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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200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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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200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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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0 Jan 2010 07:02 AM PST
1001 1. 负责报道一切刚创刊时，最喜欢看他们每周一次的彩版北京宝贝。不管天儿多冷世道多麻烦，她们都青春热烈，浅笑盈盈，清清凉凉，面对你，使你清醒，开心，使你在某个瞬间感觉生活美好……至少还好。 2. 后来，发现了更好看的版，对，就是"天气预报"。负责报道一切里的编辑、记者、主编、副主编认识几个，唯独不认识编天气预报的编辑。可这并不妨碍每天拿到报纸，最先看的，就是天气预报……好像热恋中的小四减一。 3. 天气预报也称气象经济。不过，对咱老百姓而言，这种不断出现在平媒电媒手机短信电视屏幕上的预报早已经泛滥成灾。每天早上，看见早新闻里那些喋喋不休的穿衣指数、洗车指数、晨练指数之类，就头大。你管得着我穿薄棉服还是睡衣吗？你没发布遛狗指数我家狗会憋死吗？ 4. 负责报道一切上的天气预报当然也未能免俗。不同的，是它每天的预报里，都有个标题。比如，今天，他们的天气预报标题就左边这句："大寒不是个传说"……大寒。降温。大风。传说。不是传说。当这些常用词合在一起后，我看出好多3D式的妙趣。什么啊？我不说了。 5. 巴赫金是前苏联赫赫有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他创立的双声对话理论以及他有关复调小说的研究对后结构主义互文本概念的建立与发展给出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考方向。巴赫金把对话看成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 6. 负责报道一切的天气预报编辑在制作标题时多半也想到了巴赫金吧？不然，那些五味杂陈的意思咋就那么神奇地与春分、冬至、雨水、惊蛰、芒种融汇到一起了呢？ 7. 巴赫金太艰深了。翻译巴赫金理论，也可约简，用汪曾祺在《沙家浜》中写过的台词说就好了：说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巴赫金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告诉我们，有些话是不需挑明的。 8. 甲乙见面，甲说：今儿个大寒，风好大啊！乙说：抱歉了您呐，我忘关大门儿啦……这就给您关去。片刻，暖气腾腾中，甲乙喝着高末，聊起好些我听不懂的事儿，看不懂的人。 | ||||||||||||||||||||||||
| Posted: 20 Jan 2010 01:35 PM PST 近日在網上有人發布「菜園村原居民對高鐵事件的看法」訪問片段，全套五條片齊，已在網上流傳，不妨一看。 足本共5 條片： 1. 2. 3. | ||||||||||||||||||||||||
| 转载：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2009年12月23日） Posted: 20 Jan 2010 12:13 PM PST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 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政治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耳蜗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 ||||||||||||||||||||||||
| Posted: 20 Jan 2010 12:20 PM PST 打击盗版本为目的之一的网络大整风，却让盗版业迎来一个新春天，这估计是相关部门没有想到的一个意外。 | ||||||||||||||||||||||||
| 转载：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2009年12月23日） Posted: 20 Jan 2010 12:13 PM PST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 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政治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耳蜗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 ||||||||||||||||||||||||
| Posted: 20 Jan 2010 10:25 AM PST 我的网外筑着谁的墙？ 2010-01-17 11:47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8 条，点击查看
《我们的防火墙———互联网时代的表达与监管》，李永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32.00元。 孙骁骥 □杂志记者，北京 最近和陈冠中聊天，他抱怨大陆的网络限制太多，连香港的报纸网站都无法浏览。笔 者问他是否听过"翻墙"一说，陈先生说自己从来不翻墙。笔者很纳闷，询问之下才得知，原来陈先生早已习惯于在香港的朋友来京小聚时给他"捎带"一些外面的 新闻，并且他常有事出境，想要对"海外"情况了解，并不一定要通过网络。 但对于像笔者这样的普通网友来说，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似乎又不得不通过"翻 墙"的途径。说到"翻墙"，没有人会感到陌生，只要一接入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不费吹灰之力接触到关于在线代理、翻墙软件、V PN等等实用利器的信息。最近，国内的一位社科学者还出版了名为《我们的防火墙》的书籍，专门讨论让国内3亿多网民牵肠挂肚、望眼欲穿的那堵电子之墙。 请读者不要误会，本书并非一本"翻墙实用手册"，书中也挖掘不出任何猛料。作者 希望借此书表达的，是一种对于"防火墙"现象的理性讨论，正如书的副标题所示：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网路时代的来临，让打破了公共与私密界限的"流动空 间"取代了传统的"地点空间"，人们摄取信息、表达自身意见的平台更广、渠道更多，"每日每时地释放着非体制的力量，表达着新的权益要求"。不过，网络表 达的过度泛滥必然招致某些意见呈现出随意性和非理性的倾向，这种情况下，监管，或者说"墙"自然成为一种必要。 从"表达"与"监管"二者的博弈角度考察，其实"防火墙"并非我们的"网络国 粹"，世界各国政府都爱摆弄这玩意儿。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严格的互联网信息自律，比如美国早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就出台了《传播净化法》，用以保护未成年 儿童不受黄毒侵害，德国也曾通过《信息和传播服务法》，该法甚至允许设置特定的网络警察以监控危害性的传播内容，韩国、新加坡政府也有控制网络信息传播的 法案。但与我国相较，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晰的区别，即如何定义哪些信息是有害信息。 