说实话，这就是我在英国大部分周末样子。其实，我也差不多忘了自己在中国大部分周末是什么样子。除了最近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想起来了一些。 十几年前很多秋天的周末，就和现在英国的天气差不多。我是这么过的，躺在床上，把周六上午买的，或者借的书，陪着窗外秋日清冽的空气和饱满的阳光，静静地度过一天。我的卧室兼书房很小，大概七八平米，家里特地给我在墙内嵌了一个书柜。 记得有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装帧朴素，白书皮，蟹青色书脊。马克思著作，应该是中共中央编辑局的翻译手笔，质量上乘，文字雄奇，绝无今日翻译作品的文字不通，诘齿聱牙，鲁鱼亥豕。加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极富创造性，奔放的文笔，浓烈的感情，翻译之后，另创一种汉语的风格。 马克思是一个在伦敦的德国人。关于他的故事，有一个在伦敦的中国人写得很好玩，就是香港的散文家董桥。以前，我读过董先生的《马克思博士到海边度假》，这样的文字当时在大陆少见，大大满足了我少年时候对马克思的兴趣，也符合我对英国的憧憬。 一个长期经济拮据，又爱读书写作的外国人，携家带口，到肯特去度假。这个常常让我想起来，自己小时候见过很多人家，经济并不宽裕，但是孩子总是彬彬有礼，偶尔衣服上有个补丁，针脚也是缝的密札札。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英国的范：朴素，有标准，不喧哗。 最近迷上了读iPhone的电子图书，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就在其中。上个周末，我在纽卡斯尔市中心一家叫查理•格雷（Charles Grey）的酒吧，喝了两品脱啤酒，吃了fish and chips，看了一大段《共产党宣言》，在自己的facebook上写了一段读书札记。 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这位查理•格雷就是大名鼎鼎的Earl Grey茶叶上面那位人物，做过英国首相（1830-1834），与夫人生了十男六女，因为太太经常怀孕，于是他还与一位公爵夫人私通，把对方肚子搞大，这个故事就在2008年拍得不错的电影《女伯爵》（The Duchess）哩。看来，作为一个政务繁忙的英国政治家，也许周末也不一样。 http://www.bbc.co.uk/ukchina/simp/uk_education/2010/09/100910_zengbiao_weekend.shtml 英伦在线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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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8:01 AM PDT 微博捉奸的经济学分析 捉奸这类八卦，我向来不关心。只是因为与当事人恰巧认识，所以多了几分关注。陈和许都是铅笔社成员，铅笔社是我非常欣赏的团体，和很多成员都是朋友。虽然对于他们对民主的敌意不予认可，但私下交往他们都是些很可爱、很真诚的人。既然铅笔社因此暴得大名，不妨拿经济学来升华一下。 首先"抓奸在床"恐怕夸张了，应当是妻子入门时发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否则赵用手机拍照留下证据是必然的。赵用言论伤害了陈，却对自己无益。赵在微博上的发言，陈完全可以用作婚姻破裂的证据，在离婚时让赵处于被动状态。 赵将"抓奸在床"发在微博上，在隐私权意识高涨的今天，徒增关注，却没有让自己得到同情。还有赵揭陈吃软饭，颇不明智。嫁个吃软饭的丈夫，绝非荣耀。哪怕老公真是吃软饭，也要帮老公掩饰才对。陈受此侮辱，这段婚姻估计无法挽回了。在某些国家，如果女方挣钱比男方多，离婚之后是要给男方支付供养费的。 赵在微博上挖苦许的穿着廉价,这很没品。假如许穿得高贵了，赵就能原谅老公，就能接受三人行不成？暴露其格调之低下。可怜的盛世，还不能让国民的情爱变得纯粹，比丑闻更可恶的是性爱中的铜臭味。老男人们在享受青春肉体的时候，应该感谢国家。 赵还可以说是盛怒之下失去理智，陈在微博上的表现只能用不够聪明来形容。将现场情况澄清一下就行了，何必说没有做爱，做没做自己知道就好了，说没做反而降低了可信度。网友又不是陪审团，非在他们面前表态不可。陈最大的失策是为了反驳赵说自己吃软饭，而曝光赵的经济状况。哪怕那是真实情况，男人嫌女人穷也是很没品的表现。越成熟的男人越清楚女人的青春就是最宝贵的资产。 往往最被人不耻的小三角色，这次倒是表现得最好。既没有与赵对掐，也没有对陈的公开示爱予以热烈回应。许mm文章中一贯的小聪明在这次事件中再次显现无遗，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姑娘。 毕竟还是小姑娘，有了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即使陈能养家供楼，在北京那样的环境下经济状况肯定算不上好的，何况还要被分家产，以许的姿色完全找个更好的。如果许是真心爱着陈，应该耐心等陈离婚。如果许欲享受鱼水情，可以让陈去开钟点房，没有必要冒着被捉奸的风险。如果许想讨教经济学，完全可以去咖啡厅。 好了，上面都不是经济学分析，只是八卦，下面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分析： 真正的经济学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你我认为不值的行为，不代表当事人不值。正是存在价值判断差异才会有交易发生。即便代价再高昂，只要当事人心甘情愿，就是值得的。大众可以定义权利，却不应该非议他人行使权力。至今为止，赵陈许三方都在各自权利范围内行事，让我们闭嘴吧。 余以为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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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7:14 AM PDT 当天(9.2)我看到南周关于世博会的报道，觉得写的很精彩，是一篇优秀的深度报道，以至于错觉上好像是从外媒翻译过来的。无论是写作手法还是结构方式，都非常的像。 接着，就看到了关于这篇报道以及南周的质疑。南方周末一直都在自觉的或者被迫的演变，关于它的批判和赞扬几乎一样的多，其实高中之后，我买南周的频度也锐减，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到网站去看。现在看国内的报纸和杂志都越来越少了，但在中国媒体群中，南周仍然属于第一梯队。 关于芈兠（这俩字儿一个也不认识）的论断，我想有一些观点需要争论一下，这是我的一得之见，大家共勉： 首先，媒体肯定需要有立场，有自己的观点，无论从哲学层面还是从文字层面，任何关于事实的表述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个不存在的，所谓『客观』，你有立场，并且坚持住，就是做到了媒体的本分，就是负责任的媒体。如果坚守并身体力行做到的这个立场是『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或者 『讴歌真善美抨击假恶丑』，那么就是一家伟大的媒体了。 南周一直是向着这些方向努力找选题写报道的，先不提写作技巧（也就是他所说的修辞），我认为观点先行也没什么不妥，你去看看麦克.摩尔的纪录片（《华氏911》、《科伦拜的保龄球》等）就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这个著名的胖子走的更远，他罗列了很多断章取义的内容，并且剪辑了很多真实的新闻片段，以一个巨大的阴谋论为框架，逻辑完满，材料翔实的给911事件做了个完整的而且貌似很合理的解释。而美国人民并没因此就相信布什和拉登是一伙儿的。你所理解的『利用读者弱点』有些杞人忧天，就算所谓二线三线城市或者农村的孩子们，看了这么多年新闻联播，也没有被新闻联播洗脑洗到觉得自己就真的是大国&崛起的国民了，比之新闻联播里光鲜靓丽的大国#崛起新闻，每个人自身的生存现状对自己而言更有说服力。同理，南周说了这么多世博的不好，也并为改变你乐观的看法。 你看，芈兠这样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亲历记』，列举了许多正面的例子，乐观的看到了希望。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篇『亲历记』中的事实，可以成为南周那篇报道的有力补充。对于还原一个更加客观的事实，功不可没。 但是，究竟是希望还是绝望，乐观还是悲观，这样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去找负面例子，能找到很多。找正面的也能找到不少，就算动用统计学统计出来，正面负面各占百分之几，也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结论在哪里呢？在未来！不远的未来。注定会成为历史的未来将会说明，究竟以后的这些年如你的乐观一样阳光，还是如南周的担忧一样黯淡。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一个我们认为正确的结论。南周如此，芈兠如此，我也如此。到真正的事实在未来呈现，我们能记住的，是一个人，一家媒体的观点，对前景的判断。我们会忽略它用来做判断的例证。 所以，现在争论这一点是无意义的。大家各自得出自己的结论，都有说服力，也都没有说服力，读者去选择就好了。 所以，观点先行几乎可算是媒体的通识，尽量的隐藏自己的观点，不要那么硬邦邦喊口号。用排比句，煽情。而是用事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写作技巧问题。这一点，不需要大惊小怪的目为修辞害意。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里，媒体也是百家争鸣的，读者在多元信息中变得会独立思考，变得理智。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周不是在利用读者的弱点，而是在帮助读者克服弱点---如果真有这个弱点存在的话。但显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环境，信息源是比较单一的，我能的教育也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所以芈兠有这样的担心也不足为奇。 关于修辞：其实这里没有什么修辞问题，我想芈兠说的是写作手法和结构方式。特稿写作就是要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不违背新闻伦理和不歪曲事实的基础上，将新闻作品写的好看，从而可以传播广泛（在芈兠看来传播广泛也成了一种罪过，这就像长的漂亮被人围观是有罪的一样荒谬），有更深更广的影响力，多年来，南周在此领域进行了很多探索，也是中国新闻特稿写作领域的先行者，当然，大部分南周的作品都是负面报道，关于贪污、丑恶现象和一些不甚合理的政策的尤其多。其深度，也都达到了不能再深入的程度—你懂的，在中国做新闻，也就只能那么深了。不是技术不行，实在是有难言之隐那。 你可以因此说，南方报业集团只看到了中国的负面，并且揪住不放，死追猛打----不好意思，这正是我理想中优秀媒体的特征之一。就算在一个社会制度优秀的社会里，这样的『扒粪媒体』犹不可少，更无须说在如今的中国。胡舒立接受《纽约客》专访时说过一句话：《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在这个问题上，芈兠有点本末倒置---那些芈兠眼中的Loser，社会上的失败者，不是因为看了这样的新闻才给自己找到了慰藉。而是因为的确这个社会许多的不公让ta们感到困惑在先，然后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分析和报道，有些迷惑得解之感。但知道了又能如何呢？日子还是要过。一份报纸就算再能提供慰藉，也不能当饭吃，不能拿来交水电费。但我觉得这仍比傻乎乎的乐观好。给人卖了，还要忙着帮人数钱。 说回这篇报道，看原稿和发表稿，其变化几乎已经是沧海桑田，原稿似乎更灰色更悲观，甚至有些冷嘲热讽之感，虽然对于报道而言，这样并不过分，但如你所说：太没有建设性了（难道建设性不是政府的职能吗？媒体负责批判就好了）。发表稿的主题甚至变成了中日的对比，希望中国经历世博也能走向文明。已经很光明很令人振奋了。 至于芈兠提的建设性的建议，我也并不以为然。新闻报道的读者是大众，并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就如芈兠所言，如果是个懂管理学的记者去报道，就不会如此。 我觉得，那样反而更糟。我认为，记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做出反应是最好的，就像最近的『菲律宾人质事件』号称国际问题专家的阮次山说，曾荫权打电话给阿基诺是不恰当的，应该胡（×）主席打，胡打也是不恰当的，这是个小事情嘛根本用不着打电话给总统。。。。。可能越是国际问题专家，脑子里装了一堆国际法和所谓外交礼节才会如此冷血吧。在当时的情形下，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人性的本能：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人命第一，救人要紧。 一个记者不需要知道太多的管理学理论，只要从人之常情出发，判断规定制定的是否合理，管理方式是否高效，是否存在冗余流程，就可以了。这样报道出来，大家也都看得懂，如果想深入分析关于世博管理问题，可以另立一个论文，开题研究。这不是新闻需要做的事，哪怕是深度报道。 即便如此，南周的记者也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业余那样浅，当年李海鹏写《悲情航班》报道之前，下载了CRJ-200飞机操作手册来看，写《满语消失的最后一瞬》前，需要看大量关于满语研究的书籍。记者永远无法预测下一个你报道的主题是什么，事发之后认真做功课就好。这两篇报道一则是事故报道，一则是文化报道，结论也都比较悲观，但写的相当精彩，感染力很强，除了获取新知，亦可获得情感上的共鸣，这就是成功的新闻报道。芈兠可以去分析一下这两篇报道的文本。我很好奇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关于悲观和乐观 首先这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媒体影响是比较大的。人类生活中多少都会有些信息焦虑。 但大体上，我觉得，如果大部分人生活比较安定幸福，社会前景乐观，人们有信仰的社会里，大家更爱看负面的新闻，负面消息也更容易成为新闻。反之亦然。生活已多风雨，飘摇不定，前景不明，打开报纸，又看到满目比自己更惨的人，是会加深绝望。举例而言，房子已经遥不可及，再看到因为买不起房跳楼的新闻，是更添堵，然而，这的确是事实，不是靠CCTV的新闻联播说一说房价正常就可以消解的悲哀，把头埋进沙里，是选择的一种，并不能改变现状。当然，就算知道了这些，也并不会如你所说『从此一头扎进黑暗，从此一生与黑暗为伍』，这样极端的人，很少。 