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達賴喇嘛外訪的政治
- 张成敏：作秀后面的伟大竞争
- 竟猜揭晓
- Babies! What a wonderful way to start people!
- 为有关当局总结“谭作人案的教训”
- “管理员”，好勤奋！
- 什么叫宣传？
- 查处违规经适房别专捏软柿子
- 转华西都市报“世界预防自杀日”的报道
- 预防自杀首先要关注自杀
- “秋雨图书馆”的“尘埃”
- 汽车比政治更难驾驭？
- 記協主辦：9月13日(日) ─「香港記者遊行 抗議疆官誣陷」遊行
- 医疗服务还须加快开放
- 成都经验的启示
- 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
- 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 不妨考虑“就业券”
- 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
-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 Posted: 12 Sep 2009 09:33 AM PDT 一位网民在一则达赖喇嘛访台的新闻后面跟帖：「我真搞不懂，一个中国人来到中国的土地有什么问题呢？」理论上，他是对的。如果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达赖喇嘛当然就是中国人了。同时，台湾也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达赖喇嘛访台就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这怎能说是错事呢？ 然而，政治现实和描述政治现实的语言总是比这么简单的推理要复杂一些，奥密一些。例如「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话，虽然湖南、山东、陕西和北京都绝对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从来不会用这句话去描述这些地方，因为那就成了一句废话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台湾、西藏和新疆上头，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其实不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有人主张这些地方应该独立建国。所以， 「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回答，一句宣称与声明；其必要来自怀疑和争议的存在。更简单地说，它是一种表态；既是事实的陈述，又比单纯的事实陈述多了一层政治对应甚至交锋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它的意义；却又不能太过当真地拘泥于字面，否则就真以为达赖访台是「一个中国人访问中国」了。 同样地，抗议达赖喇嘛出访外国就和抗议台湾领导人以「总统」名义外访相似，曾经是种非常必要的政治表态。有如预先设定的程序反应，只要达赖喇嘛一到某个邦交国访问，外交部就一定要抗议，同时对西藏的领土问题再次作出严肃的声明。不过，这种反应的实质效果在过去几年以来却有了极大的变化。 就以达赖喇嘛这次去台湾为莫拉克风灾灾民祈福这趟行程来说吧，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因为达赖喇嘛出访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试金石。请注意，达赖喇嘛数十年来根本就一直在周游列国，或者弘法，或者开会，又或者参与某些政治活动，而中国外交部也一直行礼如仪地发表抗议声明，但它几乎从来不曾燃起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直到去年达赖喇嘛在巴黎接受荣誉市民为止。 这个变化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崛起，成了举足轻重的强权，大家不能再把它的抗议当做耳边风，听过就算。于是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要不要批准他的入境签证，就是各国都要面对的重大难题了。 一方面，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入境政策、宗教政策和对达赖喇嘛的一贯判断，毕竟他们曾经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让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入境，现在要不要对这些政策和立场做一个改弦易辙的转变呢？如果要的话，他们该如何对自己的国民解释这种转变？另一方面，他们得担心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必须顾及中国的抗议不只是说说而已，并且还会带来一些实质的「惩罚」（温家宝的「环法之旅」就是最好的例子）。 故此，对很多国家来说，批不批准达赖喇嘛入境就是在中国的市场与订单，以及自己的宗教政策与人权原则之间的艰难抉择了。相对地，中国则可以把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测试，用以考验这些国家对自己有多重视，对双方的关系又有多忠诚。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每一次行程都变相地成了中国验收外交成积和检证自己实力的机会。 然而，这套「达赖外访」的政治游戏又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带来不少崭新的变量。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去年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已经引来足够严重的后果，不料盛传有意竞逐下一届总统的社会党籍的巴黎市长还要火上添油，干脆颁发荣誉市民给达赖喇嘛，请他到访。结果使得萨尔科齐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只能「一错再错」地得罪中国。我们今天在台湾看到的情形，只是这种外交引致内斗，内斗牵制外交的逻辑的强化版。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将来还会有更多国家的反对派利用达赖喇嘛这张牌去占据道德高地，打击在朝的政党。 因为这些反对党和政治势力玩的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手段，表面上他们是对外在向中国示威，实际上是在自己的领域里收割成果。像民进党这么正规的政党，固然可以想尽办法刺激中共，然后让国民党自己去接这颗烫手山芋；再好整以暇地坐在一边等看戏。要是换上一个没有机会执政也不大有意愿执政的小组织，那就更是桩无本生利的买卖了；他们用不着害怕中国的报复，却可以凭空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转移大家对民族政策的怀疑，中国政府把新疆「七五事件」的主要责任推到热比娅等「海外势力」身上（说起来也怪，明明新疆一直处在政府的严密掌控之下，「一小撮」「海外敌对势力」却能轻易在那里闹出这么大的事。难道政府不觉得丢人？不以为这套说法是自掌嘴巴？）。果然，热比娅自此迅速走红，俨然有「达赖第二」的势头，去了澳洲去日本，完全重复以往达赖喇嘛外访的模式。由此可见，只要中国继续高调抗议，这种游戏就会不断有人玩下去；只要中国继续用一个外人当标靶，就会有第二、第三、第四个达赖喇嘛。 梁文道的最新更新： 
| ||||||
| Posted: 11 Sep 2009 09:00 AM PDT 秋季开学的时刻到来，各国政要的教育秀不期而至，立即引起我们对言论政治规则的兴趣，同时也引起我们对政治人物个性的关注。但我的兴趣稍微超出这一层面，我觉得这更像一部新三国志的开头：蜀相在都江堰一茅屋小学盘坐听课半日，顺便给老师说，你的地理观跟我的地图不一样哦；魏主突然变了肤色，正在向许昌灞桥关庙的小学生滔滔言说个人奋斗史，顺便说自己也有过吊儿郎当，还说张辽、许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吴主在给苏州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偷偷支招的四个月后，他把吴国最怯懦的学生找来，问他们："你们怕不怕？" 顺便他发现至少有一个异见学生，他对他说："你很诚实"。蜀国一向以忠诚、意志、纪律为国本，蜀相之坚毅再次镇服世界；魏国倡导自由、功利，现在懂得降低英雄的标准，实际变得更可怕了；吴国低调但野心勃勃，励志教育居然从特教中学开始，精英弱智两不误，这不是要全民皆武的架势吗。 新三国的教育是一场伟大的竞争。美国联邦教育部《2001－2005年战略规划》刚刚制订就被911打断，布什总统立即推出了《2002-2007年战略规划》，现在《2007年至2012年战略规划》也出台了，遗憾的是，俄罗斯现在只发表了《2020年前的俄罗斯教育——服务于知识经济的教育模式》报告，2020前的国家教育战略规划还在梅德韦杰夫的委托之中，中国在今年1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公告，但是连我这样的大学老师也几乎没有关心到什么具体内容，那说明它在低层次上的徘徊有点像走过场。 2.教育对于国家战略的本质是什么。俄罗斯认为，教育是形成俄罗斯民族智力资本的体系，美国要的是全球最佳，美国人26年前出版的教育报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抄袭——《国家在危险中》。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战略必须满足两个目标：建立先进的公民社会和强大的富有国家，兼顾民主与民族民生。如果忽略第一个目标，则前面所述的"平等"与"卓越"之教育战略将异变为社会矛盾最大化的工具。 3.教育质量和教育产出的科学评价体系。在这一点上，美国《02-07规划》 的战略目标4："把教育转变为基于证据的领域"值得我国关注，其战略目标6："建立卓越的管理"则更值得详细考察。目前我国大学教育迁就中学教育，乃至清华北大以争夺高考状元为标榜的现象，显示出教育评价机制十分荒谬。我们几乎忘记了把清华北大等同于国家特殊教育战略这一事实性思路之狭隘性——这都是官僚教育机构的作为。 温家宝总理的教育秀 9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初二（5）班，与同学们一起上了包括数学、语文、研学、地理、音乐等五门课程。 温家宝与学生听课图片中显示仅总理坐姿端正。 温总理认为新版本的教材区域划分有问题，陕西、甘肃不应该划在华北地区中。 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教育秀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5月21日在视察哈巴罗夫斯克的太平洋大学时表示，他打算在总统任期届满后重新捡起老本行——去当教师。他还强调说："法学教育最适合建设政治仕途。"他说："我喜欢和珍惜我所受过的教育，虽然不是非常特别的，但它给出生活的全貌。" 俄新网RUSNEWS.CN莫斯科9月1日电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新学年伊始第一天来到莫斯科第518特教中学视察。这个班里现有10名同学，他们齐声回答："不可怕！"梅德韦杰夫面带微笑问他们："但在家里不是感觉更好吗？"所有同学们回答说，在学校里更有意思，只有一个男孩小声加了一句："不，在家里感觉更好。"梅德韦杰夫笑着回答说，"至少有一个孩子回答得很诚实。但你知道吗，在学校中不仅只做功课，还能交到许多朋友"。总统几乎巡视了所有班级， 奥巴马总统的教育秀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8日在一所高级中学面向全美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发表电视开学演讲，以他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等人的求学经历为例，鼓励学生不畏逆境、发奋学习。 总统说：我在你们这么大时也吊儿郎当，他鼓励学生不畏逆境。 法天下期刊下载：法天下期刊：八月刊.chm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 ||||||
| Posted: 12 Sep 2009 08:47 AM PDT 前些日子的竟猜现在揭晓。答案是2和3。获奖名单如下： 以下获得DaCode提供的T恤一件： 刘自杰 以下获得反波Antiwave提供的2010版T恤一件： 唐慧超、朱振亚、雒玉玺、孙超、李冰 请以上各位朋友在9月3日前将您准确无误的真实姓名、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及您所需尺码发给我们（buchimifan at gmail.com)，我们会在国庆节后把奖品快递到您手中。如果这6位获奖者的全部信息在国庆节前均能收到，我们会在节前寄送。 所有获奖者请注意，如同我在活动启示中说过的，由于T恤有售榷情况，因此，您将不能选择款式，只能选择尺码。希望理解。 DaCodeT恤展示： http://dacode.com/ 反波2010版T恤图样，此款T恤将在反波近期复播后开始发售：
谢谢各位的参与。 随机日志
评论数量(0) | 你来评论 
| ||||||
| Babies! What a wonderful way to start people! Posted: 12 Sep 2009 08:56 AM PDT 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时间：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职责：对另一个人承担无限责任——什么？你说什么？不只一个人，是两个？Oh my God!资格: 第一，耐心。第二，更多的耐心。第三，无穷的耐心…… 薪水：0 回报：∞   | ||||||
| Posted: 12 Sep 2009 09:25 AM PDT 真情告白：又检查了，真的觉得交无敏感词汇，即便有关当局不理会这样的献策，也不一定要把它删了吧！你不要推论嘛，既然没有敏感词，何必要推论出有你们不喜欢的意思？
为有关当局总结"谭作人案的教训"
| ||||||
| Posted: 12 Sep 2009 07:58 AM PDT "您的文章《为有关当局拟"谭作人案的教训"》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2009-09-12 19:15" 今天是"公开审理"谭作人一个月的日子，作《为有关当局拟"谭作人案的教训"》，贴了一个多小时就删除了。能帖一个多小时，说明内中没有敏感词，而是管理员嗅到整个文章敏感。真是嗅功太好了。 我还在这篇"教训"里讲，"谭作人"三个字百度都没有封杀，有关当局工作不太到位呢，这个网管工作就到我的博客上。 这次又是"删除"而不是"删到回收箱"，连草稿箱的保存也删了。幸好我是在文档里写的，文档还有保存。 | ||||||
| Posted: 10 Sep 2009 07:48 PM PDT 宣传是利用一般人的逻辑思考缺陷和情绪弱点，用浮泛空论、简单敌我划分、恫吓手段、无凭据推理、吹嘘、谩骂等等方式来施加影响。这些话语方式本身具有欺骗性，使得宣传成为一种貌似高尚，但实际是在谋求私利的巧妙而隐蔽的手段。 （编摘自美国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先生近日的一篇文章）
| ||||||
| Posted: 09 Sep 2009 11:05 PM PDT （转吾友徐琼女士的大作。写的好！表现了中国式的言说智慧。读者只要把其中的事发地换成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你住在哪里就换成哪里，就行了。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可以这样批语自己所在的城市，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成都商报评论员 徐琼 | ||||||
| Posted: 09 Sep 2009 10:57 PM PDT 锦江"自杀河段"9个月救起54人
| ||||||
| Posted: 09 Sep 2009 12:21 AM PDT 预防自杀首先要关注自杀
| ||||||
