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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1 02:43 PM PDT 日本东北大地震与海啸发生至今已逾两个月，民众若未直接受到影响，生活已逐渐回到常轨，但警方估计避难所内仍有约11万居民。 对于许多灾民而言，缺乏隐私、离乡背井、痛失至亲，都令他们身心俱疲。  日本避难所地图 Hiroshi Moriwaki说明人们遭遇的种种伤痛，并鼓励关心孩童与成人，因为这场悲剧对他们造成各种深浅不一的影响。
 福岛发生大地震之后，医院将部分患者移往小学，照片来自Natsukado，依据创用CC BY-NC-ND授权使用 灾变发生后，许多志工与医师、护士及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都涌向灾区伸出援手，有些人提供医疗服务，也有些人只是纯粹倾听灾民的经历与心声。 由于援助人员习惯在急难时工作，长时间值勤相当常见，许多人也开始将他们的贡献视为理所当然，但大众常常遗忘，这些医护人员本身亦为灾民，也同样失去亲友或房屋。 因为如此，许多公民营中心开始教育援助人员，让他们学习抗拒工作过度，也提醒他们得先照顾自己，才能真正帮助他人。 @jishin_care藉着描述一名朋友的经验，说明医师得面对哪些身心压力，根据"地震相关心理照顾资讯"一文，虽然医师与护士接受训练时，就必须在急难时刻发挥最大力量，但在如此艰困时刻，他们最需要他人支持。
心理学家Satoko强调，志工与专业医护人士不该觉得"灾后疲劳"是软弱的表现：
感谢Rino Yamamoto提供日文英译 校对：Soup 作者 Scilla Alecci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28 May 2011 11:48 AM PDT 煙火流瀉了 梯也爾 在陰笑 |
| Posted: 28 May 2011 11:44 AM PDT 煙火流瀉了 梯也爾 在陰笑 |
| Posted: 28 May 2011 04:20 AM PDT 半个月前，我读到一条社会新闻【链接】,相信很多人也都看过，关于江苏镇江西瓜"爆炸"的事情。该新闻的导向说是与膨大增甜剂有关，在没有严格的对比实验之前，我想这个结论下得过早。实际上，西瓜"爆炸"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比如雨水的充沛，而只简单的归结为膨大增甜剂是没有道理的。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十年前，我们村子也流行种植西瓜，西瓜的爆炸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夜里我在瓜地的帐篷中，倘若半夜睡得机灵，总能听到瓜地里"噗噗"的声音，那是西瓜在爆炸。 当然，本文不是讨论西瓜爆炸的罪魁祸首是哪个，只是想说些别的，目前食品安全人人不放心。而农村，使用添加剂、毒性较大的农药照样流行。作为一个农民，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深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的害虫不知道是不是学习了"三个代表"，力量奇大，一般的农药是杀不死的。必须加大剂量、或者使用高毒农药。否则你颗粒无收，这便是现实。绿色食品在中国基本上是扯淡的事。 王小峰在他的博客里把添加剂等不良化学物品的使用归结为中国人追求"色香味"的心理，并且提倡吃东西应该满足营养价值，而不是满足眼睛、鼻子。这使我想起来一个段子：大便味的咖喱和咖喱味的大便，你选择吃哪个？我想王小峰肯定选择大便味的咖喱，你不是只在乎营养不追求色香味吗？我作一这样极端的比较，是为了说明王小峰的观点同绿色食品一样扯淡。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的选择应该是两者都不吃，而是寻找咖喱味的咖喱。 这也就掉进一个悖论里：1、人们选择色香味的食物，需求决定市场，所以就有生产者添加一些化学物质满足色香味的需要；2、如果提供不含化学添加剂的食物，那么色香味就不能保证，就没有市场，最终被淘汰。 笔者在此开出处方： 1、取消食品的领导特供制度。有特供制度的存在，就不会有安全放心的食品。既然领导可以先走，那么食物也应该由领导先吃，中南海七老八十的人吃了都没事了，我们再吃。 2、城市转农村户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多找找农村的亲戚，城市人的女儿可以高攀一下嫁到农村来嘛。不要觉得什么，我们农村人不会嫌弃你们的。 综上的处方，也和绿色食品一样扯淡，所以这食品安全问题基本还真是无解。  |
| Posted: 27 May 2011 09:00 AM PDT 和男朋友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发一些我们之间的糗事，求男友妈妈能好起来；求我和他能长长久久 ---------------------------------------------------------------------------------- 1、男友思维非常活跃，经常语出惊人。有一次一起在饭店吃饭，点的水煮活鱼，男友吃着吃着忽然夹起鱼泡说："为什么会有人特别喜欢吃鱼泡啊？"我说，一条鱼只有一个鱼泡，物以稀为贵呀。男友淡定地说道，那鱼也只有一个屁股啊！我。。。 2、上周和男友一起回他家。男友爸妈、我们俩围一桌吃饭，男友先吃完把自己的碗收了，忽然又想吃了，叫我给他夹块鸭肉。于是我很贤惠地夹了一块到他嘴里。这时，男友爸爸猛地冒出一句："哈哈，喂狗了！"说完后自己也愣了。。。叔啊，不带这么说你自己亲生儿子啊！ 3、以前被坏人欺负过，非CN。想了想，终于鼓足勇气要把这件事告诉男友。我把他送我的项链摘下来，然后把那件自己一直为之痛苦的往事告诉了他，最后说："如果你介意的话，就把这条项链收回吧，当做从来没有遇见过我，没关系的我不会怪你的。"没想到他只是笑了笑，拿过项链说："你说完了吧！我可以给你戴上了不？"从此对这件事闭口不提。偶尔我想起来，还会很细心地安慰我。 4、男友妈妈人特别好，通情达理，对我也很好，可惜得了癌症晚期。上周回去跟我说起男友小时候的糗事：那时候自家拿40个鸡蛋做了鸡蛋糕，然后就出去干活去了。回来的时候鸡蛋糕全没了，男友兄弟两人小肚子鼓鼓的。。。40个鸡蛋啊，一天就吃完了啊！兄弟俩后来便秘了好多天，男友至今看到蛋糕都腻。。。 5、男友今天又回家去了，因为妈妈情况不大稳定。下午忽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妈妈问他有没有对我。。。（你懂得）他说有。妈妈又问我是不是CN，他想都没想就说是，然后他妈妈又教育了他一大堆，从此以后一定要对我负责啊之类的。。。心里真的特别特别心酸，但更多的是感动。在糗百上看到很多说因为自己不是CN而被嫌弃的，而现实中的自己竟然能遇到这么好的他，不仅不嫌弃我，还替我全扛下来。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女孩们千万别自暴自弃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的!! -----------------------------------------------------------------------------------是不是有点长。。。阿姨身体很痛苦，每次她发病男友都在旁边紧紧抱着她，什么都不说。很心痛。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在此深深地祝愿，阿姨快点好起来吧！！！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匿了，让过吧！ 高中暑假，陪妈去泉城卖桃。在千佛山早市，零晨2点从家走，四点到。五点多开始卖。六点城管来了开始赶人。说是领导来检查卫生，污染环境。小商贩开始荒张收摊，我在前面推车走，后面跟一群拎着桃等着付钱的市民。城管见这边人多，过来驱赶。见罪魁祸首是我，便踹我的车，扔我的桃。年少气盛的我，要上去打城管，被好心的市民拦住。城管见有人拦，便猖狂的说要搞死我。这时一个老大爷指着城管鼻子骂"你们这群WBD，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农村种点东西来城卖容易吗？你们从东赶到西，从南赶到北。"城管说"你再多管闲事，我把你抓起来，告你妨碍公务。"老大爷大怒"你来抓我，老子打济南府的时候还没你呢，我儿子是省政府的，孙子在公安局，你来抓我。"众市民都说，"揍这孙子"城管掠句狠话说"你等着"跑了。让我感动的是老大爷要买我十斤桃。让我赶紧回家。追着我付钱的市民，把钱一分不少的给了我。好人一生平安！！坏蛋天打雷轰！ 我遇见的泉城城管 大二时跑去献血,结果害我三个月那个没来,被迫喝了一个月中药,一个月啊! ====那就给你割了吧==== 那天测量操作,一大早跑操场上晒太阳,当时姐就晕乎乎的,过会感觉下腹剧痛,当机立断往宿舍冲,姐穿的是白裤子啊!正赶上同学上课啊!姐不用看都能感觉到那血哗哗的流啊!姐一路急走遭遇各种眼神啊,有木有! 惯例这不是gc,姐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路边,这时有一男生冲过来拉起我就喊,救命啊!有人流产了!你妹的!你让姐一个黄花大闺女情何以堪啊!!! 本人在茶具店工作…今天一位五十几岁的阿姨买了一把3000的紫砂壶，问她是要收藏么？她说：不是，我是看这个壶嘴很细，买回家当油壶，炒菜的时候，放油量比较好控制。。。 昨晚和老婆XXOO很尽兴（中年男人懂得），于是想夸老婆一下下，结果我说了句"还是和老婆XXOO过yin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晚上在看QB,看到一个弹老公蛋蛋的，说他老公眼泪都出来了，自己闲的难受，弹了一下自己.......................麻痹的，果然眼泪出来了.........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
| Posted: 28 May 2011 10:05 AM PDT 為何大學應牽頭推動生活工資？ 對約三十萬在職貧窮人士來說，最低工資法例的落實可謂來自天上的福音。但是，近日掀起的飯鐘錢和休息日薪酬爭議，隨即暴露了現時法例的各種漏洞，這些漏洞製造機會令僱員的薪酬低於綜緩線，於是在職貧窮的問題依然存在。我要指出的是，這些表面上的技術性漏洞，壓根兒是因為政府不重視「生活工資」的理念所致。為此，社會需要重新將工資扣連生活的理念帶回輿論，在政府置若罔聞的情況下，我建議本港的大專院校牽頭推動生活工資，以裨益本港工資運動的發展。 所謂生活工資，是近年在英美等國家由民間社會推動的概念，藉此替代標準模糊的最低工資。它的理念是工人獲得的工作薪酬，應該至少能保障基本的生活開支，這便意味著無法令僱員應付生活的工種根本不值得在社會存在，政府應該阻止向那些支付貧窮線以下工資的僱主提供合約或資助。 一般來說，政府為了改善貧窮問題，會運用財政再分配的方法，透過社會福利將部分稅收轉移給貧窮階層。然而，倘若貧窮問題一開始是由過低的工資造成，那麼這種做法只是將僱主的責任推給整個社會的納稅人。所以，比起事後補救的福利政策，政府直接介入市場，迫使僱主付出生活工資是更根本的做法。 政府需要立法保障生活工資，是因為市場自己無法保證勞工得到基本生活開支。勞動市場只單純以利益交換的規則運作，企業為了賺取最大利潤盡量壓低工資，而工人為了應付生活卻不得不投入勞動市場，於是缺乏議價能力的往往是工人。當市場價格壓得比貧窮線更低，便造成在職貧窮的問題。基於人道理由，政府有責任令公民能夠獲得基本生活保障，不致活於捉襟見肘的生活，於是便需要介入市場，設立價格下限以阻止過分剝削的工種出現。雖然有反對者認為此舉干預了人們的交易自由，但這是不成理由的。因為人們捍衛交易自由的理據在於它保障了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自主，於是，當一些交易本身反而剝奪了人們的生活自主時，這種交易自由便沒有捍衛的必要。例如僱主以一個不能令人應付生活開支的價格聘請工人，工人既出賣勞力，亦犧牲自己的生活，又從何談及自主？這時候政府作出介入，正是為了確保交易自由背後更重要的價值－－生活自主。 