看到负面新闻抑或正面新闻，就像老罗语录里讲的，人们生活悲惨，就更愿意看到一些喜庆的东西。反之，人们生活幸福，爱情甜蜜，就喜欢看点儿悲剧，也算是于平静中找不平静，制造一点点起伏，从而增加生活的情趣吧。 但我想，无论在何种社会中，真正强大的政府或者个人，对待负面新闻的态度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刻意歪曲而做的负面报道，是无法长期存在长期赢得影响力的。 关于理想主义 我的经历里，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理想主义，然后再回头来批判他，这位同学也不能免俗。虽然我也曾短暂如此，但看到这样的嘴脸和语气，我其实挺讨厌的。我想根据人自然成长的情感反应，年少时激进，年迈时保守，都是正常的，批评少年人的激进和年迈人的保守，独自我感觉超脱出一切世俗之外，名曰：犬儒。 顺便说，芈兠貌似科学人员，因为从头到尾，我看到四个字：工具理性。举着这个大锤，无论打什么，都会一打一个准，因为在工具理性的大锤之下，世间万物都是钉子。我本人也是理科生，但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过于强调工具理性，逻辑思维能力，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的是非鲜明，人性非常复杂，并不能像科学一样，可以轻易的把正邪对错分的清清楚楚，很多时候，动用人性，动用人类未经训练过的最基本的认知和情感，比动用工具理性更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会更有说服力。 南周报道原版：http://www.douban.com/note/88903728/ 南周报道发表版：http://www.infzm.com/content/49674 芈兠的日记首页：http://www.douban.com/note/89749267/ 毛茸茸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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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7:14 AM PDT 作者：周保松 | 评论(0) | 标签:乔姆斯基, 新左派, 自由主義 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像乔姆斯基那样，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人观念，推导出那么激进的社会政治安排，并对现实世界提出那么强烈的批判。 左右为难的乔姆斯基 周保松 看到这个标题，读者一定会笑起来。这有什么好为难的？乔姆斯基当然是左派，而且是美国有名的极端的左派。如果还不够，有人还喜欢在"左派"前加一个"新"字，于是成了新左派。这样一来，大家似乎就更明白了。不是吗？据说过去十多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论争，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既然乔姆斯基是新左派，那他一定和中国的新左派是一路，也就一定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8月2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当乔姆斯基遭遇中国》专访及徐友渔先生的回应（题为《知识分子应批判自己所处的现实》），采取的就是这样的阅读。所以，徐先生才说"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义的学理批判，有不周全、过于极端的地方，传到中国造成了混乱，而这种混乱在中国被最大程度放大了"。然后又说："中国的左派抓住乔姆斯基的主要观点，借题发挥反对和阻挡改革开放。"但读完专访，我却有一大堆疑惑。 乔姆斯基和自由主义的共享价值 首先，当被问及对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罗尔斯（John Rawls）的评价时，乔姆斯基对前者极尽嘲讽（"我觉得他完全生活在梦想中"、"哈耶克的书读来很有趣，但是跟现实社会没什么关系"），对后者却相当推崇 （"罗尔斯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他的书很值得读，但他并没有过多描述世界应该怎么组织"）。但这两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自由派，如果乔姆斯基要反自由主义，为什么他不同时大力批评罗尔斯？ 其次，乔姆斯基最有名的政治立场，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批评美国为了统治全世界，用尽各种肮脏手段侵略和控制其他国家。如果他所说属实，那么主张普遍人权和平等尊重的自由主义者，难道不应该和乔姆斯基站在同一阵线吗？ 第三，乔姆斯基是支持民主选举的。他在访谈中要批评的，是美国民主徒具形式，选举过程受资本家和公关公司操控，民众无法有真正的政治参与，因而背离了真正的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对于这点，美国的自由派也十分同意，所以才大力主张参与式（participatory）民主和参议式（deliberative）民主，同时赞成对选举捐款设定上限和限制大企业在政治广告上的开支。 第四，乔姆斯基和自由派一样，支持言论自由，并很自豪地指出美国"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是领先世界的"。最后，乔姆斯基重视社会正义，所以丁学良先生在响应中强调："乔姆斯基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正义之心。"但这同样是自由主义的终极关怀。不要忘记，罗尔斯的大作，正是以"正义论"命名，探究如何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公正社会。就算被视为放任自由主义代表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所做工作也是努力建立一套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的正义理论。 既然乔姆斯基拥护民主，支持自由，反对霸权，追求正义，为什么中国的自由派不可以视他为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同时用他的思想来推动中国的开放改革？或会有人回应说，这些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它们属于新左派。如果这样，我们就得问，到底什么构成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退一步，不管答案是什么，这样做似乎都有点不智，因为这等于将本来属于自由主义传统最强的价值拱手让给了论敌。又，如果中国新左派真的如徐友渔先生所说，从乔姆斯基那里学了他的主要观点，而乔姆斯基毕生都在追求自由民主，那么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到底在争什么？这实在令人困惑。我们当然知道，分歧事实上存在，但我们至少不必先划定左右，然后将乔姆斯基推给中国的新左派，并因此认定他必然全盘反对自由主义。 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乔姆斯基和自由主义一方面共享不少价值，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个分歧，使得很多人将他视为左派。这个"左"，我相信是因为乔姆斯基反对毫无节制的市场资本主义，而这点又似乎颇为接近中国新左派的立场。这也是徐友渔先生的意思，所以他才指出"乔姆斯基这样的左派对于市场经济是一种极端批评的态度"，也就是说，乔姆斯基反对市场，中国自由派则拥抱市场。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究他们反对和支持市场背后的的道德理由。市场并非自有永有，更非自发的秩序，而是人为的制度，并对每个人的福祉有极大影响。因此，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没有自明和自足的价值。它应否存在，以及应以什么方式存在，都需要道德论证支持。乔姆斯基对此作了认真思考。 自由人和市场的张力 且让我慢慢道来。乔姆斯基在1970年作了一场以"明日的政府"（Government in the Future）为题的著名演讲，后来更出版成书。在这本小书中，乔姆斯基清楚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演讲一开始，他就表明立场："我认为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概念（libertarian socialist）根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它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在今天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和自然的延伸。所谓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我指的是从左翼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思想。" 习惯了非左即右思维的人，一定觉得乔姆斯基这个立场十分怪异，因为他将被视为极右的放任自由主义和极左的社会主义两个观念摆在一起，而且声称他的思想源头来自以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密尔（J. S. Mil）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并基于此而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他不再服膺古典自由主义，不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错了，而是认为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发达工业社会。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人的理念。乔姆斯基以洪堡特作代表，指出人最重要的本性，是能够自由探索、创造、选择和自我完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机械，而是具多样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有能力作出自主的决定，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为了实现人的本性，所以必须严格限制国家的权力，因为"国家的行动和存在和人类潜能最丰富的多元性的全面和谐发展，根本上并不兼容"。既然如此，那岂不是说应该鼓吹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这是不少当代放任自由主义者的思路，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诺齐克等。他们认为，市场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支持一个甚少政府约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道德理由，是它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人的自主自由，从而实现人的本性。 乔姆斯基却认为，错了，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带来自由的实现，反会导致更大的宰制。究其原因，大略如下。一、市场残酷的竞争，将令穷人和弱势者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自由人的理念成了天方夜谭；二、当劳动力变成商品在市场出售时，工人失去自主性，完全受到资本家的支配，形同"工资奴隶"；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工人无法在生产活动中实现人的创造性；四、等级制和威权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将对人带来种种压迫；五、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民主制度徒具虚名；六、催生"拥占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个体变得贪婪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从此消失。乔姆斯基因此说，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人的多元性和人的自由创造能力，那么就不可能接受市场资本主义。所以，他在访谈中对哈耶克的批评，要点并不在于现实中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而在于一旦有这样的市场，"社会会立即被摧毁"，人的自由本性无从发展。由此可以，他和当代放任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其价值基础，而在于对实现这个价值需要什么制度，有相反的判断。 福利国家和无政府主义 既然如此，出路在哪里？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条路是一方面实践法治民主宪政，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容许市场经济的同时，由国家透过税收和其他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社会保障，包括医疗教育房屋和失业养老等福利。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甚至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政策，致力减低社会贫富差距。这是今天很多福利国家的模式，也相当接近社会民主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我在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对罗尔斯有详细讨论，并指出他的正义理论同样建基于自由人的理念）。 