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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09 09:12 AM PDT 四一按:下面是网友"马赛克"发来的文章,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希望《中国西部》尽快回应。在这种时候,你的沉默不能证明你无罪,你的轻蔑也将还诸己身。 你所不知的《中国西部》的下作与无知(转) 原作者:马赛克 原帖地址:点此进入
不怕你笑话,07年2月末来到成都,直到08年12月,我才第一次听说《中国西部》这么一本号称全国发行的"国字号"杂志。而就在这个月,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这家杂志社,真是巧儿她爹碰到巧儿她娘。 在前期的接触中,我们得知《中国西部》在上一个年头亏欠数百万之多(后来得知确切一些的说法是亏了300多万,现在仍拖欠当时员工的稿费),当时《中国西部》运营方正在酝酿重新调整杂志定位以及采编团队。 一次饭局上,《中国西部》一哥刘煊苗先生(资方老大,杂志社社长)谈起他鸡血四溢的构想:中国西部有占全国72%的国土面积,占全国28%的人口,《中国西部》有西部12个省区的社科院作支撑,还有(香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院,何愁做不起来?美国经济危机(按:我想他是在说1923-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催生了时代华纳,催生了《时代》周刊(按:《时代》周刊诞生于1923年3月,由亨利.R.卢斯和布里顿·哈登创办,时代公司和华纳公司都在1923年诞生),我们要把《中国西部》,打造成中国的"时代"周刊!我们要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修建西部大厦,让《中国西部》的员工不论走到哪里,自己的工作证就是一种荣耀!告诉你们,凡是跟我密切合作的,身价没有低于千万的!只要你们跟我好好干,两年三年之内,房子、车子都不是问题! 这些,让我想起几年前网上发布的《中国西部》招聘广告——承诺普通记者年薪9万以上。我记忆力并不好,但我能像复读机一样毫发不爽地复述刘煊苗先生这段牛逼哄哄的说辞,因为往后的正式非正式场合,他每次都会豪情万丈地朗诵这一桥段。有时还即兴加上"三五年内上市"一类。 为了证明自己的高端和博闻,刘煊苗先生先将话题"巧妙"地过渡到出行,告诉我们他出门都是坐飞机,"像我这样的,当然就是头等舱了",再将话题过渡到话语权,并在席间从手提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向我们展示他在广州跟经济学家郎咸平的合影,笑得那个谄媚开怀。 2009年1月16日,刘煊苗先生携带我们这个团队以及《中国西部》2009年1月号(封面主题为《检讨"他妈的!"》)向市场、向同行高调宣布,《中国西部》改版首发。 没想到的是,《中国西部》第一次给我们发放工资就开始耍赖,所有员工工资被强行"提留",少则数百元,多则达到两千余元。显然,这在法律上是犯规的。当时资方强硬地表示,会妥善处理。 而行政部的监控也严格得让人瞠目结舌,一位以"我做杂志做了17年"的行政总监越俎代庖,审理我们的样刊投递名单(前后耗时近20天),把部分采访对象、专栏作家和潜在客户的名字莫名其妙地就抹掉了(理由是控制成本,后来因编辑部集体抗议作罢)。 更让人紧张的是,节后至今,我们再也没领到《中国西部》发放的哪怕一毛钱的薪水。行政只以领导未签字为由反复推脱,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领导刘煊苗先生到成都的机会就像铁树开花一样难得一见,每次都以鸡毛蒜皮的理由在短暂的逗留时间狠抓细节。没等解决细节问题,他已经坐头等舱颠儿了。 如是者再三。 期间,杂志运营机构由多元德泰集团(刘煊苗先生是里面的一个小股东)悄然变更成了德泰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煊苗先生自己的公司,据说以运作古玩字画为主)。 3月31日,《中国西部》召开员工大会,与会的有社长刘煊苗先生、主管主办方社科院院长助理李庆先生(会议一开始就由刘煊苗先生宣读李庆先生出任《中国西部》杂志总编的通知)、杂志社全体员工以及一位不明身份的跋扈的大龄女青年(丫先自称深圳德泰堂律师,再自封《中国西部》法律顾问,后者显然不属实)。会上,刘煊苗先生出人意外地没有再朗诵"西部国土"、"西部人口"以及"《时代》周刊"那段说辞,而是底气十足地表示,拖欠工资在企业实在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并口头答应第二天给大家发放2月份工资。 在有员工提出为什么跟《中国西部》合作已经3个月却没见到一纸劳动合同时,不明身份大龄女青年开始按耐不住,在杂志社内部员工大会上撒泼,要发言的员工出示身份证并证明自己是《中国西部》的员工,她甚至不知道《中国西部》有两个编辑部。会场的气氛被跋扈的大龄女青年引向了聒噪,我们这些民工没权没势,但不管是讲逻辑论法理还是耍嘴皮子,显然是不会输给这位大龄女青年的。 随即数名不明身份的西装革履的精壮男青年陆续出现在我的后排,最后刘煊苗先生无心恋战拍案而起摔门而去(一位女同事大叫一声"刘总",刘煊苗先生说:"刚才是谁?我去上厕所,来,谁要跟我去洗手间?")。 会上同事拍摄的照片在会后被强制删除。结伴离开时我们在社科院门口看到了多元德泰公司的汽车载着另一波保安人员刚好抵达。 在这次员工大会上,《中国西部》以一个莫须有罪名解除了执行主编李麦先生的职务。有人在一个闻所未闻的网站论坛发帖指责李麦先生的小说《苗族鬼师》伤害苗族同胞感情,这成为《中国西部》杂志社解聘李麦先生最主要的理由。事实上,这个帖子影响力极小,跟帖中多个ID来自同一IP,而提供信息最为及时、煽动性颇强的一个ID就来自《中国西部》杂志社位于社科院的编辑部。这篇小说初稿几年前就已经发在作者新浪博客,而来自网上的指责(其实就是谩骂)中所涉及的部分内容正好是这次发表时修订增加的,网上无从知晓,而发帖人所在的城市目前尙不能看到《中国西部》杂志。 印象中《中国西部》的效率颇为低下,这次杂志社却在第二天(4月1日)就在官方网站(http://www.chinawestmagazine.com/)公布了解聘李麦先生职务的文件(文件因为措辞不严谨,经网友指瑕后更改过一次)。 而我们两次到《中国西部》财务领取工资都被要求签订一个自愿与杂志社解除雇佣关系的"收条"(第二次为修正版收条,大家因为不愿意在收条上签字没有领到工资)。 因为对杂志社足额发放工资的诚意失去信心,4月2日,杂志社员工联名递交了一份详解《中国西部》拖欠员工工资稿费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等细节的说明材料到主管主办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大家以为,这种违反劳动法、愚弄劳动人民感情的操蛋事情会在主管主办单位社科院的督促下很快得到妥善处理。哪知当天下午,《中国西部》就在官网宣布解除联名递交材料的16名员工的职务,理由是两天没有到单位上班(事实上之前我们一直在位于水碾河的编辑部上班,而2号下午我们到位于社科院的编辑部时大家并没有什么办公设备,也没有什么工作任务,只是窝在一间有一张空桌两个椅子三台沙发的办公室枯坐到下班)。第二天,这个名单修改后增加3个名额(因为另一份材料上签名的员工有19名)。 一个员工总数二、三十人的杂志社,一次性单方面解除19个人的职务且拖欠工资稿费(一共合作三个月,拖欠两个月工资三个月稿费)无任何补偿无任何赔偿,不论裁员比例,还是违法犯规的严重性,在中国传媒史乃至世界传媒史上恐怕都是前无古人的。 这种法理上的无知和手段上的下作不论是对于新鲜出炉的理想主义的大学生还是早已被现实打磨得圆滑的资深媒体人,都是血淋淋创伤,赤裸裸的玩弄。 我固然深知,这个世界并不存在风流倜傥一剪梅,不存在全民超人汉考克,更无法指望无良投资商良心发现痛改前非,但在法律的正义到来之前,我想先找到道德的正义,以增加对抗这种无知和下作的信心,与力量。 当然,把真相公之于众,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可以满足人"跟着真相走"的虚荣。 |
