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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4 Nov 2009 01:13 PM PST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邱吉尔, 二战 由HBO和BBC联合拍摄的 Into the Storm 是The Gathering Storm 的续集，The Gathering Storm 拍摄于2002年。7年过去，演主角邱吉尔和他妻子的演员都换了，但是水平不亚于前一部，同样受到好评，在美国的艾美奖上获得多项提名，最后演邱吉尔的爱尔兰演员 Brendan Gleeson获得电影和多集电视剧类中的最佳男主角奖，这部片子同时还获得这个类别最佳配乐奖。 这两部电影的主角是二战前后的邱吉尔，前作 The Gathering Storm，顾名思义，是指二战之前，积极提倡备战、强硬对付德国的邱吉尔，在英国颇不受欢迎，仕途上郁郁不得志，对英国面临"即将来临的风暴"缺乏准备而感到忧心，电影在欧战爆发时结束。 这部 Into the Storm，片名当然是指英国一头闯入欧战风暴中，措手不及，步步退却。在敦刻尔克之后，英吉利海峡被德军突破，已是明确的威胁。当时英国失败情绪弥漫、有人建议和希特勒谈判媾和。此时此刻，过去一直因为"好战、酗酒、傲慢欺人"而不受待见的邱吉尔，成了英国最需要的领袖，他的坚强意志，对胜利的信心，在说服同僚和赢得盟友上起到的关键作用，正如剧中的罗斯福所说"他也许惹人烦，但绝对是个斗士"。 我觉得 Into the Storm 的最大成功，是采用两条线索交叉叙事，即1939年开始的二战，和1945年7月的英国大选。电影的开头，是1945年在法国渡假的邱吉尔在等待大选点票时(当时点票花了三个星期)。结果我们当然已经知道：邱吉尔带领英国打赢了二战，然而欧战胜利日(VE Day)才两个月，英国人就把邱吉尔领导的保守党选了下去，担任二战后第一任首相的是战时的副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电影中的邱吉尔，在二战中坚定执著乐观自信，在二战后等待大选结果时则是暴躁而固执，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 邱吉尔在二战爆发时被召回内阁，成为国家领袖，是因为英国人相信他的领导能力，他的坚强性格和感召力，确实是士气低落的英国能够站稳的重要原因，这些在电影中都有展示：他对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的回答是"一个在战斗中倒下的民族会重新站起来"；对敦刻尔克撤退的反应是"我们决不会投降"－－这段演说已是英国历史中的经典一刻。 而在二战胜利后邱吉尔立刻被请下台的原因，是当时的英国人民强烈希望改造社会，消除社会等级制度下的不公。在拥有成熟民主制度的英国，实现这一愿望第一步是换下邱吉尔，选上一个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领导人来。其貌不扬的艾德礼，在一片废墟之上，建成了全民医疗体系(NHS)，完成了一系列工业国有化，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 如果说邱吉尔是一个砸锅卖铁打退强盗的大哥，那么艾德礼就是一个缝缝补补重建家园的小弟。战时有邱吉尔，战后有艾德礼，可说是英国之福，而在这背后的民主制度所提供的灵活性，让人民有参与历史发展的机会――既可以推动变革，又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是不可低估的。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09/11/14/into-the-storm-2009/ newlight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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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O Interview with Cory Doctorow - On Copyright Posted: 14 Nov 2009 02:00 PM PST TVO Interview with Cory Doctorow - On Copyright Cory Doctorow is a science fiction author, activist, journalist and blogger--the co-editor of Boing Boing and the author of the bestselling novel Little Brother. He is the former European director of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and co-founded the UK Open Rights http://www.tvo.org/cfmx/tvoorg/theagenda/index.cfm?page_id=7&bpn=779651&... |
| Posted: 15 Nov 2009 12:00 AM PST 中国民众为何抱怨？——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2009年8月14日在复旦大学学术报告厅 作者：于建嵘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9-9-10 本站发布时间：2009-9-10 16:33:12 阅读量：1875次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
| Posted: 14 Nov 2009 08:20 AM PST 看到1984有人介绍在当当可以买到《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上去看看果然是，书来后，品相还很新。这本书印数6000册，卖了10年居然还在卖。 腾讯的验证码肯定是个填字游戏高手设计的，每次都在考验俺的眼神和耐心。 周久耕至少曾个文青啊：周称自己在看守所内已经写就了一本长达35万字的长篇官场小说。这说明，文学青年千万别走错道，入官场。 忽然想到：周久耕不好好当官，却蹲监狱里写小说；韩寒不好好写小说，却当起了维权勇士。这是多么复杂的内在逻辑啊，是否证明，在这个变态的年代，没有什么不可能滴？要么说，大伙儿都只能变态地生存着？ 纳博科夫的遗著《劳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即将出版。这本小说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纳博科夫透露："我已经把《劳拉的原型》琢磨了五十多遍了，他倾诉道："每天我都会大声朗读这部作品，梦里也要与书中主人公同眠。（转载） 这是俺昨天文章中的一段，虽然文章写得不好：韩寒所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正因为大多数人都做不了韩寒，这个名字才显得如此耀眼夺 目。在韩寒身上体现的公共意识和批判精神，恰恰是这个社会的共同缺失。从这点来看，韩寒不仅让周久耕们黯然失色，大多中国作家也该为此感到羞愧。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已于周一(26日)晚间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 享年89岁。刚读完李宗仁回忆录。唐氏可以存世的作品不少。原创类的可能就是晚清七十年了，全文版我下了很久，也还没看。其他像胡适口述自传等，年轻时候 就拜读了。 