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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Apr 2011 02:21 PM PDT 近日，"瘦肉精"这个词汇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这种屡禁不止的添加剂，引起了大家对肉类食品安全的广泛担忧。"瘦肉精"究竟是何方神圣，又究竟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呢？ "瘦肉精"指的是一类可以增加牲畜瘦肉量的物质，它们通过促进蛋白质的合成来提高瘦肉率。国内使用的"瘦肉精"大多是盐酸克仑特罗。这种物质原本是一种平喘药，它可以激动β2型的肾上腺素受体，从而舒张支气管，因此被作为治疗哮喘的应急药物。这种物质毒性不算太强，常规剂量下至少没什么生命危险，同时疗效也很好，只需要几十微克就能缓解症状。不过，它也有很多副作用，包括肌肉震颤、电解质紊乱、恶心呕吐、头痛、心悸等等，长时间使用时副作用更为明显。不止如此，由于它会增加心脏负担，对于本身心脏基础状况不好的人而言，还可能诱发或加重心脏疾病。这些副作用并不是克仑特罗的专利，其他同类的药物，比如沙丁胺醇，在口服使用时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 由于这类药物口服的副作用较多，现在它们已经逐渐被安全系数高得多的吸入制剂取代，作为口服药的克仑特罗也逐渐淡出了哮喘治疗的舞台。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它能促进蛋白质合成，增加猪的瘦肉率。饲喂了克仑特罗的猪更"健美"，成长得也快，这对商家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因此它被广泛地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 克仑特罗使得猪肉生产获得了速度与质量的双丰收，但安全性问题也随之而来。肉猪服用克仑特罗的时间比治疗哮喘发作的用药时间长得多，剂量也更大，而它在动物体内的清除又比较慢（体内的克仑特罗清除一半需要三十多个小时），这就造成屠宰时仍有相当大量的克仑特罗残留在猪的体内。克仑特罗比较稳定，即使经过烹调，仍有很大一部分残留，因此吃了这样的肉就可能引发上述的一系列药物副作用，甚至造成过量中毒。如此的中毒事件已经多次发生，例如2006年发生在上海的"瘦肉精"中毒事件，影响了上海市九个区，共造成三百余人克仑特罗中毒。因此，包括美国、欧盟国家、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已对饲料添加克仑特罗亮了红灯。 除克仑特罗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物质可以作"瘦肉精"使用，例如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可以合法添加的莱克多巴胺。莱克多巴胺和克仑特罗的作用原理类似，但不容易在动物体内蓄积，毒性也更小。目前科学研究认为，只要最终肉类制品中的莱克多巴胺含量低于一定标准，就可以放心使用。不过，仍有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和欧盟国家）对这种较安全的"瘦肉精"也加以禁止。 其实，通过添加化学物质增加瘦肉率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前提是一定要确保安全。政府与监管部门应对此持谨慎态度，对已经证明有害的物质加强检验与管理，对安全性尚不明确的物质进行安全性评价，以避免可能的伤害。 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则可以通过随时关注质检信息、从正规渠道购买肉类制品来避免"瘦肉精"猪肉。如果怀疑自己吃了"瘦肉精"猪肉，也不用太过担心。这类物质造成的不适症状一般比较轻，只要到及时到医院就诊，经过治疗之后就可以缓解。 |
| Posted: 01 Apr 2011 01:49 PM PDT 作者 Juliana Rincón Parra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哥伦比亚原住民族群努力透过各种方法，以确保粮食供应无虞。除了教育社区民众食用自栽蔬果，不要购买进口自外界的昂贵食物外，也抗议新法限制民众使用乳品。  原住民族群裁种的蔬果 第一段影片（西班牙语发音）拍摄Huellas Caloto原住民保护区的社区大会，邀请各个乡镇带来各项原料自产的食品，包括南瓜汁、粥、玉米糕等产品，在在展现饮食不需仰赖进口产品，也可选择充分运用地方传统食材。 下面两段影片（西班牙语发音）中，Misak原住民社区到首都参加游行，抗议新法禁止贩卖未杀菌牛乳，当地民众常向邻居购买牛乳，补充饮食营养，对未杀菌牛乳设限之后，他们将被迫以高价购买经杀菌处理的乳品，深深影响买卖双方。影片题为"罐装牛乳不会杀人，饥饿会杀人"。 水源安全亦为重要议题，在以下片段内，Northern Cauca传播学院以两项场景为例，说明相关议题与解决办法。第一个场景中，一位女性在河边洗衣，邻居上前提醒她，因为她这位做，下游用水都是泡沫，她赶 紧道歉，承认自己没想过行为影响他人，之后会回家做个洗衣间，才不会污染河川，邻居则乐于帮助她解决问题。第二个场景中，观光客在河畔野餐，离开时却留下 一堆垃圾，一位原住民之后边抱怨边捡起垃圾。 若各位对哥伦比亚原住民的种种活动有兴趣，欢迎浏览他们的西班牙文网站。 校对：Vergil |
| Posted: 01 Apr 2011 01:39 PM PDT 《要核，還是不要核？》講座一：核電ABC與世界反核潮 時間 ：3月29日 · 20:00 - 22:00 更多說明： 日本核危機，震驚世界，德國立刻宣佈會考慮放棄使用核電，連中國政府亦叫停審批核電項目。香港人則驚覺原來廣東早已規劃二十個核電廠，而運作中的大亞灣核電廠又曾隱瞞事故，香港似乎只能憂心忡忡卻無能為力。核電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能源？我們可以不用核電嗎？世界的反核浪潮又可以給香港怎樣的啟示？ 日期：2011年3月29日（星期二）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01 Apr 2011 10:16 AM PDT 一个代表着权，一个代表着法，法被关在笼子里，而权力依旧肆虐，这才是中国最真实的国情，其他一切掩饰和粉饰都是胡言乱语。 在中国，总是权力大于法律，法律被以法律的名义关在监狱里，权力才会大行其道，一遍遍显示出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国家和社会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也依然是一个落后、保守、愚昧、残忍的集权社会。 要么李刚，要么李庄，请问，我们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 李庄是重庆打黑年代龚刚模的律师，竟然被龚刚模神奇而不可思议地举报，最终获刑一年六个月。眼看刑期将满，又被巧合地发现两项遗漏罪行，再次面临牢狱之灾。怎么看，这都不像是打黑的胜利，而是肆无忌惮黑打的妄行，这种妄行和正义与法律无关，有着太多太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痕迹，有着太多权力就是法律的证据。 李刚是保定下面一个区公安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却在汹汹的网络舆情里毫发无损，甚至连河北省委工作组都成了打狗的肉包子或者入海的泥牛，在我们这个年代上演了一场权力的无间道和传奇，印证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里，只要有了权，什么中国特色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李庄和李刚，让这个越来越破绽百出的和谐社会尴尬和无地自容！
小远2011年4月2日星期六 1:07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31 Mar 2011 09:00 AM PDT 4月1日过生日…… 从来没有人相信过我真的是那一天过生日…… 同学Y是个富二代，今天发现iphone有个条形码扫描软件，能扫出商品价格，于是见条形码就扫，玩得不亦乐乎。 前些天他从家带来一瓶香水，很大的瓶子，大概能有200ml，我们都拿着用。 他拿手机一扫，出来的价格是¥1500，于是他不淡定了：擦，以后用交钱哈！！！这么贵的东西你们当空气清新剂用！！！更有甚者，你拉完屎回来身上臭了也喷啊！！！这TM是盖屎味儿吗？！！！ 空气清新剂 香味太淡了 今天愚人节啊，于是很哈皮骗了一个要好的女同事。。。。 说是老板准备辞了她，所以叫她赶快去老板那求情 结果这货就去了，回来的时候老板也来了，给了我一封辞退信，我被辞了。。。。 当时我就傻了，根本没意识到这是整我呢，毕竟上面公章boss签名俱全，而且又是boss亲自来通知的。。。。 然后就灰溜溜的收拾东西。。。。。 结果老板和那货一起帮我收拾，还安慰老子 等老子准备出门的时候，两人一起大笑。。。。 我那同事还大喊："要你玩弄我"boss也笑眯眯的说："以后不要玩弄女同事" 我勒个去，，，，，，， 愚人节快乐！哈哈…手机码字不容易，给个过吧！ ———————— 有一次和我弟去游泳，路上买了个泡泡糖吃，出来洗澡时我把泡泡糖从嘴里取出来，用手拉成一张膜，一激动就盖到他jj上了，结果一遇热水粘住取不下来了，我就又去游泳顺便等他，等我出来时，gc来了，只见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地上，专心的揪着jj，嘴里叨叨着："怎么粘这么死，真难弄……"任周围的大叔们用怪异的眼神盯着他…… —————————— 出来穿衣服时听到一个大爷说："内个傻小子，想把自己的包皮揪掉…" 我：…………… 背景，介绍下我数年来的悲剧经历。 =========================== 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不同的学期里，3门考试没有登录成绩，后去核实，一门是分数错登陆到其他学院，一门是没有我的参考记录，一门是登漏了。 有人经历过3门漏登吗？？这个运气！有木有？？ 当然，在成都还经历了8.0的512大地震。 这或许不算什么。接着说： 大学毕业到日本读硕士，刚进学校一个多月，所属实验室失火，救援时还来了两架 直升机。 之后，1、2个月一直协助打扫卫生，擦拭还能用的设备。实验室几乎瘫痪了半年多。呆了一年，因为各种原因。 报考去了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11年4月正式入学。 接着，3月11日，就发生了日本9.0的东北大地震，现在，核电站也泄露了，各种神马辐射！！！！！ 学校里福岛核电站就100km，有木有！！ 刚刚cctv新闻上还播放了槑槑停用中的学校教学楼。 我的心情！！！！ 神马运气 悲剧 第一次用爪机发，那是个小学时代的愚人节，我放学回家突发奇想的给爹妈打电话说：你刚才是不是回家找东西啦？家里翻的好乱啊，还有，咱家电视哪儿去了？ 打完电话便开始吃零食等他们回来说句愚人节快乐，然后一家人欢乐的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我还记得爹妈冲进家的瞬间我在吃冰棍。。。最后大家懂的，那一顿毒打啊，蝶打了妈打，妈打了爹继续打。 现在一提这事儿我爹妈就会说我果真跟对方很像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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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Apr 2011 10:08 AM PDT  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的官员们。（图片来自Facebook） 西藏：困顿轮回与良心的距离（上） 文/唐丹鸿 一、侵略西藏势在必行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罗布林卡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 20世纪30年代末，西藏安多达泽（中国现划为青海省平安县）一家普通农家的小男孩拉木登珠，最爱玩的游戏是叉腿坐在窗框上，煞有介事地说他是在骑马去拉萨。他要去拉萨的愿望如此强烈，常常独自一人玩著整理行装、上路奔向圣城拉萨的游戏。之后，3岁的拉木登珠奔向的是一条艰难坎坷的、用任何语言也难以诉尽的苦涩之路: 当中国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得知西藏的寻访队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达泽男孩的消息后，派人到塔尔寺将灵童扣为人质，厚颜无耻地先后共勒索四十万大洋（当时约相当于四十万美元）的赎身费。藏人尽管愤怒无比，但别无他法，只好付了这笔巨款。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其实之前清朝的入侵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早已峥嵘显露，但似乎没有让整日念经拜佛的藏人意识到国防的重要。 藏历16绕迥土牛年末的一个深夜，古老的、孤立自在的雪域西藏的一个寻常的冬夜。牛羊归圈，生意打烊。人们转完了晚间的林廓，磕完自定的长头数，带着为众生祈祷后的安宁感睡去。布达拉宫灵塔殿中，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在酥油长明灯光中，珠宝黄金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些酥油灯光、这些珠宝的光芒都来自信徒的虔诚供奉，也见证了一个古老国度和她有效执政数百年的噶厦政府的延续。十五岁的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做了什么呢？