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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Sep 2011 01:47 PM PDT Pasha Kyshtymov是位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穷其一生都居住于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Krasnoyarsk）与伊尔库茨克州（Irkuttsk）边界上的神经心理疾病疗养院中（internat）。虽然他无法用言语进行沟通，但是学着透过相机及摄影来表达自己，可没有丁点问题。 俄籍摄影师Oleg Klimov今年夏天与同事造访了那间疗养院，并且在那拍了些照片。在他的博客中记录了那段无心插柳却难以忘怀的体验，他们教会Pasha去用相机去与他人分享自己眼中的世界：
校对：Portnoy 作者 Veronica Khokhlova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09 Sep 2011 11:21 AM PDT 昨晚，在转发扎西江初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8a0e98420100txt1.html#comment3时，看到最新帖子是记录开矿带来破坏的视频、以及近50张照片，于是全部下载（包括相关评论）。但未想到，一夜之间，扎西江初的博客已被新浪网关闭，整个博客倏然消失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转发的缘故。  |
| Posted: 09 Sep 2011 09:22 AM PDT 原文地址：希特勒是如何为群众洗脑的作者：静听花落
黄钟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 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导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相比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载《中国改革》 |
| Posted: 09 Sep 2011 09:03 AM PDT  當我們正在收看電視台晚上重播《未來報告》（Minority Report）時，我們或會從這齣荷李活電影中，發現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略了的主題，那就是一切都在主流的政治論述中被隱沒，為要使一個本身充滿瑕疵的機制能照常運作。原來那個「次要」的報告才是真相，才是揭示貌似有效維穩的執法系統隨時面臨土崩瓦解的力量之源。 一、反對警權過大的背景： 九月三日，星期六，下午四時，在銅鑼灣至金鐘香港警察總部的路上，有近千名市民為了香港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這憲法賦予所有公民的權利走上街頭。為何理所當然的公民權利要大費周章地上街維護？原因是自從香港警隊新一哥曾偉雄上台後，一直以打壓示威者為己任似的，變本加厲地不斷以阻街、違反《公安條例》等罪名進行拘捕行動。最為市民熟悉的事例，有三月六日反財政預算案集會中拘捕了一百一十三人（這是自六七暴動後最大規範的拘捕行動，其間警方已毫不顧及市民的人生安全而施放胡椒噴霧，還射傷一位八歲小童）、在六月四日燭光晚會後拘捕前往北角警署「踢保」的五十三名示威者、七月一日晚拘捕二百多人（這次還不必要地對某些示威者扣上手扣）。在九月三日遊行的前夕，警方更以公安條例向三月六日四位曾被捕者提出檢控，當中包括多次在過去遊行中代表示威者與警民關係科進行協調溝通、為使示威能順利進行的葉寶琳小姐。我們看見，每次警方不顧身世地進行大規模拘捕，不理會《基本法》賦予市民的權利、法庭對警方應盡力協助市民表達意見和集會自由的裁決結果、及記者的採訪權之後，總會譴責和肆意抹示威者的做法，其實這猶如電影情節一般，沒有促進社會和諧之餘，還令市民進一步陷入恐懼與監控之中。
二、甚麼令反鷹遊行出奇地和平順利？ 九月三日的示威，在遊行隊伍出發前，被警方以揚聲器宣告集會為非法活動。但有一些事情需要弄清楚。首先，示威者認為警方用以定性非法集會的《公安條例》其實是一條惡法，為了箝制市民言論和集會自由的，這有違《基本法》及人權法。示威人士因此拒絕申請集會不反對通知書，但將遊行的路線及一些相關資料合作地通知警方。之後，大隊出發，當時遊行群眾一步出東角道，警方便開出了軒尼詩道西行三條行車線，史無前例地讓示威者通行。這是歷年來七一大遊行也未有發生過的（一般只是先開放兩條行車線，然後看情況才在諸多阻攔下加開餘下的一條）。除了開步外，警方更全程表現出積極的協助，又在遊行隊伍從軒尼詩道三線轉入只有二線寬的分域街前，向組織者預先講解通報他們將如何安排疏道，免得一時間收窄隊形云云。我們一邊走，一邊驚嘆警方何以一改曾偉雄上台後打壓示威的鷹派強硬作風，溫文有禮、笑容可鞠、「有交帶」地全力協助。在遊行的行列中，我們再聽不到遊行人士聲嘶力竭地大喝，要求警方冷靜克制之類的說話。大會原先打算在警方阻路時靜坐等候開路的場面也沒有發生。總之，這邊市民沿途在喊口號，那邊警方通力合作在開路。難度真是那張曾在六四時蓋過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的超大黑布大展神威，人民自由精神得以彰顯？我想這種略帶宗教神聖意義的價值或許有其精神力量；但從主流媒體只求亮點地將幾位戴上Ｖ煞面具大頭地並列在是次遊行的報導中，我猜想警方其實大可以承著政改諮詢會「掃場事件」大造文章，繼續一如既往地混淆視聽，將是次遊行人士與市民未必接受的「暴力行為」扭作一團，並更大力地打擊。然而，警方沒有這樣做。這不禁令人去憶測，這是否警方的一種公關考慮，為要紓緩警隊在副總理李克強事件中對六四T-shirt男、港大重駐警力、禁錮學生、阻止記者採訪中一下子暴露出來的政治打壓代理人形象？看來形勢是五十、五十，警方是次以強大落差地「禮待」示威遊行，大概只是時間上的判斷使然：硬來不一定勝！況且是次為數只有一千的遊行隊伍，以警方隨時能調動三千警力進駐港大來保護國家領導人的效率，要搬要抬簡直沒有難度，既然威脅可以盡在掌握中，也正好用來達到某種目的。故此我認為，是次遊行之所以順利進行，關鍵不在示威者的組織上，而只是警方暴力對待市民進了十級之後退下一級作緩衝而已。 三、和平遊行之後續跟進： 雖然如此，九月三日的反鷹抗暴遊行在警方借勢用來做公關秀的考慮下，卻衝破出一道缺口，讓普羅市民大眾獲得一個信息，那就是為遊行集會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若警方向遊行人士宣布了集會遊行為非法的，那為甚麼警方不單沒有阻攔，還發揮好客之道般參與遊行之秩序安排，以令他們聲稱為非法集會能順利進行呢？警方在市民違法時不執法，這是講不通的；再者，是次遊行警方甚至不單止不執法，進而更協助參與遊行人士的「犯法」行為，這就更加離譜得不可接受。要理解這種荒謬的可能解釋，大概是警方在九月三日的遊行行動中，主動地否定過時和不能對應香港現時政治局面的《公安條例》惡法，或至少宣布了市民集會遊行要申請不反對集會通知書是無聊無奚之舉，所以免了便是。若警方以這是一種酌情處理為由來解釋，這種酌情的考慮是基於甚麼？是為了警隊的形象？是為曾偉雄贖罪？是為曾偉雄的代罪同袍舒舒氣？我想無論怎樣說，九月三日的遊行讓廣大的市民認清了警方若真誠地協助市民遊行集會，市民的言論自由確是能夠得到保障的。是故，若遊行集會出現了拘捕行動或暴力場面，我們要問的問題，不再像過往一面倒地依循主流媒體提供的影像，去質詢及指控示威者為非理性的暴徒；我們還要去質疑警方在遊行集會時是否盡責地協助市民表達意見，有否以挑釁示威者的方式製造事端，泡製社會矛盾。另外，既警方也在行動中證明了《公安條例》之過時，立法會也須就此法例之權限作出討論，及順應市民和警隊的期望予以盡快廢除。 除上述關於《公安條例》不再適用之考慮外，是次遊行也應讓市民對遊行集會的參與者成份有更多的了解。是次遊行是向警權過大的一次質詢，要求警隊自律，政府自重，絕不是歌頌政府施政的護航宣傳活動。除了組織遊行的八十後青年外，還有別的組織及人士參與其中，令遊行達到和平地完成的效果，這足證明了遊行示威集會並非都要弄致暴力收場的。這次看似偶然的事例，道出了暴力的發生之前因後果往往要較市民從電視及報章上看到的直線推理關係更複雜。警方與示威者都不再是鐵版一塊，市民若缺乏仔細的分析思考，可以想像，結果必定對事情的理解失諸偏頗。 《未來報告》在電視上已重播了好幾回，希望不會令到我們只顧影像的效果而懶於繼續思考真相，對於「次要」的重要、主流維穩系統論述的缺憾視而不見，在下次警權拘控事件中又再便宜地遁逃至陳腔濫調的官樣結論上去。 |
| Posted: 09 Sep 2011 08:53 AM PDT  匆忙地組織起當日小小的行動，補充著主流總不重視的遺漏。 八月二十五日，在尖沙咀科學館舉行的施政報告諮詢會外，青年拒當樓奴的一眾行動者，打著那三片橙黃的口號「不做樓奴」、「居屋搵笨」、「只要公屋」在場外示威。或許正如朋友笑言︰「同人民力量啲色咁似，搞到我地同佢地好似同一陣營咁」但除了這小小笑話以外，理念和口號卻有如禁言一樣，被一眾主流媒體封阻得滴水不漏，或扭曲。 在香港樓價貴已經可以算是常識，對於大眾基層而言，根本沒能力供起價錢數百萬起跳的私樓，以為有能力供與市價掛鈎的居屋，最好的情況都只是半死不活，根本沒有考慮基層的經濟處境；基本住屋權本來就不應需要以「供死一世樓」的買樓形式去進行，買樓這回事不應成為我們大眾市民勞碌大半生才能擁有的「成果」，政府理應提供足夠的 而向著一眾傳媒講述青年拒當樓奴運動的時候，一如所料地被主流媒體再三扭曲︰不論是《明報》只拍「只要公屋」的橫額去說有要求復建居屋的聲音；或如《蘋果日報》刊登一專欄，以「利字當頭︰人生目標是一間公屋」去醜化年青的行動參與者，模糊「樓奴」提出對社會結構問題的控訴。簡化只是技倆，但可怕的卻是背後的意識形態…… 面對主流所隱含的意識——作為「有為青年」，為樓房辛苦工作也是應然——，或許有如當下局勢微薄得被主流媒體無視、有如當時在諮詢會場外由等待開始到完結的示威行動都不見一眾高官身影，如此地製造著人民間的衝突對抗。 必需再聲明的是︰在房屋議題上，我們——作為青年——不論是任何職業和身份，都應該團結起來拒當樓奴！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noflatslave |