中国的网络监管部门既制定游戏规则，告诉人们哪些是"有害信息"，又是规则的执 行者，判断谁违反了游戏规则并加以制裁。这种"全能主义"的管理方式完全背离了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所坚信的一个常识：每一种关于政府体制职能的理论背后，都有民众的一套道德信仰。换言之，在理想的情况下，对于某种信息是否应该传 播，标准应该由公共道德和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决定，政府只能充当裁决者的角色。 可惜，我们并未处在这种理想的情形下。通常，一些被判定为不良的、需要消除的信息，并没有违反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谈不上危害国家安全，相反，关注这种信息的普通民众不在少数。 在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的初期，政府对它采取了较为放任的态度，因为这个平台上的声 音还未传达出清晰一致的行动和命令。随着2000年以后网络论坛、高校BBS等意见平台的兴起，网民逐渐把互联网视为意见交换的新场所，官方这才意识到对 于互联网进行"管理"的必要性，相关法规也集中出台。据统计，中国互联网的内容监管的主要16项法规，有13项都颁布于2000年之后。 本书作者认为，面对网民意见群体的日益壮大，监管部门的行动逻辑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一方面，对于"网络民意"，政府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但同时，政府也在不断地与民意展开博弈。 对于现代网络社会而言，"导流"显然比"围堵"更为实际，否则，累积的民怨一旦 形成舆论堰塞湖，带来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尤其当统治阶层面对的是一种拥有独特信息传递模式的媒介时。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主任尼 葛洛庞帝就互联网信息传递的特征做出过如下的描绘："现在，假定我要从波士顿把这段文字传到旧金山，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过不同传输路径，有的经由丹佛，有 的经由芝加哥，有的经由达拉斯……假如要阻止我把信息传给你，敌人必须先扫荡大半个美国。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无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出 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经由另一条路出去。"尼葛洛庞帝认为，这在技术上决定了任何来自互联网的信息都不可能彻底被清除。 去年底，《连线》杂志意大利版发起一项活动，旨在推动互联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主编里卡多·卢拉这样解释他们发起这项运动的原因："互联网可以被用作最具有大规模杀伤力、最具破坏力的武器，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消灭仇恨和冲突，推广和平与民主。" 是让它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用来"推广和平和民主"，这取决于互联网使 用者。说到底，互联网只是一个人与人沟通的工具，本身无所谓善恶。动辄把它定义为"恶"并且用无形的墙将之封起来，本身就是一件颇恶且愚的行为。难道，当 初修墙的那个人没有想到，墙都有漏洞、并且终究是要垮掉的吗？ | ||||||||||||||||||||||||
| Posted: 20 Jan 2010 11:07 AM PST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但是，在道德下降之余，他们的判断力，决策力，眼光，公关能力，口语表达，个人魅力，危机处理能力也在不断的下降，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本来没事，但经过一些官员出面处理以后，小事化大，大事化炸,最后成为焦点新闻。在这里，我将讲述一些在我国如何正确处理一些危机和政府事物的技巧和常识，以帮助各个领导更快的升官发财。今天的是第一讲。我们从一条新闻说起:
据甘肃省新闻网报道,甘肃将要组建一支650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正确的引导舆论。 这条新闻起先是由甘肃省自己的内部新闻网发布，甘肃省本想将此当做重大的政绩工程来宣传，本意是想向上级政府邀功请赏。甘肃的政府各部门特地在兰州开会，省宣传部部长特地讲话，最后作为新闻对外发布。
在互联网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兰州悲剧了。当然，甘肃省的领导们肯定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如今我们真正看到兰州悲剧了。在这个新闻发布以后，被各大网站转载，但是今天打开这些网站，发现所有的新闻链接都已经失效，没有一条能够打开。是谁能和谐省宣传部呢，当然是宣传总部。甘肃省的领导们对圣旨的领悟能力极差。他们犯下了重大的错误。马屁拍在老虎屁股上。
网络评论员也叫五毛党，乃是地下党。你把成立一支地下党的消息以及名单直接公布了，乃是大忌。这个消息应该是一个密件，由专人送达上级部门，那么上级部门必将重重有赏。这个新闻直接透露了政府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五毛党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赞美和拥护必须要靠花钱收买别人的嘴才可以，那说明这个人肯定够丑的。这条新闻直接摧毁了上级部门努力营造的假象。兰州宣传部门的领导看来一辈子升官无望。
另外，这条新闻的灾难性在于，他完全暴露了五毛党的结构组成以及基本人数，并且容易被一些网友所利用,新闻里说，今年甘肃省要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形成以50名网络评论"高手"为核心层、100名网络评论"好手"为紧密层、500名网络评论"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 在甘肃省这么一个小省里，尚且需要新增添650的专业网络评论员，那么好事者很容易推算出，在全国范围内，专业网络评论员的数量应该不下十万人。假设每个网络评论员的年工资平均为五万元人民币，那么政府每年要为自己夸奖自己支付50亿人民币，也就是25000个希望小学，或者十分之一个三峡大坝，或者杨浦大桥加南浦大桥加东方明珠打包带走还是双份，或者30架波音737，或者一个中型航空母舰，或者90台在汶川地震中急缺的只向俄罗斯租借到一台的空中巨无霸米26H直升机。这个数据如果不小心让人知道了，非常容易引起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往自己脸上贴金乃是人之常情，贴金就要花钱，但往自己脸上贴航母的确说明这脸有点太大了。好在还没有好事者这样推算过，至今也没有人提出过质疑，算是万幸。
通过这场兰州悲剧，各位领导们也知道了领会上级精神和误会上级精神之间其实只有一念之差，各省市宣传部领导们应该引以为戒。 想保证博客的稳定与信息安全吗？快来，一键备份博客大巴文章到新浪博客！请点击进入~ | ||||||||||||||||||||||||
| Posted: 20 Jan 2010 11:35 AM PST