| Posted: 08 Sep 2009 07:50 PM PDT 呵呵，这是我看了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来了傻劲，写给华西评论版的稿子，想必华西评论部门的朋友很是为难，但还是发出来了，只是做了一些处理，文中的"华西都市报"变成了"某报"，然后，不上网。这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秋雨图书馆"的"尘埃" | ||||||
| Posted: 07 Sep 2009 11:48 PM PDT 汽车比政治更难驾驭？
| ||||||
| 記協主辦：9月13日(日) ─「香港記者遊行 抗議疆官誣陷」遊行 Posted: 12 Sep 2009 09:22 AM PDT 日期: 2009-09-13 9月13日(日) ─「香港記者遊行 抗議疆官誣陷」遊行 連結：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811&lang=zh-TW 香港無綫和now寬頻電視共三名記者於九月四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採訪群眾示威活動時，被執勤武警毆打及扣留，期間，一名武警更曾拔槍指嚇。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強烈不滿，齊聲指責，但烏市政府在九月八日公布其不全面調查報告，把記者的正常採訪活動指為「跟蹤拍攝……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之嫌」，並提出失實的描述。烏市政府指黑為白的做法，令人憤慨，亦令克盡己職的香港記者蒙上不白之冤，本會認為，香港新聞界必須以清晰無誤的行動向新疆市政府提出強烈抗議，還香港記者公道。為此，我們決定呼籲各新聞同業和支持新聞自由人士跟我們一起遊行，以示對當局踐踏新聞自由、誣陷香港傳媒的強烈不滿。 我們亦希望藉此機會，向新疆以致內地其他省市，我們捍衛新聞自由的決心，並期望當局汲取教訓，停止干擾香港、內地以致外國新聞工作者的採訪工作。 遊行詳情如下：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591-0692香港記者協會。 | ||||||
| Posted: 31 Aug 2009 08:48 PM PDT 医疗服务还须加快开放 周其仁 近半年来，看了不少医疗机构，城市农村的都有。不是专门调查，连走马观花也算不上，就是出差时遇到医疗机构，能看就多看一眼。得到的印象是，城乡兴建了不少社区医院或基层医疗诊所。这些机构，房屋新、设施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也新，墙上一般张贴着醒目的服务指引，井井有条。看过几份诊疗记录，即使是很偏远的村庄，每天至少也有四五位病人光顾。大都市的社区医院，老人、小孩川流不息，很是兴旺。看来，医改吵了好几年，终究还结出了一些正果。 不过，大城市里那些最负盛名的医院，人山人海排队挂号的景观一点都没有改变。8月22日上午，日全食开始之时，有报道说，成都华西医院已完成挂号1.2万名——那是早上8点钟！2008年，华西的门诊不是每天1万人吗？难道日全食会带动门诊潮？当地的朋友说，华西的日门诊量一直呈增加态势，现在平均就是1.2万人。到杭州，浙医二院的门诊量也是有增无减，且"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外地来的，人数明显增多"。我前年访问过的上海华山医院，皮肤科门诊一天3000人次，全年96万人次；去年你道是多少？106万人次，一年增加了15％。京城里，露天通宵排队的地方，除了春运火车站，非大医院莫属。前不久，媒体报道，北京市卫生局组织19家"三甲"医院的院长，扮成普通患者去看病，感受"看病究竟有多难"。一位院长的记录如下：从排队挂号到离开医院共花了405分钟，真正"被看病"的时间不足5％。 以上现象，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大手增加了卫生开支，"看病难"就一定缓解。搞得不好——我希望自己说错——政府的卫生开销更大，看病更难！ 读者或问，怎么会出现这等怪事？回答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容我解释几句吧。 首先，这次政府决定在三年内出手8500亿元用于医疗的财政经费，明确三分之二补需方，三分之一补供方。这里所谓的"需方"，就是病患方。"三分之二补需方"的意思，就是未来三年将有6375亿元用于扩大城乡医保的范围与财政支付的比例，从而增加了需方的财务支付能力。至于"三分之一补供方"，则是未来三年政府要拿2125亿元来搞医疗机构的建设，主要就是本文开首提到的城乡基层的社区医院。 不论其他，单看这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供不应求就是明显的。还要考虑，除了少部分人可享受的公费医疗，当今城乡医保，没有百分之百报销这回事，患者一定还要自付部分医疗费用。这就是说，补需方的那个三分之二，实际形成的医疗需求一定大于6375亿元。同时，补供方的那个三分之一，因为包括了基建和设施的投资，所以，形成的医疗服务能力，又一定小于2125亿元。 当然，如果中国的医疗服务已属"产能过剩"，那么，以上未来三年的供不应求，还不会酿成大麻烦。可惜，实际情况是中国早就出现了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这也是前几年笔者讨论医改的基本出发点。在《病有所医当问谁》这本小书里，我向读者出示了如下数据：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GDP（现价算）增加了50倍，社会卫生总开支增加了78倍，其中，个人医疗开支增加了200倍；可是同期，全国各类医疗机构只增长了76％，医护人员增加了75％。如此快速增长的医疗需求追逐如此缓慢变化的供给，看病既贵且难，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从2005年到2009年新医改文件出台，四个年头又过去了。期间，"市场化医改失败论"来势汹汹，谁也闹不清医疗服务体制的未来走向。大家观望、等待，当然谈不到扩大医疗服务能力。可这几年居民收入还在增加，城市化还在推进，老龄化也没有停止步伐——这些都指向医疗需求的更高增长。这样来论医疗服务的供求形势，当然是供不应求，加供不应求，再加供不应求。 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区分"医疗的财务保障"与"医疗的服务保障"。前一概念，是指怎样经由多种方式为病家筹措看得起病的财力；后者则是怎样动员人力、物力、技术和组织资源，通过增加医疗服务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资源过剩，所以那里"医改"主要解决的是医疗的财务保障问题，那么，中国除了财务保障，还有服务保障的问题。 新形势是，在政府花财力大手补需方之后，本来就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面临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压力。除非放手开放准入、采用针对性强的刺激医疗服务供给的措施，否则，"看病难"的现象不但难以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加剧。 | ||||||
| Posted: 19 Jun 2009 08:22 AM PDT 成都经验的启示 周其仁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讨论成都综合改革的经验。成都经验对我们的吸引力首先来自城乡统筹的全局意义。从空间上看，中国不是城就是乡，所以城乡统筹虽然只有四个字，却代表了国民经济的全局。成都市从2003年开始，就把城乡统筹作为地方施政的纲领。五年过去了，在成都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新鲜事，创造了综合改革的丰富实践经验。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部分师生组成的综合课题组，从去年年底以来在成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初步提出了一份调查研究报告，《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经验的调查研究》，由一份总报告和八份专题报告组成。这份调研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和公开。今天国土部召开的这个会议，也是我们向国土系统行家请教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向参会的代表提交调研报告草稿，希望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我们报告的主线就是研究成都经验。从全国情况看，城乡统筹还是非常艰巨的任务。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是3.21：1；五年过去后，包括中央政府取消了农业税费、大幅度增加农产品补贴、对农村投资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所有这些措施加到一起，200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2003年还有所扩大，为3.33：1，绝对差距则达到了人均12000元。这里当然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不过我们也看到，同样从2003到2008年间，成都作为我们国家少有的几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大都会城市，却出现了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略有下降的迹象。虽然下降幅度尚小（从2.64：1收缩为2.61：1），而我们也难以断言这个略为下降的趋势一定就能持久，不过，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些直辖市继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相对照，成都市略微收窄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果还是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兴趣。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成都经验的，发现这里的做法不单是将财政性资源向农村和农民倾斜，而且启动了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通过重新界定权利，使经济资源的积聚和集中所带来的土地级差收入，在分配上更好地兼顾城乡人民的利益。我们认为这一点有普遍的价值。 今天利用这个时间着重要给各位汇报的，是我们在这半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里，从成都的实践经验中得到的启示。共有四点。 第一点，"级差土地收入"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成都的改革实践给我们第一个启发就是充分认识和利用土地级差收益这个规律，来为城乡统筹和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大家普遍注意到，土地仅仅因为位置的不同，就有很大的市场价差。这个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经济活动有其内在的积聚和集中的趋势。人口、劳力、技术、资本等等在流动中积聚起来后，就容易提升分工层次，进而增加收入。因此，积聚和集中推动人们竞争具有优势位置的土地。一般来说，越是在城市或商业中心的地方，土地价值就越高；同时，地价随着离开中心的距离而降低。这是很普遍的，任何允许资源自由流动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和规律。 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对级差土地收入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突飞猛进，但总的说来还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 譬如我们的城市化程度还是低。不但历史上低，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有了急速的提高，但到今天为止，还是低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程度。 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例，目前也只有1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更低于日本（44%）、美国和德国（分别为42%），只高过菲律宾一个百分点，印尼四个百分点（2005年）。这说明，我国资源在空间的积聚程度还是严重偏低。积聚程度偏低，级差土地收益的潜力就远没有充分得到发挥。 新的情况是，自上世纪90年带以后，中国城镇建成面积的扩大速度快于城镇化率。这说明，虽然资源与人口的积聚程度都在提高，但空间资源的集约与积聚程度，还是赶不上人口和劳力的积聚程度。最为反常的是，随着大量农民向城市集中，城镇空间急速扩大，而农村的居住面积也还在继续扩张。这就是上一次我在天津会议上讲到的，城市扩大，农村也扩大，如此两头挤占，中国本来就不算富裕的那点耕地，就成为怎么高喊保护也难以保住的对象。这些说明，在利用资源的积聚与集中、释放更多级差土地收入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余地。 成都的实践表明，充分利用级差土地收益规律，不但可以更合理地配置城乡空间资源，而且可以给城乡统筹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和工作平台。在成都已大范围展开的"国土整治（包括农地整治和村庄整治）的经验中，我们看到推进农村国土整治所需要的庞大资本，不可能来自农村和农民的自我积累，而只能来自于城市化推高了的土地收益；通过农村国土整治所增加的农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又经由"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进一步推动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级差土地收益。这说明，惟有城乡统筹才可能形成城市资本与农村闲散土地资源的良性互动，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更集约利用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并为更公平地分配级差土地收益提供的经济基础。 第二点，"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前提与基础。人们知道，级差土地收入是在资源的流转中产生的。因此，要发挥级差地租规律的作用，就要启动土地资源的流转。但是，成都的实践却提醒大家注意，在我国还有比土地流转更根本、更基础的工作有待完成，这就是对农村各类土地和房产资源普遍的确权、登记和颁证。 成都市2003年提出通过"三个集中"来推进城乡统筹，到2008年提出推进全面的农村产权改革，其首要内容就是确权。这里讲的确权，不仅限于明确界定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而且要明确界定所有农村耕地、山林、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的农户使用权或经营权，以及住宅的农户所有权。成都改革的逻辑是，如果不以确权为前提和基础，冒然发动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那么这个流转的主体就不可能是农民，却很可能是其他权力主体，从而使土地流转成为其他权力主体侵犯农民财产权利的又一轮机会。那样就背离了城乡统筹的初衷。 我们在调查中看到，提出确权不容易，认真执行更艰难。这是因为，多少年来我们对农村土地资源就没有完成普遍的、有明确法律表达的产权界定。虽然，农村土地（包括山林）的所有权归农民集体，使用权、经营权和承包权归农户，以及农民住宅的所有权归农户，早已是我国农村经济生活的基本现实，但是这样一种实际存在的权利关系，至今尚没有完整的。