| Posted: 09 Sep 2011 07:17 AM PDT  匆忙地組織起當日小小的行動，補充著主流總不重視的遺漏。 八月二十五日，在尖沙咀科學館舉行的施政報告諮詢會外，青年拒當樓奴的一眾行動者，打著那三片橙黃的口號「不做樓奴」、「居屋搵笨」、「只要公屋」在場外示威。或許正如朋友笑言︰「同人民力量啲色咁似，搞到我地同佢地好似同一陣營咁」但除了這小小笑話以外，理念和口號卻有如禁言一樣，被一眾主流媒體封阻得滴水不漏，或扭曲。 在香港樓價貴已經可以算是常識，對於大眾基層而言，根本沒能力供起價錢數百萬起跳的私樓，以為有能力供與市價掛鈎的居屋，最好的情況都只是半死不活，根本沒有考慮基層的經濟處境；基本住屋權本來就不應需要以「供死一世樓」的買樓形式去進行，買樓這回事不應成為我們大眾市民勞碌大半生才能擁有的「成果」，政府理應提供足夠的優質公屋以解決市民的住屋需求，如此整個「樓奴」想帶出的信息一直清晰地在七月十五日立法會或是次的行動中表達出來。 而向著一眾傳媒講述青年拒當樓奴運動的時候，一如所料地被主流媒體再三扭曲︰不論是《明報》只拍「只要公屋」的橫額去說有要求復建居屋的聲音；或如《蘋果日報》刊登一專欄，以「利字當頭︰人生目標是一間公屋」去醜化年青的行動參與者，模糊「樓奴」提出對社會結構問題的控訴。簡化只是技倆，但可怕的卻是背後的意識形態…… 面對主流所隱含的意識——作為「有為青年」，為樓房辛苦工作也是應然——，或許有如當下局勢微薄得被主流媒體無視、有如當時在諮詢會場外由等待開始到完結的示威行動都不見一眾高官身影，如此地製造著人民間的衝突對抗。 必需再聲明的是︰在房屋議題上，我們——作為青年——不論是任何職業和身份，都應該團結起來拒當樓奴！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noflatslave |
| Posted: 09 Sep 2011 08:06 AM PDT 前总理朱镕基在副总理、总理任内发表的重要讲话、文章，2011年9月8日由人民出版社集结出版《朱镕基讲话实录》，据称内容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据悉，《朱镕基讲话实录》内容涉及其任内对中国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企、投融资体制、住房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膨等领域的政策过程。 朱镕基于1998年、2003年，两次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的讲话，经《南周》重新订题为《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和《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由于有《南周》编辑曾在微博预告该报8日将刊载朱镕基重要文章，引起网民关注。不过，9月8日上午陆续传出北京零售报亭买到的《南周》被抽掉朱镕基专版 …… |
| Posted: 09 Sep 2011 06:34 AM PDT 有一个村子只开一个饭店，所有人都必须去那家饭店吃饭。 村民：为什么不引进更多的饭店呢？ 村民：但是这菜太难吃了啊！ 村民：但是能不能便宜点啊！ 村民：但是饭店的管家都开上奔驰了。 村民：但是去年你把饭店盈利的钱都借给别的村了啊。 村民：听说上个采购员拿买菜的钱跑别的村去了。 村民：上次的包子里有沙子怎么回事啊？ 村民：那为什么出这么多问题，还要挂上优质称号呢？还对外称人人都吃的很满意。 村民：粮食是农民种的，饭店是工人盖的，厨师也是我们小民出身的。 村民：我现在连饭都吃不好，这些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为什么别村的饭店就没这么多问题呢？ 《中学在校内建陪读楼 租金约为市价四倍》的网易跟贴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3_bbs/7DFRE8JI00014AED/7DGJVBOJ.html |
| Posted: 09 Sep 2011 07:07 AM PDT
本期，小红猪将遨游海地，一窥那里的秘密…… 本期抢稿：What lies beneath: Exploring the ocean depths 抢稿方法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刊出原稿后48小时内为试译期，有意参与者期间从原文中挑选一段愿意翻译的文字，翻好发到小红猪专用邮箱 jredpig#songshuhui.net。中英对照、长度不限、择优录取。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直接翻完全篇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试译期过后流程编辑查看邮箱，24小时内挑选出最佳译稿并与该投稿者联络。 抢到稿子者将有2周时间完成翻译。资讯类稿件限时一周。 若抢稿成功者有特殊原因不能完成须及时告知，流程编辑与当初报名的其他译者联系。 抢稿须知自己要把关质量，翻译准确，并做到语句通顺 抢稿前提是看懂，若有N多名词不知道准确含义，请勿抢稿 遇可能的科学术语请通过专业渠道核实译名 人名译法要规范，不能自创（推荐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抢稿者的作品经审核和校对，在群博发文时后边会附上校对打的小红花！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如果校对觉得："这个译者真靠谱哇！"——译者获5朵小红花； 校对觉得："翻译得认真。"——译者获3.5朵小红花； 校对说："有不少错，可以继续校对。"——译者获2朵小红花； 校对说："让我重译吧……"——译者获0.5朵小红花； 提前交稿——译者额外获1朵小红花。 积分奖励译者积分满10分，可以自行挑选稿件翻译后投递到小红猪邮箱。 译者积分满20分，可报名成为校对，成功校对一篇稿件并发布后，可获3朵小红花。 译者积分满50即可正式晋级"小红猪"，并以此作为申请成为"松鼠"、接受评议的资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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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lies beneath: Exploring the ocean depths Posted: 09 Sep 2011 06:54 AM PDT
 Once more unto the deep (Image: Matthew Oldfield/Getty)
Half a century after our first and only visit, humans are returning to the deepest point in the ocean to uncover its secrets IT IS a sobering fact that more people have walked on the moon's surface than have visited Earth's lowest spot. During six Apollo missions between 1969 and 1972, 12 humans did the moonwalk. Just two have plumbed Earth's ultimate depth. Their names are Jacques Piccard and Don Walsh, and their expedition to the Challenger Deep - the deepest point of the Mariana trench, some 11,000 metres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Pacific Ocean near the island of Guam - lies over 50 years back, in January 1960. The immense pressures and extreme cold of the ocean deep make reaching it a technologically demanding business. But sending humans into space isn't exactly easy. The discrepancy is largely down to politics: while the space race was fuelled by the rivalries of the cold war, no such spur has ever existed to encourage exploration of our oceans. With the will to fund such ventures from the public purse on the wane, at least in the US and Europe, various private initiatives claim to be poised to take over the baton in the space race. Meanwhile something is stirring in the oceans too. The US film-maker James Cameron plans to send a crewed submersible into the Mariana trench to film footage for his follow-up to the filmAvatar. And earlier this year, the British entrepreneur Richard Branson launched his one-person Virgin Oceanic submarine with the goal of visiting the deepest points of all of Earth's five oceans, the Challenger Deep included (see diagram). It is currently doing training runs with a view to performing the first full dives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Branson is famous for his ability to attract publicity with well-funded, well-branded derring-do.