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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Apr 2013 09:59 AM PDT  "Underworld"是美国摄影师 Wayne Levin 持续长达7年的一个长期拍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摄影师使用黑白胶片来拍摄和记录太平洋岛屿海岸与深水海域，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构图，向人们呈现出另一个世界的景象。"只有在最清澈的浅海海域，阳光才能穿透水面，到达海底生灵们游弋的深度。这些照片都是在完全自然的光线条件下用4X5胶片相机拍摄的，你可以感受到身处海水中因水流而产生的摆动，以及厚重海水对感官的包容。 这些照片就好像浮动的影院一样，呈现出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到达的所在，并将这所在独特的美传递给你，让你感到赞叹和领悟。" 关于摄影师 Wayne Levin，1979年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摄影专业，后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并开设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专心研究和拍摄太平洋岛屿沿岸的水域。其作品为檀香山博物馆、圣地亚哥当代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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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Jun 2012 10:47 AM PDT La corruzione ha cambiato la politica o viceversa? Cosa significa per la gente comune e perché le autorità devono controllare il fenomeno. L'articolo del giornalista Chang Ping, già premio SOPA Asia 2012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per l'articolo "Gente di Wukan". Caratteri Cinesi – Il potere della corruzione Chang Ping* | 19-06-2012 – 10:30:17 Non tutti hanno notato che il potere della corruzione ha già cambiato la politica e la cultura cinesi, e contemporaneamente sta cambiando politica e cultura mondiali. […] Collusione tra soldi e potere, disprezzo della legge, dissolutezza e declino della moralità…questa è l'immagine che il mondo ha dei ricchi cinesi, che con le loro azioni e parole non fanno che confermarla. […] Alcuni anni fa nella Cina continentale era in voga un'espressione particolare: "Anni e anni a impegnarsi e, nel volgere di una notte, si rischia di tornare a prima della Liberazione". [...] Anche nella Cina pre '49, i ricchi erano ovunque. Ma nella lunga tradizione sociale cinese, i più abbienti e soprattutto i proprietari terrieri avevano un ruolo chiave nella realizzazione di opere pubbliche, nella difesa della moralità e delle condotte sociali, nella mediazione di dispute tra cittadini, nell'assistenza a poveri e bisognosi, nel rispetto degli insegnanti. La maggior parte della gente che subisce demolizioni e aborti forzati, i cittadini detenuti e i disabili perseguitati, non solo non possono prenderne parte, ma devono anche adoperarsi a reclamare giustizia. La maggior parte non ha alcun contatto diretto con l'autorità, ma l'autorità non può che dipendere da loro per mantenere un ordine basilare. Attualmente una parte consistente dei ricchi cinesi, o sono famiglie che si sono impossessate del potere, o sono galoppini. Persino le autorità hanno dato troppi privilegi sia a investitori stranieri che a gente che si è fatta da sola realizzando enormi fortune, o che può facilmente comprarsi il potere con il proprio denaro. [...] Di conseguenza in Cina ci sono troppi ricchi e gente che brama e venera il denaro, gente arrogante e dispotica che ostenta ricchezze. Le altre nazioni, da un lato li deridono, dall'altro li assecondano. Quelli, dal canto loro, godono di questa connivenza, disdegnandone le risate. Guardano rafforzarsi l'economia cinese, e usano questa forza per cambiare il mondo. [...] Non tutti hanno notato che il potere della corruzione ha già cambiato la politica e la cultura cinesi, e contemporaneamente sta cambiando politica e cultura mondiali. [...] [La traduzione dal cinese è di Lucia De Carlo. Potete leggere l'intero post su Caratteri Cinesi] * Chang Ping, è un giornalista che ha da poco superato i quaranta. La sua specchiata moralita gli è costata più volte il posto di lavoro. Attualmente dirige insieme a Wen Yunchao Isunaffairs, magazine di Hong Kong censurato in Cina. Nonostante la sua personale esperienza si definisce "equilibrista dell'autocensura" e spiega: "se consideriamo i media come un bene pubblico, ogni volta che cancello una buona storia o una frase che esprime verità, partecipo a una menzogna verso i lettori." |
| Posted: 07 Jun 2012 09:09 AM PDT 下午在香港获了一个奖，但我不能到现场领奖。本来没什么感觉，但看到大家的祝贺和评论，就越想越高兴了。把一个邮件组里的回应转到这里—— RT @isunaffairs 2012 年�洲出版���（SOPA）��卓越�����文章：�平《�坎人，�史的浮雕》 全文��：http://t.co/fcgwdfj1  港府也给了我一把小小的空椅子，真是不胜荣幸，诚惶诚恐。 文章是个急就章，但对我和杂志还是很有意义。 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一般是提早准备的，我们也一样，早早就定下"独立候选人"。出版头一天我携家人去巴黎，走到德国边境城市亚琛，遇到铁路工人罢工。在一个麦当劳店里看稿的时候，我突然决定要麻烦大家换成乌坎人，自己也打道回府，赶写了这篇"献辞"。 同时获奖的还有—— isunaffairs �光�� @RTDm Tr 《�光��》第九期，本刊�行主���平的文章《呼�村�：�坎的死亡�反抗》�� 2012 年�洲出版���（SOPA）「���查�道���」。原刊全文��：http://t.co/qxBCKryP； �站全文��：http://t.co/r5ZgAb98 我们先后用了5个封面故事做乌坎，能得到承认很高兴。 对我个人还有一个意义是：写评论这些年，在国内差不多年年拿奖，从官方到半官方到民间到被禁，没想到出来后还能继续……想到自己曾经夸口说"只要我�想要表�，哪�都是空�；只要我�想要�播，哪�都是媒�"，多少有些欣慰。 BTW, 今天下午阳光时务获奖的还有—— isunaffairs �光�� 2012 年�洲出版���（SOPA）卓越人����：周夏中・《江�泗洪黑���查》—— 原刊全文��（附�）：http://t.co/5vJ6Q7Yc； �站全文��（��）：http://t.co/ZT6scs5Y 2012-06-07 15:41:23 via web isunaffairs �光�� 2012 年�洲出版���（SOPA）「人������」����——《�盲�光�》原刊全文��：http://t.co/A76NW3fy 2012-06-07 15:29:53 via web |
| Posted: 03 Jun 2012 09:39 AM PDT 今天想起这篇访问，是因为看到邮件组里有朋友在谈维园。建议中国内地人，无论你怎样看六四，都一定要去。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 2010-06-28 23:51:13 来自: 毛姆舅舅(以后要对丸大妈好些) 自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报纸就与时事评论密不可分。这一个传统一直维续到1949年，想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代表了过去那一些多元而批判的声音的消失。直到2003年时事评论才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上卷土重来，一时间涌现了各有见地、各有所长的众多健笔，长平是其中最有影响力，亦最富争议的一个名字。 长平曾经在多个媒体担任不同的职责，十几年来，曾经三度遭到降职及其他形式的处分。在中国的媒体工作者之中，这种经历算不上太特别，亦不可说是平平无奇，因此长平的媒体生涯是一个有标本意义的个案。2008年3月14日，全球华人掀起了一股反对「西方媒体丑化中国」的浪潮，很多在西方留学的学生举起了国旗，在街头抗议传媒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使得曾经有留学经验的长辈及西方国家的学者大吃一惊。 在这股浪潮之中，长平发表了一篇呼吁大家冷静的文章，风格是一贯的自省、理性，力求持平，但又不失批判的力度。这篇文章结果为他带来巨大的压力，有些评论家质疑他是「西方的走狗」，有些网民直斥他是汉奸，比较激动的甚至发动人肉搜索，誓要揪出长平的背景和家人住处。非但如此，这件事还牵连了《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等一向以敢言和独立见称的媒体。 一年过后，经历另一次降职处分的长平带着他的太太来到香港产子，时间是敏感的五月尾六月初，许多人以为他来香港是别有目的，但是他心底盼望的是女儿能够生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而且香港的医疗比较有保障」，他说。在访问的前一天，他的太太经历了一早预知的生产困难，终于平安带来长平40岁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梁�梁文道 长� 长平 梁：去年三一四的时候你太太还没怀上孩子吧？ 长� 还没有。 梁：你原来在《南都周刊》的职位是副总编辑。一下子就是因为发了西藏的文章，被人攻击了，然后就要把你撤下来。 长� 最后处理实际有两个。第一，就是你不能在新闻一线工作，我原来都在一线，负责采编。现在我在南都传播研究院，隶属于南都的行政系统。但第二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出任行政职务，所以我的职位叫做首席研究员。虽然像是闲职，但是我力图把它变成一个有实际事情的一个职位。在宣传部门眼里，如果你说我是要去挣钱，那是最让人放心的事。但我想去做研究，写文章。 梁�恰好在这个时候发表机会少了，薪水也减少了，你却发现自己有了小孩。 长� 是有些压力。当时有网友人肉搜索我的材料，从我的文章判断我的父母现在是否还在某一个县城。在这之前网上就只有一张我的黑白照片，所以他们也要寻找照片，因为照片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现在你在网上会查到一张叫「长平的糜烂私生活」的相片，他们把我的照片和日本的AV女星放在一起。当然你一看就知道是 Photoshop整的。 梁�可见时事评论的作者，要小心透露关于自己个人的信息。 长� 是得自我保护。一方面，对于公权力或者是宣传部门，我们也许不要写得太过份。另一面要提防网络的红卫兵，所以我确实比较少提供个人信息。写文章有时难免写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家庭，但如果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会有所节制。 