669億的高鐵撥款通過，市民尚在消化、回氣之時。兩宗涉及特區政府而又值得細味的新聞，就在靜悄悄的氣氛之下公佈。第一則是香港迪士尼首次公佈年度業績，營運虧損7000萬，計及折舊及利息等，共虧損近14億元。港人當年白白投入200餘億不特止，還要為此揹上長期負擔，數年後落成的高鐵，會否又是迪士尼的翻版﹖ 第二則新聞，則是環境局就《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諮詢。諮詢文件提出對「四電一腦」徵回收處理費，包括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冷氣機及電腦。「電腦」包括個人電腦、手提電腦、打印機、掃描器和顯示器。日後市民購買這些產品，可能需要附加100至200元的廢物處理費。政府每年收取約8至10億元，則會全數用於資助中標的管理承辦商，以回收及分拆電子廢料。政府亦建議擴大《廢物處置條例》，日後凡從事拆解或回收再造任何受規管的廢電子產品人士均須受監管，並以發牌形式處理。 諮詢文件中提到荷蘭、日本及台灣等地的例子。日本在2001年，正式實行《電器用品安全法（Product Safety Electrical Appliance & Materials，簡稱PSE）》。這條法例禁止2001年以前出售的電子類產品回收及轉售。大家容或聽聞日本著名的社會抗爭者松本哉，這項取締基層市民之間的商業活動的政策，正是松本哉及其他社區行動者力抗的焦點。環境局提出的建議，未如日本般嚴苛，但對社會的影響，亦並不在少。 目前，本港的電子廢料如冷氣機、電視機等，回收率大約是80%左右。回收商多而且分散，他們在社區收集得到之後，多會轉交一些中層的廢料回收商，據環保回收業總商會主席羅耀荃指，現時業界處理回收物品時，只會集中處理一種，例如某某回收商只會處理電腦，另一間回收商則只會處理電視。這些回收得來的廢料，多數是轉運外地或內地。本地的廢料處理率只有2%，原因是本地處理成本過高。有環保組織及傳媒便曾報導廢料運送至內地後，由於內地的回收商因成本考慮，會採用如露天焚燒等原始方法處理廢料，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又出現職業安全的問題。廣東省汕頭市潮南區的島嶼，便是極為著名的電子廢料鎮。根據港府已簽署的《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廢料的產生地，對於廢料越境轉移有一定限制。因此港府表示，新建議的《條例》有助解決目前的輸出污染問題，並讓生產者承擔責任。 目前，回收這類電子廢料的回收商分散各個社區，舊區如觀塘、深水埗、紅磡等，在街道上總有各類型的回收店，有回收電子廢料的，也有紙張、膠樽、金屬甚至舊衣物。有專門回收某些廢料的回收店，更大部份的回收店，則是所有物料生意也經營。這些小店靠近社區即廢料來源，貼近馬路，低廉的運輸費用及土地成本，是這個行業生存的必要條件。小型回收商除了分散街頭，也會定期派出貨車，到特定的地點回收廢物，十分靈活。中型或大型回收商，則會直接聯絡產生廢料的公司，或經營大型屋苑的廢物回收。有些慈善或環保團體，也有推行社區回收計劃，近年政府亦有資助相關計劃。在沒有資助及法例規管的情況下，能達到八成回收率的成績，實在是相當不錯。根據政府的資料，近年回收廢料的價值不斷上升，2003年的可循環再用物料是238萬公噸， 到2007年時是275萬公噸，但價值卻由03年的25億元， 增至60億元，本地的回收業在欠缺政府干預下，規模是愈來愈大。 本地處理廢料率偏低的問題，除了是無利可圖外，部份原因仍然是政府。政府的政策，一直不鼓勵本地處理，例如政府在屯門設置的環保園，曾有私人廢料處理商打算遷入，但政府要求經營者繳付押金及performance bond，環保園的面積又不符合業界的需求。 這項法例建議雖然是由環保局提出，當局宣傳的理由為環保、提倡生產者責任。然而，將這則新聞與二零零五年，陳婉嫻議員於立法會上的發言對讀，我們會發現這是什麼的一回事。 「近年，本港的廢物設施建設很多時候也引起社區的不滿， 當中包括回收行業……以觀塘起卸區為例， 它處理本港九成的廢紙， 但居民不滿他們對社區的滋擾， 要求把它搬走。居民的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明白的，但問題是， 裝卸區一旦搬離市區， 成本便變得不能負擔了……剛才談及環保園的教訓， 當中位置偏遠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對環保行業和回收行業來說，交通費是他們一個很大的問題。很老實說， 面對這些情況， 最後這個行業一定會消失或不能發展。面對這種情況， 政府卻任由居民與回收商敵對起來。同樣的情況在將軍澳和屯門也有。 回收業在地區內對民居造成不少滋擾，這是事實。我們可以看看，茶果嶺麗港城對出的廢鐵回收工業，居民和回收商長期以來的對壘、對立情況非常嚴重。最近， 政府停止了地政總署和回收商之間的租約， 在新訂的租約中更規定不准用作進行回收鋼材、鐵等噪音較多的廢物回收行業，但有關的行業則繼續違規進行工作， 而且還跟政府打官司……」 如上文提及，政府收取廢料處理費後，是會作公開招標，予數間承辦商處理回收及分拆廢料的工作，金額達到8至10億元。目前，第一重的回收工作效果不差，政府只須主力資助本地處理廢料這一重工作便可。然而，政府建議日後中標的承辦商，應一條龍式的管理整個回收工作。明顯地，一旦政府落實方案，目前行之有效的第一重社區回收工作，將因為獲得政府資助中標承辦商而無法經營下去。中標的承辦商，可憑財政及經營規模上的優勢，搶奪大份額的市場佔有率。大量的社區小型回收店，將因為沒有了電子廢料這門盈利不菲的生意可做而倒閉，這意味的是，大量依靠拾荒維生的小市民，生計將因而被斷。陳婉嫻議員在二零零五年的發言，正正道出了政府的街道潔癖主義，透過大型的回收公司，將「滋擾」居民的回收商連同以此為生的低下層市民，一併趕出社區。換來的，則是公司「形象」良好，回收筒及車輛都光亮潔白，一班穿著整齊制服的員工，優雅地回收廢料。儘管他們由小店主、半自僱變為僱員，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別說笑了。 將稅收所得，分現到大公司手中，借大公司之手，消滅「厭惡性」的小店及街頭工作者，掃清社區的市容。這種加速資本壟斷，進一步透過城市規劃將社區切割，隔離不可欲的社區經濟及市民，難道不正正是669億高鐵的目標？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說，抗爭未完，立法會議員長毛說，這是一場階級戰爭，斯如其言矣。 | ||||||||||||||||||||||||
| Posted: 19 Jan 2010 08:00 AM PST 糗事#205534 - 02:05:40 标签: 妈，请注意形象！ 糗事#205532 - 01:54:22 糗事#205506 - 00:08:18 糗事#205523 - 01:00:40 糗事#205522 - 00:42:59 糗事#205508 - 00:14:01 糗事#205525 - 01:19:54 糗事#205510 - 00:17:36 糗事#205507 - 00:09:02 糗事#205542 - 04:26:45 标签: 择偶，做Ai，昏倒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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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0 Jan 2010 10:50 AM PST 《国家收益》(Den Nationnale Winsten)，发表于1765年7月。在该文中，契丹纽斯彻底反对重商主义政策的基本前提；经济生活不能从上到下地计划和指导。如果人们希望经济活动给国家带来收益，那么唯一的指导原则就是自由。当人们能够增进他们自身利益并且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谋生时，经济活动就会繁荣，"国家收益"就会增加。当供应-需求定律随处起作用时，贸易的自然平衡就能够达到。《国家收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纯粹研究，这就是后人经常把它视为契丹纽斯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由于这一著作，契丹纽斯被比做亚当·斯密。他的观点是，经济生活的自由是最基本的层面的自由，即个人在生活中实现其想法的自由。 | ||||||||||||||||||||||||
