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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9月23日 糗事 TOP 10
- 高等教育投资回报探秘——公立大学整体表现突出
- Why I am not very worried about inflation just now
- 爽報：港版血鑽悲歌 工人矽肺病死不獲賠
- 甘孜的承诺
- 被私密
- 中国大陆侵略朝鲜的代价
- 中国大陆十万亿财政收入都花到哪去了?
- 《华尔街日报》墨儒思：温家宝的话还有人听吗？
- 中国听说博客：在监管部门压力下，新浪负责人想出昏招
- 美国历史画卷艺术篇名作赏析之九：布鲁克林桥
- 中国宗教团体要求美国停止用宗教干涉别国内政
- 抗战剧有多少真实性可言
- 何谓“首长随行”
- 小红猪抢稿20110923
- 520 days: Surviving everyday life on a mission to Mars
- Three from National Affairs
- 誠實的香港公民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札记十三条
- 女足：陪酒表忠心，陪睡换奖金
| Posted: 22 Sep 2011 09:00 AM PDT 第一次想发帖，很认真的去看了审核标准，结果发现： 顶270:: 拍-4:: 78条评论 顶234:: 拍-35:: 145条评论 背景：小区门口有个配钥匙的小摊子。正文：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经过小摊，瞧见一MM走到小摊前问道："老板，可以配钥匙么？"老板答："可以啊。"然后，MM呆站在摊前，老板望着她，长时间的沉默…沉默…………最后老板忍不住了说："钥匙呢？"MM："钥匙？还要有钥匙才能配？"老板：。。。。。 顶133:: 拍-2:: 35条评论 今天早上看见有个帖说自己一个月一万二，生活还很困难的帖，下面有不少人跟帖，有怀疑的，也有说炫富的，我来说说我的情况，是搞建筑的，算是高级技术人员，现在的月薪税后一万八，加上一些灰色收入大概一年三十万左右，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六七年又还在打工的人当中来说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下面说说我现在的生活，希望大家别说我炫富，我生活真的很拮据。 顶152:: 拍-30:: 153条评论 高手在校园 顶131:: 拍-13:: 82条评论 转的，这真的是'你好'，不是你想的那样。 顶104:: 拍-2:: 38条评论 刚刚发生的…－－－－－－－－－去公司看老姐，一个人坐电梯突然停电，然后就各种急啊，狂摁求救按钮～等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尿意上涌…终于憋不住了，就对着电梯门撒了（想然液体流走）刚拉到一半，电梯门开了……………你能想象一个大老爷们儿面对着一堆救护人员以及哭得死去活来的老姐撒尿的场景吗？你能理解一个男人小便到一半停不下来的痛苦吗？！！我没脸见人了………448353254@qq.com求码 顶97:: 拍-3:: 42条评论 最近糗百怎么了?审核新贴都不用登陆了! 顶122:: 拍-28:: 109条评论 昨天晚上睡到半夜，呯的一声，马上就被惊醒，第一反应，儿子又掉床下去了。看了一下发现好好睡在床上，原来是老婆掉床了。老婆上床后，我说：我以为是儿子掉下去了，一看原来是你掉下床了。GC来了，老婆说：听到声音，我也以为是儿子掉下去了。醒了一看原来是我掉下床了。 顶99:: 拍-6:: 26条评论 有谁比我更糗？？ 顶92:: 拍-9:: 63条评论 发表我的糗事 | 手机用户请访问m.qiushibaike.com  |
| Posted: 23 Sep 2011 01:44 PM PDT 昨天在介绍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时候提到，尽管在投资效果最好的学校里私立大学鹤立鸡群，包揽了前10名，但是全部平均起来，还是公立学校最合算。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薪级表公司统计的学校当中包括256所私立大学和298所公立大学，同一所公立学校又把本州学生和外州学生（学费较高）分开统计，我把这些数据归纳起来，分别计算了它们的年投资回报率，结果如下（这组数据仅供参考，因为各个学校的学生人数、毕业率都不一样，简单地把它们的投资回报率加起来再除以学校总数，误差很难估计，只能作为一级近似）： 公立大学招收的本州学生 9.69% 私立大学 9.09% 公立大学招收的外州学生 8.36% 因为在公立大学读书的外州学生（包括外国学生）终究是少数，本州学生占绝大多数，所以单从投资回报率来看（当然并不是以毕业生的收入水平为衡量标准），公立学校还是比私立大学胜过一筹，其中最好的前10名是： 校名 平均学习费用 30年投资回报 年投资回报率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18,900 $1,223,000 13.1% 2 科罗拉多矿业学校 $95,740 $1,132,000 13.6% 3 佐治亚理工学院 $79,140 $1,111,000 14.2% 4 弗吉尼亚大学 $74,410 $1,038,000 14.1% 5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106,600 $966,900 12.6% 6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94,100 $961,200 13.1% 7 威廉玛丽学院 $74,720 $895,000 13.6% 8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 $106,500 $888,200 12.4% 9 密歇根大学 $84,690 $875,400 13.1% 10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83,270 $854,300 13.1% 如果在所有学校的总排名里将公立学校招收外州学生的排名剔除的话，上面这10所大学都名列前60名，其中伯克利甚至要排到第16名。还有一点挺有意思，那就是在公立大学投资回报率前十名里面，加利福尼亚（1、5、6）和弗吉尼亚（4、7、10）两州各占了3名。 但是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有如此亮丽的成绩。在薪级表公司统计的554所大学当中，敬陪末座的几所年投资回报率连5%都不到，有30所私立大学、7所公立大学和在48所公立大学读书的外州学生的30年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不超过7%。 如果考虑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年利率（今年年初的30年国债年利率为4.5%），读那几所最差的大学，从经济上来说甚至不如买债券，再加上还要动脑筋上课、考试和答辩，可以说是费力不讨好。如果拿上学的钱去做其它投资，比如购买标准普尔旗下的股票，过去30年S&P 500指数年均增长11%，能够达到这个指标的私立大学只有35所，公立大学63所，加起来只占学校总数的五分之一不到。 有人可能会说，投资也有赔本的时候。那当然不错，但是上面列举的大学读书投资回报率，说的是平均数，如果你读了5年甚至6年才毕业，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更不用说那些书没读完、没有拿到学位的了。 当然人们读大学并不都是为了钱。不少人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比如有些人明知教育、历史、文学等学科毕业后挣不了多少钱，但就是喜欢这些领域。还有的进了名牌大学，并且以优异成绩毕业，手持等于金字招牌的学位证书，按说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高薪职位，却偏偏要去和平队，或者到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去工作。我的一个孩子就是这样。当年毕业的时候，那些大名鼎鼎的企业都来校园招人，他们一批要好的同学彼此约定，都不去这些公司应聘。至今他们那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多还在收入不高的公共领域工作。 所以说到底，为了什么读大学，读什么样的大学，还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http://twitter.com/MeiGuoCanKao http://blogs.america.gov/mgck/ 手机雾谷飞鸿 http://m.usembassy.gov/128065&t=d066a6d0da4e3a13f9dffed0b763262b 本文无版权限制，欢迎转载。 |
| Why I am not very worried about inflation just now Posted: 23 Sep 2011 10:39 AM PDT  Click on graphic to enlarge. Several people have asked me in recent days if the Fed's aggressive attempts to get the economy going will lead to galloping inflation to go along with our weak economic growth.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might occur down the road, of course, but I don't see it happening just now. The slack labor market has kept growth in nominal wages low, and labor represents a large fraction of a typical firm's costs. A persistent inflation problem is unlikely to develop until labor costs start rising significantly. Notice in the graph above that the period of stagflation during the 1970s is well apparent in the nominal wage data. The same thing is not happening now. This is one reason I think the Fed is on the right track worrying more about the weak economy than about inflationary threats.  |
| Posted: 23 Sep 2011 09:13 AM PDT 不要買鑽石。鑽石行業對工人造成很多傷害，工人患上矽肺病，甚至病死都無賠償。 我們大可以批評無良廠商，但另一個重點是，工人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沒有罷工權，就沒有自力救擠的權力。這樣缺乏工人基本人權的貿易體系，其實也是不公平的競爭優勢，這個競爭優勢建基於國民的災禍上，實在也是國際貿易上的保護主義。如果不批評這類貿易保護主義，只批評無良廠商，只會事倍工半，逆水行舟，抓不準招致廠商走向無良的源頭。 |