梁：你也经历过好几次类似的打击了，比如说，当年你在《成都商报》的时候。 长� 是的，我在《成都商报》的时候听说崔健有一张新碟叫《时代的晚上》，我让北京一位记者去采访他，他也谈到一些问题。在报上的领导看来这是很敏感的问题，当时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种批评甚至可以说是羞辱性的。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你能够怎么样，你不算甚么，不要利用公器来达到你个人的目的等等。他们把黑白颠倒，把尖锐的评论和报道看成是你想出风头。 梁�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一个人的评论要是特别尖锐，一个人的报道要是特别敏感，他们不会认为他是为了公理和社会而冒险，反而会说那是他自己想出风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整份报章。 长� 我们在《南方都市报》也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对报社来说，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能赢得声誉，同时通过这个声誉引来广告。但也总有人不断证明你赢得的是负面的声誉。以前就有个广告公司对我们说：「你们好像专跟政府唱反调，不敢给你做广告哪。」某些来自报社内部的一些攻击也是这个路子。 梁：你后来就离开四川，去了《南方周末》。 长� 我刚去的时候想做记者，但是他们让我做编辑，做了三个月的编辑就遇上中央点名批评了鄢烈山、沈灏、曹西弘三人的事情。当时沈灏是新闻部主任，上头决定让他引退，所以就让我接新闻部副主任，一年多后再出任新闻部主任，然后很快就发生了「张君案」。张君是黑社会头目，干了很多很典型的坏事─抢银行，杀人，此外还有情妇等艳情故事。对媒体来说，那是集合了几种元素的好题材。而且当时警方破了案，上面都说是一个很正面很值得谈的事情。于是传媒纷纷采访张君的心路历程，谈他的爱情，谈他的一切，基本上是场媒体的狂欢。 当时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角度，就是去做他的成长背景。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国内的媒体来说已经很普遍，但2000年的时候还算新鲜。我们发现他曾经是一位很想有出息的农村青年，只是没有出路。我们因此报道了农村青年没有出路的问题、农村政策的问题。而且我们又发现他每次进派出所一次，出来就更坏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进去一次，出来就更加仇恨社会。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湖南省委非常生气，他们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结果就是要求我们这边整顿，钱钢离开了，我离开了，再过几个月江艺平老师也离开了。 梁：因为你们这样报道，就等于说农村少年的出路出了问题，也就是批评政府政策出了问题。 长� 对。他们生气的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我们无视他们这么多年来对农村政策作所出的成绩；第二，破了这个案子，是警方的重大功劳，我们反而不管这一方面。 我出来之后，程益中他们就邀请我去《南方都市报》。但是我当时受的打击是挺严重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们在《南方周末》出了事的时候也很意外，我们是那么的理想主义，那么投入，以致于我老是觉得要在那里干一辈子，整天都在想未来《南方周末》到底是甚么样子。现在突然要我离开，我就索性放下了工作半年。然后有一小段时间先去中央电视台看看，后来又去了美国柏克莱加大当访问学人，还去过《外滩画报》，最后才到了《南方都市报》。 梁 �所以你经历了三次类似的事件。但这三次受压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压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的官方压力；但是去年这一次的压力却有很大程度来自民间。以前的新闻工作者要冒的风险就是得罪官方的风险，但是现在还多了一种来自民间的风险。以前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总觉得有良知的传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但现在老百姓却会骂你，给你很大的压力。 长� 这个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切。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我们其实随时都被「阅评」( 梁注：「阅评」意指宣传部门针对性地审阅某份犯了问题的报刊 )，再过一段时间肯定要有非常严厉的整顿。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徘徊在一条在线，那个压力随时都可能使我们崩溃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会被人当成明星，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青。还好我们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该做甚么。 可是到了现在，你原来以为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挤出来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官方和部分网民这两者还是在一块的。首先，我们的教育其实是被权力操纵的。第二，看起来是网民在骂我或者王千源，但是从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头权力默许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在网络上发帖子号召大家攻击王千源的家人，带上甚么甚么工具，还附上地址。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这根本是违法的。可这种帖子却没有被删，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难怪有人甚至猜测这么详细的个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 我并不怕争论，更不怕思想的攻击；如果只是理念上的争论甚至战斗，我虽不好战，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里干甚么，对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政治发展到令人恐惧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跟主要的权力系统有关系。 梁�如果你说这是长期权力教育垄断造成了洗脑的效果，那为甚么从前没有呢？为甚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现在，尤其是最近两年呢？ 长�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教育系统来说，九十年代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对怀旧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时常回想八十年代。当时的思想界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单一，对国外的东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但是它这个门起码是打开的。八九以后，则有很明显的收敛和压抑。首先走了相当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剩下的每个人则都得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后退到专门的学术领域。李泽厚当时总结，说这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现。这个说法容易把这个变化说成是主动的，好像是我们的有意选择。其实在当时的状况而言，那根本是一种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结局。 八九是整个世代的大事，没有说某一批人被划成这个派、那一批划成那个帮，当时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阵线。但是后来，这些人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色去，包括坐在媒体上头执行命令，不准我们在敏感时期到香港的人，他甚至可能是当时在广场上的人。更不用说有些人到了警察部门，有些人到了宣传部门。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每个人都委曲了自己，都忍辱负重地活着。其实不然，很多人逐渐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我们可能一度选择背对良心背对过去，但那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会活得很难受。于是你看很多人都转过来了，找了一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理由去改变自己原来的信念。 其实整个社会，甚至执政党，也在适应这个过程，就是怎样去面对过去。过去共产党执政是讲正义原则的，他的逻辑是全世界我最正义。资本主义很坏；其他人还在落后的状态，我们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后来这个东西很容易就瓦解了。它现在不再试图证明全世界我最正义，他现在要证明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正义。比如说美国出一本中国人权报告书，我们不反驳，不去证明我多有人权，而是反过来弄一份美国人权报告书证明你也没有人权，你也很坏。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就是在传播一种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理论。扩散出去，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喜欢的话，譬如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聚氰胺出来之后，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国品牌也有毒，可见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没有人不自私，我们并不算太过份。 梁 �如果让那些参与过八九、当年还很年青的人回看那段经历，并且要他否定过去的话，他往往会说我当年太幼稚、太蠢了，容易被人鼓动。所以现在要鼓励大家「理性」、「客观」地反省过去。这其实是要适应现在的政局和社会的需要，好好活下来。于是我们原来常常说的那种道德感和正义的原则都消失了，让给了一个更功利的生存法则。这种说法在现代中国史上已经成了一个套路。文革有那么多的红卫兵都参与打砸抢，后来他们怎么回看这个经历呢？他们很容易地安慰自己说那都是四人帮害的、我是被鼓动的，然后自己的责任就不见了。由于这种轻度的后悔在现代中国史上是有先例的，所以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良心过失或者急剧转变。分别只在红卫兵回顾过去的时候是在推卸一种罪疚感，八九这一代人帮自己推卸的则是过去的热情与正义感。 长� 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有些红卫兵和知青不只是后悔，还会慢慢的从反省变成肯定自己的青春。当他们掌握社会资源之后，曾经发起一场很大的「青春无悔」运动，把个体生命的经历和社会正义体系的颠覆混杂在一起，如果要否定那段社会的灾难好像就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走出来说「青春无悔」，用一种感性的、激情的、似是而非的词语和理论变相肯定了青春，甚至变相肯定了那段社会经历。 说到六四那晚，我在维多利亚公园。之前我在部落格上说六四那几天我就不写东西了，尽量不谈那件事，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加了一个标题叫「罢工」。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你甚么时候开工呀？从6月2日到现在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五六年来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罢工」本来只打算罢一天，但接下来这几天不是我想罢工，而是我根本有点失语，甚么都写不出来。《南方周末》周四出刊，我到了周三早上才告诉编辑不行，还是不行。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意见，完全不曾公开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能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真觉得我那20年太过荒谬，我今天都还在想办法来对付这个事情……太荒谬了！ 梁�这就是那一天晚上之后的感觉？ 长� 那晚的言语和场面本来是正常的，起码是在公开讨论一件发生过的事。但是那种正常在中国大陆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适应了。如果站在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本来这才是最真实的，但反而变得太不真实了。我以前从没来过，尽管我知道它，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它会从感情上震撼我。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定下神来。最终，我还是肯定要写，我并没有看到不写的可能性。也许这只是个小小的障碍，也许它有很大的改变，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梁�换个话题吧。