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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6 Dec 2011 03:30 PM PST 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写下这样一段话："中国的精英们已经堕落，他们无法完成这个年代的救赎。"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共夺取政权，就是草根战胜精英的革命案例。当然，革命的果实最后落在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和所谓人民领袖手里，进而荼毒这个国家半个多世纪之久。这种荼毒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革命背离了它的初衷或者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正是革命被扭曲的结果。 2011年是一个伟大而不平凡的年份，虽然，在中国发生了太多令人心碎以至足以令人绝望到麻木的事件，虽然这个国家在早已经没有底裤的时代终于连底线也彻底失去，但是，大的暗流和无数小的暗流正在涌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正在向光明的春天和迷人的夏天移动，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迫切而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必须站出来、站起来改变这个国家；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自信而坦然地认识到：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正走在改变的路上。如果看不到这样点，就是没有良心！ 在这样一个需要精英们站起来、站出来做出正确指导、指引的非常时刻，在这样一个需要精英们提供思想和召唤以唤醒民众切实的权利意识和追求自由、尊严以及美好生活勇气的关键时刻，精英们开始萎缩、阳痿、蛋定和蛋疼，他们竟然还能慢条斯理、心平气和地喝着咖啡，貌似聪明却怯懦无比地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这样的话语，很有道理，只是，太人妖了。 当一个所谓的意见领袖甚至被精英们拥趸、追捧的代言人面对这个需要改变的国家说出如此貌似清醒甚至特别有道理的安全的革命话语的时候，这样的精英，正在自己将自己移向垃圾场，他或者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或者一群人妖，除了涂脂抹粉的艳情表演，我们还能指望看到什么呢？ 小远2011年12月27日7:26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22 Dec 2011 10:57 PM PST 今天下午二时，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张维敏案进行二审宣判。此前，法官通知我说，张维敏要求解聘律师，因此，我无法去出席公开宣判。张维敏儿子说，宣判是在一个小法庭进行，家属拿到了五张旁听证。 下午二时二十八分，张维敏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说案件已经宣判，由原一审法院判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现改判为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我以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仍然没有坚守公平与正义最后一道防线，而是以改判缓刑的"和稀泥"方式，平息家属和支青们的愤怒。为了改判张维敏缓刑，不仅要她写了认罪书，而且还要她解聘了律师。 作为张维敏案二审被解聘的律师，我认为二审改判缓刑完全是错误的，而应当撤销一审的判决，改判张维敏无罪。 在此，请求上海市人民政府妥善解决好这批退休回沪支青医保待遇等问题，让他们安享晚年，"老有所医"。 附博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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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6 Dec 2011 12:44 PM PST 目前可探测到的宇宙范围，至少1000亿个银河系遍布其中，而在地球所属的银河系，之中就存在2000亿颗恒星。在这浩瀚宇宙中，宜居人类星球的存在是很有可能的。但目前仍未有明确资料证明这样的星球存在。 可是，在2011年12月5日，美国太空总署宣布，透过克普勒太空望远镜探测到克普勒－22b行星，发现它距其环绕恒星的距离适中，温度宜人宜居。科学爱好博客也针对这则新闻各自做了分析评估。  图表-太阳系与克普勒－22b所属星系的对照图。美国NASA克普勒计划发现，克普勒22B星球位于该星系的宜居区内。版权所有：NASA/Ames/JPL-Caltech 汉普郡学院天文学教授Salman Hameed，对这项发现感到振奋。
他接着分析：
Helen Chappell过去是个天文学家，也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波德分校研究过物理学。她对克普勒－22b的发现不以为然，也提出三项理由:
她也同意，克普勒－22b的发现的确带来一股正面的振奋力量。她说：
一名匿名博客也对此发表评论。以研究龙卷风维生，这名博客讨论大众对克普勒－22b持有的错误观念，以下是他的结论：
在评论回应区，博客也论及地球与克普勒－22b的遥远距离。
600光年听起来遥不可及，搭乘最快交通工具也要几千万年才到得了。但在天文世界中，却只是一眨眼的距离而已。如果能够建造出光速般的太空船，那么依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人类只要花不到24年的时间，就能抵达克普勒－22b。 其他博客也针对太空旅游的想法发表一些有趣、轻松的看法。 专栏作家Chris在所开设的博客-八天抵达孟诺教派(Eight Days to Amish)中，写道：
日本的一位英文老师Tristan D. Vick，在他个人博客－无神论辩护士(Advocatus Atheist)中，对克普勒22B的看法就比较正面，要是克普勒22B上的文明具备太空对话的能力，人类就能与外星生物进行对谈。他主张建立虫洞(一个假定能够穿越时空的捷径)，这样就有可能成功与外星沟通。但他也承认这个主张只在理论上行得通。 这是Vick对克普勒－22b话题所下的不赖结论：
校对：Portnoy 作者 Simon Maghakyan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23 Dec 2011 04:26 PM PST
杨支柱
2011年12月21日国土资源部网站上挂出《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其中"土地闲置满一年征缴20%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二年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再次引起热议。 政府用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以高得多的价格出让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既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又获得了价差，已经是"空手套白狼"，还是两只"狼"。如果再以土地闲置为由向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征收闲置费或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那就变成空手套三只"狼"了。 禁止土地闲置貌似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但是它完全颠倒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使积极使用土地由权利变成了义务。如果挖松的土地裸露威胁周围环境，禁止权利滥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考虑收取一定的土地裸露费。但如果只是没有利用，损失的是权利人自己的租息收入，政府有必要干预吗？土地不用至少还能在物体上保本，汽车、家电不使用会自行折旧，粮食、蔬菜不使用会坏掉，从避免社会总财富损失的角度，这些动产不是更应该禁止闲置吗？又土地使用权上可能存在抵押权，政府如果动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置不能使用土地的抵押权人于何地？土地使用权还能抵押得出去吗？ 土地为什么闲置？除了政府方面的原因、被征收人的抵制和不可抗力外，可以认定为属于土地使用权人方面的无非三种。第一种，土地使用权人陷入财务困境无法按计划开发利用土地，这时征收闲置费或收回土地使用权相当于车主用不起汽油就没收他的汽车，有落井下石之嫌。第二种，开发的房子卖不出去或只能赔本卖，这时禁止闲置只能造成社会财富的更大闲置或破坏（逼人生产过剩产品）。第三种，地价上涨超过开发利润，盖房不如囤地，这种状况在完全由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地方是不可能持久的，只有在供地由政府垄断的地方才有可能，而收回土地使用权只能进一步加强这种垄断。囤积土地最多的无疑是政府，只是不叫土地囤积叫"土地储备"罢了。农民的集体土地，在供地垄断制下其实也都是给政府囤积的。 闲置一年征收20%闲置费和闲置二年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8月修正）第二十六条，该条文是从1994年7月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照抄的。其核心内容来自1990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个"条例"制定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以前，是在"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下制定的。 惩罚土地闲置的规定也缺乏可行性。土地出让金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许多人（主要是法人）还是部分靠贷款支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了避免倾家荡产，能不想尽办法贿赂官员并提供一个免除处罚的借口么？这次修订主要是增补程序性规定，闲置土地的认定标准和处理办法跟1999年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并无区别。 既然过去没有动真格，何以保证以后就会动真格？假如法律规定盗窃一万元以上可以判死刑，盗窃一万多元的人几乎都不会判死刑，因为连法官也会觉得这样判过于残忍，他们会帮助被告寻找甚至制造各种从轻情节，既免收良心的折磨又可获得被告人家属的"感激"。 过于严酷的法律、法规、规章本意是吓唬被规制对象循规蹈矩，但实际上总是扩大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为官员个人带来无限权力和索贿、受贿空间。1999年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的是"可以征收"和"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并非必须。这次修订草案更是将征收土地闲置费和收回土地使用权置于"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协商未能就处置方式达成一致"（第十七条）的条件下。显然，国土部门和土地使用权人会尽量按第十六条选择"延长动工开发建设期限"、"改变土地用途"、"安排临时使用"、"协议有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置换土地"等方式解决争议。国土、规划、建设部门被查处的贿赂案件金额总是特别大，跟这种令人恐怖的自由裁量权有密切的关系。 法律、法规、规章应该是体现正义和必须执行的，不应该是被规制对象头上的悬剑，掉落与否却全凭官员掌握。恐怖主义的法律必然沦为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牟利工具。
新快报2011年12月24日 |
