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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2 Sep 2009 12:26 PM PDT |
| Posted: 22 Sep 2009 12:15 PM PDT 〈我們在沈鬱的黑色裡互相相望〉 作者 陳昌敏 鍾偉民、余光中和北島 我、顧城和海子 零九年九月 |
| Posted: 22 Sep 2009 10:03 AM PDT 咖喱不是咖喱豆子磨成的粉，而是用20多道香料配制出来的。自然界没这个植物。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2、王孙自己有点急不可耐了，毕竟将军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副军级啥的不够通俗明朗，达不到这个效果。人都有虚荣心，这个不奇怪，何况王孙乎。他真要自己去订做一个少将服穿起来，也不奇怪。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By Simon Elegant Thursday, Sep. 17, 2009 北京的建国门外交大院儿, 是一组在20世纪70年代建造起来的, 阴沉的 斯大林式的建筑群, 文革大动荡结束后, 为了安置首批来华的外国人而建造. 虽有很多新的时髦华丽的地区可以居住, 但是建国门建国门外交大院还是因其廉价的租金和其靠近天安门的方便地理位置, 而被一些外交人员和记者所喜爱. 但也许这里的公寓有点儿过于靠近这座首都最著名的地标了. 在8月底, 大院儿的管理员就通知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之际, 政府计划的10月1日大阅兵这段时间内, 所有的居民要避免打开"任何的窗户或阳台门". 一位住户说,"他们很明确地讲说我们可能会被拍到(译者注,原文get shot,不会是另一个意思吧?! 那就恐怖了)". 在重大场合之前, 北京这个地方总很奇怪. 在最近的中共代表大会之前和去年的奥运之前, 在街道上的安保武装数目增加了一倍; 网络控制也更缩紧了; 异见者及其他潜在的捣乱分子, 都被包围起来或被限家中. 但是这次60周年的国庆阅兵 -- 届时会有约20万士兵和其他学生 群众组成的配角团体, 组成队列行进过天安门广场搭建起来的一个检阅台 -- 这一切的前期准备和警戒工作, 远远超过于过去任何活动. ( 跳转链接: 时代文章 "一条奥运规格的安全毯.") 由于政府对于反对者的容忍度已经达到了低点, 对于少数剩下的异议声音, 安全武装也予以了镇压. 普通公民的来到北京申诉的权利 -- 他们来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而讨要公道 -- 这种上访制度是中国人实行了两千年的安全阀 -- 最近也被限制了 -- 请愿者来京实际上是已被禁止. 还有对于互联网的管控也被收缩到了一个我记忆中最严重的程度. 甚至连twitter及facebook都被封锁了. (跳转链接, 文章"中国的互联网审查") 同时呢, 为了这个大日子而进行的进行的排练活动, 已经瘫痪了首都大部分区域的交通. 在排练同时, 身着黑色防弹服头戴黑色头套的特警部队, 防护着要的路口. 而北京市中心的居民们也被指示, 当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轰隆隆地沿着最著名的长安街, 驶过Prada Gucci这样的名牌商店的时候, 不要从他们家里出来, 也不要试图观看排练. 在中国,传统上来说, 60岁, 是最重要的生日庆典之一. 显然地, 北京的高层干部决定把阅兵仪式搞得无比壮观. 参与的人数 -- 从佩戴头盔的飞行员及白色马靴的女警组成的方队, 到手持海报旗帜挥舞的学生 -- 将会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 军事专家就称, 届时展出的新硬件 -- 包括新战机, 新型号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 其规模很可能也是罕见的. 但是抛开这场盛大派对的庆祝方面, 很难不注意到那个巨大的, 在党规限定之下的奥威尔式控制结构(译者注, Orwellian, 维基中文) . 幽灵般的机器人士兵列队走过面无表情的领导人观礼台 -- 这就是北京经常传达出的中国形象 -- 与政府煞费苦心地想要描绘的, 现代与和平的形象, 完全不符. 对于那些阅兵庆典的计划者们来说, 这样的差异也许一点都不重要. 他们知道, 对于这场特别的有点儿狂妄的盛典, 只有一群人是观众 -- 中国人民. 北京人儿对于他们的城市再次进入高警戒状态也已习惯, 看上去不大担心. " 排练, 是最让人头痛的, 由于交通拥堵, 哪儿你都去不了," 一名30出头的时髦女性如是说道, "但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 毕竟, 对于国家来说,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 译文链接：http://www.cnninchinese.com/2009/09/blog-post_17.html 原文链接：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24336,00.html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申鹏/译 1949：共和国成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庆祝成立60周年之际，用一组照片来回顾这个国家的过去，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上图为1949年10月1日，毛宣布国家成立。  1958：大跃进 1958年北京Shin Chiao 饭店架起了一个简陋的土炼铁炉。大跃进是1958——1963年的五年计划，疯狂的工业和农业计划，最终导致了大饥荒，3000万人死亡。  1966：文化大革命 北京街头，红卫兵压着被打倒的人，头上戴着写明罪证的高帽子。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煽动起了年轻人躁动的心，导致了十年的动乱。  1969：个人崇拜 红卫兵举着毛的个人肖像在街上游行。文化大革命让毛在大跃进之后重新夺回了党的控制权，但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长时间动乱。  1972：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与周恩来在上海共餐。尼克松是美国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这开启了两个国家外交的新时代。  1981：审判四人帮 1981年1月25日，毛的遗孀江青因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被判处死刑。1976年毛死后一个月，江青与其他三位领导人就被逮捕，四人帮时代真正结束。后来江青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198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视察深圳。深圳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但在改制以前只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之一，生活水平也是排在中国最前列。  ... ...  1997：收回香港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香港升起了五星红旗。从此，脱离中国155年的香港回到了中国手中，澳门也在两年后被收回。  1999：反美 在北约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1999年5月10日，北京掀起反美游行，愤怒的人们用石块袭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警察围着一圈在保护使馆。  2003：SARS 湖北武汉一名SARS疑似患者。从2003年4月29日开始，因为中国不透明的医疗制度，SARS开始向世界大范围蔓延，并最终导致经济的倒退。  2003：宇航员升空 在2003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成功进入太空，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落地的回收舱。  2008：四川地震 四川5.12地震，大约70000万人遇难。图为救援人员在救一名幸存者。虽然大部分伤亡是因为建筑本身不达标，但北京方面仍然自夸本次地震反应迅速。  2008：奥运梦 礼花绽放在鸟巢的瞬间。一个现代化而又梦幻的中国展现在了世界的舞台上，为了本次奥运会，整个中国都准备了好长时间。  2008：毒奶粉 湖北一名喝了毒奶粉的儿童在接受治疗。6244名儿童因为受毒奶粉的伤害而患病，这也导致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对于中国食品的进口限制。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花满楼/译 街道生存智慧 这座中国的殖民地城市因其历史性的建筑风格而备受瞩目，今日上海是现代中国的象征。上图为上海市郊松江路，这种空旷将不会持续很久。到2020年，预计有大约4亿中国人从农村搬进城区。松江区以已有30家世界500强公司投资该地的城郊工业区而自豪。  等待载运重型货物 在上海洋山港，卡车司机的妻子在丈夫货车装货的时候等待。洋山港最近的扩建使上海港跻身于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列。  江边 夜幕降临，人们在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旅游圣地——浦东外滩——的水边拍照。2008年，上海吸引了多达1.1亿的国内游客。  上海的"道" 一个男人在上海老城的一个道观祈福。今天的中国有超过5万名道士。  激动人心 一个男人坐在金茂大厦顶层，无视这座包裹在污染中的城市。官方的统计数字声称上海空气质量有超过94%的时间是良好的，市民对则这样的空气状况难以相信。  铁路 拥挤的人群在苏州火车站候车。上海和苏州之间的高速火车将两个城市原来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削减为39分钟。  俱乐部 一名驾驶员注视闪亮的晚间俱乐部入口。上海籍以引以为豪的夜生活绵延了从衣衫褴褛到雍容奢华的各个阶层。  走出去 人们在未来主义风格的上海餐馆室内露台进餐。随着中国人均花费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出去吃饭，而这在不久以前被认为是奢侈行为。  家门前的快餐 一个男人走在麦当劳金色拱形的标志前。在中国有超过1000家麦当劳快餐店，上海的快餐连锁则提供24小时外卖。  办公场地 人们走在傍晚的浦东。该地坐拥上海许多最出名和最独特的建筑，也拥有这个城市一般的办公建筑。  市井生活 人们在路边的餐馆和排挡吃饭。上海以其地方特色的菜肴而驰名。  正确轨道 人们在上海火车站候车。中国铁路投资在今年的头9个月内激增了103%。  照亮道路 一个男人用灯照亮了他的红伞和浦东江边的道路。  不再有的火车轮子 一名乘务员站在上海磁悬浮列车里。上海拥有中国首条商用磁悬浮列车运行线路，它能让你以最高265英里（430公里）的速度将风驰电掣地你送到机场。这种列车利用磁力将整个车体从轨道上托起。  建筑林立 浦东的摩天大楼高高地跃过树顶。