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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辛苦
- 无间文：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 I am back
- 道德的血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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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黄金對冲 意義重大
- 《建国大业》背后的阴谋
- 1500萬活化坪洲計劃活出青苔!
- 給劉翔的一封信
- 電子書之我見
- 艾未未出院了
- 2009.09.20栖息谷50城市家人联盟深圳活动汇报
- 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 城市公物警察权之分解研究：城市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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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幅海报
- 男女之别
- 于建嵘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 Office牛人 没有迷失的世界 ~尖端演示 高效办公 数据索引
- 今天进了下资本家的医院: 西药费0.1元
| Posted: 21 Sep 2009 03:46 AM PDT 通知 |
| Posted: 22 Sep 2009 12:00 AM PDT 按：天涯杂谈的热帖，跟帖中不少人误指LZ是NC，其实只消仔细看看LZ下面这段话，就知道是在玩无间。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无间中的无间——目前尚未找到耶鲁校长原文出处，疑为山寨版。这让我想起了1990年代风靡一时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假外国人之口，道出中国时弊——用欧美风格的语言，把问题说得很到位。 "作为重点大学的校长，怎么说也是副部级干部吧，这是赤果果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大学不容国外敌对势力评判，请施密德先生收回自己的言论，我将保持进一步追究的权力！再次强力反对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炮轰中国大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强烈抗议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炮轰中国大学 出处：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670584.shtml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PS:如果施校长真这么说了，那么请把党支部建到耶鲁去，让他戴上三块手表，把镰刀斧头挂在胸前，每个月要写个人汇报、组织生活材料和党建工作总结，不信整不死丫的。 |
| Posted: 21 Sep 2009 02:09 PM PDT 继续写在歪酷，请多关照。... |
| Posted: 21 Sep 2009 09:45 AM PDT 前天写到沈的改革中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今天带这个问题找材料来看，居然超乎我预计。有点意思。但这么越写我自己也没底，有学这专业的人，碰到错处请一定提醒下。 我原以为沈家本的改革中，冲突最大的可能是酷刑的废除，毕竟是沿习千年的律法。 他可能原来也这么想过，所以曾经在腿上捆了两只厚垫子，准备恶法不废，在殿前长跪不起。 结果当晚他就回来了-----改得很痛快。 冲突最大的，甚至不是直接从政治中划分权力。 沈一刀切开密如凝脂的权力核心，把中国传统的行政司法不分的制度解体。从1906年开始，刑部改为法部，管理全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并改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负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及司法监督。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建立了四级三审的审判制度。 在当时"移动一下桌子都要付出流血代价的中国"，这位老先生用笨力气扭住政治的一角不放，居然得以安放这一制度，后来都为中华民国所继承，曾担任过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在1923年说"从民国建立以来，相比之下，司法制度差不多是惟一的一个成功的领域。" 让老爷子被迫辞职，甚至差点以勾结革命党罪被关起来的，不是别的，居然是与道德之争。