| Posted: 26 Dec 2011 08:46 AM PST 南方民主同盟論台灣第六集：港台兩地居民到美國簽證問題 南方民主同盟兩岸研究中心自2010年8月運作至今，由該中心主任陳榮利帶領下，已經就兩岸三地不同的議題，進行了探討及研究。 南方民主同盟兩岸研究中心特別製作了＜南方民主同盟論台灣＞系列評論節目，並由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親自監製。節目當中揀選了台灣民生熱點話題，加以評論，讓民眾更了解兩岸三地的事情。 南方民主同盟論台灣第六集：港台兩地居民到美國簽證問題 南方民主同盟兩岸研究中心要求美國政府給予台灣居民免簽證的信件 香港南方民主同盟要求美國政府給予香港居民免簽證的信件 歡迎登入＜南方民主同盟視像頻道＞，瀏覽＜南方民主同盟論台灣第六集：港台兩地居民到美國簽證問題＞的精彩內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KmEzNFscqY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26 Dec 2011 07:52 AM PST 1，今年又是一个出差年，先后去了日本、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埃及、约旦、突尼斯、德国、巴西、美国、苏格兰、英国、南非和莱索托，使得我去过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了50个。 2，今年出差的主旋律是故地重游，先后2次去了四川和上海，以及3次德国，非常变态。不过我再次重温了几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比如纽约、伦敦、科隆、柏林、爱丁堡、里约和伊瓜苏，很满意。 3，今年我连续第五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记录可以终止了。 4，今年最重头的一次出差是参加第50届费城民歌节，这个节对于我有重要意义，不过去了这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说，我的乐评人生涯结束了。 5，今年我仍然继续关注环境问题和农业问题，先后写了《氮的问题》和《磷的问题》，以及关于垃圾回收和转基因农业的文章，还算满意。 6，今年插足了一下政治话题，搀和了中东巨变，做了埃及和突尼斯的报道，个人感觉一般吧，这块地方太复杂，我难以把握。 7，今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文章是日本地震的报道，那次出差印象深刻，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8，另一篇我感觉满意的文章是关于哥斯达黎加的《小国寡民的幸福生活》，通过这次考察，我再一次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多样，同时也再一次觉得那些普世派头脑太简单了，或者说，他们太懒了。同样，莱索托的主题也将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个稿子得等明年了。 9，今年我把《生命八卦》这个栏目保持下来了，而且感觉越写越有心得了。 10，今年我搬了家，购置了一套好的摄影装备，终于不能再用设备不好做借口了。贴一张我刚在莱索托拍的照片吧，请大家批评指正： 11，个人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发现了单麦芽威士忌的美妙。 12，最后，今年我彻底成了微博控，博客写得少了。微博短小精悍，比写博客省脑子，和朋友交流也更方便。贴一首我今年新发现的最喜欢的歌吧：Duptribe-《Blackbird Song》： |
| Posted: 26 Dec 2011 07:52 AM PST 1，今年又是一个出差年，先后去了日本、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埃及、约旦、突尼斯、德国、巴西、美国、苏格兰、英国、南非和莱索托，使得我去过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了50个。 2，今年出差的主旋律是故地重游，先后2次去了四川和上海，以及3次德国，非常变态。不过我再次重温了几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比如纽约、伦敦、科隆、柏林、爱丁堡、里约和伊瓜苏，很满意。 3，今年我连续第五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记录可以终止了。 4，今年最重头的一次出差是参加第50届费城民歌节，这个节对于我有重要意义，不过去了这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说，我的乐评人生涯结束了。 5，今年我仍然继续关注环境问题和农业问题，先后写了《氮的问题》和《磷的问题》，以及关于垃圾回收和转基因农业的文章，还算满意。 6，今年插足了一下政治话题，搀和了中东巨变，做了埃及和突尼斯的报道，个人感觉一般吧，这块地方太复杂，我难以把握。 7，今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文章是日本地震的报道，那次出差印象深刻，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8，另一篇我感觉满意的文章是关于哥斯达黎加的《小国寡民的幸福生活》，通过这次考察，我再一次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多样，同时也再一次觉得那些普世派头脑太简单了，或者说，他们太懒了。同样，莱索托的主题也将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个稿子得等明年了。 9，今年我把《生命八卦》这个栏目保持下来了，而且感觉越写越有心得了。 10，今年我搬了家，购置了一套好的摄影装备，终于不能再用设备不好做借口了。贴一张我刚在莱索托拍的照片吧，请大家批评指正： 11，个人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发现了单麦芽威士忌的美妙。 12，最后，今年我彻底成了微博控，博客写得少了。微博短小精悍，比写博客省脑子，和朋友交流也更方便。贴一首我今年新发现的最喜欢的歌吧：Duptribe-《Blackbird Song》： |
| Posted: 26 Dec 2011 07:56 AM PST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译者》 (iyizhe@gmail.com)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邮件组、Google Reader和推特（@yigroup，@xiaomi2020）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专题・乌坎事件评论】 《外交政策》乌坎的精神——乌坎人目前获得的胜利不仅挑战了当地政府，而且挑战了一个基本的共产党理论：中国人，尤其是大量的农村人，需要威权统治才能不让国家陷入混乱。 《纽约时报》一个反叛的村庄可能是整个中国的前兆——文章的开头有一点点报复的快感啊：中国国有媒体在报道"占领华尔街"的时候大肆抨击美国政府的精英对穷人见死不救，现在"占领乌坎"爆发了，它们都没声了。不过文章整体不是"幸灾乐祸"的，还是说中国的土地问题很严重，要根治就要触动既得利益阶层。 【专题・北韩动向】 《外交政策》准备好下一场朝鲜战争 本周很有意思的"战时"文章：一是说北韩很快将测试南韩，但不是象50年代的朝鲜战争那样，爆发一场大战不太可能，但一系列不对称的小冲突是可能的；另一篇则是将台湾海峡 如果台海出现战事，是否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空军优势？ 《外交事务》金正恩接手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 如果北韩崩溃，平壤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可能要压榨其人民，出现涌向中国的难民潮、向邻国发难、并加大其核武储备。华盛顿、首尔和北京都要好好考虑，让金正恩失败好，还是成功好？ 法新社：金正日长子金正男"在中国的保护下" 他说："连毛主席都没有实行世袭制。世袭制不是社会主义。我的父亲也反对这个。" 【时政热点】 HuffPost: 在海门，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全球之声：中国——只是谈谈革命 讲韩寒最近发的谈革命和民主的博文、韩仁均的补充微博，和一些博主（安替、胡锡进、艾未未）对此的回复。 【国际关系】 CFR（外交关系委员会）今年对坏蛋们来说是倒霉的一年 今年挂掉的本・拉登、金正日和一系列中东的独裁者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这只是伟大的权变之年，还不是伟大的转型之年。真正的改变要到来，只干掉几位坏头领还不够。 《外交学者》中国的对伊政策受挫 随着美国和欧盟对伊朗施加的压力在增大，中国还能帮伊朗走多远？ 《华尔街日报》中日对话聚焦北韩 【经济】 《外交事务》程志宇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已经在破灭了 清华的外籍经济学教授程志宇称自己是看空中国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再谈中国楼市泡沫破灭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他的博文讲得更系统。 【其他】 《海峡时报》中国牛奶中发现致癌毒素大幅超标，这次被曝光的是蒙牛 后续：路透社：蒙牛说已经销毁了被污染的牛奶 《新共和》书评：林培瑞评余华的《十个词汇中的中国》现实主义的回归 林先生认为在这本书中，余华从《兄弟》那种有点过的超现实回到了现实。 《中国日报》在中国居留半年以上的外国人需留指纹 Eco-Business 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可能在十年内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而消失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26 Dec 2011 07:50 AM PST
牛奶确实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体每天需要一定量的蛋白质与钙，而牛奶可能是提供优质蛋白和钙最便捷的途径。牛奶中的蛋白质在氨基酸组成上与人体需求非常接近，消化吸收率又高，在食品科学上被列为"优质蛋白"——也就是满足人体氨基酸需求效率最高的蛋白质之一。牛奶中不仅含有丰富的钙，而且其吸收率也很高。此外，牛奶中还含有相当多的锰、钾以及某些维生素等微量元素。在西方国家，牛奶不是作为"补充营养"的高档食品存在，而是人们的常规食品。 好的食品有很多，没有哪一种是不可替代的。实际上，牛奶是一种常见的过敏原，还有很多人对牛奶中的乳糖"不耐受"。这两种人一喝牛奶就腹痛、腹泻、呕吐甚至有其他更严重的反应。此外，对于那些严格素食主义者来说，牛奶也是在拒绝之列的。 不喝牛奶，当然行。 我们吃任何食物，都是为了满足特定的营养需求。牛奶提供的主要营养成分，可以通过哪些食物来实现呢？ 先说蛋白质。很久以来，中国人的食谱中蛋白质不足，尤其是优质蛋白比较缺乏。在那个年代，鸡蛋、牛奶这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品，就成了"补品"。现在，对于多数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们来说，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那些"喝牛奶补充营养"的孩子，甚至很多人是蛋白质过剩的。所以，不喝牛奶，蛋白质的问题很好解决。除了鸡蛋，豆制品、鸡肉、鱼肉以及其他瘦肉也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对于牛奶来说，钙甚至是比蛋白质更重要的贡献。按照西方国家的推荐，人们每天需要1000毫克左右的钙。不过，这个需求量是基于西方人以肉食为主的食谱的，对于食谱中素食比重比较大的中国人，可能还需要不了那么多。100克牛奶提供的钙一般有110毫克的样子。如果不喝奶，也可以从蔬菜中获得钙。比较好的来源有菠菜、白菜、豆类等等。比如，100克菠菜或者白菜所含的钙跟100克牛奶差不多。而传统的用石膏或者卤水点的豆腐，100克所含的钙能够比两杯牛奶还要多。此外，现在配方食品，比如早餐麦片、豆奶、果汁等，很多加了相当含量的钙，也可以作为摄取钙的良好来源。 至于牛奶提供的其他营养成分，比如锰、钾、维生素D、B2、B12等等，都可以从其他食物获得。比如锰、钾和维生素B2，菠菜与牛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B族维生素，鸡蛋中更加丰富。 实际上，牛奶的优点固然很突出，它也远不是一种"完美食物"。近年来，对牛奶的质疑也不少。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也有学者认为牛奶中的饱和脂肪、胆固醇以及动物蛋白，对人体健康相当不利。他们认为，虽然牛奶的确提供了前面所说的优质营养成分，不过那些成分都可以从其他食物中获得。考虑到它的"负面作用"，这些学者甚至不认为牛奶是一种好的食品。虽然这种观点比较"小众"，主流的看法依然把牛奶当作一种优质食品，不过这至少也说明：牛奶并不是非喝不可。 在中国，许多人把"奶粉"当作孩子的"必需营养"。婴儿奶粉，因为价格高、利润空间大，也是各种安全事故的多发区。实际上，婴儿奶粉也只是一种方便的选择，而非必须。在周岁之前，孩子的最佳食物是母乳。对于能够实现母乳喂养的孩子，用奶粉来"补充营养"完全是扔了西瓜捡芝麻。即使是不得不使用配方奶粉，基于牛奶的婴儿奶粉也不是唯一选择。现在，基于大豆蛋白的配方奶粉已经非常成熟，在替代母乳上跟用牛奶制作的相比毫不逊色。孩子周岁之后，更没有必要使用所谓的"二段配方奶粉"。这个年纪的孩子，营养成分需要来自于全面均衡的食物，而不能指望某种"配方奶粉"。所谓"二段配方奶粉"，本来就只是奶粉厂家的需求，而不是孩子的需求。食用普通的全脂牛奶，是便捷的方式。如果不喝牛奶，也完全可以喝豆浆——商业化生产的加了钙等营养成分的"豆奶"，可以代替牛奶。如果是自制的普通豆浆，只要注意从其他食物中补充钙等营养成分，也没有什么问题。 总而言之，牛奶本来是一种不错的食物。但是，它提供的任何营养成分，都可以通过其他食物获得。只要注意食物的全面均衡，不喝牛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
| Posted: 26 Dec 2011 07:54 AM PST 著名年轻作家韩寒于12月23、24、26日连续发表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直接面对当下重大政治问题表态，引发众多关注。他在文章中表达的对现阶段中国民主的悲观态度，也激起了网民争论。 韩寒的博客不定期更新，通常一到两周一篇，且标志是具有韩寒个人风格的俏皮话。但最近的《谈革命》、《说民主》以对答形式在圣诞节前连续出击，前者仍然保持了标志性的俏皮风格，而后者较少调侃色彩，而26日的《要自由》更以少见的庄重独白语气发表，可以看做是韩寒对相关问题较为严肃的表态。 在《谈革命》中，韩寒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即错，非带路党即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 …… |