书越卖越多，找书越来越不容易。不知道书放哪里了就算了，有时候明明知道那本书就在那里，就是够不着。要把书拿出来，俺得搬开三四摞又高又重的书才行。累得满头是汗。当然，书拿到手了，比一个渴极了的人喝到可乐还爽。 刚埋怨家里书放不下，带儿子到小区走走，他非得上小卖部找老板的孙子玩（他叫老板王老吉）。结果看老板收来一堆废旧报纸，从废纸堆里挑出两大捆《文史知识》，杂书若干。这些文史知识都是一整年整理好的。据说是从浙大老师那收购的。拧着书自个回家了。 换了MSN签名：钱学森去世关你什么事？试问有几个人真正认识和了解钱学森。对他的专业一无所知，单凭他的社会表现下结论，也只能是以偏概全 吧。从他论证亩产万斤可能性，推论他的学术不行，也未必那么绝对。把大跃进归咎在他头上，更加扯淡。钱的真实面貌，恐怕还需要时间长河的冲刷，才能显露出来。 某网站请俺就钱学森去世写个评论，俺婉拒了。别说俺不敢写，还真不知道有几个搞评论的能写好这个话题。也许科学界有人能写吧。对了，俺转过他曾先到台湾再回大陆的记载。这个事情其实也可以分很多角度理解的，比如搞投机，但也可能是为学有所用。 据载：（2004）年初，唐德刚的女儿帮他整理资料时，由于不懂中文，竟在未征得老爸同意的情况下，将他数十年积存的民国史资料全部丢掉。唐 德刚发觉后，"气得要死，一时天旋地转，差点昏过去。"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不断念佛经，强行控制情绪。后来转念一想，立刻自我安慰，"甑已破矣，顾之 何益！" 据载：唐德刚捐赠（安徽大学）的藏书包括外文书籍1002册、中文书籍2776册、古籍165函15册，中文期刊786本，外文期刊506 本，另有手稿、复印件若干。此批图书漂洋过海，于10月23日抵达安徽大学。目前，图书馆工作人员已初步整理完毕，单独列藏，待相关技术处理后将向广大师生开放。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抵达柏林，与德国前总理科尔及同时期各国领袖共聚一堂，一同缅怀柏林墙倒塌20周年。——他们都老了，俺们也老了。20年啊，从一个懵懂少年到年近中年。 电脑越便利，脑子越不好使。昨天有11年未见友人来信，就署了个姓，到现在还没想起他叫啥名字。今天有人在MSN打招呼，让我猜猜是谁，和对方合作过，疯狂在网上搜索了一番，总算找到人家名字。唉。 太郁闷了，前几天不是从一堆垃圾里捡回来一堆书吗，今天人家又找上门了，说是老婆不小心卖错了。主要是要回那几套《文史知识》。不过，很理解老人家的心情。1982年的文史知识，自己订阅至今有27年了。俺老婆要把书给卖了，俺也跟她拼命拉。 魏英杰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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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4 Nov 2009 11:48 AM PST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鲁迅 |
| Posted: 15 Nov 2009 12:00 AM PST   最近的话题很多，周部长，薄书记，柏林墙倒塌，奥巴马，还有许知远的新作。直到我看到了FT中文网的这篇文章，我才明白，其实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和他们争论什么，只要再现真正的历史就够了。我们处心积虑的"翻墙"去看那些有些人不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可悲的要借助外媒才能了解发生在自己社区的事件的真相，知识分子们到处搜寻Ms.Long的那本应景的大作……你可以说你不关心政治，但是你必须关心你和你家人的生活。静下心来读完这篇文章，没有落泪，你才真应该问问你是不是真的中国人。 母亲1960 朱启 在我在编辑这篇文章的时候，凤凰卫视说中国政府将宝马轿车列入了公务用车名录，人民大会堂前面以后会用上宝马的警车，这不禁让人感慨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的富足。媒体如今更愿意报道G2，更愿意把我们的国家塑造成拯救世界的英雄，甚至大家已经在谈论世界应该学习"中国模式"。而有选择性的遗忘，也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应该选进小学课本，如果我们的国家有这个勇气，我们的国家才能真的强大，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的"从此站起来了"。 |
| Posted: 14 Nov 2009 10:35 AM PST
著名维权人士，结石宝宝之家发起者，北京的赵连海先生昨天晚上12点在家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刑事拘留。 赵连海电话： 13911834831。夫人小梅电话：13718333266。 据悉，此前，11月10日，本来是全国首例结石宝宝家长索赔案开庭的日子，为了这个日子，一年里无数家长、各界人士走过了千辛万苦！可就在开庭前夕，家长王刚被警方抓捕并粗暴对待，资料被查抄，开庭被推迟。 赵连海为此奔走呼吁，征集签名、并向北京警方提交抗议书，不料如此和平的举动，仍被警方视为寻衅滋事。五百多网友的热情相助，成了他的罪证。电脑、相机、文化衫均被查抄，孩子的不幸，加上了家长的不幸，祸上加祸、痛上加痛！原本是"你妈妈喊你回家饭"，现在是一双儿女，喊爸爸回家吃饭！ 值此隆冬岁寒、雪上加霜之际，热心网友们，再次发起签名，呼吁北京警方尽早释放赵连海，以免错上加错！ 签名信箱： liushasha007@tom.com Liushasha008@gmail.com 连海后援QQ群1群 19740589 签名网友：（姓名，住址，职业） 巴忠巍，广东，维权人士 徐旭 湖北 文艺批评家 李野航 成都 自由撰稿人 周进 湖南 结石宝宝父亲 |
| Posted: 14 Nov 2009 07:34 AM PST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0) | 标签:英国, 阿富汗战争, 北约 注：《新欧华报》是英国本土一家中文周报，发起了Chinese Shadow Parliament(中国影子议会)栏目，每周邀请三大党的华人党员，探讨一个当周英国政治话题。英伦在线是该栏目的评论媒体。本周话题是英国是否还要在阿富汗驻军。 阿富汗战争合法吗？对于英国政客来说，已经不重要。为什么进行阿富汗战争？冠冕堂皇的答案有很多：根除基地和塔利班组织势力，帮助当地民主建设，打击毒品犯罪，提高妇女权益。工党内政部官员乌拉斯（Phil Woolas）甚至还说可以减少难民申请人数。 现在关键是，为什么还要在阿富汗？英国历史上有很多失败的战争，1899年，波尔战争，历时三年，是大英帝国的"越战"，1956年，苏伊士战争，直接导致埃登政府垮台。英国也有很多成功的战争，1982年的马岛战争，90年代中期英国成功参与干预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属于哪一种？就和现在窗外的11月份的天气和经济一样，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太阳就是英镑。每年英国驻阿的费用大约是26亿英镑。但是，这不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英伦在线》曾经做过一项分析，英国2007-08年国防预算是370亿，并且至少预算规模维持到2012年，关键是"在本财政年度结束前，经济必须强力反弹"。同时，英国会寻求与北约更多合作，来减少开支。 赌阿富汗，是布朗赌经济的其中一局而已。 在未来的大选中，阿富汗是个话题，但不是一个决定性议题。如果工党，或者保守党的选举策略，硬要把阿富汗战争，修饰成美国的"越战"，把撤军按照奥巴马的Change来设计，这将是非常"硬着陆"。