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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的权利与多数人的暴政
言论自由不容侵犯仇恨言行挑起争端考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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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Twitter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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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拆事件争权，微博帮一把

Posted: 13 Oct 2010 02:13 PM PDT

——读一剪梅、红薯等：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对话有感，小议民主与"少数服从多数"

龙城飞将

一剪梅与红薯、雾中的水关于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有一段对话。他们对话的内容涉及到汗牛充栋的民主论述所言之最基本的原则。实质上，民主要求全体成员参与对重大事情进行决策，全体成员参与必然有不同的意见，必然做出决策时不得不投票。当赞成率或反对率不足100%时必然会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局面。

很多人认为把民主定义为"少数服从多数"并不妥，但直至目前似乎还没有哪些人能够找出比这更好的定义。或者有的人把民主定义为全体参与，但当论及全体成员意见不一时又不得不引进投票的手段，还是绕不开"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

我们引用卢梭的一个著名原理，整个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一份权利，每个人不能多，也不能少。当然，卢梭所讲的原理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他是集社会契约论之大成者。正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者，他是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成，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长江，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长江的支流、渊源。根据卢梭总结的原理，各个社会成员个体权利的总和，即总体的权利就构成这个社会的主权。个人的政治权利是不能转让，不能被剥夺，否则就不是公民社会，被剥夺权利的人就不是公民，而是奴隶社会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当做出一项关乎全体成员切身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少数服从多数"，而应当是在保证全体成员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的"少数服从多数"。

这时就要考察何为全体成员。要知道，全体成员的财产状况、受教育状况、权位状况、社会地位状况是极不等的，此时若做出一项关乎全体成员的决策，就是十分困难的。中外的穷人和劳动者都喊了几千年"均贫富"，但富人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利的，双方彼此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可见，在存在阶级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此时的民主决策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亦不会有真正的公平。

对此，有几种解决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平均财富。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通过阶级斗争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决策才不会伤到少数人，此时全体成员的基点都是一样的。但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境界？方法有二，其一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是通过这个方法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在看来无产阶级这样的还不十分成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陷入了低潮。一是由于这种方法确实是太激烈，资产阶级的反抗十分激烈。二是由于无产阶级在进行项工作时必然保持洁身自好，必然要经常清理自己的队伍，难免有运动扩大化倾向。其三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并不能保证其领导人不变质，不变成李自成那样在金钱美女物质享受面前脱离了与其一起流血牺牲打江山的人民群众，蜕化变质。第二式方法，和平道路，议会道路。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期有主张。但问题是，一，资产阶级如何愿意自动放弃政权让没有文化、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来掌权？二，那些利用工人的力量，工会的力量与资方进行谈判的许多人也在谈判与妥协中蜕变了。以上这两种方法在人类历史上都曾经实验过，都不能算很成功。

此外，还有一种主张，是边沁的主张，为最大多数人最大限度的幸福而工作。边沁的主张和马克思主义好像很接近，也曾引起持久不衰的边沁旋风，但他的主张终究没有进入实际操作。因为最大多数人就是穷人，社会中下层人，为他们的最大的利益而服务，很可能就对富人不利，而边沁的前提又是不要损害富人，这就真正地陷入一个"二难悖论"。

综上所述，如果不消灭阶级，不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清除既得利益集团，任何民主都是空洞的，虚伪的。或者，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大多数人的不民主。

以上主要是讲民主的主要特征或主要方式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看"多数人的暴政"问题。

存在两种含义上的"多数人的暴政"。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其财产，建立无财产差别的社会。这是资产阶级痛恨无产阶级，痛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就可以归结为不断地要求均贫富，又不断地被镇压的历史。穷人不断地说富人对他们是剥削，富人不断地说他们没有剥削穷人，是他们养活了穷人，给穷人工作，就是给穷人一碗饭吃。所以，在穷人看来是应当的，在富人看来却是邪恶的。

第二种"多数人的暴政"，是指人与人之间在财产、地位、管理国家的发言权方面平等的情况下，人为地剥夺少数人应然的一份基本权利。在毛泽东领导工农武装起义，到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后，他们实行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平均分配给大家。在这里，曾经存在过激烈的路线斗争。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制定的政策是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和广大农民一样分一份土地进行耕种，以养活自己。而苏联苏维埃的做法却是将地主和资本家彻底剥夺，把他们驱赶出去。我国的哈尔滨曾有许多白俄，就是这批人。自然，在中国和俄国被剥夺财产的原先的富人们对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红色政权，对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根据地政权是恨之入骨，但仇恨的程度不同。在毛泽东的政策下，原有的地主一部分自食其力，对红色政权的抵抗程度没有那么高，而苏联白俄则是许多参加了反抗红色政权的军队。而毛泽东也因为这样做，被当时的共产国际扣上"右倾"的帽子，被撤消了职务。我认为，在实现了人与人基本平等情况下，再剥夺其中少数人的一份基本的权利，就属于多数人的暴政。在上面的例子中，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的做法是不能算第二种概念的"多数人的暴政"，而苏俄的做法却属于此种类型。

研究第二种概念下的"多数人暴政"有个基本前提是全体成员人人平等，首先要在财产上平等。而实现财产平等有三种状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穷人夺取政权，同时剥夺富人的财产，属于大家全体所有。第二，通过谈判要求富人交出财产和政权。第三则是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不存在这样的前提，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当然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多数人的暴政"。

真正的民主理论其实并不复杂，但汗牛充栋的关于民主的专家理论把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弄眩晕了。

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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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不容侵犯仇恨言行挑起争端考验法律

Posted: 13 Oct 2010 01:56 PM PDT

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感觉是惊讶以及讨厌：地处堪萨斯州的韦斯特波罗浸信会（Westboro Baptist Church）在其八十岁的牧师弗雷德·菲尔普斯（Fred Phelps）的带领下，多年来一直将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阵亡将士的葬礼作为目标，选择在家属为他们举行葬礼的时候前往示威。他们在互联网上寻找葬礼信息，然后通知当地警方将会在葬礼举行日前往示威。他们往往派出几个至几十个人，不远万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遍美国各州，在阵亡军人葬礼地点抗议。

斯奈德要用法律讨回公道（美联社）

2006年的一天，韦斯特波罗浸信会的七名成员来到一千六百多公里远的马里兰州的威斯敏斯特，当天55岁的阿尔贝·斯奈德（Albert Snyder）为他的独子举行葬礼。他的儿子马修生前是海军陆战队士兵，前往伊拉克不到五个星期不幸阵亡。马修的葬礼在当地教会举行，警方通知斯奈德有人将在举行葬礼时抗议。斯奈德为了避免参加葬礼的一千二百多人看到示威者，决定将从教会到墓地的下葬路线改道。韦斯特波罗浸信会成员则根据当地教会以及警方的要求，在一千英尺开外的地方，高举标语牌抗议，标语牌上写着"你将进地狱"（You're going to hell）、"为9/11感谢上帝" （Thank God for 9/11）、"为死去的军人感谢上帝" （Thank God for dead soldiers）等词语。当地传媒听到消息前往采访，而特警队、州、县警方则如临大敌般在教会以及墓地周围戒备，维持秩序。

在美国，军人待遇虽然不算高，但很受人尊重，尤其是阵亡军人，更是受到社会大众的特别敬意。在阵亡军人的葬礼上举行抗议示威显得特别过分。按常识，即使是一般人的葬礼，无论你对这个人有多么仇恨，也不应该拿葬礼作为攻击的目标，除非是丧失理性的人。韦斯特波罗浸信会成员的举动，绝大多数人不能认可。

此后，斯奈德从电视以及互联网得知韦斯特波罗浸信会成员对其他阵亡将士的葬礼也做过同样举动，他决定起诉该会牧师菲尔普斯，理由是自己的宗教权利以及和平聚会的权利受到了干扰，具体来说就是他有不受干扰举行葬礼的权利。

斯奈德起诉菲尔普斯的案件受到全美重视，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到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则是言论、宗教、信仰、出版与集会自由。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1789年通过了联邦宪法，但宪法对人民的权利没有详细规定，于是在1791年的第一届国会中，通过了宪法第一到第十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在这十条修正案中，最著名的是第一条，也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来剥夺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等自由。也就是说，国会（包括政府）是没有权力干涉民众的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等自由的。

菲尔普斯强调言论自由（美联社）

在斯奈德起诉菲尔普斯的案件中，斯奈德要求的是自己的宗教与聚会自由，但菲尔普斯牧师则争辩说他以及他们教会成员的言论自由应该受到保护，他们并没有干涉葬礼，只不过是在警方规定的区域举牌抗议。该案件在地方法院审理时是斯奈德获胜，但上诉到联邦第四巡回法院时，则是菲尔普斯牧师获胜。目前案件已经被最高法院受理，10月6日第一次开庭，谁胜谁负还没有结论。

菲尔普斯所创办的韦斯特波罗浸信会约有七十多名成员，大部分是他的亲友，他自己有十三个子女，其中十一个获得法律学位，他的辩护律师就是他的女儿。菲尔普斯以及他的教会成员认为美国容忍同性恋将遭到上帝的惩罚；而犹太人杀害了基督耶稣也将遭到惩罚。在2004年东南亚海啸中，有许多瑞典人在泰国等地度假时遇害，菲尔普斯认为这是上帝对瑞典人同性恋的惩罚。他的许多语言被视为仇恨语言，美国两个机构将韦斯特波罗浸信会列入仇恨团体名单，英国甚至禁止他以及他的女儿入境。

在斯奈德起诉菲尔普斯的案件中，美国四十八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总检察长一致站在斯奈德一边（弗吉尼亚州及缅因州除外）；而纽约时报、美联社、道琼斯新闻社等新闻传媒则站在菲尔普斯一边。目前，最高法院将如何对这个案件作出判决十分引人注目。从最高法院历来重视保护言论自由的历史看，斯奈德要打赢这场官司胜算不大。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早在百年前就曾表示，宪法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赞同的观点，而是要保护我们憎恨的观点（the Constitution was not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thought we agree with but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

表达个人思想、挑战正统时政、批评政府政策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处罚，这是民主的精髓。虽然美国人视言论自由为天赋人权，但他们对第一修正案给不同类型的言论究竟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看法并不一致。比如，修正案是否保护针对某个族裔或宗教的泄愤言论？是否保护有可能立即煽起暴力的"争斗言论"？淫秽材料是否也在《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伞之下？商业言论──公司推出的广告或公关材料──是否应得到宪法保护？几十年来，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论在政府和社会中始终存在，而且在很多方面仍有待形成共识。目前，第一修正案又一次面临重大法律考验，政府、团体、个人、传媒如何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行使自己适当的权利？最高法院不久将对此作出最新的解释。

美国参考有关第一修正案的文章

http://www.america.gov/st/washfile-chinese/2005/April/20050506180906clhgih0.5884363.html

http://www.america.gov/st/democracy-chinese/2008/June/20081024170442eaifas1.502627e-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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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互联网与信息自由之三：1974年《信息公开法》的修订

Posted: 13 Oct 2010 12:06 PM PDT

　　前些时候到新疆，意外发现新疆羊肉居然比北京还贵，当时认为，也许北京便宜的羊来自临近的内蒙，内蒙拥有无边草原，羊肉价格便宜是理所当然。

　　然而回北京仔细一打听，不是那么回事，北京消费的低价羊肉，很大部分来自山东，山东的羊肉较之内蒙还要便宜。

　　山东的羊肉便宜，原因有二：

　　一、集约化饲养；二、品种优秀。

　　当然，来自西北的穆斯林餐厅或内蒙肥羊涮肉店的老板们，会认为只有他们家乡草原上的羊才好吃，山东的羊不好吃。

　　山东、河南出产的羊肉，几乎全部是来自有国宝之称的"小尾寒羊"，它是目前中国本土肉裘兼用型品种里最好的一个。首先是长肉速度快、体型巨大，而内蒙的蒙古羊，成年体重只相当于其三分之一，改良过的最好品种，也只达其体重的一半，至于著名的宁夏滩羊，情形与蒙古羊类似；其次，是繁殖率高，小尾寒羊大都两年三产，部分一年两产，每胎2只以上的情形极为常见，多的甚至达到每胎6只，而传统品种羊只有一年一产，通常每胎一只。

　　所以，现在小尾寒羊被用于各种肉裘兼用型土著羊的品种改良。

　　如此好的品种，是游牧人培养出来的么？当然不是，是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的汉人在饲养蒙古羊时精心选育出来的品种。所以，千万别相信什么土产的血统最纯的品种，比如藏獒，西藏产的藏獒是一定不如内地狗贩子和藏獒繁育基地培养出的藏獒，要说纯种，后者才是最纯的。就像蒙古羊，并不像腾格尔的歌里唱的那样是雪白的，通常头面或四肢是有黑色或褐色斑块的，倒是小尾寒羊因为经过不断筛选，才会是白色的。

　　顺带说一句，传统牧业地区对中国肉产品的供应，即使去掉猪、禽类、水产品类，它的贡献也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下为2009年官方统计数据：