这种模式并不否定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但却不将它和国家对立起来，而视其为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环节，并根据我们对正义社会的理解作出各种调节和限制。乔姆斯基在另一次访谈中，表明这虽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却远较市场资本主义为佳，因为它至少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是走向公正社会的重要一步。明乎此，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他对哈耶克和罗尔斯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的自由主义。在英文中，一个叫Libertarianism（放任自由主义或自由右派），一个叫Liberalism（左翼自由主义或自由左派）。 另一条路是什么呢？乔姆斯基说："对我而言，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情况，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将直接推导出（lead directly to）自由至上的社会主义，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乔姆斯基从根本上反对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他认为生产工具既不应由资本家拥有，也不应由社会主义的官僚控制，而应该根据其功能，交给不同自由组合而成的生产组织，并由工人以民主方式参与管理和作出决策。社会生产和分配不需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来执行，而是由众多民主自治的工团彼此合作协调，组成一个没有宰制压迫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乔姆斯基因此有时称自己为无政府式的工团主义者（anarcho-syndicalist）。他坦承，他的想法深受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的影响。 先谈理由 再分左右 有了以上背景，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乔姆斯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发觉，问题并不易答。乔姆斯基出于他对自由的坚持，因此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反对国家主义。因此，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抨击可能与国内某些自由派相左，而与新左派相近；但他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又与自由派接近，而与主张"强国家"的新左派相悖。这样看来，乔姆斯基在我们这里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迫位置，很难被那种"自由派VS新左派"的政治光谱所把握。这也反映出，目前流行的这种派别分野本身的重大局限，而固守这种狭隘的框架，会妨碍我们真正理解乔姆斯基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观点，也难以展开深入的交流和批判性的探讨。 乔姆斯基的思考呈现这样一种结构：先有一种对人的理解，然后由此界定人的根本利益，再由此追问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够合理地实现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像乔姆斯基那样，从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人观念，推导出那么激进的社会政治安排，并对现实世界提出那么强烈的批判。 当我们清楚乔姆斯基的论证后，就可以针对他的论点，进行实质讨论。例如我们可以质疑他：（1）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恰当；（2）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否真的较自由民主国家实行的福利主义制度，更能有助人的自由潜能的全面实现；（3）工团主义又是根据什么原则合理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回过头来，我们也可以反问自己：一个无约束的市场制度，是否真的能够很好地保障平等公民的幸福和自由；一个威权式政府，又如何能够避免权力滥用和实现真正的公正民主；更重要的，是两者之外，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所以，乔姆斯基这次访华，带给我们一点启示，就是在思想讨论时，实在不宜急于划定左右，区分敌我，而应先好好了解对方的具体想法，因为这些都是大而化之且意识形态味道甚重的标签，很易简化问题，牵动情绪，结果既无助于我们了解该哲学家的思想，也无助于我们善用他提供的知性资源，好好拓宽我们的道德政治想象。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9836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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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9:05 AM PDT 既然新浪已经全文贴出，我这里也贴出来吧： 【导言】棉花不但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极为宝贵的战略物资。但中国的棉花播种面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1.4亿亩的历史最高点后，便一路下滑，去年仅为7400万亩左右，比2007年又减少了1400万亩。为什么农民都不爱种棉花了呢？今年的情况有好转吗？本刊记者走访了河北、河南和安徽的三个棉花种植村，发现中国的棉花种植业正在同时面对三场战争，每一个对手都不容小觑。 第一个对手：粮食 河南省新乡县的七里营村是中国最有名的棉花村，1958年毛主席曾先后3次下乡考察棉花种植，第一个去的就是这个村。当年毛主席身穿白衬衫头戴宽边草帽俯身查看棉桃的形象被做成了雕像，立在他当初站立的地方，但雕像周围却种满了玉米，零星散种的棉花成了陪衬。 "现在的农民都很实在，什么赚钱种什么。种棉花不如种粮食赚钱，种棉花的自然也就少了。"总部设在七里营镇的科林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修立对本刊记者说，"90年代初我们镇有1万多亩棉花，如今只剩下了1000多亩。" 李修立是自学成才的棉花育种专家，他在30年里培育了8个棉花新品种，有4个通过了国家审定。他培育成功的"中植棉2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解决了棉花黄萎病的难题，被专家誉为"棉花黄萎病的克星"。卖棉种的收入曾经占他公司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如今他却不得不改卖小麦种子，否则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种棉花为什么不赚钱呢？棉花收购价偏低只是原因之一。据李修立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小麦是每斤2毛多，棉花(籽棉，下同)是每斤1块多一点，如今小麦价格已经涨到了9毛多，棉花只涨到了3.5元左右，如果按比例上涨，应该涨到7元才对。另外，棉花产量的增长幅度也比不上小麦。20年前棉花亩产大约是三四百斤，如今涨到了四五百斤，但小麦却从过去的亩产500斤提高到了1000斤！小麦生长期短，一块地种一季冬小麦后还可以再种一季玉米。玉米收购价虽然不到1元，但亩产高达1200斤以上。这样一来，一块地如果种一季玉米一季小麦，毛收入超过2000元，除去种子和化肥的投入，净利润和棉花大致相当。 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朱陈村的情况和七里营村很相似。这里原本是水稻产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庐江县政府为了脱贫致富，鼓励本县农民改种棉花，美其名曰"国防棉"，农民赵银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种棉花的。"那时候种水稻每亩地才挣几百块钱，种棉花能赚1300块。"赵银生对本刊记者说，"可现在水稻价格上去了，种水稻的利润提高到每亩1000钱块左右，双季稻加倍。棉花的利润却只提高到了1500块钱左右，而且还不能保证。" 原来，国家一直对粮食作物实行高补贴政策，补贴力度远高于棉花等经济作物。水稻等重要商品粮还有最低收购价格作为保障，棉花却没有。2001年棉花价格曾经跌到了1元多，棉农欲哭无泪。 虽然如此，赵银生今年还是种了5亩棉花。他是村里公认的种棉能手，经常被请去做技术指导。"种棉花的关键是肥料要掌握好，施肥的时机和方法都有讲究，我不施农家肥，只用化肥，但肥料施得深，肥力吸收得好，所以我家的棉桃都比别家的大。"赵银生带本刊记者去参观他的棉田，果然茎秆粗壮，叶片健康，棉桃和别家相比又多又大。他说："这已经是很差的了，今年冬天气温低，往常4月12日播种，今年我推迟到了4月23日才播种，那些按老皇历播下去的种子全被冻死了。" 和其他粮食作物比，棉花非常脆弱，受天气条件影响很大。今年安徽省的气候是先旱后涝，等到出桃的时候又遇上高温，出桃率大受影响，据赵银生估计，今年棉花单产肯定不如去年。 "种棉花比较费工，需要按时施肥、浇水、打药、间苗、整枝、打杈，收棉花也只能靠人去摘，没法机械化。"赵银生说，"我算过，种一亩棉花需要25个工(一人干一天算一个工)，现在的行情是每个工每天50元还得管饭，这样算下来，种棉花一分钱都赚不到。相比之下，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只要几个工就可以了。" 赵银生之所以还在种，就因为他不雇工，自己一个人照顾这5亩棉田。他今年54岁了，小时候生了场病，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盛夏的棉田闷热异常，在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就出一身汗，更别说还要劳动了。赵银生的两个儿子全都受不了种田的辛苦，去了外地打工。大儿子在珠海挖土，混到了领班的职位，月工资6000元。小儿子在镇江当泥瓦匠，每天能挣200元，虽说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但总比种棉花强。于是两人常年不回家，只把孩子留在家里让爷爷奶奶带。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七里营村根本见不到年轻人，村里的一位种棉高手已经83岁了，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干活。李修立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就连雇工也很难找了，外地来的农民工除了要求每天50元工资并管饭外，还要求每天加一瓶啤酒！住的地方也必须有空调，所以雇工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相比之下，过去一个工才2～3块钱，这就是棉花这种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里种棉花已经赚不到一分钱了，全靠在棉田里间种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来维持。"李修立说。 "我也快干不动了。"赵银生说。2008年时他还种了14亩棉花，去年就减到了7亩，今年他再一次减到了5亩，他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鱼塘上去，养鱼更能挣钱。 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安徽省最大的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根据他们的统计，庐江县今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在8万亩左右，比往年少了3万～4万亩。再加上今年气候异常，棉花亩产必然受影响，今年棉花减收几成定局。 中国棉花协会今年7月29日公布的形势月报指出，由于纺织行业回暖，对棉花需求增加，产需缺口加大，棉花价格大幅上涨。今年6月份的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月度均价为1.7894万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5120元，涨幅40.1%。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棉花收购价格必将大幅度上涨，因为棉花还可以依靠进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上半年中国累计进口棉花154.5万吨，同比增长10%。进口棉花均价略有增加，但仍然维持在每吨1800美元左右，与国内收购价格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面对粮食作物和进口棉花的步步紧逼，中国棉花的阵地还能守得住吗？对很多棉农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棉花行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敌人需要对付，这就是病虫害。 第二个对手：病虫害 棉花最怕病虫害。前些年最厉害的是棉铃虫，近几年最厉害的是盲蝽蟓，可本刊记者在李修立的棉田里根本找不到这两种害虫，最后还是在河南农科院的一处试验田里才终于找到了一只棉铃虫和一只盲蝽蟓。 "棉铃虫可厉害了，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李修立向本刊记者回忆，"那一年农药突然不管用了，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只能用手抓。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甚至都在电视里示范下田抓虫，但虫子太多了，根本抓不过来。那一年我们村的棉花几乎绝收，第二年很多人都不种棉花了。" 据李修立介绍，棉铃虫是一种多寄主广谱性害虫，"除了电线杆外什么都吃"。棉铃虫最爱吃植物的生长点，也就是新发的芽和新开的花骨朵，被棉铃虫吃过一遍的棉田从远处看没什么差别，但花都死了，不结桃。