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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Apr 2011 02:43 PM PDT 不过几个月前，许多埃及民众或许盼望见到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入狱，但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此事有天会成真。 然而在4月13日，埃及大众一早得知，穆巴拉克已然遭到羁押，以下是埃及社会媒体记录那一刻的方式。 庆祝独裁者失去自由 埃及作家Ibrahim Farghali将这个时刻与人类初次上太空相比：
Zeinobia也发文提到这一刻，标题即为"历史性的一刻"，她亦庆祝前总统之子一同遭到羁押：
这位博客接着说明，穆巴拉克面临的罪名包括谋杀抗争者、盗窃公帑等，但至今穆巴拉克均以健康因素为由待在医院，两个儿子的起诉罪名相同。 民众反应 巴西漫画家Carlos Latuff以个人方式记下这个时刻，张贴多幅漫画。  穆巴拉克在1月25日革命前后的模样，漫画由Carlos Latuff绘制 过去几天以来，埃及人民在Twitter所发的讯息也多与此事有关。
穆巴拉克先前有段录音寄给Al-Arabiya新闻频道，内容是由埃及知名律师Fareed El-Deeb所撰，据信这也是导致他下台的最后一击：
过去几个星期，Torah监狱里不仅有穆巴拉克两位儿子入住，还有前政权许多重要人士，人们也不忘在Twitter网站上嘲讽：
人们也为穆巴拉克、他的家族（妻子、长子、次子、儿媳）及前朝官员（国会议长、谘询委员会主席、总理）设立假Twitter帐号，藉以讽刺他们。
汽车上张贴标语，庆祝穆巴拉克遭羁押 尽管Ahmed Hayman已列举穆巴拉克种种恶行，有些人仍同情他：
校对：Soup 作者 Tarek Amr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 Posted: 17 Apr 2011 02:09 PM PDT 
恭喜你发现本文的秘密！ 这个引擎的源代码里包括一个反平方倒数的算法，其速度要比标准的牛顿迭代法快上几十倍，而其中的关键是一行神秘的代码和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字： [ i = 0x5f3759df - ( i >> 1 ); // what the fuck? ] 。没有人知道Carmack是怎么发现这个数字的。普度大学的数学家Lomont觉得很好玩，于是自己从理论推导出了一个可能的最佳值0x5f375a86，和Carmack的接近但略微好一丁点，他很怀疑Carmack其实是用试错法找到原来的数的……于是Lomont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这个算法，称之为"Fast inverse square root"。天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神奇算法藏在各种商业软件里，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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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路人 The Companion In Jesus Christ Posted: 17 Apr 2011 11:45 AM PDT 同路人 The Companion In Jesus Christ http://www.theark.cc/myblog_info.php?blogname=lwmlung&id=7606 無論走什麼路，有人陪伴總比一個人孤獨地走的好。信仰路上如能找到同路人，無論挫拆、重壓或開心，都有人祈禱與分嚐，那實在是一件美事。 ＜同路人＞收錄在齊唱新歌第四集，當中曾路得以不同速度的旋律，來譜出信仰路上的起伏；而翁慧韻的詞亦以：同路極珍貴作結，更是一語把主題道破。 ＜同路人＞小檔案： ＜同路人＞歌詞： 歡迎登入＜基督教詩歌共賞頻道＞，重溫 Dickson Tam 演繹＜同路人＞的部份片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43n-9EHEM0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 Posted: 17 Apr 2011 07:59 AM PDT
流行语词的假面舞会 2011年01月12日 18:32 商务周刊 □ 文 胡泳 海德格尔说："'在不真中'造就了'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本质规定。"换言之，"在不真中"是"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特征，可能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国显现得更加突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不真"的症状：欺骗、虚假、不真诚、不诚实、虚华、空泛等等。 既不敢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过去，更不敢正视自己的现在，因而也就很可能失去未来。我们总能看到一场巨大的假面舞会，不管涂抹多少金粉，只消轻轻一触，锈迹斑斑的内里轻易就会暴露出惊人的丑陋：奥运会树立的高大形象经不住三聚氰胺的添加，而一把大火可以烧尽世博会所有的光环。 海德格尔还说过："语言向我们说话。"语言说人，而不是人说语言。当人在存在的桎梏中萎缩和窒息，他们无法言说。正如朱自清在许多年前就曾写到的： "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在大时代里，公共生活假面化盛行，导致了一种"公开的谎言"与"私下的真实"并行不悖的怪诞现象。这当然是由于权力控制了公共领域，规定了真理，同 时以压力确保人们即使不相信它，也必须在公开场合做出相信的样子。体制化社会有一整套自己的"官话"，它如同奥威尔笔下的"新话"(Newspeak)， 是一套自我指认的语言，它无所不在，但又令人奇怪的缺场。当人们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受的时候，没有人使用"官话"，而当他们欲求模糊性和混乱性的 时候，"官话"就大行其道。"官话"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手机段子和网络热词的流行就是明证。 政治与语言的这种结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能小觑。奥威尔曾经精辟地指出，"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 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 (doublethink)，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 在历史上的后极权主义文化中，政治上的威权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在极权主义时代，社会动员要求民众积极参与，人们成为"大游行"(Grand March)队伍中的一员；而后极权主义的要求恰好相反：它鼓励道德冷漠和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计、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后极权主义政治满足于控制最"惹人注目"的行为，只要在下者保持默认态度，或者哪怕有些腹诽，但并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公民行动，那么他们通常就是安全的。后极权主义劝说人们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自由和权利当作政治生活中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所以如下的说法听上去似乎并不可笑："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培养了男性体育公民的'民主自觉'，而'超级女声'的女观众们，在尖叫中实施了'快感原则'之后，成为了回答'并未终结的历史'的'娱乐女公民'。" 像"超女"这样的大众娱乐既可能激发人们对民主的渴望，也可能削弱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在"超级女声"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从众心理引发的狂热，而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反叛气味。我们看到，超女的拥戴者，一方面非常崇尚自我表现，积极参与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又对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持漠不关心的心态。这种一热一冷、一投入一疏离的情状在他们身上杂然并存。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娱乐公众到底能不能转换为政治公众、民主公众？ 对此一转换的估计是不乐观的：在娱乐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从社会时事中所获得的认知远远少于从娱乐中所学到的东西，致使他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活和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对"超女"代表了"公民社会的发端"等论调，恐怕不宜抱以太高的期望。 毫无疑问，中国人的经济、社会、知识与个人生活较过去的时代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然而，如林毓生所说："逃避政治权威的个人的'私的领域'，现在当然比以前扩大了；但'公共领域'却并不因个人在'私的领域'活动空间的扩大而能建立起来。"如果该有对话的地方一片沉寂，那么社会表面的多样化不过是一种错觉。即便到处看上去都在蓬勃展开的私人体验，它们也如阿伦特所说，仅仅构成对"微不足道的事情"的现代着迷。而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寻求快乐，"并没有构成出一个公共领域，恰恰相反，这一扩大仅仅意味着公共领域差不多全面衰退，以致在每一个地方，伟大已让位于魅力"。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112/3193286.shtml | |||||||||||||||
| Posted: 16 Apr 2011 07:16 PM PDT 对艾未未事件，最初的定性，是"特立独行"。如今，虽已经是名目繁多了。然，繁多的名目，依旧可以归结在"特立独行"的名下。 这，使我想起了希特勒主义。希特勒主义，有一核心，就是大日耳曼主义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反犹太主义。 其实，回过头去看看，可以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无论多么强大，终究是要失败的。为什么？大日耳曼主义及反犹太主义，反对的是世界的多样性。这就不仅仅是反人类了，而是在反世界规律，怎么能不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黨之艾未未事件。批判或反对"特立独行"，难道不是与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及反犹太主义是异曲同工的吗？限制或反对"特立独行"，不就是要想方设法取消或消灭多样性的吗？ 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中國反对或试图取消多样性，就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了。 这，也许就是黨之艾未未事件，遭那么多人反对的根源。 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没有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是小道理。而且，维护统治也至少有两种以上的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顺势而为；另一种，是逆势而为。 顺势而为，就是小道理服从世界规律的大道理，遵从普世之价值观，与世界同步前进。逆势而为，就是用小道理抗衡大道理，做世界的"异见人士"。 然而，小道理终究是无法抗衡大道理的。所以，研究如何顺势而为，比研究如何以小道理抗衡大道理更有意义与出路。 有人给出"專制国家70年大限理论"，其实这是一种机械与教条的思考。 中國，目前正处于上升期之中；而黨，控制着整个中國的一切。猜测黨将在什么时候玩完，不过是算命或是一厢情愿。 然而，黨已经过了全盛期或鼎盛期，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不排除会出现中兴。但，中兴的前提，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为。逆势而为，实际上是拼着玩完。 中國，有中國的运势；黨，有黨的运势。然而，这两个运势，目前是捆绑在一起的。 如果黨玩完，上升期之中的中國，就必然有一次巨幅调整。如果黨中兴，那么，中國就必然继续拉长阳。 没有办法，黨和中國已经绑得太紧了。 我讲的道理，黨未必就不懂、未必就不知道。估计，也是没有办法，只有去寻找红色的源头。 然而，黨却忘了、忽略了，世界已经完全变了――全世界已几乎全都抛弃了馬克思列寧主义。这也不是什么"处于低朝"或"处于高朝"的问题，而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促进资本主义走向民主社会。 即便是想要与资本主义誓死战斗到底，也应该有新的武器、新的主义，而不是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早已力不从心了。 如果中國向左转，不是不能实践，而是理论与实际没有办法统一。 唱红歌、讲传统、向左转，只会唤起人们思考革命；而革命，是必须均分财富的。请问：能有多少官员愿意与老百姓均分财富呢？ 况且，分完了又怎么办呢？打算停滞不前？不还得走市场经济的路？而市场经济，决定了上层建筑是民主社会。 艾未未，不是什么大人物；艾未未事件，也不是什么重大事件。但，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中國未来的方向性的大问题。 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着急，从本质讲：不完全是关心艾未未的命运，他们更害怕日益强大的中國，"特立独行"，做世界的"异见人士"。 人类社会，吃过次亏。