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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区划分的重要性导致的舞弊案件
- 网络文学之死
- 香港人缺乏安全感？
- 幸福药丸
- 万里黄河溯源行图说（之二）
- 香港人缺乏安全感？
- 2010年12月06日糗事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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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论
- 脏活儿外包的政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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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後集體談判權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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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个国家
| Posted: 06 Dec 2010 01:54 PM PST 11月24日，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丁（特拉维斯县）的一个陪审团裁定，小布什总统时代曾经担任联邦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的汤姆•迪莱（Tom DeLay）洗钱和串谋洗钱罪名成立。迪莱的罪名从何而来呢？ 这个案子始于2005年，迪莱担任联邦众议员已经超过20年。当时轰动一时的阿布拉莫夫违法游说案牵扯到一些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他们的助手，不但迪莱的助手卷入此案，迪莱本人也因为接受免费的苏格兰高球之旅等受到调查。最后联邦司法部虽然没有对迪莱提起诉讼，但是德州检察官却起诉迪莱，理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一笔19万美元的政治捐款拨给德州共和党作为州议会议员竞选经费，涉嫌违反德州选举法。随后特拉维斯县大陪审团于2005年10月对迪莱定罪，迫使迪莱辞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一职，并宣布第二年不参加竞选连任。经过5年的法庭审理，才有了上面所说的陪审团裁决。 我曾经有两篇文章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及其缺陷，其中提到选举舞弊的种类五花八门，那些都是和选举直接有关的违法行为。影响美国选举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选区的划分。选区的划分直接影响选举结果，各派政治力量都希望划分得有利于己方，因此成为美国政治角力的重要战场。我们用一个简化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从联邦选区网站下载的德克萨斯州第二联邦选区地图（http://www.nationalatlas.gov） 美国根据各州人口将435名众议员分给各州，各州议会再将分得的名额在州内按照人口划分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一名联邦众议员。假定德克萨斯州分得3名联邦众议员名额，所以德州有三个联邦众议员选区（事实上是32个名额，32个选区）。又假定德州一共有30万登记选民（事实上德州人口接近2千5百万，登记选民远远超过30万）所以3个选区每个应该有10万选民。再假定德州的选民有18万支持共和党，12万人支持民主党。如果选区的划分使得每个选区内都有6万支持共和党的选民，4万民主党支持者，那么3个众议员名额就可能都落入共和党手中。 如果民主党在德克萨斯州的州议会有很大的发言权，就会反对这样的划分，希望划分得至少使民主党在国会有一名代表，基本上反映民主党在德州的力量。如果反过来，民主党在州议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可能重新划分选区，使得3个选区当中两个的民主党选民都超过5万，另外一个选区几乎完全是共和党的天下，结果民主党就可以赢得两名联邦众议员，共和党反而只能拿到一席。 所以一个党想要在国会里保持力量强大，各个州的选区划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每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笼之后，国会将根据人口分布的变化调整每个州分得的议员名额。有增减的州就一定要根据新的名额重新划分选区。我们如果上网查看联邦众议员选区的地图，就会发现选区的边界可能和当地行政区划不一致，有的交叉得很厉害，原因就在于选区是按照人口而不是行政单位划分的。 德州选举法严格禁止公司对政治选举的候选人直接捐款。而当年迪莱运用他在德州创建的政治组织从一些公司募集了19万美元捐款，捐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机构，这个机构再给7名共和党德州州议员候选人拨去竞选经费，帮助他们当选，赢取州议会的多数，推动重新划分德州的联邦议员选区，从而给国会送去更多的共和党议员，而那笔钱加起来正好是19万美元。当陪审团经过19小时的闭门会议作出上述有罪裁决之后，特拉维斯县地区检察官罗斯玛丽۰莱伯格（Rosemary Lehmberg）认为这是德州人民发出的声音，希望他们的公仆保持诚实和遵守道德操守。她说： "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德州传统上倾向于偏保守的共和党，尽管奥斯丁地区的自由派较有影响力，但是这个裁决仍然出乎迪莱及其辩护团队的意外。有人认为这两年兴起的"茶党"运动对这个案子的裁决具有影响。尽管所谓"茶党"的基本群众是偏右翼的共和党人，但是他们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而美国公众普遍对政治中的金钱作用非常反感。 迪莱的辩护律师认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迪莱的做法在华盛顿是很普通的一件事，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从全国各地得到捐款，其中有公司的也有个人的，你怎么判断转给德州议员候选人的那19万美元不是其他个人的捐款呢？而且这种做法又不是今天才有，美国还有21个州也有类似于德州的法律，禁止公司进行政治性的捐款。而各党派的国家级组织多年来常常给地方候选人补贴竞选经费，怎么分得清楚那笔钱是个人捐款还是公司捐款呢？他们还有一个论点，就是今年年初最高法院裁决一项联邦竞选经费的案子时，认定公司和个人一样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因此有权像个人一样给政治候选人捐款。 但是特拉维斯县地区检察官包括首席检察官加里۰科布，以及陪审团领班卡瑟琳۰斯托茨却不买账。他们认为不管在华盛顿的政客们把这种流弊看得多么稀松平常，德州的老百姓认为本州的法律就是法律，跟政治无关，也跟首都华盛顿无关。既然迪莱承认事前知道有这笔19万美元的公司捐款，也知道他起主导作用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要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的19万美元转给7个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候选人，而他却没有制止，就是违反了德州的选举法律。 预定本月20日将要由法官宣判迪莱的刑期。迪莱罪名当中洗钱的刑期为5年到99年或无期，串谋洗钱则为两年到20年。但是不少人认为法官可能因为案情而给于缓刑。迪莱的辩护律师则表明将要提起上诉，还迪莱一个清白，而且相信他们上诉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后记：就在上个星期四，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现年42岁的克里斯托佛۰瓦德（Christopher J. Ward）入狱37个月，罪名是他在担任多个共和党委员会的司库时，包括担任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司库的2003到2008年期间，贪污各地选民捐献的竞选经费84万4千美元，用在加入乡村俱乐部的会费、房屋装修费以及私立学校学费等。瓦德已经偿还了81万美元赃款，包括出售住房所得30万美元。瓦德有三个5到12岁的孩子，妻子已经和他离婚，他自己目前身无一文。法官判决他出狱后每个月需偿还150美元，还要交纳赃款的税赋以及负担孩子的赡养费。事有机缘，迪莱的案子正好发生在瓦德担任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司库期间。 相关博文： |