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the oceans weren't being explored - it seems crazy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he says. But this isn't just a Jules Verne-style yarn. A cadre of researchers have signed up to the project, and they have a long list of questions they want answered, from the ecology of deep-sea trenches to the role of trenches in Earth's geology. Is the light of science finally about to shine on our planet's deep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humanity made it down into the Mariana trench, it was ensconced in a contraption a little like a hot-air balloon in reverse. Piccard and Walsh's US navy submersible, Trieste, sank under its own weight into the trench and then discarded tonnes of iron shot to float back up. It spent 20 minu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Challenger Deep, during which time the pair ate chocolate bars and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As they did so, they saw a shrimp-like creature float by in the inky blackness - a first proof that life could survive in a world with pressures well over 1000 times those at sea level. In 1995, Japan's uncrewed Kaiko submersible provided further tantalising evidence of life down there in the shape of photographs of a worm, a sea cucumber and some shrimp. In May 2009, the uncrewed Nereus submersible, operated by researchers at the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in Massachusetts, collected liquid and rock samples from the bottom. And that's it - the sum total of humankind's interactions with the ocean's deepest depths. The Mariana trench is a narrow scar in Earth's surface some 2500 kilometres long and averaging 70 kilometres wide. It began to form by the process of subduction some 50 million years ago, as the Pacific tectonic plate began to dive under the smaller Mariana plate to the west. The trench's depth is such that the currents that shuffle organisms around the rest of the ocean floor do not penetrate to its bottom. That makes the Mariana, and other trenches like it, evolutionarily isolated. Charles Darwin showed 150 years ago how a similar isolation led the fauna of the Galapagos Islands to take bizarre forms - tortoises that grew to huge sizes, for example - and created the subtle diversity of Darwin's finches, each perfectly adapted to its island niche. But islands are mostly hospitable places, and can be reached by flying organisms, spores and pollen. The crushing pressures, cold temperatures and utter darkness of the ocean trenches, meanwhile, make them lethal to most creatures. That means life found there was probably present as the trenches first started to form, allowing it to slowly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It really makes us wonder whether there are lost worlds of microbial organisms down there," says Katrina Edwards, a marine bi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who is working with the Virgin Oceanic team. But studying the ecology of the deep ocean floor is not as simple as dropping a probe on a cable, trapping something and hauling it back up. Organisms that live so deep tend not to survive the journey to the surface. "The pressure change just kills a lot of them," says Edwards. Instead, she and her colleagues rely on expensive automated landers, which use water pumps, filters and lures to collect principally microbial life and analyse it in situ. Such kit is impressive, but limited. Visibility in trenches is poor and even with a live video feed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probe is generally unknown. "It is often hard to tell whether we have landed it on a cliff, in a ditch or near a vent," says Edwards. This matters: we know from terrestrial ecology that biological activity and diversity vary hugely according to local geology and chemistry. In subduction zones such as the Mariana trench, geological activity gives rise to hydrothermal vents and undersea volcanoes that