不外礼佛诵经、念习老师布置的繁重的经课 ……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已经笼罩在来自东边的威胁中。1949年9月12日西藏外交局给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失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毛泽东给噶厦的回答是命令第一、二野战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古老的、孤立自在的西藏，她很快将被东边那个新兴的共产主义血腥怪物无情地吞噬。 这个夜晚也是1950年的元旦之夜，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专程赴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毛泽东，受到了共产帝国苏联老大哥的刺激：" ……老大哥所有建设的新成就全参观了，老大哥的领导集团干得不错……'斯大林果然站起来了，成了英美的对手……'这次来苏联，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真实目的是想向老大哥求一些经。下一步该怎么走……'解放西藏势在必行'"。（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第一章"远方的指示"）。 靠杀人立威和武力征服最容易获得极权统治者所垂涎的权力，刚刚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了的毛泽东深谙此道。尽管在1921年至1945年间，中共数次在宣言、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裂权"，毛本人长征期间尚宣称西藏为"外国"，然而十多年后的此时，他对侵略和占领西藏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二、"西藏什么样？" 其实几个月前毛泽东就指令让彭德怀进攻西藏。但"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经过数百次血战从未有过慌乱的元帅急了……成功的希望百分之四十都没有。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 "彭德怀写了份报告历数从西北攻打西藏的难处，希望毛收回命令（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没有谁成功过"呢？ 毛觉得彭德怀的诉苦有道理，就把入侵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毛泽东１月２日上午４时于远方"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在这封熬夜写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的侵略指令中，落款时毛泽东给莫斯科安了一个矫情的指代"远方"。早在1921年，中共在"一大"宣言里就明确说过："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此时在"远方"，斯大林说："你们准备进攻西藏，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和移民经验传授给了毛泽东，建议中国向西藏、新疆等地区移民"……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张戎《毛泽东 选为人知的故事》） 毛这个在杀人和弄权方面远超希特勒的后起之秀从"远方"取来的真经，成了中共的殖民政策：中国先是有样学样，在新疆、青海等地建"古拉格群岛"监狱和苦役营，输送了大批"特殊移民"，后来发扬光大诱入大量经济移民，现今已是成效盖世。 刘邓决定进军西藏主力由张国华带领18军担任。"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了18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说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既然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又何来"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呢？ 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指令中说"……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调查什么呢？"西藏什么样？……从现在掌握的情况，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一个轮廓，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７, 对西藏，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全面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关于西藏的概况："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包括西藏全部、西康省金沙江地区、滇省西北角丽江一带，川省松、潘、理、孜均属于，青海省西南部玉树一带及甘肃省西南一部分以及不丹、锡金全部、泥泊尔、印度克什米尔土邦之一部。……" 虽然这些侵略头目一再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是"西藏在刘伯承、邓小平以及十八军领导的脑子里是模糊而粗放的轮廓"，唯一清晰的是自古以来的陌生；虽然这些侵略头目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但这份花了几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白底黑字告诉他们"在藏人认识上，以为凡藏人所分散的地区都属'藏地'"，而非"属中国"（藏文中"博"意：图博国；"加"指中国）。当然，这份调查报告的功能，不是用来考虑藏人是否承认"自古以来"的，而是用以制定一整套威逼欺骗、软硬皆施的政治和军事计谋，以达到全面占领的目的的。 中国的爱国者喜欢讥讽帮西藏说话的西方人"连西藏都没去过，却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但五十年前这些"解放"西藏的中共首脑，以及"解放"西藏的野战军，同样连西藏都没去过，还花了几个月时间调查"西藏什么样"呢，而中国人却不仅对西藏说三道四，而且说成"内政"了。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这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２月第１版的书出版不久就被禁了。从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解放军军旅作家吉柚权其实为党和解放军的霍霍战绩自豪不已，也许正是对战功未彰的不甘，促使他写了此"纪实"。这本在"政治态度"上毫无问题的书被禁，完全是因为太纪实从而言多必失，泄露了党的许多不愿和不敢彰显的"功劳"。 三、英国"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刘伯承、邓小平把进军西藏的任务派给了张国华和18军，并向毛提供了一份专业详细的计划。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1949年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宣布建政后，除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这个新红色政权外，12月30号印度承认了红色中国。几天后的1950年1月6号，英国不顾西方国家的激烈反应，急急忙忙成为最早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何以毛泽东那么肯定，英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对中国侵略西藏是有利的呢？从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分党委书记金光耀的《解密首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骑墙的英国》一文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个中意趣： "1948年下半年，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得出结论：'共产党最后控制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提到了英国外交部的议事日程上。12月初，外交部远东司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的局势"的文件，供内阁决策参考。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局势时，着重强调经济问题，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所在。它估计……在一个走向工业化的稳定的共产党政权控制下，对外贸易反而可望比目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有所改善。在共产党执政后，英国'应尽力留在原地，在那些不可避免的范围内保持与中共事实上的联系，并调查在华继续贸易的可能性'。这份文件对英国在华利益前景的乐观估计得到了内阁的首肯。 英国认为"经济利益应尽可能长地在中国保持下去。因为，'经营多年、概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恢复了'。'从长远看，也不应忘记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一个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地以及出口市场的潜力'……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将此恰当地概括为'对国民党政府不同情，而对中共却颇倾向于与之做生意' 10月5日，英国留驻北京的总领事格雷厄姆（Graham）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由施缔文草拟的信件，作为对10月1日周恩来信函的回答："……英中之间友好、互利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代，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以使两国政府更便于接触，并推动两国间的贸易。" 10月20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邓宁（Dening）起草了一份供内阁会议决策用的备忘录，列举了应尽快承认新中国的5点理由：1.我们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4.我们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地正式承认才能得到保护…… 英国政府认为应选择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影响最小的时候承认新中国，因此决定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因为印度将在12月30日承认新中国……所以1月6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一选择避免了与印度承认相隔太远而影响英国在印度及亚洲各国的声望……"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利欲驱动下，当年英国对在华经济利益的幻想与算计，将对西藏产生什么影响。 四、英国提出搁置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了昌都。西藏政府给联合国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呼吁电，请求干预以"阻止中国人的入侵"。此时，已正式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西藏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才15岁，离亲政年龄还差三年。1950年11月17日，噶厦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仪式，历史逼迫他接受了他的人民要他亲政的恳求。后来他写到："我不能拒不承担责任。我必须承担责任，拋弃我的少年时代，立刻准备领导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上旬，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出人意外地来到拉萨。自从一年前共产党占领安多以来，他一直受到囚禁，被迫目睹塔尔寺周围的村庄改变了其长达数百年历史的生活方式。当时中国正在为入侵康区准备，原国民党变节将领、新任青海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则动手策划推翻达赖喇嘛的计划。