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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May 2012 02:43 PM PDT 泰国的状况随着洪水渐退已逐步改善，但根据萨克席（Saksith Saiyasombut）报导，死亡人数现已超过 600 名：
Ladprao64 也观察到在许多地方，人们的生活逐渐重返常态：
就人员伤亡以及房屋与公共建设损害来说，泰国的水灾可谓是过去五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但这场水灾淹没整个省份大半土地长达数周，包含曼谷部份区域，让人们面对水灾时也展现了许多创意巧思。 Thai Flood Hacks 是在 Tumblr 上建立的账号，主要是收集一般大众因应如何在洪水中求生存，所创造出有趣的洪水相关装置和方法。举例来说，下面就是用塑料盆临时做成的船：
担心在被淹没的建筑物停车吗？以下是独一无二的摩托车停车位：
保护车辆的车用塑料袋：
下面是水瓶制猫用游泳背心：
水陆两用的小卡车，看来已为淹水的道路做好准备：
大专院校也提供协助，制造能在水灾中拯救生命的装置。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淹水鸭（FloodDuck），洪水中若有电流则给予警告：
克拉芮丝．阿法瑞卡（Clarice Africa）标注了数种众包的应用程序，提供居民有用的信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的房子淹水了吗？（Is my house flooded?）」网站，撤离了各自住家的曼谷居民只需输入其邮政地址，就可以找到他们家附近的淹水状况。
以下是狗狗救援队和义工在搜救城市里受困的狗狗时，所发生的事件。
校对：yenrong 作者 Mong Palatino · 译者 amit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12 May 2012 05:20 AM PDT
在无信的时代我们信什么？ ——答《时代人物》 【刊出时有删节，这是原文】
1 您在《寻找失落的商业文明》一文中曾经说过：非常遗憾，我们没有一个百年企业可以作为工商业文明的起点。但我们今天已经有机会重新来回顾这些问题，这意味着有可能回到那样的轨道上，回到那样的起点上，回到那样的传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工商业文明出现了一个断层现象？ 傅国涌：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近代以来在动荡不定的时代浪潮中形成的工商业文明传统戛然中断，民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断裂的裂口起码三十来年，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百年老厂，也没有什么百年老店，即便名号相同，中间也有一个长长的断层，那些在企业上曾经灿烂过的公司，那些有过光荣与骄傲的企业都消失了，今天我们可以到日本、欧美去参观百年企业，中国的永利、民生、申新、东亚、先施、永安……都没有了，有之也只是一个相同的名字。三十年后在百废待兴、千疮百孔中重新起步时，这个前面的链条是断开的。这个巨大的断层是刚性的制度选择的结果，当时实行的这套经济模式是与市场、自由企业完全不相容的。简单的说，这是人为的政治原因造成的，不是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造成的。
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与近代实业家有哪些可比之处？有没有继承他们的传统？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是否意味着出现了对商人伦理的自觉？他们在当下的转型期能发挥什么作用？ 傅国涌：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异远多于同，近代实业家在创办企业、从事工商经营之初，往往并不是为了求生存，个人对财富的渴望也没有那么强烈，往往有更深层的精神追求，求发展高于求生存，实业报国曾经是那个时代的口号。而三十年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家，就整体来看，与他们前辈相比至少目前还不可同日而语，不在一个层面上。多数还是从求生存出发的，追求财富的冲动是压倒一切的，主要还是在物质层面，无论是从个人看还是大坏境的约束来看都还不能提供更高的起点，他们并没有继承企业史上可贵的传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在他们之前，前人曾经到达过怎样的高度，做过那些值得效法的努力，建立过什么样的范例。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商人伦理的自觉，眼下大致上只是个别人在提倡，但是有这样的提倡，就会慢慢带来这种意识的觉醒，对此可以抱乐观的期待。一个在物质上掌握了大量资源的阶层或者说群体，毫无疑问在时代的转型当中会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市场经济浪潮中的成功者，也是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有自身的利益所在，保障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是他们背后最大的推动力，这本来也是正常的，在利益的思考与维护之外，如果还能有所超越，看得更远、更深一些，为社会、为未来多一分设想，他们将发挥更大、更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接下来的几年，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会怎么走，现在先不忙做判断。
3 您说过，近代以来，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两个轮子。他们都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重创甚至夭折。而如今，企业家阶层在转型期的中国，似乎一直处于社会矛盾的核心地带上，什么"富二代"，"毒奶粉"事件，可以看出来很多人的仇富心理很严重，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在商业文明缺席的今天，企业家阶层是否还有这个信誉或口碑能承担这样的重任？ 傅国涌：尽管仇富心理还是畸形的、不正常的，但它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很多富人的表现很糟糕，这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呈现，也是贫富急剧分化带来的严重问题。富人在中国人口比例不足零头，却占有超大份额的财富。像毒奶粉这种利用不法手段聚敛财富的厂家，更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要遭到谴责和惩罚的。但，千万不要把富人和企业家阶层划等号，富人不一定都是企业家，他的财富也可能是其他途径来的。我想说的是，财富的积累并不必然带来尊严，尊严是要靠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去赢得的。企业家阶层能不能在社会中树立起信誉，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包括诚实、信用在内的这些原则在任何时代都颠补不破，是人类行事的基石，也不只是哪个阶层要寻求的，而是每个人都要坚守的。在一个无信的时代，如何向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靠拢，说到底还是要找到信仰。
4 在一个财经媒体举办的商业文明复兴为主题的一个论坛上，我们看到了您的发言似乎是很悲观的，为什么您对于当前的中国重塑商业文明抱着一种悲观态度？ 傅国涌：其实，我既不悲观，也不盲目的乐观，我只想直面现实，尽可能做出客观的判断。从这个时代已经提供的空间来看，重塑商业文明的时机恐怕还没有到来，我们需要继续等候，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等候。
5 您有一个观点说道："文明不是靠制度强逼出来的"，那么重塑商业文明不能依赖制度，比如法制制度，有哪些现实的路径？ 傅国涌：制度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配得上什么样的制度，这是相辅相成、相互效力、相互成全的关系，不能简单化地去看，我那句话是有语境的，不是单独摘出来说。重塑商业文明，首先有赖于观念的更新，或者说价值观的转换，一个跟得上时代的变化脚步的健全的价值观，一个坚持个人权利、尊严又能超越狭隘私利的价值观，一个着眼于这块土地长远生存、有节制的、温和的、谦卑的价值观，一个有信仰根基不会随风飘荡的价值观，顾及自己也能顾及他人、社会的价值观，在举世喧嚣、为钱为权而狂的时代，没有这样确定的价值观，哪会有什么商业文明，什么文明都没有，这是内在的，法律制度或者说法治是一种保障，这是外在的。另外，不可忽略商业文明部单单是企业界的事，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变化，也是不可设想的。
6 现在的体制很难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没有公民社会，社会转型又成为泡影，这是一个悖论。这是否是中国无法诞生商业文明的基因？ 傅国涌：可以这么说，但病根找到了，并不见得马上就能医治，一切都需要时间。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只不过掌握资源更多的人责任也更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直面自己的问题，需要有人直言不讳，不断地发出批评的声音。如同储安平当年说的，一个时代人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时，那才是真正危险的。可怕的不是批评，而是阻拦批评，公民社会的出现需要千千万万公民的成长，需要他们不断地说"NO"，而不是整天唯唯诺诺、窝窝囊囊的"YES"。