虽然数量在下降，但上海仍然是建筑激增的中心所在，居民们将很快看到更多的摩天大楼。  完美的照片 一个女人在傍晚的南京路拍照。南京路是上海最首屈一指的购物街。  下班 白领们离开工作地点，沿着上海浦东的水边行走。根据中国社科院，自经济衰退以来，中国失去了4千万个工作岗位。  凌波之桥 通向洋山港的桥。全球经济衰退打击了上海港口业，以至今年上半年货运的萎缩导致收益下降了30% 。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花满楼/译 在产地收获庄稼 伊朗农场工人在德黑兰西的Rajaie Dasht村收获大米。  队列 2008年3月2日，巴西联合收割机在Campo Verde地区的Fartura农场收获大豆。  玉米粒 在中国的河北省，玉米被聚拢起来。  关于橄榄酱 一巴勒斯坦妇女在耶路撒冷郊外Abu Dis村西岸附近以色列隔离墙旁边挑选橄榄。  鲜脆而多汁 2008年，中国见证了陕西省的苹果大丰收，该省种植了超过17000多公顷的苹果树。  葡萄采摘 乔治亚州Sagarejo城附近的农夫们在收获葡萄。  不甜的 在印度尼西亚马卡萨，一名工人展示将被干燥和储存的可可豆。  软枕头 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女工在仓库里的一堆棉花上休息。在每年的9月至10月间，有超过100万迁徙而来的采摘者采棉花。两个月里每个工人平均采摘2500公斤棉花，得到大约300欧元的报酬。  热门商品 在泰国Suphan Buri的省，一位工人身背一袋去壳大米。泰国农民试图通过提高土地产出来利用这个季节的高米价。  多叶青菜 一个农民站在他自己收获的小白菜前。  美味浆果 白俄罗斯明斯克西南300公里Selishche城的一个农场里，蔓越莓正在被收集在一起。  准备雕刻 农场工作人员在宾夕法尼亚州南瓜产地——东贝里克Will-O-Bett农场用升降机装卸成箱的南瓜。  满月 一位农民在爱荷华州Mason城附近收获谷物。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花满楼/译 一个简单的试验 杜克大学犬类认知实验中心的狗狗们学习新技巧。 摄影师D.L. Anderson为《时代》供稿 杜克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Brian Hare设计了一个试验来测试狗狗们是否有理解人类手势的天生能力。  成功 教授认为这些狗狗们不象其他聪明的物种如非洲黑猩猩那样能比较容易地学会注视做动作的手指。  测试对象 Hare教授的狗"Tas"已经进行过多次试验了。  令人满意的表现 Hare教授思考后认为，当狗狗们适应了同人类一起的生活后，它们学会了对手势的理解。  视频 实验室装备了多台摄像机以观察测试期间狗狗们的自然行为。  试验对象 Henry是一只卷毛狗和德国刚毛猎犬的混血，也叫 "Schnoodle"。  人类最好的朋友 Hare教授同Bruno一起摆姿势。Bruno是其试验对象中的一只灰狗。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花满楼/译 权力之路 利比亚上校穆阿迈尔·卡扎菲奇迹般的崛起，这位原来的社会贱民改变了他的印象。本期图片专题就是介绍这位利比亚的传奇人物。 上图为目不识丁的贝都因牧人的独子——穆阿迈尔·卡扎菲，于1969年在伙同其他几位军官参与反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独立领袖——国王伊德里斯一世的不流血政变后，篡权成为利比亚领导人。只有27岁的他被晋升为利比亚军队中最高的上校军衔，宣布自己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成为利比亚事实上的国家领袖。  人中蛟龙 卡扎菲成为执政者根源于其信仰方面的泛阿拉伯主义：一个从波斯湾横亘到大西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理想图景。1960年代，主要由埃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支持的泛阿拉伯主义激励了卡扎菲和一批来自于这个国家贫穷部落，喜欢他们领袖的利比亚军官。  阿拉伯人，联合起来！ 执政的第一年，卡扎菲致力于打破用他的话来说是由殖民者分割各自独立的阿拉伯人的边界。他在由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组成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埃及的萨达特，卡扎菲和利比亚总统阿萨德在签署结盟协议的仪式上联手（上图）。同盟后来被证明没有实际效用，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最终恶化。  柏林爆炸 1986年4月5日，一颗炸弹在柏林La Belle夜总会爆炸，那是一家以服务美国军人而闻名的迪斯科舞厅。虽然当时没有确切证据显示卡扎菲与之有关，但里根政府相信利比亚实施了因先前几年美军针对利比亚船只包括一个月前利比亚海军巡逻艇沉没在内一系列打击的报复行动，因此卡扎菲应该负责。夜总会爆炸杀死一名贫民和两名美国军人。2008年的协议留出了洛克比空难受害者赔偿基金的一部分（其后更多）被指定为俱乐部爆炸受害者的专用款项。  报复 被柏林爆炸案中所谓的卡扎菲共谋所激怒，里根总统称其为"中东疯狗"，授权美国军机轰炸利比亚境内包括的黎波里卡扎菲住所（如上）在内的数个目标。美国的打击使卡扎菲领养的还在襁褓中的养女Hanna Gaddafi死亡。  洛克比空难 1988年12月，美国打击利比亚的两年后，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在灾难原因的调查中，调查者逐渐聚焦于两位利比亚人Abdel Basset Ali al-Megrahi和Lamin Khalifah Fhimah。数年间，卡扎菲拒绝在调查中合作，拒绝交出这两名涉案疑犯，直至1999年态度软化。经过八个月的审判，al-Megrahi被判有罪并判无期徒刑。Fhimah则被宣布无罪。Al-Megrahi一直在监狱中服刑至2009年8月，他在诊断为晚期癌症后被释放。  领袖 在国内，卡扎菲铁腕统治。他逃过多次暗杀企图和数次颠覆其权力的努力。虽然他从利比亚石油储备巨大的盈利中拿出一些改善民生，但利比亚的经济仍然低产出且无效率。  传奇人生 虽然卡扎菲的军衔40年不变，但如他喜欢称呼自己 "领袖和革命的导师"一样，他一度担任的职务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总理、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大型公共事务都忠诚于他在国家的任职，如上图中他获得政权的周年纪念。  时髦酷汉 卡扎菲因在着装和饰物佩带方面发展出特有嗜好而使自己与众不同。2008年利比亚科托努滨水地区开发地剪彩仪式上，配合自己的帽子和太阳镜，他选择了令人注目的迷彩色套装。  有帐篷，乐周游 虽然他占有大量权力和财富，有数座自己的行宫，但根据许多描述，卡扎菲喜欢住在的黎波里城外他寓所附近搭建的贝都因帐篷里。这种生活安排偏好扩展到他在国外的行程。在对罗马、巴黎，进行国事访问时卡扎菲搭建了自己的帐篷。2009年三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卡扎菲会见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上图）。他关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并在访问美国的行程中在中央公园以及之后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团附近竖一个帐篷的请求遭到拒绝。  世界舞台 最近10年，卡扎菲致力于摆脱其贱民身份以及对利比亚经济制裁的解除。在这个过程中，1999年他同意交出两名洛克比空难相关人员而迈出了一大步。2003年，他致函联合国正式接受为涉及灾难的官员行为负责的原则。从此以后，他2004年会见了布莱尔、2007年会见了萨科奇、2008年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赖斯。2009年7月，他被邀请参加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G8峰会。  观众席中 执政40年，卡扎菲——9月1日纪念1969年行动的仪式——有多种理由来庆祝。他重建了与美国的关系；解除了经济制裁；他现在同英国人商谈大宗石油交易；他是非洲联盟主席；他的国家主持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在是安理会成员之一；自当政之后他在去联合国发言途中第一次顺访美国。 |
| Posted: 22 Sep 2009 09:03 AM PDT
9月16日，因"开胸验肺"而备受关注的张海超向媒体证实其已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各种赔偿共计615000元。 "开胸验肺"一事之原委早已尽人皆知，这也是2009年最撼动人心的一桩底层维权。为了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6月22日，张海超不得以进行第一次"开胸验肺"，但结果依然没有得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支持。为此，已经开过一次胸的张海超曾表示"必要时，愿意二次开胸验肺"，"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 奔走于现实中的人们，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又大张旗鼓地在推动着时代的变革；与此同时，也不忘标刻意义。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关注农民工职业病元年"。文艺理论家们常说，任何好的文艺作品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而，今日我们看到的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或悲或喜，或怪诞，或惊悚，似乎都已经高于一切文艺作品。所谓转型期中国不再需要小说，也是这个原因。如有评论指出，在随便一个砖头都能砸中一个专家的中国，一个普通工人的职业病鉴定竟然要闹到开胸验肺、卫生部督导、专家组调查的地步，这真是黑色幽默。 好在生活还不至于让人如此绝望，要将张海超逼到"二次开胸验肺"的地步。更庆幸他的抗争很快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强烈关注，并且最终获得解决。 不出所料，在这个博弈越来越具体的年代，一个众人努力伸张民权的年代，张海超很快被符号化。正是这位为自己切身利益趿趿奔走的青年在不经意间将农民工的职业病问题抛给了全社会，他以惊世骇俗的"开胸验肺"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开了底层民众职业病维权的艰难处境，以及职业病防治在制度设计方面的漏洞。 谁都知道，今日中国还有无数个张海超受着职业病的威胁，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张海超这样舍命维权，或另谋它途，闯出一条石破天惊的"创意型维权"的新路子，以换回眼球权利，为自己讨一个满意的说法。 张海超之于《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正如几年前的孙志刚之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人们将前后两件事相提并论时，一个共识是，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就必须对制度来一次"开胸验肺"，而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首先就得修法。