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使用菊酯类农药治棉铃虫，虫害厉害时每隔一天就要打一次药。菊酯虽然属于低毒农药，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毒性，那段时间七里营村每年都有十几个农民因打药而中毒，或者因为防护面具不通风而导致中暑。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将转基因棉花的研究纳入863重大研究专项，同时河北省政府于1995年开始试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棉花，并在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正式开始在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棉花虫害课题组组长封洪强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做法很快奏效，棉铃虫终于被控制住了。可以说，转基因棉花挽救了整个中国的棉花种植业，如果没有转基因棉花，你现在恐怕连10亩棉花地都找不到。" 迄今为止，棉花依然是唯一获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转入的外源基因能够让棉花具有一定的抗虫性，被农民简称为"抗虫棉"。但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孔明博士及其团队在今年5月28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了棉花害虫盲蝽蟓在华北地区的大爆发，指出这次爆发与抗虫棉的大规模种植有一定的相关性。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转基因技术，认为这种技术抗不了害虫，反而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如何使用。一味地强调风险而反对这项技术，或者过高地寄望于受益而支持这项技术，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孔明所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时说，"网上的很多极端言论都是对这篇论文的误读。盲蝽蟓确实很严重，但这并不是转基因棉花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吴孔明从1984年起就开始研究棉花害虫，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专攻棉铃虫。他最关心两个问题：第一，新的防治技术(比如转基因)对害虫种群的数量和分布有何影响；第二，如何减少害虫对新技术产生抗性的概率。在他看来，这是害虫防治领域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农业发展和环境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据吴孔明介绍，棉铃虫擅长迁徙，而且路程很远，甚至可以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之间飞来飞去找吃的。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搞清棉铃虫种群数量的变化，吴教授不但设立了多个地面观测站，还在渤海湾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雷达站，对长途迁徙的棉铃虫进行定量跟踪观测。 "我们的观测结果证明，随着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棉铃虫的种群数量逐年降低，其他农作物也都跟着受益。" 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棉铃虫是广谱性害虫，在华北地区一年繁殖4代，每一代的寄主都不一样。它们最喜欢花，中国北部地区不同农作物进入开花期的时间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先是小麦，5月份开花。小麦收获后，开花作物就只有棉花了，7月份的时候，大豆、玉米、高粱、蔬菜等农作物都开始开花，棉铃虫就分散了，不好治了。换句话说，6月份棉铃虫基本上都集中在棉花田里产卵，孵出幼虫后正好吃刚结出的棉桃。如果这时候它们吃到的全都是转基因棉花，就会被杀死。这个做法相当于为棉铃虫设置一个死亡陷阱，把棉铃虫的循环链条掐断。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转基因棉田里，也发生在其他农作物的田里，这其中还包括非转基因的普通棉花。 吴孔明的这项研究自1992年开始，一直做到2007年告一段落，研究范围涵盖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山西这6个省份，包括300万公顷棉花和2200万公顷的其他棉铃虫寄主作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进行的大规模长期跟踪研究，相关论文引起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的高度重视，并被作为封面故事刊登在2008年9月1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科学》总编辑还借此机会采访了温家宝总理。 第一个问题通过艰苦的研究终于解决了，转基因抗虫棉确实有效。 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它关系到如何保持转基因棉花的效力，避免害虫过早产生抗性而导致转基因棉花失去使用价值。事实上，当初之所以要用转基因棉花，就因为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八九十年代我国棉农滥用农药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可以说是针对当时特殊情况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封洪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 据统计，如今中国北部地区的棉花有95%都已经是转基因的了，只有新疆北部地区还在种植非转基因棉花。这倒不是因为转基因棉花不好，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棉铃虫不是大问题。那么，如此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棉花会不会让中国的棉铃虫很快产生抗性呢？吴孔明认为不会。他说："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害虫产生抗性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国外大农场规定转基因棉田1英里之内必须种一点普通棉花，让棉铃虫去吃，把有可能出现的抗虫基因稀释掉，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庇护所'。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都是小农经济，政府很难规定哪家种转基因哪家种'庇护所'，不过也正因为中国的农业模式和国外不同，使得中国农民的种植品种非常多样。目前华东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不到耕地总量的10%，棉铃虫不缺庇护所。" 吴孔明指出，转基因棉花已经种了10多年，在国外曾经有媒体报道说个别地方发现了具有抗性的棉铃虫，但第二年就都消失了，没有一例被科学家证实。 封洪强认为，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引进越来越谨慎，之所以一直没有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就是为了保持目前现状，让玉米成为棉铃虫的庇护所。"虽然转基因玉米的抗虫性非常好，但玉米螟目前用农药就能防得住，暂时不需要引进抗虫玉米，这样可以让转基因抗虫棉能够用得更久一些。"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 吴孔明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这个思路可以用到转基因水稻上，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国家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也不必全国都种这种水稻。"我觉得只要种一半抗虫水稻就行了，只要年年坚持种下去，就能逐步降低棉铃虫的种群数量。"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在吴孔明看来，怎么种转基因抗虫农作物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政府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全盘考虑作物布局和基因布局。他的研究小组一直在密切监视棉铃虫的变化，随时运用计算机模型加以分析，争取对可能出现的抗性做出提前预测，为政府的农业政策提供支持。 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两个关键问题似乎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那么盲蝽蟓大爆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很早就预测到盲蝽蟓会出问题，因为它和棉铃虫处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转基因棉花转入的外来基因来自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这种细菌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够特异性地杀死鳞翅目昆虫，却对其他动物无害。因此转了这种特殊基因的棉花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棉铃虫就属于此类。但是棉花害虫有300多种，其中属于鳞翅目的还不到10种，也就是说，抗虫棉对大多数棉花害虫都不起作用。 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在中国漫长的种棉历史上，棉农的防治对象一直在变，并不是只有棉铃虫这一种。吴孔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在新的生产模式和生态系统里害虫的种群数量会如何变化，哪一种害虫最有可能代替棉铃虫的位置。通过研究发现，盲蝽蟓和棉铃虫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广谱性害虫，都从6月份开始从其他作物转移到棉花上来。从前棉农为防棉铃虫而大量喷药，间接地把盲蝽蟓杀死了，以至于很多有经验的棉农都从来没有见过盲蝽蟓长什么样，很容易忽视它的存在。但盲蝽蟓属于半翅目昆虫，Bt蛋白对它不起作用。如果棉农因为种了抗虫棉就不用农药的话，势必给其他害虫以可乘之机。 "我很早就针对这一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建议棉农在6月份棉花开花前喷一两次农药，控制盲蝽蟓。"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但是，这个建议被很多人忽视了。种子经销商为了扩大销路，把转了Bt基因的棉花简称为抗虫棉，这就给一部分棉农造成了错觉，以为不用再施农药了。封洪强领导的课题组专门针对盲蝽蟓问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结果证明转基因棉花并不会造成盲蝽蟓大爆发，真正原因就是转基因棉田的农药施放量大幅减少，让盲蝽蟓有了可乘之机。 李修立也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开始种转基因棉花的头几年几乎什么药都不打，但几年后其他虫害开始增多，只好继续打农药，只是打药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 但是，农药毕竟会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除草剂和化肥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伤害。另外，生产化肥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其代价就是中国农业消耗了全世界35%的化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中国棉花产业最大的敌人。 第三个对手：环境污染 在很多人看来，农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但一位名叫安金磊的河北枣强县东紫龙村农民似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安金磊的身份虽然是农民，但实际上他高中毕业前没怎么种过地。他父亲在兰州做买卖，经营医疗器械。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农校，农校毕业后进了国营农场。但他不认同农场的种植模式，尤其厌恶农药。1993年，安金磊以每亩5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40亩"薄田"，开始用有机的方式种植棉花。2007年，南方一家著名的全国性报纸率先报道了他的事迹。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安金磊不施化肥，改用粪肥和杂草堆肥；不种转基因抗虫棉，而是用本地种子，因为他相信"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他也不用农药，而是在棉田两边种一排玉米一排芝麻，让玉米充当诱饵，芝麻作为驱虫剂。结果安金磊种的有机棉花抵抗住了2006年的枯黄萎病，不但省了农药化肥钱，而且稳产8000斤籽棉。甚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也都明显优于其他棉花"，最后被一家纺织厂以每斤4.5元的价格收购，比市场价高出1.7元。 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安金磊被迅速炒成了一位"有爱心的农民"。3年过后，本刊记者试图再次采访他，却被告知今年庄稼不太好，希望记者明年再去找他。