7 商业文明，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很陌生的。西方的商业文明催生了市民社会，公民阶层和公民意识，而中国呢？ 傅国涌：西方有基督教的影响，商业文明首先是新教伦理的产物，信仰贯穿了一部西方文明史，没有信仰，一切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这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儒家文化支撑中国社会将近两千年，维护了农耕帝国的秩序。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我们在文化上、信仰上同样面临新的挑战，一部近代史就是对挑战的回应，今天还在这个大的回应过程当中。我相信，历史会按自身的逻辑展开，所有的挫折、失败，甚至巨大的转折造成的大痛苦、大震荡，都可能只是一种磨练，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进程从来不是平平坦坦的，而是曲曲折折的，正是在这种不可回避的曲折中旧的慢慢被新的替代，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适应问题，如果突然把一种你适应不了的东西加在你身上，未必就是最好的。历史常常不按我们善良的主观意愿走，总是沿着它自己的脉络，作为个人乃至人类群体，我们都太有限、太渺小了，我们深感无奈，深感无力。但是，在人后面还有看不见的手，不可逆转的决定着长远的方向，不是任何人的力量能挡得住的。所以，我深信，商业文明、公民社会同样都会在这里生根，长出枝叶，并且繁茂起来。
8 商业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如果从整个世界普世的标准来看，商业文明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契约。可是中国人是缺乏社会契约精神的，比如房价跌了就去砸开发商，缺乏现代社会根本的人文精神。 傅国涌：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契约不仅是商业文明的核心，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核心，一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不断与人立约、重新立约，那些信仰上帝的民族来说，立约是他们太熟悉的事情，所以"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新教徒在美洲新大陆登岸前先要签署"五月花号公约"。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也是由此而来的，有了这些约【或法】，那就要信守，这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对于一个缺乏信仰、仰赖血缘伦理的农业社会，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想评价房价与开发商这个具体的案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个极为诡谲、复杂的事情，很难用契约精神去评价。但是，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比较薄弱乃是事实，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也与我们所处的体制有关，市场经济的发育、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必然将我们推向一个以契约为核心的新社会，我们必须习惯过一种契约的生活，不仅商业上，在公共事务上也是。
9 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 傅国涌：过去我们说政统、道统，道统就是由那些承载着儒家使命的读书人或士担当的，他们虽然做官，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并不完全臣服于权势，也讲究所谓的从道不从君，在面临大是大非时是可以用生命来承担的，比如东汉、宋代的太学生，比如明代的东林、复社，还有方孝孺，他拒绝为篡位的朱棣撰写诏书，不惜被灭十族。你可以说他迂，但你不能否定他的人格。正是这样的人，支撑了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农耕社会，经历一次次王朝更迭，社会层面没有根本变化是他们在起作用，在前现代社会，他们就构成了一个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当然他们的独立性不够，他们信奉的许多价值准则也是我们今天不能认同的。 晚清面临大变动，梁启超说十五年的变化之大超过一百五十年，我说何止一百五十年，或许超过一千五百年，中国开始迅速地从农耕社会朝工商业社会转变。从晚晴到"五四"时代产生了康梁、张謇和汤寿潜他们、胡适他们分别可以代表的精神共同体。康梁推动了戊戌变法，张謇他们推动了立宪运动，胡适他们推动了白话文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一直到1949年前夜的《观察》周刊等大量知识分子论政的刊物，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影子。他们是文明社会的中坚，他们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引导社会的走向。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时代就会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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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May 2012 02:32 PM PDT 本文属于本站原住民权特别报导中的一部分。 纪录片《鲁那库提，城市的当地人（Runa Kuti, Urban Natives）》s呈现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原住民小区内四个原住民后裔的故事，描述他们如何致力恢复身份认同、重新发掘他们的文化，并为自己在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 这部电影聚焦在几个原住民后裔身上，他们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原住民族群的一元。透过他们的故事，他们分享其父母为了让他们免受排挤和歧视，而不教导他们原住民的语言和礼俗，以远离其文化根基来庇护他们的成长过程，其他人是如何在忽略其先祖起源之下成长的，而他们又是如何决定要重回传统文化的怀抱，以此强健自身并以其遗产为傲。 《鲁那库提，城市的当地人》由保拉•布朗（Paola Castaño）和达利斯．巴帝斯塔．苏瑞斯（Dailos Batista Suárez）共同制作编导，已经在该地区附近的数个电影节上映，同时，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讯息，他们更在创用 CC 授权下推出。他们在 2012 年 3 月 12 日 的部落格文章上说明 [es]：
纪录片的预告片 已经加上英文字幕，他们也希望有人可以帮忙并协助完整版纪录片加上字幕： 本文属于本站原住民权特别报导中的一部分。 校对：Xiangyi 作者 Juliana Rincón Parra · 译者 amit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11 May 2012 03:20 PM PDT 就在所有争论都围绕着 2012 年法国黑美人大选（Miss Black France 2012）的几个礼拜后，非裔法国人开始讨论起另一个问题：美国电影《读懂男人心》（Think Like A Man）的电影院上映档次遭到撤销。 为何一部美国电影会在法国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 答案可能令人有些惊讶，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演员皆为黑人。法国电影经常因为没有公平地反映出该国多元种族人口的组成，而遭到诟病。虽然最近的卖座电影《逆转人生》（Les Intouchables）让法籍非裔演员欧玛．希（Omar Sy）夺下 2012 年法国凯撒奖最佳男演员的殊荣，使得出身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法籍人士倍感荣耀与充满希望，但这不足以造成深远且持续的改变，甚至连转折点都称不上。  《读懂男人心》的电影海报 马提尼克的一名博客 Bondamanjak 在这场带有污点的荣耀后，挖苦地解释 [Fr] 欧玛．希得到提名授奖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归因于电影院的超高观影人次。
如何解释电影中呈现的种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2？ 马提尼克的博客 "People Bo Kay" 转贴了一则黑人新闻（Negro News）的 Facebook 页面上公开的消息 [Fr]，标题为"法国人不想要看到电影里都是黑人情侣"。这则分析虽然已经遭骇撤除，但它揭露了法国的社群主义3与政治思维，应该足以说明该电影为何被封杀。
根据这份消息，对于法国封杀非裔美国电影（而不考量其利润）的其他解释为：
循着同样的脉络，在非洲和加勒比海法属领地的网民们，例如网站"丑闻"（La Scandaleuse）上聚集的女性博客们，则谴责 [Fr] 某些知名的法国电影杂志和网站公开低估这部电影及其卡司阵容。
根据"丑闻"的说法，就算这些非裔美籍演员是人们热烈讨论的全球知名人物，法国的趋势仍是缺乏对这些明星的认知：
以各地非裔民众为导向的网站" Afrik.com"更用下列所述来强调 [Fr]：