当然，虽说要给制度来个"开胸验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目前职业病防止体制中存在让企业"自证其罪"、职业病鉴定机构缺乏监督、对用人单位处罚太轻等诸多弊端其实早已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我倒是倾向于认为，那些刻意扭曲张海超的人需要看看自己有什么职业病了。当然，我所说不是说这些人受着某台高级检验设备的辐射的煎熬——如果有的话，他们大概不用开胸就可以得出个"职业病"签定了。 显然，张海超"开胸验肺"检验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同时也检验了这个时代的利益纠葛。仔细想来，张海超"开胸验肺"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职业病：一种是他自己在从事有害工种时遇到的，即所谓的"尘肺病"。另一种"职业病"则出现在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工作人员身上。因为某种原因，该所管事者与拒绝赔付张海超的人与公司沆瀣一气。两种"职业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因为"职业不便利"而让自己的身体遭受了污染，而后者则是因为"职业便利"而被污染了心灵，被污染了职业道德、责任心与同情心，继而侵袭了社会。而当我们亲见这些人因为与利益相关者达成某种默契的同谋而不置申诉者的不幸于不顾，就不难断定，这种职业病的最典型病征就是麻木不仁。 一种维权，两种职业病。夹在中间受苦受难的是张海超。所幸苦尽终有甘来，当张海超获得赔付，这也意味着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就职业病防治而言，就底层民众的权利救济而言，谁都知道这不但不意味着结束，反而意味着新里程的开始。与此同时，善良的公众也又一次看到，农民工张海超虽然出身贫寒，没有靠山，为了表明内心的冤屈甚至不得不剖胸陈情，但他悲剧性地胜出亦证明社会公义还在，人心向背还在。在那些苦于没有靠山的人的背后，或隐或现，终归还有一座社会山。 |
| Posted: 23 Sep 2009 12:00 AM PDT  2009年5月，摄于慕尼黑新天鹅堡门口的小店，觉得像极了陶陶的神态。 |
| Posted: 21 Sep 2009 09:00 AM PDT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张轲风 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有一种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从而，在心理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病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后来，人们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头脑清醒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这个叫做达维森的女人质在回忆中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前不久报道说，意大利两位被劫持的女记者获救之后，不但不感谢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装分子的'正义之战'"。这或许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也有可能不是，这里还涉及到政治信仰问题）。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机》中有过明确的表现：该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儿，后来助纣为虐。 我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例，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大家通过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得更详细。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的社会。 在专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的社会体制下，专的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毛泽东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法天下期刊下载：法天下期刊：八月刊.chm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
| Posted: 22 Sep 2009 09:00 AM PDT 刊于《时尚先生》9月刊 文/郝彬 那是一个多么值得怀念的夏天啊！40年前，有两个人登上月球，而另外大约有45万人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名义，登陆纽约贝瑟尔镇农场主马克斯•雅斯格的奶牛场——当然，这两个故事人们听了40年，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就像两个被开采殆尽的矿山，似乎再也找不出什么新颖的阐释角度了。 但是，重新梳理一下历史，登陆月球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间，也许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泾渭分明、毫不相关，科学和音乐、技术与哲学，落实到40年后的现实生活中，其中经历的传承、渗透、变异与再生，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会发现，伍德斯托克一代人的志向似乎并没有失落。
Hofmann和Hoffman的故事 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几周之后，芝加哥七君子案开庭审理，青年国际党（即野皮党yippies，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最敢玩会玩的左翼激进社团）创始人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是被告之一，罪名是在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阴谋煽动骚乱。法庭上，阿比与律师和法官有如下一番对答： 律师：请向法庭陈述一下你的身份。 阿比：我叫阿比。我是个美国孤儿。 律师：你住在什么地方？ 阿比：我住在伍德斯托克王国。 律师：能告诉法庭和陪审团它在什么地方吗？ 阿比：是的，它是那些疏离的年轻人的国家。我们在脑海中将它携带，就和那些苏族印第安人将自己的苏族王国带在身边一样。那是一个人们献身于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王国，在那里人们不靠财产和金钱交易，大家的交往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那是一个献身于…… 法官：就说它在什么地方吧，在什么地方。 阿比：它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兄弟姐妹心里。它并不是由财产或物质构成的，而是由思想和价值…… 法官：不，我们想知道的是居住地，如果你有的话。做生意的地方，如果你有生意可做的话。不要给我们谈哲学和印第安人，先生，就说你住在哪儿。现在，你说是在伍德斯托克，在哪个州？ 阿比：在我们的心境（state of mind），在我和我的兄弟姐妹的心境之州。 按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这是就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及其意义界定而发动的最早战役。阿比·霍夫曼曾带领青年国际党成员在1968年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成功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一只名叫"不死飞猪皮伽索斯（Pigasus）"的猪，他们的竞选口号是——"他们推选吃人的总统，我们推选被人吃的总统"。 阿比和他的野皮党这种街头政治讽刺剧式的战斗方式，令他们成为后来麻省理工学院诞生的第一批电脑黑客的精神导师和灵感源泉。和嬉皮士主张逃避社会不同，阿比仍然想改变世界。他相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媒体的力量。出于这种战略考虑，他和自己的战友在上述案件历时5个月的审判中，赚足眼球，他们一度穿着法官长袍出庭，把整个庭审过程当成了野皮党恶搞的舞台。 在阿比看来，现代社会的革命运动应该发生在电视上，而不是工厂里："去他妈的游行示威闹革命，这个社会需要来一次更根本的变革，一次灵魂深处的革命。"在60年 代，电视刚普及不久，对社会变化感觉敏锐的阿比已充分意识到这种新媒介的威力，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让传统的左翼势力很看不上。他在法庭上说出的如上那番话 ——虽带有一贯的恶作剧意味，但也流露出真情实感，这充分说明了对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阿比和他的野皮党可谓既有战略，也有战术。 十 余年后，出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花童理查德·斯多曼发起自由软件运动，这个运动完好地传承了阿比和嬉皮一代的衣钵，正如斯多曼所言："自由软件运动绝非一 场电脑软件行业的运动，自由软件是一次社会运动，使用版权私有的操作系统意味着在使用电脑的第一步就要承诺不为你的邻居提供帮助。私有软件的拥有者制定的 游戏规则是：'如果你和自己的邻居分享，你就是侵权者。如果你想改变这个软件，来求我们吧。'"斯多曼决定打破这种游戏规则，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自由软件运动竖立了道德、政治以及法律规范，也令嬉皮理念在一个全新领域获得传承。 自由软件运动对电脑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又有许多人提出自己的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开源运动"。 像理查德·斯多曼一样，美国科技界的很多领袖人物都深受伍德斯托克精神的影响，比如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和也是苹果最初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沃兹尼克。 乔布斯年轻时尝试迷幻药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了。70年代中期，作为寻求精神启蒙的一种手段，他曾迷上过迷幻药物LSD（学名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更通俗的说法是酸性药物）。