经过反复协商，安金磊才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东紫龙村距离北京300多公里，没有直达的火车或公交车，必须先坐4小时火车至衡水，再转乘出租车才能到达。这个村有800亩地，但只有160人，人均5亩地，这在华北农村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人少地多，因此留在村里务农的人比其他农村多一些，但村子里还是显得空荡荡的，缺乏人气。 安金磊的家坐落在一条小巷的深处，墙上布满了爬藤。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总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院子的一边是厨房、厕所和洗澡间，虽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沼气池，但不知为什么都无法使用，只能用煤气。院子的另一边是5间大瓦房，其中的正房被布置成客厅，墙上挂着好几幅书法作品，一幅上写着"晴耕雨读"，另一幅写着"君子风"。客厅中央摆放着6只沙发，客厅两侧还有两间正房专门用来接待访客，可见来找安金磊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是来这里体验农家生活的，但更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寺庙或道观，从师"安老师"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今年来的客人比往年少多了，但仍有两位客人住在这里：一位是在海口做生意的张先生，来这里"休养几天"；另一位是来自河北沧州黄骅市的佛教居士，名叫刘一村，他已经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一边帮安金磊干活一边读经。安金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帮工，因为他夫人刚生了一个儿子，显然没工夫照顾农田。这是安金磊的第二个孩子，他的大儿子今年16岁，在外地读书。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上大学，没必要。但我会让他知道大学里的知识，这个工作私塾就可以完成。"安金磊说。他非常崇拜古人的生活，讨厌一切与工业化沾边的东西。比如他非常不喜欢城市，认为城市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不过后来本刊记者得知，他的大儿子目前正在深圳一家私塾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资助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安金磊承包的农田坐落在村子的最东边，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农田，农民们施放的农药和化肥很难保证不渗透进来。这块地长约300米，宽约100米，从远处看它既不是纯天然的草地，也不是整齐的庄稼，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走近一看，这块地的土质和周围没什么两样，不知道为什么被媒体称为"薄田"。不过地上的庄稼和邻近的地块明显不同，周围的农民种的基本上只有棉花和玉米这两样，排得整整齐齐的，很符合城里人想象中农田的样子。但安家的地上却交叉地种着红豆、黑豆、黄豆、绿豆、棉花、花生、玉米、谷子、辣椒、土豆、芝麻和各种蔬菜，甚至还种了两分地旱稻，看上去相当杂乱。大部分庄稼都被杂草掩盖了，只有拨开杂草才能看见地上到底种的是什么。人从地里穿过，会有一群群蛾子和飞虫被惊起来，显然这里害虫极多。 "安金磊不打农药，不施除草剂，也不用地膜，3天不除草，草就长起来了。"刘一村居士说，"很多草根很深，拔起来很费事，志愿者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拔草。" "我一看见地膜这种化学东西就烦。"安金磊说，"这东西来自石油，石油好比是地球的骨髓，怎能轻易抽得？"安金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尊重大自然。他不喜欢一切人为的东西，甚至连杂交种子都不愿用。地膜其实是一种在北方农村相当普遍的农业技术，既可以保持土壤温度和湿度，又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但在安金磊看来，地膜和杂交种子一样，都属于人工干预，不够自然。 不过，话虽这么说，那块旱稻却必须赶紧除草了，否则稻秧连阳光都见不到，估计就要绝收了。"我对志愿者说过，拔草的时候也不能恨草，草和农作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安金磊一边说一边用镰刀和双手拔草，干了半小时才清理出2米见方的一小块。2分地大约相当于120平方米，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要干一整天才能把这块地的杂草除净，而且每隔3～4天就要这么再来一次。虽然当地的人工相对便宜，但一个工也要40块钱。如果没有志愿者为他免费劳动，安金磊的有机实验恐怕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可惜志愿者不都是农民，很多人不知道干农活非常辛苦，干了几天就打退堂鼓。安金磊鼓励他们说，经受日晒雨淋可以更好地吸收日月精华，因此也就不会累了。志愿者大都来自城市，不会种地，前段时间一位志愿者直接把黑豆作为肥料施到了田里，结果把很多蔬菜烧死了。 居士刘一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他认同安金磊的理想，但却出于本能，对安金磊的一些具体做法表示怀疑。他指着安金磊的棉田对本刊记者说："安金磊不用农药，结果虫子很多，棉桃都快被吃光了。看长势，别人家的棉花今年能收四五百斤籽棉，安金磊的棉花能收100斤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安金磊却并不担心。"我的棉花不去市场上卖，都被朋友们买走做被子了。"他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我的棉花绒短，但朋友们觉得有机棉被盖着舒服，比普通棉花更暖和。" 事实上，安金磊种的庄稼收成普遍都远低于其他农民。当地人种的小麦每亩能收1000多斤，而安金磊种的小麦最多也就能收400斤。但自他出名后，他的产品往往会以很高的价格被前来"朝圣"的崇拜者买走。一位名叫李国义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从来没有见到安金磊卖过粮食，而村里有很多人都对安金磊的种田方式感到不满，认为他糟蹋土地。如今土地比过去值钱了，光是每亩地的国家补贴就有70元，因此现在的地价已经涨到了每亩至少300元的水平。有几位村民看不惯，用拖拉机强行铲平了安金磊的10亩地，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种上了庄稼。 天气闷热，安金磊干了一会儿就回去吃饭了。他说他每天4～5点就起床，这是符合中医养生之道的做法。但他中午必须睡午觉，否则支持不住。 因为附近没有旅馆，本刊记者只能住在他家。安金磊非常好客，任何客人都可以随便在这里免费吃住。晚饭全是素食，但有鸡蛋。安金磊做菜放很多油，味道很香。晚饭后大家坐在客厅聊天，聊的几乎全是国学和宗教的内容。安金磊平时不看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却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国学古籍。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他认为中国人都应该变成小农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再为生产而生产。他甚至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有机农业，他觉得农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土地不属于人类，不是用来为人类生产粮食的。说到农"业"就必须考虑成本和效益，这就偏离了生活的本质。 "可是，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这样生活，那耕地就不够了。"本刊记者问。 "中国的土地绝对够。"安金磊肯定地回答，"中国目前只用30%土地生产粮食，其余的都是用来生产饲料、水果，或者造酒了。酒完全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他对肉类的需求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作为国家级研究所的所长，吴孔明却不得不考虑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不反对有机农业，中国政府和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式，但光靠嘴说没用，你得拿出切实的证据来。如果你的方法被证明可行，我们一定会积极地推广它。"吴孔明说，"有机农业领域的很多专家都没有真正地从事过农业生产，很多想法都是异想天开。比如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控制草原蝗虫灾害不能靠农药，应该去养鸡，让鸡去吃蝗虫。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引来一片叫好声，但没人想过，草原上只有几天有蝗虫，剩下的时间你拿什么去喂鸡呢？" 相比之下，李修立和赵银生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俩在多年的实践中都摸索出了一套控制害虫的办法，既能保证高产，又能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比如，李修立在棉田边上种了一排绿豆，因为他知道盲蝽蟓最爱吃绿豆，"进去了就不出来，像小孩进了游戏厅一样"。等他看到盲蝽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往绿豆上喷农药，杀死它们，这样做可以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量。赵银生也是如此，他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阴雨天蚜虫一定多，天气一热，红蜘蛛就该出来了。于是他每天都下地观察，根据不同的气候情况和棉花植株的特点决定打药的方式和用量，因此他的棉田农药用得比别人少，但虫害却比别人的轻。 按照有机农业的定义，这两人都不合格，都不能贴上"绿色农产品"的标签。但也许他们的做法恰恰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最环保的一种耕作方式，否则粮食单产提高不上去，就得开垦更多的土地。 "转基因抗虫棉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机的抗虫技术。"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Bt蛋白以前就是被作为有机农药而使用的，已经用了50多年。但是喷药的方式效率太低，农药禁不起日晒雨淋，药效不能保证。转基因棉花就是让棉花自己生产这种有机农药，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药效不稳定了。" 来自孟山都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公司正在研制一种能抗盲蝽蟓的转基因棉花。但是他们在引进转Bt棉花上吃过亏，不愿轻易把新的转基因棉花品种推向市场。 "当年孟山都的转基因棉种基本上只挣了一年的钱。"安岱种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对本刊记者说，"不但农民都偷偷留种，而且各地的种子公司立刻开始行动起来，把来自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作为亲本，和本地的品种进行杂交，获得了一批既能适应本地气候，又能抗虫的新品种。" 事实上，就在孟山都进入中国后不久，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郭三堆主任就研制出一种专利属于中国的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各地种子公司在使用郭三堆的产品时就更不用担心专利费的问题了，因此郭三堆也没拿到什么钱。 有人认为农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国家就应该大包大揽，把农业科研管起来。但是今年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组关于农业新技术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农业领域政府和私人研究机构的力量都不可忽视。比如，孟山都每年花在研发上的费用是12亿美元，比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花在农业研发上的总经费还多1亿美元。 孟山都每推出一个新品种，平均需要花费1亿美元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代转基因产品大都是让农民受益的，因为只有农民肯花钱购买，才能把投资挣回来。 问题在于，要想真正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还不污染环境，光靠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是不行的，必须尽早开发出第二代产品，比如抗旱抗涝抗盐碱农作物，或者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营养价值。这类产品的商业价值不高，光靠孟山都这样的商业公司显然是不行的，国家必须加大投资力度。 另外，一些国际慈善机构也站了出来，掏钱赞助了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比如，在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孟山都正在肯尼亚试验抗旱玉米。据《自然》杂志报道，这种新型玉米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正在等待美国政府管理部门开绿灯，好在非洲推广。先锋公司则正在积极研发对化肥依赖小的转基因玉米，不过这项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预计还需要10～12年才能上市。 除了转基因技术，对化肥的改良也很重要。目前生物肥料领域也是农业研究的热点，研究人员希望开发出一种新型肥料，既能保持土壤肥力，又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有机农业的理念是很好的，建立一套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生物防治系统也不是不可以。但任何新技术的前提一定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保护生态系统的绝对平衡。如果你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只想着去建立一个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是不可行的。"这是吴孔明所长的观点。 |