| Posted: 06 Dec 2010 08:33 AM PST  作者：王馨语 | 评论(0) | 标签:网络文学, 网络, 互联网, 文学, 诗歌, 口头文化, 印刷, 出版, 载体, 媒介 一部还说的过去的悬疑片中，杀人凶手可能是一个最不可能是凶手的人，比如一个被杀孩子的母亲，一个报案妻子遇害的丈夫，不看到最后还真猜不出来。 我这里不兜圈子：网络文学死了，凶手就是网络。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网络为什么会杀害自己的文学呢，换句话说，网络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呢？容我先说一下本案中各部分的历史，然后再向你们报告案发经过。 早 在印刷术普及以前，我们的文学形式叫诗，其实那并不能算是文学，而更像是音乐。在缺乏记载手段的当时，这些诗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这些诗中运气好的后来 被纪录，运气不好的就随着最后一个吟唱者的嗓音消失了。口头文化才能造就韵，诗如果不被读出声来，它就是死的，而且口头文化要求内容需要短小，否则难以记 忆和传递，诗的特点就由以口头为媒介的时代勾勒了出来，诗也同口语组成了稳定和睦的一对。 一个新技术出现后，它最初做的事都是模仿以前的技术。比如互联网的初级阶段，门户网站模仿报纸，聊天室模仿会场大厅，OICQ模仿有线电话（都是用号码），网络文学模仿纸媒（书），等等。 因为篇幅关系，我在这里省略掉一部分，将造纸和印刷放到一起，而实际上它们之间还有漫长的历史，也创造了特有的文学和艺术形式，比如说造纸发展了书法艺术，但印刷首先模仿书法（印刷手写体），而随后又杀了书法（印刷体），但是我们先不考虑。 纸 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成本逐渐降低的过程，这种成本降低直接导致了各种文学形式中文字的增多。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用深入研究就能 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字越来越多了。这是新媒介（纸）对老媒介（口头）在量上的突破，人脑无法记忆，但是纸可以。当然，这个新媒介还是不会跳出上面提 到的惯例，在最初的时候还是用来记录原来口头文化中的内容。 由于诗的传递最初靠嘴和耳朵，所以韵就十分重要，但是到了纸上，内容的传递变成了手和眼睛，声音的重要性就自然减弱，而声音对文学形式的限制显然不会比长度对文学形式的限制要少，一旦声音放开了缰绳，文学就像野马一样冲了出去。又长，又乱，又抽象。 印刷的普及更是确定了这样的发展方向，尤其是为了配合印刷，将连体的字变成活字，将卷轴的纸变成装订的纸，几百页的小说成为了可能。老样子，印刷最早还是模仿老技术，印刷手写体。 从 口头到纸到印刷，这是一个字数增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最初的报纸中的内容也相对长。后来有了电报，信息量突增，原来都是纸多内容少，到了电 报时代，内容多到写不下，这样，从报纸开始，文字数量第一次开始减少，而题目开始增加。同时出现的专栏，因为信息量大，且有持续性。但是书籍并没有受到太 大影响。此外，电报贴近口头，传递的都是一个短消息，外加电报费用稍贵，所以其内容更加趋近于短小，而由电报发展起来的新闻业则继承了这种短小。 所 以，今天的报纸题目多，每个题目的内容相对少。报纸杂志内容简单短小还有一个作为革命宣传工具的因素，比如在"华盖集"中，鲁迅就在同友人的通信中多次提 到了这种内容的短小，并深支持之，那个时代报纸杂志的出版量已经相当大了，如果不简单，普通民众，即革命力量看不懂，内容太长，革命力量又看不完，而且记 不住，无法向无法看报纸杂志的家人，朋友宣传。革命时期为什么出现口号，传单，标语，还有今天的广告词都是一样的逻辑。 装订印刷书籍的量 也在降低，400页，500页的书越来越少，超过1000页的都是各种字典，全集了，但是早些时候，大容量的书籍是特别多的。原因在于，出版物越来越多， 外加盗版横行，作者收入降低，出版社单部书籍收入降低，作者无法饿着肚子写太长，出版社也不能看着同行出版了10本而自己才弄出来一本。在内容上，贴近实 际，时事的一次性书籍越来越多，保存价值越来越少，再版的可能性为零，既然书是一次性的书，那么写的时候又何必照名垂青史那般写呢，多写几本更加有利。 回到我们的网络文学，不管作家协会的官僚们如何不承认它，如何蔑视它，它都是出现过，存在过，火过的一种形式，原因是： －内容上：网络文学与印刷文学在内容上不同，前者中悬疑，神秘，古代，情爱 … 的内容比较多，而这些内容往往都是最难出版的。 －形式上：网络文学与出版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前者更加白话，当年保守派也不承认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作品为文学，可是今天我们把它奉为经典，可见各个时代都有保守派，官僚们也总是缺少前瞻的眼光，或者他们是不想看太远吧。 －载体上：将口语的诗歌作为文学根本的人会厌恶印刷，印刷成为主要载体后，印刷文学的看门人们也自然不喜欢网络，但是，口头，纸面和网络都是载体，再有好恶也无法否定这个事实。 －作者：网络文学的红杏跳过墙头钻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是只要会作诗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后来出版界做了限制，只有少数人才能出版，网络文学打破了这种限制，也可以算是一种反古，因为打头儿上看，确实是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公布，而不是要由第三方决定。 能 在这四个层面上分别都有突破的文学形式是很少的，整个中国文学史大致只能分成两个阶段：诗，非诗，也可以说成是非纸，纸。至于非诗中的小说，散文，杂文等 乱七八糟的文体则最多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突破。能有占全4种突破的网络文学完全可以成为继诗，非诗后的第三大文学阶段，但是可惜，它死了。 它 的死并不离奇。跟其他媒介一样，网络最初也是在模仿老媒介，而在书的领域，网络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模仿阶段，我们先看看第一个。90年代的时候，互联网兴 起，今天我们把那个时候叫做Web1.0，意思是那时侯的网络多为静态，只是超链接连起来的一些个死页面，这已经不错。想像一下，全中国有多少有文笔有思 想的人写完了作品无法出版，我想肯定要比幸运地获得了出版机会的人还要多吧。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借助网络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因为我相信，爱写的人不为钱， 而为人看。可是，发表是发表了，发表的东西可都原本是给印刷这个媒介准备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还幻想着能借着网络引起出版社的注意，以便进入出版界，因 而那时侯的网络文学同印刷媒介上的文学只有载体上的区别，那么就没有抛弃纸媒介文学的那个特点－－长。网络高速发展，许多人甚至在网络上获得了成功，从网 络进入出版界的通道也被打开，一部分人继续通过网络发表给纸媒的作品，在这当中，出现了一部分有新想法的人，他们压根就看不上纸媒，从一开始就把眼光瞄准 了网络，准备永远做网络写手，这些人抛弃了对纸媒的考虑，放开了手脚，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做出了突破，因为他们既然不在乎纸媒如何评价他们，那么他们自然 可以大胆地写不符合纸媒口味的东西。可是，可惜的是（可惜那时侯我还小，否则会通知他们一声，呵呵），他们抛弃了一切，就是没有抛弃长度 … … Web2.0 来了，他们傻了，可能还有不少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或者还在苦苦撑着。2.0标志着互动，信息来源的剧增，就像当初报纸杂志数量剧增时没有人看书 一样，网络信息量剧增，没有人再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网络上看长篇小说，那么多的新闻，评论，分析等着人们去看，看都看不完，再加上信息时代的口号，"什 么走在资讯最前端"，了解时事成了必要。网络文学没有提前在长度上做文章，去突破短小文体，以至于博客出现之后，搞网络文学的人只能干瞪眼，反而那些在各 行各业有专业技能和话语权的人占据了这个新平台，而不是文学。因而有了今天互联网上文学世界内容太长无人看，而博客世界热闹，但文学性不足的情况。拿新近 的微博来说，网络文学连博客这班车都没赶上，微博自然就更加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从新浪微博排名上看到一点苗头，在名人的垄断中间，出现了一些专门发布 名言，俗语的微博，其中涉及到文学的内容也相当多，它们的排名说明了有相当大的读者正在等着网络文学能够复生，在短小的题材上做出突破。比如说韩寒的博 客，我想，在所有浏览者当中，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并非对时事感兴趣，而是专门去看"网络式杂文"的。 网络对老媒介的第二阶段模仿对网络 文学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纸媒没有死，它随着时间调节了长度，这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对于读者来说，出版社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质量保证，认为能够获得出版机会 的人一定错不了，错也不会很离谱，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宁愿花钱，买好的，而网络文学却始终没有找到"钱途"，也就没有这种评估机制。但是，任何媒介，它 除了是载体外，还是技术。口头是载体，口头也是技术，你作的诗念给我，我就可以记下来再念给别人，这是技术，同样，印刷也是技术，你出版的书，我也可以再 印出来卖给别人，网络也是如此，除了让没有出版机会的人发布自己的作品外，它还是数字化技术，还能让人将纸媒中的内容数字化发布出来。这样，对于读者们来 说，看盗版的扫描书，既不用花钱，又获得了质量保证，何苦还读网络文学呢？ 反正，网络文学就是这么死了，你别说它没死，因为它确实死了， 既然有盗版书，那么人们即便是愿意看长的作品也会看经过出版社的东西，而网络写手没有办法，就只有在内容上将自己定位在出版界涉及不到的领域内，写农村没 人看，写都市没人看，写爱情没人看，那么就写性爱好了… … 我不清楚网络文学是否还能复生，我希望它能，因为前面说了，找到了正确的路的网络文学将会对文学做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技 术上讲，我对网络文学的复生并不乐观，一个小说就是一个秘密，作者将秘密编织出来，读者去将秘密识破。WikiLeaks，记者，历史家都是揭秘者，这些 人是要让已有的秘密显露出来，而作者更惨，他们需要从头到尾制造一个秘密。就像我上个帖子中说的，今天的互联网，Web2.0将重心放在传播，它创造了无 数个传播工具，但是给上述揭秘人的工具十分少，而给创造秘密的作者们的工具，除了Word，还有什么呢？ 不过，悲观之余，也并非没有一丝 希望，我们且可在网络文学中分解出两层含义：一是发表流传于网络上的文学；而二，就是以网络为主题的文学。前者死了，后者却有可能兴。暂时忘记第一种网络 文学，以第二种网络文学作为突破，将网络作为背景，先发展出一大批新时期的小说，这个过程也许可以给第一种网络文学一线生机。在一个媒介学者看来，将载体 作为研究和文学的中心是必要的，也是多少有些空想的。