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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7 Sep 2009 05:35 PM PDT 胡温带领我们成为"现代化都市人"
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认为科学技术就是判定一个国家发展进步与否的重要指标，其实不然，城镇化现代化的成就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例如，在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非常发达。而建国60年来，我国在城市社会经济建设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重要作用日益显著，既标志我国从农业化迈向工业化生产的步伐愈趋迅速，也体现了胡温领导下的中国，成功走向国家的经济转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统计， 60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城市个数由建国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而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却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城市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7.3%。相比之下，是天壤之别。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发展呈现新局面，小城镇数量迅速增长。1978年全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且以县城关镇和工矿镇为主。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9234个，比1978年增加17061个。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相伴生的小城镇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发展。
到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达6.07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0%上升到45%以上，2007年全国建制镇建成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5459人/平方公里，小城镇聚集效应逐步显现。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城市的发展与经济建设一样，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持续上升。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摆脱了徘徊的局面，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重新上升，1978年后城市人口重心西移的幅度明显减弱。1978年到2008年，东部地区新增215个城市，中部地区新增162个，西部地区新增85个。城市布局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的转变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布局的重要指导思想。我国经历了60多年的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体系已逐渐走向成熟。
城镇化进程带动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促进了GDP的增长。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186279.5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62%，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43个。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6892.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21296.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的43.4%。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33639.8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138543.8亿元，分别占全国的71.6%和63.5%。
随着经济发展，民生问题逐渐得到改善，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工薪水平大幅增长，消费市场繁荣，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和谐，据6.5万户城镇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5781元，比1949年增长157.8倍，扣除同期价格变动因素，实际增长18.5倍，平均每年递增5.2%。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41185万平方米，销售总额达19070.6亿元，分别占全国的66.3%和79.2%。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由1949年的4.3平方米增加到23.0平方米。
另外，覆盖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安定起到极其重要作用。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市辖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6027.8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9815.9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11451.8万人，分别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0.6%、25.6%和14.8%；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222.5万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温家宝为总理的带领下，我国城市社会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与建国前相比，各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共和国的未来，将会更加辉煌和灿烂！ |
| Posted: 17 Sep 2009 05:28 PM PDT 一个国家强盛或者衰落，并无规律可循，往往在于某个意外事件，某个人的一念之差。崇祯皇帝未把太子朱慈烺及时送往南京，是明朝国祚不继的致命失策。德川幕府对外妥协，换来了明治维新崛起。满清对外强硬，使中华民族堕入深渊。日本轰炸珍珠港，战前一日元兑两美元，战后五百日元兑一美元。泰国四世国王将太子送往英国留学，使泰国成为近代东亚唯一幸免于殖民以及战火的国家。很难从前述幸运与不幸总结出历史规律来。 最近一次幸运降临中国，源于1978年一次邓小平与李光耀之间的谈话，它大致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中国国力从崩溃边缘发力猛追，今年有望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出口国。盛誉当前，但也面临一些困难。金融危机过后外需萎缩，内需难以提振，全靠放松信贷增加投资一条马车力挽狂澜。但是消费滞后于投资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金融危机之后更为显著。与此伴生的现象是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维稳成本高昂。 与种种现象相比，"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才是现今面临的最大困惑。邓小平以强人姿态为留给后人的政治资源几乎用尽，从何处寻找新的改革合法性来源？那是国家领导人思考的战略问题。我只提议一个未用尽的资源——放开外汇管制。 放开外汇管制的楷模——新加坡 独立之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类似之处，人民行动党原本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色彩很浓厚的政党。新加坡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既广泛又深入，也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但是新加坡经济取得了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绩效，比之于全球效率最高的经济体也不逊色。下面以一组与香港的对比来说明新加坡的经济奇迹。 新加坡是个600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岛国，周边都是些"香蕉共和国"，穆斯林国家，国内族群构成较复杂，存在种族冲突的可能性。香港1100平方公里，人口700万，背靠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邻近台湾，香港居民几乎百分之百为华人、汉族，而且就近有大陆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补给。这些方面，香港优胜。 