大家都说，最近几年大陆有时评热。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从晚清到民国，时事评论一直是报纸很重要的一部分，难道时事评论在大陆中断过吗？ 长� 当然中断过。49年之后评论变成了两种，一种是官方的社评，另一种是副刊上的杂文。后者还好，因为鲁迅写杂文，所以它的路线受到肯定。不能想象如果杂文路线没受到肯定，时评传统会怎么样。在时评重新流行之前，它的功能主要都由随笔承担，随时可写，也很务实。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很著名的随笔栏目叫「周末茶座」，就在头版。但我编头版时就把它去掉了，原因是我想把它带回正常的呼吸。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时事快论」的栏目，虽然短，但尽可能平直地评论一些事情，绝不指桑骂槐。 然后《南方都市报》接着在时评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之前很多刊物也开始有时评，不过没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二版、三版。而且他们想推动一种真正的时评，而不是那种性质不太明确的杂文和随笔。我们当时还找来香港《信报》林行止的社论，把它当成一个样本。那几年《信报》的社论每一篇我们都剪下来，把它发给很多编辑传阅；同时也把民国报刊的一些文章传给大家读，就是想恢复那样的传统。这种做法很快就赢得了很大的市场认同，然后网络也发现了它，而且声音很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一种时评热。 梁：你是怎样开始想到要写时事评论的呢？我记得你以前是写诗的吧？ 长� 写诗，也写过小说。最早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想做时事评论，只是自然想发一些议论。于是92年我就在《成都商报》开了一个专栏，是杂文性质的时事评论。 当时可能还是一个文人的那种心态吧。到了《南方周末》之后，我做探访报道，就没有再写了。2003年，到了《南方都市报》才开始每周固定在专栏写现在的时评。 梁：大陆最近有时事评论作者群的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定位吗？既不是文人杂文，也不是学者研究，是一种新型的模式。 长� 起码是在恢复正常的舆论，因为过去的社论和评论被官方垄断了。但大家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官方在发评论的时候一直持续使用笔名，而且这个笔名还是虚的，可能是个写作班子。而现在网络和报纸的时事评论员那发言者的身份就更被突显了。譬如说「长平」是个笔名，但是它已经代表了一个大家清楚的真实个人。 写久了，读者和你自己都会要求一旦某些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应该去评说一番。这种延续性跟那些一般在报上写杂文的有一个直接的区别。 梁：要对当下的一些事情发言是一种责任感。那你觉得在中国写时事评论的作用是甚么呢？ 长� 这个问题的确是常常被人讨论。在我看来，写东西出来就是一个意义，我不是那么功利的想去看到它的社会效果。如果一个评论可以帮助弱者、带来一些改变，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事。但我从来不追求这些，我觉得把话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因为能说话，在中国就很重要了。如果过份去追求它的功能效果，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心态。 以前的《南方周末》会强调它的社会功能，当年如果你报道了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现在老有人说舆论干预司法。其实在中国，舆论不是干预了司法，而是干预了领导。当领导看了报道就觉得某事很重要，然后也许就会干预司法。所以每当我的报道起到作用，我都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对于这种现实，我是感到悲哀的。我并不完全像一些记者能够那么高兴地说我帮助了一个人。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时特别强调做记者的「报道」就可以了。 我们的上一辈不是受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而是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中国文人正义良心的传统；另一个还是所谓的宣传，他们还是接受那一套。现在内地还有很多记者是这么想，我帮你报道一件事情，给你承诺会去帮手解决。于是记者在报道以外就有很多工作，这样的工作有时候确实是很好的，例如去找一个官员，说我都把事情报道了，你非帮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不可。 梁：新闻记者都变成了社会工作者。 长� 对，而且它也成了权力系统的一个部分。这种记者在那个权力系统也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所以这个官员和他之间也有一种公务关系。我则追求一种更独立的关系。如果这个社会正常，可能会有另外的社会功能组织去解决我们报道评论的事。 梁：还有一些时事评论者追求的是做策士，给国家建议，希望写的东西影响上头领导，带来改变。 长� 你说得很对，我也很清楚策士确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能够替政府出谋献策，解决问题，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做策士有一种危险，就是你始终站在政府的那一边去考虑问题，容易失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有人看了我的文章会觉得我只是在讲道理，其实我只想把事情讲清楚，这才是我最大的功用。至于这个道理会怎样……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建议，但我写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跟你献策。 梁：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内，我发现中国许多媒体彼此之间会互相照顾，甚至团结在一起。香港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想象，像你这样的人被《南方周末》退了下来，居然还可以到央视去干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 如果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整体的话，知识分子也好，新闻界也好，都容易有一种共同的关系，站在一起去承受。这一点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感觉非常强烈。我当时常讲，我们是中国的媒体人，而不只是《南方》的员工；我们不分网络、电视、收音机，不分地域，也不分哪家哪家的。当时《南方周末》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其实是因为它是全国媒体共同办的一个刊物。 梁：那是甚么意思？ 长� 那时候很多媒体会主动支持《南方》，会把一些自己发不出的稿件寄到《南方》。我们的记者到哪里去采访也好，你会觉得当地的所有媒体都在帮助你。人家报纸的老总会跟你说，你要甚么我可以给你。因为当地有些事，它可能报不出来。 梁：香港做媒体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这种情况，虽然今天大陆的媒体已经那么市场化，竞争激烈。但我也常常遇到一篇评论某家报纸不敢用不能用，它会帮我传到其他报馆，有时就这样传遍全国一圈。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家好像有一种共同感。 长� 在中国，我们会觉得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在线。就好像警察会有一种兄弟感，穿上制服就要对抗站在另外一边的敌人，比方说黑社会。我们媒体人也必须有一种兄弟般的认同感，以及一种共同的正义感，我们手挽手地站在一条在线。 |
| Posted: 31 May 2012 04:19 AM PDT 主編的話: 31 五月 2012 by isun_editorial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文/長平 在柏林的一個座談會上，身為政治學者的主持人事先就一個問題和我溝通，我告訴他自己對此問題沒有經驗，恐怕答非所問。結果到會上他還是堅持發問：你們怎樣跟孩子談論「六四」？ 我談了自己觀察，認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和教育讓兩代人很難對話。一位前輩學者補充說，她一直試圖告訴孩子真相，又一直擔心孩子在學校惹麻煩。 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比我想像的還要重要。在美國加州，我遇到了十四歲的陳橋，她 是一個長笛演奏者，也是參與「六四」並成為人權活動者、至今仍在監獄裡的劉賢斌的女兒。到了美國她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係，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陳橋提出一個讓她困惑但沒有機會和父親討論的問題：在進行人權活動的時候，他怎樣想自己的家人？ 父母經歷「六四」而不棄不捨，兒女則需要改名換姓以求順利成長（事實上即便如此也不能，少年陳橋被迫離開母親隻身赴美）；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你必須二選其一。在這樣的社會，兩代人的對話如何可能？ 2009年我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感到說不出的難過。這場運動的主體，中國大陸整整一代人，當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長成了父母，他們的孩子又到了熱血青春的年紀，年輕的聲音在哪�呢？ 正如生於1989年、家住長安街附近的木木在訪談中說所說，「我父母對政治的話題都很避忌，六四讓他們感到很心寒。他們不想再觸及和政治有關的任何東西，也告誡我說不要接觸和政治有關的東西。」他們甚至擔心已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去參加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當年絕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現居美國，女兒劉天舒是高二學生。我讀到母子倆關於「六四」的對話時，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這種形式在 中國幾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中國家庭的餐桌上，也有很多勇敢的「六四」一代打破沉默，告訴兒女歷史的真相。但是那和這對美國母女的對話並不相同。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討論，真相和真理既不掌握在政府手裡，也不秘藏於母親的內心。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己正被各種有毒食品毒害，卻未必知道精神上的殘害遠甚於此。 「遠離」以後的學校教育和媒體輿論，成功地執行了正義滅絕、價值虛無的集體屠殺。政府不僅讓大多「六四」一代噤若寒蟬，還讓無數「六四」二代精神殘缺，讓他們來嘲笑父母當年的「天真幼稚」。人類還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記得我上大學以後，看見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僅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豐衣足食，更創造了絢麗無比的當代文化，我為自己此前被蒙蔽感到異常憤怒，僅此一項就足以上街抗議。當下的年輕學生，他們到了境外求學才可以看到「六四」資料，但是我很少見人因此而生氣，很多人還認為政府蒙蔽自己理所當然，為了社會的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會用恐嚇來掩蓋歷史嗎？會用數額驚人的維穩費用來防範百姓嗎？ 關於「六四」，在香港維園，代代相傳的是呼籲民主自由的薪火；在中國大陸，代代相傳的是政治高壓、媒體謊言、精神迫害和自我羞辱。 相關文章 陽光時務第20期 《六四二代》 陽光時務第20期 《六四二代》 生於一九八九──京港「六四」二代對談 (音頻) 主編的話：變革的哨音 主編的話：我們都是牆的磚 |
| Posted: 10 Apr 2013 01:51 PM PDT  油麻地天橋底露宿者的死線：2013年5月7日 龍緯汶 當大家仍然留戀在復活節假期的歡樂、當大家仍然為碼頭的工人努力、當大家仍然以為工聯會活化天橋底只是一則笑話...... 死期已迫近油麻地天橋底的露宿者了。 復活節假期去了台灣，今天凌晨收到碼頭工人托油麻地街坊送來的飯，便一起到油麻地天橋底派給露宿者。嚇然一見，原以為只是在天橋底興建花槽的工程，卻已在四面加上鐵絲網，並有鐵門與鎖。 我與拍擋豪仔從破爛處走入鐵絲網，與露宿者分享食物及聊天。 他們自己蓋成的屋子，都被地政處貼上文件，要求他們於2013年5月7日前搬走，否則政府會自己動手。 天呀！一個全球富裕城市榜中排前30名的城市，竟然容不下貧窮人住在天橋底！真是枉費上天眷顧這個城市，讓這個城市從小魚村變成國際都市、在鼠疫及沙士當中安全渡過！最後，我們的政府發財而不能立品，連露宿者丁點之地都不能放過。 聖經中有一個故事：亞哈王及其王后耶洗別住的皇宮旁邊有個小小的葡萄園，園主叫拿伯。亞哈及耶洗別想擴建皇宮，於是謀殺拿伯，強搶了拿伯的葡萄園......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你有感動，請寫信給地政處，呼籲他們停止工程，讓露宿者可繼續住在那裡： 如果你是食物放提的谷友，請帶同食物到油麻地天橋底與露宿者分享，了解他們的故事。 如果你是順風車的谷友，請找一轉順風車到油麻地天橋底與露宿者聊天，與他們建立友誼。 ...... 如果你什麼也不願意做，好歹也應向你所相信的神祈禱，希望神祝福這群浮沉在社會最低處的朋友吧！ |