赵寿山以己度人，企图用当年共产党策反他的方式策反达泽仁波切。他要达泽仁波切说服西藏领袖，不要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如果不能说服，达泽仁波切就得杀害自己的弟弟达赖喇嘛。作为回报，中国人将让达泽仁波切担任西藏政府主席。 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泽仁波切佯装从命，得以离开塔尔寺前往首都。他来到拉萨后，立即将中国人的意图告诉了达赖喇嘛，并向噶厦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第一次揭露了北京的计划：北京要吞并西藏，并计划使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逐渐解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来取代西藏的僧俗生活方式。（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此时，藏人又得到了更为痛苦的消息：联合国拒绝考虑西藏问题。联合国认为，西藏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达赖喇嘛在《我的国家，我的人民》中写到："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使我们大为惊愕。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当做正义之源，对它寄予全部希望，更加令我们惊异的是，是英国首先提出才使得西藏问题被搁置的。" 由于西藏封闭孤立，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了解西藏历史和状况，有的国家甚至连西藏在地球上哪里都不知道，以至于长期殖民印度的英国、以及刚刚独立的西藏近邻印度仿佛天然有了发言权。"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似乎是暗示说，虽然现在我国已经三十八年没有中国人，但法律上我们仍然有可能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 （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很难相信老牌殖民帝国英国这个"法定地位不明"的表述，仅仅是因为错误地把欧洲宗主国概念套用到了西藏与清朝的供施关系上。英国急不可耐地承认了红色中国，那时正乐观憧憬着在共产党的地盘上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呢，如果反对中国入侵西藏，其利益的幻梦无疑就会立刻破灭。 五、印度提出放弃讨论西藏问题 然而，"印度可以说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和主权地位：1947年，在新德里参加泛亚洲会议时，西藏代表团与其他国家以平等地位出席，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同悬挂。印度独立时，印度政府以如下措词回答西藏发出的信：'印度政府将乐于得到保证，即西藏政府有意在现存基础上继续双方关系，直到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事务的新协议为止。这是印度从英皇政府继承协议关系之所有国家均接受的程序。'1948年，西藏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西藏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的护照为上述所有国家接受。" 可是，在这个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英国代表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印度代表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失望。他说他确信，中国和西藏可以缔结一项和平协议，而且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确保这点，最好放弃在联合国全体大会讨论西藏问题的想法"（达赖喇嘛：《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三年前才摆脱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国家概念以及对共产中国的理想化、自我心理投射、实用主义等复杂纠结的心态，使她完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共产中国高调宣称反帝、反殖民，这正好挠到了反英帝国、反英殖民的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痒痒，他在钦佩这个"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中国时，似乎没看穿中国效仿苏联的共产帝国和共产殖民心态，更似乎忘了英国也曾以印度的"宗主国"自居，反而在达赖喇嘛求援时提醒西藏，"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是公认的事实。"（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 尼赫鲁似乎也忘了，西藏早在1913年就宣布独立，比印度独立早三十四年；或者说，尼赫鲁虽然没忘记西藏早已宣布独立，但他同样没忘记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而印度的独立，是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和批准的，是得到殖民者宗主国的准允的。既然印度的独立要经得英国同意，并先是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那么推己及人，印度"确信西藏的自治可以得到保障"有什么心理根源就不难寻踪了。 对尼赫鲁来说，"他崇高心爱的理想之一即：正在崛起的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和平与团结，也就是亚洲的和平与团结"，而且在印巴分治产生的一系列麻烦中，印度不愿把中国推向巴基斯坦，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与中国的摩擦"（约翰. F.艾夫唐《雪域境外流亡记》），因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提议"放弃讨论西藏问题"，让西藏牺牲吧。 《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告诉我们："在1950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上，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卡斯特罗提出将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苏联的代表当即反对，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世界公认的。"哈哈，苏联老大哥当然会这么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为宗旨和原则的联合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管西藏求援信中清楚解释了供施关系，尽管求援信中提出国际仲裁："汉人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认为无论在民族、文明、地形等各方面都与汉人很不相同……最恰当的是经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联合国却采纳了英国和印度代表的建议。 而那封闭高原上，独立有效地运作了至少三百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对祖辈生活和管理的国家与主权的认定，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在联合国眼中似乎被看成了传说中的喜玛拉雅雪人的呼号，可以姑妄置之，被"拒绝"考虑。 （未完待续） 转自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153  |
| Posted: 01 Apr 2011 08:33 AM PDT
小红猪算是露了一小手！大家加油！ 愚人节尘埃落定，本周惯例，待译文章一篇，期待你的参与！（但务必了解抢稿方法呦） 期待各翻译高手投标稿件一篇：Starting over: Rebuilding civilisation from scratch 抢稿方法
抢稿须知：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
积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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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ing over: Rebuilding civilisation from scratch Posted: 01 Apr 2011 08:31 AM PDT
原文：Starting over: Rebuilding civilisation from scratch The way we live is mostly down to accidents of history. So what if we thought it through properly? IN JUST a few thousand years, we humans have created a remarkable civilisation: cities, transport networks, governments, vast economies full of specialised labour and a host of cultural trappings. It all just about works, but it's hardly a model of rational design – instead, people in each generation have done the best they could with what they inherited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As a result, we've ended up trapped in what, in retrospect, look like mistakes. What sensible engineer, for example, would build a sprawling, low-density megalopolis like Los Angeles on purpose? Suppose we could try again. Imagine that Civilisation 1.0 evaporated tomorrow, leaving us with unlimited manpower, a willing populace and – most important – all the knowledge we've accumulated about 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how we might avoid the errors we got locked into last time. If you had the chance to build Civilisation 2.0 from scratch, what would you do differently? Redesigning civilisation is a tall order, and a complete blueprint would require many volumes, not just a few magazine pages – even if everybody agreed on everything. But, undaunted, New Scientist set out to discover what might be on the table, by seeking provocative ideas that challenge what we take for granted. The result is a recipe for overhauling how we live, get around, and organise our societies – as well as reconsidering our approach to concepts such as religion, democracy and even time. Dreaming of a new civilisation is more than a thought experiment: the answers highlight what is most in need of a rethink, and hint at bold repairs that might be possible today. Take cities, for starters. Historically, they have generally arisen near resources that were important at the time – say harbours, farmland