三 这场百年后还闻得到血腥气的争论，后世叫"礼法之争"。 他们争的到底是什么？打个比方，按以前的大清律，你父母的命令，你要不好好听，就会入罪坐牢（子孙不听教令罪），你父母用暴力伤害你的时候，你不得适用正当防卫。如果你打了你父母，当然，或者你老公，你就得加重刑罚，如果是他们打了你呢，那就要减轻。 还有，如果你现在是个没有丈夫的女人，跟别的男人发生了性行为，那你就得判"无夫奸"罪。 不要笑啊，这个罪在《大清律》中，要施杖刑。 无夫妇女是否享有性生活的权利？在当时的中国，光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够石破天惊的。当沈家本等人将无夫妇女与人和奸治罪的条文从新刑律草案中删去时，你可以想象礼教人士的表情。他们震怒的依据是"无夫奸，中国社会普通的心理，都以为应当有罪"------国人都以为有罪，那就是有罪。 沈认为"无夫奸问题不应该在法律上禁止，不能由国家法律来解决。这种事情纯属教育问题，不该写入刑法。老爷子很不容易，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得搬出礼教经典著作来论证无夫奸行为即使在古人看来也不为罪。看，《周礼》记了，"仲春三月，男女私会，奔者不禁。"。对方说"私生子多秉戾气，将来必不是好人"，沈还得搬出个例来证明"古来私生子贤哲者亦属不少，未必非私生子即尽是好人。"，呵呵。 礼教派还有个说法，中国妇女知识程度低，在男人面前不懂得如何运用"自由"和"平权"，因而不能不靠法律来禁止。不懂得如何运用自由。就干脆在法律上禁止自由，瞧这逻辑。 沈的理念清楚得很，就是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不能把礼教放在刑律里头维持就算了事"，"不能把道德与法律规定在一起，就说是维持道德"；"道德的范围宽，法律的范围窄。法律是国家的制裁，道德是生于人心的。所以关于道德的事，法律并包括不住。" 但是，与礼教为敌的后果是"历代之服制、名分、礼教一扫而空。草案一出，举国哗然。内则九卿、科道，外则各省督抚群相诟病，纷纷奏参。朝廷迫于公论，虑其窒碍难行，复饬法律大臣另修见行律以备新旧过渡之用。" 在强大的压力下，沈终于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之职，回到法部侍郎本任。 他最后说"如果道德礼教全靠放在刑律里头维持，这个礼教就算亡了。" 他去职后，修订后的法律仍然有"无夫奸"罪，只不过实行的第一年，清朝就覆灭了。 三 为什么道德会有这样血腥味？ 博客里的读者提醒我，去查查"原心定罪"的说法。 哦，这是春秋之义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从汉儒起，把它当成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说审判中重点考察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乎儒家道德，如不合乎，必须严惩；如合乎，虽犯法亦可从轻论处。 就是道德至上的审判原则。 听上去，审案问动机，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用到法律上，动机与道德，是多么模糊不清的概念，谁来定罪，怎么定罪，就没边了。 刘师培对这种"引决判狱"有过总结"掇类似之词，曲相附合，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其私"。 就象这位读者感慨的一样"道德是一根多么称手的棒子" 把道德法律化、强制化，就意味着限制和取消了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的前提-----意志自由。道德一旦沾上血腥气，善也就死了。 结果是什么？黑格尔早就说过："普遍虚伪的产生"。 |
| Posted: 21 Sep 2009 12:49 PM PDT 新周刊 --------------------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 |
| Posted: 21 Sep 2009 01:05 PM PDT (加東明報財經版 2009年8月31日) 加國新聞重點是保守黨避過大選，上星期的形勢是四黨在比賽大胆車，執政保守黨(Conservative)獨據一方，其他三黨則迎面而來，如果互不轉軚，便會相撞，由全國人民用選票決定。 自由黨葉禮廷(Ignatieff)更將軚盤拋出車外，以盟其志，要哈珀總理(Harper)在票站見，但在三月時仍表示一定要推倒保守黨政府的新民主黨(NDP)，現在却最不想決戰於票站，林頓(Layton)寧可轉軚，將大胆車駛跌落田，美其名是保守黨修改失業保險法案，可以接受，所以支持保守黨繼續執政；但事實上，新的失業保險法案和原本的分別很大，怎可以將功勞自動轉脹。 九月份投資大新聞莫過於黃金創本年度新高後，動力未減，正在挑戰去年高位1,033美元，由於現正踏入黄金傳統旺季，金價造好的機會較高。