好理解的一个原因是从事文学的人向来于技术十分迟钝，要写出好的第二类网络文学，首先对作者的要求就 是从哲学层面上看透网络，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要求，目前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当中，这样的人真是九牛一毛；纯技术的人更加不行，首先他不见得有文笔，另外他对 网络的掌握是技术层面而非哲学层面的；那么，让媒介学者来写小说？呵呵，我不觉得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最好的方式还是让文学工作者贴近媒介，研究媒介。这种 贴近的难度和意义是并存的：那就是人往往忽视手中的工具，而倾向于精神，思想，能力等，但是一旦对自己的工具了如指掌，这些人就会通过这样的精通获得强几 倍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知道，作家很少为纸笔做文章，导演很少为摄像机拍片子，摄影师很少为照相机拍特写，领导很少质疑权力等等。可是想一下，在哲学层面 上，一个对纸和印刷了如指掌的作者会获得什么样的力量－－列宁；对摄像机了如指掌的导演或演员呢－－卓别林；对差不多多有现存媒介有深入了解的人呢－－弗 洛伊德 … … 要是领导们都懂得质疑权力呢？那简直是梦了吧！ ＝＝＝＝＝＝＝＝＝＝＝＝＝＝＝＝＝＝＝＝＝＝＝＝＝＝＝＝＝＝＝＝＝＝＝＝ 王馨语私人博客：http://yourongnaida.com/wangxinyu/ 王馨语语言教学博客：http://yourongnaida.com/wxylanguage/ 王馨语E声望博客：http://yourongnaida.com/ereputation/ 王馨语1510文章分类：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00025484f84138b ＝＝＝＝＝＝＝＝＝＝＝＝＝＝＝＝＝＝＝＝＝＝＝＝＝＝＝＝＝＝＝＝＝＝＝＝ 王馨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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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8:18 AM PST 作者：莫乃光 | 评论(0) | 标签:香港, 安全感, 个人资料, 网络安全, 生物辨识, Unisys 香港人缺乏安全感？ 香港人对网络和个人安全的感觉和態度是怎样的，从最近 Unisys公司公布的「保安指数」研究，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今年八月，Unisys访问了八百九十八位介於十八至六十四岁的香港包括国家（或地区）、个人和互联网的安全的看法。从结果看来，整体而言，香港人的安全感较两年前弱，尤其对互联网和国家（地区）安全，下降幅度颇为显著。 根据此调查： - 八成一受访者「非常」或「极为担忧」其个人资料被不当地使用； - 八成受访者「非常」或「极为担忧」他人取得其信用卡资料； - 七成受访者「非常」或「极为担忧」香港爆发另一次疫症。 相比之下，香港市民不太担心的是什么？「只有」三成七受访者「非常」或「极为担忧」香港会受到战爭或恐怖活动侵袭；在电脑和互联网方面，亦「只有」三成九受访者「非常」或「极为担忧」电脑保安（包括病毒和垃圾电邮等问题），以及四成六受访者「非常」或「极为担忧」网上购物和电子银行服务的安全，较五成八人担心个人安全和五成九人担心个人財政状况还少。 身体而不力行？ 从这些结果简单推论，可以拢统地说，香港人担心关心个人私隱，但却不在意互联网和电脑保安。Unisys的研究也同时发现： - 只有两成四受访者在其流动通讯装置（如手机）设立或经常更改密码；从来不用密码的，却多达四成八； - 只有两成八受访者经常更改其网上服务的密码；从来不更改密码的，却多达四成二； - 只有一成八受访者，会阅读为他们提供商业服务的机构的私隱条款，从来不看的多达四成二 - 就算是老生常谈的「更新电脑上的保安和杀毒软件」，也只有三成四受访者经常这样做，而竟然有三成八受访者表示从来不会如此！ 这份简单的问卷显示香港人对私隱和资料失窃非常敏感，但他们不关心电脑和网络保安，连「坐言起行」保护自己也没有！。资讯科技业、政府和传媒过去並非没有探討电脑和网络保安，也並非没有教育和呼吁市民注意电脑和网络保安，但效果似乎有限，我们是否要想想，如何才能令用户、企业和市民都明白，安全的环境需要从每一位用户的参与和合作开始。 的確，香港市民可能在过去受到传媒大量报导的影响，非常，甚至过分紧张个人资料。例如，这项调查也询问香港和其它国家如澳、纽对使用生物辨识技术的看法，结果显示经常使用「e道」出入境香港市民，被问到是否愿意接受以生物辩识方法作为他们使用其它服务时的辨认身份的方法时，都较澳、纽的受访者保守：一般而言，同意的香港人比澳、纽受访者少一至两成，而分別最大的，莫过於以生物辨识技术报税：六成五澳洲人接受，但在香港，只有三成七受访者接受。究竟香港人是过份担心，还是理解到其实这些服务未必需要用到这样「高度保安」的系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举例来说，在香港，网上报税的使用率一直不高，究竟问题在哪里？是用户担心网络安全，还是有別有理由？ 容易受惊的香港人？ 调查亦发现，香港市民最愿意把他们的生物辨识资料交给提供医疗服务的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包括医院管理局和卫生署，接受的受访者有七成三；相比之下，愿意把这些资料交给税务局和银行的，就少得多了，分別只有四成一和三成四。医管局不是在两年前多次「遗失」了病人的个人资料吗？笔者相信，医管局在事件后的相关改革，至少显示其愿意积极面对这问题，是值得其他机构借镜的；加上医管局作为公营机构，和市民对医疗专业的诚信较有信心，所以这个结果亦是合理的。 从调查结果看来，香港人较其它国家／地区的人民缺乏安全感。举例来说，虽然香港市民普遍相信香港是个相对地安全的地方，但竟然有多达五成八受访者「非常」或「极为担心」其在未来六个月內的个人人身安全，在十一个国家／地区中排行第二，仅次於出名治安极差的巴西！香港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是过度忧虑？ 一份调查可以令人反思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私隱和安全与方便程度不能两者兼得，如何平衡？市民重视的问题，却未必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甚至市民表示最担忧的范畴，却又没有「坐言起行」保护自己。而资讯科技业者和政府在政策思维上，以至整体社会层面上需要关注的，除了是改善网络安全、增加市民对电子平台的信心等技术层面问题，更要思考怎样令香港人对自己的环境更有安全感，才更有信心接受新的事物。 莫乃光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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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8:11 AM PST 最近，关于GHP（国民幸福总值）的讨论骤然多了起来。前些日子看到报道称，江苏江阴、河南平顶山，这两地将"幸福指数"列入政绩考核中，让老百姓打分，如果得分比较低的话，那么官员乌纱帽有可能戴不稳。 在如此寒冷的冬日里，我当然很欢迎这样的新闻，多少令人感到些许温暖。因为在国际评比中，中国人的"人均幸福值"和人均GDP一样，都是位居末尾的。 温家宝总理在年初元旦致辞中说，"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10月份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前所未有地没有提出GDP增速的量化要求，而是提出"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要求。 这些表述似乎意味着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将社会评价体系的重心转移到人民的满意度上来。但是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上周日去东边参加了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举办的"国民幸福论坛"，现场嘉宾高谈阔论，各抒己见。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老先生退休后，一直关注中国人的"幸福"程度。他坦言，中国乃至世界对幸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过去改革30年的核心理念是追求财富最大化，未来改革核心理念应该追求幸福最大化。 来自澳大利亚的黄有光教授是个老顽童，当天在现场笑声不断，令人充分领略了他饱满的幸福感。不过这个老顽童提出的一个正经建议却遭致徐景安的强烈反对，他说中国政府应该制造一种药丸，刺激人大脑里面的快乐神经，这样人人就都幸福了。 "幸福药丸"在陈冠中的《盛世》中也有描述，不知他们俩是谁抄谁的。在这本小说里面，主人公最后发现见过的中国人之所以都满面春风，一个个嗨嗨的，原来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不知不觉中吸食了政府暗中投放在各种饮料食品中的、可以使人感到幸福的药。 去重庆挂职的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则认为，重庆的十大民生工程，包括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教育环境竞争力居全国第一，农民工入城制度，政府资助微型企业等，让老百姓的幸福感有较大提升。不过他举例提到的干部"三进三同"却遭到主持人袁岳的质疑和调侃：等薄书记走后，一阵风吹过了，到时已经习惯干部进村聊天的群众可咋办？ 再回到开头的报道上去，我是将信将疑的，不太敢确定会有实效。让老百姓打分如同让老百姓投票一样，关键是能否真正体现老百姓的心声，而不是"被打分"。要保证这一点，就得让老百姓拥有决定官员命运的权力。 但在"绝不派"当权的中国，比较来比较去还是黄有光老先生的"幸福药丸"比较靠谱啊！ 章文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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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8:04 AM PST  作者：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黄河溯源行, 考察, 西北 《黄河图说》发了"之一"，十多天来停着没动。