or minerals – and then grown higgledy-piggledy. Thus San Francisco developed on a superb harbour and got a boost from a mid-19th century gold rush, while Paris grew from an easily defended island on a major river. How would we design cities without the constraint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many ways, the bigger cities are, the better. City dwellers have, on average, a smaller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than those who live in smaller towns or rural areas (New Scientist, 18 November 2010, p 32). Indeed, when Geoffrey West of the Santa Fe Institute in New Mexico and his colleagues compared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they found that doubling the size of a city leads to a 15 per cent decrease in the energy use per capita, the amount of roadway per capita, and other measures of resource use. For each doubling in size, city dwellers also benefit from a rise of around 15 per cent in income, wealth, the number of colleges, and other measures of socioeconomic well-being. Put simply, bigger cities do more with less. Of course, there are limits to a city's size. For one thing, West notes, his study leaves out a crucial part of the equation: happiness. As cities grow, the increasing buzz that leads to greater productivity also quickens the pace of life. Crime, disease, even the average walking speed, also increase by 15 per cent per doubling of city size. "That's not good, I su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he says. "Keeping up on that treadmill, going faster and faster, may not reflect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But there's an even more fundamental limit to how big a city can get: no matter how efficiently its inhabitants use resources, a city must have a way to get enough food, materials and fresh water to support its population. "Water is the most problematic of diminishing resources," says Christopher Flavin, president of the Worldwatch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DC. "Oil can be replaced with renewable sources of energy. There are no good replacements for fresh water." No matter what the benefits of aggregation, then, our new civilisation is likely to need many cities of diverse sizes, each matched to the ability of the local environment to supply its needs. That means no megacit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like Phoenix, Arizona. Our larger cities should be close to good water sources, preferably along coasts to give access to energy-efficient shipping, and near fertile farmland. New York, Shanghai and Copenhagen all fit that bill; Los Angeles, Delhi and Beijing fall short. Perhaps the biggest flaw of many cities is the suburb – the land-gobbling sprawl that creates communities far from shopping or commercial districts and forces people into their cars to travel. "Urban sprawl has been a huge mistake," says Flavin. It's been the dominant growth pattern of most North American cities, and is a major reason why Americans use so much more energy than Europeans, whose cities tend to mix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uses in more walkable neighbourhoods. Big cities like London and New York have already solved the car problem by making driving so impractical that most residents use mass transit, or walk or cycle. But even smaller cities could achieve this with the right design. City living Mark Delucchi at the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envisions districts laid out concentrically around a central business hub which residents access on foot, by bicycle or with light vehicles like golf carts (see diagram). "We believe that one of the major things that keeps people out of these low-speed vehicles is that people don't feel they function safely enough in a regular road system," he says. To avoid that, conventional cars and trucks would be segregated on separate roadways, perhaps at the outskirts of each district. To make this layout practical, every resident would need to live within about 3 kilometres of a hub, Delucchi estimates, giving each district a population of about 50,000 to 100,000, while maintaining a pleasant living environment of low-rise buildings. Each hub could then link to other hubs through a mass transit system, allowing people easy access to other districts for work, and to the attractions of a larger city. A few cities, such as Milton Keynes in the UK and Masdar City in Abu Dhabi, already use some of these principles. Once this basic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on the large scale, much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esign within each district could then be handed over to residents and local businesses. In a way, that's how cities used to evolve. For example, mills were set up by the river to take advantage of water power, then workers' houses were built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while the mill owners built on the hills where the view was best. But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centuries, this organic evolution has been replaced by top-down planning, leading to the sterile monotony of cities such as Brasilia, Brazil, and modern tract-housing suburbs. Today, though,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gives individual users tools to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like never before. "I would build the cities in an open-source way, where everybody can actually participate to decide how it's used and how it changes," says Carlo Ratti, an urban designer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t's a similar process to what happens in Wikipedia." By tapping into this sort of crowd-sourcing, the residents themselves could help plan their own wiki-neighbourhood, Ratti proposes. An entrepreneur seeking to start a sandwich shop, for example, could consult residents to find out where it is most needed. Likewise, developers and residents could collaborate in deciding the size, placement and amenities for a new housing block – even, perhaps, the placement of roads and walking paths. With c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refashioned, the next problem our rebuilding society faces is energy. This one's easy: virtually everyone agrees the answer should be renewables. "We can't say it should all be solar or it should all be wind. 