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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3 Mar 2013 02:23 PM PDT 中国首席网络企业家马云已经发出警讯，富人们用再多的钱也无法保护自身不受致癌污染影响。他的言论引起了网友们的回响，其中许多网友也警觉到相关议题如空气中的有毒成分、水污染和食物安全。 在第十三届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中国首席网络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创立者暨执行长不顾商业机会地发表了中国因环境污染的健康问题，他预测癌症问题将在十年内困扰每个中国家庭。 他也强调每位国民应当更有环保意识而非全然依赖政府： 在新浪微博，环球网流传着一张中国的"癌症村"地图。
财经网隔日也在新浪微博上分享了他的演讲，并引起了超过99,136次转贴和16,676则回覆： 一位名为"绿色传承生命"的微博用户评论： 不需要十年，目前各地癌症村屡见不鲜、雾霾使北京癌病增长率是同期的67%。污染的灾难比我们估计来得更汹涌澎湃！ 另一位用户"高歌一曲abc"写道：
马云对于中国癌症问题的评论并无浮夸，在新浪微博上，连身为共产党代言人的环球网也在马云演讲的同天分享了一张可怕的中国"癌症村"地图。
在二月23日，青年时报也分享了类似的地图，详述不同癌症在不同地区的高发生频率。 根据这张地图，中国东部的城市，如上海，有相当高的胃癌频率，而东北方城市则是高频率的肺癌。此外，在中国，每五分钟就有六个人被诊断出罹患癌症而有五个人死于癌症。根据新闻报导，这种高频率的癌症跟不健康的生活型态有极大关连，身处如此环境是对健康最大的危害之一。 作者 Abby · 译者 neon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 Posted: 23 Mar 2013 10:27 AM PDT  Imperial Twilight A Tibetan Perspective on 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来源：《影子图伯特》（Shadow Tibet） 为便于发帖，原文中以脚注出现的注释现改为尾注，序号以阿拉伯数字标注；译者所加的注释以罗马数字标注。——译者 大约公元七世纪时，在唐朝都城长安，有一个吐蕃使团向中国朝廷索要一些中国典籍。一位忧心忡忡的中国大臣恳求皇上： 这些书籍是否真的提高了吐蕃人的军事技能，《旧唐书》（Tang annals）没有给出答案，但是相比于后来的漠不关心，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时的吐蕃人对中国事物的好奇心。按照我们自己史书的记载，吐蕃国王不仅派遣学生去印度，也派遣学生去中国。很多派往中国的学生和那些在印度学习的学生同样出类拔萃。公元672年，有一位以中文名字"仲琮"（ Zhong-Zong）[II]行世的吐蕃大臣，他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让中国的皇帝都感到震惊。 但是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图伯特人一直令人费解地对中国一无所知并且毫不关心对中国的研究。和我们敏锐的先辈们不同，我们没有费心思去研究中国典籍《孙子兵法》——这本书可能就包括在那位大臣带回吐蕃的典籍当中——里的一个重要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尽管有个别图伯特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在国家和官方层面上，对研究中国令人担忧的漠然则相当普遍。 从过去若干年图伯特政府制定的所有各种中国政策的接连失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漠然带来的后果。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针对中国的研究部门，但是这些研究依然是散漫无章，而且政府对这些项目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和资金支持。 当然，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政权持久性的误判而产生的自暴自弃心理。在1960和1970年代，我们和西方世界有一个共同思想弱点，即假定无法在最近的将来预见的事情便是不存在的。而在苏联、东欧，甚至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说明了我们是何等的错误。 历史的变迁 中国人自己传统上从来不以静态的和直线的观点看待他们的历史进程。相反，在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三国演义》的一开头，便以一个现在几乎已经成了谚语的句子概括了小说的主题，同时也恰当地体现了中国历史中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相：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么，中国现今正在发生什么？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启示？邓小平和其他的中共老人一旦寿终正寝，中国是否会像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年轻异见人士相信的那样出现民主？或者，中国是否真的像过去的王朝和帝国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陷入动荡和内战，同时还伴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饥荒、屠杀和流离失所？ 传统的中国史学认为，绝大多数王朝崩溃是源于"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尽管后者的出现似乎无法预计，而前者的出现则往往有自然灾害、奇异天象或是出现类似千禧年信仰以及出现"救世主"（ messiahs）等等先兆。 在四川省的一些偏远的乡村，有一个教派迅猛发展，它宣称将有一位救世主成为新的皇上。这使得有关当局非常担心，在沱江沿岸众多村镇的行政中心内江，当地警方拘捕了被查禁教派的若干"首领"和成员。警方弹压的主要目标是一个自称为"一贯道"的团体，这个教派团体在1949年以前也一直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头疼不已。尽管政府宣称已经粉碎了这个组织，但其实这个教派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而这个教派的出现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迹象，预示着即将出现新一轮全国范围的各种宗教信仰、古代教派和稀奇古怪民间艺术的狂热复兴。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准宗教运动往往出现在王朝的危机时期，有时甚至会导致王朝的崩溃：西汉末年的赤眉军、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反抗元朝的白莲教和红巾军、明代末期的白莲教东山再起、清代晚期的太平军和义和团等等。即便除开这些历史上著名的起义不算，各种奇异的教派所激发的农民暴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比比皆是，共产党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这种现象。 各种神秘教派和秘密社团在1951年遭到无情取缔，取而代之的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当今，由于中共那有目共睹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破灭，不难预见为什么尽管官方不遗余力地同"反革命封建迷信"做斗争，在中国民众当中依然可能出现各种教派和宗教的狂热，而且可能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1 现代化的极限 随着中国领导人试图实现现代化和中国部分地向西方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的幻想已经日渐破灭。同西方和日本进行的对比给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也更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怨气。这种对比还让中国民众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除了巨大失败之外一事无成，而遭受苦难、暴力和道德沦丧则都是民众需要为党的惨败所要付出的代价。 实现现代化的计划还迫使中共面对一个复杂而几乎无法调和的两难局面：中共最近决定要禁止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创新自由进入中国，同时又要创建一个本质上依赖于所有各种思想观念自由流动的经济结构。中共为了应对这个两难悖论而编造了一套意识形态解决方案，从而可以在接受西方技术知识的同时拒绝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这套方案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科学发展源自西方的哲学，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内在联系。 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巨大进步发生在一种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氛围中。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连真理都有"阶级性"（或者是执政者的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任何特性）的社会里，毫不奇怪西方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即"真理的客观性"，会成为一种对当政者具有危险性的病毒。像方励之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在中国成为要求人权的领军人物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每一项技术进步，尤其通讯领域的进步，都可能让这样的两难局面更加尖锐。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用传真机传播来自香港的异见人士的宣传，或许暗示了一些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依仗他们的军事和技术优势迫使相对落后的中国作出妥协让步。像张之洞这样的儒家学者和康有为这样的乌托邦主义的维新派，都倾心于当时广为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说，试图以此扭转困局。这一通常简称为"体用" 的学说，在那个前途未卜同时还时常面临痛苦转变的时代，在文化上有抚慰人心的作用。这个学说确信存在着一个建立在中国道德和哲学价值观基础上基本结构，此一结构赋予中国文明以连续性和存在意义，在此结构的基础上可以嫁接西方技术和科学发展成果。但是，这个学说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实际作用，现在也难见其成，尤其是由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体"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共产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整个国家的能量都花费在一系列野蛮的"破四旧"运动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取而代之的是最为冷酷无情和毁灭灵魂的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其"成果"连斯大林自己都望尘莫及。这难道就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所寻求的用以抵挡"西方腐朽思想"的"国粹"？ 社会与经济崩溃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试图迫使这个国家回到"更加纯净"的意识形态道路上的种种努力，注定会遭到失败。过去，中共对民众的掌控主要是由于民众自身所拥有的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以及他们宁愿相信党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多么虚妄不实。但是这层精神上的"竹幕"早已被挑开。中国的民众已经看穿了中共的谎言，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地被愚弄，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被中共所利用而变成了奴役他们的工具。 犬儒主义成了当下的社会规则，而党对社会的控制正在慢慢衰落。当然，关于这一点最为引人注目和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1989年5月学生和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对中共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以及后来在六月份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即便是在没有如此戏剧性的层面上，中国各地数量庞大的流动工人的出现也显示了"单位"体系的崩溃，因为这一现象明显违背了中共有关非法迁徙的禁令。"单位"体系是传统的"保甲制度"的共产主义升级版，这套体系植入了城镇、街道、办公室、工厂和大学等等各级团体。这是一个包罗万象而近乎完美的系统，监控和规范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单位"不仅限制个人的人身活动不得超越所允许的区域，以及工作分配、住房、教育和旅行的机会，甚至还包括结婚和生育的权力。这一套由4800万党员组成的体系，是世界上最为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网络。 甚至在农村，也开始出现藐视官方权威的明显征兆，近来发生的税收员遭到人身袭击的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一年以前，有5名税收员被杀，有超过3000千人在履行职务时受伤。这些袭击相当暴力，受伤者中有353人因伤终身致残。有关当局也只好承认这些事件，从而暴露了整个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人民公安报》最近报道了在福建省的两个村子之间因一条狗被盗而发生的一起暴力械斗。这似乎只是更大范围的未经报道的中共官僚体系崩溃和社会动荡的冰山一角，而在中国农村到处都出现了这样的征兆。所有这些冲突的起因往往是非政治的，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例如，在四川省发生的一起骚乱的起因是为了一些西瓜），这似乎不仅显示了中共权威的衰败，同时还显示了个人社会秩序感的丧失。 中国的经济形势同样相当严峻，甚至连财政部长王炳乾在去年都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由于从1988年末开始实施的意在控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的影响更加雪上加霜。而沿海地区相对的经济成功导致了这些地区同中央，以及内陆贫困省份之间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裂隙。去年秋天，"五年计划"的起草甚至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和过去无法想象的拖延，原因是某些省份的领导人拒绝接受一个提议，其内容是由比较富裕的地区去补贴中央企业部门形成的巨额亏损，从而避免中央自身面临破产。这样的分歧只会日益扩大，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试图掌控权力，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掌控经济。每一个能感觉到的挑战其权威的苗头都会让这样的企图更加强化，无论这样的苗头是如何地无足轻重。 同它岌岌可危的"苏联老大哥"相比，中国的经济在此刻看来或许还算光彩夺目，但是其优势从根本上讲都是短期的，正如在八十年代末期发生的种种事件所有力说明的那样。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发展只能同因根本的和充分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而形成的稳定与信心相伴而行，这或许正是苏联做对决策的地方，尽管目前他们正为此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领导权力继承的危机 同很多中国异见人士的预计相反，中国的问题或许会因为邓小平的离世而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个独具特色的缺陷——无法形成领导权的有序继承。