| Posted: 19 Jun 2012 10:47 AM PDT La corruzione ha cambiato la politica o viceversa? Cosa significa per la gente comune e perché le autorità devono controllare il fenomeno. L'articolo del giornalista Chang Ping, già premio SOPA Asia 2012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per l'articolo "Gente di Wukan". Caratteri Cinesi – Il potere della corruzione Chang Ping* | 19-06-2012 – 10:30:17 Non tutti hanno notato che il potere della corruzione ha già cambiato la politica e la cultura cinesi, e contemporaneamente sta cambiando politica e cultura mondiali. […] Collusione tra soldi e potere, disprezzo della legge, dissolutezza e declino della moralità…questa è l'immagine che il mondo ha dei ricchi cinesi, che con le loro azioni e parole non fanno che confermarla. […] Alcuni anni fa nella Cina continentale era in voga un'espressione particolare: "Anni e anni a impegnarsi e, nel volgere di una notte, si rischia di tornare a prima della Liberazione". [...] Anche nella Cina pre '49, i ricchi erano ovunque. Ma nella lunga tradizione sociale cinese, i più abbienti e soprattutto i proprietari terrieri avevano un ruolo chiave nella realizzazione di opere pubbliche, nella difesa della moralità e delle condotte sociali, nella mediazione di dispute tra cittadini, nell'assistenza a poveri e bisognosi, nel rispetto degli insegnanti. La maggior parte della gente che subisce demolizioni e aborti forzati, i cittadini detenuti e i disabili perseguitati, non solo non possono prenderne parte, ma devono anche adoperarsi a reclamare giustizia. La maggior parte non ha alcun contatto diretto con l'autorità, ma l'autorità non può che dipendere da loro per mantenere un ordine basilare. Attualmente una parte consistente dei ricchi cinesi, o sono famiglie che si sono impossessate del potere, o sono galoppini. Persino le autorità hanno dato troppi privilegi sia a investitori stranieri che a gente che si è fatta da sola realizzando enormi fortune, o che può facilmente comprarsi il potere con il proprio denaro. [...] Di conseguenza in Cina ci sono troppi ricchi e gente che brama e venera il denaro, gente arrogante e dispotica che ostenta ricchezze. Le altre nazioni, da un lato li deridono, dall'altro li assecondano. Quelli, dal canto loro, godono di questa connivenza, disdegnandone le risate. Guardano rafforzarsi l'economia cinese, e usano questa forza per cambiare il mondo. [...] Non tutti hanno notato che il potere della corruzione ha già cambiato la politica e la cultura cinesi, e contemporaneamente sta cambiando politica e cultura mondiali. [...] [La traduzione dal cinese è di Lucia De Carlo. Potete leggere l'intero post su Caratteri Cinesi] * Chang Ping, è un giornalista che ha da poco superato i quaranta. La sua specchiata moralita gli è costata più volte il posto di lavoro. Attualmente dirige insieme a Wen Yunchao Isunaffairs, magazine di Hong Kong censurato in Cina. Nonostante la sua personale esperienza si definisce "equilibrista dell'autocensura" e spiega: "se consideriamo i media come un bene pubblico, ogni volta che cancello una buona storia o una frase che esprime verità, partecipo a una menzogna verso i lettori." |
| Posted: 07 Jun 2012 09:09 AM PDT 下午在香港获了一个奖，但我不能到现场领奖。本来没什么感觉，但看到大家的祝贺和评论，就越想越高兴了。把一个邮件组里的回应转到这里—— RT @isunaffairs 2012 年�洲出版���（SOPA）��卓越�����文章：�平《�坎人，�史的浮雕》 全文��：http://t.co/fcgwdfj1 港府也给了我一把小小的空椅子，真是不胜荣幸，诚惶诚恐。 文章是个急就章，但对我和杂志还是很有意义。 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一般是提早准备的，我们也一样，早早就定下"独立候选人"。出版头一天我携家人去巴黎，走到德国边境城市亚琛，遇到铁路工人罢工。在一个麦当劳店里看稿的时候，我突然决定要麻烦大家换成乌坎人，自己也打道回府，赶写了这篇"献辞"。 同时获奖的还有—— isunaffairs �光�� @RTDm Tr 《�光��》第九期，本刊�行主���平的文章《呼�村�：�坎的死亡�反抗》�� 2012 年�洲出版���（SOPA）「���查�道���」。原刊全文��：http://t.co/qxBCKryP； �站全文��：http://t.co/r5ZgAb98 我们先后用了5个封面故事做乌坎，能得到承认很高兴。 对我个人还有一个意义是：写评论这些年，在国内差不多年年拿奖，从官方到半官方到民间到被禁，没想到出来后还能继续……想到自己曾经夸口说"只要我�想要表�，哪�都是空�；只要我�想要�播，哪�都是媒�"，多少有些欣慰。 BTW, 今天下午阳光时务获奖的还有—— isunaffairs �光�� 2012 年�洲出版���（SOPA）卓越人����：周夏中・《江�泗洪黑���查》—— 原刊全文��（附�）：http://t.co/5vJ6Q7Yc； �站全文��（��）：http://t.co/ZT6scs5Y 2012-06-07 15:41:23 via web isunaffairs �光�� 2012 年�洲出版���（SOPA）「人������」����——《�盲�光�》原刊全文��：http://t.co/A76NW3fy 2012-06-07 15:29:53 via web |
| Posted: 03 Jun 2012 09:39 AM PDT 今天想起这篇访问，是因为看到邮件组里有朋友在谈维园。建议中国内地人，无论你怎样看六四，都一定要去。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 2010-06-28 23:51:13 来自: 毛姆舅舅(以后要对丸大妈好些) 自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报纸就与时事评论密不可分。这一个传统一直维续到1949年，想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代表了过去那一些多元而批判的声音的消失。直到2003年时事评论才在中国的大众传媒上卷土重来，一时间涌现了各有见地、各有所长的众多健笔，长平是其中最有影响力，亦最富争议的一个名字。 长平曾经在多个媒体担任不同的职责，十几年来，曾经三度遭到降职及其他形式的处分。在中国的媒体工作者之中，这种经历算不上太特别，亦不可说是平平无奇，因此长平的媒体生涯是一个有标本意义的个案。2008年3月14日，全球华人掀起了一股反对「西方媒体丑化中国」的浪潮，很多在西方留学的学生举起了国旗，在街头抗议传媒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使得曾经有留学经验的长辈及西方国家的学者大吃一惊。 在这股浪潮之中，长平发表了一篇呼吁大家冷静的文章，风格是一贯的自省、理性，力求持平，但又不失批判的力度。这篇文章结果为他带来巨大的压力，有些评论家质疑他是「西方的走狗」，有些网民直斥他是汉奸，比较激动的甚至发动人肉搜索，誓要揪出长平的背景和家人住处。非但如此，这件事还牵连了《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等一向以敢言和独立见称的媒体。 一年过后，经历另一次降职处分的长平带着他的太太来到香港产子，时间是敏感的五月尾六月初，许多人以为他来香港是别有目的，但是他心底盼望的是女儿能够生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而且香港的医疗比较有保障」，他说。在访问的前一天，他的太太经历了一早预知的生产困难，终于平安带来长平40岁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梁�梁文道 长� 长平 梁：去年三一四的时候你太太还没怀上孩子吧？ 长� 还没有。 梁：你原来在《南都周刊》的职位是副总编辑。一下子就是因为发了西藏的文章，被人攻击了，然后就要把你撤下来。 长� 最后处理实际有两个。第一，就是你不能在新闻一线工作，我原来都在一线，负责采编。现在我在南都传播研究院，隶属于南都的行政系统。但第二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出任行政职务，所以我的职位叫做首席研究员。虽然像是闲职，但是我力图把它变成一个有实际事情的一个职位。在宣传部门眼里，如果你说我是要去挣钱，那是最让人放心的事。但我想去做研究，写文章。 梁�恰好在这个时候发表机会少了，薪水也减少了，你却发现自己有了小孩。 长� 是有些压力。当时有网友人肉搜索我的材料，从我的文章判断我的父母现在是否还在某一个县城。在这之前网上就只有一张我的黑白照片，所以他们也要寻找照片，因为照片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现在你在网上会查到一张叫「长平的糜烂私生活」的相片，他们把我的照片和日本的AV女星放在一起。当然你一看就知道是 Photoshop整的。 梁�可见时事评论的作者，要小心透露关于自己个人的信息。 长� 是得自我保护。一方面，对于公权力或者是宣传部门，我们也许不要写得太过份。另一面要提防网络的红卫兵，所以我确实比较少提供个人信息。写文章有时难免写到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家庭，但如果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会有所节制。 梁：你也经历过好几次类似的打击了，比如说，当年你在《成都商报》的时候。 长� 是的，我在《成都商报》的时候听说崔健有一张新碟叫《时代的晚上》，我让北京一位记者去采访他，他也谈到一些问题。在报上的领导看来这是很敏感的问题，当时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种批评甚至可以说是羞辱性的。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你能够怎么样，你不算甚么，不要利用公器来达到你个人的目的等等。他们把黑白颠倒，把尖锐的评论和报道看成是你想出风头。 梁�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说法。一个人的评论要是特别尖锐，一个人的报道要是特别敏感，他们不会认为他是为了公理和社会而冒险，反而会说那是他自己想出风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整份报章。 长� 我们在《南方都市报》也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对报社来说，独立的报道和评论能赢得声誉，同时通过这个声誉引来广告。但也总有人不断证明你赢得的是负面的声誉。以前就有个广告公司对我们说：「你们好像专跟政府唱反调，不敢给你做广告哪。」某些来自报社内部的一些攻击也是这个路子。 梁：你后来就离开四川，去了《南方周末》。 长� 我刚去的时候想做记者，但是他们让我做编辑，做了三个月的编辑就遇上中央点名批评了鄢烈山、沈灏、曹西弘三人的事情。当时沈灏是新闻部主任，上头决定让他引退，所以就让我接新闻部副主任，一年多后再出任新闻部主任，然后很快就发生了「张君案」。张君是黑社会头目，干了很多很典型的坏事─抢银行，杀人，此外还有情妇等艳情故事。对媒体来说，那是集合了几种元素的好题材。而且当时警方破了案，上面都说是一个很正面很值得谈的事情。于是传媒纷纷采访张君的心路历程，谈他的爱情，谈他的一切，基本上是场媒体的狂欢。 当时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角度，就是去做他的成长背景。