| Posted: 26 Dec 2011 06:29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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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6 Dec 2011 06:34 AM PST 2011年12月24日是西方平安夜，当日上午，北大校长周其凤在长沙市一中举行演讲，他称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尊重人；並表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此言一出，立即成为话题。周其凤在其家乡长沙市一中的讲台上，进行了一场"拒绝媒体，只对长沙四大名校学生"的演讲会。周其凤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而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 周其凤是湖南浏阳龙伏镇尚埠村人，有中国大陆官方的"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之称，2008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 …… |
| Posted: 26 Dec 2011 08:28 AM PST 核心提示：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法国《快报》周刊记者的采访，他的谈话内容涉及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到阿拉伯革命的方方面面。他始终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但在观察世界方面，他表现出了独立精神和客观性。 原文：Mikhaïl Gorbatchev: "la société russe va résister" 作者：Par Ulysse Gosset 日期：2011/12/17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于1985到1991年间进行改革，对普京的俄罗斯提出批评。路透社/Juan Carlos Ulate】 他的话语依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的话越来越显得尖锐。他很快就到81岁了。作为主要的角色，他经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变迁，接着就被排挤出局。这足以表明，在这混乱的时期，他对普京、对寡头、对国家中的腐败和侵犯人权所持的看法具有独特的价值。脱离了公共事务的他保持着言论自由，并用尖锐的目光审视俄罗斯特权阶层的核心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出一些睿智和无可替代的看法，这里面也包括了对西方国家的看法。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内容涉及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到阿拉伯革命的方方面面。他始终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但在观察世界方面，他表现出了独立精神和客观性。他同意回答法国《快报》周刊记者提出的问题。 法国《快报》周刊记者问(以下简称"问")： 12月4日议会选举后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并没有遭到政权的镇压。俄罗斯在走一条"温和独裁"路线吗?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答(以下简称"答")： "行政"压力是巨大的：政权给教师发通知，向商人施加压力，花钱让众多退休者闭嘴。总之，所有的资源都被调动起来以保障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这是令人担忧的。真正的令人担忧。 问： 在举行了这个有争议的选举和随后发生抗议事件之后，您对克里姆林宫、对普京和对梅徳韦杰夫想说什么? 答： 政权应当承认，发生了许多舞弊行为和太多的"私下交易"。所宣布的选举结果不反映选民的意志。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深信，这样的选举结果是不公正的!无视舆论会使政权失信，使国家不稳。装聋作哑愈加激起不满....我认为，总理和总统应当采取主动行动，以留在民主进程的框架内。我们的领导人不久将面对一些困难的决定。他们应当进行一些重大的、不可避免的改革。但如果没有公民的参与或是不按他们的意愿办事，我们的领导人就无法进行这样的改革。选举的谎言正在摧毁人们对政权的信任。因此，必须取消选举结果和宣布举行新的选举。 问： 普京会成为又一个勃列日涅夫吗? 答： 不能这样说。眼下，作这样的对比缺乏根据。然而，假使普京过长时间掌权，他倒有可能变为勃列日涅夫那样的人! 问： 我们可以把普京称为现代沙皇吗? 答： 你在开玩笑了....他或许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我认为，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在俄罗斯，大家的情绪很高涨。人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但出现了一个沙皇?这不会的!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为社会上的激情辩论而高兴。曾有一些时期，像斯大林时期，没有人敢于表达自给的意见。但今天，社会并不准备抛弃民主的成果。俄罗斯社会将抗争。 问： 您怎么看待普京和梅徳韦杰夫之间的"音乐椅"游戏。 答： 既然国家不得不接受两架马车的主张，那么如今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形式上，民主的规则没有被侵害。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保住权力的谋划。然而，若不更换领导人，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变革，而改革恰是人们所要求的!不在政治方面注入新的力量也不可能促进变革。如今，职位干脆被买卖!这是民主最糟糕的变种。 问： 如果普京在2012年3月当选，他有可能不断参选，并掌权至2024年。这就是俄罗斯的未来吗? 答： 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里，他不断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保持了俄罗斯的团结，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因此，人们不能说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政治。但在未来的6年里，国家应当民主化和现代化。如果普京没有把俄罗斯引到这条道路上来，人们就不再可能平静地解决出现的问题。我们将看一看普京能否改变他的做法，吸取最近的教训。 问： 普京第三次参选总统这不违背宪法精神吗? 答： 他没有违背宪法的文本，但如同你说的违背了宪法的精神。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指出，最好国家能出现一个新总统。这可以为有志改革的人开辟道路。管理层的人相互之间有太多的牵扯，包括在利益方面。他们很难进行真正的改革。当我们在反对派的媒体上读到有关政权高层腐败的文章时真是太吃惊了。从理论上说，普京可以开启改革，但我不太相信他会这样做。 问： 您是想说，俄罗斯的多数人对普京感到厌倦了吗? 答： 不是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人民害怕失去最起码的东西，害怕失去普京时代带给人们的稳定。不过，人们会逐步接受必须进行改革的主张。 问： 如果到2012年3月选举时什么也没有改变，您打算给俄罗斯人什么建议?去投票还是拒绝容忍亵渎民主的做法? 答： 我会去投票。我会呼吁公民仿效我。因为拒绝投票会有助于计票时舞弊。必须监督选举，不惧怕当局。当局在搞敲诈，说什么："没有普京就不会有社会补贴。"但这不是真的! 问： 对您来说，应选谁?在总统选举中，您会选谁? 答： 唉!不是很好选择.... 问： 最近，普京谴责您在1991年过于轻率地放弃了苏联，放弃了权力。 答： 普京应当尝试真正弄懂发生的事情。那样，他可能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无论如何，我不接受他的谴责。那是没有根据的。 问： 在一次谈话中，普京说，苏联其实就是"大俄罗斯"。你同意这样的话吗? 答： 是的。我已经多次说过同样的话。但这个大俄罗斯本应当有一个内部的组织。它应考虑各个民族的特性，使这个多种族的大世界成功地运转，允许尊重民主和自由的原则。这曾经是可能的。我们曾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在1991年，新的联盟条约已经准备好了。它给予各共和国在联邦内享有自由和主权的权利。唉!1991年8月份的政变阻碍了这个条约的签订，造成了人所共知的后果。 问： 对普京来说，苏联的消失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您对苏联感到惋惜吗? 答： 是的。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民意测验显示，我不是孤立的：我的很大一部分同胞都同意我的看法。当人们向他们提问："您希望恢复苏联吗?"，只有9%的人表示赞成....这说明什么?前苏联人已经生活在一些独立的国家中。尽管缺乏一个共同的经济空间使其生活比较艰难，但他们还是珍视他们各自国家的主权，他们的自由和新获得的权利。这是必须懂得的。因此，我首先支持在后苏联时期实行经济一体化。 问： 要使一体化成功，乌克兰是很重要的。您对亚努科维奇怎么看?您认为新的经济空间形成是可能的吗? 答： 当库奇马当总统时，俄乌接近开始了。有70多个共同法律被通过。尤先科任总统时，这个程序被冻结了。至于说亚努科维奇，他让我吃惊。当它为权力而战时，他表示要同俄罗斯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可一旦他成为总统，他的讲话就变调了。可人们投他的票就是因为他愿意同俄罗斯加强关系。然而，尽管没有乌克兰，共同的经济空间也正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形成。在未来的阶段，其他国家也希望加入进来。这是人间正道。 问： 12月底，人们将庆祝苏联解体20周年。在这么多年后，您认为您的主要失败是什么? 答： 我没能及时地加快苏联的民主化，没能及时改造共产党，致使它带头反对改革。我们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决定把苏联改造为一个主权国家共同体。这是必须要做的，但在改造苏联方面，我们动手晚了。 问： 您的主要成功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时代还剩下什么? 答： 在苏联，我们启动了民主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治多元化和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企业自由。这已经很多了，不是吗?在国际舞台上，我们通过减少核武器使核威胁降低了。 问： 普京对在欧洲部署反导弹系统感到不安。他强化了自己的立场，向美国人表示，他可能推翻在裁军方面的承诺。这是一种实际的不安还是选举运动的考量? 答： 两者都有点儿。无论如何，这是促使其伙伴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妥协的好办法。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从我那会儿起，就遇到过这类情况。有一天，美国总统对我说，他正在竞选，可能说些无须作出反应的话。因为这丝毫不涉及到他的对外政策的改变。 问： 您认为在俄罗斯的民主行得通吗? 答： 如果我认为俄罗斯人民不可能生活在民主制度中，我就不会启动改革。我会根据老的一套制度进行治理，可能同卡扎菲有着一拼! 问： 今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是阿拉伯之春。您如何评估伊斯兰主义的风险? 答： 如果出现消极的转折，这同民主没有关系，而是同缺乏民主有关。这些国家开始进行社会的民主改革。但他们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是蜕变为由帮派领导的专制政权。当看到好几个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公开要求尊重他们的权利，看到把人民撇在一边、继续为小集团的利益明争暗斗的图谋遭致失败时，我感到十分的高兴。至于说叙利亚，我希望人们避免进行战争。"操枪弄棒"的军事行动难以解决问题。战争仍旧是政治的失败。 问： 北约的干预能算是一个好的决定吗? 答： 卡扎菲对示威者的恐怖镇压使军事打击成为必须。这是不可抗拒力的情况。但我不建议将此看作是未来的有效解决办法。在实行了伤及平民和武装人员的轰炸之后，利比亚很多建筑被摧毁，许多人死伤。应当更注重政治解决。人们期待欧洲以民主的方式行事，多利用政治和经济的杠杆。例如，采取制裁的手段。 问： 在叙利亚，人们遗憾有4000多人死。但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阻止了对大马士革的制裁投票。 