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中共实际行使权力时的"线状"安排，即高层领导团体被划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第一线"领导人是指定的权力继承者，负责党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而"第二线"领导人则是永远不会真正退休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只参与有关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议题。这种理念的形成部分地是源自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早期对权力继承问题的考虑，部分地则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结果。 很显然，这样的安排势必会在这两线领导人之间造成摩擦。作为第一线领导人，他们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工作，但却得不到同他们的责任相应的充分的权力；而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第二线领导人，享受着真正的权威并时常干涉第一线领导人的决策。这种体系还会让新领导人承受巨大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为了生存必须要建立独立的权力基础，但是这样做的人又势必要冒得罪和疏远第二线领导人的风险，而这些第二线领导人过去又曾经是自己的靠山。 这正是在中共历史上为什么所有事先安排的领导权继承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毛泽东的头两个正式制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和后来的林彪，不仅没有成功地继承权力，而且被赶下台遭受羞辱、监禁，甚至死亡。邓小平的两位门徒，胡耀邦和后来的赵紫阳也经历了类似的厄运，虽然赵紫阳要比他的前任幸运一些，至少人还活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邓小平在最后时刻选择了相对默默无闻的江泽民，正如毛泽东在临终时最后选择了另一个无名之辈华国锋。 复仇的政治 存在于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危机不仅局限于领导权的继承问题。这一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系列自毛泽东死后便已经出现的体制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中国有时会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而被掩盖。 然而我深信，中国的政治行为若想取得任何进步，必须面对的决定性的难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特性。早在毛泽东掌权之前很久，中国人的民族和个人精神世界已经开始腐朽溃烂。不幸的是，就我目前所知，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乐意承认这一点。然而，中国政治文化的这种潜移默化、无孔不入和中心枢纽的作用，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长安街边有一幢灰沉沉四处漏风的混凝土建筑，是北京一处主要的剧院[III]。今年一月，在这里连续三个晚上再次响起了《红灯记》尖厉的革命唱腔，这部戏是由江青在充当中国文化最高代表的巅峰时期所推出的几部"样板戏"之一。演出的结果超过了下令上演这部戏的官员们的预想。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得到的似乎不是革命热情和服从命令的教育，相反，他们从中听到了更具颠覆性的讯息，一种呼唤复仇的讯息。当戏中的主人翁唱到"你杀不光中国人民，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时候，观众一片欢呼。 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便是痴迷于复仇。这一顽症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和民众无法抓住任何可以重建社会和匡正不公的机会，他们总是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从而将针对过去做过错事的人或是压迫者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暴力复仇行为合法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革命—镇压—再革命"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妥协和常识成为了第一受害人。 有很多国际上著名的汉学家曾经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这一特性做过评论，其中包括像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IV]、白杰明（Geremie Barmé）[V]和卢西恩•W•派伊（Lucian W. Pye）等人。2 派伊感觉当今的中国每个人都"有一笔帐要算"（ scores to settle）。在领导层，强硬派人士想要报复那些在前些年羞辱过他们的改革派，说这些改革派不懂如何管理中国的经济；反过来，那些改革派人士也寻机报复将他们推到一边的强硬派，说这些人会将中国引向混乱。当然，异见人士们也要报仇雪恨，而那些曾经蒙羞受辱的官员们也有帐要算。 白杰明指出，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复仇情绪的泛滥将肯定会破坏中国的社会结构。他注意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称，截至到1989年7月底，他们的举报热线共收到大约16000次来电举报"反革命分子"，其中有4000起举报涉及到举报人的邻居、丈夫或妻子，他们试图利用警方来相互"算账"。在过去允许个体经营发展的十年里，那些输钱亏本的人想要报复那些发家致富的人。实际上，在办公室、工厂、学校和大学，那些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飞黄腾达的人成为了"新道德"的卫道士，因为他们"是一帮除了背叛一无所长的庸才。" 恐怖的循环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把所有这些可能肢解帝国的力量看成是一种新现象，或是一种对天安门大屠杀的反应，甚或是因"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突变。这些力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刚一掌权时的种种政策，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那些仅仅知道（或者假装仅仅知道）天安门大屠杀和"文革"的人应该了解，这两个事件只不过是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恐怖和大屠杀罪行中的两起而已。 大规模的屠杀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首先是"土改"，然后是1950年 "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有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大清洗，1957年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3年到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到1978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导致了数万甚至数十万民众被杀害，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 由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1971年7月发布的《沃尔克报告》（Walker Report）估计，自1949年以来的死亡总人数在3225万到6170万人之间。这个被害人的天文数字使得臭名昭著的纳粹大屠杀（Nazi Holocaust）和柬埔寨的"杀戮战场"（ Killing Fields）都至少在规模上相形见绌。在其统治并没有遭遇真正威胁的相对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谋杀自己国家的公民要比死于"二战"的中国平民和军人的总数都多。 "改革派"与"强硬派" 尽管中国领导人极力显示中国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麻烦，但是很难预计当前这种维持光鲜外表的努力能持续多久，即便是通过举办亚运会这样精心设计的铺张华丽的公关展示。共产党领导人操控中国公众思想的高明手段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正如1989年的事件所揭示，这两者都存在自己的局限。 中国文化本身憎恶个人表达、理想化集体意志还"死要面子"，尽管这些特性或许可以避免那种正在苏联发生的嘈杂、混乱和不知遮掩的"家丑外扬"，但是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遗憾了。一旦中国人最终打破沉默而诉诸"控诉"和"革命"，这种愤怒和绝望的爆发势必是惊人的，也肯定是暴力的。而中国没有任何有效的宣泄手段可以缓解这种爆发。 无论多少中国人是多么地希望那种渐进的改革和变化，哪怕是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苏联模式，也很难想象会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地平线上，还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在未来的很长时间我也看不出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很多西方分析人士看好上海市长"一刀切"朱镕基和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等"改革派"官员或许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一旦稳操大权，"改革派"的业绩记录实在让人无法安心。 直到最近，甚至像费正清这样比普通人会有更多了解的著名学者，都还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尽管邓小平在我们眼中现在只是一个恶毒的矮个子老人，但是我们一定还记得，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敢于直言的"改革者"邓小平遭到贬黜。当时"成千上万的警察和民兵"暴力镇压了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和平群众。时隔仅仅13年，邓小平对另外一位"改革者"赵紫阳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用更加致命性的武力镇压了又一群参加和平示威的民众。 但是，同样无需为赵紫阳浪费眼泪。尽管他在示威者面前痛哭流涕并且被赶下台，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一旦他大权在握并且受到示威者同样的挑战，他会和邓小平做出同样的反应。1989年3月发生在拉萨的屠杀事件是由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直接下令的。屠杀之后，他致信拉萨方面表彰武警"勇敢顽强"。那些指望中国出现改革者的中国的朋友，当然还有中国民众自己，应当牢记鲁迅对这种模式说过的话："掌过权的人希望复辟，正在掌权的人赞成维持现状，还没有掌权的人号召改良。情况大抵如此。" 民族性 鲁迅对中国人政治性格上的弱点的绝望，在当今得到了一位台湾中文作家柏杨的回应。在他所写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1986年出版）中，他谴责了中国人的冷酷无情和目光短浅，他相信中国人的这种失衡的人格会体现在两个极端上。"在他自卑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奴隶；在他自大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暴君。这两种极端的结果是让中国人成为一种个性分裂的奇怪的动物。"甚至那些身居西方的中国民主人士似乎也不能免俗。他们希望为自己争得自由和正义，却不愿意将其延及他人，比如博巴。 去年我曾经和我的朋友拉藏次仁（Lhasang Tsering）谈到，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他们都直言不讳地反对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讨论回到图伯特问题上的时候，那种"分裂人格"便表露无遗。这一分钟还在强烈谴责共产党在天安门事件上的种种谎言，下一分钟又把共产党最赤裸裸的谎言拿出来名正言顺地为中国占领图伯特做辩护。这些中国学生当着我们的面，夸夸其谈各种在种族和文化上对图伯特和博巴进行总体性恶劣歪曲的言论，类似的言论若是说给犹太人和黑人听，他们或许早就昏倒了。 在苏联军队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青年帕维尔•李维诺夫（Pavel Litvinov）和他的几位朋友在莫斯科红场打出一条横幅，表达他们对一个大国压迫小国感到羞耻。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同样谴责了苏联对捷克的侵略，并且同李维诺夫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因为他们的勇气而遭到迫害。从来没有中国人在中国曾经抗议过对图伯特的侵略，更不用说为此蹲监入狱。 至于数百万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中国人，也无人表达过对他们的祖国犯下的罪行有任何道德上的关注和担忧，很多人在内心实际上是赞成这些罪行的，而像台湾的国民党这样的政权则是试图利用图伯特的悲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被说成是遭到镇压的民主运动幕后主使的王军涛指出，中国人不能对不公正的事情仗义执言是一种失败。在最近偷偷带出北京的一封来自最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的信件中，他说这反映了一种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不仅是中共领导人，所有中国人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在我听到方励之在爱丁堡大学对中国学生的讲话之前，我一直认可媒体将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见人士和天体物理学家比作萨哈罗夫。方励之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者，他的讲话带有一种嬉笑怒骂而又吸引人的幽默感，这种风格在他自己的国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的有力抨击也不像很多其他中国异见人士通常发表讲话时那样拐弯抹角，这些人还要给自己带上一副扭曲的爱国主义面具。但是当有人问到他一个关于图伯特的问题时，方励之回答说，他对图伯特的了解非常少，但是他觉得博巴们应当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就是这样。他的回答让我很震惊。如果中国政府是如此地愿意接受谈判，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就自己的处境同政府谈判而是选择逃亡西方呢？ 在其最近的历史中，中国人的心理上不知在什么地方接受了某种特殊的切断手术，因而除了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之外就感觉不到真正的痛苦、屈辱和苦难。除非中国人"民族性"上的这一病症得以纠正，否则很难看到任何真正的和平、自由和幸福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 帝国的终结 由于，正如人们通常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诸如基本人权这样的问题反应迟钝是由于他们对集体意志的尊崇，因此我相信中国的道德和文化重建只能是出现在"超级集体"，即帝国的解体之后。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劝告俄罗斯人（在他最近发表于《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文章《我们必须如何重建俄罗斯》）放开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还有四个中亚共和国。他的劝告同样适用于中国。索尔仁尼琴说："我们不需要帝国，是帝国毁了我们。" 在历史上，中国的边疆从来没有扩张到现在这样的范围，而"中央帝国"的社会、道德和文化生活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如此贫瘠和无情的地步。在中国的帝国野心和残酷无情之间、疆域与幸福之间设想存在某种关联是不是有些简单化？