其實近年民間社會一直有爭取生活工資的訴求，政府卻一再表示反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便一再宣稱：「法定最低工資作為工資下限而非生活工資」。然而，工資下限的立法理念如果不基於保障基本生活，那又基於什麼呢？翻開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報告，條例根據的「一籃子指標、其他相關因素」，主要就整體經濟情況、勞工市場情況、競爭力和生活水平等因素評估，而生活水平一項，則只有就業收入和物價水平兩項，完全沒有評估僱員的基本生活開支，更沒有參照綜緩水平。可見這條法例根本不重視能否保障僱員的基本生活，我們只能歸咎於政府在商界的拉扯下，從來不敢提出貫徹的原則，在捍衛工人基本生活開支的責任上不斷退卻。 那麼，實際上政府到底退卻了多少？以下開始談數字。由於香港沒有官方的貧窮線，所以需要用綜緩家庭的收入為「社會安全網」的水平。現時28元的最低工資注定製造一群漏網之魚。以具體數式表示，即為28 x 8 x 26（時薪 x 每日工作時數 x 每月工作天），總數是5824元。對照綜緩數字，綜緩受助人平均每月金額為2954元，而在職人士平均供養2.06人，再加上每月約800元的交通開支，數式即為2954 x 2.06 + 800，總數是6885元，這個數字俗稱「綜緩線」。可見，現時的最低工資水平便比這個安全網低了約1000元。 於是，這1000元距離安全網的差距，使原本僅是福利的飯鐘錢和休息日薪酬成為攸關生活的爭奪。因為僱員薪酬即使達到最低工資水平，但如果不加上這些額外的僱員福利，就根本無法維持基本的生活。這場爭奪戰甚至發生在各大專院校，近日傳媒便報導多間大學的外判餐廳相繼剋扣飯鐘錢，筆者所屬的中大學生會日前在校內展開調查，發現有餐廳扣減休息日薪酬後，員工薪酬低於綜緩線（注一）。其後學生會與校方開會討論此事，會上有校方代表表示休息日無薪，是因為以往行月薪制，休息日有薪與否沒有明文交代，同時因為政府只呼籲「有的繼續有，無的繼續無」，在模糊之間，僱主在新制下便儘量不計休息日以減低開支。 但這些討論其實完全失焦。因為休息日無薪就算在程序上合理，但僱員薪酬低於綜緩線便無法令人接受。正本清源，現時最嚴重的問題在於僱員的薪酬就算達到法例標準也無法應付生活，所以僱主必須將薪酬定得高於綜緩線，用什麼加薪的措施都好。 本港各大專院校與其被動地接受政府推出的法例，不如主動牽起推動生活工資的運動，將校內餐廳員工的工資水平定於33元，屆時員工的月薪將會是6864元（33 x 8 x 26），剛好高於綜緩線。筆者建議由大專院校推動，是因為政府在立例時推卸責任，唯今只得依靠社會上的良心僱主。大學從來是探索社會前進方向的地方，深受公眾期望，收取公帑資助，又豈可只顧埋身象牙塔，連校內員工的權益都不顧？比起在商界圍困下舉步維艱的政府，大學更有空間推動有抱負的政策。大學可以一改「價低者得」之招標方式，規定外判商須支付員工$33生活工資 ; 對於中小企外判商，可提供經濟誘因以鼓勵中小企提供生活工資，如承擔維修費(注二) ; 減免管理費、水費、電費、媒氣費等。環顧國際，推動生活工資的運動都是從地區作為示點，然後廣泛傳播。以美國為例，在1994年的波爾的摩市，民間團體成功爭取所有提供政府服務的承辦商及承判商必須支付「生活工資」予僱員，通過地方立法訂立比聯邦最低工資更高的工資標準，成為成功爭取生活工資的先河。其後在聖路易、波士頓、洛杉磯、芝加哥、底特律等六十個城市均推行了「生活工資」條例。香港的大專院校何不以此借鏡，團結一致推動生活工資，成為社會上保障勞工權益的典範? 筆者現呼籲仍然未遺忘大學價值的院校，牽頭發起生活工資運動。中大校長沈祖堯一向提倡大學要具備社會責任，希望學生關心弱勢社群，筆者對他實在寄予厚望。而且，這個目標已非甚麼高遠不可及的目標，現在只是要求大學令校園內的工友得到應付基本生活的工資而已。然而這個如此卑下的要求，又不知有沒有院校決心辦好？ 注一：該餐廳員工薪酬是7000元，雖然表面上高於綜緩線，但這其實是餐廳將工時定於9小時的結果，員工多付出的是家庭生活時間。若以上述標準工時8小時計算，月薪實為6272元 注二：以中大為例，中大飯堂維修費以前乃由大學負責，現在就轉移到外判商肩膊上。成本增加，終令成本轉移在員工身上。 中大學生會會長 |
| Posted: 28 May 2011 07:58 AM PDT 现在很多中国人未必知道的是，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张巨幅肖像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创建国民党并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时间是1928年蒋介石北伐胜利后。据民国报纸《时报》于1928年8月24日刊发的一张照片可以证实，当时工人正在天安门城门的正中央悬挂孙中山的一张巨幅标准像，两边还挂有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事实上，以往的中国并没有悬挂政治领袖的传统。随着西学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西方政治领袖肖像悬挂在公共场合和重要仪式的作法为清朝末代皇帝以及国人所接纳。民国袁世凯统治时期更是将自己的肖像铸在银币上，"袁大头"就这样走入了千家万户。而国民党集会时亦在讲台中央悬挂孙中山的肖像， …… |
| Posted: 28 May 2011 08:37 AM PDT 于伏海 腾讯新闻报道，陕西涌现出五位为药家鑫求情保命的教授，这五位教授联名呼吁不要"弄死药家鑫"。 呼吁书一开始就大气磅礴，把一起情节极其简单的刑事案件上升到中国如何赶超英美成为世界第一暴发户的高度，说中国现在成了世界老二，将来还要当世界老大，世界老大怎么能说杀人就杀人啊？老大就应该有老大的样子，什么宽容啊，谅解啊，尊重生命啊，总之，五教授列举了一大堆老大应该有的美德和情怀！ 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五教授把老大最应该有的美德列出来：那就是依法治国，尊重法律！ 五教授还说判药家鑫死刑就是古老的"一命偿一命"，既然是古老的法则，那么即将成为世界老大的中国怎能如此野蛮无度呢？ 我不知道五教授是从事什么研究的，但是无论从事什么研究，我想都应该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判处某些最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死刑，根本就不能用一命偿一命来解释，判决某些人死刑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作为知识分子首先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法律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的，在具体运用法律上，法律又是用来规范审判行为的，法院判决药家鑫死刑，正是首先站在法律上的高度上行使的审判行为，而这恰恰是据说正在走向法治的中国所必须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五教授又说，我们何必跟药家鑫一样冷酷？没错，判处药家鑫死刑对药家鑫来说确实足够冷酷，但是药家鑫被判处死刑就能说明法官是冷酷的吗？就能说明老百姓是冷酷的吗？难道判处药家鑫死刑的法官真的没有为药家鑫发出"惋惜"之叹吗？难道中国的老百姓就真的只知道放放鞭炮而已吗？我想告诉五教授的是，你们错了，如果我是法官，我会为每一个被我依法判处死刑的人扼腕叹息，因为我是个有着正常感情的人，但是感情归感情，叹息之余，我还得依法判决，否则，我们要法律做什么，发生了事情后，知识分子们动动笔呼吁呼吁就可以了。我想，审判药家鑫的法官同我一样，为药家鑫这样一个本来有着美好前途的年轻人而焦虑不安，但是审判的现场，必须是无情的，必须是不偏不倚的，判处药家鑫恰恰做到了这点，这就是一种冷酷，文明国家恰恰需要这种冷酷！ 五教授也抛出了许多人曾经抛出过的观点，那就是法院被民意绑架了，所以，法院判药家鑫死刑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更是很荒唐。目前的中国，民意居然还能绑架法院，五教授也太高估中国民意的力量了吧。我们该如何评价法院的判决呢？法院的判决必须在一个合法的程序下做出的，必须是在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下做出的，必须是依据现有法律作出的。我们看看法院对药家鑫的判决，一审，没有违法程序，二审没有违反程序，一审通过举证质证，证据证明药家鑫确实残忍地杀死了张妙，二审通过举证质证也证实药家鑫确实残忍地杀死了张妙，一审依据刑法对此种行为的规定判处药家鑫死刑，二审同样如此，请问，法院判决药家鑫死刑到底错在哪里啊？难道就因为判处药家鑫死刑符合老百姓的期待就说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有问题的？教授们，请问你们这是什么逻辑啊？ 我想告诉五教授的是，法院判决药家鑫死刑只是符合了民意，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是民意绑架了法院，如果教授们认为民意绑架了法院，那以后法官应该怎么作为，符合了民意就会冒着被民意绑架的危险，不符合民意就会冒着违反法律的危险。如果教授们认为民意绑架了法院，那以后民众又该如何表达意见，民意符合了法院的判决就会被掌握了话语权的少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民意绑架了法院，民意没有符合法院的判决又会被这些人认为民意是屁民放的臭屁。教授们，你们难道想让法院和民众左右为难吗？ 幸好，宪法确立了人们的言论权利，幸好，法律确立了法官独立判案的权力，否则，民意无处发出，法院依旧尴尬。 五教授，难道你们作为知识分子不明白，你们的呼吁已经是对司法的不当甚至是严重干涉了吗？请你们尊重审判药家鑫的法院和法官，请你们让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保持一个冷酷冷静的心态，让他们独立判断药家鑫该不该执行死刑，不要用你们的呼吁书干扰他们，不要用你们的呼吁书绑架中国的法律和法院！ 陕西五教授，请不要干预司法！ 欢迎订阅法天下·邮件列表：马上订阅！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
| Posted: 28 May 2011 07:42 AM PDT
"彪哥林"，其人是毛腊肉最亲密的战友，也是百战百胜的"战神"--知道是谁了吧？我一说就会被屏蔽，所以，我只能转弯抹角的说了--你懂的。生前备受荣宠，死后却臭名远扬。 是非功过，恩怨情仇神马的，历史上向来都是暴力最强者和笑到最后者说了算。即便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彪哥哥在温都尔汗沙漠折戟沉沙翘了辫子后，关于他死亡的真正原因也是只有漏洞百出的官方结论。至于这种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否可信的，这需要时间来解密，而且，务必要是在一个没有斧头帮独裁的真正自由的时间段和空间里才能成为可能。必须的。 据网上资料，官方说仓促逃亡的彪哥哥居然忙中出错选了一架没有加满油的飞机，而正是这样一个疏忽直接导致了他一家三口的魂断黄沙。怎么可能啊？一生谨慎，一向以老谋深算处世的老江湖老鲢鱼，会幼稚到如此程度吗？所以，对于他真正的死因，我们应该存疑。 据最新出版的彪哥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彪哥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彪哥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彪哥座机强行起飞之后》披露： 一、彪哥在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彪哥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由此看来，不但彪哥的死因值得商榷，他的反水论谋杀论也同样值得打问号。