Blogbus服务器意外故障，导致页面上的图片只见叉子（坏图），故而停下。今天见图片逐步恢复了，因此赶来发图。 此行黄河万里之行，历时三个半月，出发前就有打算：以视频为主要，图为辅，文字不断。后来做起视频来每每要花一个晚上才可以完成一个，还要写字，图就越来越少了。以至一路的记录也不知哪个改用录像拍好呢，还是哪个该用图片才好。2007年单车走西北五省用了73天，写了140篇文字，发了不计其数的图片；去年单车由湖北襄樊至重庆亦是日日有字一或两篇，图也不少，还做了视频，后来返京时在西安一旅馆过夜，电脑被饮水机漏水浸泡，资料损失大半，将我那次的主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重庆全面复辟"资料丧失殆尽，至今想起痛心不已；今次单车走黄河七省花了110天，之前用了一年时间学习视频制作，发誓用影像更加逼真地记录中国，因此发布频率显然减少。 图片是我回到城市以后才开始整理，目前我在上海休息，闲时看看图，亦是感慨不浅，就随手抽取几帧贴出来人人都看，算作纪念吧。 今天是之二，请看…… 一大堆图在这里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87257525.html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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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10:21 AM PST |
| Posted: 05 Dec 2010 08:00 AM PST 本日没有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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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9:26 AM PST 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之前三名投票地区分布http://survey.news.sina.com.cn/result/52302.html?f=1 （很显然，协调工作没做好，有些同志干的太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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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9:12 AM PST 我想不显山不露水的想你，不喜不悲，不忧不惧。 北方的雪早已经落在黄河边了，江南那些银杏树的叶子，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古筝里铿锵的铁骑，从岁月深处冲出来，那些多情的儿郎们啊，可曾听到离人们凄婉的洞箫？ 前世的缘分挪到今生，今生是你，来生还是你！
小远2010年12月7日星期二 1:09阴 |
| Posted: 06 Dec 2010 08:59 AM PST 有一次我和小花讨论：为什么成功的人总是容易成功，做什么事都能成，衰的人总是很衰，干什么都很倒霉。我仔细思考了一番，套用时下流行的句式，总结出成功的方法论，分为三点：1、有信心，相信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2、有智慧能够找到这个方法。3、有天赋和耐心去实践方法。举三个我和小花的例子。 1、有信心，相信存在方法 2008年我和小花一起去参加趁台湾交换生考试，结果我考上了，小花差一分没考上，哭得稀里哗啦。我对她说：没关系，我一定能找到方法让你跟我一起去。小花不信，依旧哭得稀里哗啦。我说：没关系，我一定能找到方法让你跟我一起去。我上网google了一番，发现我们想去的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与小花未来在复旦的导师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我让小花给他们各发了一份邮件，表达她真挚感人的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单纯美好愿望。不久就收到回信，两位老师都表示支持。我遂打印了两位导师的邮件，越过保安大哥教务处大妈等重重阻碍，与小花一起踏进了学校某领导的办公室。西装笔挺的中年领导在听完了我和小花的精彩陈述后，点点头，觉得很有说服力，说：那你们就一起去吧。 2、有智慧找到方法 有一次小花把心爱的手机弄丢了。手机不贵，但是丢了联系人挺麻烦。于是我和小花冥思苦想，有什么办法挽回损失。我想了一会，说："营业厅也许能查到通话记录，我们去看看你手机丢了之后有没有人拿你的手机打电话，如果打了电话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小花一听，甚以为妙。我们一路冲到营业厅，发现果然有打印通话记录的服务。我一通按键拨通第一个号码，听筒里传来一个新疆口音小姑娘的声音。我没好气地问她："今天**点**分谁给你打了电话？"我连说了几遍，她似乎都没听懂。最后终于听懂了，说："哥哥打的。"接下来我再问任何问题她就无论如何再也听不懂了……然后我和小花想想这家人也怪可怜的，哥哥偷了手机第一个就兴冲冲地给妹妹打电话，这么没经验估计也是初犯……于是就在心里默默地原谅他们了。 3、有天赋和耐心实践方法 小花有一阵常说："我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了。"又过了几天，她说："我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跟不跟你好呢？"我看她那样似乎真的挺想得诺贝尔奖，于是就给她支招："诺贝尔文学奖只要有正规大学的文学教授提名就行了，你跟那么多老师关系好，肯定能获得提名。"小花一听，很高兴，开始考虑找哪个老师提她的名。我又说："诺贝尔奖一般只颁发给写长篇小说的，你现在擅长的是写杂文，你要先尝试一下写小说才行。"小花一听觉得有道理，开始构思一部融合了历史战争宗教武侠身世爱情和乱伦的小说。写了好几章，颇有意思，只可惜没能坚持下去——看来还不是真的想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信文，2010年12月 |
| Posted: 06 Dec 2010 07:53 AM PST 太原血拆案的细节近日曝光后，真让人大开眼界。原来拆迁队是受政府之雇佣，以5000元一户的价格，向孟家的房子发起了夜半总攻。设若受害一方不是复旦大学博士，这个案子很可能在暗无天日的角落被遗忘。现在报道出来，我们知道，当地政府不直接出面组织人手拆迁，而是雇佣保安，等出了事情，直接拿保安出来顶罪就行。 这样的生意可真安全哪。拆迁这事儿，要是干好了，那是拉动地方GDP、推动城市化的功臣。要是干不好，那就是不听上级部署、擅自破坏社会和谐。通常来说，居功的是地方政府，顶罪的是这些小公司。总之，要千方百计不顾一切保证政府永远正确。 这样的事例所在皆有，不独太原。即以上海大火而言，出来顶罪的是临时工。央视大火最初也是宣布临时工放的烟花，后来查经济账，才抓了几个带头的，也没有负起来"直接责任"。直接责任往往是一线那些干活儿的人来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些地方政府真正是"负责任地"不负责任。 媒体也惊呼，为什么那么多事情都是临时工在干？在改革开放早期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对过去体制的指责是"权责不分"，也就是权利和责任不明晰。改革了这么多年，依然如此，甚至更有甚之。面对权利是大包大揽能多则多，面对责任则是能躲则躲。一句话，我们的政府，见荣誉就上，见责任就让。在揽权上积极作为甚至乱作为，在责任上积极不作为。这种行事逻辑如今越来越明显。 整个公务系统看上去，似乎从来没有出过岔子，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纯洁与和谐。郑州一个月内发生四次城管打人事件，追究下去，原来都是临时工干的。那么请问正式工在哪里？他们难道只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吗？我不能想象临时工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敢对普通市民狠下重手。 这些"临时工"由谁招聘而来？至少也要负一个"荐人不察"之责吧？然而，很遗憾，通常我们看到的是，处理临时工，召开发布会，媒体淡化处理。然后大家慢慢就忘掉了。这已经成为有关部门推卸责任的一个常态工作流程。如果我们以最近几年的重大新闻事件做对比，能够发现这种流程已经非常标准化常态化，足以申请ISO认证了。 这种政府管治模式好比一个工程的多次外包，然后发包人拿差价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包，只针对脏活儿累活儿容易出事儿的活儿，比如拆迁，比如城市管理。要是"钱多人傻"的那种好活儿，肯定舍不得外包。老爷们上班时间可以去洗浴中心讨论工作，而临时工则不畏风吹雨淋在一线跟普通群众过不去。 诿过于临时工，不仅助长了权力部门弄权滥权的气焰，还助长了他们对抗舆论监督的底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军功章全摆在自个儿家里，法院传票来了，直接送给临时工。有所为有所不为，旱涝保收，吃喝不愁。这样的工作，难怪大家要挤破头去参加公考。至于临时工，没有关系，反正敝国过不下去的人很多，再招聘就是了。 至于被当作替罪羊的民工兄弟，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伟大的人。他们吃着最差的饭菜，住在最烂的工棚，抽着最便宜的饱含重金属的劣质香烟，挤着全世界最不堪忍受的绿皮车厢，还经常拿不到属于他们的工资。等出了问题，他们被义无反顾地推上承担责任的一线。我们只能希望，以后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少，让尸位素餐者真正负起他们的责任。 （原刊搜狐评论2010年12月1日） 贾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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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7:47 AM PST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次在上海崇明岛看到生态农业园区，还以为上海要建成中国第一个生态都市。