但從另一角度看，大家可能有新觀點，就是加國老牌黃金生產商Barrick Gold剛好宣佈取消所有對冲安排，在此金價接近歷史高位，有如此大動作，管理層當然是看好後市，認為金價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但將Barrick股價和金礦股指數(HUI)作長線比較，Barrick股價則遠遠地落後，是否在應驗「淡友轉軚看好，金市離見頂不遠」之說呢？相信未來兩季，技術分析會提供答案。 轉轉話題。北美投資市場當然是金股齊鳴，道氏理論的中線買入訊號仍然有效，動力未減，但中國股市却是斯人獨憔悴，以上證綜合指數(SSEC)為例，在2007年10月創6,124點新高後，下跌至去年11月1,664點，跌去約71%，遠超其他市場，是典型的人人睇好，一齊看漲，人人睇淡，一齊看跌。 由低位回升至上月，已有約80%升幅，但出口數字却在遞減，升市正是因為中央放寬信貸所至，而非出口帶動；和在中國有業務的朋友談珠三角商貿，制造業為並未見起色，中國經濟由出口轉為內需帶動，相信並未成熟。從技術分析看，上證綜合指數的重要支持位在2,750，接着會是下一輪拋售潮。 http://davidkongcdn.blogspot.com/ ＊本專欄內容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公司及作者並不負任何責任。 獲利多投資顧問 江如天 (David Kong) |
| Posted: 21 Sep 2009 09:31 AM PDT from www.tamiaode.com 以下故事，纯属虚构 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一个月黑风高、蝙蝠乱飞、野狼长嗥的夜晚，荒村的阴暗角落，木屋窗口闪着幽绿的灯光 邪恶A：老大，李连杰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胡军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修宗迪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甄子丹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孙红雷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黄圣依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张涵予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吴刚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赵薇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刘烨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邓超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姜文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许晴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尤勇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佟大为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成龙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陈坤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陈凯歌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陈道明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葛优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孙兴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张国立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章子怡、梁家辉、宁静什么都来了。 邪恶A：老大，范伟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王宝强已经确定出演了。 邪恶A：老大，我觉得您的思路好象是这样的。什么角色都反着来，对吗？ 邪恶B：我其实就是要表达这么个意思： 邪恶A：那，既然一切都可以朝反面转化，那为啥范伟和王宝强不变呢？ 邪恶A：老大，我越听越觉得您这片特不和谐。 |