| Posted: 23 Sep 2011 09:56 AM PDT  【拍摄于2011年7月28日。 】甘孜的承诺 文/唯色 从马尼干戈到甘孜县有九十多公里。我多次走过这条路，对沿途的美丽风景难以忘怀。但自2008年之后，被称为"康北"或"北路"的德格、甘孜、炉霍、道孚等地成了禁区。尤其是甘孜县，在这三年来，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论僧俗，一直没有停止过抗议的表达。 而这种表达，完全是非暴力的。2008年夏天路过康定，我听一位退休的藏人官员不解地说：那些阿尼们傻得很，偏偏冲到特警和武警跟前撒传单，明摆着要挨打、要遭抓的嘛。这位退休官员又叹道：有些传单写得很可笑，什么"吃汉人饭的是死娃子"之类（"死娃子"是四川话，意思是私生子，是蔑称）。 但是，非暴力的抗议却遭到了暴力的镇压。2008年4月4日，甘孜县东谷区东谷寺被官员诬告藏有枪支遭军警搜查，一位七十多岁的高僧因不愿践踏尊者达赖喇嘛法像而被捕，僧人和百姓聚集到区政府跟前要求释放老僧，县委书记廖才坤却下令军警开枪，致使19名藏人中弹身亡，许多藏人受伤、逃亡。 如此重大血案，因刽子手迅速地毁尸灭迹、严厉地封锁信息，使得外界不知其详。但对于藏人来说，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血债。三年后，又传来甘孜藏人上街撒传单、喊口号的消息。依然是非暴力的抗议，却很持久，从6月至8月，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在我们进入甘孜县之前，从网上了解到，已有六、七十位藏人被捕，十多位藏人被判刑。 所以，当我见到原本熟悉的甘孜街景却被无数全副武装的军警变得陌生，深感不安。同时又对当地同胞满怀敬意。虽然我认不出与我擦肩而过的藏人，哪一位是随时准备献身赴义的英雄，但我知道就在其中。比如，我随意走进街边一家卖糌粑的小店，抬头即可望见尊者慈祥的笑容。我暗自惊叹，同样在满街军警的拉萨，却见不到任何公开场所敢于供奉嘉瓦仁波切的法像。卖糌粑的男人笑呵呵地说，我们甘孜的水磨糌粑，全藏地都有名哦。 如游客一般徜徉在街头巷尾是不可能获悉太多实情的，于是我和王力雄搭了一辆出租车，与司机聊天。司机说他是雅安人，来甘孜开车还不到半年。他说："你们从内地跑到这里来耍啥子嘛，你们晓不晓得这里危险得很？藏民天天上街闹事。"我就问，"怎么个闹事？打砸抢烧吗？"他说："这倒是一点儿也没有，藏民除了撒传单就是喊口号。"我问："你亲眼见过吗？"他点头说："经常见。这些藏民亡命得很，专门跑到特警、武警跟前闹，结果被打得很惨，血流一地。" 出租司机说昨天还碰见过，就在跨过街中心的桥头上。我回头看去，却见桥头上蹲着一个盲人乞丐，他手握话筒，引吭高歌，从自带的简陋音箱里传出的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现如今的乞丐盛行以唱红歌的方式来乞讨吗？当然，这个乞丐是汉人，所以两辆警车停在旁边也不管，可如果是藏人呢？恐怕早就被驱逐了。 数日后，在康定与成都，我们获知一个体现了非暴力精神的承诺正在履行。据说甘孜县的许多乡村以全村每户派人抓阄的方式，来决定轮流去县城撒传单、喊口号的人选；凡被捕者，其家人的生活会由全村人提供帮助。而且，从网上得知，就在我们离开甘孜县的第二天，又有一位藏人因在街头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家"而被捕。 2011-9-21，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这篇文章并由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
| Posted: 23 Sep 2011 04:46 AM PDT [通知] 亲爱的新浪博友： 2011-09-23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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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3 Sep 2011 08:49 AM PDT 据新华网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西方国家发动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是"对主权国家的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粗暴侵害"，是"对残暴践踏该国人民尊严和生存权的最大的反人类犯罪，这种战争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实现正当化，必须立刻停止"。这是朝鲜官方对西方国家发动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表态。而且与此同时，朝鲜当局因此还找到进一步发展"核武"的理由。对此，中国大陆似乎也予以默认了。 美国韩国问题研究专家米歇尔在其《金日成正日：朝鲜人民亲爱的领袖》专著中总结道："1950年6月25日，经斯大林事先同意，金日成发动韩战，三天后打下汉城，共产党世界却宣称韩国先动手侵略朝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由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 …… |
| Posted: 23 Sep 2011 06:07 AM PDT 从理论上来看，个人所得税主要有两大功能：首先是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各国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几乎占到半壁江山。个人所得税第二个功能就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常把个人所得税称为"罗宾汉税种"，意思是说个人所得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年收入来课税，并且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纳税越多。比如美国高收入者就是该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 …… |
| Posted: 23 Sep 2011 08:27 AM PDT 核心提示：温家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关于政改的谈话与其说是在作秀，不如说他几近辛酸的呼吁已经有了大势已去的味道。 原文：When Wen Speaks, Who is Listening? 作者：Russell Leigh Moses 发表：2011年9月1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cys.tony翻译 作者简介：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是现居北京的一位分析者、教授，他的专栏是关于中国政治。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变化的书。 上周，温家宝总理和他的盟友们又谈起了政治改革，这样的空谈常常没有下文――他们的对手是中国国内逐渐升温的抵制政治改革的力量。温家宝的讲话也重新引发了另一个话题：他对政治改革的承诺到底有多真诚？ 这一次，温家宝是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讲这番话的。据金融新闻媒体《财经》发布的援引自他的讲话的报道（中文），这位中国总理引申了他之前就提到过的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观点。 温原本可以轻松的在这次发言中说些场面话，并且让这次发言流于形式和口号。但他并没有退缩，实际上，温以发表出格讲话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对现状的不满。 尤其是，温家宝点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利用他们自己的人马牟取"个人利益"，并敦促将领导人的资产以及居住海外的家庭成员的清单逐步向公众公开。他指出，在过去几个月中采取的各项措施使得政府财政变得更加透明，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努力还不够，并强调对渎职行为的打击是非常必要的。 温家宝同时也警告了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一些党政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友对司法程序的干涉，以便于产生对他们更有利的判决。在温总理看来，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保障司法的独立，保护广大人民，以及确保"社会公正"。 温概述了政治改革可能的突破口，他坚持认为"首先可以实现党内民主，然后逐步向外围扩散。"他认为，在地方村镇一级的自治实验表明："如果人们能够管好一个村子，他们就能管好一个国家。" 虽然温家宝承认人民收入的提高以及社会服务的改善"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政治管理是否真正服务于人民"，他还是着力强调党政需要分开。"对于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依据宪法和各级法律来治国。"他补充说，"上层的权力过度集中"，结果是北京当局获得了绝对权力的地位，并且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温家宝的对策是什么？"我们必须对党政领导体系进行改革"――对北京而言，这一说法相当惊人，与北京当前的统治现状相距甚远。当权者认为党的执政是面临着挑战，但是绝对没有到要伤筋动骨的地步。 这是一种有力的批评，事关现在上层决议是如何做出的。这也是他的某些观点被扼杀的某种信号。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温家宝要在此时发表这样的讲话？ 原因之一他在位的时日无多了――不仅仅是因为将于明年进行的权力移交，还包括下个月将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议。这一会议显然无法产生新的经济措施，还将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在如何打破僵局上。温家宝最近的关于成功控制通货膨胀的多次言论很有可能向官员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关注经济的举措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这位总理以及他的盟友貌似感觉到了，如果想要让中共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合法性，他们需要提供一些比价格管制更多的东西。 但是温家宝关于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的看法并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一致看法。他的很多同事更倾向于关注社会稳定，由他们监管的机构则相应地打造了他们的管理实践。 温家宝的谈话终于在国有新华社的英文版刊出。然而在他发言的当天，晚间的新闻联播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他的讲话。这种沉默发出了一种尖锐的信号：尽管温家宝和他的盟友可能热衷于谈论政治改革，对这种谈话进行把关的另有其人。 在中国政坛，表态即行动。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可能让那些把他的几近辛酸地要求政改的讲话看做不过是在作秀的人感到宽慰，但如果温的发言有用的话，为什么那些有影响的中共媒体没有对此大肆报道。的确，这次温总理坦率的发言和语调更有大势已去的味道。 对中共而言，有这样一种危险――温家宝是对的，而其他人是错的。但是还有一种更大的危险――如果这些关于政治改革的呼吁石沉大海，那么历史就没有重写的可能了。 相关阅读： 胡佛研究院：政治改革从未提上日程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这里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