新加坡和香港同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华人社会，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上极为相似，又同是自由港，两地这些方面同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2008年香港人均约GDP45000美元，新加坡人均约GDP52000美元，表明新加坡的发展水平已经反超香港。香港背靠腾飞的大陆被新加坡反超，出人意表。新加坡有何秘诀呢？ 我想到三条：1）香港回归后，一些原先在香港的英资企业集团从香港搬到新加坡,使得香港流失一些国际化集团的经营，缩小了港新差距；2）新加坡彻底放开外汇管制，在外汇和债券交易两方面超越香港；3）新加坡币值独立浮动，吸引外汇投机资本入驻，又使资源更易集中于优势产业——金融业。 币值自由浮动与外汇管制密切关联。香港基本法订明"不实行外汇管理，港币实行自由兑换"，但由于港币币值采取紧盯美元的办法，为贸易商提供了便利，但放弃自主性，降低了香港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说得文学化一点，这是香港为大陆出口商作出的牺牲。所以总结起来，新加坡的秘诀只是一招——彻底放弃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的起源 自古以来货币是自由流通的。清朝曾经广泛流通墨西哥银元，清朝完全不觉得自己吃亏，而认为自己沾了便宜。鸦片贸易兴起之后，银元由流入变为流出，清朝惊慌起来，但也只是干预鸦片贸易，而没有限制银元进出。 一战前，欧美各国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在黄金输送点的自动调节机制约束下，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自动调节平衡，也不存在外汇管制问题。 一战爆发后，由于战争消耗巨大，英、德、意等参战国发生了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引起其货币汇率暴跌，资本外逃，为防止国际收支继续恶化和黄金流失，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金本位制，实行纸币流通，并禁止外汇自由买卖和黄金输出，这就是外汇管制的发端。 自此以后，各国往往会以防止资本外逃，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稳定本国汇率，维护金融安全等等诸多借口实行外汇管制。尤其是出现世界性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时，各国往往趁机加强外汇管制。新加坡是个例外，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新加坡非但不搞外汇管制，反而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 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经济危机，也没有资本外逃一说。由此可见，外汇管制既非中国特色，亦非社会主义特色。没有任何政治理论要求中国坚持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的后果 事实上外汇管制是金属货币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纸币发行机制尚未成熟的表现。外汇管制是为了限制资本外逃，把资本外逃说成是投机，但投机是人为的贬义词，本来是个中性的动词，投机是为了避险和获利。实际上资本外逃是躲避纸币泛滥造成的货币贬值风险。 滥发纸币如同铸币税。滥发货币、资本外逃和外汇管制可以看成征税、避税、反避税三种相对立的行为。肇因是滥发货币，而非资本外逃。罪魁是货币发行当局，一般来说货币发行结构与外汇管制机构即使不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是关系密切，接受共同的上司领导。 外汇管制管得了资本外逃，管不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危害极为严重。通货膨胀扭曲价格信号，增加交易成本。通货膨胀使得储备性资产价格提前上涨，例如有色金属、能源、房地产，阻碍生产部门扩大再生产。通货膨胀让富裕阶层提前占有储备性资产，阻碍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实际收入上涨速度。劳动者实际收入上涨速度放慢，又会降低代际劳动者素质提升速度，影响国家长远发展。 外汇管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外汇管制使货币发行者失去了对外汇流入流出的作为决策参考的客观依据，使得货币当局陷入盲目，既可能通货膨胀，也可能通货紧缩，使得经济难以平稳发展。也就是通常所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外汇管制还与汇率浮动互相牵扯。面对外汇放开管制的呼声，外汇管理局说人民币还没有自由浮动，先外汇放开会导致热钱涌入或者资本外逃，导致金融风险。面对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呼声，央行说外汇还没有自由流动，汇率形成机制不成熟。虽然长期来看，人民币自由浮动应该与外汇自由化相辅相成，但是短期内并不需要共同进退。香港就是固定汇率加外汇自由化，除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受过一次冲击，平时运作得远比实施外汇管制的大陆金融当局轻松得多。先放开外汇管制，再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是能够让人放心的次序。 金融管理当局不愿放弃外汇管制拨开似是而非的说辞，归根到底还是还是利益驱动。外汇管制是外汇管理局的立局之本，在位者肯定不会否定自己的必要性。前外管局局长吴晓灵离任之后，不断发表放松外汇管制的言论，那才是客观理性的声音。中央银行也是外汇管制的既得利益者，央行只需对内发行无息的人民币钞票和低息人民币债券，然后购买利息相对高的美元债券就能轻易获得稳定的账面收益。只要人民币与美元实行固定汇率，央行就高枕无忧。但这么做的代价高昂，中国外汇储备集中于美元资产，等于诱惑美国当局使用滥发货币这种不道德的套利机会，外储越多越对美国产生依赖，使中国丧失经济主权，以及发展前景。 放开外汇管制的结果 放开外汇管制使金融管理当局集中精力于金融监管，为经济活动提供优质服务，而非套利，中国的金融产业才有振兴的希望。美国金融服务也占GDP25%，不仅高于普通国家，也高于以金融中心著称的香港和新加坡，可见中国的金融产业空间多么广阔。 观察二手房市场我们知道，房屋定价权掌握在交易者手中，而非存量房业主或者买不起房的市民。只有数量众多的外汇交易操盘手，中国才能执外汇市场之牛耳。放开外汇管制，等于将数万亿外汇储备交还给国民，等于用外汇武器武装国民。在外汇市场上，中国派出的不再是中投、汇金、央行等少数几个中世纪骑士，而将是无数现代志愿兵战士。数量稀疏的骑士容易被敌人瞄准，寥寥几个国企寡头容易被外人腐蚀泄密。黑石和铁矿石都可能是致命诱惑，只有数量庞大的经营主体才不容易被对方偷袭击倒。 货币也是一种选票。放开外汇管制是货币发行当局愿意接受外界监督的宣示，无论对进出口外贸还是吸引资本流入都是极大利好。放开外汇管制，不仅允许国民监督本国货币发行，也允许国民监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新加坡也许政治上不够民主，但是外汇彻底自由化，等于授予国民另一种监督权力，抵消了政治不民主的缺陷。或许货币监督比选票监督效率更高，毕竟货币每时每刻都在运用，而使用选票的频度要低得多。 30年前中国尚未开放市场，美国进出口贸易只占GDP总量的5%，基本上是个封闭经济体，现在超过了25%。因此中国开放自己同时，也撬开了美国的国门，美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到过去的门罗主义，中国打了一场反向的鸦片战争，中国取得胜利。而且没有像当年英国那样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美国人也获利了，美国人代价仅仅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 中国还有扩大战果的机会。当中国每座城市都是一个新加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中国的国力之强盛。成与不成，就在开放外汇管制这一念之间。 |
| Posted: 17 Sep 2009 05:21 PM PDT
1931年，德国已经有了500多万失业者，相当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的生活几乎全无着落，雇人的单位少得可怜。无论是保守党、社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知道在议会和刊物上互相批评，"主义"提了一大堆，但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都拿不出来。 纳粹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上不和别人争辩理论的它，此时几乎被建成了一个大公司，党员们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德意志人民生产自救的活动中去：有搞市场情报的，有搞推销的，有搞组织的，有搞运输的，有搞培训的，有搞财会的，对穷人们有求必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体贴他们，简直和宗~教组织或红十字会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加入他们的行列，便能保证天天吃饱肚皮，从此不再失业。工人们不领工资－反正此时马克的价值同废纸一样－而是领大锅饭和一些实物补贴，比如衣服、工具之类，还负责介绍福利住宅。 对劳苦大众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刺激啊！负责发放大锅饭的纳粹党员一边往穷人们的碗里倒土豆、面包和副食，一边淳淳善诱地对他们说："您瞅，咱们这国家披山带河，沃野千里，要物资有物资，要科技有科技，年年得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照单全收过。可说起这经济，咱就能搞成现在这样子呢？还不是因为当权的都被帝国主义收买了，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您再瞅，街上的那些警察，就知道在咱老百姓面前神气活现的，其实个个不都是卖~国贼的小走狗吗？这些混帐王八蛋全都是德国人民的公敌！