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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Nov 2011 08:00 AM PST 优酷上看到官员与地产商吃晚饭出车祸被撞死，家属要求追加烈士。人民群众表示要将撞死他的卡车司机追认为人民英雄！ 顶172:: 拍-4:: 95条评论 为什么央视《新闻联播》时段的广告是最贵的？因为厂家都知道：爱看《新闻联播》的人最容易受骗。 顶130:: 拍-3:: 35条评论 去山塘街找同学玩，她坐在河岸边 顶106:: 拍-3:: 47条评论 说个我家的事。 顶82:: 拍-3:: 50条评论 我高中同桌是一个大美女、、 全班所以人都认为我是好好学生，只有我同桌知道我心术不正、 顶80:: 拍-2:: 60条评论 转自微博 顶88:: 拍-11:: 27条评论 一日，听到朋友与其妹吵架，其妹："你给我滚！" 朋友："好，滚远了，你别叫我回来！" 其妹："又没叫你直线滚，叫你来回滚！" 来回滚。。。。 顶66:: 拍0:: 23条评论 楼下卖菜的大姨生病了，她孙女帮她卖菜，今天称了点蒜薹，小闺女麻利的称好递给我：十块零三毛，给三毛得了！害我举着五毛钱犹豫了半天…… 顶65:: 拍0:: 31条评论 话说今天和朋友聊起了小时候的事情，故勾起自己的回忆， 爆几个我表哥小时候的经典 顶67:: 拍-3:: 87条评论 手机码字，不割…说的不好，大家见谅…本人男，读大四，上课时和一个比较要好的女生坐一块，她翻我手机看到了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要我蓝牙传给她，我有点羞射，她说没关系万一让人看到就说这个可爱的小孩是她的儿子…我回问了一句，要是别人问你孩子怎么长得像我你怎么回答啊…我俩沉默三秒后她反应过来了，随即就就红了，到现在还没理我…糗啊…我太多嘴了… 顶65:: 拍-2:: 30条评论 发表我的糗事 | 手机用户请访问m.qiushibaike.com  | |||||||
| Posted: 10 Nov 2011 02:40 PM PST 作者：贾朝华教授 优美的猜想英国数学家华林(E. Waring,1736-1798),在 1770 年出版 的《代数沉思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如下形式的哥德巴赫猜想:
2. 每个奇数或者是一个素数,或者是三个素数之和。 一个标准的现代版本是这样的:I. 每个不小于 6 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 II. 每个不小于 9 的奇数都是三个奇素数之和。 可以将它们写成下面的数学公式:
II.N=p1+p2+p3,当N(≥9)是奇数; 其中 pi 均为奇素数。 如果猜想 I 成立,那么对于奇数 N,我们可以将 N-3 表成两 个奇素数之和,因此猜想 II 就成立。也就是说,猜想 II 是 猜想 I 的推论。保留猜想 II 的一个原因是,可以使得猜想在 形式上关于奇数和偶数都有表述。 哥德巴赫猜想的表达形式简洁明了,体现了数学的优美感觉。 从乘法来看,素数是构成自然数的基本元素,在哥德巴赫猜想 中,将素数放到加法的环境里,实际上是刻画了加法和乘法的某种关系,而这两种运算在数学中是最基本和最常见的。 我们再从加法的角度,来看自然数的构成。如果将 1 重复地 相加,显然可以得到任何一个自然数,但这太没技术含量了。 稍微复杂一点,人们会尝试将一些特殊的数(比如素数)相 加,看能否得到任何一个自然数,这样就很有可能得到与哥 德巴赫猜想类似的结论。据说早在哥德巴赫之前,法国哲学 家和数学家笛卡儿(R. Descartes,1596-1650)在他的手稿 里就有"每个偶数是至多三个素数之和"这样的叙述。 在哥德巴赫猜想产生的过程中,伟大的欧拉实实在在地当了 一回配角。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费尔马数问题,欧拉表现出了精湛的数学功力,但对于哥德巴赫猜想,欧拉却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欧拉对此没有兴趣或没有 深入思考,实际上他是深知这个问题的分量和难点所在的。 在欧拉那个时代,数学的主要工具是分析方法,主要研究对 象是连续的实数直线。而正整数在实数直线上是一些离散的 点,如何用处理连续对象的工具来研究离散情形,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课题。1737 年,欧拉提出了著名的乘积公式:当x > 1时,有
其中乘积中的 p 跑遍所有的素数。欧拉乘积公式开了用分析方法研究数论的先河,对于数论的发展影响非常重大。 在欧拉乘积公式中,令 x → 1 ,左边的级数
是发散的,因此,右面的乘积
不会是一个有限的数。由此可知,所有素数的个数不可能是有限的。这样,对于欧几里得关于素数个数无限的定理,我们就有了一个分析的证明。 然而在对于素数的认识方面,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比欧几里得 走出多远。除了知道素数有无穷多个,再细致一点的信息就 不清楚了。比如,关于不超过 x 的素数个数,即
的一些基本性质,当时是很不清楚的。后来,高斯才对π(x) 的近似1公式有了一个猜想性的结果,而证明则是 1896年的事情了。 要弄清楚单个素数的变化,就已经如此之难,想要把两个或 三个素数的变化通过加法合在一起考虑,其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欧拉无法预料素数理论的发展,但他深知解决哥德巴赫 猜想已经远远超出他的能力之外。外行人不了解其中的深 浅,对于这样一个看似不太深奥的猜想,居然能使欧拉这样的顶级数学大师一筹莫展,他 们会感到很好奇。 优美的哥德巴赫猜想,让我们记住了香气飘逸的伊丽莎白女皇时代,而美轮美奂的叶卡捷琳娜宫,更使人对那个时代印象深刻。
早在 1717 年,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郊外,为妻子叶卡捷琳娜修建消夏别墅,称为叶卡捷琳娜宫。1741 年,伊丽莎白女皇登基后,授权俄国最优秀的建筑师,对叶卡捷琳娜宫进 行了扩建和改造。改造后的宫殿长达 306 米,天蓝色和白色 相间的外表耀眼迷人,造型丰富的镀金雕塑和凹凸有致的结 构,使得整个建筑华贵而美观,宫殿上方五个圆葱头式的尖 顶,在碧空下金光灿灿,很远处就能望见。宫殿内部,金碧 辉煌的大厅一间挨一间,最具特色的算是琥珀厅,内部全部 用光彩夺目的琥珀装修而成,被称为是世界的奇迹。花园里芳草萋萋,绿树成荫,到处弥漫着花草的清香。湖面上波光 粼粼,荡漾着梦幻般的诗意。叶卡捷琳娜宫反映了俄罗斯帝 国蓬勃向上的气象,多少年来,这里的湖光林色被一代又一 代的俄罗斯诗人咏颂。 哥德巴赫踏上仕途之后,顺风满帆。1746 年,哥德巴赫受 赐封地,有了自己的庄园,虽不及皇家庄园富贵气派,却也宁静雅致,别有洞天。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各种庄园星 罗棋布,形成赏心悦目的风景。人们会巧妙地利用庄园周围 的自然资源,如河流、小溪、湖泊、山丘和森林,来营造一 个景色宜人、情调浪漫的环境。庄园里都辟有花圃和草坪, 湖畔河边有三两凉亭点缀其间,林荫小道,曲径通幽,漫步 庄园之中,让人流连忘返。秋天的艳阳,冬天的静雪,春季 的百合,夏季的紫丁香,使人品味无穷。著名的俄国小说家 屠格涅夫,在《罗亭》、《贵族之家》等长篇小说中,对于 俄罗斯贵族的生活有生动细致的描写。 清晨,哥德巴赫常常独自一人,信马由缰,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间。晚上,端上一杯格瓦斯(一种俄式饮料),凭窗远眺, 夜色朦胧中的田园风光,更让人心旷神怡,如同丘特切夫"静 静的夜晚"一诗中所写: 静静的夜晚,已不是盛夏, 粉色的月光圣彼得堡科学院建立后,国外知名学者的引进确实带动了俄 罗斯科学的发展。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俄罗斯本土的科学 家开始出现,罗蒙诺索夫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罗蒙诺索夫(M. V. Lomonosov,1711-1765)出身于一个富 裕的渔民家庭,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当时平民受教育的 机会很少,所以他就冒充贵族子弟,考入莫斯科的斯拉夫— 希腊—拉丁语学院,不久成为那里最优秀的学生。后来,罗 蒙诺索夫被派到德国留学,1741 年学成回国,到圣彼得堡 科学院工作,1745 年担任化学教授。  罗蒙诺索夫 (M. V. Lomonosov), 俄国科学家、人文学者,莫斯科大 学的创建人。 罗蒙诺索夫通过试验,总结出了"物质不灭定律",也就是"质 量守恒定律",这一发现比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的发现要早得 多。罗蒙诺索夫还创立了物理学中热的动力学说,指出热是 物质本身内部的运动,从本质上解释了热的现象。他在谈到 物质结构时指出,微粒是由一些元素集合而成,这已经具有 了"原子—分子学说"的思想。由于当时俄国的科学还很落 后,西欧对于俄国的科学成就并不重视,因此,罗蒙诺索夫 的这些重要学术思想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罗蒙诺索夫还是一位出色的人文学者,他著有《俄罗斯古 代史》、《俄语语法》和《修辞学》等著作。他的"攻克 霍亭颂"(歌颂俄国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伊丽莎白 女皇登基日颂"和"彼得大帝"等诗篇,被誉为俄国文学 史上古典主义的佳作。 莫斯科大学的创建是罗蒙诺索夫的一大历史功绩。罗蒙诺 索夫写信给伊凡 • 伊凡诺维奇 • 舒瓦洛夫公爵,他在信中表 示要在俄罗斯建立高等教育体系,并阐述了关于莫斯科大学的构想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舒瓦洛夫利用他在宫廷中的 影响力,积极推动莫斯科大学的创建。1755 年 1 月,伊丽 莎白女皇批准了罗蒙诺索夫的方案。同年 5 月,莫斯科大 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当时设有哲学、法律和医学三 个系。1940 年,莫斯科大学被冠名为"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如今莫斯科大学已经是俄国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高等学府,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把罗蒙诺索夫比作是"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更 是用诗样的语言,赞誉罗蒙诺索夫"仿佛北极光一样,在 北冰洋岸发出光辉......光耀夺目,异常美丽"。 舒瓦洛夫不仅推动了莫斯科大 学的创建,而且还积极倡议建 立圣彼得堡美术学院。这所学 院创办于 1757 年,培养出了列宾、苏里科夫、希施金、瓦斯涅佐夫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 大师,后世称舒瓦洛夫为著名 的教育家。舒瓦洛夫年轻时是一位翩翩美少年,被伊丽莎白女皇在一次巡游中发现,女皇顿觉喜不自胜,将舒瓦洛夫收为零距离的宠臣,后来又将他 升为公爵。舒瓦洛夫还和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有过一 段暧昧,他是个专门吃软饭的人,连这种人都惦着为国奉献, 俄罗斯想不发达都难了。
[伊凡 • 舒瓦洛夫] 虽然伊丽莎白女皇热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但她有与生俱来 的政治天分,处理国事举重若轻,善于化解矛盾于无形,因 而,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她都能牢牢掌控大局。 "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列强为争夺霸权而进行 的一场超级大战,交战的一方为普鲁士、英国等,另一方 为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亲率大军, 驰骋疆场。在 1757 年的罗斯巴赫战役和洛伊滕战役中,腓 特烈二世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以少胜多,取得了辉煌的 胜利,在军事史上留下了赫赫威名。然而,伊丽莎白女皇并不示弱,她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屡次挫败普军。由伊丽莎白女皇、奥地利女王玛丽亚 • 特蕾西娅、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订立的联盟,被腓特烈二世称作"三 条裙子的联盟",正是这个联盟使得他在政治、军事和外 交上以寡敌众,在大局上逐渐转向被动。柏林一度丢失, 腓特烈二世越来越招架不住,他感到很绝望,甚至携带毒 药随时准备自杀。  十九世纪的圣彼得堡 在"七年战争"期间,作为外交官的哥德巴赫,周旋于各国政府之间,显示了出色的外交才华,还没到战争结束,他 就得到了提升。1760年,哥德巴赫升任枢密院顾问,年薪 3000 卢布。枢密院是俄国最高咨询机构,其职责是审议重 要的国务,回应沙皇的咨询,大凡担任枢密院顾问的人,都 是身份特殊的重量级人物。据记载,当时沙皇赏给某位重臣 的养老金是 5000 卢布,沙皇举办一次盛大的活动,花费约 为 1 万多卢布,由此可见,年薪 3000 卢布是非常高的待遇。 哥德巴赫担任枢密院顾问后,负责制定了俄国皇家儿童教育 准则,这个准则管理俄国儿童达一个世纪之久。 1761 年 12 月,伊丽莎白女皇病逝。临终前,她指定她姐姐 的儿子卡尔 • 彼得 • 乌尔里希(1728-1762)为皇位继承人, 称彼得三世(1762 年在位)。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 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公爵。这位彼得从小在德国长大,在腓 特烈二世的宫廷里受到过培养,对于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和德 国文化狂热崇拜,他不喜欢香喷喷的女皇、公主,就喜欢酷 酷的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二世确实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骑 一匹个头不大但很善奔跑的阿拉伯马,戴一顶旧军帽,鼻烟 盒不离身,打仗时常和士兵们一起风餐露宿。平时,腓特烈 二世除了爱谈论哲学问题外,还喜欢吹长笛,并且写过 120首长笛奏鸣曲,此外他还会用法文写诗。  彼得三世 (1728-1762) 被妻子叶卡捷琳娜政变夺权 彼得三世刚一上台,就与腓特烈二世结为同盟,他归还了俄 国占领普鲁士的全部领土,并且命令俄国军队调转枪口,同 昔日的盟友奥地利作战。1763 年 2 月,"七年战争"结束, 普鲁士和英国成为这场战争的赢家,腓特烈二世能够成就大 帝的伟业,彼得三世是帮了大忙的。然而,彼得三世的行为 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但他的自我感觉却十 分良好,他也想干出一些流芳千古的事情来。于是,彼得三 世采取了一些改善下层人民生活的措施,没收了教会的一些 土地,强迫军队普鲁士化等。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俄国 统治阶层的强烈不满,也加速了另一位历史人物的登场。 彼得三世的皇后叶卡捷琳娜 • 阿列克谢耶芙娜(1729-1796) 是彼得的姑姑的女儿,她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后来取了 一个俄国名字。1745 年,叶卡捷琳娜与当时还是大公的彼 得三世在圣彼得堡结婚。关于婚礼上的新娘叶卡捷琳娜, 有这样的描写:她的身材修长而妙曼,淡粉色的皮肤衬托 出一头浓密金发的光彩,鹅蛋形的脸庞线条分明,鼻梁高挑, 两片红唇美艳而性感,碧蓝色的眼睛流露出万种风情,...... 来参加婚礼的嘉宾,无不为之惊艳,令大家想不到的是, 在这样美丽的容貌下面,还有一个睿智的大脑和一颗勃勃的雄心。 叶卡捷琳娜深知,她的未来将与俄罗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于是,她努力学习俄语和俄国宫廷礼仪,虔诚地信仰东正教, 详细研究俄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并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尊 重。她的这些做法,赢得了俄国统治阶层的交口称赞,与彼 得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叶卡捷琳娜同彼得的志趣 与秉性不合,导致了他们婚姻的不幸。 