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朝代，不仅是因为它有意识地放弃了帝国主义，而且因为它它的统治效能和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宋朝的统治以公众认同和法治为基础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从未试图将自己的疆土扩张到长城以外，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严重的国内叛乱的威胁。宋朝的外交策略有意识地鼓励，有时甚至资助边疆地区很多的缓冲国的发展。这些国家为中国有效抵御了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骑兵势不可挡的进攻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文明在这段时期也到达了一个巅峰，很多艺术领域，尤其在绘画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朝代可以比肩。宋代也是科学和技术取得伟大进步的时期。中国的传统医学似乎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 在宋代，另外一个重要而显著发展的领域是司法审判方面。在哲学理论的发展方面，宋代是除了封建时代以外，中国所经历的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 中国的封建时代，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诸侯林立。然而，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是一个各种伦理和哲学理论体系兴起的时代，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类似于古希腊对欧洲文明的影响。这个时代是"诸子百家"的时代，出现了像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和其他一批哲学家和圣人，他们在道德和政治探索方面的成就达到一个罕见的高度，使得直到现今这个世纪的后世所有的思想成就似乎只能是这个时代的注脚。即便是北京政府当前的御用文人何新也用抒情的笔调将春秋战国时期描绘成，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和民主精神"的时代。（见《北京周刊》，1990年8月20~26刊） 理解未来 中国无疑正处在一场巨大危机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帝国光鲜外表上的裂痕，尽管还难以估计这座大厦到底何时土崩瓦解。这个国家广大的疆域和漫长的年代赋予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一种非常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韵律节奏。孔子的一位信徒问这位圣人，有没有可能预计到十代以后的未来？孔子回答说，悉心研究中国的过去就能揭示未来朝代的生活真相，"甚至是百代之后的事情。" 必须承认，那些"中国问题专家" 们在中国问题上基本上没有能成功地做出任何同最终发生的事件相称的预测。不过还是有少数几个例外，比如玛丽安和伊万•伦敦夫妇（Miriam and Ivan London）、西蒙•莱斯（Simon Leys）和已故的拉兹洛•拉丹尼（Laszlo Ladany）神父等等，他们切实遵循了孔子"悉心研究"的教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有关中国各种事件的发展路径的深刻洞见。 至关重要的是仔细鉴别同中国有关的各种信息。除了所谓"专家"们的贪欲，"中央帝国"的真相太过经常被中国领导人老练的操纵技巧和中国人"死要面子"的特性所掩盖。
"文化大革命"曾经将中国带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能够让图伯特当局稍感安慰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同样一无所知。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很多地区，甚至包括毛泽东家乡的省会长沙，都实际上发生了内战，而且面临非常现实的再次回到军阀割据状态的危险。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出现了从中央分离出去的警讯。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省委书记，还领导着中共西南局，控制着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毛派人士指控他搞"独立王国"。经历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一系列谋划运作之后，他最终被另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张国华所替代。而张国华在此之前一直主管"西藏自治区"，并把那里实际上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四人帮"就此对他进行了指控并说他在"西藏自治区"大权独揽。 我经常听到曾亲身经历了图伯特地区"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的博巴，对图伯特流亡领导人没能利用当时的局势感到惋惜。很难说如果我们抓住了当时的机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推测还是留给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吧。我的遗憾不仅是我们没有能够利用"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势，而且在于我们没有根本没有花力气对中国进行充分认真的研究，从而可以明白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3 在达兰萨拉，这种对中国事务令人忧心的冷漠在1976年到达了一个顶峰，当时在毛泽东死后，噶厦甚至若干星期都没有想到去开会讨论这个非常的事件会对图伯特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记得我当时在图伯特青年大会主办的杂志《让赞》上写了一篇带有些戏剧色彩的文章，谴责图伯特内阁的疏忽大意。内阁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就如同公牛见到了红布，随即在青年大会和图伯特政府之间发生了一场令人遗憾的严重冲突。 我的希望是，我们当今的领导人能够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透彻的评估，不要只是为了从中找出一些信息来支持有关"联合地位"（ Associate Status）或"真正自治"（ Genuine Autonomy）的官方信条，而是要从中发现可以用来制定一项积极的行动计划的切合实际的基础，无论这一计划是如何的温和谨慎。即便是在当今这个我们历史上最为悲凉的时刻，也许我们的命运，或是因缘或是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正在为我们准备最后一次机会去拯救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免于灭绝。 1991年6月 发表于《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 【原文注】 1. 1999年4月，数以万计的法轮功成员在北京中南海门前举行和平示威。中国在7月份作出反应，大规模逮捕了这个组织的成员。 2. 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复仇在中国》（Vengeance in China）,《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6;17（1989年11月9日）；白杰明（Geremie Barme），《复仇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venge），《独立月刊》，悉尼，（1989年9月14日）；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天安门与中国政治文化》（Tiananme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亚洲观察》（Asian Survey），（1989年4月4日） 3. 通过一次最简单的调查，我们也因此至少可以知道在图伯特地区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派性斗争的结果，是导致了图伯特民众民族意识的增强，其结果是在1967年到69年之间全区各地发生了暴动，中国当局将这些愈演愈烈的暴动称为"第二次西藏叛乱"。由阿尼玛卿研究会（Amnye Machen Institute）1996年10月29日到30日在达兰萨拉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和发表的看法中，《无情的海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图伯特》（The Sea of Inhumanity: Tibet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谈到了当时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后来发展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其规模几乎可比五十年的全国起义。 【译注】 [I] 此事发生于八世纪初。金城公主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赴吐蕃嫁与赤德祖赞。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十月，吐蕃使者使唐。使者说："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时唐朝大臣于休烈上疏劝阻皇上，但未获采纳。见《旧唐书•吐蕃（上）》，P.4499,《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另见苏晋仁、萧錬子著《册府元龟吐蕃资料校正》p35, p42，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IV]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一直在追寻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胚珠,长期以来一直倡议中国实行民主化。2006年,她指出,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V]白杰明（Geremie Barm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反映"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的撰稿人之一。 | ||||
| Posted: 23 Mar 2013 09:01 AM PDT 一周语文‖2013〈12〉‖2013-3-18～2013-3-24
在关于这个小小节日的相关资讯里有一句话，说"无论民族、无论肤色、无论年龄，凡是热爱诗歌、创作诗歌的人们，都将每年的这一天，视为全世界诗人自己的节日"……这段描述配合北京雪后停暖的3月21日，清清凉凉来到，美好，安静。 作家任晓雯周四在微博向读者推荐诗人胡续冬所译诗人聂鲁达诗作《诗歌》："就是在那个年月……诗歌跑来找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来自冬天还是来自河流。/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它是何时到来的，/不，它们不是声音，/它们不是词语，也不是寂静，/但是，从一条街道上传来对我的召唤，/从夜晚的枝条上，/极其突然地从他人身上，/在猛烈的火焰或返程的孤独之中，/它触到了我，而我/没有面孔"…… 任晓雯说，这首诗作"曾作为电影《邮差》片尾字幕出现……世事越混浊，越应读诗写诗。柔软与美，很多时候是最有力量的。" 这一天，诗人们安安静静，遥致注目礼。诗人桑克在微博里说："巧合的日子。我最喜欢的巴赫的生日，世界诗歌日，Human Rights Day，都是3月21日。"桑克用一首名为《寒夜》的旧作纪念这一天："野蛮猫咪的牙齿，/正在空中闪烁。/硫磺确实没有枪膛正直，/弯弯曲曲的心眼，/向山穷水尽缩拢。//在这冷却的国度，/不可能出现一个圣徒。/臃肿的蓝棉袄/在冷漠的晾衣绳上，/缅怀离别的温度"……而说到诗歌，诗人臧棣在周四微博里写："好诗，从来都既是安静，也是风暴。" 汉字"诗"为形声字，《说文-言部》里的解释说，诗，志也，从言，寺声。本义为文学的一种体裁，如"叙事诗""抒情诗"等，古书中也特指《诗经》。 ————————————————————————————————————————— ●「爱音客」 网络熟词，指热爱音乐剧人群，近一周，因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上映被频繁提及。"爱音客"人群数目怕是无法确切，能"确切"的，是我在音乐剧电影《悲惨世界》上线前后看他们在豆瓣上种种喜怒哀乐，真切无比……本周媒体报告说，《悲惨世界》内地票房收账5700万，多还是少？ ●「他们的A叠已经完蛋了就靠C叠和部分B叠撑着呢」 语出作家北陈徒手微博。针对凤凰卫视某主持人两会提问引起的哄堂热议，网友明心也不要V慨叹说："凤凰怎么能如此谄媚？掉三观呀！"对此，北陈徒手附言："凤凰早这样了。以前是评论立台，现在他们的评论节目已经没法看了。现在就剩下文涛文道等拉住我这样的老观众了……他们的A叠已经完蛋了，就靠C叠和部分B叠撑着呢。"北陈徒手所谓ABC叠概念为内地都市报惯例，"A叠"指媒体新闻要闻部分，C叠B叠多为专题或副刊部分。 ●「东方之猪」 本周新成语，近义新成语还有"死猪投江""东方明猪""万猪投江"，一并极富标识、刻印价值。这类依时政新闻观感、旨在浓缩慨叹、心绪的新词虽词性上不过名词，但其内涵多含复杂情感，是恶狠狠的，也是惶惶然的，是咬牙切齿，也是呼号无助。 ●「得屌丝者得天下」 来自评家简江博文，原题"红海有屌丝，蓝海多小美"，语出移动 App"百思不得姐"创始人季斌。简江博文从"屌丝经济"下笔，认为"得屌丝者得天下"不过是"片面深刻"，需补足"天下能有几人得"之类，它才完整："无论是屌丝群体，还是高富帅群体，都某种程度地愿意为精神满足买单。所以这个市场上机会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让屌丝在生活的某些片面纬度上实现高富帅的满足感，就是大前研一讲过的'仰望自由之丘'，一种是解决高富帅在某些纬度上的的屌丝感……'美'的公司，能够更理解消费者，更多地为消费者创造感受上的价值。而不是仅仅透过犯贱打折和拉客推销在红海中赚微薄的搬箱子钱。"。 ●「六位帝皇丸」 语出作家稀饭的饭本周饭文，一句："公知的各种肾虚，只要一味药包好：六位帝皇丸"……在140字微博语境，这种极简式喟叹的属性有点儿像浓汤宝，它俭省至极，唯当接受着兑入不同的水、不同的食材，它才幻化出不同的味道热汤，或麻辣甜咸，或冰凉滚烫。 ●「又一次春季大扫除」 来自上周IT新闻，语出谷歌有关将在2013年7月1日关闭包括Google Reader在内的多款服务的说明，上为说明标题。此关闭决定引发Google Reader忠实用户伤感，但看标题，也是云淡风轻。 ●「隐私越轨」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语出互联网专家胡延平。互联网数据中心专家胡延平介绍说，在关智能手机移动应用中，有66.9%的应用，都在抓取用户的隐私。"胡延平说，经过评测，"结论是1400个亿安卓的应用里面，66.9%的应用有这种用户隐私抓取的行为。所谓"隐私越轨"，胡延平的定义是："性质过分的越界抓取，在与本身功能毫不相干的情况下，获取智能手机用户的短信记录、通话记录、通讯录等敏感个人信息；这些抓取行为并非相关移动Apps为用户提供的应用服务功能所必需，大多数普通用户并不知情，知情者也往往无可奈何。"来自财新网记者黄晨的报道说，"DCCI报告显示，被'越界'抓取最为严重的是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和通讯录，因此这三类数据也是用户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三个高危地带。" ●「我只对你的鼻子不放心」 来自凤凰台开卷八分钟新一期马家辉荐书，语出台湾诗人夏宇。在推荐里马家辉说，诗人夏宇新近出版新诗集《88首自选》，是从过往已出诗集中精选而得。上面这句，出自夏宇代表作《甜蜜的复仇》之外的另一首《愚人的特有事业》："我只对你的鼻子不放心/即使说谎/它也不会变长"……马点评说，这首小诗被有些评论者称之为"反夫权"主题，也未必是要害吧。介绍诗人夏宇的文字向来稀少。马家辉的介绍信息量巨大，它比我小十年间见过的所有资料更多，也更肯定。比如，写诗外，夏宇也写词，那首妇孺皆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歌词即出自夏宇。 ●「蓝光高清天」 语出饭友地下天鹅绒饭文："每回赶上北京能有像今儿个这样无比珍贵的蓝光高清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想起自己很久前创作过的那首异常忧伤的七言绝句：'风轻云卷天明媚，万般光景全枉费，写字楼里的傻逼数不清，上午敲电脑，下午开例会！嘿，巴扎黑！'"地下天鹅绒提到的"蓝光"一词本指光盘存储技术，而"高清"一词本描述分辨率主题，都算科技名词。而置身北京雾霾无垠语境，直接望文生义，也能理解"蓝光""高清"所含比喻意、梦幻意……一张蓝光光盘或一架高清电视可以花钱买到，可"蓝光高清天"没地儿买。 ●「舅舅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语出饭友9度秋裤饭文，一句。写的那天是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农历二月初二……正月不剃头算文化习俗吧，它跟国人遵从人伦文化的惯性一样，巨大惰性掩饰着巨大稳定性。不过，也就这样吧。我总想，在国策继续语境里，天下的舅舅只会越来越少吧。真到那天，表舅堂舅也都都算个舅？好多年前我说过，辈分语文还能走多远呢。 ●「鼻腔过滤器」 来自编辑杜然推荐，语出央视财经微博："意大利HSD公司看到了北京雾霾情况后产生了向中国推广鼻腔过滤器的想法，在正常情况下它能够有效吸附空气中从PM2.5至PM10大小的悬浮颗粒物与粉尘，HSD公司将首先向北京赠送12万副给交警、环卫工人等一线人群，如果试用情况良好，将以每副１元人民币出售。" ●「在鸟鸣声声中醒来心情格外清脆」 语出网友雪域竹音微博，一句。在雾霾常态化语境里，哪怕暂时拥有"清脆的心情"，已很不容易。 ●「书上蝴蝶」 来自本周媒体报道。报道说，收藏名家马未都近年斥巨资海外购得约50多万枚藏书票，其中不乏丢勒、毕加索等名家作品，为此，马未都拟筹建藏书票艺术馆。而分析人士称，马未都此举有望促使藏书票收藏行情看涨。"'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上蝴蝶''微型艺术'，这些都是人们对藏书票的美誉。然而，在收藏圈内，藏书票却一直是冷门的品类，少有人了解和喜爱，价格也仅为数百元，远低于其他画种。" ●「沈爷肯定是肉类菜谱」 来自网友伤不起笑话微博里的一段话，语出网友timesdance的"接下茬"。那段话说："有人说，希望每个人死后尸体都能自动变成一本书，书的内容就是死者的生平。这样一来，有人成了名著，有人成了禁书，有人变成菜谱，有人变成地图，有人是photoshop使用手册，有人是小旅馆的开房登记簿……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我们读着别人，做着自己，等着被读。你觉得自己会是什么书？" 对此，留言欢声笑语：波爱兔说自己是"青春期生理卫生手册"，上官指南说自己是"三流学术杂志"，三五不搭说自己是"香港电影目录"，莫攸秦说自己是"英语小学六年级版"，小毛毛岑说自己是"报关实用手册"，不无趣者说自己是"屌丝逆袭手册"，而作家沈宏非则以"食谱"自诩。网友timesdance接下茬补足："沈爷肯定是肉类菜谱"。 ●「你们是早上八点二十的太阳」 来自饭友考拉推荐，语出朝日新闻中文网微博："你们是早上八点二十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未出一周，"八点二十"这个寻常时间词已魔力四射啦。而果真年轻人都成了"早上八点二十的太阳"，一想也寒，一想也颤。 | ||||