| Posted: 10 Sep 2010 11:21 PM PDT 周日我请人拍了个视频，拍了四个地点，这个月没打算拿出来。但是最后一个地点有旁人照了我的相并发到网上（附后），弄得这两天采访我的人又多起来。我感冒了，很累，不想再回答同样的问题，有媒体想报道的请到我的博客上看，我现在能提供的就是这些。九月份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想受太多干扰。如要当面采访，请等十一长假之后。 卖身交罚款 我叫杨支柱，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于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我今年4月被学校下岗。现在我工资单上每月应发工资960元，实发工资368元。两个月后再减960元，变负数了。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我征收24万所谓"社会抚养费"，我无力缴纳，只好把自己卖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了，我希望多卖40万元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人民币，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拒绝好心人的捐助，因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虫。 本卖身要约附条件，仅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强制执行裁定时生效。 杨支柱 2010年9月3日  |
| Posted: 10 Sep 2010 09:05 AM PDT 既然新浪已经全文贴出，我这里也贴出来吧： 【导言】棉花不但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极为宝贵的战略物资。但中国的棉花播种面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1.4亿亩的历史最高点后，便一路下滑，去年仅为7400万亩左右，比2007年又减少了1400万亩。为什么农民都不爱种棉花了呢？今年的情况有好转吗？本刊记者走访了河北、河南和安徽的三个棉花种植村，发现中国的棉花种植业正在同时面对三场战争，每一个对手都不容小觑。 第一个对手：粮食 河南省新乡县的七里营村是中国最有名的棉花村，1958年毛主席曾先后3次下乡考察棉花种植，第一个去的就是这个村。当年毛主席身穿白衬衫头戴宽边草帽俯身查看棉桃的形象被做成了雕像，立在他当初站立的地方，但雕像周围却种满了玉米，零星散种的棉花成了陪衬。 "现在的农民都很实在，什么赚钱种什么。种棉花不如种粮食赚钱，种棉花的自然也就少了。"总部设在七里营镇的科林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修立对本刊记者说，"90年代初我们镇有1万多亩棉花，如今只剩下了1000多亩。" 李修立是自学成才的棉花育种专家，他在30年里培育了8个棉花新品种，有4个通过了国家审定。他培育成功的"中植棉2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解决了棉花黄萎病的难题，被专家誉为"棉花黄萎病的克星"。卖棉种的收入曾经占他公司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如今他却不得不改卖小麦种子，否则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种棉花为什么不赚钱呢？棉花收购价偏低只是原因之一。据李修立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小麦是每斤2毛多，棉花(籽棉，下同)是每斤1块多一点，如今小麦价格已经涨到了9毛多，棉花只涨到了3.5元左右，如果按比例上涨，应该涨到7元才对。另外，棉花产量的增长幅度也比不上小麦。20年前棉花亩产大约是三四百斤，如今涨到了四五百斤，但小麦却从过去的亩产500斤提高到了1000斤！小麦生长期短，一块地种一季冬小麦后还可以再种一季玉米。玉米收购价虽然不到1元，但亩产高达1200斤以上。这样一来，一块地如果种一季玉米一季小麦，毛收入超过2000元，除去种子和化肥的投入，净利润和棉花大致相当。 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朱陈村的情况和七里营村很相似。这里原本是水稻产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庐江县政府为了脱贫致富，鼓励本县农民改种棉花，美其名曰"国防棉"，农民赵银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种棉花的。"那时候种水稻每亩地才挣几百块钱，种棉花能赚1300块。"赵银生对本刊记者说，"可现在水稻价格上去了，种水稻的利润提高到每亩1000钱块左右，双季稻加倍。棉花的利润却只提高到了1500块钱左右，而且还不能保证。" 原来，国家一直对粮食作物实行高补贴政策，补贴力度远高于棉花等经济作物。水稻等重要商品粮还有最低收购价格作为保障，棉花却没有。2001年棉花价格曾经跌到了1元多，棉农欲哭无泪。 虽然如此，赵银生今年还是种了5亩棉花。他是村里公认的种棉能手，经常被请去做技术指导。"种棉花的关键是肥料要掌握好，施肥的时机和方法都有讲究，我不施农家肥，只用化肥，但肥料施得深，肥力吸收得好，所以我家的棉桃都比别家的大。"赵银生带本刊记者去参观他的棉田，果然茎秆粗壮，叶片健康，棉桃和别家相比又多又大。他说："这已经是很差的了，今年冬天气温低，往常4月12日播种，今年我推迟到了4月23日才播种，那些按老皇历播下去的种子全被冻死了。" 和其他粮食作物比，棉花非常脆弱，受天气条件影响很大。今年安徽省的气候是先旱后涝，等到出桃的时候又遇上高温，出桃率大受影响，据赵银生估计，今年棉花单产肯定不如去年。 "种棉花比较费工，需要按时施肥、浇水、打药、间苗、整枝、打杈，收棉花也只能靠人去摘，没法机械化。"赵银生说，"我算过，种一亩棉花需要25个工(一人干一天算一个工)，现在的行情是每个工每天50元还得管饭，这样算下来，种棉花一分钱都赚不到。相比之下，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只要几个工就可以了。" 赵银生之所以还在种，就因为他不雇工，自己一个人照顾这5亩棉田。他今年54岁了，小时候生了场病，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盛夏的棉田闷热异常，在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就出一身汗，更别说还要劳动了。赵银生的两个儿子全都受不了种田的辛苦，去了外地打工。大儿子在珠海挖土，混到了领班的职位，月工资6000元。小儿子在镇江当泥瓦匠，每天能挣200元，虽说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但总比种棉花强。于是两人常年不回家，只把孩子留在家里让爷爷奶奶带。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七里营村根本见不到年轻人，村里的一位种棉高手已经83岁了，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干活。李修立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就连雇工也很难找了，外地来的农民工除了要求每天50元工资并管饭外，还要求每天加一瓶啤酒！住的地方也必须有空调，所以雇工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相比之下，过去一个工才2～3块钱，这就是棉花这种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里种棉花已经赚不到一分钱了，全靠在棉田里间种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来维持。"李修立说。 "我也快干不动了。"赵银生说。2008年时他还种了14亩棉花，去年就减到了7亩，今年他再一次减到了5亩，他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鱼塘上去，养鱼更能挣钱。 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安徽省最大的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根据他们的统计，庐江县今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在8万亩左右，比往年少了3万～4万亩。再加上今年气候异常，棉花亩产必然受影响，今年棉花减收几成定局。 中国棉花协会今年7月29日公布的形势月报指出，由于纺织行业回暖，对棉花需求增加，产需缺口加大，棉花价格大幅上涨。今年6月份的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月度均价为1.7894万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5120元，涨幅40.1%。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棉花收购价格必将大幅度上涨，因为棉花还可以依靠进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上半年中国累计进口棉花154.5万吨，同比增长10%。进口棉花均价略有增加，但仍然维持在每吨1800美元左右，与国内收购价格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面对粮食作物和进口棉花的步步紧逼，中国棉花的阵地还能守得住吗？对很多棉农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棉花行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敌人需要对付，这就是病虫害。 第二个对手：病虫害 棉花最怕病虫害。前些年最厉害的是棉铃虫，近几年最厉害的是盲蝽蟓，可本刊记者在李修立的棉田里根本找不到这两种害虫，最后还是在河南农科院的一处试验田里才终于找到了一只棉铃虫和一只盲蝽蟓。 "棉铃虫可厉害了，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李修立向本刊记者回忆，"那一年农药突然不管用了，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只能用手抓。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甚至都在电视里示范下田抓虫，但虫子太多了，根本抓不过来。那一年我们村的棉花几乎绝收，第二年很多人都不种棉花了。" 据李修立介绍，棉铃虫是一种多寄主广谱性害虫，"除了电线杆外什么都吃"。棉铃虫最爱吃植物的生长点，也就是新发的芽和新开的花骨朵，被棉铃虫吃过一遍的棉田从远处看没什么差别，但花都死了，不结桃。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使用菊酯类农药治棉铃虫，虫害厉害时每隔一天就要打一次药。菊酯虽然属于低毒农药，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毒性，那段时间七里营村每年都有十几个农民因打药而中毒，或者因为防护面具不通风而导致中暑。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将转基因棉花的研究纳入863重大研究专项，同时河北省政府于1995年开始试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棉花，并在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正式开始在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棉花虫害课题组组长封洪强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做法很快奏效，棉铃虫终于被控制住了。可以说，转基因棉花挽救了整个中国的棉花种植业，如果没有转基因棉花，你现在恐怕连10亩棉花地都找不到。" 迄今为止，棉花依然是唯一获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转入的外源基因能够让棉花具有一定的抗虫性，被农民简称为"抗虫棉"。但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孔明博士及其团队在今年5月28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了棉花害虫盲蝽蟓在华北地区的大爆发，指出这次爆发与抗虫棉的大规模种植有一定的相关性。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转基因技术，认为这种技术抗不了害虫，反而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如何使用。一味地强调风险而反对这项技术，或者过高地寄望于受益而支持这项技术，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孔明所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时说，"网上的很多极端言论都是对这篇论文的误读。盲蝽蟓确实很严重，但这并不是转基因棉花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吴孔明从1984年起就开始研究棉花害虫，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专攻棉铃虫。他最关心两个问题：第一，新的防治技术(比如转基因)对害虫种群的数量和分布有何影响；第二，如何减少害虫对新技术产生抗性的概率。