鲜艳的花朵容易招蜂惹蝶,而叶卡捷琳娜又不是一个甘于寂 寞的角色,因此她很快就有了一些心仪的情人,多为近卫军 中英俊健美的军官,其中与格里戈利 • 奥尔洛夫最为亲密, 他在后来的政变中是出了大力的。此外,叶卡捷琳娜还广交 政治盟友,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她做足了功课,只等待一 个好机会。 彼得三世上台后所推行的一系 列政策,遭到了俄国统治集团 的强烈反对,这给了叶卡捷琳娜一个绝好的机会。1762 年 7 月的一天,趁着彼得三世去外 地的时机,叶卡捷琳娜带领一支部队政变,其他部队纷纷倒戈,在一片"我们的小母亲叶 卡捷琳娜"、"女皇万岁"的欢呼声中,她被推上沙皇的宝座, 称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 在位)。宫廷显贵、教会人 士和各国公使,争先恐后地迎接新女皇。下台后的彼得三世, 很快就神秘地死去了。  叶卡捷琳娜二世 叶卡捷琳娜二世上台之后,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和发 展农奴制度;另一方面,她奉行开明专制,理顺各种关系,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她当 政的 34 年间,俄国手工工场大规模增加,生铁产量居世界 首位,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并有巨额贸易顺差。俄国的 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空前强大,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大多数帝王都想治理好国家,即使是彼得三世,他也是想有 所作为的,但能否治理好国家,要取决于政治智慧和能力。 与伊丽莎白女皇不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出身于德国的一个小 公爵家庭,她的政治才能很难从血统和家传上找到原因。早 年的叶卡捷琳娜,热衷于阅读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等 人的著作,登基以后,她与伏尔泰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并将启蒙运动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叶卡捷琳娜后来的一 些情人中,也有像格里戈利 • 波将金元帅这样的政治家、军 事家和外交家,无论卧榻之上,还是云雨之间,无时不在探 讨治国安邦的大计。有道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无论对于科 学还是政治,都是同样的道理。 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俄罗斯的版图大大扩张。俄国通过两次 对土耳其的战争,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打得没了元 气,实现了彼得大帝打通黑海出口的梦想。俄国还伙同普鲁 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并侵占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西 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方面,俄国蚕食高加索,侵入 哈萨克草原,并完全占领了西伯利亚北部,获得了丰富的森 林和矿产资源。此外,俄国还占领了北美的阿拉斯加地区, 并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一块殖民地。叶卡捷琳娜二世曾有这 样的豪言:"假如我能够活到二百岁,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 的脚下!"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俄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俄国人 的一致称赞,后世尊称她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俄国历史上,只有她和彼得一世有此殊 荣。即使是反对沙皇专制的普 希金,对于叶卡捷琳娜大帝还 是满怀敬仰之情的。他在长诗 "皇村记忆"中,称叶卡捷琳 娜时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他说"想当时,在伟大女皇的 权杖下,快乐的俄罗斯曾戴着荣誉的冠冕,像在寂静中盛开的花!" 哥德巴赫一直活到了辉煌的叶卡捷琳娜时代,可惜年事已高,无法有更大的作为。1764 年 11 月 20 日,哥德巴赫逝世于莫斯科,享年 74 岁,在那个时代算是高寿了。哥德巴 赫安息在俄罗斯的青山绿水之间,与白桦林为伴,沐浴着女 皇粉色的月光。 在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前,俄国没有女皇,而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后,俄国再没出现过女皇,哥德巴赫恰好经历了俄国历史上全部四位女皇的朝代。也许哥德巴赫猜想折射了女皇们的光彩, 所以才显得如此美艳动人,引得一代代数学家心驰神迷。 皇冠上的明珠关于哥德巴赫的生平,文献中记载很少,即使是数学史专家, 也未必十分了解。莫里斯 • 克莱因(Morris Kline)在他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第二册第367页上,称哥德巴赫是"普鲁士派往俄罗斯的一位公使",这显然是不对的。哥德巴赫 与欧拉的通信,有不少被保留下来,但信中的文字多是德文与拉丁文的混合体,读起来相当困难。其中关于哥德巴赫猜 想的通信,早就被翻译整理出来,但后来的数学家谈到哥德巴赫猜想时,一般都采用标准的现代版本,很少引用原信。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哥德巴赫在当时的社会中, 是和各方面都有广泛联系的人物,关于他的研究会是一件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哥德巴赫的人生历程,对于后来者也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已经讲了哥德巴赫和他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关于哥德巴赫猜想后来的发展,我们再来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这是 I. M. Vinogradov 早年创作的两张漫画,讲述自己对 Goldbach 问题研究过程的体会。漫画在所有当事人(Hardy, Littlewood, I. M. Vinogradov) 都去世之后,才由 I. M. Vinogradov 的学生 A. A. Karatsuba 在纪念 I. M. Vinogradov 的文集里发表。文集刊于俄文期刊 Proc. Steklov Inst. Math., 有英译。 该漫画原作,现存 I. M. Vinogradov 的另一个学生 V. N. Chubarikov 处。V. N. Chubarikov 曾把该漫画复制赠送刘建亚,复制件现存山东大学数 学学院图书馆。 虽然数论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它成为数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却是比较晚的事情。高斯于 1801 年发表的著作《算术研究》, 被认为是数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这里的"算术"是指"高等算术"或"数论"。高斯对于数论特别钟爱,徐 迟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有过"自然科学的皇后 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 明珠。"这样的描述,其中采用了高斯的一些说法。关于不超过x的素数个数π(x),高斯做过这样的猜测:当 x → ∞ 时,有
这里 ln x 为自然对数。如果这个猜测成立,则它就叫做素数 定理。 1850 年,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切比雪夫(P. L. Chebyshev)证 明了,
其中 c1 , c2 是正的常数。这是在欧几里得证明了素数个数无限之后 , 人们关于 π ( x ) 第一个重要的理论结果 。 切比雪夫在证明中用到的工具是微积分。  历史名城莫斯科;1764 年哥德巴赫在此去世。 革命性的变化发生在 1859 年。当时,德国数学家黎曼(G. F.B. Riemann)发表了题为"论不超过一个给定值的素数个数"的论文,其中他用复变函数的理论来研究π(x)。黎曼的出发点,仍是欧拉乘积公式
此时的 s 可以是任意实部大于 1 的复数。黎曼将等式左边的级数看成是变量 s 的函数,称为 zeta 函数。他将 zeta 函数解析开拓到整个复数平面( s = 1 是唯一的极点 ) , 在 π ( x )和 zeta 函数的零点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关系式。黎曼的研究 表明,素数定理与 zeta 函数的零点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想想关于正整数的问题,要用虚数来研究,这是多么令人惊 奇的事情。在数学中,有时将局部性的问题提升到更广阔的 空间里考虑,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所谓"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 虽然黎曼没有给出关于π (x) 的具体 结果,但他为素数定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正是沿着这个方向,1896 年,法国数学家阿达马(J. S. Hadamard)和比利时数学家普桑(Charles Jean de la Vallée Poussin)独立地证明了素数定理。至此, 人们对于单个素数的变化,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00 年,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巴黎举行,大数学家希 尔伯特(David Hilbert)作了题为"数学问题"的讲演。在 这篇著名讲演中,他为新世纪的数学家提出了 23 个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后来的数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希尔伯特 以有机统一的观点,来看待数学的整体发展,他将哥德巴赫 猜想作为第 8 问题(即"素数问题")的一部分,从此哥德巴赫猜想不再是孤立的数学难题,而成了近代数学重要的一环。后来的发展证明 ,希尔伯特的眼光是非常正确的。 从 1920 年开始,英国数学家哈代(G. H. Hardy)和李特尔 伍德(J. E. Littlewood)发表系列文章(共 7 篇),开创与 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数论方法,这种方法称为圆法。对于奇数 N,我们用圆法可将方程 N=p1+p2+p3, pi≥3 的解的个数表示成积分
如果能够证明这个积分大于零,那么我们就证明了关于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在这个积分里,和式
称为素变量的线性指数和,关于它的研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对素数理论和哥德巴赫猜想作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 ,依次为高斯 , 黎曼 , 阿达马 , 普桑 哈代和李特尔伍德在一个很强的假设下证明了:对于每个 充分大的奇数 N,上述积分大于零,因而哥德巴赫猜想成立。 因为其中的假设至今仍无法证明,所以他们得到的只是一 个条件性结果。虽然如此,他们为奇数哥德巴赫猜想的研 究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圆法也成了数论中最基本的 方法之一。 1937 年,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I. M. Vinogradov)提出了一套处理素变量线性指数和的独创性方法,从而无条件地证明了:对于每个充分大的奇数,哥德巴赫猜想成立。维 诺格拉朵夫的结果称为三素数定理,它是数学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由三素数定理可知,对于大于某个界限的所有奇数,哥德巴 赫猜想成立,而在这个界限之内只有有限个奇数,我们逐个来验证就可以了。然而这个界限大得惊人,以目前计算机的 能力还无法完成验证工作,但在数学家们看来,奇数哥德巴赫猜想算是基本上解决了。  对素数理论和哥德巴赫猜想作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 ,依次为哈代 , 李特尔伍德 , 维诺格 拉朵夫 , 布朗。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圆法不适用于偶数哥德巴赫猜想,人们 只能另觅途径。1920 年,挪威数学家布朗(V. Brun)对筛 法作了重大改进,用它来研究偶数哥德巴赫猜想。筛法是一 种用来寻找素数的十分古老的方法,它是由公元前 200 多年 古希腊学者埃拉托塞尼斯(Eratosthenes)所创,我们今天 在制作素数表时还会用到这种方法。 由于筛法的一些局限性,用它很难一步达到偶数哥德巴赫猜 想,因此只能采取逐步逼近的方式。布朗用改进后的新筛法 证明了,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为两个正整数之和,其 中每个正整数的素因子个数均不超过 9,这个结果称为命题 (9+9)。类似地,命题(a+b)是指,每个充分大的偶数 都可以表为两个正整数之和,其中一个的素因子个数不超过 a,而另一个的素因子个数不超过 b。通过不断地减小 a 和 b,最终达到(1+1),就基本上解决偶数哥德巴赫猜想了。布 朗之后的不少学者,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子,不断发展筛法技 术,逐步减小命题中的素因子个数。而筛法的进步,也为深 入研究其它重要数论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1956 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命题(3+4),由此开启了 我国在偶数哥德巴赫猜想命题(a+b)研究上的先河。之后, 王元和另一位中国数学家潘承洞又得到了若干重要的结果, 使得我国在哥德巴赫猜想方面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65 年,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A. I. Vinogradov,不是 前面提到过的 I. M. Vinogradov)和意大利数学家邦别里(E. Bombieri)各自独立地证明了命题(1+3)。1974 年,邦别 里被授予菲尔兹(Fields)奖,表彰他在数论方面 [包括证 明命题(1+3)] 以及在极小曲面和有限群论方面的工作。 1966 年,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命题(1+2)。1973 年,他发表了命题(1+2)的全部证明。陈景润的工作得到了国际数 学界广泛的赞誉,被公认为是筛法理论最出色的应用,是 关于偶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最杰出的成果。陈景润的事迹 由徐迟写成报告文学后,广泛传播,家喻户晓,这是大家 所熟知的了。 陈景润先生 1996 年 3 月在北京逝世,潘承洞先生 1997 年 12 月在山东济南逝世。 王元先生刚刚度过 80 寿辰,仍然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并常 作讲演。他擅长书法,为《数学文化》创刊号题写了贺词。 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通俗介绍和中国数学家数论工作的简 明回顾,大家可以看文章 [4] 和 [5]。 参考资料[1] E. T. Bell, 数学精英, 商务印书馆, 1994.