本文中的影像《读懂男人心》取自于 Film_Poster，依照姓名标示-非商业性-相同方式分享 2.0 通用版 (CC BY-NC-SA 2.0) 创用 CC 授权条款。前往 Film_Poster's flickr 相片集。 1马提尼克位于加勒比海，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2 种族貌相指的是对不同种族有带偏见的总结，例如认为黑人都有暴力犯罪倾向、义大利人都是黑手党、中国人喜欢占便宜、犹太人刻薄吝啬、中东人都是恐怖分子等等。 3社群主义的主张是：个人认同与价值观的形成并非出于个人意志，而是透过一个人与他所生存的社群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成，因此要理解一个人，也必须从他所身处的社群背景来理解。 校对：Yhlin87 作者 Fabienne Flessel · 译者 amit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12 May 2012 11:58 AM PDT 本文作者：花栗鼠习作 作者：非言语
惊天秘密：晚睡晚起的人更聪明？ 猫头鹰跟百灵鸟之间谁更聪明，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需要追溯到1999年的秋天。澳洲悉尼大学心理学家罗伯茨（R. D. Roberts）跟美国空军研究机构的基罗纳（P. C. Kyllonen）合作，招募了400名刚刚训练6周的新兵。两名研究者测量了新兵的昼夜节律得分、记忆力、敏捷性，结果发现越是早起早睡的新兵，他们在记忆力和敏捷性方面都要弱于玩起晚睡的同伴。因此，罗伯茨和基罗纳认为，晚起晚睡的人更聪明。不过，因为样本的特殊性，他们的结论能否得到足够多后续研究的支持，还是一个未知数。 进化谜题：智力有什么用处？ 长期以来，智力起源的问题在心理学界都是一块空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心理学家金泽哲（Satoshi Kanazawa）在综合了早期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之后，对智力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金泽哲，像其他进化心理学家一样，认为心理跟生理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而自然选择的环境是距今约250万年前更新世（Pleistocene Epoch）的非洲萨瓦纳大草原。漫长的更新世中反复出现的选择压力，造就了许多内在的心理模块，它们嵌入大脑中，高效而快速地处理许多人类祖先会反复遭遇到的相似问题：觅食择偶、躲避敌害、竞争地位、哺育后代，诸如此类。简单地说，我们具有的心理模块就像一把一把的钥匙，试图打开的是一把一把古老的锁：自然选择把能开锁的钥匙保留了下来，藏在人类的大脑中。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这些钥匙就可以派上用场。 问题来了，要是人们遇到了萨瓦那大草原上不常见或非典型的问题时，该怎么办呢？金泽哲认为，对于萨瓦纳大草原上非典型的事物，如果人类大脑不具有相应的心理模块，就会遇到麻烦。不过，时势造英雄，智力这位英雄就开始登场了。智力也是一把钥匙，针对的恰恰是进化环境中不常见的非典型问题。更进一步，金泽哲提出了他的假设，智力不影响进化环境中典型问题的解决，但是影响不常见或非典型问题的解决。 金泽哲的假设得到了某些研究的支持。来自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贝利（D. H. Bailey）和盖瑞（D. C. Geary），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希（J. Ash）和盖洛普（G. G. Gallup, Jr.），通过对各自收集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资料的分析，一致发现古人类的脑容量随着纬度增加而增加。除此之外，在2008年，金泽哲[8]采用了更多环境新颖性的指标（包括纬度、经度、以及经纬距离），以192个国家为样本来确定这一因素跟智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所有指标都跟智力正相关，从而支持了智力跟应对新环境或新问题有关的假设。因为新环境跟萨瓦那大草原越不一样，早期迁徙至此的人类遭遇的新问题就越多，智力更高的个体因而具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揭开谜底：聪明人更适应夜生活 金泽哲2009年把自己的智力假设应用到昼夜节律方面，初步解释了为什么聪明人更适应夜生活。 令人惋惜：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过，虽然很多研究都发现晚起晚睡的人在智力和创造性上得分较高，不过这些优势似乎没有对他们的的学习成绩带来好处。相反，晚期晚睡跟学业成绩糟糕之间通常有着密切的关系。2011年，来自土耳其萨卡里亚大学（Sakarya University）的贝索卢克（Ş. Beşoluk）通过对235名17-19岁高中生的调查发现，早起早睡的人能容易升入大学，他们的大学入学成绩更好。这一结果被来自德国特里尔大学（University of Trier）的普瑞克尔（F. Preckel）等人重复验证：对272名德国中学生的调查也显示，早起早睡的孩子成绩更好，他们无论是在平均绩点方面，还是在数学或者语言学科方面，得分都要显著高于晚起晚睡的孩子。这一结果在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后依然成立，这些因素包括认知能力、责任心、认知需要、成就动机，以及性别。 除了这种小规模的调查之外，普瑞克尔等人在2011年的《学习与个体差异》（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综述。他们千万百计收集了11个探索作息差异跟认知能力关系的研究结果，包括2177名被试；13个探索作息差异跟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结果，包括3220名被试。运用元分析的方法，他们重新计算了作息早晚的个体差异跟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的整体关系，结果发现：晚起晚睡跟认知能力呈正相关（r＝0.08），但跟学业成绩呈负相关（r＝-0.14）；早起早睡跟认知能力成负相关（r＝-0.04），但跟学业成绩呈正相关（r＝0.16）。简单地说，晚起晚睡的人的确似乎在认知能力包括智力和创造力方面更有优势，但他们在学业成绩方面却相对落后，而早起早睡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整体而言相对落后，但他们的学业成绩却比较优秀。值得注意的是，作息早晚跟认知能力的相关总体较低，而跟学业成绩的相关总体较高。即便如此，作息早晚跟这些因素的相关整体而言还是非常小的，因此作息早晚只能作为解释学习成绩不同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普瑞克尔等人认为，进化心理学可以解释作息早晚跟认知能力方面的正向关系。陌生的黑夜环境，也许真的就如金泽哲设想的那样，作为一种进化史上的新颖环境，需要具有更高的智力和创造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因而擅长在夜间活动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该如何解释作息早晚跟学业成绩之间的负相关呢？普瑞克尔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同步效应，即作业的环境跟测试的环境一致的话，测试成绩就会比较高。善于早起早睡的孩子因此在白天的环境里学习效率高，学业成绩好。 不过，有的研究并没有支持这种同步效应的假设。于是，第二个可能的理由出场了，睡眠剥夺。晚起晚睡的学生白天没有精神，容易分心，学习成绩自然难以出类拔萃。除此之外，晚起晚睡的孩子容易有各种行为问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适应学校生活和人际关系，这可能也会影响他们对学业领域地投入。 结语：理解晚起晚睡的意义 罗伯茨等人的研究发现了昼夜节律跟智商高低之间的正相关，不过这些相关通常都很低，而且研究者们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给出明确答案。到底是昼夜节律影响了智商高低，还是智商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昼夜节律呢？从金泽哲的观点和研究来看，更准确地说法是聪明的人更擅长在夜晚活动。因此，夜猫子里面智商高的人自然要比一般人多。这个结论反过来就未必对了，晚起晚睡的人并不一定智商高，因为导致晚起晚睡的因素多了去了。鉴于昼夜节律的个体差异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性，这可能意味着百灵鸟很难通过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间变成猫头鹰。当然，他们也更不可能通过调慢自己的昼夜节律而提高智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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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May 2012 11:07 AM PDT 願英雄李子誦安息 龍緯汶 李子誦於1912年出生，並於2012年5月11日辭世，享年一百歲。 李子誦小學還沒有畢業，以自學而成為一代報人。1989年5月21日，時任香港文匯報社長的李子誦，無視當權派的反對，與總編輯金堯如以「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作為文匯報的社論，以抗議中共當局宣布戒嚴。 2012年6月4日，李子誦不顧個人的榮辱生死，以最大的勇氣接受傳媒訪問，聲淚俱下地要求中共當局：懸崖勒馬！ 六四屠城後，李子誦不願意接受中共當局的自我批判，並於1989年7月7日再次痛哭地譴責中共屠城。1989年7月13日，李子誦被撤職。 風骨嶙峋，英雄無悔，一代鐵筆，李子誦當之無愧。千秋萬世名，願英雄李子誦安息！ |