乔布斯后来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三项经历之一。乔布斯1994年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到比尔·盖茨的一句话也曾被广泛引用：如果他（盖茨）年轻时有过一次迷幻体验或去过一次静修所，那他将成为一个心胸更宽广的人。 大概是考虑乔布斯这种迷幻经验和他后来取得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2007年2月，时年101岁高龄的LSD之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 1906.1.11-2008.4.29）给乔布斯写了封信，要求后者赞助LSD对精神疾病辅助治疗效果的研究项目。霍夫曼曾说LSD是他惹是生非的孩子，在那封信里，他对乔布斯说，他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将它变成一个神童。 这封信促成了乔布斯和该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杜布林一次30分钟的会谈。但令杜布林大失所望的是，乔布斯想的仍然是"让我们把它投入供水系统，让每个人都能开启知觉之门，寻求另一种现实（turn on）"，根本不想掏钱支助这个企图驯化LSD的研究项目。 乔布斯对迷幻药没有偏见，对别人问他要钱却很有偏见，曾有一项调查是关于他和比尔·盖茨谁的慈善活跃度更高，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盖茨更胜一筹。但杜布林也并未放弃希望，认为乔布斯未来某一天会愿意支助这项研究。 |
| Posted: 22 Sep 2009 08:45 AM PDT 文/郝彬 燃烧者，2002年，场地入口的路，除了奶牛场换成了沙漠，其他都和伍德斯托克没有差别。 燃烧者狂欢节现场2005，从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IKONOS传回的空间照片。 燃烧者狂欢节现场2005。 迷幻药对美国一些最优秀的电脑科学家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是已得到广泛证实的。很多著作都描述过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其中一本是由《纽约时报》科技记者约翰·麦考夫写的《PC迷幻纪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如何推动了个人电脑的发展"。麦考夫在书中提出，服用迷幻药之后，人的思维模式会被改变，不再依循常规逻辑、高度依赖直觉，这种思维模式已被证实能极大地作用于现实，并将电脑和互联网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就是这样一位"脑航员"：他发明了鼠标。 不同"凡"想（Thinking differently）——乔布斯想出的苹果公司这一广告语，也具有典型的迷幻体验特征。在阿尔伯特·霍夫曼100岁生日的专题庆祝讨论会上，全球最大的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思科公司早期雇员凯文·赫伯特告诉《连线》杂志："当我使用LSD时，我听到某种纯粹的节奏，它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智力状态中，在那里，我停下来思考，并开始洞悉。"赫伯特还透露，他最难的技术问题就是在听着感恩而死乐队的鼓独奏做迷幻旅行时解决的。"它改变了我头脑中的某种内部交流，"赫伯特说，"但不管如何，是这种内在过程令我解决了问题。这种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以往，或者，也许我大脑的某个不同的部分被开发使用了。" "燃烧者"（Burning Man）这一反传统狂欢节是在1986年由一个名为"黑岩城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创立的，起初只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公社，现在每年的参加人数已超过4.8万人，组织者自创立"燃烧者"以来，就一直在尝试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发自己大脑隐秘的另一半，他们并不是要激发特异功能，而是采用一种看似表面化的启蒙。主办人向参与者提出十项"燃烧者"准则：1.完全接纳，欢迎并尊重参加公社的陌生人。2.鼓励燃烧者们互相赠与礼物，这种赠与没有前提条件，不期望回报和等价交换。3.非商品化，用共享来取代消费。4.追求自立，鼓励个体去发现、应用、依赖其精神资源。5.通过独特的自制礼物来进行完全的自我表达，但给予者要尊重接受者的权利和自由。6.创造性合作，力求创造、推广和保护参与者的社交网、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和支持这些互动行为的交流方式。7.公民责任感。8.环保精神，活动结束后，要保证场地比之前还要干净。9.完全参与，每个人都被邀请来一起工作，一起游戏。10.直接式体验，探寻克服个人与内在自我及现实之间交流障碍的方法，与超越人类力量的自然世界建立联系。 燃烧者很快就从城市转移到内华达州沙漠的一个盆地里去举行了，因为它的规模已大到城市里难以容纳。这个合并60年代嬉皮集会和后来的锐舞派对等青年文化运动特征的实验性公社，其主要参加者不是摇滚乐迷和脱离世俗的嬉皮士，而是软件工程师。Google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早就是"燃烧者"的铁杆支持者了。 信奉"不作恶"原则的Google公司，除了立志于检索全球已有的一切信息，也在积极实践知识共享的行动，包括将全部已有的著作扫描下来，任何人只要需要，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已出版内容——当然，这一行动因为和目前已有的（过时的）版权法产生激烈冲突，还未获得全面实现。这家互联网技术公司甚至投资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每年为期8天的燃烧者集会上，旧金山和西雅图科技文化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燃烧者的网站倡议就是用一种很有迷幻味道的语言写就的："要向从未去过燃烧者的人解释什么是燃烧者，就像向盲人解释某种颜色看上去感觉怎么样似的。" 约翰·吉尔默是太阳公司（美国一家IT及互联网技术公司，后被甲骨文收购）的第五名雇员，他也是一名燃烧者和著名的脑航员，如今，他的身份是公民自由活动家。吉尔默在六七十年代的伙伴大部分都使用迷幻药。"迷幻剂教给我的一点就是，生活是不合理的。IBM是一家合理的公司。"他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巨型公司要被像苹果、Google这样的新贵所超越。 然而，吉尔默对药物和互联网之间的绝对因果关系能否被证明表示怀疑。那种能够被创造性所激发的人（比如发现一种全新的存储、分享知识的方式），常常与那些对知觉探索感兴趣的人是同一种人。在某个基本层面，他们都会尝试去寻找日常经验之外的东西——然而，很多从事有创造性的、关乎精神的事业的人，根本是不沾毒品的。当然，他承认，人们在做迷幻旅行时，的确能获得某种信念和启示。 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标新立异的冲浪运动员/化学家凯利·穆里斯，也是一位著名的LSD爱好者， 穆里斯创造的聚合酶链反应是生物化学领域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突破，他因此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奖，而他之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据他说，正是由于迷幻剂的帮助。 发现DNA的弗朗西斯·克里克曾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第一次看到双螺旋线结构时，正处于LSD带来的迷幻体验中。克里克使用迷幻药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也公开主张大麻合法化。 今年，同样产生深远影响的《线车宣言》发表十周年，这是一本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书，预言了Web2.0的诞生和普及，并将商业放到一个全新的范畴去理解和诠释。虽然并不是那么有可读性，但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把如今人们对科技的热爱和伍德斯托克一代的志向联系到了一起，而最让人着迷的是：尽管线车宣言十年前就振聋发聩地警告说，人们希望自己像人那样被对待，而不是成为被某些人口统计学挟持的市场目标，然而，还是有很多傲慢自大的公司，忽视了这些警告，继续去信奉客户资源管理（CRM）手册及其相关训导。 然后，有些了不起的事突然发生了，这些事《线车宣言》早就有过暗示——之所以没有说得那么直白，是因为这些突然发生、正在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是来自未知的未知——社交网络快速演变，让一切成为可能，因特网开始兑现承诺，而这看上去已经将伍德斯托克那个年代最好的部分变成了现实。Google、博客、Twitter、Facebook、饭否、土豆、豆瓣、YouTube，还有很多类似的分享思想的工具，它们最终改变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兼备十足的人情味、夺人眼球的效应和触手可得的平民性。 科技，正在摧毁曾经是文明根基的旧的工业体系。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的收入基础正在被互联网侵蚀，通过作为博客、播客、推客、创新者、产品评论员……，社交媒体正把每个人变成他自己生命中的英雄。就眼前这种情况而言，比尔·盖茨的言论变成了现实：我们总是高估未来两年将发生的变化，却低估未来十年将发生的变化。 Beagle Research公司的创始人、也是CRM训练专家和思想领袖丹尼斯·彭布莱特，也是一个深受60年代文化和伍德斯托克精神影响的人，在他看来，伍德斯托克精神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埋没了，正等待适当的技术出现以便破土而出。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形成，传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将被改变。那些意识不到变化，还在固守旧模式的公司，不论他们的规模曾有多么庞大，都将被抛弃，就像已经灭绝的恐龙一样。"世界正处于伍德斯托克一代曾认为他们所处的转折点上，整个世界运行的模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能源、金融、通讯、物流、食物和医疗保健，所有想都想不全的其他事——变化无处不在。身处这个完美的风暴，一切都需要进行重新评估。" 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丹尼斯·彭布莱特提到了人类登陆月球与同年发生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为登陆月球所设计的空间程序，你能想象今天的科技工业吗？