这让我想起前些天读的一本清史，说到嘉庆皇帝之死时，同样的扑朔迷离让人一头雾水。 可见在独裁政治的掌控下，连皇帝老子的死也是不明不白的了。 遑论尚是接班人的彪哥哥林了。
关于嘉庆皇帝之死，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最雷人一个是，丫是被雷给劈死的！ 这当然是民间的版本，说起来有些"三俗"了-- 说是嘉庆皇帝在六十六岁那一年，春心萌动，借在木兰围场祭祖之机会，与一长的标致的小太监在一个叫"烟波致爽"的行宫里行苟且之事，结果，天老爷或者是他老祖宗发了脾气，让雷公老子咔嚓一个闷雷，就给劈成焦炭了！ 那"烟波致爽"的行宫名，确实很契合当时的情境--丫还真的是爽死了！ 当然了，正史是不敢这样子写的，谁要敢写--即便不掉脑袋，那也没地方发表不是？ 孰是孰非，已成悬案。不提也罢。
只是，从雷电云雨的桃色凶案，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民间与官方对事实的认定往往会截然不同。而之所以会这样，其实道理简单了去了，无非是在人治的传统下，注重为尊者讳莫如深的臣子们一手打造了隐蔽性政治这样一个怪胎。这种秘密性政治源于统治者对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不自信和愚民政策的需要。在任何狗屁倒灶的情形之下都要勉力维持主子"伟大、光荣、正确"乃至"金枪不倒"的强势印象。而在政治高压与黑暗如幕中，群众的眼睛也多是賳亮賳亮的。于是，往往在草根之中出现反抗压制心理，或出于猎奇戏说解构的需要。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有了自己的一套解释历史的话语方式。这种方式是宣泄式愉悦性的民间话语，也是一种大众狂欢式的娱乐表达，更是一种集体表述式的对抗方式。 基于此，余以为，相较于官方话语的遮蔽性与虚伪性，民间话语的随意性夸张性确实无可厚非。两者都不太可信，又都仅仅能作为一种参考而已。
不知治史者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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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1 06:24 AM PDT
夜里读到余华在关键词"差距"里的一段，他回忆自己在2009年2月在温哥华UBC的演讲。他"说到中国在二〇〇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
| Posted: 27 May 2011 05:20 PM PDT 给观音菩萨奉上一个大西瓜，便够胆要求观音菩萨让儿子考一百分，变成了生意式的交换，这是民间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 近些年，各大小寺庙香火日盛，逢初一、十五及节假日拜佛者更是摩肩接踵，有人八千八百八十八一炷香也不惜买来烧，因为他们都要求菩萨"办点儿事"，升官发财，考大学、找工作，谈恋爱、生孩子，无所不求， 佛菩萨真的会有求必应？ 贪心是道 兰溪：上次说现在人们什么都不信，但好像又很想信点什么，所以，各个寺庙香火很盛。 净因法师：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应该是件好事，拜总比不拜要强，不能一竿子打倒。无事不登三宝殿，没事他拜什么啊，都是有所求的，很正常。 兰溪：升官发财、谈恋爱、生孩子都要求，这种拜的方式是不是反而会让人的欲望膨胀，助长人们的贪心ς 净因法师：人都是有欲望的，不要搞得那么高尚，好吗？ 佛家讲"贪心即是道"。比如，火箭宇宙飞船，都靠后面的推动器推动上太空。但送到一定高空的时候，一定要把推动器丢掉，独立运行的飞船才能飞得更快。同样道理，承认我们每人都有贪心，若能把贪心作为载体，当成燃料，善加利用，我们的进步反而会快。然而当贪的"燃料"把我们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须把它除掉，否则它永远捆绑着你，你不可能自由自在。 兰溪：菩萨会有求必应？ 净因法师：与其说让菩萨帮你做，不如说把菩萨当成见证人。平时拜佛，佛、菩萨很多很多，看起来很乱，其实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一个人成功，至少有五个很重要的心理素质，或解释成美德：第一个，不管你干好事坏事，当然主要是好事了，首先要下定决心，有个愿望或誓言，不达目的不收兵，这不就是地藏菩萨吗？ 拜佛是观想 兰溪：地藏菩萨代表愿力。 净因法师：对。没有愿力，没有计划的人，还能干什么呢？任何成功都是从愿力开始。大愿地藏王菩萨，是世界上愿力最大的，他要把地狱弄空，"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狱空得了吗？这种愿他都敢发，让儿子考上大学有什么不可以呢？跟地藏菩萨比容易多了。愿力来自欲望，每个人都是从地藏菩萨开始的。有了愿力以后，第二个，要有行动的，那么在佛家里面力量最强的就是大行普贤菩萨，代表有行动力，要想成功就要去做，没有行动只有愿力没用的。光有行动还不够，还要聪明一点，有智慧，就是第三个，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对不对？智慧就是方向感了。接下来，要想成功，还必须要经营自己的团队，集体的力量，要有悲心，不仅要懂得欣赏跟你能力相似或者比你强的人，还要包容那些能力不如你的，就是观音菩萨，懂吗？就是脾气好的、脾气臭的，你都要包容，同情地理解。 拜佛拜菩萨，其实是一种观想。 兰溪：观想？ 净因法师：佛家特别重视一念之间的思维。通过观想，培养好的思维。比如说供花，供的是鲜花，为什么要供鲜花呢？因为鲜花虽然美，但很快就会凋谢腐烂，人的生命也一样，人的美是不可能延续二十年的，美容也没用的，人都有生老病死嘛。所以呢，当鲜花还开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它，生命无常，也应该珍惜生命，任何人都不应该浪费时间。为什么烧香呢？比如说一个人品质好，任何人都称扬他的美名，就像香一样，人家愿意跟他在一起。还有，供水，要清水，希望思想像水一样的清净。这些都是观想。 兰溪：观想自己吗？ 净因法师：拜菩萨，观想菩萨的美德，与自己的心理形成感应，化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了明确的目标，有行动，有智慧，有包容心，再加上善巧方便，生命中若有此五个美德，成功的机会应该比较大了，菩萨不保佑你保佑谁啊？其实，还是你自己保佑自己。 兰溪：现在拜佛的人哪里懂得这么多呢。 净因法师：《六祖坛经》里说得很清楚，什么叫观音，慈悲即是观音，能净即释迦，贪策是地狱，愚痴是畜生。一切唯心造，有据可查，都是说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你要是拜佛，不要像民间的拜，第一，你要清楚每尊佛代表何种善德，第二，边拜佛，边观想。反思这些美德，不断强化这些概念，他自然会影响你的行动。 兰溪：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思想决定语言，语言变成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就是命运"。 净因法师：完全同意。《华严经》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我们的心如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画家，画出了喜怒哀乐的人生。 佛家没有偶像崇拜 兰溪：有一种观点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初，没有偶像崇拜。为什么传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崇拜佛像呢？ 净因法师：佛教从古到今，都是对人精神的一种提升，思维的升华与转变，转迷成悟，这是真正的核心。刚开始的教义通过口口相传，到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佛像出现，所以拜佛不是从中国开始拜的，印度就有了。 泰国人拜不拜佛啊？我不认为泰国的佛像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汉明帝永平年间（约公元62年），汉明帝夜梦金人，晚上梦到神人，满身金光在朝廷大殿飞绕。然后派人去印度取经。说明佛教传到中国之前，已经有佛像了。 那么，为什么开始没有佛像，后来有了呢？ 因为佛教里有的道理太抽象，一般的人很难理解。比如，慈悲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长篇大论讲解，你也很难理解。但有了观音菩萨代表慈悲，一下就能明白了。就是把本来抽象的一种美德或哲学思想的概念拟人化，形象化。 兰溪：印度的观音菩萨是男性形象，为什么到中国变成了女人？ 净因法师：唐朝之前观音菩萨以男性形象出现的居多，但到了中唐以后，观音菩萨形象逐渐转变为女性型。有趣的是，观音菩萨的塑像为什么很少有少女的形象呢？少女不是更动人吗？为什么是结了婚的中年妇人的样子呢？这涉及观音像变性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是有的，但是无条件的爱是少的。男女之间的爱看起来是无条件的，其实是有条件的，一个男孩爱一个女孩，肯定是要她嫁给他，对不对？但有一种人的爱是无条件的，就是母亲对子女。观音形象的变化正是藉母爱之伟大让你体会什么是真正的慈悲。那么，在文殊菩萨面前观想，什么是智慧呢？人生有很多问题你想不清的，就像一团乱麻，有智慧了马上就可以解决，快刀斩乱麻。 当初造像的真正目的在这里。 后来，在民间也开始造像，民间信仰把这种高深的理论又功利化。给观音菩萨奉上一个大西瓜，便够胆要求观音菩萨让儿子考一百分，变成了生意式的交换，这是民间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民间有人崇拜偶像，是真的。但这不是拜佛的本意。 兰溪：明白。 净因法师：民间信仰，把高深的理论简单化了，民间传播，需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不是佛家所说的因果的本意，是把因果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老百姓知道，这没有什么坏处，因为对老百姓有帮助，老百姓可以这么理解。但它不是因果的全部，用这个反过来攻击佛教那是蠢的。 总会有人说我们搞偶像崇拜，我说我们真的没有啊，民间有，没关系啊，人家高兴这么做，我们也不能阻止啊，拜总比不拜强。 他就说这就是我们佛家的，但民间不归我们佛家部门管啊，他就说，拜了佛就是你家的。搅不起，呵呵。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 Posted: 28 May 2011 03:40 AM PDT "如果有一天我成了流氓，请不要忘记告诉大家，我也曾单纯过。"这是我喜欢的一句话，不过，我这辈子已经做不成流氓了，声名害人，虽然我依然有一个做流氓的梦想，却只能越来越爱惜自己的羽毛。 请叫我有气节的流氓。在忽悠和假正经的年代，我曾这样定义过自己。在正人君子和假冒伪劣流行的社会里，我愿意做一个真正的流氓。即使不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最起码，还可以破口大骂，敢爱敢恨，敢去调戏贵胄家的千金小姐。做流氓，挺好。我今生最大的遗憾是，再也做不成流氓了。 原来本色是书生，这是我对自己的认真定位。悲天悯人，无限温柔。