Posted: 07 Apr 2009 07:56 AM PDT 若問大家當今香港政治跟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甚麼?大概不少人會說是社民連的組成和進軍立法會。 對不少年青人而言,社民連的冒起,使沉悶的議會政治變得活潑、有趣。尤記年初,替一經營餐廳的友人進行小維修 (酬勞是一頓飯) 。兩位兼職的年青小伙子,看著電視議會直播哈哈大笑,當時社民連的議員站著不知罵那個官員。我好奇問,有甚麼好笑呀?答道:好好笑!好過癮呀!便轉頭回看螢幕繼續哈哈哈!縱使社民連未必能帶來很多實質改變,至少他們在代表小市民把對現有政治的不滿和政治無力感表達出來。 若從回歸整體地看,社民連的出現大概可視為香港政治的第二次「除魅」。第一次,可以03年71前後的鄭經翰和黃毓民為代表。那時兩位都是炙手可熱的電台主播,鄭更被譽為十點前特首。他們對政治事件的批判,對官員濫權無能的披露,大大地打擊董建華政府的民望,直接導致當年71五十萬市民上街。其深層結果,是把香港政府一直標榜的「行政主導」神話粉碎。讓小市民警覺這個社會的管治精英原來竟是一群庸才。 特區政府本以為透過政治壓力把兩位傳媒人辭退,就能把社會怨氣平息。可社民連的冒起,顯示民間不滿從未平息。而這次的「除魅」,也將大大不同於03年的一次。首先,今次「除魅」將是從建制外走進建制內,若前者 (電台) 的影響更多在本土,則後者 (議會) 便更能引起國際注目;其次,社民連議員跟官員和其他議員的短兵相接,亦令香港原有議會文化的問題表露無遺。 社民連在進入議會的路上,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就是一次九龍西選區論壇,民建聯的鐘港武狙擊民主黨的涂謹申,說涂以公帤補貼黨產。涂除了否認指控,就只能一臉無奈無辜,任由鐘繼續大吹大擂。結果大家知道,是黃毓民為涂出頭批駁,最後黃連續高喊「民建聯最無恥」,更成為電話鈴聲。 這選舉片段的意義,除了表示社民連將進入議會充當最有力的反對黨,更暴露民主黨的核心骨幹原來竟是全無抗辯能力的可憐虫,「民意代表」竟不能自我表述,不是對原有「議事堂」最大的嘲諷嗎? 雖然兩次「除魅」有所不同,惟當中一脈相承的,是對現有政治秩序的「破」。分別破掉精英行政主導和議會文明的神話。 當然,「破」對於現今香港政治生態而言,有其積極意義,尤其對於回歸後的管治聯盟利益集團,有重大的監督作用;可是「破」的局限性也日益顯現,就是為小市民出了口烏氣以後,如何增進小市民的福祉呢?而這便涉及「立」的問題。若「破」的主要形態是「搗」是「殺」,則「立」的主要形態便是「建」是「聚」。 「破」和「立」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深感我們的現實太不濟,實在太爛了的悲感。可「立」除了這悲感,更需要從現有秩序以外創建希望的藍圖。 以上思考,便是我構思《創建「宗信共富」社會》系列文章的由來,就是希望在這以「破」為主導的政治生態下盡一分「立」的努力。「立」不一定是從荒漠中建綠洲,像柏拉圖的理想國或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正如波柏所言,這種摒棄現有一切的構想總有太多我們難以預測的風險。我構想的「立」,更多是以我們社會已有的元素作為基礎。當然基於識見所限,只能提出如此水平的建議,惟望拋磚引玉,讓大家多思考我們社會應往那裡走。畢竟,我們的社會是屬於每個香港市民的,而不是念玆在玆都是金融業的特區高官。 |
Posted: 07 Apr 2009 08:22 AM PDT 原作者Ayesha Saldanha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本文连结皆为英文] 波斯湾国家卡达总人口约百万,其中多数非该国国民,许多至卡达工作的劳工似乎都认为,卡达民众相当冷漠,最近博客圈有些文章希望破除这种迷思,强调卡达男性并非如此难以亲近。 「自豪」照片来自Mohammed Nairooz 英国人Yousra Abdelaal居住在卡达,她在Qatar Visitor网站写下文章名为「卡达男性的真实面」:
「拿着车钥匙的卡达男子」,照片来自Bntal3nabi 卡达人Kei在Mr Q博客指出,他注意到当自己穿着传统服饰时,人们和他互动的方式也会改变:
校对:nairobi |
Posted: 07 Apr 2009 08:00 AM PDT 遇难学生总名单人数4398人
北川坝底乡名单 共33人,新增9人,红色标注为重复统计.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校 住址 |
Posted: 07 Apr 2009 07:45 AM PDT (似乎基督右派的共同點,是從來不回應「外人」的指責,例如明光社至今收了我十封電郵,連其他人應有近三十封,但是卻一封都沒有回應,這原來就是明光社所謂的「釋出善意」?還是因為沒有傳媒報導,沒有宣傳價值,所以不理? 各位好: 日前,本會就影音使團的誠信問題寄出投訴信一封,為確保對方收到信件,已用雙掛號的形式寄出,至今已過兩週。但本會至今仍未收到來自影音使團的任何道歉啟示,本會對此深感遺憾。 遺憾的事有兩點: 第一,影音使團慣於漠視異見者的聲音,今次並非特例,例如我們曾經於該媒體所報導的一個研討會中澄清本會立場,但奈何該媒體不只聽而不聞,更在報導中對其消音,甚至為本會掛上反基督教的標籤。 第二,影音使團作為一個於亞洲電視、now寬頻電視、有線電視擁有節目時段的媒體,竟然明目張膽地扭曲事實,對異見者束意抹黑,其中毫無羞恥、誠信、操守可言。而如此失信的媒體卻於傳播媒體中具備強大的影響力,足以誤導無數公眾,我相信此事的嚴重性,是各位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們希望各界能夠關注此事,至於該投訴信的內容,可見於(附件1),所指涉的片段內容可見於(附件2),本群組對於該片段的討論串可見於(附件3)。 公民社會網絡 影音使團負責人: 關於貴媒體於三月上旬一個名為「愛地球觀察站」的節目對2.15「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的報導,本會上下仝人觀畢,均對該節目的偏袒表示震驚,我們驚訝的是原來扭曲事實、混淆視聽、抺黑異見是貴媒體報導的準則。 為避免斷章取義,本會成員竭力用心,已把貴媒體專題報導遊行的片段全部筆錄,現陳述本會的澄清如下: 一、遊行是怪現象? 該節目的主題清晰地針對本會發起的2.15遊行,但不知何故,在節目開首會提及「好似係有一個13歲既男童被指同一個15歲嘅少女交合,仲生左個BB。」,我們抱疑的是,這跟「反對宗教右翼霸權」有甚麼關係?難道公民運動會導致更多未成年少女懷孕?難道表達言論自由、理性和平的遊行是一種社會歪風?如果不是,在這段主要提及2.15遊行的報導之先,開宗明義提及這段新聞,並將之與2.15遊行一起歸納為「怪嘅現象」,請問貴媒體意欲何為?我們為此深感震驚,倘若2.15遊行可被視為「怪」,難不成蘇穎智牧師認為《家庭暴力條例》修訂通過會導致更多大學生變成性奴可被視為「正常」? 二、是誰引起無謂的爭議? 貴媒體又誣衊本會令「人所共知嘅家庭概念」引起爭議。本會希望貴媒體清楚定義何謂家庭概念,並且弄清楚一件事,本會由此至終,對同性婚姻都沒有既定立場,而立法會《家庭暴力條例》法案委員會前主席張超雄先生亦已再三澄清修訂與婚姻的法律定義扯不上關係。據此,本會支持將同性同居暴力列入《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不作無謂的更動,因為這根本不會導致任何像「婚姻制度崩潰」的反智式論述。我們希望貴媒體知道,公民社會價值的核心精神在於平等地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權利,而並非像個別視野狹隘的宗教團體般樹立「傳統家庭價值」、「婚姻概念」的稻草人,而行拖延立法、排斥異己之實。本會認為真正可悲的並非「人所共知嘅家庭概念引起咁大爭議」,而是一條保障人人身安全的條例竟然惹起這樣大的爭議。 三、是誰騎劫了基督教的核心價值? 貴媒體認為本會「硬將」基督教的核心價值指為右派霸權主義,我們倒想反問,到底是由甚麼時候開始,右派那種「混淆視聽、煽動恐慌和仇恨」的思想成為了基督教的核心價值?貴媒體認同右派的所謂「核心價值」不是問題,但請不要形容它是基督教的核心價值,因為貴媒體不能代表整個基督教。而本會亦相信基督教的核心精神在於博愛,我們仰慕這種博愛精神,並慨嘆宗教右派團體已日漸遺忘博愛。至於2.15遊行的參加者亦不乏基督徒,本會亦有邀請神學家陳士齊教授於恩福堂門外唸出《聖法蘭西斯禱文》。可想而知,我們絕沒有攻擊基督教的意圖,亦希望貴媒體不要抹黑2.15遊行的參加者。 由此,本會對貴媒體以上三點明顯抹黑的報導手法深感不滿,我們不希望這場尊重彼此信仰的公民運動會被打成「反基督教」的運動。我們希望貴媒體能夠公正地回應2.15遊行的參加者,並就該節目中失實的內容道歉。 公民社會網絡主席 |
Posted: 07 Apr 2009 10:06 PM PDT 王雨佳金融危机当下,中国是继续做世界商业链条上的一环,还是在融入世界生产线的同时,构建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链条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经济衰退会令资源重新分配,流向"有想法的企业",为企业提供巨大的战略发展机会。事实上,经济萧条时期,也正是一个国家内省的时候,反省错误,寻找机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教授就认为,此次金融危机,让中国自身... |