那些在早年、乃至现在推动科技工业前进的人，主要就是来自伍德斯托克一代。牢记这个观点。" 媒介即信息 也是婴儿潮一代人的FOXNews.com执行主编史蒂夫·波伦堡，在今年7月写了一篇纪念伍德斯托克40周年的煽情文章《伍德斯托克，你一定要在那里》： "有人说，如果你还记得伍德斯托克，说明你没有去那里。的确如此……我还能回忆起伍德斯托克，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我没在那里。40年前，我还在上大学，在市中心的曼哈顿打一份暑期工，离那个大地图上的叫白湖的小黑点大约90分钟车程，在那个小黑点上，三天的露天音乐节刚刚开始。如果你当时年龄在15-25岁，是WNEW调频电台的固定听众，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件事：你必须去伍德斯托克。每个人都会去那里。" 波伦堡原本计划周五一下班就和伙伴冲向地铁，回家换上剪掉膝盖以下的旧牛仔裤和T恤，跳进用他从13岁开始攒的零用钱买的汽车，向北开，去雅斯格农场。但他没去成，他回到家后，广播里说，高速公路已经关闭，如果你还没到那儿，掉转方向吧，因为你不可能到那儿了。 整个周末，波伦堡都坐在家里，听电台新闻报道伍德斯托克正在发生的事——他这辈子第一次听，也永远不可能再听到的事：没有食物、没有水、很多很多的烂泥、性、毒品、疯狂、集会。 "我父母抓住每个机会提醒我，我没去那里是多么幸运。但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他们都30多了，别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40年后，白发苍苍的婴儿潮一代人——如果他足够幸运，还有头发的话——会给出一个会意的微笑，说'我在那里。'40年后，这里这个灰白头发的婴儿潮老男人依然会对他们满怀嫉妒。" 波伦堡就职于传统媒体里的网络部门，这是一个夹在新旧之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伍德斯托克是发生在今天，波伦堡面临和当时差不多的局面，他会选择怎么做？ 他肯定不会打开收音机。通过网络和无线便携设备，如手机，他能及时接受从朋友和其他人那里发回的现场信息，与此同时，和40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他能立刻给予回应和反馈。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上世纪60年代提出一条理论"媒介即信息"，这句话也是一条重要的嬉皮格言，被归于嬉皮格言中的哲学类。另一句和媒体有关的嬉皮格言出自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他之所以没参加伍德斯托克，是因为得到情报说有人要杀他），"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精神"，这句话被归于嬉皮格言的"自由"这一条目下。 麦克卢汉认为，"用新技术给社会动手术时，受影响最大的部位并不是手术切口。手术的冲击力和切口区是麻木的。被改变的是整个机体。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还是用波伦堡来做例子，如果现在举办一场伍德斯托克这样规模的音乐节，在其他当量完全不变（包括他对音乐节乐队的喜爱程度）的情况下——当然，他还是去不了音乐节，除非现在已出现瞬间时空转移的技术——显然，他是完全不会产生当年那种被排斥在外的懊恼和无助的，即使不再现场，他依然能成为伍德斯托克的参与者和评论员。伍德斯托克也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纽约、贝瑟尔镇、雅斯格农场的只有（！）45万人参加的聚会，而是——全世界人的伍德斯托克。 与传统的传播媒介（比如电台、比如阿比·霍夫曼渴望征用的电视）相比较，Web2.0的实践优势为：参与性、自组织性、真实性、免费性、开放性、粘性、去中心化、聚合性、创新性、不断更新、信息传播以微内容为基础。它让全民共同决定和编织传播的内容与形式，让每个个体的知识、热情和智慧都能融入其中，人们在具有最大个性选择的聚合空间内能够实现共享——波伦堡40年后依然强烈的嫉妒感将不再具备存在的前提。 麦克卢汉曾在一次访谈录中对记者说：大多数的人，从卡车司机到文字精英，快乐无比、浑浑噩噩地生活在对媒介影响的无知状态中。他们不知道，由于媒介对人无所不在的影响，媒介本身成了讯息，而不是其内容成了讯息。内容（比如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有关的一切故事）好比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力，新媒介的影响之所以强烈，恰恰是因为旧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电台、电视、文字、音乐这些过去的内容载体（旧媒介），如今已全部被整合到了互联网这种新媒介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即麦克卢汉所说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了"。 然而，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通常具备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倾向于将大脑中受影响的区域隔离起来，使它麻醉，使它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东西。嬉皮士和电脑科技发展初期的软件程序员们，正是借助药物将这种隔离之墙打穿——他们已经改变了世界，只是，在这个已经被改变的世界中，仿佛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知一样，人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在新媒介诱发的新环境无所不在、并且我们的感知平衡发生变化时，这个新环境也变得看不见了。 大多数人都认为，反主流文化已被资本家收编，美国广告业的中心麦迪逊大街最终破译了反主流文化的密码，嬉皮们追求自由的主张被资本家们所征用了。嬉皮风尚成为后世T台上光鲜的模特们展示的商品，而承载理想的摇滚乐唱片在被资本化之后，如今已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媒介载体的改变而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像波伦堡这样的婴儿潮一代人追缅那个自己曾身处其中，然而已逝去的时代，他们的偶像们陨落了，虽然这些人已被载入历史，并承载人们的热爱、怀念和记忆，但也正因如此，却将失去他们之后的无聊和乏味呈现得淋漓尽致。事实果真如此吗？ 今年5月，《纽约》杂志提到一个出现在大型免费分类网站Craigslist上的很不寻常的广告，一对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年轻夫妇决定以8500美元的价格卖掉所有东西，从电器到家具到设计师特别设计的鞋子。这对夫妇计划在之后，带着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启程上路。这个新闻之前两周，《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其他几对做出相似选择的夫妇，这些人也准备放弃自己慢慢积累起的个人财物，离开乏味的、消费驱动的城市，去过一种更高尚、更环保的生活。其中一对夫妇，已开始在一个叫"Cage Free Family"（出笼家庭）的网站上记录他们的冒险生活，为了和土地重新建立联系，他们离开繁忙的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前往一个位于佛蒙特州的、有更多绿色的农场。 如今，这些渴望回归自然的波希米亚人似乎已是少有的珍品了。于是，就有人出来撰文声援他们，认为上诉的出笼家庭可能代表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新嬉皮时代。 但是，我再问一次，事实果真如此吗？ 毋宁说，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恋的需要，这些人对嬉皮精神之精髓已改头换面这一事实采取全然漠视的态度。在试图实践前辈的理念时，他们所做的只是在模仿过去人们的装束、行事方式、一些教条和外在形式，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因循和炒冷饭。那几对逃离都市生活的夫妇，从另一个角度看，难道他们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少压力、更美妙和谐的中产阶级梦想？毕竟，那对写出笼日记的夫妻，做丈夫的已作为一个成功的软件工程师赚到了足够的钱，他们是在有充分财务保障的前提下，开始自己的"嬉皮寻梦之旅"的。40年前的那些正牌嬉皮绝不会在上路之前，先给自己做好充足的财务保障。 60年代嬉皮们的灵感来源和精神领袖，是如下这些伟大的名字：释迦摩尼、耶稣、老子、甘地、梭罗、罗素、马丁·路德·金……所有这些人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令世界因他们而发生巨大改变。而列在当代英雄榜上的人，比如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说过一段能够很好地诠释当时的嬉皮们所追求的自由的格言："我喜欢能打破陈规或者推翻现行秩序的想法。对任何与反叛、无序、混乱有关的东西，尤其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行为，我都有兴趣。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外在的自由是带来内在自由的一种方式。" 就吉姆·莫里森所说的这个层面，嬉皮所追求的理想和伍德斯托克精神已经在互联网——这个人类中枢系统的延伸——上得到了部分实现，只是，一个人要想充分感受发生的改变到底有多巨大，他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敢于做一个真正的域外之人，而不是重复前人之举，去做喜欢给自己贴标签的摇滚乐手和弃绝都市生活的前白领。 像（当年的）阿比·霍夫曼、（当年的）阿尔伯特·霍夫曼、（当年的）詹尼斯·乔普林、（当年的）亨德里克斯、（当年的）乔布斯，（当年的）斯多曼、以及那些传承伍德斯托克精神的（早期）电脑程序员那样，嬉皮精神鼓励人们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去探索未知领域，不论那个领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游离于现存体制、规范、理论、文明、科学之外，等待你去发现和创造的。这个未知的领域，还可能是你的大脑之中，那块被既有人类文明束缚住的——精神的洪荒之地。 救赎之路，不在他处。 2009年，燃烧者现场，一对情侣 |
| Posted: 22 Sep 2009 08:41 AM PDT 刊于《时尚先生》9月刊 文/雨良粉
阿比·霍夫曼如何令伍德斯托克变得更加政治化——并最终改变了美国，以及世界。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最初也是作为商业活动来筹划的。但它是如何变身为一场神话般的盛事，并持续引发激烈政治论战的呢？ 对一些人来说，伍德斯托克象征了一代人的不满、反越战、性解放、种族和平、借助迷幻药实现的心灵扩展。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象征了一个泥沙混杂的危险社会、一场破坏法律的神秘仪式、小家庭的毁灭和现有秩序的堕落。 以上每种观点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和现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都是富于政治性的。这不是偶然的，有一小队政治活动家贯穿始终、尽心竭力地要在这个神话上打上政治的印记。