啥时候咱们希特勒主席上台了，啥时候咱们这苦日子才能有盼头哇！"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成千上万工农群众对他们的再生父母－纳粹党感激不尽的泪水中，1932年德国总理大选的胜负就已经很清楚了。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此时，德国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吓人，失业人数超过600万，莱茵河西岸地区虽然已被盟军在1930年6月归还，但却百废待兴；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而且，纳粹党的执政还有些先天不足，因为它并不拥有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这些都困扰着魏玛共和国的新任总理希特勒。 在执政的第一年里，希特勒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反对党被不违反民~主的程序和手段取缔了，莱茵河西岸重工业区的工厂相继恢复了正常运转，德国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权。除了被取缔的那些政党的忠实追随者外，大部分德国人民对反对党和工会的消失都并不反对，甚至很赞成。魏玛共和国的14年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场丧权辱国的灾难，人民生活水准比一战前的帝国时期大大下降，所以他们对这个民~主政体及其政党并无好感；旧工会连起码的就业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争取不到，更遑论其它。1933年，希特勒除了把少数反对党成员打入监狱以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亲手设计和主持下，人类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很有可能绝后的伟大经济奇迹开始了。 自1928年起，各种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就已经纷纷出台了，但总是因为政~府财政困难而作罢。希特勒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但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因为德国人当时穷得叮当响，连能否保住饭碗都有问题，根本没钱买汽车。但希特勒还是决定拉紧裤腰带来加以支持，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必须先有路，然后才能有汽车，不然汽车就是造出来也没地方开。何况高速公路可以创造大批就业机会，而高失业率又使得当时德国人的工资低廉，降低了建筑成本。所以他力排众议，跑遍全国各地，喊了许多口号，四处为工程剪彩、奠基。有的时候，口号比钱还管用，德国人民真的不计报酬，不讲待遇地跟着他们的领~袖，以军事化的纪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Fuehrer(领~袖)：这个词一直被错误地翻译成"元首"。这是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为一身的希特勒给自己取的新称呼，目的就是贴近群众，不要像"主席"或"总统"那样，显得太贵族化。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实在出色：1933、1934、1935，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 在这三年内，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无疑远远超过了100%－当然这也得益于大量旧工厂重新开工，世界经济复苏等客观因素，而德国国民的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零－除了蹲监狱的那些犹太人和反对派以外。更加惊人的是，希特勒实际上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决不是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而是让广大工薪阶层和管理阶层一起富起来。工资上涨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阶层不久就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他们买得起，而工人们买不起的了。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工人，三年前还在下岗，为了每小时工资只够买一块面包的临时工岗位，你和你的左邻右舍争得头破血流。而三年之后，你却坐着豪华游艇去非洲或美洲享受阳光假日去了。工薪阶级有权并有钱出国度假，这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英国没有，美国没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在1935年的纳粹德国就有。 随着长达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还叫做"希特勒路"－建成，各种造车厂、修车店、加油站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破土而出，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38年建立的"大众汽车"公司。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在比较飞机和飞艇之间的优劣，以决定他下一个支持建立的交通公司到底是应该叫做"大众飞机"，还是"大众飞艇"呢。当然，希特勒热衷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积累实力。他曾经说过："人民需要度假，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坚定的精神状态。"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带着秦始皇"帝万世"的豪情壮志，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 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 和大部分独~裁者一样，希特勒对艺术特别地关心。他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和建筑工程师，谁要想否定这一点，倒还不如去致力于否定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才能，后者显然会容易些。似乎直到当了总理以后，他才突然发现了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如果哪天下台了，我就去当工程师！"除了交通方面的建筑以外，他还亲身参加设计了许多的社会、体育、文艺场馆和水利设施－决不限于题个词，剪个彩，听听报告，拍个桌子之类的，而是真正的研究图纸，分析数据，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直至二战结束为止，大部分他参预设计的建筑都未能完工，其中包括：直布罗陀大坝，目的是排干整个地中海，化碧波千里为万顷良田(另外，这样英美的潜水艇也就进不来了)；不列颠大桥，现在这个计划已经由海底隧道多所取代；以全盛时期的巴比伦和雅典为范本，重建整个柏林城，把它造成日耳曼尼亚(他按拉丁语给德意志起的新名字)的新首都，它将比罗马、巴黎、莫斯科和伦敦更辉煌，更壮观……即便是当时已经完工的建筑，在二战后也大都被盟军用炸药彻底铲除，只有几个文艺场馆，因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而得以幸存。 希特勒的艺术口味是相当保守的，或者说，是相当古典的。当时，抽象派艺术已经风靡整个欧洲，而希特勒对此极其反感，他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黑鬼化"的艺术，矛头直指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后者的艺术和政~治思想都与纳粹背道而驰。希特勒看到当时的艺术有严重的抽象化、暴力化、色情化的倾向，所以呼吁艺术界以希腊、罗马为准则，进行第二次古典文艺复兴。对于那些还顽固不化，坚持"黑鬼化"下去的艺术家，希特勒说："他们的作品是Mist(德语，即英语中的????，中文我想就不用翻译了吧)，应该被扔到Mist应该去的地方去。"历史证明，政~治家对艺术过分关心，往往既是艺术的不幸，也是政~治家的不幸。但以我个人的看法，希特勒当年对现代艺术的批评意见并没有错。二战后，世界艺术与东西方的古典艺术完全背道而驰，即便不说是"黑鬼化"，至少也也严重"非洲化"了(当然，你要是觉得黑人快板、南美裸舞，以及画展里满眼丰满的乳房和臀部比起达芬奇、莫扎特来是进步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就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德国电影界迎来了它不仅空前，而且很可能也绝后的辉煌时期。德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几位导演都在这个时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们发明的许多拍摄技法好莱坞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为纳粹党拍摄的几部记录片堪称经典，开创了大场面电影的先河。希特勒本人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也当数他为纳粹党设计的旗帜和制服。象征社~会~主~义的红色，象征民族主义的白色，还有那醒目的钩形图案，在党旗上如此和谐地凝聚在一起，让人一见便终身不忘。灰黑色的头盔、大衣、长筒靴和粗皮带组合起来，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威压感，让敌人一见便胆战心惊。没有艺术造诣的人，就像中国的汽车外形设计师，是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独特的创意的。 