Posted: 07 Apr 2009 07:31 AM PDT 香港每次出現經濟危機,政府都會提出要把香港產業升級,經濟要多元化。不管是科技港、中藥港或甚麼的最後也難有大成,甚至成為笑柄。問題出在那裡呢?我看,就是我們的整個知識生產縺的不健全。 雖然每隔一段時間,我們的傳媒便會歡天喜地宣佈,某「港產」科學家或甚麼學者獲取了甚麼成就,自豪一番。可一看內文,便發覺這些所謂港產學者不過是香港出生和完成中小學,整個學術生涯卻是在西方國家歷練而來的。這方面,香港沒有國內的學人坦率,他們聲稱,國內最出色的大學像北大,像清華,都不過是作為升往西方一級學府的「預備班」。 問題的關鍵是甚麼?很多人會說,英語發達國 (尤指美國) 才是全球學術的中心,那裡才有最頂尖的學者,學術論文、刊物也大都是以英語發表。兼且,很多學術用語,也只有用英語才能表達。試問,我們怎能夠不視英語為最重要的學術語言呢?怎能夠不從小訓練孩子的英語能力呢?回歸後推行的母語教學,在這些人眼中便成了誤人子弟的苛政了。 可回看歷史,就一百年前吧。世界的學術中心在那裡呢?美國?那不過是二流吧!一流的是德國。當時亦有很多「說法」解釋為何德國能當上學術中心,例如德國的語言是全球最精確的語言,如很多動物的公都有專用詞彙;德文的文法亦是最嚴謹的,這才配得上稱為「科學語言」;還有看看德國思想家輩出,原因何在?實源於德文獨特的語言結構等等。當時美國一些學者,便主張美國的大學應用德語授課。一戰時,愛恩斯坦任教於柏林大學,若不是納粹上場,被迫流亡美國,發明原子彈的國家說不定是德國而不是美國,世界歷史可能從此改寫。 歷史事實卻是,納粹的上台與二戰爆發使大量優秀科學家逃往美國,而美國也明白不能夠永遠當二流學術中心,奮發自強,動用全國之力急起直追,最終成為獨佔鰲頭科技大國。 美國強盛半世紀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各學科頂尖知識流的發達,讓美國公民只要用母語接受基礎教育,便能依循各人的才能與興趣發展自己的專業。而不像香港或其他非英語國家,大部份年青學子還沒有開展其學術生涯,便先給英語這門外語淘汰掉 (看香港一些所謂精英,像陳方安生、葉劉淑儀、陶傑,唸英國文學的,是甚麼貨色?)。 香港母語教學的失敗 (如今婉委說法是「微調」),並不是來自理念的失敗,而是來自香港的教育政策制訂者完全沒有深思為何要推行母語教學。推出母語教學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回歸後裝扮政治正確的一場秀。待學生家長喊苦連天了,便名正言順地進行「撥亂反正」。 若以香港整體利益而推出母語教學,首階段母語教學的重中之重並不是基礎教育 (香港的基礎教育本來就是中英並用,學生使用中文能力從來不差),而是高等教育。教育部門的最重要工作,應是各門知識的中文化,本土化。只有高等教育全都能用本地語言教授與學習,香港的年青人能夠以母語學習專門知識,才能真正各盡所長,把各自才華盡量發揮。亦只有到這時才推行中小學母語教育,方可避免升學樽頸問題。 這樣的觀點很新穎嗎?當然不是,正如學者張汝倫考証,中國早於一百年前,便有學人提出「我們要學習外語,目的就是不用學習外語。」當然我們不用主張不學,但至少我們學習外語,應是建基於對其他文化的興趣、欣賞和尊重;而不是像現在,爭相當上知識買辦,把西方任何知識都當作普世的,要求我們削足就履去適應別人的知識。我們更需要的,是知識的三民主義,即知識是民族的 (建基於社會的) ,民權的 (公民可獲取的) ,民生的 (為社會福祉而設的) 。或另一說法,是民有、民享與民用。只有把真正屬於本土的知識流活通,香港才有可能發展真正的多元化,莘莘學子的學習自主才成為可能。 |
Posted: 07 Apr 2009 07:27 AM PDT 公民调查汶川小组阶段总结 一个家长回忆,谭国强校长是个好人,地震发生后三天他都没有离开映秀小学,他的妻子与岳母在地震中都已遇难。地震发生前,学校方面和家长方面都知道映秀小学存在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乃至后来被鉴定为危房,为此,谭国强校长专门给家长开过会,会的主旨就是关于学校的危房问题,谭校长说他给有关方面写过很多信反映学校危房的问题,但是都得不到回复,后来只有采取无奈之举,限制学生在学校逗留的时间,下午2点上课,中午学生不能在学校逗留,只允许距开课20分钟时才让学生进入学校。说到此,学生家长流下眼泪。 我和华耀去镇政府找李玉梅了解情况,李玉梅否认了她有学校名单的事,说她手上不会给出任何有关遇难学生的信息,除非得到政府的通知,或者领导的许可。下午,又去村委会了解情况,一个年青女职员接待了我们,她的警惕性非常高,得知我们的身份后说,你们做这事的目的不明确,怕引发起群体性事件,解释她是没有这个名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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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09 06:53 AM PDT 公民调查日记 家长孙用手机让我们看了他的女儿生前和逝去后的照片,我们很惊讶,两张照片除了后一张脸上有一点擦伤外,没有任何变化,一样的漂亮白净,笑容让大眼睛显得很亮。"她被找到时,完好无损,她不是被砸死的。找到时,大约刚死去几个小时。眼睛没闭。" 安妈妈说:这个本子里的孩子全死了。 |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五十五) 2009.04.06 Posted: 07 Apr 2009 06:46 AM PDT 5.12遇难学生总名单人数4389人 新增名单
姓名 性别 生辰 学校 班级 家长 住址 |
5.12遇难学生名单 补充 (五十四) 2009.04.06 Posted: 07 Apr 2009 06:45 AM PDT 5.12遇难学生总名单人数4384人 新增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在学校 联络家长 电话 |
Posted: 07 Apr 2009 06:37 AM PDT 1985年秋天,我在人大附中上高三。本来那是一个重点班,班上都是"好学生"。可那年秋天,从其它班里转来几个"差生",老师要我们用"好的学风"感染一下他们。这几个人当中有个人外号叫"垫子",上课公然睡觉,睡醒了就拿出一根笛子瞎吹,老师居然也拿他没办法。我和"垫子"同班一年,交往不深。之后我考上大学离家出走,他当然没考上,滞留北京,从此没了音讯。 1991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又考完了托福GRE,一身轻松地在北京城游荡。那时候我比现在轻30斤,戴眼镜,理寸头,一心想当科学家。有天晚上我骑车回家,经过人大正门内的一个花园,看到有很多乘凉的大学生围成一圈听人唱歌。挤进去一看,里面居然有"垫子"。不过当晚的主角不是他,而是一个戴眼镜的瘦猴,唱歌有南方口音。"垫子"告诉我唱歌那人名叫张广天,是个上海来的流浪歌手。 因为"垫子"的缘故,我迅速和张广天等人混熟,并由此认识了当时北京的一大批地下诗人、画家和音乐家,被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1992年我出国留学,但心念已乱。几年之后我开始动手撰写一本美国民歌史,动手前回国探亲,张广天撺掇我在人大办讲座,讲美国摇滚乐。但我没带多少唱片回来,于是张广天带我去见一个名叫王晓峰的人,说他家有特别多的唱片。 那天我讲的很差,不提也罢。7年之后,我写成了那本书,回国找出版商。王晓峰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张立宪的出版人,两年之后该书出版,张立宪和王晓峰是责任编辑。 又过了两年,我回国谋生,被王晓峰介绍到三联写字。此时张广天已经成了著名的戏剧导演,他导演了一部戏,名叫《红星美女》。其中一个男主角就叫"垫子",原型就是我那个中学同学。这部戏里的美女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美女,我和王晓峰去看彩排,结果王晓峰和那个美女对上了眼,成就了一段佳话。 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充满了意外,一个人的命运正是被这些意外所左右的。 我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吸引你看下去,是因为张广天、王晓峰和张立宪都已经成了局部名人。不久前我买了一本书,书里的故事和我上面讲的很像,但不同的是,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是世界名人,看完你会发现,原来世界名人也和我们这些局部名人一样,都是串在一起的。 这本书名叫《双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之所以叫"双"轨,是因为人家比我多一轨。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由两个各自独立的故事组成,顺着单页看是一个故事,顺着双页看又是一个故事。最后两个故事总能串在一起,其结果改变了人类的一部分进程。 看这书的感觉很像看苗炜写的花花世界,第一遍看觉得那就是一堆八卦故事堆积在一起,情节跳得厉害,一不留神就被他带沟里去了。第二遍看就能看出故事和故事之间的那根头发丝。第三遍看就会发现那根头发丝已经变成了一根铁轨,上面铺着人生道理。 偶尔也有那种时候,我看到头发丝就到头了,怎么也看不到铁轨。每到这时我就知道,丫又在瞎糊弄了,呵呵。 每日一歌,Giovanni Allevi-《顺其自然》(Go With the Flow): |
Posted: 07 Apr 2009 07:24 AM PDT 前几日收到一封曾经注册过的一个SNS网站的信件:
这是一个科学2.0主题的SNS网站,内容既不色情,也与政治不相干,却莫名的备案被撤销,域名被停止解析。看来,自牛博以来,域名停止解析已经成为了"有关部门"的杀手锏,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完全不顾网站的利益。此前的电玩巴士也是莫名的被停止解析域名,这次又让这个科学网站碰到。自己的域名在中国看来是完全不能由自己作主的,它难道不属于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吗?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不知道这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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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09 05:10 AM PDT 假如高登沒落,有咩forum可以上位取代高登? http://forum4.hkgolden.com/view.aspx?message=1655942&page=1&highlight_id=0