他认为崇明如果代表全新的发展模式，将是中国的机遇。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判断不那么准确。我一直觉得，这位享有盛名的专栏作家，其实很难在走马观花的参观中，真正了解上海，以及中国。他在书中对于中国的赞美，也很难经得起推敲。 黄浦江边的摩天大厦与曲折迂回的老弄堂，其实是两个上海。世博园旁边的卢浦大桥将浦东与浦西相连，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上海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结。一边是十里洋场的缠绵旧梦，一边是全球大都市及金融中心的崭新轮廓。世博会，则无疑是这种世纪新梦的开场白。炫目而庞大的园区建筑，向每一个来客明白无误地昭示，这是一个新的上海。 回溯上海之历史，须远溯至北宋时期之青龙镇。这个令米芾和梅尧臣为之倾倒的繁华小镇，当年樯桅林立，系最早之贸易港口。然而吴淞江在12世纪的南摆，使得海船无法上溯行至青龙镇，只能就近泊于上海镇（今黄浦区小东门），遂开始上海之城建史。19世纪初，大运河衰落，北贡之粮船改行海路，遂成就近世之上海。 在此后的100多年里，上海渐成为东方世界最为西化的城市。现在我们知道，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与租界有相当之关系。上世纪30年代长期驻沪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曾著有《上海时代》一书（我特别喜欢这个书名），他眼中的上海，是个提前步入现代的中国都市。他说，在公共租界里，至少在表面已实行着现代的都市行政方式，数百万中国人受其荫泽。 40年代收回租界权之后，西式的现代行政思维依然影响着主政者，也让这座城市形成中国最为典型最为发达的市民社会。人们严守人我之界，理性适应外部环境，恪守着大家公认的生活原则。后来经过建政后的数次冲击，但今天仍可隐约感觉到此种城市性格。这已是上海最为重要的文化因子，潜移默化着新旧移民，在过去纷乱的红色工业年代里，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根基。 某种角度说，上海近20年的高速发展，其目的是再次构建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组成模式。姑且不论其效果如何，但至少在表面上，这个城市完成了一次现代化转型。以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金融中心建设为旨归，上海试图让外界忘记她作为租界的荣耀与屈辱，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抛弃十里洋场的旧梦，开启一个新的上海时代。或许主政者认为，开埠170年以来，今日才是上海最为荣耀的时刻。 此背景下之世博会，亦被赋予别样意义。探究世博会本源，乃是展示人类文明之大成，以促成世界文明共同之进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工业化之进程中，晚于世界多年。吾人时常言之，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到底为何？即以上海言之，170年来之发展，毋宁说是对西方之简单模仿，无甚独辟蹊径之处。至若整个中国，亦是如此。世博会之最大作用，乃是使得我们反观自身之文明成果。 不言而喻，华美的袍子之下，肯定有出人意料之处。自园区试运营以来，已发现若干亟待注意之事。只不过，这些会被认为是细枝末节，更大的目标则是会期之安全及形象之保全。这种目的较之世博会之精神，已现其凿枘之处。本届世博会象征以"人"字为主体，或可说明一二。人，才是城市的主体，而不是光鲜亮丽的建筑，或者传媒铺天盖地的谀赞。失去对人的关怀，必然偏离文明之正轨。 我们应该反思此种偏差之成因。中国百年强国之梦，在本世纪初以所谓中国模式表面达成，奥运会和世博会均为这种外在宣示的注脚。以西方的市场经验完成崛起，却又以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文明维系之，其内在冲突当难以避免。所以，这个时代既堪称伟大却又使人不堪其重负。 这个时代的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可以简单搭建，甚至自信心亦可藉着膨胀而满足，而社会的现代化及市民社会的再次构建，却显得有些杳然无踪。唯其如此，大幕开启之后，我们或许该回头重温上海滩的那一段旧梦，那里面早已写满当年的答案。上海的世纪新梦，必将摒弃某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模式，而脱胎于上一个上海时代。 （原刊小康杂志2010年5月号） 贾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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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7:44 AM PST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两个编辑上个周末来京约稿，约了中午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在他们买完单剔着牙的时候，我拿出地主的姿态，问他们下午可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二人居然异口同声地说：万圣书园，这倒出乎我的意料。通常对外地游客来说，下午的时光逛逛五坛八庙，晚上去南锣鼓巷喝酒谈天，才是标准流程。既然想去书店，显见还是读书人。这倒简单了。 那天下午的北京城照例堵得不可开交，在出租车里扯淡扯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在书店边上的醒客咖啡找了座位坐下。他们二位立刻冲到店里，像狗见了家一样。我掏出随身携带的书，叫了杯咖啡。过了不久，这二位每人拎着一大捆过来，好像遇到商场的打折特卖。我笑说，你们在北京这样买书，显得贵沪多没文化似的。这些书，在季风肯定也有啊。他们说，来万圣是抱着朝圣的心态，不买不行。 也许对于外地读者来说，来一趟万圣真的会有朝圣的感觉。对于我这样隔三岔五就泡在万圣的人而言，这样舒适的下午实在是平常不过。一杯咖啡，一本书，一坐一个下午，惬意而充实，不觉得时间的流过。周围的人要么在低头看书，要么在窃窃私语，你要是对着窗口发呆，都会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晚饭前他们想拜见万圣的老板刘苏里，说是仰慕了多年。我去打听了一下，刘老板头天晚上跟人喝茶，被弄伤了腰，去医院了。他们非常遗憾地抱着书离开了。刘苏里是万圣的创始人，早年还有个女当家的叫甘琦，后来成为北岛的夫人。这个故事在圈子内经常被人提及。早年万圣门口的"万圣荐书"，即出自甘琦之手。 我第一次去万圣是2000年。当时我在南京读书，来北京玩，借住在北大校园。晚上瞎晃悠，偶然在城府街撞见这家小书店，一时不能自已，买了一大堆。等来京工作后，万圣已迁至蓝旗营，店面扩大数倍。一到周末或者无聊之时，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万圣逛逛吧，已经是生活习惯了。这样的人在北京绝不是少数。 醒客咖啡，如今跟万圣已经不可分割。琳琅满目的书固然是宝贝，但没有醒客咖啡的幽暗灯光，便逊色不少。里面的一间屋子，经常会有一些学者来座谈，或是作者来发布新书。这种附加产品，别的书店断断不会有。而且经常会在书店里遇见熟人，彼此对视一笑，各自分头在架子上找书。有时候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抬头道歉时，赫然发现，那个人可能是秦晖或者梁文道。 很明显，万圣的书是刘老板亲自挑选的。这位法学硕士的眼光替读者省了不少事情。这么说吧，假如你闭上眼睛从架子上任意抽几本书下来，肯定不会有上当的感觉。而且你会强烈的感觉到刘苏里在做的是赔钱的买卖，因为曲高和寡的书实在太多。这里的书基本上营养丰富却又很不易读，不动一番脑子，恐怕是不成的。这就是万圣的魅力。 我以前一直在琢磨"万圣"的意思是什么，莫非是说这些书的著者是圣人，万圣咸集于此？后来又有朋友说，刘老板的生日在万圣节，故名。不论如何，那个蓝色的小鬼头，在西方称为"灵鬼"，本就是智慧的象征。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万圣大门上有个繁体的"讀"字，各个部分用不同颜色，这个字就是"言士买"。这倒真的中西合璧了。 刘老板入院那天，有朋友在微博上说，读书人受过万圣和苏里的好，不计其数。他希望大家在微博上都"吱一声"。万圣嘉惠士林，这是有口皆碑的事情。万圣的书，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鼓励读者冲破思想禁区的书。万圣的下午茶，之所以会让你觉得舒适，就是因为在那个下午，你在这里，会获得某种自由。 （原刊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31日） 贾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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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7:44 AM PST 作者：贾葭 | 评论(1) | 标签:亚运会, 广州, 北京 我记得是北京亚运会开幕那天，家里的看了五六年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才换成了彩色的，地产的黄河牌，黑黝黝的一个方疙瘩。邻居家的小孩子乐得屁颠屁颠，跑过来兴高采烈地围观，大人则搓着手微笑地站在旁边，仿佛为国为民办了一件大事。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鸡爪子、卤猪头之类的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也被搬上了饭桌，好像每家每户都要招待那些来自亚洲其他地方的贵客。 我们小孩子甚至还面向北方——假装可以看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集体唱了一遍国歌。大院里的十来个孩子都被感动了。一个家伙还戴了一顶写有"天安门留念"的旅游帽，参加我们的仪式。大家对他肃然起敬，仿佛他是亚运会派驻本大院的使者。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一回事：亚运这事儿很牛B，别的国家都搞不定，我们搞定了。