我个人认为，自民党能否继续从反战立场给自己加分，不是很有把握。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上台，都会考虑在阿富汗，保持一定形式的影响力，短期内驻军是最合理的选择。我可以做一个预测，11月23日北约军事上，增兵阿富汗会达成共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重新反思自己的移民政策。控制穆斯林移民是一个重点。留在阿富汗，经济上英国政府负担得起，也会给未来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更多的操作空间。 关于阿富汗战争民调，很多是情绪性，受制于相关事件激发，比如伤亡增加、布朗亲笔信笔误、国防部奖金等，但是，我不认为它能够反映民众对自身利益的长期态度，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利益。比如，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有7%的英国儿童认为希特勒是一名德国足球教练。我会觉得好玩，但不改变希特勒是纳粹元凶的事实。 英伦在线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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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herlands joins the Pigou Club Posted: 14 Nov 2009 08:57 AM PST A student alerts me to this story about the new Dutch policy to internalize exter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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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4 Nov 2009 07:54 AM PST 去欧洲了，有急事请短信，12月7回国。 |
| Posted: 09 Nov 2009 10:34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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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4 Nov 2009 08:49 AM PST 日本南同盟及民陣舉行交流會議 2009年11月11日，南方民主同盟日本支部及中國民主陣線日本支部舉行了核心交流會議。 是次會議在位於東京的中國民主陣線日本支部辦事處舉行，雙方在中國民主運動範疇中的不同層面，都交換了意見。 南同盟日本支部派出，以召集人安東幹為首的兩名代表。中國民陣日本支部亦派出以林飛為首的三名代表，出席是次核心交流會議。 南同盟日本支部及中國民陣日本支部期望，在未來日子會加強雙邊合作，努力為中國民主運動作出貢獻。 南同盟主席龍緯汶對是次跨黨派的接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龍緯汶希望，各民主黨派可以平等交往及互相欣賞，放低成見，為早日實現中國全面民主化而奮鬥。 |
| Posted: 13 Nov 2009 08:00 AM PST 糗事#183048 - 01:19:03 标签: 你好坏 糗事#183088 - 08:50:39 糗事#183041 - 00:44:21 标签: 精力狗 糗事#183051 - 01:37:35 糗事#183039 - 00:27:55 标签: 给我看看吧 糗事#183156 - 14:07:20 糗事#183047 - 01:18:54 标签: 地铁 糗事#183141 - 13:17:13 标签: 她爸喝高了 糗事#183159 - 14:18:37 标签: 亲妈 糗事#183259 - 20:13:26 标签: LV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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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4 Nov 2009 07:17 AM PST 小邹：前一段较忙，没有发稿给你，我不会往上贴，我要发一些稿件给你，但忘了你的邮箱。请你给我发一封电邮，我好把稿子发给你。 杨继绳 |
| Posted: 14 Nov 2009 05:49 AM PST 1、美国人发现月球上有水，而且不少。这是一个大发现。它可能对整个人类有深远的意义。这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做的全人类的工作。向美国人表示一份敬意。 2、胡总董事长在新加坡和新加坡留学上海的中学生做视频，毕竟都是集权国家，而且我怀疑那些孩子多半是中国大陆出口转内销的，她们（一群女孩子）成长得好中国啊，她们站得整整齐齐，回答绝不符合中学生口气的问题，也无爷爷态度的腔调，由一个女生代表回答，其她同学绝不抢答可见，少年女孩的玩皮完全被集权领袖弄到哇抓国去了。胡总身边一群中老年妇女，脸上挂着虽笑犹哭。是谁策划一这样的节目啊，怎么身边就是这样的高参啊，难道展示呆板腐朽形象的机会还嫌不够吗。 3、奥巴马先生在日本向中国示了好，才去新加坡。而李光耀先生前些还说了希望美国遏制中国的话，现任总理也重复了同样的话。 4、成都市非常了不起的是，每年都要考新闻从业者，或者准确点说，应该叫每年侮辱一次新闻从业者。那些题目一定有趣极了。 据说今天就有一个题是关于今年发生在成都的"一女子车亚婷被恶男街头殴打致死，而成都晚报报道失实"的题目。记者采访可能不够冷静，但记者面对的采访对象，即目击或自称目击的市民可能首先不冷静，我们可以说个报道不准确，但它可以而且已经在后来的报道中修正了吧？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故意的并且恶意的报道吗？如果这个报道就是大问题，那么，美国就没有一个好媒体，因为他们常常要修正自己的报道。哪里像中国的机关报，六十年不会登一个道歉启示，也绝不更正第一个报道的错误，他们从来不犯错，而是用下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而新闻管理当局则是超人类，可以自授高于新闻本身的权力。他们怎么这么了不起啊。 另外据说还有一个题目是，河南省著名的逯军先生那句对来访记者是"代表X，或者是代表X"的质问的分析。据说这一道题占二十多分呢。考试当局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逯军先生透露了国家机密？我倒是觉得他问得好——媒体不是XX的喉舌吗？当然不能代表老百姓发问。 5、赵忠祥先生的律师，一位自称王富的先生关于"赵作假药广告"三点回应，是今天看到的最了不起的语文，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位王富先生有赛余秋雨先生之才，进而觉得，他应该去接替刘云山先生的工作啊： 一、通报方系行业二级分会，有无授权可宣布公民违法成立？如有授权需不需要经过一定程序？二、通报方列举了三句广告语(请晚报编辑引全)。经查，我当事人所在片中并无此三句话，通报方根据何在？以此引申出违法是否得当？ 三、如在查明事实基础上，确认我当事人的不当之处，我当事人会向公众诚挚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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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3 Nov 2009 08:57 PM PST 原稿1500字,南方都市报评论专栏不能发,感谢东方早报有另一种自律标准,居然发了1100字. 