| Posted: 23 Mar 2013 07:22 AM PDT
大中華膠（按：泛指反對一個獨立於「中國人」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人）常常提出各種煽情的語調，批評關心香港自治甚至香港獨立的人是「自私」；然而，他們對於「中國人」這身份認同的論述，又真的站得住腳嗎？對於任何一個理性的人說，答案顯然易見。 身份認同本身作為一種歸屬感，故然是情感，是非理性的。然而，這種情感形成的過程本身則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我們可以引用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作出形式（form）與質料（matter）之區分。形式就是一件事物的基本模態與結構，質料就是一件事物的具體成分。身份認同的結構與形成，就是身份認同的形式。既然能夠稱得上是結構的話，裡面當然有理路可言。可是，身份認同以歸屬感這感情呈現的現象本身，就是身份認同的質料，而這是純然的情感，是無理路可言的。 以下我會由兩種進路攻擊各種關於身份認同之錯誤想法：第一，由質料上，指出身份認同是個人選擇的感情；第二，由形式上，指出那些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才是合理的。 第1節駁家庭論 某人P的家人F來自Nx國。 觀乎近代世界各地不少政客對於一個人的身份認同的論述，都是荒謬的，而我認為我有必要在此將一些典型的謬誤在此加以駁斥，才能開展對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及香港文化的正面論述。 顯然持此謬論誤解了「身份認同」之意義。「身份認同」是指我們對於自身文化賦予我們的意義和價值的肯定程度。身份認同是個人選擇，我的家人是從那裡來，我回鄉多少次，這根本與我的身份認同無關。 在個人選擇的合理性上，如果我只是基於我的家人來自中國，我的親人仍在中國人之類，卜選擇自己也是「中國人」，也是不合理的。身份認同針對的是你是否接受某一套文化意義網路對你的存在的定位。邏輯上，一個文化對你存在的定位，根本與你的家人是否在某國或是否來自某國這些家庭血緣無關。一個英國人即使他的家人都在英國，只要他融入了香港文化，接受香港文化對其存在的定位，他仍可以是一個香港人而非英國人。 第2節駁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式的身份認同： 這一種我會稱之為「民族主義式的身份認同」。當今香港那些很強調「中華」意識、「民主中國」的大一統人士最喜歡這種謬論。他們會說： 我屬於中華民族。 但即使我假定「中華民族」和「中國人」這些概念的定義沒有問題，他們的錯誤依然十分明顯。 顯然持此謬論亦是誤解「身份認同」之意義。「身份認同」是指我們對於自身文化賦予我們的意義和價值的肯定程度。正面的身份認同就是我們對於自身文化對我們自己的定位的肯定多於否定，認同多於反感。這是關乎個人的選擇，與我的民族身份無關。 但在某些一黨專政的國度裡，個人的選擇從來都不被考慮；那些眼中只有權力和財富的「團結、進步和無私的執政集團」，對於基督宗教常用的「自由意志」這些概念顯然是一無所知。我是華人，但若我在美國長期生活，融入於美國文化的話，我當然可以選擇視自已為美國人，而非中國人。有些住在美國的猶太人覺得自己應當是以色列人而非美國人，只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不過這種選擇是否合理就是另一回事，而這正是本書應當探討的問題。 有人會反駁說：那我基於我是Nx民族而選擇自己的身份認同為Nx人，這不行嗎？ 不是不行，但這個選擇就是不合理。在考慮身份認同是否個人選擇同時，我們也要檢視這個人選擇的形式結構是否合理。 如果我選擇自己是「中國人」就只是因為我有華人血統的話，這命題Q1就是：「我是華人，所以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要決定這是否正當，站在康德倫理學的角度，我們就應當考慮這命題能否普遍化。我們可以Q1普遍化為Q2：「對於任意個人x，若x是華人，則x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由此看來，一個新加玻人也可以因為自己的血統是華人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問題是由血統跳躍到身份認同本身就是邏輯上講不通的。身份認同是個人選擇，但選擇的是甚麼？選擇是否接受某一個文化意義網路對你自己的定位。這根本與血統無關。一個理性的新加玻人不應由其「華人血統」推論出自己在理性上應當選擇成為中國人，否則將犯了錯誤原因（false cause）的謬論。他應由考慮「中國（大陸）文化」這文化意義網路本身與他發生了甚麼關係，然後再考察這文化意義網路將會如何定位他自己的存在，最後才思考自己是否接受這種被定位的身份。 第3節駁歷史主義及地域主義 歷史主義式的身份認同： 地域主義式的身份認同： 歷史主義式和地域主義式的身份認同是基於某地的「歷史」長期從屬於某國或某文化，而某人正是在某地上居住的，所以某人就成了某國或某文化的一員。 「x地自古以來就是y國的固有領土」這命題本身就存在問題；元朝疆土去到俄羅斯，難道因此今天的強國就應當向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討地嗎？中共連向俄羅斯爭回自元、明、清都屬中國領土的外興外嶺以南也不敢，這又是甚麼理由？過去如此不能推出現在如此，更不能推出將來如此，這是常識，不是甚麼高深的哲學理論。 即使「x地自古以來就是y國的固有領土」的命題成立，也不能推出居於x地的居民就是y國的人。作為「y國的人」不只是拿著一張y國的身份證就是了；一個拿著美國綠卡的伊斯蘭極端恐佈分子，做出自殺式炸彈襲擊這種美國文化無法接受的行為，而且他自己也不認同「邪惡」的美國文化，他還算是一個「美國人」嗎？他是否算是「人」也成為一個哲學問題吧！因此，地域主義式的身份認同，跟歷史主義式的一樣，都是荒謬的。 持此謬論者又是忽略了身份認同乃出於個人選擇的事實。 在個人選擇的合理性上，這也是說不通的。如果我只是因為我的出生地是x地而選擇自己是x人，那我又是犯了錯誤原因的謬誤。因為，根據定義，身份認同是指你是否接受某文化作為意義網路對你的存在的定位。這根本與你是否生於某地無關。就是香港真的是甚麼「中國固有領土」，這也與我這個生在香港的人是否中國人無關。反之，一個英國人來到香港定居，如果他對於香港文化發生關係，並且很認同香港文化對其的定位，就是他生於愛丁堡，他仍可以是一個香港人。 反過來，有些極端的民粹主義者，若以為自己是香港人，只是因為自己生於香港的話，這就大錯特錯了。這根本是一個不合理的選擇。 第4節駁荒誕主義 荒誕主義式的身份認同： 這是一個比較哲學性的謬論。但要拆解這謬論之前，我們先要理解其哲學背景–––存在主義。 二十世紀中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Satre）提出存在的「荒謬」性：第一，我們的存在是偶然的，背後是沒有目的可言的。在尼采的「上帝己死」的邪說盛行之下，中世紀式的那種錯謬的目的論（上帝的「計劃」、「自的」之類）當然都被否定（事實上，這是黑吃黑）。這就是「偶然性」。第二，除此之外，我們的存在處境、際遇之類都是偶然的，只是「剛巧」發生，沒有特別的意義或計劃決定它們的發生。我們只是「被投擲」（thrown）在這處境當中。因此我們就會覺得人生當中遇上很多「不合理」的事。為何一場汶川地震可以讓富裕的強國死了這麼多人？為何南丫島要在十月一日發生嚴重海難？事情就是這樣發生，而背後就是沒有「理由」可言。因此，人生是荒謬的。 既然我只是「剛巧」生為香港人，成為香港文化之一員，被迫要用香港文化這套意義網路去建構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與「香港文化」發生「感情」，即正面的身份認同，都是荒謬的。有甚麼值得珍惜呢？我身為香港人，既非我自己決定的，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或計劃使我成為香港人。反正一切都沒有理由可言，我成為「香港人」是無理的，是荒謬的，我還在談甚麼「香港人」和「香港文化」？ 要回應這種批評，我們要作出兩個概念區別（conceptual distinction）：文化處境的不自主性 vs身份認同的自主性，以及文化處境的荒謬性vs身份認同的「合情性」。 文化處境的不自主性就是指我們「無端端」生為香港人，以及「無故」在香港文化當中成長。這當然是沒有理由又沒有選擇可言，這既是不由自主的，也是荒謬的。可是，身份認同是「我們對於自身文化賦予我們的意義和價值的肯定程度」；這是我們自主的決擇。一個猶太人絕對可以不認同猶太文化，即對「猶太人」這身份持有負面的身份認同。這當然可以是感情用事的非理性決定，而事實上既然「認同」涉及對於一個文化的「歸屬感」這種感情投入，身份認同本身就絕對不可能是純理性的。所以如果我們理解「理性」為無感情之「純理性」，我當然不能說「身份認同」存在「合理性」；但身份認同卻必定是合情的。「合情」之「情」非指「情慾」，乃指「人情」、「情感」；而這種人情雖然不能化約為純理性，但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人情」實行起來卻不會違反理性的原則。就像是愛情，愛情本身絕非純理性之東西，但在一般情況下，愛情的實踐並不會違反理性的。有人為情自殺，也非愛情直接導致的結果，而是涉及其他問題，例如女方對他造出難以承受的傷害。同理，有人因為過分熱愛自己「德國人」的身份而搞出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因為特定的歷史與政治環境使人瘋狂起來。 因此，「身份認同」本身不是荒謬的。儘管我身為香港人這事實本身無意義可言，是荒謬的，但我仍可在「香港人」這身份上找到肯定之處，並且自主地認同我作為「香港人」的身份。這絕非荒謬。 第5節駁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式的身份認同： 國際主義式的身份認同的核心是：我們對於整個世界的身份認同應當「高於」我們對於個別文化圈之身份認同。我是「世界公民」的身份認同應當「高於」我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背後的前設是要打破及跨越個別文化的限制，強調「國際性」或「全球性」。 但是，這種論斷的問題十分明顯。 第一，這裡假設了我們作為整個人類社會文明一員的身份認同，例如是「地球人」、「世界公民」之類，是高於我們作為個別文化成員的身份認同，例如是「香港人」。但是這種準則何來？就是「國際」這概念在知識內容上如何比「香港」來得豐富，也推不出在倫理價值上前者高於後者。若A小姐是哲學博士，B小姐是高中畢業生，我也絕對可以愛B小姐而不愛A小姐；世上有多少無恥的女人，讀過聖哲之學說，仍道德敗壞、謊話連篇且不守禮節。 第二，這種論斷假設了「國際」或「全球」與「個別文化」之對立。然而，這是錯誤的。若無「香港人」、「英國人」、「台灣人」、「美國人」、「法國人」、「澳洲人」等身份認同的話，我們真的能夠說出一種共通於全球人類的「人」的身份認同嗎？ 若有概念Sn包含著C1 , C2 , … Cn的話，那麼我們絕對無法獨立於個別的C1 , C2 , … Cn去理解普遍的Sn。我如果未曾見過任何個別的狗的樣子，例如是拉布拉多犬、金毛尋回犬、秋田犬、柴犬、都爹利之類，我根本不能理解「狗」這個概念。因為純粹的「狗」是不存在的，在世上只有拉布拉多犬、金毛尋回犬、秋田犬、柴犬、都爹利等不同的種類的狗，卻沒有一種不屬於任何種類（而且又非混種犬）的「狗」。 同樣道理，世上沒有一種純粹的「國際人」、「世界人」或「地球人」。一個外星人，如果未曾見過任何一個個別的、特殊的民族或文化圈的「人」，例如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猶太人、華人、阿拉伯人之類，牠根本不可能理解甚麼是「地球人」。因為「地球人」這個概念是由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猶太人、華人、阿拉伯人等民族文化的「人」綜合而成的概念。 第三，在詮釋學上，超越任何個別文化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自身的文化是我們唯一的意義網路。就是我學了法語，學了法國文化，我依然無法擺脫我的母語粵語和自身文化對我的思考的影響。即使我在身份認同上不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我也只是「香港」的「世界公民」，因為我的思想仍受到自身文化這意義網路影響。我既然在香港社會中成長，自然受到香港社會對我進行社會化，將香港文化這意義網路滲入我的思考當中。 既然如此，我們就無法否定有些人對於個別的文化的身份認同從而達至成為純粹的「世界人」、「國際人」或是「地球人」。 | ||||
| Posted: 23 Mar 2013 06:40 AM PDT 儿子考试没考好被老婆臭骂一顿，我于是去安慰儿子，还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各方面要超过爸爸。儿子气呼呼地向我保证：别的不好说，找老婆比你的好还是有把握的...... 顶22049:: 拍-162:: 160条评论 高中有次迟到被脾气特好的班主任训了一顿，"虽说我平时教你们要懂礼貌，见到老师要打招呼，但你迟到了，看到我跟领导在大门口谈话，你就装作不认识我撒，怎么还那么洪亮的跟我打招呼，怕领导不知道你是我们班的学生啊…………"亲爱的班主任，学生不是故意给你摸黑的。。。 顶21835:: 拍-172:: <a href="http://www.qiushibaike.com/article/23028021?qiushi_comments_23028021#c-23028021 | ||||
| Posted: 23 Mar 2013 06:11 AM PDT 近日，民主派中再次掀起萬尺巨浪，就即將面臨的政改方案，成立普選聯，更附加「真」字在前，強調方案必須合乎國際標準的民主機制。 可惜，真普選聯才剛成立，民主派難得再次團結起來為民主，還未正式做任何事，就被人冠以「政棍」之名痛斥這班人，批評者不是建制派，竟然是以皇上自居的皇某與陳學者。有趣的是，兩位攻擊的理據，是源於戴耀廷教授所拋出的「佔領中環」行動，正因戴教授指出他本人沒有想過說任何話要結束一黨專政同時表示他完全尊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這番話我本人聽後都心感嘩然，對是否結束一黨專政的立場上亦和戴教授大相徑庭，但話說回來，他所提倡的「佔領中環」的本質究竟是爭取香港的真普選，還是要「打倒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呢？如果如皇某與陳學者的說法，那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先爭取香港的真普選，而是先搞革命才對，若果他們的想法如此前衛，本人必定支持，既然反對一步步慢慢走，等得不耐煩，我絕對贊成並支持熱血公民現在組織群眾搞革命，只是我目前還沒有看見任何行動，真可惜！ 香港人網不幹，明眼人都能看出箇中原因，本人亦花點時間細心聆聽各方理據，最令我「R頭」的是，為甚麼皇某的解說中，氣憤地表示自己後悔投了兩次票給民主黨爭取真普選，我心裡一沉，兩次？他投的兩次票給民主黨時，不是都只是在支持真普選而非搞革命嗎？難道當時爭取普選的同時，也打著打倒共產黨的旗幟嗎？既然不是，那請問當時的目標和今次「佔領中環」本質上的目標有何分別？如果皇某是一直希望打倒共產黨在先的，那豈不是自相矛盾？他2004年就應該批評所有泛民主派的做法，反正是想搞革命，又何必爭取普選呢，對吧？ | ||||
| Posted: 23 Mar 2013 05:24 AM PDT | ||||
| Posted: 23 Mar 2013 04:07 AM PDT
早前筆者撰文《九巴數字偽術 加價4.9%實加5.6%》，表示九巴疑將並無加價的聯營過海隧巴路線，以及壓低一些「特別路線」的加幅，隱藏了超過0.7關實際加幅。獨媒就此向運輸署查詢，共提出四條問題：
運輸署昨日回覆查詢，並無正面回答四條問題，其回覆如下：