答： 叙利亚的局势很吓人。我们只能对屠杀感到遗憾。但我相信，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建议里有更多的明智和谨慎。问题不是要评判叙利亚政权的所作所为，而是要通过协商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解决问题最好的工具是联合国安理会。他可以作出制裁决定，也可以同大马士革尽行谈判。 问： 叙利亚总统应当下台吗? 答： 问题不在于要把阿萨德赶下台或是搞掉叙利亚政权。这样的步骤要求北约进行新的干预。这已经够了!还是慎重些好。 问： 阿拉伯之春会蔓延至俄罗斯吗? 答： 重要的是，我们要从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在俄罗斯国内，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可供参考。我很难想象，在俄罗斯会发生叙利亚或利比亚式的造反。 问： 2012年是一个有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年份。在美国、法国、墨西哥和俄罗斯都有总统选举。中国也将产生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对欧洲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之年。在一个如此混乱的世界里，您如何看待我们的未来。 答： 我并不恐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恐慌!正在发生的事情并非如此令人不安。这只是从旧时代迈向全球化、信息化新时代的一个艰难的过渡阶段。老的城墙正在垮塌。但最终这是一个有益的进程。(完)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26 Dec 2011 04:54 AM PST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2011.9.21 美国50个州中有36个州可以合法执行死刑，而特洛伊．戴维斯的案子则激起了废死人士的怒气。戴维斯在1989年因谋杀警官的罪名遭起诉且被判有罪，但该审判中并没有提出DNA证据，只有证人的证词，而其中许多证人甚至撤回供诉。 戴维斯被判处死刑，执行日期预定为2007年7月17日，经他的律师上诉，非政府组织和无数知名人士的请求、呼吁之下，才得以暂缓死刑。他的死刑改期两次 ，且两次都获得缓期执行。接着在2010一次遭到驳回的联邦上诉中，他的死刑再次改期为2011年9月21日。 除了戴维斯的律师团和国际特赦组织吁请延缓死刑外，甚至也激起了某些知名人士如金．卡黛珊，和绕舌歌手博爷在推特上向他们的粉丝呼吁恳求支持。
随着时间分秒逼近执行死刑的当地时间晚上7点，世界各地的人们持续用如#特洛伊．戴维斯(#TroyDavis)、#太多疑点(#TooMuchDoubt)和#全世界都在看(#thewholeworldiswatching)等主题标签争取暂缓死刑。 来自英国的Rachel_McCormack在推特上写道： 乔治亚州，我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外冷的要命的看着 #thewholeworldiswatching 同样来自英国CatherineBee分享了她的想法： 伏尔泰说："宁愿饶了个有罪的也不要滥杀一个无辜的"#thewholeworldiswatching #TroyDavis LizLemonCologne表达了很可能是许多人的观点： 追踪#thewholeworldiswatching 这主题标签伤透了我的心 #TroyDavis monstris感叹道： 看今日民主，现在看着民主为了#TroyDavis解体吧，而人们还纳闷为什么我离开美国…#thewholeworldiswatching 来自希腊的helion说： 一个理应为人权堡垒的西方民主国家，不应该夺走一个可能是无罪的公民的性命#thewholeworldiswatching 最后，他们的推特文和大量非线上行动主义者成为号召反对处决一位可能是无辜的人的力量。刚过晚间7点几分钟，戴维斯准予缓刑的新闻在推特传开来。Colorlines说道： 令人震惊!@democracynow正报导实实在在、紧要关头的死刑暂缓! 直播频道：http://democracynow.org #troydavis 来自英国的GrahamSimmons评论道： 今晚是人类的胜利 #TroyDavis #thewholeworldiswatching #fb 但在兴奋之余graceishuman -在@DemocracyNow内传递新闻的记者- 澄清并说明了该消息： 美国最高法院暂缓了#troydavis的死刑，代表将会延迟执行(为了再审?)而不是暂缓执行(透过Democracy Now)。 美国广播公司证实了这个消息，表示"最高法院可以在今晚的任何时间或在接下来七天内决定是否通过他的死刑"。 译者：Eddy Kuo 作者 Jillian C. York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25 Dec 2011 07:21 PM PST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上海 日期：2011-12-23 小伊伊的身体正在康复，但更为困难的重建在于心理：至今，她还不......>>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Posted: 25 Dec 2011 07:02 PM PST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2-24 除了商演，郭美美说手上还排着十几个代言，进入具体策划案阶......>>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Posted: 26 Dec 2011 01:05 AM PST "乌坎转机"的时代意义和国家样本意义 ——北京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乌坎转机"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经济观察报 【编者按】随着广东省委工作组的进驻，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乌坎事件迎来转机。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发展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的手段之下，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乌坎事件因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而变得引人关注。专家认为，从肯定利益，到承认博弈，再到平等谈判，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将和33年前安徽小岗村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实验一样，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样本。
12月2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关于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此前一天，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五项原则，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这被认为是乌坎事件的转机。 "乌坎事件"始于今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404亩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在三个月内，和平游行之后出现部分冲突，并最终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目前事件被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 《人民日报》时评发表的当天下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经济观察报联合主办了有关乌坎事件处理模式的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广东处理乌坎事件模式，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会议由盛平、新望主持。 以下是研讨会发言：
盛 平（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12月20日，广东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事件朝各方希望的方向转变。北京思想理论界高度评价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期望事件最终得到圆满结果。为此，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经济观察报联合召开乌坎事件处理模式专家研讨会。 33年前，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搞包干，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今天，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人们期盼新改革时期来临之际，毫不夸张地说，"乌坎转机"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乌坎之"坎"是我国迈向一个新时代必须跨越之"坎"，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主义之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政建设的奠基之石。 今天，在中央、国家层面改革创新缺乏顶层、整体、系统设想和设计的情况下，地方创新和地方探索对未来中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乌坎转机"模式具有"国家样本"的典型意义。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地区，是全国现代化发育程度最成熟的地区。广东基层民众繁复的利益诉求，是社会成熟之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的新问题，而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是广东地方治理的错失，全国各地必将先后面临这种波动中求稳定的局面。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理念和决策，将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件成功案例，一条康庄道路，一个良治模式。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讲，广东遇到的问题是中国其他地区先后将会遇到的问题，绝不能用欠发展地区的局部问题代替发展中地区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正确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对于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路标意义。从这个意义讲，"乌坎转机"是广东地方改革创新的国家样本。 "乌坎转机"将为我们正确处理官民干群关系，维护基层民众的正当权益，毫不手软的打击贪腐，消解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珍贵的解决方案 据我们了解，马立诚一直对广东乌坎事件的发展很关注，而且对广东先进的经验很支持，很推荐。我们请马立诚谈一下他的观点。