一个比我们大一点儿的家伙还给大家上课：你们看，美帝和苏修那么强大，他们一次也没办过亚运会！ 彼时我们都没去过北京，此前对北京的印象就三个：天安门、长城、总书记。这三样东西只有咱们有。此刻又增加了亚运会。有人甚至还问说，亚运会是不是在天安门广场开。因为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啊。我们凭着自己对北京的印象，生生在开幕式前拼凑出一个北京亚运的形象。 那时候北京的情况如何，大家不得而知，电视里只能看到人山人海红旗飘飘的会场。至于市区的管制、市民的反应，通通都算后台。后来看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才知道北京人民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马林生依靠耍赖从儿子马锐手上赢走了门票，却被会场门口的警察无情地拦下来，甚至还怀疑他的票来路不正。这个忧伤的中年男人最终在电视上只看了一半的开幕式。 有一段描写令人难忘："越往前走警察越密集，几乎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程度，甚至出现了正规军士兵和民兵组成的警戒线。从路旁停放的大批警车和军车五花八门的牌照看，几乎所有对公共秩序负有维持职责的部门都出动了。"十八年后我在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终于亲身体会了这段描写，感觉全中国的警察都在这里了。 我们那天在电视上看到同龄人在工人体育场翻背景板，激动不已。那应该是全中国的三好学生吧。大人还教训我们，你看看人家孩子，给世界人民表演！后来才得知，我们看了三个小时，其实那些孩子举了九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据说有个闹肚子的孩子一边隔着裤子拉稀一边举着背景板，用最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最不该出现的屎尿，荣立一等功，纵横五排以内的同学，则顽强战胜了自己的鼻子，荣立集体三等功，以最臭的方式换来了最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直到去年，才有网友把这个集体翻背景板的行为总结为"人肉液晶屏"，极为形象。现在背景板不需要小孩子来翻了，有电子屏幕，算是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之一。不过有的国家依然喜欢用数万人来翻背景板，因为这样才有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个背景板，是我对北京亚运最深刻的印象，一直延续至今。今年广州亚运没有用这样的背景板，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现在北京还有个地方叫亚运村，就是当年集中力量盖的对外招待的房子，亚运结束后成为极为高档的住宅小区。当年告诉别人住在亚运村，会引来艳羡的目光，好像办成了移民。二十年过去，如今亚运村是交通最拥堵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早就不是什么象征性地标。因为新的地标建筑在它正北两公里，奥运村。 （原刊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14日） 贾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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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7:42 AM PST 最近几天，北京的天气颇不安分。秋高气爽的美好时光已然不再，遮天蔽日的浮尘随着西北风再次袭来。每次看到这样的天空，立即想起白居易《长恨歌》里的两句诗：黄尘散漫风萧索，旌旗无光日色薄。真赞叹古人能把汉语用得这么好。北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总是令人梦回唐朝最颓废的时代。 前几天，《新京报》做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报道：有个白领花了一年时间，用照相机记录北京的蓝天。她在各个不同的位置拍摄天空，近景还有老人、孩子、路牌等等。说实话，照片拍得不算太好，但其价值在于，这是对于真相的记载。这么多年来，记忆中的蓝天实在不算多。每年这个时候总有人出来宣布，今年的蓝天计划已经提前完成，北京市民今年享受到了N个蓝天。 这种表述，在蓝天匮乏的当下看来，有鼓舞人心兼评功摆好的双重效果。在农业时代，天是蓝的，水是清的，人们对蓝天的多少没有特别迫切的需要，相反倒是经常有求雨的举动。现在蓝天是个稀罕物件儿，几天不见，就万分想念。以至于发明"蓝天数字"这样的标准，每见到一个蓝天，好似天公开眼只差没有敲锣打鼓庆祝一番，仿佛在古代求到了雨。 当然也有人说蓝天减少是现代化的直接后果。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来，治理环境虽然费神费力，但持之以恒，也能有些效果。中国当然不甘也不能落后，甚至以节能减排之名拉闸限电。就拿北京来说，首钢迁出去了，八宝山焚化炉迁出去了，北化迁出去了，媒体上也经常强调环保的各种丰功伟绩，至少在信息表达层面，环境似乎比南极还好。 每年年底，北京蓝天数字像脱线的风筝一样节节上升，从心理感觉上说，似乎蓝天确实增加了。普通民众平时顾不得去统计这些，数蓝天这个活儿不比数绿豆，24小时才数一个数字，一般人没这份耐心，因此大家也很难说得清楚，宣布的蓝天天数跟实际享受的天数是否一致。凡事就怕认真二字，一旦有人认真了，另一些人就坐不住了。这两个白领拍摄到的蓝天数字比官方少105天。 这个数字当然很触目惊心。假如你有幸在白天乘飞机且在伟大首都降落，在飞机刺云后，能够看到北京上空悬了一张黄色的、厚实的、温暖的大饼。是的，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大饼。你看过电影《第九区》的话，就会明白原来编剧的想象力都来自现实生活，那个大饼像个大飞碟，偶尔还会左右飘移。假如有摄影师愿意在热气球上拍摄这个胜景，是可以拿摄影大奖的。 在我看来，这个大饼稍微左偏或者右偏一点，那就是北京的蓝天。假如外地人看到湛蓝的天空下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放风筝，那一定是20年前的照片。首先，如果不是PS的话，天根本不会这么蓝。其次，广场上早就不让放风筝了。假如你在广场上遇到卖风筝的，一定是身份可疑的人员。这种蓝天，在香格里拉或者日喀则或许很常见，但在北京，恭喜，你简直可以去买彩票了。 蓝天数字已经是个很虚幻的想象。这位卢为薇小姐拍出的照片显示，全年蓝天只有49%。也就是说，首都这片天空，已经被这张黄色大饼绝对控股了。蓝天是相对的，大饼是绝对的。蓝天是弱势的，大饼是强势的。蓝天是口头宣布的，大饼是切身体会的。 再说一句，即便天是蓝的，也不代表空气质量就是好的。含有不明细菌的微尘，我们根本看不见。某国驻华大使馆每天公布一个空气质量报告，天天都警告说，unhealthy，跟手机接到的报告相去甚远。每次我都暗示自己：介，是个阴谋。 （原刊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1日） 贾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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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7:41 AM PST 我的一个邻居，前一阵子上街，车胎被人戳了，挡风玻璃上还贴了一张纸条：开日本车等于叛国！我劝他想开些，日系车虽然省油，却是要冒一些风险的。后来他换了一辆美国牌子的轿车，说年轻人从不抵制美货。我说当然，要是抵制美货，先把电脑格了大家用算盘好了。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大家似乎处于一种又恨又爱的感觉。小时候，美帝国主义的形象是极其邪恶的，牛奶遍地饿殍遍野。九八年克林顿访华，北大有个叫马楠的女生，站出来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她不像是在提问，倒像是在演讲）。后来她嫁到美国去，育有一子，做了美国人的妈，永远离开了"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的中国。 老实说，这类期盼成为美国人的中国人为数不少。比如《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片子里，虽然剧中的北京人在那边混得差，但基本还是认定，纽约的一半有天堂的特征。所谓的美国梦就是说，个体只要通过不懈努力就必然会获得更好生活的一种理想。美国梦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华裔部长就好几个，诺奖获得者也好几个。 过去的年代里，一个典型的中国梦是，乡村的到县城混，县城的到省城混，省城的到北京混。北京人呢，只能去外国混。电影《不见不散》里的葛优，一个标准的北京胡同串子，在美国开辆货车都能那么如鱼得水，没有城管没有工商，想停哪里就停哪里。中国人在美国发财的例子，传得妇孺皆知，连精神病患者都想赚美国股民的钱。 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能变成美国人？单身的同志们还有指望，男娶女嫁，就可以脱胎换骨。但是已婚人士呢？中国人民向来不畏艰辛，福建的集装箱就不说了，那是非法途径。单是合法的就有好多现成的。比如赴美生子，号称资金回报率大于抢银行。咱做不了美国人，总可以做美国人的爹或者爷爷，只要孩子拿到绿卡，父母就可以排着等，过了五六年总能批下来。问题是这个办法费时较长，孩子的公民权要18岁才能确立。 所以目下短平快的方式是投资移民，中介的说法是，百万元之内，基本就能办下来。照北京目前这个物价和房价，百万富翁基本就是穷鬼的另一种说法。晚上在北京的四环里，只要随便看见一个亮灯的窗户，价值就不低于百万。按照当下北京的商品房均价，四环里一百平米的房子，至少值350万元以上。 假如铁了心去拥抱美帝国主义，北京市民卖了房子随随便便都能在美国办投资移民。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在北京四环内拥有房产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假如有这么一笔钱，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这个空气已经crazy bad、开车时速不到15公里的城市买价高质次的房子。