小远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18:31多云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28 May 2011 03:13 AM PDT 5月，金正日又一次访华，这是去年以来的第三次。如此高频度访华，实属罕见。 前些天跟一位朋友说到朝鲜问题，我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再有一次韩战，中国一定不会脑子吃肿再进行一次抗美援朝，因为当时支撑中国进行抗美援朝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就不可能发生。本质地讲，抗美援朝就是中国为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火中取栗，用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和巨大的代价，中国充当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打手和急先锋。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改头换面成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表面上说，志愿军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其实质，却是为一些人和利益集团的私利而战，这样的真相，现在还有许多中国人不明白。 即使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已经不存在，中国对朝鲜的援助更多是历史的惯性和包袱使然。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因为朝鲜的挑衅而面临灭顶之灾，中国不会再进行一次抗美援朝战争，最多，也就是发一些有盐没醋的抗议言论云云。
小远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18:08多云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27 May 2011 11:28 PM PDT 一周舆情综述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祝华新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5月28日 03 版） 警惕"沉没的声音"爆炸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引起好评。文章寄语当今官场："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网友盛大林在博客中称赞，文章有"人"味，为"民"言；接"地气"，达"天听"，让"人微言轻"的底层民众感到欣慰。"沉没的声音"如果得不到倾听和回应，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演变成"爆炸的声音"。天涯网友"于是乎"认为，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忽略甚至压抑了弱势群体的诉求和声音，冤情和怨恨情绪缺少宣泄的渠道。"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放大他们的声音，增强他们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胡星斗教授曾经警告说，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这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系列文章"关注社会心态"的收官之作，此前4篇是《"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和《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天涯社区推出"天涯观察"指出：面对太多群体性事件，执政者该如何处置，确实考验其政治智慧。当百姓心死之际，就是惨剧发生之时，前车之鉴，血迹斑斑。若政府能够及时倾听到那些"沉没的声音"，同时，能切实解决网民所反映的问题，惨剧一定能避免。 新浪微博网友坦言：要做到真心的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其实，说穿了，就是执政者一方面对自己有无信心，一方面是对自己管理下的黎民百姓有多少信任而已。网友"言朔"感叹：党报这次发声振聋发聩，真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构建利益表达机制，比任何时候都要急迫。网友"平凡旅程2010"相信：要让"沉没的声音"被倾听，重要是"表达管道的铺设、通畅和制度化"，为此需切实加大"民意、公共理性在基层选举中的分量"。 参选人大代表须循法律轨道运作 近日，知名网友李承鹏、五岳散人（姚博）等在网上宣布参选所在社区人大代表，在微博客上引发热议，《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于建嵘教授在微博客上议论：这是公民按照法律规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通过适当的宣传引导，让更多的公民了解自己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积极行使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利于社会政治发展；但此事不宜娱乐化炒作。所有宣布参选的网友公布真实姓名、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与选举资格有关的资料。网友"平平之民"批评道："喊几个口号就要参选的人，是不是真把民主看得太廉价？请证明出你是否有能力、值得大家信任。"另一位网友平国实提醒：直接选举由县区、乡人大选举委员会主持，且受县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如何提供个人信息并向选举委员会推荐自己和向选民介绍自己等一系列法律程序，"并非打横幅、喊口号般简单"。网友"棍客"补充说，还要"防止有些人娱乐起哄"。 网友"一地鸡毛空间"建议：有条件的人先从竞选自己小区的业委会委员开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学会解决最基本的事儿，再尝试解决广众的事儿"。 越南国会选举引关注 5月22日，越南举行了5年一度的国会选举，由6200万名选民直接选举国会这一越南最高权力机构，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这次选举差额数较大，从827人中选出500人，还出现了十几名自荐候选人，候选人须公示个人财产。选举结果，越南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会的控制权，媒介称之为一项"执政党可控民主实验"。 王占阳教授在财新网表示：越南"民主化推进有一定惯性"，党内对民主原则有"某种尊重和敬畏"。网友"翔雕"相信：公权需要公众监督，否则就滥用公权为私用。北京海淀区网友称："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安全性的探索，越南人对历史的发展有考虑。"网友"小红妹"说："越南的民主肯定层次太低，毛病特多，但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了。" |
| Posted: 28 May 2011 05:24 AM PDT 周末，蒋雨芹闹着要去坐海盗船，然后，我用相机记录了她从自信，到崩溃，再到无奈，绝望，最后到心有余悸的整个过程~幸好操控海盗船的阿姨看情况不对及时停止了。哈哈。把开心就建立在她的痛苦上，非常非常可乐哈
和饮料时踌躇满志，说海盗船神马的不过浮云~ |
| Posted: 27 May 2011 10:22 PM PDT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兼与薛兆丰谈"价格理论" 李华芳 【论文草稿，仅供讨论，请勿引用，所有意见和建议，请发至：lihuafang@gmail.com 】
内容摘要：在行政垄断条件下，行政垄断企业涨价在减少排队损失的同时，会增强其行政垄断地位损害市场效率。这种非帕累托改善不能被市场接受，市场会拒斥这种行政强制调价。本文小结了关于行政垄断调价的相关争议，并通过论证行政调价的错误，重申了一个古老而朴实的概念，即只有进行破除行政垄断的制度改革，才能突破上述困境。 关键词：价格理论 行政垄断 租 制度改革
1 行政垄断搞涨价的争议 关于火车票价的争议（李华芳，2011）引出了一些后续的讨论，这些讨论均指向对价格理论的理解。其中的争议点是对"行政垄断企业调高价格以消除排队引起的损失"有不同的看法。薛兆丰（2011a，b，c，d）的总体看法是，即使不改变行政垄断的制度，也一样可以让垄断企业调价来提高由于排队或拥堵引致的损失，以提高效率。本文以"调价论"代指"不改企业行政垄断性质可以调价论"。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名为调价，但相对于行政垄断企业而言，其实仅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涨价。
薛兆丰（2010）曾以年夜饭为例指出饭店对稀缺的年夜饭桌位会提高价格销售，以此类比火车座位的情况。我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看法的不当之处，假定黄牛作为中介被合法化，那么中介就会区分不同车次和路段的火车票，实行不同的定价销售策略，有些可能涨价，有些可能打折销售，而并不只有涨价一条路。好比年夜饭的例子中，有饭店提高年夜饭售价，也有饭店在过年期间关门谢客一样（李华芳，2011）。尽管原来的涨价论观点已经修正到行政垄断企业的"调整价格"策略，但依旧没有吸收我提出的定价主体应该是合法中介，而合法中介来源应当是现有售票中介和将黄牛合法化。根据我的观点，当定价主体不再是行政垄断企业的时候，其定价策略会随市就价，我把我的观点称之为"市价论"以区别于"让行政垄断企业调价"的"调价论"。
此外，朱海就（2011a，b）则明确指出不改制度的"调价论"是不可取的，不过这一批评一来强调从奥地利学派视角来看行政是不是强制调价，二来是从奥地利学派的演化思想来反对新古典学派的均衡思路。本文以"改制论"来代指"必须改变政府强制打破行政垄断才是放开竞争和形成价格之源"的看法。实际上，苏振华（2007）就从方法论角度批评了薛兆丰在火车票问题研究上的错误，但本文在此将不讨论基于不同方法论的争议。本文认为即便从价格理论角度看，也无法得出"垄断企业涨价能提高效率"的结论。
2 价格理论快要误传了 张五常（1999）担心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数学用得太多了，二是博弈论大行其道。张五常判断如此下去，学生们不再深入研读斯密、马歇尔、费雪等的经典作品，这将使得价格理论的流传越来越困难，最后不免失传的命运。但张五常不曾料到各种各样打着价格理论旗号的经济散文在大陆流传起来，而且声势浩大，价格理论似乎并没有失传，反而兴盛起来了。这里的解释是，张五常大幅度降低了接触和了解价格理论的门槛，为经济学的普及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对于经济学与数学关系之争议，尽管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数学的使用提高了经济学的门槛，因此如果"过度"使用数学，倒的确有可能是价格理论失传，因为门槛太高而出现无人问津的现象。所以，张五常（1999）认为数学过度使用将使价格理论失传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与此同时，经济散文这种形式也降低了经济学的门槛，《经济学消息报》和《经济学家茶座》这一报一刊的存在，也在不断证实这一点。这增加了价格理论往下传的机会，不过也增加了价格理论被误传的机会。