| Posted: 23 Sep 2011 08:04 AM PDT 核心提示：新浪微博表示他们正在开发一个信用评级系统来简化内容管理，但博主（一名IT方面的律师、法律学者）认为这种评级必须要处理主观因素，因此不如别的措施更有客观性，这只不过是新浪微博的管理人出于政府的监管要求压力而想出的自我审查之举。 原文：Under Pressure from Regulators, Sina's Chief Comes up with Really Stupid Idea 作者：Stan Abrams 发表：2011年9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不好意思，我不得不说这事其实很可笑。中国最大的微博服务商新浪微博表示他们正在开发一个信用评级系统来简化内容管理，通过减少虚假网络信息来减少潜在的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在研究如何建立一个信用评级系统，我们可能以电子商务网站中顾客对供应商的评价系统做为一种潜在模型。"新浪CEO曹国伟在2011年北京举行的中国数字媒体峰会上说到。(译注：原文是"比如说我们新浪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也在着力的去研究，去想形成一套在微博体系上的信用体系，有点像淘宝买家、卖家的信用信息，信息的传播和转发。") 社交媒体在中国备受攻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政府还没有搞明白如何将这个行业置于合理的监管平衡中。讽刺的是，我们对此的一切了解都来自于政府泄密，也就是所谓谣传。 最新传言说微博服务的运营将需要专门的许可证，从而导致了昨天新浪的股价在美国大跌。更多有关VIE的传言和昨天中国科技股的表现我会在（希望是今天稍后的）新博文中专门讨论。（译注：可变利益实体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目前在海外上市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采用该模式，包括新浪、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 换句话说，政府并对社交媒体不满，并正在寻求更进一步的控制。私营企业对这种挑战的应对方式通常是"未雨绸缪"。在我看来曹国伟想做的源于他的自律想法。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信用评级系统的想法如果没道理，那么就无法实现，仅仅看上去很美而已。电子商务网站（淘宝，ebay，亚马逊）的信用评级系统看起来都很相似，困难在于判断的主观性。 当你在淘宝上买东西的时候，然后你就有机会对这个产品和服务说好或不好，及提供可能出差子的有关细节。在这其中虽然也有主观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基于客观标准来评价（价格、整体质量、物流）。事实上，我想要说的是其余的问题，或者说是弱点，这样的一个评级系统必须要处理主观的因素。 网络上的评论大部分都是主观判断。是的，如果有人说有地震将会在何时何地发生，然而结果是他们错了，我们很容易给他们记上一笔。但是绝大多数的帖子和信息不会像这样。评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分享意见，而试图判断"真相"则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顺便说一句，《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说，基于真实的流言比虚假的流言更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我不认为这个系统将有什么用。另一些措施，如实名制系统，虽然有它自身的问题，但起码它们是基于客观的标准。 相关阅读： TMP：具有中国特色的推特 相关音频：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这里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
| Posted: 23 Sep 2011 07:59 AM PDT "美国历史画卷"（Picturing America）是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2002年启动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美国历史和建国原则的研究及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该图片集把美国一些最重要的美术作品带进全国各地的教室，帮助学生们通过一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来了解美国历史和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展现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艰辛与辉煌。我们每周五为世界各地的中文读者献上这套历史名作赏析，希望借此为有意探究美国历史的读者开启一个独特的窗口。今天是最后一期，谢谢您的关注。  美国历史画卷, 布鲁克林桥, 埃文斯 图片介绍：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 1903-1975），《布鲁克林桥》，纽约，1929年，约于1970年印刷。黑白摄影，6又3/4 x 4又13/16英寸（17.2 x 12.2 公分）。大都会美术馆，阿诺德‧克莱恩（Arnold H. Crane）捐赠，1972年。（1972.742.3）。版权所有，大都会美术馆沃克‧埃文斯作品集。 图片赏析：当布鲁克林桥在1883年启用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吊桥，其桥塔则是西半球最高的建筑物。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件工程及建筑史上的杰作已开始失去令人赞叹的魅力。到了1929年，当沃克•埃文斯开始给它拍照时，该桥已成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和曼哈顿区之间一个不会让人感到振奋的交通连接通道，每天穿梭其间的匆忙通勤者几乎不会注意到它。埃文斯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够从全新的视角观察熟悉的事物，因此才能恢复布鲁克林桥过去那种令人称奇的感觉。 埃文斯从小便对摄影感兴趣，不但收集便宜的明信片，还用一部廉价的柯达相机给他的家人和朋友拍照。他曾经对文学产生兴趣，这位立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在巴黎度过了1927年。返国后，他开始重温童年时的爱好，希望把反讽及抒情风格等文学概念运用于摄影。随着技术的发展，摄影从原先的记录和商业功能（及作为一种流行的消遣娱乐）演变为一种美术形式，但此时仍未完全摆脱19世纪西洋画的特征。但是，基于他在欧洲的体验，埃文斯把摄影转化为一门严格遵循几何规则的现代艺术。他不喜欢当时受到推崇的"艺术摄影"，而尽力通过其作品捕捉照片特有的真实感。 从他在布鲁克林高地租赁的房子的窗口，埃文斯可看到一幅美丽的布鲁克林桥景致。他希望能够近距离观察这座桥，因此用随身携带的简单相机记录下自己的印象。他所拍摄的系列照片反映了粗犷而引人瞩目的几何设计，帮助奠定了布鲁克林桥作为现代化标志的地位，也使之成为美国现代艺术家的创作主题。 在埃文斯之前，摄影者关照的是桥的侧面，拍摄的是整体建筑的大胆造型和绵延的海扇形状，还有远处的曼哈顿天际线。埃文斯则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给熟知大桥的观者带来震撼。在这张照片里，巨大的支架和拱门透过一个钢索网呈现出来。图中唯一可立即识别的物体是右边的灯柱，它提供了比例感，却使人无端地感到与场景格格不入。最初，放射线条的图形令人迷失方位，然而一旦我们的眼睛调适到作者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位于布鲁克林桥的中间人行道上。构图略微不对称，意味着埃文斯在拍照时稍微偏离人行道的中心点。迅速后退的钢索凸显出一个很小的透视角度，表明他把相机放得很低，甚至是放在地上。 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让布鲁克林桥看不出有任何实用性。平常呈现20世纪车水马龙景象的这条大道，此时显得出奇地安静，没有人迹，显然作者希望人们把这座大桥视作一件艺术品。这种不寻常的视角也使背景中通常出现的城市与河流置身图外，以至整座桥看起来像是浮在空中。由于埃文斯剥离了其都市环境，布鲁克林桥也似乎脱离了自己的时代：沉重的形体和中世纪风格的支柱令人想起一座古代要塞的大门，而钢索图案则暗示某种未经验证的未来技术。在这幅异常浓缩的图片中（照片的尺寸只有摄影家携带相机的衣袋大小），埃文斯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全新的重要概念，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布鲁克林桥的印象：一是现代性的标志，二是已经载入史册的纪念碑。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
