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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3 May 2009 06:39 PM PDT 薄熙来书记曾这样说过： 肯干、实干、会干是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开展好工作的三部曲。肯干是前提，是心态。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愿意在农村干事，做到肯干，做事不懒散，干事用心，才能干出成绩，才能深入了解农村工作和中国国情；实干是工作的态度。在农村干事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不能站在旁边当"指挥者"。实干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是设身处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干事；会干是工作的效果。在肯干、会干的基础上，大学生村官要多思考，多开动脑筋，力争多做和做好那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事情。不要干那些"受累不讨好"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也不要做一些横干、蛮干的事情。大学生村官有较高的科学知识，思维灵活，干事要做到事半功倍，避免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  与"成管管"激凸合影  今夜喝了不少哟，英伦的夜店搭讪很容易吧  在英国不用唱革命歌曲，不用接受红色短信，生活自在有逍遥  爹爹说"要永远记住革命前辈的理想和热血，忘记就是背叛" | ||
| Posted: 13 May 2009 06:24 PM PDT http://q.sohu.com/forum/20/topic/2359696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句话不是谁说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说的。刘.文.辉是谁？他就是著名大. 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大.军.阀，也是曾经的四川省主席。1933年刘.文.辉在和刘.湘的政.治.斗.争中失败，退守西康。 在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的时候，中国电影事业的先驱孙.明.经先生曾多次赴川滇作科学考察摄影。拍摄了大量的纪实照片。就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照片也是上乘之作。 孙.明.经在考察中发现，当年的学校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好的校舍，学生也比较整齐。反而一些县政府的办公室破破烂烂。于是，孙先生就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这个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话虽然粗鲁了点，似乎也不合法制精神，可是你由此可以 看到，70多年前，一个地方军.阀是怎么样重视教育的。 这些照片在49年后我们一直看不到，直到去年，终于被发掘出来，并在连州国际摄影节上展出。在所有展出的上万张照片中，这是最让笔者震惊的作品。 连州摄影节后，笔者和一些摄影家聚会。笔者问一个著名的广告摄影家，怎么没有你们的作品参展？这老兄说：我们的作品不值钱！笔者大惊：你们是最赚钱的摄影师了，怎么会不值钱？他说：我们赚钱，但是不值钱。你看看人家的作品，30年代，四川自贡的盐工，肌肉多发达，人家每天有牛肉吃，不是这些作品，咱们哪儿能知道这些历史！他说的这些作品，就是孙明经拍摄的。这就是纪实摄影的巨大历史价值啊！ 这是当时一个县政府的房子，房子前面是县长。摄影家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那么多？县长回答：刘.文.辉主席（四川省主席，刘.文.彩的哥哥）下了令，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些人不是兵。他们是30年代四川德格县的小学生。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好的校舍，身穿学生制服。  雷波县政府，1940年4月摄  1940年2月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金大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在此开办中央工业试验所，理学院师生经常借用此处试验室上课（1938-1946）。  废墟中预制板的钢筋细的像面条  房子和豆腐渣的差距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建设办公大楼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大楼 重庆开县区政府  安徽阜阳花费3000万元建造的政府办公楼  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政府办公大楼  安徽颍泉区委"白宫式"办公楼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大楼  四川成都武侯区检察院"白宫"楼  某村委会办公楼  广东顺德政府办公区  陕西靖边县公安局大楼  宝鸡市政府大楼  重庆市万州天城交通局12名职工7000平方米"欧式"办公楼  | ||
| Posted: 13 May 2009 06:28 PM PDT 2、特定路径下加速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 特定的政策和发展逻辑，特定的发展路径和速度，这些都引发了特定的社会性后果，塑造了今日藏区在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心理上的种种特点。
（1）"扩散"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藏区经济生活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藏区经历了两次明显的现代化变革阶段。不少学者已然注意到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马戎教授在《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变迁》中指出，藏区经济形态的变迁体现了现代化的"扩散模式"——核心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步"扩散"到边缘区域。"扩散"是在中央政府引导和推动下来进行的，无法脱离追求一致性的"大一统"观念和狭隘的汉化发展观。 藏区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建立在对藏区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大破大立"的基础上，完全推倒之前的结构和制度，将"统一"的新体制植入藏区。这个进程服务于新的统治合法性的建立。其次，这一现代化进程的维持和推进一定程度上一直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外来性扶持和支援。第三，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常常无法脱离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逻辑的影响，呈现出"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内在矛盾。 马戎教授等学者对西藏特别是拉萨地区经济结构的研究表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是直接依附于中央财政支持进行的。鉴于藏区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输入"的工业化进程都以失败告终。借助高福利和政府购买，拉萨形成了消费经济。但对于一般的农牧区而言，他们往往面临和中国内地农村一样的困境——现代化进程中薄弱而原始的农牧业的天然弱势。最近二十年（更确切地说是最近十年），藏区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经济活跃程度乃至和汉族地区经济联系的紧密度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变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牧业作为传统产业本身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受制于自然环境这种弱势更加明显。甘南地区为代表的传统农牧区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甘南调研时，甘南自治州仍是全国重点扶贫点。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得甘南藏区相对贫穷，一般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基本停留在温饱线之上。除了投资生产之外， 一般农牧民每年的余钱并不是很多。在夏河调研时，当地的学者告诉我们，除了初级农牧业之外，当地产业体系近乎空白。之前围绕着农牧业的加工工业——比 如毛纺厂、屠宰加工厂等都倒闭了。而作为拉卜楞寺所在地，夏河每年的旅游也只有5月到10月为期半年左右的开放期。受制于特定的产业结构和自然环境，藏区 大多数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以拉萨为核心的发达地区却在中央倾斜性扶持之下获得高福利、重点补贴。从九十年代开始，对当地政府的高额财政支持、大量的基础建设投入以及给予城镇居民的高福利迅速改变了拉萨的面貌，也带动了整个商品经济的繁荣。拉萨固定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北京、上海等发达地 区的水平，远远高于藏区的一般农牧民。作为一个现代都市，拉萨具有标志繁荣的一切。通过访谈，我们感受到，拉萨作为藏区现代都市中心的地位和面貌就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起步，在2000年之后飞速形成的。通过接触之前学者的研究及很多拉萨本地的市民，我们发现，拉萨的城市生活水平、固定居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不亚于任何汉族的发达地区。这和安多地区（以农牧业为主）等核心区域之外的藏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加速现代化或快速市场 化的进程中，藏区和汉族地区，藏区内部的不同区域，以及藏区的城镇和农牧区都出现了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 另外，在中央"西部大开发"和加速藏区发展战略的大政策下，巨大的投资项目和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旅游业的兴旺，外来寻找经济机会的人群不断涌入藏族核心区域聚集。新的经济机会既搅动了藏区内部的人口流动，也吸引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进入藏区的核心区域。以拉萨为代表的经济移民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而政府对这个过程一直实行不干预的政策。