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2011-4-16于南京 作者: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4-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艾未未事件之随想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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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5 Apr 2011 07:26 PM PDT 一、 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澤東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p122），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 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中國克格勃）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 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p7）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澤東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p11）。一次 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 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p9），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 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黨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 机器总厂做黨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 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 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p18）。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 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p85）。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二、 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 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澤東的旨意？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澤東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 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 晚或次日晚，毛澤東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澤東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 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澤東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澤東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 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 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 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澤東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澤東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 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 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三、 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 都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p194），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 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 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p210）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 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 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寧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澤東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 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p17）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 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黨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 （p17），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四、 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p159）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 作战（p136）。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 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是书中151页的记载。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 第一次志愿军黨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 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 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 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 "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 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五、 生活散漫，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毛岸英好睡懒觉，在书中有多处反映。"一觉醒 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p70）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 时防空"（p201）。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 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p202）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p218）。 当 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 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黨的飞机经常轰炸 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志司首长头 痛的。）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p220）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 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饮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 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 了。"（p247）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 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澤東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我 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感谢武立金先生，他提 供的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让我们对毛岸英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國社会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武立金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作者:武立金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4-1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岸英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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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Apr 2011 07:24 AM PDT
芹在日记里写道："我的爸爸很年轻，很搞笑，有了白头发自己还不知道....." 其实，我哪不知道啊--镜子，早说我听了。 快四十了，眉梢眼角，无处不可见时间这把杀猪刀精雕细琢的沟壑纵横。不笑则已{幸好这世界也越发不好笑了}，倘笑的话，那绝对是：一笑倾人城{娱乐城}，再笑倾人国的{女儿国}。--此处"倾"作"晕死"解。 所以，献丑不如藏拙，倚老卖老，实非我愿。 只是，当每次午夜梦回、中宵独处时，都时有悲伧绝望之感难以自抑。 "我生二十不得意，一身愁谢若枯兰。"--这话好像酒鬼李白喷的。 他二十就愁谢了，明显早了去了。 轮到我，又晚的不靠谱了。
白云苍狗变幻，逝水流年匆匆。 当年那个目空一切的追风小子惨绿少年哪去了？ 当然了，肯定还，在旧照片、老U盘、还有旧情人的记忆里吧。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我不需要再强调"某也曾经少不更事初生牛犊离经叛道不可一世过"。 我也早已经过了"不堕落不快乐，不花心不开心"的花样年华了。 红尘回首，很适合重温一下三毛那首很有名的歌词的意境了： "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 有一回我们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
一觉醒来，零落花如许。
有点煽情了，打住。 扯点别的-- 前天是王小波忌日，网上唏嘘叹息之声不绝于耳。 在这样一个痛定思痛的氛围里，我独记得王小波在一个视频里接受访谈时轻描淡写的说："我是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的，之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后来又了，自己也 是真正喜欢这个东西......" 掰着指头算一下，到五十五岁谢世，他写了十年--也就是说，他做了十年自己认可大家也认可的那个四十之后的王小波。 一直以来，我也一直以为，在这个千军万马义无反顾奔钱权而去的镀金时代--重要的不是该做些什么，而应该是不该做些什么。现在看来，都很重要。很重要。 喜欢吴虹飞的歌，也喜欢这个歌名：《再不相爱就老了》--不过，我也明白，你爱，或不爱，爱啥不爱啥。你都会"活着活着就老了"。 谁说不是呢？ 那么多人，活到八十，还很幼稚。 可偏偏也有些人活到二十、三十就老了，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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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Apr 2011 07:20 AM PDT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公开信 去年某日，一位企业家朋友请饭，饭余茶叙，王文应主人之邀赶来，派发的片子我看是著名的《环球时报》的主笔之类，心生敬意——如此年轻便在该报扛鼎，那得多有主意啊。闲聊之间，我们彼此对家国看法略异，但鉴于都是东主的宾客，且现实中的他我，也非无礼之辈，于是乎各自揖别而去。我记不得是否送了拙著，但心底知道高攀不上朋友，之后便淡忘了这一面。 前几天忽然看见一个流传甚广的视频，赫然看见他和那位著名司马，一逗一捧地在落井下石——攻讦另外一个人。就算站在人道或江湖道义的角度来看，胖子眼前都还只是失踪人口，国家都还没给个准确说法，这两位爷先自这般吹拉弹唱弹冠相庆，我不免觉得有些缺德。于是我转发了这一条微博，并确实在酒愤下指出了王的身份单位，并确有不妥地说他眼斜，心术不正。 十来分钟后，我的电话进来一陌生号码，王文电话中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他是无意之中被拉去那个网站对话录像的，自己也不想跟着骂胖子，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也很尴尬。他不希望这事与他的报社联系起来，希望我能马上删除我的微博。 我看他言辞恳切，劝告他要爱惜羽毛，不要与狼为伍，之后也检讨自己酒后不该拿他的体貌特征讽刺，于是他说改日请我喝酒等等，大家就算化干戈为玉帛了。我很快删除了微博，他很快发来短信如下——感谢先生，上次见面后一直记下您的号码在手机中，这次派上用场。受访一事实属巧合，亦有不妥之感，故只谈事实不强加辱词。苟存当世，时事复杂，常感无奈无助。只能尽己本分，做好当下之事。望先生理解。 看见他这近乎诚恳的短信，于是我又发了一条微博——第一次自己删了一条微博，也许不尽知隐情，言语激动，伤了小友。小友来电解释，彼此宽容，到此为止。古人说——友直友谅，我直他谅，但是前提是我们都不要助纣为虐…… 我爱惜那些心存天良，也心存羞耻的人。即便我们观点有异，但只要秉心真诚，知错知耻，相逢一笑则依旧可以握手言和。这一点龃龉本已放下，但是昨天却在共识网上看见王文的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他的结尾一段不点名的提及我和他这一场往来——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 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以及看见他这一段话中的正义姿态和微妙心态，我觉得事关私德也事关公德，决定作文与之商榷。