| Posted: 21 Sep 2009 11:00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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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1 Sep 2009 11:00 AM PDT 讀著古書，感時憂世，常常覺得英雄，不是希臘神話中的伊底帕斯，就是莎翁筆下的凱撒般的巨人形象。他們都有著過人的能耐，面對著命運，還是堅毅不屈的堅持下去，好不容易熬過一關又一關的挑戰，最終毅然塌下。昨夜，透過本地電視台的直播，我忽然覺得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今日，我們的身邊忽然出現了一位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這個巨人曾經光茫四射，又曾經有負國望，但如今他以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再一次震撼世人，再一次叫人目定口呆，再一次鼓舞著炎黃子孫的萬古雄心。他就是「伏壢」了十三個月頭，克服阿喀琉斯弱點，「志在千里」的中國第一飛人------劉翔。 劉翔： 2004年，無法忘記，你在雅典上的英姿，無法忘記你手持五星國旗凱旋而歸的稚氣臉子。當年你擦新了大會的紀錄，跑出了12秒94的佳績。這比大會還早了一秒鐘呢！你知不知道就因為有你，中國在田徑史上再不是東亞病夫，再不是望人背項的弱小民族。你讓我們看到黃皮膚的中國人走在全世界的前面，走在追風的行列，走在無人可及、與神匹敵的至高境界。一洗有人類史以來黃皮膚不能跑的大冤情。在你身上，我第一次看奧運田徑項目看得如此著迷，如此精彩，在你壓線的剎那間，我實實在在感到真正的吐氣揚眉！劉翔，謝謝你。這一口鳥氣，我已憋了千年... ...很臭。 不久以後，你又跑出了12秒88，真是教人雀躍萬分。直到目前為止，這是你個人的最佳成績，但我深深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你還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事與願違，雅典奧運4年以後的北京奧運，你徹底輸了。輸得連名次都沒有，我作為中國人，親眼望著你的跌倒，我的心酸了。望著你在鏡頭面前一再落淚，激動不已。你的教練孫海平亦同樣老淚縱橫，揪心不止。我望著你，我無法感受到你的痛苦，但我深深知道你內心一定深深掙扎著。跑不動的追風少年劉翔，跌倒了的折翼小鳥，還可以怎樣？一聲聲的責備，從國人嘴臉脫出，一句句的侮辱，從輸掉俗幣的人口中吐出……你受傷了，不止你的腿，還有你的心。碎了。劉翔，你會憎恨我們嗎？ 2009年9月20日，夜，上海。我很高興再次看到你站在跑道上。從認識你開始，你就是生在跑道上的少年。在我的腦海裡，你和跑道是分不開的。你，跑道；跑道，你，二而為一，就是我對你牢不可破的印象。站在第五線的你，面對鏡頭，你對我裝著鬼臉，淘氣得很。你仍然那麼幼稚，九位選手當中，就只有你一個最搗蛋。要是在平日的課上，我一定會重重的責備你，因為你太不尊重鏡頭了，也太不尊重我。不過，這一切都不重要了，最重要是我看到你笑了。你知道嘛，你很久沒笑了。從2008年北京奧運開始，你的臉都像街巿裡的洋蔥一樣，永遠束在一起似的，崩得很緊。如今，笑讓你年輕了，也讓你幼稚了，像個小朋友，真丟臉。你，有失大將身份，有違大師風範。這一次，我原諒你吧！因為我知道你很不容易，才再次站到這裡來。為了跟你見面，我暫時不計較你的幼稚。 嘭！劉翔，你怎麼起步又那麼慢？你居然落在後面，你是我們的希望，你只能在前面，你不可以在後。要不，你就退出吧。不久，你爭氣了，你看見身旁的那個紫衫選手搶在你前面。你很氣憤，我知道你最討厭就是這種感覺，因為你從沒試過給人從後超越你的經驗，你打從心底裡不習慣起來，繼而不滿。此時，你咬牙切齒的出力跑起來。腦海裡，你想起你曾經說過只有跟風比賽，你說過值得挑戰的只有你自己。眼前，跨過一個欄又一個欄，你從後緊貼著紫衫健兒。忽然間，你覺得全世界都靜止了，全世界都變了蝸牛蠕動，只有你一個變了飛鳥。時間縮短了，一切抛在後面，紫色已在身邊，要到身後。霎那間，眼前出現一下又一下的閃光，時間又再動了。傾前壓線的身子，展開著的兩臂，再次披著五星國旗。眾目睽睽底下，劉翔原來又一次輸了，但13秒15贏盡了世界的心。 劉翔，你的名字改得好。飛起來，就是你一生的宏願，一生的抱負。跑不動的劉翔，過去沒有，將來也永遠沒有。13秒15，重燃國人的追風雄心。 劉翔，我永遠支持你。謝謝你。不過，你又輸了。我要跟你算帳！算算你什麼時候，要跑贏。 家祺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21 Sep 2009 10:01 AM PDT 自從教育局成立「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研究「電子課本」的未來政策發展方向，坊間突然對「電子書」熱中起來，不過，令人有點意外兼遺憾的，這個須要「就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未來的發展向教育局局長提出建議」的專責小組負起如此重任，差不多一年過去了，仍然沒有發出任何諮詢文件，讓公眾能夠聚焦及按步就班討論。 但無論如何，在教育界及資訊科技界內，已經有不少組織和人士，就「電子課本」及「電子教材」構成的「電子學習」提供了不少意見，甚至進行各種研究和實驗。筆者也籍此機會，分享一下對電子學習的己見。 首先，即使身為資訊科技界別人士，筆者也從不認為這「電子課本」是應由硬件主導的一回事，所以，把「電子書」掛在口邊，的確有誤導的可能，而不少家長甚至資訊科技公司卻太集中目光於硬件上了。畢竟，過分或太早投資於某些專用硬件，只會很快發視這些硬件很快就不合用或過時了；即使現時外國開始出現的電子書產品，如Amazon的Kindle，用途單一，適合成人消閒看書多於學生多元學習。