普遍的法律表达。加之多年来农村人口、劳力、行政区划、政策和体制的诸多变化，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欲理还乱。要在农村土地房屋实际占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权威法律表达的农村财产权利体系，当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 成都经由试点，摸索出一套实际可行的确权程序。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发明了"村庄评议会"（有的地方叫"村资产管理小组"），把历史上担负过村庄公共管理责任的长者推举出来，由他们根据对多年来没有可靠文本记录的土地、房产变动的回忆，对入户产权调查和实测结果进行评议，特别是对存有异议和纷争的疑难案例进行梳理，并把评议结果作为确权预案公示，直到相关利害的各方都接受，才向政府上报确权方案。由此，农村产改的确权，已从一个比较抽象的口号，发展为由动员、入户调查、实地测量、村庄评议与公示、法定公示、最后由县级人民政府颁证等环节组成的可操作程序。 经验表明，确权加流转，才能实现同地和同价。这个顺序不可颠倒，否则一哄而起的土地流转，有可能歪曲改革并让改革背上黑锅。成都的确权先行，消除了土地制度改革的系统性风险，为改革加上了一道保险阀。这也启发了我们，老讲保护农民利益，为什么不能让农民有权自己保护自己？要农民有权保护自己，首先他们的资产要有清楚的权属界定，并且要有一个普遍的合法的表达。 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0年里，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三个参照系，可以表明权利的清楚界定，能够可以带来多么重大的变化和产生多么长远的影响。第一个参照系，是80年代早期的农村联产承包，那是把种地权还给了农民。就这么一个变化，农村的温饱问题就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参照，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把农产品的销售权、卖粮权还给了农民，还给了市场，根本废除了统购统销制，结果我国农副产品多少年供不应求的历史就结束了。第三个参照，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居民中改革了住房制度，结束了单位福利分房体制，搞了房改房，也是还权于民，结果就创造出一个城市房地产产业，史无前例地改善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也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这三个参照系都说明，要保护农民利益，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农民的权利。我们再不能把农民看作是被监护对象，要承认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同样关注自己的利益，也能对环境的机会和风险做出理性反应。问题是他们要有权这么做。 从这点看，成都的改革经验有根本意义。我们在都江堰看到一副标语，"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保障"。真正要释放土地级差收入的潜力，就这三句话足矣。都江堰的柳街镇最早进行确权试验，农民对此关心和参与的热情程度，是多年来没有见过的。这说明，农民对自己财产取得合法表达，对确权颁证，非常关心，正如城镇居民对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等等非常关心的一样。我们也问了农民，土地本来就是你们家在用，房子本来就是你们自己在住，为什么还要产权证？答案是这样的：产权证可以帮助农民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比如起了矛盾和纠纷，要讲清楚资源谁属，才能裁定谁侵犯了他人、谁被他人侵犯。没有财产的法律表达，要讲清楚财产谁属虽然也可能，不过就是太费劲！这是说，产权证可以降低人民保护自己财产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资源流动带来转让的新机会，也带来新的麻烦。一个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终身厮守自己的土地与房屋，有没有产权证不当紧，横竖占有就是所有。可是大规模流动发生后，他到千里之外打工，而老家有一个房子需要出租、转用，没有产权的合法表达，就难以灵便地捕捉流动重组的机会，因为不方便与人订约。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契约"似乎比英文的"合约"含义更丰富——有"契"（产权证书）才容易"约"，契书（产权的合法证书）原来可以大大降低了人们达成合约的成本。 所以，普遍地给所有农民办理农地承包经营证、山林承包经营证、房产证所有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加上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证，意义非常重大。不要看确权的事情很琐碎，这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修建时投入巨大，一旦投入使用，可以长远收益。我们在成都不少基层的国土所、国土局，看到堆积如山的待办产权证书，也知道基层村庄和有关专业部门为此付出了的艰辛努力，认为这是一件有长远重大意义的工作。城镇居民已经拥有的权利，农村居民也应该拥有，否则城乡统筹从何谈起，"公共服务均等化"又从何谈起？ 第三点，探索改革现行国家征地制度的现实途径。成都的改革不仅涉及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小调整，而且涉及现行国家征地制度的根本变革。从战略目标上看，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逐步缩小征地范围"，也提出要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那么，是不是未来只有公益性用地才能动用国家征地手段呢？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直接说，但仔细研读，含有这个意思。这是因为，为公益而行驶国家的强制征地权，在公理上讲得通；为经营性项目而动用国家强制力，早就说不通了。所以，缩小征地范围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问题是，究竟怎么来实现这个重大的转变，怎样从一切工业化、城市化用地都靠国家征用，转向只有公益用地才动用国家征地权，经营性用地则要讲产权、讲合意、讲市场交换？ 成都经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探索一条改革国家征地制度的现实路径。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在征地制度框架内，主动改变级差土地收益的分配模式，适当扩大政府征地所得对农村和农民的补偿,通过占补平衡和挂钩项目从成都的土地收益中，逐步拿出一个越来越大的数目，返还农村投入土地整治。从经济道理上说，提高征地所得的返农比例，就是提升征地的成本，终究会发生抑制征地需求量的效果，与"逐步收缩征地范围"的战略意图是相容的。 第二环节，适当扩大征地制度的弹性。譬如今天上午向娥乡书记介绍的，那里在灾后重建腾出了三千亩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复垦后新增加的耕地留在原处，但农村建设用地的指标却可以到靠近成都的双流区，换回6亿元重建资本。从向娥乡到双流区的距离这么远，实际上就是扩大了挂钩项目的半径，以实现更高的级差地租收益。这里有个矛盾，就是挂钩项目半径的延长虽然可以提高级差土地收入的总量，但项目执行质量的监管却随着半径的延长而变得更为困难。这也是现行政策限制挂钩项目范围的原因。成都的经验表明，只要严格保证农村减少的建设用地得到复垦，就可以适当拉长挂钩项目的半径，从而实现更多的级差地租收益，也增加农民可分享的利益。 第三环节，寻找保护耕地的新机制。现行征地制度高度依赖行政权力配置土地资源，除了保证级差地租集中为城市化的资本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方便用行政权力来贯彻保护耕地的政策目标。所以，任何对现行征地制的改革，倘若不能找到保护耕地的新机制，就难以被接受。成都市完全知道这个硬约束，所以成都改革经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地方的土地增值基金中每年拿出26亿人民币，直接通过补助农民的民生而保耕地。上午葛市长介绍了，这里基本农田每亩每年补400元，一般农田补300元。这至少反映了地方的努力，从地方性的土地收益中拿出一个数目来保耕地，为大规模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级差地租规律创造条件。 最后一环，缩小征地与扩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并举。前面讲到，级差地租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其实，在近年市场关系的发展中，对级差地租规律作出反应的，不仅有国有土地的所有者，也有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特别是在大都市的城乡结合部，在城市地租地价上升、政府严控耕地面积的双重约束下，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构成了一个新的态势。这方面，不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老树接新枝，而且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新形式和新动向。成都的改革实验面对现实而不是回避现实，在坚持城乡统一规划、严保耕地的前提下，在改革试验区的框架内，大胆而又谨慎地为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提供创新的合法通道。特别是在利用级差土地规律为灾后重建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有益探索。成都的经验说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在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统筹城乡、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就不但不应该歧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权利，而且要为集体建设用地公开、合法、有序地入市，创造更完备的条件。 我们在成都看得清楚，从改变现存征地制度的分配关系入手，适当扩大征地制的弹性、寻找更可靠的耕地保障机制，加上缩小征地制与扩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并举，是可能比较平稳地改革现行国家征地体制，逐步转向公益性用地靠征用、经营性用地靠市场的新体制。 第四点启示是，努力找寻新的平衡点。众所周知，土地资源具有空间上的唯一性。一幅土地，用到城市就不能用于种地，用于建工厂就不能用于盖酒店。由于利益矛盾与观念的双重纠缠，在土地问题上常常包含对立的看法。这也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困难所在。成都给我们的启发是，千难万难，也要尽最大努力找寻新的平衡点。这是因为，在我国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只要更充分发挥级差土地收益规律的作用，人们总可能找到更多的办法来使各方的利益都比原来的状况有所改善。这个基础是存在的，问题能不能充分反映到观念上和改革的策略选择上来。无论如何，要坚持寻找新的平衡点。比如耕地和建设用地，两者之间当然有矛盾。但它们之间就截然没有统一性？成都的经验证明还是有的。因为耕地的产品最后卖到哪里去？农业落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远不够发达，所以既没有足够的需求，也无从对农业提供现代技术、资金等投入。成都就坚持在对立的统一中寻找新的平衡点，譬如耕地资源外，还有大量集体建设用地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城乡统筹的方略下，可以做到既通过保护耕地直接保护农业，又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发展工业和城市、最后间接刺激农业的发展。看到对立，也看到统一，就能够找到新的平衡点。 对于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村居民自用的宅基地，人们担心如果允许流转，会不会造成农民的流离失所。这种担心有根据。但是在成都，我们也看到，深入下去就不难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量的临界点：保证农民的居住权，包括那些进城工失败了再回乡农民的居住权， 人均30-35平方米的宅基地怎么也是够用了，事实上，历次政府规定的农村宅基地面积，也就是人均30平米。可是在事实上，由于多年集体福利分地，谁不多占谁吃亏，农民实际占有的宅基地面积大大超过人均30平米。成都怎么找新的平衡点？就是把农村人均150平米、或者130平米居民占用的建设用地分开处理，其中人均30-35平米的那部分用来保农民的居住权；余下的部分确立为"其他农村建设用地"，经由合适的程序可以释放出来进入流转。这类探索，我们认为非常有价值，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思维方法，因为正如李春城书记讲的，现在要是大家看法完全一致，那一定就不是重大问题。改革开放30年了，容易解决的问题早解决了，剩下的都是棘手的、利益纠葛和观念分歧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改革？成都的经验是无论多么困难，绝不放弃，坚信一定可以找到新的平衡点；一时找不到，继续在实践中找。 最后我们也有一些建议，供成都继续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实践者参考。主要就是三条。 第一条，凡是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小的，效果明显的，希望成都能做出一个量来。比如全面的农村确权，还有大面积的国土整治，做几个点、几条线虽然也不容易，但还是不够，要按"全域成都"的理念，成片地普遍做开来。经验表明，在点和线上管用的，还不等于最后被证明管用；非要大面上行得通，譬如当年的包产到户，才算真正行得通。 第二条，改革现行土地制度不可避免有很多敏感的环节，应该利用试验区的框架，封闭起来运行，为全国探路。哪些事情比较敏感呢？看来一个就是能不能通过土地空间位置的变化，实现土地级差收益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所以那里对资源的空间位置，可以用法令法规加以固定。中国的实际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因此空间资源面临大规模的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又不阻碍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难题。中国当然无法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惟有在自己的条件下试验和实践。另外，对现行土地制度和政策不能容纳的大量自发现象，国家究竟如何应对？贸然承认、开全国性的口子风险很大，可久拖不决、回避问题也可能酿成更麻烦的局面。出路只能是授权改革实验区试验区大胆试验、经实践和各方的评估验收后，再得出全国适用的结论。 第三条，总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目前连局部试验的条件也不成熟。譬如与土地制度关联度极高的财税制度、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税体制，究竟如何平稳完成从"卖地财政"向财产税、资源税或土地税的体制转型？这类问题应该认真研究、提出可试验的方案再交付改革试验。 总之，我们在成都的调查研究中学到了很多新鲜经验，也接触到实践提出的大量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愿意继续研究成都和其他地方的改革经验，以获得更完备的关于中国转型的科学认识。 | ||||||