69年的夏天 1969年夏，部分的学生运动已经盯上了那些涉世未深、疏离、反叛的白人青少年。那时候，正处在无政府野皮党阶段的"气象员"正在高中走廊里大声疾呼"越狱！"这支极具暴力倾向的革命队伍，后变身为"气象地下组织"。也是在那个年代诞生"白豹党"，其领袖约翰·辛克莱尔还写过一本叫《吉他王国》的书。白豹党热衷于政治和音乐，深受"学生民主社团"和MC5乐队影响。气象员和白豹党呼应了已日过中天的野皮党。他们都对药物文化兴致勃勃，将药物视为解放的要素，同时也对音乐情有独衷。"还有什么能集这些于一身，成为比'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更好的组织工具呢？" 如今已是《国家》杂志副主编的安德鲁·科普坎德解释说。 1969年6月，阿比·霍夫曼在密歇根州的一次野皮党会议上第一次听说了伍德斯托克。在听罢关于它的种种描述――包括音乐节将在鲍勃·迪伦的农场举行的谣传――后，已花费两年时间致力于将青年文化组织成政治力量的霍夫曼，看到了一个机会。 "我知道那会成为一场盛事，因为它已被说得神乎其神了，人们都在编撰关于它的神奇故事，"霍夫曼对《伍德斯托克口述实录》（1989年）一书的作者乔尔·马科尔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它的主办者。" 马科尔的书中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描写，讲了霍夫曼如何以搞破坏相威胁赢得了主办者的允许，在音乐节现场设立了一座"运动之城"，又如何从主办者那里弄来10000美元的捐款来修建它。 曼哈顿的下东区，作为东海岸的反主流文化首府浮出了水面，霍夫曼的组织基地也在那里。身为民权和反越战运动的老炮，1967年，31岁的霍夫曼决定使出浑身解数来组织一场青年叛乱。"组织者往往是不同于煽动者的，"他在自传《不久将拍成一部主流电影》（1980）中这样写道，"他们就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当地人，学他们的方言，模仿他们的语言风格。"而他集两种身份于一身。在自传中，他写道："嬉皮文化刚刚浮出水面，那就是我们。" 他还写道："有一种东西，令我们在下东区的组织经历变得不同：长发。它在当时意味着很多东西……它引发了青年与家庭、学校和警察的激战。在下东区，警察经常抓着孩子们的长发，把他们扔到墙边进行搜身。" 对纽约的嬉皮士而言，警察的骚扰成为了首要的地方组织难题。为此，阿比和纽约警署辖区长官乔·芬克交上了朋友，"他接纳了我，好像我是个任性的孩子。" 阿比说。 乔·芬克无意中成为伍德斯托克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音乐节主办者雇佣了韦斯·波默罗伊协调安保工作；波默罗伊曾是县治安官和公路巡警，作为美国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的助理刚刚退休。波默罗伊帮助芬克招募警察在周末为演出作保安。 芬克尽管与霍夫曼和野皮党建立了一种职业友谊，却和另一支更为好战的团体"处死混蛋"（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s）频频产生不和。"处死混蛋"四处张贴手写的传单，力劝嬉皮士们去参加伍德斯托克。传单上写着："免费音乐、免费宿营、警察不带武器。" 芬克感到了隐隐的威胁，他带着传单去提请警察行政长官霍华德·利里的注意。音乐节的前一天，利里下令禁止城市警察去伍德斯托克做兼职。"处死混蛋"天真的组织战略导致局势发生巨大转变。8月15日，音乐节第一天，《纽约时报》的大标题赫然写着：346名警察退出音乐节。
没有警察 "我现在一个保安也没有了，"波默罗伊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在没有警察保护的情况下集结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孩子群。"在当地青年的口口相传中，伍德斯托克似乎成为了一场不会因吸大麻和磕药而遭迫害的活动。这使观众人数不断增加并确立了自由的基调。 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波默罗伊说事实上有不少警察在音乐节上现身。"我没问他们是不是从纽约来的，"他说。这些警察可不想被自己的长官发现，这也确保了他们在年轻人面前会拿出最得体的举止。没有哪个警察会逮捕抽大麻的孩子，因为该警察将不得不在官方文件上说明自己的身份。 除了野皮党、"处死混蛋"和其他旨在为音乐节加盖革命印记的团体，非主流媒体也扮演了令音乐节政治化的推手。"1969年对地下传媒来说是分水岭式的一年，"科普坎德回忆说，"地下报刊做得很火。纽约有一家《鼠报》，创办人是杰夫·希罗，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夜莺杰夫·希罗。在音乐节开始的三天前，我就是跟杰夫和《鼠报》的人一起开蓬车去的。" 阿比·霍夫曼的妻子安妮塔说："夜莺杰夫把印刷机带到现场去做《鼠报》。一群行动主义者还在那组了一个小队。" 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真叫有革命性。 据加州"小猪农场"最耀眼的成员"滚动的肉汁"所说，他受主办者之邀来提供免费食物并协助组织工作，"有几万人在入场时间前就到了。一个主办者要我清理内场，他们好向观众收票。他们跟华纳兄弟公司达成协议要做音乐节电影和原声大碟的事我们已经听说了。我问他，'你是想做个牛逼的电影还是做个烂片？'面对现实吧。伍德斯托克的主办者就是奔着挣钱去的。只是那些旋转栅门不知怎么倒了而已。" "那一幕也许不会再重演了，"安妮塔·霍夫曼说，"主办者也只能耸耸肩。" 科普坎德这样回忆道："突然间，闸门打开了，'伍德斯托克王国'奔涌而来。那些政治人物在好几个小时里都不知所措。我所能记得的就是这局面太令人崩溃了，然后有人说，'别管这么多了，好好玩吧。'事实上，有意识的政治性组织工作至此画上了句号。巨兽般的人群在四下里游弋。任何政见或趋势的形成，更多是源自内部的动力，而非政治骨干们有意识的努力。它不可能被这些人所领导、指挥或影响，尽管这10年里他们都在发展自己的政治。"
天堂与地狱 在第一天的媒体报道中，伍德斯托克被说成一场梦魇：庞大而失控的人群，纽约州高速公路4小时的大塞车，食物匮乏，非法药物滥用，以及周五晚上的倾盆大雨。 这场后勤危机对阿比·霍夫曼来说又成了一个机会，他马上换了一种运筹方式――足以令那些仅通过他的野皮党风范来了解他的评论者们愕然。 到了周六下午，一切都化险为夷了。"小猪农场"喂饱了饥肠辘辘的孩子们。那些飞得乱七八糟的人也在医疗帐篷里平静了下来。太阳出来了。 "阿比组织的医疗帐篷，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组织工作，"滚动的肉汁回忆说。 "阿比和那些出色的后勤组织者还让一些政治人士也来帮忙弄医药和食物，"科普坎德补充道，"有意思的是，自由派在那一刻转变了。毕竟，那些是他们的孩子，这是关键所在。毕竟，孩子们是要参与到文化之中的，即使他们在这个周末飞得不着四六，听着某个海洛因成瘾的疯狂黑人倒着弹奏美国国歌。" 当权派虽然勉强接受了音乐节所宣传的青年文化，但有个关键性的东西是美国父母们所不能认同的：毒品。《纽约时报》这样描述伍德斯托克的观众，"他们展现了奇装异服之下的真善美，如果激发这种真善美的不仅仅是LSD就好了。" "药物显然有种抚慰效果，"科普坎德说，"但它也会让人变得呆滞、迟钝。我打赌几乎所有人都吸了大麻，但磕药的绝没那么多。我一直觉得大家高估和夸大了迷幻药的消耗量。" 伍德斯托克只发生了一例海洛因过量。不知谁带到后台的1公斤可卡因――这种毒品在60年代还没有广泛传播――也在大雨中报销了。因此大麻和LSD当仁不让地占据了绝对优势。 因有350名青年在服用所谓"棕色酸"之后经历了噩梦般的体验，为LSD招致了大量的负面报道。可是，事后回想起来，他们的糟糕体验或许怪不得LSD，要怪也该怪政府对LSD的禁令。没有人了解在棕色酸、绿色酸、蓝色酸和其它乱七八糟的迷幻禁药里都含有些什么成分，这才是问题所在。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观。 "现在，"肉汁说，"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去看精神病医生，从他那得到一次迷幻剂体验。而那时候，那些可怜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在街头买了些什么。在人们开始了解真相并搞清手中的药物之前，很多未成年人为此丧命，这真是耻辱。"
阿比Vs.谁人 阿比·霍夫曼组织完了医疗帐篷、食品和水的配给后，开始与安妮塔和保罗·克拉斯纳（《现实主义者》杂志的编辑）在音乐节上四处巡游。"我们在伍德瑟托克上赤身裸体，"安妮塔回忆说，"保罗也一丝不挂地跟我们待在一块。那地方有条小河，大家都脱光了在里面游。好像是在加利福尼亚吧，很多嬉皮士在私人酒吧里也会这么干。不过在东部，这还是第一个聚集了这么多裸体者的地方。" 亲身参与了此种体验之后，阿比还不忘他将音乐节政治化的初衷。他打量着面前的这片人海，决定上台发表一番演说。 问题是，主办者并不想让他讲什么话。 约翰·辛克莱尔刚刚因为拥有两根印度大麻烟而被宣判了10年的刑期。阿比决定夺过麦克风讲讲辛克莱尔的窘境。 "阿比代表了反主流文化和政治激进分子中间缺失的那一环，"克拉斯纳回忆说，"这在他登台的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彼得·汤森和"谁人"乐队正在演出。"'谁人'正像往常一样演出，"歌手康特利·乔·麦克唐纳说，"他们并不正式报出歌名，他们用肢体语言表示演出开始了。有那么一个瞬间，舞台上没有动静，或至少在阿比看来是那样的。但在我看来很显然乐队要进入下一首歌了。" "阿比上台走到另一个麦克风跟前，开始讲约翰·辛克莱尔入狱的事。这本来也无所谓，因为观众没打算听他讲话，他们正准备要听下一首歌呢。阿比说的话就像风一样从观众头顶飘了过去。他并没有说'嗨，我是阿比·霍夫曼。'彼得抬眼一看，'乖乖，台上有个不认识的人。'他上前去用吉他把轻轻敲了敲阿比脑袋的一侧，并没有打他，但却把他吓坏了，阿比一下蹿进了记者席，就在舞台的斜前方，离舞台大约4米多吧，然后爬进了观众群。" 克拉斯纳解释说："这一段电影里没有。遗漏了这么有意思的场面。" 有些当时没看到始末的人，听说汤森用吉他砸了霍夫曼的脑袋（要知道砸吉他可是汤森的招牌动作）。这件事后来成为音乐节组织者、电影工作者，乃至某些艺术家为擦去神话中的政治成分而付出努力的象征。汤森过后还会说，用吉他打阿比是他所做过的最具政治性的举动。 对霍夫曼的组织工作，麦克唐纳持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阿比在伍德斯托克上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他坚持说，"我觉得阿比是不负责任的。我在社会主义家庭里长大，他是在资本主义家庭长大，所以他对这些事一窍不通。他好哗众取宠。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他觉得可以靠操纵音乐节去迫使革命发生。那可是非常冒险的事。" 10年后，霍夫曼开始明白他在伍德斯托克上的举动是躁狂抑郁症的表现。这也导致他最终于1989年自杀。 因在一名卧底警员的要求下促成了一桩可卡因交易，霍夫曼获刑20年，当时正值他逃亡第6年。在一个朋友的磁带录音机跟前，霍夫曼回忆说："我又一次好长时间没合眼了，工作压力巨大，我试图用设置帐篷等手段来挽救音乐节……我感觉有点怪怪的，抓过麦克风来就说了那些话，麦克风是关着的，我跳下了7米多高的舞台。我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能量爆发。