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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22, 2009

李铁这个“伪民运”要说话!

Posted: 22 Apr 2009 01:37 PM PDT

李铁澄清:方应看出面炒作的内容均不实
  自由论坛站长"方应看"还在继续无聊的炒作,不得不对其几个具有迷惑性的污蔑进行澄清,具体如下:

1、"方"先是利用对论坛的控制,对我们的行动和我本人进行攻击,引起大家的反感后,竟然又产生了"这原来是我和他合作炒作"之无耻之说,见图一,"方"利用对其他帐号提法的回复,暗示和他进行炒作,实际我根本不认识它,即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仅仅此前通过邮件质疑过他的炒作和屏蔽我的发言权。
1.jpg

2、见图2,原来"方"一直以来是因为我们被称为"民主人士"生气?
首先澄清:该文内容是取自我的博客,但"深圳部分民主人士聚会"标题不是我写的,是谁加的"方"应该很清楚,这都拿来发挥,太无聊了。此前的此类称呼基本都是相关网站或记者所写,并非我们自己所称,仅仅别人被称为"民主人士",就搞出那么多造假、抹黑和恶意攻击,也太牵强附会和恶心了吧。其次、即使我们自称"民主人士",也没有不妥,"方"不要借题发挥,其初衷根本不是这样,只是没有得逞才诸多说辞。

3、"方"说是他在我被关期间说了什么话,我出来后找他的麻烦,其实即使当时方做了不妥的事情,我出来后也是很温和的和他沟通,大家可以看图3我刚出来后的回复,是他故意升级搅局。另从一个比较熟悉他的朋友处了解,此前的"方"虽然有些小脾气,但绝非这样,这次"方"的行为非常反常,应该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小集体"利益才会这样。不管"方"是个人行为还是"圈子"行为,只期望停止这种无聊的炒作和排挤,我们乐见他们把精力用到对付老共上,通过这次不成功的打击,他们也应该知道行动和干实事是获得多数朋友支持的,期待他们把精力用到干实事上,这样不用打击别人也会提升自己,我们愿意让道不争、乐见其成。

  到目前,其更多无聊的相关炒作和攻击均不实,无心和其纠缠,就不另外一一说明。
  如自由中国上"呱呱叫"所说:"咱一外人,也不能瞎参乎民运内部事物,何况还是路线斗争泥。",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方"和其后面所代表的路线愿意有所作为,我们乐见他们把精力用到对付老共上,我们愿意让道不争、乐见其成。

一句话评点近日新闻

Posted: 23 Apr 2009 12:00 AM PDT


  北川宣传部长冯翔自缢:悲悼。冯先生的人性战胜了D性,放下一切与儿子团圆。艾未未公民调查远未止步。
  
  当代武林秘籍《城管执法操作实务》震憾问世:"注意要使相对人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
  
  人民海军60周年大阅兵:犯我强汉者,白天,天晴,无风,无雾,无雨,无雷电,无电磁干扰,无人焚烧秸秆,地平,有通讯,有地面导航,虽远必诛!
  
  贵州习水、浙江临海官员嫖宿幼女案:充分体现了先进"性"教育的优越性;或提供一则同期案例,成都市民李某因暗恋邻居,爬上树偷窥,最终被法院判强奸罪,判刑1年,缓刑1年。
  
  王帅、吴保全发帖子被拘留和判决案:一个遇到了清官,另一个则没有。奉劝决定抓捕的人一句,岂有文章倾社稷,只有奸佞覆乾坤。
  
  孙东东说上访者99%有精神商:最IN的回答是连岳:医院里关着的精神病99%是上访者。

  温州官员集体买回迁房事件双规了一个拆迁办副主任:没有最大,只有更大,集体FB只不过是喝到了一点骨头汤。忽然想起一句老话:反FB,要亡D;不反,要亡国。且看执政者在既不接受民主宪政、继续坚持特色制度的前提下如何能够走出悖论。
  
  成龙说自由太多也不好,中国人还是需要管的,此论有三种答案:一是韩寒,成龙大哥善于揣摩圣意,从来都政治正确;二是周云蓬,同样是唱歌的,希望能够和成龙互换一下,让我们到香港享受混乱的自由,让成龙来内地享受"管";第三种是我的看法,成龙其实说得也不算错,中国需要被管的是那些不肯公布财产的官员——如果他愿意澄清的话。
  
  "证券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终审被判死刑,杨一直拒不交代6500万巨款的下落:此人够仗义,司法太无能,经济犯判死刑全球罕见,相信希望他早点受死的人在主席台上坐得满满当当。
  
  陕西西安一名36岁的女干部在办公楼里服毒自杀,遗书称自杀是因为曾遭一位领导猥亵,并因"不听话"遭到打击报复:Power is sexy,权力就是春药,药性太大就会有很大的副作用。
  
  博鳌论坛上,地产大佬任志强称"和居民的工资收入相比房价等于没涨"引发众怒:我觉得他的话虽然刺耳,但基本上实话,因为他还有一句话被人忽视了,那就是"我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4月21日,四川藏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被审判,面临重刑!

Posted: 22 Apr 2009 12:40 PM PDT

4月21日,四川藏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被审判,面临重刑!2009年4月21日,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进行了审判。他是普布泽仁仁波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两座尼姑寺——布绒朗寺和雅底寺——的寺主,布绒朗私立敬老福利院的负责人,又称布绒朗活佛或普布泽仁活佛。2008年5月18日凌晨6点,一千多名军人、武警、特警及当地公安,包围普布泽仁仁波切在甘孜县城的住处,强行闯入,将其抓走,并且抄家。布绒朗寺和雅底寺同时各被两千多军警包围、控制。当日,甘孜县的电话、手机、网络等所有通讯全部被关闭,交通被阻断。当局称在抄家时,从客厅藏床下面搜出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多枚,因此给普布泽仁仁波切定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同时,当局还给普布泽仁仁波切定职务侵占罪和偷税罪。称活佛利用福利院负责人的身份侵占福利院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2009年4月16日,康定县人民法院张贴公告称:

从混乱到疯狂

Posted: 22 Apr 2009 09:44 AM PDT

作者:英纳 | 评论(1) | 标签:党人, 现代史, 孙中山, 梁启超, 李大钊, 中国

中國現代史,理應從中華民國成立寫起。但大陸并不顧及一般準則,一直将赤流大布于中國的一九一九年作爲現代史的起點,好任意打扮曆史這個小姑娘。

但是,一百年的曆史終究不算長,雖經政黨和無良幫閑文人的空前做作,無數的事實必不能盡淹——用一個謊言去圓下一個,如此往複,終于要自相矛盾起來,水落石出起來。

从混乱到疯狂——中国现代史最初岁月里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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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其實是一場正常的愛國運動,在清末到民初,愛國運動多多,清廷與民國政府對此類運動并不嚴苛以對。五四運動中的暴力成分,也是正常但并不正确的部分。它的特殊之處,是多了一個俄國因素。

俄國列甯革命,其實是布爾什維克們偷機取巧,從立足未穩的二月黨人手中竊得成果的革命。今天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在西方發達國家興起民|主大潮的過程中,專|制複辟勢力必将兇猛反撲。俄國革命是一個特例:帝制集團沒能複辟成功,但帝制集團與二月民|主黨人之間,出現了一個完全不顧馬克思發動無産階級革命條件的共|産|黨人集團,他們在鹬蚌相争中當了漁翁,輕易地獲得了政權,結果,在全世界專|制受到削弱的背景下,複辟并強化了專|制,建立了人類曆史上最極端的極權專|制政權。最終,這個共|産|主義試驗室裏跑出來的"異形",改變了俄羅斯的進程、歐洲大陸的進程、東方的進程乃至人類的進程。

在民國民|主與專|制、團結與分裂各種鬥争造成的複雜局面下,常常急于求成卻常常選擇了錯誤的中國,又重複了一遍曆史——在袁世凱取消帝制之後,民國中央政府、地方軍閥、知識分子、工商達人,盡管對中國發展的道路有巨大分歧,但沒有人企圖或敢于公開颠覆共和制度,曆史正可以緩慢地走向正确的軌道。但是!那個由西邊飄來的"幽靈",借助列甯的勝利,一瞬盅惑了健忘的中國人。

在這個過程中,有三個重要人物,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李大钊,與陳獨秀一起,成爲受盅惑并盅惑了中國的人。

相比晚年回歸社會民|主主義、回歸理性的陳獨秀,李大钊早期同樣激烈,但理性的一面更突出。在以俄爲師的呐喊中,從早年的民|主主義者到後來的共|産|主義者,李大钊始終以人的自|由|爲社會變革抑或革命的最終目的,而以共|産|主義和民|主、憲政作爲實現與保障自|由|的工具,相提并論的工具。

孫中山,緻力恢複三民|主義理想、實現現代民|主國家,不斷革命。但,在他的國民黨受到重大挫折之後,在列甯尋找盟友、吞并中國加入蘇維埃體系的過程中,采取了以聯俄、容共爲手段的新嘗試。可是,很快,孫中山就會發現,他已成了中國共|産|主義的溫床,成了俄羅斯的傀儡——欲利用别人,卻被反客爲主。

急功近利的李、孫兩股勢力合作,共同将急功近利的中國拖進了深淵,中國再一次選擇了自爲犧牲。

與此同時,一直在精神上影響中國的梁啓超,對這一過程洞若觀火。雖然,他的解決之道并不高明,爲中國指明出路的人早已由他或孫中山改變成了胡适和即将登上曆史前台的蔣介石。但,梁任公在進退之間,對孫李合作造成的中國時局,有着高人一等的判斷。

在新世紀之初,回望中國共和路,再讀上個世紀早期相關這三個重要人物的兩篇文章(兩位評論者,一個被評人。其中,李大钊就是在梁文中的"殺來殺去"中被殺的),猶令人唏噓不已。其中進退藏用間,似隐約藏有中國現代史最初歲月的密碼——在李大钊的文章中,那些最顯明又最深刻的道理,鼓舞了中國人投入共産革命的精神利器,今天成爲繼承了他的衣缽的政黨最害怕的東西;在梁任公的文章中,一個叱咤風雲的大人物的高瞻與深刻,無奈與自勵,折射了今天的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困境、中國百姓前途命運的困境,比一百年前還要慘淡。

還有什麽話,你要說?還有什麽話,沒有說?

一、中國全盤俄化的成形和未來(今天)

——梁啓超與女兒信:孫文晚年已做了蘇俄傀儡

與令娴女士等書 (1927年5月5日)

近來連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趨到激烈,而且對于黨軍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十幾年來,時局太沉悶了,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爲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況青年們。

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爲怪,但是這種希望,隻怕還是落空。

我說話很容易發生誤會,因爲我向來和國民黨有那些曆史在前頭。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隻要有人能把中國弄好,我絕對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從不采那"非自己幹來的都不好"那種褊狹嫉妒的态度。平心而論,這回初出來的一部分黨軍,的确是好的——但也隻是一部分,可惜在江西把好的軍隊損傷不少,現在好的計不過二三萬人——但行軍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極壞的黨人把持,所以黨軍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孟子有幾句話說:"……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這幾句話真可以寫盡現在兩湖、江浙人的心理了。

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并于非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龌龊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我也沒有恁麽閑工夫來列舉他。"黨軍可愛,黨人可殺"這兩句,早已成爲南方極流行的格言,連最近吳稚晖彈劾G黨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來黨人可殺的怨聲雖日日增加,而黨軍可愛的頌聲卻日日減少,因爲附和日多,軍隊素質遠不如前了。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财産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号,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隻是無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報上所說幾次婦女裸體遊xing的确的确是真的,諸如此類之舉動,真舉不勝舉。)半年以來的兩湖,最近兩個月的江西,(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因爲田全都沒有人耕,工商業更連根拔盡,凡是稍爲安分守己的人,簡直是不容有生存之餘地。(今日見着一位湖南人,說他們家鄉有兩句極通行話說道:"今年湖南人沒有飯吃,隻怕明年湖南便沒有人吃飯。這句真一點不錯。)其他各省受害程度,雖有淺深,然這種現象實日日有蔓延之勢。本來軍事時代,未遑建設,我們原可以予相當的原諒,但他們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簡直是認作惡爲天經地義,所以一切關于國計民生的建設,他們固然沒有懷抱,也并沒有往這條路上着想。

這種罪惡當然十有九是由G黨主動,但G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惡之海了。原來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的G黨,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犧牲了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餓國人當然以此爲得計,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卻是對于中國太辣手了。近來南北兩方同時破獲G黨機關——即餓使館及領館發現出那些文件(現在發表的還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現在國内各種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國際的預定計畫,中國人簡直是他們的機械。   