| Posted: 19 Jun 2009 07:49 AM PDT 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 周其仁 人类正在进行新的货币试验。看世界，欧美日本央行控制的基准利率几乎全为零；看中国，货币供应远超经济增长的日子卷土重来。如此"货币喷射"（monetary emissions，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用语），究竟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读到的多数评论，都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物价指数还在跌。失业情况虽没有准确统计，但沿海接单出口工业还是负增长，那可是中国就业的重点所在。财政收入呢？高于经济增长一倍的好日子结束了，今年前几个月还呈负增长。给定此种局面还将延续，即便国内投资、消费两旺，专家们还是认定"年内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6月10日，蒙代尔甚至在央视说："中国需要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需要增加货币投放量"——即使央行不对这位鼎鼎大名的诺奖得主、欧元之父言听计从，一般的估计，"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 这就带来一个难得的机会，看巨量货币注入实体经济和市场之后，究竟会有什么现象跟着发生、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说机会难得，因为经济研究的实验室就是经济本身，哪个题材的实验成本也不便宜。此次全球主要经济体一起大开货币龙头，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实验，从经验里找学问的经济研究断不可错失良机。 经验说，带一个问题进入状况，远胜于"纯粹客观的观察"。还不够，最好再为问题预想一个答案，然后拿观察到的结果来加以验证。这尚待检验的预想答案，就是"假说"了。好的假说，是我们观察复杂现象的向导，也是探查现象背后规律的关键环节。那么，在"大量货币投入经济与市场会有什么后果"这个问题上，什么假说值得带向未来的观察与检验？ 我感兴趣的有两说。一说"货币似水"。大意是，货币别无他用，无非是给商品的交易充当媒介。因此，过量货币投入经济与市场，不会增加商品，却一定会提升物价的总水平。打个比方，直升飞机在一个封闭的迷你国上空大手抛撒现金，使该"幸运国"每个人的手持现金都增加了一倍。接着会发生什么？是那里的每个人都多得到一倍的商品，还是该国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一倍？如果你选后一个答案，那么恭喜你，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应该判你对。可是，为什么直升机抛下的钱能让人人手持现金的数目都翻了一倍？答曰：货币似水，流到人间就迅速、均匀地流淌开来，对所有人的机会均等。 另一说，"货币似蜜"：新增的货币投放到经济与市场后，像具有黏度的液体如蜂蜜一般，在流淌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一位置鼓起一个包来，然后再慢慢变平。这意味着，过量的货币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漫游"，结果就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了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所以，最早发明此说的哈耶克，更强调通货膨胀具有"流体均衡"（a fluid equilibrium）的性质。[注1]相对价格的改变，对一些人来说就是新投资机会的出现。不过，即使出现市场跟风行为与投机狂热，"热点"也难以持久。这是因为，"蜂蜜流淌"还将继续，鼓起来的"包"过一阵子终究是要变平的。 两说都有趣。重要的是，这两说都可以得出毫不含糊的推断性命题，以便接受可观察结果的检验。其中，"货币似水说"定断，超过经济需要的货币进入经济与市场，将无可避免地推高物价总水平。"货币似蜜说"则推断，过量货币在经济体内游走，所到之处摩擦力不同，因此能够暂时改变资产与商品的相对价格，并刺激投资、消费行为的改变。无论我们同意其中哪一说，或者对两者都怀疑，这样清晰的推断总是容易接受检验。比较起来，那些把什么可能性都含糊说到一点的"预测"，除了将来可以自诩"早就料事如神"，对认识现象背后的规律，帮助就不大。 两说也有重要区别。"货币似水说"的重心在总量，在价格总水平；"货币似蜜说"更关注过程中相对价格改变的影响。不过，也不宜把两说的分歧看得太大。毕竟，弗老领军的货币主义与哈耶克坚守的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对"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抱有一种理性的怀疑。结合中国经济2004年以来惊心动魄的起伏，先是"结构性过热"从钢铁、水泥、电解铝漫游到众多投资部门，然后是房地产、股市的历史性的上冲与下跌，再到物价总水平的陡起陡落，我们或许可以把把两说合并：货币进入市场，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是的，货币似蜜，最后还是带黏性之水。 注释： [1]感谢远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的薛兆丰，发来哈耶克于1969年发表在JPE第77卷上的文章（Three Elucidations of the Ricardo Effect）。文章可于JSTOR网站获取：http://www.jstor.org/ | ||||||
| Posted: 26 Apr 2009 11:49 PM PDT 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周其仁 讲过了，中国经济面临挥之不去的"货币困境"。现在看来，此困境有三种不同的境界。其一是相当传统的，政府要花钱，但税收基础薄弱、又发不出多少国债，只好靠发票子补财政窟窿。其二，政府无意主动超发票子，但由于汇率机制弹性不足，巨量外汇流入，迫使央行"被动"释出过量流动性。其三，政府顾虑经济增长低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失业压力骤增，大手松货币刺激经济。 为什么都是"困境"呢？因为虽然每种境界各个不同，迫使货币龙头开闸放水都会引来惊人相似的结果。其实，自从"法定货币"登堂入室以后，普天之下都有这个麻烦。高举重回金本位制大旗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思想和勇气对后人皆有启迪，可是只要在事实上还没有回到金本位的制度，"货币困境"就挥之不去。 当下中国步入的应该是第三种境界的困局吧。不敢说是最高境界，因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大手救市发货币，不晓得还会带出何种新款的"变形金刚"来。眼下中国的困难是：2008年10月后观之惊心动魄的价格跳水，跟着就是作为多年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出口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农民工离岗失业人数巨大，据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高达2000万之多；工业、GDP、财政收入，个个指标都显示着"下行风险"——就算不是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有样学样，急松货币也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必选。 如果可以一味超发货币而毫无顾忌，就不会有"货币困境"这回事了。困境者，两难境地也：任何行为都有代价，过了某个临界点，负面效果盖过了正面收益，就得不偿失了。特别是法定货币供应这样经济中最锋利的利器，看似不过是看得见之手的掌中之物，要怎样摆布都可以。可是一部货币史也写得明白：从长期看——就是凯恩斯先生讲的"长期我们都会死去"的那个长期——总是良币驱逐劣币。远的不提，2008年上半年肆虐多个国家的高通胀，若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危及实体经济带来的突然下行，还不知道要搭上多大的代价才能收场。 这是说，松货币也受制约。为什么财政政策可以"积极"，货币政策却只能"适度宽松"？我的理解，只要守得住1994年中国定下来的"财政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的铁则，财政政策再积极，也受到国家税收能力和发债能力的实际限制。比较起来，货币变量要"软"很多。倘若政府不自我设限，发货币"积极无度"，政策为祸的危险就增加了。 难就难在何谓"适度"？不论细节，货币为交易提供媒介，而可交易之物（和服务）来自一般经济活动。这样看，货币供应以经济增长的需要为"度"，总无大错。看一下经验数值，自1992年有了季度统计数据以来，我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总比GDP的增长要快，最少快出了3.5个百分点（2005年第1季度和2007年第2季度），最多则要快出24.7个百分点（1994年第3季度）。纯粹以现象分类，今年第一季度M2快于GDP增长达19.3个百分点，在总共68个季度里位居第六名。交代一下，前五名是1993年第3季开始到1994年第3季连续的5个季度，那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三波高通胀的岁月。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体制转型摧枯拉朽，大量在计划体制里不入市的资源——譬如土地——进入了交易过程，"货币深化"本身需要更多的货币。 眼下到底特别在何处？固然有"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不过，对远高于经济增长的货币供应，我们还是要问一问它究竟可以帮上什么忙？即使把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13%）视为"潜在的、或应该有的中国增长之速"，第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也超过了经济增长的12个百分点。中国不是美国，没有那么多的"毒资产"——像有的行家建议的那样——需要泡入高通胀的药液才有望解毒（！）。央行也学不成美联储，因为这里大手松出来的货币尚不能漫游世界，累积的货币压力主要还将作用于国内。 还是不要把25%以上的货币增长当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吧。其实它已属非常宽松。即使必不可免，也不宜加冠"适度"之名而放松应有的警觉。 | ||||||
| Posted: 01 Mar 2009 06:15 AM PST 不妨考虑"就业券" 周其仁／文 春节后看春运的报道。铁道部说，年初六后，有15天全国铁路客流每天在500万人次以上；正月十五后，更有连续五天每天突破550万人次的历史记录，"今年返程客流高峰持续时间之长，创下春运史上的记录"。整个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亿人次，同比增加10.6％。 这大体验证了以下判断：无论金融危机导致多少工厂关门、影响多少农民工失业与返乡，春节过后，返乡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还是继续离乡进城。我的看法，在没有更系统可靠的调查资料公布之前，记下这点很重要，因为它指出未来应对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改革开放30年，没见过如此"惊涛骇浪"般的失业报道。先是温家宝总理访欧途中，对媒体讲到约12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随后就是农业部的一项十省调查，推算全国失业农民工为2000万。官方公布此结果之后，从英国《金融时报》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一路转载，"2000万中国农民工失业"引起全球高度关注。有媒体更出惊人之语，声称中国失业农民工的人数高达1亿！ 大家不免担心，这次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下岗，将引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一波"返乡潮"。那次是一道命令就把2000万人从城镇清退回乡。连带来的，是对农村稳定的担忧、关于"在农村扩大就业"的建言，以及提高农村低保与农业补贴的设计。有的地方还叫停了土地流转，怕返乡农民工流离失所。 那些已有过离乡进城经历的农民工，到底会不会因危机而长期重返乡村，甚至从此"定居"乡下，再度延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我自己不大相信这个前景。即便在40多年前，要不是行政强制力的作用，也不容易就把几千万人从城市送回农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城镇总比农村有更多的机会。除非没有选择自由，人们为什么逆向而动呢？所以，我把今年超历史水平的春运返程客流量，看做一个间接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返乡农民工最后还是离乡进城。 问题是，重新进城的农民工能不能再就业？对此，有的媒体提出了看法，例如，那家爆出1亿失业农民工"猛料"的媒体，在节目中举证"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100万新的就业"。然后推论：就算2009年中国"保八"成功，全国新增就业也不过800万而已。是的，给定新增1亿失业农民工的天文数字，巨大就业缺口的悬念，还不玄上了天？ 这种"分析"的缺点，在于忽略了就业量要受"相对价格"的影响：难道可以不管什么样的工价水平，GDP每增长1％，就一定可以带动多少就业量吗？没有那回事。工价不同，就业量也就不同。这样看，"就业"首先是一个微观问题。年前在几个地方听到，有农民工主动以降薪换稳定的就业机会。降薪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起失业来，还要好不少。况且，经济下行时，物价也下行，生活成本低了，调减工薪的净效果就要打折扣。这就是说，市场机能调节工价。工价调，就业量也就变。 但是，"法定工价"就没有那么灵巧了。眼下的例子，许多地方在去年的高通胀中提升了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保扣除，后来，物价经历了"自由落体"式下跌，试问法定最低工资可以因此调减吗？答案是"难"。第一，难在法定程序，市价可一日数变，议事程序和结果岂可多变？第二，在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的当口，再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政治上就不正确！"况且，危机时期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提高低保和发放各种消费券——在客观上也产生不容调减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的压力。 挑战来了：市场自发调节的机能，遇到法定工价就起不了作用。工价不调，就业量何以增加？以千万计数的下岗农民工，又从何得到再就业的机会？另外的门道，在经济萧条、情况危急的情势下，就不管法定工价那一套了吧？这也许就是时下不少地方明令"不要再给企业增加劳动成本"的意思。据此，我个人以为，2000万失业农民工的估计偏高。但"有法不依"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立了很多法，不执行，比"无法无天"究竟进步在哪里？ 出个难题吧：能不能在法规的框架里，也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工价与就业量的机能？可以的。办法就是由企业与工人自由议定工价与福利，如果议得的工价与福利高于法定水平，执行就是了；若低于法定工价水平，由政府出资补到法定水平。政府的这部分出资，就叫"就业券"好了，含义是谁劳动补贴谁，怎么也比五花八门的"消费券"要合理些——不工作也派消费补贴，那"意愿失业"的人数真有可能冲天。■ | ||||||
