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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3 Jan 2011 01:19 PM PST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Tor Wager和他的同事重新分析了2项有关研究的数据。在这2项研究中，志愿者接受疼痛刺激，实验人员也会扫描他们的大脑。每项研究都有2组实验组，他们都抹上了无效的药膏，一组被告知药物是无用的，另一组则认为他们涂的是止痛剂。 在对比发生安慰剂效应的实验组的大脑反应后，研究人员定位出了大脑的活跃区。在安慰剂效应中，处理疼痛的大脑区域活动减少，但控制情感的大脑区域活动增多，这就意味着，安慰剂可能是改变了大脑对疼痛的理解，而不是阻止疼痛的信号传向大脑。 Wager的团队从47名参与实验的人中选出35名的实验信息，绘制出了一张脑部相关区域图。有了这张图，他们将能够更好的预测出其余志愿者受到安慰剂的影响会有多大。在判定临床试验中药物起效有多少可能是因为安慰剂反应，以及寻找受安慰剂影响大的志愿者上，这张图没准能发挥很大作用。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Luana Colloca说："要想证明试验中的药品比安慰剂治疗更有效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能预测谁受安慰剂影响大，则没准能帮助解决这个难题。"  来源：环球科技观光团主题站1月17日报道、《神经科学杂志》1月12日论文摘要 崔略商 审稿 |
| Posted: 23 Jan 2011 01:10 PM PST
1月12号的时候，《欧洲心脏杂志》发布了这篇研究，研究者调查了4757名20岁以上的人，这些人中每天坐着的时间最短的是1.8小时，最长的是 21.2小时。7天中起身休息的次数最少的是99次，最多的是1258次。研究者发现人们坐着的时间太长的话，即便花了些时间进行锻炼，在心脏代谢功能和引发炎症的指标上都表现得要差，他们的腰围会变粗，高密度脂蛋白（HDL）的含量会减少，C-反应蛋白（一种炎症的重要标记物）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会增加。 不过就算人们就坐的时间久，只要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多起身休息几次，腰围就会变得更细，C-反应蛋白的含量也会减少。研究还发现种族因素也会造成差异，长时间坐着对非拉丁裔白人腰围的负面影响最大，但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几乎没有影响，却对非拉丁裔黑人有益。 下面提供几个实用的方法，供大伙在办公室使用： 1：起身打电话 2：走过去看看同事，而不是打电话或者发邮件交流 3：站着开会，或者在开会的时候定时休息几次，好让大家有机会站起来 4：去厕所 5：把垃圾桶和打印机放在一起，这样你使用它的时候，需要站起来走过去。 6：可能的话，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 来源：每日科学网站1月13日报道、《欧洲心脏病杂志》论文摘要 崔略商 审稿 |
| Posted: 23 Jan 2011 01:01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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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2 Jan 2011 05:06 PM PST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决定于雅尔塔会议——更具体点说，决定与雅尔塔会议的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与丘吉尔。而这其间，罗斯福对斯大林的妥协又起了关键作用。 有意思的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英美俄盟军三巨头总共才见过两回面，次数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苏联主席斯大林之间的频繁通信，多得令人讶异——多达千封。更出人意料的是，罗斯福还曾经向英国首相邱吉尔说，"比起你，斯大林对我更好。" 在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跟斯大林关系非同寻常。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的要求，大都可以得到满足。比如，在1941年10月罗斯福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他就保证，为了支持红军作战，将源源不绝地供应物资，包括带刺铁丝网、毛皮大衣，甚至军靴。 这份清单共67项。其中第6项：卡车，立刻运送5,600部，以后每月1万部。第23项：硅铁，每月3百吨。第25项：装甲板，每月1千吨。第42项：制火药用的甲苯，每月2千吨。第66项：军靴，每月最少20万对。当时希特勒已经入侵苏联，斯大林于是回信给罗斯福说，"我们作出全面戒备，以确保和美国合作，对抗我们的共同敌人——嗜杀的纳粹主义。"罗斯福对战争充满乐观。1943年6月他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为了达到最后胜利，我们需要有团结和牺牲精神。""这种精神，鼓励我们肩负起领导世界和平的任务。"。 而最能体现二人关系深厚的，则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为了促使斯大林出兵中国打败日本而给斯大林开出的优厚条件。 1945年元月11日到苏联克里米亚海滨雅尔塔开会。会上三人商量了早日战胜法西斯的战略方针和战后一些合作问题。同时，三人还秘密签订了一个满足斯大林对中国领土要求的《雅尔塔协定》，也就是秘密签订了一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三个政治条件的协定。斯大林当时明确提出，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就不出兵对日作战。 这三个条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2、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３、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该协定还提到，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以征得蒋某对上述各项的同意。 该协定还强调：三巨头同意苏联的领土要求，但须在打败日本后，方可予以实现。 斯大林在会上俨然以救世主的口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并将以武力协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事实上，当时日本败局已定，就是苏联不出兵，他们也免不了投降下场（详见笔者《苏联出兵东北不具战略意义》一文）。 《雅尔塔协定》这个主宰战后世界达40多年的协定，其主谋是美国——罗斯福；帮凶是英国——为保障英国切身利益的丘吉尔；受益者是标榜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坚持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既是美国、英国，又是苏联；被宰割者则是坚持抗日战争，并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重大代价的战胜国——中国。并因此战后在亚洲制造了一系列苏联卫星国：蒙古、朝鲜、中国和越南，从而似的世界范围的两级对立正式形成，并由此引发了战后两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那么，罗斯福为什么会出此昏招，与大独裁者斯大林签署这样的协定呢？最关键的地方是，罗斯福相信自己能控制斯大林。罗斯福对控制权力一向有自信心，这成为他个人最大的魅力，也是他最致命的弱点。1941年他写信给邱吉尔道，"明白地对您说，我可以操纵斯大林，比起应付贵国的外交部和我国的国务院，更加得心应手。""斯大林憎恨您的高官胆小如鼠。他想，他喜欢我多一点。我希望他继续如此。"而在这方面。邱吉尔显然更清醒——他回信说，"斯大林不近人情，将来后患无穷。"事后证明邱吉尔确有远见，1945年4月11日罗斯福逝世前两小时，他令助手草拟一信给斯大林。当时意大利准备投降，惟独苏联代表被摒弃出席谈判，激怒斯大林。罗斯福写信向他解释，"我们千万不能互相猜疑，类似这样的小小误会，将来会尽量避免。"罗斯福一边说一边向助手埋怨，他的后脑痛得像要裂开。两个小时后，他与世长辞。而斯大林自此原形毕露。他公开地挑衅和猜疑英美两国，埋下冷战伏线。 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美国国内人民的质疑。1945年3月1日在美国国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议员，以风闻"雅尔塔会议牺牲了中国的权益和主权，妄图贿赂苏俄为题，向总统提出质询"。罗斯福也觉得此事做得和他一贯的信念区别不小，因而他对议员的质询，深为内疚。 更为讽刺的是：罗斯福虽然自以为对斯大林"可以操纵"，还以为比起丘吉尔，斯大林对自己"更好"，而斯大林对他却是充满算计。 1944年，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美、苏、英各国军队在多条战线上取得重大战果。为了研究如何处理战后一系列遗留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苏、美、英三。国领袖决定再次举行最高首脑会晤。最高首脑会晤时间、地点和会议程序的选择与确定，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身体状况已严重不佳。因此罗斯福提出，会晤是不是可以订在1945年春天，这时天气已暖，他的身体可以吃得消。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早已了解到罗斯福的病情，他知道，一个疲惫不堪、精力不支的首脑在谈判中是不会保持坚强的意志和耐力的，是无法与一个体魄强健的对手较量的。在罗斯福这种身体状态下，他很容易感到厌倦、焦躁、虚弱，从而轻易地向对手让步。于是斯大林电告罗斯福：由于形势发展急速，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最高首脑会晤不能拖延，最迟应该在1945年的二月份内举行。无可奈何之下，罗斯福只好同意这个日期。他又提出，因为健康原因他只能坐船去开会，这样旅途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希望会谈地点不要选得太远。另外，最好开会的地点和气候能温暖一些，对身体有利。 斯大林则拒绝去任何苏联控制以外的地方，而坚持会议必须在黑海地区举行。并且具体提出在黑海边上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小城镇举行。这样，斯大林可以逸待劳，并可随时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罗斯福再没办法讨价还价，他只好拖着病躯，硬着头皮，前往冰天雪地的雅尔塔。当罗斯福经过十几天艰辛跋涉到达雅尔塔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总统面色憔悴、几乎精疲力竭。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到达雅尔塔后，无休无止的会晤、谈判开始了。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首脑会谈多达20次。每次罗斯福都得参加。另外还有大量的宴会、酒会、晚会。这一切使罗斯福疲劳不堪。在谈判中，罗斯福强自打起精神，与斯大林讨价还价，但终因体力不支，注意力分散，争辩不过斯大林，最后不得不草草结束会谈，按苏联的意思签订了协议。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几周，就逝世了。美国人强烈批评罗斯福与斯大林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认为它对苏联做了大幅度的妥协，是对美国与西方利益的"背叛"。 所以，完全可以说：雅尔塔会议，罗斯福上了斯大林圈套。 |