即如這回南京事件,思永來信痛恨美國報紙造謠。不錯,歐美人免不了有些誇大其詞(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搶領事館等等,類似義和團的舉動誰也不能否認。(據說被奸淫的外國婦女至少有兩起,還有些男人被雞奸,說起來真是中國人的恥辱。)這種事的确是預定計畫,由正式軍隊發命令幹的。爲什麽如此呢?就是因G黨和蔣介石過不去,要開他頑笑,毀他信用。G黨中央執行會的議決,要在反對派勢力範圍内起極端排外運動,殺人放火,奸淫搶掠手段,一切皆可應用。這個議案近來在餓使館發現,已經全文影印出來了。(俄人陰謀本來大家都猜着許多分,這回破獲的文件其狠毒卻意想不到,大家從前所猜還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們本來要在北方這樣鬧,但一時未能下手,蔣介石當然也是他們的"反對派",所以在南京先試一下。他們最盼望帝國主義者高壓中國,愈高壓則他們的運動愈順利。

自五卅慘案以來,英國完全上了他們的當,簡直是替他們做工作,他們的戰略真周密極了,巧妙極了,但到他們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

G黨如此,國民黨又怎麽樣呢?近年來的國民黨本是G黨跑入去借屍還魂的。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适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着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   

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孫文病倒在北京時,一切行動都在鮑羅庭和汪精衛監視之下,凡見一客,都先要得鮑羅庭的許可。每天早半天,鮑或鮑妻在病榻前總要兩三點鍾之久,鮑出後,孫便長太息一聲,天天如是。此是近來國民黨人才說出來的,千真萬真。)自黃埔軍官[校]成立以來,隻有G黨的活動,那裏有國民黨的活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占領,那一役不是靠蘇俄人指揮而成功者! (說來真可恥,簡直是俄人來替我們革命。)黨中口号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

除了這些之外,國民黨還有什麽目标來指導民衆?所以從國民黨中把G黨剔去,(這幾天五一節、五四節等,不惟北京銷聲匿迹,即黨軍所在地,也奄奄無生氣,可以窺見此中消息。)國民黨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了。近來蔣介石們不堪G黨的壓迫,已經翻過臉,宣言"讨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時G黨勢力範圍内也天天殘殺右派。

(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現在情形天天劇變,很有些成了廢話了)   

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内雙方黨人殺黨人——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一萬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

可憐這些人胡裏胡塗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尤可駭怪者,他們自左右派火并以來,各各分頭去勾結北方軍閥,蔣介石勾孫傳芳,唐生智勾吳佩孚(都是千真萬真的事實),雙方又都勾張作霖。北軍閥固然不要腰[臉],南黨閥還象個人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可見所謂什麽爲主義而戰,都是騙人,現在揭開假面孔,其形畢露了。現在軍事上形勢蔣派似頗有利,其實他們黨的内部,早已是G黨做了主人翁。共黨也斷不敢抛棄"國黨"這件外套,最後的勝利,隻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真的勝利——不全象俄國那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現在南方大多數人都天天盼望外國人來收拾,這種卑劣心理之可恥可痛,自無待言。其實外國人又何能收拾,隻有增加擾亂的成分,把垂死的國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罷了。   

這種狀态之下,于是乎我個人的去處進退發生極大問題。近一個月以來,我天天被人包圍,弄得我十分爲難。簡單說,許多部分人(卻沒有奉派軍閥在内)太息痛恨于共黨,而對于國黨又絕望,覺得非有别的團體出來收拾不可,而這種團體不能不求首領,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進行最猛烈者,當然是所謂"國家主義"者那許多團體,次則國黨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則所謂"實業界"的人。(次則無數騎牆或已經投降黨軍而實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軍閥。)這些人想在我的統率之下,成一種大同盟。他們因爲團結不起來,以爲我肯挺身而出,便團結了,所以對于我用全力運動。除直接找我外,對于我的朋友門生都進行不遺餘力。(研究院學生也在他們運動之列,因爲國家主義青年團多半是學生。)我的朋友門生對這問題也分兩派,張君劢、陳博生、胡石青等是極端贊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極端反對的,他們雙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詳細列舉。

總之,贊成派認爲這回事情比洪憲更重大萬倍,斷斷不能旁觀;反對派也承認這是一種理由,其所以反對,專就我本人身上說,第一是身體支持不了這種勞苦,第二是性格不宜于政黨活動。

我一個月以來,天天在内心交戰苦痛中,我實在讨厭政黨生活,一提起來便頭痛。因爲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願見的人也要見,不願做的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

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于國家實在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一個月來我爲這件事幾乎天天睡不着,(卻是白天的學校功課沒有一天曠廢,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現在我已決定自己的立場了。我一個月來,天天把我關于經濟制度多年來的片斷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張。(我已經有兩三個禮拜在儲才館、清華兩處講演我的主張。)同時對于政治上的具體辦法,雖未能有很惬心貴當的,但确信代議制和政黨政治斷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間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張堂堂正正著出一兩部書來,卻是團體組織我絕對不加入,因爲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種東西能救中國。最近幾天,季尚從南方回來,很贊成我這個态度,(丁在君們是主張我全不談政治,專做我幾年來所做的工作,這樣實在對不起我的良心。)我再過兩禮拜,本學年功課便已結束,我便離開清華,用兩個月做成我這項新的工作。(煜生聽見高興極了,今将他的信寄上,諒你們都同此感想吧。   

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于共|産|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并非是怕我們家裏有G黨,實在看見象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 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你們别要以爲我反對共産,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G黨還利[厲]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态和共産同一的"脈論",但我确信這個病非"共産"那劑藥所能醫的。

我倒有個方子,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好,将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我這方子大概三個月後便可以到你們眼邊了。思永不是經濟學專門家,當然會誤認毒藥爲良方,但國内青年象思永這樣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來後,看可以挽回多少罷。

二、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李大钊(1919年6月1日《每周評論》第24号)

思想本身,沒有絲毫危險的性質。隻有愚暗與虛僞,是頂危險的東西。隻有禁止思想,是頂危險的行爲。

近來——自古已然——有許多人聽見幾個未曾聽過、未能了解的名辭,便大驚小怪起來,說是危險思想。問他們這些思想有什麽危險,爲什麽危險,他們認爲危險思想的到底是些什麽東西,他們都不能說出。象這樣的人,我們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險萬分。

我且舉一個近例,前些年科學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一般愚暗的人都說是異端邪教。看待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的人,如同洪水猛獸一樣。不曉得他們也是和我們同在一個世界上'一樣生存'而且比我們進化的人類細胞,卻說他們是"鬼子",是"夷狄"。這種愚暗無知的結果,竟造出一場義和拳的大禍。由此看來,到底是知識思想危險呢?還是愚暗無知危險?

聽說日本有個議長,說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是是行托爾斯泰的學說,彼邦有識的人驚爲奇談。現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說我國人鼓吹愛國是無政府主義。他自己果然是這樣愚暗無知,這更是可憐可笑的話。有人說他這話不過是利用我們政府的愚暗無知和恐怖的心理,故意來開玩笑。唉呀!那更是我們莫大的恥辱!

原來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關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邊走路,是一點危險也沒有的。深池和走路的行爲都不含着危險的性質。若是"盲人瞎馬,夜半深池",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見危險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來的,都是黑暗造出來的。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實,什麽東西什麽境界都不危險。知識是引導人生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愚暗是達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障礙,也就是人生發展的障礙。

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爲保障人生達于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麽思想言論,隻要能夠容他的真實而沒有矯揉造作的盡量發露出來,都是于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

說某種主義學說是異端邪說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義學說是什麽東西,然後把這種主義學說的真象盡量傳波使人人都能認識他是異端學說,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于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認清,隻是強行禁止,就犯了泯沒真實的罪惡。假使一種學說确與情理相合,我們硬要禁止他,不許公然傳步,那是絕對無效。因爲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滅,這種學說也終不滅。假使一種學說确與情理相背,我以爲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爲大背情理的學說,正應該讓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藏起來,很有容易被人誤信的危險。禁止人研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僞的罪惡。益也終不滅。世間本來沒有"天經地義"與"異端邪說"這種東西。就說是有,也要聽人去自|由知識,自|由信仰。就是錯知識了、錯信仰了所謂邪說異端,隻要他的知識與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實,一則得了自信,二則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無知的排斥'自欺的順從還好得多。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貧困、乃至死殺,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們,超越他們。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這些東西,在思想中全沒有一點價值,沒有一點權威。

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然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因爲思想的性質力量,本來如此。我奉勸禁扼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借口危險思想來吝止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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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陽黑子如股市

    Posted: 22 Apr 2009 11:20 AM PDT

    今年是五四運動90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解放軍進入西藏50週年,六四20週年,和鎮壓法輪功10週年。2009,是政治敏感年。我沒有挑起爭端的勇氣,故本文避談政事,只談科學。原來2009也是科學界頗為熱鬧的一年,不單是達爾文物種始源」出版150週年,也同是伽利略首次以望遠鏡觀天的400週年。為紀念後者開風氣之先奠定近代科學革命之基礎,今年被定為國際天文年

    太陽黑子是伽利略觀測的眾多天文現象之一(雖然他並非第一人)。去年,太陽表面出現黑子的日數只有101天(28%),創了1913年(54天,即15%)以來的新低。怎知低處未算低,以今年3月31日為止的首90天,只有14日(16%)見到黑子,以這樣的頻率繼續下去,有機會挑戰1913年。太陽黑子數目的低沉竟能媲美金融海嘯百年一遇的頹態;究竟,太陽那邊發生了什麼?兩者,究竟是巧合,還是有些不為人知的連繫?

    太陽表面是一層厚厚的岩漿。太陽自轉會帶動岩漿,但由於岩漿是流體,故轉速並不一致:赤道轉得較快,兩極較慢。至於太陽黑子為何出現,科學家至今仍未有定論。一個較被廣泛接受的說法,是由於岩漿轉速的差異,太陽內的磁場被扭曲,當這種扭曲發展至某個程度,磁場便會戳穿太陽的表面,並擾亂了正常岩漿的流動。太陽內部的能量不能如常地跟隨岩漿的對流而被帶上表面,故此磁場穿透之處的溫度較低,光度較暗,遠看便成黑點。

    黑子的多寡顯示太陽活躍的程度,黑子多表示活動強和釋放的能量大,反之則弱。這好像與我們的直覺對著幹,太陽表面的黑點多,不是應該散發少一點能量嗎?事實不然,科學家發現黑子的周邊十分光亮,雖然黑子本身釋放的能量較少,但周邊溢出的額外能量足以抵消黑子釋放的不足,總的來說,愈多的黑子,表示太陽愈活躍,釋放的能量也愈多。

    太陽黑子數目迭創新低,意味太陽活動保持微弱。這又與我們何干?