| Posted: 03 Feb 2009 12:13 AM PST 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 周其仁 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史无前例，但是，经济下行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例如，1997年以后中国就提出过"保八"。过去的经验对今天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因为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当然，政府发债加上银行信用，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使修起来的路上很快就有车跑。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年的经济有这么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条还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已宣布终止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振兴产业，还要干脆利落地消除前几年"抑制过热"政策中所有价格管制和变相管制的措施。 更要看到，问题不单单是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 第二点是税收。目前的政策措施里面，已经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要是春季后景气低迷进一步加剧，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 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春节后可能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此外，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 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经济36条"，规定非禁即入，但过去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提供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而且扩大了行政审批和行政控制。 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比如说，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还要沿用传统的征地制来为"4万亿"国家投资完成土地配套？那样势必派生农民财产受损、收入和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个怎么给"4万亿"投资完成土地配套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新年的中国应该在危机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 ||||||
| Posted: 19 Jan 2009 09:21 PM PST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记者：马国川 从完达山到北京 经济观察报：你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十年，对于底层社会有切身的了解，这对你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我是1968年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那时黑龙江的国营农场由军队管理，叫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先在农业连队劳动，后来被分到完达山里狩猎八年，到1978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才考到了北京。十年下乡，使我有机会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如果说这对我后来研究经济有什么影响，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脑子里有很多挥之不去的问题。 在完达山狩猎的年月，深山老林里就是我和师父两人，差不多样样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我的师父可能干了，懂得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在野外就是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点出一堆火来，他甚至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和猎枪子弹！可师父的生活实在很穷，每件衣服都是补丁，至于山里人民公社的农民家庭，那就更是一贫如洗。比起我远在上海的父母，师父和农民们的本领显然更为高强——我的父母只懂一点专业，从来不会自制肥皂——可若论收入水平来，样样都会干的师父比只懂一点点的父母要穷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说法，那是因为城乡差别。可是，为什么城乡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我得不到现成的答案。 经济观察报：你在上山下乡期间读了些什么书？这些书对你的疑问是否有所帮助？ 周其仁：记得到乡下后不久，父亲就开始不断从上海给我邮寄书刊。那时还是文革时代，就是"新中国"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也成为非法，市面上的书少得可怜，可读的就更少了。没办法，家父就把一部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寄到了完达山。那本书很旧了，纸发黄，还是竖排本。翻译用的中文，与时下流行的中文又有很多不同。论经验基础，这本巨著讨论的是西方工业化发达的经济，开门见山第一句话讲到"庞大的商品堆积"——可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方圆几十里全是寂静的山林，离我们最近的一家小杂货店也要在四十公里以外，而里面的商品也很少。我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应该读不了《资本论》的。可是很奇怪，还是把这部书读了下来。我想马克思本人不会想到，他的著作会在100多年后被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在深山打猎的中国青年阅读，并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丝门缝，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我还读了斯密的《国富论》，那也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记得是1973年，家父从上海买到后邮寄到我那个没有电灯的山中窝棚。翻开来，卷首是批判性说明，可以不加理会的。也许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当局再"左"也不好意思禁止吧？读下去，我被这本书吸引，慢慢就知道，"分工水平"才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 经济观察报：下乡十年，当地的农村有什么变化吗？ 周其仁：总有一些吧。不过很多所谓的"变化"，就是"张书记开沟李书记埋"那一套，很热闹，更辛苦，可是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知青下乡最大的贡献，我看还是改善了当地教育。因为相对来说，城市下乡知青的文化程度总还是高一点，知青当了农村中小学的老师，培养教育了当地的孩子，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带头走向外面的世界，这是知青带给当地最大的变化吧。 经济观察报：在满清时期，东北地区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后人写的《东北流人史》说，流人对当地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 周其仁：知青又何尝不是"流人"？在知青之外，还有其他历次运动中的"戴罪之人"，对当地的提升知识文化的帮助也很大。1977年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要自学补习。很幸运，那时我已经到了农场场部工作，遇到一个下放的右派，是水利工程师，他利用晚上教我高中数学，至今我还记得他是怎么给我讲"log函数"的情形。 经济观察报：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第二年你考入大学，算是脱离了底层社会的生活。 周其仁：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1977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北京大学要不要我这样岁数大的学生呢？远在千里之外，我觉得毫无把握。思虑再三，只好放弃填写北大，最后按第一志愿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录取。 经济观察报：那时大学的气氛很活跃。 周其仁：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大学的气氛非常活跃，许多同学都有过丰富的社会阅历，大家刻苦读书，又不拘泥于书本知识。我常到其他学校去旁听课程和讲座，结识了不少校外朋友。在一个聚会上，我们听到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所以农民只好秘密进行。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原来农村也存在迅速改变的路径！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当时，北京城里争论激烈。反对者责问包产到户的"方向"，支持者辩说包产到户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我和《未定稿》的编辑王小强合作，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包产到户。该文起于一股不平之气：为什么增加产量的一定就违背"方向"了呢？文章写出来后，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耕今先生把我们的文章推荐给1980年全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记得会上一位什么权威专门找到北京农科院院长的秘书赵晓冬，质问这两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赵答：不是。权威说，你总是共产党员吧，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经济观察报：真是够刺激的。 周其仁：也许是下乡十年的经历，对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直接的观察与体验，所以那些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我们的兴趣。当时，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不少。气味相投的，就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后来，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小组，大家关心学问，也关心时事，聚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很巧，当时人大经济系的资料室有位老师叫白若冰，没有上过大学，但对理论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也参加我们同学的读书活动。白若冰的父亲跟杜润生是战友，他去看杜润生的时候转述了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杜老当时官居国家农委常务副主任，竟然也对我们的议论有兴趣，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去交谈，听我们那些意气风发而又难免书生气的见解。1981年的早春，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其中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发展组"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人邓力群和杜润生的支持。杜老在会上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是为了这么一桩伟大事业后继有人，才支持我们青年人自发汇聚起来的。杜老还要大家记住他的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这是多少年后我们都忘不了的。 走上农村调查之路 经济观察报："发展组"成立的时候，农村正涌动着改革大潮。 周其仁："发展组"成立后不久，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还给了一点调查经费，我们就利用暑假到安徽滁县地区做农村调查。这个地方是1977年后全国又一轮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我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的农村，详细调查包产到户的起因、做法、效果和面临的新问题。当地干部和农民向我们介绍这一改革的艰难历程，回顾历史上自发的包产到户怎样成为他们的"救命田"，要求包产到户长期化、合法化。现实告诉我们，一场深入的农村改革势不可挡。调查结束，"发展组"撰写的研究报告，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赞赏。他批了一大段话，说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会议上专门谈到，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一大批来做调查工作。因为这个讲话，1982年的夏秋之际，"发展组"就成建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我们尚未正式毕业就已经被"分配"了。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们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 周其仁：是的，正式毕业后，我们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此，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就成为我们的工作。"发展组"在建制上是农经所的一个研究室，但研究调查工作由杜老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直接领导。