贾朝华,北京大学数学博士,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解析数论, 主要研究素数理论中 的一些课题。 本文由《数学文化》授权转载，欲再转载者请获得《数学文化》许可 | |||||||
| Posted: 10 Nov 2011 02:38 PM PST 2006年12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圣阿古斯丁地区，一棵有百年历史的木棉树被砍了。这不只是普通的树，它是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和文化遗产的象征。 这一个感伤的事件启发了一群古巴的年轻人于2007年1月成立El Guardabosques（森林守卫或护林员），以"有助于更好地管理绿地"为使命。 El Guardabosques透过电子邮件向上百人报告木棉树的死亡，其中也包含了政府机构。 "得到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环保组织的创始人Isbel Díaz说，"这促使我们展开第一个行动：编辑电子通讯。"该团体目前发行免费的电子通讯"谴责城市中的生态破坏。"  El Guardabosques的创始人Isbel Díaz 该计划的成员了解科技和虚拟網絡在创立社群时所扮演的角色。Isbel Díaz说，網絡可以让你建立"自己的沟通管道来谴责私人或国家机构破坏环境的违法或规避法律的行为。" El Guardabosques因此而诞生，这是一个非组织性的社群，由对大自然充满热情的人们组成[es]：
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着重在包容性和自主参与。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经济地位等皆可参与EL Guardabosques。 五年多以来，EL Guardabosques在网际網絡上的电子通讯发布了数百场行动，如清洁河流、海洋、垃圾填埋场。此外，社区计划重点在种植和爱护树木。 目前El Guardabosques电子通讯发送至将近一千个电子邮件信箱。其中78％是从内部網絡连上网际網絡的古巴居民，他们主要来自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和艺术机构。他们还参与了一些活动，像是由Hermanos Saiz Association发起的"我们思考古巴（We think Cuba）"。  种植Anacagüita。照片：Isbel Díaz提供 2009年6月，El Guardabosques加入Red Protagónica Observatorio Crítico[es]網絡。该網絡的相关计划包含儿童问题、性多样，种族，信息，文化推广等议题。参与者于2010年第四次会议的开幕典礼中，在苗圃种下了Anacagüita树。 电子通讯内容指出：
受到圣阿古斯丁木棉树的死亡激发，人们相互扶持，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组织，支持环境保护。El Guardabosque也扩大了其环保網絡，创造了与其他计划的交流空间。 校对：Portnoy
作者 Elaine Diaz · 译者 yenrong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 Posted: 10 Nov 2011 11:32 AM PST 最近相距不到两个星期，美国东西两岸各发生了一起涉及中国留学生的恶性交通事故，4名年轻的生命飘忽而去，父母心碎，亲友凄然，同窗惊心，闻者惋惜。 记得20多年前在美国大学学习工作的时候，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车的不是很多。即便如此，当年我们学校的中国校友最早发生的死亡事故之一就是撞车：L君转学在南方某校继续攻读学位，他太太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所大学学习，太太怀孕生产后L君常常往返两地前去照顾，最后一次凌晨在高速公路上越过隔离带，开到反方向的车道上与迎面行驶的汽车相撞，当场身亡。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两起事故。其中一起发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Dayton）。当地著名的代顿大学两名中国留学生，苏州籍的吴汉青（音译Hanqing Wu）和南京籍的许忠义（音译Zhongyi Xu）驾驶一辆黑色的三菱轿车，于上个星期日凌晨时分在一条限速35英里的居住区道路上失控，撞上路边的一棵大树，起火燃烧。两人均被困在车上，待救援人员赶到时已经死亡。19岁学习电气工程的吴汉青和18岁学习土木工程的许忠义有多少梦想未能实现，令人扼腕。 在这之前的10月26日，西海岸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Corvallis）发生一起类似的事故。科瓦利斯是俄勒冈州立大学所在地，该校有一个专为入学成绩不够理想或英语能力需要提高的国际学生设立的预科（INTO OSU），这次出事的余凡（音译Fan Yu）和董兆轩（音译Zhaoxuan Dong）同为21岁，就是那里的预科学生。当天凌晨4时左右，余凡驾驶一辆2011年宝马335两门轿车，在科瓦利斯西郊农民与住户杂居地区的对开道路上失控，飞出路肩，撞上电线杆落地起火，火势之大，以致近旁一棵一人多粗的松树都被烧焦。余、董二人也是未能逃出汽车而当场死亡。警方研判不排除酒后驾车和超速的可能。 来美国留学或进修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驾驶经验不足，还容易争强好胜，这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中美的交规可能差别不大，但是人们的驾驶习惯却有很多不同。为了尽量避免交通事故，在这里向有意来美留学的同学们做一简单介绍。 不要酒驾。这看起来是个常识，但是年轻人往往不能控制自己，有时还要在同伴或是异性面前逞能，这就种下了出事特别是出大事的种子。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年9月根据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局资料发布的数据， 2009年在全部3万多起与车辆有关的死亡事故中，驾驶员血液酒精含量超过每百毫升80毫克（0.08 g/dL）的有10839人，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因此建议同学们第一要少与酒精打交道，实在躲不过去，例如在派对或球赛等场合，要提前安排不喝酒的人负责开车。 不要超速。还是老生常谈，但是这又是恶性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上述两起事故，据我判断，若非超速，不至于在时速通常只有35英里（56公里）的对开道路上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美国公路巡警一般不会截停超速5到10英里以内的车辆，但是这并不等于合法，更不意味着安全驾驶。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为了不让父母亲友在国内惦记，开车不要超速。 不要逞能。美国多数州的交通违规有一条叫做鲁莽驾驶（Reckless Driving），它在我所住的州等同于闯红灯之类的严重交通违规。在美国无论是在普通道路还是高速公路，很少看到人们不停地换道，绝大多数车辆都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不会因为逞能斗气和别人抢行，不到下路转弯，轻易不换道。顺便提一下，美国人换道时除了打转向灯、查看侧视镜和后视镜之外，驾驶规定还要求快速回头扫视一下镜子看不到的死角，确认没有车才可以转向。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交规是否加上了这一条。 不要疲劳驾驶。开头提到的L君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美国高速公路分收费和不收费两类，绝大多数是不收费的。收费高速公路一般行驶1~2小时甚至更短就会有一个休息站，24小时供应咖啡饮料和快餐。不收费的休息站少一些，但是随时可以找一个出口下来，在那些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或加油站休息一下。特别犯困、又没有人可以替换的时候，切记一定要停下来打个盹。 不闯红灯。有点小儿科是吧。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深夜甚至凌晨才离开实验室回家。街上几乎看不到人，遇上红灯还要等吗？路口的停车标志非得停吗？但是这往往是出事的原因，也是不少中国来的留学生吃的第一张罚单。美国平时很少看到警察，就像中了魔一样，你违规了，他就出现了，不管是下午交通高峰时刻，还是凌晨3点绝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 不要分心。打手机、发短信、吃东西都会造成分心，还有上路之后才设置全球定位也是很不好的习惯。现在不少新车都配置了手机和汽车收音机的同步连接，它比免提有很多优点，应该加以充分利用。即便如此，开车时也应该少通话。 系安全带。不但主驾要系，法律规定副驾也要系，为了你的安全，只要座位配备了安全带就把它系上。中国数学界不少人知道当年数学所的王启明，1989年应丘成桐邀请来美参加数学学会年会，结果因车祸英年早逝，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在头版右下角登了讣告。我一直不清楚车祸细节，最近才知道他就是坐在后排中间，没有系安全带。据吴文俊先生说，他教过的学生中特别欣赏的就是王启明，如果不是车祸去世，应该是中国当代数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能够到美国留学是件好事，但是不要因为忽视交通安全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终身遗憾。 | |||||||
| Posted: 10 Nov 2011 11:01 AM PST http://game.people.com.cn/GB/48647/230733/230734/16064367.html 祝华新：能否把网上力量移植、引导到现实社会制度化的有序参与 2011年10月29日10:55 来源：人民网-游戏频道
第九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的重头戏——主论坛，于10月29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由人民网游戏频道独家承办，主题聚焦"移动互联时代的网络文化发展"。论坛上文化部有关领导解读相关政策，业界知名学者高钢、陈洪以及中国电信、网易、盛大网络、搜狐畅游、完美世界、蓝港在线、网龙、九合天下等企业代表也将齐聚高峰论坛，共同探讨移动互联网时代行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文化传播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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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Nov 2011 09:11 AM PST | |||||||
| Posted: 10 Nov 2011 09:28 AM PST 在twitter上，名为@RealTimeWWII 的帐号正在以每日超过40条推文的速度重现1939年德国军队横扫欧洲的情景。目前该帐号已经吸引了超过45000名关注者（译注：每日电讯报报道后一天后，迅速增加到75000多名followers） 推文的内容覆盖了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进程，同时特列了当时的战地照片和影片作为目击的证据。 24岁的发布者Alwyn Collinson说，这一项目是为了帮助人们"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希望运用twitter将历史带给现在的人们，帮助他们身临其境地理解历史，而不是通过通常的间接叙述，"他说。 "我想人们看到当时的人，就像他们就在一旁那样。"
就已有的推文看，最忙的一天发生在9月26日，这天德军对华沙发动最后袭击。Collinson通过波兰士兵和平民的视角展示了这一过程，并针对twitter140字符的限制作了删减。 "伤员源源不断送来，病房饱满，我们不得不将那些没得救的留在走廊。"一条来自护士Jadwiga Sosnkowska的推文这样写道。 "推文完全是事件驱动的，"Collinson说，"那些展示当时人们关心内容的素材，例如新闻报道都能在网上找到。" "我一个人在更新这些推文，不过现在已有志愿者将推文翻译至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俄文（译注：中文也已开始翻译）" Collinson打算要更新6年的整个战事。他的祖父在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时被俘过。 "我并不打算草草了事，"他说。"我知道那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via telegraph | |||||||
| Posted: 10 Nov 2011 09:21 AM PST 这里提到的在线广告作弊是指媒体为了刷广告流量而进行的作弊。他们的作弊手段很多， 这里介绍常见的几种。 iframe是广告作弊最常用的技巧，就是在自己的网页上嵌入iframe, 大小为0×0或1×1，也就是用户不可见。通过iframe打开其他页面，在用户看不见的情况下刷流量。别看iframe简单，里面花样很多。 页面内嵌入本站页面的iframe iframe打开和当前页一样的页面地址，或本站的其他页面。 这样用户的一个浏览行为，很轻松就从1个pv翻倍变成2个pv。如果嵌入iframe多点， 就能翻3倍，4倍…。 但使用这个方法很容易被发现，广告投放方，通过分析UV，独立IP等很容易就发现异常。 这是很老的方法，不过还是有些网站乐此不疲。
两个站点间互相嵌入对方站点页面的iframe 这是比较巧妙的作弊技巧，UV，独立IP等分析方法是不能发现异常的。
双层iframe 作弊的iframe为了不让人看见，大小只有0×0或1×1，但有些在线广告在显示时会判断浏览窗口大小，如果太小可能就不能显示。这时有些网站就采用了双层iframe技术来刷广告流量。 第一层1×1大小的iframe中又嵌入一个iframe，这个第二层iframe是正常浏览窗口大小，广告代码很难发现异常。 这种作弊方式使用巧妙的，会让主页面和两个iframe使用三个不同的域名，这样因为跨域的问题， 里面的js不可能得到最外层真正的页面地址， 想抓证据都抓不到。
IP屏蔽 有些站点在进行作弊时，会屏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访问，你从这些地区访问时，看不到他们的作弊代码，一切正常。等换用其他地方的代理访问时，你在他们页面里就能看到作弊用iframe代码。 这是因为很多IT，在线广告公司都在这些大城市，这种屏蔽让他们的作弊手段很难被同业发现。
购买垃圾流量 现在来自iframe，木马的垃圾流量都是明码标价在卖的，可以用这些流量来刷页面，刷广告。这种也比较难以发现。
网站去刷流量目的往往比较复杂，一是刷广告流量，赚广告商和广告主的钱，二是为了alexa之类的排名，也有是为了给投资人看所谓的"业绩"。
上面谈的基本都是CPM广告方式的作弊，下面说说其他的。
CPC作弊 CPC作弊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用iframe打开点击链接即可。
CPA作弊 有些网站广告按CPA结算，比如注册人数等。 这种情况下，有的公司会做专门的自动注册机，保证你的注册人数疯狂上涨。
CPS作弊 很多人感觉CPS方式是不可能作弊的，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卖个关子，下次和大家介绍
其实大多数作弊方法通过耐心细致的分析，不难发现端倪。 但中国在线广告的作弊还是相当严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蛮有意思的，和多人都探讨过， 有时间另写个博文分析。
另：今年的北马报了半程，但膝盖受伤，没跑成，本来这是我参加北马的第10个年头，很有纪念意义，结果只能抱恨。龙舟队的队友Eric背着我的号码跑了下来，没有浪费这个号码。
请参看其他有关马拉松的博文。 | |||||||
| Posted: 10 Nov 2011 08:11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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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Nov 2011 08:01 AM PST 这个世界不缺光棍，但是，却越来越缺少一心一意的人。用一心一意日来对抗光棍节，就如用沉默来对付政权的自说自话，用要求公布真相对付体制的谎言和掩饰。一心一意做事，一心一意爱一个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三心二意过，那些浮浪年华和狂野青春度过之后，留下一地鸡毛、一地碎片；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希望别人能对他一心一意。于是，我们逐渐学会一心一意地去做事，去爱人。 一心一意是一种回归和救赎，也是一个心灵的世外桃源，让我们能够抵御外界的纷纷扰扰，保持执着和恒心。
一心一意日就要到了，这个日子曾经被误读，叫做光棍日，而今天，2011年11月11日，是到了要把这种误读改过来的时候了！ 谁不需要一个一心一意的伴侣？谁又不需要一个一心一意的爱他的人呢？