| Posted: 23 Jan 2011 10:33 AM PST 朝鲜王金正日的三子金正恩被确定为朝鲜王储后，金正日的另两名儿子金正男和金正哲今后将会何去何从，引人关注。 据韩联社报道，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39岁）和次子金正哲（29岁）过去也曾是金正日的有力王储，但如今彻底被金正恩取代，估计两人今后的活动范围会进一步受限制。金正男生于1971年，金正哲生于1981年。金正恩据说生于1983年。 过去，与金正日竞争金日成王储地位的人物下场都很凄凉。金正日同父异母的弟弟金平日（朝鲜驻波兰大使），1988年出任匈牙利、保加利亚大使，1994年任驻芬兰大使，从1998年开始任驻波兰大使，至今已经有20余年漂泊在海外。金正日的另一"政敌"、叔父金英柱，从1970年代到90 …… |
| Posted: 22 Jan 2011 08:00 AM PST 就在刚才!!2011年1月23日星期天下午3点..以下情景绝对真实!!!!! ============华丽的分割============== 刚才前女友打电话叫我去斗地主,说差一个人 我去了后惊讶的发现前女友和前前女友正喝着茶等我来斗地主!他们好象还认识,我也没多问 好吧,我淡定了...我们就斗地主吧 大概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前前任女友接了个电话,说她从小的一个好朋友要来找她,呆会就一起吃饭了吧... 又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现任女友屁颠屁颠的提着1袋梨跑过来了 我泪奔啊~~~~然后就说有东西忘在家跑回去了 绝对真实啊!!!!! 悲剧 搞笑 泪奔 今天周末，好不容易有个懒觉可睡，可八点过就听到楼下店子的广播加音乐响起"好消息，好消息，由于老板娘跟人私奔，老板无心经营，现全部亏本降价大甩卖啦" 背景，买了一双12公分的高跟鞋。 ------------------------------------------------------------------------------------- 以前买的最高就10公分，加上近来都是平底出门，怕适应不来，就穿着走走适应。穿一小时左右，前脚掌就有点吃不消了。然后，脱鞋，上网，改签名为：让我又爱又恨的12公分。刚刚，一朋友发消息来：是常态还是BQ时？粗吗？ 你脑子养鱼阿? 手机发BH的女儿 话说女儿上小学第一天，就出名了，原因是抓到同班一个乱尿尿的小男生，gc是她拽着人家小JJ到办公室告老师的。 彪悍 女儿 JJ 一句话，大街上看着一个女生，黑丝都撑成白丝了… 嗯 1AT5 DSUW 538R U1JT 大学时候一哥们在厕所打飞机，我碰巧路过厕所门口听到这货小声说："孩子们啊，爸爸对不起你们，是在找不到妈妈" = = ========================== "你俩同居多久了？" "一年半" "你留个心眼，这种事别到处说" "我知道，不熟的人我不提"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同居，这事我深思熟虑过，感觉性格、家庭各方面都比较合适，而且他是那种可以托付的人" "那就好，找一个对你好的最重要" "是啊，他们家是医生世家，条件和我家差不多" "那他父母什么态度啊" "没反对，就说快中考了，别耽误学习" 快中考了。。。。。。 快中考了。。。。。。 快中考了。。。。。。 快中考了。。。。。。 快中考了。。。。。。 快中考了。。。。。。 同居 中考 我爸把他讨厌的人的手机铃声设成狗叫，今天他手机找不到了，让我给他打个电话。。。恩。。。不多讲了。。。我很受伤。。。 家里马桶冲水系统坏了，刚才拉完BB 接了一盆水冲洗，力道、角度没掌握好... 都刷3遍牙，漱了N次口了！ 冲水要温柔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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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3 Jan 2011 06:56 AM PST 据史而断，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是毛泽东执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这个政治词汇在毛泽东时代官方文件里就时有记载。毛泽东建政前，1949年新华社就介绍过苏联的"文化革命"。建政之初，毛泽东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把斯大林的制度架构和统治手段当作治国"宝典"。所谓"苏联模式"有一系列施政特点，如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实行打击知识分子和普及大众教育的"文化革命"，伴之以残酷的党内斗争。毛泽东执政后的政策轨迹与此基本相同。195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盘苏化"，毛泽东把"文化革命"作为"苏联经验"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搬到了中国，但不同阶段对"文化革命"的解释却视政 …… |
| Posted: 23 Jan 2011 07:24 AM PST |
| Posted: 23 Jan 2011 04:01 AM PST            我们都怕宝宝长着长着忽然不漂亮了，趁着她美丽，尽可能给她留多点靓照。 LEON喜欢宝宝穿哈衣的可爱劲，这次一口气穿了两套，他过瘾了。 ... |
| Posted: 23 Jan 2011 06:05 AM PST 有些相遇是注定令人吃惊和惊喜的，比如此刻我在网上遇见香柠檬檬。 认识香柠檬檬是07年夏天，其时我正在为西安某快男做幕后和网络推广工作。出于宣传和定位的需要，我写了一个歌词，做男人要像某某一样。通过一些粉丝，辗转找到香柠檬檬，那时候，她可真是一只青涩柠檬，才15岁，是青岛某中学初三的学生。不到三天时间，香柠檬檬就已经做好曲子，自编自唱，效果很棒。 有意思的是，这种合作到了某些八卦娱乐报纸那里，竟然成了某粉丝花费数万给我，要我为某快男做了歌词云云。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八卦记者还说曾经给我电话求证，这种无中生有曾经令我很不爽。 神马都是浮云，时间的流逝，不能让不爽爽起来，但是，却可以让人忘记不爽。某快男的事情做完后，本来说好要跟香柠檬檬合作，我作词，她写曲，结果，事与愿违，总是找不到感觉写词，怕在网上见到小姑娘，渐渐的，也就没有小姑娘的消息了。 再次遇见香柠檬檬已经是四年以后，一个不熟悉的ID跟我打招呼，叫我大叔。一路问去，已经是北京某大学作曲系一年级学生的香柠檬檬的一句"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香柠檬檬。。"令我想起四年前，那位给我作曲唱歌的15岁的小姑娘。浮云渐渐成了神马，往事竟然在这样一个冬天的傍晚清晰复活起来。 再次遇见香柠檬檬之后，我们决定合作一把，写一首很Q的歌出来。
小远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21:51栖居阴 |
| Posted: 23 Jan 2011 05:01 AM PST 在有关共产党国家政治演变的研究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视为毛泽东独创的异想天开的政治试验。中国和西方的学者谈到"文革"这一概念或政治运动本身时，往往不约而同地把它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10年联系在一起。 其实，"文化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而是他从苏联模仿来的政治舶来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苏联就推行过"文化革命"运动。1949年大陆建政以后，在其政策话语里，从苏联模仿来的"文化革命"一词曾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党政文件里。从1964年到1966年8月，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也与苏联30多年前推行过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从1966 …… |