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we have all of them," says Lena Hansen, an electric system analyst with the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an energy-efficiency think tank in Boulder, Colorado. That would help ensure a dependable supply. And instead of massive power plants, the best route would be small dispersed systems like rooftop solar panels. This decentralised generation system would be less vulnerable to extreme events like storms or attacks. Hansen estimates that building an electricity system fully based on renewables, at least with our present technology, might cost a bit more upfront than recreating the present, fossil-fuel-based system, but fuel savings would quickly recoup that. Still, it might not be such a bad thing if energy was more expensive in our new civilisation, says Joseph Tainter, a sustainability scientist at Utah State University in Logan. Since energy is a cost in most manufacturing, cheap energy makes other material goods cheaper, too. "It induces us to consume more and more – to produce more children, to consume other kinds of resources and let the society become more complex," he says. To keep that from happening, Tainter suggests that energy prices might be kept artificially high. An alternative might be to ensure prices for all goods reflect their true environmental costs. If the price of fossil fuels reflected the actual cost of global warming, for example, simple economics would push everyone toward radical improvements in energy efficiency and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While we're tinkering with the economy, we migh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using GDP as a measure of success. When nations began focusing on GDP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made sense to gauge an economy by its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At that time, what most people needed was stuff. They needed more food, better building structures – stuff that was lacking – to make them happy," says Ida Kubiszewski of th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at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in Oregon. "Now times have changed. That's no longer the limiting factor to happiness." Instead, we may want to broaden our indicator to include environmental quality, leisure time, and human happiness – a trend a few governments are already considering. With Gross Domestic Happiness as our guide, people might be more likely to use gains in productivity to reduce their work hours rather than increase their salaries. That may sound utopian, but at least some societies routinely put greater value on happiness than on material things – such as the kingdom of Bhutan and the indigenous potlatch cultures of the 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that redistribute their property. "I don't think it's contrary to human nature to have a system like this," says Robert Costanza, an ecological economist also at Portland State. After the economy, the nex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new civilisation is the matter of government. We'll assume that some form of democracy is best, though there might be some discussion about the details (see "Ultimate democracy"). But the bigger question is, how many separate states would we want? Here, not surprisingly, opinions differ widely. On one hand, humans evolved in small bands, and we still respond to challenges best in relatively small groups such as units of about 150, notes Robin Dunbar, an anthrop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Governmental units no larger than, say, a Swiss canton would maintain this sense of commitment and local control in a way that is lost in larger units, he says. New world view On the other hand, increases in mo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 as well as the sheer size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 mean that many of the world's problems are now truly global. "What if there were a newspaper that was published just once a decade? What is the macroheadline of our time?" asks Paul Raskin, president of the Tellus Institute, a think tank in Boston. "This decadal New York Times would be tracking a really major story, and it would have a headline something like 'History has entered the planetary phase'." Just as events drove medieval city states to amalgamate into nations centuries ago, global problems are now pressing for global solutions, he says. And that requires some 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at least to set broad goals – biodiversity standards, say, or global emissions caps – toward which local governments can find their own solutions. All our design efforts to this point have been aimed at creating a sustainable, equitable and workable new civilisation. But if we want our new society to last through the ages, many sustainability researchers stress one more point: be careful not to make it too efficient. The history of civilisations such as the Roman Empire or the Mayans suggests that they expanded dramatically during periods of climatic stability. Rulers knew how much they could get away with – how many fields they could irrigate from a single canal, for example, or how much forest to leav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uilders. That worked, and the civilisation flourished, until climate shifted. "They ended up building themselves to a point that might have been very efficient, but when the environment started working differently, they had overbuilt," says Scott Heckbert, an environmental economist at CSIRO in Darwin, Australia, who simulates the collapse of past empires and peoples. In the end, though, no human civilisation can last forever. Every society encounters problems and solves them in whatever way seems most expedient, and every time it does so, it ratchets up its complexity – and its vulnerability. "You can never fully anticipate the consequences of what you do," notes Tainter. Every civilisation sows the seeds of its own eventual doom – and no matter how carefully we plan our new built-from-scratch civilisation, the most we can hope for is to delay the inevitable. |