小远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0:00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 Posted: 10 Nov 2011 07:28 AM PST 最近有关健力宝的两条消息冰火两重天。一条是健力宝前董事长李经纬被判刑，一条就是当年健力宝发给奥运冠军的金罐竟然成了抹了金粉的铜罐，200克黄金的东西过了20年竟然成了只值50块钱的破玩意。 前一条消息在后一条消息没有出来前，还曾令人唏嘘。李经纬的被判刑，会令人想到另一位被判刑的云南烟王诸时健，扼腕惋惜，凭增一种英雄迟暮之感。可是，看了后面这条消息，对于健力宝和李经纬，便有了一种重新认识。 说起来，我算是经历健力宝辉煌和衰落的。大学时代我们厂里发过几次健力宝做福利，那时候易拉罐还是稀罕货，不是想喝就喝的。那时候的我，也是一个深陷民族主义泥潭的傻逼青年，对于民族品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豪和盲从。以至2006年走在黄河边上的小镇，看到摊子上有健力宝卖，还一口气买了几罐喝，算是重温当年的那种感觉。即使在自驾游的路上，我还曾在加油站买过几罐健力宝，算是对于式微的健力宝表现一种怀旧和微薄支持。但是，这条有关健力宝用假金罐欺世盗名的消息后，我是再也不会喝健力宝了。 健力宝用铜罐冒充金罐奖励奥运冠军，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在当下中国，几乎到处都是，大到政府层面，小到买菜妇女提的时尚包包，造假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知名商标。可是，20年前的健力宝，为什么要造假呢？难道他们不怕一遭被人发现金罐变成铜罐，会马上显形，身败名裂吗？ 看起来，对于民族品牌，还是要多加警惕的好。不管他们说的有多好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原来是防火防盗防领导，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上一句：防民族品牌！ 民族品牌是靠不住的，民族品牌靠得住，母猪也上树了！
小远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23:24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 Posted: 10 Nov 2011 05:58 AM PST  前言：敘述男女情愛的文字如星雲無垠，配上性別視鏡觀看的角色關係會是怎樣？同志書寫曾風靡一時，但激情過後，情與慾又何去何從？台灣作家郭強生，是華文世界鮮見學貫中西的全方位創作人。他看透台灣與美國社會，深明性別理論與當今思潮，其文學創作游弋於時空、小說、論述與劇場，種種議題如在水中流動，混和卻仍可見。 數月前炎夏正盛，在網絡上赫然知道《聯合文學》以「同志文學專門讀本」為專題，不禁讚歎台灣社會的進步與文學藝術的多樣。翻開空運抵港的雜誌，對著「台灣同志文學及電影大事紀」如拾瑰寶，另一邊卻痛惜香港文學缺了「同志文學」這一章。時任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的郭強生，是眾多具備遼闊性別視野與深厚文學素養的台灣作家之重要一員。 應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來港訪問，一身陽光便服的郭強生，主動拿起筆者帶來的書本，指著自己廿多年前的相片笑說：「你看，多年青！」十六歲仍為高中生的他，已於《聯副》新人專欄嶄露頭角，八十年代中出版《作伴》、《掏出你的手帕》及《傷心時不要跳舞》小說集掀起一陣潮流。他卻寫道「在那時候，封面上用了自己的照片罪不可赦；書賣得好尤其罪大惡極。」回首自己的過去似是步入中年的指定動作，但言談間的眉梢眼角及《我是我自己的新郎》的語氣格調，又教人感到現在的郭強生比年輕時戴著大銀絲眼鏡的他，更有青春的感覺，亦有別於新書發佈會上朗讀作品時的嚴肅。 看透劇場內外男女 郭強生早期的作品，多寫都市裡男女關係的錯落與失敗，當年一直被視為深受張愛玲的文風影響。他不反對這種閱讀取態，但強調自己多寫之後，「異質化的冷酷情調」風格慢慢形式。乍看之下，讀者或會誤會他在寫言情小說，然而，細讀小說中的人物心理與命運，自會發現不曾看見的種種性別形象。 八、九十年代，歐美性別理論尚未移植台灣，討論性別情慾的氣氛當不見影蹤。郭強生則已反問，有外遇的男人、三十歲的女人或喪夫的女人到底面對怎樣的處境？這些，仍是當下我們需要提問與討論的課題。男人跟女人在城市生活中同樣面對失敗，「異性戀的樣板已寫了很多，我們還能看見甚麼？」女人，在他多個短篇中成為關注焦點，他不認為自己專寫女性，而覺得女性這個角色較為關鍵。「看見她們遭遇的困難，需要考慮的事情，就發現她們面對的跟我們以為的並不一樣。」 從小說創作跳到劇本編著，再成為舞台劇導演並非偶然；放下剛開展的寫作之路遠負美國鑽研戲劇，亦不無軌跡。「外文系每年有個例行大事，學生都要辦個戲劇公演，像個party，但不太講究演得好不好。」加上唸外文系的男生少，郭強生因而一進大學便踏上台板，並場場有份。「大二那年還作起導演，把高中時讀過的〈欲望街車〉一知半解地搬上舞台，讓同學老師吃了一驚。」到了三、四年級，外文系來了位專於戲劇的訪問學人Peter Woods，開了他的眼界，一年一度的公演更慢慢變得認真，甚至把屠格湼夫《父與子》改編成舞台劇。 1990年，當了一年中學英文老師及工作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年後，郭強生負笈美國紐約大學修讀戲劇研究，留學期間的劇本創作〈非關男女〉及〈給我一顆星星〉分別獲「時報文學獎戲劇首獎」及「文建會劇本創作首獎」。〈非關男女〉一劇曾於1996年及2008年，分別由香港話劇團及105劇團製作上演。2000年回台灣後，他創立「有戲製作館」，編導自創劇〈欲可欲，非常欲〉及翻譯劇〈欲望街車〉。 糾結台灣歷史的同志書寫 儘管郭強生很熟悉紐約，隨筆評論都不時談到美國的文化與社會，因而深明台灣的同志運動與論述，根本沒有美國平權歷史的血跡斑斑。可是，美國始終不是他的地方，正如，久別多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夜行之子》開首一章，角色於在紐約不斷更換居所，流徒無根。「大歷史大事件我不太喜歡寫」，惟2001年世貿雙子塔遭襲擊而倒塌，成為他重尋台灣歷史的主要隱喻，一個帶有主觀情感色彩的隱喻。〈遠方〉一文寫道，當時他正回到美國加州探望七年前的舊情人，機場客運大樓「跟逃難撤退無異的末日場面」裡，他，一個人回到台灣。 「夜行」的男同志身影，不只指向小說角色，亦暗涉歷史上文豪的同志私情與悲慘經歷。要寫同志，不是要為邊緣小眾爭取發聲機會，而是「同志過去二十年，在夜行裡的摸索，何嘗不是台灣過去二十年歷史的寫照？」他要寫的，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台灣，位處邊陲島嶼長期處於壓抑拉扯狀態的故鄉。這種歷史的沉重感，與當年〈給我一顆星星〉中，服務美軍的「母親」願望落空的人生如出一轍。 「I Married Myself」是句自愛自主的宣言，但換成《我是我自己的新郎》有特定性別的中文書名後，讀者不可能擺脫同志書寫的聯想。郭強生不反對同志書寫，但強調「書寫」多於「同志」，「我會把題材作為文學主題來處理，而不是性別平權運動」。歷史告訴我們，女性與同志長期被打壓，文字實是有力的發聲管道，同志文學亦有其位置。可是，過去數十年的書寫歷程，怎樣的題材如何的犯禁都似乎已寫爛。新生代同志坦白展現其開放性生活，其實，早已沒有一點包袱。 推介書籍： | |||||||
| Posted: 10 Nov 2011 02:40 AM PST 我的身份相当尊贵，在中国金融圈影响深远。前几天我过生日，好些个银行、保险公司及基金公司竞相发来短信，除了朝贺我的寿辰外，还大方地表示，生日当月消费积分翻倍。拳拳之心，让我感动，以至于一大早就饱含热泪消费了好几个肉包子。 不知不觉，我就三十四岁了。三十四岁当然还算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但在当年的我看来，三十多岁就是半个老头子。我小时候在农村，相熟的邻居几十户，上百人，在我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小孩，另一种是除了小孩之外的，被我统称为大人。我觉得小孩和大人之间，就是势不两立的两个群体，彼此之间毫无交集。邻居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叔叔，小胡子，一脸凶相，喜欢恶言恶语逗小孩（顺便说一句，这似乎是很多中年男人表达幽默的一种错误方式），是我最畏惧的人。某个傍晚，我一个人在外面玩，他下班路过，故意瞪大眼睛翘起胡子恐吓我，我被吓得不轻，从此觉得三十岁的男人都是群危险的怪物。 而我，在无涯的时间洪流中，进入这群怪物的行列已有很久。就像前些天有人留言说的那样，从帅哥变成了帅大叔——当然，这个"帅"字是个四海通用的敬辞。 三十多岁的男人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可以像楚留香一样懒洋洋地待人接物，意味着可以用蒙娜丽莎一样不可名状的微笑回答所有的问题，意味着对曾经感到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都具有了免疫力，意味着故意在青春可人的女孩面前大讲黄色笑话，意味着有资格面露凶光去恐吓我们的下一代，意味着可以追逐的不再追逐，可以放弃的不愿放弃，意味着随同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钻营投机，意味着用钱来衡量所有的得失成败，意味着越来越沉默，笑容越来越小，没有掉眼泪的资格，不知道到底什么该笑什么时候该哭，甚至不知道笑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开心…… 陈丹青说美国人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相形之下，中国人的脸也许是保养不到位的缘故，显得比较悲催。我不知道自己受过欺负没有，但我知道我和身边三十多岁的中国籍男子一样，活得没有美国人自在。活着活着就老了，这话稍显悲情，但基本符合事实。 当然，我所谓的老，不是真的老，你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成熟或者理智。只是我觉得，相对于成熟和稳重来说，幼稚和冲动更接近生命的本质，是我个人更喜欢的一种生存状态。我总是相信，当我们不再快人快语的那一天，不再热血拉风的那一天，不再适性任情的那一天，不再率性而为的那一天，当我们开始吞吞吐吐的时候，开始瞻前顾后的时候，开始三思后行的时候，开始患得患失的时候，那人生最好的时光就算是落在身后，并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三十多岁的我们，也人五人六地开始做父亲。将近一百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现在看来，在中国怎样做父亲依旧是一个课题。我们自己还在找"宽阔光明的地方"，何况孩子。我们还没学会"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何况孩子。 我喜欢的陈奕迅刚刚出了一首新歌叫《baby song》，正是父亲唱给孩子的歌，E神的声音和几句歌词，准确地击中了我。
世界不公平，不及孩子的好，但却是我们的世界。我们都会长大，变得成熟，变得世故，变得不再那么快乐。这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也许，我们只能在对孩子成长的呵护和心疼中，无奈地顺从人生格局的每一处转角。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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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Nov 2011 06:05 AM PST  （点击显示大图。） 只许自由不许独立……暨语言问题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and Language 文／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译／台湾悬钩子 原文载：2011年11月1日发表于 让赞连盟  嘉央诺布于他的部落格Shadow Tibet上贴出<点燃让赞【1】余烬>一文过后没几天，我于十月十九日在下面的 留言板 贴出一则留言，也在Chalk Tibet的Getting Your Bearings一栏里同步贴出。我认为对读者而言是一目了然的，促使我留言的，乃是英文报导中提到诺布占堆自焚之前所呼喊的话，为了求取图伯特的"完全独立"。该词彚在流亡的政治论述之中，长久以来遭渲染、扭曲、不是很诚实地被使用，所以我对于诺布占堆到底用博盖【2】说的是什么，感到很好奇。而我的评语被《图伯特政治评论》的编辑们看中，他们在征求我的同意之后，在十月二十三日以 <熄灭让赞的火焰>为题将之独立成篇，贴在他们的网站上。两天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因为对于我的评语感到不悦，于是在同一网站上予以 回覆。我于十月二十七日再度答覆。 一些朋友们请我将这两造往返的信件集中成篇以利阅读，我很乐意地照办了。因此，以下这篇文章以时间先后排列，开头是我原来的评论，接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答覆，再加上我最后的回覆。 2011年10月19日 熄灭让赞的火焰（Extinguishing Rangzen） ／印第安那大学史伯岭教授 十月十五日早晨，阿坝又有人自焚的消息，以英文报导的形式出现在"故乡网"上（Phayul），报导中描述僧人诺布占堆（Nor-bu dgra-'dul）在自焚之前呼求"完全独立"。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事实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里的衮衮诸公还有达兰萨拉的许多人，刻意混淆了许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早年为了支持达赖喇嘛的政策，于是在（我们不得不设想）其主任嘉日•洛珠坚赞（Lodi Gyari）的指导下，采行了一套——该怎么说才不会失礼？——不很诚实的政策，也就是把图伯特境内呼求的"让赞"（rang-btsan，独立，independence），代换为"让旺"（rang-dbang，自由，freedom）。 所有的图伯特观察者都知道，这两个名词并非同义词：因为达赖喇嘛说他反对独立，他可没说他反对自由。结果，图伯特境内呼求独立的声音，在西方媒体出现时，往往变成了呼喊自由。显然，某些作报导的记者已经养成了一种惰性，只要一遇到图伯特境内的呼求，就惯性定律一般地把达兰萨拉的政策以及措词放到博巴【3】抗议者的口中。 对于那些自愿而悲剧地以自焚来了结自己生命的博巴来说，居然以这种方式失去了他们真正的声音，是特别令人感到痛心疾首的。所以，葵斯朵夫说他看到英国《独立报》的报导说这些博巴乃是为了"自治"而自焚时，感到深深的挫折感，我们很能够同情理解。(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1/10/14/embers-of-independence-rangzen-mero/#comments) 因此，至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了解不惜一死的博巴，临终前以博盖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英文报导中读到诺布占堆呼求"完全独立"，我们应该自问，这究竟代表什么？ 达兰萨拉在一九九零年代，特别喜欢利用"完全独立"这个词来缓和流亡政府（在它尚未像渡渡鸟一样兴高采烈地变成绝种动物以前）真正立场所带来的打击。它的策略是向一般大众说明，流亡政府的立场乃是拒绝"完全独立"，而不是诚实地说出流亡政府已经排除了图伯特独立的可能性，还接受了博巴不过是中国的众多少数民族的其中之一族。既然台面上的说词是不支持"完全独立"，那么一般的流亡大众就可以自我安慰说，流亡政府还是支持某种形式的独立的，只是不是"完全"的那一种。这是混淆视听？是的，然而这就是重点，不是吗？ 我们再回到英文报导里面说诺布占堆的临终遗言乃是"完全独立"。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完全独立"的这个词（是达兰萨拉过去反对，现在依然反对的），已经被用做标记极端分子的符号了。虽然如此，数十载来，达兰萨拉、图伯特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示威者还是经常呼喊："Bod rang-btsan gtsang-ma yin!"这个口号基本上说的是图伯特本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所有独立的特质皆一应俱全。这个口号与"Bod rang-btsan gtsang-ma dgos"有点不同，后者说的是图伯特应该截然地或全面地独立。 这两个口号为什么会被达兰萨拉妖魔化的原因，可能是值得讨论的题目（虽然其理由似乎相当明显）。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采用什么样的词汇即充满争议的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不得不特别质问，诺布占堆在他死之前，呼喊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博伊【4】网站Khabdha以及Bod-kyi dus-bab 是可信的话，那么他死前所说的，并不是rang-btsan gtsang-ma之类的说法，即使故乡网的报导中说他呼喊的是"完全独立"。根据Khabdha以及Bod-kyi dus-bab(http://www.khabdha.org/?p=22651 及 http://www.tibettimes.net/news.php?showfooter=1&id=4976) 的报导，他赴义就死时，避免了——或者更有可能地——并不知道流亡当局已把博巴过去往往毫无顾忌讲的一句话，渲染定调为极端主义以及暴力的邪恶名词。 