张五常（1999）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价格？其给出的定义是：价格是消费者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这"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不仅仅是可见的金钱形式，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努力（张五常，1984）。尽管经济散文的确增加了价格理论传世的机会，但中文语义的模糊性也增加了误传的机会。从张五常对"价格"的定义中，其实是从需求方的角度来看，这与马歇尔均衡的定义存在细微的差异。在火车票价的争议中，所谓调整"价格"到底指的是什么，也并不清晰。在此，我将做出如下区分：一是定价，也就是确定一个名义票价，例如说铁道部应该提高火车票价格，其实际上指的是提高火车票的"票面价"；二是市价，也就是在市面上成交的价格，包括正常渠道和黑市，也就是实际上的"成交价"。张五常定义的"需求方在边际上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在"成交价"的意义上才成立的。而在薛兆丰（2010）的相关讨论中，没有区分出这一差异，并且在其他文章中，也没有交代这两种"价"之差异。可能正是因为"价格"一词在薛的论述中被混用，也无意中造成了"价格理论"的误用。
3 不在点子上的"调价论" 在李华芳（2011）指出行政垄断调价的问题之后，朱海就（2011a,b）进一步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对"调价论"进行了批评。对调价论的主要质疑是，行政垄断者无法知晓且不可能处理过来市场信息，因此薛兆丰（2010）关于铁道部可以根据市场信息进行火车票调价的建议，是站不住脚的。薛为此做了一些辩护，但这些辩护策略由于混淆了"票面价"与"成交价"，对市场参与主体的自由和平等理解有偏差，因此使得辩护误入歧途。
3.1 不是所有排队，都是定价不贵 薛兆丰（2010，2011a，2011c）有一串逻辑大跃进，即从"排队"到"拥堵"到"浪费"到"提价"到"效率改善"，这中间要弥补的逻辑缺环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排队现象通过提价，并不一定能挑选出"需求最迫切"的那个人。为什么这么说？不妨以薛（2011a）中提到的道路拥堵为例，薛指出"要是路权是按拥堵费分配的，那么一个躺在救护车里的贫穷孕妇，是否比一个载女儿上芭蕾舞班的富人更愿意支付拥堵费？一群挤公交的上班族，凑起来的钱是否更容易让一个只身去做美容的家庭妇女让路？显然，市场机制为需求更高的穷人提供了随时战胜需求较低的富人的机会，而其他行政管制手法，则只会削弱穷人的这种机会，并巩固那些行政手段丰富的人的优势。"
其实这种按拥堵费分配说法完全偏离了实际的约束，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北京市2010年的人均收入为50415元。假定贫穷孕妇家庭的全年收入不超过这一标准，并且无存款，而富裕家庭的年收入为500000元。按照拥堵费的建议，只要定价超过每年50415元，贫穷孕妇的需求再怎么迫切，依旧无法"先行"。因此，忽视了具体的收入约束，所谓的能将"需求最迫切的人"挑选出来的建议，是一种无稽之谈。这种不讨论实际约束的例子、类比、比喻，在薛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但都未经过精心的讨论和考虑，因而显得漏洞百出。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讨论，重要的是面向约束。事实上，认为"排队"就是"拥堵"因而就有"浪费"的观点，同样是没有考虑具体的约束条件所致。让我举一个有具体约束条件的例子来回应这一点。2009年到2010年，上海浦东芳华路的邮局在早晨开门之前，总是有老年人排队。根据初步观察，这些老年人居住于附近小区，因为经常有熟面孔不断出现。按照薛的解释是因为邮局服务定价低了所致，邮局应该提高价格以减少排队出现的拥堵现象。不过如果这样解释，实际上是完全脱离了真实世界。
芳华路邮局排队的例子中，很多老人根本不是来享受邮局服务的，而是来陪有些需要邮局服务的老人聊天的。排队先后并不是因为谁出价更高，需求更为迫切，仅仅是因为某人起得比较早而已。在这里，由于排队本身作为一个社交活动，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低价现象。所以将所有排队做一个都是拥堵并且造成浪费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关于排队作为社会系统的理论，可以参考哈佛大学Leo Mann（1969）以及Schmitt等人（1992）的验证。这一例子本身与价格理论的讨论关联不大，放在这里是要提醒一下，不要将所有的排队现象都当成所谓的拥堵浪费，真实世界需要细查约束条件。
3.2 市场规律起作用，交易主体有不同 薛兆丰为"调价论"辩护的另一个论证方式是采用不恰当的类比。例如在薛兆丰（2011b）中，薛指出火车票价问题和战俘营经济学问题是一样的，经济规律不会因为变换一下场景就不起作用。但这一类比其实是完全不成立的。理由在于战俘营经济学讨论的并不是行政垄断者与一般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而是战俘之间的交易，例如以香烟作为通货等。如果这一类比要勉强成立，大概需要讨论的是战俘与长官之间的交易。实际上Radford（1945）的确提到了这一点，例如商店实际上是受战俘营管理者的背后支持，能差别对待战俘营内外的商品价格。这就相当于铁道部给内部以及关系户的价格与卖给普通消费者的价格不同。普通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就是黑市交易或者所谓的黄牛。
其实仔细阅读战俘营经济学（Radford，1945）就不难发现其所讨论的是战俘之间的交易，即交易主体是平等的，而不是讨论战俘营管理者与战俘之间关系，比如那些高级军官与战俘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交易。在火车票讨论中，没有人否认黑市交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的有效性（李华芳，2011）。正如战俘营中也有交易一样，火车票同样存在以黄牛为中介的黑市，这或是可以谨慎类比的情况。但战俘营经济学这篇文章的道理是断然不能用来支持铁道部与一般购票者之间也是平等交易的。Radford的文章写在那里，有不同的解读是好事，但扭曲使用就不太好了。
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入门教材中，都预设了价格机制其作用的一些前提，例如交易主体是平等自由不受强迫的。这当然离真实世界的情况很远，实际上几乎没有一桩交易是完全平等的主体。因此需要法律这一第三方来保护交易双方，使得在第三方执行的时候，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战俘营中，这一强制第三方并不是法律，而是高级长官。在另外一些特殊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也会充当一个第三方（Levitt & Venkatesh，2000）。但如果是地位极为不平等的双方，例如铁道部和普通购票者，生搬硬套平等交易双方是没有意义的，也无法说明问题。而用战俘营经济学的例子也是搞错了方向，不能用于解释火车票问题中的双方。
薛兆丰（2011b）进一步说："没有人会说战俘营里的市场条件是完美的，但市场恰恰是在不完美、甚至是极度扭曲的世界里起作用！在当年的集中营里，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面包在礼拜二晚上涨价，并提出根本的办法是结束战争，那各位是否觉得他扯得太远了？"我认为薛这种故意制造二元极化，并下意识降低根本问题重要性的观点，的确是扯得太远了。承认战俘营中的经济学和结束战争并没有矛盾之处，而且结束战争的确是让市场运行更有效率的办法，和平环境对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不用多说。非要以战俘营中有经济规律就刻意降低根本目标重要性，那是不仅居心叵测，而且实在大错特错。纳粹德国也有市场，总不见得说其中也有经济规律，就不提出根本办法是终结纳粹统治吧。我个人不仅反感这种扯得太远的类比论证，更反感这种莫名其妙的二元极化。
3.3 不是公营私营差异，而是行政垄断与否 为了协调之前的论述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薛（2011d）做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如果调价行为是朝私营企业改进的方向，公营企业也可以调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这一点，反对意见（朱海就2011a，b；李华芳，2011）都是指向行政垄断。行政垄断企业与国有企业（公营企业）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论证国有企业采用了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和调价合理性，与行政垄断企业调价不合理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薛（2011d）的错误和战俘营经济学案例的误用和扭曲，如出一辙。在已经清晰界定了讨论行政垄断企业调价是不是有效之后，通过不当类比论证其他方式的合理性，是无法证明"调价论"的合理性的。
薛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论述中的类比误用，我曾多次指出，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类比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每一个例子所遇到的约束条件完全不同，故而不可拿来简单类比。薛的写作中没能注意这一点，故而也未能就"行政垄断企业调价"是否有利于提高效率做出详细和令人信服的论证。
那么为什么行政垄断企业调价与国有企业调价不能同日而语呢？薛（2011d）实际上暗含了国有企业向私人学习调价这一点，我认为在经营管理上，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长处"，尤其是企业家才能分布不同，国企向私企学习，自然有可能提高效率。但这与之前的讨论关系不大。因为对于行政垄断企业来说，问题的焦点是比较"通过调价减少的所谓排队损失"与"通过调价获得的垄断地位增强进而造成的对市场的损害"两者之间的大小，没有实证，就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认为行政垄断企业调价就能提高效率。
并且"调价论"在逻辑上也很难成立。理由是行政垄断企业为维持垄断利益以及相应寻租以获得进一步的行政垄断地位，总是倾向于垄断市场，而不是采用更接近市场的调价行为。也就是说，在行政垄断情况下，供给者是唯一的，而买者人数众多，是竞争性的。这种情况下，买家只能作为价格的接受者。而行政垄断企业却可以通过控制产品价格或调整产量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在火车票的案例中，李华芳（2011）的分析已经表明，对于理性的铁道部而言，控制目前的火车票价格，并且固定现有的火车票供给量，是铁道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结果，也是其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在技术更新之前，其他形式的调整将会打破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而减少其收益。而技术更新则会打破原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行政垄断企业会定出新的价格与产量。而在当前的约束条件下，呼吁行政垄断企业涨价，显然是认为行政垄断企业没有做出理性决策，因此"调价论"是十分不理性的。