　　牛肉排序：河南84万吨、山东69万吨、河北55万吨、内蒙47万吨、吉林42万吨

　　羊肉排序：内蒙88万吨、新疆43万吨、山东33万吨、河北28万吨、河南26万吨

　牛羊肉总产量前三位排序：内蒙135万吨、河南110万吨、山东102万吨

　　若是算肉类总产量，则完全没有内蒙、新疆、西藏、青海这些传统牧业地区什么事了。

　　怎么会从羊肉价格扯到了宋朝的灭亡上去呢？不急。

　　宋是个倒霉的朝代，先是被辽国压着打，接着被金国人洗劫一道，最后被蒙古人横扫，即使对小小的"大夏国"，也是军事上连吃败仗，只能在送东西买和平时，私下里以"西夏"呼之，如此，它似乎就变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宋人从首次讨伐北虏即告失败再到崖山跳海，几乎对外没打过胜仗，完完全全是亡于军事上的失败。而宋人军事上的失败，除了诸多体制上的原因外，一个被认为最重要的先天性因素就是，宋比之前代，有个军事上巨大的不足，即缺少马匹。要知道，论起财力，宋人比起汉唐，那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汉、唐两代亦曾面临北方强大游牧政权的军事威胁，但汉、唐能在全盛之时大举反击，乃是因为有大批的马匹可用。而宋则一直难于搜集到足够的马匹用于边事。而宋之无法像汉唐那样繁育大批马匹，是因其立国之初，就比汉唐全盛时期少了几块可供牧马的北方草原。所以，宋代用于"马政"的投入远大于汉唐两代，但依然难于筹集到足够马匹。

　　历史类论坛上，今天依然有无数人为灭亡了八百年的大宋朝支招，多半是关于马的，譬如该怎样怎样继续增大养马的投入、如何制定各项严厉法规加强马匹繁育监督，总之，一切都围绕着靠国家投入来建立起一个可不受制于敌的"民族养马产业"。

　　问题是，有宋一代，朝廷上下为了解决"国家马匹安全问题"，其殚精竭虑程度实在比我朝今天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更甚。那些替古人担忧的爱国青年，想出的招，没有一个超出宋人。有些狠招，恐怕不等敌人打来，大宋自己就会先垮台。

　　在我看来，在养马的国有化上穷尽国力、民力和想象力，恰是宋帝国马匹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查汉、唐、宋，乃至元、明，一旦重视起国家的"马匹安全问题"，郑重其事地搞起"马政"，无一列外都是国有化思路，即大规模建官办马场的路子。这很好理解，因为国家一旦觉得马匹是战略稀缺物资，自然就恨不得把一切马匹都牢牢抓在手上，朱棣同志说的很明白："古之掌兵政委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是马于国为重。"

　　但汉、唐两代，养马问题上，奉行的是以国有化为主导的、允许多种产权制度并存的市场经济，既有硬的一手，也有尊重市场规律的一手，所以，一旦急需，民间还可以征上一些马来。

　　大抵而言，汉代大规模投入官营养马事业，对民营养马经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采取免税方式鼓励，所以，在政府带动刺激下，民间养马爱马之风大盛，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此时，对马匹的需求不仅是国家战略需求，也有了旺盛的民间需求，故全社会不但马匹数量空前增加，马匹的品种改良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仅汉武帝时期几次大规模征伐，征用马匹总数就过百万。而民间马匹存栏数目亦相当可观，因为驻边骑兵也多用自家的马。所以即使边境战争每次动辄造成数万数十万的马匹损失，它也能消耗得起，国营马场的马消耗得差不多了，但社会总量还能很快恢复得过来，所以，东汉时代虽然国有"马经"衰落，但民间还能征得上马。

　　到了唐代，就因为看重马，开始对民间养马采取打压和抑制政策，社会的养马之风不复汉代旧观，也更谈不上马种的培育改良，长期的战乱，中原地区的马种早退化到了与蒙古劣等马相当的水准，但好歹国有的草原面积广大，马匹的国家拥有量也达到了70万匹的历史顶峰。

　　到了宋代，立国之始就面临着强敌环伺，到灭亡为止，从来就没喘息的机会，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匹完全国有化，用搞"两弹一星"的热情养马。问题是，虽有各级领导的重视，有巨额的财政投入，却总是产不出好马来。办法想尽了。譬如，土地有限，得把一些马分散养育，于是，就搞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民营，即国家的马作为任务分散摊派给老百姓来代养，因为这些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所以既有优惠政策，譬如可免除相应劳役税负之类，同时又有各种任务和苛刻处罚措施。这种国有民营强行摊派下去，导致一些领到这个光荣任务的老百姓，只能弃家逃跑。当然，为新政辩护的人喜欢举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人报名愿意主动认领官马的，这不奇怪，今天还有人能把家产交了党费。

　　宋代适合放牧的地方少，但还不是窘迫到没有，北宋分布在各地的牧马监共有14个，但搞到最后马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骑兵部队只有1/10的人配有马，就不全是战争消耗的缘故，要说战争损耗，汉、唐的损耗要惊人得多，宋代马政的失败，彻底的国有化是最重要因素。

　　大宋朝比之前朝，少的只是官营的养马牧场，而前代尤其是汉朝，民间养马可并不是在北方草原地区，而是分散在各农耕地区，毕竟民间小规模养马，完全不需要大面积的草原。事实上，真正的好马根本不可能产自草原，只会产自定居的农耕社会，而大草原上只能出产劣等马，这个容后细说。

　　有研究马政的历史学者认为，宋代马政不如唐代，是因为宋人较之唐人，虽制度更完善且投入更大，但毁于政策多变故，所以，宋在真宗时期国有马的数量达到20万匹的顶峰，其后改革派失势，马匹存栏数直线下降，接下来的"马政"，就无非是做作样子而已。问题是，马政搞不下去，是因为当时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500贯，而西北边贸中，一匹马的价钱才25贯，国有的马资产越多，财政压力就越大，小老百姓的日子就越难过。

　　细究起来，汉唐的马政其实越到后期越搞不下去，实在容易理解，马这个东西不像盐铁专卖，是由老百姓直接买单，光靠政府财政买单，总有一天维持不下去。马被视为必须被国家垄断的战略物资程度越高，民间就越没有养马的热情也无法培育出对马的需求来。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项产业，只有政府才有需求，而且只能由政府经营时，它能办好的先例。而且，政府的垄断专营通常都会使某种东西变得稀缺。

　　没有适合放牧传统的牧场，宋人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办法拥有巨大的马匹储备？

　　按国家专营的思路，毫无疑问，宋缺少前代的大面积牧场，自然不可能拥有大批的马，但你若相信市场的伟力，马根本不是问题。

　　回到我们前面羊的问题上，如果政府将羊视为战略物资，只允许政府官营，你能想象得出，居然品种最优的羊，居然不是游牧民族培育的，而是农耕的汉人培育的，而且，在山东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牛羊肉的产量居然可以和内蒙不相上下么？

　　而且，一点不用怀疑，如果政府为了扩大羊的社会存量，以免除部分劳役税负做优惠条件，把高价买来的蒙古羊一头一头分下去，要求每年上交一头繁殖出来的健康小羊，否则重罚。你放心，大部分根本没养过羊的家庭，很快会因此破产，而且这些农户养出来有幸能存活的羊，比之政府交给他们的蒙古羊，肯定是品种退化了，绝不可能被培养出体重比蒙古羊大三倍的小尾寒羊来。

　　我原本以为，世界上不太可能还有将蒙古马战战兢兢地繁殖成比蒙古马更糟糕的马，但大宋朝以高昂的成本证明，国有化的确可以创造出这样的奇迹。蒙古马到了中原后，退化得非常厉害，大部分不堪军用骑乘。

　　然而，没有政府将之视为战略物资，没有政府的巨额投入，没有政府集中全社会之力去搞品种改善，但蒙古羊却变成了小尾寒羊。

　　其实，小尾寒羊太正常了，要知道，几乎我们今天使用的一切生物资源，其品种的优化改良工作，都是定居民族因市场需求而自发完成的。就定居民族更善于改良畜牧业的品种而言，其实，马是一个比羊更好的典型。

　　中国人知道的最早的好马是大宛良马或汗血宝马，这种好马不产自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产自山地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即今天费尔干纳盆地附近）的定居民族，而且，今天我们知道的一切好马，一切因骑、乘、挽、食用等等不同需要而选育出的马种，无一例外都是定居民族培养的（阿拉伯马并非阿拉伯的游牧人选育的结果，实际源头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汗血宝马），而在亚欧大草原上以最粗放自然方式的游牧民族，蒙古马承担了一切用途，从未加以有意识地品种选育。——游牧社会的高度分散和不重积累，决定了游牧人优化改良品种的能力和意识远远不如农耕民族。而游牧的粗放自然的畜牧业经营方式，也决定了单位土地可承载供养的牲畜远不如定居民族的产业化经营。

　　宋人的时代其实就应当看到，并不需要大草原就可以有马。北宋在与西夏、辽国统统关系搞僵，真的出现"马匹安全问题"时，转而又向西南诸番购买西南山地马。

　　若论养马的环境，西南山地比之中原，似远不如，他们的生物品种选育技术和意识更是远逊于中原，但它倒成了纾解宋廷"国家马匹安全"的援手。如果云南等地的小藩国也像中原一样搞国有化的马政，那西南地区的马恐怕得绝种。

　　拥有大数量的马，而且是高品质的马，大面积的草原绝非先决条件。小小的英国，即使今天，依然拥有100余万匹马，并且是世界最大的良种马输出国，要知道，英国这个岛国以前可是不产马的。它的养马产业，也是从军事需求开始的。但分封制而不是大一统，使得欧洲各国都没有一个有条件搞大规模的国营养马场，而大小封建贵族的财力，足够他们去不断精心选育出品种更好的马来。毕竟马块头比羊大得多，小小老百姓是无法完成品种改良的。

　　你可能会说，英国人现在依然能养这么多马，与它整个社会的发达程度高度相关，而且，它不需要考虑粮食问题。但新疆的例子或许有一定说服力，新疆的天山以北，有大片适合游牧的丰美草原，而在南疆，则是隔壁沙漠中以农耕为主的小块绿洲，后者虽然人口密度大得多，土地的生物承载能力也低得多，但当地农村的家庭牧业，牛羊肉的总产量依然大于北疆的牧区。

　　可以想象，很多热爱国有化爱到骨头里的人，看到这里依然会坚持，除非你举一个例子，是人家拥有大片草原，因为国有化，马变得越来越少。我才相信，宋人无马而败于北虏，是国有化的原因。

　　OK，现在我们让灭掉了宋人的蒙古人登场说话。

　　话说，大蒙古国消灭了撮尔南蛮宋国，发现宋人除了花花世界，还是有不少东西是越看越有道理的，马匹的国有化经营就是一个。

　　第一个被汉人认可是"咱的皇上"的蒙古大汗忽必烈登基后，在汉人的撺掇下，开始了蒙古版的"国进民退"，先是仿照汉唐宋旧制，建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先后有过群牧所、尚牧监等等名目和机构，总之，你只需要知道它是个相当于"全国马匹生产经营领导委员会"的正部级机构就成，而无比辽阔的伟大祖国的14个国营官马道，就是由这套系统管理的。

　　如你所知，大蒙古国的干部多行军打仗的大老粗出身，其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低下草率到它的国有牧场的马匹牲畜数据没几个人能搞得清楚，但它至少有一点比宋代强，就是它证明了南方也是可以大规模养马的。因为庐州、饶州、恩州、冠州这些地方也成功地证明是适合马儿大规模放养的。

　　就马匹的生产经营来说，如果说宋朝的搞法像是苏联人纯正的计划经济，而大元朝则像我朝今天的搞法。你可以想象，世界上不可能还有人能像伟大的大蒙古国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搞国营牧马场，它的得天独厚这里值得一说：

　　第一、无与伦比的辽阔土地，这个恐怕人人都知道，但还是请想象一下，蒙古国的国营牧场差不多和大宋国面积相当；

　　第二、无偿的资本，这个资本既有各地抢夺来的牲畜，还有周边农业地区必须免费提供饲料和设备；

　　第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大蒙古国拥有无穷无尽的战俘、奴隶之类的人力资源，当然，大部分农民工是汉族人；

　　第四、最严厉的管理制度，除了有马匹保护法之类对杀、盗牲畜行为严厉惩戒外，还有及其苛刻的各种赔偿措施，以保护国有资产，此外，必须给牲畜盖暖棚之类也有细则规定；

　　总而言之，秦晖先生说的中国今天"低人权竞争优势"的一切要素，大蒙古国都是只多不少，惟一的区别是，大蒙古国的这些优势都只用在国有企业上，而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则极为恶劣。问题是，这个唯一的区别是很要命的。

　　一般情况下，蒙古国官营和民营井水不犯河水，但国家需要时，"全国马匹生产经营领导委员会"就会对民企搞搞"和买马"。所谓"和买马"，就是用国家的计划指导价格收购马匹的意思，忽必烈时代，主要是在汉人地区"和买马"，往后，蒙古草原地区开始成为重点对象。

　　一点不难想象，由于大蒙古国的国有牧场马匹无可避免地产量越来越少，根本无法满足偶尔的战事所需，所以，仅仅对民营经济体搞"和买马"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府的财政狠吃紧，而且，大家已经吃不消"和买马"了，于是，"刷马"的次数就越来越多，所谓"刷马"，也就是你的财产，以Free的方式"被国有"的意思。

　　最初，它是蒙古国打江山时的战时经济所迫，所以蒙古草原的百姓们对"被刷马"支前是很踊跃的，因为接下来，江山是咱们自己的，只"刷"汉人，不"刷"蒙古老区人民，再后来，汉人被刷完了，自然蒙古人也跑不掉。