于是早晨给他短信，问他——我是否可以公开回复，并说我在乎友道，因此先请示。他回答说只要平和争论，愿洗耳倾听。遂有以下商榷—— 如何解读王文大作《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原文摘录：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 解读：最后一句，假设属实，足见你天良未泯。这是我愿意与你交流辩驳的原因，因为你这一点，已经拉开了你与那些拿钱开骂或开捧之人的距离。 原文摘录：随着年龄增长，愤怒被慢慢消磨，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解读：认同维稳，对自由派怀疑失望，你决定不愤怒。你起初对社会弊端的愤怒，与改革【自由】派何关？因为改革派也对弊端愤怒，于是你不再愤怒？还是这些你愤怒的事情，都是改革派弄出来的吗？任何黑暗不公腐败，都是人神共愤的事情，与左右无关，难道你一切喜怒都要与自由派反着来，这样社会就稳定了吗？ 原文摘录：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 解读：就算这不是虚构，这位主编自个泡妞，干卿鸟事？怎么就伤着你，且影响到你的政见了呢？台湾小女生的"酥肩"是你眼中的向往吗？人家酥肩自己都没嫌烦，兄弟你这是吃的哪门子的醋啊？国家有法律规定不许主编牵着人家的小手吗？主编被你划为自由派的代表，于是他泡了你眼中的酥肩，你就要跟自由派改革派作对？主编的私德与自由派改革派的公德有什么逻辑联系吗？那我要是举例某个强奸犯十分热爱毛主席拥护党中央，是不是也可以拿来批评你们左派呢？ 原文摘录：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解读：这件事，教授顶多算与社交礼仪不符，至于他对贵报的评价，似乎正是你们自己从来引为骄傲的事情，你为何感到伤害呢？如果你因此生气，那也只与该教授没有向贵报顶礼膜拜相关，与自由派改革派的主张何关？你为什么不反思贵报为什么会如此让人不屑？ 原文摘录：2008年，我遇到南方某家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 解读：这些人对你的无礼，都不是因为你的过错，他们与你无仇无怨。作为主笔，你确该反省贵报为何声名如此不堪？他们鄙夷的都是你所供职的媒体。就像你可以调侃南方报业一样，他们也可以反唇相讥贵报。但是媒体人是要凭良知吃饭的，你如果觉得贵报正确，那他们的批判正是你想要的奖赏，又何必因此结怨。如果你也因此感到无礼和羞耻，那你可以良禽择木而栖。为什么社会对人民日报记者都没这样羞辱，偏偏大家都要针对你们呢？ 原文摘录：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解读：还是一个失礼的个人小节，与教授的自由派理论无关。你批评中国领导人不重视你们"国内大媒体"，也可见你们在他们自个心中究竟是什么分量。在一个新闻都还没立法的国度，你不要求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你仅仅要求的是领导还要看得起你们大媒体，当然这会让人齿冷。你们人民日报系已经霸占了太多的话语权和采访权，你还要觉得被首长冷遇而发出嫔妃之怨，你自己觉得对满天下的小媒体公平吗？领导面对外媒，还能说几句人类听得懂的话。就算给你独家专访权，兄弟，你告诉我，你敢问什么尖锐的问题？每年的记者招待会，你们这些大媒体都问的是一些什么鸡毛问题啊？别人不懂此中诀窍，你难道还要装作不知道个中三昧吗？ 原文摘录：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解读：先问兄弟你，承认温总理说的普世价值吗？再问你，民主自由是不是贵党从建党以来就一直扬言要追求的目标？再问你，哪一个中央文件宣布了，从此我国不要民主自由？回到你的举例来说，你说的这个教授在你看来，一边鼓吹民主，一边吼叫要不赞同的人出去，这是矛盾的。因此你瞧不起自由派，因此你要反对民主，是吗？那我认为，该教授的吼叫，也许声音刺耳，不合礼俗，但在这样的会上，那也只是他一家之言。你可以公开跟他辩论，你们在会上甚至打架，这都不违背民主——议会上打架的多了去，况乎民间研讨会。教授个人要求无共识的不要与会，他并无主张也无权利拘捕审判不赞成民主自由的人。倒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却时常要面临失踪和审判，请问你对这些基本事实怎么看？你不会否定这样的事实吧？ 原文摘录：另一次失望是在某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最有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微博，结果引来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太官僚，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 解读：我能猜到你说的谁，你也基本认同该学者，这里指责的只是他发微博的做法，第一你觉得不妥，让那博士挨骂了。第二你觉得不真，你并未否定学者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发微博是每个人的权利，至于引来跟帖骂，据我所知，网上无端骂那学者的更多。那位博士的发言，和我们每个人的发言一样，都要面对网友的质疑、非难甚至辱骂，他说了什么，就要承担什么。至于你觉得该学者转述虚假，你也可以网上揭发真相，让我们去骂该学者。就像我此刻与你的辩难，一定会引来对你我各自的责骂，你如果因此指责我不该，认为别的自由派不好，那我只能认为你这是狭隘。 原文摘录：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解读：如果你反对的不是自由派的观点，只是认为其中一些人言行不一，宽严不齐，认为他们还不是真的在践行民主自由理念——这个批评不错，这样的自由派也肯定存在。那你这样说的前提是，你也承认民主自由是好的价值观，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否定真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呢？为何要与自由派势不两立呢？甚至连对现实的愤怒，都要因为自由派而平息或者转移呢？ 原文摘录：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解读：说实话，你这一段太像贵报的主笔文字了。请问你这个年纪，天天上网且还是媒体人，你真的认为民主声音在式微？自由派在衰落？敢情你都看的是乌有之乡和新闻联播吧？你对每天高涨而不得不强力打压的民主诉求，是熟视无睹还是故意不说？警方同意你这个乐观判断吗？自由派确实有一些极端的个体，因为你说的道貌岸然的个性，而将你这样不太缺良知和常识的人，推到了对立面。但这不是民主自由理念的过错，只是个人性格为人对你的伤害。你要因此而成为极权帮凶或帮闲，与自由民主为敌，那你觉得良心无愧吗？ 原文摘录：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解读：言之有理，但不够讲理。品格与德行无分左右，都一样重要。自由派假设管不好自己，当然不能去管理国家。但是自由派呼吁的只是一种良善的制度，一种把国家交给管得好自己的人的制度，而不是想要取而代之，去分你们一杯羹。因此你不用要求自由派如何要管好自己，好的制度可以把他们淘汰下去。问题是今天的制度，自由派连发声都难，都要冒险；与自由派对立的汝辈，却可以在国家所有媒体都严禁讨论胖子的时候，你却可以和那一位大张旗鼓地嬉笑怒骂胖子，请问——谁给你们的特权？你们的品行人格怎么就可以比自由派特殊？你们为什么不会屏蔽和失踪？国家交给你们，人民就该放心了吗？ 原文摘录：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解读：这个话题你可以在博客发表，我们要是怀念就会删帖甚至锁号喝茶。你觉得这样得来的结论公正吗？那一代人，当然也会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请问那时还在咿呀学语的你，是从哪里得出当年那一代是要夺权的印象的啊？你愿意求知的话，你应该去被遮蔽的历史中考证那一代人的诉求——他们只是要政改，只是要反腐，只是要言论自由，什么时候要抢过你们的皇冠啊？这些诉求在今天依旧是正确的，你同意吗？你要连这个都不同意，那我们真是无话可说了。 原文摘录：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或许只能用现代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成为现代国家仅仅60余年，而美国已有200多年了。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解读：唯一看上去接近正确的一段——自由派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要提升公民素质，首先是要你们媒体开放，允许对立意见存在，要提供国民以真实信息，让每个人学会讲真话。而你的最后一段，潜台词似乎是说，美国还是走得更远的现代国家，我们还需要奋起直追——随时骂美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中国的极权派最缺什么 严格来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很难用传统的左右来划分阵营。当王文使用自由派改革派来形容吾侪时，我只能根据他们一些人的话语特征，来命名他们为极权拥护派和反对改革派。以下简称极权派。 从王文大作来看，自由派似乎最缺的是教养，另外缺乏宽容，再就是知行不一。如果仅仅是这些个毛病，那王文和政府实在不值得如此打压自由派了，这些不就是人性的弱点么？要论起来，你们阵营那些已经开办网站，点名要吊死哪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是更加没有教养和不宽容吗？你希望自由派宽容待你之时，你们想过要给你们的意见对立者也宽容一席之地吗？你们凭借强权剥夺自由派的发言阵地，甚至人身自由，知书达理的王文们，为什么不向政府进言要宽容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呢？ 实际上，连你自己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在此刻攻讦自由派？你想要攻击他们什么，是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因为你也算读书出来的，你也知道大米比大粪好吃。 极权派最缺什么？ 一是最缺天良。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悲剧，各种不公，各种腐败，你们仗义执言了吗？ 二是最缺常识。如何缺，缺哪些，我真是懒得说了。 三是最缺真实。四是缺勇气，五是缺羞耻…… 所有这些，我都可以专题开讲，只是我真的累了。王文兄弟，不按照真理部的规定说话，你是否还会当主笔写出文章呢——这是我真心为你焦虑的事情。三十多岁的你，如此迷途于常识，如此选择去为另一位"高人"摇唇鼓舌当捧哏，你这样的成名不觉得惶恐吗？你知道历史从来都有耻辱柱吗？ 我遵守友道，即便是一面之交，因为中间人是践行公义的企业家，我不想伤害你，对那一天的微博保持沉默。可是你既然拿我举例作文，来借此批判所谓自由派的嘴脸，那我只好也借你的文章来辩驳了。 我比你更相信社会和政府的进步，当某一天这个政府终于兑现他们一直都在承诺的自由民主之时，但愿你还能接受他们，还能不为你失落的极权梦想殉身。 | |||||||||||||||
| Posted: 15 Apr 2011 03:28 PM PDT 文图_工头坚 (作者本名吴建谊，现任职雄狮集团欣传媒。曾经当过台北知名夜店企划经理，天天过着晚六朝五的生活，见识过午夜的人生百态。） 要说台北的夜生活，得从一些陈年的记忆聊起。 约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的我是个二十出头、在广告影片制作公司当美术设计与助理导演的年轻人，正好迎上消费文化高速成长的年代，只觉得每天都过得精彩无比。 当时的一个台北夜晚往往是这样的： 下了班，先和同事们到公司附近的海产店吃上一整桌热炒海鲜搭配台湾啤酒，酒足饭饱到东区后巷唱片行挑几张进口CD，顺便看看隔壁泡沫红茶店里争奇斗艳的美眉，遇到认识的朋友就随之前往PUB或DISCO或KTV，听现场演唱、跳舞、唱歌，还能到当时风行一时的包厢式MTV，看一部热门好莱坞电影，或者冷门的欧洲艺术片。 大半夜出来，边走边讨论剧情，饿了就到通宵营业的餐厅吃个台式清粥小菜，或广式饮茶；直到天色微明，才心甘情愿地回家。这还不是逢年过节或周末才这样，有时一个礼拜都能有两三天彻夜不眠的狂欢。 夜生活是一种独立的生态，勉强不来的；很少城市能说我要发展夜生活，就有夜生活了；其实多半还是和城市本身的自然或人文条件有关。和我去过的不少大陆城市相比，台北气候相对温暖，城市面积较小，闹区集中，大致上都在捷运（地铁）可抵达的范围，甚至步行都很舒服；走累了，随手召唤出租车也非常方便；这使得台北的夜生活获得了相对多样化发展的空间。 这么多年来，台北的夜生活代表店家或许也历经潮起潮落，但是形态的多元始终与时俱进；历经了喧嚣的爆炸性成长期，进入了稳定的分众形态，各有各的精彩。 诚品书店 我不确定诚品是不是全世界第一家24小时开放的书店，但毫无疑问，它已是台北的文化地标。诚品不仅是看书与吸收新知的好去处，也是一个城市的信息中心。诚品早已不是一家书店，它不仅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分店，而且也成为一个综合的品位生活商场，从脑袋到外表，从听觉到味觉，甚至户外的创意市集路边摊，还有室内室外的茶室与咖啡座，都成为台北人重要的社交场所。 有段时间，我就住在诚品"敦南"店附近，时常在深夜睡前散步过去，翻翻书、看看人；大陆友人曾问我，在台北市是不是很容易遇到明星，事实上，我的确在午夜的诚品见过无数明星。如果你看过《一页台北》，就知道它还是个容易恋爱的场所，无论是否只是一个夜晚、一个眼神的对望与暗恋。 要开一家全天候不打烊的书店或许不难，难得的是，半夜四点还人山人海，这就是诚品的魅力，也是台北人的生活面貌。 百元热炒 我直到近几年带团出国，才深刻体会到台湾人对于海鲜的依赖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几天不吃海鲜就受不了。在台北，无论是夜市或路旁，都很容易看到"海产店"或"海鲜摊"，近年更强调"百元热炒"，也就是每一盘一百元台币，炒的内容主要是海产，也有炒饭炒面、炒牛肉羊肉等。 海鲜摊的气氛，往往名副其实，十分"热吵"；是非常庶民的消费场所。往往路旁几张矮桌、几张板凳，啤酒一笼笼地提过来，喊拳拼酒，气氛很快就热烈起来；这可能也是认识台湾民风最快、最直接的方式。第一次去海鲜摊，最好有台湾朋友陪同，倒不是担心安全，而是有人帮着点菜、介绍，会容易进入状况。我自己特别喜爱炸龙珠、盐酥溪虾，还有辣炒桂竹笋等，夏天配啤酒特别对味；到了冬天，热炒换成羊肉炉或姜母鸭，再来瓶金门高粱酒，依然高朋满座。 一言以蔽之：非常台。 日式小馆 前阵子日本地震接连海啸，引发一波"沉没"的恐慌；我苦中作乐、开玩笑地对友人说，要是日本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未来的日本人，可能要到台湾来寻找传统口味。我心中绝对盼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安居乐业；不过，作为日本曾经的殖民统治区，台北的街头，确实也流露出一股浓浓的中日融合风格。 连锁拉面店就不说了；传统形式的或时尚前卫的"居酒屋"，在台北也开过不少。店家寿命未必长，有时也受到经济景气或流行"食"尚的影响，但是前仆后继，在台北的巷弄街角，还是很容易发现装潢精致的日式食肆，近年我自己比较喜爱的，多是偏中高价位的特色烧肉、创意怀石，以及地道入味的关东煮，再搭配日本空运来台或台湾生产的清酒、吟酿，是一种成熟的消费情调。 与其到了日本言语不通、点菜不能，来台北感受一下普通话与日语招呼交杂的一点"异国"风情，岂不更惬意？ 漫画王 许多我这一代（60后）的台湾人都有个共同记忆，就是幼年时期坐在漫画小说出租店，贪婪地翻阅武侠小说，或是翻译甚至重制的日本漫画。