再说了，推土机轰隆隆开过来，春哥和神仙都躲不开。要不是美国移民局控制人数，恐怕西海岸都快独立了吧。 如今一个典型的中国梦是：上大学、考公务员、赚钱、移民；上大学、当白领、赚钱、移民。上大学、当工程师、赚钱、移民。北京人民就更方便了：卖房，移民。反正北京在中央，底下总有从山西或者浙江来接盘的。以前总以为定居国外的总是那些苦口婆心劝我们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现在，拜高房价之赐，北京人民也有机会享受洁净空气与靠谱的子女教育。生是中国的人，死是美国的死人，不含糊。 （原刊南方都市报2010年12月5日） 贾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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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6 Dec 2010 08:22 AM PST  十三年前，即回歸前，立法局通過工人擁有集體談判權。數日後，政權易手，臨時立法會立即廢除。十三年後的今日，職工盟爭取到最低工資後，喊出了爭取集體談判權，這亦是今年工盟二十週年的主要爭取目標。 昨天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爭加薪大遊行」，共有約三百人參加，隊伍由油麻地前往尖沙咀，再乘小輪至中環到政府總部。職工盟要求加薪最少7%，並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讓工人不必再與資方單打獨鬥。除職工盟和街工兩個傳統泛民工會外，社民連亦有成員參與昨天遊行。而除了學聯外，社會主義行動和左翼廿一這兩個近年成立、同樣以年輕人為骨幹的組織亦有支持這次遊行。 爭取工人加薪 分享經濟成果 2010年是香港大豐收的一年，地產業、航空業及飲食業財團均獲得巨額盈利。個別企業如新世界錄得比去年接近三倍的盈利；而曾經威脅因最低工資立法發出盈警的大家樂集團也有5.1億元盈利，增幅有16%之多。因此職工盟爭取今年加薪7%，讓工人分享經濟成果。 另外，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8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 ，食品項目更上升3.3%；而早前社聯的研究顯示香港的貧窮人口暴增至123萬，最低收入住戶入息中位數也由9,800元大幅下跌至9,000元。可見市民並沒有受惠於經濟增長，加薪更見合理。 遊行路線設計欠妥 爭取主題表達含糊
這次遊行由油麻地榕樹頭出發，隊伍沿彌敦道前進，但到達佐敦道交界時卻向右轉，再進入廣東道。這條路線應該是職工盟與警方商討後的結果，但廣東道兩旁路人稀少，而中港城至碼頭的一段亦更是遊客區，令是次遊行的注目度大幅降低。 遊行隊伍由數位身穿魔鬼裝束、諷刺特首和大財團互相勾結的工盟成員帶領，這是回應近日沸沸揚揚的魔鬼論吧。大會到達政府總部時，高喊要求加薪7%的口號，讓人有這是向大財團爭取加薪的錯覺。雖然職工盟亦有舉起爭取集體談判權的標語，但對於遊行主題卻欠缺清晰的論述。 集體談判權是爭取勞工權益關鍵 雖然香港工人要求加薪是合情合理，但香港工會缺少了最關鍵的集體談判權，所以一直以來工人其實只是單打獨鬥，無力與資方討價還價。 集體談判權其實是工人爭取合理權益的關鍵，它賦予工人授權產生談判代表，資方必須承認其地位，讓雙方在談判桌上就各種勞工權益及聘用條款等細節進行磋商。 延伸閱讀：陳昭偉，左翼廿一成員，《淺談集體談判權》 |
| Posted: 06 Dec 2010 08:33 AM PST 今夜，我总想跋山涉水去找你，跨越万水千山，或者，我一口气就把三千里江山给走过了。 三千年前的你，在那边；三千年后的你，还在那边，隔着两个三千年的距离，我们相遇了——一抬腿，我在这里，你在那里。
小远2010年12月7日星期二 0:21旅途阴 |
| Posted: 06 Dec 2010 07:52 AM PST  2010年4月，拍摄于拉萨宗角鲁康。 唯色："送太阳"或"尼玛介" 差不多有这么整整一代人，可能还要多一些，属于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差不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天翻地覆的这五十年紧紧相连的，且随着一年年的推移，形成了一个类似寄生物的群体。这应该交给学者来研究，必定是很有意思的课题。若要简单地回顾，可以说，在历经无数次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深处的政治运动之后，又历经时而复兴、时而被压制的宗教信仰之后，再历经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变化之后，以及穿插其间的类似2008年遍及藏地的所谓"暴乱"之后，他们渐渐老去；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毕生已被一张大网牢牢罩住以致动弹不得，除了少数人属于壮志未酬、犹自不甘，大部分人随波逐流，过着俗称"送太阳"的日子。 "送太阳"即打发时间的意思，应该是退休干部们创造的流行词，虽是汉语，却带有很重的藏式口音。也有人直接用藏语来表达：尼玛介。 气功 曾几何时，拉萨也和中国内地一样风靡各种气功，中功香功最普及，法轮功来得晚，参加者不多。当时颇章布达拉（藏语，布达拉宫）左侧的空地上，每天清晨都有一大群练气功的退休干部。自治区社科院内也云集气功爱好者。藏人汉人都有，而且藏人居多，但这样的藏人几乎都是退休干部。至于普通藏人如农民牧民居民等等，根本不会去练什么气功，他们有的是自己的宗教，比气功更重要。 我的亲戚中，就有好几位长辈不是中功高手就是香功骨干。我姨姨声称可以给病人发中功，抓走身上的病气，这叫"神仙一把抓"；泽仁叔叔和央京阿姨天天准时练香功，随着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响起，其中一个功法叫什么风摆荷花，可以把双手甩得眼花缭乱；连我母亲也一度每晚准时面向河南省那个方向，伸出双手接田大师（香功创始人田瑞生）遥传的功力，却并无什么神效。有年夏天，好像是1995年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田大师委派他的儿子专程来拉萨有偿授功，门票多少钱一张我忘了，加上带功磁带、带功课本、带功挂历等若干，价格也是不菲的。广大藏汉退休干部及其子女孙辈以及少数好奇的居民挤满了娘热路的体育馆，许多人还抱着一箱箱矿泉水，说是可以变成信息水。我也在场，纯属看热闹的那种，所以没能获得田二大师的摄受，不像馆内数千人挥舞着一张白纸狂热地大喊看见什么花了，又闻见什么香味了，甚至还有一个哑巴当场开口说话，状如文革期间的聋哑人被解放军扎了几针之后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不过我没听到那个哑巴喊的是什么，呜呜了两声就被雷鸣般的掌声给淹没了。 我劝母亲，放着自己那么好的宗教不去亲近，反而去跟风似的练什么气功，太可笑。母亲照搬别人的说法应付我，说练气功可以让身体健康不得病。这固然有道理，可是就藏地而言，普通藏人当中本来就少有得精神病的，少有得老年痴呆症的，连更年期综合症也鲜见（但听说在退休干部当中，倒是比例居多）。据说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者还专门来拉萨琢磨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跟特殊的地理气候以及饮食结构有关，但门孜康（藏语，藏医院）的恩吉啦（藏语，藏医）却不这么认为，而是归结于信仰藏传佛教的缘故。 转经 到了1999年，江泽民下令打压法轮功，拉萨的各种气功也很快烟消云散了。无所事事的退休干部们，不少人开始围着孜廓、囊廓、帕廓、林廓（拉萨城内的四条转经路）转经。为了有别于普通百姓，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退休干部，穿上藏装之外还要戴上薄薄的尼龙手套和色彩缤纷的太阳镜，背个双肩包或挎个坤包，显得很是时尚，不像转经倒像逛街；无论男女，鲜有人手持大中小号转经筒边走边转，那都属于土里土气的舍郭（藏语，居民）型巴（藏语，农民）和卓巴（藏语，牧民）的行头，而优越感十足的退休干部，过去是奈且巴（藏语，干部），如今是感匀（藏语，退休干部），这是万万混淆不得的。 还有一些退休干部则在罗布林卡路的老干部活动中心扭秧歌，跳扇子舞，用毕生去不掉的藏语口音不是依依呀呀地唱"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就是尖声尖气地唱"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祖国的温暖送到边疆"，其舞姿是那种改造过的藏式舞蹈，扭捏的幅度之大，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或者聚集在被重建得犹如内地公园山寨版的宗角鲁康（汉语称龙王潭），伴着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喜洋洋》之类的中国民乐或《红梅赞》之类的革命歌曲，又是舞剑又是打太极拳，幽默的拉萨平民把那些舞剑的退休嬷啦（藏语，老太太）一概叫做"嬷巴当"（藏语，拿剑的老太太），还表示理解地说，退休波啦（藏语，老大爷）不甘寂寞，不是找四川小姐就是勾引保姆，被抛弃的退休嬷啦只好化身为"嬷巴当"，拿起剑来保护自己。 不过近些年，退休干部不准转经、不准朝佛的命令，一次次地，严惩不贷地颁布下来了，有不听从者或反应迟钝者，果然被取消了退休工资的传说不胫而走，这是相当严重的威胁，意味着沦为平头百姓，意味着要看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脸色过日子，那还不如听党的话合算，于是转经路上又鲜见其身影了。拉萨人总爱挂在嘴边的一句新民谚比喻得很是贴切，说有份公职就像自己家养了一头奶牛，天天可以挤奶喝，哪怕退休了也还是可以挤奶喝。可要知道，养这样一头奶牛并不容易，因为它不是听你话给你奶喝的真奶牛，而是得你听它话它才给你奶喝的假奶牛，不是你养它，而是它养你，你喝的每一滴奶都要付出灵魂的代价。 其实许多退休干部早已没什么真的信仰了，即便想信佛，也很难信得进去，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佛教徒，连最基础的六字真言都念不好，连最平常的磕头顶礼也做不像，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至少十年甚至更多年，佛教是被当作落后的封建残余需要被"大扫除"的，而当年的他们几乎全都是斗志昂扬的红卫兵、造反派或积极分子，头脑早已被各种各样的革命道理给冲洗得空空如也。