　　如你所知，忽必烈一上台就"国进民退"，可咱们好歹还搞了三十年放水养鱼，民可退可刷的空间不小，而大蒙古国不然，所以各族百姓的私马几下就给"刷"没了，虽然蒙古国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汉人几户人家才许共用一把菜刀，但还是很快就"刷"出来红巾军，"刷"出个朱元璋。

　　大蒙古国巨大的国有企业迅速资产流失，经营管理不善是一个原因，改制也是一个原因，因为不断有新的领导同志作出卓越贡献需要奖励，14个国营大牧场的4个就是这个原因消失的。

　　从忽必烈上台开始，蒙古国的畜牧业水平就由盛而衰，公允地说，气候变坏的原因是重要因素（甚至它是驱动蒙古人四处征伐的原动力，详见本人《谁在挥动上帝之鞭》一文），但学习汉人搞国有化的"马政"，肯定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征服南方时，他们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骑兵，等到南来的汉人造反时，他们早已凑不齐一支纯粹的骑兵了。

　　好了，我们不用再重复举明朝重复宋人的例子了，若宋因无马而败于北虏，则亡宋者，国有制也，你是否同意？

吉尔吉斯报告（一）

Posted: 12 Oct 2010 09:42 PM PDT

《凤凰周刊》9月15日总第375期

刚刚在2010年上半年经历了两次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人口仅500多万的中亚小国。但这个不为多数中国人熟悉的邻居，却是一个与中国在历史上有特殊渊源、在今天有着特殊攸关利益的国家。

历史上，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疆域，曾在汉、唐两个时代被纳入中国版图。而汉、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在与周边大国的竞争角逐中，具有盛衰转折性的重大事件，恰好都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其南部的重镇奥什，即汉武帝时代的贰师。为建立一支足以深入大漠与匈奴在马上交锋的骑兵，汉武帝不惜血本，派小舅子李广利两度征伐中亚古国大宛，以索要汗血宝马。因贰师是传说中大宛宝马的产地，故李广利被封为"贰师将军"。

其北部的塔拉斯城，即唐玄宗时代的怛罗斯城。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率师3万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会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此战令唐廷不仅失去中亚，亦逐渐丧失今新疆的领土，而阿拉伯帝国经此一战，开启了中亚伊斯兰化的历史。

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更与中国别有渊源。当地人都知道并且引以为豪的是，此地即唐代的碎叶城，是中国大诗人李白的故乡。

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虽国小民贫，但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关乎和牵动着中国的核心利益。

从经济上而言，它是中国商品经西部陆路出口的最大通道和物流集散中心，中国商品由此可辐射中亚、西亚、东欧地区。近年来，它扮演的这一角色的重要性迅速上升，2008年，吉尔吉斯斯坦已在中国的邻国中，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商品输出国。

从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和矿产资源的新战略来源而言，吉尔吉斯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吉尔吉斯斯坦盛产多种稀有金属，近邻中国的地区新近发现了中国急缺的铁矿，为亚洲单一矿带最大铁矿。

尤为重要者，它是中国向西获取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通道。而中国已批准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一旦落成，将强化吉尔吉斯斯坦作为陆上通道把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纳入中国经济圈的作用。

从地缘政治而言，中亚地区是中国与伊斯兰、俄罗斯、北约的战略缓冲地带，而吉尔吉斯斯坦则是其最重要的节点。在这里，美俄军事基地比邻而峙，大国影响力绵密交织。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与中亚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主义的地理屏障：吉尔吉斯斯坦东南，是因宗教和部族矛盾陷入战乱的塔吉克斯坦，其南方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的费尔干纳盆地，则是中亚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各种分离组织活动的大本营以及"金新月"毒品走私的通道。

吉尔吉斯斯坦的稳定，不但关乎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贸往来，而且关乎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稳定。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素有"中亚火药库"之称。这里深刻的民族矛盾一旦变成大规模民族战争，将导致整个中亚的战乱。由于中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民族跨境而居和民族间的互动，中国届时将无法置身事外。

如果中国必须关注自己的邻居，就不能不关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联多个大国的小国、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邻国，其重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逊于国人习惯性认为最重要的邻国朝鲜。

吉尔吉斯火药桶

提要：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造，并在制度上向西方全盘看齐。但传统部落社会中的南北矛盾和深刻的民族矛盾，使吉国不但因频繁革命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而且也因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极易成为引发中亚政治地震的火药桶。

文黄章晋

　　8月25日，吉尔吉斯斯坦外长鲁斯兰?卡扎克巴耶夫抵达北京。
　　外界认为，今年4月发生动乱后，吉尔吉斯斯坦将中国作为其新外长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显示出中国对吉国的特殊重要性和影响力。而中国经贸力量在吉国能起到安慰剂作用也表明，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局势依然未稳。
　　应吉临时政府要求，最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意派驻52名警察协助维稳，但此举立即在首都比什凯克、南部城市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引发了示威抗议。吉前国防部长伊萨科夫说："吉尔吉斯斯坦将会像科索沃一样逐步走向分裂。"
　　吉尔吉斯人在短短5年中，通过革命赶跑了两任总统，为防止再出现政治强人独裁贪腐，痛定思痛，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成为中亚第一个议会制国家。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远未明朗。
6月在南部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冲突表明，吉尔吉斯斯坦极有可能成为中亚地区引燃民族矛盾冲突的火药桶。
　　因复杂的历史原因，中亚五国广泛存在民族跨境居住，而主体民族与主要少数民族矛盾复杂的困境并非吉尔吉斯斯坦专有，而是在中亚五国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一旦一国之内的民族流血冲突诱发国家之间的战争，整个中亚将会陷入战乱，甚至可能让极端宗教势力形成燎原之势，民族冲突扩散至邻国。
与此同时，吉尔吉斯再次革命的可能依然存在。

　　习惯了革命的国家

　　如果将6月发生的种族仇杀看作是巴基耶夫对临时政府的某种"革命"，则从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算起，吉尔吉斯斯坦迄今已发生了三次革命，5年时间经历了阿卡耶夫、巴基耶夫、奥通巴耶娃三任总统。
　　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的阿卡耶夫今天仍对自己的执政成绩坚信不疑："阿卡耶夫时期将被看作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一段闪亮的日子。"
　　然而，阿卡耶夫下台前一年，他的顾问波盖特列夫曾承认，1990年，吉人均GDP为1220美元，到了2004年，吉人均GDP仅有约186美元。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虽穷，日子还算凑合能过，独立几年之后，却沦落为世界最穷国家之列。
　　但阿卡耶夫的自信并非全无理由，今天当地人一致认为，刚刚被赶下台的巴基耶夫，即使没有涉嫌策划操纵6月种族仇杀的罪恶，整体表现也比阿卡耶夫要糟糕得多。阿卡耶夫曾在下台后称，颜色革命发生时，他向内务部长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枪"。
　　阿卡耶夫从声望骤跌到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转折点是2005年2月，当地一位美国人办的一家报纸，将阿卡耶夫的别墅与贫民住宅的大幅照片放在封面上对比。吉政府对此的惩罚，仅仅是切断了印刷厂的电源。但美国共和党参议院约翰?麦凯恩直接打给吉国外长一通电话，就摆平了停电问题。
　　"郁金香革命"后，自认为任上无过错，且否认其家族卷入腐败的阿卡耶夫，总结自己被赶下台的原因是：一、平时忽视了权力体系的组织建设，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机构；二、在社会上出现不稳定苗头的关键时刻，没有坚决果断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任上长达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是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型官僚，他曾在大选中创造出95%的得票率纪录。对阿卡耶夫的腐败指控主要指向其强悍的妻子，其妻子家族有众多兄弟，均被认为有严重的权钱交易。
　　阿卡耶夫的腐败是"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坚决信奉市场的阿卡耶夫曾有一句名言："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第一，私有化；第二，私有化；第三，还是私有化。"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有资产多半"化"到了北方人的手里，被认为是北方人利益代言者的阿卡耶夫，自然被视为最大的腐败者——说到底，导致阿卡耶夫下台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吉社会传统的南北权力之争，只不过它恰好搭上"颜色革命"的末班车，看起来是它连锁反应的结果罢了。
　　继任者巴基耶夫的腐败路径与阿卡耶夫正好相反，来自南方Kipchak部落的巴基耶夫上台后，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纠正阿卡耶夫的错误路线，在"国进民退"的过程中上下其手。不过，巴基耶夫也并未让南方力量满意，因为受惠者只是总统家族。
　　巴基耶夫不但有7、8个兄弟，而且孩子也多得数不清，最受器重的是生于1977年的小儿子马克西姆，他被任命为发展、投资和革新部部长，其权力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一肩挑，吉尔吉斯斯坦几乎有了向朝鲜看齐的迹象。
　　对这个不幸国家的国民来说，如果"私有化"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国有化"则会意味着垄断产品的价格大幅提升。2009年底，巴基耶夫家族控制的国有企业，将水、电和供暖等价格上涨2到4倍，手机费、香烟之类价格也全面上调，老百姓终于受够了。
　　当年与巴基耶夫站在同一战壕、在"郁金香革命"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临时政府总统奥通巴耶娃，以及在阿卡耶夫时代曾任总理的库洛夫，都是南方力量的代表，而巴基耶夫的所作所为实在让同志们寒心，于是他们再次革命。
　　巴基耶夫有过苏联时代长期基层党政干部的历练，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自家兄弟，所以，推翻巴基耶夫的革命，代价来得远比"郁金香革命"惨重，上街游行的民众不少被狙击手冷枪击毙。但安全部队见大势已去，便立即倒戈，局势遂不可收拾，巴基耶夫等人于4月7日逃离比什凯克。
　　10天后的4月17日，巴基耶夫的故乡——吉尔吉斯南部贾拉拉巴德州政府办公大楼被500名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占领，州长一度被抓住成为人质。这个小规模"对革命的革命"没能成气候。经过迄今尚无法悉知详情的谈判，巴基耶夫踏上哈萨克斯坦派来的飞机，留下一纸"辞职信"，"临时政府"变成"合法政府"。
　　不到两个月，吉尔吉斯南部的乌兹别克人聚集区又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在不明武装分子攻击下，40万乌兹别克人逃亡，数千人伤亡。当地人一开始就怀疑，这是巴基耶夫干的。当地传说，为搞垮临时政府，马克西姆花费了1千万美元雇佣暴徒攻击杀害乌兹别克人。6月16日，巴基耶夫重要幕僚拉赫马诺夫被捕后承认参与策划了此次大规模血腥事件。
　　而临时政府由奥通巴耶娃担任总统，可视作南北势力的一次完美妥协：奥通巴耶娃生长于南方，但其部落是北方部落，故得双方认同。据估计，深孚人望的前总理库洛夫很可能会成为议会制后的首任议长。
　　但吉政府显然只是在脆弱的稳定中，"革命"可能随时不期而至。
　　8月5日，临时政府开枪驱散了来自东北部城市巴雷克奇的大约2000名反政府示威者。国安局长伊舍巴耶夫称，这些示威者要求临时政府必须安排他们支持的人，在前往首都时他们携有武器，一旦要求无法满足，他们可能会发动一次新的革命。
　　"任何革命，都会有很多老百姓支持。"6月中旬因动乱回到中国的一位商人称："吉尔吉斯太穷，很多人习惯了在革命时趁火打劫改善生活。"这位在比什凯克亲历了今年两次骚乱的商人称，据他所知，4月初赶跑巴基耶夫的革命中，趁火打劫的第一拨人里，许多是脱下警服的警察。"警察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000个SOM（吉尔吉斯斯坦货币），一公斤羊肉是180SOM，一袋50公斤的面粉要780到820SOM，警察一个月工资就够买10来公斤羊肉或两袋半面粉。"
　　吉政府的数据称，2009年吉国人均月收入是136美元，1/3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很多普通吉国人的生活有了上顿没下顿。
　　而长期关注中亚的学者伊力哈木认为，贫穷和腐败只是革命的诱因，革命能屡屡成功，也因为它是中亚国家里政制最自由最开放的。"在一个老百姓知道只要你敢上街它就敢开枪的国家，不满并不会导致政权频繁更迭；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游行示威的手续甚至可以事后补办。"