看你取代的意義是甚麼了。 |
Posted: 07 Apr 2009 06:37 AM PDT 1985年秋天,我在人大附中上高三。本来那是一个重点班,班上都是"好学生"。可那年秋天,从其它班里转来几个"差生",老师要我们用"好的学风"感染一下他们。这几个人当中有个人外号叫"垫子",上课公然睡觉,睡醒了就拿出一根笛子瞎吹,老师居然也拿他没办法。我和"垫子"同班一年,交往不深。之后我考上大学离家出走,他当然没考上,滞留北京,从此没了音讯。 1991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又考完了托福GRE,一身轻松地在北京城游荡。那时候我比现在轻30斤,戴眼镜,理寸头,一心想当科学家。有天晚上我骑车回家,经过人大正门内的一个花园,看到有很多乘凉的大学生围成一圈听人唱歌。挤进去一看,里面居然有"垫子"。不过当晚的主角不是他,而是一个戴眼镜的瘦猴,唱歌有南方口音。"垫子"告诉我唱歌那人名叫张广天,是个上海来的流浪歌手。 因为"垫子"的缘故,我迅速和张广天等人混熟,并由此认识了当时北京的一大批地下诗人、画家和音乐家,被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1992年我出国留学,但心念已乱。几年之后我开始动手撰写一本美国民歌史,动手前回国探亲,张广天撺掇我在人大办讲座,讲美国摇滚乐。但我没带多少唱片回来,于是张广天带我去见一个名叫王晓峰的人,说他家有特别多的唱片。 那天我讲的很差,不提也罢。7年之后,我写成了那本书,回国找出版商。王晓峰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张立宪的出版人,两年之后该书出版,张立宪和王晓峰是责任编辑。 又过了两年,我回国谋生,被王晓峰介绍到三联写字。此时张广天已经成了著名的戏剧导演,他导演了一部戏,名叫《红星美女》。其中一个男主角就叫"垫子",原型就是我那个中学同学。这部戏里的美女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美女,我和王晓峰去看彩排,结果王晓峰和那个美女对上了眼,成就了一段佳话。 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充满了意外,一个人的命运正是被这些意外所左右的。 我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吸引你看下去,是因为张广天、王晓峰和张立宪都已经成了局部名人。不久前我买了一本书,书里的故事和我上面讲的很像,但不同的是,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是世界名人,看完你会发现,原来世界名人也和我们这些局部名人一样,都是串在一起的。 这本书名叫《双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之所以叫"双"轨,是因为人家比我多一轨。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由两个各自独立的故事组成,顺着单页看是一个故事,顺着双页看又是一个故事。最后两个故事总能串在一起,其结果改变了人类的一部分进程。 看这书的感觉很像看苗炜写的花花世界,第一遍看觉得那就是一堆八卦故事堆积在一起,情节跳得厉害,一不留神就被他带沟里去了。第二遍看就能看出故事和故事之间的那根头发丝。第三遍看就会发现那根头发丝已经变成了一根铁轨,上面铺着人生道理。 偶尔也有那种时候,我看到头发丝就到头了,怎么也看不到铁轨。每到这时我就知道,丫又在瞎糊弄了,呵呵。 每日一歌,Giovanni Allevi-《顺其自然》(Go With the Flow): |
Posted: 07 Apr 2009 06:21 AM PDT
孙东东!我是最有资格与你进行公开对决的中国公民 山东省临沂市居民王进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愿与孙东东公开对决 王进生,男,58岁,汉族,山东省临沂市居民 手机13563975030 身份证号码:37 我王进生及家人因为"要求依法拆迁" 近三年来,我王进生无数次依法进行上访、复议、诉讼、 其原因是,我家的遭遇与山东省委常委、 李群先生在担任临沂市市委书记期间,为了推行"投资3 因我们家要求依法拆迁,竟然被视为大逆不道。 在李群先生的钦定下我家受到了临沂市政府一系列的残酷 我因为不服临沂市政府对我家实施的暴力拆迁, 虽然我们经过近三年的"上访、复议、诉讼、申诉" 我们的切身体会是: 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 一、孙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 质问孙:你如何定性"老上访专业户"?请你"负责任" 据说孙某是专为"死刑犯"作精神病鉴定的。请问孙某: 二、孙说:"认为他精神有问题, 质问孙东东:你到过国家信访局吗? 你那"精神病与阑尾炎"的荒唐比喻极其恶毒: 三、孙说:"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孙某:"一个可以抛家舍业, "妄想"在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 四、孙说:"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 质问孙某:你究竟调查过多少个"很偏执地上访的人"? "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如何"解决"的?—— 你能举例说明是谁在"没完没了地闹"?又是怎么" 五、孙说:"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有, 正告孙某: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专家教授都不会有你这种" 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成千上万老百姓会把"信访" 难道"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 六、孙说:"只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强制医疗的病人, 质问孙某:你认为应该是由哪一级"政府批准" 七、孙说:"把他送到医院就是最大的保障。他危害社会,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孙某:你对国务院颁发的《信访条例》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孙东东: 执着的上访人员绝对不会"危害社会" 最令地方政府头疼的,是这些上访人员并不怕坐牢和判刑, 可以说,你孙东东给违法乱纪的地方政府出的" 假如孙东东的阴谋得逞, 我们的国家不但会变成被全世界所耻笑的一个" 我王进生虽年逾花甲,但是我会依法将我的上访、诉讼、 也许我就是你孙东东认定的"偏执的老专业上访户", 而纵观你孙东东的言行,你反而应该是一个犯有" 我希望有两种方式供孙东东选用: 一是我和孙东东都放弃自己的"偏执", 二是我和孙东东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进行公开对决: 我认为,根据本人的遭遇, 至于用什么方式进行对决,希望广大网友帮助我出主意、 我的联系电话:0539—8184865 手机:13563975030 电子邮箱:sdlywjs@ |
Posted: 07 Apr 2009 06:30 AM PDT 拜托,您睁眼看看世界,看看真正的理想和智慧是什么,看看真正的壮丽和迷人是什么,看看真正的追求真理是怎样的,然后再看看自己,看看您曾经经历的那些,如果您还能自称什么理想主义,我就服您的厚! |
Posted: 07 Apr 2009 06:04 AM PDT 在很久很久之前(将近一年以前),iPhone在香港上市的时候,万众瞩目的App Store也粉墨登场,网上一度流行《My Top10 iPhone App》之流的帖子。我很迟钝的,大半年也憋不出个Top10来,只是大约知道自己必装的软件有哪些。在此隆重推荐一下电子书软件Stanza。 装了Stanza后就必须添加一个好书库。Stanza自带的书库链接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了,但是没什么中文书,推荐掌上书苑,中文书多,更新也快,唯一的"毛病"是有些书需要工分才能下载……所以此贴目的主要是为了挣工分,大家得闲就点击一下这个链接,如果有需要电子书(不论是iPhone上的还是PC上的都有)的也不妨注册一下吧:http://www.cnepub.com/discuz/?fromuid=4390 下面附上截图……衷心希望iPhone OS 3.0放出之后可以在iPhone上买书…… ——Stanza的主界面,点"在线书库"下载书籍。 ——"在线书库",最下面的书库是我添加的,里面包含掌上书苑。 掌上书苑的界面,功能还是挺丰富的。 这些书嘛,下载起来都需要工分…… |