運輸署的覆信要細心留意，才能了解其意思。 首先，運輸署提到是「根據九巴所有每條巴士路線」，換言以今次九巴的加價是包括並無加價的聯營過海隧道路線在內。第二，運輸署指出4.9%的加幅是經過加權處理，包括每條巴士路線的加幅以及其乘客量推算出的平均數。然而古惑之處便是在於，加幅是包括無加價的聯營過海隧道路線在內，因此各條過海路線的龐大乘客量對於拉低其他路線的加幅有甚大的幫助。雖然運輸署無列出詳細的計算方法，但如果單計今次加價的路線，即使加權後的加幅亦肯定會比4.9%為高。 運輸署稱這個制度實行多年，但公眾似乎完全對此毫不知情，反映的是政府資訊封閉，制度如何計算如何加權，公眾仍是無從得知。 目前的制度將加幅以乘客量加權處理，看似公平，但其實有甚多漏洞。第一個漏洞便是上述的聯營過海隧道路線，因為新巴及城巴無申請加價，所以這些路線並不會加價，但九巴也同樣可以將這些路線的零加幅及龐大乘客量作加權處理，拉低整體加幅。 第二個漏洞則是政府只看平均數，但忽略了監管各條路線的加幅，巴士公司理論上可以將某些路線大幅加價10%以上，某些路線則不作加價，平均仍維持5%。巴士公司可以將一些其不希望經營的路線或一些競爭較少的路線，大幅加價至最高准許收費，前者可以迫走乘客，爭取在未來取消路線，後者則因為乘客沒選擇而並迫承擔更高的加幅。而一些原來有其他公共交通服務競爭的路線，巴士公司則可以作較低的加幅，維持競爭力。目前運輸署這種只看平均數，不理個別乘客負擔大增的做法實有欠公平。 政府假如希望令公眾釋疑，應公開整個巴士公司調整車費的制度。在計算巴士公司的加幅，應該從一開始剔除一些涉及兩間以上巴士公司的聯營路線作獨立計算。除了平均數外，亦應該加入每條路線加幅的上限，避免加幅集中在一部份路線。 | ||||
| Posted: 23 Mar 2013 12:35 AM PDT 睡觉前写了《神奇之旅》，没有像以前一个插个图片，只是一口气写下来，然后加了几个链接，所以这BLOG写得很快。然后凌晨1点左右就睡了，但5点有醒了，非常清醒的那种，于是我起床了。洗了个澡，但眼睛还是没恢复清澈的样子，仍然是红的。我看了会邮件和各个社交网络的帐号，发现杨支柱 在腾讯微博上发链接请求关注计生问题我还没给他回复过，我于是回了句"好，我开始关注计生系统，关注你，也许我能帮助你，我知道你在这方面作了长期而艰巨的努力"，我哪天也许可以帮他解决些电脑问题什么的。 然后我又看了一些巴黎的行程计划，我还没有买好票呢，法国老头"小龙"很热情，发邮件告诉我如果我坐火车到巴黎后如何坐车到他住的地方，非常的详细。我的眼睛还是红的，我于是想在8点叫导演和那位传说中的"美女个人助理"起床吃饭前去外面街道上跑一下，结果住在台湾的贝岭先生在SKYPE上抓到我，说他的电脑重灌了，以前收集的网址找不到了怎么办，我就建议他去以前的备份里找找favirite这个文件夹，也许能找到;和贝岭先生说话正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断了时，魏强 也在SKYPE上找我说话，说他想弄个青年笔会的活动，我说我知道人人网上有帮青年学生弄了个"北斗文学社"，写写文章，搞搞线下聚会，搞搞征文活动。我说如果你搞征文活动的话，我也许可以帮你拉个赞助什么的，我手头有个蛮酷的我又没用上的小礼物但我没说出来，反正没拉到别人赞助我可以拿那件礼物当赞助品，应该会实现我的承诺。 还回了封来自加拿大但目前在柏林的艺术家想采访我的邮件，我7点半才下楼出门，出酒店右转就小跑起来，荷兰的城市的空气应该很干净，许多荷兰人一大早就骑着单车匆匆赶路，还真如来之前有人警告的，小心单车，单车的速度很快，并且有专门的单车道。我过一个街口右转两次后，居然看到牌坊了，走近一看，原来上面写的是汉字："海牙唐人街"，晕，原来这里是传说中的海牙，我来之前只知道荷兰和阿姆斯特丹，没想到我居然是来传说中的海牙了，海牙国际法庭很有名啊。进入唐人街后出来时又看到横着写的"海牙唐人街"了，再左拐一次就回到酒店了，我跑了约十分钟，拿着Flicp摄像机第一次近距离的看了城市的特点，干净，空气虽然冷咧到冻得我耳朵都快掉下来了，但天空很蓝，街道很干净漂亮，单车和单车道是特色。 8点50回到酒店，于是打酒店内部电话叫Steve和威丽起床吃早餐，结果他们不约而同的都说要20分钟后才能到酒店的自助早餐的餐厅会合，他们都要洗个澡。我就先去餐厅了，我随便拿了些食物，看到昨天晚上一起吃饭的叙利亚人Wael单独一个，于是邀请他坐到4人桌旁边，然后拍照片玩手机上传到网上.后来Steve和威丽都陆续来了，我们四个人就聊天，听Wael介绍叙利亚的情况，据他介绍 ，他是叙利亚人在英国，是心理医生，人权工作者，他介绍说叙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是90%和10%，埃及是85%和15%,利比亚是100%穆斯林。 餐厅10点就结束早餐服务了，我们今天一整天都没有问答环节和记者采访，但计划了下午3点去阿姆斯特丹的非政府组织Bits OF Freedom参观访问一下。我们在楼下咖啡厅坐下来，在威丽的协助下，我买到了海牙到巴黎的长途汽车票，7小时到巴黎，44欧元。因为我没有提前买高铁票，上个月看到的60欧元的票变成了109欧，所以不买了，买个长途汽车票还能多看些窗外的风景呢。买票时遇到我的台湾Visa卡不能用的问题，居然要求提供身份证字号才能完成付款，我提供了台湾证件的统一编号，结果说我格式不对，看来是要求我输入台湾居民的那种身份证字号，我显然无法完成付款了，结果拜托威丽帮我付款。后来去火车站在Travelex换了钱才还给威丽。据我太太说，欧元跌了很多，我拿9500台币换了220欧元，手续费是3.25欧元，汇率是43. 我们从海牙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往返票要12欧元，不便宜。荷兰的火车似乎有很多种，有单层火车有双层火车，甚至还有火车是没有车头前的窗口的，看来是驾驶的司机都没有，难道是全计算机控制的火车？ 到阿姆斯特丹后，发现阿姆斯特丹与海牙不一样，虽然建筑风格都差不多，但人口密度大多了，水路和街道一样多，甚至还有一种透明顶的长长的游船在河里穿梭，街道上的骑车人就更多了。我们走了几个街区后去一个威处熟识的咖啡店吃了点东西，我点了一个汉堡包和鸡汤，还蛮合我口味的，估计要8欧左右，我要付自己的，Steve坚持请客了。我说感觉荷兰的食物似乎比纽约都贵，Steve也认同。这么看来，我在酒店吃早餐时吃两盘食物是明智的。 我老说要拍功夫造型的动感照片，结果没时间了，3点赶到Bit Of Freedom的办公室，结果他们办公室的旁边有一个迷你农场，还真把鸡放地上养，没鸭，威丽说荷兰不吃鸭。 Bit Of Freedom（BoF）是一家关注网络自由的非政府机构，我原以为他们会有很多很酷的黑客，结果只有一个八十年代的老黑客，还只是他们的志愿者，8个全职员工里还有4个是法律专业背景的律师，技术背景的只有一位。在两个小时的交流中，BoF的人每个都自我介绍一下，然后问一些《High tech low life》相关的问题，原来他们早就提前看过这纪录片了。BoF的主任问了一个让我们哄笑的问题，他问为什么电影中有个半夜使劲敲我门的人说robber，我转头问威丽robber是什么意思，她说是强盗，抢劫的意思，我这才意识到那个拼命敲我门的人说的"打球"被Steve请的湖南人翻译成"打劫"了，当时我租的大房子里有乒乓球台允许别人来找球，那个敲门的人自称是来打球的，不是自称来打劫的，居然弄出这么大的翻译错误，晕死。大家都笑傻了。BoF真和我预先设想的不一样，他们并不是像wikileaks那样是个技术主导的推进网络自由的组织，而是一个类似游说政治家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关注网络隐私，推进政策向网络自由方向发展，试图限制政府的权力，反对政府设置数据中心监控和保存公民的消费记录、银行记录。而我们中国人，还未曾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推进过网络自由，我还跟他们介绍中国政府虽然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还未曾让国会（人大）来批准，所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定的最低人权标准都没有写入到中国各级法律中，更别说找机会游说政治家来推动立法或修改法律了。我还跟他们介绍，我在荷兰的行程中还有跟荷兰外交部的人吃饭的节目，但在中国，要跟官员见面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要传递政策意见只有一些学者和律师才有机会。不过最近有几百学者和知识分子正在尝试用公民联署的方式促使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落实到法律中。 跟BOF的聊天非常开心，讨论也非常热烈，以至于我后来是被威利拖走了，因为我们约了STEVE在5点20于火车站会合，再不去就迟到了。我们狂奔到火车站，刚好STEVE也是同时抵达，然后我们走路去Dam Squere，也是原来的皇宫的前面的广场，类似天安门门广场的地位。我们在广场前拍功夫造型的照片，威丽的手都冻僵了，终于最后两张拍出了神奇的效果：Stve坐台阶上左手托住我的双脚右手拿电话通话中，我笔直地站在STEVE手掌上也在通话中：） 照片以后再上传。 然后威丽带我们去品酒小酒吧喝酒，老板会提供各种酒来品尝，然后选一杯，我不知道品酒这个互动环节是传统，我就随便尝了一下，尝一个很辣很够劲的，但我的词汇量不够，我就没让他换酒来尝了。据威丽说，这品酒的店是16世纪的风格的店，人们都爱来这里聊天和喝酒。 喝酒后我们就坐火车回海牙了，晚上去主办方指定的餐厅用优惠券吃了个意大利面，然后去看电影，我们选了叙利亚的纪录片，讲的是Free Syria Arm的故事，很多人自称自己是Free Syria Arm，说这是自己的亲友组成的军队，要解放热爱的祖国，电影中有妇人在墙上贴上广告说要卖掉房子来买武器。叙利亚的内部战争还在进行当中。电影我没看完就昏倒了，我太累了。电影结束后正是我们多次一起吃东西聊天的Wael，他介绍叙利亚的情行。前天我还跟他介绍中国也许会有软着陆，也许会有硬着陆，突然爆发也不一定，who knows? 11点才回到房间，回邮件给荷兰在线的人，他们有采访请求，还跟"小龙"说我的抵达时间，弄到12点我才睡，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东八区的老婆，时差七小时，她刚起床呢，而我要睡了。 | ||||
| Posted: 23 Mar 2013 12:35 AM PDT 睡觉前写了《神奇之旅》，没有像以前一个插个图片，只是一口气写下来，然后加了几个链接，所以这BLOG写得很快。然后凌晨1点左右就睡了，但5点有醒了，非常清醒的那种，于是我起床了。洗了个澡，但眼睛还是没恢复清澈的样子，仍然是红的。我看了会邮件和各个社交网络的帐号，发现杨支柱 在腾讯微博上发链接请求关注计生问题我还没给他回复过，我于是回了句"好，我开始关注计生系统，关注你，也许我能帮助你，我知道你在这方面作了长期而艰巨的努力"，我哪天也许可以帮他解决些电脑问题什么的。 然后我又看了一些巴黎的行程计划，我还没有买好票呢，法国老头"小龙"很热情，发邮件告诉我如果我坐火车到巴黎后如何坐车到他住的地方，非常的详细。我的眼睛还是红的，我于是想在8点叫导演和那位传说中的"美女个人助理"起床吃饭前去外面街道上跑一下，结果住在台湾的贝岭先生在SKYPE上抓到我，说他的电脑重灌了，以前收集的网址找不到了怎么办，我就建议他去以前的备份里找找favirite这个文件夹，也许能找到;和贝岭先生说话正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断了时，魏强 也在SKYPE上找我说话，说他想弄个青年笔会的活动，我说我知道人人网上有帮青年学生弄了个"北斗文学社"，写写文章，搞搞线下聚会，搞搞征文活动。我说如果你搞征文活动的话，我也许可以帮你拉个赞助什么的，我手头有个蛮酷的我又没用上的小礼物但我没说出来，反正没拉到别人赞助我可以拿那件礼物当赞助品，应该会实现我的承诺。 还回了封来自加拿大但目前在柏林的艺术家想采访我的邮件，我7点半才下楼出门，出酒店右转就小跑起来，荷兰的城市的空气应该很干净，许多荷兰人一大早就骑着单车匆匆赶路，还真如来之前有人警告的，小心单车，单车的速度很快，并且有专门的单车道。我过一个街口右转两次后，居然看到牌坊了，走近一看，原来上面写的是汉字："海牙唐人街"，晕，原来这里是传说中的海牙，我来之前只知道荷兰和阿姆斯特丹，没想到我居然是来传说中的海牙了，海牙国际法庭很有名啊。进入唐人街后出来时又看到横着写的"海牙唐人街"了，再左拐一次就回到酒店了，我跑了约十分钟，拿着Flicp摄像机第一次近距离的看了城市的特点，干净，空气虽然冷咧到冻得我耳朵都快掉下来了，但天空很蓝，街道很干净漂亮，单车和单车道是特色。 8点50回到酒店，于是打酒店内部电话叫Steve和威丽起床吃早餐，结果他们不约而同的都说要20分钟后才能到酒店的自助早餐的餐厅会合，他们都要洗个澡。我就先去餐厅了，我随便拿了些食物，看到昨天晚上一起吃饭的叙利亚人Wael单独一个，于是邀请他坐到4人桌旁边，然后拍照片玩手机上传到网上.后来Steve和威丽都陆续来了，我们四个人就聊天，听Wael介绍叙利亚的情况，据他介绍 ，他是叙利亚人在英国，是心理医生，人权工作者，他介绍说叙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是90%和10%，埃及是85%和15%,利比亚是100%穆斯林。 餐厅10点就结束早餐服务了，我们今天一整天都没有问答环节和记者采访，但计划了下午3点去阿姆斯特丹的非政府组织Bits OF Freedom参观访问一下。我们在楼下咖啡厅坐下来，在威丽的协助下，我买到了海牙到巴黎的长途汽车票，7小时到巴黎，44欧元。因为我没有提前买高铁票，上个月看到的60欧元的票变成了109欧，所以不买了，买个长途汽车票还能多看些窗外的风景呢。买票时遇到我的台湾Visa卡不能用的问题，居然要求提供身份证字号才能完成付款，我提供了台湾证件的统一编号，结果说我格式不对，看来是要求我输入台湾居民的那种身份证字号，我显然无法完成付款了，结果拜托威丽帮我付款。后来去火车站在Travelex换了钱才还给威丽。据我太太说，欧元跌了很多，我拿9500台币换了220欧元，手续费是3.25欧元，汇率是43. 我们从海牙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往返票要12欧元，不便宜。荷兰的火车似乎有很多种，有单层火车有双层火车，甚至还有火车是没有车头前的窗口的，看来是驾驶的司机都没有，难道是全计算机控制的火车？ 到阿姆斯特丹后，发现阿姆斯特丹与海牙不一样，虽然建筑风格都差不多，但人口密度大多了，水路和街道一样多，甚至还有一种透明顶的长长的游船在河里穿梭，街道上的骑车人就更多了。我们走了几个街区后去一个威处熟识的咖啡店吃了点东西，我点了一个汉堡包和鸡汤，还蛮合我口味的，估计要8欧左右，我要付自己的，Steve坚持请客了。我说感觉荷兰的食物似乎比纽约都贵，Steve也认同。这么看来，我在酒店吃早餐时吃两盘食物是明智的。 我老说要拍功夫造型的动感照片，结果没时间了，3点赶到Bit Of Freedom的办公室，结果他们办公室的旁边有一个迷你农场，还真把鸡放地上养，没鸭，威丽说荷兰不吃鸭。 Bit Of Freedom（BoF）是一家关注网络自由的非政府机构，我原以为他们会有很多很酷的黑客，结果只有一个八十年代的老黑客，还只是他们的志愿者，8个全职员工里还有4个是法律专业背景的律师，技术背景的只有一位。在两个小时的交流中，BoF的人每个都自我介绍一下，然后问一些《High tech low life》相关的问题，原来他们早就提前看过这纪录片了。BoF的主任问了一个让我们哄笑的问题，他问为什么电影中有个半夜使劲敲我门的人说robber，我转头问威丽robber是什么意思，她说是强盗，抢劫的意思，我这才意识到那个拼命敲我门的人说的"打球"被Steve请的湖南人翻译成"打劫"了，当时我租的大房子里有乒乓球台允许别人来找球，那个敲门的人自称是来打球的，不是自称来打劫的，居然弄出这么大的翻译错误，晕死。大家都笑傻了。BoF真和我预先设想的不一样，他们并不是像wikileaks那样是个技术主导的推进网络自由的组织，而是一个类似游说政治家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关注网络隐私，推进政策向网络自由方向发展，试图限制政府的权力，反对政府设置数据中心监控和保存公民的消费记录、银行记录。而我们中国人，还未曾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推进过网络自由，我还跟他们介绍中国政府虽然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还未曾让国会（人大）来批准，所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定的最低人权标准都没有写入到中国各级法律中，更别说找机会游说政治家来推动立法或修改法律了。我还跟他们介绍，我在荷兰的行程中还有跟荷兰外交部的人吃饭的节目，但在中国，要跟官员见面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要传递政策意见只有一些学者和律师才有机会。不过最近有几百学者和知识分子正在尝试用公民联署的方式促使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落实到法律中。 跟BOF的聊天非常开心，讨论也非常热烈，以至于我后来是被威利拖走了，因为我们约了STEVE在5点20于火车站会合，再不去就迟到了。我们狂奔到火车站，刚好STEVE也是同时抵达，然后我们走路去Dam Squere，也是原来的皇宫的前面的广场，类似天安门门广场的地位。我们在广场前拍功夫造型的照片，威丽的手都冻僵了，终于最后两张拍出了神奇的效果：Stve坐台阶上左手托住我的双脚右手拿电话通话中，我笔直地站在STEVE手掌上也在通话中：） 照片以后再上传。 然后威丽带我们去品酒小酒吧喝酒，老板会提供各种酒来品尝，然后选一杯，我不知道品酒这个互动环节是传统，我就随便尝了一下，尝一个很辣很够劲的，但我的词汇量不够，我就没让他换酒来尝了。据威丽说，这品酒的店是16世纪的风格的店，人们都爱来这里聊天和喝酒。 喝酒后我们就坐火车回海牙了，晚上去主办方指定的餐厅用优惠券吃了个意大利面，然后去看电影，我们选了叙利亚的纪录片，讲的是Free Syria Arm的故事，很多人自称自己是Free Syria Arm，说这是自己的亲友组成的军队，要解放热爱的祖国，电影中有妇人在墙上贴上广告说要卖掉房子来买武器。叙利亚的内部战争还在进行当中。电影我没看完就昏倒了，我太累了。电影结束后正是我们多次一起吃东西聊天的Wael，他介绍叙利亚的情行。前天我还跟他介绍中国也许会有软着陆，也许会有硬着陆，突然爆发也不一定，who knows? 11点才回到房间，回邮件给荷兰在线的人，他们有采访请求，还跟"小龙"说我的抵达时间，弄到12点我才睡，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东八区的老婆，时差七小时，她刚起床呢，而我要睡了。 | ||||