| Posted: 12 May 2012 08:01 AM PDT 四年前的此时此刻，我正和众人一起，躺在小区内的篮球场上，听人说起在不远的地方，有不少人在地震中遇难。四年后的此时此刻，一个安静祥和的周末之夜，我坐在电脑前，打算敲几段文字。 四年了，地震中遇难的孩子、老人和大人在物质世界中早已了无痕迹。在我们心中，他们成了一些照片、一些数字和一些每年5月中旬才会想起的过往。在有关部门看来，他们离开世界的原因不容追问，甚至他们总的人数，都是不可告人的国家机密。但在那些失去孩子、失去至亲的人的世界里，天从此不是那块天，地也从此不是那块地，这操蛋的人生对他们是何其的暴戾残酷。 当然，地震谁都不想，天灾冷酷无情。但我只想问：同学，四年了，你比从前好么？这国家比以前有起色么？世界更可爱了么？ 我还想说的是，曾经有几万人来过这世界，然后在我们无法体会的绝望痛苦中死去，留下更多在痛苦中徘徊一生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先不说这些人的苦难本可以避免，只要我们的建筑质量符合标准，但请你们不要把抹去这数以十万级的同胞的生命或情感，不要把一场深重的灾难异化为伟大的抗震救灾，异化为大爱无疆，异化为多难兴邦，异化为动人的气氛，异化为民族史诗。 这种卑劣到极致的偷换概念和转移视线，请从此停了吧。 前段时间，我有天晚上迷迷糊糊睡了，突然又朦朦胧胧地想，如果这一睡永远无法醒来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操蛋的社会并无多少值得眷念之处——当然，亲人除外。今天又看到新闻，说美国考古学家在玛雅文化遗址取得重大发现，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玛雅天象表记录的日历延续至今后7000余年，推翻了"2012年世界末日说"。原来这操蛋的世界还有可能至少延续7000年，说实话，没有比这更让人绝望的了。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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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2 May 2012 11:19 AM PDT 译者推文汇总，凡是外文的均欢迎大家翻译并投稿。投稿地址是：iyizhe#gmail.com 【热点·18大】 香港文汇报引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的说法："十八大不可能推迟。只要在原定的今年下半年召开都不算推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说："十八大就是要向世界传递出大布局不受薄熙来事件的影响"。无论是薄王、陈光诚、还是黄岩岛事件都不会影响 【热点·薄王事件】 《富士晚报》称：日本的宇田川在4月底在国安的监视下与薄熙来共进过一次晚餐。薄有些消瘦，但平静，他否认丑闻，称是打黑中得罪的敌人的报复，是权力斗争，但后悔未与谷开来离婚。文章最后引述薄的话说："我会回来。" 已有译文 《纽约时报》披露，从4月25日开始，由重庆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牵头内部调查打黑中的刑讯逼供，所有参与了刑讯逼供的警察都要自首，否则会被严惩。另，李庄和李俊的妻子罗淙已经提出上诉 via @comradewong 已有译文 彭博社：5月8日，对1,253人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薄熙来事件并未动摇中国人的信心，有51%的受访人对胡锦涛的政策有信心，有68%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会好转或保持平稳，只有30%的人认为会恶化。原：http://bloom.bg/JiPZsD 百度重庆贴吧据称"发现违法有害信息，需要集中清理"。目前处于关闭中。通知见此： http://bit.ly/K1m9lV 同样被关闭的还有辽宁贴吧。 【热点·黄岩岛】 路透社：约200人参加了今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反华游行，外媒称这场游行喧闹，不过和平结束。原：http://reut.rs/K1k3Cu 一位观察中国的博主写的评论：中菲目前不会因黄岩岛开展，因为菲方太软弱。双方能在哪儿，用什么来战？难道中方会打到菲本土吗？原：http://bit.ly/K4PKiD （吐槽：是为了转移视线，这招虽然没创意，还是管用，看微博上的反响便知。） 【热点·中美关系】 CEIP的包道格撰文认为，在经历了王立军、陈光诚事件后美中关系如同经历了紧张测试。如何解释中方罕见的克制和合作？高层权力交替过程中希望保持美中关系平稳可能是一大原因，另外"个人外交"也开始起作用。原：http://bit.ly/K4Olsl 【热点·外媒记者被驱逐】 半岛新闻记者 @melissakchan 回顾她在中国报道的经历，"这儿是一个矛盾之地"。前一分钟你还惊讶于它的快速变化，后一分钟你就为横行的腐败和不公感到恶心。在400多篇报道中，她尽力平衡地展现中国，并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此地。原：http://aje.me/K5pEvK 【生活】 李阳妻子Kim接受网易访谈，说在中国遭受家暴后"报警都没有人管"，她说"中国法律没能保护我"。 《环球时报》（英）追踪老外在北京宣武门当街欲实施强奸。一吴姓24岁男子第一个出来制止，并追打报警。@平安北京 微博公布了简略经过。录像在优酷上被播放300万次 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中提到录像下的字幕"令人不安"。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12 May 2012 09:05 AM PDT 多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人的人权问题一直是倍受关注的焦点，而被愚弄的不知东西南北的中国人颇有些不以为然，不少人并不感到自己的人权或国家的人权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并不知道人权为何物，有的人甚至认为外国人是吃饱了撑的，还有的人干脆认为这是西方反华势力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只有很少的人明白这是好心人在替中国人在仗义执言。 这就是可怜的中国人！作为这个地球上为数最为众多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原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权，不知道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概念。 人权的前提需要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有人权。这就首先需要破除马列意识形态给中国人布下的迷魂阵，搞清楚意识形态向来忽悠中国人的关于人的种种模 …… |
| 電影《Mister Lonely》 : 虛偽的奇蹟、虛偽救贖、以及虛偽的烏托邦 Posted: 12 May 2012 08:57 AM PDT  diego: 「我努力，在每次別人不知為何大笑時候，跟著發笑。」 某個被判絞刑的人，在臨上絞架前，指著絞刑架故作輕鬆地詢問劊子手："你肯定這玩意兒結實嗎？" 這就是黑色幽默，又被稱為"絞刑架下的幽默"。 影片給人的整體感覺更像是一個迷朦的夢境，找不到真實的中軸線，算是一種對名望和信念最具有荒謬主義的幻想。 在片的開頭，呈現了修女歡樂微笑的世界。似乎，他們已經單純到活在烏托邦中。修女被帶到巴拿馬的叢林上方，一位天主教神父為了讓一眾修女驗證她們對上帝忠誠與否，告訴她們必須不攜帶傘包，從飛機中跳下，融入進蔚藍到令人心醉神迷的天空當中。 另一邊，diego以為自己已經找到另一個。 一個專門以模仿邁克爾·傑克遜為生的舞者孤獨地生活在這裡，靠著在巴黎街頭賣藝勉強糊口。在一次受邀去"退休之家"表演的時候，他愛上了另外一個專門模仿瑪麗蓮·夢露的美麗女人，並接受了她的建議，搬到蘇格蘭高地的一個社區居住，那裡聚集的皆是一些與他相似的名人模仿者。當邁克爾走進一個位於海邊的城堡中時，發現那裡的每一個人都在積極地為即將到來的最重要的節日做著準備，他眼花繚亂地從中看到了林肯總統、小紅帽、三個臭皮匠、女王、教皇、麥當娜、小薩米·戴維斯等等，當然還有瑪麗蓮的女兒秀蘭·鄧波兒和她那佔有欲極強的丈夫查爾斯·卓別林。 這個時候，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注意到，虛偽的奇蹟，正在慢慢地顯露出它的模樣。 當修女們聽從神父的訓示，從飛機上，不帶降落傘，手拉手，進而在眩目的大逆風下，直墜地面，帶著她們的純潔和信任去見了耶和華時，你還相信這個世界存在奇蹟，每個人都會有奇蹟發生嗎？所謂修女的神蹟，不過是給控制欲神父，與發臭的教宗喝酒的機會。 當全副武裝的人，去絞殺一群得了瘟疫的羊羔時，你能感受到: 為了跳脫世人「不明白」他們的目光，扮演一個已逝角色的人們。如同那被被圍成一團，等待被殺的羔羊，一樣多麼無助。那分明是手無寸鐵的人類，注定被拋擲到無意義的世界，這種悲劇命運寫照。沒有人能逃得過被拋擲的悲劇命運。神，你悲憫嗎？ 事實上，這群模仿者扮演起他們心中的偶像，聚集在一起，完成了一場沒有觀眾只有他們夢想的演出。每個人其實都是MR.Lonely，獨自來到世界尋找活著的理由。大多數人找不到，於是學會抹殺自我。希望扮演一個新的角色，跳脫一切的控制。然而，卻掩飾不了自我的本質，只是他們也難於接收那個懦弱的自己。每個人都在對自己說我是孤獨的，無人理解。其實一切不過是想建築一道牆。防止任何人來告訴他們真像: 「你如你想像的一無是處。」 他們都想用方法，等待救贖。不論是扮演他人的逃避，或是一種對虛妄上帝的忠誠信德，也是絕對的徒然。 所以當以diego那孩子般天真的眼鏡，去觀察這個烏托邦的時候，才會發現，那些烏托邦者的眼神是那麼的虛偽，掩飾著對世界的逃避。事實上，每一段寂寞的人生，每個人所都希望扮演一個新的角色，試圖跳脫世界施予他們一切的控制，然而，卻掩飾不了自我的本質: 獨裁的卓別林，悲觀的夢露，色欲的小紅帽，和無能的林肯。人人不過以那虛假的外衣，掩耳盜鈴地來掩飾個性的缺口。 