| Posted: 22 Jan 2011 05:16 AM PST 1月21日，由国务院制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开始施行。 按照《条例》第一条的解释，这部《条例》的制定，是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宪法》和《立法法》赋予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这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而不是法律。 《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 对征收非国有财产行为，不制定法律去规范，只制定行政法规调整，让我对这部《条例》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于是乎，我查找了法律规定，发现国务院制定的这部行政法规，原来是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授权。 这个授权的出处，在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 第六条内容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但我看了这些规定后，心中还是有疑点难以解开。 这个疑点是：对《立法法》第八条所指的只能制定法律，这个"法律"，该如何来理解。是指一个法律条文，还是指一部专门的法律？也就是说，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增加了一个"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条款规定，是否就可算作是对"征收非国有财产"方面制定出了法律？如果是的话，国务院就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再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强征和强拆行为，真是乱象丛生，民众意见非常大。由于没有相应法律规定，引发了很多严重社会问题，民众利益更是难以得到保护。我想，民众的呼声和意见，强征强拆中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会不知道？ 征收非国有财产涉及到亿万公民的权利。牵涉面如此之广，问题又如此复杂，完全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加以规范和调整。 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着高层次的委员和专家，为何不按《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对征收非国有财产的行为，制定一部法律加以规范和调整呢？为何还要绕一个大圈子，先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增加一个授权条款，再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来征收非国有财产？这个问题，实在是让我难以理解。 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增加一个授权"征收"条款，就算作制定了征收非国有财产的法律。在我看来，这样的立法行为，并不符合《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我还以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其实就是一个"授权立法"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征收非国有财产"法律的立法权转移给了国务院，不仅有立法上的渎职之嫌，同时也剥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立法参与权。
附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http://news.sina.com.cn/c/2011-01-21/200021854403.shtml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http://www.gov.cn/flfg/2007-08/30/content_732595.htm 3：《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http://www.gov.cn/test/2005-08/13/content_224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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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lections on Graduate Education Posted: 23 Jan 2011 04:02 AM PST I thought my blog readers might enjoy reading my observations about PhD programs in economics, which are included in some discussant comments I gave at the ASSA meeting earlier this month. Here they are. Comments on "Completion Rates and Time-to-Degree in Economics PhD Programs" by Wendy A Stock, John J. Siegfried, and T. Aldrich Finegan This paper is a contribution to an important line of work. As economists, we often remind policymakers that their decisions should be based on objective, empirical research rather than uninformed supposition. Yet when we are the decision makers, as we are when we run our own educational programs, we often have little data-driven analysis on which to base on our judgments. This kind of research should, over time, lead to a better educational system. I would like to take note of two facts highlighted in this study and to tentatively discuss what they might mean. The first fact is that it is taking longer for students to earn their PhDs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fact is that a sizeabl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who start PhD programs do not finish. It is tempting to interpret these facts as a sign of educational failure. After all, students enter these graduate programs to earn a PhD. If the successful ones are taking longer to finish, and many others are not getting their degrees at all, then it might seem that we are doing something wrong. But it is far from obvious that these facts are symptoms of a problem. Perhaps longer times to completion and some amount of dropping out are optimal. Consider time to comple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economics is still a young science and there is much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is also no doubt that research is continually adding to our stock of knowledge. Perhaps students are taking longer to earn PhDs because there is more for them to learn. It may well be optimal to spend six rather than five years in graduate school before our profession releases students into the world with our highest level of certification. Another relevant fact is that most students, when they get their first academic jobs, end up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lower ranked departments than where they earned their PhDs. Why hurry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 a less vibrant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It may well be better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andidate to spend an extra year or so in graduate school. Consider now the fact that many students drop out of graduate school without a PhD in hand. While many of these students are disappointed by this outcome, it is likely that in many cases their choice to drop out is optimal. They entered graduate school without fully knowing what it was like and whether it was a good match for them.