1936年夏天的柏林奥运会，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宣传的盛大舞台。那是一届高科技的奥运会，场面前所未有的壮观。这次演出的高潮其实在揭幕式上就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外国运动员－其中包括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波兰人……这些德国未来死敌的运动员们，集体向观众席上的希特勒和纳粹官员们行举臂礼。它也同样是希特勒的独创，在当时的欧洲被看作极其时髦的礼仪。纳粹德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制作的纪录片，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杰作之一。 尽管德国运动员在田径场上输给杰西·欧文斯让希特勒很不愉快，他拒绝和这个美国黑人握手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官方抗议，但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第11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已经令德国人民对本民族和希特勒政~府的信心空前高涨，同一个声音在全德国各地响起："Heil，Hitler！"(赞美你，希特勒！)如果他在此时突然意外去世的话，必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流芳千古。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1937年，希特勒在视察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时，突然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看着吧，德国经济很快就能达到足以支撑战争的规模了！"
（来源：凯迪网） |
| Posted: 18 Sep 2009 07:54 AM PDT 原文作者：the jokes 一位怀孕三个月的妇女陷入深度昏迷，六个月后她醒来，问她身旁的医生她的孩子怎么样。 "他们都很好，是一对龙凤双胞胎，"医生说，"你很幸运，你的弟弟已经帮你给他们起了名。" "真该死，怎么会是他起的，他是个傻子！他给我女儿起的什么名字？" "Denise,"医生回答。 妇女想想这名字还不算太糟，接着问："那他给我儿子起的什么名字？" 医生回答："Denephew。" 译者附：De- 在名字中表示"身份源自--"，Denise恰好是女孩名字，但其中nise 与niece谐音，DeNephew就更明显。 译言联合3G门户推出无线官网，手机看译言，登录wap.yeeyan.com |
| Posted: 18 Sep 2009 06:41 AM PDT 原文作者：the jokes 一个牛仔骑着马经过一个小镇，中途停下到一间酒吧喝一杯。 不幸的时，当地一直有喜欢作弄新人的习惯。当他从酒吧出来时，发现他的马被偷了。 他回到酒吧，利落将把他的枪抛向空中，然后看都不看的在他头的上方抓住它，并迅速的向天花板开枪。"谁偷了我的马？"他有力的使人惊讶的叫喊到。 没有人问答。 "我要再去喝一杯，到我喝完的时候如果我的马还没有回到外面，我将像从前在德克萨斯讨债时那样，我不想像从前在德克萨斯讨债时那样。" 那些当地人都变得非常不安。 他又喝完一杯啤酒后，走了出去，他的马居然回来了！他按上马鞍，骑上马准备离开小镇。 酒保从酒吧中走出来问，"话说伙计，你在德克萨斯是怎么做的？" 牛仔转过头说，"走回家！" 译言联合3G门户推出无线官网，手机看译言，登录wap.yeeyan.com |
| Posted: 18 Sep 2009 11:31 AM PDT 按上按：以下兩篇文章轉載自中大學生報【研習解放本土小組】專欄。四位作者(包括筆者)書寫最近在油麻地發生的小型社區運動，目標要求食環署及酒牌局正視其彊化的街道管理政策，胡亂執法引致民間草根怨聲載道。先貼出首頭兩篇原汁原味的民間報導，望諸君追看。 學生報編按：二次大戰後，港英政府其中一項安頓死難家屬的政策，是發放牌照讓他們在區內空置的地方搭鋪位設食肆，這成了大排檔的起源。時移世易，管治者近年對大排檔的打壓日漸強硬，位於油麻地的又記是其中一例。 政府用「公眾利益」為由，試圖禁止發牌給又記，令又記不能繼續開業。是以本報邀請紮根油麻地的「研習本土解放小組」動筆，拆解管治者理解大排檔的假設，希望讀者從中反省自身對大排檔的想象。 領男先以歷史演義式的敘事帶領我們回到事發場景，交待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勾勒官方打壓大排檔的理由和手段是多麼荒謬。然後陳劍青就又記一事指出我們不應以碎片式的抽象概念諸如議題、數字、慘劇個案去認識社區，反而應回歸到一種在地的視角去了解社區內每個組織扮演什麼角色－－又記正正是油麻地居民談笑風生、對酒當歌的生活場景。陳景輝再下一城，以路邊政治學的框架剖析︰官員以一套貌似非政治化的行政常規來定義「阻街」和「公眾利益」，實則是從城市菁英的觀點出發，視大排檔污穢、嘈吵，可是這「政治潔癖」除了脫離公眾意見外，亦同時剝奪草根平民在大排檔的生活經驗。最後周思中提出兩條看似無關痛癢的IQ題，為整個城市管治邏輯畫上大問號：一套抽象得自以為鋪天蓋地的管治邏輯，在動態的社區完全失效，不能照顧市民的具體生活需要。 日後看城市管治時，我們不妨考慮每項改變是否與生活經驗細節相符，如果是否定的話，我們就應該狠狠抨擊規劃者，以行動扇他們幾個耳光，因為我們從來是社區的主角。 坊眾不盡 草根必勝 文：領男 研習本土解放小組 (下稱解放小組) 隱沒聚居油麻地果欄一帶，閒時於路邊排檔食店充飢，與坊眾斟酌甚歡。排檔最近受官府滋擾，衙門差役欺人太甚，對路邊擺食之坊眾行重典苛法，假「公眾利益」之名，以英夷來港時訂立之「阻街」、「噪音」惡法連環票控，坊眾在這些規管怎能不動輒得咎？ 何謂「阻街」？三五成群，一檯兩椅何來阻街？熟食火鍋，展示兩隻飛禽海鮮，如何「阻街」？坊眾云，所謂「肉隨鉆板上」，地攤升斗之生計，仰仗鼻息，衙門差役猝臨，不發一言，例行告票千百，遇有抱怨者，則連消帶打，連發告票至關門抄家。 官府執此殭化政策，掃蕩老弱社區數載，衙門差役出巡，見路邊攤檔即票控千百大元，保留追究紀錄，沒收坊眾私有檯椅貨物，產權概念，蕩然無存。至近日衙門通牒釘牌抄家，數十花甲坊眾，面臨失業，大驚，方醒覺商討自救之策。 解放小組聞之大怒，遂組織官學書生，與老弱社區之販夫屠狗輩、花甲廚子、龍鐘食客、果菜婦孺上書抗議，搜集三百有識大儒、社會賢達，具名申訴官府騎劫民意，滅絕草根，又商討書簡問卷，誓起行問罪於官府前洗樓調查，收集近兩百坊眾民意，準備與官府對辯。 排檔主持人、閒雜坊眾步入衙門，即見衙差、城管頭目，中座者屬金威酒莊之名流大賈方氏：「來者何人！」。「油激隊」要求以坊眾獨立身份，宣讀申訴書及兩百民意分析，唯方氏灑出官威，視坊眾為搗亂秩序之刁民，下令當庭不設公眾發言，「油激隊」雖不服，唯以大局為重屈服於方氏淫威之下，遂以「陪同排檔主持人」之身份發言。 甫開庭，衙門頭目搶閘告狀，直斥排檔「處所」主持人屢勸不善，多次為謀取私利而「阻街」及「噪音」，衙門判定主持人「與公眾利益相違」，故陳情官大老爺將排檔釘牌抄家，即日執行。坊眾宣讀申訴書，指衙門麻木不仁，，然當局考慮萬千生靈，釘牌抄家之決定必須與社區生計並生考慮。官府大怒：「本官只處理發牌事項，你們去錯地方﹗生靈與否，請與政策當局及區議員討論﹗本官翻查紀錄，只見目下數百由衙差收到之投訴文件，排檔主持人如何解釋？﹗」坊眾繼續答辯：「官大老爺，草民收集兩百坊眾之意見，認為排檔主事人過去半年是跟官府配合，投訴下降，坊眾亦確認主持人有所改善。況且無論阻街與否，坊眾本著愛護眾生，勸官大老爺執行所有政策的前題，應先考慮老弱就業生計。大部份坊眾恐怕排檔被抄家，社區果販菜檔將無以為計，社區群龍無首，失之交臂，如官大老爺因想淨化街道而將排檔釘牌結業，將來失業無業者眾，輕則靠官府接濟，重則積累社會怨氣，亡命之徒日增，社會必亂，後患無窮呀﹗衙門豈致此能公眾利益之不理？公眾豈且關愛眾生，衙門公理何在呀﹗」 坊眾未有攔路伸冤，已令衙差首腦面有難色：「公眾利益僅屬抄家理由之一部份，本衙過去一年多次光臨排檔，他只有一次在場，實在藐視本衙﹗」屠豬為本業主持人：「衙差大人饒命呀﹗只派遣之衙差目不識丁，口齒不靈，漏口又讀錯名，望大人改善執法質素，才談按本子辦事呀﹗」 坊眾手持數據，又提到衙門執法馬虎，區議員則提問：「坊眾有數據在手，指過去三個噪音已有改善，請問貴衙門手持什麼數據？」 衙差頭目：「大人，過去三個月，本衙收到一個投訴，雖然只有一個，但它本身也是投訴，也屬民意呀﹗」 坊眾嬉笑被官大老爺喝止，另一委員暗光社成員：「刁民﹗社區也不能打壓少數，人家也有投訴之權﹗豈容刁民放肆﹗退堂﹗」 坊眾與官學書生組成之解放小組義憤填膺，這次轉化成行動小組，自此自稱「油激隊」(油麻地激死衙差小隊)，發動社區運動，見近日略有斬獲，遂再下一城，於《中大學生報》憤筆直書，才有本精彩民間故事。 文：陳劍青 城市的認知系統已經嚴重汙積。地鐵車廂內的行車路線圖可以將異質的地方連結得再無分別，路過的人只懂透過從主流渠道獲知的成本利益分析來閱讀繁雜的城市生活。我們認識的社會，慣常以議題、數字、慘劇個案來表達，所呈現的都市結局都是難以重組的碎片。究竟社區關係及廿四小時的生活是如何連貫的？或許我們連社區是否存在這一事實亦抱有質疑。頃刻，若然有一個完整而立體、不能量度、在各種感官刺激都似乎超越了邊界的「社區」，明明不能看見卻無故在面前浮現，對於香港人來說這必然是場不能想及的後現代惡夢。 可是一群人可能會因此而警戒起來。在政治現實上，又記是在全球化、區域發展、各種社會議題紛紜之下發生的「一宗小事」，它的意義往往被這群人質疑 —— 只是關心這麼瑣細的社區問題，倒不如關心一下其他大問題吧，要有更闊的國家及國際視野。這些都成為了香港人喜愛無限「升lv」的慣常症狀，社區問題總是不值一談，城市問題更為重要；又發現城市太細，再搭穿梭機參與國家及國際事務。我們漸漸昇騰到一個已經再鳥瞰不清日常生活模樣的位置，真正變成一個抽象於生活的人。 沒有社區日常生活的人很難想像又記作為街邊大排檔如何能夠連貫上廿一世紀的城市，火鍋不是在冷氣室內開爐的嗎﹖當然，城市一直有系統去分類和形塑大排檔這類城市空間，工業的、傳統的、過氣的，阻街、污穢、噪音這些詞彙都成了當區區議員、城市管理者、欲求脹租的業主及旁觀者渴望輸出的理解，正如近日有利益團體為了弱化重建時社區經濟的存在感，而在立法會力陳市區內不應該有醬油店一樣嚴厲和滑稽。 又記事件的社區反撲，恰好證明這些對大排檔的抽象形容根本站不住腳。不計數字上社區文化調查小組在又記周邊做的問卷調查（如有九成人認同又記具有社區功能，夜晚燈火有助改善社區治安），就連附近不少會被容易想像成競爭關係的士多（都在同一條街賣酒），看到一群群做問卷調查的年輕人在舖邊樓梯上上落落，也忙不及讚揚他們乖巧。有關又記對其食牌與酒牌的上訴，警察最終也逼於無奈放棄了以「公眾利益」作停牌的理據。競爭自利的關係並無如抽象的論述中發生，反而濫權執法、無故生事的區議員及政府部門立即遁形。 城市空間的形式本來並無意義，就是由於是次區議員將原本既存已久的大排檔問題化，再由忍無可忍的社區捍衛大排檔的邊界，經過這一種對生活使用上混淆與澄清的爭議過程，令大排檔的空間形狀及內涵更加清晰、完全。這種「城市化」必須予以肯定，因為它能令物理上的城市形成具有意義的城市，一種抽象的城市空間變化或變回實在的一種。 如果對政黨政治感到失望、又發覺國際關係過於布爾喬亞，重返日常生活、把城市空間重新形塑的社區政治將會是變革的起源。 |