| Posted: 23 Sep 2011 07:28 AM PDT 中国宗教团体要求美国停止用宗教干涉别国内政 来源:新华网 中国信息网讯 9月16日，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1年度下半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我国五大宗教团体秘书长联席会议9月16日发表声明，批驳该报告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无理指责，要求美国停止利用宗教干涉别国内政。 声明如下： 近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1年度下半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坚持顽固立场，老调重弹，继续无理指责中国的宗教政策，肆意歪曲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我们深感不解，并予以严正谴责。 中国政府坚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制定相关法规和完善政策措施，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我国各宗教得到健康发展，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心情舒畅，各宗教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无视这些基本事实，热衷于抹黑中国形象，无事生非，挑起争端，不知意欲何为？ 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利用宗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国家依法处理借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为中国各宗教健康创造良好条件，我们予以坚决支持。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把我国依法处理违法犯罪活动说成是限制和迫害宗教，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别有用心，试图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制造宗教混乱，从而破坏社会和谐，我们对此深感不安。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利用宗教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停止在宗教问题上制造不和谐舆论的举动。我国宗教界愿意在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宗教界开展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宗教信仰自由事业，发挥宗教在维护人类正义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五大宗教团体秘书长联席会议 2011年9月16日 |
| Posted: 23 Sep 2011 05:58 AM PDT 近年来，抗战文艺作品高潮迭起，红色经典电视剧荧屏热播。清一色的胜利轻而易举。 喜欢胜利并不一定能永远胜利，回避失败并不一定不会失败。固然小说可以虚构，艺术应该加工。但把战争当成游戏场和人间乐园, 这种浅薄的喜剧方式，导致被涂脂抹粉的英雄丧失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忽视了流血牺牲，戏说了血腥苦难。与其说愚弄了敌人,不如说自欺欺人。只能长自己的虚气，灭不掉敌人的威风。打败了我们刻画的那种敌人，这并不是历史，抗战无疑也会贬值。 从《铁道游击队》中，笔者得到最初的抗战知识启蒙，从小就渴望同刘洪他们过着火热的战斗生活。作品提到我方伤亡不到10人,歼敌估计至少2000人。而当许多人审视铁道游击队原型时,不禁惊呆了！人们心中的英雄群体牺牲150多人,其中有1个大队长、3个政委，伤130多人，死伤占全员大半。1943年微山湖一战, 在三路敌军围攻下, 刘洪最主要的原型大队长洪振海和六七十名战士牺牲, 几乎全军覆没。此段情节在作品中被加工成：政委李正赶来, 阻止了刘洪蛮干, 队伍脱险。因此，当抗战胜利时，队员们并没有兴高采烈，而是都想起倒下的战友，放声大哭。 铁道游击队血洗洋行，杀死几个退伍下海经商的日本中年鬼子。但一个老八路对笔者讲述，八路军某排宿营某山西小村，深夜熟睡时被日军包围。本田小队长一人手持战刀，杀死了10多个八路军战士。 这血写的历史，因为死去的不是百姓，我们就没有当作屠杀而大肆宣扬；因为死去的不是鬼子，我们就不能当作杀敌业绩而欢欣；他们是没有抵抗或无法抵抗的八路军，因此他们的死去只能流传于当事者的口头传播。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难以成为历史的历史。我不止一次领悟到这种历史的沉重和压抑。 近年来，抗战电视剧《亮剑》豁然出鞘。该剧再现了日军的狡猾野蛮和高超的军事素养，但硬伤仍十分突出。几十人试图营造出成百上千人惊天动地的血战，散兵线不拉开就一窝蜂往前挤；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的手榴弹满天飞，却很少有冒烟爆炸的，和铁疙瘩无异；日军特种部队的美制M3A1盖德冲锋枪二战后期才开始装备部队，不知1940年前后的日军如何得到。许多该完美却没有完美的地方和刻意表现得有棱有角的李云龙性格结合起来，明显过于滑稽和做作。 《亮剑》许多战斗以正史为原型，在表现我军死伤上有较大突破，但仍过于失实。 日军山崎大队被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李云龙的独立团作为预备队担任主攻，两分钟内全团3600颗手榴弹一起飞出，全歼山崎大队，煞是干脆淋漓，荡气回肠。这一战役原型为1940年关家垴之战。129师久攻日军岗崎大队600人固守的关家垴不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不惜动用陈赓、彭明治两个主力旅，共七个团。但10次冲锋10次被打退，经过三天激战，残余日军冲出包围，八路军损失2000多人。电视中的李云龙显然比彭德怀、刘伯承还高超，未免过分拔高。 明知敌强战必致死的所谓"亮剑"精神，是种热兵器时代的冷兵器剑客式思维，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正常的战斗逻辑。一个人犯几十个错误，在革命队伍中没有生存环境，战死是最好的归宿，因此李云龙只能出现在《亮剑》之中，而不是真正的战场。 陈毅元帅说："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呀！"" 我就不赞成把革命写成轻而易举。革命不是端起碗来吃醪糟，不是荷包里面摸糖果。"王震将军在《恶魔导演的战争》的序中说："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
来源：东方早报 北京 王锦思 |
| Posted: 23 Sep 2011 05:26 AM PDT |
| Posted: 23 Sep 2011 07:00 AM PDT
译者小书虫给我们带来了——《拖延症，不可怕》，自认为有拖延症的童鞋们千万不要错过哦！另外，进化的途径总是千奇百怪的，见过"重男轻女"的细菌么？来看看Gorgon带来的精彩译文吧——《"重女轻男"细菌扳倒进化平衡》（广大单身雄性松鼠们要注意看译者简介哦 六个人，一个太空舱，520天往返的航行，这并不是一部科幻惊悚片，想知道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么？跟随小红猪的脚步吧，先提醒一下，他们还没有返回地球哦，所以想直接和他们通话还是有很长延迟的！ 本期抢稿：520 days: Surviving everyday life on a mission to Mars 抢稿方法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刊 出原稿后48小时内为试译期，有意参与者期间从原文中挑选一段愿意翻译的文字，翻好发到小红猪专用邮箱 jredpig#songshuhui.net。中英对照、长度不限、择优录取。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直接翻完全篇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试译期过后流程编辑查看邮箱，24小时内挑选出最佳译稿并与该投稿者联络。 抢到稿子者将有2周时间完成翻译。资讯类稿件限时一周。 若抢稿成功者有特殊原因不能完成须及时告知，流程编辑与当初报名的其他译者联系。 抢稿须知自己要把关质量，翻译准确，并做到语句通顺 抢稿前提是看懂，若有N多名词不知道准确含义，请勿抢稿 遇可能的科学术语请通过专业渠道核实译名 人名译法要规范，不能自创（推荐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抢稿者的作品经审核和校对，在群博发文时后边会附上校对打的小红花！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如果校对觉得："这个译者真靠谱哇！"——译者获5朵小红花； 校对觉得："翻译得认真。"——译者获3.5朵小红花； 校对说："有不少错，可以继续校对。"——译者获2朵小红花； 校对说："让我重译吧……"——译者获0.5朵小红花； 提前交稿——译者额外获1朵小红花。 积分奖励译者积分满10分，可以自行挑选稿件翻译后投递到小红猪邮箱。 译者积分满20分，可报名成为校对，成功校对一篇稿件并发布后，可获3朵小红花。 译者积分满50即可正式晋级"小红猪"，并以此作为申请成为"松鼠"、接受评议的资本之一。 |
| 520 days: Surviving everyday life on a mission to Mars Posted: 23 Sep 2011 07:00 AM PDT One of the most extreme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ever is drawing to a close. New Scientist gets exclusive access to Mars 500's mission control CHIEF engineer Konstantin Chetvergov strides into the ground control room, work boots clicking on the brown-speckled floor. The buzz of conversation halts, leaving only the sound of whirring electronics and the engineer's march. It is day 334 of a 520-day mission to Mars and Chetvergov's team has a problem. He sits down in front of five monitors displaying life-support schematics. A warning light is flashing, telling him something is amiss with the shower cabin on the Mars crew's spacecraft. It's a worry. Small things can escalate when six astronauts are cooped up together for a year and a half. The engineer leans forward and speaks into a camera and microphone. "Good afternoon, crew," he says. "This message is to request a check of the shower-drainage system at about" – he glances up at the clock and calculates – "6 o'clock." He adds a few more words, then signs off. For now, that's all ground control can do. The recorded message disappears into the void, starting a 9-minute journey to