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they decided it wasn't. In light of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when choosing a path in life, a bit of experimentation is desirable. My own life is a case in point. When I left college, I was unsure what career path I wanted to take. I therefore enrolled in two graduate programs—the PhD program in economics at MIT and the law program at Harvard Law School—thinking I might finish both. In the end, however, I dropped out of law school after three semesters. Looking back, the decisions to enter and drop out of law school were the right choices. I started because I thought a legal career might be best path for me, and I stopped when I learned it wasn't. The question we face as designers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is how to structure them in light of the longer times that PhDs take and the fact that some students who start these programs may rationally choose not to complete them. The answer may be to divide current PhD programs into two chunks. The first chunk would be a two-year master's degree focused on taking advanced courses. The second chunk—appropriate for only a subset of master's students—would be a research degree culminating in the PhD. Many programs in effect already do that. But the master's degree is too often viewed as a consolation prize for a PhD dropout. Perhaps we should instead encourage people to view the master's degree in economics as a fully respectable terminal degree. Moreover, having finished a master's degree, PhD candidates would be treated as professionals—more like the most junior faculty and less like the most senior students. Many students leave college wanting to learn a bit more economics. But a PhD may be more than they want or need for their careers. An expans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U.S. economics departments may offer many students the stepping stone they need.  |
| Posted: 23 Jan 2011 03:06 AM PST 2011年1月21日，中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俗称"新拆迁条例"）正式开始施行。《条例》规定，政府征收房屋，要以保障"公共利益"为前提。大陆官媒报道该条例时，高调地就"取消行政强拆"、"明确先补偿后搬迁原则"、"旧城改建征收可组织听证"等方面进行热烈称赞。 那么，新条例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强拆"时代结束？民间对此似不认同。 据德国之声报道，北京安汇律师事务所的唐吉田律师认为，新条例是政府在土地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的压力下，作出的改良尝试："是一些微小的调整，但有一些积极意义。不过，从法律上讲，拆迁本身就没有充足的依据，无论《物权法》还是其他法律，都没有对征收、征用的依据。所以拆 …… |
| Posted: 23 Jan 2011 03:07 AM PST 觉得很奇葩的一件事,群里某人朋友被传销组织开除的故事 ======================= 天天上课就睡觉，一吃饭才来精神，比谁都吃得多，晚上还要喝得烂醉，非礼其他学员 当其他人等待营救的时候，他被开除了 ============== 求RP求好运~ 原来还有这样的逃离方法? 豆瓣看的，看过勿喷。 那次在宁夏，认识一德国哥们。以前是某国外通讯社的驻京记者，后来，跟人合伙在后海开了一酒吧。 说着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可惜，是北京话和河南话的综合体。 后来的某天，几个人一起去后海找他，正逢这厮在骂街。极似泼妇上身，掐着腰，指着鼻子跟一老美对骂。就是不动手。 可是，这厮的英文词汇量明显太少，老美都是变着花儿的成串成串吐脏字。这厮倒好，说来说去，只有"fu ck you mama，fu ck you baba"，或者"your sister is my dog"之类的，文雅至极，毫无杀伤力。 可能是看见我们来了，丫突然有了灵感。 德军：我操你大爷！看你丫内操行！ 美军：……………… 德军：嫩MA了个臭B的，嫩全家都是臭婊子。 美军：……………… 德军：你个狗日的美帝国鬼子，日嫩奶奶个腿。 美军：……………… 德军：再看，你个鳖孙，打你丫挺的。 美军：……………… 老美没料到，这厮竟然不按套路出牌。一句话都没还上嘴，灰溜溜走了。 看到德美战役取得全面性胜利，德方那位五大三粗的爷们，狠狠地撂了一句："小熊货！还想跟老娘斗？？呸………………" 我们在旁边，愕然。一身冷汗。 美德战役 奥巴马招待槑槑的国宴上，朗朗演奏了一曲抗美援朝名曲《我的祖国》。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在街上走着，就看到了深深震撼我的那一幕··············一个初中小P孩把自行车骑到了汽车道里，在靠近绿化带的边缘。这时候，一阵洒水车的音乐远远地传了过来，并且渐渐的接近了，小P孩回头一看，发现已经不足100米了，而绿化带却没有缺口让他拐进自行车道。小P孩明显的菊花一紧，开始加速。而这时·······洒水车也开始加速了，没错！我明显能感觉到司机那狰狞的笑容，还有5米的时候，小P孩开始尖叫着像环法车手一样加速，可明显比不过司机踩油门的力度，瞬间·······水雾就把小P孩给淹没了···我仿佛能感觉到司机的画外音是：老子也就这点爱好了 背景一：我八三年出生的，小时候，老妈很严厉，我很怕她 背景二：八几年的生产队有个晾谷场，场上有个石墩，用来碾刚收割的稻子的 ------------------------------------------------------ 小时候很淘，经常偷偷跟小朋友去河边玩，为此老妈警告过N次。某次又去河边，把短裤弄湿了，后来。。。后来有人看到石墩上爬着个小男孩蹶着屁股，就问"你干嘛呢？"答曰："晒裤子。。。"后来老妈经常拿这事来笑话我。。。 还有一次（这次我还有印象的）又把裤子弄湿了，天黑了，没法晒裤子了，听到老妈在喊我，不敢回家，跑到菜地里躲着，害得全村人都出来找我。。。 妈操劳一生，去年因胃癌晚期在爸爸的怀里去世，妈！你知道我想你吗？你给我张罗的房子去年就建好了，刚刚腊月14我们搬进去了！你怎么不来住啊？你舍得我吗？你一直担心我的婚事，我正月初六就把你儿媳娶回家，你怎么不来享享清福啊？我想你，妈！ 妈，天堂里别为我再操心了，儿懂事了！ CNT 朋友路痴 去新加坡出差 怕走丢 纠结中 看见自家的车 有了主意 ………… 后来他媳妇开车 就发现 GPS 不见了………… GC 灰机上 朋友洋洋得意的打开了GPS 警示器滴滴滴滴的响起…………………… 您超速！……超速！……超速！！！！ 乘客：…… 空姐：…… 灰机：……………… 跟你坐在一起忒丢人了…… |
| 每周一推（69）：张大军：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终结及原因和后果 Posted: 23 Jan 2011 01:23 AM PST 冉按：张大军兄是政治学者，对中国现实政治尤其关注。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因为我和王怡趁景凯旋兄回蓉探视父母的机会，请景兄给草堂读书会讲米兰．昆德拉，而遇到他和五岳散人兄从北京来蓉。晚间我太太的生日，于是我邀一众人吃火锅。至于与大军兄说过些什么，我就不太记得了。张兄那时在关天茶舍的网名"糊涂的旁观者"声名很响，而他的真名则往往许多人不知。其实他不糊涂，也不旁观，相反倒是擅于行动且活在真实中。从他参与组织的三味书屋和传知行一系讲座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看到大军发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翻译的石油与政治的文章，后来就很注意他关于政治的诸种议论，尤其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文章，颇能使我受到教益。虽然我未必都赞他的意见，但我觉得总是能给人启发。有人或许会说，文章给点启发，有什么了不起嘛，又没有铁定而准确的答案，烦死了。我这人最在乎的是读别人的文章能否带来启迪，至于是否是答案或者我赞同与否，我倒不看重。我认为启发他人去思考和批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人的思维能力，同时也逐渐使懒汉思想有所歇息。此前本博曾推荐过张大军兄的一篇，今天再推荐一篇，是谈对外开放终结的。我认为他从经济、安全、人权三方面来分析中共对外开放时代的结束，并结合国内改革开放的完结，就会使我们大家明了中国现实政治到了一个何等令人不安的地步。2011年17：00分于成都 张大军：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终结及其原因和后果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圣经•约伯记》18章5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倡导和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包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部分。其中，对外开放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因为所谓的对内改革也不过是学习和追赶西方的另一种开放而已，而且是以对外开放为前提的。