1985年，"发展组"的部分成员组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隶属国家体改委，留下的研究骨干继续研究农村问题，到1986年正式组建了"发展研究所"，直属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是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前开始，就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杜老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思想开放、待人宽厚，尤其对年轻后生，从来就是循循善诱。正是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协调力。他从不在乎年轻年老，不在乎级别高低，不在乎身份来历，只要有好的观察、独到的想法，他就愿意听、愿意与你讨论。正是杜老的坚持，一批年轻人才被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经济观察报：那也是你们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 周其仁：我是一个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很喜欢舒尔茨的一句格言，"关心时势，不热衷于政治"。不过机缘巧合，在杜老领导下参加了80年代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通过了相关程序，杜老精心修订文字，最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担任最后的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是不可以过目的！真的感谢那个时代，农民、基层和地方的改革创新源源不断，而执政党决策层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经济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经济观察报：从农发组到发展所，都同中国政策的决策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调研报告可以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当时的一些决策者这么看重一个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研究机构呢？ 周其仁：我理解首先是因为分权改革的需要。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毛泽东去世以后，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开始了分权化改革的新历程。分权化改革要求决策者的眼睛向下，了解分散于各地实践的真实信息。但是，分权改革也使掌握真实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八十年代中期后的北京和各个省城，形势讨论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改革推进之后，怎样准确估量形势变化成为正确决策的关键。在那个背景下，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信息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分权改革开发出了一个决策信息的 经济观察报：所以在八十年代，发展组/发展所很有知名度，而且颇有些神秘色彩。 周其仁：知名度不是炒出来的。一方面，这个研究团体在农村调查这一件事上坚持了近十年，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借光于那个伟大的改革年代。因为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有声有色，才使发展组/发展所的文章越做越气派。另外，我刚才也讲到，分权化改革战略本身要求有一个独特的信息和分析的市场。可能是刚刚开始的缘故，决策研究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所以就有点你说的"神秘色彩"吧。 中国走出一条新路 经济观察报：从大学期间你就开始参加农村改革调查，前后持续了近十年。通过农村改革调查，你对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认识？ 周其仁：那时的农村调查，是直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服务的，所以除了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经济行为，国家行为也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观察和参与给我最基本的概念是，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早在"上层"采取任何政策行动之前，分户承包集体土地的改革早就在农村底层开始出现了。我们现在知道最早的包产到户，发生在1956年下半年的浙江永嘉县，当时也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但是，高层不能接受，结果是县委书记李云河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了全省40％的生产队，安徽农民把责任田称为"救命田"。所以，包产到户是被逼出来的。搞来搞去种田的农民连饭也吃不饱，那还不要改革？前几天原来农口的老人纪念改革30年，曾在广东省负责农村工作的杜瑞芝，人称"小杜主任"，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农村改革的第一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饿得不行被逼着要改革。 经济观察报：既然农村改革在1978年以前已经数度出现，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呢？ 周其仁：农民自发的改革要有合法承认。因为包产到户在本质上是一个合约，农民和生产队约定，农民负有什么样的义务，集体给农民什么样的权利，农民及其集体又对国家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这个过程就是重新界定权利，即重新确定了一套行为的规范，各方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既然是合约，就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大家关心承包合约能不能长久，如果自发的改革得不到合法化的承认，那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动不动又变了，农民就不会有长期稳定的预期。 经济观察报：但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中，仍然明令禁止实行包产到户啊。 周其仁：是的，那里还有"不准包产到户"的字样，但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开始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在这条思想路线下，人们可以想，过去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讲到底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手段，绝不能倒过来，为手段而手段。前人写在本本上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事情，不能变成教条。被实践证明是选错了的，要改过来。任何体制和政策，不管讲起来多么头头是道，效果不好就要调整和改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内席卷了全国，一步一步得到了合法承认。其实，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现在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2年还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回头看，这个合法承认过程也很有讲究。先是自发试验、由地方肯定。比如万里在安徽肯定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肯定责任制，周惠在内蒙肯定两定一奖制，等等。至于那些不愿意承认包产到户的地方，中央也不强制，由他们去比较。等到很多地方都承认了包产到户以后，中央才开始承认。中央的承认开始也是一种局部承认，说哪些地区、在哪些条件下才可以包产到户。等到大多数地方的农民都选择家庭联产承包，中央文件才给予全面的承认。后来，更把政策承认升格为立法行动，全国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包产到户开始是农民的选择，得到地方和中央的事后承认？ 周其仁：正是。记得有一次向万里同志汇报，万里就讲我们就是奉行"事后承认主义"。农民和地方做得对的，就用国家的权威性给予合法性认定。包产到户从一年不变延长成三年不变，后来是十年不变、三十年不变，最后说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个过程创造了产权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经验。因为全盘公有制以后，究竟怎样重新界定农民私人的权利，是一个全人类都没有经历过的难题。 经济观察报：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周其仁：中国找到了这么一个办法。土地还是属于集体所有的，但把土地的使用权、种植权、收益权，最后连转让权都一起承包给了农民。这就走出一条路，在法理和意识形态严格禁止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的环境里，经由一个承包合约，重新界定出农户对土地的权利。科斯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这听起来不难理解：要是一个东西不是你的，你怎么能拿出去卖呢？但是我想对科斯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合约的过程同时就是界定权利的过程，两个过程是一回事。否则，"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路也不怕。担保不了哪天又有人要胡闹，再误入"一大二公"的死胡同，那至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走出来，预备下了一副可用的解药。 经济观察报：你多年来的研究重心就是公有制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产权理论的？ 周其仁：经济学家喜欢说，没有选择，就没有经济问题。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的时候，可观察到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自由选择可言。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人们不能自由择业，生产要素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至于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不得问津。在那套体制下，有什么选择可言呢？ 但是，在黑龙江下乡时，我观察到的，却说明看似不容自由选择的体制之下，人们还是顽强地在进行选择。那个现象，就是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与在"自留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那可是同样的天气、同样的土地和同样的劳动力——劳动者在选择努力的投放程度。这是我学到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当时我还没有可能问：在一切资产都归公的制度下，本来是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可是，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动、努力和辛苦？那些不合法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利"，究竟是怎样在法律上一切归公的经济里扎根的呢？ 问题还没有清楚地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就开始了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之后，城市国有企业出现了松绑、扩大自主权、承包以及改制，私人企业开始以"个体户"的名目重新出现，"外资"则在沿海地带登堂入室。几十年前被国家权力消灭了的私人产权，重新出现并生气勃勃地成长。为此，中国数度修订了宪法，以便与新的产权结构相适应。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在清一色的全盘公有制的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来？ 经济观察报：那么，私产权利究竟是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生出来的？ 周其仁：计划公有制从法权上铲除了私产，主流意识形态几十年一贯地坚持"斗私"。可是，恰恰就在这样硬的约束条件下，产权改革还是在中国发生了，私产还是得以重建。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认知这一点，思想和学术的开放有重要意义。1979年，我在旁听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组织的外国经济学说讲座时，第一次知道舒尔茨传统农业转变的理论，并以自己下乡的经验加以衡量与验证。后来，大约是1986年，我从当时四通公司发展部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他们私自影印的张五常的两本小书，通过他的中文转述，知道了科斯、阿尔钦等现代产权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基本概念。根据我对这门理论的理解，"产权"并不像许多赞成或反对产权理论的人自以为的那样，是从人性为私的假设里自动推导出来的。产权是在竞争环境里对谋取自我利益的个人实施的一套制度性约束，而不同的产权约束对一个经济的整体交易费用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当时，我对"交易费用"概念的感受不深，但对"产权界定"从看到的第一眼起就受到很大的思想冲击，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把多年来我自己观察和感受到的中国农村经验讲清楚了。为什么"自留地"？为什么"包产到户"？无非都是产权界定的中国称谓，内容是一致的，就是通过产权约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这个理论简单，远离教条主义，因为它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对约束条件的仔细观察和调查。 经济观察报：1986年你和戴小京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着眼点是什么？ 周其仁：那个研究报告记录了我们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该报告首先提出，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如果"所有制的革新变化得不到相应的法律肯定，倒退也就难以制止"。