（2）藏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从1959年开始，西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根本上以农牧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改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农牧业的弱势地位越来越明显。农牧业的现代化受制于各种原因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城镇区域的主导产业始终无法建立起来。国家持续的支持和投入却带来大规模的亏损。在藏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现代化路径并不现实，也不合理，缺少成熟的社会基础。中央的大力支持反而使得藏区过度依赖中央政府，演变成 "依赖型经济"模式。甘南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占全年财政收支总额的极少部分（往往是1/10以下），大部分的财政来源是中央拨款。这种情况在西藏自治区同样存在。虽然国家每年大量投入，但这些资金对当地经济的独立发展帮助甚小。由于缺少核心的优势产业，农牧业仍然是初级阶段，而核心区域的商品经济的主要动力又是非藏族群体，整个藏区的现代化进程没有自身的活力，也无法给一般藏族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 国家在大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并没有效惠及藏族的普遍主体。藏民无法快速融入全面现代化进程，真正惠及每个个体的扶持和保护反而缺失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是人脱离传统关系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这既涉及到机会的问题，也涉及到技能的问题。而对藏人而言，目前藏区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首先是机会问题。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改变了普通藏族民众的生活，使大多数藏民获得了好处，那么现在快速的现代化却可能带来的是藏区本身的分化和民众间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特定的现代化进程和政策逻辑以及倾向性扶持造成了一个分裂性后果和相对剥夺感的加剧是需要深思的。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普通藏族民众（特别是经历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藏族民众）对毛泽东都持较高的认同。通过"解放农奴"、彻底打破藏区社会原本的经济社会结构，当时基本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入冲击了传统的藏区社会，惠及藏民个体。不少人回忆毛主席的时代都说那个时候好，很公平。不少当地知识分子承认，自己如今的地位和生活是毛主席和政府培养起来的。 而九十年代之后的藏区发展呈现了一个日益分化和缺少公平的趋势。国家的扶持和各种优惠性帮助都集中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大型基础建设为中心、以服务城镇人口为中心的方面。对占藏区主导的农牧业投入和引导远远不够，对一般农牧民的生产经营关注不够。在甘南夏河县访谈农牧民的时候，不少农牧民告诉我们没有资金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想多养牛羊，受制于草场和资金 限制。想开店但没有本钱。在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道上藏人的店铺并不多，多为回民。而且这些经营者多是经营了十几年，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当问到当地有没有一些扶持性的小额贷款等项目时，他们都说很难获得贷款资金，没有本钱。访谈中发现，不少人是因为在本地缺少发展机会（没有牛羊、土地，或是没有本钱进行其他副业）才考虑出去打工。但一方面束缚于传统农牧业的生产特点、对劳动力的要求，另一方面束缚于语言、技能，他们真正的机会很少。而农牧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增长前景有限。不少出去打工的藏族年轻人或前往城镇"卖酥油"，或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沙石工，还得依靠之前出去的更富经验的同乡介绍。 在采访藏区老师的时候，他们都提到很多受过教育的藏族孩子不愿意也不能再回家干农牧业了。他们通过教育、各种媒介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向往外面的世界，却无法走出去，也无法走进去。不少年轻人往往聚集在一些城镇，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自己得不到的，感受到一种无法参与其中的无力感，也不同程度地体验到被排斥（语言上、机会上）。 在拉萨，随着大规模城市基础建设的推进、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且国家对藏区的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采取了一种完全开放的策略。大量的汉族和回族被吸引进入经营商业、餐饮服务及旅游业。在繁荣的经济中收益最大的是外来人口，是非藏族，而藏族人由于缺少资本、技能等方面的真正扶助日益 被边缘化了。在拉萨，到处都是四川人开的川菜馆。出租车司机以河南、四川、湖南、陕西的外来非藏族为主。旅行社几乎为外地人所有，在旅游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经营方面，八廓街周边的店铺一大半是来自甘南、青海回民所开，而非藏族。很多藏族的手工艺品来自云南，来自浙江，来自尼泊尔。一位西藏大学的艺术史教授告诉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地道纯粹的本地产的手工艺品了，大都是舶来品，很多"伪藏饰"就在拉萨郊区的浙江商人的作坊里生产。 其次是技能和心态问题。在拉萨等更大的现代化城市，要参与大型基础建设以及其带动的城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个体具有必要的技能、资本和教育水平。而这些都是藏族人所缺乏的。我们在甘南的走访调研中发现，即使是80年代前后出生的年轻藏族大多数都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和我们同辈的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汉族地区。即使三五年前，藏区小学的辍学率都高达30%，平均教育水平只有小学而已。（关于教育和藏族年轻人的问题 后有详述。）访谈了不少藏族青年人，他们都说出去找工作不容易。主要的障碍之一是语言，没法用汉语流利交流。在拉萨，会说汉语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很多人不愿意要藏人，因为认为他们比较"懒散"。技能的缺乏，加之在经营观念上有不那么"积极"，他们很难和来自内地或周边的非藏族劳动力竞争。非藏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各个层面上本地经济的主体。藏族在经济上、技能上、适应价值观上都无法与非藏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竞争。 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藏区本身日益分化。起到窗口作用的"现代藏都"拉萨和一般藏区农牧区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基本面貌上的差异日趋增大。为什么如此关注"分裂的藏区"这个问题？因为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藏民对于现代化的很多感受和认识并不是直接来源于汉族地区，而是来自于拉萨比较核心的藏区城 市。在甘南采访的不少普通藏民都说自己去过拉萨，或是去打工、做生意，或是亲戚在拉萨。作为藏民族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中心，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的中心，拉萨带给藏人的冲击对藏民对自身在现代化中的位置的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通过大众媒体，通过外出打工的亲身体验等，藏区和非藏区发展上的差异也被藏人日益体验。 "六七十年代的人，经过文革的人，这一代人他对共产党的信仰是百分百的，包括牧区的人；但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尤其是高中初中毕业的人，出去看过，也了解藏族历史的人其实比较激进。……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好像是一个转折点，藏人出生的多。考不上学，在家游手好闲的人特别多。……他们对外面了解比较多，思想比较积极。他们就想，为什么人家那么发达，为什么我们这么贫困，为什么我们就坐在草原上放牛羊。"（东智研究员访谈）