　　天上掉下来的国家

　　吉尔吉斯人在苏联时代，没闹过独立，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因为俄罗斯人自己，吉尔吉斯人一夜之间得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独立之时，无论是国民还是官僚，都未做好独立建国的准备。
　　占据了政府要津的吉尔吉斯族官僚，多为典型苏维埃制度下颟颔腐败无能的标准件。他们可胜任中央命令计划经济的岗位，但对如何管理一个现代独立国家，则毫无经验。吉尔吉斯城市公共管理处于半原始状态，街道上不但没有斑马线之类的标识，甚至近乎无交通规则。
　　全苏中央计划经济下吉国的定位和分工，对其独立后吉的经济自立极为不利。吉国当时除了黄金和锑等贵重金属资源外，其任务主要是向苏联提供肉类、皮革以及棉纺织品之类的农牧产品，因其境内丰富的水电资源，吉还向周边提供电力，而其他日用品和工业产品，则由苏联其他部分提供。
　　而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极不利于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吉尔吉斯全境在南北各有两段很短的铁路。在北方，是首都比什凯克通过铁路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在南方，是第二大城市奥什通过铁路与乌兹别克相连，而这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只有一段路况极差的公路相连。
　　吉尔吉斯人刚刚当家作主时，前苏联留下来的"傻大黑粗"的机器设备，被当作工业原料大批卖到中国，换回各式各样紧缺而从未见过的日用消费品。但这些东西卖完之后，人们发现：既往那些并无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已不复存在，而立国安民的经济体系尚未建起。譬如在奥什，曾拥有前苏联第二大的棉纺厂，如今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
　　在当地中国人看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悲剧，可以概括为"天上掉馅饼"的陷阱：吃光卖光到手的家产后，一无所有。
　　尽管苏联帝国解体前，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有着纸面上不算太难看的数据，但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封闭于世界的苏联价格体系之内的。加入世界分工之后，吉尔吉斯除了提供农牧产品和矿产品，看上去也没有别的机会了——苏联时代的工业系统已严重落后于时代，其大批机器设备大部分除了作为废钢材卖给中国，确实没有别的出路。
　　更大的问题是，大批牧民下山成为市民，改变了不少城市的居民民族结构。
　　独立前的吉尔吉斯，城市主要居民是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占人口多数的吉尔吉斯人，主要是山上放牧的游牧人。作为主体民族，独立之后，吉尔吉斯人才开始真正的"进城"。苏联时代奉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吉尔吉斯普通牧民进城需经审批。苏联解体后，大批俄罗斯人离开，不但留下了大把空缺的岗位，还留下了大量空着的房子，结果大批吉尔吉斯牧民下山自发圈占无主房产，一夜之间成为市民。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私有财产的观念迥异于定居民族，其将暴力运用于产权领域的自然法则，颇为接近列宁主义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本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等定居民族的财富和生活就容易引起贫穷牧民的不平衡感，而苏联解体导致大批财产一夜之间变成无主之物，特殊时期的混乱保护并鼓励了这种"拿来主义"。
　　或许在吉政府看来，在这个主体民族为吉尔吉斯人的新生民族国家，城里的市民大多并非吉尔吉斯人，也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上述行为被默许，圈占行为在事后大多得到了官方的合法性背书。它的后遗症就是，在这次革命中，仍有少数牧民乘机强行接受俄罗斯族人的房产，并报官试图得到认可。
　　对那些一夜之间变成市民的吉尔吉斯人来说，其生活习惯和意识远未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相对其他定居民族而言，吉尔吉斯人普遍未养成积蓄意识，生活工作缺少计划性、条理性和持续性。延续游牧生活粗放、随意习性的他们，被当地中国人描述为：10个吉尔吉斯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只需要1个中国人就足够。
　　很快，他们发现城市里并没有他们的工作机会。惊人的失业率和贫困，使吉尔吉斯社会酝酿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哪怕有最好的制度

　　最要命的是，在前苏联体制下被压制的各种内部矛盾，在吉国独立后不仅被充分释放出来，还因为形势变化而被激化，吉国人却对此完全没有准备。
　　吉尔吉斯斯坦因其自然风光被称为"亚洲的瑞士"，独立之初，阿卡耶夫也自豪地宣称，要将吉尔吉斯建设成瑞士一样的国家。以他为首的小批精英坚信，只要在制度上完全向西方先进国家看齐，就一定有光明的未来。但作为一个人造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有着诸多成为现代国家不利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尽管吉国人指责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独裁，但他们其实离极权国家的独裁者有相当距离，他们的权力基础很大部分受制于传统部落政治的影响力。
　　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旗上有一轮放射出四十道火焰的金色太阳，四十道火焰象征着吉尔吉斯的四十个部落，而"吉尔吉斯"的意思之一即"四十个部落"。
　　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极大的一个不同是，游牧民族的部落意识强烈，而定居民族地域意识强烈。定居民族更容易形成一定地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游牧民族则不然。尽管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开始定居，但部落意识却完整保留下来，它成为吉尔吉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吉尔吉斯被天山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方与南方的诸部落原本就亲疏有别，再加上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南北方文化及宗教习俗有相当差异。
　　北方受俄罗斯化影响较深，世俗化极高，甚至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接近俄罗斯人；而南方则受乌兹别克人等虔诚穆斯林民族影响，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中的穆斯林印记更深。由于各自的核心部落都是吉尔吉斯历史上的重要部落，南北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
　　在苏联时代，南北方势力的平衡，靠中央安排轮流执政来平衡。而独立之后，一开始靠总统与总理的分权来实现。但正如阿卡耶夫在其《难忘的十年》中的观点，吉既非总统制，又非议会制，总统权力受限，要摆平这个新生国家的种种问题，必须赋予总统足够权力——但强化总统的权力，会自动打破南北在总统总理上的权力分配机制。如此一来，借由"定期革命"来实现轮流坐庄，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迥异于定居民族的强烈的部落意识，使得吉尔吉斯社会中，部落议事会"额勒凯额什"(elkingish)有着极高的地位。部落长老的协商机制，成为平行于政府的另外一套权力系统。而部落议事制度，虽也有选举，但更依赖传统有名望的家族，其形成机制迥异于真正的民主制。
　　这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仿照西方建立起来的制度，多少只是浮于表面、依托城市的系统。在这个国家未完成必要的城市化进程、整个民族未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的现阶段，这个令吉国人自豪的"前苏联国家中最好的制度"，其效能是极为可疑的。
　　除了吉尔吉斯族内部的南北部落矛盾，吉更严重的矛盾来自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与定居民族乌兹别克人的冲突和矛盾。巨大的生活方式差异，以及明显的相貌差异（吉尔吉斯人是东亚长相，乌兹别克人有明显高加索印记），使两个民族有很深的民族隔膜。
　　无论苏联时代还是独立之后，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在经济上均占据明显优势，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亦是如此。举例来说，吉国独立时，在南部中心城市奥什，乌兹别克人是吉尔吉斯人的2倍，但从苏联时代起，因为民族政策，这里的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吉尔吉斯人手中。譬如1990年，奥什州各部门和委员会主任一级的高官中，吉尔吉斯族18人，俄罗斯人2人，乌兹别克1人；苏维埃权力机关中，吉尔吉斯族占66.6%，俄罗斯占13.7%，乌兹别克占5.8%。
　　因此，在苏联时代，南方的乌兹别克人就有取得自治地位的呼声。不但因为在吉尔吉斯人为主的国家，乌兹别克人的政治权力不平等，还因为这些地方传统上也被认为是乌兹别克人的居住区，有人甚至认为应当把奥什州划给乌兹别克斯坦。
　　苏联解体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的不公平感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尤其当乌兹别克人敢于公开说，这里原本就是乌兹别克人的地方，最好把乌兹别克人连同他们的土地一起划归乌兹别克人的祖国，吉尔吉斯人对他们的疑惧无疑加剧了。
　　吉尔吉斯斯查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亚的"民主孤岛"，但无论是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首先无法摆脱自身民族内部的部落政治影响，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乌兹别克人权力平等的要求。
　　虽然，吉尔吉斯有纸面上的民主制度，但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民主制度的协调机制并未起到看得见的作用，倒是古老的长老制度在最危急的民族冲突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亚火药桶

　　2010年6月10日夜，由南部城市奥什开始，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种族仇杀。当地媒体称，起因是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青年在某娱乐场所发生群殴，但随即变成带有明显策划组织痕迹的针对乌兹别克人的杀戮。大批行凶者手持斧头、铁棒等凶器沿街挨家挨户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仇杀迅速蔓延到南部的各个城市。逃亡的乌兹别克人称，吉尔吉斯军人随后开着坦克装甲车辆也参与到暴行中来。据国际中立机构组织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一千，抢劫、强奸不计其数。
　　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奥什，再次爆发大规模种族仇杀，唤醒了人们对"中亚火药桶"费尔干纳盆地的血腥记忆，也为这个只有2万2千平方公里，却有100个民族、1000万人口的"火药桶"是否会被点燃而担心。
　　20年前的1990年6月4日，同样在奥什和另一个地区乌兹根，因土地争议，市内发生了两个民族青年群体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但在乡村却因谣传而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种族仇杀。许多人并无明确理由，就在"杀掉那些萨尔特人"的鼓动下，投入到杀戮乌兹别克人的狂潮中，相伴而来的是数不胜数的抢劫和强奸。
　　民族矛盾，是费尔干纳盆地这个火药桶每次爆炸的引线。"萨尔特人"一词，透露了这一地区民族矛盾最重要的根源——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深刻隔膜和长期敌视。
　　中亚地区曾有一首以"萨尔克，萨尔克，萨尔克，数数字"开头的歌谣，为各突厥语民族熟悉，它表达了突厥语世界中，游牧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对定居民族爱算计爱忙活的鄙视和愤怒。"萨尔克"原意指维吾尔商人，最后演变成游牧人对当地定居民族的侮辱性指称（在吉尔吉斯斯坦，即指乌兹别克人和操波斯语的塔吉克人）。在传统游牧人的观念中，萨尔克人狡猾爱算计，正常交易总会吃亏，所幸骑马的游牧人素有武力优势，定期以武力抢劫的方式找回平衡被认为理所当然。
　　曾有人认为，当初苏联划分国界时，把费尔干纳盆地划给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这样可以让各民族之间形成矛盾和仇恨，让它们互相牵制（吉国奥什州有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四块小飞地和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苏联强行社会改造的必然结果——定居民族的农地被强行重划，牧民强制定居，牲畜全部重新分割，所有民族的一切财产归属和生活方式都被重新改造，革命的刀子不但切到了所有人，也让所有人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在传统生活方式下，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在地域上相对隔离和对土地的交叉利用——譬如同一块土地冬季时定居民族休耕而游牧人下山放牧，使这种矛盾并不容易演变成大规模族际冲突。在费尔干纳盆地，吉尔吉斯人就曾经与乌兹别克人长期杂处。但进入现代社会，游牧人开始定居后，其与定居者的矛盾开始加剧。苏联自1970年代起，规模不等的民族冲突连续多年爆发。
　　不过，比较20年前后的两次大仇杀，不难发现时代和环境已发生变化：苏联时代动用了大批军队镇压，而今天的吉尔吉斯因缺少军力，迟迟无法恢复秩序；但苏联时代，民间组织的协商机制为当时的制度所不容，民间自我调整功能完全失效，而在今天，民间的长老谈判机制迅速启动，在仇杀蔓延的过程中，阻止仇杀和修复信任的工作也同步展开。
　　尽管吉南部的种族仇杀已经平息，但因吉军力严重不足（平时甚至请俄军代为看守部分边界），始终未能真正控制局势。当地制造暴行的武装分子依然逍遥法外，而在反抗袭击过程中，乌兹别克人也组建了各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吉南部除了没有继续发生仇杀，与正常秩序和政府号令的恢复相距甚远。
　　这次冲突不但进一步加剧了南部乌兹别克人的离心力，也在边境另外一侧的乌兹别克斯坦民间激起巨大仇恨，各种乌兹别克人被残酷凌虐的视频广泛流传。民族仇杀的情绪震荡，迅速蔓延到了周边相邻的所有国家。因为传统上，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更近，而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和土库曼人更近，不同人群对冲突的私下感受并不相同。
　　跨境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是严重考验。
　　中亚五国中，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大都由苏联时代就担任高官的"伟大领袖"长期统治至今，有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度排名甚至与朝鲜不相上下。对其最大的挑战，并非"颜色革命"，而是不断蔓延的极端宗教势力和各种民族分离主义。
　　中亚脆弱的政治稳定一旦崩塌的后果，从塔吉克斯坦的悲剧即可见一斑。受邻近的阿富汗以及民族、宗教原因的影响，塔吉克斯坦于独立之初的1992年3月爆发内战，至1997年6月方在大国介入下结束内战。官方统计，塔吉克斯坦内战中约1%的人口死亡，10%的人无家可归。在各方妥协下，塔吉克斯坦成为前苏联国家中惟一一个允许建立宗教性质政党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暂时摆脱了战乱，种子却输出到了邻国：各种极端力量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在乌兹别克斯坦，2004、2005年，在布哈拉、安集延甚至首都塔什干等城市，发生过多起暴乱，组织和参与者中不少是跨境人员。
　　对中国来说，新疆境内的极端分子在境外有两个重要的实战和培训的去处，一个是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控制区，另一个便是费尔干纳盆地。