没有对外的开放，就不会有对内的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上取得长足的发展，社会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综合国力持续增长，这些成就虽然都是由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一个个中国人取得的，但这种国策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之前的三十年相比，这一国策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2006年，笔者曾在《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转换与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兼论改革范式的破产》一文中断言，邓小平的对内改革时代已经终结了，而2010年的国内外环境让笔者进一步断言，我们过去一代人所理解的对外开放时代似乎也已经进入了终局时分。改革与开放命运的相似之处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改革事业的肇始与开放事业的起步是由体制的需要和当时的政治格局促成的；而改革事业的破产和开放事业的终结也是由现体制的特性和现有的政治格局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胡作非为之后，中共的极权体制面临着信誉破产的危机，为了挽救体制，体制本身有动力去发起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在那个时代，体制内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也有动力去促成这一事业，因为改革开放对它们是有利的，至少是利大于弊的。可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延续会与极权体制本身发生抵触，而且对于体制内的各种寄生性利益集团来说，改革开放的好处已经释放完毕，进一步改革开放将威胁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正如改革事业被抛弃一样，现体制和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毫不犹豫地让对外开放的国策走入日暮途穷的末路。 一、中国开放时代的终结标志着邓小平中兴时代的结束 邓小平所谓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在此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思想文化和制度观念难免会渗透进来。尽管邓小平知道门户开放后，难免会进来一些"苍蝇"，但他明白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此，他领导下的中共极权王朝事实上对西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并以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作为其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邓小平决心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合作关系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国策能够持续深入地推行下去的首要原因，这当然是由美国在全球秩序和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中美关系保罗万象，牵涉到方方面面，择其要者有三，它们分别是经济、安全和人权问题。本来，中美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美国的经济体制要求全球经济体系保持开放性，以利于对等互惠的自由贸易。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开放史表明，这种全球经济体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也正是因为参与了这种经济体系才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在于维护和保障世界的和平，保持地区性的力量平衡和均势，以防止核不扩散并打击恐怖主义。这种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对内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从总体上看，美国所维系的全球和东亚安全格局是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美国所推崇的人权价值观对中国人也是好处多多，甚至是雪中送炭；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然选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制度实践对中国走出极权统治的野蛮和蒙昧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 我们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证明，维系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但不幸的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近期在上述三个重要领域内的关系都在持续地恶化。首先是经济上的汇率问题，美方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称这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制造业。中共虽然在口头上多次承诺要改革汇率体制（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倒逼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非常有利于一般中国民众的），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被国际社会指称为国际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其次是安全上的问题，尤其是因为中共肆意要保护北韩的极端邪恶的金正日政权，采用各种极不负责任的手段包庇和纵容北韩的侵略行径，甚至不惜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撞和对立，让东北亚地区陷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之中。在人权问题上，中共指责美国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幕后操纵者，利用其所控制的喉舌媒体对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和西方价值观大加讨伐，在国内大肆限制人权活动人士的自由。显然，中共极权政府已经撕破脸皮，彻底暴露其凶残的本性，在人权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全面对抗。 如果将中美关系在这三个重要领域的争端加以总结概括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一种战略对抗态势。据笔者观察，在这种战略对抗态势出现之前，中共和美国有一段关系暧昧的时期。中共的国务委员戴秉国2009年7月份访问美国时提出著名的中国核心利益说，由戴秉国所传达的中共核心利益的第一条就是维护基本制度，也就是保持中共极权统治的稳定。戴秉国提出这一赤裸裸的要求的背景是，美国政府中有人提出美国和中国应该互相确保对方的战略利益，比如布什政府任内的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现任的奥巴马政府中的副国务卿斯坦贝格（James Steinberg）则提出美国和中国要有互相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美国这前后两任副国务卿的政策建议都希望中国尊重美方的战略利益，也即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美国也会照顾到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战略利益，也即创造空间和条件让中国和平地发展和强大起来。这一政策建议的初衷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与中共对其自身（注意：不是中国）"战略利益"的追求是极不相容的，结果只能沦为一厢情愿。这两位副国务卿没有或者不愿面对的问题是，中共的战略利益非常不同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或者说中共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更何况，中共的极权体制不可能对国际体系负责任（正像它不可能对国内民众负责任一样），也不可能保证美国的战略利益。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还会有更加详尽的分析。 事实上，这种事态的出现是中共官方近年来所鼓吹和推动的各种反"对外开放国策"的论调的升华和果实。近十年来，中共一直企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出一条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具体来讲，中共的这种努力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在经济发展上，中共官方学者提出并大肆渲染"中国模式论，"不知各种原因，很多中外学者都甘做中国模式论的吹鼓手，试图颠覆已经演化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第二，在安全问题上，中共官方一直在鼓吹"中国崛起论，"这其实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和深化，是要对现存全球安全秩序提出挑战和质疑；第三，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官方以"中国文化特殊论"作为挡箭牌，并在世界各地出巨资筹建孔子学院，企图以中共诠释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来"主动地"对抗普世的人权价值观。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中共王朝的对外开放国策似乎走到头了。当然，笔者所谓的开放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而是说中国不会再进一步地融入国际社会了。至此，邓小平留给中共极权王朝的两大遗产-改革和开放-都已经或即将寿终正寝。