Posted: 07 Apr 2009 01:43 AM PDT 本来,我不知道孙东东是个什么东东,只是在看《风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才知道这个东东的。原来这个东东是北京大学鉴定室主任,司法精神病专家。作为中國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教授。这个东东,为何引来如此众多人愤骂?通过网上一搜索,原来他在2009年3月23日出版的第412期《中國新闻周刊》一篇名为《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文章公开宣称:"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 以上表述,让我不禁想起两个人物。一个文化大师余秋雨,一个是袭警大侠的母亲王静梅。这两个人物本来是和他搭不上边。可我还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发生去年的汶川地震不久,余大师为了和中國政府所推崇的"和諧"相呼应,写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位余大师我是很熟悉的,而且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自从看到这篇娇情文章后,马上写了一篇《余秋雨,你怎么会这样?》。之后,把他的书扔到一边去,这是我唯一对一位作家有爱转恨的情形。可孙东东原来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东东,因此,也就没有我对余大师那么带有感情的恨。但是,对孙东东这番言论,我还得分析一下。其实孙东东发表这番言论不是说给上访者和他们家属听,而是说给司法部门听。他实际上从余大师学到的马屁艺术——为政府排难解忧不留痕迹,同时让他的主子看了一目了然。 那么,这个东东呢?为何突然抛出这一番言论。原来他是从事司法工作,他清楚知道中國的上访人士,已经越来越多,让政府部门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了。"拖一批、压一批、关一批"是他们对付上访者的手段。这就为什么,公安系统有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的原因。去年世纪大案,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案件关键时刻失踪了,使得全国人民都在寻找他。谁能想到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在这个众目睽睽所演这一剧,让我们全国人民清楚看到司法的腐败。09年,在这个敏感的年份,孙东东所表述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无非是:这些上访专业户几乎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的申诉材料是不能作为立法依据。这就使得王静梅被强制关到精神医院,在孙东东那里也就找到理论依据。在所有中國人民对司法产生质疑的时侯,这个东东,以北大教授身份抛出这么一个没有论证的数据。目的是很明显,这就是马屁艺术。 再来看一下以前他的一些言论: 孙东东:"目前我们国家市场销售的奶粉绝大多数保险,三鹿的这次事件应该是意外事件,偶发的,不属于群发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孙东东:"从目前来看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疏漏,发现问题以后及时调查了解,然后确认以后立刻公告,责成企业,企业这次也很主动,他去召回,主动承担责任。所以从目前政府监控来讲,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疏漏。" 孙东东:"我想大家关注很正常,我们社会需要有责任感的人,但是有时候媒体、网友关注的偏,偏在也走得极端,上来先想怎么索赔。我觉得首先应该先找原因。另外一个没有必要去给有关部门找麻烦,你现在麻烦找得越多,越去质疑什么的,可能越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从上述言论,大家清楚知道孙东东是个什么东东,同时,也知道中國学府是一个什么东东,这也是为什么重庆学子万人退考的原因。 写于2009年4月7日 作者:佘开晓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4-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孙东东是个什么东东? 添加本文到 del.icio.us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杂感随谈.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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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pr 2009 05:25 AM PDT 城市規劃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環﹐政府制定法例管理公共空間﹐讓大多數市民能夠分享使用公共空間。可是這些規則漠視露宿者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限制公共空間不準非指定用途﹐對於一般市民影響不大﹐因為他們對去公園是散步玩樂﹐街道是從一點走到另一點的通道﹐他們在家中有私人空間作私人活動﹐如睡覺吃飯或大小二便。但對於露宿者來說﹐街道公圍天橋底便是他們的家﹐不許他們在公共空間活動﹐便等於對他們趕盡殺絕。 Jeremy Waldron在Homeless and the Issue of Freedom一文中﹐嘗試指出限制公共空間的用途﹐等同剝削露宿者的個人自由﹐否定他們身為人類的尊嚴。我這篇論文主要檢視他的論點﹐並挑出其中數點漏洞作出反證。在原文設定的特定條件下﹐把露宿者驅逐出城市﹐並不會構成侵犯自由的問題。 Homeless and still free In "Homeless and the Issue of Freedom" [1], Jeremy Waldron argues that imposing restrictions to forbid unwanted activities on common properties will limit the freedom of homeless people and violate their human dignity. In this essay, I am going to first examine and illustrate Waldron's claim. Then I will provide a counter argument to demonstrate the freedom of homeless people will not violated even with all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common properties. Waldron lay out the foundation of his argument by stating disti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properties; they are the private property, collective property and common property. Private property is owned by private citizen.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has the power to determine who is allowed to access and what is allowed performed in his property. If someone violates his property rights, say by sneaking into his property, the owner can persecute the trespasser with the aid of the government by simply asking the police to remove unwelcome trespassers. In contrary to private property, collective property is not owned by any private citizen, it is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Some collective properties, such as government office and military base, are not open to the public, but a subset of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is fairl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marked