随着时代推进，这样的行业事实上并未消失，只是从往昔个人经营的暗沉小书铺，转变成色彩缤纷的连锁租书坊。 多年前，一种结合了租书店、网咖（吧）、泡沫红茶特性，24小时营业的"漫画休闲馆"诞生了，其中又以"漫画王"最知名；只要花费每小时数十元台币的代价，就可以在台北闹区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隐藏空间。"漫画王"的隔间有单人、双人式包厢，乃至四人座的开放式沙发，无论是自己一人静静地看书、上网，两人谈心，或者众人打牌消磨时间均可，哪怕只是走累了，躲进"漫画王"休息一会，有众多最新的杂志、小说、漫画可随意翻阅，甚好。 最近的一次经验，是我参加台北101的跨年晚会，散场时外围各大道路都被封锁，数十万人从市中心疏散，只能步行，连接驳（摆渡）车都上不去。我带着几分醉意与倦意，抬头看到路旁一家"漫画王"，就干脆上去租个包厢，喝杯热茶，看看漫画，打个小盹，等人潮散去，再打车回家；发自内心的温暖和感激哪。 温泉会馆 真要比都会化、比购物、比美食，香港可是代表东方的国际城市，相较之下，台北简直乡村得不行。然而，台北有一项特色，别说是香港，环顾世界各国名城，都算是极为稀有的旅游资源，就是温泉。在台北市区与近郊，至少就有北投与乌来，一北一南两大温泉乡，其中北投交通便利，捷运（地铁）可以直接坐到"新北投"，走出车站就可以见到许多招牌与指示；如果车站附近的温泉会馆（或称为"汤屋"）客满，问一下附近的出租车司机，搭一小段路往山区，也很容易找到泡温泉的处所。 汤屋一般以小时计费，通常泡个一到两小时，也就身心舒畅、通体暖呼了；尤其是冬季到台北，除了"看雨"以外，千万别错过温泉；毕竟，从市中心出发不到一小时就能享受到泡汤乐趣的城市生活，可不是到处都有。 便利店 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尽管不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服务，至少亚洲各大城市均已普及；不过，台湾的便利超商，硬是有些不同。 尤其是商店数量最多（全台三千多家）、分布范围最广的7-11，早已跳脱了只是贩卖零食、饮料、报刊、烟酒的杂货店角色，而成为全方位的都会生活便利站。不仅贩卖各类熟食、各种咖啡，有些还提供免费无线上网、银行提款机，更神奇的是，还可以透过一台叫做"ibon"的机器，提供影印、扫描、打印服务，以及购买各种展览会票券、高铁票、机票等等。 和许多城市比较起来，在台北打车还真是方便，在室外几乎随手一招就能拦到TAXI。但你如果担心车辆或司机质量不好，最好透过几家大型的车队叫车，以前得透过手机，现在只要到7-11，使用ibon就能叫车，透过卫星系统搜寻，大约六分钟就会派车来到便利店门口接你。是不是太方便了些？ ─也许你要问，怎么夜生活都没提到夜店、CLUB？倒不是台北没有，而是太多，多到不知从何谈起；只要到信义区的威秀影城，或者忠孝东路上的统领商圈附近走走，必定可以发现那些五光十色的霓虹，与浓妆艳抹的辣妹。但我是年轻时放浪多了，如今只觉那是生活的日常，似无特别着墨之必要。 其实，和纽约、上海、东京比起来，台北未必就有更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可是台北绝对是一个更适合百姓居住的城市，而她的夜生活，也充分反映了这样的面貌。 百百元热炒 海产店在台北市内许多地方都有，不一定每一家都"百元"，但是"热炒"是一定有的。可依据当天活动的区域范围，来选择店家。 阿华海鲜热炒店 地址：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29号（光华数位新天地 附近） 电话：02-2740-6325（建议先订位） 八仙碳烤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二段28号之1（永康街、大安森林公园 附近） 电话：02-2321-4619 小张龟山岛 （辽宁夜市）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辽宁街73号 电话：0927-808-693 漫画王 王或者其他漫画休闲馆在许多闹区都有，一般包厢费中附有简单饮料，饮食则需另外付费。 漫画王复兴店 地址：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201号2楼（总店，近捷运棕线：南京东路站） 电话：02-2546-2000 台清粥小菜 北市区的清粥小菜餐厅，主要集中在复兴南路瑞安街口以南一带，比较知名的是"无名子"、"小李子"等。 无名子清粥小菜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二段130号（捷运棕线：科技大楼站） 电话：02-2784-6735 小李子清粥小菜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二段142之1号（捷运棕线：科技大楼站） 电话：02-2709-2849 日式风味 大腕烧肉专门店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一段177巷22号（捷运蓝线：忠孝敦化站 附近） 电话：02-2711-0179 佃权关东煮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延吉街136号（捷运蓝线：国父纪念馆站，路旁小店仅容十人） 电话：02-8771-8272 老干杯本店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光复南路280巷44号（捷运蓝线：国父纪念馆站附近，顶级和牛烧肉） 电话：02-2751-7388 夜店 虽说自己近年较少跑夜店，还是介绍两家，LUXY年轻热力，SPARK101成熟时尚，都是朋友投资开的。或者如本文所述，到信义区的威秀影城，晚上就有许多选择。 LUXY（捷运蓝线：忠孝敦化站）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四段201号5F 电话：02-2772-1000 SPARK 101（台北101地下楼） 地址：台北市市府路45号B1 电话：02-8101-8662 | |||||||||||||||
| Posted: 15 Apr 2011 03:21 PM PDT
1996年开设的"地下社会"，是由几个上世纪90年代初参与学生运动的知识青年创立
乐团在女巫店排练 文图_简妙如 （作者系中正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台湾流行音乐文化研究者。） 900pm，台北师范大学附近色彩斑斓的文艺消费与充满嬉皮时尚的商圈，人来人往的街道廊檐下，突然有些人零零落落地站着不走了。他们在排队，待会要看地下摇滚乐团表演。 在一个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地下室入口，被屈臣氏和小吃店夹挤着的厚实铁门，半开地透着光，那是"地下社会"(Underworld)，是台北热爱地下音乐的青年们最喜欢的小地方，可以喝酒、听很酷的音乐，看很酷但又常常出错的音乐表演。这样的地方，以前多数人叫它pub，但近六七年来，以提供原创音乐表演为主的专门场所，在台湾逐渐被称为Live House。 从"地下社会"出发 要认识这些Live House，可别以"夜店"或"夜生活"这样流俗的字眼来称呼它。在台北，这样结合原创独立音乐表演以及地下青年文化的场所，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慢慢在台湾大学及师范大学所处的大学区域发展起来。与夜店的商业气味相比，这些Live House有着浓烈的文艺青年调调及次文化的桀骜气息。 1996年开设的"地下社会"，是由几个上世纪90年代初参与学生运动的知识青年所成立，对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敏锐性，以及共同的前卫音乐的喜好，初期吸引了当时正在都市各个角落追逐梦想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剧团演员、怀着电影和音乐创作梦想的年轻人、剧作家、甚至是已投身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 差不多同时期，台湾女性主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台大新生南路的巷子里，第一个专卖女性主义相关书籍的独立书店"女书店"创办了。不久，一个也参与女权运动及女书店各色讲座活动的年轻女孩，在女书店隔壁店面开设了"女巫店"。店里最鲜明的标志，是各色穿黑斗篷骑扫帚、咧着嘴笑的巫婆玩偶，还有大剌剌地挂在不同椅子上的各色女性胸罩。 这两家店都不是为了成为专业的Live House而设立，而是先经营出一个文艺青年的聚会场所，再同时安排一些原创音乐的表演。"地下社会"那小小的拥挤空间，不到一百人便会挤爆，台湾当时各种前卫、实验性强的独立乐团，快意地在这个肮脏、破旧却很有个性的空间里演出。而作为极少数在地面一楼经营的女巫店，由于音场限制及女性经营者独具的慧眼，安排的表演则是较靠近听众、气氛温馨、能听出现场细致表演能力的不插电音乐，或民谣式的原创音乐。 独立音乐前哨战 而真正让原来的pub、文艺咖啡厅开始转为专业的Live House的，便是目前在台北最具规模及品牌知名度的The Wall。The Wall的前身，是由闪灵乐团主唱Freddy在2000年左右开设的"圣界"。当时为了区隔出一种以卖表演而非卖饮料为主的场所，引进日本已使用二十多年的Live House一词，成为酝酿台北地下乐团、独立音乐场地蓬勃发展的前哨站。 2003年"圣界"结束，Freddy转往台大附近找到新地点，加上《春天呐喊》音乐节创办人Jimmy，以及董事长乐团主唱、之前也经营过独立音乐场地的阿吉，三人共同创办了The Wall。The Wall 正式名称为"这墙－音乐艺文展演空间"，位于一个都市商业大楼的地下一楼，格局像一个次文化风格突出的小型地下街。除了专门提供表演的专业场地The Wall外，周围还有各色青年次文化的独立小店：如手工制作的创意商品店，号称"台北最有个性的独立唱片行"、专门进口及代理独立摇滚厂牌，以及自有音乐厂牌的"小白兔"唱片行。当然，还有刺青店、录音室、乐器行等。两侧画满涂鸦通往地下街的弯道，一下去立即将城市的喧嚣丢在地面，只需将自己融入每个人都有点"在追寻些什么"的眼神中，我们便进入了现今台北最活跃的青年次文化圈之一。 这类提供现场独立乐团表演的场所，在夜幕时分进进出出摇滚嬉皮味道的青年男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很容易引来区域内的警察注目。Live House一度被视为需要特殊管理的商业性声色娱乐场所，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以及较重的营业税（因为有卖酒）。2006年，在多次被主管机关视为不符营业登记项目而开了罚单后，The Wall及"地下社会"联合发起"Live House合法化"运动，向政府单位及社会大众要求一个合理的认识及正当性地位。Live House自我界定为提供原创音乐表演的专业演出场地，并具有重要的城市文化观光价值，终于得到政府的善意响应，并有一个非正式的特许位置。 越玩越大 2006年成了分水岭，Live House的发展仿佛一飞冲天。不仅在音乐场地的塑造上，开始在台北及台湾其他城市尤其是在青年学生出没的文艺区域中，打造了更为鲜明的次文化风格及指针意义，同时，作为台湾年轻人玩乐团、发表原创摇滚乐的重要场所，Live House在经营站稳脚跟后，也鼓舞了更多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投入玩乐团、创作音乐的文化中。 The Wall的特色在于引进专业的管理，改变原先地下乐团演出场地及乐团本身的随性方式，Live House提供的节目更加有计划，也更有规模。定期不断引进在欧美、日本对本地乐迷较具有吸引力的独立摇滚乐团，也刺激了本地乐团各色乐风的发展，同时也将原本只是非常小众的摇滚爱好圈，扩大到一般听音乐或文艺爱好者都有兴趣的表演文化。 甚至，原本在数字时代已不寄望卖唱片赚钱的主流唱片公司，也开始安排有现场演唱能力的歌手，不定期地在Live House演出。这样的做法不仅能经营稳固的歌迷关系、训练歌手的表演能力，也使在Live House举办的300至500人的小型演唱会，成为主流唱片公司办活动的场所之一。比如与The Wall同样在台大附近罗斯福路上的另一家Live House河岸留言，走流行、民谣摇滚或爵士、融合的乐风，近年成为流行歌手转战小型表演场地的首选。 而The Wall及河岸留言的专业Live House场地经营方式，也使其开始扩大经营规模。The Wall不仅开始进入南台湾，经营高雄市的独立音乐展演场地，近期也要进入东台湾的宜兰，将这样的独立音乐及青年次文化气味继续扩展其影响范围。而河岸留言原本只有容纳约一百人的小场地，在两三年前，又扩大规模另开一个能容纳500至700人的较大场地—河岸留言红楼店，将Live House文化带到过往青少年文化的重镇西门町，由市府旧红楼改设的Live House，让音乐文化场地成为政府文化观光政策的一环。 日常生活化 在Live house的表演洗礼下而成长起来的台湾乐团，也已呈现出一路走来的成果。从老团浊水溪公社，到中生代的1976、旺福、回声、甜梅号、Tizzy Bac、熊宝贝、阿飞西雅等，以及近期作品及表演都很受瞩目的白目乐队、麦克白、Mary See the Future等等。由Live House场地所孕育的乐团，以及这些独立乐团持续发表、独立发行的音乐专辑都已有很成熟的水准与多元的音乐风格。地下、独立乐团的数量，也由三年前约五六百个暴增至1000个以上。 台湾独立乐团创作风气的蓬勃，似乎是Live House更为稳定发展后的必然结果。看起来，玩独立乐团、创作各色音乐的人变多了，但其实Live House最重要的终极价值，反而是它作为日常生活化的音乐场地创造者的角色。是那些愿意在华灯初上时停步排队的乐迷，是那些围着喜爱的乐团也在开始玩团筑创作梦的懵懂年轻人，是那些被吸引进去从事独立音乐展演相关工作的热情分子，他们才是Live House具有某种特殊文化吸引力的真正核心。 在台湾，去Live House玩乐或许已不再是非常小众的活动，反而慢慢被一般文艺爱好者视为日常消费中的选项之一。在有演出的时段钻进某个Live House，大家都会感到这很寻常。这或许是Live House文化褪去其前卫、不流俗的次文化外表，走向更为成熟的音乐场地新阶段的表现。 | |||||||||||||||
| Posted: 15 Apr 2011 03:05 PM PDT
旧香居书店
茉莉书店内部
简体书店秋水堂
明目书社
光华商场旧书店