（3）快速现代化下藏人的恐慌心理和无权感。 一位拉萨出租车司机这样向我们描述03年他第一次来拉萨看到的情景：一位藏人在马路中间的下水道小便。作为一个外来者，出租车司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对 于藏族而言，他们同样面临外来冲击下的尴尬。当自己习惯生活的土地，和自己的传统认同、生活方式、宗教情感息息相关的土地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辨认的"现代化都市"时；当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找不到工作，感到缺少机会的不公平时，体会到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剧烈冲击时，藏人的恐慌和危机感就不难理解。 以 藏族的僧人群体为例。在传统中，僧人是整个藏区社会中最有文化、最有影响力的阶层，是藏族的知识分子阶层，获得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对以宗教性为核心的藏民而言，宗教生活和僧人们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访谈中，几乎所有的藏人都持续着他们的宗教生活，有时间去转经，初一十五上寺庙，在遇到难事的时候请喇嘛念经等。这其中既包括老人，也包括年轻人和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的进程在不断冲击着僧人和藏区的宗教生活。 扎扎研究员（夏河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接受我们采访时曾提到，现在的藏区宗教生活和僧人面临一个很大的转变和冲击——如 何面对世俗化的问题。他认为，年轻的僧人们有一种危机感。这既来源于现代化的生活越多越多渗入藏区社会甚至僧人自身的生活。我们在拜访不少僧人家时发现他们也有DVD，看港台片。不少小僧人晚上跑去上网，QQ聊天。年轻的僧人对外界世界的了解更多，他们办杂志，热爱新事物，积极学习英文。我们就此问过不少藏人对此的看法，大多数藏人持一个宽容的态度，并不认为这本身于纯粹的信仰有所冲突。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到，这其中体现出的年轻和年老的僧人的不同。在采访夏河红教寺仁钦喇嘛时，他说像上网吧这些事师傅不让他们去，会打他们，但也管不住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本身是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何在对现实的关照和信仰的纯粹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这本身是僧人甚至所有藏人都面临的困境。随着现代化价值的越来越渗入，僧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变化的藏区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这 些其实对藏区的未来至关重要。经过文革的冲击之后，现在藏区的宗教文化的传承本身也出现了一个年龄断层，中年僧人的缺少，使得老僧人对年轻僧人的影响力和传承也出现了薄弱。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被一致化了。藏区作为"落后"地区必须追赶"先进"地区，向"现代"看齐。另一方面，藏族人却没有足够的机会和能力来应对。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快速变化的社会图景带来了文化、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的冲突。过去，藏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往往是有限的，但特定的现代化进程一下子打开了藏区，剧烈地冲击一切民族的核心要素——经济生活、权力结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地理人口面貌。汉族主导的、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化，在藏族感到不公平和受损害时，可能更强化藏族的族群认同和对传统的认同，引发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族群间的冲突。 总而言之，要理解3·14事件，要理解藏区的现在，需要关注藏区现代化进程这个核心问题。如果说藏族的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那么藏族和藏区如何走向现代化，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藏区凸显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仅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目前这条现代化道路以及其主导力量和方式所引发的问题。从1989年事件到今年的3·14事件，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结构层面的诱因就是藏区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其核心就是藏人的边缘化及其带来的群体性不满。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59 PM PDT  作者：苏北 近日，有网上消息称曝光临沂市南坊"八星级"政府大楼的张姓网友被当地警察刑讯逼供致死。临沂市人民医院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私下说确有此事，死者被打后曾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抢救，在受害人死亡后，医院所有抢救资料被取走，知情人被谈话封口；"临沂在线"网站转载则琅琊新闻网报道称这一消息并不属实，属于造谣。目前，市民缺乏了解此事真相的渠道。 据实地考察，保安人员称临沂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已搬至南坊"八星级"新政府大楼办公。由于未经国务院批准，此楼以天元商务中心的名义建设，道路交通标牌名称则为"行政中心"。目前，原金雀山路市委、市政府大楼已经摘牌，但因违法建设，加之"八星级"大楼太过豪华超标，临沂市委、市政府不敢公开在南坊新政府大楼挂牌，目前，找遍临沂市区，都没有一块临沂市委、市政府的牌子，临沂市民戏称临沂市处在"无政府"状态。 来自：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328298&r=0&v=0 （本消息未经证实，贴出来是为了锻炼大家分辨真假是非的能力，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谣言乱我民心的丑恶嘴脸。有关该事件的真实报道请关注新华网、人民网、CCTV的最新消息。） | ||
| Posted: 13 May 2009 06:05 PM PDT
相关博文：司马南、余秋雨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在奥威尔那本伟大的《1984》里，老大哥统治的秘诀之一，就是发明了一种"新话"。"新话"的奥妙在于，它不仅把历史删除了，而且把整个话语系统来了一个人为的改造，让那些"旧的"、会让人产生某种联想的、已经词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从人们的大脑里彻底消失掉。
奥威尔的洞悉惊人地准确。在《1984》成书以后的数十年间，地球上有一半的人一度生活于各种各样的"新话"中，以至于当类似于"实事求是"、"市场"、"民主"、"自由"、"人权"、"私有财产"这些"旧词汇"重新被写入文件，或者重新被引入公共话语体系时，甚至成了伟大的改革成就或思想解放的标志。
更具戏剧效果的是，这些旧词汇的复活，常常是以他的反对者奋力反击的形式出现的。就象伊拉克战争的反对者们，点燃了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的论争；又如美军虐囚的批评者们把囚犯的正当人权问题暴露给全世界来思考。
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最新案例是近期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战。司马南和余秋雨对南方某些媒体的猛烈批判把"普世价值"这个典型的"旧词"摆在了世人面前，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则以填词作诗的文学形式为这个争论火上浇油。
不论各路辩者站在论战的哪一方，也不论旁观者如何评价各方，一台大戏就此拉开帷幕，而这出大戏的主题就是"普世价值"。有人说"未经辩论的民意，不是真正的民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出戏能够出演，"普世价值"这个旧词能够重新回到公共话语体系中供人论争，就是一件好事、一种进步。
所以，司马南、余秋雨和王兆山虽然是普世价值的反对者，但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德。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在网民们的努力下，现代汉语文库在继"正龙拍虎"之后，又丰富了两个新鲜的成语："秋雨含泪"、"兆山羡鬼"。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36 PM PDT 广交会的性质 广交会，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简称。适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迄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也即将迎来第106届。广交会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商务部和广东省政府，承办单位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中国对外贸易集团是应广交会而生，刚开始是外经贸部的直属事业单位，后在1979年改制成为企业。2001年，又改制为事业单位，并完成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因此不管从广交会的主办单位还是承办单位的角色来看，广交会都带有严重的"官办色彩"，是政府主导下的交易会。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萧条，今年春季的105届广交会破天荒开放了内地贸易。这或者是本届广交会最大的进步。 