我开始写书，5天就写完了。" 换言之，在某种疯狂的精神状态下，阿比以一种帮助社会保全心智的方式利用了那场"能量爆发"。一些人称之为"疾病"的躁狂抑郁症，事实上，对他可能却是一份礼物。 阿比将他的著作《伍德斯托克王国》称为一本"语言摇滚专辑"。他在书中痛斥了音乐节的"嬉皮资本主义"，同时继续在其上加盖自己的文化政治印记。 "是阿比发明了'伍德斯托克王国'这种说法，"克拉斯纳说，"尽管他没有为此获得赞誉，到现在也没有。是他最先将我们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阿比写道："毫无政治追求的伍德斯托克是毫无价值的，不过是流行音乐界的一场骗局。当他们说'嘿，哥们，政治在别处'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别烦我，我想保持我的现状和财产。'"不同于那部伍德斯托克电影，《伍德斯托克王国》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最后都牺牲在编辑室里了。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但无论是媒体还是商业化美国的其它组成部分，都没能洗去伍德斯托克神话中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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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2 Sep 2009 08:53 AM PDT  編按：九月十七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討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受到「內外夾擊」，多位議員質疑高鐵之效益及造價，並促請運動局盡快提交財務報告、客量研究報告等資料，可惜局方仍然沒對發表最新造價的具體數字，更沒透露票價等資料；同時菜園村關注組新提的優化方案及不遷不拆的要求尚未解決，鄭汝樺卻多次在會上講大話，十多名年老村民立會旁聽席即席指出正其錯誤，卻被立會保安拘捕並控以「藐視立法會」罪，有網民立即進行網上聯署抗議。 文：黃偉倩／嶺南大學歷史系生 9月17日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兩點半開會，菜園村居民早於一點半在示威區威，並遞交相關文件予進入立法會的議員，盼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 根據會議內容，廣深港高速鐵路工程上馬的緣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2) 環保 3) 經濟效益 乍看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害，但議員相繼提出的質疑卻值得深思﹕ 王國興﹕方向上支持，但細節需斟酌。 鄭汝澕回應﹕ 黃成智﹕ 鄭汝澕回應﹕ 張學明﹕ 鄭汝澕回應﹕ 鄭家富﹕ 鄭汝澕回應﹕ 主席劉健儀﹕ 湯家驊﹕ 不接受書面回應，應向公眾交待 鄭汝澕回應﹕ 劉江華﹕ 鄭汝澕回應﹕ 梁國雄﹕ 葉偉明﹕ 余若薇﹕ 鄭汝澕回應﹕ 究竟誰是誰非，是否少數利益可為大多數犧牲，菜園村的居民在席間的強烈抗議又可見政府是否與他們有足夠溝通，廣深港高速鐵路是為了全部港人還是少數有錢的香港人，大家自有定奪。 |
| Posted: 22 Sep 2009 08:50 AM PDT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2009年的这个夏天，我回老家查资料，顺便走访了本县不同乡镇的一些干部，包括几位乡镇党委书记和乡人大主席。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件让人十分愉快的事情。虽然谈的问题多半只是浮光掠影，但也都是值得记录下来，以免"遗之在草泽"。毕竟，如其所述，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少有机会甚至也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而像李昌平那样直接向共和国总理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我们的聊天是分别进行的，有的是在白天，有的在晚上，有的甚至只是因为避雨时的机缘巧合。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的某些相似性。比如，对于"零上访"政策的反感，对农村凋蔽的认同，对农村建设的力不从心以及对文明政治、轻松生活的期许等等。 说到上访与截访问题，显然这已经不是个别乡镇干部素质高低所能解释了。2009年的《半月谈》杂志编发过一位从事信访工作的乡镇干部的真实经历。配发的编者按指出，"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的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他们，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 据这位乡镇干部介绍，他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文中谈到当地一位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17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具体情节更像是小说。据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近年来每到全国"两会"等时期，镇里都要派出5名干部24小时跟随这位上访者，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一次耗时半个多月。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如果实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销号"(不被上级机关记录)，避免不被"一票否决"。 类似的故事，我在本县的几位乡镇干部那里也听到一些。据说，为了维稳，有的信访干部甚至跑到上访户家帮着割稻子。 我当然知道有些乡镇干部的确是胡作非为了的，也亲听了我的小学老师正是通过不断上访、围堵县委书记、在县政府静坐等办法解决了岗位收编的问题。我的这位老师执教20多年，因为农村户口的原因，县里不收编他。于是他便约了十几位相同情况的老师一起奋力抗争。虽然事情最后得到了妥善解决，这位老师还是心有不平事："我们多次围堵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的门，并在县委县政府静坐……我很想不通，为什么有些问题只有通过吵闹才能得到解决呢？难道这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吗？"教师同样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据说如果问题解决不了，他们就要到北京找组织讲理了。如果他们遇到"截访"，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公平。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将这种全国性的"截访"的出现简单地归咎于乡镇干部的胡作非为。我曾就此现象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谁来同情'体制内弱者'"的问题。没有谁天生想当恶人。然而制度设计如此逼迫人，所谓"截访"，在很多情况下无非就是无计可施的"体制内弱者"施加于"体制外弱者"的一种暴力，截访者也因此沦落为"在一线做坏事的人"，独自担负制度的坏名声。 早在1996年，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同样记录了一位乡干部的话："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在此，且不论政策本身的目的、效果如何，以及类似乡干部是否有"制度上的原罪"。具体到时下一些冲突连连的行政行为，在遵守法律与完成政治任务之间存在某种脱节是显而易见的。 逻辑是荒诞社会的显影剂。这种荒诞与脱节尤其体现在"零上访"与"一票否决"政策上。一方面，宪法规定信访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一方面"零上访"与"一票否决"等政策却又在否定这种权利的意义，并以公民不使用这种宪法权利为荣。否则，上级管理部门怎会将"零上访"视为一种政绩？ 言归正传，我还是大致回顾一下几位干部的观点。 先说县民政干部C先生，他为人十分热情诚恳，虽是官员，偶尔你也会从他的眼里读到知识分子般的忧郁。听他感慨较多的是，现在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与此同时，对一些媒体对乡镇干部的丑化也颇不以为然。他和我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当时他还是某个乡的党委书记。有一次，省电视台有个负责舆论监督的节目组到乡里拍当地农民打麻将的片子，并质问这位书记当地人为什么没什么文化追求。C先生听后很生气：你说我们老百姓打麻将没精神追求，我倒想问你们做电视的，生产文化产品更是你们的专业，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提供了什么好的文化产品给农民，来提高他们的素质？据说，这短短几句话，问得刚才还咄咄逼人的几位记者一时语塞，悻悻而归。据我所知，C先生是读过不少书的，他甚至如数家珍地和我谈过陈寅恪、雷发达。2009年6月他在西北某市出差，在机场翻到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刚读上几页，就知道是本垃圾书，便扔一边了。作为一名久居基层的干部，想必C先生更了解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中国人不高兴"，而不是"中国不高兴"。而就在我在县里的那几天，他正为当地退伍军人上访等事奔忙。 再说Y先生，某乡人大主席。大学毕业后在乡里工作了近十年，属于很想做实事的那种人，为人也十分敦厚纯朴。在我们相识后，偶尔还会在我的网站上留言，发表他对农村现状的一些看法。在他看来，农村之所以发展不起来，"说穿了就是农民处于金字塔底层，塔身和塔顶都靠塔底支撑（供养），而各级党委政府一味追求形象工程挥金如土，却不舍得向农村投入，导致农村长期积贫积弱、造血功能不足。"他说，"我在基层工作十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按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农业，改变传统的粮棉单一模式，否则农民就只能穷死，但上级农业项目资金被手长的人拿走，往往还有回扣，我在带领或引导农业特色产业时，没有经费，寸步难行。这些农村造血工作，没有人去抓。" 除此之外，Y先生对农村老建筑的保护十分有热情。不久前我在阳光卫视做了一期"拯救我们沦陷的乡村"的专题节目，其中谈到老家附近一幢荒废的古屋，当时便是他当向导带我去的现场。那天时间比较赶，我们走访的地方不多，但在离开那个村庄时，他因"革命的世纪"毁坏一切、否定一切而发出的叹息，我至今未忘。 W先生是某个镇的党委书记。那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聊了很久，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三个观点： 其一是对"党政分开"的看法。