文_房慧真 （作者系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2007年夏天出版《单向街》（远流），作品散见两岸三地报刊杂志。） 台湾有大大小小几百家书店，如果要逐家来逛，即便对于书痴们而言，那也是极大的体力消耗，甚至是难以完成的奢望。 书店迷人的地方，并不只在书，书店和人的故事，更是让人值得回味的记忆，而这些，往往不是观光客容易捕捉得到的。我要说的三家书店，并非像诚品书店那样名声远播，这些小书店的故事，只属于不多的读书人所有。 台湾的魅力所在，正在于她需要你不断去发现，不断从生活的"小"中发现这个地方的美好。 龙泉街尾 龙泉街是台北师大夜市所在，这附近的街名，大多借用了中国浙南僻远山村的一些美丽名字：龙泉、泰顺、丽水、云和、青田??山谷梯田廊桥的景致，放在台北，则成了人潮不绝的繁华夜市。 "旧香居"就在这条街上，这家在台北极有名气的旧书店，一般总给人正经古板的印象，更何况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旧"书店。旧香居卖的是旧书，在书友间传播的却是其中的新奇的故事。 书店的灵魂人物是曾留法学艺术的卡密。卡密承袭了家传旧书、古物的知识教养，谈起古书版本、作家掌故头头是道，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跟她聊电影，聊漫画，聊各色新奇的玩具。从书店里的摆设，就可看出新旧杂糅的混搭，有传统中式木椅、文人水墨画、白玉佛像，也有卡密四处搜来的古怪小玩意。穿梭在店内的一抹流丽色彩，当然还有卡密本人，冷天犹然是高跟鞋短裙网袜，露出漂亮长腿。她总爱开玩笑，说初识她的人，总以为她开的是服饰店、美妆店，等知道她经营的是旧书店，没有不大吃一惊的，而熟客们甚至在暗地里帮她取了一个绰号："书海妖姬"。 楼上风光 也是闹区，淡水渡船头，卖臭豆腐鱼丸铁蛋的吆喝声不断，市声喧扰中，就有一家书店大隐隐于市，开在河边，叫做"有河Book"。 这家小书店在二楼，如果你是外来者、观光客，则很容易错过。店主人一号，是在广告公司待过，也写影评的686，他为书店想过一句文案："逛书店是一种向上运动"。 在这家书店，不说是"顾客"，而说是"河友"，诚如台湾知名书评人傅月庵所言，这是一家"我们一起开的书店"，都知道书店生存不易，独立小书店更是经营艰难，于是分散风险，让众多河友一起守护着这家书店。 每年年末，书店公布畅销书排行榜，前三名总是诗集，且多是独立出版的诗集。店主人二号隐匿，本身就是诗人，能写得一手好诗，也泡得一手好咖啡。除此之外，她还在书店外头的露台，固定摆些清水猫粮，好让附近的流浪猫来觅食。天冷了，她便搁上纸箱，纸箱里塞几件旧衣。客人有时逗弄猫咪过火，还会让她气上半天，于是下次便贴上告示："猫咪需要睡眠，请不要打扰"。宁可忤逆客人，她也不愿让野猫成为任意作弄的宠物。 明目张胆 这一家位于台大附近的温州街，专门卖大陆书的简体字书店，有个颇为意气用事的名字，就叫"明目"，隐去了该合为一词的"张胆"。明目早期还只是个流动书摊，卖的是台湾"戒严"时期的违禁品：鲁迅、陈独秀、马克思、恩格斯??做的该是地下交易的买卖，老板却大剌剌地取了一个反骨的名字。不过二十年的光景，台大周边的简体字书店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取的名字皆有典故：若水堂、秋水堂、问津堂??然而，一路走来，带着革命情感的读书人，还是只钟情这一家"明目"。 每个礼拜四的午后，是明目的"开箱日"，这是台北最具传奇的一页书店风景。虽说是盛况，不过只是十来个装满书的大纸箱，一箱一箱剖开，书店主人从每箱里一次拿出三五本书，就有十几双手等着接着，书页流转，历经上游、中游，来到下游，热门合眼的书早已被截捕，我资历不够，通常处于下游，只能望书兴叹。我忽而能体会百货周年庆女人杀红眼的抢购情景。环顾四周，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读书人，此时也是杀红了眼，为的就是对于知识的极度渴求。 每个礼拜来等着开箱取书的读书人，都是些老面孔，痴心的读书疯子，久而久之也会聊上几句，然而不是闲话家常，话题总不离书。明目外头有个院子，书店主人便摆上几张桌椅，后来还索性开起读书会，上有花架瓜藤，筛漏进的天光云影，正适合清谈。 台大附近后起的简体字书店，如秋水、若水、问津，装潢得像是诚品一样，愈加精致。但我还是喜欢明目的荒疏与质朴。书墙钉得不高，新书就十来个纸箱排在地上，必得使人低头或者蹲下屈膝以对，通常礼拜四开箱日，老板、老板娘会在店内，两人皆精干瘦小，无市侩气。礼拜四以外都是同样的一个店员，束着马尾的前中年男子，通常沉默、低调，有时在店内放摇滚乐，有时一个人到前院抽烟。入夜后温州街邻近辛亥路的尾端总是人少，明目里头的灯光总暗淡着，像是一种暧暧内含光，前中年男子总孤单地守着冷铺。 书店，还是清冷一点的好。 | |||||||||||||||
| Posted: 15 Apr 2011 02:04 PM PDT
陈刚生前给学生上课
4月8日，陈刚母亲朱秀梅前往行政办公楼找徐校长交涉，被学校员工拦截在大楼的玻璃门外，无法入内。摄影_孙炯 南都周刊记者_郑文 安徽合肥报道 2011年3月23日，合肥多云，不冷不热。下午，合肥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陈刚来到逸夫楼12楼，校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从楼上往下望，是一条并不宽阔的水泥小道。天气晴朗时，倚窗户可望到附近操场上运动的身影，以及阳光下发光的树叶。 但那天，陈刚选择纵身跳下高楼，伴随"一声闷响"， 脸部着地。冰冷的水泥小道上，两只皮鞋散落开去，藏青色棉衣和长裤很快被血泊浸透。 学校保卫处接到报告后，立即向110报警，那时是13点30分左右。现场被迅速封锁。 到14点上班时间，附近的老师已议论纷纷。在逸夫楼6楼工作的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窦建华，得知出事者是老同事兼老乡陈刚时，立即冲了过去。 此时，封锁区域里已站满了校领导和警察。窦建华冲那边使劲挥了挥手，计算机学院院长眼眶红红地走出来，冲她点点头：嗯，是陈刚。 此时，陈刚的妻子李智慧正坐在校方派去的汽车上，从她工作的合肥师范附小往丈夫工作的合肥工业大学赶去。"校领导只说要见我。"李智慧说。她的父亲退休前在工大食堂工作，早一步得到消息，告诉女儿："陈刚出事了。" 出事前晚，陈刚一直辗转反侧，李智慧也没睡踏实。她早早起床准备做饭，却发现桌上已摆着热好的牛奶、馒头和菜，不禁有点惊讶。2008年买了滨湖区的新房后，陈刚上班路途变远，从新家到包河区屯溪路193号的合工大，要开半个小时车，因此很少做饭。 "我当时还在想，是不是工作受到打击以后，他愿意把重心往家庭上转移，弥补平时工作太忙对我和孩子的亏欠？" 最近陈刚一直为竞聘校团委书记的事情忙碌。3月22日上午将宣布初步结果，李智慧一直等着他的消息。 下午4点多，电话终于打来："我来接你们，见面再说吧。" 见面之后，陈刚表情中分明挂着失落。"我怕你接受不了。"他对妻子说。李智慧当即回应："这有啥接受不了的呢？太正常了。" 等到第二天出事后，她才恍然意识到，丈夫是怕她接受不了自己的离去。 在李智慧的邮箱里，陈刚留下了一封题为"为了理想中的合肥工大而献身"的遗书，长达4400字，这或许是他向妻子、同学、朋友的最后告白。 这份邮件的发送时间，就在3月23日中午12时许。 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生于1977年的陈刚，在山东莱芜农村长大，后考入合肥工业大学。 这并非他的第一选择，"没听说过工大，家人也都不知道这个学校"，陈刚曾在新生报告会上对学生如此说道。但17年后，合工大已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在安徽省内的排名仅次于中国科技大学。 1998年，陈刚从地质勘探专业毕业后，便留校担任计算机学院的辅导员。在接下来的五年多时间里，他主要从事行政工作，还在《合肥工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关于当前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实践与思考》等论文。 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窦建华回忆起陈刚，说他"喜欢交流，热情开朗"，"不是那种埋头光顾自己的人"。他喜欢跟比自己年轻的辅导员交流经验：这个事你们应该怎么怎么做。 2003年夏天，合工大公开选拔、竞聘处级领导干部，陈刚竞聘校党委组织部秘书职位成功。5年后，陈刚又顺利当选校团委副书记，成为合工大"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分管学生工作，包括大学生创业与创新教育。 "他是位非常有思想的人，而且可以把一些官场上的道理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得非常恰当"。两年前的某次校园演讲比赛后，这位同学为比赛结果感到委屈，而陈刚的适时开导，传达给他的，除了乐观，还有"理想和信念"。 一位参加学生会的同学主动告诉记者，陈刚是"接触学生、关心学生最多的一位学校中层领导"，他总是用闲聊的语气给新生们做报告，"像朋友一样"。 2010年3月，陈刚还被合工大选派至东南大学，担任学工部副部长，进行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 在合工大工作14年来，用陈刚在遗书中的话说，他 "给学校挣了不少牌子"。比如，"安徽省首个学生支部获省级奖励是我的支部，安徽省首届人才工作先进单位是我写的材料，安徽省首届创新创业示范高校是我执笔写的材料……" 这位"拥有14年党龄的青年处级干部"，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家里面积小，没有独立书房，他便把大部分书籍、材料，甚至家庭私人证件，都放到了团委办公室里。朝八晚九，双休日也多半在学校打球、加班。 回顾陈刚的职业发展道路，他履历平顺，成果丰硕。然而自2008年当选团委副书记后，打击似乎纷杳而至。这个职位，成为了陈刚不断进阶的终点。 游戏规则 2010年暑假，陈刚第三次参加合肥工业大学的副高职称评选，还有意识地搜集竞争对手的资料进行研究、对比。但就连某位在校内人士看来"各方面条件都不如陈刚优秀"的同事，都顺利评上副高，陈刚却落选了。 那时，他跟妻子李智慧抱怨说，"不想干了，不如回老家种地"，把她吓了一跳。 在遗书中，陈刚提到自己常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格言勉励同学，也宽慰自己。但到今年3月第四轮竞聘开展后，陈刚认为自己遭遇了跟以往类似的"暗箱操作"，过往的坚持也难以为继。 陈刚竞聘的是校团委书记一职，共有三人参加选拔且均符合条件。其中，任翡翠湖校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主任的陈文恩，被陈刚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竞聘分演讲答辩、实名谈话推荐和书面投票推荐三个环节，陈刚在演讲中以86.21分胜于陈文恩的84.50分，在实名谈话推荐中以25票胜于陈文恩的23票，但在书面投票推荐中，以18票输于陈文恩的37票，差距拉大。 书面投票环节于3月21日下午进行，采取无记名的方式，在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校团委全体工作人员、翡翠湖校区管委会领导班子分管学生工作的成员、各学院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及辅导员代表共64人的范围内，对三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中午电话满天飞，有副书记打电话劝我也做做工作，我感谢他，但一个电话没去说，我想公道自在人心，结果还是失算了……"陈刚在遗书里记录下那个令他灰心的下午。 李智慧回想起来，陈刚早在竞聘前就担心出现"拉票"现象。尽管他对自己的"硬件"充满信心，但因平时"不会跟在领导后面阿谀奉承"，依然可能落败。以往的工作中，由于他性格刚烈，"也得罪了不少人"。 但陈刚并未将"拉票"行为直接指向陈文恩。他把线索导向了陈文恩的顶头上司、任翡翠湖校区管委会主任兼校长助理的田作淳。 在遗书中，陈刚写道，因讨好校长徐枞巍而上位的田作淳，在竞聘中"在幕后立体化向我进攻"，"先是由他说服徐把握方向，再做李书记工作，韩校本来就听他的……正是我在暗推投票时落后原因……" 4月8日，陈刚自杀两周后，校方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对竞聘依据、流程和初步结果进行了解释。对于陈刚遗书中提到的"拉票"现象，校方表示："学校里接受举报的渠道是畅通的。" 发表于《南方周末》的《大学团干之死》一文中，提到陈刚在落选后的抱怨："太不公正了。我真没想到，校长当时在会上讲得那么好，结果还是发生了拉票。"陈刚妻子李智慧也向本刊记者证实了这一抱怨。 然而，4月9日凌晨，在天涯论坛、凯迪社区以及人民微博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合肥工业大学拷问<南方周末>》的帖子，由"windzyz"ID发表或被转载。该ID以校方口吻，抨击《南方周末》的报道存在多处不实，并且明言："恰恰是陈刚本人有拉票行为，学校已收到举报，并掌握了相关证据。" 对于帖子的发布源头和内容真实性，学校宣传部长秦广龙表示"不知情"，"可能有些官方因素在里面。各种声音都可以进行发表，大家都有讲话的权利……它是在什么地方发，你就可以用什么性质去考量它。至于它的背后是不是官方，我想到需要的时候它会说的。" 4月9日上午，校方善后工作小组与陈刚家属进行第四次谈判。其间，善后小组并未提起是否曾接到"陈刚拉票"的举报。 身后名 陈刚已死，在遗书中"把校领导得罪了个遍"。"让任何一个胡吹乱侃、投机取巧、不认真做事、完全为了做官的人胆寒心惊，成为工大的一个传说，我的价值就实现了。"他如此为自己设想身后名声。 事发之后，自杀现场图片、陈刚的遗书、其朋友的悼文、妻子的举报信等内容，在网络上被大量转载。 其中，合工大校内论坛"无名"在被封一段时间后，现已彻底关闭，"所有数据合并入合肥工业大学学生社区"。但校方否认了在其他论坛"操纵删除网帖"的说法，只承认在省委宣传部的重视下，有网监部门配合校方每天对各种网络说法进行监控、通报。 校方还成立了由党委副书记张效英等四人组成的善后工作小组，与家属协商处理陈刚后事。 3月24日到3月26日期间，陈刚的哥哥姐姐、妻子李智慧等亲属，与校方谈了三天，要求学校在讣告中把陈刚的自杀界定为"因工作原因，不幸逝世"。 但校方坚持认为，"陈刚的跳楼，学校没有责任"。 陈刚的母亲朱秀梅，自3月24日来到合肥后，总想找到校长徐枞巍本人"讨个说法"。现在校长办公室所在的行政办公楼，恰是先前陈刚所在的计算机学院的办公楼。 陈刚在遗书中指责校长徐枞巍是工大不正风气的根源，对此，徐枞巍始终没有回应。 而校方与家属之间的协商，已渐渐演变为一场持久而毫无进展的谈判。 陈刚在遗书里写道："我的女儿怎么办？单位总要给一笔抚恤金吧，可要把我女儿养大啊！"连妻子李智慧都觉得丈夫"太天真了"。多重压力集于一身的李智慧，只愿能替丈夫做好"最后的事"：只要能在讣告里写明陈刚"因公"死亡，哪怕不要一分钱补助，她也甘心。 但在4月9日上午与家属进行的第四次谈判中，张效英再次表示："确实不能是因公，这点是明确的。" 谈判在持续约半小时后，终于陷入一片争论中。早已泪流满面的李智慧，起身离开。 这天，合肥气温骤升10摄氏度。一位中央领导人即将抵达合肥，视察高新产业园区。沿途路口总有两到三名警察或安保站岗守候。洒水车驶过五里敦立交桥下，把路旁草丛清洗得焕然一新。 这天，34岁的陈刚，仍躺在殡仪馆里。在遗书中，他将自己埋葬在了"春天里"。 （本刊记者张雄对此文亦有贡献） | |||||||||||||||
| Posted: 15 Apr 2011 11:58 AM PDT
台湾花莲县，盛装的阿美族少女
阿里山邹族文化园中表演原住民歌舞