| Posted: 22 Mar 2013 11:28 PM PDT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盧梭名言──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惡，而是掛著正義名號下的偽正義。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愛國愛港」和「預選機制」陰魂不散江屍復活，北京的陰霾已飄至香港？政制問題一直吵過你死我，香港人總是被搓圓撳扁，千頭萬緒當然錯在中央，但香港人自作孽亦難辭其咎，罪魁禍首是「反23條立法」成名後變身的四十五條關注組（公民黨）。 湯家驊表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應「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但《基本法》卻沒有言明究竟「民主程序」是指甚麼？湯家驊如不是法學水平低劣，就是眼唔盲心盲，帶香港市民遊花園。 中國人都是差不多先生，《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一直被解讀為只是行政長官普選的規定，就是最佳例證。睜大對眼睇真啲，停一停、諗一諗，第四十五條其實包含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及最終達至普選的規定。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具體辦法由附件一規定。」附件一第六項規定，「第一任行政長官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產生。」附件一是包含第一任和第二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具體規定，「而規定」是對已存在的規定，條文是對第一和第二任具體辦法的規定。 第四十五條「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而規定」，條文是第一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須在1997年7月1日回歸前選出，由於特區政府未成立，因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1996年設立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籌組400人的小圈子推選委員會，經定額推委提名後，由推委會選舉產生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確認。 《基本法》於80年代制定，不可能預知1996年香港的實際情況，「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唯一可知就是香港未成為特別行政區。由於特區政府未成立，因此由直屬全國人大的籌備委員會，籌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800人，選出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就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而規定」。 第四十五條「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條文是第二任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附件一第一項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選舉委員會人數規定為800人，比第一任的推選委員會增加一倍，附件一第三條亦規定特區政府制定選舉法擴大選民基礎，這就是「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第一任的推選委員會和第二任選舉委員會，組成的界別並無改變，選委增加選民基礎擴大，仍屬小圈子選舉。 第四十五條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最終達至普選，有無「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規定，曾經拗到火紅火綠，結果當然又係香港人被搓圓撳扁。只因中央和香港政界出於政治考慮，都不願遵從《基本法》，妏婆遇着脂粉客你眼望我眼，彼此都是眼唔盲心盲，可憐香港市民氹氹轉菊花園，回歸十幾年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到咿家仲未知乜嘢係真普選。 附件一:第七條規定； 「如需修改」，並無「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規定。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已完成特區立法程序並已生效，修改屬於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基本法》起草之時，附件一本是「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可能受「8964」事件影響，定稿時改為批准，錯到離晒大譜。 《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生辦法的修改權，特區是得到第二十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其他權力」的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無權「批准」特別行政區已生效的法案；人大常委會並無《基本法》的修改權，未得到授權，亦無權「批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授權，附件一採用「批准」係亂套。現時修改的五步曲係非法作品，「非法也是法」，特區政府亦只能夠如此「依法施政」了，政府官員如何表述就要自己執生。 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而規定是第一、二任具體辦法的規定，「而規定……最終達至」，「最終達至」是在第二任具體辦法的基礎上達至普選；附件一第七條規定，「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如需修改是根據第二任具體辦法進行修改；最終達至普選，是修改第二任具體辦法達至普選，而不是另起爐灶重新創建。掌握唎個道理，就能夠揭開「行政長官普選」的迷惑。 《基本法》第四十五及第六十八條「普選產生」的定義，都是直接選舉。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普選，是修改第二任具體辦法達至；第二任的具體辦法，是由選舉法規定界別的小圈子選民，選出8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由不少於一百名選委聯合提名候選人，然後由選委會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人選。小圈子選民選出選委會，由選委會選出行政長官人選，是間接選舉；行政長官普選，就是將選委會選出行政長官人選，修改為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人選，由間接選舉修改至直接選舉。 第四十五條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第一任產生辦法，規定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推選委員會提名，推選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就是代表全國人大《決定》所指定的界別；第二任產生辦法，附件一規定由具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提名，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就是代表選舉法圈定的小圈子選民；「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普選是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後由全港選民直接選，「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必須能夠代表全港選民，民主的最大化不應存在特權階級，提名委員會理應由普選產生。 「按民主程序提名」，「泛民」與憲制都話「民主程序」無規定如何操作，佢哋唔係認知偏差就係眼唔盲心盲。附件一第四條規定：「不少於一百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定頧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就是「按民主程序提名」。 由於產生辦法的修改已授權特區自治，因此第四十五條不作具體規定，只以文字表達規定的原則。如何產生一個能夠代表全港選民的提名委員，提名委員的人數，根據香港現況決定提名門檻規限候選人數目，是2017行政長官普選政府應諮詢社會的議題。 行政長官候選人由一個能夠代表全港選民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然後由全港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基本法》的規定已是民主最大化的普選，為何「泛民陣營」不願意進佔道德高地？為何夢寐以求小圈子的選委會能夠轉化為普選的提名委員會？為何一直逃避《基本法》？是誰導演這場戲？李柱銘具排他性的退赤普選方案解開了歷史的迷團；「泛民」從未立志推進香港民主和為市民爭取真普選，佢哋同民建聯「志同道合」，不知天高地厚發白日夢只想做執政黨。 李柱銘的退赤方案，候選人最終就係只有「泛民」同埋「愛國」俾選民揀，「泛民」係希望利用「恐共的力量」踢走共產黨。你狼我更狠，「愛國陣營」以「按民主程序提名」大做文章，主張提名委員會設預選機制，潛台訶就是要小圈子的選委會轉化為普選的提名委員會，把問題消滅在萌芽階段，由小圈子提委會一人一票篩走「對頭人」獨霸天下。「愛國陣營」不尊重《基本法》，鼓吹小圈子提名並預選，破壞普選性質，蠱惑人心搞亂香港又一罪證。 有評論指預選可以消除中央的顧慮，避免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存心與中央對抗，根本不會參選亦冇可能當選，「泛民」兩次參選支持度都超低，反映質地太差同時顯示香港市民眼光雪亮，中央的顧慮係庸人自擾。阿爺擔心佢個袋春天會跌，咁點算好？可以點樣消除佢嘅憂慮？阿爺多愁善感，憂慮春夏秋冬四季各有特色環肥燕瘦沒完沒了，香港人實在唔應該陪佢癲，而只應堅持《基本法》。 曾鈺成叫市民有幾多就攞幾多先，梁美芬亦曾打電話到港台《自由 Phone》，與戴耀庭爭論普選，仲堅持《基本法》規定要循序漸進。睇嚟中央的顧慮係「愛國陣營」借題發揮，希望借助中央的恐懼幫助佢哋完成霸業；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應該是民建聯「愛的呼喚」而不是來自北京的魔咒。 梁美芬強調循序漸進，潛台訶就是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可以落實，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權就要循序漸進，「平穩過渡」至普選的提名委員會，並漸進至增設預選。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循序漸進至2047？多麼熟悉的聲音。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最終由普選產生，《基本法》的規定都是提名後直接選舉，提名委員會增設預選，普選就淪為次第選舉，由一個能夠代表全港選民的提名委員會提名，是直接選舉的法律配套。小圈子選舉委員會的提名，係間接選舉的配套，小圈子選委會的代表性亦不能代表全港選民，第四十五條不容許提名委員會設置預選，更不容許選舉委員會「平穩過渡」。不過「非法也是法」，回歸十幾年來已發生過N咁多，現屆中央強調「忠於憲法依法治國」，2017能否落實第四十五條規定的真普選，是中央誓言真假的試金石。 歷史資料顯示，03年七一50萬人大遊行，中央驚到褲都甩埋，北京有人策劃「廢除基本法運動」，2004年人大的「釋法」及4.26決定，就是「廢法行動」之一。資料同時顯示，梁美芬是香港唯一直接參與廢法運動的「法律學者」。 立法會是特區中的特區，《基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議員的發言不受法律追究，但現已發展至議員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長毛要「為民請命」，唔使掟乜掟物，梁美芬唎個女人太可惡，「執佢兩劑」教訓吓佢，梁國雄必定名垂青史。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45條： 全國人大關於第一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湯家驊的真假普選： 新報──李柱銘的退赤普選方案： YouTube──是誰導演「泛民陣營」這場戲？ 影像串流: | ||||
| Posted: 22 Mar 2013 06:23 PM PDT 最近做了一点小改变，把文字编辑界面，网页浏览页面，都设置为黑色背景。 发现这么做的好处有二： - 不再刺眼 - 黑色底跟白色字对比度高，看字清晰，不那么累 效果如下图：
用了 Color Toogle，将背景色调整为黑色，看文章的时候，更加专注，缺点是一些按钮上的字没法显示，不过浏览网页的时候，已经够用。用它来浏览新浪微博，效果上佳——它自动把广告什么的都屏蔽了，干净。
其实不必为 Emacs 加 Color-Theme，直接在配置文件里添加如下语句就可以让背景变为黑色，字体变为白色：
nvALT 最常用的写作工具，改变颜色很简单，只要在设置里，将设置好背景和字体的颜色即可。  | ||||
| Posted: 22 Mar 2013 09:31 PM PDT
「若有講道的、要按着上帝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上帝所賜的力量服事．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聖彼得前書4:11，新教和合本） 「凡任宣講者，當講述聖道，一若為天主之舌人者；其任服務者，則當依天主所賦之才力，儘量貢獻。總之，任作何事，務求以耶穌基督之名，歸榮天主。但願天主享受光榮與德能，永世靡暨，心焉祝之。」（聖伯鐸祿書一4:11 ，天主教吳經熊本） "If any man speak, let him speak as the oracles of God; if any man minister, let him do it as of the ability which God giveth: that God in all things may be glorified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whom be praise and dominion for ever and ever. Amen." (I St. Peter 4:11, King James Version) "Whoever speaks must do so as one speaking the very words of God; whoever serves must do so with the strength that God supplies, so that God may be glorified in all things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him belong the glory and the power forever and ever. Amen." (1 St. Peter 4:11,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εἴ τις λαλεῖ, ὡς λόγια θεοῦ· εἴ τις διακονεῖ, ὡς ἐξ ἰσχύος ἧς χορηγεῖ ὁ θεός· ἵνα ἐν πᾶσιν δοξάζηται ὁ θεὸς διὰ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ῦ, ᾧ ἐστιν ἡ δόξα καὶ τὸ κράτος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ἀμήν." (ΠΕΤΡΟΥ Α΄ 4:11) 聖言與聖道有何分別？ 在漢語基督宗教中，兩者似是同義。聖彼得前書4:11之漢語翻譯即為例證。新教和合本將「λόγια θεοῦ」譯作「聖言」，而天主教吳經熊本則譯之為「聖道」。不過，奇怪的是，事實上「聖道」才是當今華人新教教會常用的，而「聖言」卻是當今華人天主教教會慣用的。在聖公宗裡，「聖言」與「聖道」是通用的；聖餐崇拜中讀經、講道與信經被歸類為「聖道禮儀」（the Liturgy of the Word），但在靈修中我們又有「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兩者都是在指上帝之言語，尤其是聖經；英語中，KJV譯之為「the oracles of God」，而當今流行的NRSV則用「the very words of God」，都是抓緊著「言語」之意思。 可是，在漢語中，「聖道」此概念並非如此簡單。聖道者，聖賢之道也。儒道兩家各有論述。《莊子．天道》云：「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韓愈於《請復國子監生徒狀》曰：「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 「道」是文言文與中國哲學中非常重要的概念。「道」本指路；然而先秦儒家與道家都將此概念大為發揮，將其意思擴展成「方法」和「原理」。先秦儒家追求的是治世的「道」，而先秦道家追求的卻是自然的「道」。 但另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古希臘哲學中亦有一概念與「道」十分類似––– Logos（λόγος）。Logos本可解作土地、要求、意見、期望、言語、描述和理由。但在古希臘哲學中，Logos指的卻不是單純的言語，而是指宇宙萬物運行之法則。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 540~480 BC）說過「萬物循道」（"πάντων κατὰ τὸν λόγον" DK 22B1）。此處顯然是在指自然規律，與道家之「道」類近，都有「原理」、「方法」之意，不過後者並不關注自然運行之科學法則，只關心如何順從萬物之本性。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之修辭學卻把logos的意思收窄為「理由」之意。 於是，回到聖言與聖道的關係，考慮到「道」與「logos」之本意，我們就可以發現兩者其實根本不同。 聖彼得前書所言之「λόγια θεοῦ」就是「theos」（上帝）的「logos」（道）。猶太教哲學家斐洛（Philo，20 BC ~ 50 AD）於其拉丁文著作《De Profugis》引入了希臘哲學「logos」之概念來形容上帝與萬物生成之間的關係，以解釋創造。早在詩篇33:6已經提及「 בִּדְבַ֣ר יְ֭הוָה שָׁמַ֣יִם נַעֲשׂ֑וּ וּבְר֥וּחַ פִּ֝֗יו כָּל־צְבָאָֽם」，當中「בִּדְבַ֣ר יְ֭הוָה」（dabar Yaveh，達巴也維）就可譯作上帝語言，即「聖言」。不過希伯來文中dabar一詞只能解作言語、行為等意，根本無Logos那種「原理」之意。和合本譯作「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吳經熊本譯作「發號成諸天，噓氣生萬物」，將dabar理解為上帝的命令，並無斐洛所言之logos之意，儘管並不與logos矛盾。