所以導演讓夢露如小鳥般吊死在樹上，查理如瘋掉的希特勒般吼叫，看著Diego那得不到答案，那種失望的神情,，孤獨得只讓我想親吻他，讓他微微合上的眼蓋。 「神的孩子，無論你多醜陋，多麼有缺陷，神依然會保佑你，愛著你。」 可惜，我已不相信任何打救，也不再相信愛了。 奇蹟本來就是毫無價值。這些，都是虛偽的烏托邦。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12 May 2012 11:16 AM PDT 核心提示：宇田川敬介是在薄被软禁后，第一位成功接触到他的日本记者。据他称，此次采访是他利用国安部门要他协助调查而争取到的机会。在和薄共进午餐的时候，薄熙来提到了被判无罪的小泽一郎，并说他会和小泽一样复苏。 原文：中国"失脚大物"薄煕来氏を独占インタビュー！初めて明かされる真実 作者：宇田川敬介 发表：2012年5月1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2月份还参加"两会"的薄熙来】 国会新闻社的宇田川敬介上个月底见到了被视为将进入中国共产党下届领导班子却又在三月失势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宇田川敬介是在薄被软禁后，第一位成功接触到他的日本记者。宇田川过去曾在"MYCAL"综合超市工作，在MYCAL进军大陆市场时负责法务工作，因而结识了当时的大连市长薄熙来。据称在中国的情报机关"国安局"的监视下，宇田川与薄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餐，并询问了关于他的一连串丑闻。 "薄熙来看起来有点疲惫，但表情还算温和平静。他否定了是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会餐的当天，刚好民主党的小泽一郎被判无罪，薄熙来说'我也（会和小泽一样）会复活的。'" 宇田川如是说。会餐是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高级酒店"北京饭店"进行的。 薄熙来被解职除了是因为他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以外，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一说和政变的说法也广为流传，甚至发展到其家属因财产来源不当而接受调查的重大丑闻。 宇田川在1997年MYCAL大连店筹备期间与薄相识。薄当时是大连市长。同年末，MYCAL与具有律师身分的谷开来签署了顾问合约，从那之后两家便互有往来。 2000年，薄熙来和谷开来间出现了婚姻危机。宇田川作为外国中介人曾经调解过此事，最终他们没有离婚。 中国国家安全局今年三月为了调查薄熙来的家庭关系而请宇田川予以协助，宇田川便提出要与薄希来会面作为回报，中方最后准许他与薄熙来会餐，但不准拍照和录音。 在北京饭店三楼的包间里，宇田川与薄、二名翻译（其中一名是国家安全局人员）同席而坐，共享了盐水鸡、鱼翅、北京烤鸭和煎鲍鱼等菜肴。包间门外还有穿制服的二名警官负责警卫工作。 宇田川说："刚开始就一些老话题谈得很带劲，中途薄就开始说谷嫌疑人的坏话了。薄谷虽未离婚但已经分居十多年，因为`孩子、会妨碍仕途`而没有离婚。 薄没有否认妻子杀过人，他后悔地说：`当时如果离了就好了。`" 在日本，关于薄失势，交杂着各种各样的报道和信息。 宇田川当然也询问了其中真假。薄这样说到： "那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我以前在当重庆市党委书记时进行了彻底的扫黑，除去与黑道有往来的市里的干部，因而被怀恨在心。他们的残存势力趁我已分居的妻子出事这个时机来整我，我是被他们设计陷害的。" 宇田川在逗留北京期间，还与其他的中共干部会面，就薄的事件寻求了说明。 据称干部说到："如果野田佳彦首相的夫人杀害了英国人，他的亲信又逃进了美国大使馆，野田首相还能留在现在的位子上吗？权力斗争……这样的报道不值一信。" 在与薄的会餐临近结束时，从酒店前台传来了写有小泽判决结果的便签条。 薄并不怎么知道小泽，但因自身现在的处境感到了同情，"在日本可以卷土重来啊……"据说他显出了一丝满意的神情。而会餐一结束，他说了句"I will return（我会回来。译注：从日文原文来看，用的是音译的假名，似乎薄当时说的是英语。）"，就走出了房间。 小档案：薄熙来 1949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其父为革命元老，曾高任副总理的薄一波。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大连市市长，辽宁省省长，商务部部长，2007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出任重庆市党委书记。因揭发1500人以上的大规模的贪污事件而上位。从大连市长时代开始，在日企招商引资上颇有手腕，与日本的政财界有着深刻的渊源。12年3月，被解除重庆市党委书记一职。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与"薄王事件"相关的更多译文 译者合集《山城演义 薄王败局》即将推出，敬请关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12 May 2012 07:42 AM PDT 核心提示：认识到中国国内的分歧并据此制定美国的政策，可以为接近北京提供更好的基础。结果，双方的关系将不再纠结于诸如遏制或接触、和平崛起或保持霸权稳定之类的问题，而是转向双方如何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互动。 原文：What West Doesn't Get About China | The Dimplomat 发表时间：2012年4月21日 作者：Allen Carlso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讨论得最多的两个趋势可能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和美国假想中的衰落。很多人觉得，我们正在看着两艘巨大的国家之船在黑夜里穿行，前者已做好了领航的准备，后者却有落后的风险。尽管这一幕发生的程度有待讨论，但太平洋两岸都承认的一种认知是，我们正在穿越一个新的战略门槛。 附属于此（但同样重要的）的观点认为，对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多少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愿景，但这完全是需要推敲的。确实，许多中国的评论家对于中国作为全球参与者而出现越来越自信，甚至是自负。而且，他们的全球观往往与大国算计、民族主义以及经济竞争的重商主义等混合在一起。这就几乎没有空间留给与其他国家的长期合作或者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组织。其结果，是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关系往往看似前景黯淡。但以上分析有一个基本问题：它忽视了中国政治体制内部与这些事务相关的暗流涌动之现实。 许多中国人确实持有国际关系是零和游戏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并未垄断市场。一方面，中国内部有迅速推动军事现代化和鼓吹更为强硬对待其邻国及美国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仍积极参与广泛的双边和多边交往。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外交政策圈中，关于中日关系如何考虑、中国保持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权力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分配等问题的争论已经有消有长。 此外，尽管强硬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在中国时常听来最为强烈，但对于民族主义在国家外交关系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显然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讨论1999年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轰炸事件，以及对更近一些的2008年西藏反华骚乱和2009年新疆骚乱作出的反应中，强硬的民族主义一直都有所呈现。但它在2001年侦察机事件之后以及近期涉及有争议的领土要求时——这些要求涉及有争议的北太平洋诸岛屿和南中国海的大片水域——，表现并不是那么明显。它也没有主宰与台湾没有敌意而日益接近的关系。而且，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中国的大汉民族和居住在西藏、新疆等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新颖的甚至是革新性的观点，更广范畴地探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 最后，在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中国的中央银行家们与许多出口导向企业甚至是政府机构在汇率政策上有分歧。此外，如何应对中国国内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错位，也产生了强烈的争议。 薄熙来戏剧性的下台以及它引发的指控浪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来对这些争议一窥究竟，很多人原本预计这位失宠的政治家有望今年秋天成为统治中国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这里所涉及到的远远不止领导层的重新洗牌那么简单。更为基本地，中国内部、外部的基本社会目标都渗透着各种问题。为什么外部的评论家经常忽视这样的差异、认为在重大问题上只有一个"中国"声音？公平地说，这些差异很少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单调划一的政策言论中。