| Posted: 18 Sep 2009 10:29 AM PDT 索飒的那本《丰饶的苦难》中不止一次提到拉丁美洲人民是如何讨厌宗主国强加给他们的异族文化，以及如何坚守捍卫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的。事实真的如此吗？我看不见得。 在印加帝国的"圣谷"（相当于粮仓或者根据地）里有很多树，但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本地树种几乎见不到： 不但如此，当地人也开始种小麦，养牛羊，用玻璃碴子代替仙人掌作为防盗"铁丝网"，甚至连房屋顶上的吉祥物也由原来的美洲鸵换成了清一色的牛的形象： 我还发现，一旦出了旅游点，秘鲁人就都改穿西式服装了，这一点和丽江非常像。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自我的导游，一个长得很"印加"的年轻妇女。她是利马导游专科学校毕业的，可她居然把印加帝国最后两个皇帝的名字搞混了。印加帝国之所以惨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人打内战。这个错误就相当于一个中国导游把溥仪和袁世凯弄混了，我认为这只能说明这两个皇帝在普通秘鲁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出现的。 导游后来告诉我，现在住在山区的秘鲁人也都是混血了，包括她本人在内。要想看到纯正的印第安人，只能去亚马逊雨林。换句话说，现在的拉丁美洲人从血缘上讲已经分不清到底来自南美原住民还是欧洲移民了，你叫他们继承哪个祖宗的文化？虽然我不是十分肯定，但我猜索飒接触的都是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所以才会得出那样的结论。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印加文化因为没有文字，再加上大量人口死于传染病，真正依靠民间自发力量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其实是很有限的，因此秘鲁人心底里根本没把印加传统当回事。比如，印加首都库斯科的居民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在随意把萨克萨华曼城堡的石头拿回家盖房子，这座著名的城堡的历史地位相当于圆明园，而其考古价值更是远比圆明园要高，可当地人从来不知道珍惜，更谈不上保护，直到联合国把库斯科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才意识到印加帝国的遗址是可以拿来卖钱的，这才开始保护起自己的文化遗产来。
著名的马楚皮楚也是如此。美国探险家于1911年发现马楚皮楚遗址后的几十年里，这个著名的"失落的古城"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挖宝。直到联合国于1983年把它定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后秘鲁人才醒悟过来，开始全力保护。即使如此，马楚皮楚仍然遭到了不少破坏，一块很重要的祭祀石被拍广告的摄影机摇臂砸掉了一个角，另一块更加重要的祭祀石因为要让领导人的直升飞机降落而被迫搬走，并在搬运过程中被摔为几截。最可笑的是，1990年时，秘鲁总统藤森居然打算拍卖马楚皮楚！幸好他几个月后就因为贿选丑闻败露被迫辞职，否则马楚皮楚很可能已经不属于秘鲁人所有了。
总之，我感觉秘鲁人对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由上至下的过程，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知识分子向普通老百姓单向灌输的结果，甚至是因为商业需要（旅游业），但不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当然，我这个观点不够严谨，欢迎批评。 对比中国。我不知道100年前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传统的，我只是听说解放前中国人一直都是随便从长城上拿砖头回家盖房子的。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忘记了传统，而现在中国似乎又开始经历一个"传统热"，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继承传统，并发扬光大。 传统固然重要，历史本身也肯定值得后人好好研究，但是我想问一句：我们为什么非得去"继承"传统呢？ 或者换个问法：我们哭着喊着要继承的"传统"，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印加帝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明天继续） 每日一歌：Jose Carreras-《Gloria》（选自Misa Criolla，原作曲者是Ariel Ramirez，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安第斯山区的民间音乐） |
| Posted: 18 Sep 2009 10:35 AM PDT 索飒的那本《丰饶的苦难》中不止一次提到拉丁美洲人民是如何讨厌宗主国强加给他们的异族文化，以及如何坚守捍卫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的。事实真的如此吗？我看不见得。 在印加帝国的"圣谷"（相当于粮仓或者根据地）里有很多树，但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本地树种几乎见不到： 不但如此，当地人也开始种小麦，养牛羊，用玻璃碴子代替仙人掌作为防盗"铁丝网"，甚至连房屋顶上的吉祥物也由原来的美洲鸵换成了清一色的牛的形象： 我还发现，一旦出了旅游点，秘鲁人就都改穿西式服装了，这一点和丽江非常像。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自我的导游，一个长得很"印加"的年轻妇女。她是利马导游专科学校毕业的，可她居然把印加帝国最后两个皇帝的名字搞混了。印加帝国之所以惨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人打内战。这个错误就相当于一个中国导游把溥仪和袁世凯弄混了，我认为这只能说明这两个皇帝在普通秘鲁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出现的。 导游后来告诉我，现在住在山区的秘鲁人也都是混血了，包括她本人在内。要想看到纯正的印第安人，只能去亚马逊雨林。换句话说，现在的拉丁美洲人从血缘上讲已经分不清到底来自南美原住民还是欧洲移民了，你叫他们继承哪个祖宗的文化？虽然我不是十分肯定，但我猜索飒接触的都是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所以才会得出那样的结论。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印加文化因为没有文字，再加上大量人口死于传染病，真正依靠民间自发力量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其实是很有限的，因此秘鲁人心底里根本没把印加传统当回事。比如，印加首都库斯科的居民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在随意把萨克萨华曼城堡的石头拿回家盖房子，这座著名的城堡的历史地位相当于圆明园，而其考古价值更是远比圆明园要高，可当地人从来不知道珍惜，更谈不上保护，直到联合国把库斯科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才意识到印加帝国的遗址是可以拿来卖钱的，这才开始保护起自己的文化遗产来。
著名的马楚皮楚也是如此。美国探险家于1911年发现马楚皮楚遗址后的几十年里，这个著名的"失落的古城"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挖宝。直到联合国于1983年把它定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后秘鲁人才醒悟过来，开始全力保护。即使如此，马楚皮楚仍然遭到了不少破坏，一块很重要的祭祀石被拍广告的摄影机摇臂砸掉了一个角，另一块更加重要的祭祀石因为要让领导人的直升飞机降落而被迫搬走，并在搬运过程中被摔为几截。最可笑的是，1990年时，秘鲁总统藤森居然打算拍卖马楚皮楚！幸好他几个月后就因为贿选丑闻败露被迫辞职，否则马楚皮楚很可能已经不属于秘鲁人所有了。
总之，我感觉秘鲁人对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由上至下的过程，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知识分子向普通老百姓单向灌输的结果，甚至是因为商业需要（旅游业），但不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当然，我这个观点不够严谨，欢迎批评。 对比中国。我不知道100年前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传统的，我只是听说解放前中国人一直都是随便从长城上拿砖头回家盖房子的。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忘记了传统，而现在中国似乎又开始经历一个"传统热"，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继承传统，并发扬光大。 传统固然重要，历史本身也肯定值得后人好好研究，但是我想问一句：我们为什么非得去"继承"传统呢？ 或者换个问法：我们哭着喊着要继承的"传统"，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印加帝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明天继续） 每日一歌：Jose Carreras-《Gloria》（选自Misa Criolla，原作曲者是Ariel Ramirez，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安第斯山区的民间音乐） |