for public use is common property that includes parks, streets, sidewalks, subways, wilderness area, etc. No private person has the power to determine the usage of common property. The usage is usually determined by the government, act in the name of the society. By definition, homeless people are those who have no access to private property, whether the property is owned or rented. Property owners may invite homeless people to their home, but the homeless people are on the mercy of the property owners. Homeless people do not have a place called home that they have the exclusive rights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whenever they like. People with private property perform fundamental human activities like urinating, washing, sleeping or cooking in their own private place. However, since homeless people are excluded by all private property, they have no where to perform those primal human tasks except on common properties. If the government restricts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is allowed in common prosperities, it would be disastrous to the homeless people who have no where to go. They will have no place to sleep and no place to urinating without breaking the law. In the traditional notation of freedom, it usually applies to actions rather than locations. A person is free to perform a certain action or not free to perform another action. This notation neglects the fact that man is a three dimensional being that occupies space. If a person is free do something, he ought to do that thing at some place. If a person is not allowed to be in a place, he is not free to be there and not free to do anything there. If a person is not free to be in any place, he is not free to do anything, hence he is comprehensively without any freedom [1:435]. The freedom of homeless people depends on their use of the common properties since they have no where else to perform their actions freely. Waldron criticize our society is willing to tolerate an economy system in which a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are homel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not willing to allow those who are in this predicament to act as free agent, looking after their own needs, in public places [1:436]. He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freedom to perform those basic human is a very import freedom in our society. Unlike traffic laws or commercial regulation that limits the freedom of certain actions, the freedom of sleeping and urinating is the pre-condition of living, which is on par with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freedom of religion.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freedom of homeless people, Waldron sugges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ither provides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public washroom or shelter to the homeless people to attend their basic needs or allow them to perform those actions in common properties by taking care of themselves. The problem of homeless is not just a welfare problem; it is also a problem require us seeing homeless people as agents with freedom and dignity. Waldron has considered many objections in his article. He examined the objections from positive freedom, general prohibitions, inten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d refuted all of them successfully. I am not going to repeat the same arguments in the essay. However, Waldron failed to consider one of the strongest objections. He argues that if an action X is prohibited (to everyone) in public places and if a person A has no access to a private place wherein to perform it, then action X is effectively prohibited to A everywhere, and so A is comprehensively unfree to do X. [1:441]. Indeed if X is prohibited to do every where, the unintended cumulative effect restraint A from doing X at all. How about A has access to one and only one public place to perform action X. In such a case, A is no longer comprehensively unfree to do X. If we deliberately leave an exit, set aside a place that everyone can do X, then A is still free to do X, although he is not free to do it anywhere he likes. Let us revisit the two questions posed by Waldron in [1:436]. He claims that most people with a home and a job are willing to tolerate an economic system with a large number of homeless people. I am afraid he is making a false assumption in this question.