它们也不会在受到官方认可的媒体上表现出来。然而，在这些很容易获得的常规渠道之外，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识出差异。 中国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观点，从极端的民族主义到自由派的大同世界。尽管它们可能是处于体制边缘的民众的作品，但同样的分歧在更为官方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期刊所涉及的广泛领域中同样存在。另外，可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分歧也显著地体现在《环球时报》这份在中国被广泛阅读、据称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浓烈的报纸上。它具有煽动性的标题和封面图片吸引了极大的关注（经常被作为激进的中国人观点而被引用），但调查其颇有影响的社论版，可以令人惊讶地发现有思想的文章占绝大多数。在这里，强硬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主流。事实上，很多文章对中国现状颇具批判，并且反映出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实施范围更广的变革所存在的真实分歧。最后，人们可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对美国的批评——并没有主宰这家重要的媒体主要作者的写作。 这并不是说中国精英圈内的竞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和政治变局。但它确实挑战了一种普遍认识，即认为存在某种单一使命和目标。在现实中，中国人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本质、中国在其中的位置存在的分歧超过自1989年天安门抗议以来的任何时候。 为什么外部观察家不应当漠视这一现实？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种漠视将会错失中国人思想中的二元性。 一方面，那些决策者或者主导政策讨论的人显然对中国的成就感到自信和自豪。但是，他们也多少感到不确定和不安，过去20年来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条件构成中国的政治基石，即以经济增长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来换取一党统治。担忧社会不稳定，阿拉伯之春蔓延，在边疆地区不断面临挑战之时维系国家的统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这些都可以在中国国内观察到。因此，当前的思考兼具两方的观点，但没有谁能占主导地位。只看到一方将扭曲和误解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其次，在外部自信和内部不安的反复交错中，有可能找到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交叉点。总体上，随着中国逐渐与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接轨，这个国家逐步认清随之而来的机遇和风险，中国人的思考也包涵了对有关体制范围相当广泛的关注。重要的，是局外人要认识到这种争论（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分歧）但不高估任何一方。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全球观居主导地位，只会加剧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甚至可能加剧相互的不信任，使中国和世界产生更多的不和谐。 相反，认识到国内的分歧并据此制定美国的政策，可以为接近北京提供更好的基础。结果，双方的关系将不再纠结于诸如遏制或接触、和平崛起或保持霸权稳定之类的问题，而是转向双方如何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互动。例如，我们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并且是以我们界定这个词应当包括什么内容的方式。与此对照，如果华盛顿少谈些普世标准和它们受到的侵害，多谈些法治和透明度，可能会更富有成效。 类似的，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环境问题上给中国上课。但现在北京似乎意识到了它所面临的威胁（尽管它在污染水平报道上玩游戏并且压制环保抗议活动）。因此，在制定可能影响双方的政策时与美国更多合作将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中国的煤炭粉尘确实穿越了太平洋）。反过来，北京一直积极投资于绿色科技，因而我们能够获益于在该领域中进行更多的合作。 总之，在某些关键领域中美已然接近同等竞争水平。但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甚至活得更好，美中之间的合作势在必行，而不是对另一方的错误大发雷霆。我们更要认识到今天中国内部的争议，在寻求政策交会点时认识到这一点符合我们的利益。 即使如此，认为完全不必对其他国家有所担忧将是极其天真的，尤其是考察中国在亚洲及亚洲以外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之时。但是，断定那些对政策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中国人已经知道如何运用他们日益增加的力量，也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最重要的是，当中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寻求其角色之时，我们不要忽略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并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中找到形成建设性趋势的途径。 Allen Carlson是康纳尔大学政府学助理教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12 May 2012 05:20 AM PDT 在无信的时代我们信什么？ ??答《时代人物》 【刊出时有删节，这是原文】
1 您在《寻找失落的商业文明》一文中曾经说过：非常遗憾，我们没有一个百年企业可以作为工商业文明的起点。但我们今天已经有机会重新来回顾这些问题，这意味着有可能回到那样的轨道上，回到那样的起点上，回到那样的传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工商业文明出现了一个断层现象？ 傅国涌：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连根拔起，近代以来在动荡不定的时代浪潮中形成的工商业文明传统戛然中断，民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断裂的裂口起码三十来年，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百年老厂，也没有什么百年老店，即便名号相同，中间也有一个长长的断层，那些在企业上曾经灿烂过的公司，那些有过光荣与骄傲的企业都消失了，今天我们可以到日本、欧美去参观百年企业，中国的永利、民生、申新、东亚、先施、永安……都没有了，有之也只是一个相同的名字。三十年后在百废待兴、千疮百孔中重新起步时，这个前面的链条是断开的。这个巨大的断层是刚性的制度选择的结果，当时实行的这套经济模式是与市场、自由企业完全不相容的。简单的说，这是人为的政治原因造成的，不是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造成的。
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与近代实业家有哪些可比之处？有没有继承他们的传统？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是否意味着出现了对商人伦理的自觉？他们在当下的转型期能发挥什么作用？ 傅国涌：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异远多于同，近代实业家在创办企业、从事工商经营之初，往往并不是为了求生存，个人对财富的渴望也没有那么强烈，往往有更深层的精神追求，求发展高于求生存，实业报国曾经是那个时代的口号。而三十年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家，就整体来看，与他们前辈相比至少目前还不可同日而语，不在一个层面上。多数还是从求生存出发的，追求财富的冲动是压倒一切的，主要还是在物质层面，无论是从个人看还是大坏境的约束来看都还不能提供更高的起点，他们并没有继承企业史上可贵的传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在他们之前，前人曾经到达过怎样的高度，做过那些值得效法的努力，建立过什么样的范例。工商界开始有人呼唤商业文明，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商人伦理的自觉，眼下大致上只是个别人在提倡，但是有这样的提倡，就会慢慢带来这种意识的觉醒，对此可以抱乐观的期待。一个在物质上掌握了大量资源的阶层或者说群体，毫无疑问在时代的转型当中会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市场经济浪潮中的成功者，也是三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有自身的利益所在，保障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是他们背后最大的推动力，这本来也是正常的，在利益的思考与维护之外，如果还能有所超越，看得更远、更深一些，为社会、为未来多一分设想，他们将发挥更大、更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接下来的几年，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会怎么走，现在先不忙做判断。