| Posted: 20 Jan 2010 10:34 AM PST 反高鐵，由香港主體的冒起，至事件的形成，都叫運動的搞手和觀察者靜默沉思。這並不表示我們聽不到周遭從主流或非主流媒體的評論，反而，這些評論有如原子彈爆發一樣，從八十後一直數到衝擊激進等論述多不勝數。但我感到這只不過是眾聲喧嘩，卻說不中或沒有說出甚麼來。原因是，作為一次事件，它沒有按過去的章法發生，換言之，一切舊論述的框架瞬即宣告無效。勉強說點話，目的只不過是要填補啞口無言的寂靜。 面對著高鐵的快，不論快在撥款的決定或是快在要求花數十億來換取兩分鐘的便捷，反高鐵行動中提出的慢哲學，其實在作為相對物之外，也是高鐵要快的根本基礎。故此，只說我們要一種慢慢的發展，本身還要有說得再清楚的必要，至少在論述層面，我們要重新一次將慢與不變之扣連進行再論述，甚至倒過來想才可。 政府一直搬出兩地融合，香港被進一步邊緣化等說法，其實對於大眾市民而言絕不是甚麼新事。每當政府說「刻不容緩」四字，你總會似曾相識，因為在過去幾年的政策上，政府都會以這四字真言來嚇人。所以大家是否真的會認為不起高鐵或延遲起高鐵會死人，我倒是很懷疑的。然而，狼來了的故事說到第三次，人家就會不信。但目下的意識形態卻是跟小朋友玩數一二三一樣，由二到三，我們會加上二個半，二個半個半......。我們彷彿在拖延著甚麼似的，不願那次終結來臨。是我們為人「慈悲」？還是我們不敢面對「三」之來臨？因為「三」象徵著遊戲的結束。或至少是告一個段落。那麼，我們的「三」究竟是甚麼？「三」之後又是甚麼？ 我們都在保守著一個昭彰明甚的結局，不希望它會發生：那就是一直只求經濟發展必然死路一條。其實建高鐵、拆天星、皇后、利東街，然後由市建局、港鐵等轉手地產商，這些東西都不是求變，對整體香港社會而言，它只不過是強化那活動著的輪子。它的動作快些慢些，其實都不是重點。如此動作做在香港身上，為的是五十年不變，甚至更久遠。我想，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後者沒甚麼主體性）的管治邏輯下，最好就是永遠不變。 變是跟事件共生的，是一次的發生（happen）。事件之發生，會為人帶來不安。這種不安不止是對於建制或擁護建制的人而言，我想，對反建制的陣營（左派？）可能是更可怕的東西。因為對變可能引發出的種種，反建制的人也未必可以提供實在的意見和出路。1218及0108，兩次在議會內成功拉布，場外群眾的心情其實很矛盾，特別去到0108休會時，一方面我們都假設了會通過撥款議案，另方面我們又會為突如其來的拖延成功而感到興奮。每一次我們都往最壞那邊想（或在一種給定了的所謂「政治現實」的框架內想），這不純粹是為失敗做好準備那麼簡單。它所透露的，可能是更深刻的處境，是對真正改變將會來臨的莫名陌生感。然而，我看反高鐵事件之所以是重要的，正因為它讓抗爭者能與改變接觸，從而打開仔細思考改變的可能性。再者，在苦行和斷食的意義中，我們看到那種可以去思考未來長久轉變的創意素材。 我認為反高鐵事件後各種來自主流媒體和官方的評論其實可以一笑置之，原因是她在作出垂死的掙扎，拿來強力的膠水把破壞的煲子作修補，圖將易碎的全權統一勉強地聚合在一起。但對那種修補式的反應不理之時，為反高鐵事件所打開的改變可能作長遠策略性思考才是重要。這樣不單可以從各種令人心情起伏的嘈音下變得沉實，還能頭腦清晰地為事件梳理脈絡和制定行動方向及目標。 我想，由誤被冠以一種「保育」的天星、皇后、利東（後被政府作出自我轉化後再生產並複製地產項目）走到今天（除說出「溝通不足」或「改善諮詢」外，還未看到政府給反高鐵事件作出性質上的命名），我們所走所思考的其實都是香港主體的發現／再發現。由「本土」、公共空間的民主化參與，到是次還未總結出經驗來的反高鐵事件，慢慢教導我們去思考香港，並從群眾運動，制度層面甚至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模式等方方面面，一步步試行出一種永續的生活有機共同體來。 | ||||||||||||||||||||||||
| Posted: 20 Jan 2010 09:34 AM PST .jpg?1264006331) 攝影：柏齊 四十三年前，我是一名嬰孩，時年丙午，後來聽我大學時代的古籍老師說，那是六十年難得一遇的雙火之年（即天干地支皆為火），世局必逢災變。結果，那一年神洲變色，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浩劫一啟便是十年。翌年，文革赤紅的巨火已漫延至深圳河的對岸，據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蓄勢待發，將與香港的愛國左派力量裡應外合，過河解放香港。於是，影響了香港往後整整四十多年發展走向的「六七暴動」，終於在全港爆發了。 父親，不知道聽過多少次， 在滿街「菠蘿」的日子裡， 在爺爺的訓斥下，你或母親是怎樣在宵禁之前趕往託兒所， 把我這一個剛滿一歲的小豆丁安全地接回家中。你跟爺爺都在大陸出生，是抗戰走難的一代，都深深體會到離亂的可怕。你們都怕社會動亂，但同時又相信中國人傳統的家庭價值，願意為家人無私地打拼，一磚一瓦的為父母妻兒建立一個和樂安定的家。 為家園而戰 但這些講法都是真的嗎？其實，你只要到現場或網上看看，若果說這一批年青人「激進」，你便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選擇像苦行那樣靜態與慢板的行動，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如此謙卑與親近大地的姿態。他們為了保護像你們這一代老香港在這一片土地上辛辛苦苦所親手建立的家園呵！傳媒早前早已披露，為了興建高鐵，不單位於石崗的菜園村將會被無情拆遷，就算是市區位於高鐵之上或附近的居民，都將會可能面臨拆遷與受高度噪音騷擾的命運！跟這個號稱「早已咨詢十年」的基建直接有關的地方居民，尚且被長期地蒙在鼓裡，在香港政府與發展商貪婪的推土機邏輯底下，尚有多少土地，尚有多少的菜園村，尚有多少像你們一代所一手一腳建立的家園，將會在更浩大的都市建設大計下，被消滅，被埋葬？ 所以，不管是八十後青年，還是菜園村的村民，他們所要捍衛的，都不單是抽象的公義和理想，或一條小村的利益和福祉，而是整個香港以及你們一整代人的辛勞和成果！記得唸小學的時候，曾經聽過一個故事。話說荷蘭是個水國，四面環水，舉國的安危都要靠堅固的堤壩護持。有一天，有一名小孩發現堤壩出現了缺口，事態危急，他唯有以手指堵着缺口，捨身拯救舉國人民的性命，讓其他人來得及修補致命的裂縫。告訴我，這不就我們八十後青年的最佳寫照嗎？ 八十後是為了我們贖罪呵！ 對不起，是我們作為兒子或女兒的整整一代人（無論是1950、1960，還是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不夠努力，沒有成功阻止權貴一步一步的，摧毀你們一手建立的家園。尤有甚者，我們當中甚至有人願意為虎作倀，成為權貴的幫兇，正在大地上劃上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任其潰爛。文化評論人陳雲兄說得好，八十後青年們是為我們贖罪呵！也為了你們這一代的辛勞與努力而戰。 最近，在紐約看了不少有關後金融危機的反省演出，我對其中的一個演出的印象，尤其深刻。獨腳戲的主角，是自小被遺棄的孤兒。雖然他自小孤苦，但卻憑着個人的努力，事業有成，最終成為了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新貴。但金融危機卻突然讓他有機會停下來，想一想：「若果發展不是無限的，那麼資會主義社會將要依靠什麼來繼續發展下去？」他想到的答案是：靠破壞，靠拆毁已有的，來換取更多。 父親，跟你們那一代初來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已不是一片荒蕪、有待開發的土地了，它已是一個物質過盛、同時也貧富極為不均的大都會。但我們貪婪的權貴，卻要無情地破壞與拆毁已有的，目的只是為了換取更多。過去十年，在一個又一個都市重建的項目中，到底有多少個家、多少個社區被無情地拆散？有多少老人家因為頓失社區網絡而不得善終？我們是否也應該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 父親，我們是為了你們這一代而戰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八十後 ，誰，不是菜園村的村民？ | ||||||||||||||||||||||||