　　夹缝中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除了自然景物之外，只有与大国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像瑞士。在这个国家，一个堪称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观，仿佛是为这个政策作的注脚：美国玛纳斯空军基地与俄罗斯坎特空军基地都驻在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相距仅仅37公里。
　　"9.11"后，美军为便于攻打阿富汗，租下了吉尔吉斯惟一的国际机场。美军插足中亚令中国不安，更令俄罗斯不安。2003年10月，俄军建成启用了毗邻美军玛纳斯基地的坎特空军基地。为赶走美军，俄不断加大对吉援助，同时向吉施压。2009年初，吉政府一度声称将关闭美军基地，但最后却是两头收钱，让美俄基地在首都门口对峙。
　　吉国选择与大国等距外交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吉尔吉斯斯坦不像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目前最重要的财源主要来自金矿收入。而临近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是陷入极端宗教势力的动荡战乱国家，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极端势力活动中心和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
　　财力的匮乏和安全威胁，使吉尔吉斯斯坦完全没有资格模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关起门来搞一套吉尔吉斯斯坦独特国情论，全面向西方看齐或许是其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超级国家，吉国始终无法摆脱既离不开又恐惧被控制的双重矛盾。所以，对美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吉尔吉斯斯坦即使不为财政困难考虑，也会接纳其进来，让三个大国的力量彼此平衡抵消。
　　吉国对俄罗斯的感情最复杂。该国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之一为俄语，尤其北方地区已高度俄罗斯化——吃饭是一块列巴（黑面包）就酸黄瓜，喝一碗红菜汤，不分男女老幼，全民酗酒。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连续革命、种族仇恨，甚至让不少吉国人议论，吉国还不如重新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传统的经贸关系以及多年来仰仗俄罗斯财政支援，使得吉国与俄罗斯之间依然存在藕断丝连的依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长期被认为是独联体国家当中最亲俄的一个。
　　但历史上俄罗斯人与吉尔吉斯人的血海深仇，也是两国之间难以真正亲近的最大因素。2006年7月，时逢中亚民族大起义（当年中亚各民族反抗入侵者沙俄的起义，吉尔吉斯人因镇压和逃亡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90周年。吉官方将大批当年死难者重新下葬，并在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中心广场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更让俄罗斯不快的是，吉尔吉斯人不但让美国人的基地进驻比什凯克，2008年4月，俄坎特基地的军官与吉尔吉斯军警发生冲突，俄多名军官被重创，有吉尔吉斯人借此公开鼓动，干脆把驻扎在基地的俄罗斯人赶出去。
　　注重务实外交的中国，以其经济影响力，今天已成为对吉国百姓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国家。但中国依然难脱吉国人对其爱憎交织的情结。
　　近些年来，中国在吉最大的不利因素在于"国家利益出卖论"。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熟悉了官方宣传的"中国威胁论"：蝗虫一样多的中国人整天想着要抢占我们的领土。而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国境确定过程中，"国家利益出卖论"自始至终与之伴随，1999年签订的《中吉边界补充协定》在完成勘界后，2002年3月获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批准，但是，贾拉拉巴德州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指责阿卡耶夫政府出卖了国家利益，让中国割去了大片领土。警方向示威者开枪并造成相当规模的伤亡，它最后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时任总理的巴基耶夫被迫辞职。
　　而巴基耶夫接替阿卡耶夫上台后，民间对其"亲华"指控更升一级。当地有传言称，巴基耶夫访华时，曾说自己身上有东干人血统（东干人系中亚对清末迁徙到中亚的回族人的称呼）。还有传言称，巴基耶夫不但对东干人有特别照顾，而且还每年从中国引进一批东干青年男性。英国《金融时报》亦称，随着中国人大规模修路开矿，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变成"中国的海外省"。
　　除"国家利益出卖论"外，当地青年知识分子也经常批评吉尔吉斯对华政策，意见主要集中在中国商品几乎占领了吉国全部市场，以及中国移民越来越多。据中亚当地研究者统计，吉尔吉斯斯坦今年动乱前，在吉尔吉斯的汉族中国商人，约为3万，而各种因素从中国移民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则接近10万之多。
　　中亚当地研究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真正的老大是中国，中国通过温和而不显露痕迹的方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使之配合中国自身的反恐和反分裂需求。
　　一直关注吉尔吉斯对华态度的伊力哈木认为，无论是谁执政，吉政府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都不会变，而其对华亲善的态度亦是其不变的基本支柱，因为中国对其内政并无威胁，而吉在经济上也高度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援助。尤其是其定位为中亚的陆上自由港，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制造国商品西输的中转通道，它不可能把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搞僵。
　　但他也认为，虽然对吉国最直接的影响力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不过，吉国社会多年来的相对开放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年轻一代人的眼睛始终盯着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和北京。在价值观上，他们更倾向于欧洲和美国。如果需要在文化传统中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他们会更倾向于土耳其。
　　少有人看好吉尔吉斯的未来，无论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多么亲西方，其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重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在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种族仇杀的南方，乌兹别克人有了更多要求自治权力的理由，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是一个脆弱的政府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是他们的要求一旦实现，将变成可怕的先例：
　　在中亚地区，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矛盾错综复杂的格局决定了，一旦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开了这个头，几乎所有中亚地区的民族聚集区都将提出类似要求，因为这种声音同样已存在很多年。对远未实行民主的中亚国家来说，这无异于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地震。
　　在冲突中已经形成被部分自卫武装组织起来的乌兹别克人地区，事实上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南部因动乱和失序，让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由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扩展到全境，这个时候，与中国有近1100公里漫长国境的吉尔吉斯斯坦，就会由中国商品输出的通道，变成一个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势力大规模输入新疆的通道。

『文化』科尔姆·托宾：爱尔兰人的“乡愁”

Posted: 12 Oct 2010 08:02 PM PDT

       在当今的爱尔兰文坛，现年55岁的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不写关于政治、革命的主题，而是趋向更小，甚至是微小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却有见微知著的效果，让人看清的是一个作家的内心，以及以更大的距离看清一个民族，或是国家的历史。自1990年，他发表处女作《南方》以来，已经有6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其中，《大师》获得2001年IMPAC都柏林文学奖。

       《大师》（The Master）和《黑水灯塔船》（The Blackwater Lightship）两度入围布克奖最后决选名单，新作《布鲁克林》则入围今年布克奖的初选名单。除了小说，托宾大师还写非虚构类作品、文学评论以及戏剧。正儿八经的工作是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教爱尔兰文学和写作课的老师。

       托宾风风火火地赶到住地，放下行李，接着就被抓住做采访。这个大块头爱尔兰人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没申请，和气地坐下来陪我们"聊天"。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纽约的爱尔兰人，托宾口口声声说无比适应，一觉醒来，觉得"这儿就是家"。但他偏偏又写了部《布鲁克林》，故事里，尽是写满的乡愁：上世纪50年代初，爱尔兰东南部小镇恩尼斯科西。小镇姑娘艾丽丝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找不到工作，前途茫茫。所以突然有一天去美国工作的机会降临时，人人心里都知道，她必须去。艾丽丝告别亲人和家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布鲁克林，住进拥挤的集体公寓。这里有房东太太挑剔的目光，有其他租房的姑娘微妙的妒忌和猜疑，令她愈发感到孤独。全新的生活节奏令艾丽丝渐渐淡忘背井离乡的痛楚—白天在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晚上到大学夜校进修，周五的傍晚还去教堂聚会、跳舞——她觉得自己获得了某种新的快乐。正当她陷入热恋之中时，家乡来的消息令她必须赶回家；她将面临的，不是回归过去的生活，而是必须在家乡新的生活与布鲁克林奋斗、扎根的未来之间，做出抉择。

       这是一个关于漂泊与回归、挚爱与痛失、个人的自由与责任的故事。美国最地道纽约口味的《纽约客》杂志是这么评价托宾的这部小说的："托宾讲述了一个非常饱满的故事，用节制、简洁而有力度的文笔，令最细小的心理颤动都能感动人心。透过艾丽丝小心翼翼的眼睛，即便布鲁克林最老套的日常活动都带上一种微妙的陌生感。在这部以漂泊他乡为主题的小说里，托宾摒弃夸耀与伤感的情绪，让我们重新领悟到：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

       可这份漂泊感从何时开始？又会在何时结束？托宾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回忆起祖父、父亲，回忆起两代，甚至三代人之间的裂缝。在裂缝间，他找到作为小说家所期待的主题，这事关态度，事关历史。"父亲那一代，他们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我这一代持怀疑一切的态度，这也就是一个小说家所期待的主题的到来，也是两代人之间的裂缝。"

       "《布鲁克林》有两个主题，第一是回望我过去的一代，以及这一代的命运、历史，这不是所谓的官方史，是每个家庭的历史。这其中有很多的人离开了爱尔兰，去了英国和美国，因为在爱尔兰没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第二个主题关于最新发生的事情，写这部小说之前10年，爱尔兰突然在历史上第一次变得富有了，居然会有外国人来爱尔兰找工作。"

《周末画报》×科尔姆·托宾
MW=周末画报  CT=科尔姆·托宾

MW：艾丽丝是《布鲁克林》里的女主人公。为什么你不以一个男性的视角展开这个故事？
CT：假如我以一个爱尔兰男人的视角写他去美国，他会做什么呢？找间酒吧喝酒、找个健身房锻炼身体、交朋友……他的整个世界闹哄哄，他的心理世界不纯粹。相反，如果主角是女性，她会寂寞得多，想得也多，有更纯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

MW：你的小说里有深深的悲伤，人物都不是很快乐。或许，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写，比较贴近这种悲伤。
CT：这是一种理解。我写了6部长篇小说，3部是从女性视觉写，3部从男性视觉写，所以男女打了个平手。对于作家来说，应该具备想象一切的能力，不管年龄、宗教、历史和性别。你是你创造的世界的国王，无须有任何担忧。至于悲伤，它存在作品中，是自然流露出的旋律。

MW：你本人很幽默，但写故事可不怎么幽默。
CT：哈，这样的事儿常发生。有些人看上去笑呵呵，但写出来的字儿很安静。我感兴趣的是沉默，人们压抑情感，无法表达或不愿表达的事物……所以我故事里的人物都很容易陷入沉默。

MW：你是爱尔兰人，但居住在纽约。你又会去很多国家，一呆就是几个月。你会为身份的问题困扰吗？
CT：没有。我说的是美式英语，但是我是爱尔兰人，我不像那些移民，我不会被身份问题困扰。在《布鲁克林》里，我写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人们还是会感到有压力。在纽约时，每天早晨醒来，我还是认为："哦，这就是家。"然后起床，出门。

MW：你在普林斯顿大学都教学生们什么？
CT：周一我教的是英语系的爱尔兰文学课，内容关于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周二教的是写作课，内容关于短篇小说的写作。

MW：你在课堂上会和学生们讨论自己的小说吗？
CT：不会。因为作品写好了，就会走路。在课堂上，大家讨论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学生们写出来的小说。即使是文学课，我们讨论的也都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一般不讨论当代作家的作品。

MW：你真的不用电脑写作吗？
CT：偶尔用用。我是先用笔写出一定的章节，然后再用电脑打出来。

MW：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也这样，不少作家都保持着传统的习惯做传统的事。
CT：是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和文字亲近。手写的字迹有纹理感，有感情、个性，电脑打印可没这效果。

『周末画报』采访/撰文钟蓓摄影司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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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文化 , 作家 , 小说

纽约时报方励之刘晓波和中国幻象

Posted: 13 Oct 2010 10:04 AM PDT

核心提示：诺委会提醒西方社会不得不去重新审视自从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盛行的关于中国的如下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走向民主。

原文：Liu Xiaobo and Illusions About
 China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方励之（Fang Lizhi）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11日 
译者：最佳损友【twitter2020@gmail.com ]
校对：@xiaomi2020

菲尼克斯——我为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狱中人士刘晓波的这一决定感到由衷地高兴，该奖旨在表彰他为推动中国人权而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抗争。如此一来，诺委会提醒西方社会不得不去重新审视自从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盛行的关于这个危险国家的如下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走向民主。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人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一些人对此确信无疑。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保持现状更有利于他们的商业利益。许多人相信中国最高层决策者会为了寻求说服外国投资者，告诉他们要在中国进行投资，就不要附带任何棘手的在人权方面的附加条件，一切会随着中国自己迈出的步伐而好转的。

天安门事件过去20多年了。中国已经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并不极端的刘晓波和上千名其他异见人士却身陷囹圄，他们仅仅是因为呼吁已经被联合国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这些权利也被西方投资者认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中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增长，可是人权状况并未改善。

刘晓波过去20年来的经历已经足以去摧毁任何有关"民主会随着经济财富的不断增长而自然而然地到来"的想法。我从1980年代，当他还是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时就认识了他。他参加了1989年天安门的和平抗议，随后也因此被判处两年监禁。从那时起一直到1999年，他基本上就是在劳改营、监狱、拘留所和软禁中度过。在2008年，他倡导了旨在呼吁当局要遵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有关原则的《零八宪章》运动。因而再次被逮捕，这一次他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重判11年——虽然中国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

据人权组织的统计，在中国大约有1,400名政治犯、宗教犯、良心犯在狱中服刑或劳改营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的"罪行"包括参与地下宗教或政治团体、独立的商会和非政府组织，他们被逮捕的原因还有参与罢工或游行，以及在公开表达不同的政治观点。

以上不可否认的事实理应唤醒任何仍然对中国的独裁统治者抱有的这种幻想，认为中国当局会随着变得富有而改变对人权的漠视。无论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多么对外开放了多大的市场，他们半步都没有从他们压制性的政治信条中撤退。

相反，中国的独裁者对普世价值甚至更加蔑视。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0年，共产党政府释放了100名政治犯，以此来改善其形象。自从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强劲和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开始退潮，政府又重新回归过去的强硬路线。

国际社会应当对中国未能履行国际契约方面的缺口予以格外关切。除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在1988年也签署了《国际反酷刑公约》。但是，酷刑、虐待和精神摧残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劳改营非常普遍。这些包括拷打、长时间的单独监禁、断食、置于酷暑或极寒环境之中、拒绝提供医治。

随着政权的力量伴随着财富增长而增强，共产党对它的免疫力已经越来越自信，尤其是当它违背它自己制定的宪法时。例如，宪法第35条明确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可是有谁会怀疑政府经常侵犯公民的这些权利。