create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chemistry and temperature over small distances. This is where Virgin Oceanic could prove invaluable. Edwards and her team will first drop a series of landers to the bottom of Challenger Deep, each equipped with analysis equipment including microscopes and DNA sequencers, as well as lures to attract and capture any creatures swimming nearby. Then, in a 2-hour swim along the bottom, the project's submersible will survey the areas around the landers, supplying sonar and video feeds of the topography around. "Our goal will be to visit each lander," says Chris Welsh, who will pilot the submersible. Mass spectrometers on board will also look for chemicals such as amino acid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life. "The hope is that continuously sampling the water flow will reveal active life areas that the vehicle has overflown," says Welsh. It is not just biologists who have a keen interest in trench topography. Patricia Fryer, a ge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in Honolulu, is hoping it will help us work out how Earth's continents first formed. According to one theory, Earth's first dry land was created early on in our planet's history, when undersea subducting plates forced up overlying rock that eventually reached the sea surface as island arcs. Over geological time, further subduction along fault lines coupled with other tectonic movements caused these island arcs to migrate, collide and fuse, creating ever-larger land masses. If this was the case, then patterns of elements and isotopes found in the middle of continents today, far away from fault lines, should also be present in active subduction zones. High levels of rubidium, strontium, barium, beryllium and light rare-earth elements found in continental interiors are thought to come from fluids driven off subducting tectonic plates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rocks of the overriding plate. Testing this idea means analysing sequences of rocks found in island arcs and down the deep fault scarps that lead out into the adjacent trenches. Again, 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 so far done blind, dropping probes to the ocean floor with little knowledge of local factors that might skew the chemistry - a messy and expensive business. "A single experiment dropped in the wrong place can cost us millions of dollars," says Fryer. The plan for the Virgin Oceanic dive into the Mariana trench is to submerge near the island arc of Guam and travel slowly down the slope towards the Challenger Deep, taking high-definition video that should help identify the best locations for sampling stations. "It should prove a treasure trove for research," says Welsh. One giant dive for humankindThe sudden release of forces built up along subduction zones as plates slip over and past one another also spawns great undersea earthquakes, often unleashing devastating tsunamis such as the one that hit the north-east coast of Japan The Mariana trench provides the perfect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do that, thanks to the mud volcanoes dotting its slopes. Mud volcanoes belch not fire, but fluids containing finely ground pieces of the subducting plate along with bits of the overlying rocks. Arranged at varying distances from the trench bottom, they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tap material from as far as 20 kilometres down and so monitor the chemical processes occurring there. On the Mariana trench dive, the Virgin Oceanic submersible is scheduled to visit a number of the mud volcanoes to record the coordinates of those that are active. That will not be without risk: the area is so geologically active that the explosive expulsion of material and hot water is a possibility, although Welsh anticipates that any serious activity will be picked up before the mission starts. The dangers posed by features such as overhangs and caves that could trap or damage the submarine are much more substantial, he thinks. Beyond some very sketchy sonar measurements taken from the surface, "these areas are not mapped at all", says Welsh. Which leaves the obvious question, is it necessary for the Virgin Oceanic submersible to be crewed? Such a project to explore the ocean's deepest places could surely be carried out remotely, just like the two previous successful missions. A crewed submersible might have some additional flexibility to respond in real time to unexpected points of interest