记者证不是特权证 2009年11月13日东方早报 作者：何三畏 修订后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已于10月15日起施行，新华社于今年的记者节当日发布了消息，人们欣慰于"不得阻挠记者合法采访"的规定。但我更关心"非新闻机构组织及人员不得以新闻采访为名开展活动"的规定。 当你看到记者坐在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下面，你能以为这是一种特权吗？这只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因为不可能让所有的公众都坐在那里，所以公众"委托"了记者到场。为什么委托了他去，不是因为他有记者证，而是因为他受过专业训练，有新闻判断能力。 而依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其他没有"记者证"的公民则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这个"办法"如果得以有效实施，公民个人及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会受到怎样的限制，当是一个逻辑结果。考虑到已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效于前，"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在法理观念上的落后，势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混乱。曾有公民个人致函各地政府，要求公开财政收支明细，而不愿公开的政府部门也无法反对，但以后就不一样了，后者可以反问你"有记者证"吗？(恰恰有记者证的偏偏不会发出这样的问话，否则在某些地方，记者证恐怕等不到明年"年审"就失效了)，所以，"记者证管理办法"是否会阻碍公民调查，从而阻碍业已生长的一点进步因子呢？ 幸好，从信息接受的原理来说，记者证不可能垄断新闻。公众在接受信息的时候，除了考虑它的价值，不会考虑它是否由持有记者证的人士制作。正如当你坐在凳子上，不会考虑它是有"木工证"的人士或是木工爱好者制作的，当你读一本小说的时候，也不会问作者是否加入"作协"。记者证之于新闻，和木匠之于凳子，作家之于作品，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这么想来，记者证就被祛魅化了。光荣也好，神圣也好，它就是一个"业务资质证"，就像"木匠证"，"作家证"一样，离开自己的业务范围，这样的证件一钱不值。更何况，在新媒体的时代，记者证垄断"合法采访权"的规定，更是无法实现。从城市下水道的涌塞，城管和市民的暴力冲突，到天价烟官员的老底，往往"有记者证"的还没有到场，或者不可能到场，"没记者证"的公众已经把它上传了。 合法采访权其实就是合法言论权。尽管事实上不可能，但"办法"已经令记者证跟采访权挂钩，从而使记者证成为一种具有别样含金量的紧缺资源，也是一种"带危险性的武器"。那么，就像驾驶证是被允许驾驭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杀人工具的汽车，因而需要年检一样，记者证也就有"年检"的必要了。进而，"调查掌握的违法事实，建立不良从业人员档案，并适时公开"，也进入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在这样的管理之下，为了通过驾驶证年检，倒是只需要遵守交通规则，成为安全驾驶员就行了。无奈，"调查掌握"记者的"违法事实"，常常不太可能如调查处理交通事故那样公开透明和允许申辩，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有良知的记者，揣着记者证恐怕并不如揣着汽车驾驶证舒畅。
原稿:记者证不是特权证 何三畏 修订后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已于 10月15日起施行，新华社于今年的记者节当日发了消息，人们在欣慰"不得阻挠记者合法采访"的规定。但我更为"非新闻机构组织及人员不得以新闻采访为名开展活动"所刺激！这一规定支持了新闻成为一个垄断行业。新闻将通过管理授权，即记者证所垄断。按此，获得记者证的个人和它的雇主才能制作新闻，否则就处于"非法"状态。 但是，很明显，以目前的宪法即可引伸出，记者证不能垄断采访权，公民个人也可以进行独立调查，即所谓"以新闻采访为名开始活动"的。新闻记者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没有法律上的特权。"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不得阻挠记者的合法采访"，难道公民个人的"合法采访"和"独立调查"就该当受阻挠吗？"合法采访不受阻挠"只是公民的普通权利，而不是特权。 当你看到记者坐在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下面，你能以为这是一种特权吗？这只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因为不可能让所有的公众都坐在那里，所以公众"委托"了记者到场。为什么委托了他去，不是因为他有记者证，而是因为他受过专业训练，有新闻判断能力。那么，假如有一个信誉卓著的民间团体，或者一个广有影响的网络公司，你除了说它没有记者证以外，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它的"合法采访"，让它制作新闻处于"非法"的状态呢？ 但是，"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却把公民权利收缩为新闻记者所特有，而其它公民则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这不是新闻记者多了一份权利，而是"非新闻记者"少了一份权利。所以，从整个新闻环境来讲，这是限制了新闻采访而不是鼓励了新闻采访。这个"办法"如果得以有效实施，公民个人及NGO组织和研究机构的调查会受到怎样的限制，当是一个逻辑结果。考虑到已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效于前，"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在法理观念上的落后，势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混乱。曾有公民个人致函各地政府，要求公开财政收支明细，而不愿公开的政府部门也无法反对，但以后就不一样了，后者可以反问你"有记者证"吗？（恰恰有记者证的偏偏不会发出这样的问话，否则，记者证恐怕等不到明年"年审"就失效了），所以，"记者证管理办法"会阻碍公民调查，从而阻碍业已生长的一点进步因子。 幸好，从信息接受的原理来说，记者证不可能垄断新闻。公众在接受信息的时候，除了考虑它的价值，不会考虑它是否由持有记者证的人士制作。正如当你坐在条凳子上，不会考虑它是有"木工证"的人士或是木工爱好者制作，当你读一本小说的时候，也不会问作者是否加入"作协"。记者证之于新闻，和木匠之于凳子，作家之于作品，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这么想来，记者证就被祛魅化了。光荣也好，神圣也好，它就是一个"业务资质证"，就像"木匠证"，"作家证"一样，离开自己的业务范围，这样的证件一钱不值。更何况，在新媒体的时代，记者证垄断"合法采访权"的规定，更是无法实现。