    先談風月。高緯度才能見到的極光奇景,源於地球磁場和大氣層跟太陽幅射的互動,太陽活動減少,幅射變弱,極光出現頻率降低不言而喻。

    再談實事。太陽活動對我們的影響,大致可分為健康和氣候兩方面。與人類健康的關係,科學家只有零碎的研究。一般人想像得到的,幅射少,基因變異因而減少,患癌機率相應下降。病毒的基因也會變異,便曾有學者把1918年的大流感歸咎於早一年的太陽黑子高潮使病毒變種,2003年的沙士也是發生於連續幾年黑子高峰期之後(雖然這高峰以過去50年的標準來說並不算高);反過來說,近幾年鮮見黑子,來年疫症爆發的危險「應該」相應降低。此外,還有研究顯示太陽活動跟心臟病和壽命有統計上的相關性。總之,科學家對太陽與健康的關係的猜想林林種種,不一而足,讀者也無須太過在意,一來影響小得無關痛癢,二來生活習慣也不可能跟隨黑子多寡而有重大改變,與其介意頭頂陽光的變化,不如立志活得健康。

    太陽活動跟地球氣候的關係,百多年前已經有人提出,畢竟太陽是百物之母,其強弱必會影響農作物的收成,從而影響整體經濟。如今經濟多元化,太陽影響經濟(進而股市)之說已沒有多大市場。可是,跟氣候的關係,科學家仍然知道不多,有說影響雲量、降雨和氣溫。又是那一句,不用太在意,一來生活不會因而改變,二來不由我們控制。

    不能控制,可能預測?根據多年觀察,黑子數目是有週期性的,平均11年一個循環。例如,最近一次黑子數目高潮為2000年,與前一次高潮1989年恰好相隔11年。但是,正如其他自然現象一樣,百分百準確的預測並不可能,11年只是一個平均數,歷史上見過9年,也見過12年的週期。上一次的黑子低潮為1996年,一般「預測」 2007年應為另一個低潮,怎知2008年更低。誰又會猜中今年首三個月更低呢?真係低處未算低,淡市莫估底。

    說得對,「預測」說穿了,其實是「估」。股市如此,科學家對深奧的自然現象又何嘗不是。網上對今次太陽黑子低潮的報導,大多以股市比喻作開頭,說2008是黑子「熊市」,正當大家以為「見底」之際,今年第一季再創新低。這個比喻的恰當之處,除了時序上的巧合,還反映了我們渴求預知未來卻一次又一次被逼承認未來不可預知的無助。當我翻看網上過去數年對太陽黑子的報導,當中不乏預測、落空、再預測、再落空,不禁嗅到一陣股市味道。舉幾個例子。2006年下旬已經有人根據某些現象預測翌年黑子數目向上(以上提過2007年「應該」為另一低潮,但眾所周知,誤差一兩年不出奇),最終証明錯誤,2007年創了1955年以來的新低。2007年下旬,黑子數沒有起色,行內人「焦急之情」,與股民期待牛市重臨可比。2008年9月,仍在呆等。10月至11月上旬,黑子數目終有異動,雖然阻不了2008年創下新低(文章開頭說過),但科學家興奮地預測今年將是黑子「復甦」的一年。今年首季的「苦況」,上面說過,不贅。也不要心灰,畢竟還有九個月,未來不可預知,因此未來永遠有希望。

    無論研究科學還是股市,我們都很注重尋找「週期」,儘管知道後的預測能力仍然有限。隱約覺得,從歷史中尋找週期是人類的天性,研究過去為的是能預知未來,若果我們不能從渾沌中分辨週期,領悟規律,那我們也沒有窺探未來的權利。這與人類喜歡紀念某大事某「週年」的道理如出一徹,骨子裡就是要記著過去作過的事,鑑古知今,從而更好地掌握未來。

    可是,鑑古知今必須建基於對往事有全面的認知之上,在一個言論封閉不能自由表達思想的地方,人民對過去的認知被執政集團所壟斷,這無異於企圖以片面的數據了解自然現象,結果只會瞎子摸象,以偏蓋全。如此環境,「週年紀念」除了替執政集團鞏固權力,於普羅百姓又有何意義?

    身為中國人,其實今年值得紀念的不單是以上眾多政治事件,2009年是京張鐵路建成100週年。這是我國首次不用外國資金和人才,用詹天佑和眾多中國人血汗建成的第一條鐵路。

    (刊登於2009年4月22日信報副刊「新知」欄)

    後記:見報的版本,報館把原文開頭的「解放軍進入西藏」,改為「西藏民主改革」。這個改動,我有微言。「西藏民主改革」只是中共的官方話語(或說「和平解放」),藏人的說法是「抗暴」,港人有說「鎮壓」,中立一點可以說「達賴流亡」,立場不同說法互異,讀者只要在google搜尋「西藏 五十周年」便可一覽各方言論。六四和法輪功發生之時,我已懂事,有自身的體會,遂在文中直截了當地說「六四」和「鎮壓法輪功」。50年前西藏事發,我還未出世,執筆時又不願花時間多了解事實真相(因這並非文章主題),想說得政治味道少一點,因此用上「解放軍進入西藏」。

    本人相信報館無心扭曲原意,擇中共口吻而棄其他,可能是媒體被官方言論充斥所致。無巧不成話,這「無心之失」與文章末段談及內地言論困況互相呼應,間接印証了壟斷話語權對專制政權之重要。說到這裡,究竟那是「無心之失」還是「有意而為」,相信只有當事人知道。

    一如既往,有興趣的讀者可到我的網誌看看關於太陽黑子的一些補充資料:

    http://hkscience.com

    蜡烛 一百四十六 09.04.22

    Posted: 22 Apr 2009 10:10 AM PDT

    另一种杀人武器

    Posted: 23 Apr 2009 12:00 AM PDT


    

     昨早一上网,就几乎在同时接到两个相同的询问:你看了冯翔的空间么?我语焉不详地回答说看了,其实我并没有看。对于那样的结局,其实看与不看并无多大差别,人生之殇,大多不外如是,活着时,无人会去想他是不是有死的念头,死去后,便蜂拥而上,说是悼念,其实说看热闹也未尝不可,虽然掬一把泪,但那泪,与围观者看到人头落地时那一刻发出尖叫的意义还是差不多。


    

        天长日久的思念是一剂慢性毒药,它要了这个宣传部长的命。虽然他承国恩比之其他折手断脚的灾民还要爬着回家不同,他每次想回家都可以开着车回去还无需担心工资不够买汽油,但他显然还是并不留恋这样的优裕生活,也像那些因为活不下去而自行了断的人一样选择了相同的道路,这又再次证明一个事实:在死亡面前,富贵贫贱的结局都是相同的,人类孜孜以求的阶级平等,生时永无实现的可能,死后却很轻易地就实现了马列大团圆。


    

        大家都认为他被自己的记忆杀死,但我认为,他应该是被另一种东西杀死。人要活着,总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可以维系生命存在的借口,一个朋友说,他缺少一个能够深入到他内心的人,对此我显然并不认同,从他凌晨还跟人聊天的记录来看,他并不缺乏能够深入到他内心的知交。另一个朋友说:他是因为绝望而自杀的,并对我说,假如在暑假之前她的问题无法得到落实,自己也会选择绝望的方式去轰轰烈烈地讨要说法。对于两个不同出发点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我忽然觉得自己已然再无诠释的空白。只回了她们一句相同的话:入流亡所处,寂灭为乐时。这算是对冯的悼念,却绝非定论,她们都是感情丰富而细腻的女性,对生命的细微之处有过人的感悟与解读,但对于宏大空间里复杂的生命轨迹的引力变化,并不具备数据化剖析的能力,她们不知道,要让一个人绝望,有时候很轻易有时候又很难,否则,这世上就无谋杀之说了。


    

        从冯遗留在天涯的一个帖子上可以看出,他对网上开个儿子的祭奠馆充满了期待,但他的希望在半个月的精神安抚回来之后完全陷于绝望,因为腾讯食言了,他们本来说要让每一个活着的生者记住每一个死去的遇难者,这当然就包括了他记忆中的宝贝儿子。如果这个纪念馆建成了,他的思念将化成万千文字,然后让千万亿个人共同分担他的痛苦,他则从大家的鼓励中从思念的阴影里重新找到继续活着的希望。但这个愿望显然被突然堵死了,他必须独自承受这苦,纵然有人愿意替他分担,也必须是受到指定的雷锋才有这个资格和荣耀来完成,比如那个牵着姚大个的小英雄,又或者那些能够在万众面前留下感人至深眼泪的主播,唯他们的"主流泪水"才像处女的东西一样纯洁,至于腾讯可能推出的纪念馆或者天涯发动的征文又或者牛博艾未未们公布的名单,都是比老妓女还肮脏的毒物,会玷污死难者们的灵魂。


    

        腾讯、天涯和牛博的老板都是商人,他们自然有其商业目的在里面,所以被叫停这样的活动也很平常,但更多的内涵,却大概与温州商人施粥是一样的,以"纯洁高尚"的名义要低俗者让路,是怕他们挟道德以成贵人。我们的仆人之所以愿意为仆人,就因为他们深谙我们这些主人有什么样的需求,假如有人想打着服务我们的旗号,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又有人来跟他们抢饭碗了,他们不怕这些人成为奸商也不怕他们这些人成为恶人,但是就怕这些人成为跟他们一样角色的仆人。于是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样的悲剧出现,哪怕因此可能造就一大批活着的死魂灵,那也是顾不得了,两者相较衡其轻,有几个绝望的人死去,是不足以让他们害怕的。


    

        南周曾说要让无力者有力,要让悲观者前行,但阳光不打在你的脸上,倒是黑暗笼罩在你身周,无力的人依旧无力,悲观者更加悲观,活着需要希望,死去需要勇气,当抛弃希望的人越来越多,拾起勇气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他们或者沉沦于自虐,或者发泄于暴戾,始终都会给这个属于个体构成的大众世界来共同承担后果。他的死去,是你的死去,也是我的死去,每个人都将有一部分跟随他一起死去。


    

        但是一起死去的一部分人中,还在漠然地熟视着别人死去,更在轻视着自己也在死去。他们看见了别人在自杀,难道就没看见自己的灵魂也在慢慢自杀?

    旅游大巴何时配上“救命带”

    Posted: 22 Apr 2009 12:09 AM PDT

      今年农历新年伊始,当国人还在欢度春节长假之时,从大洋彼岸传来噩耗,一辆载着中國游客的旅游大巴在从美国大峡谷返回拉斯维加斯的途中,行驶至亚利桑那州距胡佛水坝以南大约40公里处,突然倾覆侧翻,造成7死15伤的惨祸……

      报道称,7名死者都是在熟睡中被甩出车外的。笔者闻之不禁大骇, 因为笔者看到这条新闻的当时就坐在一辆正疾驰于国内高速公路的旅游大巴上、因为笔者也有在旅游车上睡觉的"不良嗜好"。环顾车内,上车时的兴奋、喧闹已归于沉寂,大多数游客都酣然入睡。于是本能地悄悄朝座椅旁抓了一把,又一惊——抓了个空,没有安全带可系。这才悚然意识到易折如苇的生命此时所寄寓的不是云端的波音客机,而是地面的旅游大巴。

      惨祸虽发生于境外却再一次给国内的旅游安全敲响了警钟。统计数据言之凿凿:飞机失事的概率远远低于其他交通工具。为什么属于小概率事件中的飞机上每个座椅都装有安全带,而属于相比较大概率事件中的其他交通工具之一的旅游大巴大多未装座椅安全带?  据专家介绍,座椅安全带的作用就是在交通工具发生碰撞时,将驾乘人员束缚在座位上,防止发生二次碰撞;同时安全带有缓冲作用,能吸收大量的撞击能量,化解巨大的惯性力,以减轻驾乘人员的伤害程度。相关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如果系了安全带,在发生正面撞车时,可使乘员死亡率减少57%,侧面撞车时可减少44%,翻车时可减少80%.由此看来,座椅安全带在降低交通事故引起的死亡率上功莫大焉。

      既然座椅安全带是"救命带",旅游大巴未装座椅安全带是否属于产品缺陷?假设一交通事故经现场勘定和模拟试验得出鉴定结论,如果系上安全带就能避免某一乘客死亡的话,客车的生产厂商是否应当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说到追究产品质量责任,生产厂商往往有误解,以为只要自己的产品符合某某标准,便可高枕无忧,便可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暂不说林林总总的"标准"是否制定得科学、严谨,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殊不知,即使满足了"标准", 生产厂商对缺陷产品造成损害后果的法定免责事由也只有下面三种情形:(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面对交通事故中因缺失座椅安全带而逝去的一条条鲜活生命,高速交通工具的专业生产厂商明知自己的缺陷产品可能合成或加重对人身的伤害,能无动于衷地继续将缺陷产品投放市场吗?能无动于衷地继续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吗?诚然,未装座椅安全带与交通事故并没有因果关系,但对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很可能有多因一果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参加单位组织的本市一日游活动,旅游途中车辆剧烈颠簸,从座位上弹起导致腰椎体压缩性骨折,法院判决旅行社承担70%的赔偿责任,近5万元。耐人寻味的是,法院的判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老人应该清楚坐在车辆后部的颠簸强于车辆前部,自身也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众所周知,交通事往往故突发于一刹那,年轻人也可能猝不及防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这个案例尤其是这句判词让笔者不禁想起业内人士对本文一开头提及的车祸的评论:国人有上车就睡觉的习惯。"上车睡觉、下车撒尿"虽是旅途戏谑之言,却也道出长途旅程中的睡觉和撒尿纯属人体生理机能的自然反应——游玩的劳累、微颠的车厢、单调的车程这一切构成了催眠的魔力,令人无法抵御。  如果将车上打盹归为过失,实在有悖人性常理。然按上述判例类推,今后凡遇类似的案子,判词中是否应加上这样的句子:作为成年人应该清楚车上打盹的危险,无论几十公里还是上百公里的车程均应双膝紧抵前座、双手紧抓扶手、双眼圆睁,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始终保持应急的状态?否则,受害人自身也有过失,应当承担不少于30%的责任?