广交会的历史 广交会，是民间对官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别称，是"中国第一展"，也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广交会，曾经是作为向资本主义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繁荣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唯一的窗口。为什么选择在广州，这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1757年，乾隆的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了广州之外，关闭厦门、宁波等港口，这就是"一口通商"。从闭关锁国开始到《南京条约》签订的八十多年间，作为清朝政府面向世界的唯一窗口，广州有了成熟的对外贸易土壤，更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拿当今的话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口通商"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延续。只不过清朝时候民间主导交易，而新中国带有官办色彩。从1957年开始，不论是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还是"十年浩劫"之文革，都没有阻挡住计划经济下的新中国不甘示弱的决心；改革开放后，勿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非典"期间，不论是"金融风暴"还是"猪流感"、"禽流感"袭击下，广交会都没有间断过。广交会上展销的产品也从农业社会的半成品到"后工业时代"、"后WTO时代"的高精尖产品。 广州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壁垒 广交会的展位是由商务部指派给省，尔后由省再分配给企业。这种操作模式折射出严重的计划经济指标模式，不仅会导致政府机构裙带企业的中饱私囊，更为抑制"才露尖尖角"的民营经济。出于利益的纠葛，地方政府迟迟也不肯让出这块"肥肉"----广交会主办地点。不仅仅广交会是计划经济，它带来的其他政府管制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比如广州物价局严格管制广交会期间的酒店价格（直到2006年迫于市场的极大压力，物价局取消了这个禁令）。 陈旧的不光是经济体制，更是观念上的。一，广交会的主办机构甚至还将广交会作为重要的外交场所，以"外交无小事"的政治高度指导广交会的运作。当商业碰到政治，促进商业发展的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微妙。二，传统观念里，展会一类的活动都应该由政府主导。而事实上，广东过半以上的展销会都是民营企业在举办；香港的展会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官员到场只是为了服务----现场解释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国外，类似的展会政府无从插手，几乎都是民营机构在操作。三，现实广交会的火爆并不是官方主办带来的，是市场带来的。这两年由于金融危机迫使贸易量下滑。广交会上的出口交易量也下滑，但依然达到了262.3亿美金，虽比去年减少16.9%。数额庞大的交易量和炙手可热的展位，昭示着广交会依然有着广泛的、强烈的市场需求。正是这样的市场需求，掩盖了广交会官办的弊端，让一部分不思改革，伴之也裹住了广交会前进的步伐。现在交易会的每一次改革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市场，而是这个国家体制的"艰难转身"。 后记 广交会从侧面可以窥见政府依然非常痴迷计划经济时代，在可观的利益面前抱团死守不让市场"染指"。这不仅是政府职能和角色没有转变，更是政府与企业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均衡。政府主导广交会的权力应回归社会、民间，应释放到企业。从阿里巴巴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到，只有市场才更懂得资源的合理配置，才可以实现贸易的不断发展。当广交会遇到阿里巴巴，双方都会惊叹：原来贸易可以这样？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30 PM PDT 崔卫平在《体制是一切，体制外什么也不是》一文指出，体制，不仅是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的，而且还是身份垄断、意义垄断的。也就是说，不在体制之内，不接近权力中心，那么你不仅不享有资源，而且还是缺乏身份和缺少意义的。因为你的体制外身份，于是你做事便不被人信任，因而也不拥有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或者说别人有理由不承认你所追求的任何意义。 体制内的人员享受待遇终身制，不仅仅是工资待遇，还包括福利、保健、医疗、交通、住房等多方面待遇。正是这种诱人待遇的驱使，才导致2009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历史性地突破100多万，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为历年来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体制是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人如此物亦然。从去年誉为"国宝"的兽首被法国佳士得拍卖至今，兽首这个话题仍然是国人讨论和哗然的重点。兽首的前世今生不过是被我们新中国推翻的封建清王朝花园里不值得一提的玩物一堆破铜烂铁而已，却被尊奉为"国宝"，很是滑稽可笑。 相反，体制外的老百姓们就没有这等幸运了。老百姓从诞生日起到去世的那天，一切费用基本要靠自己想办法，自己筹集自己解决，没有单位为他们提供完善的保障。所谓社会保障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是强制缴纳，提取还需要层层手续。穷极一生劳作，到头来买不起房子，收入永远赶不上不断上涨的物价。社会待遇不公，从温总理的几次"仗义之举"就可以看出底层百姓的生活：2003年替农民工熊德明讨工资；2006年7月15日帮助洛阳农民解决进城卖西瓜问题；2006年10月到重庆解决了一位10岁的小女孩家中的无衣穿、无饭吃的问题；2009年2月在天津的调研时偶遇白血病患儿出手相助。这些农民百姓固然幸运，但是背后他们岁代表的庞大群体是怎样一番生活景象，可想而知！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现实却颠倒过来了，人民成了最低层的一员。实际上，真正的公民社会无所谓谁轻谁重：生命一律平等，彼此之间只有平等的左右关系。但是在当今社会，人民经常被视为草芥，"官本位"现象横行，甚至连微不足道的兽头都可以凌驾于国民之上，并且待遇高于所有国民。农民工生活、就业等等问题，在兽首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时代不同了，陈旧观念应该抛弃掉。眼下最应该受到关注的是体制外的一众人民，因为人民才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最主要的中坚力量，人民才是改造社会促进发展的最忠实的群体，人民才是最可爱的最值得珍惜的中国脊梁。携起手来，不仅以人权的名义，也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关爱人民，造福人民。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21 PM PDT 我的朋友，前厦门第一电台主持人大英的这句话说得真好： "（5月12日）一点半，我开车出门去午饭，路上一直听收音机，主持人一直在说感恩，说四川人应该感恩，说不抛弃不放弃。我不知道是不是主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四川人感什么恩呢，倒是我们，应该感恩，不管怎样，我们活着。" 逼着人感恩，也算是一种重大胜利吧？ 我救援了你，快感恩！军队都出动了，快感恩！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快感恩！温家宝哭了，快感恩！有胡锦涛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快感恩！灾区重建了，快感恩！——除了哭，那件事不是你应该做的？ 四川人、以及所有中国人，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们雇佣的政府（请参阅宪法）、我们的仆人（请参阅"人民公仆"）、我们的儿子（请参阅邓小平所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什么要对他们一再感恩？以至于不交这种话语税自己就浑身发痒，非常欠揍的样子？ 当然，应该感恩的事情还是有的，感恩你不调查豆腐渣校舍，让孩子们死得放心；感恩你驱逐、恐吓记者，让记者们死心；感恩你威胁、阻拦民间调查行动；感恩你抓捕举报者与调查者；感恩你连温家宝的承诺都不遵守；感恩你一再撒谎…… 感恩你做了一切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44 PM PDT 冉按：就5．12大地震一周年，接受一些中外媒体的采访，其中有的是专访，我会陆续贴上来，让大家交流、批评。今天先贴《东莞时报》记者曹飞跃5月10日给我做的一个专访，网址如下（http://dgtime.timedg.com/html/2009-05/11/content_288818.htm。），大家可以看出所刊文章和这里所贴文章有些区别，这是必然的。虽然网络的自由也不多，但比纸媒的自由度还是要强一点。2009年5月14日8：38分于成都
就大地震周年祭《东莞时报》记者曹飞跃问