| Posted: 18 Sep 2009 11:03 AM PDT 編按：五區總辭之議一浪接一浪，好文一篇接一篇。繼公民黨推出「總辭三步曲」方案後，一位在政治圈工作的朋友連續電郵來函兩篇文章，要求本人代貼，大家慢用﹗ 公民黨提出的「雙辭方案」，將五區總辭列作爭取普選第二步的手段，情況並未如一些評論所言，令五區總辭的實現機會大大增加，因為公民黨的舉措立即惹來獨立民主派議員的責難，說溫文如公民黨竟去學社民連，事先毫無溝通就擺他們上檯，反應最激烈的要數馮檢基，這個倒可諒解，若真的總辭，問誰都知道在九龍西應由始作俑者黃毓民叫陣，你要民協擺擺姿態搖旗吶喊尚說得過去，公民黨突然如此看得起基哥豈非大整蠱？ 但作為泛民支持者，現在民主派三大黨總算都各自提出爭普選的新方略，先不論各個方案的優劣成敗，都是值得稱善的事，因為在這政改死局中，作為領導群眾的主要政黨，都得負起推陳出新的責任，給支持者以致堅守民主原則的香港市民明示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當然你大可以說，手段是和平，姿態卻是激烈的；然而姿態就算多激烈，也不會到達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層次，因而何秀蘭曾說罷交稅就立即被圍攻。香港人實在太善良了，大家那麼快就忘記了對中央無所不用其極拖延普選的憤怒嗎？2005年的釋法，人大公然扭曲基本法，妄顧「循序漸進」原則，凝固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制度，還無中生有額外為啟動政改加設關卡，即特首提報告及人大常委的授權；連自己當初定下的遊戲規則都不遵守，本質上與新疆政府現在就毆打記者事件明目張膽捏造事實如出一轍。 是以，泛民主派在2007年12月的人大常委「決定」後，仍堅持2012雙普選，即是堅持香港人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而要否定這次人大「決定」的權威：要不是促使人大常委要有一個新的「決定」推翻07年12月的「決定」，就如承認文革是「錯誤」；否則，泛民繼續喊2012，那彷彿如1979年中美建交後，蔣經國表明反攻大陸的「決心」不變那樣，一般自欺欺人。 而公民黨的「雙辭方案」，明顯是從所謂的政治現實出發，要市民公投2012已毫無意義，反而委曲求全按照你人大「決定」的本子辦事，連路線圖這項最低消費也不可得，將之設定為公投議題，必能更容易動員群眾。 不過，我認為「雙辭方案」有一大漏洞，就是根本搞錯了施壓的對象。這個情況與民主黨一樣，因為兩者都是向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問責。香港這地方，有許多口中不說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情，例如陳德霖會接掌金管局，梁振英和唐英年會參選下屆特首，以及曾蔭權在政改問題毫無決定權可言。而且，民公兩黨要曾蔭權因有負競選承諾而辭職，變相為那次小圈子選舉背書不說，就當曾蔭權肯鞠躬下台，那末拖延普選的責任由曾蔭權一力承擔了，下屆特首豈不是更輕鬆自在。 因此，縱然我承認公民黨在策略的考量合乎情理，但行動的本質卻是捨難取易，忽略了大原則。我曾聽過一個故事：有人在晚上把鑰匙弄丟了，他在街燈下找尋，朋友見他找了很久，問他是否在肯定在那兒丟失，他竟回答說：「我不是在這裏丟失的，但這裏有燈，比較容易找。」 所以，若按照公民黨的方案實踐變相公投，其結果極其量是對現屆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無關香港長遠民主發展的大局。但若將公投議題設定為「反對人大決定，落實2012雙普選」，卻可以造就兩重不同的意義及結果。 第一重是變相公投的行動本身，是一次香港人與香港人之間的對決。我們作為民主派市民，要在是次公投徹底壓倒不要自立自主，無論是因為「第一種忠誠」還是自利的角度出發，只希望唯北京是從的市民。但這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為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同時保障或落實他們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因為變相公投而引發的大辯論和相互的游說過程，本身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大里程碑。泛民政壇中人應與所有民主派市民結成同盟，爭取中間派市民， 若民主派市民這一方能勝出公投，這個公投結果就是公投的第二重意義。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在行使主權的地區，有人民透過民主程序，裁定身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不符合人民意願和利益。這是敵我矛盾，因為這彰顯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第二條「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及第三條人大「對人民負責」的規定。這也是連消帶打，公投結果展現的民意直指中央，民意變相確認「曾蔭權不代表我」，架空特區政府這個扯線玩偶而不用再跟它糾纏。何況司徒華常常說，「中國沒民主，香港沒希望」，因此我一直相信，民主的主戰場不在香港，而是在內地，因為過往我們只靠一國兩制維持香港自由的現狀不變，其實不過是一直採取守勢，無助於改變內地的情況，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反攻，而且也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香港化為中國大陸一個普通城市的形勢不可逆轉，自由的尺度在各方面逐漸退色，隨著年月推演，爭取民主的環境只會更為形格勢禁，大環境如是，本身民主運動的主力，八十年代的先驅一代即將面臨凋零，但另一方面零三七一的年輕一代已經成長，如果老一代的經驗和地位結合新一代的行動力和創意，這時候就是香港民主派支持者千載難逢最強大的陣容。 最後在這裏要反駁一種論調或者預測，就是若就2012公投，「玩到咁大」，豈不是自堵後門，失去與中央和解之機？首先，連泛民中人不是也承認，胡溫皆為值得尊敬的開明領導人嗎？若如是，可能他倆一直慈悲「聽到了」香港同胞的訴求，只是我們的力量並非強大到可以是一個平等對待的談判對手，且看台灣民進黨也紛紛得到「中國」接見，而且泛民中更多是同為保釣志士，胡溫只是欠一個藉口，去壓下黨內的鷹派。 回到變相公投，既然始終是和平行事，勝出公投後民主派仍須貫徹和平方針，也就是必然走向談判桌。所以換取胡溫承認你是對等的談判對手，強大的民意就是唯一的後盾。具體而言，若五位辭職的泛民議員勝出補選公投，他們五人就是香港人授以全權的談判代表，他們應表明當選後會拒絕在立法會宣誓，直至中央首肯，五人帶著人民意願，獲邀到北京開展香港前途談判為止。 由是觀之，民主派現今唯一的本錢，就是與中央對決的勇氣，這也是泛民政壇中人，能在香港政治舞台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應有出路，而非苟延殘喘，在現行政治制度空嘆弱勢。 我作為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衷心希望泛民政壇中人，不只為向我們交代，也是為向歷史交代，勇於踏出足以改變全局的一步。 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的自白(三)‧完 |
| Posted: 18 Sep 2009 09:38 AM PDT 旁观海尔：绝非十全十美 访价值中国网总编辑 胡泳博士 价值中国：您关注和观察海尔已经十多年，最初为什么会关注它并一直持续这么多年？ 柳传志评价您是勤奋冷静的中国企业观察者和研究者，您怎么看待自己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旁观者角色？ 价值中国：您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业领袖》中提到，"研究领导者，我们不可能不体察追随者"。从这个角度怎么解读张瑞敏？ 价值中国：无论怎样换位思考，二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追随者动机和领导者的动机就常常有很大的不同。领导力就像一座冰山，容易看到的是理性的部分，而更多的是隐藏在下面的感觉、关系、动力等。 价值中国：像张瑞敏、王石、柳传志这些不同行业的企业家20年的实践，对中国企业家的指导和示范意义在哪里？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复制的？或者他们是否给中国的企业界、管理界和中国的行业带来了管理模式上的革命性提升？ 价值中国：海尔国际化道路坚持"先难后易"，您觉得它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分别是什么？ 「记者：沈凌莉」 |
| Posted: 18 Sep 2009 09:31 AM PDT |
| Posted: 18 Sep 2009 12:00 AM PDT  正在训练的朝鲜女兵。 汉城——当今世界，北朝鲜是名符其实的最为封闭和残酷压制的国家。但当在闺房私事中提到它时，即使是全能的北朝鲜工人党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会插手，而是依照那些北朝鲜的反叛者的行为方式行事。 根据前北朝鲜艺术家和脱北者李云琼（音译）所言，尽管年青人们普遍缺乏性教育，但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天堂，知识份子和艺术家们却一直支持和赞成那种公正公开而且自由的两性关系。 "朝鲜的性文化并不保守，"近期，李云琼在与英国皇家野战炮兵的朝鲜接见仪式中说。"自由的性文化当然的确实不被鼓励，但是对于性爱本身，人们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李云琼说：极高的离婚率以及从政府官员私通情人这类事件的发展趋势来看，党对于群众的性爱生活并不过多干涉。 "劳动党确实难以寻求适当的位置来管束两性关系。"她告诉记者Jinhee Bonny"权力可能控制一切，但他们却不能管束北朝鲜男女的爱情。" 多数从朝鲜逃到中国的人，突然接触到了来自中国的色情文化，也扭转了他们之前那些被扭曲的性观念。 脱北者Jeong Young说：朝鲜综合大学的学生们享受着一定程度的约会与性爱上的自由。 她说："在朝鲜的大学生群体当中，这样的行为是一种趋势。当这些学生搞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播放西方的流行歌曲、跳迪斯科，往往在这样的时候，人才接近于本能反应，在性行为方面也变得更加西化。" 不过，在公开场合，朝鲜的政治文化却显得相当保守，那些大幅的海报内容，往往是几个爱憎分明的男男女女，对着领袖或者领袖的父亲表示忠心。 但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金正日，在年轻的时候，却有一群精心挑选的姑娘们供他享用，这群姑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哄领袖们开心。 比如，金正日的大儿子金正男，就是金正日与他的女演员情人Song Hye Rim生的，而Song Hye Rim也从来没有与金正日结婚，一直是情妇身份。 朝鲜问题专家与脱北者说，金正日的性行为也相当开放，而且他周围的人也都热衷于搞聚会，他们经常声称自己的酒量非常好，玩儿女人也很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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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8 Sep 2009 07:44 AM PDT 失意棕榈是我当年混西祠胡同时的网友，后来影评专栏的编辑，现在常驻海南的家庭主妇，闲得长毛儿的玄幻小说作家。 在老公上班的日子里，海南的烈日把她挡在家里，于是她写了这部小说： 《在命运改变之后与你相遇》：http://www.qidian.com/Book/1364796.aspx 浏览了一下，感觉还挺象那么回事的，先做个广告。