马立诚（《人民日报》原评论员） 广东乌坎村的事件，是因为土地的问题引起来的。这种事情不光是广东有，全国各地都有。所以，并不是只在广东会出这样的事件。由于广东现代化发育进程比较快，社会转型也比较快。此外，广东也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打工的人，且人数众多。因此，出现乌坎这样的矛盾也是自然现象。 在乌坎村的事件处理过程中，12月20号，朱明国副书记带领省委工作组进驻，提出处理事件的五个原则，使得事件出现了很大的转折。我觉得朱副书记的五个原则提出来非常好：第一是民意为重，第二叫群众为先，第三是以人为本，第四是阳光透明，第五是法律唯上。 他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说，乌坎村的群众上访事出有因，大部分的诉求是合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可以理解。他的讲话之后，受到了村民的欢迎。现在乌坎村民已经自发挂出标语，欢迎省委工作组进驻，并且纷纷反映情况。 广东省处理这个事情过程中转折点在于取得了主动权，并且获得了当地群众的谅解，从而为解决乌坎事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以朱明国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体现了社会管理的创新。 为什么说体现了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创新有两条，一条是观念方面的创新，另一条是措施方面的创新。 谈一下管理方面的创新。国内一些区域先后发生过类似事件，往往会有一些人给民众扣上一些帽子，比如说境外操纵，敌对势力，群众不明真相，媒体煽动。而本次事件我注意到朱明国组长讲话中以上这几个一个都没有讲。事实是，乌坎事件确实是外国记者报道的焦点。而且国外记者为报道采取了层出不穷的手段，不同角度的描述。借此，把乌坎事情归结为境外煽动，可以说是很省事的办法。但是，广东省委工作组没有这么做。 所以，我觉得其中朱明国组长提出的"以人为本"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实事求是没有任意的上纲上线。所以，我觉得此次政府处理事件是一种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乌坎事件也十分重视，几次做了批示。我们认为省委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汪洋书记的决策有关系。乌坎事件发展过程很快，9月份开始，12月份激化。在乌坎事件处理过程中，初期，地方政府的处理方式有缺陷，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来封堵、压制。这反而刺激了民众情绪的反弹，使矛盾不断地激化。引起海内外各阶层的关注，非常担心乌坎事件在激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目前，广东省委的决策以及朱明国副书记工作组的处理把事情控制的比较贴切。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在省委工作组的领导下，乌坎村村民的要求应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这样，为全国各地创新社会管理，广东就起到一个排头兵的作用。 此外，乌坎村事件中互联网发挥了很大作用。怎么看待微博传播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新课题。不敌视互联网，不敌视微博，这是一种现代意识，封堵互联网、微博会激起更强烈的，更大面积的抗议，只能够徒然增加解决这个事情的难度。所以怎么样看待互联网、微博，广东省委工作组也给全国起到了示范。 最后，乌坎事件中，工作组的实事求是态度，以人为本的态度，应该说也是中央在决策过程中在这方面的一个创新。所以，中央和广东省对待这一类的群体性事件，对待这一类的群众利益受损的焦点事件，特别是对待全世界的媒体都非常关注的焦点事件，能够采取目前的这样一个疏解方针，实事求是的方针，以人为本的方针，也是为今后中国解决群体性事件做了一个有益的探索。我们为中央的这样的决定决策也叫好。
盛 平 任剑涛教授此前一直在广东做研究，对广东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请他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对于广东乌坎村事件，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讲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要清楚认识问题和定位问题。因为，在目前中国，发展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什么问题的暴露是必须的、必要的、重要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执政过程中，主要倾向于以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判断问题，倾向于以掌控国家发展主导权认知事务。 中国今天遭遇的主流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问题。第二是社会发展的问题。第三是权力发展的问题。现阶段暴露出来的有价值的问题，必须对其问题类型进行定位。不能够混淆三类问题的类型与重要性。为此需要把握定位问题的要领： 第一，是欠发展还是发展中的问题？这两类问题，对国家发展到小康水平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要用欠发展的矛盾来压制、掩盖发展中的矛盾。欠发展地区暴露的问题只有局部意义，不能够提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知和定位。只有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才是我们从全局意义上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只会出现在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这些地区暴露的问题，才是中国的主流问题，也才是有国家价值的问题。 第二，当下暴露出来的问题，究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必须要分别确认。要避免以往对暴露出来问题的进行价值辨认，不分青红皂白地政治化的思维定势。 第三，在对待已经暴露的问题时，由权力主导处理相关的问题，进一步引伸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交由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使问题的解决得到改善。 在问题的定位上，一定要凸显发展中那些具有国家意义的问题的暴露，从而使其具有推进国家发展的战略转型意义。不要以局部的伪问题，掩盖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比如说"黑打"就是伪问题。有推进国家发展价值的问题暴露出来后，国家必须要理性认知和依法解决。 其次，广东省逐级递进处理这个问题的思路、制度跟进、具体举措，尽管有改善的余地，但总体上说是在把握住了真问题、大问题、国家战略问题的情况下，逐级递进地寻求解决方案。严格说来，乌坎事件发生的初期，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定位还不是那么准。还依循惯性思路对待和处理：党委和政府一旦发现哪里出现了问题，第一个愿望就是尽快平抑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从大局上讲，广东省这一次在事件的演变中，还是能够摆正姿态，面对问题，从而较为理性地解决问题。这与广东领导的三个理念有密切关系。 第一个领导理念是，在广东的疾速发展中，社会和市场的高度分化，跟权力已经形成了博弈关系。这一次《人民日报》评论广东省委省政府解决乌坎事件时，用了一个原来我们不愿意用的词儿，即"利益博弈"。这个词汇准确反映了广东省委省府、乃至中央领导已经把政府和社会摆到了同等位置。而这个博弈最大的用处，是为三方的理性博弈，找到各自的边界提供了契机。此次，广东在中国现代发展最关键的时候，以承认社会、市场和党政权力博弈的合理性，稳妥地解决了乌坎事件。这是执政理念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这在社会管理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第二个领导理念是，在制度配置上应当适应社会的最新变化。自建国以来，一个省委副书记带一个工作组，有主管厅的厅长、市县领导出席，与村民直接讨论干群冲突，这在制度供给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的。这一举措真正有制度意义的亮点是什么？就是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愿意在制度上与民众理性妥协、进行谈判。用到"谈判"这个方式，就跟前述博弈在逻辑上对应起来了。"谈判"，不是说我们党没有权威，不是说我们政府就丧失了配置资源的权力。相反，应该配置什么资源给你，应该用哪一级领导来解决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公民的诉求，这是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回应的。这一次"乌坎转机"是一个社会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 第三个领导理念是，必须灵活地确立处理公众事件的操作技巧。虽然这一次在处理乌坎事件上，惯性思维还在发挥作用，即部分领导总想快速把它抹平，总想做出风平浪静的安宁状。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逐渐习惯在社会风波频发的情况下执掌政权的技巧。作为一个执政党，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让它们的运作跟执政党的主观理念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反之，庞大的市场和复杂的社会，让执政理念与其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在两个不可能之间，就需要我们逐渐学会按照个案处理问题，而告别以往的整体主义思维。所谓个案处理的意思是什么？即不要把一个公众聚集的个案，惊怪地上升为所有敌对势力的瞬间聚集。于是以政权稳定和颠覆问题的敌对思维进行严厉处置。一个小小的乌坎村事件，如果我们限定在乌坎村范围内处理问题，怎么可能涉及到国家权力的稳定和颠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广东的处理细节上虽然还有问题，但是在处理的大局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展现了统治权力必要的灵活性。 第三方面，我也想对广东提出三个建议。 一要把广东的新观念、新做法勇敢地来表达出来。广东每每处于改革开放的尴尬状态，不敢把自己为国家发展战略做出的探索，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对待。因而往往处于一种战略的被动状态。大家始终觉得，广东要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探寻科学发展的道路、要探寻改革开放的前沿政策、要努力张崭新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要寻求政府新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但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于是种种探索就总处于被动状态。探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就成为我们习惯的、未经改革的、文化大革命式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随时加以痛诋的对象。广东这一次扭转乌坎危机，就要勇敢指出，广东探索所出现的问题，是为国家发展探路而出现的问题，不是广东谋一省私利导致的问题；是为国家发展、进一步改革进行探索时出现的错失，而不是为广东一省独占鳌头引发的危机；是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调整必然遭遇的困局探路，而不是为广东一省的力拔头筹冒险。因此，广东要有十足的勇气，阐释自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做出探索的观念价值、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其中出现的现代新观念，要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层次——国家尊重社会、国家尊重公民、承认利益博弈、以谈判解决纠纷。而不是以过去那种革命党的、简单的暴力手段，对付社会利益冲突。 第二，建议广东勇于把乌坎事件制度化解决的思路，真正落定在广东地方治理的制度配套中。能不能通过省委、省政府的文件，或者通过省人大的立法，把它法制化，使其成为中国法制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问题、或者制度化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典范。 第三，建议把这次处理乌坎事件的具体细节、基本举措，和领导逐级递进地显身性介入，变成一套处理社会公众事件的举措和办法，从而形成一套程序。通过对乌坎事件处理的一种升华，把广东处理类似事件的具体举措，程序性地描述出来，使得以后处理类似事件，可以有一个程序上的依托。