      笔者认为,这类案子完全可以追加旅游大巴的生产厂商为共同被告;而且,鉴于旅游大巴已是国人日益频繁外出旅游的主要交通工具,为降低、避免类似的不幸事件,除判决生产厂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完全可以向旅游大巴的生厂商发出配置座椅安全带的司法建议。这也是司法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何时游客能像登乘飞机一样,登上旅游大巴入座后在亲切温馨的提醒声中纷纷系上安全带,身心放松地乘兴而去,安全归来?

      作者:茅国雄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4-2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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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抵制五月一日北京鸟巢的成龙演唱会

    Posted: 21 Apr 2009 08:05 PM PDT

      香港影星成龙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大放厥词,声称香港、台湾"太自由,很乱","太自由了,就变成香港今天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中國人是要管的,否则便会为所欲为"。由于成龙的奴才言论,我支持抵制5月1日在北京鸟巢举办的成龙演唱会,也呼吁民众都加入到永远抵制成龙的演唱会、电影、电视及各种文艺活动、商业活动之中。

      成龙的言论完全否定了两岸三地人民一百多年来不屈不饶追求自由的伟大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竟然将香港、台湾社会对政治人物、演艺人物的监督污蔑为"很乱",熟不知其乱中有序,保证了自由社会的长治久安。

      成龙完全代表了权贵的价值观、自由观——只许有权贵的自由,不许有老百姓的自由;只许权贵为所欲为,不许老百姓"为所欲为";成龙忘了:如果没有自由的香港,他哪来今天的权贵地位?真是人一阔,脸就变。

      成龙公然为剥夺人民群众的话语权、知情权、上访权、参与权撑腰。他在香港、台湾受到狗仔队的追踪,不胜其扰,由此他当然十分感激在大陆作为"中國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享受的副部级待遇与特别保护,"慢慢觉得"很有必要"管"一下举报腐败、维权上访、追求国家正义与自由的"添乱之人",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很"和諧"。但是我要问的是:如果成龙的亲人遭遇冤屈无法伸张,如果成龙受到打击伤害无处讲理,如果成龙家的房子土地被人强征而没有什么补偿,如果成龙是弱势群体,不能享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举报腐败会被迫害,网络揭露地方乱象会被千里抓捕,上访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他还会这样嚣张与猖狂吗?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他成龙事实上是强势群体,是权贵,是既得利益者,他在大陆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歌曲作伪装,日进斗金,实际上是在歌唱强者对弱者的蹂躏。

      一位缺乏最起码公民意识的影星居然成为成千上万民众崇拜的偶像、成为中國人的"代表",一位奴才的丑陋表演竟然赢得台下工商领袖们的热烈掌声,大陆中國人该反省一下了,该加入到抵制成龙的行列中去了——为了捍卫大陆的自由、香港的自由、台湾的自由。

      2009-4-22

      ("胡星斗中國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www.huxingdou.org www.huxingdou.net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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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龙说得没错,中国需要管的人有很多!

    Posted: 21 Apr 2009 06:01 PM PDT

      影星成龙18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面对媒体的提问,称:"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國人是需要管的。"成龙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很多华人的不满。

      鬼文子认为成龙没有说错,中國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需要好好管管!

      中國很多公仆需要管一管。中國的公仆,顾名思义是公民的仆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与公共利益服务的。可是现在很多公仆都宣宾夺主了。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无法无天。他们当的是领导,游的是港澳,玩的是阴道,吹的是政要,压的是举报,走的是歪道,汇的是假报,活脱脱的现代强盗!今日搞征地,明天搞拆迁,后天去找几个幼女搞"嫖宿",其实就是典型的强奸!这还不算,贪污受贿动辄几千万,洗桑拿、泡妞还要花公款。它们以人为"笨",老百姓只有当家做"猪"的份!

      中國很多专家教授需要管一管。专家的脑子近几年越来越不正常了,特别是要管管那一张张破嘴。它们隔三岔五的说些不切实际、不负责任、颠倒黑白的惊人言论,把老百姓忽悠得腾云驾雾。为什么太自由了会很乱?你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那些专家教授,厉以宁会说因为很多穷人都有仇富心理,孙东东会接着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王建国会想把当年侵略中國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疯人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疯人管理院!来管管咱们中國人,茅于轼说记得不要在疯人院里建厕所哦。怎么,你听着不服气?张信宝急了,"我是专家啊!"你还不服啊,那就听听何祚麻院士的至理名言吧——"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

      中國很多明星大腕需要管一管。中國的明星,包括电影电视、相声小品、主持人导演,总之在圈子里混出名气的人,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说那乌烟瘴气的潜规则,就说那乱七八糟的代言广告。任静洗了几百年的妇炎洁了难道还不健康么?成龙代言霸王乌发快被连批号都不合格,我看那他那头顶上也没见多添几撮毛,郭德纲把藏秘排油减肥茶喝了那么久也没见苗条多少,老影星李丁吃了多年盖中盖 ,现在腰不酸,背不疼,走路还有劲么?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代言某一产品,要为信任自己的消费者负责,为喜欢自己的粉丝负责,不要一心只为了钱,被它牵着鼻子跑。

      中國很多警察需要管一管。警察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正义,可是有多少人真的在维护正义呢?拿着一根警棍,拳打四面 脚踢八方,一会是 "躲猫猫"整死人,一会又"洗澡澡"整死人,一会又是"做梦梦"弄死了人。我们都记得曾经有六个警察打一个人,我们更不奇怪曾经有一个人杀六个警察的事情发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老百姓将会莫名其妙地死去,警察实在应该好好管管,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要文明执法,要依法办事。中國之"乱"将会从你们眼皮底下开始。

      中國很多城管需要管一管。城市管理、治安巡逻是城管局的职责所在,城管应该紧密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却是,城管一到,鸡飞狗跳,先抢秤盘,后要钞票,掀翻小摊,砸烂炉灶,小货遍地,瓜果漫道,行人围观,谁拣谁要。这种强盗执法,何来公道?无怪很多老百姓恨城管恨得牙痒痒。

      中國很多教师需要管一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很多教师连自己的灵魂都有问题。教学无方,误人子弟。读书"无用论"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多少幼小的心灵在你们手上变得扭曲?有多少人在真正传道授业?有多少人真的像园丁那样辛勤?范跑跑地震时只顾自己逃命,花都30多岁的老妖精勾引14岁的小男生,还有益阳一班主任老师谭向群涉嫌猥亵多名女学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和教育部都要醒一醒,要科教兴国,不要让教育亡国!

      中國很多医生需要管一管。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可是现在很多医院心太黑,很多医生根本就没有医德。手术刀一掏,就要红包。听诊器一搁,几万不多。能治好病还凑合,怕就怕很多医生根本就看不出毛病,误了治疗时机,到最后,小病变大病,大病死了人,老百姓钱财两空,越来越苦,越来越穷。穷得连饭都没有吃了,不乱就不正常了。

      中國需要管的人还有很多……

      欢迎访问鬼文子博客www.guiwenzi.cn

      作者:鬼文子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4-2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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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日志

    “经济学家”布鲁尔

    Posted: 22 Apr 2009 09:32 AM PDT

    而当看到布鲁尔女士发表演讲呼吁政府延长给父亲们的带薪产假时间,由目前2周延长到12周,并且应跟母亲一样在产假期间拿到90%薪水时,我更是忍俊不禁了。延长带薪假期时间,在效果上其实和提高最低工资是一样的。布鲁尔女士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说这样是为了使男女性有更平等的工作机会。

    一青年称领导是败类被拘

    Posted: 22 Apr 2009 06:12 AM PDT

       

    内蒙吴保全发帖获刑再审    一青年称领导是败类被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4-22 08:33:00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nfjx/200904220017.asp

     

        法院称加刑一年是因吴保全在取保候审期间串联村民上访,但重审判决书中并未提及

      本报讯(记者左志英)昨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领导表示,鄂尔多斯市中院院长已对"吴保全诽谤案"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案件已经进入再审过程。据称,吴保全重审被加刑一年,是因其在取保候审期间串联村民上访。然而,重审判决书显示,判决是在取保候审当天做出的。

      2007年和2008年,内蒙古男子吴保全因网上发帖举报征地问题两度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第一次被刑拘10天,第二次以诽谤罪被判刑1年。吴不服而上诉,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重审后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年。

      据新华网消息,昨日,鄂市中院表示,一审法院在重审中,因吴保全在取保候审期间无悔罪表现,反而有串联村民上访行为,又加刑一年,于今年2月26日改判为有期徒刑两年。

      然而,据村民反映,2月19日,东胜区人民法院开庭重审吴保全案。下午,吴保全被取保候审,被几名村民接走,然后入住宾馆、洗澡、理发。第二天上午10时许,吴接到东胜区人民法院的通知,让其回法院签字。有村民建议别去,吴没有采纳。结果,再次被关入看守所。

      "一天时间不到,怎么跟我们串联。"一村民如是说。

       在重审判决书中,并未提到吴保全取保候审期间串联村民一事。另外,最后落款是"二○○九年二月十九日",而不是2月26日。

      鄂市中院还表示,原审法院认定吴保全诽谤罪并非指他"诽谤政府",而是指诽谤自然人。而重审判决书称,"被告人吴保全……公然在互联网上多个网站捏造事实发布帖子辱骂诽谤他人及政府,给个人及本地区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危害了本地区作为全国先进市区的发展秩序,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个人如果名誉受侵犯,公诉机关必须指明受害人。没有受害人,就没有犯罪。如果涉及隐私的,可以在公开文书中不指明,但诉讼程序中,应当明确受害人,否则被告无法辩护。本案言论涉及的是公共管理,不存在个人隐私,没理由不公开受害人名字。

      《刑法》规定,诽谤案属自诉案,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吴保全案是公诉案。对此,何兵表示质疑,"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是指社会管理秩序如金融、治安、交通等公共秩序受到严重损害,使社会失去秩序,造成社会混乱。吴案显然不存在这一情况。如果一篇文章就可以严重损害社会秩序,那社会秩序也太脆弱了。而国家利益应当是指国家整体利益,不包括地方公共利益。如果作宽泛解释,则乡政府也可以主张国家利益受损。"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北京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认为,鄂市中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意味着吴案很可能出现逆转。

      称领导是败类发帖青年被刑拘
      涉嫌诽谤罪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青年邓永固在网上用真名发布帖子,称"高升乡在退耕还林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并称遂宁市、蓬溪县及县林业局有关领导是"败类"。去年10月17日,邓永固因涉嫌诽谤罪被蓬溪县公安局刑拘。12月31日,蓬溪县检察院正式向蓬溪县法院提起公诉。前日上午,蓬溪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邓永固涉嫌诽谤罪一案。

      被告出庭受审笑言"我没罪"

      前天上午8时50分,蓬溪县法院某审判厅座无虚席。9时许,一个穿着囚衣、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被押上审判席。"他就是在网上发举报帖的邓永固,他已被关押了半年!为了办理他的案子,蓬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出动了。"知情人说。邓永固刚进入法庭时,看了一眼旁听席上的人微微一笑,还举手打招呼:" 我没罪!我没犯什么罪!"