在他看来，这是害虫防治领域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农业发展和环境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据吴孔明介绍，棉铃虫擅长迁徙，而且路程很远，甚至可以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之间飞来飞去找吃的。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搞清棉铃虫种群数量的变化，吴教授不但设立了多个地面观测站，还在渤海湾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雷达站，对长途迁徙的棉铃虫进行定量跟踪观测。 "我们的观测结果证明，随着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棉铃虫的种群数量逐年降低，其他农作物也都跟着受益。" 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棉铃虫是广谱性害虫，在华北地区一年繁殖4代，每一代的寄主都不一样。它们最喜欢花，中国北部地区不同农作物进入开花期的时间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先是小麦，5月份开花。小麦收获后，开花作物就只有棉花了，7月份的时候，大豆、玉米、高粱、蔬菜等农作物都开始开花，棉铃虫就分散了，不好治了。换句话说，6月份棉铃虫基本上都集中在棉花田里产卵，孵出幼虫后正好吃刚结出的棉桃。如果这时候它们吃到的全都是转基因棉花，就会被杀死。这个做法相当于为棉铃虫设置一个死亡陷阱，把棉铃虫的循环链条掐断。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转基因棉田里，也发生在其他农作物的田里，这其中还包括非转基因的普通棉花。 吴孔明的这项研究自1992年开始，一直做到2007年告一段落，研究范围涵盖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山西这6个省份，包括300万公顷棉花和2200万公顷的其他棉铃虫寄主作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进行的大规模长期跟踪研究，相关论文引起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的高度重视，并被作为封面故事刊登在2008年9月1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科学》总编辑还借此机会采访了温家宝总理。 第一个问题通过艰苦的研究终于解决了，转基因抗虫棉确实有效。 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它关系到如何保持转基因棉花的效力，避免害虫过早产生抗性而导致转基因棉花失去使用价值。事实上，当初之所以要用转基因棉花，就因为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八九十年代我国棉农滥用农药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可以说是针对当时特殊情况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封洪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 据统计，如今中国北部地区的棉花有95%都已经是转基因的了，只有新疆北部地区还在种植非转基因棉花。这倒不是因为转基因棉花不好，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棉铃虫不是大问题。那么，如此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棉花会不会让中国的棉铃虫很快产生抗性呢？吴孔明认为不会。他说："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害虫产生抗性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国外大农场规定转基因棉田1英里之内必须种一点普通棉花，让棉铃虫去吃，把有可能出现的抗虫基因稀释掉，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庇护所'。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都是小农经济，政府很难规定哪家种转基因哪家种'庇护所'，不过也正因为中国的农业模式和国外不同，使得中国农民的种植品种非常多样。目前华东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不到耕地总量的10%，棉铃虫不缺庇护所。" 吴孔明指出，转基因棉花已经种了10多年，在国外曾经有媒体报道说个别地方发现了具有抗性的棉铃虫，但第二年就都消失了，没有一例被科学家证实。 封洪强认为，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引进越来越谨慎，之所以一直没有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就是为了保持目前现状，让玉米成为棉铃虫的庇护所。"虽然转基因玉米的抗虫性非常好，但玉米螟目前用农药就能防得住，暂时不需要引进抗虫玉米，这样可以让转基因抗虫棉能够用得更久一些。"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 吴孔明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这个思路可以用到转基因水稻上，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国家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也不必全国都种这种水稻。"我觉得只要种一半抗虫水稻就行了，只要年年坚持种下去，就能逐步降低棉铃虫的种群数量。"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在吴孔明看来，怎么种转基因抗虫农作物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政府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全盘考虑作物布局和基因布局。他的研究小组一直在密切监视棉铃虫的变化，随时运用计算机模型加以分析，争取对可能出现的抗性做出提前预测，为政府的农业政策提供支持。 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两个关键问题似乎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那么盲蝽蟓大爆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很早就预测到盲蝽蟓会出问题，因为它和棉铃虫处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转基因棉花转入的外来基因来自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这种细菌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够特异性地杀死鳞翅目昆虫，却对其他动物无害。因此转了这种特殊基因的棉花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棉铃虫就属于此类。但是棉花害虫有300多种，其中属于鳞翅目的还不到10种，也就是说，抗虫棉对大多数棉花害虫都不起作用。 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在中国漫长的种棉历史上，棉农的防治对象一直在变，并不是只有棉铃虫这一种。吴孔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在新的生产模式和生态系统里害虫的种群数量会如何变化，哪一种害虫最有可能代替棉铃虫的位置。通过研究发现，盲蝽蟓和棉铃虫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广谱性害虫，都从6月份开始从其他作物转移到棉花上来。从前棉农为防棉铃虫而大量喷药，间接地把盲蝽蟓杀死了，以至于很多有经验的棉农都从来没有见过盲蝽蟓长什么样，很容易忽视它的存在。但盲蝽蟓属于半翅目昆虫，Bt蛋白对它不起作用。如果棉农因为种了抗虫棉就不用农药的话，势必给其他害虫以可乘之机。 "我很早就针对这一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建议棉农在6月份棉花开花前喷一两次农药，控制盲蝽蟓。"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但是，这个建议被很多人忽视了。种子经销商为了扩大销路，把转了Bt基因的棉花简称为抗虫棉，这就给一部分棉农造成了错觉，以为不用再施农药了。封洪强领导的课题组专门针对盲蝽蟓问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结果证明转基因棉花并不会造成盲蝽蟓大爆发，真正原因就是转基因棉田的农药施放量大幅减少，让盲蝽蟓有了可乘之机。 李修立也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开始种转基因棉花的头几年几乎什么药都不打，但几年后其他虫害开始增多，只好继续打农药，只是打药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 但是，农药毕竟会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除草剂和化肥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伤害。另外，生产化肥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其代价就是中国农业消耗了全世界35%的化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中国棉花产业最大的敌人。 第三个对手：环境污染 在很多人看来，农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但一位名叫安金磊的河北枣强县东紫龙村农民似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安金磊的身份虽然是农民，但实际上他高中毕业前没怎么种过地。他父亲在兰州做买卖，经营医疗器械。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农校，农校毕业后进了国营农场。但他不认同农场的种植模式，尤其厌恶农药。1993年，安金磊以每亩5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40亩"薄田"，开始用有机的方式种植棉花。2007年，南方一家著名的全国性报纸率先报道了他的事迹。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安金磊不施化肥，改用粪肥和杂草堆肥；不种转基因抗虫棉，而是用本地种子，因为他相信"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他也不用农药，而是在棉田两边种一排玉米一排芝麻，让玉米充当诱饵，芝麻作为驱虫剂。结果安金磊种的有机棉花抵抗住了2006年的枯黄萎病，不但省了农药化肥钱，而且稳产8000斤籽棉。甚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也都明显优于其他棉花"，最后被一家纺织厂以每斤4.5元的价格收购，比市场价高出1.7元。 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安金磊被迅速炒成了一位"有爱心的农民"。3年过后，本刊记者试图再次采访他，却被告知今年庄稼不太好，希望记者明年再去找他。经过反复协商，安金磊才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东紫龙村距离北京300多公里，没有直达的火车或公交车，必须先坐4小时火车至衡水，再转乘出租车才能到达。这个村有800亩地，但只有160人，人均5亩地，这在华北农村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人少地多，因此留在村里务农的人比其他农村多一些，但村子里还是显得空荡荡的，缺乏人气。 安金磊的家坐落在一条小巷的深处，墙上布满了爬藤。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总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院子的一边是厨房、厕所和洗澡间，虽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沼气池，但不知为什么都无法使用，只能用煤气。院子的另一边是5间大瓦房，其中的正房被布置成客厅，墙上挂着好几幅书法作品，一幅上写着"晴耕雨读"，另一幅写着"君子风"。客厅中央摆放着6只沙发，客厅两侧还有两间正房专门用来接待访客，可见来找安金磊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是来这里体验农家生活的，但更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寺庙或道观，从师"安老师"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今年来的客人比往年少多了，但仍有两位客人住在这里：一位是在海口做生意的张先生，来这里"休养几天"；另一位是来自河北沧州黄骅市的佛教居士，名叫刘一村，他已经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一边帮安金磊干活一边读经。安金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帮工，因为他夫人刚生了一个儿子，显然没工夫照顾农田。这是安金磊的第二个孩子，他的大儿子今年16岁，在外地读书。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上大学，没必要。但我会让他知道大学里的知识，这个工作私塾就可以完成。"安金磊说。他非常崇拜古人的生活，讨厌一切与工业化沾边的东西。比如他非常不喜欢城市，认为城市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不过后来本刊记者得知，他的大儿子目前正在深圳一家私塾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资助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安金磊承包的农田坐落在村子的最东边，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农田，农民们施放的农药和化肥很难保证不渗透进来。