| Posted: 20 Jan 2010 09:34 AM PST （2009年12月23日） 《起诉书》（京一分检刑诉[2009]247号）列举了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并总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据此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之规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对《起诉书》所列举事实，除了说我"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的事实陈述不准确之外，对其他的事实，我没有异议。那六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参与了《零八宪章》，但我征集的签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签名不是我征集的。至于据此指控我犯罪，我无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预审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我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现在，我将从中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我的政治改革主张、历史潮流等多方面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一、改革开放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国人的人权意识的日益觉醒，民间维权的此起彼伏，推动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进步。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遂使人权保障成为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这些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的人权，就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诸项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便是基本人权之一。我的言论所表达的不同政见，是一个中国公民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剥夺，反而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所以，起诉书对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违反了中国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狱在当代中国的延续，理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违宪追究。《刑法》第105条第二款也有违宪之嫌，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起诉书》根据所引的几段话就指控我"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欲加之罪。因为"造谣"是捏造、编造虚假信息，中伤他人。"诽谤"是无中生有地诋毁他人的信誉与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实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誉与利益。而我的言论皆为批评性的评论，是思想观点的表达，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也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以，我的言论与造谣、诽谤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批评不是造谣，反对更不是诽谤。 三、《起诉书》根据《零八宪章》的几段言论指控我诬蔑执政党，"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这指控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完全无视《零八宪章》的整体表述，无视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贯观点。 首先，《零八宪章》指出的"人权灾难"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事实，"反右"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国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事实都是举世公认的"人权灾难"，确实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于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不过是要求执政党进行还政于民的改革，最终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国家。 其次，《零八宪章》所申明的价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张，其长远目标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条，其改革方式是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这是有感于现行的跛足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执政党变跛足为双足，即政治与经济同步并进的均衡改革。也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推动官方尽快启动还政于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间压力敦促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从而形成官民互动的良性合作，以尽早实现国人的百年宪政之梦想。 再次，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里，我所表达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直是渐进、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这种渐进式改革主张，在我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中有着明确的表述：通过致力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维权的扩张、民间自主性的上升、民间社会的发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以推动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实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其最根本的动力皆来自民间的自发改革，民间改革的认同性和影响逐渐扩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间的创新尝试，从而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决策。 