王长江（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电话采访） 对乌坎事件，我一直是在关注的。对于目前事件和广东省领导处理这件事的情况，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应当充分肯定在这类事情中执政者执政理念的转变。这一点，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在对乌坎事件的处理中体现出来的理念转变特别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对民众利益的观念上的转变，二是对官民冲突认识上的转变。 在民众利益问题上，我们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实际上是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只承认抽象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其实思想上有一个框框，本质上说还是只认党和政府的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改变了。既然承认个人有正当利益，自然就会发展出和国家不同的利益。对这些林林总总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怎么看？按照过去的逻辑，这些利益之间有大小之分，有全局和局部之分，个人利益只能服从集体、政府和大局。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不服从便是有了问题。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自然要作为问题来处理，就要教育，甚至软的硬的全都上，往往是这样。 现在不同了，在这个事情中，体现的是一种利益平等的观念。个人有利益，国家和政府也有利益，他们的关系怎么处理？从博弈的角度。博弈这个词儿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儿。博弈嘛，首先就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性，然后可以在一起讨价还价，前提就是平等。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在整个处理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是应该加以大力弘扬的。 博弈是完全平等，相比"对话"都是一个进步，因为对话可以有尊卑之分，而博弈没有。这一点可以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认识。在社会向前发展的情况下，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是不可缺少的，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的。没有这个观念，往往就会用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正确就谬误的观念处理问题，而事实证明，用这样的观念处理问题，没有一个成功的。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个理念的提升。 理念方面的第二个提升，是对官民冲突认识的提升。有利益，就会形成有共同利益的群体。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对待利益冲突的态度是，个人利益有时可以考虑，但利益一旦集合起来表达，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任何这种集合起来的意图，我们往往会看作是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一种威胁。因此，对一些个体的利益诉求，我们有时会让步，但是对聚集起来争取利益，我们很少让步。相反，"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成了我们对群体性事件的经典描述。有时事实是这样。但普遍性地这样看，就成问题了。它所反映的，本质上是革命党的思维：过去共产党之所以把国民党政权推翻了，就是把不满意的人组织起来。如果现在让人们随便组织起来，肯定对党执政是不利的。 其实，组织学原理告诉我们，既然允许人们维护自己的利益，终归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组织起来能够最大化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社会组织就成了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合乎逻辑的选择。看一看世界各国的发展，不难发现，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这个社会就越稳定。因此，执政党需要转变观念，看到社会组织化的大趋势，顺应这个大趋势，利用这个大趋势，支持、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把它当做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根本途径来认识。 在乌坎事件的处理上，我们看到了这种观念的转变。乌坎事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们有组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广东的领导理解这一点，认可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新的观念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值得充分肯定。 第二，类似乌坎这样的事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民主不够的问题。像现在这样处理乌坎事件，相比其他更多时候在一些地方动用政法机关的那种处理，对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是，我们思考问题不能停留于此。还要看到，类似这种事情屡屡发生，并且往往会闹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恐怕还是和民主发展不够有关系。 人们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需要大量的平台和渠道。但我们没给民众提供足够的平台，于是人们只好寻求用一种在体制边缘的、乃至于体制之外的形式解决。乌坎事件显示了执政党对体制之外表达形式的宽容。虽然这比不宽容不容忍要强得多，但是为什么在体制设计中缺乏这些平台和渠道？这是需要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毋庸讳言，我们搞一个村民自治，这是表达民意的一个重要平台。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出现了不少问题。对这些问题怎么看？我们有些无良学者利用一些官员害怕民主的心理，投其所好，用村民自治出现的问题来论证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好像中国可以另走一条不民主的路，好像没有民主，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也都能搞成。 在我看来，村民自治出现的问题，不是民主太多，而是民主太少。你在选举环节上放得很开，似乎老百姓愿意选谁都可以，看上去比美国还民主。但是，后面用权的环节却没有，既没有民主决策，又没有民主参与，也没有民主监督，导致的结果是，只要把权力拿到手，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象一下，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权力，哪有不出问题的？这种选举肯定要走形。这种情况下，不出现贿选，不出现家族势力控制，没有黑恶势力介入，那才叫不正常呢。用这种不健全、缺项的民主来说明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 乌坎事件的发生，背后不难看出这种残缺民主的影子。所以，关键还是一个民主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肯定广东的领导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的同时，还应指出，要防止这类事件的经常性爆发，最重要的还是要靠发展民主。 第三点，我们党和政府应该花更多的工夫打造民众表达诉求的平台。乌坎事件给我们执政党出了一个课题：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使如此巨大的民主诉求能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平台？不是说现在一点平台都没有，而是说现有的平台不多，不够用，和民众诉求的量不相称，结果把民怨给慢慢憋大了。类似乌坎这样的事，大多数都是由小到大憋起来的。能不能多想一些防止民怨积累的办法？我觉得在这方面想办法还不够。相比之下，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控制，怎样压住。这样是很被动的。 这和我们的现行体制有关。我们现在的体制是部门负责制。守土有责，各个部门按照上面原则的要求，落实各自的工作，由各个部门按照自己的权力范围确定各种各样的体现总的要求的工作内容。这种体制，固然对落实有效，但也往往使工作按部就班，呆板，往往是守着最保守的那条线而漠视民众诉求。这种体制长期运转，老百姓的不满不可避免地会积累起来。 因此，我觉得，该是深入思考党群之间、政群之间的沟通渠道和平台怎么建立，怎样通过我们理念的转变和制度建设，使老百姓的诉求更容易表达这样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以这个事件的处理为契机，给各级政府更多的创新的自主性，让它们在和老百姓拉近距离、和老百姓和谐相处、争取双赢方面，多有一些自己的探索。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 我依据所看到的信息谈几点看法。这些信息很不完整，我又没和任何一方的当事人谈过，许多看法来自推测，所以，我的看法很可能有错。 第一点，在乌坎转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思维模式，以及由这两种思维模式决定的两种处理模式。 第一种思维模式，叫阶级斗争模式，或者叫敌我斗争模式，以你死我活的战争为范本。看到一个异己的利益群体出现，跟"我们"闹别扭了，立刻唤醒敌情意识，如果找到境外势力或别的什么势力介入的迹象，人民内部矛盾便转化为敌我矛盾，各种对付敌人的手段都上来了。在当代条件下，这种思维模式对现实的判断与事实真相往往距离很远。 这件事为什么闹得那么大？后来的工作组说，老百姓提的要求基本合理，最初如果这么考虑问题，事情很难闹大。我猜，开头可能只是一个小团伙，试图维护自己的不正当利益，他们和村民相互为敌。但是，在当事人之上，仲裁者完全可以把这种冲突看作村内利益纠纷，进一步说，如果有人用违法手段牟取利益，那就是罪犯与受害者的纠纷，对这些纠纷都有常规处理模式，打官司，上法庭，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等。 问题是，涉及到土地和政权，法院往往不受理，政府再不主持公道，村民无路可走，就激出了群体事件。于是，更高一层的仲裁者就感到了威胁，有人闹事，影响权力稳定，颠覆基层政权，那就要打击。这时候，仲裁者似乎被一个小团伙的私利绑架了。我们看到，敌对思维模式背后是有利益的。如果有经济犯罪的话，罪犯很欢迎敌对思维，很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政府的利益，把自己和村民的敌对关系，说成村民和政府的敌对关系，甚至把执政党拉进来。 敌对思维模式在一层一层的事件处理模式中一再显现。一直到最后，我看汕尾市书记的讲话，他谈到境外敌对势力，谈到烂媒体介入，然后就是威胁，敌对思维模式表现得相当突出。 后来省委工作组介入，朱副书记的说法体现了另一种思维模式。他说，村民的要求是基本合理的。所谓合理，当然要有衡量标准，法治社会的常规标准就是公民权利。这是你的份，那不是你的份，等等。是你的，就得尊重你的权利。你要多了，双方可以讨价还价，最后依法裁决。如果有人侵权，甚至犯罪，就要处罚侵权者，支持维权者。 这种思维就转入了公民权利思维模式，从政府的角度说，就是法治思维模式。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无所谓敌我，即使当事人有敌我思维，也与政府无关。政府只要依法裁决当事各方的主张是否分寸恰当合理即可。如果再进一步，强调法院独立裁决，不受行政权力干扰，这就进入宪政思维模式了。 工作组宣布了五项原则，最后两条是"阳光透明、法律为上"，既然民众要求基本合理，要依法裁决，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当然不怕阳光透明。阳光透明在法治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而且顺理成章。面对公民权利，我们就在阳光下讨论你的要求是否正当，有没有遭到侵犯，侵犯了，我们替你讨回来。有人违法了，我们以法律为准绳处理。 按照工作组现在秉持的思维模式，在危机过去之后，最好转入法治轨道，由法庭依法裁决。当前法庭的权威不够，难免受行政权力的干扰，工作组是必要的，但是，将来需要解决法庭独立审判的问题，用宪政思维的模式更彻底地解决问题。 由于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就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 敌我模式很容易激化矛盾。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结果是两败俱伤。乌坎事件原本越激越大，似乎向那个方向走，可以想见其结局：暴力冲突，强力镇压，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民间则不服气，舆论哗然。若干年后难免再平反冤假错案。 但是思维模式一变，把自己眼前的冲突看作多元化社会中的公民权利，看作离谱或不离谱的利益诉求，仔细讨论这个利益诉求的适当分寸，这就对劲了，就接近现实生活本身的面目了。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权力色彩浓重的市场经济社会，各种关系主要是利益交易，还有一些违法的权钱交易，有一些黑市，但毕竟是市场而不是战场。我看村民马上就接受了这种思维模式，形势急转，这事儿虽然还没完，但只要按照这个方向处理，不会出大事，最后大体是公平的。双方可以谈拢了，就不会造成误会甚至敌对冲突。 总之，两种思维模式导致两种处理模式，而两种处理模式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我看广东在这个事上处理得好，会给自己的执政加分，而不是丢分。 第二点。两种思维模式在体制内的资源。 敌对思维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深厚的理论资源，也有深厚的经验背景。