这意味着铁道部管制目前的价格和产量，是其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以往的论证聚焦在需求方一面（薛兆丰，2010；李华芳，2011），但未细查供给方这一头。对于"理性的"行政垄断企业而言，若存在有利可图的调价空间，必然会选择调价。也即是说，通盘考虑了维稳、安全性、运力、以及其他约束条件后，如果不存在创新突破原有的均衡，那么对于铁道部而言，管制目前的火车票价格和产量就是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调价论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约束条件，认为铁道部会为社会的"租值耗散"去做出调整，而忽略了铁道部根本不可能遵循"调价论"者提出的所谓建议。调价论者错误高估了自己的理性程度，并且低估了行政垄断企业不是理性的。我认为这种在同一门学问和论述中，一面高估自己的理性程度，一面低估行政垄断企业的理性程度，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本节讨论澄清的问题是：一来行政垄断性企业向私人企业的学习行为没有问题（调价不在其列），但与推动破除行政垄断并无任何矛盾之处，且后者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二来低估行政垄断企业的理性程度并高估调价论者自身的理性程度，在同一种论述中是相互矛盾的。
4 永远从租的角度看垄断 这一节的标题是借用薛兆丰（2008a）的《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第二章的同名标题，这一提醒我认为不管是对薛自己，还是对于其他的研究者，都是有用的。而我认为薛在火车票问题上的前后不一致，以及其后辩护的误入歧途，主要是未能贯彻其在反垄断研究上的逻辑所致（薛兆丰，2008b）。薛（2008a）指出："从租的角度理解垄断，将是卓有成效的；人们对各种最终产品的需求，导致了租的形成；享有租，就是享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力；而租值的大小，或者说垄断力的强弱，是全人类共同的逐利行为造就的"。
正是根据这一观点，在反垄断的相关讨论中，薛（2008b）提出要采用一个相对合理的反垄断视角。而有一点不管是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还是弗吉尼亚学派都是承认的，由政府管制垄断对消费者并无好处。薛兆丰（2008a，2010）提出只要政府管制行政垄断企业的价格，垄断者就无法变现其全部垄断租值，就会向有特殊关系者输送租值，在这个过程中造成租值耗散。这一洞见实际上来自张五常（2002）关于租值耗散的相关论述，不过薛没有注意到张对租值耗散只发生在边际上的定义。而且有意思的是，张五常（2002）针对"租值耗散"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并不包括"调价论"。实际上，正是因为行政垄断特权界定不清楚，才是"行政垄断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周其仁（2001）对中国电信业的分析也表明破除垄断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才是关键，而不是所谓"调价论"。因为调价的后果不明，即便进行调价，由此带来的垄断租值变现只会增强行政垄断的地位，进而阻碍破除行政垄断的根本目标的实现。而且租值已在，正如张五常（2002）所言，分析中"如果有应该消散但没有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一定错"。调价论的背后逻辑恰是违反"租值消散情况下行政垄断企业的理性选择"这一对的分析。
让我进一步引入杨小凯和张永生（2003）对超边际选择的分析，因为租值耗散发生在边际上，而不是边际内。让我作扼要说明，之前的"调价论"者所持的观点都是边际决策，而非超边际决策。简单来说，就是这些调价论者并不考虑"目标的选择"，而是在目标既定情况下（减少排队）做出边际上最优的选择，但提出的建议却依旧不一定符合边际最优的情况。进一步的，减少排队的目标在经济学对目标选择的分析中，并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杨小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超边际分析是"女怕嫁错郎"。调价论者的所有分析都是集中在老公既定情形下如何激励老公的问题，但这一分析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经济学对选择老公的分析是更为关键和要紧的。正如前文论述北京堵车案例中所言，只要拥堵费价格提高到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以上，就无法甄别谁是更有效的需求者。而你即便是选择一个老公不断激励他使得老公的效率极高，收入极大化，也可能无法在选择上与邓文迪选默多克相比较。调价论恰就是未考虑超边际分析或者说"目标选择"所造成的误解。
5 小结：不可摧眉折腰事权贵 对于行政垄断企业的改革，选择对的目标和方向的重要性，要远胜过边际上的选择。在错误的方向上，例如变现租值以增强垄断企业地位，尽管可以分析哪一种手段能最优帮助行政垄断企业变现其租值，但其只会帮助行政垄断企业巩固地位，形成对市场的损害，造成阻碍改革的后果。并且在事实上有意无意的支持了权贵特权，而不鼓励市场竞争。尽管调价论的意图可能在于让行政垄断企业向私营企业那样调价，但正如李华芳（2011）和上述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不仅是因为意图上不可能，而且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行。而其他方面可以学习的，包括技术革新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则没有在涨价论的讨论之类。
让我们再回到朱海就（2011b）提出的制度调整上来，不难发现，这一制度调整与目标选择的相似性。不过由于双方是基于不同的前提来进行论证，采用的方法也很不同。因此两者又有差异。从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和演化思想来看制度改革非常重要，也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即便是从价格理论出发，本文的分析也表明"调价论"的不当之处。更进一步的，从价格理论的基础出发推导的制度改革，一样可以得出不断界定产权的方向，而不是调价论。
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中除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至少还有另一条是不断推进产权改革，但却没有行政垄断企业搞涨价这一条。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分拆才带来了商业竞争和经济繁荣，这一市场化改革的经验通过承包制，通过国企改制缓慢进行。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改革是容易的事情，不管是电信业的改革（周其仁，2001），还是农地制度的改革，都是如此（周其仁，2004，2010）。认为可以一手让行政垄断企业"按市价调整"，一手推进破除行政垄断的改革，难以回避本文提出的"调价导致租值变现后增强垄断地位阻碍改革"的质疑。
改革如果仅仅是意味着改变，那么不能否认增强权贵的特权地位，维护其租值变现的权力，同样也是一种改变。但这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改变与市场化改革相对，不仅逻辑上背离价格理论，而且目标选择上也与市场化南辕北辙。价格理论具有强大的分析和解释能力（张五常，2002；周其仁，2010），但推不出"行政垄断企业调价论"，只能导出产权改革的结论。中国改革的经验反复证实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界定产权，破除行政垄断，引入竞争，又何须"调价论"苦口婆心、煞费心思、摧眉折腰事权贵呢？
（2011年5月，极度不完善版本，仅供讨论。意见和建议请发送至：lihuafang@gmail.com ）
参考文献： 李华芳，2011，载不动许多愁：春运火车票的经济学，《经济学家茶座》即将刊出，原文可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nzlv.html 苏振华，2007，无知无畏的薛兆丰，http://www.ampoc.org/Info/Article2743.html 薛兆丰，2008a，《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法律出版社。 ——，2010，排队经济学，http://paiduijingjixue.com/ ——，2011a，论堵，《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10日。 ——，2011b，经济规律不分疆界，《经济观察报》，2011年1月31日。 ——，2011c，短缺商品应该如何分配，《经济观察报》，2011年2月21日。 ——，2011d，公营与私营的异同，《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16日。 杨小凯，张永生，2003，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科文献出版社，第一章。 朱海就，2011a，什么才是社会效率的改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dd11b0100pf5f.html ——，2011b，价格调整，合约调整与制度调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dd11b0100ulmh.html 周其仁，2001，《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开放和改革》，三联书店。 ——，200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五常，1984，《"张五常论衡"集》，香港：信报出版社。 ——，1999，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http://www.ksyss.edu.hk/~kwng/s_cheung_articles/maiju/jiagelilun.html ——，2002，经济解释（卷三），香港：花千树出版社。 Bernd H. Schmitt, Laurette Dubé,France Leclerc, 1992,Intrusions into waiting lines: Does the queue constitute a social sy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3, No.5, (Nov.),806-815. R. A. Radford,1945,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a P.O.W. Camp.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12, No. 48, (Nov.), 189-201. Leo Mann, 1969, Queue Culture: The Waiting Line as a Social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5, No. 3 (Nov.), 340-354. Steven Levitt, Sudhir Venkatesh, 200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 Drug-selling Gang's Fina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Aug.), 755-789. Zhaofeng Xue, 2008b, On Reasonable Antitrust Concern, PHD Dissertation,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