      邓永固今年34岁,是蓬溪县高升乡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去年10月17日,因涉嫌诽谤罪被蓬溪县公安局刑拘。10月30日,蓬溪县检察院批准逮捕。12月14日,蓬溪县公安局将邓永固涉嫌诽谤罪一案移送蓬溪县检察院审查起诉。12月31日,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

      帖子后留下真实姓名电话

      邓永固被关进大牢、被送上审判席,是他在网上发布的一篇帖子给他惹的祸。

      在法庭上,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说,2007年6月6日,邓永固在其博客中,发布了一篇名为《铁证举报遂宁×××的腐败》的帖子,在没有任何组织对何某、朱某、曾某、张某等4位领导干部作出违法违纪结论的情况下,邓永固称4人是"败类",并将4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在网络上公布,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邓永固故意捏造事实,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诽谤,损害了他人的人格、声誉,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情节严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应以诽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邓永固在这篇帖子后面,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电子信箱。

      法庭经过调查、质证、辩论后,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

    我从来不惧怕这个社会(贾樟柯访谈足本·上)

    Posted: 22 Apr 2009 09:50 AM PDT

    2009年2月2日晚,聊于贾樟柯公司,刊于《时尚先生》3月号,该期杂志有一个贾拍的"时装大片",20年的一个纪念,发表时删去1000多字,标题为《我从来不害怕这个社会》。下面这个手记也没有发表。特别感谢《时尚先生》编辑王英杰的录音整理,但有差错盖由本人负责,比如发表时将《叫魂》的作者孔飞力的名字搞错。

    对于转载但不注明出处的新民网等网站,我再次警告,数年前,《新民周刊》还曾未经同意照搬我在《城市画报》的专栏。《潇湘晨报》诚意转载但怕这怕那删这删那,把一万多字的访谈删至3000字,还不如不转。



    那天我们在饭桌上看《南方周末》,该报的年度文化致敬榜向左小祖咒致敬,结果这老兄的获奖感言不感谢主办单位却感谢自己的作品("伟大的、神奇的、错误的、猥琐的杰作"),并且还与时俱进地扯到摇滚乐迷奥巴马——批评在中国40岁以上的人都不听音乐了——还扯到了老年社会。

    40岁——不管是左小祖咒还是贾樟柯都已逼近这道中年门坎,其实在30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前向自己的青春道别了,左小祖咒在《庙会之旅》中写道:"再见,可爱的小伙子",而贾樟柯在《任逍遥》中干脆让那个老大 突然死掉,用大街上送葬的花圈把他抹掉。

    《二十四城记》请陈冲出演,请翟永明编剧,本身就非常80年代,贾樟柯这位"K歌之王"总是遏制不住跳出来高唱那些80年代老歌。当山口百惠唱出《血疑》,银幕上打出叶芝的诗句

    在青春说谎的日子里

    我在阳光下招摇

    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但翟永明这个译本剪叶除花了,这样译也许完整一些:

    叶虽有千千万万,根却只有一条

    在青春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花枝招展

    现在,我萎缩成真理

    小贾已成老贾,坐拥名利、地位、话语权,与房地产商的合作,与世博会、亚运会的合作,令他高调占据主流社会的制高点,自然也会令他受到质疑。《二十四城记》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当然是大的,但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这只是一个小作品,萎缩成真理固然是境界,但真理和艺术的平衡向来是最难的。

    恰好在此时,他不可自拔地沉入历史,他工作室的书柜中塞满了关于清朝服饰、习俗、家具、钱币……的各类书,以及诸如《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木材之流云——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这样的最新学术成果,当然也少不了《停滞的帝国》、《晚清70年》这样的煌煌名著。

    一进门口,可见门边桌上搁着一把菜刀,这是风水先生的指点。

    客厅挂着贾樟柯电影的各色海报,其中一张是《长江哀歌》——那是《三峡好人》在日本的名字。屋内有一张《小武》的巨幅欧洲海报,海报设计把毛泽东像掉了个个儿,但贾樟柯又把海报掉了个个儿。

    把被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毛主席语录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从现在扯到晚清——毛泽东静静地看着我们,他始终在场。

    而在历史现场中,我们也没有缺席。

     


    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时装大片——"复古"时装大片,看起来太80年代了。

    贾:80年代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晰的,也是难忘的,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但有很多东西在主流的纪念里是找不到的,那么正好让我用这种时装片的方法来缅怀八十年代,一下子我也变得很激动。另一方面,从媒介来说对我特别有趣:拍照片!因为我在拍《二十四城记》的时候除了拍摄电影也开始拍一些图片,开始想积累这样的一些照片,那个时候因为采访一百多个工人,这一百多个工人每人都是三四个小时的交谈,从陌生人到了解人家的生活,我就想留个纪念,把这些面孔拍下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很随意很放松地拿数码相机在拍,也看景啊,找景啊,就会拍点照片。它也许能成为我另一种表达,做个图册,做个展览什么的。

    张:你原来拍电影有没有用先拍照片这种工作方式?还是说把这个东西交给余力为去做。

    贾:以前我很排斥拍照片。我之前的电影工作排斥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不喜欢写分镜头剧本,特别是有的导演习惯画图,黑泽明就每天基本都会画图,我自己是排斥这种方法的,我自己画图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也是学过美术的,勾个草图什么的很快捷的,但是我很排斥。另一个是在现场我特别排斥用监视器,现在现场的监视器更多的是给余力为自己看画面反差。

    张:排斥原因是?

    贾:我自己看景都是凭记忆,因为我觉得隔着东西跟现场的直接交流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你画了分镜头图,往往有个预设,那在工作的时候总想落实原来的想像,结果把现场最珍贵的东西和演员的霎那给忽视了。

    张:就是排斥过度规划。

    贾:对,就是过度规划。我特别担心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工作,我觉得他们没看到东西。缺少了拍电影的乐趣,拍电影应该有一部分是未知的,是在现场里观察到的。

    张:像做作业一样。

    贾:总在想做规划好的。监视器也是,它有个画框,但顶着画框的时候,生机勃勃的现场最后变成了四方框之内的,画框外的东西看不到。还有一个是跟演员的交流。演员在电影里的表演是跟舞台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演员心里是有一个是相一致的,我相信每个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他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潜在的观众,这观众是导演,当表演一个镜头,他一定第一时间想看到导演的反应。但是当你躲在监视器后的时候,演员是懵的,这样演员是跟导演没办法互动起来的,他会茫然,他不知道演给谁看,是演给摄影机吗?以前没监视器的时候,所有的导演都会在摄影机旁,当他喊开始或是喊停的时候,演员就能看到导演的反应,能感受到导演的要求,就更能表演得更加准确更加娴熟。所以我拍电影都会保持跟现场这种很畅通 的沟通。而且我觉得我能记住很多人物的表情。到了《二十四城记》拿相机就是有点仪式感嘛,跟陌生人在交谈,它给我一种很独特的感受,每次访谈完后拍一张照片时都像是一个告别。萍水相逢,人家把那么多的事情讲出来,然后大家就再见了。

    张:有些镜头是对准他们对了七八秒,一动不动,就是延长一个仪式感。

    贾:之后真的有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再相会了。就是一种缘份,就这样擦身而过。

    张:这组时装大片有的照片有向刘香成致敬的味道,很八十年代。你研究过摄影吗?

    贾:没有很系统地去了解摄影史,我是个摄影爱好者嘛,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涌现出很多摄影师,特别是观念摄影,我一直特别喜欢。我会追寻他们的工作,我最喜欢刘铮,他有一个叫《国人系列》的,他每有新作我都会跟,我会跟侯孝贤的创作,会跟蔡明亮,会跟黑泽清,会跟达内兄弟一样。包括荣荣、邱志杰,像这样的一些当代摄影,它的一些观念能打动我。布勒松有几张照片至今都影响我将来想拍的一个电影叫《双雄会》。我在法国的密特朗中心他的回顾展上,看到他四十年代末在中国拍的国共战争时期的大溃败,有一张我之前在他的画册里没看过,旷野全是国民党的败兵,有炮有汽车有民夫什么的,其中有一个下级军官,戴着军官帽,背着一个布囊,布囊里面放着一个这一次时装大片里赵 涛拿的那个暖水瓶,就藏在布囊里,那个布囊很精致,我就觉得那个暖水瓶一定是那个离乱的年代里非常珍贵的物质,就像身家最贵重的东西一样,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战争之痛。因为我们的教育都是四九年之后的教育,就说在很多无意识的情况下会有是哪个阵营立场的观念,但是这个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是这个民族所有人的痛,让我特别想拍历史片,这种历史片是我们从未看过的,是超越党派的,是讲中国人,是讲内战,不管他是什么党派,这是一场很大的民族劫难,这场劫难的问题就是说离我们才六十年,就好像已经消散一样,比如有多少老兵去了台湾,它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的离散。但就我们现在来说,好像是不痛不痒的,那是国民党的事,那是战争的事。

    布勒松那个暖水瓶主要是让我怀疑自己的历史知识。从那个时候开始阅读特别多的历史,特别是口述历史,看过一本书叫《蓝衣社事变》,蓝衣社在我们印象里就是特务机构嘛,但了解它形成的过程原因,发现他们也是一班热血青年,为了救亡,呵呵,为了革除国民党松散的弊病,然后采取一个措施来想提高效率,这个过程被我们用"特务"这两个简单的字概括之后,其实遮蔽了一大批人试图救国的努力。我怎么扯到这个了?

    张:这个我们后面聊。你这部时装大片对过来人来说很亲切,那是最早的草根的山寨的时尚——土时尚。

    贾:我从少年开始就特别追求时髦,我就特别爱穿,爱穿并不是像今天的孩子们这么有钱买品牌,不是那个概念。而是有追求的!最早是文革刚结束,那时我们街上全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包括插队回来的,包括辍学的,包括像我们这些刚上学的,全部混在一起,就像兄弟的那种意思嘛,那时候我们崇拜的那些个大哥,他们懂着流行!比如一开始流行穿蓝大当,空军或者公安的那种大当军裤,然后穿那个白底的片儿鞋,那时候是被动的追随,还有戴军帽,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放学一起走,旁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拍了他一下抢了帽,他就追,一直追,结果给撞了,把那腿也给撞折了。上初中的那时开始有录像厅,我看的第一个录像是《广东好汉》,还有就是《独臂刀》、《少林三十六房》,都是港产武打片, 对里面的民初剧里的衣服特别着迷,中式的衣服,系一个很宽的布袋垂下来,我自己跟家里头找了那个布,自己缝了条那种腰带。

    张:那是自己的时尚。

    贾:自己学的,不是跟街上的孩子学的,是跟电影里学的,然后系在腰里,走路都挺着身子,那条腰带一砸,感觉自己有功夫。

    张:你把八十年代定位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里面有火,有狂欢,有没用八十年代来批判现在的感觉?但我们在怀旧的时候,是否把过去过于理想化了?

    贾:我觉得批判的色彩并不是很强啦,我并不是特别多地针对现在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向往的生活状态,比如像我们八十年代那时候,包括这组片子里面的艺人,流浪的艺人,这艺人本身过的就是流浪的生活,会有狂欢,会有歌迷,会有血,会有欢笑,有一种表达的自觉,表达的要求,这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狂欢也好,流浪也好,或者是随处地挥霍青春也好。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在当下这个氛围里面是很缺失的,一个是强烈的自由要求,它并不是说人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而是人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尊严,八十年代的追求不只是空间,更多的是人在各种层面所能获得的尊严。另一个是反叛,我觉得那时候天然的反叛,或者那时候跟主流的对抗,它能带来很多新生的东西,当下在我看来是很稀缺的了, 如果说批评的话,那就是大家陈腐于规则,陈腐于商业所带来的价值,一些东西被消费主义遮蔽掉,接触不到,即使接触到,也不会被认同,这个可以说是对当下的批判,也可以说是遗憾。

    张:后来社会开放带来的多元选择当然也是正面的。

    贾:对,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跟我们那时是多么的不同,完全属于不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目前的自由已经有了一定的度,还是说反叛已经没有价值了,我觉得那么的不同,他们是那么的顺从。

    张:新一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快,但是基本上却缺少对身边环境的这种敏感,自己的面目反而被五花八门的东西淹没掉了。

    贾: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全球化以后分享资源那么容易,比如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分享国际新闻,第一时间听国外的歌,包括视频所有东西,就这么容易建立起了屏蔽掉自己生活的真实。比如汾阳这个城市,满街灰尘,但是每个家庭装修得非常好,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他们不认为外面街上也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不认为贫穷地方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张:"屏蔽"这个词用得好,网络"净化"了真实世界的灰尘。

    贾,对,甚至认为我是独特的,我跟他是没关系的,我跟那个现实世界是不沾边的。

    张:就是通过网络建立起第二人生,"第二人生"屏蔽了"第一人生",但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个幻觉,他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比方说有个汾阳小孩,但他不爱看贾樟柯的电影,毕竟他无法从中得到想象的空间。

    贾:呵,这就是对我电影最多的一种评论,就是说我的现实已经够烦了,你还要让我看更烦的现实。甚至是很多开始很喜欢我的电影,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无忧无虑,他就喜欢,然后他毕业之后,他就面临生活,升职,薪水,家庭,什么乱七八糟的生活问题之后,他就会说我不爱看了。

    张:他不愿去面对现实,反叛更谈不上。

    贾:而且我觉得权力本身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它给人带来的遮蔽性特别强,比如在八十年代,权力是一种不加掩饰直接跟人的对抗和压制。但是现在它有很多隐身术,如果你顺从于权力,它不仅给你荣誉,还给你方便,给你金钱,越是依附权力,你成功得越快,如果你反叛权利,那你就是反叛成功价值了。现在有很多财富英雄影响着这个社会,如果你反叛,他们会觉得你很傻啊,你这是在跟钱过不去啊,这些都跟钱跟流行跟时尚结合在一起的。

    张:我参加同学聚会,一个同学过来敬酒,说:以前我们总要自由,要民主,但现在不需要了。因为现在钱可以买自由民主,因为我们现在他成了既得利益者啦。

    贾:就是说权力它绑了很多人在一起,它不是独立的,它是有群众基础的。

    张:说到时尚,我们当年的时尚是在非常匮乏的年代,现在都是品牌的天下。你这组大片也是反时装大片的时装片,颠覆时尚的时尚。

    贾:时装是人的第二层皮肤嘛,它能给人带来尊严感。现在大多数国人对品牌的消费用心过重,好像只有通过它才能把自身价值体现出来。从鞋到腰带到手表,好像缺了哪,自己都无法把自己的价值外放。

    张:都猴急猴急地想炫耀。

    贾:都猴急猴急的,这其实很暗符当下中国的财富价值观嘛。品牌现在在中国只发挥它作为财富的这一点。

    张:品牌的灵魂和创意还没被追随,也跟个人体验脱节。

    贾:就是说在品牌的追随上是乱的,只要是贵的,就穿,对品牌的具体追随的不多。

    张:对奢侈品牌本身你并无异义?