不，诺布占堆临终的最后诉求是单纯而直接了当的的："Bod kha-ba-can la rang-dbang rang-btsan dgos!""图伯特，雪之乡，必须自由与独立！" 2011年10月25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回覆 致史伯岭教授： 有人要我对你的<熄灭让赞的火焰>一文作一回应。我想请您参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十月十六日的报导 ("Self-immolations continue in Tibet; 8th young Tibetan man sets fire to himself in Ngaba")报导中引述诺布占堆抗议中呼喊的是："为了图伯特，我们需要自由与独立。"（第一段第二句） 至于您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涉入某个阴谋，以致刻意将独立的呼声误译，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相信您省略不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于诺布占堆的报导本身，即已证明此说无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愿担保其报导之信实，我们感谢有这个说明机会，让真相得以大白。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研究员／通讯部主任 克里斯•饶特克（Chris Ratke） 2011年10月27日史伯岭教授回鸿： 亲爱的克里斯， 我的评语居然会刺激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里的一些人，实在有趣，让此事更有意思的是，我根本没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错误引用了诺布占堆的话。我所说的是，像诺布占堆这样的人所说的话，长久以来都遭到扭曲，而这种现象之所以蔚然成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难辞其咎。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糟糕到，每个人都必须先弄清楚图伯特境内的抗议者所说的确切博盖字句究竟是什么——否则我们就会犯下将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硬塞到他们嘴巴里的大不敬之罪。这样的扭曲，也已损害了报导图伯特事务的专业原则，致使从事此工作的记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写说：以自焚手段舍身取义的人，采取这样惊悚的手段，乃是为了求得"自治"。 以下是我原文中提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话：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事实上，这个问题多年以来被"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里的衮衮诸公还有达兰萨拉的许多人，刻意混淆了许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早年为了支持达赖喇嘛的政策，于是在（我们不得不假设）其主席嘉日•洛珠坚赞（Lodi Gyari）的指导下，采行了一套——该怎么说才不会失礼？——不很诚实的政策，也就是把图伯特境内呼求的"让赞"（rang-btsan，独立，independence），代换为"让旺"（rang-dbang，自由，freedom）。 接下来的评论里，我就再没有提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了，然而我能够了解为什么它对于别人影射它就是制造目前之误解，以及（或者）造成媒体不实报导图伯特境内诉求蔚然成风的始作俑者，感到震惊与忧心。如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已经不再这么做了，那么太好了！然而损害已经造成，而其他的记者还是继续犯下此一错误。 既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似乎相信一个呼求让赞的博巴不应该得到诉求遭外界扭曲的待遇，既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想让真相大白，我很乐意提供相关的材料来助阵。以下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九九零年代中叶所印制的一份传单，其目的在向支持者以及捐款人说明博巴的感觉（我略去了印制捐款细节的那一页）：  重点在传单的下方：  此处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我相信）极少数以博伊直接引述图伯特一位政治犯的话，继之以英文翻译的文件之一。我们所看到的，是引述当时被称为"哲蚌十僧"的政治犯之其中一人，阿旺普琼（Ngag-dbang phul-byung）的诉求的部分内容。他的话遭到更动，所以他呼吁恢复图伯特的独立地位（rang-btsan，这里优雅地写成rang-brtsan）的原句，在这里被变造成为：恢复图伯特的自由（rang-dbang）。而这样的扭曲与变造，又在翻译下面的文字叙述里为了强调而再重覆了一次。 如同您的信中所说，既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有意让真相大白，请容我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以助您一臂之力。也许"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可以研究一下，前面所提到的这种误译，究竟有多严重：调查一下多年以来累积的各种海报、传单、呈交给政府单位的报告，等等——全部都不包括任何博伊文字——究竟有多少件直接了当地将rang-btsan 翻译成自由。我确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一定拥有存放此类文件的档案处。（我记得很清楚，多年以前曾经向一位[非博巴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职员抱怨此事，却被告知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rang-btsan 的意思就是自由。）更重要的是，请该位从事此调查任务的研究员，评估一下此事所造成的损害（如果有的话）究竟有多大：也就是上述的误译如何造成所有呼喊rang-btsan 的人被妖魔化为极端分子（其中也包括阿旺普琼在内——至少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把他的话拿来擅加改动之前），而此事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西方报导不实的主因，甚至到今天一直如此。所以也请该研究人员研究一下这种情形该如何框正补救。 我非常了解，此项工作乃一艰巨工程。然而这将大大俾益我们了解图伯特议题之上被人为建构出来的说词以及用语的一个重要面向。 最后，克里斯，您说我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涉入了某项阴谋。阴谋是令人感到害怕的字眼，您想将针锋相对的对手抹黑为某种阴谋家，也许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万圣节快到了）。然而我的原文中并没有提到阴谋这个字。然而，假如您硬要扭曲我的话，或想说我的本意如此的话，我是否可以建议，请您不要在信的一开头就说有人（当然，是个未指名道姓的人物！）要您写这封信？只是个建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感激不尽！ 艾略特 又及：我希望这样没有让我失去角逐明年度"真理之光奖"的机会！ ************ 注释：（以下译注由唯色转载时添加。） 【1】让赞：藏语，独立。 【2】博盖：藏语，藏语。 【3】博巴：藏语，藏人。 【4】博伊：藏语，藏文。 转载于：http://lovetibet.ti-da.net/e3785686.html#more  | |||||||
| Posted: 10 Nov 2011 01:21 AM PST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的滋味。 小吕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比如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大街上很多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那种，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问题，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美国的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出来很不方便。但是美国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就发现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包括楼道门和房间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也有专门的班车可以免费接送不方便的同学去教室上课。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是比较大、有扶手的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车上有专门固定轮椅的地方。"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人工贵，家具自己装，电器坏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在国内上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学，我觉得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老师还是挺可爱的，不过总归有那么几个老师或者什么党委书记，一张嘴就特别官腔，虚伪。我特别不喜欢。美国就少有这种老师，听美国老师讲课，你就能看出来他搞科研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我以后有孩子，大学我一定让他出国念，省得学一肚子世故虚伪。"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或者你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像个邪教似的。四十几岁不结婚，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包括别人的权利。我在国内听大家说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说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有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这不公平啊！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是公平。" 小吕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欧洲，到美国读书后，暑假的时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个体会，我去过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国人轻松，中国人太累了。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是一些深层的不一样吧，我说不出来。"她到美国一个学期之后，父母开始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身边的几个朋友都在谈论移民。对于移民，妈妈好像更热心一点儿，小吕的妈妈在民主党派做扶贫工作。"我妈妈说她觉得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哪天矛盾激化，她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后来开始唱'红歌'，我妈说感觉那氛围有点吓人。虽然我觉得动荡不大可能，但是准备着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现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存在银行一直贬值，买的股票现在还套着，我觉得还不如拿来投资移民划算。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私有财产不大受保护，哪天万一真要强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还不如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 |||||||
| Posted: 10 Nov 2011 05:44 AM PST 最简化场景 —— 假如自己和某人配合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出现问题，如何解决？ 方法 A：给对方提要求，你应该 …… 我认为"方法 B"是首选，但经常看到很多人想都不想就选择"方法 A"。 证明： "方法 A" 的实施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方法 B" 的实施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从第三方视角来看，通常 "b.1 = a.1"，"b.2 = a.2"，"b.3 = a.4"。在消除同类项后很容易发现 "方法 A" 多了 "a.3 使对方接受解决方案" 这一项。而通常来说，让别人突破自己的思维框架的难度往往又非常大，成功的可能性比较低。 因此，通常来说 "方法 A" 显然要比 "方法 B" 更困难。也就是说遇到问题缺省情况应该从自己入手想办法，然后再考虑其他方式。 ©2011 乌托邦.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Posted: 09 Nov 2011 08:00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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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Nov 2011 06:50 PM PST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卫毅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1-04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 7月18日，《炎黄春秋》二十周年庆典上，社长杜导正（右）与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交谈（图/本刊记者 梁辰） 初到广州时，家人的合影