正如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不幸历史所阐明的那样，一个侵犯人权又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对和平是一大威胁。

谢天谢地，拥有傲人勇气的诺委会在面对一个经济勃发的中国时再次阐明了这种联系。诺委会把尊重人权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是完全正确的。正如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Alfred Nobel）所希冀的那样，人权是"各国和平共处"的先决条件。

作者简介：方励之，现为亚利桑那大学物理学教授，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并于当年逃往美国寻求避难。

延伸阅读：
《08宪章》全文

刘晓波的庭审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晓波判决书全文

《刘晓波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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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设计的轮机房大厅展：1亿颗葵花籽

Posted: 13 Oct 2010 08:39 AM PDT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艾未未, 泰特现代艺术馆, 轮机房大厅展

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的第11届"轮机房大厅展"(Turbine Hall Exhibition)请来了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进行设计。轮机房大厅展是Tate Modern一年一度的大型展览，设计者拥有艺术馆内原轮机房大厅的5层高、1千平方米的巨大空间，自由创作。每次展览事先保密，每次都成为话题之作。今年是Tate Modern第一次邀请欧美以外的艺术家进行设计。

艾未未的设计最近揭晓了，他把1亿颗"葵花籽"铺在了轮机房大厅的地板上。"葵花籽"并非真正的葵花籽，而是景德镇的瓷制品，每颗手工绘制，所以1亿颗葵花籽每颗都不同。1亿颗瓷制的葵花籽铺在地上，就像踩在粗石沙滩上一般。《卫报》网站上有一组这个展览的照片。

轮机房大厅展的特色之一是观众与展品的交流互动，展品与观众置身于同一巨大空间内，互动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备受鼓励的，前作包括地板上的一条裂缝 Shibboleth(现在去还可以看到修补的痕迹)、一个巨大的黑箱、三个螺旋滑梯等，都有这一特色。Tate Modern 鼓励参观者踩踏(穿鞋的或光脚的)、拣拾，但参观者能不能拣一颗带回家？ Tate Modern官方的声明是很客气的"我们鼓励参观者不要把葵花籽带走。"但是据《卫报》报道，艾未未本人的态度却比较模棱两可："对于博物馆来说，展品是一个整体，但如果我是参观者的话，我就会想拿一个走。"

为什么选择1亿颗葵花籽？细小的葵花籽铺在地方，踩踏时发出沙沙的声音，感受脚底的变化，可以让参观者有冥想的空间。葵花籽来自向日葵，曾经是中国政治中、特别是文革期间的一个重要政治符号。艾未未还把这些葵花籽比作微博上的无数个体的细小声音组成的思维与交流的汪洋大海，他本人是 Twitter 上的活跃人物。当然你还可以把这些葵花籽想像成为中国人，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但其实每个都不相同。

艾未未的展览从今年10月开始，到明年4月结束。

《卫报》上的一组照片。

http://www.guardian.co.uk/artanddesign/gallery/2010/oct/11/aiwewei-sunflower-seeds-tate-modern

《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组照片，其中有这些葵花籽的近景。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culturepicturegalleries/8056149/Tate-Modern-Turbine-Hall-Unilever-Series-Ai-Weiweis-100-million-porcelain-sunflower-seeds.html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10/10/13/ai-weiwei-tate-modern-turbin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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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的广（大结局）

Posted: 13 Oct 2010 07:51 AM PDT

作者：何仁勇 | 评论(2) | 标签:何仁勇

三打高丽

杨广一生英名，到头来却载到了高丽身上。

高丽就是现在的朝鲜和韩国。有的网友亲切地称韩国为"高丽棒子"，其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高丽本是西汉的属国，后来慢慢强大，可还是没摆脱臣属于汉朝的关系。高丽是一个不肯安分守己的国家，在隋朝初期就屡屡侵犯邻国，甚至隋朝也不例外。杨坚有过征讨行动，可惜因为准备不充分，功败垂成。攻打高丽的历史性任务就落到了杨广身上。

607年，杨广巡游西域，到东突厥做客。巧的是，在可汗大帐里他遇到了高丽使者。杨广突发奇想，想让高丽国王高元来隋朝做客。可没想到高元不敢来。也许是那时候路程太远，走亲戚不方便；也许是惧怕帝国威严，担心来了就回不去。杨广左等右等没等来高元，很是生气，就把收拾高丽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609年，杨广第一次把攻打高丽的计划拿到御前军事会议上，征询大家的意见。奇怪的是，大臣们无一例外地投了反对票。在这之前，杨广的每一个计划都是高票通过，两相对比，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大臣们任务，经过营造东都，修建运河等千古工程的洗礼，帝国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为了逃避劳役，不少百姓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役使严急，丁夫多死"，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被称为"福手"、"福脚"。百姓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腾挪的空间了。这时候最好就应该让百姓休养生息。

而对高丽开战，那又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一要征兵，二要建造大船，三要运输军粮——这些工程又得折腾多少劳役啊。所以，大臣们几乎是强烈地反对杨广的计划。

可是，经历过无数次成功的杨广完全听不进这些反对的意见了。作为隋朝帝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他在东边随便画一个圈，那里就神话般地崛起了一座新城；他在西边随便挥舞一下马鞭，吐谷浑等一众国家就乖乖归顺，甚至都不须他亲自出马。因此，杨广发出最高指示：攻打高丽，打比不打好，早打比迟打好。

一锤定音。

612年，经过3年精心准备的第一次征伐高丽开始了。

显然，杨广把征伐高丽当成自己人生旅途最后一件大事来抓。他亲率113万大军，号称200万从涿郡（今北京）出发。113万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帝国有力气扛枪的人都派上了。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分24路出发，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了出发仪式。又用了一个月时间，才抵达辽东城。这时候，高丽上下已经准备充分，整个城池固若金汤了。

可是兵在精而不在多。隋军的确数量上远远高丽，可他们背井离乡，加上征途迢迢，士气极为低沉。面对同仇敌忾的高丽守军，他们竟然无计可施。就像踢足球一样，虽然攻势如潮，可就是踢不进大门。

杨广一看，不行。这100多万军队不能打持久战。捱得太久的话，一是军粮供应不上，二是士兵思乡心切，不定憋出什么毛病来。于是，他派出35万军队，绕过辽东城，直取高丽都城平壤。可没料到，高丽人太狡猾，不断示弱，诱敌深入，等到隋军渡过清川江的时候，才突然发起猛攻。这下子隋军乱了方寸，35万大军齐齐溃败，将领和士兵争相逃命。高丽君不停追，隋军不停逃，一直追到辽河以西才作罢。这时清点人数，去了35万人，回来只剩下2000多人。

杨广第一次攻打高丽，以惨败收场。

杨广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怎么吞得下这口恶气呢？于是，仅仅过了9个月，第二年的春天，杨广又组织第二次征伐。

但这次征伐，是在一片不和谐的声音里展开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筹备第二次征伐，杨广下令比第一次准备多一倍的物资。这些物资哪儿来？当然是从老百姓那儿搜刮呀。可是，经过了连年战事，民众根本就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走投无路了。怎么办？造反呗。"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揭竿而起。漳南人窦建德、韦城人翟让也立刻响应，一时间帝国土地上燃起了二十多处烽火。反正去辽东也是死，造反也是死。不如就搏一搏。

对于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杨广并不放在眼里。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报仇更迫切的任务了，因此他只是让地方官加紧剿灭义军，不要出大的乱子，自己则带领大军按照既定方案踏上了复仇之旅。

虽然再次受阻辽东城下，但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杨广谨慎多了。他派人做了100万只布袋，里面装上土，垒成一个与城墙平齐的高台。辽东城的攻破指日可待。另外一支军队来到了鸭绿江边，等待与水军的回合。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让杨广的心情惬意了许多。然而，很快他就不能保持这样惬意的心情了。

6月底，一名来自都城的使者突然抵达辽东行营，向杨广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贵族杨玄感在河南叛乱。兵力数万，直逼东都。

杨广听完报告，像一堆烂泥瘫在椅子上，汗水汩汩地从脸上流下。未及，他便下达命令：全军即刻后撤，回国平叛。当晚，百万大军秘密撤退，抛下如山的军械、粮草，以及唾手可得的辽东城。

第二次征讨就此划上句号。

杨玄感是谁，居然让杨广连仇都不报了，匆匆撤军？

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家族显赫。他本人又受杨广器重，被封为柱国公，跟他老爸一样，官阶都是第二品。由于隋朝第一品空置，所以做官能做到第二品，基本上也就到顶了。因此，杨玄感是帝国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连他都起兵反叛，可见国内局势的确到了危急关头。报仇诚可贵，帝位价更高啊。

杨广回国后，召集各路重臣平叛。由于杨玄感起兵过于匆忙，前来投奔的农民军战斗力太差，不到一个月，就被杨广镇压下去。杨玄感自杀身亡。

国内问题暂时性解决了，杨广又把目光投向了高丽。"打！继续打！"其实在公元613年，帝国已经风雨飘摇。河南人翟让、王伯当、单雄信、徐世绩等人在瓦岗寨起义，窦建德等在河北起义，杜伏威等在江淮起义……但杨广像一个输红了眼睛的赌徒，唯有不断地把民众视线转移到对外战争中来，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他不仅仅是输掉了几次征讨，还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政治声望。如此的话，帝位就岌岌可危了。

很快，杨广就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丽的军事行动。这一次，皇天不负有心人，杨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打败了高丽军队，高丽王高元遣使投降。杨广见好就收，接受了高丽投降，随即班师回朝。

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表面上看，高丽已经投降了，可杨广在第二年召高丽国王入朝晋见，后者却毫不理会——这使得杨广的胜利更像一场闹剧。

一根白腰带

胜利并没有给杨广获得更多民心。回国的杨广发觉自己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遍地都是义军，到处都是讨伐自己的檄文。甚至连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杨广为了安抚边境，于615年8月北巡。没料到被东突厥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

杨广在雁门呆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他夜不能眠，辗转反侧，回顾了自己的大半生，不停地追问：自登基以来，我自问是一个勤勉而精干的皇帝，日理万机，每晚加班加到深夜，可辛辛苦苦造就的"伟业"却纷纷如豆腐渣工程一般倒下。为什么上天要如此对待我呢？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想到这里，这个素以"刚毅"闻名的皇帝终于绷不住了。伤心、惭愧、悔恨、委屈……百般滋味一并涌上心头，杨广不能自己，一把抱住9岁的儿子杨杲，当着大臣们的面嚎啕大哭起来。大臣们面面相觑。

这时，离帝国的最终覆灭仅仅只有三年。

616年春节，是杨广过的最寂寞的一个大年。帝国都城冷冷清清，没有一个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者。这与以前每年春节时候，都城里使者云集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各地农民起义的缘故，外省官员也很少到京来。都说人走茶凉，可我还没走啊。杨广坐在大堂上自艾自怜，内心陷入一片荒凉。

应该说，直到这时，帝国仍然有起死回生的机会。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隋朝经过两代皇帝的悉心打造，根基尚在，不是区区几十支农民军就能冲垮的。只要杨广能够真正潜下心来，励精图治，力挽狂澜，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也。

惜乎杨广已经被连番打击彻底摧毁了心志。对于杨广来说，616年春节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以后，那个勤勉有为、天天都坚持上班的杨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整日花天酒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杨广。班也不上了，政务也不处理了，每天要做的事情只有两样：喝酒、泡妞。完全就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看到皇帝颓废到如此地步，贵族们也坐不住了。

617年，以李渊在太原起兵为标志，帝国起义浪潮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如果说以前还是一些农民军在打游击战，现在，以李渊为代表的正规军也加入进来了。就在这一年，王世充、刘武周、薜举、萧铣等手握重兵的贵族子弟纷纷起兵，给杨广以沉重一击。

杨广彻底绝望了。都城是保不住了，他决定南逃，到曾经经营过10年的江都去。

在江都，杨广度过了一生中最安逸的日子。虽然正是兵荒马乱时节，可杨广还是聚集数万民工在京都建造别墅，离宫。规模比洛阳的宫廷要小，可更加瑰丽豪华。来到江都，杨广一头扎进离宫里，乐不思归。"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一副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的派头。

但这段安逸的日子没有持续更久，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打断了。

兵变的主谋是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是杨广的近臣，甚受皇帝恩宠。杨广来到江都后，迟迟没有北归的想法。他没想法，身边的禁卫军有想法啊。因为这些禁卫军都是北方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如果是寻常叛归也就罢了，大不了杨广重新招聘人马。可宇文化及所谋划的远远不止这些。他见谋叛者多达数万，机会难得，就伙同弟弟宇文智及一起造反。

618年3月一个清冷的早晨，杨广刚刚洗漱完毕，发觉门外人声鼎沸；未及，一群禁卫军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下闯了进来。

"你们干什么？谁是带头大哥？"到底是皇帝，虽然已经颓败如此，举手投足间还是带着一股威严。禁卫军们噤若寒蝉，不敢说话。

宇文化及早有准备，命令封德彝宣布杨广罪状。杨广说，"您是读书人，何必跟他们凑在一起呢？"封德彝一时惭愧，黯然退下。

宇文化及一想，不行，这家伙死到临头，还如此嘴硬。不给点下马威，恐怕还得被他牵着鼻子走。恰好这时候杨广爱子杨杲在身边哭泣，就令裴虔通将他斩杀。

杨广心中悲痛不已，惨呼，"死就死吧，给我一杯毒酒。"