on the ocean floor, but it is here, perhaps, where science meets showmanship. Far fewer people would have watched the moon landings had it not been an actual small step for a real representative of humankind. Branson is looking for a similar legacy. "I hope projects such as Virgin Oceanic will inspire generations who didn't witness the lunar landing to become great scientists of the future," he says. With an immense range of crucial answers to be fished out from the deep, a little pizzazz might go a long way. Davy Jones's carbon lockerMud-burping volcanoes on the slopes of the Mariana trench might do more than just reveal how earthquakes are generated (see main story). They could be the entrances to a natural carbon-sequestering machine. Carbon sequestration, if we can harness it on a large scale, is seen as a quick way of removing excess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and so mitigating global warming. But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agreement on how or where to go about this. At a subduction zone such as the Mariana trench, fluids in the subducting rocks that contain dissolved CO2 heat under pressure and are driven into the flues of mud volcanoes. As this fluid rises inside the volcanoes, it mixes with seawater, causing calcium and magnesium in this water to combine with the dissolved gas to form carbonates. Some samples from the Mariana trench volcanoes contain up to 50 per cent carbonate crystals. And there the CO2 remains locked away for millions of years.Patricia Fryer of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in Honolulu and her colleagues speculate that we could copy nature's method of long-term storage by pumping CO2 into the volcanoes from above. "The potential to lock away billions of tonnes of CO2 in this way is highly attractive," she says. "And the technology to drill into these volcanoes and pump CO2 in is only going to get cheaper." Whether that is a practical prospect remains to be seen. "The bigges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rocks in and around the volcanoes are permeable," says Geoff Wheat, a geoche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in Fairbanks who is working with Fryer on the possibility. "Drilling a hole and injecting a bunch of CO2 into rock that is entirely solid would be useless." The hope now is to map active mud volcanoes with the aim of testing their permeability later on. Perhaps some day we will bury our carbon waste deep under the sea. Matt Kaplan is a freelance writer based in London and Los Angeles |
| Posted: 09 Sep 2011 12:57 AM PDT |
| Posted: 09 Sep 2011 12:40 AM PDT 过不去的路口 薛涌 学者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正在复习托福准备出国，一位在美国已经工作多年的同班同学回来，兴奋地讲着她要回国干什么。我送她回去时过路口，她吓得拉着我的胳膊不敢动，嘴里一个劲地说："天呀，大家怎么都不遵守规则呀！ "我开她的玩笑："看看你，连马路都过不去，还想回国？ " 这次回来，轮到我让人们看笑话了。当然，现在的路口比九十年代初复杂多了。司机们开到路口，就像是打猎，看到斑马线上有行人走动，不仅不降速，而是瞄个正着，急促地鸣笛，再借着车速把行人恐吓住，自己夺道疾驰而过。刚回来那几天，每到路口就听到笛声阵阵，仿佛枪击。再过几天胆子大起来，敢于和汽车斗智斗勇。最为励志的一次经验，大概是跟着一位半身不遂的老汉过马路。他一跑一颠地在横跨六道的斑马线上冲锋，已经到了不顾红灯的地步。我这个业余马拉松选手怎么能够畏缩？便紧跟不舍。过了马路后，发现这位急得不要命的老汉和我走同一个方向，于是就跟着他走，想看看他究竟什么急务在身。又到了一个路口，他停下来，加入了一群下象棋、玩鸟笼的老汉们…… 从美国回到中国最危险的是开始几天。美国是车让人，大家习以为常。中国是人让车，大家也认为是天经地义。如果在北京的马路上车让人，连被让的行人也觉得司机有毛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携着十二岁的女儿，搀着九十岁的老父，还有八十三岁的老母相随。即便是这么过马路，来车也摆出一副不躲就撞的架势。 路口如此之乱，究竟是素质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个人的态度是，我们这些在海外长期不回来的人，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最好别动不动就指责中国人素质低。更有建设性的，是拿自己的经验进行一些对比，看看在制度和规则上中国有何缺失。 据我的观察，北京一些重要路口的设计，核心思路是如何疏导车流，而不是如何方便行人。以我住的北三环附近一个六道的交通要道为例。首先是行人等候斑马线绿灯的时间过长，其次是斑马线的绿灯只亮一半。也就是说，你好不容易等到了斑马线的绿灯，也只能过一半马路；到了路中央的安全岛上，又被另一方向的车流拦住，必须等待另一半的绿灯。而光秃秃的安全岛毫无遮阳之处。在夏天的烈日下等候，噪音、尾气一起涌来，对每个行人都是煎熬。即使你有足够的耐心，一半一半地按规矩等绿灯利用斑马线过马路，也经常过不去。因为当斑马线的绿灯亮起来后，所有右转弯的车辆照样行驶，和行人抢道。在人要让车的情况下，你要等待右转弯的车过完才能踏上斑马线；好不容易到了公路的另一头，又被对面一侧的右转弯车辆所截堵。更有甚者，当你在这一艰难的奋斗中按照"先左后右"的规律小心提防来车时，说不定突然会从另一侧冲过来一辆逆行的自行车或摩托。这也怪不得前述那位半身不遂的老汉如此奋勇了。也许他倒未必是急于观棋。他要不那么拼命地一跑一颠，也许就永远也过不去这路口了。想想那些老弱病残，这日子可怎么过？ 美国的大路口如何呢？首先，我孤陋寡闻，没有见过只开放一半斑马线的绿灯。相反，有些大路口，斑马线的绿灯往往是四个方向一起亮起来。也就是说，所有路口的车都必须停下来，十字路口纯粹变成行人的天下。你横跨、纵跨、或者走十字路口的对角线都可以安心自得，而且时间相对充裕。其次，斑马线的绿灯，往往是行人控制。你走到斑马线的一端，就会看到电线杆子上有个按钮。一按，在下一个变灯的时刻斑马线的绿灯就亮了，所有车辆停止，等你过马路。有时一个行人就可以使四根车道上的车全停下来。当然更不用说，在一些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上，都立着醒目的招牌："根据本州法律，车辆必须礼让行人。 "我学开车时读的驾驶守则上说得很清楚：即使路口是放行的绿灯，也一定要先左顾右盼、谦让行人。 我跟弹钢琴的女儿开玩笑说，简单的一个琴键，因弹击之不同可以表达出各种复杂的情感：悲哀、喜悦、缠绵、幽默……这听起来很高深，要有长年艰苦的训练。但是看看北京街头车辆的鸣笛，其表达的意思同样丰富："不许动！ ""当心！""你丫找死呐！""让开！"……好像大家都是无师自通的钢琴家。我妻子在美国拿到驾照开了两年车，居然不知道怎么鸣笛。最后我逼着她学会，以备不时之需。制度乎？素质乎？ |