谈时局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的政局形容为一口高压锅，这口锅里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杜导正：高压锅有个气阀，如果越拧越紧，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谁也占不了便宜。所以，我很希望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 人物周刊：最近刚好是辛亥革命100年，你如何评价这100年？ 杜导正：孙中山在中国、在共产党内、在几代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是一面旗帜，在台湾，连民进党也不敢否认。现在内地没有主动利用辛亥百年这个时机推动民主进程，可惜了。 我们回头去看"三民主义"，还是对的。毛泽东错误很多，但他在解决国家独立这个问题上，历史地看，他所代表的集体是有功劳的。我们小时候，看报纸的感觉就是整个国家要灭亡了，今天东三省丢了，接着察哈尔、热河丢了。国家要独立，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孙中山先提出来了，蒋介石也想解决，最后解决的是在毛泽东时代。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两条，但现在腐败、贫富悬殊成这个样子，就要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权力必须受到制衡，不能靠道德来制衡，我们现在表扬几个道德模范，没有用啊。内部的腐败靠自己很难根治，你左手生个大疮，用右手开刀来挖，下不了手。 目前应该做的是3条。第一条就是党内民主，第二条就是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就是把舆论放开。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当政者内部不同的声音吗？ 杜导正：现在官场里也有好人。一位退下来的中央领导跟我说，他有一次到一个省，省委书记公开地跟他介绍情况是一套，会后两个人悄悄谈，那个省委书记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得不说的。 我总结这辈子的经验教训，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我觉得这适用所有问题。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自辛亥革命开始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国100年来的动荡，清末如果改良成功，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国会是另一番局面。 杜导正：光绪皇帝想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如果成功了，对中国非常好，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会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失败了嘛，慈禧把他镇压下去了。慈禧死之前又想改革，当时清廷内部力量起来了，很多大臣很多省份都有不同想法，不改不行啊。她允许私人办报，上海一下子办了一百多家报刊。但是晚了，同盟会已经起来，要革命了。中国现在就担心这个。历史教训太多，都是血和泪的。 人物周刊：美国现在掀起"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些中国人为此而欢呼，认为西方正在衰落，东方正在崛起。 杜导正：西方民主国家的问题比起中国来，绝对不是大问题。他们再闹也不会搞到陈胜吴广的武装暴动，因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可以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不断改革不断修正错误，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是稳定的，内在比外在看到的表象要稳定得多。 人物周刊：如今最令中国各级政府紧张的一个词是：维稳。你觉得社会怎样才会稳定？ 杜导正：现在大的革命在中国搞不起来，小小的动乱少不了。我认为，最好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现在的政权、维护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碎步前进。 最近一些老干部子女提出，除了真正推进党内民主外，还要赶快推进人大制度改革，如在现人大代表名额以外，再增加20%的人大代表名额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意见不错。 人物周刊：最近广东有个小孩先后被两辆车碾压，18个路人经过但都没有施救，你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杜导正：这个现象背后是道德滑坡，还有法制不健全，我救了你以后，如果你反咬一口，我反而要坐牢。 我们的文化教育里道德教育太差，现在中国拼命搞科学技术，你看，国家现在不怎么奖励人文方面的东西，只奖励科学技术，这和斯大林一样。斯大林对人文科学不怎么奖励，就培养了高尔基几个听话的文人，主要是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人。 谈往事与反思 人物周刊：在你的人生中，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后悔？或者是认为自己做错了？ 杜导正：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里，我非常听党的话,因此党对我也对,党错我也错,我被人整,整人也是很狠的。 人物周刊：吴思说，你给他们讲抗日战争经历的时候，说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反思。 杜导正：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糊里糊涂地错杀过人。1939年，我16岁，是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在五台山北麓的游击区，有人认为某个人给日本人送情报，当时也没调查、没手续，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做了决定：把这个人干掉。有时布告还是我写：×××，通日，给日本人送情报，予以处决。我们派了3个游击队员，带了两条枪、浆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门口，大喊："×××，你出来"。等人一出门，叭叭就是两枪。然后把布告一贴，就跑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参与,是别的人做的,也是很残忍的。繁峙县柏家庄一个村干部被泽青岭据点的日本人叫去当了维持会会长。他的女儿参加我们的工作，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一个成员，姓杨，大概十六七岁，漂漂亮亮的。有一支游击队过来，她跟着游击队打游击，那个连长喜欢上她，两人开始交往。因为她的父亲是汉奸，她又和连长好，连队决定把她枪毙掉。那天晚上，开枪怕引起日本人注意，就把她推到沟里用石头砸死。这件事发生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是真实故事。过去战争期间这些账不好追究，都是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如果要清算，那我也是有责任的。 人物周刊：你对1947年的土改有过反思？ 杜导正：1947年，邓拓派了我在内的3个《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到定县参加土改。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我们坐在上边，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叫董东的同志，他就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对他说，你这是压制群众运动，压制群众的革命性。现在证明董东是对的，我是错的。 人物周刊： 1949年之后，你曾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杜导正：庐山会议前，我跟错误的东西跟得很紧，在历史上应该承担责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力量，在主张和实践上基本是正确的，共产党的事业发展得出乎意料地好，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威信得到了确认。 那时就跟毛泽东保持距离的人有，但很少。李锐、李慎之、谢韬、王若水是觉悟早一点的。邓拓是我的老上级，他是紧跟毛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就是他做的。到后来，邓拓开始了独立思考，认为毛有错的东西，一下就被干掉了，毛还骂他"蹲着茅坑不拉屎"、"死人办报"。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就算毛有点失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当中加深理解。1956年，我从马列学院毕业，被派到广东，回北京开会时，中新社的代社长张帆请我吃饭，从饭馆回他家的路上，我还对他说："现在中央的路线方针都是正确的，我们不需要独立思考，这个主张那个主张，就是按照毛主席那一套搞下去就很顺利，紧紧跟着就行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地球和中国就像个白面团一样，捏成什么样都可以。全党都是这样的气氛，所以毛犯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当然他要负主要责任。 人物周刊：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你持什么样的态度？ 杜导正：这六七年，大体上毛泽东是一条路线，刘少奇、邓子恢、陈云、薄一波，基本上是另一种主张。毛要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搞集体化，城市搞国有制，其实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东西。刘少奇这拨人比较清醒，他们还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这一条路线。 我当时站在毛这一方，但我是不自觉的，我不了解这种矛盾，也不了解后果，只是认为合作化是对的。但我下乡采访时，就觉得老百姓不是很愿意，他们刚得到土地，又要交回去。当时华北局办了一个通俗刊物叫《华北人民》，实际上是我在那里搞的，大吹特吹合作化，办了个专栏叫"合作化问答"，这是赵树理给我出的主意，说问答这个形式老百姓乐于接受，配有大量的连环画。这对合作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物周刊："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呢？ 杜导正：那更不用说了，我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大家喜欢放卫星，广东老没有卫星放，我当时是新华社广东分社长，省委就商量我们怎么放个卫星。听说广东连县一亩生产了6.4万斤，那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写的新闻，他在6.4万斤后面加个括号，写"这是23亩田地产的水稻堆在一块的"。我把稿子给省委书记秘书长张根生看，他一看就说，这怎么能写上呢，"23亩"这个不能写上。后来就抹掉报上去了。 人物周刊："反右"时，你如何渡过？ 杜导正：当时有人糊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我还记得："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顶不住了，赶快去划。我划了4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块，后来变成15块，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多年之后，我给人家写文章，登门道歉。有人原谅了我，有的没有。我去拜访其中一位时，敲门，他出来了，看见我，没有笑容。临走时，我跟他握手，他的手是直的，冷冷的。我一出门，他就把门关上了。你搞得人家那么惨，人家不接受你的道歉。但从我自己来说，良心上好受了一些。 所以说，这些重大错误，基本上都有我的一份。那时候，每个人的做法还是有差别的。曾彦修原来是康生的秘书，"反右"时，他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人民出版社要划出12个右派，划到11个的时候，他划不下去了。你看曾彦修啊，在紧要关头，人家的品德就出来了，他把自己划成了右派。我在紧要关头不如他。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过来的？ 杜导正：我的老伴续志先，当时是广东省轻工厅的科长，下放到英德干校，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回来。小女儿陪我蹲过牛棚。"文革"斗了我54场，我记得很清楚。有时候两三个钟头，有时候三四个钟头。有一次在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礼堂，我站在那里，那时是四十几岁的人了，实在挺不住，天气那么热，也斗了两个钟头了，我就想提要求。刚说"同志们"几个字，下面就有人叫，丢你个老母，谁让你喊同志？我说，能不能让我坐地上啊？下面的人说，丢你个老母，还想坐。我很狡猾，就从站的地方慢慢往后面墙上靠，看他们也没反应，出溜着就坐下了。 当时广东分社有个炊事员叫姚伟，别人强迫他参加批斗会。他在会上一句话不说。我蹲牛棚的时候经常是吃饭时间，大家都吃完了，食堂都没吃的了，但姚伟每次都在厨房的锅里给我留一碗饭，一点空心菜。他在炉灶前烧火，有个小木板凳，看到我来了，一脚踢过来，意思是让我坐，但他一句话也不说。这让我很感动。我以前还整过人家。为什么呢？他第一个老婆没孩子生，他没离婚，又娶了第二个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我找过他谈话，让他要么离婚、要么离开。你看，人家也没报复我。 人物周刊："文革"开始时，陶铸被毛泽东提为中国的"第四把手"，从广东调到北京，为何转瞬又被打倒？ 杜导正：当年在广东，陶铸走之前，找了包括我在内的身边4个最亲近的人谈了一次话。他不愿意到中央去，但是命令已经下来了。他说，老杜啊，"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咱们过去信仰的马列主义看来过时了，现在是毛泽东一套新的理论，咱们不懂，先跟一段再说吧。他到北京后跟了一段，越跟越觉得不是味道。他后来说，不能再跟了，再跟下去，我在历史上就变成罪人了。这是他跟他的老婆曾志说的话，曾志后来告诉我的。他决定不干了，变得消极。毛就把他搞下来了。 毛泽东不够朋友到什么程度，他这么欣赏的第四把手，斗了他两次，第六天就派飞机把陶铸送到安徽合肥，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里面就一张床，把窗户和门口都用木头板子钉死，他待了十来天就死了。死了以后就不叫"陶铸"，叫"62号"。 人物周刊：到"文革"后期，党内反对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 杜导正：粉碎"四人帮"前，邓小平把赵紫阳从广东调到四川去，把韦国清从广西调到广东。遇到大事，韦国清便和我们几个人商量。 周恩来病重之后，邓小平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把邓小平看成主要的阻力。1976年初，邓小平被开除党籍。中央给广东的韦国清发来电报，让他次日拂晓前回电表态。韦国清大半夜把我、萧洪达、吴南生几个人找来，商量怎么回电。商量了整整一夜啊，很为难。说同意开除邓小平党籍吧，不行。说不同意吧，上面第二天就干你了。韦国清当时急了，把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老子跟他们拼了。你看看，"四人帮"把党内的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程度了，下面与毛的矛盾实际上也处在一个爆发点上了。 我们已经策划了几个方案。出于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和蔡锷起义一样，我们只要登高一呼，全国都会响应，"四人帮"的力量，马上稀里哗啦就垮了。我们也估计了手里能掌握的几个军，比如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他是能够响应的。当时缺个指挥，朱德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很快在6月份去世了。当时还想到一个人：叶剑英。"四人帮"手里也有点力量，主要是上海有点民兵，大概有几个军。我们的基础更大，因为毛这一套，得罪了很多干部。 人物周刊："文革"后，关于张志新的事情，新华社辽宁分社写了内参到新华社总社，是你没同意发表？ 杜导正：当时我是国内部主任，一般的稿子他们自己发了，我不看，重大的有不同意见的稿子送给我看。我记得，那天上午，内参组意见不一致，争论不下，就送到我那里了。稿子附着的那几幅枪毙张志新的照片还保存在我的抽屉里。内参组最后的总体意见就是，发表文章不发照片。我一看，这么残忍，当时就说，内参照片和文字什么也不要发。那个稿子就没有发。 过了一段时间，《光明日报》拿到这个材料。当时《光明日报》的第三把手是马沛文，他胆子大，说别人不发我们发。他派了陈禹山到辽宁去采访，发表之后引起巨大轰动。 谈新民主主义 人物周刊：《炎黄春秋》这批人有着怎样的理念？ 杜导正：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个团队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潮流中的一种主张、一种力量。我们这里面，大主张一样，小主张不一样，有比较激进的，也有乐观一点的，基本上可称作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不起战乱了。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劲地在打仗，国家搞得稀巴烂。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那么好的形势，老老实实搞建设多好，却一个劲地搞政治运动。现在不管怎么样，有个和平环境，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再怎么困难，也有白面馒头吃、有衣服穿。中国人本来是最好统治的人民，他不愿意闹。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时间和空间主动地改革，办法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主要是自下而上，靠网络、报刊、民间知识分子这个力量为主体，上级要呼应。 人物周刊：新民主主义的话题最近讨论得很热，有人觉得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用的理论资源，你怎么看？ 