哪知宇文化及拒绝了他的要求，"宫中的酒都被你喝光了，剩下一点待会儿还得举行庆功晚会呢。你就用自己的腰带解决吧。"

嗯，就这样，做了14年皇帝的杨广就用自己的一根白腰带把自个儿给解决了。终年50岁。杨广同志活到老，折腾到老，一辈子都是大场合，大手笔，末了却如此潦草收场，令人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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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星期三

Posted: 13 Oct 2010 02:24 AM PDT

作者：布丁通讯 | 评论(0) | 标签:财经看点

大盘震荡向上，高开高走。上证指数今日涨19.95点，涨幅0.70%，深证成指涨229.72点，涨幅1.86%。纵观盘面，上证指数今早稍稍高开下探后又被拉起，其后两度回踩了昨日攻克的200日MA均线，午盘之后，亦在反复震荡下盘升，最终收于2861.36点。中小板个股较多的深证成指全天走势则比上证指数表现更为强势。

信息面上，外汇局老调重弹表态，将继续高压打击热钱流动，但热钱流动依资本逐利而动，非高压打击可以凑效；证监会则表示，新股发行体制二阶段改革11月实施，以及澄清没有对创业板锁定期做任何调整；国家上调小麦最低收购价，这将对农业股有刺激作用；此外，中证报报道称，地方政府以大幅返还个人所得税来吸引大小非到地方券商营业部转让出售现售股，而本周也为大小非解禁的一个高峰，这说明大小非解禁又有市场了，股市上涨也是为了大小非卖股票，不过并不矛盾，投资就是买了为了卖。

上交所今日520家个股上涨，371家个股下跌，深交所611家个股上涨，490家个股下跌，沪深两市共有21只个股涨停，有色和地产成为热点，但今日涨停个股数量开始变少，热点也有些散乱。分类指数上，地产指数，新能源，服务指数，深证成指，金融指数，机械指数涨幅居前，食品指数，农林指数，建筑指数，医药指数，水电指数和石化指数翻绿，从指数变化看，大盘热点仍在不同指数之间切换，中小板类指数强度正在增加。

量能上，上证指数全天成交2278亿元，深圳成指成交1691亿元，均比昨天明显放量。从量能分时图上看，今日早盘在短线获利盘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定抛压，但是市场稍微技术回调后，也有前期踏空资金明显进入迹象，今天市场的强度，也出乎笔者意料。与此同时，今天地产板块再度雄起，以及300金融指数的上攻，也有明显资金介入迹象，但是巨潮指数量能略高昨天，说明大盘股的强度正在淡去。

K线图上，上证指数创新高，收一带下影线的小阳线，深证成指创新高，收一上下影线的中阳线，并接近今年4月上旬下跌的平台位置，300金融指数收光头中阳线，站上8月3日平台最高点，地产指数则抵达8月3日平台上沿。结合量能，上证指数上涨不多量却很大，这表明多空对决很激烈，越往上走，抛压也日渐显露出来。300金融指数的新高，则为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稳定度，地产指数背后的地产股，则有回潮迹象。

均线图上，上证指数第二天站上200日MA均线，并在今天完成了回踩200日MA均线的技术动作，深证成指5日和10日MA均线上穿200日MA均线，地产指数和300金融指数第三天站上半年线，确立有效。市场多头趋势继续得到巩固，这正是市场可以继续向上的应有之意。明天将为上证指数关键的一天，如果能继续收盘在200日MA均线，那么，也将有效确立上穿有效，同时，上证指数较大级别的调整，也将会在10日MA均线上穿200日MA均线后开始。

总体而言，今日市场完成了第一个5分钟级别的技术调整，从指数下探出现买盘可以看出，大盘继续强势。与此同时，上证指数也已经出现了15分钟和30分钟的顶背离，这表明，随着市场多头形态的继续巩固和盘升，大盘振幅将会加大，直至最终发生一次60分钟级别的技术回踩调整。

而在此期间，投资者无需恐惧，市场仍会在不同板块之间进行热点切换，从节后市场新进主力运作强度看，此轮行情时间并不会短，而市场由反弹通道也转入上升通道。需要提醒的是，前期涨幅较大的新材料和零售类个股，今天出现了明显的放量下跌迹象，这是主力出货换仓的标志，而后市，应关注基金补仓滞涨股，因为前期大盘筑底过程中，公募基金再次踏空，熊市跟游资，牛市跟基金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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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星期二 / 2010-10-12 18:35 / 评论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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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的下一个"二百五" / 2009-11-28 08:20 / 评论数(7)

黄金为何重放光芒？

Posted: 12 Oct 2010 10:25 PM PDT

作者：陈季冰 | 评论(3) | 标签:财经看点

在一周内几乎天天刷新纪录高位之后，上周五，中国的国庆节，也就是俗称的十一"黄金周"第一天，国际市场黄金现货创下每盎司1320.80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个价格较今年初已上涨了18%，而与去年同期相比更是上扬超过33%。

当天晚上，我与一位中学同学及老朋友在上海新天地一家名字里有"GOLDEN"字样的甜品店里激辩黄金的前景。我发现，仅仅一个月多不见，他已经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迷"了。据说，他正在陆续地把自己的积蓄和投资转成黄金，理由是为将来"保存购买力"。

的确，进入世纪以后，黄金就一直处于牛市，并随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顶峰。资料显示，自2008年初以来，黄金相比其他主要资产类别显得鹤立鸡群，升值幅度高达58%，而同期铜仅涨16%，石油反跌15%。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由于金价的叠创新高，国际国内兴起了一波明显的黄金投资热。

除了仅仅通过市场投资之外，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希望以金币和金条的形式持有实实在在的黄金，我的那位同学似乎也打算这么做。于是，世界上一些仓储公司对设备设施进行了升级；而在美国造币局，由纯金制造的布法罗金币已销售一空。为了从不断上升的需求中获利，一些金币批发商提高了溢价。

就连本该保持冷静的分析师在预测金价时也是你追我赶，不甘落后。东方汇理银行上周将其三个月金价预期由1260美元上调至1350美元；德意志银行周二说，金价在2012年达到每盎司1600美元不是不可能，它还认为在触及2000美元之前不存在泡沫；国际著名投资机构黑石的一名高层周三表示，如果依实质美元为基础来看，金价距其1980年1月的高点仍远，当时的纪录若经通胀调整后约为每盎司2200美元；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则对客户说，我们现在会对你如何介入黄金有一些谨慎，但说实话，黄金是一种你不得不持有的资产，而且我们的确预计明年金价将进一步攀升……

最有意思的是伦敦一家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朱利安·杰索普。他在两个月前还曾是一名看空者，曾预言金价将在今年年底前回落至每盎司1000美元。但上周他突然改变了看法，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说，由于对无法控制的通胀或是美元暴跌的深切担忧，目前他预计金价还将在数年内保持高位。而全球最大的金矿生产商Barrick Gold信心满满地预测，金价明年将"轻松"突破1500美元。

其实，我自己并没有看跌金价的意思。我在与朋友的争论中想表达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过去数十年来的经验已经证实，美元走势几乎是影响黄金价格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两者呈高度的负相关关系。黄金在抵御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方面并未比其他实物类的投资品表现出更好的性能，拥护黄金价值的学说，并不像国内某些财经评论员想象的那样，是什么新鲜的发现。历史上，只要经济陷入危机或低迷，黄金及"黄金无价论"就会大放光芒。因此，我们中国人习惯把黄金看成是一种吉利的物品，但实际上，黄金的走俏往往恰好反映了经济的不景气。

至于最近几周来金价的加速上扬，我认为除了传统的避险考量外，更多地是市场对山雨欲来的全球汇率战作出的一种不详的预感和反应。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上周批准了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惩罚性法案，开启了汇率战和贸易战的序幕。更早的时候，日本放弃已经实行了6年的不干预汇市政策，抛售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日元，试图遏止其升值势头。虽然这种保护主义味道很浓的政策在第一时间就遭到了许多国际组织的——包括欧盟——猛烈批评，而且也被许多经济学家指为不可能产生实效，但作为G8成员，日本此举是具有标杆性意味的。因为日本宣称的理由显然也适用于其它许多国家。与其它数个东亚国家一样，下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韩国今年也间歇性地干预汇市，以压低韩元汇率。此外，至少还有五、六个国家正在积极地采取类似的措施压低本币汇率举措，以提升本国贸易竞争力，其中包括瑞士、哥伦比亚、泰国。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上周一（9月27日）在圣保罗公开指出："我们正处在一场国际汇率战争当中……"根称，巴西货币雷亚尔已升至去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兑美元累计上涨超过30%，严重威胁到巴西的出口。当然，大声指责别人的它自己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干预汇率的国际大合唱——在过去几周的大部分日子里，巴西央行每日买入多达10亿美元。本周一它还宣布，将外资投资国内债券的税率加倍至4%，以遏制本币升值。

而在本轮"货币贬值竞赛"中，美联储依然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尽管它基本不可能像日本货币当局那样对外汇市场实施直接干预，但其仍全力支持美元走软，手段便是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亦紧随其后。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本周二指责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称它们推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把世界推向"混乱"，而不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并说，这一举措除了引发全球其他地方的不安外，对美国经济毫无益处。

可见，这里更深地隐藏着国际市场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彻底瓦解的担忧——假如美元体系真的终结，而新的"世界货币"短期又遭遇难产，那么国际贸易就有可能重回金本位制，届时，几乎不具备任何工业用途的黄金必将比什么东西都可靠（当然还有其他贵金属，如白银等。近来它们的价格也同样一路飞涨）。也许是出于一种遥远而模糊的未雨绸缪吧，近来已经有好几个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宣布停止出售黄金储备。而世界黄金协会一位负责政府事务的常务董事告诉路透社，俄罗斯、中国和菲律宾央行将会持续用手头的美元储备买入更多黄金，以提高黄金持有量，平衡资产储备。当然，这又进一步推升了国际金价。本周三（10月6日），金价在10个交易日内第八次刷新纪录，一度差一点升破每盎司1350美元。这显然是因为美元走弱且市场预期美联储有可能出台进一步的宽松举措来刺激经济成长。

即便如此，依然有人不看好黄金，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际炒家索罗斯。他在今年2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警告，黄金市场已"陷入泡沫"，当时现货金价格还不到每盎司1150美元。上月底，索罗斯对投资者重申了他的警告，并说黄金已陷入"终极泡沫"，在目前的艰难市况下持有黄金"肯定不安全"。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自己拥有的对冲基金——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却是今年国际市场上最大的黄金多头之一。

十月一日深夜，我与中学同学在的细雨中道别。他问我：那你究竟怎么看金价的泡沫问题？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正确提法应该是：你究竟如何看待美元及美元体系未来的命运？

写于2010年10月6日，发表于2010年10月9日《上海商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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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汇率战"的重重阴霾 / 2010-10-12 14:12 / 评论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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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牧师将要点燃的地狱之火 / 2010-09-27 14:10 / 评论数(7)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

Posted: 12 Oct 2010 08:30 PM PDT

作者：张大军 | 评论(8) | 标签:读书看电影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血腥星期天

神父与工人

1905年一月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周日早晨，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工业区，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神父站在数千名工厂工人面前。沙邦（Georgii Capon）神父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携带武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十一点过后不久，群众向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吟诵祷告文。前排的游行者手持十字架、圣像、该国统治者的画像和一面写着"士兵们！勿对人民开枪！"的横幅。他们的目的地是皇室的冬宫，在那里与来自该市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汇合，总人数超过100,000人。然后他们将在冬宫外广阔、有着古典对称性的广场上，在俄罗斯帝国首都的中心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5

他们携带的请愿书题为《卑微忠贞上奏书》（A Most Humble and Loyal Address），由沙邦起草。开头为："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向陛下寻求正义与保护。我们生活贫困，饱受压迫，背负重担……陛下不能对自己的臣民撒手不顾……请允许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把他们从无法忍受的官僚压迫中解放出来。请铲平将陛下与臣民隔开的那道墙，与人民共同治理国家……"6

沙邦的追随者晋见他们统治者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祈愿。他们的请愿书中列有十几项要求，例如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然而请愿书也超越了工人的不满，纳入了会触及帝国中每个人的政治主张。它要求言论、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召开由普遍和平等的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请愿书坚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请求，其余一切均以此为基础。"

游行者其实是在要求沙皇结束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时代。1905年仍然有效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第1条简明扼要地规定："全俄罗斯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独断和无限的权力。"一位贤明的沙皇会听取臣民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但不会与人民分享权力，也不会让自己的权力受到独立于自己意志的公民自由的限制。他的臣民在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有国家在插手：审查官决定报刊杂志刊登哪些内容，地方长官可以不经审判就下令拘捕任何人，最单纯无害的社团或俱乐部也会被禁止。简而言之，独裁统治意味着人民没有权利。

沙皇对该制度的热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拥有反映在神圣传统中的神授君权。俄罗斯有产业工人、资本家、现代政治思想家和艺术运动，但尼古拉二世仍然被各种旧时代的文物所包围。他坚持公文必须使用古法拼写，他举办化装舞会，舞会上人人都穿着两百年前的古装的仿制品。他宁可待在有传统的木头建筑和蜿蜒小径的莫斯科，而不愿居住在位于更新、更欧化的圣彼得堡的巨石皇宫中。在尼古拉二世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在现实中的话——他对他的臣民犹如父亲对待孩子一般，受到彼此的情感和在上帝面前的义务的约束。7