| Posted: 09 Sep 2011 12:36 AM PDT 作为副总统，我已经走遍了全球80万公里的路程。每当我回国后，我都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有些人可能会警告美国正在灭亡，但我不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且让我向你们保证：根据我在中国的访问经历，中国人也不这么认为。 ——美国副总统乔·拜登 |
| Posted: 09 Sep 2011 12:29 AM PDT |
| Posted: 09 Sep 2011 12:15 AM PDT [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这一天，我们穿上又破又脏的衣服，还有那一双破鞋子，刻意弄脏脸和手，然后来到大街上。我们在街上一个地方停下来，就在那儿等候路人经过。 一有外国军官经过，我们就会把右手向前伸直向他敬礼，然后伸出左手来乞讨。最常见的情况是，经过我们面前的军官没停下，或是没看见我们，或是看也不看我们一眼。 终于，有个军官停在我们面前。他说了一些话，但我们听不懂他的语言。他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没回答，只是一动也不动摆着乞讨的动作。他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枚硬币和一块巧克力放在我们的手心上，然后摇摇头走开了。 我们又继续等候。 这时一位妇人经过，我们向她伸出手，她说： "可怜的孩子，我没什么可给你们。" 说完后，她摸摸我们的头，我们说："谢谢。" 之后，另一个妇人给了我们两个苹果，还有一个给了我们饼干。 又一个妇人经过，我们同样向她伸手乞讨。她停下来说： "在这里行乞，你们难道不觉得丢脸吗?到我家来吧!有些蛮轻松的工作很适合你们。例如劈柴、擦阳台，你们够高够壮，做起来不吃力的。假如你们做得很好，我会给你们浓汤和面包吃。" 我们回答她："女士，我们并不想替你工作，我们既不想喝你的浓汤，也不想吃你的面包，我们不饿。" 她问："那么你们为何行乞?" "我们只是想要知道这么做的后果，观察一些人的反应。" 她一听，一边走开一边大叫："龌龊的小无赖，太放肆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将行乞来的苹果、饼干、巧克力和硬币全都丢到草丛里。而我们头上曾被施舍的抚摸，是扔也扔不掉的。 编者附记：小区东北角有一个垃圾场，住着几只流浪猫，阿敏天天给他们送饭去。每次去，猫们远远地看着，她离开以后再过去吃饭。只有一只瘦瘦的白猫喜欢被她摸几下，对她带来的饭却不怎么感兴趣。有次阿敏动念要收养她，想抱她回家，却被她抓伤了胳膊。 |
| Posted: 08 Sep 2011 11:43 PM PDT 古滕堡项目创始人、电子书发明者Michael S. Hart于2011年9月6日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市的家中去世，终年64岁。 Michael Hart出生于1947年3月8日，父亲是会计师，母亲在二次大战期间是密码分析专家，后来分别在学院执教莎士比亚研究和数学教育。他最为人熟知的事情是发明了电子书eBook，成立了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在线图书馆项目古滕堡。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期间，他从计算机中心获得了登录计算机系统的用户帐号。1971年7月4日，受免费印刷版《独立宣言》的启发，他决定在计算机上输入文本，传输给计算机网络上的其他用户。从此，文学作品的数字化和传播陪伴Hart终生，跨越40年之久。  附录：古腾堡数字化图书馆 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 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作"古腾堡"、"古登堡"、"古腾贝格"），公元1400～公元1468，德国发明家，约1400年出生于德国美因茨，1468年2月3日逝世于美因茨）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界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在古腾堡以前，西方人也懂得刻板印刷术，刻板印刷可使一本书印成许多册。但是这种方法有一项很大的缺陷，就是印刷每一种新书都需要一套崭新的木刻或印板，因而出版种类繁多的书是不切合实际的。尽管活字印刷术数百年前在中国就已经出现，但并未流行，因而近代的活字印刷术主要来自古腾堡的发明。 |
| Posted: 08 Sep 2011 11:25 PM PDT 原帖：女性高潮——未解的进化之谜 女性高潮进化起源困扰了生物学家们数十年。如今，这一令人费解的难题又一次将对其进行阐释的试图拒之门外。一项以几千对双胞胎为调查对象的性功能调查发现，人们一直认为女性高潮仅是自然选择下男性高潮偶然的副产物，然而调查结果没有一项数据模式符合人们的假设。 "女性高潮进化原理一直以来都经受着激烈的科学讨论，最近更为加剧，"昆士兰大学遗传学家布莱登•奇科和芬兰埃博学术大学的佩卡•山迪亚联合发表在9月3日的《动物行为学》上的论文写道。"这些研究结果对女性高潮是副产物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男性高潮在进化论理论上及实际情况中，都是件很直截了当的事情——它促使男性更渴望性爱，从而延续他们的血统，男人也更易达到性高潮——女性高潮则是头较为复杂的怪兽。 人们在对灵长类动物的调查中发现，不同于雄性高潮的情况，部分物种的雌性没有性高潮体验。（比如吉本斯夫人就少了这份运气。）对于人类来说，男性比女性更易获得性高潮，有十分之一的女性从未体验过性高潮。 这种不平衡与女性高潮传统阐释背道而驰：即女性高潮加固了伴侣间的羁绊，因而改善了对孩子的照顾情况，或是能使女性达到高潮暗示了男性价值，又或是潜在生理过程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繁殖成功。 '女性高潮进化原理一直经受着激烈的科学讨论。'毕竟，如果女性高潮是一项重要的进化适应，她们就该更易达到性高潮。同样令人费解的是，许多女性需要通过刺激阴蒂来达到性高潮，而非正常性交。如果女性高潮曾意味着鼓励性行为，反之亦应成立。 所有这些论证其实都指向一种解释，这在伊丽莎白•罗伊2005年的畅销书《女人的性高潮与男人无关》中得到推广：从来就不存在适应性功用。女性碰巧与男性属同一物种，对她们来说性高潮至关重要。这是意外的副产物，就像不能分泌奶汁的男人的乳头一样。 然而，这条理论看似合理，却未曾接受过严谨的深层探讨。于是奇科和山迪亚设计了一项测试。他们调查了1803对异性双胞胎以及2287对同性双胞胎，调查这些人达到性高潮的频率和难易度。如果女性高潮是通过进化与男性有关，异性双胞胎就应该拥有相同的性高潮功能。 不过，结果并未如他们所预料。相反，性高潮功能普遍出现在同性双胞胎身上——兄弟间功能倾向相同，姊妹间也如此——这种关系并未出现在异性双胞胎身上，虽然两者拥有同等一样的遗传基因。潜在的基因，以及潜在的进化压力，于是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这项测试结果并不支持女性高潮仅是男性高潮副产物的假设，"奇科和山迪亚写道。 不过，两位研究人员也提醒说他们的研究仍未最终定论。"自我报道"式调查在方法论上并非无懈可击，奇科研究最新一期《性医学》发现"女性高潮比率与19项其他进化相关特征之间的关联性近乎于零"。 这些发现反驳了最新研究结果，同时也意味着女性高潮也许终究还是副产物。也许对人类祖先而言，这在进化上有重要意义，但与现在却毫无关系。 "女性高潮进化原理是这么重要却又如此不为人知，"奇科和山迪亚写道。"仍有更多的研究需要人们去进行。" |
| Posted: 08 Sep 2011 08:51 PM PDT 早晨，有朋友转来这样一条信息： "师达能夫妇 转自《维基百科》 1934年12月6日，方志敏部绑架美国宣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要求他们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被他们拒绝。8日早晨，他们被押到一座坟墓前面，命令师达能跪下，砍下他的头。几分钟后，又砍下妻子史文明的头。方志敏因谋杀师达能夫妇被民国政府判处死刑，1935年8月6日于南昌下沙窝行刑。方志敏著有《可爱的中国》。 师达能（John Stam，又译史坦，1907年1月18日 - 1934年12月8日）和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1906年2月22日-1934年12月8日）夫妇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属于新教内地会。在中国内战期间，他们于1934年被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杀害。 " 通过谷歌《维基百科》，我搜索到如下文字： "结婚前丈夫师达能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全家有六男二女献身教会事业。师达能从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加入内地会来华传教。1932年9月24日，师达能来到中国。1933年，史坦在安徽安庆的语言训练所学习中文。随后他被派往安徽东南部的宣城工作。 妻子史文明于1906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济南，父母施医生夫妇是来自美国麻省浩玉市的美北长老会宣教士。蓓蒂在中国长大，回美国读大学和神学院。在读神学院时已结识师达能。