「聖言」之言只是純粹的上帝的言語，是上帝的命令，也是英語譯本中在字面上只能表達的意思。當中可以是沒有理由的，沒有原理的，沒有方法的。但「道」與「Logos」都有原理、理由及方法之意。於是，聖言與聖道就出現顯然的分別：聖言是上帝的言語，聖道是上帝與世界之間的原理。 而基督宗教應比猶太教更重視「聖道」。聖約翰福音1:1云：「Ἐν ἀρχῇ ἦν ὁ λόγος, καὶ ὁ λόγος ἦν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καὶ θεὸς ἦν ὁ λόγος」；和合本譯「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 神。」，吳經熊譯「太初有道，與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與偕。」基督宗教為「道」或logos這「上帝與世界之間的原理」再加上了一個獨特的意義：就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是這個「原理」的具體化展現，將上帝與世界連接起來，藉其聖工，以及死而復活、升天之神蹟，將救贖之「真理」（άλέθεια，aletheia）顯明，展示出一種人超越肉體情慾限制的可能性。 既然聖言與聖道，無論是在漢語語義中，還是在希臘哲學中，甚至是基督宗教中，原來有如此重大的分別，我們就應當將兩者嚴格的概念區分，而非視之為同義：聖言即上主之言語，聖道即上主與世界之間的原理，且由基督展現。 既然如此，聖言非聖道而載聖道，判斷聖言中那些是聖道，那上不是聖道，就非常重要。誦讀聖言是為了從聖言當中得著聖道；而這種得著的過程，就是詮釋（interpretation）。真正可以解作「聖經」（作為一本書）的就只有聖言，而非聖道。然而，這不是說聖道與作為聖言之聖經無關。聖言是言語，言語絕對可以載道，但文非道，道非文。就像是水桶；水桶是桶，桶能載水，但桶非水，而水非桶。而且我們也能以碗載水，不一定要用桶。同理，聖言可載聖道，但聖道不必有聖言。教會所得之聖傳，個人所感之聖召，個人所有之理性，皆能載聖道，因聖道本為「原理」，是天理、天道，若不能被人詮釋，焉有聖道？更莫說甚麼講道、傳道了吧！今世之教會如果依然無法辦明聖言與聖道之別，以字面解經以為是聖道，將聖經之文字神聖化，就是不道顯，反這來蔽道了，完全忽略言語背後所承載的意思與道理。如果他們真的相信「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卻只知聖言而不知聖道，那麼他們就根本沒有理會神所默示的真正意義和道理到底是甚麼，只抓緊著幾句經文就論斷人甚麼甚麼。這還算甚麼基督宗教呢？ 主後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 ||||
| Posted: 21 Mar 2013 08:30 PM PDT 儿子考试没考好被老婆臭骂一顿，我于是去安慰儿子，还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各方面要超过爸爸。儿子气呼呼地向我保证：别的不好说，找老婆比你的好还是有把握的...... 顶22049:: 拍-162:: 160条评论 高中有次迟到被脾气特好的班主任训了一顿，"虽说我平时教你们要懂礼貌，见到老师要打招呼，但你迟到了，看到我跟领导在大门口谈话，你就装作不认识我撒，怎么还那么洪亮的跟我打招呼，怕领导不知道你是我们班的学生啊…………"亲爱的班主任，学生不是故意给你摸黑的。。。 顶21835:: 拍-172:: 80条评论 发个真人真事，有次出差在宾馆住，晚上都12点了我还没睡，有人敲门喊＂查夜＂，门开开服务员和警察进屋看一眼就走了，到隔壁同事那屋照例敲门喊查夜，同事刚喝完睡的迷迷糊糊的，眼睛也没睁开问＂什么？＂，警察说＂茶叶＂，同事来一句＂奥放窗台上吧＂，给警察干蒙圈了，什么放窗台上，你给我起来！ 顶19369:: 拍-150:: 62条评论 大学舍友，奇葩女子，开个淘宝…………从没挣过钱，一日发个状态"淘宝小店开业以来挣的最多的一比生意：俺娘让俺给她充八块钱q币，给我十块，我没找钱……" 顶25714:: 拍-209:: 107条评论 记得刚工作时，小公司技术部有3个人，部门老大有份快递---不割就不给过么---一掏都，没带钱包；向我借钱，哥每天就10块压兜，弱弱的展示了一下；老大无语，问另一姐们借，那姐们尴尬的展示了下钱包，就5块钱了。。。。。。3人凑了凑终于够快递费了，快递小哥出门看了看门上的"技术部"三个字，无奈的摇了摇头！！！！！！永远忘不了他那鄙视的眼神！！！！！！ 顶17891:: 拍-141:: 62条评论 本人北京人在澳洲，老外同事问我中国人生日吃什么，我说面条，结果生日这天在公司除了切蛋糕，我还收到特别神秘礼物，是五包装的方便面，郁闷死 顶19610:: 拍-157:: 109条评论 发了好几次求过，高中有一特别逗的老师说，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找对象就是填空题，现在好好学习，以后找对象就是选择题…… 顶20899:: 拍-160:: 113条评论 昨天晚上，一喝醉的哥们在女生宿舍楼下狂喊：XXX，我爱你……然后，他宿舍几个哥们也一起在那起哄加油！！点被有木有，他们被学校保卫科在校园里巡视保卫抓到，要带去警卫室。更添彩滴，楼上有一女生突然喊到：爱情是无罪的，放了他吧～～新手求过 顶18323:: 拍-162:: 78条评论 昨晚，我校贴吧上有人发帖说:10点在校门口表白求大家围观。放学后好多人都去围观了，结果发现那孩纸被政教处主任拉走了，主任边揍边说:就是你发帖要表白的吧？表白你都不拿个花？揍你不冤啊！ 顶15160:: 拍-122:: 30条评论 高中的事，开学第一天，很多同学都是家长送来的，__哥哥好累__同学一个胖子180多斤，他妈妈一进寝室看到他儿子睡上铺马上就开始嚷嚷，啊呀我们家谁谁很胖的，不能睡上铺，你们谁睡他下铺能不能换下。另一个200多的同学弱弱的说，下铺是我。然后他妈就闭嘴了。。 顶10553:: 拍-82:: 44条评论  | ||||
| Posted: 22 Mar 2013 09:18 PM PDT 2009年政府曾推出免費電視台的中期檢討。那時只收到274份意見書。難以置信是，政府委托顧問公司進行3016人的抽樣訪問，結果竟然是：「兩家持牌機構均大致符合公眾的期望」。91%受訪者認為現時規管節目的標準恰當，少於7%不滿節目質素，約12%不滿兩家電視台提供的節目種類或選擇，約15%不滿廣東話頻道的本地製作節目數量。望着這結果，實在嚇人一跳，難怪兩間電視台對所謂檢討似乎無所畏懼。 今年，通訊局在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一事拖了又拖，卻忽然邀請市民就無綫亞視的節目質素及種類發表意見。 仲等，立即交意見書啦！ 書面意見可於即日至本年四月二日，將意見以書面方式郵寄至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39樓、傳真至2507 2219或電郵至views-freetv@ofca.gov.hk。 相關報導： | ||||
| Posted: 22 Mar 2013 09:13 PM PDT 本文作者：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作者：Min Dai、Yuji Feng "我们非常希望全社会都能够明白，对艾滋病防治而言， 检测没有歧视，感染不是终点，通过早检测、早确认、早治疗，艾滋病毒感染者及患者一样可以正常生活，享受生命，同时能够减少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 2012年世界艾滋病大会的主题是"联合起来遏制艾滋病传播"。为了遏制中国的艾滋病传播趋势，早在2008年起，盖茨基金会便与中国卫生部一起开始探索"三位一体"（政府、医疗机构、以及社草根组织）的合作模式，在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人群）——这一一直被忽略的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中进行艾滋病防控工作。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卫生部——盖茨基金会艾滋病项目年会上，我们很高兴得看到，经过4年多的努力，在15个项目试点城市里，MSM人群的HIV平均检测覆盖率已经从3%扩大到了14.4%，一些试点城市甚至突破了50%。累计发现MSM人群中的HIV感染者7704人。
【社区小组与疾控中心一起为男男性行为人群设立自愿检测咨询点。】 为什么要关注MSM人群？谈到艾滋病的传播，几乎人人都知道三种传播渠道：血液、性、以及母婴。那么中国的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呢？ 中国的第一次报告艾滋病是在1985年，患者为一位访华的美国人。1989年，中国第一次艾滋病疫情在云南静脉吸毒人群中集中爆发，原因是吸毒人群共用针具。此后很长时间，静脉注射吸毒人群都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主要来源。1993年，在中部地区的既往供血人群中又发现了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到1998年，全国31个省份已经全部有了报告病例。 在中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献供血人员的艾滋病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经脉吸毒人群中的HIV感染率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从21世纪开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在传播途径上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性传播逐渐成为了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特别是男性同性性行为（MSM）中的疫情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官方估计，中国有大约300万男男性行为人群。在大部分地区，MSM人群的HIV感染率在0.5%-5%之间。但在个别地区，MSM人群的HIV感染率已经达到了10%以上。 为什么要扩大MSM人群HIV检测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对一种传染病，如果不能对其60%的感染高危人群进行有效干预，就难以有效控制这种传染病传播。因此为了控制艾滋病在中国MSM人群中的传播，有效的干预手段和覆盖率成为两个关键点。 根据研究表明，检测是改变艾滋病毒携带者高危行为、降低传播的重要策略。在知晓自身感染状态的情况下，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高危行为将降低60%以上。而感染者如果发现的早，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将性传播的几率减少96%，也可以提高感染者自身的生存状态，延长生命。 根据这些研究，2008年，中盖艾滋病项目启动时提出了两个核心的艾滋病防控理念：1，检测是干预的重要手段；2，治疗是预防的重要手段。 因此如果要控制艾滋病在MSM人群中的传播，MSM人群的HIV检测率要提高到60%。我们的目标十分清晰：通过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尽可能扩大检测覆盖面，发现感染者并对其进行治疗，降低艾滋病在MSM人群中的传播几率。 对于中盖艾滋病项目而言，我们的两个具体任务是：1）将MSM人群的阳性发现比例提高到60%以上；2）对感染者的治疗比例也要提高到至少60% 为什么要实施"三位一体"的模式？在中国扩大 MSM人群的HIV检测率是一个全新和巨大的挑战——2008年项目开展时，MSM人群的HIV检测覆盖率只有不到3%。 MSM人群在中国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他们有着自己的社区，我们的疾控系统或者医疗机构很难接触到他们，或进入到他们的社区，动员他们进行检测。只有依靠MSM人群自己的社区参与，才能深入到这个人群。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盖艾滋病项目提出了一条由政府疾控部门、医疗机构、以及社区组织相互配合、"三位一体"的道路。将MSM人群中的草根组织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 通过"动员-检测-关怀-治疗"的一体化模式，由政府购买社区草根组织的服务，扩大MSM人群HIV检测面，通过扩大检测来最大程度发现感染者，降低危险行为，同时通过加强政府疾控部门和草根组织以及医疗机构的合作，过优质的关怀服务加强感染者的治疗，从而达到减少HIV传播的目的。 从2008年到2011年，中盖艾滋病项目在中国15个大型城市开展了试点。累计共在MSM社区中检测19.6万人次，累积新报告阳性7704人。由社区草根组织发现的HIV感染者占试点城市报告同性性传播比例达到51.7%，而MSM人群中的HIV检测覆盖率也从3%上升到了14.4%，预计2012年覆盖率将突破20%。 未来的挑战在那里？然而挑战仍然十分艰巨。 为了进一步提高MSM人群参加HIV检测的覆盖率。中盖项目近期在MSM人群中进行了一次定性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看到MSM人群参加HIV检测主要有四个障碍： 1，害怕隐私泄露，担心受歧视； 2，对阳性结果的恐惧，选择逃避； 3，自我保护不足，自己认为自己很健康； 4， 认为感染HIV就意味着没救了，查了也没用； 5，此外，检测点少、服务质量跟不上也限制了扩大MSM人群HIV检测率。这些问题将是进一步在MSM人群中扩大HIV检测覆盖率的关键。 我们非常希望全社会都能够明白，对艾滋病防治而言， 检测没有歧视，感染不是终点，通过早检测、早确认、早治疗，艾滋病毒感染者及患者一样可以正常生活，享受生命，同时能够减少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 关于本文 | ||||
| Posted: 22 Mar 2013 09:01 PM PDT
重新开启一个时代 傅国涌
1923年10月9日，胡适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写信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如果说，《读书》杂志可以代表上世纪80年代，那么从1993年到2001年，在中文互联网全面勃兴之前，两个世纪之交的不足十年间，大致上也有三个思想文化杂志可以代表这个时代，一是《东方》，一是《方法》，一是《书屋》，距离今天不过十年。 一 《东方》双月刊酝酿于1992年，创刊于1993年10月，到1996年12月，一共出版了19期，与历史上著名的《东方杂志》相比，《东方》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但是，它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特定时空开启了一条思想文化期刊的新路，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发表了全国数百位学者、作家七百多篇关怀中国命运、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吸引了大量有精神追求的读者，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称《东方》重新开启了一个时代并不过分。当68岁的钟沛璋先生受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委托筹办这本民间刊物时，一无资金，二无人员，可以说是从零起步的。这位少年时代就参加地下党，大半生在新闻界工作，曾创办过第一家《青年报》，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成为右派，80年代在中宣部新闻局长任上为新闻立法奔走努力过的老报人不负所托，与李大同、朱正琳、梁晓燕、齐大任等人一起，终于把《东方》办成了"知识界参与当代中国变革的一个重要媒介"。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说："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园地，《东方》杂志希望成为这样的园地，反映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意愿，与之息息相通。"本来原稿中还有一句话："《东方》杂志是一本民间刊物，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某个学派"，不过发表之前勾掉了。 