the crew. Chetvergov turns to us. We have a while to wait. Chetvergov is a participant in one of the most extreme and ambitious scientific experiments ever staged: Mars 500. It is the most realistic simulation of a mission to the Red Planet yet: six male "Marsonauts" from Russia, Europe and China have been shut off from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a year in a mock spacecraft here on Earth. In June 2010, they climbed into a set of modules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Problems (IMBP), in Moscow, and they are still inside as you read this. It's for a good reason: if we send people to Mars, it will be the longest human space flight ever attempted. In the unimaginably claustrophobic spacecraft,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es will be enormous, so it's vital that we know what happens to the human mind in such conditions. Discontent, argumen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have dogged shorter space missions and isolation experiments in the past (see "When no one can hear you scream"). So, as Mars 500 draws to a close, what have we learned? Many results will not be released until after the Marsonauts emerge, roughly 50 days from now, but New Scientist got exclusive access to the ground-control team interacting daily with the crew. These engineers, psychologists and doctors are as much a part of the mission as the isolated men. With great power to influence the lives of the Marsonauts, Chetvergov and his team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it takes to keep their charges healthy and contented. Getting to the Red Planet will be one of the human race's greates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but a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are we ready to put humans inside the spacecraft? I am visiting the Mars 500 experiment three months after its midpoint, which featured a simulated Mars landing. The crew is now on its return journey to Earth. The approach to the control room takes me past bronze busts of Russia's space giants – Konstantin Tsiolkovsky, Sergei Korolev, Yuri Gagarin – and up the stairs to a catwalk, which overlooks the "spacecraft": a set of interconnected cylindrical modules. The windowless chambers are locked and soundproofed, with air and water piped in. The six volunteers inside eat only what they brought and what they can grow. They jettison their garbage via an airlock, along with flash drives and memory cards containing the results of myriad experiments. These appear daily for technicians to collect and sort. Nothing goes back in. The experiment's control centre,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complex, is continuously occupied by a three-person brigade on shifts lasting 24 hours. Opposite a larger-than-life poster of a grinning Gagarin, huge flat-screen monitors display every camera angle of the inside of the modules, revealing exercise machines, a kitchen, research workstations and a "greenhouse". On the control room's windowsill is a bright red flower on a tall stalk that was tended inside the spacecraft during the pilot study. Beyond it, traffic creeps along: standard for urban Moscow. Forty minutes after Chetvergov sent his message to the Mars 500 crew, an electronic telephone ring interrupts our conversation. A message from Mars! Well, not quite. Chetvergov pulls up the video recording of the crew commander's response: the button they press to drain the shower cabin is not responding, he reports. Chetvergov furrows his brow, closes the message, and exchanges a few words with Vladimir Gorbachev, the tall, silver-goateed duty engineer. Gorbachev grabs a radio and a flashlight. Together, they head out of the door to investigate. Although the ground control team is around to monitor the crew's vital signs, help solve technical problems and change air canisters, on a real interplanetary mission the crew would have to fend for itself. So, unlike in real-world control rooms for shorter missions, the Mars 500 duty team members rarely interact with the crew. When they do, they certainly don't give orders. They "request". Experience on Earth-orbiting space stations suggests that long-duration space crews do not react well to being "commanded" by ground control, says IMBP psychologist Vadim Gushin, who is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Mars 500 crew.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stronauts are currently given two days off a week; they have a "task jar" from which they can choose experiments or chores if they wish, but they are not required to do so. Studies from space-flight simulations such as the Mars 105 mission – a three-month Mars 500 pilot study carried out in 2008 – and NASA's underwater Extreme Environment Mission Operations (NEEMO) programme, have similarly found that minimal interference from ground control can be a good thing, putting the crew in a better mood while still accomplishing the mission. Plus, when travelling beyond Earth orbit, real-time chats with mission control will be impossible, so crews will have to learn to deal with problems and procedures themselves. During one of the "Mars walks" in February, for example, one Mars 500 crew member asked a question of ground control as he attempted a complicated task – but of course didn't get an immediate answer due to the communications delay. He then seemed to lose motivation, say the psychologists. Silent runningAccordingly, Mars 500 researchers later tested the crew's ability to go it alone. During a week of simulated communication failure between ground control and the Mars crew, duty doctor Dilia Husnutdinova tells me that the crew coped with their tasks just fine. "Sometimes they made posters and held them up to the cameras" to highlight technical problems, she says. But with no threat to life or the mission, controllers decided to keep silent. "We ignored them because it wasn't a big deal." Even on a normal day, two 2-hour window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rew and ground control are all they have to exchange official messages like engineering needs, research schedules o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family. That's stricter than for astronauts and cosmonauts on the ISS, who can call home at any time – often talking to family members twice a day. Mars 500 messages are dropped onto a local server and picked up by the crew after the appropriate time delay – anywhere from a few minutes to 12, depending on the ship's "orbit" and distance from Eart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 experiment has had such strict contact limits for so long, psychologist Gushin says. In the IMBP simulations that came before Mars 500 and its pilot study, test subjects and researchers peeked through airlocks at one another, waved and exchanged greetings. On a real mission to Mars, psychologists say, the harsh reality will be limited communication and sensory deprivation, and the experiment should reflect that isolation. According to Gushin, people do eventually adapt to such deprivation. "The need for this interaction actually falls off," he says. During IMBP space-flight simulations in 1994 and 1995, for example, correspondence with mission control decreased as the experiment wore on. A study of the Mars 105 crew found that, similarly, the Marsonauts communicated intensively with ground control at first, but after adapting to their isolation, they wrote shorter, less emotional reports with fewer requests for help to solv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ir work. Constant contact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can also heighten stress. "Every extra word, extra worry, can become an irritant," Gushin says. Likewise, a burst of communication after not very much of it can be unhelpful. "It's like a person who has been hungry a long time allowed to eat at a big table full of food," Gushin says. "It will be bad for him." Olga Shevchenko, who leads the psych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Mars 500 crew, agrees. She makes no bones about her responsibility. It's not to coddle the crew, but to balance their psychological health with the needs of the mission. "Our job is most importantly to ensure that the experiment doesn't stop," she says.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ey are not worried about solving problems at home, or asking to leave early – which they are allowed to do at any time. Shevchenko is in her mid-50s, with a neat crop of dark hair, glasses, and a sharp, ready laugh. We are in her high-ceilinged office on the third floor. A vase of birthday flowers adorns a small side table, but the room is almost bare. A pack of cigarettes and an ashtray sit on her desk. From here, tucked away from the whirring of the control room below, Shevchenko directs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o and from the Marsonauts locked inside their craft. She has taken no vacation during the term of the experiment. A "trusted face" for the crew's concerns, questions, and needs, Shevchenko interacts with the crew almost daily via time-delayed emails and videos. She is their link to news, books and video games, and life on the outside. She also works with the crew's families and friends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that gets to the test subjects is good for them, and for the experiment. It's a daunting task. She collects and sends news summaries from TV and newspapers three times a week to the local server, adding interesting programmes about science, cars, and sports events when they ask. She sends each crew member's personal mail over a private channel every day. While she cannot read that mail, she can see the results of bad news. If she sees a crew member becoming irritated, Shevchenko talks to the family to coach them on presenting information. In more than 15 years of working at the IMBP on iso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as well as supporting cosmonauts on the Mir space station and ISS, Shevchenko has learned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is desirable, what needs to be couched carefully and what is better left unsaid. For example, she avoids sending information about criminal activity in the news. It's upsetting, she says, and there's nothing the crew can do about it. Likewise, world events such as bombings or plane crashes must be handled delicately, she says. During Mars 105, for example, two French Airbus planes crashed. One of the crew was an Airbus instructor pilot, so before breaking that news, the