1925年，她到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受到激励，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传道。1932年6月，她在扬州语言训练所学毕中文，被派往安徽西北部的颍州（今阜阳）工作。11月底，她和另外女传教士合作，在颍州和太和成功的带领数百人的聚会。 在旌德传教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南结婚。11月底，他们一起从颍州回宣城，1934年初，他们继续往南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接替准备回国休假的由汪仁宣教士夫妇。他们发现群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现实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 9月11日，史文明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生下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及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 被掳师达能牧师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早晨，寻淮洲率领的红十九师（隶属红10军团， 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统一领导全军团。全军团对外仍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占领了旌德县城。红军起先要求史坦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当此要求被拒绝后，便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 然后他们逮捕了约翰并将他带到总部。史施蓓蒂和出生两周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由来带走了史施蓓蒂和海伦。女佣和厨师请求让他们离开，但受到了开枪的威胁。师达能一家关在一起。 当晚，师达能写了一封信给上海中国内地会总部，当然这封信不可能寄出。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诈和抓捕的过程，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局长把信交给卢牧师，嘱他到泾县邮局寄出。 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1]。不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 遇难次日早晨，他们被强迫行军到县城西南24千米的庙首镇。在那里，他们又过了一个晚上，史文明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善包裹。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走了一段路，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张师圣也被砍头。 援救海伦及安葬12月8日上午师达能夫妇被押解出外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Ke-chou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她。后来她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乔治和舅母海伦抚养。 师达能夫妇是中国内地会第73、74位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 绑架杀害师达能夫妇的红十九师的领导人中，师长寻淮洲于当年12月14日在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战役中战死。政委聂洪钧在谭家桥战役仍然活动于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湖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粮食部副部长等职，1966年8月12日在北京自然死亡。指挥此两人行动的上级，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则于1935年1月24日被捕，8月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死刑。" 而据《旌德县志》第215页；第十三章 军事；第五节 兵事纪略；六 红军先遣队路过旌德记载："1934年1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第19师约4000余人，在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等人率领下，……12月6日，从白沙挺进旌德县城。""上午10时左右，……红军冲进城内，立即攻占县政府，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及无辜群众68名，并捕获典狱长和县府秘书，又在"福音堂"逮捕外国传教士史密斯夫妇，…""12月7日，红军在凫山小学(今旌阳镇一小)召开士兵大会，而后整队出发，向庙首挺进。红军在庙首休整2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处决了在县城逮捕的传教士夫妇等7人。"佐证着《维基百科》所述确有其事。 百科的叙述和县志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到，1934年确实发生了方志敏属下的红十军团第19师杀死外国传教士事件。百科有关革命的描述，从一些当时当事人有关革命的叙述以及红军筹款方式的叙述上，也可以得到不是空穴来风的推论。也就是说，1934年12月，在安徽旌德，确实发生了红军绑架美国传教士夫妇勒索钱财、最后撕票的事情。根据《维基百科》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方志敏统率的红军战士跟塔利班分子和基地组织战士本质上的相同，而这些相同之处，我们可以说，就是革命的本质。只是因为后来革命成功了，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于是，抢劫、绑票、杀人便都成为一种美化了的革命行为。 即使这次砍杀美国传教士事件不是方志敏亲历亲为，作为红十军团的最高首长，他也难逃其责、难辞其咎。那么，他后来被国民政府处死，也就不是没有道理。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纵容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即使后来如何美化，革命烈士方志敏都会因为这种事件，蒙上恐怖分子的灰尘。当时间将这些灰尘拂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革命的真相，也让我们看清革命者慈祥和大义凛然的外衣下，是跟塔利班、基地组织一样的蛇蝎心肠！
小远2011年9月9日星期五 11:49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08 Sep 2011 07:06 PM PDT 15岁的儿子打人之后，72岁的老爹接受采访，如是说： "我要深刻检讨自己，没有好好管教好儿子。"
至于为何疏于管教，李双江透露，自己所在的音乐学院最近有一些考核，近段时间都忙于备课工作。李双江表示，接下来这几天还要有上级教育部门的人员来学院检查，所以儿子李天一在外面做什么都没有留意。 李双江在3月的一次采访中曾自曝溺爱儿子，称舍不得打孩子，他当时说："还没有打，自己的眼泪先掉下来了。我们希望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希望他们将来有快乐的收获，希望他们快乐的成长。"。 对于儿子打人原因，李双江称，儿子现在处于青春期，有逆反心理，太冲动，平时在外面也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至于儿子李天一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开那辆宝马车，他则未予回应。 李双江显得颇为无奈："我现在已经72岁了，(发生这件事)很痛苦，也很头疼，没有办法。"他再次表示要检讨自己。当询问是否知道儿子李天一会拘留到何时，他说，"现在还在配合调查，这是程序。" 当被问及跟李天一在一起的朋友是谁时，李双江没有回应，只说，"现在很晚了，我现在还要备课，不说了。"
有意思的是，不久之前，李双江大赞儿子李天一的言论，也被人扒了出来。
中年得子的李双江曾在做客某网站时自爆溺爱孩子："我的儿子学什么都很灵，钢琴能力很强，耳朵很好。孩子一定要全面发展，而艺术教育能够启迪孩子健康成长"；"我儿子天赋好，但我们现在不逼他。他喜欢运动、喜欢交朋友，电脑在他手里我看就像弹钢琴一样，他思维非常灵敏，英语单词随便就能记几千个。这代人是我们的希望，这是中国人的希望。"他说，要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不打，舍不得，有时真想打，但不能打，劝说，我们吓唬一下。还没有打，自己的眼泪先掉下来了。作为父母希望孩子上进，玩是孩子的天性，没有办法。" 此外，李双江也透露，儿子从小（4岁）就跟自己学开车，并称"音乐与开车也有联系，车开起来有一种旋律，比如从启动状态到行驶状态，从高速行驶到突然刹车，这些状态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美妙的交响曲"。