但是一些俄罗斯人想要扫除这种幻想，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渴望政治改革已有半个多世纪。自从1825年的军官起义以来，各种小集团就不时密谋要把国家从绝对主义之下解放出来。1881年，民意党（People's Will）设法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尼古拉目睹了祖父的死亡），而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的"战斗组织"（Battle Organization）——在二十世纪初日趋活跃。

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拒绝恐怖主义，而是试图组织工人农民来进行民众抗争。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社会主义者也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鼓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的工人。还有一些人则一心想说服政府进行自我改革。二十世纪初，在许多地主、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场自由运动，他们用合法和非法的公开集会和出版物来要求制宪和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因此，沙邦神父的请愿诉求——自由工会、公民自由、民主——都是革命派和自由派团体的呼吁中早就出现过的诉求。沙邦的请愿行动之所以非比寻常，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结束独裁统治的要求首次来自不成熟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政策本身也助长了这场运动。

政策制定者之一是莫斯科政治警察头目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祖巴托夫曾与激进分子有来往，然后成为警察的线人，他担心国家在争取工人拥护的斗争中会输给革命派。他抨击高官中十分常见的自满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工人多数来自农民家庭，自然也会反映出农村盛行的保守观点。圣彼得堡的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参与组织罢工粉碎了这一神话，也促使祖巴托夫想出一个新计划。他和上司争辩道，工人确有不满，但只有他们认为国家不是敌人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继续保持忠诚——于是他获得内务部批准，在警察线人的监督下在几个城市的工人中建立由国家资助的互助社团。国家而不是革命派会带领工人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祖巴托夫的策略被证明是具有爆炸性的。他的组织卷入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纷争，而且事实上还在许多地方组织了罢工。愤怒的雇主向内务大臣普列韦（V. K. Plehve）大肆抱怨，于是普列韦在1902年底把祖巴托夫调到圣彼得堡。但这没有阻止祖巴托夫，他在首都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圣彼得堡机械工业工人互助社（St. Petersburg Mutual Aid Society of Workers in the Machine Industry）。8

被吸引到这个社团中的年轻人之一是个名叫法纳雪夫（N. M. Varnashev）的二十八岁工人。他从十二岁起就在一个城市的工厂工作，那座城市在过去十年中涌入了成千上万放下犁头拿起工厂工具的农村移民。这些工人大多不识字，仍然相当淳朴，他们拥挤在出租房和简陋的工棚中。但是没有工会来为他们争取利益，罢工是非法的，因而很冒险。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在渴望某些更好的东西。9

法纳雪夫在操作机床时经常浮想联翩，他问自己："你要是丢了这个工作而且不能马上找到新工作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年老体衰了呢？"与许多工人不同，法纳雪夫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处境；他热爱读书，而且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甚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作为技术精良的金属工人，他拥有该市数一数二的高薪，还设法在该市较为高级的社区附近找到了住处。他甚至还用部分收入购买了一种叫做自行车的新潮玩意。10

1902年秋季的某一天，法纳雪夫（当时还在学骑自行车）骑车拜访住在聂瓦河(Neva River)对岸的朋友和同事斯特帕诺夫（Stepanov）。法纳雪夫在几次擦伤手和膝盖，还撞到一位苹果小贩之后，终于到达了朋友的住处。他被介绍给一个叫克拉朵菲可夫（Kladovikov）的人，克拉朵菲可夫告诉了他一个正在工人中酝酿的计划：组织和莫斯科类似的互助基金。克拉朵菲可夫邀请他参加下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步，法纳雪夫走上了一条使他和成千上万圣彼得堡工人一起，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公然对立的道路。11

祖巴托夫为圣彼得堡的工人社团招募的领导者之一就是沙邦，沙邦几年前在丧妻之后从家乡省份来到首都。沙邦来自农民家庭，对在城市里遇到的穷人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他在神学院学习期间还曾在孤儿院工作。他在城市弱势群体中的声望与日俱增，最后引起了祖巴托夫的注意。12

沙邦具有超凡的魅力和复杂的个性。他的个人魅力使他赢得了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信任——从沙皇的官员到煽动反对沙皇的人。他的讲道可以令人感动得落泪，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内心的光芒"。他慷慨大方地对待在祖巴托夫的社团中遇到的工人，没有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沙邦的激情不受有节制的使命感的控制。他的个性冲动而善变，这使他经常背叛他说服别人给予他的信任。13

沙邦成为祖巴托夫的社团聚会的常客，他不但细心聆听，还鼓励工人说出心声，有时还会加以评论。到1903年春天，他已经与包括法纳雪夫在内的几名重要成员成为朋友，法纳雪夫敦促他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沙邦谢绝了，圣彼得堡许多工人也对当局感到怀疑，不敢参加在警察的控制之下活动的组织。到了1903年底，该社团濒临瓦解。但是沙邦和法纳雪夫等人却忙着成立了一个名为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及磨坊工人协会（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的新组织。

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一样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认为这或许会转移工人对劳资矛盾和革命派的煽动的注意。但是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沙邦说服官员相信警察线人在场会使工人不敢参加圣彼得堡的社团，他们同意让警察退出工人协会的日常活动。沙邦全权负责监督协会事务，并保证将工人的精力引向有益的方向。14

神父最初可能没有政治意图。他曾与该市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打过交道。后来他说："他们开始信任我，一些人向我坦承自己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我当时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变革。"工人协会背后的驱动力是爱国主义，他在交给警方的备忘录中解释道："基本思想就是在工厂和磨坊工人中间筑一个巢，"他告诉他们，"如此一来，健康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雏鸟便会展翅保卫他们的沙皇和国家，帮助自己的工人同事。"15

工人协会的领导者被称作"责任圈子"，多数是技术精良、已婚和相对富有的金属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业区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协会成员们拿来了家具和书籍，还找来一架便宜的钢琴，挂上沙皇的肖像。有些晚上这里开会，另一些晚上则有讲座、音乐会或舞会，有时人们只是闲坐看书或下棋。协会还组织了一个互助基金，并且在劳资纠纷中代表会员出面交涉。不过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不同的是，协会避免罢工。表面看来工人协会完全不涉政治，证明官员们对沙邦的判断力和可靠性的信任完全正确。16

不过，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种自助活动的表象下面的真实情景，一定会感到震惊。虽然沙邦早期的观点在对沙皇的个人忠诚和反对独裁之间摇摆，但使工人协会卷入政治的鼓动者却另有其人：卡列林（Aleksei Karelin），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以前为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Marxist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SD） Workers' Party）党员，19世纪90年代曾经遭到逮捕和短时间流放。卡列林和他的伙伴们对社民党的策略早已不抱幻想，他们欢迎工人协会所提供的在合法的外衣下不用担心警察骚扰地接触工人的机会。他们把多年来的组织经验和法纳雪夫所说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带到了该市的工厂工人中，当时沙邦并不喜欢这种影响。17

在最初的猜疑之后，沙邦终于像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一样赢得了卡列林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信任。晚上十点左右，责任圈子的会议结束之后，沙邦会邀请包括卡列林一伙在内的少数工人去他的住处，他们抽烟、喝茶、聊天。在这些午夜聚会上，沙邦流露出逐渐向这些在工人协会中担任关键职务的新成员的颠覆性政治观点靠拢的倾向。18

1904年三月，沙邦邀请卡列林、法纳雪夫和另外两名工人协会核心成员到他的住处，要求他们发誓保密，然后拿出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俄罗斯帝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纲领。政治诉求包括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立即特赦所有因为信念而遭受折磨的人"。社会诉求包括工会合法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人参与起草社会保险法和为农民重新分配土地。这正是卡列林一伙一直敦促沙邦拟订的纲领，它成为工人协会的"秘密纲领"。19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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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菜价

Posted: 13 Oct 2010 08:32 AM PDT

蒙特利尔市有个菜市场，大家可以看看人家的货品和价格（加元和美元等价）：
V1-s
（高档西红柿，论筐卖，每筐2.5加元）

V2-s
（苹果，每筐3加元）

V3-s
（家常蔬菜，也是论筐卖）

V4-s
（特种蔬菜，论棵卖，长相怪异的那个是意大利花椰菜。）

V5-s
（品相略差的处理菜，每筐1加元）

加拿大的平均工资如果只看数字不看币种的话，和中国城市大致相当。

每日一歌：苏芮-《一样的月光》（选自1983年出版的电影《搭错车》原声带。现在华语流行歌坛要么是小清新要么是装愤怒，像这样的"大歌"已经很少听见了。重听一遍，热血沸腾。）

一样的月光

作曲：李寿全作词：吴念真/罗大佑

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
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
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照着新店溪
一样的冬天
一样的下着冰冷的雨
一样的尘埃
一样的在风中堆积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泪水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我和你

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
什么时候家乡变得如此的拥挤
高楼大厦到处耸立
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外交政策中国不能承受之耻

Posted: 13 Oct 2010 08:57 AM PDT

核心提示：今天揭晓的诺贝尔和平奖提醒着世人，中国人民只有得到了自己政府的尊重才会得到世界的充分尊重。

原文：China's Burden of Shame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KWAME ANTHONY APPIAH
发表：2010年10月8日
译者：@ljqu
校对：@xiaomi2020

刘晓波是位勇敢的爱国者。作为提名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之一，我感到很荣幸。他真的赢得了该奖，让人激动。现在，我们希望这一刻是中国在通往更自由国度的长征中跨上的一个新台阶。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此确凿无疑。刘晓波也以充分理由强调了他的国家距离保障基本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还有多远。但是我们也需要记住，这个国家已经从原点走出了多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被扫地出门，数百万人背井离乡。今天，状况已经大不相同，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沮丧。现在，我们能够说出四、五十名仅仅因为和平表达个人思想而被中国关押的作家和博主。

当然，这些被关押的人仅仅是像他们一样被迫沉默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巨大的政府审查工具——防火长城——仍在运转。墙内有人不仅已经明白这种做法不但错得离谱，还会起到反作用。我们要行动起来，支持这样的人。人权是每个人的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伤害本国人民，我们就不能与中国进行它期望的富有成效的对话，但是世界需要这种对话。中国之外的我们，与中国人一样需要倾听中国所有的声音。

在我们对刘晓波二十多年来以和平方式推动中国人权的工作给予荣誉和颂扬的时候，他不会希望我们忘记，中国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刘晓波的众多成就之一是参与创作《零八宪章》，这份文件概述了中国要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还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尽管刘晓波和其他三百多名最早的签名者被公安逮捕或骚扰，在过去的两年里仍有超过一万人签署了这个文件。

中国还有像高智晟这样的人，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和人权律师，自今年四月份便已不知所踪。高律师出生于陕西省一个农民家庭，他从所住的窑洞里踏上了求学之途。就因为他学习了法律，以超强的记忆力掌握了中国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并以此作为与官员腐败和镇压法轮功斗争的武器，他就被投入监狱并遭受酷刑折磨。在我们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还要问中国政府，高律师在哪里？他怎么样了？

还有陈光诚，另外一名自学成才的律师。陈律师是位盲人，他也在法庭上为普通农民的权利辩护。他二十多岁才学会读书认字。他代理的一个诉讼使人们开始注意被山东临沂官员让妇女强行堕胎的遭遇。结果，陈律师也被投入监狱。一个月前，他四年徒刑刑满释放。当然，他仍然受到监视。我们一定要给陈律师以支持。

我们需要帮助中国政府看到，这些人不是这个国家的发言人所坚称的平常罪犯，而是国之瑰宝。他们在设法表达出千百万人民的心声。我们需要帮助中国共产党明白我们西方世界奋斗了很久才明白的道理：不听取人民呼声的政府无法管理好国家。我的朋友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经从本质上证明了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一个听从人民呼声的政府可以更好地服务人民。民主会让一些事情更为棘手，但是大多数这样的事情，比如腐败和践踏人权，本就应该是棘手的。

实际上，外国人帮助中国领导人取得道德进步的历史悠久。在19世纪末，统治中国的一些文化人被说服废除千年流传的缠足陋习，这种说服部分地来自于与新教徒传教士批评者富有成效的对话。那次对话很有成效，我想原因在于这些批评者不辞辛劳地去理解中国的传统，并展现出来他们关心中国不是出于对中国文明的蔑视，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见多识广后产生的尊重。

我有幸成为美国笔会的在任主席，美国笔会是世界145个国际笔会之一，也是一起为支持言论自由和国际文化交流而工作的文学社团之一。在我们支持刘晓波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都得到了独立中文笔会的同事们的指导，他们像刘晓波做到的那样，在中国国内为自由事业而战。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在中国以外参与促进中国进步的活动。我们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民像各国人民一样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尊重。但是，在中国政府剥夺了本国人民的权利时，也拒绝了我们对中国人民表达的这种真心实意的尊重，同时，中国的政府官员还要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也无法得到自己所需的尊重。

昨天，一名中国流亡者告诉我，当她读到中国政府如何虐待像刘晓波这样的人的时候，她感到了耻辱。我们要与中国的人权团体一起挑起这一耻辱的重担，这样，中国人民将得到我们所有人的尊重，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尊重。荣誉和耻辱都是强大的动力。给予刘晓波荣誉支持了他的工作，因为中国政府对待刘晓波的方式带来的耻辱感则会推动刘的同胞们与他并肩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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