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answer NO to both questions. What if it is not that we are willing to tolerate the homeless people in our society; it is rather we are not willing to spend extra tax money to serve the homeless people? Operating and maintaining a public washroom or homeless shelter is expensive. If the homeless people who use those facilities could not pay for their cost, then who is going to foot the bill? What if we actually do not tolerate them at all? Giving the above loop hole in Waldron's argument, forbidding homeless people to look after their own needs in public places, could very well means we simply want to drive them away, so we don't have to tolerate them anymore. I do agree with Waldron that posing restriction on what activities are allowed in common property will limit the freedom of homeless people given that the same restriction is imposed on all common properties. I also agree with Waldron that as long as there exists some common property allow the homeless to perform their basic human necessity, it will not violate their freedom. If we set limitation on common property by eliminating all the possibilities that contradicts to the two requirements one by one, we will soon realize there exists a case fits neatly in the middle. In this special scenario, we do not have to tolerate the homeless people hanging out in public places; we do not have to spend our tax dollars building new public facilities for the homeless; and most important, their freedom is not violated at all. The solution is surprisingly straight forward. The government can impose restrictions on all common properties except a patch of designated area on the outskirt of the city or maybe even in the wilderness. The homeless people are free to perform whatever actions they lik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without interfering with the rest of us in the society. The obvious objection to my argument is by doing so we forcing them to move out of the city which seriously violates their freedom. Let u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objection and examine this scenario using the criteria of freedom proposed by Waldron himself. When Waldron talks about the homeless are excluded from all of the places governed by private property, he is not puzzled by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are excluded from all but one of those places [1:434]. From this statement, we can deduce that if we are excluded from all but one private property together does not violate our freedom even we are subjected to the restrictions on common property. If homeless people are allowed to sleep or urinate in a given place, they should be as free as the rest of us who are also allowed to sleep or urinate in one place, our home. Assign a place of land to homeless people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giving homeless people a home. Although their home is far away from the city, a home is still a home. Once a homeless person is not homeless anymore, he is subjected to the same rule as the rest of us. If restricting private activities on common property does not violate our freedom, it does not violate any homeless (now homed) person's freedom. Another line of objection is sometimes taken is this: if the society restricts the homeless from all of the 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 in the city; we are confining them into a ghetto and deprive their freedom of living in the city.