同时，根据从包产到户推进到统购统销体制全盘改革的实践，这个报告还认为，农民家庭土地经营权的重建，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体制变得不适应，因而需要根本的全盘变革。 198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姆塞茨教授的学生肖耿到发展研究所访问，我请他尽可能多带一些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原版文献来。此后两三年，我们阅读肖耿带来的、以及我们能寻觅到的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诺斯和巴泽尔等人的作品。至今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在观察、访问、座谈、收集资料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大好时光。当时我不能读英文，几位同事就翻成中文为我当"拐棍"。1990年秋，经GareJohnson教授的推荐，我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 经济观察报：做访问学者期间，你主要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周其仁：差不多还是自己在国内关注的那些问题。在芝大的一年，除了修一门本科级微观经济学和旁听了贝克教授给研究生上的入门课，我主要就是在图书馆内阅读。那时崔之元在芝大的政治学系，他很博学，我开玩笑管他叫"图书馆动物"，因为他熟悉芝大图书馆里任何一个角落的图书和刊物。之元给我很大的帮助，几乎每天都把有意思的读物介绍给我。不过对我影响大的，还是从传统农业转变理论基础上搞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接触了巴泽尔（YoramBarzel）的工作，特别是他在1977年发表的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经济分析。为什么美国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社会中偶尔也有奴隶通过赎买而使自己变成自由民呢？巴泽尔的回答是：奴隶主行使其法律所有权的费用基于一个重要事实——奴隶的生产价值讲到底是由奴隶本人控制的。为了减轻这种费用，一些奴隶主就利用定额制来刺激奴隶劳动并降低奴隶主的监督费用，使一些能干的奴隶终于积累起足以赎身的钱财。巴泽尔的这项研究靠近我的问题：私产何以在排他性极强的全盘公有制里诞生？但是即便是在奴隶制下，奴隶人力的"私产"，也是在没有遇到国家强制力反对的条件下发生的。 经济观察报：做访问学者之后，你又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项目，后来获得博士学位。这期间研读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周其仁：一个收获是，我认识到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要素——人力资源连同它的各种表现——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个人在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这在任何经济制度下都是一样的。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法律正式承认私产、特别是私产的转让权利的制度。这决定了人力资源在不同经济制度下得到不同的利用和发挥。我以为这是一个理论支点，有助于解释公有制下人们的行为，有助于解释公有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解释在国家强制性剥夺和消灭私产制之后，私产为什么还能够得以重建。 怎么理解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什么把地划给农民，他们的积极性才发挥了出来？很简单，因为农民身上的人力资产只有他们本人才能完全开动，他要不想好好干，任谁拿他也没办法。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最后还是要把私人产权请回来？因为最重要人力资产总在人身上，努力、积极、责任、创造、学习等等，天然归个人控制。法律可以不承认私人产权，但那样的话，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就不能充分发挥，全社会都受损。 经济观察报：你的求学也是由"问题主导"的？ 周其仁：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也许这是经历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所以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虽然那差不多是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中国文化传统也有一点影响，比如"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观察是基础的基础。对世事知道不多，观察很少，怎么可以成事？当然从演化的角度看，也许这样"问题主导"的求学方式有利于我这样的人避短扬长吧。 重新"接地气" 经济观察报：1996年你受邀回国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去国五六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你是不是感到有些隔膜？ 周其仁：隔膜还谈不上，1993年后为了毕业论文，我也数次回国实地调查。但毕竟"离土"已经六年，自己的"实感"被岁月磨去不少，希望有机会补补课，接一点"地气"。好在回国不久，机会很快就来了。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一项从黄河引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无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结果是到处喊"水资源危机"，同时到处浪费水资源。显然，这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题材。1996年秋，我就和宋国青教授带了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 经济观察报：这项研究进行了多长时间？有什么收获？ 周其仁：差不多持续了三年多。因为有约定，至今我们还没有公开发表过一个字的报告。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与执行、以及国家工程的建设体制，对竞争、垄断（包括所谓自然垄断）等等问题，都有了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 这里得到的认识是可以举一反三的。譬如1998年以后我开始着手研究电信问题，最早的"感觉"就是与"自然垄断"有关的。基础电信网络似乎与大的供水系统一样，只能有一个网路才能保持技术上的"最优"。所以不少人认为，最顺理成章的体制，就是这类产业由政府独家专营。但是我们在山西供水工程的调查研究中，恰恰对所谓"自然垄断"带来的巨大成本有极深的感受。这提醒我们，理论上"最优的"制度安排，本身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问题是，黑板经济学家对真实的成本或代价所知甚少，所以他们推导出来的"最优"，一旦加入真实的成本之后，究竟还有多优，往往是个大问题。正确的思维，是对不同制度安排的不同费用进行比较：允许独家垄断有代价，打破独家、引入数家竞争也有代价，关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三网合一、数网竞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事先不知道的是，中国为了进入WTO，正酝酿电信业的又一波开放。因为写了一系列电信问题的评论文章，结果我就成了"电信问题专家"。 经济观察报：网络产业经济问题和"水工"问题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周其仁：其实，无论农村问题、水工问题还是电信问题，对我来说，区别只在于经济行为的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有所不同。至于人的经济行为本身，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所以通用的经济学就可以了，本不再需要什么特别的"专家"才能够加以解释的。刚才讲到，在电信开放的论战中，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其实来自于"水工"。后来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医疗等话题，分析的基本线索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经济观察报：在"水工"之外，你还走进企业，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此前你似乎一直关注农业问题，好像对企业研究用力不多。 周其仁（笑）：这是一种误解吧。对公司研究的兴趣可算由来已久。你刚才提到的那篇研究报告，就是1980年代农村调查研究的一个理论小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数亿中国农民卷入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组织上不能只靠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更不能靠基于行政命令和强制力的国有组织，而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 经济观察报：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主要体现，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文化非常发达，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公司，有的只是工厂。 周其仁：计划制下的工厂并非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而是行政结构的一个附属部分。即使回到计划体制建立之前，我国传统的组织文明也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行政等级维系的国家组织比较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比较发达，惟独基于自由契约的市场组织远不够发达。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把数亿农民卷进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但要面对计划体制的组织遗产，而且要面对传统历史的组织遗产。最重要的，是发展基于契约的市场组织。有了这个认识，我对"公司"的兴趣就经久不衰。在美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功夫，为回国以后开展的企业调查做了一些"家庭功课"。大约从1996年起，我就陆续获得进入中国企业调查的机会，包括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上海几家纺织系统的公司。我还"混"入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和那里的同事搭伴调查公司，前后参与了近20家公司的融资和改制的调查研究。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焦点。你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促进了你对产权问题的思考？ 周其仁：我看到，传统国企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公产"要以公民的私产为基础。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行政命令、而不是靠自愿的契约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的。问题是，离开了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的市场合约，难以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全盘公有化时代，财产的惟一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因为任何私人都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财产权利。公有企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大量资源处于"公共领域"之中，刺激了形形色色的私人攫取行为，却无从充分动员保卫公有资产的力量。 经济观察报：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下，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你也参与了和郎咸平的争论。 周其仁：产权改革并不是哪一个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如果传统国企有竞争力，谁想改也改不动的；如果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产权改革"根本就提不上日程。我对很多无谓的争论没有兴趣，因为常常只有热闹、却没有认识上的进步。但是，当有的舆论从指控个别公司改制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甚至声称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我觉得就不能不站出来回应。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以后，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的财产，但实际上人们连对眼看发生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有了实际的体验。那样的体制不改，中国经济怎么会有希望？ 在国企的改制过程中，确有外部投资人、企业经营者与国资的管理官员利用权钱交易侵吞国有或者集体财富的事情。我一直在揭示这种攫取行为，认为这是改制走向邪路的现实危险。这里面的规律是,凡是含糊不清、未得到清楚界定的权利，总有人千方百计地下手"攫取"。传统公有制一天不改，花样百出的资产攫取就一天不会停止。要终结攫取，只有根本改革那种名不副实的传统公有制。因此我认为，叫停改革，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的方向，同时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改革三十年：产权的重新界定 经济观察报：古人云"三十而立"。到今天，中国改革也迎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如何看待这改革的30年？ 周其仁：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其实是一套权利体系，当这套体系运转不下去的时候，它就要被重新界定。这就是改革。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产权的重新界定，作为观察经济体制变革的一条主线。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原本全盘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体"，所有在其中工作、生活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其实受到一整套具体的权利制度的约束。