从城市下水道的涌塞，城管和市民的暴力冲突，到天价烟官员的老底，往往"有记者证"的还没有到场，或者不可能到场，"没记者证"的公众已经把它上传了。 合法采访权其实就是合法言论权。尽管事实上不可能，但"办法"已经令记者证跟采访权挂勾，从而使记者证成为一种具有别样含金量的紧缺资源，也是一种"带危险性的武器"。那么，就像驾驶证是被允许驾驭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杀人工具的汽车，因而需要年检一样，记者证也就有"年检"的必要了。进而，"调查掌握的违法事实，建立不良从业人员档案，并适时公开"，也进入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职责范围。在这样的管理之下，为了通过年检，倒是只需要遵守交通规则，成为安全驾驶员就行了。无奈，"调查掌握"记者的"违法事实"，常常不太可能如调查处理交通事故那样公开透明和允许申辩，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有良知的记者，揣着记者证恐怕并不如揣着汽车驾驶证舒畅。（20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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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3 Nov 2009 08:45 PM PST 14种"非正常接访行为" 的不良官员也应当被劳教 胡星斗
当前，有的"公仆"时兴以行政拘留、劳教来对待举报、投诉、上访、抗议的百姓；这不，深圳市近日也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定义了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分别予以警告、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处罚，并且对于非正常上访的组织、鼓动、策划等首要分子及主要参加者，从重处罚。 这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既包括信访时喊口号、打横幅、穿状衣、出示状纸、散发上访材料等，也包括信访时自伤、自残、自杀、跳楼等"要挟"行为，还包括信访时纠缠、侮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行为。 在王朝专制时期老百姓尚可击鼓鸣冤，上至皇帝下至县太爷都要接状纸，朱元璋甚至规定：对于敢于拦截上访的官员，老百姓可以将他绑缚京城问罪。现在可倒好，在一些地方的衙门老百姓不但见不到哪怕是七品芝麻官，不但不能喊冤，而且连穿状衣、出示状纸、散发上访材料也是违法的；自残自杀不但不被同情，而且还可能被劳教；举报腐败，也随时可能被公仆认定为"诬告、陷害" 尊贵的官员大人们。 行政拘留、劳教都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怪不得官员们死也不肯废除违宪违法的劳教制度。公权与民权的不对等、权力与权利的不平衡在如今的中国可算是达到极点了。 但我想：既然不废除劳教，总有一天，劳教也可以用来治官；不仅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可以劳教，出现14种"非正常接访行为" 的不良官员也应当被劳教。诚然，老百姓目前还没有制定法律或条例让坏官们被劳教的权力，但至少在人们的心中可以裁决或审判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记下不良官员的名字。 14种"非正常接访行为"是： （一）到北京中南海、各部委颠倒是非汇报群体事件和信访原因，虚报瞒报上访情况的。 （二）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信访人的。 （三）信访案件没有解决而欺骗中央已经解决的。 （四）动用警力或保安对上访人员驱赶、辱骂、殴打的。 （五）接待上访不认真、相互推诿、踢皮球、敷衍了事、推脱责任的。 （六）不转交信访材料、不向上级汇报情况、不督促解决信访问题的。 （七）千方百计买通删除信访记录、弄虚作假的。 （八）暴力绑架、截访的。 （九）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将上访人员非法关进黑监狱的。 （十）将合法上访人员送进精神病院、判处劳教的。 （十一）采用欺骗手段、信口许诺解决问题而不兑现的。 （十二）不进行认真、客观的现场技术鉴定，胡乱认定死亡原因或争议事项的。 （十三）官官相护、裁决不公、徇私枉法的。 （十四）阻碍调查、迫害举报人以及影响政府声誉和公共利益的其他行为。 出现以上14种非正常接访及渎职行为的不良官员将予以行政拘留或劳教一到三年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信访部门的领导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的，依法从重处罚。 2009-11-13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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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3 Nov 2009 08:55 AM PST 通知 您的文章《奥巴马不管中国博客》中因含有不适当内容，已被设置为私密博文。 2009-11-13 13:10 |
| Posted: 13 Nov 2009 08:00 AM PST
宪政之路漫漫——读张晋藩之《中国宪法史》 蒋志如 对于宪法的研究，已经出现繁荣的局面，首先就表现在各种专著——国内著作、国外译著，特别是国外的宪法名著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宪法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是各种各样的关于宪法的论文也是多如牛毛。但是，对于中国宪法史的专著研究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1]，即使在这些著作中，要么是民国时期的著作，要么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的专著，其都不容易找到；只有许崇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和张晋藩的《中国宪法史》比较容易找到。在这两部关于宪法史的研究与专著中，又只有张晋藩的《中国宪法史》是对中国100多年宪政进行全面的评价，该书从184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4年82宪法的第四次修改，对各个时期的宪法思想、宪政运动以及具有宪政思想或者从事宪政运动的人物的叙述与评价完全符合中国人民思想的主流，对于"把握近代中国对宪法的独特的理解，以及宪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过程，进而揭示中国宪法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2]"但是，笔者还是在仔细阅读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一些疑问和迷惑，现就将之表达出来，以求教于大家。 