他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似乎也是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目前搞这种党政分开还不如不分开。理由是，大事情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最后出了问题，都是政府负责，而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说得不好听，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做书记的么？" 其二是关于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还不如回到乡公所。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他自嘲说，"如此权责不统一，我们这些乡镇干部就有点像'人体盾牌'了。" 其三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大概是喜欢思考的缘故，W先生周围很少有能与之交流思想的朋友，好在时常能在网上读些东西。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已经无所谓社会主义属性还是资本主义属性了，W先生同样发现，民主集中制不光是中国有，美国也有。他说，你看美国搞的也是民主集中制，而且搞得还非常不错呢。四年一次大选，大选一次即民主一次，之后由当选的总统集权组阁，怎么任人唯亲也无人过问。 在中国的许多权力场上，民主集中制为什么最终都走了样，在那个淅淅沥沥的雨夜里我们没有做更深的交流。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心底里早就有了答案。而且，在我结束与他的谈话，回城不久后又做了一次见证。有位记者朋友和我谈到他们单位不久前搞的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有意思的是，具有投票资格的编辑记者都是几位主事的大人指定的。 显然，这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是"集中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与集中民主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后者集中是民主的前提；前者的重点是民主，后者的重点是集中。如果我们承认代议制中代表的价值在于"不沉默是金"，那么对于后者而言，最大的糟糕则是，当代表们被集中遴选，像前文提到的农民代表申纪兰老人一样以不反对为荣，民主议程就会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失去意义。 城里人甘于继续接受类似的集中民主制，难免让我怀想起乡下人公选村长的好处，那多少有点民主集中制的意味。可叹又近乎悲壮的是，一群未受良好教育的人，甚至尚未脱贫的人，一人一票搞民主，又一次被认为最适合担负起中国未来的命运。 |
| Posted: 22 Sep 2009 07:36 AM PDT 【按】此开张第三期也。编这个小报，比想象的麻烦，不仅在于要阅读大量的媒体，而且还要保持畅快的心情，把有点价值的内容过滤出来。对于一个郁躁症患者来说，这太难了。 1、艾美奖最差服装奖 （点击前往）：☆☆☆ 经济危机远没有过去，人们很需要明星们来冲冲喜。 明星的存在有两大作用：一是集人类的外在优点于一身，让芸芸众生赏心悦目；二是暴露出人性的内在缺点，让普罗大众感觉良好。 所以媒体在报道艾美奖的时候，不忘奚落那些明星。这是美国一本杂志评出的"艾美奖最难看穿着"，大家不妨前去乐一下。
2、《小杜丽》成艾美奖大赢家（前往BBC中文网，为欢度国庆，不保证网页能打开）：☆☆☆
这次艾美奖的大赢家是《小杜丽》（Little Dorrit），这不是《杜拉拉升职记》的姊妹篇。它是狄更斯的小说。一举夺得最佳迷你剧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服装奖，最佳艺术指导奖、最佳选角奖和最佳摄影奖等七个奖项。 我很纳闷，为什么狄更斯这几年又流行起来？是不是跟经济危机有关呢？恩，可能有点关系，日本今年不是很流行 3、《生活》杂志图集：原子弹是一种残忍的美（前往观瞧）：★☆☆ 曾经在世界摄影界风云叱咤的美国《生活》杂志的原子形态，已经消失了，但是它的比特形式，却在网上存活下去。这组原子弹爆炸的照片，告诉我们人类是多么聪明又多么凶残的结合体。 4、大大小小的领导们都辛苦啦
做领导是一件很劳心劳力的事情，否则山城的开发商不会打出这样的霓虹灯装点嘉陵江的夜色。但奇怪的是，越是辛苦的事，越是有人抢着干。 这个礼拜最辛苦的领导是全世界的头头脑脑们，他们要齐集美国，商量如果控制全球超市里的菜刀等问题。愿他们讨论出结果。 5、最热的书《消失的符号》先睹为快 生活在这世上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就如同漫步在图书馆却没有碰一本书。 这是《失落的符号》第一句话。 这本书的超级流行，说明了一个悲哀的事实，全球人民都逐渐习惯用一个脑子思考。福兮祸兮且不管他，我们中国人民岂能甘落牛后呢？ 译言网站发起了一个项目，召集大家一起翻译这本书。目前已经有几章竣工了。（前往观看。） 当然你如果对于自己的英语很自信，那么就直接去下载英文版吧。（前往下载） 生活在中国的一大好处就是接近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速度比较快，当然政治文明除外。不理解的请参考CCAV焦点访谈《六个为什么》。 6、人类的又一大文明成果 《朗文当代高级词典》第5版 为什么要推荐这本辞典？在《新闻双日报》第二期中出现的买房租房的程序员中的大牛：霍炬同学，如是说：看完了《朗文当代高级词典》第5版自带的几十段视频，才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会查词典！ 我相信理科生和程序员，这是最好的广告词了。鉴于这本辞典的第五版还没有来到中国，鉴于amazon都没有得到授权卖它，如果你想先睹为快，那就暂时电驴一下吧。（http://www.verycd.com/topics/2757778/） 不过要记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支持正版。 7、怎么能落下《建国大业》 网友babanana评价这部电影时说：
老六说：
鉴于还没有正版和盗版碟上市，我们还是省省吧，不要去电影院了。 8、中国为什么要禁烟？ 因为太多的人死于心脏病。英国研究显示，禁烟产生的效果令人啧啧称奇，心脏病发病率降低了1/3。让"大红鹰剧场"和"阳光利群"安息吧！（ http://bit.ly/kMwPd ） 9、谁说中国不能输出价值观？（前往观瞧） 3名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21日为讨要薪酬而爬上了位于特拉维夫附近奥诺镇的一处工地塔吊的顶端。 10、DVD推荐：《海盗电台》（The Boat That Rocked） 假如没有这部电影，2009年的影坛将是残缺的。 一口气看完了《海盗电台》，每一分钟都让人惊奇、紧张或喜悦，绅士+友谊+冒险+征服世界（听众）+罗曼蒂克，这难道不是每一个男人的梦吗？ 任何一个不想穿着大裤衩和白背心，挺着肚子、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的中年男人，都应该看看《海盗电台》。 终于更新完了，我的焦虑可以减缓一点了。 |
| Posted: 22 Sep 2009 12:00 AM PDT  问：上周五我们共同社有两名记者在酒店报道国庆活动演练时被打。打他们的人虽然穿着便衣，但他们的挂牌显示他们是参加演练的人员。他们身后还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中方如何保护记者的权益？另外，我们社并没有接到不能报道此次国庆演练的通知，看来这与其他外国媒体得到的通知不太一样。本周六又将进行国庆演练，在报道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定？ 答：我们理解各国媒体希望更多地报道国庆60周年的有关活动，一直努力协调有关方面，为各国媒体采访国庆活动提供便利。在举行重大活动期间根据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无可置疑。我们之前也跟各国媒体打了招呼，希望大家不要对国庆彩排活动进行拍摄和报道。绝大多数媒体对此给予了理解和配合，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共同社没有理会我们的提醒。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对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感到遗憾。我们希望与各国媒体共同努力，做好六十周年国庆有关活动的采访和报道工作。 问：那些打人者会被处理吗？ 答：我们已经把共同社记者的关切转达给了北京市有关方面。我没有接到这一事件有关情况的通报，无法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刚才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共同社记者之前已接到我们的通知，我们的通知很清楚，我们指的是所有的国庆演练活动。另外，我也听说，在记者下塌的北京饭店，饭店方面在阳台已经贴了提示，提示是这样写的：不得拆撕封条，演练活动期间不得进入阳台拍摄。但是共同社的记者私自将封条拆开，拧断铁丝，进入阳台进行拍摄。我希望各位记者在平时的采访中注意遵守中方的各项规定，遇到情况与警方耐心沟通，如果需要可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提供帮助。当然我也希望国庆期间，在北京执勤的公安、武警能够友善地对待各国记者，文明执法，展现良好形象。 问：共同社记者是唯一违反国庆彩排活动报道禁令的外国记者吗？对于违规记者的处罚措施是什么？ 答：我们提醒大家对国庆彩排活动不做采访报道，是希望"十·一"当天的活动能给你们的观众留下更多精彩瞬间。绝大多数媒体对此给予了理解和配合，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至于你问到违规记者会受到什么处罚，我们并不准备这样做。但是我们之间需要有良好的合作、信任和配合，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充分理解中方的考虑。 问：近期，一些外国驻华新闻机构工作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雇用的中方雇员收到了带有病毒的电子邮件，他们担心自己的邮件地址被泄露。你是否了解情况？ 答：我没有听说这件事，可以帮你了解一下。 以上新闻链接见：http://news.163.com/09/0922/19/5JRD8U6N000120GU.html 特别提醒天涯社区部分猪脑子值班编辑，如果你连这个新华社采写的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也敢删，老子操你八辈子祖宗！ |
（2009年8月28日晚六时，毛译东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和刘滨的女儿毛甜懿周岁生日庆典活动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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