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国内的媒体来说已经很普遍，但2000年的时候还算新鲜。我们发现他曾经是一位很想有出息的农村青年，只是没有出路。我们因此报道了农村青年没有出路的问题、农村政策的问题。而且我们又发现他每次进派出所一次，出来就更坏一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每进去一次，出来就更加仇恨社会。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湖南省委非常生气，他们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结果就是要求我们这边整顿，钱钢离开了，我离开了，再过几个月江艺平老师也离开了。 梁：因为你们这样报道，就等于说农村少年的出路出了问题，也就是批评政府政策出了问题。 长� 对。他们生气的主要理由有两个。第一，我们无视他们这么多年来对农村政策作所出的成绩；第二，破了这个案子，是警方的重大功劳，我们反而不管这一方面。 我出来之后，程益中他们就邀请我去《南方都市报》。但是我当时受的打击是挺严重的，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们在《南方周末》出了事的时候也很意外，我们是那么的理想主义，那么投入，以致于我老是觉得要在那里干一辈子，整天都在想未来《南方周末》到底是甚么样子。现在突然要我离开，我就索性放下了工作半年。然后有一小段时间先去中央电视台看看，后来又去了美国柏克莱加大当访问学人，还去过《外滩画报》，最后才到了《南方都市报》。 梁 �所以你经历了三次类似的事件。但这三次受压是不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呢？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压力是很直接的由上而下的官方压力；但是去年这一次的压力却有很大程度来自民间。以前的新闻工作者要冒的风险就是得罪官方的风险，但是现在还多了一种来自民间的风险。以前我们的想法很单纯，总觉得有良知的传媒人一定是代表老百姓在说话。但现在老百姓却会骂你，给你很大的压力。 长� 这个对我来说感受特别深切。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我们其实随时都被「阅评」( 梁注：「阅评」意指宣传部门针对性地审阅某份犯了问题的报刊 )，再过一段时间肯定要有非常严厉的整顿。我们感到自己始终徘徊在一条在线，那个压力随时都可能使我们崩溃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推动历史的前进。而且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会被人当成明星，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在高校，你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太年青。还好我们同事都是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该做甚么。 可是到了现在，你原来以为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挤出来了，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了。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官方和部分网民这两者还是在一块的。首先，我们的教育其实是被权力操纵的。第二，看起来是网民在骂我或者王千源，但是从很大程度上，那是另一头权力默许的结果。比方说有人在网络上发帖子号召大家攻击王千源的家人，带上甚么甚么工具，还附上地址。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这根本是违法的。可这种帖子却没有被删，而且派出所不追究。难怪有人甚至猜测这么详细的个人身份和那些地址是从哪里泄漏出来的。 我并不怕争论，更不怕思想的攻击；如果只是理念上的争论甚至战斗，我虽不好战，但我完全接受。但我怕有人要去我家里干甚么，对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政治发展到令人恐惧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跟主要的权力系统有关系。 梁�如果你说这是长期权力教育垄断造成了洗脑的效果，那为甚么从前没有呢？为甚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现在，尤其是最近两年呢？ 长�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教育系统来说，九十年代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我对怀旧有些警惕，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时常回想八十年代。当时的思想界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单一，对国外的东西好奇而且崇拜，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但是它这个门起码是打开的。八九以后，则有很明显的收敛和压抑。首先走了相当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剩下的每个人则都得为自己的生存找理由，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后退到专门的学术领域。李泽厚当时总结，说这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现。这个说法容易把这个变化说成是主动的，好像是我们的有意选择。其实在当时的状况而言，那根本是一种被动的，没有选择的结局。 八九是整个世代的大事，没有说某一批人被划成这个派、那一批划成那个帮，当时是所有人全部投入同一阵线。但是后来，这些人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色去，包括坐在媒体上头执行命令，不准我们在敏感时期到香港的人，他甚至可能是当时在广场上的人。更不用说有些人到了警察部门，有些人到了宣传部门。表面上看，这就好像是每个人都委曲了自己，都忍辱负重地活着。其实不然，很多人逐渐找到生存下去的理由，而且他要让自己活得理直气壮。我们可能一度选择背对良心背对过去，但那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会活得很难受。于是你看很多人都转过来了，找了一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理由去改变自己原来的信念。 其实整个社会，甚至执政党，也在适应这个过程，就是怎样去面对过去。过去共产党执政是讲正义原则的，他的逻辑是全世界我最正义。资本主义很坏；其他人还在落后的状态，我们走到前面了，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但后来这个东西很容易就瓦解了。它现在不再试图证明全世界我最正义，他现在要证明全世界哪儿都没有正义。比如说美国出一本中国人权报告书，我们不反驳，不去证明我多有人权，而是反过来弄一份美国人权报告书证明你也没有人权，你也很坏。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就是在传播一种世间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理论。扩散出去，就出现了大家特别喜欢的话，譬如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三聚氰胺出来之后，很快有人就指出惠氏等外国品牌也有毒，可见全世界的商人都是黑心的，没有人不自私，我们并不算太过份。 梁 �如果让那些参与过八九、当年还很年青的人回看那段经历，并且要他否定过去的话，他往往会说我当年太幼稚、太蠢了，容易被人鼓动。所以现在要鼓励大家「理性」、「客观」地反省过去。这其实是要适应现在的政局和社会的需要，好好活下来。于是我们原来常常说的那种道德感和正义的原则都消失了，让给了一个更功利的生存法则。这种说法在现代中国史上已经成了一个套路。文革有那么多的红卫兵都参与打砸抢，后来他们怎么回看这个经历呢？他们很容易地安慰自己说那都是四人帮害的、我是被鼓动的，然后自己的责任就不见了。由于这种轻度的后悔在现代中国史上是有先例的，所以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良心过失或者急剧转变。分别只在红卫兵回顾过去的时候是在推卸一种罪疚感，八九这一代人帮自己推卸的则是过去的热情与正义感。 长� 可能还要再进一步。有些红卫兵和知青不只是后悔，还会慢慢的从反省变成肯定自己的青春。当他们掌握社会资源之后，曾经发起一场很大的「青春无悔」运动，把个体生命的经历和社会正义体系的颠覆混杂在一起，如果要否定那段社会的灾难好像就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走出来说「青春无悔」，用一种感性的、激情的、似是而非的词语和理论变相肯定了青春，甚至变相肯定了那段社会经历。 说到六四那晚，我在维多利亚公园。之前我在部落格上说六四那几天我就不写东西了，尽量不谈那件事，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加了一个标题叫「罢工」。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你甚么时候开工呀？从6月2日到现在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五六年来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罢工」本来只打算罢一天，但接下来这几天不是我想罢工，而是我根本有点失语，甚么都写不出来。《南方周末》周四出刊，我到了周三早上才告诉编辑不行，还是不行。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荒谬感。这20年来，我们大陆的在这件事情上太荒谬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东西，不管是主流舆论还是非主流意见，完全不曾公开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能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真觉得我那20年太过荒谬，我今天都还在想办法来对付这个事情……太荒谬了！ 梁�这就是那一天晚上之后的感觉？ 长� 那晚的言语和场面本来是正常的，起码是在公开讨论一件发生过的事。但是那种正常在中国大陆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适应了。如果站在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本来这才是最真实的，但反而变得太不真实了。我以前从没来过，尽管我知道它，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它会从感情上震撼我。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定下神来。最终，我还是肯定要写，我并没有看到不写的可能性。也许这只是个小小的障碍，也许它有很大的改变，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梁�换个话题吧。大家都说，最近几年大陆有时评热。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从晚清到民国，时事评论一直是报纸很重要的一部分，难道时事评论在大陆中断过吗？ 长� 当然中断过。49年之后评论变成了两种，一种是官方的社评，另一种是副刊上的杂文。后者还好，因为鲁迅写杂文，所以它的路线受到肯定。不能想象如果杂文路线没受到肯定，时评传统会怎么样。在时评重新流行之前，它的功能主要都由随笔承担，随时可写，也很务实。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很著名的随笔栏目叫「周末茶座」，就在头版。但我编头版时就把它去掉了，原因是我想把它带回正常的呼吸。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时事快论」的栏目，虽然短，但尽可能平直地评论一些事情，绝不指桑骂槐。 然后《南方都市报》接着在时评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之前很多刊物也开始有时评，不过没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把它放到最重要的二版、三版。而且他们想推动一种真正的时评，而不是那种性质不太明确的杂文和随笔。我们当时还找来香港《信报》林行止的社论，把它当成一个样本。那几年《信报》的社论每一篇我们都剪下来，把它发给很多编辑传阅；同时也把民国报刊的一些文章传给大家读，就是想恢复那样的传统。这种做法很快就赢得了很大的市场认同，然后网络也发现了它，而且声音很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一种时评热。 梁：你是怎样开始想到要写时事评论的呢？我记得你以前是写诗的吧？ 长� 写诗，也写过小说。最早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想做时事评论，只是自然想发一些议论。于是92年我就在《成都商报》开了一个专栏，是杂文性质的时事评论。 当时可能还是一个文人的那种心态吧。到了《南方周末》之后，我做探访报道，就没有再写了。2003年，到了《南方都市报》才开始每周固定在专栏写现在的时评。 梁：大陆最近有时事评论作者群的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定位吗？既不是文人杂文，也不是学者研究，是一种新型的模式。 长� 起码是在恢复正常的舆论，因为过去的社论和评论被官方垄断了。但大家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官方在发评论的时候一直持续使用笔名，而且这个笔名还是虚的，可能是个写作班子。而现在网络和报纸的时事评论员那发言者的身份就更被突显了。譬如说「长平」是个笔名，但是它已经代表了一个大家清楚的真实个人。 写久了，读者和你自己都会要求一旦某些事情发生了，是不是应该去评说一番。这种延续性跟那些一般在报上写杂文的有一个直接的区别。 梁：要对当下的一些事情发言是一种责任感。那你觉得在中国写时事评论的作用是甚么呢？ 长� 这个问题的确是常常被人讨论。在我看来，写东西出来就是一个意义，我不是那么功利的想去看到它的社会效果。如果一个评论可以帮助弱者、带来一些改变，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事。