东莞时报：5•12地震作为一个事件，对于你来说是过去式，还是仍然是进行时？ 冉云飞：它会成为我生活和心灵上的永远，不会过去，也不仅仅是现在式。看到那么多人伤亡和悲惨的景象，它带给我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超过我以前所受的痛苦的总和。 冉云飞：第一是救助学生，第二是监督政府。传统新闻的自由度是不够的，需要依靠网络、博客来做有效的监督。这样的，救灾物资发放的准确、速度等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有效地防止政府犯错。政府封锁消息比较厉害，我们对它的监督力度还是不够的。我对NGO也很关注，其中一些也得到我微不足道的帮助，虽然他们在运作过程中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他们犯的错比政府所犯的错要少得多。因为政府有权力，可以封锁信息，这两点NGO都做不到，因为没有多少权力，所以NGO犯错的机会较少。 冉云飞：震撼会更大，因为9•11袭击是人为的破坏，5•12地震是天灾，波及人数更广。由于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缺乏民主、公开、透明，有些民众有着颓唐乃至绝望的情绪，这是比较常见的。天灾过后的人祸，带来了很多民众的无力感。不仅仅是民众，连艾未未接受采访，说他都有无力感。你想艾未未是多么彪悍的、对社会公正有所推动的人啊，他都有无力感，何况我们一般民众？说白了，我去灾区这么多次，但我也有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是因为面对大自然，而是因为政府过于强悍，缺乏有效的监督，政府犯的错无法得到有效的纠正，这对老百姓的影响甚至大过天灾。比如说校舍倒塌的问题，政府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两天国务院召开全国校舍隐患大排查，这是为什么？校舍质量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大家见得少吗？在这方面造成的人员伤害，如果不切实道歉与赔偿，政府是没办法让民众原谅的。 冉云飞：对待生命的态度当然是更豁达、乐观，乃至于更加享受了。但是还有很多民众是豁达、乐观、享受不起来的，因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你说民众悲不悲伤，现在报道的多是官员的自杀，其实老百姓也有不少自杀的，只是受关注度太少了。一方面老百姓极度地恐惧，另一方面又受到很大的伤害，政府还堵住他们维权的道路，两边受伤。这是很重的伤害，尤其是后者。 冉云飞：当然很大，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对生命、家庭更加热爱，要过得更有意义。我以前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就关注得很多，通过这个事件，关注得就更多了。 冉云飞：现在没有写，一是没有时间，二是内地没有出版社敢出。就像我的博客为什么要在国内开？我写博客第一就是要在国内，第二就是受众不需要翻墙，我需要考虑我文章的受众。 冉云飞：首先是反思地震监控应急机制，地震预报的透明度，不能怕预报错，而让地震真的发生了，而措手不及。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我宁愿承受预报错了的损失。第二反思政府，政府一定要做到信息公开，物资发放一定要透明，应该张榜，在媒体上完全公布。第三是要建立有效的制度。民主国家不是没有灾难，而是将灾难损害降到最低。这一点很要紧，单是此点我对政府就很不满。 冉云飞：当然没有，整个中国都没有公民社会。但是有公民社会的发芽。我在博客上写到志愿者，他们跟政府的对比，对民众来说就是一种启蒙。他们送去爱心，同时让灾民一起参与重建，而不是让他们享受现成的救助。灾民在参与重建的过程中，也会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和接受他人帮助的温暖。我很在乎达到"By the people"那种民治的效果。 冉云飞：首先要让老百姓正当维权。老百姓不违法，政府不能说他们违法，更不能用违法的方式来惩处他们。比如老百姓说学校质量有问题，政府一定要做调查，图纸、材料、施工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备案，谁来鉴定，专家的名字要公布，专家是否可以接受公众和媒体的质疑，民众有追究校舍倒塌导致学生死亡的权利，政府不能剥夺。这个要是解决不了，对灾区重建和社会稳定始终是一个隐患。 冉云飞：这次四川媒体集体失语，这是四川的耻辱。我原来对四川人很高看，很看得起，但是这次四川人的懦弱、麻木、胆小、无耻，一点都不比其他中国人差，令我非常失望。有外地志愿者来四川，被跟踪、盯梢乃至打骂，这真是可耻的一件事。视学生死难者名单为国家机密，这是非常可笑的。媒体表现太差，对灾难的报道，以及对政府犯错的报道，还是太少。媒体始终应该出现在现场，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多么需要知道被掩盖的真相。回忆表面上是撕裂他们的旧伤口，但回忆也是一种发泄和心理治疗，这在于如何把握度的问题。清明的时候中国有的媒体记者进四川，兴高采烈，德国的《南德意志》报批评中国的媒体没有新闻伦理，对死者不够尊重，我觉得中国媒体要走的路还非常长。
冉云飞：我不是官方的敌人。我们这样的人，是官方和民间社会连接的纽带。你们现在有的媒体写一篇文章，可能不如冉云飞一篇博文的公信力，看我博客的人，可能超过很多市级媒体的读者。想要我不批评政府不行，做错了事，不受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何况政府是纳税人养的，这一点你必须清楚。我批评政府当然给他们带来了困扰，它不习惯。你看我的博客，我从来不删帖，哪怕骂我是傻B、卖国贼我也不删。这是提醒我有反对者和不同意见，让我更讲道理和更有风度。不仅仅政府需要训练，民间也需要训练，你看现在网络上口水仗相当多，很无效，而且很没有风度。我对政府不采取骂的态度，我是有证据的，我的观点你可以批评，甚至有错误，我欢迎政府出来澄清我的哪个观点是错的。凡是人都会犯错，这是基本常识，由人组成的政府，它不会犯错？批评政府是任何公民天然的权利，这不需要谁授权。 冉云飞：中国的灾难教育和其他教育一样，做得很差。很多西方国家，在学校里都有相当良好的安全教育，告知安全是最重要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而非是叫你去救火，去当所谓的英雄。他们的小孩子从都知道避震、逃生等方面的技巧。中国的灾难教育在地震之后没有任何起色，媒体也很少探讨。 冉云飞：四川的一些风景都是地震造成的，美丽的风景背都有大自然的残酷。从长期来说，地震肯定会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但在一两年内，开设这种旅游项目，至少在心态上值得商榷，虽然可能会对当地经济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当然，政府不应该下令去禁止，而应该让民众自主选择，而我们也要告知游客，要带有一颗慈悲的心，要尊重受难者。 冉云飞：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灾区重建，其实这也是关注自己命运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持续追究灾区校舍倒塌问题？只有这样持续的追究，才有现在国务院召开全国校舍质量拉网排查会议。你不给政府以压力，灾难随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离灾区再远的人，一定不要抱着一种旁观的态度，一定要持续关注，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整个中国人是一个整体，制度不改变，谁都会受到伤害。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54 PM PDT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35 PM PDT 网友反映，威廉退尔找到了。 但另一个中国公民李国宏失踪了。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39 PM PDT 元旦前后好片连连。之后就闹饥荒了，直到这一部才算看到一部好片（其实也是年初的片子）。
这部片子原定于2008年10月进行公映，但由于拍摄进度一再拖延，影片无法按时完成拍摄，最终影片只能延期到2009年1月初。 而2008年年底，该片的制作公司亚瑞影业(Yari Film Group)——就是当年凭借《撞车》一炮而红的那个公司——已经申报破产。 我猜自己有一定程度的面盲症，生生分辨不出来这部片子里的演员Vera Farmiga和另外一个我喜欢的女演员Cate Blanchett。 | ||
| Posted: 13 May 2009 05:14 PM PDT 老廖在采访中。 liao yiwu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了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听：http://www.epochtimes.com/gb/9/5/13/n2524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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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3 May 2009 05:00 PM PDT 原作者Tomomi Sasaki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日本厚生劳働省最近推出一项方案，补助失业的日系人（具 他国国籍或居留权的日本侨民）返回母国，但引发争议。日本政府愿每人赞助30万日圆（约3000美元），每多一位家属增加20万日圆，政府将为他们购买机 票，余额则等他们返国后再以美元方式汇至帐户，代价是他们在「一定期间内」，不得再以「日系人」身分入境日本，官员并未说明期限长短，另还有众多原因让民 众对此大加挞伐。 许多日本博客皆以「遣散费」一词描述此事，Harem Journal博客的Kaoru Domoto读到《纽约时报》报导后表示：
Debito Arudou进一步称之为「遣返贿款」：
[…]
Lenzabile赞同滨松市市长的言论，认为这种批评既务实又具说服力，市长认为：「我们要共同思考拟定办法，例如这些人若偿还支援金后，即可再度前来日本」，Lenzabile担心：
地方县市与Hello Work Offices就业中心都为此方案举办说明会，Libertad出席在名古屋的活动：
名古屋的Ja Fui Gata并不满意方案内容，也认为情况令人忧心：
注：关于Ja Fui Gata提到日裔巴西人历史，请回顾全球之声先前报导：Japan, Brazil: A centenary of Japa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Nei Ken iti Schimada居住在静冈县，决定接受政府方案搬回巴西，他觉得政府对外国人的协助很合理：
歧阜县居民Kurati认为，「日本再也不会成为移工天堂」，他表示返乡只是其中一个选项：
本文由全球之声作者Paula Góes协助完成 校对：Soup | ||
| Posted: 13 May 2009 04:56 PM PDT 有读者来信提问：
1. 大一的成绩无所谓了——只要你未来两年的成绩足够好； 加油。祝你好运！ | ||
| Posted: 13 May 2009 04:48 PM PDT 小偷"反腐"案集粹：县政协副主席感谢"偷得及时" 2009年05月13日 15:46 来源：北京晚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5-13/1690380.shtml "廉洁"局长被小偷偷出原形 诸多官员毁在"便衣纪检"手里 小偷爱偷当官的，云南省盈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排家失窃80万现金案就是最近的例子。一个官员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现金？盗窃案迅速告破，为什么当地有关部门和事主本人却表现得那么"低调"？惹得人们浮想联翩。 近几年，一桩桩小偷"廉政监督工作"的大获成功，让群众对小偷的"职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有网友戏称他们是"便衣纪检"。 小偷反腐·新闻