| Posted: 01 Apr 2011 11:13 PM PDT 杨支柱 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报纸上关于丧葬的报道多起来。4月1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海淀墓地价格9年涨20倍 卖公墓形同 '售楼'"。同日新民晚报报道，"吉林长春最贵墓地288000元，够买45平商品房。""死了买不起墓"跟"活着买不起房"一样，成为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 全国城市墓地的价格似乎普遍比商品房高出若干倍。尽管墓地不能盖楼提高容积率，但考虑到墓地的级差地租远低于商品房小区，实际上墓地价格已经跟商品房用地相差无几。如果考虑到公墓使用年限只有20年，而住宅用地的使用年限是70年；那么毫无疑问，墓地比住宅用地或商品房要贵得多。 这不难理解。因为墓地的垄断程度比商品房高得多。墓地在我国一直是禁止炒卖的，虽然事实上不乏非法炒卖，但比起合法的房屋炒卖还是要少得多。墓地价格高于商品房，说明房价暴涨并非源于炒卖，而是因为供地的垄断和货币供应量的剧增。 北京市殡葬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价格确实一直在涨，而且涨得很厉害，这是事实，主要是近处土地越来越少，用了就没有了。这类公墓属于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收入和墓地的价格其实根本不挂钩。这些近处的墓地不涨价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所以为了限制数量，只能走高质量高价格的路线。" 局外人不知道殡葬业员工工资的状况，对"高质量高价格"的说法或许也有少数人认同；但涨价并非解决争抢近处墓地的唯一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就整个北京市而言，每年死亡人数不会因为墓地的价格变化而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外地人更不会因为北京市的墓地价格不涨，就特意拉到即使不涨也已经很昂贵的北京墓地来埋葬！难道因为墓地不涨价，人就会多死、快死或特意跑到北京来死以便抢占北京的"公益性墓地"吗？ 近处墓地发生争抢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远处墓地和近处墓地的差价没有拉开，这完全可以通过远处墓地降价来解决。一是附近经营性墓地涨价，导致嫌商品墓价格贵的人纷纷来到"公益性墓地"来买其实也很昂贵的"经济适用墓"。但是政府既然可以搞"两限房"，为什么不可以搞"两限墓"？政府如果把经营性墓地彻底取消了，也许更好。对墓地的需求不同于房屋，它是完全刚性的，无需通过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来解决短缺问题。统一规格的公益性墓地还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 即使墓地完全免费，也可以避免争抢。按户口就近下葬、电脑派位等都是可用的办法。 我个人是主张墓地完全免费的。一则无论多穷的人，都不能让他（她）因为穷而死无葬身之地，以体现政府对人的尊重。二则现在全国普遍对于吃财政饭的人给与丧葬补助，北京市甚至对所有持北京户口者发放丧葬补助，造成国民在死亡面前不平等，不如取消这些丧葬补助，让死者享用统一规格的免费墓地。财政困难的地方，至少也应该免费开放偏远地段的公墓，以便让穷人死有所葬。 墓地20年的使用期限过短，是"死不起"的另一原因。把墓地使用期限制为20年的理由，是防止死人跟活人争地。其实这个理由似是而非。爷爷奶奶帮忙带孙子女、外公外婆帮忙带外孙子女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隔代亲是很自然的事情。由于中国目前的初育年龄已达25周岁，孙子女、外孙子女拜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间通常长达50年之久。极少有人会因为墓地使用期满而任由自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骨灰被挖出来扔掉。 如果因此而导致墓葬用地不断增长挤压活人生活空间，那恰恰说明我们提倡了几十年的这种火葬后用水泥、石块埋葬骨灰盒的墓葬改革的失误和失败。 遗体火化是节省资源还是浪费资源，本来就有极大的争议。因为市场经济下一切资源都是以价格计算的，如果火葬的价格比土葬还贵，那就说明火葬浪费资源。从长时段来看，棺材会腐烂，砖头会风化，土葬占用的土地不过给后代储备而已。倒是石头盒子腐烂不了，焚尸必然污染空气。 解决墓葬用地不断增长挤压活人生活空间的问题有两个办法。 一是天津永安公墓的办法，天津永安公墓一年来已经为500位逝者举行了17场水葬、草葬仪式，将死者骨灰置于可降解（饲料制成）的莲花型骨灰盒中，然后将骨灰盒放入水中或埋入草地，不但不收墓地使用费，连举行告别仪式的费用都全免，只要提供骨灰和死亡证明即可。（渤海早报2011年3月21日）这种办法即节省土地资源又极大地减轻了死者家属的负担，唯一的不足是死者骨灰无独占空间、下葬地也无墓碑，不利于后人寄托哀思和祭奠。 另一个办法，就是停止农村地区的土葬改火葬，并允许城市居民回到农村老家土葬。这需要修改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土葬跟天津永安公墓的免费水葬、草葬相比虽然暂时占用土地，但一般不会超过一百年，而且是山地、荒地，对于人口快速下降、土地抛荒严重的中国农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返乡土葬还可以激发城里人的思乡之情，调动他们帮助家乡发展的积极性。 由于可选择的安葬方式增加，同时也扩大了个人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自己遗体的自由。 新快报2011年4月2日 |
| Posted: 01 Apr 2011 08:38 AM PDT  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报刊亭 美国各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路边小摊，热狗卷饼，咖啡冷饮，旅游纪念品，日用小商品，书报杂志，杂耍卖艺，画家卖画，写字画像等等五花八门。很多城市还有固定或不固定日期的街头集市，有的和某个节日有关，有的就是商品或饮食的庙会。这些都是怎么管理的呢？我们以美国最大城市纽约为例做一个简单介绍。 在纽约市公共场所摆摊，要向纽约州税务局申请销售税证，填写州税局TDF-17表，这样才能够合法地向顾客收取消费税，并且按照规定将代收的税款上缴州税局。申请销售税证不要钱，也可以在网上办理，时间需要4到6周。当然，办理销售税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申请者是合法的纳税人，有一个纳税号码。如果是个体户（小摊贩大多如此），既可以用个人的社会保障号码（相当于中国的身份证号码），也可以为生意起一个名字，用它向国税局申请一个纳税号码。 这些都不是难题，难的是向市政府申请经营执照。理论上经营执照的申请很简单，时间流程也就个把月，但是问题在于纽约市对摊贩的数量设定了限额，你得要排队，而且常常是没有队可排。  纽约美国大道（第6大道）上的饮食摊 我们先谈非饮食类流动摊贩。纽约市目前限制非饮食类摊位853个，多年前就停止接受新的申请，因为排队已经超过20年。可是去过纽约的人都知道，路边摊到处都是，绝对不应该只有这么一点，那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纽约不限制贩卖印刷品的路边摊，包括报刊亭和书摊。如果你卖的是艺术品，例如绘画、照片、版画或雕塑，也不需要营业执照。纽约市内还有一些街头跳蚤市场、农贸市场，还举办临时性的街市或庙会，到那里去摆摊，就不需要这些证明和执照，只要向市场或活动的组织方去申请就可以了。根据规模大小时间长短，他们会发给一个临时摊贩证，费用大概在50到200美元之间。 还有居住在纽约州的荣誉退伍军人，或者本人过世后他们的配偶或生活伴侣，这些人不受限额的限制。如果是残疾退伍军人，还可以获准去受到严格限制的地段去摆摊。当然执照还是要办的，也要依法给地方政府代收销售税。 非饮食类流动摊贩执照归消费者事务局（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管。如果是退伍军人，或者排期轮到了，接到了消费者事务局的通知，就要去填表，缴纳年度执照费（200美元），然后等待批准。纽约的财政年度从每年的10月1日算起，所以如果填表日期过了3月底，就只要缴100美元。退伍军人或其配偶、伴侣免费。如果是在网上申请，则要缴1美元的手续费，包括退伍军人在内。  纽约华尔街附近的饮食摊 饮食类流动摊贩自2007年起限定数额4100个，包括2500个两年期全市范围经营的摊位，1000个季节性全市范围经营摊位，皇后区、布朗克斯区和斯坦登岛区两年期摊位各100个，还有退伍军人、残疾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全市两年期饮食摊位各100个。 饮食类摊贩申请或续延营业执照要到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去办理。两年期的执照费是50美元，季节性（4至10月）为10美元。但是在申请之前，需要上8个小时的营业和卫生法规培训课，分两天，每天4小时，要交56美元的培训费。申请执照除了要提供各种证明，包括姓名、住址、社会保障号码或纳税号码、免冠照片、州税务局销售税证等以外，如果之前违反过卫生局法规，吃过罚单，卫生局还会调阅有关记录，证明没有拖欠罚款才有资格排队或可能拿到执照。 市消费者事务局和卫生局的巡检员或得到授权的雇员或其他执法人员（包括警察）都有权依法检查流动摊贩是否合法经营，饮食类摊贩是否符合食品卫生的规定。纽约市法典第89篇是专门针对饮食类流动摊贩的法律，它对饮食摊可以在什么地方摆放、摊车的结构和卫生、食品的来源和保管、垃圾的存放和处理、违章处罚等作了详细的规定。比方说摊车不得摆在比12英尺（大约3.6公尺）还要窄的人行道上，每个摊车长度不得超过10英尺（大约3公尺），两个摊车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20英尺，不得紧靠着任何建筑物墙壁，不得遮挡商店的橱窗，不得紧挨着消防龙头、交通标志等公用设施等。基本原则是不得妨碍交通、侵犯他人利益以及带来危险后果等。  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流动售货摊 违反有关法规的必须及时纠正，如果不听从执法人员的指示，或者发生违反食品卫生的安全规定，初犯将被处以10到50美元的罚款，两年之内再犯罚款25到100美元，第三次罚款增加到100至200美元，两年之内违规三次以上则每次罚款250到1000美元，或者处以暂停营业乃至吊销营业执照。如果情况严重，例如明知故犯售卖有害健康的食品，遇到紧急情况不听从执法人员指挥，不排除立即禁售或没收食品，查封或收缴经营设备，或当场令其停业或吊销营业执照。 法规还对投诉执法人员，检举执法人员或机构违规执法、收受贿赂等违法行为制定了详尽的规定，而且告诉业者如果遭受不公正待遇到哪里去投诉，以及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法律援助等。 最后要说一点。如果您来纽约，特别是在天气暖和以后直到冬天寒流来袭之前，在纽约的繁华旅游景点，例如去自由女神像游览登船的炮台公园，常常可以看到非法的流动摊贩。他们要么手里拎着公文包，里面装的是劳力士等名牌假表，要么手拉车上放着大个的纸箱塑料包，里面是各种纪念图案T恤衫。巡逻的警察一来，他们就把公文包合上，把装T恤衫的箱包收起来。警察一走，再打开来向排队或路过的游客兜售。他们没有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做违法的事情，警察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以前不大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后来读过一本介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传记性小说才恍然大悟。 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担任过纽约市的警察局长，在他的任内，不仅对警察局进行了严厉的整顿，惩处违法乱纪的警员，而且发现纽约犯罪率高居不下、码头地段更是重灾区，其根本原因是穷人特别是底层的新移民没有工作机会。当他约见摩根等财团大佬，希望有钱人伸出援手但是遭到拒绝之后，就训令警员对那些不杀人越货、偷盗抢劫，只不过是做一点虽然违法，但是对治安没有太大妨碍的小生意的穷人高抬贵手。那本小说的细节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从今天纽约对待流动摊贩的做法，可见市容治安与弱势群体生存空间是一个需要在法律和人性化执法之间加以平衡考虑的问题。 （所有图片均由纽约Jianping提供） |
| Posted: 01 Apr 2011 09:02 AM PDT 核心提示：为了躲避国内日益加强的压迫，在中国也许是最为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将搬到柏林工作。 原文：The Local |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to work from Berlin 作者：发表时间：2011年3月29日 译者：Fuge 校对：Andy 周二的一篇报道说，为了躲避国内日益加强的压迫，在中国也许是最为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将搬到柏林工作。 身兼艺术家，建筑师和活动家等职的艾未未曾帮助设计了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奥林匹克体育馆"鸟巢"。他一直是中国政制最尖锐的批评者，这也让他成了当局的目标。2009年，他遭到中国警察的毒打，以至于在慕尼黑逗留时接受了紧急脑部手术，以消除位于他颅内一侧的血肿。 "我想在柏林做我的日常工作，还有艺术创作和展览。"艾未未对《柏林日报》说。"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三个月，但是在德国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不太容易，要在那边开始工作，还得等一段时间。" 但是现年53岁的他说自己并不把这次转移看做逃离，因为他在北京还有一个工作室。然而，作为一位面向中国年轻人的网络活动家，艾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他和他的雇员要承受不断增大的压力。 艾未未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在他自己对涉嫌腐败建筑的调查中，他整理了5000多名在2008年5月的四川地震中死亡的学生名单。 报道说，他在去年11月遭到了软禁，处境也因此到了最严重的地步。随后，他开始寻找替代方案。 这个决定是"不情愿的选择"，他说。"我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继续在这里工作。" 他说，"考虑到目前这个状况，也许我应该增加呆在欧洲的时间。"  |