筆者認為，就像澳洲等國家部分地區政府，為所有學生提供netbook電腦，就足夠了。 始終，「係內容呀，笨！」(It's the content, stupid!)「電子課本」不能「搬字過電腦」，除了必須有足夠的內容，如何利用這新媒體傳送知識，學習過程要如何配合或受到影響，都是重要課題。當然，硬件平台與這些課題有互動關係，但軟件和平台則更直接相關。所以，發展出一個可持續的模式，讓老師們可以創作、分享、優化教育內容及教材，成為一個動態互動的發展環境，突破過往教科書時代被動式、周期性的內容更新模式。 例如，一個以「維基」形式的多方共同編寫、由下而上的平台，加上「共享創意 」(Creative Commons)的開放版權概念，以鼓勵公同創作分享，是電子教材自然和有利的發展方向。重點也許變為，如何說服老師們肯參與貢獻和分享；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當老師們擔起了這麼多教學外的工作，為學生成績挑起了這麼重的擔子，卻真不是簡單的事。 雖然如此，筆者有不少教育界的朋友依然很有心，很有承擔地，出來作出各種嘗試，包括測試製作以上的維基式共享平台，但在缺乏整體資源和體制上的支援。筆者希望，未來當局在電子教材方面的政策，能為多元平台製定共同甚至共通標準，讓市場可競爭，學校、老師、學生、家長有選擇，以優化教學資源和學習經驗為前提，而非把問題過分簡化為「比印刷課本便宜」或「選個好的電子書硬件」，這才是下一代學子和我們社會之福。 刊載於 看漢中文網《普普通訊》 2009-2010年  |
| Posted: 21 Sep 2009 09:10 AM PDT 9月21日晚，我给艾未未老师发了短信。他回复说，"好多了，上午出的医院，下午去博物馆看了布置展览，慢慢地恢复。" |
| Posted: 21 Sep 2009 03:26 PM PDT 一、聚会活动总结篇：
突然发现今年金秋九月写东西的开头素材有好多：既有丹桂飘香又有没过完的七夕浪漫，还遇到个090909天长地久日，自然不能忘了9.10教师节。同时，国庆60周年的系列活动已经火热火热的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反正俺是切身感受到了^_^（9.11～14公司组织了一次井冈山红色之旅） 越扯越远了，还是赶快进入主题吧。
话说2009年9月20日，深圳栖息谷50城市家人联盟作为首批活动站举办了个人知识应用分享大型聚会。上百人的聚会，活动进行的精彩，气氛很热烈，当然少不了开心畅谈、开胃大吃、开怀畅饮、开嗓猛吼。。。这些就不再赘述了，反正是聊完了感情真、吃完了肚子饱、喝完了头发晕、吼完了嗓子干，感觉很爽很痛快。说点儿其他的，作为活动的义工之一，我也早早赶到了活动地点，和几个哥们一起布置场地、搬桌子、搬凳子、搬水桶。。。。。。忙乎完了和一哥们开玩笑说免费洗了一次桑拿。不过越付出越快乐，越用心越有收获，活动结束之后想到自己有参与组织并出了那么一点儿力确实感觉蛮好的。嗯，下次活动继续当义工。
我一直认为对于个人成长来说，写修行日记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提高方式。昨天围绕着"个人知识应用"主题的三场专题分享的内容都很丰富，也非常精彩。即使冰雪没有给我布置任务，我也会写一写总结的。不过我对分享主题的认识实在肤浅的很，实在写不出什么独特见解来。就当是先扔下这么一块儿砖头吧，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有更多的家人对活动主题进行进一步阐述和多方位交流讨论。PKM里也提到了"共享-分享过程就是自我的巩固完善"。学习知识这疙瘩事儿，不就是"越用心越深、越分享越多么"？ 二、个人学习心得收获总结篇：（关键词：智慧、豁达、聪明）
听完昨天的分享我才认识到：原来自己的学习层次其实很低、头脑真的谈不上聪明智慧、心态也实在不够豁达。昨天的嘉宾分享就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面向未来的智慧之门，通过听课认识到：学习、工作和生活都需要目标与方向、需要善用利器、需要豁达的心态，尤其需要拥有一个通向聪明、智慧的思考方式。 智慧是知识的最高境界，智慧是日有所进，慧有所涤，而不是闷着头傻学苦干。正如稻本润一在《活法》一书里写的，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热情×能力，思维方式有正有负，它代表了方向性。改变"思维方式"，人生就会实现大转弯。不仅人生这个大问题如此，大事儿小事儿都一样，聪明智慧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将是另一重效率与结果。 1、关于PKM：再温习一下萧秋水老师的课件，再到老师的博客里去好好学习学习。涤除对概念、体系、方法、理论的敬畏感，深入学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just do it！知行合一，没有绝对的技巧，唯有不断地实践。昨天晚上半夜回到家倒头就睡了，没有完成清理硬盘的任务。今天一回到家就开始着手清理掉了一批。下面开始构思布局，学会掌握几种利器，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管理体系。