现如今，他们彼此之间，在前些年是"功友"，气功的功；现在则是"麻友"，麻将的麻。他们像是一群变异的物种，不同于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底层百姓，相互之间是成佛路上的"确绰"（藏语，教友）。 麻将 麻将的盛行与拉萨的局势是分不开的。2008年3月之后，退休干部们更是热衷于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打麻将。只闻麻将声声，从不谈国事。甚至"3•14"那天还聚在活动中心等处打麻将，急坏了各自的儿女们，都快把手机打爆了，才冒着抗议者的尖啸和催泪弹的硝烟，如梦初醒般地逃回家中。可是随后的日子里复又继续麻将不怠，外面腥风血雨，似乎与己无关。听一位长辈说，一次麻将打到很晚，有人说不打了不打了要回家看新闻联播，就有人随口应道："没什么看头，全是假话"，顿时，一屋子的麻将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那人，吓得他一脸惨白。 当然痴迷于麻将的不止是退休干部，从城市到乡村，早就蔚然成风了。家里打，单位打，茶园打，饭馆打，各种聚会打，到处都在打。清一色，一条龙，杠上开花，海底捞月，全是成都麻将术语。赌资从数十到数百甚至更多不等。经常盛传着因为沉迷于麻将导致家破人亡的故事，什么饥饿的看家犬把婴孩吃得只剩骨头，什么盗贼趁家中无人将退休房（泛指独家独院）席卷一空，非但没有减弱打麻将的势头反倒更为刺激兴头，甚至为了避免高手做手脚，已经开始普及"机麻"了。何谓"机麻"？就是非人工洗牌的麻将机，上千元一台，当然也是属于来自四川等地的"援藏"物质。 眼看着我们的习俗渐渐变成了打麻将，我曾经写过："为什么，人家回族人就不那么爱打麻将？而挨着回族人居住的藏人却像患了传染病一样，一个个再也离不开麻将桌？一个藏人，不会说汉语却会说所有麻将牌的名字，在今天已经普遍。一个藏人会说汉语但更会说麻将桌上的顺口溜，在今天同样很普遍。不用别的，只用一副麻将就可以把藏人的魂迷住。再多一瓶啤酒的话，就可以把藏人的魂夺走。" 前些年，因在中国内地许多城市专门建立了西藏中学，每年都会有许多初中毕业的藏人孩子远赴加拿（藏语，汉地）去上学，随之兴起的是名曰"欢送"的聚会，又称"送八月"，专指八月间欢送外出上学的孩子，这已然形成当今拉萨的新习俗，相应而生的是开辟了诸多摆满麻将专用桌椅并提供酒水饮食一条龙服务的广大场地。邀请者众，既有自家亲友，还有邻居同事，兼及其他诸多社会关系。而被邀请的人，须得带上哈达、红包赶赴聚会，不去不行，不送钱更不行，去了送钱了不打麻将还是不行，以至于每逢八月，不计其数的拉萨人几乎天天都在忙碌着"送八月"，其中自然以久经沙场、身手不凡的退休干部居多。啊八月，那是一个客套的、沉溺的、移风易俗的季节。 批判 "3•14"之后，拉萨掀起了深入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高潮（此为文革句式，套用之），退休干部们也不例外，必须参加，有些人成了最积极的主力军。于是乎，他们就像是重又回到了当年的政治运动之中，把那种怒不可遏地揭发与批判、痛哭流涕地忆苦和思甜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基本上无人出于真心，只是为求保住也被纳入体制内的儿女，每个月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退休金更是弃之不得的紧箍咒。 一旦这样的时候，往往可以显著地发觉，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了某种烙印，之难以消除，犹如依附于业力。当然，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实际上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的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地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来鹦鹉学舌时，原本丰富之极的汉语竟会一下子变得枯竭、乏味，反而将那些烙印显露无遗。与过去不同的是，如此拙劣的表演除了出现在报纸上，还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上，让他们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应该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一个文革时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退休干部，在电视上用发音古怪的汉语，进行了一番痛心疾首地斥责达赖喇嘛的自问自答："他，给我们建了医院吗？米（没）有！他，给我们建了学校吗？米（没）有！他，给我们修了公路吗？米（没）有！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几、座、破、庙！"这场演讲反响很大，一时间，街头巷尾都骂开了：什么？破庙？每年那么多其结（藏语，外国人）、加米（藏语，汉人）跑到拉萨来，是来"加巴索"（藏语，吃屎）吗？不就因为这几座"破庙"吗？难道人家千里迢迢，是为了来看这个纪念碑去玩那个KTV吗？啊呸！听说此人闻知民间的沸腾之后，吓得闭门不出。 一个住在拉鲁小区的退休老汉，在电视上批判达赖喇嘛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结果第二天，他家门口堆满了散发恶臭的大便。一个住在政协大院的旧贵族老妇，在电视上用无比温柔的敬语恳请当局，对那些"暴乱分子"务必"囊若囊，囊-仁达曲夏"（藏语，大意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请出手吧），结果第二天，她家门上悬挂了一个习俗上给死者准备糌粑的瓦罐不说，她那句话还成了拉萨具有讽刺意味的流行语风靡一时。 一个以前当过某县妇联主任的退休干部，平日里转经念佛好似比谁都虔诚，且因女儿嫁到国外，曾在一次探望时遇上出访西方的尊者达赖喇嘛接见藏人的机会，听说她当时哭得几乎昏厥，而这时候，她操着文革语言捶胸顿足的样子出现在当晚的西藏电视新闻联播里，于是不久，她在街头被几个年轻藏人拦住，警告勿再胡说八道，否则即使老了，头上也是会挨石头的。 据说还真的有积极分子被人暗中袭击了，一个住在八一农场附近的退休老头，风传其嘴角两边被人用利刃给割了。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故事满天飞，甚至传说不但在拉萨，连在达兰萨拉也出现了类似通缉令的名单，凡是那些抛头露面却不懂得适可而止的在职干部及退休干部，全都榜上有名。至于安多和康，在许多地方的大街小巷里，常常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贴出了骂尊者最凶的藏人官员和打同胞最狠的藏人警察的照片，并用藏文注明这些人是叛徒或者特务，务必要牢记。 当然啦，我更相信的是这类富有传奇色彩的因果报应事例，其警世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毕竟我们的退休波啦和退休嬷啦，送走了这个太阳还会迎来下一个太阳，没有谁会乐意去一个终日不见太阳的地方，是不是？ 补充 ……清晨，我悄然推开家门 这天，将有多少偶遇，布满藏历土鼠年的痕迹？ 我相信，我会看见秘密 一路上：修鞋的，配钥匙的，卖水果的，干洗衣物的…… 多么勤劳的群众啊，早早地 燃起了日常生活的烟火，就像热气腾腾的杭州小笼包子 在等候着第一批食客 而这当中，没有我的族人 雪新村路口，又添了两名武警 背靠背站着，绑着硬邦邦的护膝，拿着盾牌和枪 一旁吸烟、斜视的几个男子，状如便衣 我被两个站在小店门口的塑料模特儿吸引住了 各穿一套玫红翠绿的内衣，曲线毕露 可脖子上有根细绳，拴在卷帘门的上方，像吊死鬼 难道有谁会一把抱走，逃之夭夭？ 这是我并未完成的诗，到此戛然而止了。记录的是——时间：2010年，3•14两周年；地点：拉萨。 但当我走进挂满红灯笼的宗角鲁康，猛然灌满双耳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正是从北京回来的游子，不过我早已不爱天安门上的那个红太阳了。而此歌唱罢，又惊雷般地响起另一首带有藏味的革命歌曲，以布达拉宫为背景，一群刚打完太极拳的退休干部，或拿出红艳艳的羽毛扇或举起明晃晃的长剑，缓缓起舞，刷刷有声。我想起流传拉萨民间的故事，说是在宗角鲁康，那些把剑径直指向神圣的布达拉宫的退休干部，与摇着转经筒或拨动念珠转孜廓的普通百姓对骂，前者用汉语鄙夷后者"懂不懂？这叫做锻炼"，后者用藏语讥讽前者是"堆遮"与"堆姆"，即男魔与女魔。 然而此话太重了。晨曦中，那一张张衰老的、执迷的、异化的面孔，分明有着藏人的轮廓，让我心生悲悯。 （本文来自我新完成的书稿《图伯特，这几年。》） ——首发于民主中国  |
| Posted: 06 Dec 2010 07:29 AM PST 阅读那些过去年代的当事人回忆时，我一直百思不解这样一个问题：全民大炼钢铁时代，很多人家把锁头、铁锅、工具以及一切尽可能的铁制品投进土法建造起来的高炉里溶化成无用的废铁疙瘩。这里有一个常识问题，即使炼出来铁，最终也是要制作成各种铁制品的，这样瞎折腾的意义又是何在呢？难道，仅仅就是因为那些赶英超美的豪言壮语里的理论产量？ 人不怕犯错误，最怕的是犯低级错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一边犯着低级错误一边煞有其事将这种错误当做一项伟大事业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和民族该是什么材料打造出来的啊！ 大炼钢铁时代，是一个全民乐此不疲地犯低级错误的时代，不要说一般平民，即使那些在朝在野的衮衮诸公们，那个不是随波逐流、自甘堕落呢。那位伟大女性宋庆龄女士，就在自家院子里垒起一座高炉，并且给来访者应高彩烈、津津乐道、无比虔诚地讲述着土法炼钢的成就感和喜悦。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么广泛的范围集体犯着低级错误，然后又集体蒙混过关，然后又会接二连三地集体去犯低级错误，再集体蒙混过关，如此反复，记吃不记打，这样的国家和民族，究竟是用怎样的破材料组成的啊！ "河北省委工作组，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你们不要假装听不见！"这是我喊话的第二十天。
小远2010年12月6日星期一 23:23旅途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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