| Posted: 01 Apr 2011 08:09 AM PDT
杨支柱
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报纸上关于丧葬的报道多起来。4月1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海淀墓地价格9年涨20倍 卖公墓形同 '售楼'"。同日新民晚报报道，"吉林长春最贵墓地288000元，够买45平商品房。""死了买不起墓"跟"活着买不起房"一样，成为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 全国城市墓地的价格似乎普遍比商品房高出若干倍。尽管墓地不能盖楼提高容积率，但考虑到墓地的级差地租远低于商品房小区，实际上墓地价格已经跟商品房用地相差无几。如果考虑到公墓使用年限只有20年，而住宅用地的使用年限是70年；那么毫无疑问，墓地比住宅用地或商品房要贵得多。 这不难理解。因为墓地的垄断程度比商品房高得多。墓地在我国一直是禁止炒卖的，虽然事实上不乏非法炒卖，但比起合法的房屋炒卖还是要少得多。墓地价格高于商品房，说明房价暴涨并非源于炒卖，而是因为供地的垄断和货币供应量的剧增。 北京市殡葬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价格确实一直在涨，而且涨得很厉害，这是事实，主要是近处土地越来越少，用了就没有了。这类公墓属于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收入和墓地的价格其实根本不挂钩。这些近处的墓地不涨价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所以为了限制数量，只能走高质量高价格的路线。" 局外人不知道殡葬业员工工资的状况，对"高质量高价格"的说法或许也有少数人认同；但涨价并非解决争抢近处墓地的唯一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就整个北京市而言，每年死亡人数不会因为墓地的价格变化而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外地人更不会因为北京市的墓地价格不涨，就特意拉到即使不涨也已经很昂贵的北京墓地来埋葬！难道因为墓地不涨价，人就会多死、快死或特意跑到北京来死以便抢占北京的"公益性墓地"吗？ 近处墓地发生争抢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远处墓地和近处墓地的差价没有拉开，这完全可以通过远处墓地降价来解决。一是附近经营性墓地涨价，导致嫌商品墓价格贵的人纷纷来到"公益性墓地"来买其实也很昂贵的"经济适用墓"。但是政府既然可以搞"两限房"，为什么不可以搞"两限墓"？政府如果把经营性墓地彻底取消了，也许更好。对墓地的需求不同于房屋，它是完全刚性的，无需通过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来解决短缺问题。统一规格的公益性墓地还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 即使墓地完全免费，也可以避免争抢。按户口就近下葬、电脑派位等都是可用的办法。 我个人是主张墓地完全免费的。一则无论多穷的人，都不能让他（她）因为穷而死无葬身之地，以体现政府对人的尊重。二则现在全国普遍对于吃财政饭的人给与丧葬补助，北京市甚至对所有持北京户口者发放丧葬补助，造成国民在死亡面前不平等，不如取消这些丧葬补助，让死者享用统一规格的免费墓地。财政困难的地方，至少也应该免费开放偏远地段的公墓，以便让穷人死有所葬。 墓地20年的使用期限过短，是"死不起"的另一原因。把墓地使用期限制为20年的理由，是防止死人跟活人争地。其实这个理由似是而非。爷爷奶奶帮忙带孙子女、外公外婆帮忙带外孙子女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隔代亲是很自然的事情。由于中国目前的初育年龄已达25周岁，孙子女、外孙子女拜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间通常长达50年之久。极少有人会因为墓地使用期满而任由自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骨灰被挖出来扔掉。 如果因此而导致墓葬用地不断增长挤压活人生活空间，那恰恰说明我们提倡了几十年的这种火葬后用水泥、石块埋葬骨灰盒的墓葬改革的失误和失败。 遗体火化是节省资源还是浪费资源，本来就有极大的争议。因为市场经济下一切资源都是以价格计算的，如果火葬的价格比土葬还贵，那就说明火葬浪费资源。从长时段来看，棺材会腐烂，砖头会风化，土葬占用的土地不过给后代储备而已。倒是石头盒子腐烂不了，焚尸必然污染空气。 解决墓葬用地不断增长挤压活人生活空间的问题有两个办法。 一是天津永安公墓的办法，天津永安公墓一年来已经为500位逝者举行了17场水葬、草葬仪式，将死者骨灰置于可降解（饲料制成）的莲花型骨灰盒中，然后将骨灰盒放入水中或埋入草地，不但不收墓地使用费，连举行告别仪式的费用都全免，只要提供骨灰和死亡证明即可。（渤海早报2011年3月21日）这种办法即节省土地资源又极大地减轻了死者家属的负担，唯一的不足是死者骨灰无独占空间、下葬地也无墓碑，不利于后人寄托哀思和祭奠。 另一个办法，就是停止农村地区的土葬改火葬，并允许城市居民回到农村老家土葬。这需要修改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土葬跟天津永安公墓的免费水葬、草葬相比虽然暂时占用土地，但一般不会超过一百年，而且是山地、荒地，对于人口快速下降、土地抛荒严重的中国农村来说并不是个问题。返乡土葬还可以激发城里人的思乡之情，调动他们帮助家乡发展的积极性。 由于可选择的安葬方式增加，同时也扩大了个人按自己的意志处理自己遗体的自由。
新快报2011年4月2日 |
| Posted: 01 Apr 2011 08:10 AM PDT "美国历史画卷"（Picturing America）是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2002年启动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美国历史和建国原则的研究及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该图片集把美国一些最重要的美术作品带进全国各地的教室，帮助学生们通过一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来了解美国历史和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展现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艰辛与辉煌。我们将在每周五为世界各地的中文读者献上这套历史名作赏析，希望借此为有意探究美国历史的读者开启一个独特的窗口。
图片赏析：《郡选举》描绘了美国民主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一个中西部小镇，当时投票方式尚未正规化，特别是在刚刚开拓的边沿地区。因居住和工作都在密苏里州而被称为"密苏里艺术家"的乔治‧宾汉，认识到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承担责任。由于他积极参与密苏里当地的政治活动，对当时的选举过程有切身体会。在《郡选举》中，宾汉描绘了一场嘈杂的投票聚会：一个乡村小镇形形色色的居民聚集在一起，为共同利益做出决定。 拥挤的构图间接地反映出民主的包容性，各年龄段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参与，不过没有包括美国黑人和妇女，黑人要到南北战争后才有选举权，妇女则更迟，70年后才获得选举权。画中也显示出一些不规范的、在今天不会被接受的做法。由于没有选民登记系统，在法院阶梯最高处身穿红衣者手按圣经起誓，以证明自己尚未投票。由于当时还没有采用无记名选票（甚至连纸都没有），选民对着法官身后的选举记录员喊出自己推举的人选，由记录员公开记录在选举簿中。由于对竞选活动没有限制，那位衣着讲究的绅士——显然是一位候选人——可以自由地在选民投票前递上他的名片。然而这些不规范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影响人们的投票热情。 《郡选举》缺乏单一的画面焦点，因而表达出一种民主的理念︰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一票会比另一票更有价值。选民中有几位在认真讨论，或许是在辩论候选人的资格。另一群人则围绕着一张报纸——民主制度中的一项强有力的工具。尽管如此，宾汉似乎对这种如此随意的选举之合法性表示质疑。在左侧前景中，一位已经瘫在椅子里的壮硕男子正在从一名黑人助选人员手中接过更多的苹果酒，大概是以酒换票。在他身后，一位富有的绅士一面拖着一个烂醉如泥的人前往投票，一面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看着穿蓝衣的候选人。法院阶梯旁有个人（起誓者的正下方）正在掷一枚硬币，好像这场选举的结果取决于运气（或金钱），而不是有秩序的选举；前景中，二个男孩正全神贯注地玩"插刀进土"的游戏，暗示选举和游戏一样，机遇很重要。更不祥的是，右前方角落中有一名衣着破烂的男子，低垂的头上缠着绷带，或许在暗示虽然众人外表上看起来充满善意，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暴力。 《郡选举》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竞选活动中的一些常见现象，还记录了一场具体的选举。宾汉的同代人可能会看出，这幅画描绘的是1850年密苏里州萨林郡（Saline County）的选举日，当时画家本人正在竞选州议会的一个席位。他在那次选举中输给萨平顿（E. D. Sappington），就是画中那位戴着发亮大礼帽、不守规矩的候选人。萨平顿和他的助选人员的确曾试图用酒贿选，且因为他与法官及一位选务人员有亲戚关系而导致人们对选举结果的猜疑。宾汉没有对选举结果提出争议，但明显在通过《郡选举》指控他的政治对手。画家自己也出现在画中，就是坐在法院阶梯上头戴礼帽的那位，面前只有一条友善的狗，另外有两个戴着白帽子的人俯身看着他。宾汉的无言专注神态显得与众不同。至于他是在记录投票结果以便自己计票，还是在给民主制度初期的混乱状态写生，我们就只能猜测了。 |
| Posted: 01 Apr 2011 07:33 AM PDT
在朋友家的水烟趴。 大爷葛土耳其带回来的水烟，各种口味，深吸几口，感觉肺受洗了
在nap cafe的东南亚旅游交流。 整理了斯里兰卡的照片最后没来得及放。于是的柬埔寨解说很入味，感觉又回到了那年5月，捡拾起当时错漏的细节。
完成了在"器"的三堂盆景课。 这样的插花当然也很喜欢，不过自折下后花是终究一日日趋向凋萎，而盆栽只要照料得当，是欣欣向荣的。 Olympus EP1 201003 Shanghai 收藏到：Del.icio.us |
| Posted: 01 Apr 2011 02:27 AM PDT 截止201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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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Apr 2011 06:00 AM PDT 邪神撒旦摧華夏， |