3 您说过，近代以来，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两个轮子。他们都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重创甚至夭折。而如今，企业家阶层在转型期的中国，似乎一直处于社会矛盾的核心地带上，什么"富二代"，"毒奶粉"事件，可以看出来很多人的仇富心理很严重，您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在商业文明缺席的今天，企业家阶层是否还有这个信誉或口碑能承担这样的重任？ 傅国涌：尽管仇富心理还是畸形的、不正常的，但它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很多富人的表现很糟糕，这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呈现，也是贫富急剧分化带来的严重问题。富人在中国人口比例不足零头，却占有超大份额的财富。像毒奶粉这种利用不法手段聚敛财富的厂家，更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要遭到谴责和惩罚的。但，千万不要把富人和企业家阶层划等号，富人不一定都是企业家，他的财富也可能是其他途径来的。我想说的是，财富的积累并不必然带来尊严，尊严是要靠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去赢得的。企业家阶层能不能在社会中树立起信誉，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包括诚实、信用在内的这些原则在任何时代都颠补不破，是人类行事的基石，也不只是哪个阶层要寻求的，而是每个人都要坚守的。在一个无信的时代，如何向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靠拢，说到底还是要找到信仰。
4 在一个财经媒体举办的商业文明复兴为主题的一个论坛上，我们看到了您的发言似乎是很悲观的，为什么您对于当前的中国重塑商业文明抱着一种悲观态度？ 傅国涌：其实，我既不悲观，也不盲目的乐观，我只想直面现实，尽可能做出客观的判断。从这个时代已经提供的空间来看，重塑商业文明的时机恐怕还没有到来，我们需要继续等候，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等候。
5 您有一个观点说道："文明不是靠制度强逼出来的"，那么重塑商业文明不能依赖制度，比如法制制度，有哪些现实的路径？ 傅国涌：制度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配得上什么样的制度，这是相辅相成、相互效力、相互成全的关系，不能简单化地去看，我那句话是有语境的，不是单独摘出来说。重塑商业文明，首先有赖于观念的更新，或者说价值观的转换，一个跟得上时代的变化脚步的健全的价值观，一个坚持个人权利、尊严又能超越狭隘私利的价值观，一个着眼于这块土地长远生存、有节制的、温和的、谦卑的价值观，一个有信仰根基不会随风飘荡的价值观，顾及自己也能顾及他人、社会的价值观，在举世喧嚣、为钱为权而狂的时代，没有这样确定的价值观，哪会有什么商业文明，什么文明都没有，这是内在的，法律制度或者说法治是一种保障，这是外在的。另外，不可忽略商业文明部单单是企业界的事，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变化，也是不可设想的。
6 现在的体制很难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没有公民社会，社会转型又成为泡影，这是一个悖论。这是否是中国无法诞生商业文明的基因？ 傅国涌：可以这么说，但病根找到了，并不见得马上就能医治，一切都需要时间。对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只不过掌握资源更多的人责任也更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直面自己的问题，需要有人直言不讳，不断地发出批评的声音。如同储安平当年说的，一个时代人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时，那才是真正危险的。可怕的不是批评，而是阻拦批评，公民社会的出现需要千千万万公民的成长，需要他们不断地说"NO"，而不是整天唯唯诺诺、窝窝囊囊的"YES"。
7 商业文明，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很陌生的。西方的商业文明催生了市民社会，公民阶层和公民意识，而中国呢？ 傅国涌：西方有基督教的影响，商业文明首先是新教伦理的产物，信仰贯穿了一部西方文明史，没有信仰，一切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这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儒家文化支撑中国社会将近两千年，维护了农耕帝国的秩序。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转型，我们在文化上、信仰上同样面临新的挑战，一部近代史就是对挑战的回应，今天还在这个大的回应过程当中。我相信，历史会按自身的逻辑展开，所有的挫折、失败，甚至巨大的转折造成的大痛苦、大震荡，都可能只是一种磨练，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进程从来不是平平坦坦的，而是曲曲折折的，正是在这种不可回避的曲折中旧的慢慢被新的替代，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适应问题，如果突然把一种你适应不了的东西加在你身上，未必就是最好的。历史常常不按我们善良的主观意愿走，总是沿着它自己的脉络，作为个人乃至人类群体，我们都太有限、太渺小了，我们深感无奈，深感无力。但是，在人后面还有看不见的手，不可逆转的决定着长远的方向，不是任何人的力量能挡得住的。所以，我深信，商业文明、公民社会同样都会在这里生根，长出枝叶，并且繁茂起来。
8 商业文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如果从整个世界普世的标准来看，商业文明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契约。可是中国人是缺乏社会契约精神的，比如房价跌了就去砸开发商，缺乏现代社会根本的人文精神。 傅国涌：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契约不仅是商业文明的核心，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核心，一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不断与人立约、重新立约，那些信仰上帝的民族来说，立约是他们太熟悉的事情，所以"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新教徒在美洲新大陆登岸前先要签署"五月花号公约"。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也是由此而来的，有了这些约【或法】，那就要信守，这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对于一个缺乏信仰、仰赖血缘伦理的农业社会，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想评价房价与开发商这个具体的案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个极为诡谲、复杂的事情，很难用契约精神去评价。但是，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比较薄弱乃是事实，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也与我们所处的体制有关，市场经济的发育、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必然将我们推向一个以契约为核心的新社会，我们必须习惯过一种契约的生活，不仅商业上，在公共事务上也是。
9 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 傅国涌：过去我们说政统、道统，道统就是由那些承载着儒家使命的读书人或士担当的，他们虽然做官，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并不完全臣服于权势，也讲究所谓的从道不从君，在面临大是大非时是可以用生命来承担的，比如东汉、宋代的太学生，比如明代的东林、复社，还有方孝孺，他拒绝为篡位的朱棣撰写诏书，不惜被灭十族。你可以说他迂，但你不能否定他的人格。正是这样的人，支撑了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农耕社会，经历一次次王朝更迭，社会层面没有根本变化是他们在起作用，在前现代社会，他们就构成了一个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当然他们的独立性不够，他们信奉的许多价值准则也是我们今天不能认同的。 晚清面临大变动，梁启超说十五年的变化之大超过一百五十年，我说何止一百五十年，或许超过一千五百年，中国开始迅速地从农耕社会朝工商业社会转变。从晚晴到"五四"时代产生了康梁、张謇和汤寿潜他们、胡适他们分别可以代表的精神共同体。康梁推动了戊戌变法，张謇他们推动了立宪运动，胡适他们推动了白话文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一直到1949年前夜的《观察》周刊等大量知识分子论政的刊物，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影子。他们是文明社会的中坚，他们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引导社会的走向。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时代就会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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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1 May 2012 03:41 PM PDT 本文作者：科学松鼠会