鉴于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或许可以预言说，2010年将标志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共红色王朝中兴时代的正式终结。 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发展趋势，探索其原因和后果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笔者在下文中将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释。 二、中共极权王朝的属性和逻辑让对外开放无法持续深入进行下去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战略对抗的态势？中共极权王朝为什么在中国尚未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就要放弃对外开放的国策？仅仅以心态上的狂妄和自大来解释中共当局处心积虑的策略变化是不够的。笔者以为，中共的这种转向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原因：首先是由中共极权王朝控制下的中国的国家属性决定的，其次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格局使然，最后更与极权体制的运行逻辑有关。 首先，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家族"的中国，而非"民族"的中国。笔者并不否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中国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竞争优势和结果。不过，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构建的，组成国际体系的各个民族国家在其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首要难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中国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按照马科斯•韦伯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民族性或公共性，因为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家族或者集团的私器。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都是皇帝的私产，人民都是王侯的臣仆。职是之故，中国现在仍旧是名义上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家产制"国家，也即国家事实上是从属于其中的一个家族集团的，与一般大众所构成的民族无关。 简略地说，中国这个国家其实只是党产而已，而党产又进一步家族化了。毫无疑问，家产制国家的政治现实势必是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因为实际上拥有或控制中国的家族集团肯定会把它们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家族和民族的分野和对立便构成了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中共极权王朝所内含的家产制政治结构阻碍了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和平演变，在最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真正关心中国民族利益和热爱中国的人士应当坚决发对的。也因此，笔者在这里必须强调，所谓的中美关系，形式上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但实质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普通大众在其中是完全被动的，在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对抗中，他们只能是被中共所胁迫的人质。如果我们明白了以上的道理，中共对世界体系的排斥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其次，中共的极权体制逐渐呈现出利益集团化的趋向。根据中国极权体制的代际权威递减规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干涉和制衡，中共的权力中枢在对外政策方面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权力定律。由于其在体制内的巨大权威，邓小平所钦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其活着时自然无人敢于公开提出挑战。等到邓小平这个强人去世之后，中共外交政策的主心骨也就没了。中共的外交政策难免就开始受制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到如今，邓小平已经离世13年了，其影响力逐渐式微，他所提倡的对外韬光养晦政策自然就成了中共体制内某些力量集团检讨和修正的对像了。 据中共对美政策的重要智囊人物王辑思透露，中共现在参与对美政策制订和咨询的机构竟然包括政法和宣传部门，也即政法委和中宣部成了对美决策的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正如中共各个利益集团的做大让中共无法有效地处理很多国内问题一样，它们也让中共的外交政策受到很多的掣肘。其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矛盾日渐激化，官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愈益恶化一样，中共政权与国际社会的矛盾也越积越深，甚至到了无法在对美关系上保持合作姿态的地步。总之，中共极权体制内的利益集团做大，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以至于邓小平本人的政策意志也无法继续贯彻下去了。邓小平作为这个分赃体制的始作俑者，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第三，极权体制内在的运行逻辑同样在支配着中共的外交活动。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层的原因乃在于，中共的极权体制本身与现有的国际体系是有冲突的。当对外开放还处于浅层次时，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冲突也不激烈。在强人政治的主导下，体制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但是，一旦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接触和融合开始向纵深发展，极权体制本身便会感受到各种的不适、不爽、不顺手、不自在，甚至是不安全，接着就"自然而然"地出现排斥国际体系的趋势和倾向。这时，利益集团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利用极权体制本身的排他性来拒斥和反对国际体系了。其实，这根本就不奇怪，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伸。极权体制的本性是一定要反映在外交舞台上的。 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下，国际交流、竞争、合作是以规则和秩序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规则和秩序带有明显的自由和法治的特征。中共所领导的极权政体则是独断专横的，它的这种本性注定了它会和国际体系发生冲突。中共极权王朝恰好在国际体系中三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与国际主流社会唱反调：人权、发展和安全正好是联合国的三大基石，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所在。这三个领域的规则体系都和中共的极权体系是不相容的。中共作为暴力起家的执政集团，其特质既是霸道残忍的、也是自私无情的、更是没有平等之观念的。而国际体系的这三个领域所依赖的价值观和原则以及所追求的目标都与中共政权的原则和目标背道而驰。首先，国际人权体系所依赖的价值观是人的权利和尊严，国际经济体系的原则是自由开放下的互惠互利，而国际安全体系所追求的是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秩序。这些都与中共极权王朝的习性和目标相悖。 更进一步说，中共极权王朝的运行依赖一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结构：冷酷无情的价值观基础、掠夺成性的中央集权官僚治理模式以及偏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读者朋友们或许能够轻易地发现，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指向的恰恰就是国际体系中的那三个重要领域：人权、发展和安全。笔者前几个月曾在《略论中国政治转型的独特性》一文中对中国极权统治结构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做过简要的论述。很不幸，这三个组成部分不仅让中国迟迟无法实现政治的文明化，而且也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和合作的阻力；前者早就已经注定了后面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清王朝以来的中国专制政府在与现代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最大特点是不懂。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体现了论者的一定的洞察力，但仍不够透彻。笔者反倒以为，专制王朝在被动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时的最大特点不是不懂，而是不愿意。极权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许不懂得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外交规则和礼仪，但他们一定懂得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利益。正是由于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完全接轨会危及极权体制的稳定以及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从权力者的本能出发就反对按照现代世界的规则来进行交往。