| Posted: 28 May 2011 01:16 AM PDT |
| Posted: 27 May 2011 07:46 PM PDT 蒋中正留用诤言者，撤换被批评者，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毛澤東打倒进言者，提拔新的人选，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蒋毛这样的风格，一直影响着国共两黨的路线方针，也影响着两黨后来领袖的用人和做人，做事和做官。 傅斯年1920年到欧洲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研读实验心理学、比较语言学和东方语言。1926年10月，傅斯年海归，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國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傅斯年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中正亲自请他吃饭。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分别于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在《世纪评论》[1] 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时政。 傅斯年指出，"政治的严重性不在黨派，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並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今天能决定中國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黨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 蒋中正留任傅斯年，他1949年飞到台北，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办学经费，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是敢在蒋中正面前从容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 朱偰留在大陆遭受劳改 同时留德海归的朱偰也写了《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内幕：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朱偰在大陆由于大胆进言社会，反而受到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 1949年春，朱偰拒绝去台湾，留在南京。1957年，朱偰为南京古城墙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1961年9月，帽子被摘掉。他认为莫名的厄运结束了，可是后来那段岁月，朱偰遭受劳改、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因难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于 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陈寅恪被冻结工资 当年，国民黨为准备退守台湾，紧张组织"抢运国宝学人"。陈寅恪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之中，但国民黨人陈雪屏几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去均遭拒绝，最后蒋经国指示，飞机留在那里，陈寅恪什么时候决定，什么时候起飞。 胡适与傅斯年去了台湾，陈寅恪留在大陆。纹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陈寅恪受批斗。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澤東讲了，说是陈寅恪拒绝去台湾，留下一架飞机，这样做，人家要说共產黨忘恩负义。毛澤東不理睬周恩来。 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 章伯钧成中央级"右派"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有一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澤東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產黨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產黨过河拆桥。毛澤東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軍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黨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49年以后，共產黨在大陆摧残中國人祖先留下的忠义理智信，以至于现在大陆的中國人，成为最没有诚信的人之一。这种"诚信检验"，只有中國人在海外的时候，才能充分体会得到。 用人、做人、做事、做官，没有诚信，这样下去，能走多远？ 注释[1]：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黨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 作者: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5-2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国共用人的不同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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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6 May 2011 07:41 PM PDT 〖提要〗：中國中央政府部委办以特权建几栋房，买卖给其属下官员这似乎很人性化有道理，但这种房屋、地产等是非市场化所得，这就出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权力的举世不公。从公共集体"权力腐败"到个人职务"权力腐败"，再到"书记腐败"一锅端，演绎了中國权力腐败、前赴后继、执政黨根源无奈的登峰造极。中國一黨执政下的60多年腐败，有其根源的无奈与现实的结果，这就是国家财富、公共利益被无辜无情的侵占、瓜分、漏掉，却从源头上无法、也没有任何制度来加以堵截，长此以往…… 〖引子〗：按着全球法治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法则，任何国家机关、公民利益的取得应该当然的建立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的平台——社会公共利益之上。而中國国务院所属国家商务部当然也不应该成为例外，特别是土地、房地产等国家权力、利益的取得，更应该规范在"市场经济地位"行为的取得或失去之上，这是一个"法制国家"最起码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个体集權官员、没有任何制衡腐败犯罪的必然性；中國公民无法参与的黨政、公检法等等，演绎着一场接连一场、前赴后继的"亡国亡黨"…… 1）、 上层建筑、制度腐败，是一种最可怕的根源腐败。中國商业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3月26日文章揭露，在房价居高不下、进入全球之最行列的北京市，中央某部委在寸土寸金的二环附近盖有内部福利分房，内部价格仅为北京市同等地段估值的六分之一。网上流传《2011年商务部公务员最牛分房方案》文章，指商务部以"经济适用房"名义盖楼分给官员。业内人士指出，中央机关享受单位自建房的权利，利用国有土地走经济适用房的路线，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國不公，是权力、極權的一种大腐败。若中國黨、政、军等至上而下层层若是，则最少使中國房地产市场总量减少一层到二层的巨大市场分割，这种"特权"——体制腐败更有可能每届黨政军政府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前"腐"后继，形成中國社会自最高层而下的一个毒瘤阶层，这种毒瘤阶层从中央、到地方直辖市、省、县、乡层层盘结。体制腐败，是一种公然允许的腐败，是他人无法公允得到的利益；所有腐败之本，就是取得既得利益，或大或小、或天外飞来之财富、或千万人都不可企及。 尽管来源于中國共產黨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集团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文中并未具体点政府机关的名，仅以"xx部"代称，但更早曝光则是网上流传的《2011年商务部公务员最牛分房方案》，后文中称，这栋被当地房屋中介估值达4万元/平米左右的楼院，仅以6900元/平米的内部价分配给了商务部的公务员。按照每套最小90平米计算，一套房比相同地段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价约低出200万元人民币，是一个年均20万元公务员10年、不吃不喝干净、正当的总收入。 网络同时流传一份"关于印发《商务部和平里职工住宅内部销售办法》和《商务部和平里职工住宅内部销售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可以在清晰影印件上看到单位名称、售房价格等相关内容。据中國公开媒体报道，被曝光的楼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4区10号院。这栋6层灰白色楼院配有电梯，楼前楼后均有长40米宽5米的空地预留作车位，四周还有铁栅栏围护。该楼院相邻地坛和雍和宫，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堪称黄金地段。据深入调查，10号院于2008年开工建设、2010年落成。整个项目建筑面积为5455.9平方米，工程投资预算是1600万元左右，建设成本折合每平方米2933元，即便是在2008年的建筑市场，其成本也算比较高的了。 文章称，不仅如此，该地段一直是各大部委职工住宅密集地区，除中國国家商务部之外，还有国家人保部、国家财政部、煤炭部、林业部等部委也在此有职工分房。分房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部委机关服务局或国管局收购开发商的房子，然后按照低于市场价格4/5或至少2/3以上的标准（一般售价为5000-6000元/平米）销售给公务员；二是由部委自筹资金，在划拨的土地上建设职工住宅。10号院即属于第二种分房形式，这种分房形式是特权、权贵的经典的代表。 在中國国家商务部文件中，该项目被称为"经济适用房"，但依照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申请人家庭收入须不高于4万元，且须经过公示、摇号等程序。