在该书的绪论、结束语以及浸染每一阶段的宪法思想与宪政运动的评论中，作者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制宪的目的与欧美西方国家之重心不一样，西方制宪的目的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中国制宪的目的在于挽救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实现富国强兵，其在第11页[3]就有其经典表述： 西方的宪法所追求的价值与目标：通过制度的设计来实现对政府权力滥用的控制，并充分保障人权。中国的宪法理念则不同，中国宪法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摆在首位的是追求中国国家的富强与民族振兴，而西方宪法所追求的民主、人权等价值降到第二位。如果说近代西方的宪法是"人权宪法"、"民主宪法"，那么近代中国的宪法则是"富强宪法"。 这种论述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宪政运动的经线，用这种视角去阅读中国宪政史上的各种思潮与运动就容易理解了，但是我们在谈论目的是很容易只看目的，而忽略了目的背后的前提即制宪的国家主权问题，王世杰、钱端升曾主张，"一切治宪法学的人，自应首先对于宪法与国家这两个名词，有相当的了解[4]"，那么制宪就更应该解决国家之下的主权问题，然后才能谈到其目的时才有意义，或者说张晋藩教授的关于制宪目的的观点才能立足，然后才会对中国以后的宪政思想与运动提供源泉。 关于国家、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出现不是在中国，是在西方中世纪晚期，其标志就是新王权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出现，最为出色完成此任务的是英吉利的征服者威廉，也最为典型，以西西里位开端，经过英格兰、诺曼底、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佛兰德、匈牙利和丹麦诸国形成伯尔曼所称的"王室法"，即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央集权的加强，虽然此时的教会还如日中天。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的和法律的王权概念的结合[5]"，具体来说即：第一，在法律上，在12、13世纪，新的国王的立法权第一次被确立，"像教皇一样，也借助于专门指派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吏进行立法与司法"，从而加强国王的权威与控制其世俗政府；在地域上，"欧洲各国，国王的和国王法院的普通法逐渐取代了本国领土中彼此疏离的部落、地方以及区域性法律[6]。"换句话来说，就是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主权的出现就是法律中央集权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结果。而且，必须注意，这种方式的中央集权——法律与地域——和中国的中央集权是不一样的，在这些集权的后面一直就隐含着自治的因素，他们没有把它消灭，比如说自治城市的兴盛，他们凭借授权的特许状进行城市自治，商人们利用商法自治。因此，西方国家的法律与政治的中央集权是在自治的基础上的集权，当然这种方式是简陋、粗犷式的，不能和一个现代欧美西方国家相比。从宪政运动的实践来看，英国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可以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9年《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都是在英国中央集权加强后的产物；美国是在独立战争后，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了到现在还在适用的《美国宪法》；法国的"中央集权制是旧体制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7]"即在1789年以前就完成了中央集权，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法国宪法；在这些国家后面的德国、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以及在日本经过倒"德川幕府[8]"运动与前者虽然有一定差异，不完全具有典型性，但是路径却是一致的，其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确认自己的权利，限制政府的强制权力。 1840年前的中国，找不到与之相类似的对应物——自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中国的掌权者决不允许他人和自己分享权力，特别是在专制主义空前加强的明清两代，他们一想到分权、自治的问题马上就会浮现出"大逆不道"、"无父无君"以及"诛九族"的镜头来。但是，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就不断败绩，发现自己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学说、方法未能解决问题，就采用新方法——西学来解释。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大规模交往是在1840年以后，两方交往时可以说是全新的面孔，再加上我们急躁的心情——急于摆脱落后的状态——对之的理解就比较浮浅，而且中国自己几千年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没有分权与自治的中央集权，主要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没有法律上的中央集权或者说法律上的集权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确定性——运行了几千年，所有这些都使所有的问题扑朔迷离。我们从1840年到1949年没有读懂，或许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读懂。 在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政权落到了汉人手中，后来的洋务运动的主角是以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汉人，换句话说就是大清帝国的大一统被打破了，出现了地方坐大的情况，但绝非法律上的自治。晚清实行新政、宪政，一方面想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在挽救危亡，再一方面或许也有适应世界潮流的思想[9]，但是其却因为中央没有能够集权，新政的目的落空，自己也走入了历史的坟墓。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在以孙中山为代表建立的南京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本就没有实施，其制宪的目的——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下的支持下马上就烟消云散了。袁世凯建立的北洋政权继承的是大清帝国的遗产——中央权力没有集中，地方实力仍然很大——其制定的袁记宪法就是在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强人统治，加上袁氏的两个缺点：第一，"他具有很强的封建意识，他的权利个人化的倾向，使他迷信权谋，大幅度的引用亲戚故旧，以北洋军机个人、私人的效忠纽带来成为他的组织原则。这种权利的个人化、权利运作的任意性、权利内部关系的朋党性，导致了这个结构的极其脆弱。"