《东方》的出现有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12月31日曾刊出一篇《学刊，浮出水面》的报道，《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原学》、《原道》、《学人》、《现代与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今日先锋》、《战略与管理》等学刊纷纷以"民间刊物"相标榜，以刊物、系列丛书等形式出版，这一现象被称为"94学刊现象"。但《东方》与这些学刊有所不同，它虽然也从文化角度切入，却更加关注现实，贴近社会，所以，一创刊就有先声夺人之势，"其新锐性与全球性的触角，在中国现在多软性杂志的格局中尤显硬朗。"在回答《东方》与《读书》到底有什么主要区别时？钟沛璋当时的回答是："《东方》涉及面更宽一点儿，离现实更近一点儿。"用朱正琳的说法，"即不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论说，而是直接深入到生活中发生的具体而又实际的问题中作细致的分析"。1995年7月，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时，两位副总编朱正琳、梁晓燕说，《东方》主要关注社会、文化的转型，"兼收并蓄地汇集各种批评性和建设性言论"，对作者的要求是"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经典或概念出发"，"以见识见长而不是以知识见长"。 可以说，《东方》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时代的真问题，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与公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角色转换和定位问题，农民的困境与出路，民工潮，民间社会的复苏……这些问题都在《东方》都有持续、深入的探讨。《东方》1994年第四期的《编者的话》说得很清楚："《东方》关注历史，关注正在发生剧变的现实。全方位地观察、记录、分析、评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但却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而是以参与者的姿态。"这种参与，并不是普通的参与，而是以一个思想文化期刊独特的方式，那就是拿出知识分子经过思考、研究的独立见解，拿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案，提出富有启发的思路。今天，人们仍然不会忘记秦晖那论证缜密、表述沉稳而且虎虎有生气的五论"公正至上"，不会忘记孙立平、何清涟等人对正在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论证，不会忘记李慎之对全球价值和全球化时代的论述，不会忘记杨东平、刘东、陈平原、何光沪、梁治平、何怀宏等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就各自关心的社会问题所作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当然也不会忘记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这样富有说服力的概括……《东方》有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自觉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直面眼下的转型时代，并逐渐形成清晰的表述，为读者搭建起一个"书斋与社会、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平台， 二 "我辈书生，将其作为沟通并介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借以走出书斋。"这是北大教授陈平原说的话（《东方》1996年第6期贺词）。正是要沟通书斋与社会，才有了这个完全义务的"学术咨询委员会"，由刘东、陈来、梁治平、葛兆光、陈平原、雷颐等学术上各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组成。钟沛璋先生告诉我，学术咨询委员会是刘东推荐设立的，"对联系学术界起了较大的作用，前后开过五六次会，都在刘东家里，会后一起吃顿饭，是义务性质，刊物上未列名。"刘东回忆，《东方》本来要将他们列名，因为他们"坚持不愿将自己的名字与《东方》杂志的那些资深顾问们列在一起，所以外间多不知晓——其实从《东方》杂志尚未面世的时日起，它的主要学术咨询工作就是由几位年纪轻轻的学子承担的。" 他们同时也是《东方》的重要作者，创刊号上，他们每人都写了一篇文章，以后《东方》也常有他们的文章。直到《东方》1995年第一期的"编后记"，才首次公开这个"学术咨询委员会"和他们的名字："正是这几位中青年学者，不仅倾其全力为创刊号助产催生，而且至今不曾间断地与编辑部多方合作。他们之于《东方》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学术咨询'的范围。" 他们确实在《东方》幕后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持，每次开例会，他们都会对每篇文章毫不留情地说长论短，最初刘东曾担心编者会受不了，事实却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合作关系。第一年，每次例会上，他们在具体细节上对刊物的意见几乎都是否定性的。但一年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从总体上看，这本刊物值得肯定和赞许了。陈来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共同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东方》杂志总算成气候了！" 《东方》的作者中涵盖大批有活力、有影响的学者、作家。秦晖就是因为在《东方》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而在思想界异军突起，赢得读者的广泛关注。在《东方》之前，他已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过类似兼有学理和社会关怀的文字，但真正在内地破土而出还是《东方》，创刊号上就有他的文章，有时候，同一期上就有他的两篇文章。从1994年第6期开始，他以"卞悟"的笔名陆续发表的五篇论"公正至上"尤其激动人心。据朱正琳回忆，那时，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知识界对于本土值得关注的问题关注不够，认为要突破80年代的文化讨论模式，不要一开口就是东西文化这样大而化之的口吻，"现实生活远远比我们既有的理论假设丰富得多"，因此提出"问题"要本土化。 初在《东方》发表文章时，他还在陕西师大，后来才调到清华大学。钟沛璋说，秦晖是梁晓燕发现和引进的。朱正琳记得，秦晖动手写第一篇《公正至上论》之前，"我们曾召开过一个组稿会（其实主要是务虚）。与会者除了秦晖、金雁夫妇以外，我能准确记得的还有徐友渔先生和陈小雅女士。当时秦晖提出了公正的主题，大家都表示赞同。……秦晖、金雁、徐友渔是我和梁晓燕的朋友，也是《东方》最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辞职在家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从《东方》1994年第三期起开始露面，在"社会伦理漫谈"系列陆续续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论战与道德》、《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跳出手掌心》、《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知识分子的不幸》、《沉默的大多数》等文，以后收入《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他的杂文别开新路，强调有趣，以开放的思维，特有魅力的智性语言，抓住了许多读者的心，成为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字。 年愈古稀的李慎之从1994年第三期起，先后发表《辨异同 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长文。这位后来被誉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知识分子，他绚烂的晚年文章可以说是从《东方》开始的。 自创刊以来，《东方》就经常有重要文章发表，引起争议或共鸣。1994年第5、第六期，80年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在和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中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其中特别是"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这就是他的"告别革命论"雏形。随后，《东方》1995年第三期发表陈小雅的商榷文章《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认为这个责任首先要由拒绝改革的清王朝来承担，革命党的责任只是"建设不足"，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搞掉"了清政府，而"在急于一口吞下一个难于消化的'果实'。"同期，《东方》在"回应《东方》"栏还发表了一篇与李泽厚观点不同的北京读者闻冰来文《对革命要作具体分析》。 1995年第五期发表陕西师大教授尤西林与一位研究生的通信《人文超越与现实生存》，就物质与精神、形而上与形而下、现实生存与人文超越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当年11月6日丁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这本杂志借我了"》一文，专门提及此文，说一位硕士刚毕业的朋友认为国内的杂志根本没法看，要学术没学术，要思想没思想。他就推荐了手头的这期《东方》，并翻到这篇通信。对方还没看完就拍案而起："这本杂志借我了"。丁东的文章接着对这组通讯涉及的问题做了介绍，认为切实而耐人寻味，值得引起青年学生的关注。最后他感慨地说，"目前的思想资源，与其说是过剩，不如说是匮乏"，像《东方》这样富于思想性，能传达中国知识界当代思考的刊物实在太少了。 另外，包括关于王蒙的争论、知识分子的痞子化问题等，也都曾引发讨论和争议。 1996年第2期的"顾准与《顾准文集》"专题发表李锐、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人的文章。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一经刊出，就引起了争议，《东方》第4期发表了署名"北京庐知"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质疑》，就李锐的论点提出5点质疑。李锐在10月1日写了一篇反驳《关于〈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的答辩》，对"庐知"的质疑逐条作出回应。接着，又有北大读者杨子立给编辑部来信，对"芦知"的质疑提出质疑。不过，《东方》没来得及发表。 三 《东方》的读者群超出了知识界和文化界，原本编辑部设想的读者群是有社会关怀和文化关怀的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包括部分大学生，后来修正为"有社会文化关怀并有一定知识素养的各界人士"，其中还有中学生。1996年12月9日，河北邯郸市一位叫王磊的高中生"家遇洪水，秋季颗粒不收"，仍订阅《东方》，为了买《东方》的合订本而去多次到银行贷款不果，他给编辑部写信，称许《东方》"关注并思考中国的现实与命运，体现人文关怀之精神"。 《东方》一直重视读者来信，从1994年第一期起就有"编读往来"栏，发表部分读者来信，既有许纪霖、李慎之等许多学者的来信，更多的还是普通读者。自1995年第三期起来栏目改名为"回应《东方》"，有些争议性的来文也安排在这里。对读者来信的重视，也许与钟沛璋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办青年报出身有关。 当然，多数来信都没有机会发表。自创刊以来，《东方》就读者来信不断，读者来自各个不同职业，遍及全国各地，有大学老师，有报纸编辑，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也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农民，天南海北，内蒙古、成都、深圳、湖南农村……深圳大学的张文华一年中带7个人走进了《东方》，1996年6月15日，在他主持的小型聊天沙龙中，主题就是聊聊《读书》和《东方》，参加的10人有留英的文学博士，有书店经理，有外语教授，有记者，还有大学生愿意为推广《东方》而尽力，其中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电气系的学生、厦门大学的学生。 成都一位读者来信说，《东方》敢于直面社会、正视人生，订阅一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东方》三周年时，有深圳读者发来贺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专题未能刊出，1996年6月28日成都读者谢顺田来信提出疑问，看了封面和编者的话，知道专题是追思"文革"三十周年，翻开来却变成了"环境"，"翻遍全书也枉费心机"，他甚至痛心疾首地责备编辑是不是欺蒙读者？ 7月8日，湖南衡阳泉溪村的一个66岁的读者伍学富，在读了《东方》第三期的"重要启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封面标题和〈M站〉》寄给编辑部，讲述了自己少年时的遭遇，买了一本叫《M站》的书，但买到了书，他最想看的那篇文章《M站》标题下却有一个括号，注曰："奉命免刊"，因此大失所望。"重要启事"说的"因故变动内文"和"奉命免刊"有何不同。 1996年12月30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的读者肖建修来信并汇款邮购1997年全年的《东方》。他在信中说自己对《东方》情有独钟，建议《东方》加强宣传，"像我所在的学校原是一所普通院校，知道《东方》的人不是很多，我订阅后，经我的推荐陆续有人订阅了，但图书馆我还没有能说服他们，若摆上大学的阅览室贵杂志的影响就更大了。同时在宜昌的邮局也没有见到过贵杂志的身影和宣传单，九五年末我记得贵社给我寄来了一张海报，我贴到了一合适位置。效果如何，我无从统计"。在《东方》消失之后，这些带着读者体温和生命呼吸的来信尤其显得珍贵。
在离开《东方》多年之后，朱正琳曾说，《东方》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刊物，碰巧拥有一批读者[而且越来越多]，是一种历史的机缘。我觉得并不是碰巧，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东方》之所以能聚集那么多优秀的作者，抓住那么多读者的心，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不是偶然，不是碰巧，而是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段落，这本有着民间刊物的自觉，追求独立性，力图介入现实，将知识分子的声音传达给社会的杂志，事实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公共论坛角色，人们在这本小小的杂志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梦想，太多的希望。而那个时候表达的渠道也是非常稀缺，这就难怪一本有品质、有理想的刊物一面世，很快就会在林林总总的读物中凸现出来，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方法》、《书屋》身上我们也可看到。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自由发表见解，以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本民族的进步，为人类的文明增光。但是道路都如此艰难。一次次成功，又一次次挫败。钟沛璋晚年举起的《东方》，只是历史接力棒中的短短一程。神圣的追求不止，接力棒闪耀的光芒将不不熄灭。1997年，他已过了古稀之年。3月27日，《东方》在短期内已无望复刊，全体编辑人员黯然离开，梁晓燕、齐大任与他道别的信中动情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您的带领下，为《东方》而工作的一千个日日夜夜"。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 Posted: 22 Mar 2013 08:15 PM PDT
近期，准备找来看看的十部电影。都是大师级的：《金钱》《沉默》《红胡子》《马太福音》《晚春》《眩晕》《无粮的土地》《乡村牧师日记》《奇遇》《杀戒》 ----资源还真不好找，且没有一部是国产的，偶是不是特崇洋媚外？ | ||||
| Posted: 22 Mar 2013 07:56 PM PDT 经过一个无比漫长的冬季 经过冰雪，骄阳，荒芜和冷漠.... 依然生机勃勃 依然 旧时颜色 当它某天开放 我不知道 我们还能否记得 旧时的阳光灿烂  | ||||
| Posted: 22 Mar 2013 07:19 PM PDT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 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来源：经济观察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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