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高山族1500人举行抗日大起义爆发，他们的故事，被《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搬上了银幕，将于今年上映。图为雾社事变领导者莫那鲁道酋长（中）、马赫坡首领摩那·罗达奥（右） 文_黄奕潆 冬天的泸沽湖显得清冷萧瑟，在一户摩梭族家庭的屋内。在酒酣耳热之际，这群北京来的旅客终于意识到我是真正的外地人，我是台湾人，于是开始谈起了台湾的种种，"我们让台湾朋友来唱首歌吧。"摩梭族导游举杯嚷着，众人拍手应和。我忍不住推却："唱什么啊？我不会唱歌。"众人由不得我，已经打起拍子兀自哼了起来："唱《高山青》吧。"我只好开口，但声音很快被所有人的齐唱盖过："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我愣看着摩梭族人载歌载舞，突然感到时空错置："我竟在少数民族地区，听着他们唱《高山青》。" 我不确定，大陆朋友清不清楚阿里山和日月潭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高山"上的邹族人 《高山青》是《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1949年，上海万象电影公司打算以"吴凤"故事为基础，拍一部台湾"高山族"（原住民）的电影，导演张英和编剧张彻带团队来台湾取景，不料遇上历史巨变，回不去大陆的剧组索性留下来完成这部电影，而张彻也为这部电影打造了一首主题曲，这首歌因缘际会成为海峡两岸都能传唱的歌曲，也成为大陆人对台湾的重要印象，来台湾免不了要去阿里山，评价一下姑娘和少年美不美壮不壮，却不知那姑娘和少年都属台湾原住民的一族：邹族。 比起《高山青》的姑娘和少年，过去台湾人对邹族的认识来自课本里的吴凤故事，而对于吴凤的诠释和理解，也充分反映了台湾历史上原住民如何因政权转移而被边缘化与误解。 在历史文献上，关于吴凤的资料极少，唯一能确定的是他因熟悉原住民语，在24岁，即公元1722年被任命为通事，负责处理汉人与原住民贸易及抚化事宜。62岁时，还以原住民代表身份签约解决了汉番连年争执不休的山界问题。在吴凤去世后，出现了各种死因传说，明载于教科书上的版本是：吴凤为了禁断原住民猎人头的习惯，而牺牲自己换来原住民的反省。学者指出，这项神化是日本政府为了殖民统治而创造出来的，经过国民党袭用并增加"儒家"精神，透过电影文本建立"红衣白马"老弱书生形象，神化了"吴凤"。而阿里山地区邹族"野蛮"的形象，也在同时建立起来。 上世纪80年代由学者和原住民权益促进会拆解吴凤神话，拆毁嘉义火车站前的吴凤铜像等，要求平反邹族人长期被扭曲的形象。吴凤的故事，终于从教科书和文本中撤除，只留下那首《高山青》。 不过，原住民野蛮、落伍的形象，时而残存在汉人的脑中，而那往往只是汉人移民对于异文化陌生，并且抢取土地资源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和族群裂痕。 台湾原住民过去被称做"番"，明朝陈第所著的《东番记》，说的就是台湾原住民。在清朝时，原住民被分成平埔番和高山番，"番"这个字的使用带着强烈的中原汉人的沙文意识，在日治时期，日本学者改称为平埔族和高砂族，近代研究也根据遗传学和语言学数据，将台湾原住民视为南岛语族的一部分。 走上凯达格兰大道 随着台湾社会运动蓬勃，原住民也在其中找到声音，他们从"山地同胞"转而成为"原住民"，并且发起"还我土地"运动、争取自治权、改回原有姓名、反对开发等行动，让原住民文化和权益日渐受到重视。在"高山族"之后，已被强烈汉化几乎丧失族群意识的平埔族也开始觉醒，在上世纪90年代，凯达格兰古迹巡礼与重返登陆地的活动也获得认同，"总统府"前原以蒋介石为名的"介寿路"，也改成为凯达格兰大道，其他包括台南西拉雅族在内多个平埔族慢慢找回历史。 这条路，走得没有想象的不顺利。 大陆朋友时常将台湾原住民和中国少数族群视为同样概念和分类，其实并不那么确切。尽管原住民人数和比例与汉人相比较少，只有4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但"原住民"三个字已然说明，他们才是台湾原来的主人，明清时渡海来台的闽粤移民占据了原住民的土地，并且在朝廷政策下"教化"平定原住民，亦即平埔族，这些原住民日渐被汉化，加上当时规定渡海来台的子民不得携眷，于是这些单身汉（台语称为罗汉脚），只能娶平埔族女子为妻，于这块土地上成家立业，"有唐山公，无唐山妈"这个谚语便由此而来。因此，所谓的"本省人"，多带有平埔族的血统，而非纯粹汉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失去身份的平埔族。 山地原住民或许就幸运多了，清朝政府并不想管理这些"生番"，也实施"禁垦政策"，禁止汉人前往深山开垦。日本殖民台湾后，不同于清朝政府的"无为"，积极让"野蛮"的原住民文明化，不但要改掉他们出草（猎人头）的习性，还强迫他们种稻织布，不再打猎。殖民政府还号召部落领袖前往东京，见识现代化文明和帝国的威严，许多部落长老皆受到震撼，包括赛德克族马赫坡头目莫那鲁道。 但，莫那鲁道终究无法忍受日本人对部落文化的压制和伤害，他说："日本人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可我反抗的决心比奇莱山还要坚定！"于是趁一次运动会发动攻击，日本人和赛德克族皆死伤惨重，史称"雾社事件"。雾社事件后，日本人发动毒气攻击，将赛德克族人迁移到邻近现在惠荪林场的"清流部落"（川中岛），严加控制，并且以皇民化教育对年轻人洗脑，让他们到南洋参加二次大战。 这个历史经验，是赛德克族人的痛，现在的清流部落里头有块刻着"余生"的纪念碑，并成立了纪念馆，纪念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莫那鲁道"也被视为抗日英雄。 以电影《海角七号》破台湾电影票房纪录的导演魏德圣自2003年即想将雾社事件搬上大屏幕，但资金不足，因而计划以一部小成本的商业电影为自己开路，亦即《海角七号》，这部电影不仅为自己打开知名度，也赚取了拍摄《赛德克巴莱》的资金，在各界支持下，这部筹备十二年的电影，将于今年在台湾上映。 赛德克是族名，巴莱是"人"的意思，莫那鲁道坚持的不仅是文化的保留，还有他们作为"人"的原则信念。原住民族皆有自己的信仰文化，他们坚持的是作为人的尊严。但不论汉人或日本人，每个当权者总以自己的文化为傲，漠视原住民族的文化风俗，以及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守护法则。赛德克族的故事，也只是反映了台湾原住民族的一页伤痛史。 原住民"正名"现在时 赛德克族的世居地在台湾中部，和台湾第一大原住民族泰雅族相近，因而被认为是泰雅族，经过多年的正名运动，终于在2008年，也是《海角七号》卖座前，成为官方承认的第14个原住民族。类似这样的正名运动，也出现在其他族群中，而且正在继续。 目前原住民委员会认可的原住民族群共有14个，包含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等14族，他们各有自己的分布地和祭典仪式，在现代化的压力下，虽然传统渐渐流失，但仍有长老和文史工作者尽量维护。 过往，原住民皆被视为野蛮、落后，"没有文化"，但随着社会进步，一般人也慢慢尊重原住民的文化传统，甚至加入他们的文化庆典。同时，也随着越来越多原住民取得社会成就，例如成为扬名国际的棒球选手、海峡两岸三地皆喜爱的歌手，原住民也渐渐取得文化自信，并透过创作和演出，让原住民文化成为台湾不可取代的特色。歌手张惠妹即是最好的例子。 包括张惠妹在内，越来越多原住民名人改为了原本的原住民名字，如此"正名"，也显示台湾的族群意识的抬头，同时也力争平等。 不过，这样听来正面乐观的状况，仅仅是文化面意识，原住民原有保护祖居地和祖灵地的观念，一直以来都抵不过资本开发的力量，远在离岛的兰屿达悟族一直接收着核废料、中部横贯公路的开拓以及山上温带水果的种植都让水土流失，时常因为自然灾害而山林变色，前年一场台风，便让西拉雅的一个部落"灭村"—尽管汉人不再夺取土地，但开发的力量仍将原住民推向生存的边缘，即使是所谓的"无污染工业"旅游观光，也让世居日月潭的邵族不胜其扰，大量拥入的大陆观光客让他们的祖灵地闹哄哄，污染了环境，而赚钱得利的依然是看到商机的汉人，躲过"九二一"大难的邵族人，如今面对的是"人祸"。 前年，日月潭一年一度的万人横泳活动，恰巧遇上了邵族"过年"，一些邵族人忙着赚钱无暇回部落参加祭典，而其他邵族人得在商业观光的喇叭声中祭拜祖灵，和祖灵对话。重建家园后的邵族人，只能感到无奈。还好，政府将祖灵地"拉鲁岛"（原称光华岛）还给邵族人，观光客不准上岸。 如同大陆少数族群的千姿万彩，台湾原住民的歌舞文化也丰富多样，或者你仍哼着《高山青》前往阿里山，或者拿着地图亲访日月潭，别忘了，你会遇到许多和善热情的原住民，邀你一起喝酒唱歌，但也别忘了给他们一点点尊重，给这块土地多一点点温柔。 | |||||||||||||||
| Posted: 15 Apr 2011 11:40 AM PDT
台大日式校舍
台中市政府,原为台湾日治时期的台中州厅，始建于1912年。 摄影_孙海
高雄车站是帝国冠帽式建筑的代表
成功大学文学院，原是日据时期的日军陆军步兵第二连队司令部建筑。创建于1912年，建筑中间为希腊神庙三角山墙式门廊。 文_阮庆岳 （作者系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副教授、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台湾馆策展人、作家。） 看《海角七号》的观众，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陌生的台湾，那是日本文化浸淫下的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给它刻上了无法抹去的印痕。 如果你到台北，途经博爱特区，你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影子，位于博爱特区的"总统府"、台北宾馆、台湾银行、台北邮局与"司法院"等巴洛克风格的古迹，均为日本殖民政府所兴建。 由于这片区域属于台湾的政治核心地带，目前是台湾政治新闻频发地区，凯达格兰大道和中正纪念堂都是民众抗议的最爱，在电视画面中，这片区域曝光率极高，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代表着台湾的形象。 而在这些建筑中最为耀眼的当属"总统府"，它采取的是"向北、向东"的坐向，这就有违中国传统官舍坐北朝南的方位，这座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通过建筑传达出的是"北望日本"、"迎接旭日"的政治考量。 渗透和激荡 因为甲午战争落败，台湾在1895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直到了二次大战结束，也就是在50年后的1945年，才终止了这段历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于"现代化"积极努力的追求，使这段时期的台湾城市与建筑发展也留下了鲜明的色彩与印记。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1908年。当年，台湾西部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宣告了台湾全面发展的启动，城镇间的距离大幅缩短，各种建筑思潮及式样的流传更加快速，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的初期。 其间受过西方建筑专业知识训练的日本技师大量来台，公共建筑的发展达到日治时期的高峰，主要的建筑风格是以仿西洋古典样式为主轴，并将之大量建构在城市的公共建筑上，这除了炫耀与暗示他们联结了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的进步表征外，还与统治者隐约想表现出来的威权性格相呼应，其中有着某种假借道统的意味。 台湾建筑史学者李乾朗在他的专著《台湾近代建筑之风格》里，将这时期所模仿的西洋风格，定位为"后期文艺复兴巴洛克样式"，并以出身于东京帝大的近藤十郎与森山松之助二人为代表建筑师。他们的代表作品，依旧存在的有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台中州厅（今台中旧市政府）、公卖局、博物馆（今省立博物馆）、台北州厅（今"监察院"）、台南州厅（今台南市政府）。 这样的西洋古典风格，被以正典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对原本闽南式样的民间建筑也造成了影响。在这段期间里，有许多著名庙宇均大事修建，譬如台北的保安宫、龙山寺、新竹城隍庙、鹿港天后宫与北港朝天宫，它们所显现的繁复华丽的装饰风格，似乎能与台湾同期的仿巴洛克式样有着巧妙的呼应与激荡。 此外，由这批日本建筑师引入的全新建筑美学，也成功地渗入到台湾各地的城镇与乡村，其中以乡绅地主的大宅邸与商业长条街屋最为明显，譬如大甲的王顺德宅与雾峰的林宅。这种结合外来与本地、西洋古典与闽南式样的建筑新风格，以其独特的风格在台湾四处蔓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与风格。 其中的雾峰林宅，以"莱园十景"著称，是台湾旧式邸宅的典型代表，与台南吴园、新竹北郭园及板桥林本源园邸并称"台湾四大名园"。在莱园建筑中，最为特别的又数结合了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的"颐圃"。"颐圃"结合传统建筑与日式洋风建筑式样，以白色为基调，搭配日本黑瓦，展现出日式素雅清秀的风格。 帝国冠帽式建筑出现 1937年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原有的营造计划。日本推行的军国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使得日本将台湾以"皇民化"、"工业化"及"南进基地化"重作定位，建筑的风格因此再度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强力联结。其中的"皇民化"运动，尤其是以全面压制台湾的汉人文化为主，寺庙被大量拆除，传统戏曲与表演（例如歌仔戏与布袋戏）也被禁止，这一段时期算是单一崇拜日本文化的压迫期。 在这个以军国主义及民族主义作为核心的时代，再次建造与浮现了一批以政治为名的公共建筑，这批建筑大多将一个东方式的屋顶加封在近代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之上，被称为"兴亚与帝国冠帽式建筑"。这一类建筑在台湾并不算多，却能色彩鲜明地与时代背景作辉映，相对可辨识性也极高，而且大都集中在当时作为南进基地的高雄，其中的代表建筑，有高雄市政府与高雄火车站等。 在这样以公共建筑与西方影响为主的历史叙述外，其实还可以注意的是纯粹的日本和式建筑在台湾的发展。这一类建筑最主要集中在当时日人的宿舍与住宅上（譬如台北温州街一带的巷弄或已改成茶馆的紫藤芦），以及与生活及文化有关的旅馆、寺庙与神社等（譬如台北圆山护国禅寺、中和圆通寺）。 这些建筑因为没有被权力意识直接影响与控制，因此相对维持着与日本的传统建筑在形式与美学风格上的连接，也能以其独特的姿态进入台湾社会。在日本撤离台湾后，日式的住宅大半被接收改为政府机关的员工宿舍，继续扮演着住宅的角色，并塑就了许多台湾人的共同成长经验。 暧昧的存在 在日治时期，台湾曾经建造了大小神社共三十多座，以及几个大城市都独自拥有的武德殿。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低矮的日式文化建筑与民间建筑，逐渐面对被拆除的命运，同时也掀起了社会对于日治建筑与台湾文化及历史的大讨论，也就是说，这些日治时期的建筑，究竟算不算是台湾文化与历史的一部分？ 尤其是国民政府在来台后，曾经对自身文化的正统位置大有担忧，当时面对着与汉族文化割裂已久并长期被日本文化强势影响的台湾社会，国民党在某个程度上确实有着欲将之（日本文化与台湾地域文化）驱除于主流价值以外的意图，譬如1960-1965年发生的查禁歌曲及推行国语运动，大约可视为排斥地域文化以让自身在台湾的统治逐渐正统化的一个例证。 而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更是纠结不明与松紧难料。国府迁台后，先是禁止了日本电影的输入，也禁止日文的配音与字幕，到了1965年才松绑；而1972年后，也再度引发1973年起的禁止日本漫画进口，禁说日文与禁用日语。日本文化基本上是或隐或显地出入在台湾人的时代与社会记忆里。 对于日治建筑的价值与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辩论，发生在1985年，当时民众就桃园神社究竟应当拆除还是保留进行论争，引起了全台湾社会的关注，最终达成共识，决定保存这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但直到1992年，第一批日治时期历史建筑才正式被官方指定为文化遗产，如今，已有不少日治时期的建筑得到法令的正式保护与修护，甚至成为观光景点。 在台湾近代建筑史里，日治时期的建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因各种主客观因素，长期以某种暧昧的姿态存在。这与台湾统治权不断更易的历史命运有关，文化的主导与控制者经常变动，因而普罗百姓与创作者们必须持续处在一个断裂－新起－衔接的角色上，而伴随他们的是幻化与认同的苦痛。 | |||||||||||||||
| Posted: 15 Apr 2011 11:28 AM PDT
证严法师（中）及她的慈济基金会被认为是"台湾的良心"