总之，渐进、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是我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词。因为这种方式代价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变革的基本常识，有序、可控的社会变革必定优于无序、失控的变革。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所以，我反对独裁化或垄断化的执政方式，并不是"煽动颠覆现政权"。换言之，反对并不等于颠覆。 四、中国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西谚有"狂妄必遭天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开言论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确。特别是我的时评类文章，不严谨的论证，情绪化的宣泄，错误的表述，以偏盖全的结论……在所难免。但是，这些有局限性的言论，与犯罪毫无关系，不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因为，言论自由之权利，不仅包括发表正确观点的权利，也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正确的言论和多数的意见需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和少数的意见，同样需要权利的保护。正所谓：我可以不赞成或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公开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哪怕你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精义。对此，中国古代传统中也有过经典的概括。我把这种概括称为二十四字箴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因为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论自由的要义，才能让每一代国人耳熟能详，流传至今。我认为，其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完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对待批评意见的座右铭，更应该成为当权者对待不同政见的警示。 五、我无罪，因为对我的指控有违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准则。早在1948年，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政府又向国际社会作出了签署联合国制定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庄严承诺。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言论自由列为最基本的普世人权，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公约，有责任饯行自己的承诺，也应该模范地执行联合国发布的人权保障条款。惟其如此，中国政府才能切实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显示出一个大国的文明风范。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并没有把纸上的保证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承诺而无兑现，仍然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时的常态。现在对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证。显然，这样的因言治罪，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的身份相悖，有损于中国的政治形象和国家利益，无法在政治上取信于文明世界。 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当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狱都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秦到清，文字狱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功，但其"焚书坑儒"之暴政却遗臭万年。汉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阉割太史公司马迁之举则倍受病诟。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频繁的文字狱也只能留下骂名。相反，汉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废除过因言治罪的"诬谤罪"，由此赢得了开朝仁君的美名和历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进入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弱而强，最终战胜国民党，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独裁争自由"的道义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经常发文抨击蒋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为因言获罪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多次论及言论自由及基本人权。但1949年后，从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枪毙，张志新被割喉，言论自由在毛时代消失了，国家陷于万马齐喑的死寂。改革以来，执政党拨乱反正，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会的言论空间不断扩大，文字狱大幅度减少，但因言治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灭绝。从四·五到六·四，从民主墙到零八宪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时有发生。我此次获罪，不过是最近的文字狱而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因为，笔杆子的问题只能诉诸笔杆子来解决，一旦动用枪杆子解决笔杆子的问题，只能造成人权灾难。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字狱，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字狱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权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为自己所做的无罪辩护，希望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从而让此案的裁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经得起中国宪法之人权条款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也经得起道义的追问和历史的检验。 谢谢大家！ | ||||||||||||||||||||||||