但我从来不追求这些，我觉得把话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因为能说话，在中国就很重要了。如果过份去追求它的功能效果，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心态。 以前的《南方周末》会强调它的社会功能，当年如果你报道了一件事情，它真的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现在老有人说舆论干预司法。其实在中国，舆论不是干预了司法，而是干预了领导。当领导看了报道就觉得某事很重要，然后也许就会干预司法。所以每当我的报道起到作用，我都看到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对于这种现实，我是感到悲哀的。我并不完全像一些记者能够那么高兴地说我帮助了一个人。 因此我在《南方周末》时特别强调做记者的「报道」就可以了。 我们的上一辈不是受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而是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中国文人正义良心的传统；另一个还是所谓的宣传，他们还是接受那一套。现在内地还有很多记者是这么想，我帮你报道一件事情，给你承诺会去帮手解决。于是记者在报道以外就有很多工作，这样的工作有时候确实是很好的，例如去找一个官员，说我都把事情报道了，你非帮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不可。 梁：新闻记者都变成了社会工作者。 长� 对，而且它也成了权力系统的一个部分。这种记者在那个权力系统也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所以这个官员和他之间也有一种公务关系。我则追求一种更独立的关系。如果这个社会正常，可能会有另外的社会功能组织去解决我们报道评论的事。 梁：还有一些时事评论者追求的是做策士，给国家建议，希望写的东西影响上头领导，带来改变。 长� 你说得很对，我也很清楚策士确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能够替政府出谋献策，解决问题，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做策士有一种危险，就是你始终站在政府的那一边去考虑问题，容易失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有人看了我的文章会觉得我只是在讲道理，其实我只想把事情讲清楚，这才是我最大的功用。至于这个道理会怎样……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建议，但我写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跟你献策。 梁：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内，我发现中国许多媒体彼此之间会互相照顾，甚至团结在一起。香港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想象，像你这样的人被《南方周末》退了下来，居然还可以到央视去干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 如果知识分子还是一个整体的话，知识分子也好，新闻界也好，都容易有一种共同的关系，站在一起去承受。这一点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感觉非常强烈。我当时常讲，我们是中国的媒体人，而不只是《南方》的员工；我们不分网络、电视、收音机，不分地域，也不分哪家哪家的。当时《南方周末》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其实是因为它是全国媒体共同办的一个刊物。 梁：那是甚么意思？ 长� 那时候很多媒体会主动支持《南方》，会把一些自己发不出的稿件寄到《南方》。我们的记者到哪里去采访也好，你会觉得当地的所有媒体都在帮助你。人家报纸的老总会跟你说，你要甚么我可以给你。因为当地有些事，它可能报不出来。 梁：香港做媒体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这种情况，虽然今天大陆的媒体已经那么市场化，竞争激烈。但我也常常遇到一篇评论某家报纸不敢用不能用，它会帮我传到其他报馆，有时就这样传遍全国一圈。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大家好像有一种共同感。 长� 在中国，我们会觉得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在线。就好像警察会有一种兄弟感，穿上制服就要对抗站在另外一边的敌人，比方说黑社会。我们媒体人也必须有一种兄弟般的认同感，以及一种共同的正义感，我们手挽手地站在一条在线。 |
| Posted: 31 May 2012 04:19 AM PDT 主編的話: 31 五月 2012 by isun_editorial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文/長平 在柏林的一個座談會上，身為政治學者的主持人事先就一個問題和我溝通，我告訴他自己對此問題沒有經驗，恐怕答非所問。結果到會上他還是堅持發問：你們怎樣跟孩子談論「六四」？ 我談了自己觀察，認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和教育讓兩代人很難對話。一位前輩學者補充說，她一直試圖告訴孩子真相，又一直擔心孩子在學校惹麻煩。 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比我想像的還要重要。在美國加州，我遇到了十四歲的陳橋，她 是一個長笛演奏者，也是參與「六四」並成為人權活動者、至今仍在監獄裡的劉賢斌的女兒。到了美國她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係，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陳橋提出一個讓她困惑但沒有機會和父親討論的問題：在進行人權活動的時候，他怎樣想自己的家人？ 父母經歷「六四」而不棄不捨，兒女則需要改名換姓以求順利成長（事實上即便如此也不能，少年陳橋被迫離開母親隻身赴美）；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你必須二選其一。在這樣的社會，兩代人的對話如何可能？ 2009年我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感到說不出的難過。這場運動的主體，中國大陸整整一代人，當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長成了父母，他們的孩子又到了熱血青春的年紀，年輕的聲音在哪�呢？ 正如生於1989年、家住長安街附近的木木在訪談中說所說，「我父母對政治的話題都很避忌，六四讓他們感到很心寒。他們不想再觸及和政治有關的任何東西，也告誡我說不要接觸和政治有關的東西。」他們甚至擔心已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去參加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當年絕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現居美國，女兒劉天舒是高二學生。我讀到母子倆關於「六四」的對話時，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這種形式在 中國幾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中國家庭的餐桌上，也有很多勇敢的「六四」一代打破沉默，告訴兒女歷史的真相。但是那和這對美國母女的對話並不相同。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討論，真相和真理既不掌握在政府手裡，也不秘藏於母親的內心。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己正被各種有毒食品毒害，卻未必知道精神上的殘害遠甚於此。 「遠離」以後的學校教育和媒體輿論，成功地執行了正義滅絕、價值虛無的集體屠殺。政府不僅讓大多「六四」一代噤若寒蟬，還讓無數「六四」二代精神殘缺，讓他們來嘲笑父母當年的「天真幼稚」。人類還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記得我上大學以後，看見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僅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豐衣足食，更創造了絢麗無比的當代文化，我為自己此前被蒙蔽感到異常憤怒，僅此一項就足以上街抗議。當下的年輕學生，他們到了境外求學才可以看到「六四」資料，但是我很少見人因此而生氣，很多人還認為政府蒙蔽自己理所當然，為了社會的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會用恐嚇來掩蓋歷史嗎？會用數額驚人的維穩費用來防範百姓嗎？ 關於「六四」，在香港維園，代代相傳的是呼籲民主自由的薪火；在中國大陸，代代相傳的是政治高壓、媒體謊言、精神迫害和自我羞辱。 相關文章 陽光時務第20期 《六四二代》 陽光時務第20期 《六四二代》 生於一九八九──京港「六四」二代對談 (音頻) 主編的話：變革的哨音 主編的話：我們都是牆的磚 |
| Posted: 10 Apr 2013 09:59 AM PDT "Underworld"是美国摄影师 Wayne Levin 持续长达7年的一个长期拍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摄影师使用黑白胶片来拍摄和记录太平洋岛屿海岸与深水海域，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构图，向人们呈现出另一个世界的景象。"只有在最清澈的浅海海域，阳光才能穿透水面，到达海底生灵们游弋的深度。这些照片都是在完全自然的光线条件下用4X5胶片相机拍摄的，你可以感受到身处海水中因水流而产生的摆动，以及厚重海水对感官的包容。 这些照片就好像浮动的影院一样，呈现出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到达的所在，并将这所在独特的美传递给你，让你感到赞叹和领悟。" 关于摄影师 Wayne Levin，1979年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摄影专业，后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并开设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专心研究和拍摄太平洋岛屿沿岸的水域。其作品为檀香山博物馆、圣地亚哥当代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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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Apr 2013 12:30 PM PDT
 远眺皮尔市（照片：皮尔市政府） 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位于美国中西部，与北达科他、明尼苏达、艾奥瓦州、内布拉斯加、怀俄明以及蒙大拿州相邻。由北向南贯穿境内的密苏里河将全州分成东、西两大部分：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西部是绵延起伏的山地平原；州内有许多水草丰美的牧场，土壤肥沃，盛产小麦、玉米，农牧业发达。此外，金矿生产在美国国内也占重要地位。南达科他州内的印第安人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s）面积广大，几乎相当于马萨诸塞州的面积，印第安人的数量也不少，有数万之众。州的首府是皮尔市（Pierre），建于1880年，居民13646人，在50个州府中，人口倒数第二。 皮尔市紧靠密苏里河而建，离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欧锡湖（Lake Oahe）不远，这个人工湖是钓鱼胜地之一，因此，钓鱼活动在皮尔市居民中十分盛行。  皮尔市内的历史街区（照片：皮尔市政府）
作为南达科他州两个最古老的移民聚落区，皮尔市与附近的皮尔堡（Fort Pierre）拥有悠久的历史、西部传统以及文化。皮尔市位于南达科他州的中心地带，很早就有土著人在此活动。最早来到这里的是两个法国人，他们的探险家父亲皮尔（Pierre Gaultier de Varennes）在1743年宣称这个地区属于法国。这两个法国人在当地埋下一块铅版后就离开了，这块铅版在1913年被一群孩子发现，该铅版目前陈列在南达科他州文化遗产中心内。 18世纪中叶印第安人中的苏族从明尼苏达州来到这里，与居住在当地的另外一个印第安人部族亚里克拉人发生了冲突，到18世纪末，这一地区被苏族人控制。 1803年美国与法国达成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从法国手中购买了大片中西部土地，其中包括南达科他州地区。此后美国人与当地的土著人展开谈判，在当地设立贸易堡垒，不断有移民来到这里定居。1855年美国陆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哨卡。19世纪下半期随着铁路的开通，更多的移民来到这里定居。1880年"芝加哥暨西北铁路公司"（C＆NW）在密苏立河畔修建了一个渡轮码头，这便是皮尔市的前身。此后这里的人口快速增长。
 少年在河边清理杂物（照片：皮尔市政府） 1889年南、北达科他州同时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的第39个与第40个州，皮尔被选为南达科他州的首府。在20世纪30年代，南达科他不仅与全国一样面临着大萧条，同时还被干旱以及灰尘所困扰。1944年国会通过立法，在密苏里河上建造欧锡大坝，大坝的建设虽然在苏族人中存在争议，但大坝建成后，对附近地区的灌溉、公共供水、供电都提供了便利，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不但扩大了皮尔市居民的游憩区，而且对鱼类和野生动物都起到了保护作用。 与其他州府不同的是，皮尔市只是在冬季才成为政治中心，显得比较繁忙，州内各地的议员们利用冬季三个月的休闲时间来到皮尔聚会，审议各种立法。在一年内的其余时间，皮尔则成为一个安静的旅游城市以及农牧业中心。近年来，皮尔市政府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发展城建，力图吸引外来企业和公司。 到皮尔市旅游参观，议会大厦是必到之处。1905年州议会大厦奠基开工，1910年完工，以后又经过扩建，这是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典型，带有英国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典雅的议会大楼内展示着各种手工艺术品，包括木雕、大理石雕、铜刻和手拼图案等。议会大厦以壁画和绘画最为吸引人，在圆形大厅的穹顶下，四幅配有希腊女神的大壁画象征着南达科他州的四大主题：农业、畜牧业、采矿业和家庭。  州议会大楼（照片：JeffreyAllen）