；第二，"袁世凯政治的结构，他的内部组织结构的脆弱性以外，还有权利不受制约，是新权威主义有效运作的一个前提[10]"，这些都导致其的失败，可以说是在中央集权的路上死亡。且在袁世凯死后的北京政府也就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虽然在这过程中制定了一部《贿选宪法》，但是地方割据更似中国以前的地方势力，不是我们需要的地方自治，其制宪确认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是不断打破，或许在他们眼里根本就将之看成一幌子。在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出现一个与以前不同但又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政党统治，利"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式，来重建他的权利基础"，"具有更强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11]"，但是只是比袁世凯的统治基础牢固一些和范围更大一些，但是还是真正缺乏实施宪法，达到宪政目的的前提。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运用"一种强有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的全能主义[12]"对包括国民党政权、地方势力的全中国（台湾除外）重新改造一番，建立了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集权做到了，但是这种权力在运作上更像1840年前的中央集权。一句话，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央权力集中化的过程。到1954年可以说完全做到，它完成了制定宪法和运作宪政的前提条件，虽然这一中央集权不是西方式的中央集权——自治基础上的集权，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已经是一件大事——国家主权问题。 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50多年，根据萧功秦先生的观点进行了两次政治选择，第一个是毛泽东模式，其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对现代化的理解，他是想通过一种否定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实现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模式具有一种南辕北辙的特点[13]"，使得这种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在法律上具有确定性的功效，此时的宪政也和以前的活动一样成为一场表演，这时或许我们就没有想起地方自治，而且还要在宪法上予以确认。第二个模式是邓小平模式，"他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他的权威资源和它的组织力量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体制还具有很强的制度创新能力[14]"，1982年宪法的制定与几次修改其实就是这一时期的宪政思想与实践的确认，随着我们对西方的自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水平的理解的加深，我们最终会明白国家主权对内就是自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而且也应是主要是法律上的中央集权，同时带上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张晋藩先生关于制宪的目的可能更为准确。 黄茂荣先生说道，"概念的作用在于特定的价值之承认、共识、储藏，从而使之构成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产生减轻后来者为实现该特定价值所必须的思维及说服工作负担"，而且"不能因为'强制力'，也不能因为'无限好意'，而加以省略[15]"。那么，关于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限制权力、保障权利，西欧国家大约在12、13世纪就已经萌发，经过城市自治、商人自治以及新王权运动等的中央集权——自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加强的过程，使得这一限权力、保权利的宪法价值与目的不断得到承认、共识，最后以《大宪章》、《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美国宪法》等文件表现出来，并将价值承载其上，渐次以宪政实践（宪政司法案件的运行，比如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形式将宪法的价值与目的体现出来，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以美国为例，"这个过程，延续两百多年，民众对法律的意识与认识，逐渐深化和拓宽，违法现象从大量发生、随处可见，到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又出现新的违法内容、新的违法形式，对法律提出新的挑战[16]"。 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认识逐渐加深，最后达成共识：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在近代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中国此时的方法用尽也不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历史任务，我们的先烈们向西方学习，运用西方路径解决中国问题，只有毛泽东的抉择把中国与西方有机结合起来了，完成了第一大历史任务，然后邓小平的抉择在现在来看可以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这成了整个中国人的共识，故张晋藩先生要断定："近代中国的立宪改制思想总是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目标紧紧联系着……与西方的宪政模式貌合神离"；"从'富强宪法'到'小康宪法'，是中国宪法发展的历史线索，也是中国宪法文化演进的基本逻辑[17]"。