几十年的战争过程就是经验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阶级斗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 这些历史资源背后其实还有现实利益背景。刚才一位老师说到，用敌我思维办事，在内部是安全的，至少显得立场坚定，在维护党的利益。反过来，一旦用公民权利思维办事，在内部可能是受攻击的，这不是损害我们的利益吗？既损害意识形态利益，也可能损害物质利益。真要掏钱，不是财政掏吗？要处理侵权者，侵权的不是掌握权力的内部人吗？很多人愿意维护这个敌对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可以维护权势集团的利益，很容易在内部说得通。换一种思维倒可能被人指责为异己分子，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向敌人让步妥协，等等。所以，第一种思维模式有深厚的背景。 第二种思维模式，尊重公民权利的思维模式，也有深厚的背景。 工作组提出的五项原则："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先说群众利益。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背景非常深厚，"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还有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支持尊重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思维模式。 至于以人为本，法律为上，也有宪法和各种中央文件的依据。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是本届领导人的提法，这个人到底是谁？就是公民。以人为本就是以公民权利为本。如果以公民权利为本，宪政思维就有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就跟我们现在宣扬的东西接上了，不是什么异己的东西。 还有，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容是什么？如果把这个社会当作研究对象，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找规律的话，我们看到的科学规律是什么？ 假定其他的条件不变，没有大的灾害，没有战争，大体是工商社会，在这些相同条件下，给公民比较多的经济权利，经济自由，这个社会就会繁荣起来。给公民比较多的政治权利，民主法治，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用科学规律的方式表达，规律就是：公民权利与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正相关。这是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清晰展现出来的基本规律。如果按照这种规律办事，发展并保护公民权利，经济繁荣，和谐社会，便是顺理成章自然涌现的结果。总之，目前执政党喊出的口号，包含了这种宪政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根基。 至于市场经济提供的事实根基，刚才已经提到了。思维模式要反映现实，现实生活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而是双赢互利的市场，敌对思维肯定不如公民权利思维符合现实。 第三点，怎么把压力变成动力？ 一开始就说小岗村按手印，那就是压力。压力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我觉得这件事儿里面体现出好几个方面的压力，或者叫老百姓的诉求。 一个是土地问题，实际是产权问题。这个压力刚才谈过了，全国都存在。我们能不能借这个事儿把全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再澄清一下？ 第二个是村级选举问题。人们一直以为村级选举问题已经大致解决了，但是这件事就发生了在村级选举不健全上。居然要闹到外媒称之为"乌坎起义"的程度，才能解决村级选举的弊病。本来似乎解决的问题，结果有这么大的漏洞。如果乘机检讨一下村级选举的弊病，尤其是乌坎这样一个大村子，将近两万人口，如何选举？在这么大的村子选举，一定有相当高的组织成本，平常大家很容易搭便车，没有危机很难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和轮换机制。乌坎事件可能形成一个冲击，把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彻底解决。希望广东利用这个事件推动一下，把村级选举完善起来。 第三是司法和执法的问题，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没有看到与法院有关的报道。到法院起诉，应该是最正常的解决权利纠纷的出路，怎么没有出现呢？按说在法院就应该有公正裁决。能不能借这个事儿澄清一下，不能随便就不受理，法院不受理，不能使矛盾消失，只能把矛盾逼上政治轨道，迫使村民找政府，闹政治斗争。能不能在广东或者在汕尾市启动改革，把这个压力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动力？ 第四就是媒体报道问题，不报道只能导致谣言纷传。这次强调阳光透明很好，希望最后也能得出总结。 第五个可能是，这次的处理模式，新的思维模式导致新的处理模式，两相比较，能不能成为未来的一个定型化的东西？让公民权利思维和依法解决问题成为常规的处理模式，在干部中转变观念，进而转变危机处理方式。把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引起的制度变迁，我觉得最后这一项实现的可能比较大。在这个意义上，最近广东反复出事，我看倒是一件好事，一个机会。在解决众多的事件和危机的过程中，将新思维和新模式固定下来，发展成熟，为中国社会开辟一条新路。
姜晓星（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王至元（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乌坎事件的转机让我们看到了正确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乌坎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它涉及到多方面的重大而深层次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在此，我只想简单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利益博弈与民主法治的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必然存在，转型时期的利益博弈尤其尖锐而复杂；利益博弈要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要有一整套的民主法治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主法治就是用来解决利益博弈的，只有这样，才能以正常的方式解决永远存在的利益博弈。总之，从基层农村一直到整个国家，解决利益博弈问题都应当依靠民主法治。乌坎事件转机最重要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是遵循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利益博弈。 第二个问题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关系。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就意味着农村集体用地的权益应当归属农民集体（这种权益的一部分最终要分给每一个农户），既不归属国家，更不能归属少数村干部。然而，对于公共产权、集体产权，一般会实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会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必须依靠健全的民主制度，才能有效保障公共产权的公共性质。因此，农村集体用地的土地权益，特别是在集体用地的产权交易过程中，能否真正归属农民集体，在根本上取决于农村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乌坎事件的导因清楚地表明，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如果不健全甚至缺乏（包括任期换届制度受到破坏），那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就会弱化以至改变。健全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的确确是维护农村土地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根本保证。 第三个问题是反腐维权与维护稳定的关系。我们看到乌坎事件的发生和矛盾激化，主要是因为少数村干部严重腐败而滥用权力，大量侵吞了村民集体的土地权益。所以，通过治理腐败、维护城乡广大民众的正当权利，乃是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的最重要条件。只有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包括建立充分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和各级干部的财产公示制度等）、坚决反腐维权遏制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才可能真正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李永忠（制度反腐专家） 应该说乌坎村案例也是我们反腐败中一个很好的案例。 第一，要高度重视反腐败。最基层的腐败，最直接地发生在群众身边，最直接地损害了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基本利益，因而，也是最直接引起最基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强烈反对，甚至是反抗。马克思曾经在140年前说过，"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我们把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说，人民群众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对立是因为它最直接地损害群众的利益。 因为腐败对基层群众的损害最为直接的，因而基层群众对腐败的反对、反抗也最为强烈、最为坚决。毛泽东有一句话，"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那是我们夺取政权时候对群众力量的一种深刻地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可是，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32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甚至依然艰巨？关键就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地区和单位还没有把反腐败提到"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来认识，还未能找到一种能够充分唤醒、组织、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并有序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渠道和方式，人民群众还未能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乌坎村事件或者乌坎村这个案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群众在反腐败上的斗争性和坚决性，而且看到了组织群众有序参与反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广东省委工作组的进驻是必须的，表态是正确的，措施是得力的。省委提出五条表态性意见，体现了执政水平和能力，也赢得了基层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要高度重视民心。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2页）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有很多事情之所以干不了、做不成、障碍重重，关键就在于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相信群众，没有群众观念，不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提出"乌坎转机"，强调要"扫除面对群众的敌对思维"，既讲到点子上，又体现了群众观念的创新和执政能力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案例中，我觉得会得出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群众利益诉求的模式。 所以说，尽管乌坎村事件中，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得晚了一点，但是它反映了我们在处理正视解决这种群体事件中，已经开始比较理智，开始站位多从群众的角度考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中，已经有所体现了。 