人大主任家被盗80万现金 最近，云南省盈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排正忠因为一起看似普通的盗窃案，成为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焦点。 2008年11月3日，3名小偷潜入排家实施盗窃，排家随即报案。11月10日，3名小偷很快落网。据小偷称，他们从排家共盗得现金80万元。 相比盗窃案本身，受害人的特殊身份和巨额失窃款，更让人们"津津乐道"。一个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家中居然有80万现金！这令民众产生了无限遐想。当地居民更是惊叹：当官的太有钱了！ 对这些巨额现金，排正忠在"沉默"多月后，解释了其来源：其中大部分为家中亲戚做生意的货款和周转资金。但目前看来，这并未消释公众的怀疑。 据报道，目前当地纪委已介入调查。但纪委表示，调查内容属于机密，在调查落实清楚后，会通过相关部门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 小偷反腐·记录 小偷都揪出了哪些腐败官员 群众的"无限遐想"与近几年来小偷"反腐"取得的骄人成绩不无关系。细数几年来有多少贪官落在了小偷手里： "廉洁"局长被小偷偷出原形 "视不义之财为粪土"的原宝鸡市公安局局长范太民，以经常脚穿解放胶鞋、肩背绿帆布挎包的"朴素"形象赢得了"挎包局长"的赞誉。一次，宝鸡市有位个体户得到范的帮助，为表谢意送来一张3万元存折。范当着局监察室主任的面，对来人劈头盖脸严厉批评，而后在存款单上写上"我虽没有钱，但我有人格、有党性……我视不义之财为粪土……"等字样，将存款单当场退还来人。 然而这样一个"廉政"局长却在偷儿那里"露了馅儿"。2001年7月27日晚，一名窃贼在宝鸡市公安局作案时当场被擒。审讯中，窃贼交代说他近3年来在市公安局局长范太民的办公室内行窃多次，共盗走人民币数万元，还有金戒指、金手镯、名牌手表等贵重物品。根据窃贼交代及群众举报的线索，纪检、检察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始对范太民的问题进行调查。 经查，范太民从1995年初至1999年10月任宝鸡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局长期间，先后索贿、受贿15万元。范太民因受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县政协副主席感谢小偷"偷得及时" 贵州省都匀市长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3年3月的一个凌晨，原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计划局局长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顺走，搜走里面的现金后，将裤子扔掉。几天以后，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了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总金额为42.08万元。 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3月13日中午12时，胡方瑜在县政协换届选举中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不到一小时，就被纪检机关"双规"。 后经专案组查实，长顺县计划局在胡方瑜任计划局长期间，公款私存、虚列项目支出、收入不入账、支出不入账、公款送礼、挪用国债扶贫资金给当地部分县领导交手机话费等违规违纪金额累计多达500余万元。胡方瑜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事后在接受采访时，胡方瑜竟向小偷表达了感谢。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如果不是那小偷，多年以后，你见到我的时候，是我就要赴刑场的时候了。看到看守所有些人被押上刑场，自己还活着，这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副局长被偷26万只敢说5万 2000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民政局原副局长易先华家被盗26万余元，但其家人报案时却只称被偷了5万元。2004年，这名偷儿因另案被抓。为争取立功表现，他交代了在易先华家中盗得现金26万余元的事实。 此时，当地有关部门又相继接到群众举报易先华的信件，检察院反贪局决定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立案侦查。一年后，易先华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非法财产94.7万元上缴国库。 此外，河北省秦皇岛市原财政局长姬向午，江苏省徐州市体委原主任王铜山也都"毁"在了偷儿手里。 小偷反腐·外延 法律为啥对贪官更宽容？ 在人们从偷儿和贪官的故事里获得审丑的愉悦时，却很难注意到偷儿的"弱势"。同样是对财产的犯罪，同样是落网，一个盗窃犯和一个贪污犯面临的却是"差别待遇"的罪责。法律对贪污犯显然"宽容"些。 偷与贪：起刑点相差10倍 北京市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按照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这一规定表明，贪污罪的数额起点原则上为5000元。 而构成盗窃罪的情节，有两个法定标准，一个是数额较大，一个是多次盗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较大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各省、市、自治区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总治安情况，在上述幅度内确定一个适当的起点数额。但目前，绝大多数省市都是以500元作为起刑点。 以此比较，贪污罪与盗窃罪的起刑点竟然相差十倍。 偷与贪：量刑有轻重之别 从具体量刑上看，根据《刑法》的规定，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即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即属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而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从对比可以看到，贪污犯和盗窃犯在量刑上显然有轻重之分别。 小偷反腐·疑惑 小偷与贪官为何差别待遇？ 在刘晓原看来，贪污犯罪，不仅侵犯了相关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同时还侵犯了公务人员进行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性质并不轻。而盗窃犯罪，仅仅侵犯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贪污犯罪的主体，是一群特殊人群，主要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其他身份的特定人员)为主，他们都有固定工作和职务。他们一边拿着国家的俸禄，一边利用职务之便，用"侵吞、窃取、骗取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单位、绝大多数是国有单位的财物。 盗窃犯罪的主体，是普通人群，虽然其中某些人有职业和工作，但是大部分仍然属于"低级阶层"人员。有的走上盗窃犯罪，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贪污犯罪的手段是"暗地"里，个别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盗窃犯罪是乘人不注意而下手，两者作案手法非常相似。 可是，为什么对贪污犯的量刑轻，而对盗窃犯的量刑反而重？ "我猜测，是不是贪污犯原来的身份不一般，他们曾经对国家、集体、单位有过'贡献'，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就应当'宽容'些？" "是不是他们只侵犯公有财产(还有少些特定的私有财产)，即使损失大些，'吃亏'也是单位，不会有人要求严惩？" "是不是因为盗窃犯一般是普通阶层人员，盗窃的多是私有财产。个人财产被盗，往往会使人陷入生活困境。因此社会上要求严惩偷盗人的呼声高些，立法部门在制定刑法时就想到了要处罚得重些吧。"刘晓原推测说。 刘晓原表示，希望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在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时，千万别忘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小偷反腐·评论 小偷肃贪 是一种黑色幽默 偷儿为什么爱偷官？除了收获丰厚外，有些人即使被偷了也不敢声张。 所以，小偷与贪官的"黑色幽默"一次又一次上演着。我们不禁感到疑惑：难道偷儿比纪委还厉害？我们同时要问：咱总不能把抓贪官的重担放在小偷的肩膀上吧？ 胡方瑜因偷儿落马，但到头来，他不感谢组织的培养，不感谢纪检部门的挽救，却去感谢一个偷儿，就因为他偷得及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晓原律师评价：从效果上看，偷儿为国家肃清贪官作出了贡献，然而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小偷反腐·法条 盗窃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的规定：盗窃500-2000以上的为数额较大；5000-2万以上的为数额巨大；3-10万以上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383条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刑法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记者张蕾） 附：贪污犯罪起刑点，为何高于盗窃犯罪十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af0ea0100cp49.html | ||