psychologists tried to find out if he knew any of the victims. And when a bomb exploded in Moscow's Domodedovo Airport this January, Shevchenko held that news until she had contacted the families of the Russian crew members, ensuring that none of their friends or loved ones were hurt or killed. In the meantime, however, the Russians heard about the event from their European crew mates, who had already got the news from their private messages, and demanded to know why they hadn't been told. Tough loveShevchenko is adamant that she made the best choice. "We don't have the right to give that as some sensational fact," she says, raising her voice and lighting a cigarette. She explains that the precedent was set in the early days of Soviet space flight, when cosmonaut Georgy Grechko's father died while he was in space in 1978. Back then it was forbidden to give him that information, for fear it would adversely impact Grechko's mission. He was told of the death only after his return to Earth. These days, however, news about problems back home is disseminated, but carefully. In every instance of potential stress for the crew, be it their sick child or an earthquake near their family, Shevchenko gathers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sking relations and friends for input about how the person might react to certain information.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she says. She blows smoke toward the ceiling and leans forward. "Because we all understand," she says. "Sitting in there, they all worry. But the worry multiplies, because you can't do anything. You are powerless." Back in the control room, evening is approaching and duty engineer Gorbachev is preparing for the long night ahead. His shift won't end until 10am tomorrow, but he's in high spirits. They have solved the mystery of the shower drain: it turns out the crew cut three people's hair in the past two weeks, so when they went to take showers, they clogged up the drain. "It's banal, everyday stuff," Gorbachev says, "but all the same we learn something. The small, routine things – they're all part of the experiment." So far, say IMBP researchers, the Mars 500 crew seem to be doing fine, with no major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an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rength close to baseline levels. That's already a big result, says Gorbachev, glancing at the wall monitors, as he always does when he talks about the crew. "Look!" Two of them are talking in the kitchen, munching on fresh strawberries. "If they're still in there, still smiling and talking, still sitting together," he says, "then all is well." Achieving harmony is no mean feat, psychologist Gushin points out. So far the crew has shown it can live and work in this environment. "That doesn't mean it's good, doesn't mean it's easy, and it doesn't mean everything will be easy from here on," he says. To get to Mars, we will need to find suitable spacecraft, radiation shields and engines. But alongside this enormous challenge is the human one – dealing with monotony, arguments, or even a clogged shower. Happily, the lesson from Mars 500 is that we now know enough to support the isolated Marsonauts on their trip. In other words, Shevchenko says: "It means we're ready." When no one can hear you screamOn the whole, space crews get along fine, but in a few cases it was all too much... • In 1973, the crew members of NASA's experimental space station programme, Skylab, "rebelled" against mission control. All first-time astronauts, they felt stressed under the heavy workload enforced by ground control and turned off their radios for a day, refusing to talk. It worked: their workload was reduced, and they completed the mission successfully. • During a record-length mission in 1982, two Russian cosmonauts got on each other's nerves so much that they allegedly refused to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the majority of their 211-day flight on the Salyut space station. • Tensions rose during a 1999 study called "Simulation of Flight of International Crew on Space Station" (SFNCSS). Held at the same complex as Mars 500 in Moscow, one aim was to study how crews from different nations mixed. Not smoothly, it turned out. Canadian volunteer Judith Lapierre claimed that she had been kissed against her will by a Russian crew member at the New Year party. The incident resulted in the four Russians being locked out from the living quarters of the others. Lapierre remained to complete the experiment, but a Japanese participant chose to leave early. |
| Posted: 23 Sep 2011 06:32 AM PDT |
| Posted: 23 Sep 2011 05:49 AM PDT 本人同意及認為黃毓民說得很對、搞政治不應以政黨為基礎、應以群眾為基礎。本人之所以同意、是因為認識並感覺到每個政黨、對每個「政治」議題都不可能全部與自己的認知相符合。就算是自己最支持的政黨、在十項議題中也可能會有一二項與自己的認知相違背(當然、這雖然不可能是主流或重大的「政治」議題)。所以不予以認同。這是本人之所以不加入任何政黨的原因。因為如果身為某黨員、當上述情況發生時、事情便會變得非常尷尬。 |