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e conception of freedom used in this objection. In Waldron's paper, he is arguing the along the line of traditional liberal idea of negative freedom [1:436] instead of the controversial, question-begging conception of positive freedom. The homeless people are not banned from entering the city. They are free to enter the city as long as they follow the same rules that apply to everyone. The homeless people are free to own or rent a place in the city if they can afford it. After a person secure the property rights of a place, he has the exclusive use of that place and it is his negative freedom to do whatever he likes in his place. Trespassers into private properties violate the negative freedom of the owner because they obstruct the owner from doing something in his place, such as excluding unwelcome trespassers. It would be absurd if we allow trespasses on the ground of negative freedom as it directly contradicts with the negative freedom of the property owners. It makes more sense if owning a property is a positive freedom because it requires money to purchase or rent a place and not everyone is able to afford the price to live anywhere he wants. Even within the same city, the property price varie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For example, not everyone can afford to live in West Vancouver; they have to live in a less expensive area like Coquitlam. For those who cannot even afford a place in Coquitlam, they may have to settle in more remote areas like Abbotsford or Langley. At last for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any place in the city, namely the homeless,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accept a free home in the ghetto. We would not grant the negative freedom for those who live Coquitlam to trespass the home of those living in West Vancovuer; why would we grant the same negative freedom to the homeless living in the ghetto? Unlike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or freedom of speech, the freedom of sleeping and urinating is not a pure negative freedom. A society can grant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to everyone without anyone's freedom being violated. However, space is a scare resource. If someone is using a space for one thing, it implicitly limits the freedom of another person using the same space for another thing. If some one is sleeping in the park, it violates the freedom of other people using the park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 Even if the park has open access to homeless people, there are a fix number of benches in a park. When one homeless person occupies a bench to sleep overnight, he displaces other homeless people from using the same bench to sleep. Urinating in public places create hygiene problem, if the government allows people to urinate in a park, it won't be long before the park become unusable to all. According to Waldron,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rules governing the usage of common property. The second rules maintains that if public places are to be available for everyone's use, then we must make sure that their use by some people does not preclude or obstruct their use by others [1:439]. When homeless people using common property for activities other than the designed purpose of the places, they violated the second rules and interfere with another people who want to enjoy the common property. At last, Waldron may try to object the idea of sending the homeless to live in ghetto on other moral reasons such as injustice, being cruel to them or violate their basic human rights. If he argues along this line of thoughts, he will fall prey on his own accusation of the "moralization" of freedom [1:438]. It will not only transform out concept of freedom into a moralized definition of positive liberty, but also excludes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ltogether from the debate about the homeless. The insistence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the ghetto rules is anything but a restriction of freedom is a serious strategic mistake, since freedom is the core of Waldron's argument. In the end, Waldron is trapped in a self-created dilemma. On one hand, he cannot give up the freedom argument or his efforts in the paper would be in vain; on the other hand, he cannot dispute driving the homeless people to a ghetto would not violate their freedom according to his earlier arguments in the paper. Either way he loses. References: [1] Jeremy Waldron, "Homelessness and the Issue of Freedo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R.E. Goodin and P. Pettit, Ed., MA: Blackwell, 2006, pp. 432-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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