如此看来，不懂并不是极权体制的独裁者们的最大缺陷（不过倒真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好借口），因为如果他们不懂的话，西方人或者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慢慢也就学会了。不愿意按文明规则办事则是他们与现代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因为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最终会动摇极权体制并危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是懂，也得装着不懂了。 三、开放时代的终结最终会让极权体制陷入危机之中 由于中美之间在国际关系中的三个重要领域里都处于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有人甚至断言世界出现了一场"新冷战"，并把中美之间的较力视为"新冷战"的重头戏。中国的官方人士、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前不久则称："中美关系破裂会出大乱子。"不管怎样，中共极权王朝在国际上所采取的新姿态、新做法和新战略会对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上文说过，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是以开放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内在的极权结构让中国靠自身无法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到今天的状况说到底很大程度上还是外部力量渗透和推动的结果，所以，对外开放的终结可能比对内改革的破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影响更大。鉴于中国自19世纪以来的时局演变都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思考和预估对外开放的终结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走向的影响。 首先，对外开放的终结将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乃至大倒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都是分享全球化红利的结果。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既获得了国际市场，更获得了为建设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所必须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手段以及更为重要的法治化的规则体系。比如说，目前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沿海出口产业-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成果，而最有规则意识的也恰恰是欧美的跨国公司。对中国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中国一直保持健康的开放政策，逐渐学习并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并让自己的游戏规则逐渐与国际接轨，这种和平演变的战略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中共极权当局为了自己狭隘的利益，拒绝继续适应国际竞争规则，鼓吹极端非人道且缺乏可持续性的所谓"中国模式"，妄图颠覆自己曾从中受益良多的规则体系。 更有甚者，中共极权政府还以所谓"中国文化特殊论"为幌子，开始名目张胆地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唱对台戏，而且不顾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法治和人权领域大踏步地倒退。经济上的"中国模式论"和价值观上的"文化特殊论"为中共极权政府肆意扩张其权力，干涉公民自由和人权鸣锣开道。蛮不讲理和掠夺成性的极权体制借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会变得更加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寄生于其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也会变得更加疯狂和肆无忌惮。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必因此而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因此而遭遇重大挫折。 其次，中共极权王朝将不得不面临国际上的重大压力和挑战。由于极权体制内缺乏向善的改良能力和意愿，其中的邪恶势力势将继续膨胀和扩散。恶势力的扩张不仅会在国内造成恶劣的后果，也必将严重地侵犯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官民矛盾会继续恶化一样，中共与国际社会（尤为显著的是美国）的关系看样子似乎也要恶化下去。国内民众在极权体制的压迫盘剥和严密控制下，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对抗能力和意志的。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却大不一样，当它们的利益受到侵犯和伤害时，它们必然会做出反应，而且其反制措施必然会对中国国内和中共造成很大的影响。 国际社会可能的应对主要是经济上的和安全上的，人权上的应对措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框架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比如，美国与韩国最近在黄海上的军事演习对中共的小兄弟金正日政权会产生很大的压力，难免会让中共产生唇亡齿寒之感。经济上的应对措施可能会让国内的出口产业无法继续充分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中共王朝和中国过往王朝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已经非常深地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中，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闭关锁国也不再符合极权体制中部分权势集团的利益。显然，中共是非常不愿失去国际市场的，一旦失去国际市场，国内的经济离崩溃也就不远了。有必要指出的是，正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策略恐怕不是要压制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发展和崛起，而是要压制中共（注意：不是中国）的霸道蛮横和无法无天。否则，美方就不会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战略再保证"的对华战略了。 最后，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交恶必然会对极权体制自身的运行逻辑造成冲击。中国的极权统治秩序包含着一个互相配合和支持的三位一体结构：意识形态基础（专制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内的专制统治（中央集权型官僚治理体系）与对外的霸道支配（中国中心主义的天朝体制）。借用中国哲学的说法，这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形态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就像寒暑交替和四季循环一样，是一个自足有效的体系。一旦其中有一个环节被打破，这个极权体系就面临极大的挑战。摧毁专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效力就不用说了，那乃是釜底抽薪之举；对内统治的破产会导致国内秩序的失控和危机；而对外治理的失败也会最终让体制在沉重压力下瓦解。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治理的失败可能会成为极权体制的一个软肋和突破口，因为这种失败是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借用一个比喻来说，中国极权体制的这三根支柱就像是一个桌子的三条腿。当三条腿都健全时，桌子就是稳定的，当其中的一条腿折断时，桌子随时就可能倒下。对外治理的失败就相当于将其中的一条腿弄折了，极权体制将因此失去平衡。 结语：柳暗花明又一村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之后，清王朝很快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不久之后更分崩离析了。清王朝的殷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中共王朝与清王朝其实都遵循着同一套中国极权统治的逻辑和规律。不无巧合的是，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也让中共王朝经历了一段中兴时期。不过，经过中共的三代领导人之后，这一政策现在事实上处于被废止的境地。这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局限所致，更是中共极权专制政体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邓小平对于执政党，也是"君王之泽，三世而斩。"人们不禁会问：中共极权王朝在经历了邓小平中兴之后会遭遇到与清王朝同样的命运么？ 共产党领导下的极权政治结构是中国人学习遵守现代文明规则和文明价值的最大障碍。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被动地进入现代世界的，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条主线。对外开放国策的废止就是让费正清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回应"模式变得更加不确定，也即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不过，当极权体制在其自身逻辑的牵引下走向四面树敌、内外交困时，当它对内缺乏更新的能力和意愿（也即不再对内改革），并且对外缺乏学习的动力和愿望（也即不再对外开放）时，它离崩溃瓦解也就不远了。 笔者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乃在于，当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帝国政治结构在内外力的冲击下而崩溃解体之后，中国人借着现代化的通讯传播手段和全球化的文化资讯交流将迅速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笔者坚信这一点，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也并不悲观。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0年12月3日于北京 |