这些也在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宪法得到确认；但是，对于宪法的运行与发生功效来说，却没有承担这一价值，而且在宪法制定之后，其已被虚置，而追求富强与小康的目标却一直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之中，因此，可以说富国强兵与达到小康应该是政党或者某一团体组织的纲领：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践行之，并提出自己的独特纲领主张"中体西用"；洋务派可谓只起到思想启蒙作用，而革命派却以政党组织之，将富国与强兵列入政党纲领，只要仔细观察1912——1949年宪法，没有一部宪法表明或者暗示应该达到该目的；真正把这些思想从政党纲领列入宪法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前面已经叙及，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式中央集权的重新加强、地方割据势力消失的历程，期间制定了很多宪法予以体现，比如说《钦定宪法大纲》的目的在于加强"君上大权"，但是"毕竟是被法定化了，这是对皇帝固有的、无限的、绝对的权力的一种限定[18]"；孙中上主导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袁世凯权力限制的目的可能更为明显，《袁记宪法》对袁世凯来说，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对于蒋介石来说，也应该做类似的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基于强制力"就省略了对权力的集中——中央集权——要法律化、权力的限制也要法律化的承认、共识，没有承认与共识，其价值是不可能承载与制定的宪法之上；我们的宪法"基于无限好意"，把西方国家已经成熟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就像开杂货店老板的帐单一样罗列很多，但是"在具体化程度很低的国家，其人民与政府对基本权利的了解有限，以致不能……传递经由约定成俗的消息与价值[19]"，那么这些宪法就只能成为一种表演，何况我们的国人特别是权力者没有遵守法律的习惯。因此，中国的宪法的制定目的同样在于限制权力，保障权利。 因此，笔者不同意中国宪法制定的目的在于富强与小康，并且富强宪法、小康宪法第一，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第二，中国的宪法也是或者也应该是或者至少应该改弦易辙到以限制权力为核心，以公民保障权利为己任。 或许，慢慢阅读，继续解读，可能就会读懂西方宪法与宪政了，就像两个陌生人交往一样，需要日久见人心，"一见钟情"往往会出现危机与问题，这是一个前提，然后才谈得上"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 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于中国宪法史的研究专著大致有陈茹玄：《中国宪法史》，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吴经雄、黄公觉：《中国制宪史》，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2]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1。 [3] 同上，页11。 [4]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1。 [5]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499。 [6] 同上，页498、499。 [7]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74。 [8] 或许，在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虽然在精神上取法与中国，但在社会结构上却与西欧国家有一定的相似，故日本能很快从"日本精神，中国知识"转变到"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以上两个术语，详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页253。）"，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然其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国土面积有一定的优势，俗话不是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及"船小好掉头"嘛！ [9] 我们通常都把他们看成腐朽、没落的，一点也不思进取，我认为这一思维是简单的把人、物、国家分成简单的两类，不是先进的，就是没落的，事实上没有如此简单。笔者一直以为任何一个政权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只要不是穷凶极恶的统治者一定会有所进取的。洋务运动就是在慈禧、奕䜣的支持下进行的，"百日维新"至少在慈禧的同意下进行，就不能否认其想革新的一面。 [10] 萧功秦：《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上）》， http://www.dajun.com.cn/liucizzmoshi.htm，最后登陆时间2006年11月4日。 [11] 萧功秦：《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下）》， http://www.dajun.com.cn/liucizzmoshi.htm，最后登陆时间2006年11月4日。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52、57。 [16] 【美】麦迪逊：《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辩论》，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例言，页2。 [17]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30、14。 [18] 同上，第122页。 [19]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58。 法天下期刊下载：法天下期刊：十月刊.chm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
| Posted: 14 Nov 2009 04:33 AM PST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种流氓逻辑，太湖土匪胡传魁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跟毛泽东的理论是两鸡巴炒菜一个鸡巴味儿。到了这个世界上三分之二强的国家都民主化的今天，如果还大肆叫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流氓逻辑，一定是脑子里被射了精，一团精虫。 现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解放军退役中将、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率领大陆重量级学者团12日抵台参加"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就说出了一番脑子被射了精虫的话。 据台湾《联合早报》消息：李际均直言，导弹是稳定情势很好的东西，对"台独"也是一种震慑。 在台湾已经放弃反功大陆很多年的今天，两岸同胞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抱残守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乞灵于用导弹而不是用和平、民主、和谐、发展、繁荣来稳定两岸情势，其狂妄、无知、骄横和野心，已经不得不令我们百倍地提高警惕，制止他们的枪杆子思维和导弹思维了！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20：09 商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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