| Posted: 01 Apr 2011 05:43 AM PDT 书可以穿越一个个王朝 傅国涌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巳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他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还有那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飙是三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的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追去，听到枯草飒索的响，有如秋风卷过去一般。…… 书的字体有许多种：宋体挺秀有如柳字，麻沙体夭矫有如欧字，书法体娟秀有如褚字，楷体端方有如颜字。……" 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是在1985年的秋天，二十几年过去了，每次提到书的话题，我的脑子中首先会跳出朱湘笔下这篇《书》，这位我少年时代喜爱的诗人，他的诗我今天几乎都忘了，他的《书》却始终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书的形象，书的魂魄，书的命运……穿越了时光的洪流，可以传至久远，漂洋过海，传到异国他乡，激动另一个民族，启发另外的人群，悄悄地掀起意想不到的思想风暴。当年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在本国没有受到重视，传到日本，却引发了这个邻邦岛国的兴趣，推开了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认识世界的一扇小窗。 书的神奇力量，前人说得多了，无须再重复。书的顽强生命，也不须多言，自不可一世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焚书坑儒以来，禁书、文字狱一直史不绝书，包括《水浒》《金瓶梅》《红楼梦》等许多文学经典在内都曾是禁书，但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湮灭了，这些未能禁绝的禁书仍然留了下来，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书籍的生命比王朝长远》。 我的幼童时代正遇书荒，除了连环画，我接触过最早的一本课外书，就是供批判用的《水浒》，前面印着毛语录，绿封皮，村里的大人们传阅，传到了我二姐手里，我半懂不懂地看了，那一年我还在读小学，"文革"已近尾声。从此，我开始找书、借书、买书、读书，从古典小说到现代文学，从美学到哲学，从政治到历史，我在书中寻找我生命的方向，书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主要部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几乎都离不开书，读书变得和吃饭同等重要，甚至高于吃饭。1999年以后，我自己开始写书，当然，读书仍然占据着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读书写字" 成为我的生活方式。这已是另外一个题目。 我记得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写作文，记述周末去外婆家，我们一家到富春江边去，其中有一句，"爸爸一到江边的小树林里，就掏出一本书，贪婪地看了起来。"当时他刚学会一个新词"贪婪"，迫不及待地要用出来。这一句在旁人看来也许平常得很，在我太太看来却不一样，她几乎笑弯了腰，认为儿子活学活用，写得特别形象、传神。读书是人生一大快事，这是不喜欢读书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书的出现，使许多人担心传统形式的书是否会消亡。我却觉得，如同机器人、克隆人代替不了人一样，电子书、网络书也代替不了书，书就是书，未来的书，照样可以捧在手上，躺在床上随意翻阅的。书可以穿越一个个王朝，骄傲地留下来，书也同样可以穿越任何技术发明的时代变迁。毕竟纸质的书有他自己的生命，带着他自己的呼吸、自己的体温、自己独特的个性，是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可以贴近的，也是可以收藏，可以追想，可以寄托的。 2010年3月5日杭州 |
| 人權監察就保安局有關促請履行職責監察警方武力的使用覆函的進一步回應 Posted: 01 Apr 2011 05:05 AM PDT 香港特別行政區 曾特首： 香港人權監察於本年3月27日致函閣下，要求閣下履行職責，監察警方武力的使用，並督促保安局局長履行監督警隊的職責。人權監察感謝閣下授權保安局於本年3月31日致函回覆，但認為保安局的回覆粗疏，只重複過往的一貫說法和結論，未有提供關鍵的資料和證據，證明警方須要使用武力，尤其使用胡椒噴霧，以及證明警方使用武力時是有必要、合理、合乎比例和遵從警方使用武力包括胡椒噴霧的程序等規定和國際標準，包括當時的口頭警告；而且保安局更支持警方黑箱作業，未有督促警方公開有關的警方的錄影和指引。因此，人權監察認為警方和保安局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澄清，以承擔向公眾問責，證明當日使用各種武力均是合法及並無濫權的責任，以回應公眾的疑慮。 整個事件的其中一項主要疑問是，警方在使用胡椒噴霧前，究竟有否向示威者發出警告？如果有的話，該警告的形式及內容如何？能否有效地向示威者傳達訊息，並給予時間及機會予示威者遵從？ 保安局答覆說，「(遊行) 期間警方多次作出警告，包括作出口頭警告以及展示『警告旗』，不斷要求在場人士離開，警告示威者不得越過警方封鎖線範圍，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及預先警告警方在有需要時會使用武力等等」，又指「(警方) 屢次警告無效並在形勢趨於失控時，在多次重覆警告後，才不得以使用胡椒噴霧」。 可是事實上，無論是示威人士抑或在場傳媒，都無表示在警方施放胡椒噴霧前留意到警方曾發出的警告，也證明警方並未作出將會使用胡椒噴霧的警告，又或即使有警告，也根本未能有效地將警告訊息傳遞至示威者。 根據事後的傳媒片段及錄像，警方有時間組織人鍊、並主動衝向站立成人鍊的示威者，然後就使用胡椒噴霧，證明警方在使用武力前，是處於主動的位置，應有時間及機會向示威者發出合理的警告。 即使警察在緊接使用胡椒噴霧之前，曾作保安局所指的警告，人權監察也須指出，保安局並無說明有關警告的具體時間與時序、內容和是否有效傳送到示威人士等等，尤其各次警告的具體內容是否依規定說明了將動用武力的性質和程度，因此根本不能說明符合警隊使用武力和胡椒噴霧的準則和程序，以證明武力是合法的。 如果有關警告，如警務處處長所言是「概括性警告」，這不但未達使用武力的基本人權保障要求，連警隊自己的規定也違反了。 根據保安局的說法，警方採用胡椒噴霧前，既然能夠多次作出警告及展示「警告旗」，足以證明警方在主動衝向站立成人鍊的示威者和使用胡椒噴霧前，有足夠的時間及機會，清楚而明確地口頭警告示威者，說明警方遭遇暴力衝擊時，會使用的武力形式和程度，明言會使用胡椒噴霧，將訊息有效地傳遞至示威者，以及觀察在場是否有殘疾人士或兒童等人士，向在場示威者尤其殘疾人士和兒童發出清楚而明確的警告，讓他們有合理時間作離開等反應，或遵從警方的要求，和平地讓警方搬走示威者清場。 如這種合規格的警告發揮作用，則在場警員根本無必要以人鍊武力衝擊示威者、以及緊接使用胡椒噴霧，因而令這些武力，變得成不必要。但事實上，無論是示威人士抑或在場傳媒，都無表示在警方施放胡椒噴霧前留意到警方的警告，證明警方根本未能有效地將警告訊息傳遞至示威者。警方當日在並沒有適當警告及給予示威者時間遵從，就使用胡椒噴霧等武力，該等武力就變得不必要和不合法了。
保安局的回答也沒有證明為何警方即使要達到在德輔道中清場的目的，為何不採取和平地抬走示威者的做法，卻要以人鍊武力衝向站立著，而不是衝擊著警方的示威者。人權監察要指出，如果當時示威者正無理地暴力衝擊警方，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可以是合理，但如果當時示威者並無任何暴力行為，警方就絕不應使用胡椒噴霧。即使早前曾在政府總部與警方有肢體衝突，而警方又有需要在德輔道中清場，只要這次清場時示威者並無使用非法的武力，警方也不能合法地向他們使用胡椒噴霧等武力，尤其不能報復較早前示威者所作的任何行為，又或在無使用武力的必要前，就以使用胡椒噴霧等阻嚇示威者，否則，警方就是使用非法的武力。 另一方面，保安局特別澄清保安局局李少光長指警方於3月6日示威行動中使用胡椒噴霧是「噴向高天」的說法，指李少光「極想說明，警方不會刻意將胡椒噴霧射向小孩，而局長所說『噴向高天』，是指噴射目標的角度，高於小孩的高度。」 人權監察認為，保安局的澄清只會將當時警隊使用胡椒噴霧的行為越描越黑。即使警方不會刻意將胡椒噴霧直接射向小孩，事件亦證明警方在使用胡椒噴霧時沒有清楚考慮當時的情況及環境，令該小孩受到傷害。即使警方真是向天噴射胡椒噴霧，當胡椒噴霧落地時亦有機會傷害示威小孩，而且向天噴射胡椒噴霧亦似乎與警方的訓練不相符。[1] 此外，為何警員要以角度高於小孩的高度噴射胡椒噴霧？這又是為了遵守何種警隊的規則和指引？警隊的指引及規則有否指明胡椒噴霧的噴射角度應該如何？警員以該角度向高空噴射，又是為了達到甚麼執法的目標呢？ 警方在使用武力前，把握時間和機會在場觀察兒童及殘疾人士或會否受到波及，以及讓會受到影響的離開，而非「噴向高天」，是最基本的專業要求。 人權監察亦在此提醒當局和警方，警隊現時應付示威的訓練，脫離實際，令前線指揮警官和警員誤墮濫權陷阱。例如沒有考慮到現場實際情況，未有預期有兒童、殘障人士、記者和人權監察人員在場；又單方面以為用揚聲器加上展示警告旗已經足夠，並不明白內容粗疏的「警告旗」提出的警告，以及不詳盡確切的口頭警告，未能說明將會採取何種形式的武力和武力的程度，既不合人權標準，亦連警隊自己的程序要求也達不到。訓練中又未有針對處理當時並無衝擊警方的示威者，以避免向這些示威人士動用不必要的武力，尤其當示威者只是採取不合作的策略，並準備在清場時被警方和平地逐個抬走。故此人權監察促請當局和警方從速檢討和改善有關的訓練。 此外，保安局回信亦指，指示警方在有需要的情況下適當地使用最低武力的指引，是「警方執行任務時的內部指引，不宜公開詳細情況。」 人權監察認為，警方既然以維護社會安寧的名義使用武力，有關指引對公眾利益非常重要，市民有權知道警方在何種情況下，會使用甚麼程度的武力，警方及保安局均有責任公開指引。 胡椒噴霧並非在生死關頭使用，公開使用胡椒噴霧的指引並不會造成損害，否則公眾及監警會將難以判斷警方的指引或前線警員的行為有否違反人權，以及監察警員在使用武力時，有否違反指引。例如使用胡椒噴霧時，可否近距離直接射向目標人物的眼部？ 人權監察得悉，警方正起草公眾秩序守則，供處理公眾集會活動的警務人員遵守，但卻拒絕公開此守則，即使監警會要求警方向監警會提供指引，都不得要領。人權監察認為有關做法不能接受，因為作為一個開放政府，保安局和警方都有責任提高其透明度，公開手冊和有關指引，讓市民清楚知道警方的責任及權力，協助監警會完成其「找出警隊工作常規或程序中已經或可能會引致須匯報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的職責。 人權監察重申，面對濫用武力的指控，警方應該提高問責性，對指控作認真調查。人權監察再次要求警方公開所有使用胡椒噴霧的規則、指引及程序，並公開所有於3月6日遊行當日警方所拍攝的錄影，及當日就使用胡椒噴霧等情況的所有報告，包括對當日集會的描述、使用胡椒噴霧的理據及決策過程，以及警司級或以上警官及其他警方人員檢討當日使用胡椒噴霧是否恰當的評估。 閣下及保安局亦應該履行職責，有效地監察警方的武力使用，確保文官局長履行他們監督的責任，矯正黑箱作業的做法，向公眾問責。閣下亦應確保監警會能獲警方告知其指引及具體行動的詳情，使監警會能更有效地行使權力。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 羅沃啓 謹啓 附件： 副本致： 註1： 蘋果日報：《特稿：老差骨：從未教過向天噴》。2011年3月24日。 |
| Posted: 01 Apr 2011 05:17 AM PDT 中新网常德3月28日电 (记者 傅煜)为打造成海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东晋诗人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所在地湖南常德，欲在10年内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再现"世外桃源"图景。 "2011第二届中国·常德桃花源旅游节" 28日在此间揭幕。常德市副市长沈习淼在推介该市旅游时，对外透露这一信息。 常德地处湖南西北部，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1600多年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所描述的避秦绝境、"世外桃源"真迹桃花源就坐落于此，成为古今许多人的向往之地。桃花源景区现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据介绍，今年常德将重点推进和策划包装55个旅游项目。其中，桃花源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以《桃花源记》为灵魂，再现"世外桃源"和谐社会图景；以"一点一线"为开发建设重点，主要打造世外桃源核心区、夷望溪生态体验区和沅江风光带等景区。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将分10年实施。 沈习淼还重点推介了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开发项目。为保护和充分挖掘城头山这一目前中国已发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项目建设将主要突出6000年前古城文化和古稻田文化，建设集保护、观赏、体验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同时打造"一心、一馆、三区"，即城头山古城遗址核心，中国古城遗址博物馆，古城文化、农耕文化体验区和生态休闲度假区，项目总投资10亿元。完 |
| Posted: 01 Apr 2011 05:14 AM PDT
原新华社副社长鲁炜全票获任北京市副市长
鲁炜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全票。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31日就提请任命鲁炜为北京市副市长向市人大常委会作说明时介绍，鲁炜，男，1960年1月生，安徽巢湖人。2011年3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他政治上坚定，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认真贯彻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熟悉新闻宣传工作，理论功底比较深厚，组织领导能力强。较长时间在基层工作，经历和阅历比较丰富。注意学习，勇于思考，注重理论研究。思路开阔，开拓创新意识强，工作敢抓敢管，办事果断、有魄力。他事业心责任感强，作风正派，处事公道，为人谦和，团结同志，能够听取不同意见。要求自己严格，注意廉洁自律。 鲁炜在当选后作了讲话。(完) 责任编辑：NN025(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黄海)  |
小红猪在日本地震以及之后一系列连锁事件贡献了两篇译文，其中有fujia翻译，白鸟校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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