第三，乌坎案例的启示 首先，掌权者的权力必须来自群众的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权利。关于《巴黎公社》马克思曾经有一句名言，"社会像大企业一样，总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尽管有时候会发生错误，但是总能很快纠正过来。"但是我们在太长的时间和太多的地方，用的是马克思早就抨击过的，"用等级授权制来代替普选制"！即使是村里的"两委会"选举，都要由上级先定框框定调子圈人头，以确保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意图实现。而场面上的既费时又费钱的所谓选举，不过是热热闹闹地走过场而已！不但选举不能真正体现（更不用说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且因为群众感觉不到自己的意志被代表，越来越不认可并排斥这种选举。 其次，群众的权利必须制衡掌权者的权力，权力才能真正服从老百姓的权利。只有真正地服从才会有真正的服务。为什么一些干部不会也不愿为人民服务？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并不来自人民，而来自上级领导。群众的权利制衡不了他手中的权力！这不是一个仅靠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用制度设计，特别是改革权力结构，才能真正有所制约并制衡！ 再者，掌权者的权力必须回归群众的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群众的权利。民主选举、弹劾罢免是最好的权力回归权利。乌坎村事件有人把它仅归结为经济利益。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的诉求，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权益的诉求。 32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适时跟进，人民群众很多政治诉求，没有适当的渠道来表达、参与和宣泄。因此，八十年代就有"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表达权"因而首次进入十七大党代会报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必然会有多种利益诉求。如果没有适当的渠道，群众的不满会通过不同途径和不同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不仅是群众经济上的诉求，也是需要有序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和诉求。 因此，我觉得乌坎村的案例，可以给我们新时期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级党委政府很多的启示。学界、理论界应该就这个案例进行深度剖析。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容应对我们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出现的突发情况，就能够通过改革来保持一种相对稳定，并通过这个相对稳定促进改革不断深入。因为，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保守求稳定，则稳定亡！ 同时，乌坎村事件也说明一个问题。30年来，我们有不少经济体制改革特区，却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以致党内民主、党内监督、选人用人、舆论监督等等缺乏综合实验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来进行试点。因此，32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没有一个类似小岗村那样的成功样板来拷贝复制推广。所以这么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中虽然也有一些小打小闹的小胜利，但不足以集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大胜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而综合性也大得多。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依旧只限于技术战术层面，只流于表层表面，而不敢"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进行实质性的推动，不仅会延时误事，而且其后果难以预料。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前副局长，电话采访） 一个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被人民群众抛弃，注定要被淘汰出局。要想挽救党，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而义无反顾地反贪腐、搞政治改革、从严治党、依法治国、重振党心、重拾民心、恢复党的本色，给人民、给党员以希望，以信心。 "乌坎转机"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二十年来处理政治问题以谈判方式平等对待的罕有的突破。政改与反贪的动力在民间、在基层，不扫荡基层的贪污不法势力，国无宁日。现在需要总结经验巩固成果，以此为经典案例，推动以民主法治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及官民纠纷。各界人士应积极参与，这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良好路径。广东是发达地区，其问题有典型意义。
高 锋（前外交官，电话采访） 12月21日，令人注目的乌坎村村民维权事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省委工作组对当地维权要求的同情立场和当地民众的克制态度使这场尖锐危机得到软着陆，为理性、公正解决乌坎村的土地及官民对立问题创造了条件。 乌坎村事件很有代表性，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这类事情。不同的是乌坎村民这次表现出的少有的公民权利意识、强烈责任感和集体力量。在事件中，广东当局表现的负责态度和民主精神，终于使乌坎危机出现了转机。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像广东省委一样，对弱势群体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与开放精神，中国就有希望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百姓的公民意识正在迅速增长。他们不再仅仅满足吃饱饭，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要求参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与"外来势力"或内部"一小撮"毫不相干。我们政府只要以民为本，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支持他们组织起来与贪官污吏作斗争，支持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平等谈判解决劳资矛盾，中国的事情并不难解决。这次乌坎村得以恢复正常秩序，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类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广东，而且在全国日益增多，到处可见。实际上国外也不少。还记得40年前，斯德哥尔摩当局为了建造地铁，决定伐掉几棵大树， 受到民众反对时，当局也派出了军警，结果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抗，好多人还在树旁安营扎寨，成了报纸电视每天的头号新闻。最后当局只好放弃了伐树计划。报纸说，"从此政客们在城市建设中更加注意听取民众意见了。"其实，很多事情只要换位思考一下，人们就会有新办法新思维。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乌坎事件中取得应有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参考国外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在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努力处理好此类事件，以便使国家真正获得长治久安。
陈有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律师，越洋电话采访） 乌坎模式可能会是中国未来治安方式的一个重大转折开端。值得所有司法机关和法律界人士观察。 我这两年中到处演讲，一直就是传播的这种思想。对中国这几年错误的维稳方法，进行了反复的全面的分析。压服、哄服、离间、封闭、花钱买平安、封锁舆论、说谎、搞秘密监视，死不承认公权的失误和过错，动用警力打击露头者，分而治之、关上访人、办安元鼎公司谴送关押上访人、送进精神病院、甚至个别地方动用黑势力，暗杀、打死上访人，一切的一切，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把人民当成维稳的对象，当成潜在的危害社会稳定的敌人。所采取的方法，都是"权谋式"的分而治之，而不是真正解决群众的正当诉求。 以往维稳的基本思路，就是淡化和作废国家司法的作用，加强行政权的调控和高压作用，动用政府财力，"花钱买平安"，希望通过行政权压服老百姓，哄服老百姓。很多热点问题，都不敢公开到法庭上去讲道理。作废国家司法，作废律师，不让法院介入处理严重的社会问题，指令法院不受理、不介入社会热点事件，不要司法审判，搞暗箱操作，用行政强权来对付老百姓，不让群众有一个合法讲理的地方。或者干扰、操纵法院，按权力者意志处理。法院只是听命于权力的办个后续手续，让其"合法化"的工具。以致矛盾越积越多，民怨日甚。这种完全错误的思路，只会越压越不服，越维越不稳。维稳思路出了问题，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高压"维稳"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我国人民政权的本质特征；没有认识到信息社会、法制社会的基本民意基础；没有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化影响。一味迷信权力和警察、武警暴力、司法操纵的作用，迷信公权力的控制功能，把百姓作为如何"战而胜之"、"分而治之"摆平的对象。貌似聪明有办法，实际非常愚蠢短视。把群体事件中的群众都说成 "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事就是"境外反动势力操纵"，而不去正视真正的民生问题和腐败问题、对底层民生剥夺过甚的问题，不去解决引发事端的问题症结。因为腐败普遍化，官场盘根错结，不敢真正面对群众的揭露和反抗，掀开底层的问题，根源全在上面。对百姓诉求寸步不让，露头就打，就是因为官官相护抱团腐败。 广东提级处理乌坎事件，可以有力地摧毁原来第一线的腐败关系网。相当于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但是这种做法，必然会迎来更大的挑战，必须有坚定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还要有策略上的运筹。第一，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在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第二、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这一切，需要认真研究，正确引导。要主流观念的支持，要群众的理性配合，更要有主政者的坚强的决心，以使其常态化，法制化、主流化。 |
| Posted: 26 Dec 2011 02:16 AM PST |
| Posted: 26 Dec 2011 01:38 AM PST      夜瀨說： |
| Posted: 26 Dec 2011 01:30 AM PST 今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以前在笔者还是毛粉的时候，总要写点什么崇敬的文字。但后来出国多了，了解多了，也就不了。但遇到重要时间，还总不免有"乡亲"情结，说好话。近年来发现，如果不还原真实的毛泽东，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才逐步将思维转变过来——这是一种"自我革命"，虽然痛苦但精神自由了。今天也想说点神马，尽管网络上已经很多。 还是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说起。"说破英雄惊煞人"，要说破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同样惊人。除了体制的意识形态需要外，体制内似乎有一个共识，即毛泽东"建国有功，文革有罪"。这是"丰功伟绩"的主要依据。但如果真的尊重事实，只要看看如今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对比一下蒋介石的国和毛泽东的国，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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