但在10号院项目上，这些程序都被规避，反有知情人透露，能够分到房的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如果按中國各级政府管理的所谓"经济适用房"序列中，所有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化机制都被减免，成为中國高官阶层一道风光无比、绝无仅有、绝对极致的风景线。 据行业内人士透露，从中央政府机关每年都有经济适用房的指标，但在从拿土地到房屋建设的程序上，政府直接出面投建会遭遇制度阻碍。因此，相关单位便采取结合当年经济适用房指标的方式来建房自售，然后按照经济适用房的价格，销售给员工，再去申报经济适用房指标，这样就给当然的合法化了。 据市场经济学环境研究认为，这种政府部门内部低价售房的情况从1998年以来已经持续很久了，是权力"双规制"的必然产物。中央机关享受单位自建房的权利，利用国有土地走经济适用房的路线，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國社会不公平，是权力极致的腐败。若是从中國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乡等中共、政府都这样从上而下，那么中國的这个市场将充斥中國5000万在职黨政军警官员，成为最高权力之下与所有公民的决定另类。 这样举国体制允许、体制制造的特权优先腐败，怎么不让一代一代的公民们官逼民反？更为严峻、黨政核危机的是：这种举国政府光明正大的"特权腐败"，就在14亿中國国民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坦坦荡荡的一直延续60多年在不停进行着，中共中央、中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胡錦濤却看不到、就在国务院总理溫家寶鼻子底下他却根本视而不见，这是中共独黨执政、非"法制国家"、无法避免的一种体制"核漏洞"，而当今世界的所有"法制国家"则没有这样的体制"核漏洞"。该报道已经在中國全国范围内遭遇网络上大封杀，中國最大的门户网络新浪和网易等门户网站新闻中心的相关消息被删除、屏蔽，但在各个论坛上仍然有大量转帖广为流传流长。 2）、 权力腐败。这是之最"权力腐败"的案例，据来自南京3月31日电文说原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姜人杰受贿案于3月31日二审公开宣判，江苏高院驳回姜人杰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此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对姜人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姜人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姜人杰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此案，已经延续审判了超过了六年多时间，早已超过了中國法律以及《刑法》规定管辖的期限），2001年上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间，上诉人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他人保留已被确定取消的土地开发项目、进行土地所有权置换、介绍工程业务及结算工程费用等，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857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一个跨越时空六年多的公开逮捕、立案与法院审判的黨政腐败，这样的黨政反反复复的亡国亡黨案，怎么不国破家亡？最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姜人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姜人杰向办案机关检举他人涉嫌犯罪线索，经查证，不构成立功。一审法院根据姜人杰受贿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如中國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的权力腐败，只要他一出手就可以财源滚滚、无所不能。 3）、 据新华社旗下《半月谈》（内部版）4月号最新报道，2009年以来，辽宁省省会沈阳市纪委先后查处了沈阳市原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刘和、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史超、沈阳市于洪区公安分局局长袁长占等市局局长、副局长、区分局局长等一系列大要案。案件暴露出中國体制内干部队伍中少数"害群之马"腐败生态链及生存腐败环境的难以遏制，仅辽宁省沈阳市被牵扯的公安干部就达数100人之多。这是中國反复出现的公安、法院等腐败案的再度爆发。 2009年沈阳市纪委在调查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史超包庇儿子犯罪、受贿等问题时，发现沈阳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和存在包养情妇、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于2009年1月22日对刘和采取"两规"措施。后经查实，刘和在领导岗位期间，受贿及非法获利500余万元。2010年4月刘和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同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史超有期徒刑15年。据长达82页的判决书显示，史超涉嫌受贿达49项。据办案人员介绍，史超被"两规"后，从他家里查出大量现金、存单、玉器，在250多平方米的高档住宅里，烟酒补品成堆，各类玉器、书画等收藏品达9000余件，办案人员用了两个月时间清理登记，之后用拉邮件的卡车运送，一天一车，一连拉了15天。 2002年5月，沈阳市公安局东陵分局政委袁长占接替史超，任东陵分局局长，2004年3月又调任于洪分局任局长。在这两个分局局长任上，袁长占利用提拔任用干部之机，收受近百名干警贿赂及礼金，高达300余万元，人称"卖官局长"。2009年2月，袁长占被沈阳市纪委立案查处。据办案人员介绍，在袁长占一案中，涉案干警99人，有的是于洪、东陵两个分局的骨干。他们在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时临危不惧，在面对危险繁重的任务时不曾懈怠，却在面对官场潜规则时却一个个的倒下了。据调查，袁长占及沈阳公安腐败窝案，可谓中國官场、体制的一种必然现象： （a）是年节前后，特别是自2002年担任东陵公安分局局长后，随着权力的扩大，收受钱物也水涨船高。一到过年过节，到他办公室里的干警络绎不绝："局长，过年了，我也没买啥，多少这点意思。"说完，把钱往报纸或者文件里一夹，转身就走。这样的人情往来，袁长占平均每年收受钱物达40余万元；（b）是干部晋级和岗位调整期间。一般都是副科长变正科长、副所长变正所长、正科变副处，价码不等，低的一两万元，高的五万元。这种用人标准深深影响了分局干警的积极性，不论工作好坏，只要想"进步"就得给袁长占送钱。一些民警私下里就送钱交流心得，个别家庭困难的干警，为了能早些提拔，甚至到银行贷款给袁长占送钱；（c）是红白喜事、生病住院时收钱。袁长占母亲去世时收下属钱款近50万元，父亲去世时收了20万元，而袁长占自己两次生病住院，加上儿子结婚，一共收了130余万元。仅住房，袁长占就以其父母和子女的名义购买了6套，在沈阳市内五区均有房产。中國干部体制升迁变动，就这样60多年一直都漏洞百出、举不胜举，中國黨政干部的各级书记、主席、省长、市长等一样不用公民来"举手"通过，通常根本不用公民和百姓有半句话说，就是一两个人就决定了这些干部的一生。 这样的公检法体制、黨政体制腐败，怎么来维护一个社会的正常、公正、阳光下来运行？一如日本大地震的核电危机，是当今世界的不治之症，可能将危害人类800年甚至更远。中國体制漏洞——当然腐败，长期生生不息的象"核泄漏"一样60多年一直存在、不断，谁也无法遏制的每每爆发。除了文中所讲的辽宁省沈阳市（710万人口）公安腐败窝案，还有广东省湛江市（750万人口）陈同庆黨政腐败窝案，2011年4月29日曾经遭遇黨政一网打尽的湛江中级法院9名法官为钱而执法腐败窝案，更有2011年爆发的广东省茂名市（720多万人口）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腐败大案，罗一口气供出超过数100多名黨政官员黨政干部腐败一锅端的天下奇案……如此湛江、茂名等等前赴后继的黨政腐败，中國绝大多数公民只能无奈、无奈的沉默一切，这些一如一个新加坡国家般、超过500万人口的"亡国亡黨"腐败案、前赴后继的不断发生；且这种"书记权力"所造成的局部腐败远胜于苏联体制所造成的致命危害。这都一针见血、历史性的暴露了这种体制无人能制衡、当然60年长期存在、没有任何变动的"核泄漏"。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5-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腐败，让亡国亡党持续发生……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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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May 2011 11:31 PM PDT 獨立媒體網在今年年初的村代表選舉報導系列中，報導了大埔梅樹坑村，法定村界劃在了無人居住的地帶，現存的梅樹坑村卻在村界之外的事件（詳見《【村代表選舉】選區劃界內沒民居-代表卻自動當選——大埔梅樹坑怪談》）。有線新聞及後跟進報導。政府其後取消梅樹坑村當選的居民代表資格，重劃村界，並於年底舉行補選。昨日選管會提交今年村代表選舉報告，指屬「無心之失」。這個「無心之失」，也真箇夠大了。 「無心之失」之一：點劃村界？ 之所以會出現村界，是因為村代表選舉加入非原居民也可以參選的居民代表議席後才出現。原本原居民選舉，只以血緣論選舉資格，並沒有所謂村界，即使整條村消失，原居民村代表選舉也可以如常舉行。梅樹坑村村界劃於二零零二年，當年的村界劃定，負責測量及繪圖的地政總署已出現嚴重失誤。明明是一條有寮屋登記紀錄在地政總署，有人居住的村落，怎可能將之劃在無人地帶？當年劃定村界時，說不定地政總署的官員，只是在辦公室拿出地圖，隨意劃一個圈就是了。 「無心之失」之二：選管會 既然村界是在無人地帶，那選管會收到居民登記做選民，甚至有居民參選居民代表，為何毫不察覺？要歷經兩屆選舉零三及零七年，直至一一年改選時，才經傳媒報導才修正。這意味是這位居民代表在過去兩屆的任期，也是非法的。 「無心之失」之三：民政事務總署 負責與村代表及鄉事委員會聯絡的民政事務總署，九年來也毫不察覺問題。 選管會在報告指「數次選舉之前，也有將村界張貼於村內告示牌，並無收到反對」。筆者在今年初調查梅樹坑村時，發現有關的諮詢圖則，就在下圖的告示牌的左方，被其他文件覆蓋了一部份：
然而，這塊告示牌位於正確的梅樹坑村入口，遠離法定的村界。民政處張貼村界諮詢圖的前線員工或外判商，與民政處的溝通可以是如此之差。 上述的告示牌，是民政處安設的。民政處在康文署管理的梅樹坑公園內設立的告示牌，也能清楚指出梅樹坑村的正確方向：
總結：反映村代表選舉現況 同樣的情況，是很難發生在區議會選舉。區選競爭激烈，涉及的人數每區也以萬計，區選權力亦較大，政府明顯對區選看得較緊。相反，村代表選舉競爭欠佳，常常是私下傾掂數。非原居民選舉，居民參與的意欲一直不高，涉及的人數亦不多。以梅樹坑為例，只有十五位居民代表的選民。連串部門的「無心之失」，不會是巧合，反映的是村代表選舉如今不透明、不開放、不普及的情況。可參與香港人權監察昨日回應報告的新聞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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