这块地长约300米，宽约100米，从远处看它既不是纯天然的草地，也不是整齐的庄稼，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走近一看，这块地的土质和周围没什么两样，不知道为什么被媒体称为"薄田"。不过地上的庄稼和邻近的地块明显不同，周围的农民种的基本上只有棉花和玉米这两样，排得整整齐齐的，很符合城里人想象中农田的样子。但安家的地上却交叉地种着红豆、黑豆、黄豆、绿豆、棉花、花生、玉米、谷子、辣椒、土豆、芝麻和各种蔬菜，甚至还种了两分地旱稻，看上去相当杂乱。大部分庄稼都被杂草掩盖了，只有拨开杂草才能看见地上到底种的是什么。人从地里穿过，会有一群群蛾子和飞虫被惊起来，显然这里害虫极多。 "安金磊不打农药，不施除草剂，也不用地膜，3天不除草，草就长起来了。"刘一村居士说，"很多草根很深，拔起来很费事，志愿者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拔草。" "我一看见地膜这种化学东西就烦。"安金磊说，"这东西来自石油，石油好比是地球的骨髓，怎能轻易抽得？"安金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尊重大自然。他不喜欢一切人为的东西，甚至连杂交种子都不愿用。地膜其实是一种在北方农村相当普遍的农业技术，既可以保持土壤温度和湿度，又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但在安金磊看来，地膜和杂交种子一样，都属于人工干预，不够自然。 不过，话虽这么说，那块旱稻却必须赶紧除草了，否则稻秧连阳光都见不到，估计就要绝收了。"我对志愿者说过，拔草的时候也不能恨草，草和农作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安金磊一边说一边用镰刀和双手拔草，干了半小时才清理出2米见方的一小块。2分地大约相当于120平方米，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要干一整天才能把这块地的杂草除净，而且每隔3～4天就要这么再来一次。虽然当地的人工相对便宜，但一个工也要40块钱。如果没有志愿者为他免费劳动，安金磊的有机实验恐怕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可惜志愿者不都是农民，很多人不知道干农活非常辛苦，干了几天就打退堂鼓。安金磊鼓励他们说，经受日晒雨淋可以更好地吸收日月精华，因此也就不会累了。志愿者大都来自城市，不会种地，前段时间一位志愿者直接把黑豆作为肥料施到了田里，结果把很多蔬菜烧死了。 居士刘一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他认同安金磊的理想，但却出于本能，对安金磊的一些具体做法表示怀疑。他指着安金磊的棉田对本刊记者说："安金磊不用农药，结果虫子很多，棉桃都快被吃光了。看长势，别人家的棉花今年能收四五百斤籽棉，安金磊的棉花能收100斤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安金磊却并不担心。"我的棉花不去市场上卖，都被朋友们买走做被子了。"他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我的棉花绒短，但朋友们觉得有机棉被盖着舒服，比普通棉花更暖和。" 事实上，安金磊种的庄稼收成普遍都远低于其他农民。当地人种的小麦每亩能收1000多斤，而安金磊种的小麦最多也就能收400斤。但自他出名后，他的产品往往会以很高的价格被前来"朝圣"的崇拜者买走。一位名叫李国义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从来没有见到安金磊卖过粮食，而村里有很多人都对安金磊的种田方式感到不满，认为他糟蹋土地。如今土地比过去值钱了，光是每亩地的国家补贴就有70元，因此现在的地价已经涨到了每亩至少300元的水平。有几位村民看不惯，用拖拉机强行铲平了安金磊的10亩地，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种上了庄稼。 天气闷热，安金磊干了一会儿就回去吃饭了。他说他每天4～5点就起床，这是符合中医养生之道的做法。但他中午必须睡午觉，否则支持不住。 因为附近没有旅馆，本刊记者只能住在他家。安金磊非常好客，任何客人都可以随便在这里免费吃住。晚饭全是素食，但有鸡蛋。安金磊做菜放很多油，味道很香。晚饭后大家坐在客厅聊天，聊的几乎全是国学和宗教的内容。安金磊平时不看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却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国学古籍。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他认为中国人都应该变成小农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再为生产而生产。他甚至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有机农业，他觉得农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土地不属于人类，不是用来为人类生产粮食的。说到农"业"就必须考虑成本和效益，这就偏离了生活的本质。 "可是，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这样生活，那耕地就不够了。"本刊记者问。 "中国的土地绝对够。"安金磊肯定地回答，"中国目前只用30%土地生产粮食，其余的都是用来生产饲料、水果，或者造酒了。酒完全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他对肉类的需求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作为国家级研究所的所长，吴孔明却不得不考虑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不反对有机农业，中国政府和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式，但光靠嘴说没用，你得拿出切实的证据来。如果你的方法被证明可行，我们一定会积极地推广它。"吴孔明说，"有机农业领域的很多专家都没有真正地从事过农业生产，很多想法都是异想天开。比如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控制草原蝗虫灾害不能靠农药，应该去养鸡，让鸡去吃蝗虫。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引来一片叫好声，但没人想过，草原上只有几天有蝗虫，剩下的时间你拿什么去喂鸡呢？" 相比之下，李修立和赵银生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俩在多年的实践中都摸索出了一套控制害虫的办法，既能保证高产，又能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比如，李修立在棉田边上种了一排绿豆，因为他知道盲蝽蟓最爱吃绿豆，"进去了就不出来，像小孩进了游戏厅一样"。等他看到盲蝽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往绿豆上喷农药，杀死它们，这样做可以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量。赵银生也是如此，他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阴雨天蚜虫一定多，天气一热，红蜘蛛就该出来了。于是他每天都下地观察，根据不同的气候情况和棉花植株的特点决定打药的方式和用量，因此他的棉田农药用得比别人少，但虫害却比别人的轻。 按照有机农业的定义，这两人都不合格，都不能贴上"绿色农产品"的标签。但也许他们的做法恰恰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最环保的一种耕作方式，否则粮食单产提高不上去，就得开垦更多的土地。 "转基因抗虫棉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机的抗虫技术。"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Bt蛋白以前就是被作为有机农药而使用的，已经用了50多年。但是喷药的方式效率太低，农药禁不起日晒雨淋，药效不能保证。转基因棉花就是让棉花自己生产这种有机农药，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药效不稳定了。" 来自孟山都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公司正在研制一种能抗盲蝽蟓的转基因棉花。但是他们在引进转Bt棉花上吃过亏，不愿轻易把新的转基因棉花品种推向市场。 "当年孟山都的转基因棉种基本上只挣了一年的钱。"安岱种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对本刊记者说，"不但农民都偷偷留种，而且各地的种子公司立刻开始行动起来，把来自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作为亲本，和本地的品种进行杂交，获得了一批既能适应本地气候，又能抗虫的新品种。" 事实上，就在孟山都进入中国后不久，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郭三堆主任就研制出一种专利属于中国的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各地种子公司在使用郭三堆的产品时就更不用担心专利费的问题了，因此郭三堆也没拿到什么钱。 有人认为农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国家就应该大包大揽，把农业科研管起来。但是今年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组关于农业新技术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农业领域政府和私人研究机构的力量都不可忽视。比如，孟山都每年花在研发上的费用是12亿美元，比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花在农业研发上的总经费还多1亿美元。 孟山都每推出一个新品种，平均需要花费1亿美元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代转基因产品大都是让农民受益的，因为只有农民肯花钱购买，才能把投资挣回来。 问题在于，要想真正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还不污染环境，光靠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是不行的，必须尽早开发出第二代产品，比如抗旱抗涝抗盐碱农作物，或者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营养价值。这类产品的商业价值不高，光靠孟山都这样的商业公司显然是不行的，国家必须加大投资力度。 另外，一些国际慈善机构也站了出来，掏钱赞助了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比如，在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孟山都正在肯尼亚试验抗旱玉米。据《自然》杂志报道，这种新型玉米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正在等待美国政府管理部门开绿灯，好在非洲推广。先锋公司则正在积极研发对化肥依赖小的转基因玉米，不过这项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预计还需要10～12年才能上市。 除了转基因技术，对化肥的改良也很重要。目前生物肥料领域也是农业研究的热点，研究人员希望开发出一种新型肥料，既能保持土壤肥力，又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有机农业的理念是很好的，建立一套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生物防治系统也不是不可以。但任何新技术的前提一定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保护生态系统的绝对平衡。如果你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只想着去建立一个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是不可行的。"这是吴孔明所长的观点。 |
| Posted: 09 Sep 2010 08:3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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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Sep 2010 08:27 AM PDT
周日我请人拍了个视频，拍了四个地点，这个月没打算拿出来。但是最后一个地点有旁人照了我的相并发到网上（附后），弄得这两天采访我的人又多起来。我感冒了，很累，不想再回答同样的问题，有媒体想报道的请到我的博客上看，我现在能提供的就是这些。九月份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想受太多干扰。如要当面采访，请等十一长假之后。
我叫杨支柱，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于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我今年4月被学校下岗。现在我工资单上每月应发工资960元，实发工资368元。两个月后再减960元，变负数了。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我征收24万所谓"社会抚养费"，我无力缴纳，只好把自己卖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了，我希望多卖40万元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人民币，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拒绝好心人的捐助，因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虫。 本卖身要约附条件，仅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强制执行裁定时生效。 杨支柱 2010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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