5岁时经北京奥申委选拔，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成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申奥形象大使。
看看，儿子没有出事前，就是天下无双，喜欢交朋友，开车都是在跟音乐交媾，儿子一出事，就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就是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矛盾，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信不信李双江道歉出自真心是你们的事情，我是坚决不会相信的。
小远2011年9月9日星期五 9:57雨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09 Sep 2011 01:15 AM PDT 图 Greeny 视频 淳子 注意：笔者因经历了"陈教授"现场，大脑内发生了特殊的化学反应，以下文字恐有偏颇，若想领略真实科学表演的魅力，请下次一定到松鼠会活动现场！ "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在欣赏陈教授的演讲过程中，我的心里不断重复着问自己这个问题。半是懊恼自己生活的像个木偶，半是钦佩陈教授有左右逢源的妙点子。陈教授又被人称为"鹅爸爸"，因为他除了一双可爱的儿女外，还有一对天鹅孩子。成就他"鹅爸爸"美名的，居然是一根从废旧电器中拆卸下来的加热棒——其实，垃圾堆里淘宝的物理教授是他另一个吸引人的名号。 在陈教授的眼里，好像没有"垃圾"、"废品"这些词。坏掉的电脑硬盘、液晶屏，过时的CPU、小摄像头，随手丢弃的矿泉水瓶、薯片桶，在陈教授眼中都是闪光的宝贝，甚至小饭店中的一次性塑料桌布、和粘连在一起令人烦躁的透明胶带，在他的手中都能成为精美天灯和璀璨水晶……
一， 台湾的劳伦兹
陈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如何从垃圾堆里淘宝"，演讲一开始，自我介绍时，他"跑题"地介绍起自己早为人熟知的"鹅爸爸"身份。他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物理学系，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帮助朋友孵化成功了两枚天鹅蛋，因为雁鸭类特有的"印随"现象，孵化出壳的小鹅第一眼就认准了陈教授为自己的生身父母，从此只要陈教授出现，小鹅们就会在屁股后面跟着跑。此番经历和动物行为学之父劳伦兹颇有些相像，后者不仅是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得主之一，还是风靡全球的动物行为学科普读物《雁语者》、《所罗门王的指环》的作者。虽然两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对生命有不同于常人的热爱。演讲过程中，我总在问自己："为什么你就想不到呢？"演讲结束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陈教授的看似"跑题"，实为揭秘，揭秘人们共同想问他的问题"如何在垃圾堆里找到宝贝"——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吧，爱的真切、浓厚，你也能发现废品的价值、垃圾中的宝贝。 二， 垃圾中的宝贝
环保中的4R理念很多人都知道：reduce节省, reuse再用, recycle回收, recover再生。如果固执地想要压英文单词的头韵，陈教授还可以将更多的词填充到此理念中，比如：refuse 拒绝, replace 替代, repair 修理, recreation 改造, regeneration 重生……从这些角度去演绎，可以很实际地帮助我们发现"废品"中的价值，但我想，陈教授脑子里有关"4R"的理念以及他对于"4R"理念的扩展，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多年垃圾中寻宝的归纳而非刻意地演绎。 1， 饮水机水嘴太靠近壶座，很难将水接到暖壶中，怎么办？
可能你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扰：想要从饮水机中接一壶水烧开泡茶，可奈何，那为水杯、水壶设计的饮水机的水嘴无法直接探到暖壶肥胖的，敞开的大口中。你怎么办？用水杯一杯一杯接满往壶里倒？精卫填海，佩服你的功在不舍；用一根筷子放在水嘴下面引流入壶？同学你无机化学实验课学的不错啊；直接靠蛮力将水桶抬下来往壶里倒？喝茶健身一举两得哈…… 陈教授都不选。他将我们不用的矿泉水瓶剪成一个引流嘴，套在饮水机原来的嘴上，高效、洁净、滴水不漏。 2， 我刀，何去何从？
一般家庭中，刀具在厨房中的放置状态呈两个极端。 1) 粗陋型：将刀具直接摆放在抽屉里，用的时候，拉开抽屉，寒光一闪，脊梁沟一凉，这是最初。日久天长，家长里短，琐事渐多，刀具用完来不及擦净，长久闷放在抽屉中，阴暗潮湿，容易生锈。此时抽刀，锈迹斑斑，既不卫生，也抑食欲。 2) 精巧型：记得契科夫笔下的套中人吗？他的小刀是专门有个鹿皮套子的。小资们不仅生存于套中，还在乎套子的品牌呢。刀，当然要放在专用刀架中，宜家的，无印良品的，整洁、干爽，确实有保障，但价格不菲。 陈老师都不选。他从废弃的电脑硬盘中，携下一块强力磁铁，固定在橱柜上，钢刀用完，悬空吸牢，易取易收，干燥通风，不仅一分钱不花，还有专用刀架不具备的优点——酷！ 3， 遥控器是个宝，居家生活离不了
家中的遥控器是重要的多功能器具，看电视时可当作红外线信号发射器，指责孩子学习成绩下降时可当作戒尺，两口子吵架时可当作暗器，因为物尽其用，所以位置也遍布客厅的沙发上、厨房的案板旁、孩子的书架上、起居室的床头柜下……遥控器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失灵"是常有的事，问题出自何方？重要元器件故障？红外线坏了？线路板脏了？还是电池没电了？你怎么办？方案一：右手握紧在左手手心中拍几下。方案二：换完电池再试试。方案三：加重"方案一"的力度。 陈教授告诉你：用你的手机摄像头对准遥控器的红外线发射器看看，人眼看不到的红外线可以被低精度的摄像头检测到。检查完了之后就可以快速准确地排查红外线方面的问题了。这个本领也可以迁移到检查特殊环境是否被人恶意地用红外线摄像头监测。 4， 薯片桶麦克风
想K歌……但……不想被麦霸抢风头，不想花钱，不想跑很远，不想等位，不想扰民的看过来！陈教授展示了自己的薯片桶麦克风，这个想法源自清华学生的请求，上面的那一串"不想"就是这个麦克风的制作要求。声音，是一种波，K歌房里麦克风的混响音效，是用电信号模拟了山谷里回声的效果，让人有空间感。在自然界，我们的耳朵能够分辨出延迟0.1秒以上的回声，这要求我们离反射声音的障碍物最小要保持17米的距离。想要在一个短短的一米不到的薯片桶中制造出回声的效果，确实是个难题，但是，是问题就一定有答案，陈教授放弃了延长声音传播距离制造声音延迟效果的想法，选择了改变声音传播的介质，用一个长长的弹簧托住一个纸杯，给进入薯片桶的声波来了一个"软着陆"，就出现了美妙的回音。另外告诉你，陈教授的现场绝对不插电。 5， 要风铃，就要余音绕梁的风铃
好的风铃，要余音绕梁，三日不去。陈教授拒绝支付2千元新台币购买旅店中挂售的高级风铃，他认为风铃专卖店的200多种风铃，没有一个合格的。想了想，还是到垃圾堆里去找希望吧。自己花了大约十分之一的价钱，找来一些震动很好的铜管，做出了令自己满意的风铃。风铃拿出来的那一刻，陈教授和天使灵魂附体，那一挂仿佛有万千个美丽的灵魂在跳舞的风铃啊……闻风而动、动而不止、止而未息、息似未息……迷醉了现场的所有人，也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一个信念，"别人行的，我也可以"。 陈老师讲解了风铃制作的全部秘密，陶醉中的你想不想自己动手尝试做一个呢？很简单，明白物理中"波峰"、"波谷"、"驻波"……等概念你也可以。 想知道波的样子？请看下图。
6， 拉大锯，扯大锯，陈教授，唱大戏
陈教授将二胡和大锯组合成为一种特殊的乐器，可以以倩女幽魂的调调演奏《回家Going Home》。改编自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 三， 科学家会艺术，谁也挡不住
陈教授强调，我们做事要有科学家的态度和艺术家的精神。他平淡淡地重复着一句"不愿意让学生失望"，就想方设法地满足学生们的要求。所以他将摄像头放在风筝上，拍摄清华大学的鸟瞰图；所以他用小餐馆的一次性塑料桌布制作天灯寄托学生们的心愿；所以他用废弃的塑料桶制作成空气炮，专门轰击不认真上课的学生……下次，当你丢垃圾时，再淘一淘，先将一些宝贝留下来吧。 一稿：段玉 2011年7月17日 于 首都机场T3航站楼Costa café、CA1375航班、广西扶绥龙泉宾馆 |
本周小红猪首先为大家继续连载
earlier this year. Chemistry probably plays a significant part: as an ocean plate is scraped, pressurised and heated on its tortuous journey into Earth's interior, a patchwork of rocks of different strengths is created that could control when and where seismic activity is concentrated. "The more we know about these processes, the better we can understand where earthquakes are likely to occur," says Fr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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