我怎么觉得这小说应该叫《在命运改变之前与你相遇》呢。 穿越，穿越。 |
| Posted: 18 Sep 2009 07:11 AM PDT
由胡江堂主编的这本书记录着一群年轻人各自的奋斗、挣扎、迷惑与解脱。以我早已混迹社会十多年的眼光看过去，感受到的只有惭愧——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可没那么懂事儿……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18 Sep 2009 06:01 AM PDT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卜正民, 英国新书, 《维梅尔的帽子》, 中国, 荷兰, 全球贸易 这本书的精装本2008年7月在英国出版，平装本今年7月出版。在美国两个版本由 Bloomsbury 出版，日期还要各早6个月左右。中译本台湾远流版2009年4月出版(《维梅尔的帽子》，黄中宪译)。 Timothy Brook (卜正民)是著名的汉学家、经济史学家，在这之前已经出版过多部与中国相关的著述。这部书还是将的历史，17世纪、明末清初之际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和贸易文化往来。让人啧啧称赞的，是作者选取了8幅17世纪在荷兰出现的艺术品，其中5幅是维梅尔(Vermeer)的画作，作为起点，用作者的话说，是从这些画中，找到门户，追寻当时人们正在形成的"全球世界"的概念。 当然光有一个有趣的起点还远远不够，作者的功力，体现在通过这些门户，把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清晰地理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选择这些作品(其中7幅油画、1件仿中国瓷盘的荷制精陶)作为起点，作者的解释是，油画不同于照片(虽然后代的人们常常赞赏Vermeer作品的用光技巧)，并非抓住"某一瞬间"，其中的人物服饰环境器具，都是艺术家的精心设计，可以说是当时生活时事的浓缩。 这8件作品，并不是每件都直接引向中国，然而作者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当时欧洲人与中国，已经是第2次的接触，在他们的想像中，中国不仅遥远神秘，而且富有强大。当时许多欧洲人致力于扩张和贸易活动的动力之一，就是寻找所以抵达中国的捷径。在与书名同名的一章Vermeer's Hat中，法国殖民者 Champlian在北美(现在的东海岸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开拓殖民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拓通往中国的新路。可以说当时的"全球世界"的概念形成，正是与欧洲人对中国的想像息息相关。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作者 Timothy Brook 出版社 Profile Books (平装本2009年7月16日出版 288页) ISBN 978-1846681202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09/09/15/uk-new-book-14-vermeers-hat/ newlight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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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8 Sep 2009 05:44 AM PDT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 3：3 ） 当一个人说"我信基督"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她已经在敌基督了。 听起来这句话似乎很荒诞，其实，这恰恰是新约《圣经》所要告诉世人的一个秘密。 当基督徒们用他们那顽固的自我意识和喋喋不休的言说把"耶稣之道"变成"基督教之道"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混淆了一个对于信仰而言极其重大的问题———就是"神国"与"世界"的界限何在？搞不明白这个界限，就意味着信仰者信仰的行为没有能够为信仰者提供一个恰当的位置去面向正确的被信仰者；也就是说，无论是信仰的主体（我）还是信仰的对象（上帝），皆因为没有被真正地认识，信仰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自欺欺人的心理需要。 在《圣经》中，"世界"这个词总是和"神国"这个词相对应而构成了信仰生活的两极。"世界"这个词并非如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它更是一种看不见的主观"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自我意识（我）及其从外境所抓取的符号名相所构成的一个作为"镜像"的世界的总和。也就是说，《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是一个和自我意识及其起作用方式紧密相关的东西，不理解什么是"自我意识"，就不理解"世界"。 当作为一个成人的我们使用"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我"并非本来的那个作为绝对主体的"我"。因为人从婴儿变成大人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抓取来自外部世界的图像、语言、观念来构筑、填充一个被认为是"我"的我的过程。在婴儿诞生的初期，这个"我"是那样的丰沛、那样地充满了"与万物磅礴而为一"的喜悦。当婴儿所体会到的第一个缺失显现的时候（比如，让婴儿饥饿而得不到食物的时候），婴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婴儿从那时候起开始有意地制造符号来指代那缺失之物，并把那符号掠为己有、并填补那个原初自我所留下的空洞。弗洛伊德曾经观察到一些幼儿爱玩一种让线圈不断消失又不断重现的游戏，弗洛伊德认为，在幼儿的世界里，那线圈就象征着不断消失又重现的母亲。幼儿通过制造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可控的"母亲"，焦虑消除了。 人一旦开始制造一个可控的符号的世界，并自居于那些符号的时候，人的自我意识就开始形成了，这就是被人们通常称之为"我"的那个东西。这个"我"的形态及其趋势不是"我"能够做得了主的。因为，在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符号的世界里，"我"本身也成了一个符号，并在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定义着自己。当这个符号性关系在人的幼年因不断重复而固定下来之际，则这个关系将根深蒂固地构成一个人的无意识结构，并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命运。 因此，当一个成人说"我"的时候，这个"我"其实指向的是一种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符号性关系，当这个"我"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我"与世界的关系不过是人内在的早已形成的无意识结构的改头换面的重演而已。 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婴儿在成长过程中总是经受着父母严重缺失的挫折，则他/她很可能在其内心的符号世界里制造一个理想父母的形象，并将这个"父母"视为真正的父母，从而缓解自己的焦虑。但这样一来，当他成为一个成年人以后，他将用内心中那个理想父母的形象来要求现实中的配偶或上司。如果现实中的配偶或上司不能担当起自己在无意识中构筑起的理想父母的角色的话，他/她将很可能把自己对现实中父母的不满转移到现实中的配偶或上司身上去，并在内心中固守着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当然，他/她也因此将拒绝和外部世界妥协、并很难与外部世界建构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关系了。 由于"我"其实不过是一个从镜像世界里截取过来的符号，则"我"自以为信仰或反对的一切也不过是自我意识的所玩弄的一个把戏而已。当一个人自以为"信基督"，由于他使用的是自我意识，则那"基督"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偶像（镜像）、一个支撑、固化自我意识的符号性关系模式的东西了。因此，"信基督"就是在敌基督（如果基督意味着对偶像/镜像世界的超越的话）。