汶川地震后第三天，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首批救援物资已经运送到桃园机场，46吨的救济物资将直飞成都双流机场 文_戴艾 3月11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住在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太太，为了躲避9.0强震过后引发的大海啸，正使劲地踩着自行车往高处奔逃。此时，在台湾忙着为慈济基金会成立四十五周年庆的慈济基金会志工们闻知地震的消息后，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迅速联系慈济日本东京分会的慈济人。 在地震发生没多久，在日本的慈济志工们已经把食材运往重灾区的茨城县大洗町，他们为灾民们准备的八百份素食，包括咖哩饭和味噌汤。 慈济的高效工作以及快速的反应能力，在台湾社会传为佳话。在历次救援工作中，慈济人的蓝衫身影，总是忙碌地穿梭在灾难现场，他们为无家可归的灾民们提供援助，发放毛毯和御寒衣物。 尤其是在1999年的台湾"九二一地震"中，慈济人在地震发生不到一小时后就出现在了灾区，他们协助发放物资、安置灾民，比政府救灾人员和军方的速度还要快。 "来不及了"、"做，就对了"，这两句是急性子的证严法师呐喊了45年的精神口号。 从未踏出台湾一步的证严法师，从三十个竹筒开始，率领着四百万名慈济人，打造了横跨慈济医院、慈济小学到大学、慈济广播、静思人文、慈济月刊、出版社、大爱电台、大爱电视台、骨髓捐赠数据库等志业体系，花莲慈济医院旁边的静思堂，有一个高十三层的讲经堂，还有慈济从无到有的史料馆，这里不仅是慈善的世界，也是全球慈济人争相前来朝圣的"心灵故乡"。 证严法师以及她的慈济基金会，近年来成为台湾民间社会一个光彩夺目的焦点，他们积极行善，教富济贫，被誉为"台湾的良心"。 "一摊血"开启慈济世界 "每次谈到《无量义经》，我就满心欢喜！尤其义经中有一段是'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这十六个字，每天都在我脑海中浮现！"证严法师强调，慈济精神，就是由此而生。 而对于熟悉证严法师的人，都听说过"一摊血"的故事，那是追溯慈济世界以及证严法师的慈善之路最早的线索之一。 出生于1937年的证严法师，俗名景云，自幼过继给叔父为长女，随家人住在台中丰原，出家前自号静思。1960年，证严法师正值壮年的父亲因脑溢血骤逝，让她伤恸欲绝，开始思索生、老、病、死的人生。 在父亲生病期间，证严法师前往一家私人医院探视信徒的父亲，突然望见地上有一摊血迹，询问后才得知，这是一位原住民妇女流产了，急需开刀，却因为付不起台币八千元的保证金而被婉拒在外，只能由失望的族人带回部落，证严法师闻言后十分不忍。 "一摊血事件"过后，证严法师于1962年因为没有剃度师父而自行落发，隔年，因缘际会地皈依了台湾比丘界的第一位博士"印顺长老"门下，法名"证严"、法号"慧璋"，就此踏上修行之路。证严法师出家的过程并不顺利，后来只能暂居花莲"普明寺"旁的小木屋，直到她拜托母亲出资，在多地震、多台风的台湾后山—花莲买下一块地，兴建"静思精舍"，才有了稳定的修行之所。 而后，她在普明寺研修佛法，巧遇三位花莲海星中学任教的天主教修女，在彼此讨论佛教与天主教的教义时，其中一位修女提及："佛教信徒这么多、力量这么大，如果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影响会更大。"证严法师听了之后，心头一沉，决定汇集社会的爱心，将来要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台湾后山，盖一家"不收保证金的医院"，济世救人。 就这样，一摊血和三位修女，促使证严法师下定决心在1966年创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后更名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 。她砍下竹子制成三十个竹筒，交给跟随她的三十位大多半不识字、上了年纪的"欧巴桑"(老太太)，大家每天从菜钱里省下五毛钱投进竹筒里，帮助弱势者，这一股从菜市场开始的柔性能量，开启了慈济的"竹筒岁月"，第一位援助的对象，就是从福建漳州来台的独居长辈、八十六岁林曾老太太。 母鸡带小鸡 透过"福缘大家造，福田大家种"的群众心理，以及慈济人的同侪影响，慈济的规模迅速发展，日益壮大。 台湾有佛教界的"四大山头"的说法，包括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中台禅寺的惟觉和尚、慈济基金会的证严法师，而接受信徒捐款最多的，就是慈济基金会。 根据台湾喜马拉雅基金会在2005年公布的"台湾宗教类基金会概况"的资金排名，慈济基金会的创设基金为台币两百五十多亿台币，是台湾第一大的基金会，排名第一的慈济与第二名法鼓山创会基金的差距，却多达11倍。 证严法师盖一家"不收保证金的医院"的愿望，直到1986年8月16日才得以实现，慈济体系的第一家医院—花莲慈济医院在那一天里投入使用。在开幕前一天，为了感谢捐款满一百万元协助兴建医院的捐款人，证严法师特地颁发"慈济荣誉董事聘书"，简称"荣董"，其中大多是经营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或公司负责人，每年可享有一次免费的健康检查。 八十岁的吴松阿妹，每天努力卖菜包存了一百万元捐给慈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菜包荣董"；台湾资深报人高信疆也曾捐了百万元成为"文人荣董"；至于嘴里还含着奶嘴的一岁陈小妹，则由父母抱上台，授赠为年龄最小的"宝宝荣董"。 慈济医院不仅以一流的医疗水平和优质的服务著称，并且他们的医生、护理都极具人性关怀。我曾于2010年3月7日亲历了一场为十一位捐赠遗体的"大体老师"举行感恩追思典礼，慈济的医疗服务由此可见一斑。在典礼之前，慈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52位同学已经自行分组，亲自带着清扫工具，与解剖科主任王曰然一起到火化场，自发地扫地、擦窗户、拖地板。"我们在解剖课之前，要先'认识'大体老师，到捐赠者的家里拜访家属，了解大体老师生前的故事，完成解剖课之后，不但要缝好大体，还要为老师缝制最后一件衣服，让大体老师完整地离开。"慈济大学医学系三年级的蔡同学表示，借由这个过程，就能提早学习该如何对待病人，避免日后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 在感恩追思典礼上，医学生们护送着"无语良师"们的灵柩，与慈济志工和家属们缓缓前进，慈济的精舍师父们也前来助念送别，现场还播放着医学生们到大体老师家拜访家属的画面，说出了家属的心情，以及学生们的心路历程。 家属在泪眼婆娑中，收到了学生写下的感谢卡，送别捐赠大体的家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火化后将骨灰供奉于慈济大学旁的"大舍堂"，场面庄严肃穆。 慈济一直以其佛法的感化精神昭式众人，也正是因此，他们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信徒。在马来西亚创业成功的台商刘济雨，于2001年卖掉了厂房，把土地捐出来盖静思堂、幼儿园和义诊中心，他和妻子简慈露则担任全职志工，负责慈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拓展慈济的慈善志业。在慈济基金会当中，像刘济雨夫妻这样全心投入的慈济人，多得不胜枚举。 证严法师不仅具有柔性的领导特质，并且散发出母性般的悲悯，大家都称呼她为"上人"、"师公"，见面时还要下跪，顶礼膜拜。 在大爱电视台的戏剧类节目当中，证严法师总是以"母鸡带小鸡"的形容词，鼓励慈济志工广召会员，吸纳更多愿意拿出一百元小额捐款的"小鸡"。 在每天志工早会上，证严法师会对全球慈济人联机演讲，她说的话，也被编纂成"静思语"，印制成各种颜色的传单，透过慈济志工发送张贴，这些"静思语"如同台湾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九重葛，爬满了街道与小吃店里的墙壁，连晨起扫马路的清道夫，也会在装垃圾的小推车上，贴一张"要用心，不要操心、烦心"的字条。 经过四十五年的耕耘，慈济已从台湾地区性的功德会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证严法师在台湾创建慈济基金会的影响力，引起了美国时代杂志《TIME》的关注，在1993年撰文报导了证严法师的事迹。当年，慈济的会员人数已达两百万。 争议中的慈济 回顾慈济的发展，1991年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一年，也是其走出台湾的第一年。当年，孟加拉国发生水患，大陆的华中、华东地区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洪灾。证严法师在这一年的8月16日出版的《慈济道侣》中就指示，"要加强大陆赈灾的文宣，呼吁所有慈济人全面动员募款，协助慈济通过这项成立二十七年来最艰巨的挑战。" "一人一美金"的援助方式于是开始推广。 慈济在这一年里首度援助安徽、江苏、河南三省，迄今援助面积已经超过二十个省份，从发放粮食、御寒衣物与棉被、奖学金、慰助金等等，还协助兴建学校、房舍、福利院、海堤等等。 "慈济的志工几乎遍布大陆各个省份，将大陆同胞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情。尤其在大陆还没有发展自己的骨髓库时，很多罹患白血病的大陆患者得到了慈济的无私帮助，也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2008年11月，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第一次来台访问，结束行程之前，还特地前往新北市关渡的慈济园区拜会证严法师，表达谢意。 不过，影响日巨的慈济在台湾社会也遇到了质疑。在"八八风灾"重创台湾时，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均投入协助灾区重建工作，世展会与受灾原住民共同讨论，盖出灾民心中理想的部落家园，慈济则在高雄杉林乡盖起永久屋"大爱村"，还不定期以游览车载运慈济志工前往大爱村参观，遭致部落客、网络媒体与灾民的批评。 "慈济做了很多好事，但是灾民入住的大爱村周遭，却设计许多'大爱石'，刻有 '一早就看到浮尸在大马路'、'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慈济，真感恩'、'但愿我那微薄的财产能够卖掉，用一半捐给大爱台'等文字。"辅仁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顺孝指出，网络谈论此议题，并不是否定慈济的贡献，而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八八风灾"后的2010年，台湾民间甚至发起了"爱我，就请不要来参观我"的活动，呼吁慈济志工不要像参观动物园一样去逛"大爱村"，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一位教授就批评称："慈济对行善敲锣打鼓，是以爱为名进行垄断和霸权，面对批评与指正，就说'没根据，无法响应'，慈济的'爱'，真是太傲慢、太霸道。" 对此，慈济基金会发言人何日生响应表示，参访志工或官员不会未经居民同意随意进入房舍。对于学者的批评，他表示，"批评没根据，无法响应"。 证严法师一再强调"诚、正、信、实"的理念，但当慈济的师姐志工穿上深蓝色制服，梳着包头，微笑地站在慈济医院的大厅内，手上捧着一个个募款箱，对民众展开地毯式的礼貌劝募活动时却没有开收据，也不用登记姓名和金额，从而形成了外界诟病的捐款漏洞。此时此刻，四十五岁的慈济基金会，已经不再是当年忙着把五毛钱存进竹筒的克难功德会，对于南亚海啸、四川地震、台湾"八八（莫拉克）"风灾等重大灾难时的募款金额，更是数以"亿"计，但外界却始终无法得知，慈济到底募了多少，又用了多少？ "慈济就像一只垄断公益资源的'巨象'，吸纳了太多社会资源，却在无意间踩死了小蚂蚁(其他小型公益团体)而不自知。"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团体负责人如是说。 一阵风起，扬起了证严法师灰色袈裟的衣角，七十三岁的她，依旧风尘仆仆，奔走全台探访各地资源回收站的"环保菩萨"们。至于将来的某一天，失去证严法师的"后慈济时代"将会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 台湾的民间基金会 台湾面积不大，却成立了四万个非营利组织(NPO)等民间团体。根据联合劝募基金会在2010年的统计显示，过去一年来有八成民众曾经捐款，其中有近三成民众是在最近二个月内捐款，平均捐款总额为台币三千七百一十六元，投入医疗、文化、社会福利等慈善工作。 台湾家扶基金会：1938年，由一群美国维吉尼亚州里奇蒙的基督徒成立，旨在帮助在中日战争时无家可归的中国孤儿。2002年，开始认养台湾之外的贫困孩童，目前认养方案已经帮助了22个国家、23万国内外的弱势儿童。 创世基金会：台湾第一个安置植物人的机构。在台湾十四个县市成立安养中心，专门收住家境清寒的植物人，随后捐款增加，创世又将服务触角延伸至街友(游民)和独居老人，专门服务 "残到底、穷到底、老到底"的弱势族群。 法鼓山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主要是由台湾佛教"四大山头"之一的圣严法师创办，并于2000年成立法鼓山慈善基金会，对低收入户、老年人、残障等弱势团体提供金钱与物资的救助。 罕见疾病基金会：透过民间小额捐款在1999年成立罕病基金会，。基金会不仅提供患者以及家属之间互动的桥梁，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促进罕病医学与研究水准。 | |||||||||||||||
| Posted: 15 Apr 2011 11:15 AM PDT
文_孙穷理 兴起 自1987年开放报禁后，台湾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多重扭曲下，近年来"置入性营销"开始成为政府及商业介入媒体的宝剑，台湾媒体的公信力日益低落。 面对大媒体的政治、商业垄断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陆续有媒体工作者利用新兴的网络平台架设网站、经营独立媒体。这种独立媒体在诞生之初，就以拒绝政治与商业的"置入性营销"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台湾的独立媒体从早期针对主流媒体不足这样的问题意识，逐渐面临自我"生存"与"主体性"的问题。 说起独立媒体一词的出现，许多人会想到1999年美国西雅图反WTO示威中，透过网络，大量传递场外抗议信息的Independent Media Center。不过早在此之前，在网络平台上全球各地就已经有各种以社会运动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媒体在运作。 而随着各种博客平台服务的普及化，一股被描述为"草根媒体"、"公民记者"的风潮，大约从2004年开始也席卷全球；到2008年之后，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站"使这个传播形式变得更简便也更个人化。 中文的"独立媒体"一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在这里谈到的"独立媒体"，是指起码具有一定的编审机制与团体运作的媒体组织，与较具有个人或平台色彩的"公民新闻"作一个区分。 台湾的"独立媒体"，大致可分为商业媒体及非商业媒体两个类型。其中"商业媒体"指的是有一个主要的出资（筹款）者、形式上采取"卖广告"的商业模式生存，但是由于这种商业模式，还没有成熟，所以这些媒体目前都是处于"烧钱"状态。此外，也有从属于某一组织、公共电视，或者靠政府计划的生存模式。 商业模式会受到出资者、广告主的影响，而从属性的媒体，则会受到组织的政策、需求、计划存续的影响，这些固然都是问题，但这些媒体存在的意义，在于除了那些有市场和国家（政党）背景的媒体之外，给个别工作者提供可以发挥的独立空间及资源。 长相 苦劳网是台湾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独立媒体，与其他类似媒体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出资者"，以非营利的方式经营，近年则以分布式的小额募款的生存方式为其维持独立。 以2011年为例，在218万余（新台币）的总收入中，分散在200多位捐款者的募款金额171万余，占总收入比约78%，在维持"财务独立"的结构上来说，尚称健康；不过在扣除一般支出、一位行政人员的薪资之后，要支付约七到八位记者、相当于三到五个全职人员工作量的薪资是不够的。 在有限的资源下，苦劳网拨出一笔一年48万新台币的基金（在台湾约相当于一个全职主流媒体记者再多一点点的薪水），交给参与核心工作的记者，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其分配方式。最后的决定是将这笔钱花在由记者轮流担任的"轮值主编"的工作上；而采访、撰稿仍是没有酬劳的。在这种条件下，记者必须有其他个人的"兼职"，或者在没有收入的情形下工作。