| Posted: 23 Jan 2011 12:55 AM PST 四 再说说几个我们系里和音乐有关的人｡ 前面曾提到我的那个研究蛇的室友,他当年才23岁,就已经是一个4岁的孩子的父亲了,(而现在我们的媒体还在讨论大学生是不是应该被允许同居!)｡那时我们俩经常一起去沙漠里抓蛇,现在想起来还真挺刺激的｡我刚到美国时买了几张CD,请他评价｡他拿起Seal的CD说:不认识!又拿起乔治•麦克尔的CD说:C｡再拿起"西蒙&加芬克尔"的精选说:A｡最后他拿起迪伦的精选说:A+,他马上把它放进音响,并跳过《Blowing in the Wind》,《Like a Rolling Stone》等经典好歌,从音响里传出的是那首《Positively 4th Street》｡然后他就随着音乐在屋子里跳起舞来,还连声说:This is so cool to dance to! Positively 4th Street You got a lotta nerve You got a lotta nerve You say I let you down You say you lost your faith I know the reason Do you take me for such a fool You see me on the street When you know as well as me No, I do not feel that good And now I know you're dissatisfied I wish that for just one time Yes, I wish that for just one time 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回骂"歌曲，Dylan把所有攻击过他的人都骂了一遍，却用了这么个很有喜感的旋律，让人想跟着一起跳舞！ U2的主唱Bono曾经说过,不管你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总会有一首迪伦的歌曲适合你的心情,看来这话没错｡ 我的导师是个五十多岁的漂亮女人,身高有一米七八,穿上高跟鞋后比我都高｡她有一头金色的披肩长发,身材保持得特别好｡她是一本有名的动物生态学杂志的主编,在学术界有些名气｡我跟她学了两年,一点没有看出来她有什么音乐细胞｡一次我们坐在一辆车里去开会,她听说我喜欢民歌,就偷偷地向我承认,她在六十年代那会儿也曾经喜欢过民歌,还是一个不错的民歌手｡当时唱片公司竞相来找她,要把她培养成一个"金发的Joan Baez",可她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问｡ "我更喜欢动物｡"她平静地回答｡ 后来我还见到了她15岁的儿子,一个已经有一米八零的腼腆的孩子｡他那年刚刚得了学校颁发的作曲大奖,他给了我一盘录有他的得奖作品的磁带,是学校自己的管弦乐队演奏,他亲自指挥,风格介于古典和先锋音乐之间,听起来绝对不象是一个初三的孩子的作品｡ 我们系里有一个管接收药品仪器的仓库管理员,三十多岁,瘦小干枯,人缘特别好,尤其喜欢和漂亮的女孩套近乎｡一次他在家里开派对,我这才发现他是个吉它手,他家的客厅里有全套的舞台音响设备,北京一个中等酒吧也不一定比他全,功率大得足以把一个百十人的大厅塞满｡那天他把自己的乐队也拉来了,那是一个四人乐队,主唱高大英俊,嗓音也特别象Jim Morrison｡他们的音乐也是六十年代那种风格的,特别讲究jam｡记得那天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听他们表演,全都是自己写的歌,水平在我听来相当高｡幸好他家是个独门独院,临街的房子,要不然邻居肯定受不了｡ 后来我给了他一盘录有《梦回唐朝》的磁带,第二天他一上班就来找我,连声称赞到:"牛逼,太牛逼了,他们一定特别红吧?" 我："……" "你们是不是经常去酒吧演出呢?"我问他｡ "正在准备,已经寄了几盘小样给附近的酒吧,正在等消息｡" 我实验室的一个同事也喜欢音乐,家里有成箱的LP唱片｡听说我喜欢"感恩而死",便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原来他有个哥哥住在旧金山,是个死头｡一天他在大街上看见一辆宝时捷跑车,做为一个老资格的死头,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加西亚的坐骑｡胆大妄为的他竟然把车橇开了,他也没别的心思,就是想听听教主平时自己开车时听什么音乐｡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竟然是ABBA的磁带!你能想象他老人家一边开车一边听着:"Dancing queen, you are the dancing queen!"吗?我的同事指天发誓说这是真的｡不过,那时的加西亚已是一个五十岁的老头了,你还能指望他听Nirvana? 其实我喜欢"感恩而死",不是喜欢他们的音乐技巧或者勇于创新什么的,说实在的,他们的音乐水准并不出众,但他们却是唯一一个在九十年代还在做着六十年代的事情的乐队,而且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那个年代的精髓｡我之所以至今仍然有"六十年代情结",主要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当然还有Dylan)｡ 再贴一首Grateful Dead的老歌《Box of Rain》： |
| Posted: 23 Jan 2011 01:20 AM PST 日期: 2011-02-20 民主自治實戰討論會 見慣議會政治的無用，見慣政府質詢的虛偽，作為社會中的持份者，如何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重主自己的生活？決策的方式，又如何可以做到不打壓不同的意見，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平等的自由？我們邀請大家一同參與這個以共識為決策條件的討論會，在討論分享一些公共議題的意見，思考如何行動改變之餘，同時亦以試行這個決策機制，探索平等參與的民主的可能面貌。 尋找我誠黑鷺音樂會 今次就來邀請大家一起做實驗，用音樂去熱身，讓我們帶出心裏面對大自然、土地的關心，音樂是踢走怕醜的好東西，音符與大自然Jam一個下午，我們做動物的，就用語言去找共識，共識就是用來發生民主，去向搞病我們土地的自私的壞人對抗，土地根本正義。 讓我們在音樂的餘音下，吃著大家自備來分享的茶點，為足下的土地促膝詳談，為候鳥與其他社區動物、植物和自己的家園去做自治實驗。 我們帶著重疊又各別的想法，同聚而探索共同改變的可能： 發展之必要／起豪宅之必要／拆屋之必要／城市人的後花園之必要／黑臉琵鷺的家之必要／土地的價值之必要／每件事都有個價之必要／賤賣之必要／由誰分配之必要／貧富懸殊之必要／搶奪之必要／土地歸誰之必要／地產商之必要／壟斷之必要／農業之必要／重奪之必要／失去之必要／懷舊之必要／行動之必要／改變之必要 主辦：是牠/它也是你和我、fm101及自治八樓落手支援 日期：20/2/2011(日)12pm~6pm 入場費：晨早起身/地布乙張 / 適量食物 /大量分享 / 一堆民主想像 rundown： 查詢：邦 6028-9646, Jaco 9559-7519, 禮 9644-4815 |
| 民化空間藝術節/A PUBLIC SPACE ODYSSEY Posted: 23 Jan 2011 01:17 AM PST 日期: 2011-01-26 - 2011-01-28 藝術共享，重申公共空間權利；多元體驗，實踐公民社會想像 首屆「民化空間藝術節」將於2011年1月26日至1月28日舉行。橫跨三日的多項藝術活動，運用音樂、電影、討論、形體藝術、攝影裝置展，與及藝術活動公開參與，為公共空間帶來更廣濶的可能性。 - 1月26日 - - 1月27日 - - 1月28日 - 演出單位： 地點：大學火車站對出空地（民主女神像側） 主辦單位：中大學生會 自然活化合作社 |
| Posted: 23 Jan 2011 12:44 AM PST
現存的甲組隊中，只有港會和南華真正擁有自己的主場。能在寸金尺土的香港鬧市擁有自己的足球場，當然拜兩會歷史之久之賜。雙方也是甲組隊中兩支歷史最悠久的球隊。但在缺乏歷史感的香港足球界入面，兩支球隊在一月二十一日晚相遇在港會場時只是一場普通的榜末球隊與榜首球隊之爭。 剛痛失銀牌寶座的南華在開賽初段雖然稍佔優勢，但開紀錄的卻是主場的港會。港會的高空球攻勢本無甚威脅，但在禁區頂頭球解圍的李志豪把球頂橫，而右後衛的反應又不及速度高的麥基，後者截足先登挑射射破張春暉把守的大門。時為上半場十七分鐘。 港會的歡樂時光只維持了三分鐘。李海強在禁區頂見在右輔位入楔的劉念溢竟然無人看管，即放高球予劉。劉的近射雖然未算精采，但港會門將吳國熙未有封好近柱位置，讓皮球溜入網內。在扳平後，南華球員質素的優勢漸現。他們的速度尤其令到港會的中後場難以招架，而多名後防球員亦勇於助攻。到三十四分鐘，港會的球員的接連犯錯予南華反超前的機會。首先，港會球員在中場附近作出不必要的犯規。李海強直接將自由球吊進禁區，禁區內卻只有陳肇麒一個人跳頂。在毫無壓力下，陳肇麒頂出一個有力度的頭球入網。完半場前三分鐘，陳肇麒有機會再下一城，他在禁區頂接應李海強的快開自由球後快射，皮球貼柱出界。 上半場的比分是一比二。 下半場開賽後兩分鐘，港會得一扳平的黃金機會。今次輪到夏志明在禁區內能在無人看管情況下頭球攻門，但在缺乏助跑之助下，他的頭球既無力亦不中框。本以為這是港會傾力反撲的序幕，但這也是港會整場賽事最後一次具瞄頭的攻門。即使主隊陣中有高速的麥基與腳法秀麗的夏志明在兩翼效力，但礙於其它球員的實力較弱，故港會即使有不少的控球權也始終無法為南華後防帶來太大壓力。 相反南華的入球機會卻不少。今仗司職防守中場表現出色的劉念溢在六分鐘先接應蘇沙的妙傳單刀射門，但力度不夠被吳國熙一抱入懷。一分鐘後劉再在禁區外施射，皮球打中敵衛再打中門柱上。 之後出任右中場的郭建邦在右輔位傳中掠門而過。後備上陣的歐陽耀沖在三十分鐘施射自由球中框，但由於角度不夠刁鑽的情況下球被吳國熙接下。多次攻門未竟全攻之後，南華終在三十三分鐘取得下半場的首個入球。港會在中場傳送失誤，南華即把握機會反擊。蘇沙在左輔位射成三比一。此時港會大部分球員已經洩氣。兩分鐘後，蘇沙在相同區域重施故技，今次皮球中柱彈出。三十七分鐘，陳肇麒接應右路傳中球凌空抽射出界。一分鐘後，下半場表現活躍的基奧雲尼與歐陽耀沖來一個精采配合，由前者完場入球任務成四比一完場。 |
你会上安慰剂的当么？来个脑部扫描或许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对你有没有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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