据我观察，在一些基督教教会圈子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教会小团体为基督徒提供了一个相对理想的人际关系（当然，实际上并不理想），在这个关系中，作为理想父母的象征的"上帝"和带领人用他那说一不二的专断力维系着这个小世界的稳定。在这个小团体中，人找回了婴儿般受照顾、被决定的感觉。但正因为他们加入了这样的"理想"的人际团体，他们更加的不能和外面真实的世界去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了。他们和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把这种紧张当做是"神国"与"世界"的紧张，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我"，恰恰是《圣经》所说的"世界"，那紧张恰恰是由自我意识所开启的符号世界的"争夺战"所构成的紧张。 所以，只要这个"我"还"工作"着，人所认知、所交往、所作用于的一切外部世界，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符号性产物而已。所以，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如果不能走出自我意识的符号性世界，人就不能获得一个超越的世界。 如果说，与"神国"对应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人的自我意识所开启的符号性世界的话，那么"见神国"的前提就是自我意识的"重生"了。 基督徒们通常会把"重生"理解为"认基督为主"、"受洗归正"等等等等。这样的理解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只要那个旧的自我意识不"死"，"基督"不过是在人的自我意识中扮演着某个角色的一个符号而已，这个符号和任何一个来自"世界"的符号并无本质差别，那不过换一种称法的"理想父母"而已。所以，重生的前提就是自我意识的"死亡"，就像耶稣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4 ） 那么，自我意识怎样才会"死"呢？显然，信仰宗教仅仅为"重生"提供了可能性而并非只要信仰某种宗教就能"重生"。自我意识是极其强大的，任何要它"死"的企图都会激起强大的反弹和有意的歪曲。尽管，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家们许诺他们能站在"大它"（也就是上帝的位置）的地方给人的自我意识世界里的符号争夺战"打开缺口"、从而召唤出人的绝对主体性的出场，但由于这一过程十分漫长且难以检验，所以，我并不认为躺倒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家们椅子上去是"重生"的最佳途径。所以，如何才能"重生"，我不妨应用使徒保罗的一句话:"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重生"不是人通过认知、学习就可以得到的，它是一种最为深刻的生命抉择，没有和自我意识作断然决绝的人，无"重生"可言。尽管"重生"不可以在意识/语言的维度去加以把握，我们也并非完全不能用"遮诠法"去检验什么是真正的"重生"、什么不是。 检验的办法很简单，当你问一个基督徒对异教怎么看就行了。当一个基督徒傲慢地声称"要砸烂那些佛教偶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连"重生"的门儿也没有找到。因为，与某种概念、名相相反对的只能是另一种概念、名相。当一个基督徒反对佛教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上帝"、"神国"变成了概念世界中的东西了。当他们赞同一个而反对另一个的时候，仅仅意味着在他们的无意识世界中，某种心理元素之间的斗争穿上了新的"马甲"而已。如果，一个基督徒对异教持如此的态度:"我们和他们使用着不同的概念体系，我将尽量去理解他们所试图理解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基督徒已经至少弄懂了"世界"与"神国"的真正界限、至少他在通往重生的路上不至于南辕北辙。我相信，对于判断一个人是否"重生"或是否在走向"重生"，这是一个有效的标尺。 或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让自我意识"死"去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生"呢？当然，对于一个敢于因抉择而"存在"的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者而言，世界的败坏与人生痛苦本身就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一部分，所以，自我意识本身就是生命的一个礼物，自我意识的死亡就是人的死亡。担当自我意识的败坏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勇气"。因此，"重生"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至少在我看来，人的"存在"远远大于人作为一个肉身的"存在"。只要人不仅仅是一块肉，只要人有灵魂，因"重生"而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充满灵性的世界是更值得追求的。毕竟，敢于杀死自我意识而"重生"、而见到"神国"的勇气远远比敢于担当此世的肉身性抉择而冒着染上艾滋病的危险的勇气更加地难能可贵。 李野航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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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8 Sep 2009 12:05 AM PDT 你用哪种形式的思想？ 很多我的朋友知道我主编一份电子刊物《思想库报告》已经多年了，他们也一直订阅，偶尔会给我鼓励，所以这份电子刊物一直坚持到今天仍旧在持续。我最近对这份电子刊的未来考虑比较多，虽然更多是行政性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内容上的考虑。 目前的电子刊主要是及时呈现近期的庞杂的宏观经济和公共政策评论及分析，比较注重时效性，但深度上是缺乏的。这类及时的分析和评论，更好的传播方式可能是利用blog或者micro-blog，而不是通过一份PDF形式的电子刊物。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博客http://think.sifl.org/供大家浏览及时的评论与分析。 当然我们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电子刊物的运行，但今后的电子刊物可能会略微有所不同。我们会根据专题加以编辑整理，再呈现给大家。也就是说，未来的电子刊PDF版本所呈现的主要内容会更加具有专题性和深度，这与目前不同电子刊形式不同。 制作专题版本的时间和精力会远远超过目前的版本，所以我们会减少出刊的频率，因为及时的更新大家可以在我们的blog上看到。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改变，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思想服务。 概言之，《思想库报告》会转到以blog为内容中心的模式上去，然后根据初期的内容来制作不同的内容呈现形式，包括专题电子刊PDF，以及未来可能条件下的印刷品。Blog-电子刊-印刷品，你喜欢哪种形式的思想？ 为了使每一种呈现形式都逐渐专业化起来，我们也特别需要你的意见和建议，想到什么，请即刻联系我们： thinksifl@gmail.com 。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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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8 Sep 2009 05:03 AM PDT 你能猜出图片的含义吗，100楼内没有人猜对，我就在101楼放答案。100楼内如果有人猜对，我会回复该楼。 PS: 一楼的回答是不对的。
 一张图片，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
| Posted: 18 Sep 2009 04:31 AM PDT 相信
然而总有些煞风景的家伙就连这最后一点幻想都要剥夺。他们摆出天底下最不解风情的认真态度说：没有一条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外星人存在，麦田怪圈全是恶作剧，飞碟大都也是目击者看错了气球。有人甚至翻出三十年前的旧账，说是当年发生在萨福克郡某空军基地附近的所谓英国最神秘UFO事件，实际上只是粪肥卡车燃烧时发出的火光。不知道《每日电讯报》登载这条消息的时候有没有要求报料者提供证据支持该说法。不过很多时候人们只是简单地选择相信某件事情，并不在乎有没有证据。从这一点上说，相信飞碟和相信粪车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相信的力量，制药公司的体会更深。制药巨头默克公司曾经研制了一种代号MK-869的新药，他们宣传该药能改善抑郁症的症状，并且成功地使得参加新药临床试验的志愿者们也相信了这一点。然而志愿者们对于这种新药的信赖似乎太强了一点。服药的志愿者确实表示他们的症状减轻了，但与此同时，服用安慰剂（伪装成新药的淀粉片）的对照组志愿者却显示出他们恢复的更好。耗费巨资研制的新药居然比不上本应没有任何效果的安慰剂，对于制药公司而言，这实在是个令人尴尬的结果。他们一定后悔当初挑选志愿者的时候没有先做一个心理测试，把那些容易相信宣传的人选剔除出去。现在落得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大概只能再想个办法证明自己的新药不是"心诚则灵"的东西了。 当然也有不肯轻易相信的物种，科研人员就是其中之一。比如他们对待磁单极子的态度：早在1931年的时候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就曾经根据公式预言过磁单极子，但直到真正做出实验之前，物理学家们始终不接受它的存在。科学就是这个样子，严谨、刻板、不轻易相信。然而这恰恰也正是科学值得人们相信的原因。不过我们也应当记住，科学毕竟不是世界的全部。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相信，虽然不得不自己烧饭，王子和公主依然幸福。 （感谢 竹刀鱼 同学供图） 随机日志 |
| Posted: 18 Sep 2009 04:58 AM PDT 当商人可以通过教育赚钱的时候，他们将竞相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教育质量。这样，这个社会将要花更少的钱，让更多的人读书，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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