比如，农民在生产队里种地，每天要由队长敲钟集体出工，谁也不能自行其是。这就是一套权利规范。集体出工，吃不饱饭，怎么办？中国改革找到了一个朴素的方法，就是通过承包合约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农户。农业承包以及后来的工商业承包，其实就是在这个层面把权利重新界定了。 经济观察报：第二个层面呢？ 周其仁：第二个层面，通过承包划出的私人使用权，又发展成可转让的权利。就是说，从使用权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转让的范围、转让的规则，以及转让价格的形成。其实，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源的转让权为基础的制度。一般讲，市场经济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那么什么是价格机制呢？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然后成交或不成交。这里，"喊价"和"应价"首先都是一个权利，要是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市场价格"又从何而来？价格位置资源又从何谈起？所以，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是重新界定了转让权，包括定价权、喊价权与还价权。在转让权的基础上，资源配置就开始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双向择业选择，就是承认了劳动者不但拥有他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可以由他本人决定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层次的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也不能搞"傻子瓜子"。这在当时都引发了大争论，要邓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预才没有一棍子打下去。回头看，如果不承认这个权利，怎么会有后来的经济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到全球市场上去？谁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能从计算所的传达室打到了纽约去？马化腾这么个年轻的后生就 第四个层次，无论是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重新创造出来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通过一个合约，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过去的公有制绝对排斥私产，但股份制却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而形成"公司"，也就是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来容纳相当一部分生产力。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那一套学问，就是如何实现"私产公用"的经验与理论总结。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这四个层次，就是中国不断地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 周其仁：中国值得庆幸的地方，是逐步从僵化的教条走了出来，从实际出发，选择重新界定权利的道路。至于这个权利界定过程，先走哪一步，再走哪一步，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边试、一边看，最后把稳定的权利变成法律，变成了一套长期的章法。 不应忘记，邓小平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巨大贡献。在我看来，邓小平做对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国家政策推向了为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创新活动提供合法承认的正确方向；第二，重新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经济舞台；第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如果用最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会被写入历史。 经济观察报：但是对中国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就，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 周其仁：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吗，可是为什么那时中国的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由于体制不对头，中国的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极其高昂。中国在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一起发力，并经由个人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说，重新界定产权显著降低了制度成本，刺激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改革与腐败赛跑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的产权界定路线，这样的路线有何利弊？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方面的问题严重了,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的齐头并进，而是不整齐、不均衡推进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约束与保障"。这样，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在不同的权利之间重新建立平衡。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从体制目标来说，产权安排必须是普遍的，不能保护了这一方，就侵犯了另外一方。经济自由是有边界的，起码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改革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问题是，渐进的改革过程，却在有的方面走得快，有的方面走得慢，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滞后。 现在大量的实际问题，包含严重的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业开采、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政府职能转变等等，似乎很难取得突破。这些问题难就难在权利怎样进一步得到清楚界定，其中最困难的一点，是产权界定的自发活动，能不能及时得到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承认？没有强制执行的"产权"，不可能成为市场秩序之源。 经济观察报：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形呢？ 周其仁：这的确是一个关键。中国的经验说，没有简单的解。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即所有人，任何机构，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此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是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行。但是强大的国家权力，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怎样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是我们的历史传统没有很好回答过的问题。改革遇到的挑战是：权力参与、渗透到了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腐败。 经济观察报：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也就是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周其仁：邓小平1980年就讲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那时还缺乏可操作的细节。到了1986年，经过8年的改革，他看到了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便很难深入，改革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就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通过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但还没等到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主要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经济观察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法治并没有那么紧迫，中国不是已经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起来了吗？而且相对于民主、法治这些似乎有些空洞的目标来说，经济发展也更为重要。 周其仁："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也要当心杨小凯讲过的"后发劣势"。小凯不是不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到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但他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能够分享"后发红利"，所以反而对制度改革掉以轻心，以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这样掩盖问题，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等到毛病发作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经济观察报：杨小凯始终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 周其仁：产权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或政制的影响。因为国家是惟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如果国家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就难以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也不牢靠，或者歪歪斜斜的，难以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凯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他后来关注宪政经济问题，提出"国家机会主义"的概念，区别所谓"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警告世人要当心"后发劣势"，都是由此而来。 事实上，因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转型时期的的腐败非常严重。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少披露出来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经济观察报：现在似乎丧失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周其仁：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早已远离了饥荒，遭遇的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比过去为小，而中国经济的表现至今在国际上相当抢眼。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认为，继续改革的未来收益很大，因为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界定，到发展成为普遍的权利界定，将进一步扩大不侵犯他人的经济自由，从而走向一个普遍约束权利、保障自由的现代国家。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远比过去为大。如何汇集新的动力，推进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是未来要面对的议题。 经济观察报：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人们往往习惯于回顾过去，近年来社会上就兴起了反思改革的思潮。 周其仁：反思在什么时候都有意义，不过不要把实践证明做对的事情再"反"掉。对于过去的改革还来不及完成的事情，我们要面对，积极创造条件解决。这样，中国就会继续保持活力，保持发展。无论如何，十几亿人要进入中等发达经济的水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不会平平稳稳的。 经济观察报：继续推进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如何推进仍然是一个问题。 周其仁：从历史经验里学习，是很有意义的。比如早期的农村改革说明，难度再大的问题，底层也总有人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包产到户并不是北京的领导人、领导机关或专家发明的，而是处在现实约束下的生产队里的农民先干出来的。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30年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农村改革经验，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改革的道路：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把国家权威用对方向，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分散的、矛盾的个别利益合成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力量。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牛博山寨" via Zola in Google Reader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