| Posted: 13 May 2009 04:21 PM PDT ---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 艾蓓达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我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原因，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连复印机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善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搞文科的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芸芸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很难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于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中国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所有依然热忱不减。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配，所以中国留学生们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教育更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国未来的人才别个个都是小老头了。当然，美国并非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在美国，自由的含义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闻。相反，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国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惧而跟着形势走。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中国式的读书最适合用来读课本和考科举。书中的每一条都是真理、因为每一条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传下来的读书方法是：读书要以书为主，掌握了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象武侠小说里的真功夫，都在"秘籍"里一般。迷信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之一。我们几千年曾捧着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义；找到了马列主义，便当做救国的真理；后来又去弄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玄学。"现代化"便意味着当官的都要去弄文凭。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被官方奉为学科学的指南，反过来大学里同学们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萨特的理论体系，把它们当作"救国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学"是被当做"真理"来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科学"是被当做"技术"的工具来看的。而"技术"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点成果，甚至是抄袭照搬引进别人的，也要和政治联系上、和民族的尊严联系上。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忠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被叫做"小某"、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在海外当当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利，美国的新闻也更加关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自由"的完全无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责任。 我国司马迁在伟大的《史记》里，为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游侠列传》。反过来看，几千年封建独裁之后，在中国做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解放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直言的人是那么少，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战国时代的刺客更加悲惨；相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迫害他人的人是那么众多。在我，刚上学便开始学写"在马路上拣了五分钱"、"给军属李奶奶挑水"式的日记，写过无数的决心书和誓言，批判过无数一无所知的人和事，背诵过无穷无尽的政治答题。统治者的心态，是即使不能给年轻人洗脑，也是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胆怯的小骗子——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看事实、定量办事的个人，便如刺客一般；按塞万提斯的说法：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会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着打抱不平。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成绩越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蹊径，给教授写决心书式的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联系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着手转校和转专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把系里和恩师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件；其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样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中国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地防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天经地义、受法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资助。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连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风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作为学生来讲，在运动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铺路和堵枪眼，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成作戏，十分追求戏剧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我记得中国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 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为他们一般不太看重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几年以来，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个个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Ｗ－２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Ｗ－２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国人；美国不是讲人权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权，养养我。聪明些的到中国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国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权"的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税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监督下使用。也许分配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独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鬼，但对任何对中国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国""妖魔化中国"等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报导就不行。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家长和恩人。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国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国人为了增加社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国内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种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观察到：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中国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身上最阴暗的一面。其实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 ( 本文为作者艾蓓达博士的个人观点及版权权益，不代表任何机构及组织的立场和知识产权。) | ||