    贾:中国社会以前大家都是崇尚那种不修边幅的粗野的美,有些恶习都被美化了,但品牌提供了一种走向精致社会的方便。

    历史被娱乐化了(贾樟柯访谈足本·中)

    Posted: 22 Apr 2009 09:47 AM PDT

    张:很多中国人一直处于一种失忆的状态,或者装作很多事情没有发生过,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可以当作一个"记号",能让人回家的时候找到得到北。

    贾:这跟我的移动很有关系,比如说我在山西的时候,我的世界是一个人际活动,那个世界是那么地小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的母亲一天在一堵墙边走的时候,刮大风,墙倒了,就这么没了;还有另一同学,他家是修车的,有一天他修好摩托车骑出去试车的时候,然后下午上课他就没来,后来知道他出车祸撞死,就这样没了;这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我有一次跟一个同学去看电影,去买票,我要去上厕所,得到旁边的医院里,就去这么一趟回来,他就给抓了,原来他卖票的时候看见人家的一个手表,他平常也不是坏孩子,但他去搂人家的手表,结果被抓了,判了七年。然后还有贫困,穷,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东西,但是当我到八九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然后就莫名其妙有一种想表达的愿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始画画,写小说,是非常懵懂的,就是说写出来的不一定是那些东西,但就是会有你想说的那个推动力,想说想表达。它变得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不写可能会憋死,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出路,这口痰吐不出来,我就喘不上气。

    张:那时候只是纯粹的暄泄,完全没有历史意识。

    贾:没有历史观,没有任何历史意识,没有任何社会意识,完全属于生理反应,比如说这是一道伤痕,写了你就会舒服。等我93年到了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有了大量的观看,这些大量的观看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看的电影他妈的跟我们的生活半点关系都没有。我那时候就变了,那时候就获得了从全面角度看到生活很多给遮蔽掉,看到在这个银幕上是多么地不公平,变化得又那么快,包括我也一天天长大,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不把这个疼痛随时把它记录下来,它就有可能这样被遮蔽掉了。包括一些社会责任从那时就开始有了。很多人说我早熟,其实我很晚熟,我是在二十好几了才获得一点反思精神,我二十多年所经历的跟银幕上的世界是没有关系的。

    张:像这次时装片里的高架桥拍起来很有仪式感,高架桥是是这十几年社会疯狂变迁的产物,你擅长这种城乡结合的故事,这次选择郊外的高架桥还是有你一惯的考虑?

    贾:我对一些空间是特别有感情的,比如桥梁底下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它是存在的,但又是寂寞的,完全被人忽略的,比如在四川,在桥上看到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潜入到桥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赌场,是个台球场,何人来此打球?人们来来往往,这就是他们的公共场所,但对这个城市来说它是被人遗忘的。

    张:容易被遮蔽被人忽略的最活生生的现实往往出现在那里。

    贾:对,活生生的一种存在,却在那种冷清寂寞的地方。本来我想拍一组超现实的片,在宽阔的田野里花枝招展,一个少年穿着八十年代的那种运动服拿着一把大刀在那与一个人相会擦身而过,他可能给他父亲送刀,也可能别的,不知道。但后来没拍,要压缩。后来看景时就看到那桥底下,桥上的车在冬天里在桥下听起来是很虚的。而且那些立柱又有很强的仪式感,加上荒草丛生,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个戏剧发生在这桥底下。就想到了有个江湖艺人在那里,后面有辆车着火,但观众都被江湖艺人所吸引,遗忘了后面那个真实的火焰。一方面我喜欢江湖艺人,另一方面我也有隐喻在里边,就是历史被娱乐化了。

    张:这部时装片和《二十四城记》里还是在拍集体记忆里那些公共空间:公共食堂,体育馆、苏联东欧式的厂房,正在消失的社会主义美学和记忆。

    贾:它不单是一个体制的代表,它里面有生活在这里面所有人的记忆,对这个体制的反省和否定直接影响到这个体制的人。静悄悄在改变这个体制的时候,不能让它悄悄地撤退,并不能简单的否定和批判和肯定,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活生生的人。从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到邓小平,一直到现在,包括这里面选择的工业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人都希望这里面能带来个人的幸福,带来个人的尊严。但在现实实践里面它可能是反的,这种错位不能睁着眼当它不存在。拍《二十四城记》就是想聆听他们在这个体制里的感受是什么。当你进入到那个年代的建筑空间里,即使它是废弃的,你都能感受到那时的聚会,几千人的大会,看电影等的公共生活,但今天它凋零,它有很多生命气息,它发生过的 故事特别多。所以拍这组时装片,包括我所有的电影对空间的选择,大部分都会是这样的空间,它提醒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体制存在过,它也提醒我们这个体制正在凋敝,更重要的是,它一直出现在我们当代的电影里面,照片里面,它虽然凋敝着,但它依然强大地存在着。

    张:所以你是慢慢从当下一头扎进历史里。

    贾:我下一部电影是拍1905年前后,因为1905年是清朝废了科举嘛,甚至前后都在考察立宪啊,它是以一个废科举的方法承认了一个社会现实:老的一套不行了,得改革,得适应现代化。剧本写得特别慢,韩东在写,名字还没起。有个东西让我特别兴奋:空间感,它是个古代的江湖片,用我们今天去理解那时候的空间是不对的,比如一个城池里的人要去旁边的一个县,他这一生都可能去不了,即使是四十公里 路,对他们来都是千山万水,今天开车是十分钟的路。这样的一种空间感受让我一下子找到了古人的心态。还有一个就是地理空间概念入变后对世界的新的心态。

    张:如果当年成功了现在我们就在纪念改革开放100多年了。19051978是对应的。

    贾:对!恐怕我们就该纪念什么立宪多少年了。

    张:唐德刚的《晚清70年》看了吗?

    贾:看了。一开始主要是依赖海外的中国学者,后来大量看传教士的史料记载,一个外来的文化对当时中国的观察所得到的观点更能让我得到共鸣。我更能清晰地看到那时中国当事人所无法把握到的看法。它把当时这个民族的一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和形成的原因梳理得更清楚。比如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那本书就让我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角度,就越来越觉得局部的历史知识特别欠缺。后来在我们县的县志里又读到了另一个角度不同的东西,里面讲到山西太谷以"舌根"为生的这一类人,就是读书人,当科举废除的时候,他们的悲愤,义愤。当你发现这些事是发生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就深化了那种情感。就想在一个老宅里的读书人,他之前是教书先生,是道德楷模,受人尊敬,当废除科举,他们这一群人就被边缘化了,旧的制度废除了,新的又还没建立起来,就想像那时候中国的乡村是什么样的,当读到这,真的是觉得那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又是这种小地方的一部分。

    张:说到山西,都知道晋商和军阀厉害,那你要拍的电影里面肯定会有很多文人跟商人跟政治的纠结,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山西有什么传承的东西?

    贾:在我老家晋中地区,很多晋商主要是到蒙古,西伯利亚,然后去到苏联俄罗斯经商,主要这条线,他们回来之后跟地方的这种关系还是没办法跟今天比,我觉得官和商人还是有一种差距,就是权力跟商业的运作是跟今天不一样的,比如我大胆地说一个,山西有个地方,具体就不说哪了,县长跟检查院院长,公安局长工商局长等十几个这样的领导是结拜弟兄,还有哪个煤矿矿长等等也是这十几个弟兄中里面的,我觉得在古代不可能这样结拜弟兄,他不会跟一个开矿的形成一个面子上的结盟关系。

    张:腐败的形式不一样了,比起一百多年前情况更恶化了吗

    贾:我觉得是恶化了,非常恶化,更肆无忌惮。

    张:那这里头的原因?

    贾:就是大家什么都不信,不管什么法律,法律太无力了,特别在地方,法律是可以被人操纵的,然后道德也不相信了。那时候有很强的阶层感。那时候商人虽然很有财富很重要,但读书人基本上还是轻商的,就是道德上会有优势,读书人秀才是受尊重的,在地方上他有道德典范作用。但今天财富就是唯一,就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变成边缘化。这是90代的特产,当然我也不是很喜欢所谓的精英分子,但问题是你不能把所有的知识阶层给边缘化,我觉得90年代,知识分子被严重地边缘化。

    张:但在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知识分子和文人确实非常地无能。

    贾:很伪善。

    张:基本上他们还是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但我们可能把脏水和孩子一块泼掉了,不断嘲讽知识分子,反而滋长一种反智倾向。

    贾:比如文革这十年,很多是家里两餐吃的都没有了,我有次去我表哥家,我要留个电话,却找不到纸来记。我拍《二十四城记》的时候,拍到一个上海的老工人,航校毕业后就直接分配到这个四二零厂,他就跟我讲他不写日记,也不写任何东西,我问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他在57年有个朋友写了本小说叫《茫茫二十年》,无非就是感慨个人踌躇岁月嘛,比较消极嘛,之后就被打成右派了,而这工人跟他老通信,受这个事情牵连,最后终于脱身之后,他说这辈子不想再写字了,呵呵,过去中国人可能还有写日记的习惯,有记录自己生活的习惯,还有跟自己交谈的习惯,但后来一路过来,阅读没有了,写作没有了,写作并不是说我们要发表什么的,民间有大量写作啊,这是个人情感梳理嘛,这些都没有了,那人就变糙了,国人的情商智商或者说感情细腻程度变糙了,非常之糙,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时候是需要诗赋言志画画写写日记写写诗来敏感与充沛。为什么有时看我们的电影感觉感情表达方式那样简陋那样笨拙,假如拍个商业片拍个爱情故事是那么千篇一律,那么没有想象力,跟 整个心灵的粗糙化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判断力是很成问题的。

    张:但博客时代已经开始恢复了个人写作,甚至包括手机短信。

    贾:对,在恢复。但是博客也是这几年才有的东西,我看到过用文言文写的博客,我都觉得挺好的,人们重新对文字有亲切感。那个断层时间很久了。公众在判断知识分子和文化时还是很粗的,比如都在取笑诗人。

    张:说到诗,八十年代的诗潮对你影响大吗?

    贾:挺有影响。我们那个中学是在汾阳县的教育局,我们逃课,想着没地方去啊,就爬到那个教育局的楼顶玩,在楼顶上扔着一本《朦胧诗选》,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拿回去读,全班同学全看了,那时候阅读没有判断力,什么都看,汪国真席慕蓉也看,也都激动啊,然 后我们 老师说,哟,你那么喜欢诗,就借给我几本田间之类的,那个就不激动啦,呵呵。

    张:你在一百多年前的县志等史料中,有没有发现矿难还有窑奴?