| Posted: 23 Sep 2011 11:29 AM PDT 1、这七年中收录的三十余篇讲话里，涉及到军队的有八篇，关键词都是整顿军队。讲话中，邓毫不讳言当时军队的腐败与涣散状态。 2、能和军队的篇幅相比的，是教育问题。在1977年5月24日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一篇名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里，邓特别谈到："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这应当是现在最为诟病的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理论根源之一吧。 3、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应是这四条天条首次发端。 4、在上述讲话中，邓提到了几个名词，"中国人权小组"、"解冻社"、"上海民主讨论会"，这和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气氛应无法分开。 5、1980年3月12日，邓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特别提出对军队精简下来的干部如何安置的问题，邓说"这些干部往哪里安置，可以喝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商量。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 这应是后来被称为《转业军人进法院》的决策根源。 6、如何评价文革、毛等历史问题，是文选重点。对毛此前搞的"十次路线斗争"，邓基本上都甄别了，决定不提路线斗争这个说法："彭德怀刘少奇已平反，不能算；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属于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也是搞阴谋诡计的，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林彪江青集团就不用说了。" 7、反右也是重点。邓不下三次反复强调：1957年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邓承认自己在反右扩大化上负有责任。 8、对毛的评价，邓肯定为主的态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比较好玩的是邓在1980年10月25日说的这段话，"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 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出台过程之复杂，出乎想象。邓本人自1980年3月19日到1981年6月22日，就先后有9次讲话专门提到不同的修改意见。 1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1980年8月18日邓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这三十年来基本成为党内开明派经常援引的经典文献，也是整个八零年代胡赵政改的理论基础之一。 11、1980年8月21日和23日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很有意思。法拉奇的提问都非常精彩，比如"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的时候，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但在第二个提问里，法拉奇完美地误读了邓的意思。邓说毛"晚年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和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法拉奇立即质疑道"你说在后一段时期里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有趣的是，邓没有去纠正这个明显的误读，诚实地回答了她的疑问，他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 12、《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谈话》，是邓在1981年7月17日和中宣部负责人的谈话要点，提到"有个青年诗人在北师大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很好奇这两个被邓点名的青年诗人和女学生都是什么人。 13、1982年7月4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邓特别提到了发现王兆国的过程，"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去二汽，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邓提到王不错的三点理由：有能力、年龄轻、文革中受过打击。这应是王兆国发迹的开始。有此待遇的，王兆国之后，仅朱镕基一人。 |
| Posted: 23 Sep 2011 04:44 AM PDT 2011年9月11日深夜，秋雨袭泉城，五星级山东大厦门前迎候中国女足的人群氛围，甚至比地球那边正在纪念9·11恐怖遇袭十周年的纽约世贸广场更为悲凉且凝重，回想11天前恭送她们出征首战时的热烈与激昂，反差强烈犹如冰火。打开车门后，主帅李霄鹏依然彬彬有礼，用他忠厚且近乎永恒的笑容感谢着门前等候的父老乡亲，不过，此刻这种"笑对出局"的积极情绪已无法传递给队员，"垂头丧气"是绝大多数女足姑娘下车时的神情写照。 小A是少数几位能在脸上挤出一点阳光来冲撞9·11暗夜的女足姑娘，因为她对这一结局早有准备。"就跟乱砍滥伐破坏环境终究会招致大自然惩罚一样，违背足球规律搞足球，结果注定是要被规律惩罚。我嘛，早有准备，也习以为常。"回房后，小A一边整理行囊，一边在电话里讲述着。 这一夜，是李霄鹏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第400个夜晚，也是李霄鹏时代的句点。一场因人祸而生的足球罪错，在凄风冷雨中完成了历史注脚。 李霄鹏对权力的渴望远超其他主教练 尽管她们这一代球员频繁经历着近年中国女足主帅的更迭，但小A脑海里对李霄鹏上任日期（2010年8月7日）却有格外清晰的记忆"因为这一天，几乎所有国家队队友在议论李霄鹏当选国家队主教练时，反映竟然是出奇的一致吃惊！而此前足协公布任何一位主教练时，大家在之前或多或少都会对消息或当选者有所了解，只有这一次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吃惊的原因来自很多方面，比如李霄鹏是中国男足职业化后以知名球星身份当选国字号球队主教练的第一人，比如李霄鹏比前任主帅商瑞华的年龄要年轻31岁……就是带着这些吃惊及因吃惊而产生的些许期待，小A和其他二十几个姑娘，跟随李霄鹏进入了完全有别于以往中国女足的"异象时代"。 裹挟着浓重山东口音的"鹏普"（部分姑娘对李霄鹏式普通话的昵称），总能给听者以平和敦厚的感觉，这和姑娘们最初对李霄鹏感觉完全一致，但仅仅一个月后，小A就已经感觉到说"鹏普"的李导是完全不该用"平和与敦厚"来形容的。"他绝对是一个厉害角色，甚至可以说太狠了！"在小A看来，李霄鹏在队里追求的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他对权力和权威的需求与渴望，超过了我们以往所经历的任何一位国家队主教练。" 利用一颗榴莲赶走领队温莉蓉 对权力与权威的需求是主教练的共性，过往中国女足就曾出现过马良行与李飞宇、伊丽莎白与张建强等多次因权力而产生的不和谐事件，但小A用"狠角色"的措辞来形容李霄鹏，却不仅仅是因为他充满对权力的渴望，而在于他更懂得用手段去实现权力。其实，当一个人可以把一颗榴莲果作为清洗政治对手的权谋工具时，"狠角色"可就不仅仅是小A的直觉感知了。 2010年亚运会前在广东某地集训时，李霄鹏应酒店管理方提出的需求在队规里增加了一条"禁吃榴莲"，以防止榴莲怪异的味道会影响其他楼层的客人，时任副领队温莉蓉与李霄鹏意见相左，她认为在老女足时代就有姑娘喜欢吃榴莲，实在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修改队规。不想，几天后酒店方面在女足居住楼层闻到了榴莲味并向李霄鹏告状，经调查发现违规吃榴莲的是主力门将张艳茹和李霄鹏的山东嫡系于雅慧。在当晚包括部分老队员在内的球队领导层扩大会议上，李霄鹏问温莉蓉该如何处理，温莉蓉说："当初我说过没必要把吃榴莲这样的小事写进队规，现在出现了违规，还是你自己决定吧。"未能从副领队处获得从轻发落的台阶，李霄鹏竟然顺势发难："那好，把张艳茹和于雅慧两人全部开除出队，明天就走人。"当温莉蓉以"量刑太重"为由进行劝阻时，李霄鹏却回答得斩钉截铁："如果你不同意我开除她们俩，那明天我辞职，我走人。"由于时值亚运会即至，别说将主力门将驱逐，就算是让外界知道"女足竟然仅因为吃榴莲而开除球员"也会引发重大的新闻舆论炒作，面对李霄鹏的决绝，温莉蓉只好上报足协领导。直到分管国家队的副主席于洪臣星夜兼程赶赴女足驻地时，李霄鹏才收回开除球员的成命。至此，"榴莲事件"带来两个结果队员层面，对吃榴莲的张艳茹和于雅慧共计罚款3万元；同僚层面，副领队温莉蓉被足协领导批评，权力完全被边缘化，并在随后不久离开国家队，国家队领导层亦再无任何对李霄鹏的监管者存在。 利用一个榴莲完成对温莉蓉的权力清洗后，不仅让李霄鹏在足协高层心目中的地位与分量进一步增加，更是让他在国家队内所有球员的心里树立起了绝对权威，李霄鹏的铁腕统治也随着这颗榴莲得以全面建立：从阶段任务的战略目标规划到具体比赛的技战术制订，从国家队大名单的选择到某一场拉练比赛的出征和首发，从训练津贴补助的确定到比赛奖金的分级发放……一切都由主教练说了算，这是过往女足乃至男足国字号主帅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境界。 不陪酒就得离开国家队 随着李霄鹏获得对国家队支配的绝对的权力，小A也进一步感受到了李霄鹏忠厚随和外表下那颗强硬的心。"我们这些踢球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不会喝酒的，但并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能喝大酒，像他们那些男足队员一样"，回忆起关于喝酒的话题，小A一直保持的恬静自然也被打破，她的情绪显然受到了因回忆中的不快而产生负效应的影响。 "东北人说喝酒豪爽，蒙古人笑了；蒙古人说喝酒豪爽，西藏人笑了；西藏人说喝酒豪爽，山东人笑了；山东人说喝酒豪爽，鲁能俱乐部笑了。"鲁能男足豪饮善饮圈内闻名，随着毫无监管的鲁能帮完全掌舵玫瑰军团后，"酒精考验忠诚度"也成为中国女足队内衡量队员是否和主教练一条心的重要指标。亚运后每次集训，教练组总会找到让全队欢聚畅饮的理由，不管是热身赛的胜利还是短暂的休整，以觥筹交错相互敬酒的方式来提升队内的凝聚力几乎成为女足的常态，"感情深一口闷"等酒桌上表达忠诚的酒嗑，更是成为不断跳跃在玫瑰丛中的异样音符。 "绝大多数队员都不适应，更不喜欢这种用喝大酒来沟通的方法，因为每次都要把人喝多喝吐甚至喝到站不起来才行。有一次他（李霄鹏）带大伙儿喝酒，有一个球员被灌得太多了，第二天甚至根本无法起来训练。"对于"为什么非得喝"的提问，小A的回答更是让人心酸："如果教练敬酒你不喝或者你不去敬酒，那么，肯定会被认为和他不是一条心。得罪了他们，当队员的会是什么下场？谁都不是傻子。所以，只能喝。除非，你想离开国家队。" 球员陪睡换取全勤奖 如果说"被动陪酒"还有增强团队凝聚力的理由作为托词，那么，在各地方女足队中流传的有关国家队个别教练员和个别女足队员的绯闻，可就全无理由可讲，总不能把这个也当成是为了加强队内紧密的将帅关系吧？类似绯闻的传出，对该时代的中国女足队员间的团结也造成了巨大破坏。一次集训后评全勤奖金时，绯闻女主角之一得奖的消息便引发了诸多球员的强烈不满，因为该女主角的训练出勤率实在算不上高，以至于有球员愤愤不平地跑到小A房间里抱怨："我敢打赌，这次咱们评的全勤奖肯定不是指白天训练，而是夜里……" 随着类似故事在中国女足16家地方俱乐部集中比赛期间广为流传，负责组织比赛的足协相关官员也有耳闻，但这些即使传入足协高层耳中，恐怕也因寻证困难而如石沉大海，李霄鹏作为中国女足历史上拥有最高集权统帅的基础没有任何动摇。 （据《足球周刊》 张卫/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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