| Posted: 20 Jan 2010 10:52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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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0 Jan 2010 08:37 AM PST 这个博客改了好多次名，最早的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后来叫"在路上"，后来再叫什么又不记得了，实在不知道改什么名字的时候就叫"黄香的博客"，后来简化成"黄博"，现在又成了"一意孤行"。这一系列的行径充分的昭示了我的朝三暮四和"不坚持"。有人的博客从生到死都叫一个名字，所以你如果是他的读者你一辈子都不会走错门，而我的博客，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些人找不到了，msn上或者ＱＱ上遇见，又问，你的博客哪去了，每一次都很不好意思的说，哎，我又变了！ 朋友打电话过来约吃饭，没空，问啥时候有空，答不知道啥时候有空。我的时间已失控，时间，现在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东西。不光是时间，一切都是失控的，没有一件事在控制之内。这两天连手机都上不去twitter了，面对自己曾经是一个软件理科生的身份，顿时觉得无地自容！电脑目前基本已经失去翻墙功能，手机间歇性的能去一下twitter，如果不是还有google reader，之前订阅的一堆东西还如常更新，真想一脑门撞墙上！今天实在是按耐不住给几个朋友发了几条疑似黄色短信，有人回—操，你丫别害我手机短信功能被封！我其实是不怎么转发短信的，黄色短信对我也没多大意思，我也很少会为收到一条黄色短信而发笑，主要是觉得不够黄。到底什么短信叫黄短信，后来一个朋友回答—黄香发的短信就叫黄短信！ 突然觉得浑身的不自在，如果我哪天高兴，给我亲爱的女人发个短信—亲爱的，我想念你温润坚挺的咪咪啊！我会不会被封掉？又或者，春节来了，群发了一条—亲爱的，春节日你快乐啊！会不会也被封掉？所以得改变表达方式，譬如节日短信应该改成—亲爱的，春节太阳你快乐啊！亲爱的，我想念你温润坚挺的口米口米啊！亲爱的，如果你哪天收到我这样的短信，你一定要懂，我没变。不管是在路上，还是一意孤行，或者是其他，都是黄香的博客，只是因为，活在神州，无法不神经！ | ||||||||||||||||||||||||
| Posted: 20 Jan 2010 08:07 AM PST 植物告诉我们，包二奶也许还凑合，大奶二奶有可能和谐共处： 但是如果胃口太大，包了太多的奶，那就只能是这个结果了： 每日一歌：Yo La Tengo-《周期性2P或者3P》（Periodically Triple Or Double）： | ||||||||||||||||||||||||
| Posted: 20 Jan 2010 08:07 AM PST 植物告诉我们，包二奶也许还凑合，大奶二奶有可能和谐共处： 但是如果胃口太大，包了太多的奶，那就只能是这个结果了： 每日一歌：Yo La Tengo-《周期性2P或者3P》（Periodically Triple Or Double）： | ||||||||||||||||||||||||
| Posted: 20 Jan 2010 07:29 AM PST
google的这次退出门，不知道为和大家的焦点都在"退出"上?google在blog上的声明只是说退出是最坏打算而已。这份声明一是gmail攻击事件，二是不愿意再进行审查，表述上看起来有些混乱。我想这应该是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一个妥协结果。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google这样的商业公司会提出这种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诉求。且不谈"不作恶"，我想不审查应该是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主张。谢尔盖·布林的家庭深受共产主义的侵害，他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再加上身为一名geek的他，乐高玩具组装出的第一台google服务器，信仰自由与技术中立更是一种必然。因此对网络审查这种具有天生专制属性的东西，布林自然会有一种天然的反抗。更何况，google本身就是geek的大本营，是商业社会的一个异数，完全用商业公司的想法去看待google，只能说是驴唇不对马嘴。而这也正是许多人信任google的原因。 这件事情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google对网络审查的拒绝。很多人都还是认为需要网络审查的，过滤掉某些完全不符合全人类价值的内容。但是如何过滤却是一门学问，中国的过滤方式简单粗暴，甚至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因此最糟人诟病。也有人说，google不是在其他国家也过滤内容吗？为何独独批评中国？可是如果仔细审视google在其他国家的过滤行为，不难发现，其他国家都是有完整的法律手续，或者明确的法律规定，对结果的过滤也都给出了明确的法院判决，唯独中国的过滤完全是黑箱操作的，谁也不知道哪些词是过滤的，为什么过滤？更何况很多的过滤都是纯粹的政治原因。这就是明显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有权质疑政府是否在说谎，而且，因为政府的强势，更有必要通过公民社会对政府进行制约。威权和暴力是任何政府都喜欢的，即使在互联网，各国政府都在试图插手和干预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对抗互联网，遏制不利于自己的一面。经常见到有人说，xx国也管制互联网呀，我们当然也要管制。这不是一种恰当的类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管制互联网都是任何政府所具有的专制本性使然，因此我们不应该去替任何一个政府说话，而是应该去反对、规制这种管制，人民的权利不是政府给的，而是人民与政府的博弈中去一点一点争取来的。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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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0 Jan 2010 07:18 AM PST  上星期立法會審議政府669億的高鐵方案，一眾官員，不分局長、署長、常秘、甚至是地鐵公司代表等等，答了議員數百個問題，忙得不可開交，幾部人肉錄音機齊齊開動。唯獨副局長邱誠武，卻游手好閒，在議會內跟記者耳語談笑，場內有記者笑他是迎賓。凌晨時份，一眾官員與保皇派議員步往地鐵站，邱副亦緊隨其後，看起來似個身材走樣的body guard多過官大人。 669億也花得起，每月二十幾萬聘請一位「迎賓」也不為過。