杜导正：我在《炎黄春秋》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回归"就是回到《共同纲领》，回归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共同纲领》是比较全面地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方针上的一种规范，所以现在要非常重视《共同纲领》。我后面又讲到"发展"，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是抗战时期中国党内进步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有局限性。这六十多年来，有很多新的东西，本身也需要发展。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的东西，无产阶级把它拿过来，所谓的"新"，我认为就是它更注意人民性，更注意广大人民的这一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是从资产阶级这个阶层、集团的利益出发。 只要是好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嘛。这叫个什么主义呢，用邓小平的话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我看过邓小平与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记录。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是留学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回去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后来又派代表来北京，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就说了几句话。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你们现在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人物周刊：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拨老同志，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又是怎样的？ 杜导正：我们理解的"新"的任务是两条。第一条，彻底解决主仆关系，还权于民，搞民主法治，走宪政的道路。第二条，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不同意蒋经国那个口号——"均富"，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均富在中国历史上有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有几千年的社会基础，最爱这个口号的是村庄里的流氓。总之，我要强调一下，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因为如果消灭了差别，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和创造力就消失了。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人过得好一点，有人过得差一点。 人物周刊：你觉得共产主义能实现吗？ 杜导正：我们现在不想那么多了，想的是未来一二百年的事情，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北欧的道路，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基本上是这个道路。但这些都是小国，大国不好搞。 人物周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用什么样的步伐往前走才是合适的？ 杜导正：政治上，我和周围朋友同意中央的口号：循序渐进。因为中国一整套儒家传统文化，天地君亲师，从小就灌输这个；加上我们后来又从苏联搞来斯大林的一套，也灌输了几十年，这套思想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有了惯性，你就止不住。所以，中国搞民主宪政一定是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先搞党内民主，这很稳妥的，党内搞你还是共产党嘛。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进步了、宽容了。你看我在大的问题上提了那么多和现在党中央不同的意见，如果是过去，早被抓起来了。 谈人生 人物周刊：你已经88岁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怎样的？ 杜导正：我现在是想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看世界。站得越高，就看得越清楚。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文明繁荣灿烂，但也会消亡。地球也会消亡。宇宙中每一秒都有星球消失、有星球诞生，所以不要说谁谁谁万岁，每个王朝都说万岁，但万岁得了吗？ 人物周刊：有人会觉得，随着你们这批老人的离去，体制内推动改革的力量会削弱，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杜导正：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现在中年人起来了，问题是他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影响大。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的未来持何种态度？ 杜导正：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还是乐观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 杜导正：有两条理由。第一，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一定会好起来。另一个，世界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逆者亡，顺者昌。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经济已经上来了，国民整体文化程度高了。网络非常厉害，网络的力量会推动政治上的改变。一个网络平台就是一个维护公民权益的机构，可以发出声音。 人物周刊：你如何总结自己的人生？对错各占几分？ 杜导正：我是共产党从小抱大的娃娃党员，读了点书，有成功有失败。之后不断地思考学习，放开思想，不被框框束缚。对共产党的东西我采取公平客观科学的态度，不要情绪化。对自己也采取科学态度，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我自己是六四开，六成是正确的，四成是错误的。相对来说，对这20年做的事情比较满意。 我很幸运，有像杜润生、任仲夷、萧洪达、李锐、杜瑞芝、曾彦修、吴象、李普、林若、朱厚泽、冯健这样一大批好朋友，互相启迪、互相鼓舞、互相提高，这个力量很大，一个人搞不行的。后来我交了很多中青年朋友，像吴思、杨继绳、徐庆全、资中筠、展江、雷颐这批人。如果说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这个群体的。 另外就是家庭环境和谐。我和老伴结婚六十多年，没吵过一次架，只红过两次脸，子女们也不错，小有所成。 去年那场大病，我在医院住了85天，最严重的时候，我已经想过遗嘱了。一个是有关家庭的，一个是有关国家的。 给子女的部分就是说，我走了以后，第一条是要照顾好妈妈，这比什么都重要。要靠自己，做个正派的人，学会吃苦，兄弟姐妹要互相照应。 关于国家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党能够与时俱进，由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慢慢变成宪政党，跟上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我有些具体想法，好几条。那时候觉得都无所谓，走就走了吧，我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这个民族，也对得起我老伴和孩子。 人物周刊：有评价说你们这拨人是"两头真"，你认同吗？ 杜导正：我们当初参加革命是真干，一心一意，中间这一段就都糊里糊涂了，一直到晚年，思考多了，也有时间了。老年人还有一个好处，对生和死也不太计较，都八十多岁了，老子还怕什么？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国家、民族、老百姓，希望中国未来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 |||||||
| Posted: 10 Nov 2011 01:28 AM PST 《意见中国》在11月9日采访了茅于轼，以下为访谈实录：
温州危机呼唤金融改革 记者：您是中国最早做小额贷款的人之一。现在，温州发生民企资金链危机，放开民间金融这个话题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您的经验来看，放开民间金融喊了这么多年，却迟迟没有放开，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其实最大的障碍还是政府不松手。因为从需求方面讲有很高的需求，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中小企业贷款难，我们大银行是很难为他们服务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么发展中小银行，这方面国内有一点进展，最近各个地方的农业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相当多。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民间借贷，包括小额贷款。但是现在政府对这方面卡得很死，稍微松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基本状态还是那么个状态。 记者：如果您来猜测的话，您觉得政府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是为了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利益还是认知错误？ 茅于轼：我看就是这个原因，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利益。这不光是银行业了，我们现在很多垄断行业不让民营资本进去，当然金融业是一个最典型的行业，外国资本可以进，中国资本不能进，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记者：您最近开玩笑说，您触犯了刑法。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政府管制，和人们的权利的矛盾？恶法应该得到遵守吗？ 茅于轼：这个我想慢慢的会理解到，特别在金融这方面，过去发生的矛盾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有些很大的案子，这两方面争论的很厉害，有的说他犯了罪，有的说他没犯罪。一系列的问题。到底这个是非怎么判断，过去拿国家垄断作为一个条件，现在不这么看问题了，现在是看你对效率，对公平是不是有贡献，没有效率那就你能获得公平倒也可以，又没有公平又没有效率，这种政策就是走错路了。 民间借贷所谓的非法集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案子。我当然不是律师了，但是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它违反了这个效率和公平的基本原则。应该在金融业方面讲，所有创造财富的机会都要给它能够利用起来，除非它能够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这个作为例外。一般讲，金融业的目的就是创造财富。如果有一些机会政府不让它实现，这种规定就是有问题的。 记者：我们看到现在欧洲、美国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却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起码目前看是这样的，很多人就会说中国比欧美比较起来，反倒有优势，甚至很多人还讨论说中国要不要去救欧洲。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形势比欧美要好吗？还是它也有它自己的隐忧？ 茅于轼：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从债务方面讲，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悉，我说不太准确，但是我感觉第一中国政府的债务非常大，我们公布的107000亿，我估计这个债务还有很多还没有包括进去，比如说社会保障金的平衡问题，特别是金融业。那个107000亿是地方政府，还不包括中央政府，至于说金融业的债务，四大银行很多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他们的债务问题，那都是还没暴露出来。 我们也有我们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我刚才谈了，我们有很强大的国有资产；第二个条件我们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我们在国际上比较主动一些，当然这么高的代价，是不是有必要？这个大家已经议论了很多了，总的说起来外汇储备是不需要那么多的，需要一点，但是不需要那么多。这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嘛。所以说我们跟欧洲、美国各有各的长处、短处，不大好比。 应出售国企来救经济 记者：和温州危机同时发生的，还有很多政府权力扩张的现象，比如，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远超GDP增速，政府投资增速也远远高于民间投资，这些是不是与改革精神背道而的驰？ 茅于轼：这是的。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间资本没有出路，为什么房地产价格这么高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大家手里的钱存银行保不了值就去买房，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敞开更多的行业让老百姓能够进去。温州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他们就从民间资本去找贷款，这些贷款利息都比较高，背负着很高的利息，有的付不起就垮掉了，垮掉了有的就跑掉了。 记者：有人说，这些年很多反改革的政策，被冠之以改革的名头出台，他们把这称之为逆改革。那么，什么样的做法才能算改革？ 茅于轼：回过头来看，从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始，我们走的一条路就是朝着自由市场、放弃计划经济、发展民间资本、发展国际贸易、也发展国内贸易，而且还有国际的投资，符合这个方向的应该说是改革的大方向。现在有很多情况呢，比如说国进民退，那就是违背了改革的大方向，还有就是对各种交易设置限制，这个都是违背改革大方向的。 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嘛，我们要朝这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目标来前进，那就是它的基本的要求就是自由交换，不要设置障碍。我不是说，现在对限购、买车买房的限购，这就使我们远离了市场经济。你再限下去，粮票、布票都搞起来，那就是整个倒回去了。所以什么样的一种政策法规是推进改革、什么样是反对改革，标准就是一个自由交换，一个是平等竞争，另外自由交换里头包含了发展民营经济了。 记者：过去遇到难题，大家就说用改革来化解难题。但是现在遇到难题，比如遇到温州的问题，大家就说政府出来救一救。现在还可以说，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难题，还是可以用改革来解决吗？还可以延续这个思路吗？ 茅于轼：总的说起来，市场化的改革，用市场取代计划，这个方向是不错的。大家也说市场有失效的时候，这也是对的，市场有失效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往往就是政府的力量。在这种时候大家盼望着政府来解决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事实上政府未必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往往是整个搞错了，搞反了，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头是一点儿也不少见的。所以我们盼政府要非常谨慎，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它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我讲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计划经济。