    贾:窑奴的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很多关于煤矿的记载,从有关阎锡山的很多回忆和传记里面,阎锡山二三十年代有很强的建省的野心,就是搞工业嘛,今天山西省的经济策略跟阎锡山是一样的,就是建立煤炭的工业大省。最让我震惊的是阎锡山是一个哲学迷,他有一个智囊团队,是一些日本人,德国人,还有留德留日的大概十几个人,第一时间提供给他国际上最新的哲学社会学情报,阎锡山的父亲去世,得守孝6个月,他举行了大量的辩论会,谈各种哲学,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个土军阀,其实丑化他了。

    张:很多1905年,或者民国的,或者国民党时代的人,它要比我们想象的开放得多。

    贾:要开明得多。而且它整个政治抱负,或者说民主抱负,是不容忽视的。但战争一来很多集权的管理方法就出现了,就中断了那个民主的实践。但是比如在国民党政要里面,他们受过欧美,英国的这种民主教育,记得有一个原来应该是上海市的市长,叫吴国桢,他后来在台湾跟蒋介石就掰了,他跟蒋经国弄不到一起,他是那种很天然的鄙视,他觉得这就是一种太封建的传承,蒋介石非要把这个权力移交给自己儿子,当然历史有时候又跟我们开玩笑,最后解严蒋经国又功不可没,对台湾民主化又有很大的帮助。吴国桢作为一个经受过欧洲民主教育的人,跟元首之间这个争论和坦诚,也是罕见的,公开的辩论,陈述,痛哭流涕,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单看国民党这个权力的操作它是有空隙的,是有民主理想的。

    张:当年窑奴应该是存在的。

    贾:肯定存在。也不一定史料里没有,可能是我阅读范围所限。

    张:你的印象是更恶化了?

    贾:我觉得是恶化了,对!是因为最起码我自己从1970年到1993年我都在山西生活,我并没有,也可能是资讯的原因,但是它跟矿场私有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腐败有关,加剧了这种地方灾难,还有两个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我一直在谈的,一个是贫穷的影响。今天我们一直在谈富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种为富不仁,这种财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指导人们行为准则最大的一个心理记忆还是贫穷。

    张:对贫穷的恐惧。

    贾:嗯,贫穷,还有就是因贫穷影响所带来的做事情的方法:疯狂地抢夺资源,短视,这些都是跟贫穷有关的,因为贫穷你就要抢夺资源。往往我们说消费主义给人们带来的价值观,但消费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影响力?它跟贫穷有关.比如两个大学生,我家境比较好,也不是太好,最起码衣食无忧,然后你是家里有十个孩子,你是穿你哥哥衣服长大的,然后有很强的饥饿的记忆,我们俩同时分配到同一个单位,往往就是有很强贫穷记忆的这一位会靠拢权力,他靠拢权力之后,他会去这些关键部门,然后寻求资源,然后寻求腐败,寻求个人生活面貌的改变,而另外一个孩子就很随意,并不是说他多么高尚,是因为潜意识里他不会那么着急,那么这个背后的动因就是贫穷——贫穷所带来的性格影响和社会影响。

    张:你还想拍1949年的香港《双雄会》,19051949跟"万历十五年"似的。

    贾:表面在讲历史,其实很当代,是一开始会进入到无数个细节里面,但是后面一梳理你会发现,全部在做一件事情---现代化。所以拍晚清,拍49年,都是在拍同一个主题。

    张:那么19661989呢?

    贾:我是剧本储备比较好的,我不仅有文革的故事,还有89年的故事,都写出来了,而且我还有两个色情故事,呵~~

    张:比如《颐和园》,89色情故事。

    贾:我有一个色情电影,是跟美国总统有关的山西故事,当时我是拍完那个《站台》后想拍,然后那个片名叫《踏雪寻梅》。后来我那个制片说还是别拍了,这个像是制黄呐,可以说是艺术,也可以说是制黄。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被禁嘛!一直拖到现在。

    张:以后有机会还是会遂这个愿的?

    贾:会拍!

    张:谷文达的爷爷谷剑尘,是个二三十年代导演,拍过一部片叫《花国大总统》,花国就是妓院,谷文达曾经想拿他爷爷当年这个默片来做一个东西,但因为没找到他爷爷那部片子,最后他没做出来,这作品叫《妓女超级市场》,可能也想阐发历史跟现在的某种关联。

    贾:我那时候想做这两个色情电影是是因为一方面在那种极其压抑的转型时期,精神相当的苦闷,另一方面是性,那时候山西不是被称为性都嘛,然后很多歌厅阿,性方面的,我~~写剧本一个直接的动因是我有一个同学跟我讲另一个同学,沉迷于召妓。我一下子就觉得特可怜他。就是我了解他的一切,特别有才华的人,我觉得在文学天赋上,比我强多了。但你知道在地方上有无数个这样有天才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就这样过去了,我听到这个故事,我特别了解他,特别理解他。

    张艺谋没有经过民主教育(贾樟柯访谈足本·下)

    Posted: 22 Apr 2009 09:39 AM PDT

    张:在中国导演里头跟你自己关联最大的是侯孝贤吗?

    贾:侯孝贤和杜琪峰。

    张:很多人看重侯孝贤早期电影,就跟看重《小武》、《站台》一样,你觉得侯孝贤最棒的还是早期吗?

    贾:我倒不这么看侯导,《风柜来的人》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比如所有小说里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路遥的《人生》,但从文学的性质来说,它不是最好的,历史的机缘就是它对我有影响,因为以前是个稀里糊涂傻孩子,看了后觉得,高家林为什么不能来城里,就是因为一个户口嘛,嘎当一下,少年内心嘎当一下,这属于嘎当一下。侯导以前的作品特别亲切,特别亲近,比如《风柜来的人》,看里面兄弟就好像看自己身边一样,好像在拍我一样,亲切,但他到《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特别是《海上花》,表面上是一个特别沉闷的电影,从一个同行的角度我明白他试验的方向,他想触摸新的电影那个感觉,就是突破现有电影的那个界线,对古代时间的理解,非常的牛逼,就是它绝不是我们看了特别亲近的 那种。

    张:亲近跟好是两码事,经常有人在讲你片子里《小武》最好。

    贾:的确是你最初的那个电影打动人,除了亲近之外,它出现时给人很多信息,之前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那么虚假,那么没生命力,突然在银幕上看到这么有生命力,这么浑,然后逛歌厅偷东西这样的一个形象,人们就会有怀念。无需辩论,无需解释。

    张:后来的《悲情城市》、《海上花》,所谓的历史片,侯导这个方向对你现在尤其有启发?

    贾:并不是在题材上,我觉得是在对电影的理解上,对电影媒介的可能性。

    张:说到历史片,你喜欢《色戒》吗?

    贾:不喜欢:不是历史观的问题,是电影本身的问题,搭景啊群众演员啊上面都没有用足心力。

    张:《梅兰芳》呢?

    贾: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张:侯孝贤你可能亲近感很强烈,而对杜琪峰的兴趣跟从小看港产片有关?

    贾:对,对,对。杜琪峰银幕的世界是我特别着迷的,而且是我自己特别想实践去拍的。比如说帮会,比如说这些犯罪,我这十年里面都没有机会去拍,98年《小武》开始一直盯着当代中国的这个事,这个社会的转型或巨变让我一直跟踪下来,进行拍摄,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贾樟柯是可以在杜琪峰那看到的,呵呵~~~~有我特别喜欢,就爱看,从他的《枪火》到后来的《黑社会》。《黑社会》的美学更完整,而且整个片子跟历史跟现实自身有某种关联。老杜牛逼,他不向市场低头,最起码到现在为止,你能引进就引进,引进不了就算了。

    张:那之前的吴宇森那一代呢?

    贾:《喋血双雄》里面叶倩文的《浅醉一生》不停地出现在我的电影里面,《小武》里面有《浅醉一生》,《二十四城记》也有《浅醉一生》,那首歌的歌词我听不太懂。但那个音乐本身老给我那种最奇怪的感觉,奔涌的时候特别需要这首歌,说不清楚,音乐这东西你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的。

    张:我写过一篇文章,说你是K歌之王。

    贾:全是我自己记忆里面的,都是信手拈来的歌。

    张:从《任逍遥》尤其是《世界》开始,你思考得越来越清晰,有理念,有条理,但也许,那种本能冲动反而少了,你会不会担心你作品人性的感染力反而削弱了?

    贾:从《任逍遥》开始,我有一种自觉的抽象化的过程,也是我对前面作品的一个反叛吧,因为除了直接的直觉的表达欲望外,毕竟你会想很多事情,抽象化本身可以使我的电影超出社会学层面的关注,比如说就小武这个人,所带来的社会意义上的关注,反而是我很想颠覆很想反叛的一个方向,事实上由《世界》开始我的电影在全球获得的认同更多,因为获得抽象,有限度的抽象里头形成的这个对人,对社会,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思考,可能在本土它会丧失亲切性,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可以建立一个可以共同讨论的基础,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一直希望中国电影它是世界电影的一部分,说不清楚,这背后有抱负吧。

    张:的确你给外面的观众,给世界影坛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电影新的话题,或者说张艺谋啊《卧虎藏龙》啊那些之外新的话题……

    贾:就是希望能说明中国人有能力通过电影来让人家理解你的当代。

    张:但一抽象人物就容易变成符号,而话题性把故事的亲切感给削弱了,符号的意义这个寓言的意义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塑造给束缚了。

    贾:我觉得得做个平衡吧,抽象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但从我的角度除了有一个简单的野心希望就是中国人的当代生活能被更大的范围接受,其实我里面也有很强的反叛性在里面。

    张:反叛自己。

    贾:对,原来我那种电影太熟练了,我太有能力做那样的电影了。

    张:没有担心过失去那种《小武》、《站台》那种活力和能力?

    贾:我从没担心过,从来不担心。我觉得我一直保持这个能力。但会跟这个能力保持一个距离。

    忘了谁跟我说的,说得特别粗野,他说:有一种电影中用头部在拍,有一种电影是用心在拍,有一种电影是用下面那根家伙在拍,可能我一直拍这(头部与心)的电影,可能没有这(下体)那么刺激,可能这(心)也收着的,这(头部)也绷着的,但它会是一种平衡,我说不清楚。

    张:好多年前看过你一篇文章称赞杨德昌的《一一》,但也提到不喜欢他以前电影喜欢说教。

    贾:杨德昌是我们绕不过的一个大师嘛,他所有电影,特别像《麻将》,就是一部电影他想把所有东西说透,想把所有人生认识揽到一部电影里面。电影它其实是个玩意儿,杨导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就显得不是很好,它很厉害,但是以前我就怀疑他这种电影会是有很大缺陷的电影,因为不可能一部电影揽括那么多东西:对人生,对生理性啊,对社会,对生命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起。但到了《一一》我觉得做得不错!

    杨德昌特别西化,但他在对电影的那个很微妙的感觉方面是很粗糙的,比如那个时间感,空间感,就是他的愤怒他的批判占有了一切。

    张:可能杨德昌作为一个愤怒的社会批判家和作为一个导演有时候不太平衡。

    贾:可能跟台湾那个社会有关系,就是发言那个机会和宣泄的机会不是太多吧。我是觉得不管有多大的社会抱负,或者有多大的社会责任心,不管怎么批判现实,最后从自身来说要完成的是一个美学层面的呈现,另外的所有东西应该是很自然地在美学层面上完成它。

    张:但关于《世界》、《三峡好人》的讨论,恰恰把它变成一个社会话题,很少人在讨论美学,当然能变成社会话题、知识分子话题也挺好,但是……

    贾:中国有很多文化批评,不管谈音乐的,谈美术的,很多人的见解都很好,唯独在电影这,一下子电影美学层面上的要求就没有了,做文化批评的,往往把电影作为一个例证,比如有一种纪录片,它的社会学很强,比如它是关于拆迁的,关于同性恋的,那它就可以被人们作为社会学材料了。但他们对美学没有要求。但是对这个导演来说,就有很大的遗憾了,有种缺乏知音的感觉。年初有一美国学者研讨会,放我的《二十四城记》,我没怎么在意,但看完片她一开口说:我看过你的所有电影,我发现从《站台》开始你的所有影片里都有一个神秘的绿色。我一听很诧异,就是一开始那些农民工的那个镜头,可能这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吧,比如我们都是生活在那样的体制里,我们的环境中到处是绿色,衣服上经常沾上绿 油漆——因为不小心蹭了墙。跟我们成长有关系,可能我也没有注意到,所有它变成一个你挥之不去的色彩。

    张:戈达尔和特吕弗你更喜欢哪一个?

    贾:更喜欢戈达尔,因为他的社会批判跟他的电影是完整地结合到一起的,比如早期他把长镜头本身跟民主的关系结合起来,就是批判美国电影随意地组织时空这种破坏性,他强调长镜头对当事人的尊敬,对时空带来的连续感的尊敬,后来他很实验的时代,他也一直在思考电影,他觉得电影这个媒介本身就是破裂的,我们为什么要学美国电影一样用剪辑来掩盖这个破裂性?他的政治义愤跟他的电影美学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张:那你是不太可能用他这种很激进很实验的这种方式?