部份反高鐵人士稱高鐵為「大白象」，邱副局可謂「小白象」，當之無愧。 「大白象」與「小白象」最大的分別是，前者礙眼兼阻地方，所到之處弄得百姓流離失所、家無寧日，帶領香港走進祖國的光輝大道，但「小白象」則低調得多，最多只是浪費，邱副再增幾公斤也佔不了多少地方。難怪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的調查顯示，市民對一眾小白象毫不認識，而「小白象」邱副局長的認知度是0.3%，至少不用食零蛋。從邱副這個例子來看，這絕對不是政府失敗，而是刻意安排，一眾不為市民認識的副局長、助理局長、政治助理，正合特區政府之意，也是回歸以來最大成就！ 坊間傳聞，鄭汝樺擔心邱副局長講多錯多，當人肉錄音機也嫌礙事，怕他中途「食帶」或「hang機」。不久前，Now電視本來請了邱副局長來跟不同意見人士辯論，邱副精神一振，韜光養晦多時，終可一顯身手。但鄭汝樺得悉此事，立即下令禁止邱副「蒲頭」，小白象只好繼續乖乖「潛水」。 撥款通過後，邱副再次出動，去菜園村附近巡了二十分鐘，讓新聞處拍幾張相，以顯官威，重申安置賠償一切不變。堅守「小白象」角色，不遷不拆。 不久前碰到中文大學校友，談起邱副「小白象」便氣上心頭。這位校友倒不是反高鐵之士，而是深感「小白象」作為中大校友，被投閒置散，有辱師門。被港大畢業的鄭汝樺騎在頭上，更感面目無光。其實，中大近幾年也沒有甚麼光彩可言，既然榮譽學位送完一個又一個，不妨也貢獻幾個「小白象」予政府把玩一下，是為「小白象工程」，功德無量。 | ||||||||||||||||||||||||
| Posted: 20 Jan 2010 07:18 AM PST 立法會財委會在一零年一月十六日通過了高鐵669億撥款，在過去幾天，不同的朋友和團體陸續舉行檢討並思考未來路向，反高鐵 ‧ 停撥款大聯盟將於日內提出一些方向與大家參考。《高鐵戰訊》將會繼續向大家報道行動計劃，及各高鐵受影響地區的維權工作。 ●反高鐵 ‧ 停撥款大聯盟呼籲116參與者提供資料 一月十六日後，在facebook和本網站陸陸續續有朋友撰文憶述當晚的情況，其中有些令人非常擔心的事件，包括好戲量的楊秉基見到有疑似便衣警察混入示威者中間擲樽，然後「收隊」行入警察防線，還有不當使用胡椒噴霧等。反高鐵 ‧ 停撥款大聯盟在未來一兩日會積極蒐集不同的「便衣警察假裝市民」以及「濫用武力」個案，並轉交予本地的人權機構及立法會議員跟進。若你有目擊事件，拍了照片或錄像，請用紙筆寫下，並電郵stopxrl@gmail.com留下聯絡方法，我本人或其也大聯盟核心成員會與各位聯絡，蒐集有關資料。留意，基於保密及安全考慮，各位不要將資料以電郵送出﹝楊秉基在公布消息後，其位於旺角的文化商店遭神秘爆竊，被盜的主要是電腦和資料儲存工具，如相機memory card﹞。 ●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期間三個聲明 一﹞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六日傍晚，669億撥款通過後 今天，立法會通過了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撥款。這筆撥款是一份死亡宣告，但死亡的不是菜園村，不是有良心的香港人。死亡的是，曾蔭權政府！以及功能組別這群政治僵屍！你們去死吧！ 六百六十九億是銅臭，破壞生態的高鐵是廢鐵，最終不會敵得過時間洪流。相反，我們生機勃勃、萬年永續，包括菜園村所代表的社區生活，香港人的直接民主訴求，是香港人提出對「發展主義」的挑戰，是人民的赤子之心。 曾蔭權這個特區政府擺出一副表面開明的姿態，卻承襲過去殖民主義的強權性格，吸納現在北京政府的專制養份。曾蔭權政府靠著跟它狼狽為奸的功能組別，靠著壓制普選議席的增加，把立法會當成是橡皮圖章，延續自己的行政主導，延續大商賈的特權利益。 然而，這次反高鐵運動是和熙的陽光，把香港的政治黑暗與醜態暴露於人前。經過連日的萬人包圍立法會與議會辯論，政府的高鐵方案何止是千瘡百孔，它引爆連串一直纏繞香港的制度問題： -有家有根的村民被屈成「寮屋居民」； 這些問題，可謂罄竹難書。我們有泛民議員可以問問題，但沒有足夠的反對派議員，阻止這些問題發生。議會內實在有太多保皇派議員，為政府護駕，驅趕泛民議員盡快表決，廢除立法會作為監察政府的僅餘功能，於是，政府官員可以安心做人肉錄音機。這一切只是統治階層自欺欺人的鬧劇，騙不到人民！ 我們萬人包圍立法會與禮賓府，開創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新一頁。立法會從來沒有如此實踐過直接與參與式民主，禮賓府門外從來沒有這樣快樂活潑的群眾聚集，一個村落、一項基建，從來沒有牽動過如此多人心。反高鐵運動、保衛菜園村抗爭不會就此結束，更會遍地開花，不管是普選運動、社區運動、工人運動、保育運動、教育運動... ...，我們不要為當下小小的挫折而氣餒，我們要為未來歡呼！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的同路人一定愈來愈多。
一個和平的集會、一個卑微的訴求、一萬個以上市民的呼聲，竟然因為問責官員曾蔭權和鄭汝樺拒絕和群眾交代，為何在數以萬計市民以和平理性的形式要求政府撤回高鐵撥款方案，但卻被一小撮橫逆民意的保皇黨議員強行通過的情況下，演變成為警察以暴力清場的混亂場面。 在立法會外集會的市民，以苦行的方式包圍立法會，是公民抗議立法會不公義議決的合情、合理、合法行動。我們的行動，一直堅持和平、理性、安靜。但警方在事先全無警告的情況下，一開始便以對付暴徒的手法，使用胡椒噴霧對付苦行的朋友，並且以防暴隊和機動部隊粗暴清場，不少市民已因此而受傷。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由市民公帑供養的政府問責官員不肯向市民交代，由納稅人支付薪酬的警察以暴力對付市民。 我們希望傳媒可以客觀報導事實，讓全港市民知道真相，清楚認識我們全無認受性的政府的真面目。 在暴力面前，我們不會退縮、不會畏懼，在荊棘滿途的未來，仍然會堅持信念，一步一步，保衛我們的家園，建立我們理想的社會。
香港特區政府幾名高層官員今日高調攻擊一月十六日在立法會外示威的市民，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回應如下： 一﹞特首曾蔭權說示威市民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要求示威者反省，我們對此說法感到不可思議。高鐵香港段的規劃和諮詢過程，以至由不民主功能組別控制的立法會的審議，已經徹底暴露了特區政制的腐朽及向既得利益集團嚴重傾斜。反高鐵現方案的市民盡心盡力推進政府施政民主化，體現了愛香港愛民主的核心價值；政府的遮羞布被揭開，激起民怨沸騰，曾蔭權政府居然不知反省，反而指謫市民，根本是本末倒置。 二﹞運輸局長鄭汝樺表示，自己在十六日晚有意願與示威者討論，只是警察以安全理由阻止。我們必須澄清，當晚大聯盟曾透過警方和多位立法會議員與鄭汝樺聯絡，要求她出來與示威者對話，但鄭汝樺整晚都沒有作任何回應。身為主事官員，鄭汝樺一直迴避反對聲音，隱瞞資訊，強行上馬令社會撕裂，本應為事件負上最大的政治責任，鞠躬下台。鄭汝樺早就應該從善如流，回應民怨，但她居然待到強行通過撥款後才作個假惺惺的辯解，是明副其實的「佔了便宜還賣乖」，可謂無恥至極。 三﹞保安局長李少光指「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破壞社會安寧」，這是誤導公眾的說辭。大聯盟在通過撥款時呼籲市民圍繞立法會作「宇宙大苦行」，向政府和立法會保皇派議員表達撤回方案的訴求，這是市民應有之公民權利。可惜，警方在立法會四周設下重重鐵馬，阻攔市民前進，致令市民鼓譟，責任全在警方。更過份的是，警察在不必要且沒有事先警告下使用胡椒噴霧，進一步激起民憤。 政府這管治班子，多年來在政策上的暴力，破壞了不少舊區又將破壞菜園村等小市民的安寧，視民如草，我們對此強烈要求有關官員深切反省，並嚴正檢討社會深層矛盾的根源，和撤回高鐡方案，勿再逃避責任，轉移視聽。我們再次嚴正要求，政府立即撤回高鐵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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