| Posted: 13 May 2009 03:22 PM PDT  该管理办法的核心内容是将盲人医疗按摩纳入了"行医执照"的管辖范围，要求盲人进行医疗推拿按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颁发的行医执照。细察管理办法的内容，人们会发现，一个盲人要端这碗饭并不比登上月球要轻松多少。 | ||
| Posted: 13 May 2009 02:00 PM PDT 没想到这期只有我一人投稿，当上Dr.You，胜之不武的很。以后大家要踊跃啊，这个说话的机会很诱人，既可以表白，又可以催债，可现在既没有跟我有缘的姑娘，也没人欠我钱，为了不浪费机会，我打个广告吧，我的博客http://schuyler.cn，欢迎各位大驾。
自我介绍，我叫孙天齐，确实是真名，就不接受对其含义的提问了。我的家乡是大连，海边出生，海里长大，现在在南京读书，南京的气候让我特别想家。另外啊，我从小吃牡蛎长大的，来南京之后非常痛苦，如果有人能告诉我南京哪里有卖牡蛎，必有重谢。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做一些人工智能的理论科研，主要是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这些方面，简单的说，就是制造图灵测试的那个非人角色。我从八九岁时候被计算机迷住，十多年来一直都是不务正业的典型代表，天可怜见，现在学这个专业，总算是洗清了罪名。不过最近老板屡次指出，写paper的时候大声播放Metallica等重金属音乐，造成学术气氛过于火爆，也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表现。 我的经历呢，小学的时候不喜欢上课，但还不敢逃，基本以请假为主，理由集中在"被猫/狗/兔子咬了"、"头/牙疼"，回家之后，多半时间就看书、做各种小手工、小实验什么的。这期间我学会了一个有用的技能：让温度计指向需要的刻度，这在后来的SARS期间派上了大用场——该时期我的体温始终稳定在40度，长期在家不用去上课。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无法抵挡自学和思考的乐趣了，在逃课的日子里学了一点编程。高一读了两个月，无意中参加计算机奥赛，结果得了一等奖，不用参加高考就能保送大学，于是高中三年又没上课。我觉得啊，我这辈子最有用的两个本事，一个是甩温度计，一个是编程。 我的爱好可能不算少，计算机就不用说了，一天不code不看paper，混身都难受，这辈子想是离不开了，属于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程度。此外，我对自动控制、机器人、无线电这些东西也很喜欢，曾经还利用学校食堂的烟囱偷偷架了一个八米高的天线，后来被强行拆除，悲痛欲绝。对了，我的无线电呼号是BG2TTW，要是有火腿松鼠听到我，别忘应答呀。还有模拟飞行，我现在由于思乡心切，每天都开着波音737从南京飞到大连，据室友反映，我说梦话经常是"前方联系大连塔台腰腰八点五，再见"。这些算是理工类的爱好吧，其它的还有哲学、认知语言学等等，这可能跟我的研究方向有关，AI最根本的难关都是一些哲学问题，我总在想，倘若能够多懂一些哲学，可能我的研究工作就会有很多新的进展。还有一些不怎么搭边儿的爱好，因为高三的时候在古玩店里度过，每天摇着折扇跟各路文人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所以对国学、文物、书法这些东西也很喜欢。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一路上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感谢我读过的有书刊和文章的作者，没有你们，我的世界将没有颜色。 ============================================= Schuyler的答案：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13224.html 获奖通知及评委评议：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13561.html 你也许会喜欢 | ||
| Posted: 13 May 2009 02:07 PM PDT
断断续续读美国宪法差不多快一年了，加上在身边这所著名的法学院图书馆出没了两年，身边也有同学离开经济系进入了法学院，同时受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影响，对美国的法制以及"权利"、"平等"等等概念和分析越来越感兴趣。自然，对美国高等法院里那九位"宪法守护人"也越来越感兴趣。 高法故事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其所判案例的惊心动魄或奇幻诡谲，相反，大多数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案例乍一看来几乎毫不起眼，甚至有些琐碎，但其中涉及的观念和现象却广受争议，深究之下的思辨力度常常让人叹为观止。而高法做为争端的最终仲裁者，同时又是精英味十足的非民选机构，了解他们如何"理威并重"的解决问题，听听其中个人经历性格权力道义逻辑纠结的种种故事，从中理解美国历史和现实的各种重大冲突，实在是件过瘾的事。 大约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很多次原则和现实的平衡和妥协。"妥协"这字眼不好听，带着被动和无奈的意味。其实"妥协"完全可以是积极和主动的。就我有限的思考和经历而言，在行动中"坚持原则"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妥协"，就是"讨价还价"，否则"原则"就只能是抽象的思维，无法化为行动，也就无所谓"坚持"了。 一部美国高法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部"高度灵活的坚持原则"的故事，这里的"原则"，便是宪法。不同的是，我们自己考虑和承担自己平衡和妥协的结果，而高法常常要衡量整个社会所可能承担的后果，所以决策过程常常更为复杂，思考也更广更深。哪怕对不关心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人，了解这些故事，理解"妥协"，理解"代价"，理解"游戏规则"的建立和遵守过程，也是很有益处的。 牛博的一位作者何帆翻译的Jeffery Toobin 2007年出版的畅销书《The Nin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译名《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 上海三联书店，即将出版）就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高法这一机构的运作，其中诸位终身大法官的故事，以及各种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案例判决。我没有读过整个译本，只从作者的博客上读了《序篇：台阶》，译笔流畅。而译者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对文中各种普通读者可能不太理解的地方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译者注"，对阅读理解帮助极大。他博客上也几次谈到了翻译的感受和困难，从中可以看出他在翻译本书上花的心血很大。如果正文的翻译质量和这篇"序篇"一致的话，那我这里要隆重推荐一下。 何帆的博客很有意思，几乎每篇都有漂亮细腻的插图，完全看不出是一位做过警察，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现在在中国高法任职的一名法官。我特别喜欢他博客中讲到自己当年考研时的一个段子： "1999年11月26日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礼堂 索爱群政治冲刺班 头一天，左边坐着小熊，右边是一短发陌生女生。一直在和小熊侃天，短发女生一直冲我们侧目。 第二天，课间休息。和短发女生搭讪："同学，你哪个学校的？" "说了你也不知道。" "哦。那我不问了，社会大学也是大学嘛……" "谁社会大学了，我已经毕业了。你呢，刚大三吧，这么急就来上政治冲刺班了？" "谁大三了！我也毕业了！" "你毕业了？谁相信啊，毕业了还这么多话。" "哦，原来你讽刺我话多。那你做什么工作呢？" "肯定比你这小毛孩子的工作神圣！" "这个小同志，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所谓三百六十五行，行行都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个人觉得自己的工作，也是比较神圣的。" "呵呵，既然大家都觉得自己工作神圣。那明天咱们上课时互相秀一下好不好？" "成啊！" 第三天，我和她同时到课堂，各自套着厚外套。 我脱去大衣，露出警服与三级警司衔。 她放下羽绒服，里面是绿色军装，原来是一名陆军中尉。 大家互相看了看对方肩膀，都乐了。 第二年，她考了四百多分，是那家军校那个专业的第一名。 也不知道，她现在好不好，至少也该是陆军少校了吧。" ===========================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在读书的同时也看相关纪录片的话，这里推荐PBS 2007出品的四张一套的DVD --- 《the supreme court》，共240分钟，内容非常精彩。第一集讲高法创立，马歇尔法官，以及高法"司法复审权"的确立； 第二集从内战一直讲到大萧条，讲高法面对从未见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由此引发的"自由市场"和"劳资关系"的思考；第三集是二战，麦卡锡主义，和民权运动时代； 最后一集叫做"伦奎斯特的革命"，那是上一任首席大法官的故事了，从尼克松上台一直讲到2005年伦奎斯特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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