    贾:跟我自己性格不是太统一。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尝试,但更多的是在录像艺术方面。我自己还是对命运对传统这样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张: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极权社会,要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三种方式,一种就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地下的,边缘的,另类的,不跟任何体制有任何联系;还有一种就是跟商业合作;还有就是跟政府合作。你是如何左右逢源的,或者说如何看待获取资源的方式?

    贾:《小武》完成以后,98年在柏林电影节推出,99113号我就被禁拍电影了,不单是我电影不能放,而且所有电影器材公司都接到通知,不能接我的工作。不能租借到任何器材,器材公司有个黑名单,我拍完站台,一堆胶片都是自个背出去的,就是这么过来的。但在那时候它变成了我的处世信条:坚持独立性,但不能边缘化,因为如果你失去表达的努力,失去被人了解,观看,阅读的机会,你的工作是很可惜的。有的人的性格是我创作表达就够了,但我除了创作表达,还需要沟通。最近我看到有人这么定义独立电影:不能公开发行的才是真正的独立电影。那我给你100万去发行我看你要不要?这才是独立吗?所有导演会无可避免都会遇到这样的资源问题,比如跟权力的关系,跟这个社会打交道,不能把自己封起来,独立性应该是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这个强大的自己在我创作的时候是一个圣地。

    张:一个导演应该是在一个江湖里头,而不是在一个文艺圈里头,应该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

    贾:而且不得不打交道,每个人都是一个窗口,我是从来不惧怕这个社会的,不惧怕跟这些东西接触。既然它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你可以去了解它。在中国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有一部分人很有才华,但这方面能力不够,最后消失了。我想费穆如果活在今天可能做不了导演。

    张:世博会拍的《上海传奇》会拍些什么?

    贾:我想拍5个人。有两个人没有通过。但另外三个人没问题:傅雷,张行,还有张灵甫的夫人。

    张:世博会对这部片硬性要求多吗?

    贾:没什么要求。唯一的硬性要求是片里要出现世博会的这片新盖的场馆。世博会有个电影院,这部《上海传奇》要在世博会5个月期间在这放映。

    张:世博会在我看来是越来越前卫,因为他们也意识到环境越来越全球化,他会做一些在八十年代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十年前大家也想不到小武会混到世博会来,你怎么看官方的转变?

    贾:就是权力也在更新,当然总体上他们还是没有变的,还是要维护权力的惯性来运作的,但是他们现在很多是我们的同龄人,那就便于技术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体制里的人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最起码便于沟通。

    张:听说亚运会也找你?

    贾:这个已经已经拍板了,不过我的责任很小,导演是陈维亚嘛,我是创意小组成员,就是出主意。

    张:可你的主意能被采纳多少?

    贾:我不认为我自己的主意能被采纳多少,但是我的想法可以有机会说出来,比如我会说别再老是搞大型团体操式的东西了。

    张:奥运会期间有没有拍点什么,哪怕作为以后用的素材?

    贾:没有,我就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亚运会一定要跟这个城市有关系,奥运会我觉得跟城市没什么关系,人们都封闭在体育馆里头。

    张:跟体制合作,想过如何改变这个体制吗?

    贾:我觉得这个野心会有一点,但我从来不相信个人可以做什么,个人可以立竿见影地有什么影响。

    张:被体制改变呢?

    贾:我不会改变,跟体制玩我能做到一点,就是我从不占体制的便宜,所以它改变不了我,我所有的一切不靠体制给。我不占它的好处,包括物质。

     

    张:你想借主流的资源来说自己想说的。

    贾:这也是很多同行老骂我,说我说话太多,老说些电影之外的事,我觉得首先,除了我自己这个职业之外,如果这个职业可以带来一些说话的方便,我为什么不说呢?

    张:抢夺话语权。

    贾:我觉得要主动。

    张:如果人大政协找你,你会不会去?

    贾:我会去,为什么不呢?

    张:这是去年《时尚先生》问过崔健的问题。崔健的回答是:如果他们听我的意见,我当然会去。

    贾:我觉得只要是我的意见在说的时候别打断我我就会去。

    张:在《收获》请孙甘露作的一个访谈中,王朔曾说《世界》这个寓言是笨拙的,甚至说说你不能总把穷人当成自己的资源,你怎么回应?

    贾:我觉得首先还是不了解我的电影,如果从这些电影里面首先去感受它的感情,就不会有这样的评论,而且说实话,一个人二十多岁才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我觉得我就是那里面的,如果从社会学概念来说,我觉得我一直是那个人群的,我没有脱离开。我二姨的大儿子,比我大十几岁,刚刚在那个矿底下被铲车撞了脑袋,人的意识不清晰,我也得去处理,赔偿,医疗,你不能说我现在在北京它就不是我的生活。

    张:就是说你仍然在更大的这个社会的江湖上,而不只是在电影的江湖里头,不是在文艺圈里头。

    贾:是,以前的生活跟我依然没有切断!

    张:如果有人说贾樟柯会成为下一个张艺谋,你怎么回应?

    贾:张艺谋他们没有经过民主教育,而我经过过。

    Bravo, Mr President!

    Posted: 22 Apr 2009 09:17 AM PDT

    Phil Levy points out: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week,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discarded a major campaign pledg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its decision last week not to nam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now to forswear renegotiation of NAFTA, the administration avoided two potentially costly mistakes.
    I am delighted. My biggest fear abou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was that the President might actually follow through on his campaign rhetoric. So this news is a great relief.

    熊培云: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Posted: 22 Apr 2009 09:03 AM PDT

    以下是培云就成龙日前的有关言论展开的批评。

    ——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3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大陆网友不高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抗议;香港居民不高兴,若不是香港这"很乱"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日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乱"的台湾,连一向齟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党"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党则认为成龙"没有民主信仰,思想中的奴性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决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革命的迷信。。

    随后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唯德国、日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美国甚至有人公开宣称"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在中国,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当代三大怪杰"推崇备至。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台湾真的"混乱"了么?对于台湾正在实践的民主,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当说,台湾有台湾的问题,但台湾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间,台湾由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而台湾民众为此支付的代价,不可不谓最小。遗憾的是,把台湾民主当"天大的笑话"来看的成龙们"只看得见交媾,却看不见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点乱象,却看不到台湾已经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里,不仅有市场经济,更有市场政治。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国家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今日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权力。必须承认,今日中国内地并不是没有混乱。贪污腐败流行,三聚氢胺热销,民宅被"拆迁党"摧毁,有公共精神的人因为网上发帖被逮捕……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乱",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而这些自由都是前现代为所欲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决非今人为之奋斗的为秩序与人权而设的自由。

    显而易见,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乱。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字狱的混乱;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搞暂住证的混乱;有上访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乱;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警察夜闯民宅的混乱。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笔者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相信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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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京!》

    Posted: 22 Apr 2009 08:53 AM PDT

    今天下班和同事一起看了《南京!南京!》,个人感觉最多六分。再加上今天旁边坐的那位姑娘,直接导致今天晚上变成了吐槽之夜~

    首先要申明的是 …… 纯粹个人观感~请勿作为自己的参考~~ ,最直接的观感如下:

    1. 黑白胶片,噱头
    2. 故事太散乱,难以支撑主题(或者导演就没有主题),有些地方过于拖沓,有些地方又很突然,整体有些支离破碎的感觉
    3. 比较多的处理得突兀,明显看得出一些"讨好"各个方面的地方:被集体枪杀的场面,气氛烘托不够,即将被枪杀的士兵们就突然喊起了"中国万岁",这是"讨好"审片人员的部分;刘烨、范伟这些演员的选定,这是"讨好"票房的部分;

    说些题外话,我们进场坐下没有几分钟,旁边就来了一对情侣。据说同去的同事说是美女,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长相 —— 她身上香水太甜了,浓烈得我几乎窒息 …… 个人感觉是个年龄不大的姑娘,身上用的却是成熟女性的甜香型香水。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几乎被她的香水熏得快吐了(一点没夸张,晕车的感觉,翻江倒海的),赶紧换了个离她远一些的座位。呼~,舒服多了!

    再八卦一下香水,虽说这样的浓郁的甜香香水适合晚上用,但也要看场合。如果是情侣去热闹的场合(夜店或者聚会什么的),这样的甜香型的香水应该还不错;可如果是去幽静的地方,这样的香水说实话有点煞风景,应该用一些幽香的让人更觉得有神秘感的香水。国内的现状是,只要流行大牌(比如 Dior)出了什么新香水,能闻到的最多的香水肯定就是这一款。

    晕!还不如没香水呢~

    小声明:在哪里找熊培云的博客?

    Posted: 22 Apr 2009 08:49 AM PDT

    由于造成太多误会,有必要作一个小小的声明:网上有许多熊培云的博客,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在坚持,有的已停摆,有的混乱不堪,但这些基本都是网站编辑代为更新,而非熊培云本人更新。严格说它们都不是熊培云的官方博客,而只是文章汇集。

    熊培云亲自维护的博客只有两个:

    思想国·21世纪评论 http://www.21pinglun.com (每日更新)

    思想国 http://www.sixiangguo.com (始于2004,现在偶尔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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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YOU第二十七期] 读者来信:你的眼神······

    Posted: 22 Apr 2009 08:34 AM PDT

    第二十七期问题:为什么眼睛会有神?(查看详情,请点击群博右边栏的Dr.YOU专辑)

    Dr.You:"你的眼睛······"

    "很有神,是吧?"Dr.Who心中一阵窃喜。

    "呃······哈哈······对······很有神······"

    "可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这么有神呢?"Dr.Who带着自恋不解地问。

    "这个······可要慢慢道来了······"Dr.You一边思索着这个问题一边背过头去自言自语地小声说:"其实我想说的是你眼角有好大一坨眼屎······"

    Jalain:

    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郁郁葱葱的大树们贪婪的吮吸着土壤中的养料好让自己的身体更加挺拔强壮,能接收到更多的阳光。在这片森林中生活着两个类人猿部落,松部落和鼠部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松部落一直生活在森林的东边,而鼠部落则在森林的西边度日,两个部落的人各自过着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用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工具。有一天,松部落的人猿们为了追捕一只受了伤的老虎来到了森林的中间,在追踪老虎的时候他们迷了路。恰巧同样在森林中间的鼠部落的人猿们看到了他们的陌生的同类,眼神里不禁露出一丝喜悦,因为他们同松部落的人猿们一样也在捕猎,不同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头强壮的狗熊,而人手不够让他们犹豫不前,不敢轻易出击,而松部落的人的到来为他们的队伍增加了力量,两个部落的人远远对视,经过短暂的眼神和肢体上的交流,松部落和鼠部落的人猿们静悄悄的把那只凶猛的狗熊包围了起来。一声清脆的口哨声和接下来的一片喧闹后凶猛的狗熊被两个部落的人猿们制服……

    编了上面这个拙劣的不着边际的故事,其实只是想说眼神应该和其它的肢体语言一样,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提高沟通效率而产生的语言的替代物,眼睛是人体接收外界刺激的器官之一,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眼神可以了解到他注意力集中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出他的想法,我想通常我们所说的眼睛有神就是说眼睛里面包含了人的思想信息或者说人的注意力所集中的方向吧。比如说当一个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候他的目光会集中在他所关注的事物上,而此时他的目光就是坚定的有神的;相反,当一个人无聊或是发呆的时候他没有特定的关注方向,眼神就是散的。我想并不是某些人的眼睛特别传神,而应该是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包含了一定量的信息。我把眼神和心理学放到一起百度了一下,得到了下面的一段话。

    现代研究发现:眼睛是大脑在眼眶里的延伸,眼球底部有三级神经元,就像大脑皮质细胞一样,具有分析综合能力,而瞳孔的变化,眼球的活动等,又直接受脑神经的支配,所以人的感情自然就能从眼睛中反映出来。瞳孔的变化是人不能自主控制的,瞳孔的放大和收缩,真实地反映着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若一个人感到愉悦、喜爱、兴奋时,他的瞳孔就会扩大到比平常大四倍;相反的,遇到生气、讨厌、消极的心情时,他的瞳孔会收缩得很小;瞳孔不起变化,表示他对所看到的物体漠不关心或者感到无聊。

    说了一大堆,有点逻辑混乱。总结一下:
    1. 眼神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它包含了一个人注意力的集中点,所以"有神";
    2. 眼睛是大脑在眼眶里的延伸,眼球底部像大脑皮质细胞一样具有分析综合能力,通过控制瞳孔的变化传达信息,所以"有神"。

    ===========================================================

    Dr.Who说:

    感谢Jalain的回答,唔······我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相比其他人,我的眼睛要更明亮、更有神采、甚至散发出熠熠的光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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