这势必难以持久，造成苦劳网的记者流动率高，内部基本问题的沟通成本也增大。 而这个"资源分配"与"内部沟通"的过程，也反映出媒体独立之路的另一个核心课题，那就是它内部的民主性。苦劳网在内部并没有一个类似于"老板"的裁决者角色，也没有外部的压力源，而参与工作者的"志愿性"相对较高，必须通过共议共决，而非传统媒体结合"劳雇关系"与"科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来运作。 这样的工作伦理，在这个媒体资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日后如果有一天它的资源足够养活所有的工作者时，要想仍然能够维持内部民主的形式，这个过程至为重要。 独立媒体如何做到"独立"，也可以比照香港独立媒体。香港独立媒体编采团队的组成，是以近年在香港传统组织（如工会或环保、人权等倡议团体）之外的"非组织性社运"的参与者为主，跟苦劳网的记者相较，他们的成员更加接近"运动倡议者"、"专业者"，而不是"记者"。在组织的长相上，它们更接近一个由这些人组成的"平台"，而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下的媒体组织。 由于组织形态的不同，香港独立媒体记者的生产是在各自倡议工作的一环，并不会往苦劳网"专职记者"这样的目标发展。反映在工作强度上，香港独立媒体的特约记者两到三个月开一次会，讨论内容比较分散，苦劳网的采编每周开会、分工与凝聚共识是最主要的内容。而香港独立媒体只需要一位负责联系与举办培训活动的专职编辑就可以运作。因此，虽然2010年香港独立媒体的募款与苦劳网相当，但是对它们来说，这样的资源已经足够支付现有工作人员所需。 相比苦劳网，香港独立媒体的这种"弱联结"架构，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向"个人/公民新闻"平台方向的修正，这种相对"去中心"的组织形式，同样可以避免前面说的媒体受到外部、内部因素影响，而丧失其独立性；但是，由于香港独立媒体成员本来就具有集体的运作方式，又与开放性的"公民新闻平台"也不同。 生存 在台湾，从2007年起，公共电视台曾经推动成立一个名为Peopo的公民新闻平台（www.peopo.org），虽然主要操作者花了很大工夫与各地社区合作，做了许多教育训练以及推动公民新闻的工作，目前成为部分"公民记者"的重要发表平台，不过这些公民记者之间的联结性太弱，也缺乏组织与采编机制，使得Peopo与一般博客、影音串流平台的距离其实仍不太远，不能称为一个媒体。 有趣的现象是，类似香港独立媒体这种"弱联结"的架构，在台湾还没有太成功的例子，比较接近的或许是"南方电子报"与"小地方新闻网"，其中1995年成立的"南方电子报"，是鉴于当时媒体商业化倾向环境下，集合在报纸版面上造到排挤的副刊写手，利用电子报的形式运作的老牌网络媒体做成的。但是近年在原有的写手逐渐散失，又没有培养新的作者群的状况下，呈现出冷清运作的状态；而"小地方新闻网"则是政府计划资助的媒体，曾经发展出许多社区的写手，不过由于政府部门变动而失去计划补助之后，于2010年年底暂停运作。 苦劳网在2007年改版，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希望以"公共论坛"、"新闻你来搞（个别写手或社运组织的自产报导）"，以及"博客来搞"等尝试web2.0的架构，不过三年多的运作经验后，也是不成功，来稿量少，不稳定且品质不佳。从独立媒体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弱联结"的组织，也需要花力气去经营，这几年苦劳网的力气都花在自产的报导上，而没有在这方面着力经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资讯来源由传统媒体转为网络，商业媒体通过切割版面与时段以广告获利的模式受到损害，传统大媒体的运作模式备受威胁。在商业媒体产生问题的时候，诉诸"社会支持"的非商业性小型独立媒体的发展空间也在扩大。而如何超越大媒体的限制、创造独立的空间与永续生存的基础，是持续不断的挑战。 | |||||||||||||||
| Posted: 15 Apr 2011 10:56 AM PDT
马英九与蔡英文就两岸贸易协议的问题在公视进行公开辩论 文 _胡元辉 （作者系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前公共电视总经理。） 在台湾传媒界工作的时候，若有人问："商业与公共电视在管理经验上有何差异？"曾经在两类媒体都服务过的我，有时会作如下譬喻：商业电视让我"伤脑筋"，公共电视让我"费唇舌"。 为何会有此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商业电视竞逐收视率，以赚钱为目标，在那儿工作，如要理想与获利兼而有之，怎能不伤脑筋？相对的，在公视任职，服务公众的目标很清楚，但是否达到目标，众说纷纭，因此常要费唇舌沟通，找出最大共识。 公共电视台在台湾，其实是个年轻小伙子。创台时，尽管各方想象不同，最终仍以"小而美"的定位，在1998年7月1日正式开播。所谓"小而美"，意谓经费不多，品质要好。最初政府捐赠给公视的年度经费尚有12亿台币，后减为9亿，加上自筹的款项如企业赞助、版权收入等，年度总经费不过15亿台币左右(约为3.3亿人民币)，与台湾较具规模的商业电视台相比较，还不及其半数。 台湾公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视相同，不能经营广告，其用意在于排除商业力量的干扰。那么，有限的经费到底要优先做什么样的节目与服务？作为台湾公视营运依据的"公共电视法"，明确表示，公视的存在宗旨是"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有人因此认为，商业电视做的节目，公视就不要做；但也有人主张，公视不应画地为牢，商业电视做的，公视也可以做，只要做得比商业电视好，就是一种"弥补"。 十余年来，公共电视就在叫好或叫座，鱼与熊掌可否兼得的挣扎与争议中，试图走出自己的路。 多元、创新与品质 以我在公视服务时的经验为例，同仁们对于要以多少资源制作戏剧节目，虽有见仁见智之论，但多数仍认为应该要制作与一般商业电视"不同"的戏剧节目。怎样才算"不同"呢？以我的看法，其间差异应表现在多元、创新与品质三个方面。 "多元"指的是公视必须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需求与多元价值，例如在族群层面，我们必须平衡制播原住民族、客家人、闽南人、新住民（外省人）为题材的电视剧，并且以不同语言播出。有鉴于来自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地区的新移民逐渐增多，因此我和同仁商量，以一整年时间推动"落地台湾、姊妹同国"项目，不仅举办新移民园游会、座谈会、巡回影展等活动，同时制播连续剧、单元剧与纪录片等节目。 令人感动的是，不但连续剧《别再叫我外籍新娘》打破当时公视的收视纪录，嫁到台湾来的原印尼籍新移民莫爱芳，第一次参加单元剧《娘惹滋味》的演出，就获得电视竞赛的最佳女主角奖，引发社会的高度注目与讨论。同样令人意外的是，我认为应该提供新移民母国影片的构想，虽然原先不被看好，但这些以东南亚各国戏剧节目组成的"南洋戏剧季"，不但购片成本低，而且收视率较预期为高，首播就达到商业台韩剧节目的一半，足证文化服务只要用对方法，同样能够产生收视效益。 "创新"部分可就说易行难了。不只是台湾公视如此，全球公视面对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无不存在创新突围的压力。因此，我请同仁特别去联络那些有意寻求自我突破的制作团队，带回他们的构想，进行仔细的评估。由于非戏剧类节目的创新措施曾出现失败案例，同仁们自然在戏剧节目的做法上更加小心翼翼，以免重蹈覆辙。 《痞子英雄》是一部以台湾南部高雄作为拍摄地点的新形态"警匪片"，它力求拍片品质超越以往，呈现电影般的质地，并希望以崭新的电视语言与风格，刻画出一个"光明与黑暗相生相克的世界"。由于该戏拍摄经费高达台湾一般戏剧节目的2到3倍以上，公视部分同仁担心费用太高，一旦收视与口碑不佳，必遭外界质疑；但我和一些同事都认为，如果公视都不能支持勇于创新的提案，不仅将使自身失去存在价值，也会让台湾戏剧失去进步的动力。等到节目播出时，我已离开公视，但它破天荒的收视成绩，让公视彻底享受到叫好又叫座的荣耀。 至于"品质"，则是公视对节目的基本要求，宁可收视不佳，绝不能粗制滥造。但是，如何在效率与品质之间求取平衡？在必要的支出与应有的节约之间拿捏妥当？可就是一门大学问。公视基层同仁屡屡强调，节目制作有其必经的流程与必需的人力，随意减省会影响工作品质；若干公视董事或社会舆论则要求，商业电视能以较低经费制作节目，为何公共电视不能？行政管理者夹在其中，有时不免动辄得咎。 记得部分董事曾要求我进行相当幅度的人事缩编，并且以十倍的速度大幅翻升收视率。但工作经验及价值判断告诉我，这个要求虽然方向合理，却错置目标，几可谓"不可能的任务"，弄得不好，可能衍生无穷的后遗症。因此，我提出人力盘点作为编制调整的依据，并将收视率纳入KPI(关键绩效指针)加以管理，最终得到董事会的认可。实施结果，我缩减了20名人力，并提升了全频道的收视率与员工的年终奖金。遗憾的是，绩效与年终奖金联动的机制始终得不到工会的认同。 避不开的政治漩涡 不过，对于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成长的公视来说，它最大的营运难题恐怕不是节目的绩效，而是政治的漩涡。"独立性"是全球公共电视运作的基本规则，意谓公视唯有独立于商业与政治干扰之外，才可能成为"公共"的电视。因此，在台湾，每当有人问我公共电视是什么样的传媒时，我常常从"公共场所"的譬喻谈起。 众所皆知，公共场所是寻常人可自由进出之地，供大众使用，亦为大众服务。世界各国公共电视的运作精神与此相仿，它们以所有人民为服务目标，也提供人民最基本与最必须的内容，譬如公正不偏的新闻信息，多元优质的节目服务等。但是，公共电视之所以是"公共"的电视，犹有超越此者。它不只是民享的电视，同时也必须是民有、民治的电视。换言之，公共电视不只是为公众服务的电视机构，还是一个公众所有，公众治理的电视机构。它以公正、公开方式选出的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代表公众监督公视的作为，而非由政府直接治理、直接经营。 台湾公视的董事会成员由行政院长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所推派的社会公正人士审查，须经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才能获得通过。在台湾鲜有政党能够拥有四分之三以上席次，因此，此项制度的设计原意在于公视董事必须是各党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借以保障公视的独立性。不仅如此，台湾的公共电视法明白规定：公共电视属于国民全体，其经营应独立自主，不受干涉。为了避免新闻受到不当干预，该法尚要求总经理须与新闻部门的代表签订制播公约，保障新闻专业自主。 尽管如此，台湾的公视仍不时会碰到政治暗流，如果主事者不能坚守原则，并运用智能化解，轻者受皮肉之伤，重者甚至有伤筋动骨之虞。我刚到公视服务时，就碰到一桩"政治风波"，起因于公视的音乐节目播出知名音乐人罗大佑以强烈人身攻击性歌词，批评前"政府领导人"李登辉的讽刺歌曲，遭到台联党的强烈反弹，要求公视到立法院说明、道歉，并处分相关同事，否则冻结与删除政府捐赠的经费。此事虽以间接表达歉意，但不接受其他要求的方式降低政治的震荡，但仍引发后续争议，包括有人认为公视不应表达任何形式的歉意等。 由于议会政治的运作，公视最常遇到的"政治困扰"之一，就是来自立法委员的各种要求，其中尤以人事或节目的"建议"为大宗。曾经有位立法委员借审查政府捐赠公视经费的场合，在立法院足足质询我12分钟，且几乎不让我有说明的机会。许多人不明所以，但我深知此与这位委员"所求未遂"有关。也有委员以冻结或删除经费的方式，希望公视就范于他们的要求，最后，虽然都能成功化解，且自认不失立场，但其间曲折可谓点滴在心头。 不只立法部门如此，公视与行政单位间的互动，有时也相当不顺畅。曾经为了一些重大议题的歧见，与主管单位发生矛盾，致使政府经费的拨发受到严重"耽搁"；也曾经为了坚持公共电视的独立性，在行政部门的协调会上说了重话，让双方关系变得高度紧张，但是为了公视应有的独立地位，我一直认为这些作为不仅无可回避，而且是为所当为。实际上，即使是民主先进国家的公视，此类事件至今犹存，英国公视BBC数年前为了该机构记者报导该国攻打伊拉克的新闻，与政府发生严重冲突，最后导致董事长与总经理双双辞职的事件，就是公视无法与政治绝缘的显例。 主事者要有能耐与坚持 公共电视不只无法处在"政治真空"，而且必须有能力处理"政治课题"。基于公视独有的公共与中立角色，台湾公视几乎在每项重要选举都发挥了辩论平台的功能。也就是说，每逢重要选举，公视都会主办候选人的政见辩论会，让候选人经由辩论呈现其政见异同及辩护能力。我在公视服务的三年期间，就针对民意代表、县市长、直辖市长乃至"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举办过各种类型的辩论会，其中最受注目的一次，自然是"最高领导人"选举的辩论(举办时已离职)。 我参考外国的经验，在辩论前先在互联网上征求公民的录像提问，再经过公正的选择机制，挑选公民到辩论现场直接向候选人提问。此一史无前例的辩论不仅得到主要商业媒体的支持，最终也得到两大政党候选人的认可，开创了公民参与选举辩论的新模式，许多人将其视为民主选举的突破，也是公视功能的跃升。 不幸的是，尽管法律有保障，政治人物往往会想掌控传媒，一旦越线而为，争端必生；同样，公视主事者也须有面对政治力量的能耐与坚持，一旦倚轻倚重失去分寸，必生事端。台湾公视与政府间最近发生创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冲突，并衍生选不出新届董事会的僵局，其间缘由固多，但公视独立地位之不易确保于此充分可见。 "受信赖的向导" 其实，公共电视是个啥玩意，对已经建立这个制度的许多台湾民众来说，同样有雾里看花的迷茫。原因自然与公视在台湾建制较晚，影响力受限有关，但对欧洲的民众来说，特别是西欧、北欧国家，公共电视不仅是他们日常收看的电视，也几乎都是该国最早创立的电视台，例如英国的BBC、丹麦的DR、挪威的NRK等。 截至目前，欧洲的公视多半仍有20%至40%的市场占有率，其他地区如新西兰公视TVNZ、南非公视SABC，甚至享有60%以上的占有率，韩国的公视KBS与MBC等，收视总合也超过市场的半数。足见就全球而言，尽管数字化、全球化、去管制化等趋势不断挑战公共电视的地位，但这个类型的电视服务仍旧挺立，并且是许多国家平衡商营电视的重要机制。 台湾的公共电视还在学习中成长，在颠簸中前进。它反映了台湾快速发展、未臻理想的民主文化，也显现了台湾商业肿大、自由无序的传媒生态。许多关心传媒改革的人相信，唯有建立商业与公共二元并进的传媒体制，才能有效改善当前的传媒环境。 英国公视BBC的开台总经理雷斯爵士，曾经将创立初期、独拥电视产业时期的BBC形容为"生猛的力量"(brute force)，这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电视体制发展到21世纪，则被英国前文化部长乔维尔誉为"受信赖的向导"(trusted guide)。从"生猛的力量"到"受信赖的向导"，一个真正为公众所享、所有、所治的公共电视，仍是全球许多国家所追求的电视体制。台湾公视在此条道路上虽是后来者，但对许多关心人士而言，让它成为社会"共善"(common good)的心思，则并无不同。 链接：公共电视
台湾属于公共媒体的电视台，原仅有"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经营的公共电视台，简称公视，于1998年7月1日正式开播。2006年4月，原属于军方经营的中华电视公司依法公共化，与公视合组"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简称公广集团）；2007年1月，原由政府以招标方式经营的客家电视台、原住民族电视台以及对海外播放的中文国际频道宏观电视，也加入公广集团。因法制尚未完整建立，集团营运出现诸多困扰，公视以外的各台也无法充分体现公共价值，现"立法院"正进行修法讨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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