有了一些心得以后再和家人们交流分享。 2、关于高佬分享的人生心态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靠个人在经历中去悟。比如我比较内向，喜欢独处，所以我对心态问题总结了两句话"学会用自己的左手温暖右手，学会自己逗自己玩儿"，有知心伴侣或朋友比较多的家人在心态调整上应该更容易一些。仔细想想确实人生没那么困难和复杂，正如少天在前段时间发的帖子里写的：事情一个个办，人生大事没几件，小事倒是需要折腾一辈子，遗书总是写不长，临死总是只想起二三事。 3、张莹老师课讲的很深刻也很精彩，在讲课过程中引用了很多工作、生活中的案例，把每个知识点都诠释的非常到位。因为没有现成的下载课件，我在听课过程中做了一些笔记，简单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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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2 Sep 2009 12:00 AM PDT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 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 "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 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 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 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 "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 "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
| Posted: 20 Sep 2009 09:00 AM PDT 城市公物警察权之分解研究：城市水体 水体，是国外行政法—公物法理论中普遍认可的行政公物。我国的水管理权，实际上是由许多国家机关分而治之的。水作为一种资源，有水务行政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主要调整其管理和利用关系；作为环境保护的具体一种，有环保行政机关执行《水污染防治法》。另外，水体的自然边界，例如河道、堤坝、海岸等，往往都经过了人工的整修，故对于水体设施，一般予以一体保护。这些法规中，均不同程度的含有公物警察权条款，保护水体公物以及水体设施。例如《水法》第六十五条处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为保护河道公物的条款；第六十七条打击"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是保护水体的公物警察权条款；《水污染防治法》则有更为详细的规定。 水体的取用、航行、利用等，主要是公物法上水体公物的利用法律关系，是公物管理权的具体组成部分，只有其中的公物保护性条款才是公物警察权。大家都知道，偷窃城市道路井盖一般是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的，而数月前，江苏盐城又判决"排污行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投放危险物质罪"——这两种犯罪有什么共同特征？应该说是有的，那就是犯罪行为都直接侵犯了公物行政法上的公物，而公物必然的与公共利益乃至安全有着或松或紧的联系。 水体依其自然地存储状态不同，分为江河水、湖泊水、海水、地下水、水库水等。处于城市之外的水体，公物管理、公物负担和公物警察权限等问题似乎没什么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水体是必然进入城市管理领域的公物，而进入城市管理领域之后，水体公物和水体设施公物警察权保护就有转移的可能和强化的客观需要。按照目前的"城市管理体制"，水体及其水体设施的公物警察权，至少部分的转移给了城管部门。 目前，城管对城市水体公物及水体设施公物的的保护，主要涵盖是以下几种： （一）水体公物 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出台了《关于相对集中部分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权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二条 向城市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行政处罚。"起保护对象是进入城市的全部水体。《城市供水条例》中也有部分条款是直接保护水体的。 （二）水体设施 河湖的水道、堤坝等设施。