此外，南达科他州文化遗产中心也是值得参观的，在文化遗产中心内游客可以探究南达科他州的历史、了解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以及早期拓荒者的历程。馆内收藏了很多历史纪念物品，从早期的法裔加拿大探险者到印第安人战役遗留下来的原始用品等。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皮尔市有居民13646人，其中白人占85.1%、土著美国人占10.9%、拉美裔占1.9%、亚裔占0.6%、黑人占0.5 %。 根据2009年的资料，市内居民家庭年收入的中间值为50957美元，高于州的45043美元水平；市区房价中间值为138120美元，也高于州的126200美元水平。城市居民收入与房价之比为一比二点七，也就是说居民不到三年的税前收入，可以在市区购买一栋或一套房子，这个比例低于全美平均水平，说明皮尔市的房价不贵（有关美国房地产税的情况，请参阅"房价、房屋税、遗产税及其他（下）"。 |
| Posted: 10 Apr 2013 06:53 AM PDT  James and his mother Eidted by: James Lun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87yCUZriQk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10 Apr 2013 05:37 AM PDT [請廣傳] 新聞解毒短打:回應東週刊、文匯攻擊碼頭工潮 貨櫃碼頭罷工第十三天,主流傳媒上出現的高調的反對甚至抹黑的聲音, 東週刊昨日大字標題就站在外判商和大老闆的立場說話了!文匯大公不用說啦! 今次大家要諗清楚某些媒體的立場啦! 為此小草特意做了小小訪問和資料搜集, 回應這些攻擊工人和工潮的言論, 與大家睇清睇楚: 四點逐個打: |
| Posted: 10 Apr 2013 12:53 AM PDT 解释一下，这里说『产品价值』也许不准确，但是我没找到更合适的词，所以，将就一下，我具体会描述清楚。 上午在折腾Mac下的虚拟机，烤了一个别人装好了的Win7系统，做简单的优化，卸载360的时候遇到一个界面。于是，我发了一条微博，并评价到『这是一个很牛逼的设计，值得学习』。看了一下微博的反馈，大家都觉得我是在黑360安全卫士，觉得这个设计很脑残或者体验很糟糕。 实际上，我确实是觉得这是个很值得学习的，很牛逼的设计。 360安全卫士的这个卸载界面设计，跟早前新浪微博每次更新新版本之后，提示用户发送一条微博，且把取消分享做的很不起眼是一个类型的设计。 这2个设计，站在产品经理的角度，我都是支持的，并且认为确实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站在『用户体验』的角度来思考，认为是个『很糟糕的体验』或者有点『强奸用户』。 我一直认为，产品设计是一个很讲究『平衡』的艺术工作。平衡产品的利益与用户的利益，通过『设计』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也许你会认为，只要跟用户的利益保持一致，自然就可以获得产品的利益，但，实际上，这往往只是个美好的理想罢了。 更多的时候，用户的利益诉求与产品的利益诉求是冲突的，而产品的艺术就是去保持这种平衡，实现共赢。 所以，我常常把构建一个产品循环比喻成『设计鱼池』，用户就是鱼儿，产品设计者是在设计一个鱼池，让用户在鱼池中活动。鱼池设计的目标是让鱼儿在其中按照设计者的思路游弋。 实际上，用户体验并不等于用户的体验，而是服从与产品战略层的一种体验。我这么说，也许很多人觉得有点被颠覆，但是，你仔细想想，一个不符合你产品战略的『优秀的用户体验』，意义何在？ 今天我们也在移动饭醉团中讨论过360安全卫士的这个设计，@oxygen 提到一个观点『用户价值大于用户体验』，我很认同。 对于新浪微博而言，更新之后发送一条微博，是要告诉更多的用户去升级，去体验更新的服务；对于360安全卫士而言，卸载之前再次跟用户对话，是想再能继续的帮助用户去解决一点问题，挽留住这个用户。 虽然，这2个设计，从交互上看，跟用户的预期都不一致，但是，用户价值是有意义的。作为一种平衡，舍弃掉『跟用户预期不一致』这个体验的收益很明显。这，确实是一个好的『设计』，值得学习。 当然，也许在交互的方式上或者界面的表现上确实是有值得提高的地方的。比如，早前有个设计案例是说，当你点击退订某个EDM的时候，界面会出现几个被揍的半死的产品经理的形象，这种卖萌的方式很多用户会乐于传播。 —— 微信添加 iamkentzhu 为好友，有更多精彩等着你
– 希望能在你转载的我的文章的页面，看到上面这段图片介绍，那至少说明你还有做人最起码的良知！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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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Apr 2013 12:34 AM PDT  話說，在地球亞洲的某一角，有個聲稱為國際動感大都會的城市，名為香港；當地政府見社會輿論指城市用電太多，造成浪費，因此五年前與兩間電力公司制定節能目標，豈料搞出一籮籮荒謬戇居之事，慳電居然都可以激起千重膠，實為世界一大怪聞也！ 環境局「求其膠」 中電「搵笨膠」 你以為呢Ｄ額外回報係由政府找數？非也，中電會將呢筆錢計番入電價之中。換句話說，中電客戶要掏荷包夾錢「鼓勵」佢做節能。咦？唔係話慳電可以慳錢咩？點解咁搵笨，市民仲要俾番錢中電？ 因為恐怕有日會出現「沒有最膠，只有更膠」的情況，令市民和環境進一步遭殃，地球之友特別為此「節能三膠」舉行「最膠慳電事件」選舉，市民一齊用手選出他們認為最膠中之膠的慳電事件；而我們希望市民在輕鬆投票的同時，亦關注政府與兩電進行的利潤管制協議中期檢討，促請他們停止派膠，真心誠意地為市民及環境著想，制定切實可行的節能目標及細則！ 投票截止日期為4月29日晚上11時59分，結果將於5月2日發表，請密切留意地球之友facebook 專頁的最新資訊！ 「最膠慳電事件」投票專頁： http://foe.org.hk/plastic |
| Posted: 10 Apr 2013 12:24 AM PDT
圖：香港足球總會 昨夜(4月9日)在旺角大球場舉行亞洲足協杯 ，由今季在港甲成績持續低迷的晨曦主場迎戰印尼佩斯寶，但一場亞洲球會的杯賽賽事卻成了一場鬧劇。當時比賽至65分鐘時，晨曦已領先至8：0，因客軍在球場上的法定人數不足七人被迫腰斬。然而有晨曦球員在賽後指出，佩斯寶的球員是「詐傷」直接令比賽完結。因為此舉能避免球隊大敗一場 ，逃過名留亞協「青史」的機會。 筆者在小時候「打機」時亦曾因對手過於勇猛，己隊球員不斷被摌傷；最後賽事同樣因法定人數不足七人而結束。但想不到現實中也會發生相同的事，而最荒謬的事情莫過於佩斯寶球員一個接一個的倒地，真的令人啼笑皆非。不過，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昨晚入場人數僅463人，為今季亞協杯的香港球隊中入場率最低的一場。難怪有球迷便笑言AFC CUP 已成了WFC CUP，即是沒有人理會的杯賽。 事緣在開賽前，已有消息傳出位列當地聯賽第十三的佩斯寶因財政問題沒法來港出席比賽。最後球隊沒法出席賽前的記者會，已遭亞洲足協罰款。他們更在星期二的凌晨才到達香港，而隨隊球員更只得十二人；果然不是空穴來風。而佩斯寶最後之所以成行全因得到印尼足總的資助；他們於上週在國內聯賽中本來要作客加里萬丹的東部球會邦坦，但亦因為缺乏資金購買機票而缺席球賽。
圖：出賽名單上顯示客軍正選共有八名前鋒 然而佩斯寶在開賽前已受到亞洲足球聯合會及國際刑警的調查，因為當局收到情報指佩斯寶主場對晨曦一役中涉嫌造假；實在是屋漏兼逢夜雨。此外，在賽前的出賽名單已可見，客軍佩斯寶除了一名守門員外，正選名單上只有一名後衛、一名中場及八名前鋒。而亦有消息傳出球員在清晨到港時，甫落機已詢問能否棄權。 有球迷甚至在開賽前已斷言晨曦的勝算甚高，但最後離奇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開賽甫6分鐘的時候，主隊的外籍前鋒巴利及梁子成已分別入球令晨曦領先到2：0。及後憑羅拔圖的罰球和梁子駿再入兩球，加上巴利在完上半場前再下兩城，大演帽子戲法；半場比數為7：0。但在更衣室出來後，客隊場上已剩餘十人迎戰。其後更是踢下又少一個，踢下又少一個；最後更僅餘六人令球證宣布腰斬賽事。
圖：香港足球總會 翻查紀錄亞協杯的最大勝利比數為2012年亞協杯冠軍烏茲別克的納沙夫在分組賽淨勝印度鄧普競技9：0。而佩斯寶球員一個一個的倒下，似乎是要借腰斬以0：3的比數落敗；避免球隊以破亞協杯的紀錄落敗。在賽後記者會中，客隊教練耶堅更用英文表示他不懂說英文。他表示球隊本已經有三名球員需要停賽，加上有球員因簽證問題無法來港比賽；又加上缺乏贊助，所以能如期比賽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有球迷狠批佩斯寶毫無體育精神及不專重對手，令印尼足球蒙羞。然而，有留意亞洲足球及記性較好的球迷或許會記得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在去年二月舉行的2014年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第三輪中，印尼足球協會在賽前便以非法聯賽的名義，令多名主力球員禁賽無法上陣。另行徵召缺乏國際賽經驗的新秀球員迎戰巴林，賽事中更在上半場先失四球，下半場再吞六蛋。最後以0:10慘敗，可見印尼足球已經早有前科。
圖：香港足球總會 然而，職業足球在印尼的普及程度實情較香港為高；國內球迷亦甚為熱情，入座率更遠高於香港。但今次鬧劇的主因除了大有可能是佩斯西球員「詐傷」得逞，背後原因更是印尼的最高級組別足球聯賽在近年一分為二；互不認受。再者在兩個高級組別足球聯賽下，更有三個次一級的聯賽。高級組別足球聯賽亦由18隊增至32隊，次級組別聯賽更達五十多隊，短時間的分裂令球隊多了，但球隊贊助卻從何而來？而是次的佩斯寶雖以奪得印尼足總杯的名義得以躋身亞協，不過也只是一隊小型隊，財政狀況有問題亦不為過。 |
| Posted: 10 Apr 2013 12:14 AM PDT 《凤凰周刊》2013年6期 《凤凰周刊》 段宇宏 2013年元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李锐的《毛泽东传：峥嵘岁月》。这本毛泽东传记并......>>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09 Apr 2013 11:51 AM PDT
Q:恐龙能否像电影那样被克隆出来？ 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复活的都是最近几万年之内死去的动物，因为它们至少能留下一些完整的细胞，或是古老的DNA让我们重建整个动物的基因组。但目前人类能找到的恐龙遗骸都是化石，你知道，石头是没有办法被克隆的，里面提取不出可恢复的DNA。同样，我们也没有找到吸过恐龙血又被包进琥珀的蚊子。 ——RR的带头人斯蒂沃·布兰德 一万年以前，人类曾经和猛犸象分享着同一个地球。这种庞然大物靠吃草和豆类、灌木、树皮为生，喜欢群居在西伯利亚一带的冻土带上。然而，在4000年前，人类开始建设金字塔时，它们却消失了，只留下无数残骸，深埋在厚厚的冰层下面。 托气候暖化的福，西伯利亚冻土带溶解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而显露出它隐藏的宝藏。2011年8月，一队来自韩国和俄罗斯的专家在这片平原上考察时，在亚纳河边的冻岩打了许多深洞。从其中一个深洞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猛犸象的残骸组织，包括完整的大腿骨、毛发、皮肤和脂肪等。这些组织被送到了首尔的Sooam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由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Hwang Woo-suk)的团队尝试克隆计划。 "我们准备将一个取自猛犸象细胞的细胞核植入一头大象的卵子，以培育出猛犸象的胚胎。然后将胚胎植入亚洲象的子宫内，让它孕育出来。因为亚洲象是与猛犸象最接近的物种，它们在四百万年前拥有同一个祖先。"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黄禹锡介绍，"能找到一个活的猛犸细胞，当然是最理想的，我们可以用它培育出千千万万的细胞来，但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的B计划是：从一个保存良好的猛犸细胞中提取出细胞核（它含有同样的遗传基因，而且被保存的可能性更高），再把它植入去掉了细胞核的大象卵子中。" 不过，后一种计划实施起来难度相当大。首先，从一头活着的大象身上采集卵子，这从来没有人实践成功过；而且，提取出的猛犸细胞核中的DNA必须完整无损，这样才能指挥卵细胞的分解和胚胎形成过程；如果上述任务都成功了，还需要把胚胎植入代孕象妈的子宫里；最后，科学家们需要无尽的耐心。因为象妈从怀孕到分娩，需要整整22个月，而出生的宝宝能否存活又是另一回事。 神奇的克隆 早在1997年，当英国生物遗传学家维尔穆特让一只已经死去6年的芬兰多塞特羊的复制品"多莉"，由一头未受精的黑脸羊孕育出来时，克隆技术在生物界的地位从此确立了。科学家们意识到，通过这种方式，人类最终可以像造物主一样，重新把某种生命带回来，即使它已经死去了很长时间。 多莉出生三年后，在2000年，世界上最后一只西班牙羱羊死去。这种动物长着一双威武的大角，喜欢在欧洲比利牛斯山脉的岩石上跳跃。传说它身上所有部位都有不同的神秘疗效，因此最终没能逃脱人类的捕杀。 2003年，一支西班牙科研团队决定让这种羱羊复活。他们从最后一只羱羊的残骸中提取了冷冻细胞组织，使用当年克隆"多莉"的方法，成功地让一只山羊生下了这头羱羊的复制品。可惜的是，羱羊宝宝只活了十分钟，就因为呼吸衰竭而死（这在早期克隆案例中很常见）。 然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已灭绝的动物带回地球。就像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遗传学教授乔治·切奇（George Church）所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只在天上飞了12秒钟，你再看看现在？"克隆和复活物种技术在此后十年中，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飞机。 最早期的克隆技术，是利用冻存的被克隆动物细胞，提取其中的DNA注入一个已经除去自身遗传物质的卵子中，再通过电击让这个卵子开始分裂，等其自行发育成胚胎后，将胚胎植入物种接近的代孕母体中。