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虽然复杂也不是讲不清的，也是讲得清的问题。 大家觉得有一条红线比没一条红线安全一点。其实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不是靠红线的。你要是讲粮食生产，你还要用化肥呢，光有一个耕地红线，还得有一个化肥红线。生产化肥还要用电，你还得再有一个电的红线。发电要用煤还得有一个煤的红线。你这好多的几百条红线，你保证不了。相反我们每天的超市可以买牙膏，牙膏是什么红线保证的？超市里好几千种商品在那儿，是不是有好几千条红线啊？所以一般人就搞不明白，认为这个东西有一条红线是好的。 你想一想，最后的保障是市场，而不是什么红线，没有市场就全完了。 记者：经常有学者说，二次萧条也不可怕，因为政府手里有的是救市的弹药。他们指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用改革救市比起来，哪种更好？ 茅于轼：我方才强调了市场是吧。但是要知道，这个市场它能解决许多的问题，比如说粮食问题，什么水的危机呀，能源危机呀，那统统都不存在，市场都解决了。但是有一样市场解决不了的，那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市场造成的。所以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怎么处理？你光靠市场手段那确实是不行，因为它本身破坏了市场，所以需要用其他的办法来纠正它。 你方才提到的货币跟财政的办法，这个发达国家有很多经验，这是可以解决一部分。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更有利的手段，就是我们有很多国有资产，你发货币是一个办法，你出卖国有资产也是一个办法。在美国就不行。美国没有什么国有资产，我们有很庞大的国有资产，土地到企业到什么办公大楼都是国有资产。你实在不行，过不了关卖点国有资产就能过关了。你也可以发货币，货币发了还不行，你就出卖国有资产，这个是中国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中国金融危机最后解决的方案，很可能就是这条路。政府债务、金融业的债务怎么解决？发钞票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引起社会的振动非常大，出卖国有资产是一条路子。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会削弱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力量，这应该说还是，也是一个朝改革的方向发展的一步。 中国创造财富世界领先 记者：就您的观察来说，为什么过去人们遇到问题就想到改革，而今天却总是想到让政府来解决问题呢？您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从深里讲，政府有一种趋势就是要扩大它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按照说在宪法上面是有规定的，政府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这个宪法，本身也有些毛病，而且宪法也没有真正的实施，所以政府的权限，因为没有监督嘛，很容易就扩大了。作为政府的成员，它不知不觉就扩大它的权力。 你比如经济适用房就是，现在的廉租房，什么公租房，这就是把它的权力扩大到侵犯了商品市场，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的。土地也是一个例子，资本也是一个例子，它扩大它的权力。当然现在改革以来，总的情况是政府的权力在压缩，但现在最近这几年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很明显的是政府在试图扩大权力。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变成一个公司化。公司就是赚钱的，现在政府也以赚钱为目的，开了好多公司。这个按理说政府不能开公司的。政府你就管公共事务，你自己去开公司那还行了？现在各个地方都有政府公司，政府投资，就变了老板了，这个现象非常危险，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政府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政府主持社会正义，提供百姓对正义的要求，这是政府的第一号任务。你去做生意，政府做生意你当然有特别的有利条件啊，谁还跟你竞争得过呀？而且国有资产，政府办公司，有好多的毛病，这就一言难尽了。 记者：现在也有一些人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的问题是没有让普通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您怎么看这种否定改革的民间知识界的思潮？ 茅于轼：这个说法不太完全，应该讲中国的绝大多数都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收入最低的一些人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脱贫是全世界排第一，世界脱贫几亿人口中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国的成绩。大家不记得了，改革以前的时候有3亿农民吃不饱饭，现在吃不饱饭的我看连300万都没有，很少很少。但是确实是分配不公平，他们改革的不多，但是有些有钱人改革是受益的非常大，所以也不见得是没有分享，有分享的。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旅游的旺季，那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嘛，是吧？这么多人有钱出去玩，这都是说明他们享受到了改革成果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在我看就是一个收入分配的后头，实际上是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或者换句话讲是特权在起作用，如果没有特权，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会这么的大。你看看真正有钱人有几千万、几个亿的人，他恐怕都跟特权有关系。 记者：另外一种思潮就是说，他们虽然承认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认为现在再说改革已经不合适了，改革已经走不下去了，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茅于轼：那不对，现在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改革没有改好。从经济方面讲，垄断太多，国有企业太强大，这个需要彻底的改，特别是投机问题。从政治社会讲，人权没有保障，或者反过来讲，有特权的人侵犯人权，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不敏感。老百姓敏感的是收入分配，其实收入分配后头是特权在起作用，这个特权看不见，收入分配能看得见。有的人很有钱，能看见，但是权势的不平等很难看得到，而这个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人跟人不平等。 中国这个社会有几千年的特权传统，皇帝老子是最有特权的，底下是一品官到九品官都有不同的特权。所谓特权就是他可以侵犯人权，他不能侵犯人权就没有特权，大家都一样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所以经济上、政治上都有问题，都需要改革，不是说改革到头了。 记者：回顾改革，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最大的缺陷是什么？ 茅于轼：简单说，最大的成功还是财富的创造。中国在全世界拿财富创造来讲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30年中国整个摆脱了贫困。我们从全世界排行最末，现在排到了中间稍微偏上一点了，我们不是一个最穷的国家，我们是中等，而且还稍微偏高一点的国家，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功。 最大的缺陷我觉得就是分配问题。贫富差距太大，但是这个问题重要的原因，还是跟社会的地位和特权有关系，我方才讲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太见，只有长安街上那个特权车可以看得见，他可以左转弯，别的你看不见。特权车只是特权的冰山上的一小点，底下还有一大块的特权我们看不见。 限购侵犯产权 记者：一方面，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有很多助长政府干预的呼声。比如，很多人赞同住房限购，甚至要求政府限购。您怎么看限购？ 茅于轼：老百姓不懂经济学的。我在因特网上发了不少意见，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你比如说我提北京现在倒车这么困难，你出租车不涨价不也供不应求嘛，但是网上90%的人都反对我这个意见，出租车不可以涨价。你听老百姓的就完了，经济学不那么容易的，供不应求就该涨价，这是经济学铁的规律。北京市政府我觉得这方面就太软弱了，所以说老百姓要求政府限购，那就完全错了。限购是开倒车，要是说政府能够随便限购，我们口袋里的钱就不值钱了。 记者：有学者说，限购不是侵犯财产权，您同意吗？ 茅于轼：当然侵犯财产权啊，侵犯你的钞票的使用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有钞票嘛，是吧？它限购一样东西，就等于是抢走你一部分钱。它有很多办法侵犯你的财产的所有权，比如说通货膨胀，你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还比如说收你的税，这都是侵犯你的财产权的。所以这些行为都要特别加以关注。通货膨胀这是不可以的，加税也是不可以的，限购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侵犯人家财产权了。 记者：在保障房问题上，很多人赞同政府建保障房，对于保障房中的腐败问题，他们说依靠加强监管来解决，这种思路可行吗？ 茅于轼：保障房的根本问题还不是腐败问题，它是没有效率，没有公平。没有效率，我们知道最有效率的是商品房，那是效率最高的，创造很多财富的，但是它缺乏公平，所以要用，那你采取一个措施，你牺牲一点效率，得到公平，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保障房没有得到公平啊。谁得到了保障房？不是收入最低的人，而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你看看经济适用房谁买的？那个政策的设计就错了，他要求你拿几十万来买这个经济适用房，拿得出几十万的是最低收入的人吗？所以公平不是帮助普通人，而是帮助最低收入的人。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 改革面临危机 记者：您认为，政府还会回到改革的轨道上来吗？ 茅于轼：这个要看很多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国内经济如果形势很好，它就没有改革的压力；如果形势很糟，它就不得不改了。还有国际上的压力，国内国际的压力，会产生一些改革的动力，不得不改。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会改革。老百姓不愿意改的原因就是老百姓并不懂得经济，不真正懂，认为靠政府能解决问题，很多老百姓是这么想问题的，这个想法非常有问题。 政府有一种倾向，扩大它的权力，这个也就是跟改革是背道而驰的，改革是要党政要分开，党就管你党的任务，政府是管行政的事情，这两个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们现在是党政不分的，所以这就很糟糕了。要看有没有产生改革的压力。 记者：您认为从民众的观念上来说，他们还会不会重新转向赞同改革的这样一个轨道上来，因为现在很多老百姓已经不喜欢改革了，不喜欢这个词。 茅于轼：对，你说得不错。你回过头来看我们改革30年的历程吧。最初的时候改革有很强大的推动力，因为那个时候太不像话了，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包括工人都想要改，没有什么阻力，大家都要改。但是一开始推动改革以后，阻力就来了。你比如说国企改革，国企要民营化，百分之百的国企那怎么行啊？那国企怎么变成民营呢？这个问题就全世界的难题，但是中国把它解决了。中国解决的办法就是国企员工下岗，几千万人下岗，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但是整个改革推进了，而且最后他们下了岗，他找的比原来的收入还高了，他们没吃亏，临时吃了点亏，当然也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吃亏呢。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国企的劳动力，转成民企之后，他扩大了就业。 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是既得利益者，除了农民。城市人口你有定量配给的粮、油、菜等等，那个时候价格很低的，一改的话，这个没了，你到市场上买，那东西都很贵，这当然很不愿意了。所以人喜欢计划，它是一个天生的东西。我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就碰到改革的阻力，方才我讲的这两方面的阻力。 现在还是有阻力的，因为改革就是让市场来主宰一切嘛，市场这个东西它是逼迫着人去竞争，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这个人都不愿意，最好不要竞争，所以还是有阻力。另外还有就是它一定会侵犯一些现在已经有利益、跟现在这种制度密切相关的这部分人的利益，所以还是会有改革的阻力的。 记者：您觉得这个阻力还有可能克服吗？老百姓还有可能重新认识改革、赞同改革吗？ 茅于轼：我们想30年以前改革开始的时候，虽然有这些阻力，但是政府的决心很大，这应该讲就是几届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比如说参加世贸组织，那时候就说你是卖国，你牺牲了国家利益，这种压力都顶住了，中央有改革的决心。现在有没有决心？现在我觉得很有怀疑。现在从最近这个五年、十年来看，改革是有点倒退的，特别是国进民退。 30年以前老干部、知识分子、农民都要改，军队也要改，现在呢？现在既得利益是不愿意改的，老百姓要改，他也不知道怎么改法，他以为还回到计划经济去好，毛泽东时代好，这是现在面临的改革的重大的危机就在这儿。除非发生了大的经济问题，不得不改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就是GDP掉下来了，社会很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你不得不改，这个时候还是会改。否则的话我觉得改革就没什么动力了。 记者：在这种政府扩张权力的冲动，还有老百姓厌恶改革的观念，在这两种合力之下，改革真的就是死掉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您的心情会怎么样？ 茅于轼：是啊，现在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老百姓不知道该怎么改，或者是认为我们计划经济还好，18亿亩红线比没有红线好，这是老百姓的观点。拿政府的立场来讲，政府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不愿意改的，现在改革就面临这样重大的危机。但是现在也不能说改革一点力量也没有，中国还有一些强大的力量，那就是老百姓的呼声，各个地方的维权的运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老百姓知道的事儿越来越多了。 记者：如果请您就改革的话题对网友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茅于轼：那就是经济上要自由交换、平等竞争，在政治上要反对特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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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Nov 2011 01:10 AM PST 等了一天，没有等到更多有关那四个士兵持枪逃跑并且被击毙三人、活捉一人的信息公布，倒是各个媒体一致收声噤声，好像这个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他们四个为什么持枪逃跑？没有人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部活捉，而是杀掉三人。这种杀掉是屠杀还是正当防卫，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那个军营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四个士兵携枪逃亡，公众有权力知道这些。 他们不是鸡，不是猴子，猎杀了连个声音都没有。我们也不是看客和木头，我们有权力知道真相。
小远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17:08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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