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规定，仅在部分城市施行，例如2002年《杭州市城市河道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惩处"建设、施工单位在河道保护管理范围外20米以内从事建设和其他危及城市河道安全活动,未按规定备案的"即为典型的河道保护的公物警察权。 另外，沿海城市建成区的堤坝、海岸线的滩涂，甚至提供公众生活性使用的水域，性质上亦可给与城市公物警察权的保护。 （三）城市供水设施。 例如《城市供水条例》规定对以下行为进行惩处，属于保护公物警察权：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 （四）附带说说污水排放设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组织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这些建设保护了水体公物，又形成新的公物。目前，建设部对污水管网设施仅有些技术性标准，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对污水管网的公物警察权保护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不过，那似乎只是早晚的事。 传统上，城市的给排水是由政府掌控下的事业单位进行的。最新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办法》已经明确，清扫道路等传统的环卫事业单位可能要进行产业化改制。同样，城市给排水的产业化、民营化进程显然在加剧。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例如德国同样存在。私法主体（包括有企业）介入政府提供公物的公法领域之后，如何给变革后的公物和私物之间划分更为清晰的界限？公物警察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数？我们还不得而知。 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天下期刊下载：法天下期刊：八月刊.chm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
| A Blogger Reflects On Blogging Posted: 20 Sep 2009 09:00 AM PDT A continuously updated collection of random thoughts about blogging by this blogger. |
| Posted: 21 Sep 2009 12:00 AM PDT   石按：以上鸣谢1984，PS得惟妙惟肖。 |
| Posted: 21 Sep 2009 05:40 AM PDT 原文作者：ther jokes 绰号： 如果劳拉，苏珊娜，德布拉和罗斯出外午餐，她们会以名字称呼彼此。 但如果迈克，查理，鲍勃和约翰出去喝酒，他们会热情地将彼此称为：胖子，臭屁？，花生头和废物。 外出就餐： 当账单拿来时，迈克，查理，鲍勃和约翰会每人扔出20美金，即使只要22.5美金。没有一个人有更小面额的，也没有回真的承认他们想要回找零。 当女孩们拿到她们的账单时，会拿出便携式计算器。 盥洗室： 一个男人在他的盥洗室里有五件东西：一把牙刷，剃须膏，剃刀，一盒肥皂和从假日旅馆顺来的一条毛巾。 而典型的女性盥洗室里物件的平均数量是337件。一个男人通常都不能辨认出这些物品中的大部分（是什么）。 争吵： 一个女人在任何一场争吵中都是最后一个说话的。一个男人此后说的任何东西都将成为一次新争吵的开始。 打扮： 一个男人会为婚礼和葬礼而穿着正式。一个女人会为了购物，浇花，清理垃圾，接电话，读书，查邮件而盛装打扮。 外观： 男人醒来时和他们去睡觉前是一样好看的。而女人不知怎的却在夜里变难看了。（我敬待任何女性来证明我错了。） 译后：显然，以上是个臭美自大的先生所写的。 译言联合3G门户推出无线官网，手机看译言，登录wap.yeeyan.com |
| Posted: 21 Sep 2009 12:00 AM PDT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至2003年底；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于建嵘：中国民众为何抱怨——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 "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
| Office牛人 没有迷失的世界 ~尖端演示 高效办公 数据索引 Posted: 15 Sep 2009 10:25 AM PDT 最近逛逛作品不多，最大的理由是在找工作，哪位若能提供一个培训/咨询的工作岗位，逛逛必定肝脑涂地，精忠报国，有兴趣咱站内信件联系，工作地点仅限上海。 |
| Posted: 21 Sep 2009 07:14 AM PDT 这就是资本家的医院，偶亲身经历。服务好，态度和蔼；专业认真，诊察细致；价格公道，药价低的出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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