这种克隆方法的受孕率很低，而且克隆出的动物宝宝出生后很快就会因健康问题死去，就像西班牙羱羊一样。 另一种复活物种的方法是反向繁育。比如欧洲野牛，这种庞大的古老生物已经被列入濒危名单，但它留下了非常多的后代，现在许多欧洲家养牛身上都留有它的基因。因此一些欧洲科学家认为，既然现在大部分家养牛身上都有其基因，如果大量繁育它们，再挑选具有欧洲野牛特征的继续繁育，就可以不断地培育出越来越接近其老祖宗的牛来。 当然，反向繁育需要漫长的过程，得到的物种随机性也很强。而早期的克隆方法除了成功率低外，也不是对所有动物都适用，比如鸟类，后者的胚胎是在卵壳里发育的，很难应用上早期的克隆技术。不过，切奇研究出了另一种思路，这就是基因测序技术。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拿灭绝物种的DNA和相近的现存物种的DNA做比较，然后，把灭绝物种的DNA片段替换到现存物种的细胞DNA上面去。然后，再用这些混合细胞进行克隆，经过长时间的培育后，出来的动物就有了足够的灭绝物种的DNA，也会跟灭绝物种很相似了。"切奇目前正和美国加州的非营利组织Long Now Foundation（下称LNF）合作，进行一个名为Revive & Restore（下称RR）的"反灭绝"项目。他们着手恢复的第一个灭绝物种是旅鸽。 在19世纪之前，这种鸟类在美国到处都是，它们成群结队飞过一座城市时，就像大片乌云笼罩过来，离开时则在大街小巷留下厚厚一层鸟粪。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数量这么多的物种也会灭绝。但随着森林栖息地的破坏和人类的捕猎，到了1914年，最后一只野生旅鸽被一个男孩用BB枪打下来后，这个物种宣告灭亡。 在鸟类学家的帮助下，RR项目组找到了保存在博物馆的1500只旅鸽标本，并从它们身上提取了DNA。"从标本上提取的DNA质量并不太高，"乔治·切奇承认，"但这些标本上保存着大量的DNA片段，通过把它们排序组合，我们就可以大致描绘出旅鸽的基因组。然后，我们可以复制出一样的DNA序列，比如说决定旅鸽长尾巴的片段，将它们连接到普通野鸽的干细胞基因组上，再让这些含有仿造基因组的干细胞转化成胚细胞，也就是卵子和精子的初期形式。" 将改造过的胚细胞植入野鸽卵内后，它们会发育成胚胎的性器官。孵出的雏鸟看起来还是跟普通野鸽一样，但它们体内的精子或卵已经带上了旅鸽的DNA。雏鸟长大和交配后，育出的下一代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旅鸽特征了。这样一代一代培育下去，科学家最终能得出非常接近旅鸽的物种。 地球需要"侏罗纪公园"吗 尽管到目前为止，切奇和同事还没能描绘出整个旅鸽的基因组，但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收获，成功只是时间和金钱上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几乎对所有物种都适用。也就是说，即使韩国科学家们在寻找克隆猛犸象的细胞核上遇到了困难，复活猛犸象还是有可能的，只要他们将它的基因组尽可能地描绘和重建，再由亚洲象培育转化出来就行了。 但是，我们准备好了重新迎接这些动物了吗？如果人类掌握了复活已灭绝生物的技术，会不会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将地球最终变成一个失控的动物园，就像《侏罗纪公园》所描述的那样？ LNF的发起人斯蒂沃·布兰德近期参加了TED和《美国国家地理》合办的论坛。当介绍他们发起的RR项目时，他说："我们希望恢复的物种，都是由于人类的活动而灭绝的，因此这只是在弥补人类对地球带来的破坏而已。有人认为克隆技术是试图将人类变成上帝，是违背自然规则的，但不要忘了，我们在给其他物种带来灭顶之灾时，已经在把自己当成上帝了。" RR项目联合全球的生物学家、环境学家、基因学家等，列出了一张"有复活可能性"的物种列表，里面包括：欧洲野牛、西班牙羱羊、美国栗木、塔斯马尼亚虎、加州兀鹫，以及猛犸象。在评选的标准中，"复活的可操作性"、"物种重生的必要性"、"它是否可以回到野生环境中生存"等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这些专家看来，恢复灭绝物种，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涉及到医疗领域。许多药剂的配方就是从大自然中得来的，而有些动物的奇特属性，也许可以帮助人类找到解决某些医疗难题的方法（比如不孕或艾滋病）。 也有人质疑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保护濒危物种无疑是非常紧急的，但恢复已经灭绝的物种真的有必要吗？"纽约石溪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约翰·韦恩斯认为，"在我看来，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最终也只带回屈指可数的几种动物，这笔钱和精力是不是更应该花在已有物种的发现和保护上？" 但反灭绝项目的支持者不这么看："恢复物种的研究，实际上也能帮助科学家找到保护物种的新方法，尤其是一些物种的自身繁殖能力已经很差的时候。另外，克隆技术在最开始肯定是耗资巨大的，等它们的成功率稳定后，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还有其他问题。单是复活一两只动物，不代表复活了整个种群。假设扬子鳄哪天灭绝之后，被重新克隆出来，但放回长江后它还是无法在重污染的水中存活，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再假设，如果旅鸽种群被恢复了，而且成功找到了适合栖息的森里，但它们会不会带来一种罕见的病毒，威胁到另一种生物群呢？ 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但仍有不少科学家表示乐观。"12000年前，西伯利亚曾是猛犸象和许多大型草食哺乳动物的天堂。那时候，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而不像现在布满了冻土和苔藓。"萨哈共和国的生态学家齐莫伏（Sergey Zimov）一直认为，这不是巧合，动物和环境是互相塑造的。"正是猛犸象和其他食草动物的不断翻踏，保持了这片土地的松软，动物排泄物也成了草地最好的养分。当动物们消失后，苔藓和寒冷才将这片土地变成了冻土荒原。" 最近几年，他已经尝试把马、麝香牛和其他大型食草动物带回西伯利亚，建起一座他称为"更新世公园" （Pleistocene Park）的生态园。"如果猛犸象也能在那里自由漫步，我会非常开心。不过这可能要等我的孙子辈才能看到了，猛犸象的生长发育时间长着呢。" 它们曾被复活
西班牙羱羊 到目前为止，唯一成功再造的灭绝物种。1999年，最后一只比利牛斯北山羊在西班牙死去，该物种被宣布已灭绝。2009年，科学家利用保存的最后一只比利牛斯北山羊的DNA克隆了一只新生的羊（与克隆多莉的方法类似），但出生后几分钟就死于肺病。
摩弗伦羊 南欧产的一种野生羊，在世界上现今仅存1000只左右，分布区为科西嘉、萨丁尼亚和塞浦路斯，已成濒危品种。意大利特拉摩大学在2000年成功克隆出几只，但出生6个月后去世。
印度野牛 栖息于柬埔寨、老挝、中国等地的亚洲热带林地。由于人类侵占了它们的野生栖息地，它们的数量正在减少。2001年在美国爱荷华州，一头美国牛产下了一头被称为"诺亚"的克隆野牛。诺亚最初表现出了良好的状态，出生后12小时内，能够独自站立。但在出生48小时后，诺亚就因患上肠道疾病而??死亡了。
爪哇野牛 别名白臀野牛，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野生牛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受到"严重威胁"的物种，过去15年至20年里减少了约85%。2003年，美国研究人员利用冷冻20多年的爪哇野牛皮肤细胞成功克隆出了两头爪哇野牛。克隆小牛的遗传物质来自圣地亚哥动物园濒危物种繁殖中心。
美洲野生郊狼 又称草原狼或丛林狼，是北美独有的一种犬科食肉动物，与狼是近亲，广布于阿拉斯加到巴拿马。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在濒危物种"红名单"中。2011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团队成功克隆出8只郊狼。他们将郊狼的细胞去除核后移植于狗的卵子里，属于一种异种克隆技术。 它们正被复活
南部胃育蛙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2013年报告，他们尝试复活一种奇异的蛙类。这种蛙类大约在25年前灭绝。目前，他们只培育出了早期胚胎，而这些胚胎都未能存活下去。
鬃狼和美洲豹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名单"中的濒危和近危物种，正被巴西农业研究公司 (Embrapa) 和Brasilia Zoological Garden研究克隆。
旅鸽 曾经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鸟类。据估计，过去曾有多达五十亿只的旅鸽生活在美国。由于被人类大量食用而灭绝，绝种年份在1914年。
环颈食蚁兽 随着美洲原始森林的大量消失，濒临灭绝，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于 2008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ver 3.1。
金臂狮面狨 也叫金狨，是卷尾猴科的一种新世界猴。原产于巴西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目前为濒危动物，野生金狮面狨大约还有1000只，圈养数量为500只。 |
| Posted: 10 Apr 2013 02:18 PM PDT
2012年夏天，一根酷似"香蕉"的雪糕，成了中国诸多城市最潮的商品，这个叫"笨NANA"的玩意，网络上有数百万人讨论着它的各类有趣吃法、在哪里购买、味道又如何。 笨NANA正是雀巢庞大产品种类中的新成员。现在，这个全球最大的食品制造商，在食品领域一直没停下自己品类扩张的步伐。比如在奶粉领域，它就拥有"雀巢"和"惠氏"两个品牌，在中国的雪糕市场它有"雀巢"和"五羊"，而在"银鹭"八宝粥、"徐福记"糖果、"太太乐"鸡精的背后，实际上也有雀巢的身影存在。 如此庞大的食品帝国，雀巢如何保持旗下众多品牌的活力？这个历史悠久的食品巨头，又为何保持创新，不断创造出"笨NANA"这类吸引年轻人的创意产品？ 3月29日，雀巢来到了广州，他们要在这里投资5亿元，修建一个亚洲最大的冰淇凌工厂。《南都周刊》因此专访了雀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狄可为先生，通过对他的提问，来解读雀巢的品牌战略，以及如何为中国的中产阶层提供产品。 南都周刊：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制造商，雀巢的产品门类架构是怎样划分的？ 狄可为：以中国市场为例，雀巢的业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雀巢品牌为业务的产品，在这方面还可细分为咖啡和婴幼儿配方产品，以及成人奶粉和冰淇淋业务。另外一个大类是我们的合作企业生产的产品，比如银鹭、太太乐、徐福记等，雀巢是这些企业大的股东。 南都周刊：如何平衡这两大门类的发展？ 狄可为:其实这是个如何平衡自有品牌和合作品牌的问题。前年我们在银鹭和徐福记各投了60%的股权，但这两家公司的创始家族依然在管理这两家企业，雀巢也会派一些员工去，但只是提供质量管理、供应链、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成长。 雀巢希望这些公司能够保持他们的品牌。实际上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的产品都是由他们决定，因为他们更理解中国消费者。比如我在中国工作了14年，还是想不到有花生牛奶这样的产品，由于生活习惯，我也不会想到有八宝粥这个产品，因此中国本土的企业才更了解中国。 南都周刊：雀巢每次决定扩充产业版图的时候，会基于哪些考虑？ 狄可为：例如，我们看中国市场，首先评估13亿人口巨大消费潜力，同时要看中国市场上主要的食品品类，然后再把雀巢的优势产品跟市场上的现有产品进行对比，这也是为什么雀巢在中国是从乳制品和咖啡开始，因为这两个是雀巢的传统优势。 后来，我们又确定了希望进一步延伸的品类，这三个品类分别是太太乐为中心的调味品，以银鹭为中心的八宝粥和以徐福记为中心的糖果。现在，雀巢能进入的都已基本进入了，剩下的就是如何经营的问题。 南都周刊：雀巢几乎一直都在做加法，未来是否会考虑减法？ 狄可为：2011年，雀巢就把上海的冰淇淋工厂关了，因为那家工厂亏损了13年。如果某个业务，很多年一直赔，那就会关。还有没有再关其他厂的计划？没有。 我们现在还没有所谓整合的业务计划，因为每一个业务都会独立运营，比如惠氏和雀巢两个品牌就各自有各自的市场定位和优势，两个业务有重叠，但是我们会保持重叠，这也是雀巢的思维，因为我们收购每一家公司，首先要认识到这家公司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要继续保留该公司的优势。 南都周刊：雀巢去年在中国整体盈利情况如何？ 狄可为：现在唯一对外公布的数字是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额是350亿元。 南都周刊：雀巢的咖啡工厂在广东东莞，现在又在广州罗岗投资5亿建亚洲最大的冰淇淋厂，如此中意广东的原因是什么？ 狄可为：广东省的人口相当于德国和瑞士的总和，现在广东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5000美元了，2018年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香港和新加坡的水平，所以，为什么投资，因为业务增长很快，我们需要这个产能，同时也是对这个市场长期的信心。 南都周刊: 现在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奶粉品牌缺乏信任，转而去海外购买奶粉，你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狄可为: 也经常有人问我，中国消费者到海外买奶粉你们高兴吗？我并不高兴，如果有消费者吃食品受到伤害，我们食品公司又怎么能高兴起来，因为雀巢也是中国食品工业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贸易商，而是工业生产商，所以我们也要保证产品的安全。 虽然雀巢是一个有150多年历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食品企业，但雀巢在食品安全方面并没有捷径，也从未敢掉以轻心。如果在食品安全上打折扣，实际上是在拿企业的品牌和信誉做折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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