A Class, A Moment of Science. 明日——我是说活动那天的明日——太阳到达黄经60°，小满。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 让我们重温开花时节发生在细胞间的那些风流韵事。 活动信息时间2012年5月19日(周六)下午2:00-5:00 地点重庆科技馆多功能厅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文星门街7号） 主持桔子：科学松鼠会成员，芝加哥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职业是科学星探。 http://www.weibo.com/songshuhuijuzi 主讲苏都莫日根：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中国植物学会结构与生殖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办单位重庆科技馆（www.cqkjg.cn）、科学松鼠会（songshuhui.net） 合作媒体新浪科技、新浪微博 友情礼物提供凡客诚品 报名信息人数：300 报名链接：http://www.askform.cn/4637-264663.aspx 报名须知1.必须通过报名链接报名。 本场兄弟活动：闲置图书去旅行•第03期看看你的书柜，是不是有很多书舍不得丢，却不值得永久珍藏？让它们焕发新生命吧，松鼠会线下活动就是新旅程的起点！我们在活动一角特开辟闲置图书漂流区，活动前后约1小时开放，你只要带来爱书，签上姓名和联系方式即可参与；也请期待在这里遇到中意的书（或者人～也说不定呢！）。 本期Staff统筹：淳子小姐、夏小蝉 策划：桔子、淳子 设计：17 微博运营：霍森布鲁斯 现场职位若干，求重庆志愿者~~ |
| Posted: 12 May 2012 06:32 AM PDT 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2007年回答网民提问时曾说:公职人员向社会公布自己的收入，这在世界上是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公职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接受人民监督的。他又有行政权利他会不会用这个权利谋私，会不会用这个权利积累自己的财富，那这个要接受群众监督。只有财产收入公开才能接受监督，否则群众没有办法监督、社会没法监督。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也试图走这个路子，曾经在领导干部里面试行财产登记，我在广东就参加过登记。但是这个登记以后没有向社会公开，只是锁在中央纪委和组织部的抽屉里。群众不知道所以就只有是组织监督，我们还没有实现群众监督。 其实，所谓财产公开，是仅针对公权力官员。这个必要 …… |
| Geanakoplos on the Leverage Cycle Posted: 12 May 2012 06:05 AM PDT Yale economist John Geanakoplos discusses his view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t takes about an hour.  |
| Posted: 11 May 2012 11:47 PM PDT 本文作者：虹巴伦
大家好，我是DJ小鹉，又到了小鹉说事的时间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场景并非出自某部战争大片，而是我在雨林中的一段亲身经历，其中的闯入者就是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话还要从头说起…… 大刺槐有小保镖很早的时候我就听说在哥斯达黎加浓密的雨林里有一种长着"牛角"的刺槐树，更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它还雇养了一些忠实的小蚂蚁保镖，时刻保护自己不受外来者侵犯。"植物雇保镖"这可算新鲜事，于是我就打算去拍一部电影，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刺槐的小保镖》，导演拍摄解说当然皆为DJ小鹉我喽。嘿嘿，厉害吧？先自我表扬一下。 书归正传。那日我到达了哥斯达黎加雨林，很容易就找到了牛角刺槐，因为它的枝头竖着许多尖尖的膨大的像牛角一样的刺，很容易辫认；而它的叶子长地像含羞草，也是复生的羽状复叶。为了近距离采访刺槐的保镖，我停落在一根树枝上。可谁知，我的气儿还没有喘匀哪，就感觉有谁在扎我的脚和腿。我低头一看，呵，自己的脚边爬着几只蚂蚁，正对着我的脚卖力的又叮又咬呢！而且还有新的蚂蚁从四周不断涌来。敢情，我被当成了外来入侵者，遭到了蚂蚁保镖们的猛烈叮咬。那感觉又麻又疼，难受死了。若不是我反应机敏，动作灵活，及时起飞，说不定我们雨林将会损失一位伟大、优秀的导演摄影家了。 唉，谁让我采访的是一群尽职尽责。六亲不认、只认刺槐的小保镖呢。没办法，我只好远远地站在旁边的榕树上进行我的采访。 我问那些小蚂蚁："为什么那么尽职尽责保卫刺槐？" 小蚂蚁们说："这是因为刺槐对我们好啊。怎么个好法？它为我们提供房子，还为我们提供食物，而且呀，这些全都是免费的。我们住在刺槐树上，就像住在星级公寓里……" 刺刺公寓看到那些树枝上像牛角一样的尖刺没有？那就是刺槐送给我我们的公寓。在刺还是绿色的时候，负责建房子的工蚁就在在每个刺尖上咬开一个小孔，钻进去把它挖空，挖空的刺刺当作我们的巢穴。住在里面可舒服了，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在成熟的刺槐上，几乎每个刺里都有蚂蚁居住。 那个最大的牛角刺刺是我们蚁后的宫殿，它在里面产卵，被工蚁喂食和照料。旁边的那些牛角刺刺是育婴房，蚁后产下的卵随即就被运送进去；那些卵在里面像其他种类的蚂蚁的卵一样发育。剩下的那些牛角刺刺就是我们工蚁的宿舍了。 奶糕蜜汁刺槐不仅为我们提供舒适的房子，还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食物，不仅有奶糕还有蜜汁饮品。 看到有些叶子尖挂的桔色的米粒大的小豆豆了吗？那就是刺槐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小奶糕，里面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我们收集这些东西供自己和蚁宝宝们食用。奶糕的大小刚刚好，只要将奶糕放到蚁宝宝的额下，它们想吃的时候者不用动手，只要一低头就可以吃到了。 刺槐还为我们免费不间断提供蜜汁。它知道我们蚂蚁都喜欢喝蜜露，于是通过枝叶间的管道运输了一些蜜汁，还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了"饮水站"——就是那些蜜腺，我们想喝的时候只要爬过去吸取就行了。 尽职保镖刺槐对我们这么周到这到好，你说我们能不对它好吗？所以呀，做为回报，我们就当起了刺槐的小保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供我们吃住的刺槐，利用我们凶猛强劲的叮咬驱赶任何来吃嫩叶的动物和害虫。 （正聊着，不知从哪里跳上来一只小螳螂，看来它还没有经验，以为终于找到一块美味宝地，可以放心大吃特吃了。但是，就在它刚刚触动刺槐的树枝，警戒蚂蚁就发现了它，并在第一时间发出战斗信号。于是，许多蚂蚁从各个洞洞爬出来，向它涌去，小螳螂没料到会招惹如此大的麻烦，连忙落荒而逃。） 尽责园丁我们不仅负责及时阻止食草虫虫们对刺槐的咬食，还负责消除周围植物们对刺槐的潜在威胁。 你是知道的，在雨林之中，空间可以说是"寸空寸金"，植物们也整天上演空间争夺战。不过，我们家的刺槐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你也看出来了哈，我们家刺槐的周围比较空，不像别的植物周围那么拥挤；并且雨林中最常见的植物藤蔓在它身上也几乎看不到踪迹。 这全是我们的功劳，因为我们不仅做保镖，还是小园丁。吃饱喝足我们就外出巡视，看到有别的植物的藤呀叶啊搭在我们家刺槐身上，我们就冲上前去，爬到藤上，一阵猛咬，将它从叶柄处咬断；过不多久，那些蔓藤、叶便掉落枯萎，随即便一命吾乎了。还有，那些离我们家刺槐很近的小树苗，也是我们要消除的对像，我们会杀死刺槐四周一定范围内的任何树苗，因为它们都是我们家刺槐的潜在的竞争敌人。我们会利用尖锐的上颚咬断树苗的茎，使其枯萎而死。 咋样，我们这些小保镖厉害吧！ 不好，接到警报说西区A座５号枝又发现入侵者！朋友们冲啊！ 小鹉告诉你：刺槐和刺槐蚁彼此之间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互利共生关系，每只刺槐蚁都会为了蚁群和宿主的利益无私奉献自己的生命。这些昆虫会利用植物中空的刺内做巢，并且从植物叶、茎上的营养小结节，即食物小体以及花外蜜腺分泌的糖和水，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它们会攻击及抵挡其他入侵的生物，保护植物免于植食动物的攻击和其他植物的竞争。研究也显示，和没有蚂蚁共生的刺槐相较，有蚂蚁共生的刺槐上，植食性昆虫出现的数量明显较少，而且刺槐的生长状况（生长速度增加6倍，重量增加12倍），以及其幼苗的存活率也较高。
虹巴伦，由一个松鼠创办，可以听的少儿科普网站，一直在努力提供快乐的科学体验。虹巴伦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内容有声化，除了提高科学的亲和力以外，还负责提供一个视障人士的科学世界。 虹巴伦::带你到童趣科学的天空 http://www.hongbalun.com 虹巴伦视障人士版 http://www.hongbalun.org |
| Posted: 12 May 2012 02:18 AM PDT   作者：Kevin Carrico（凯大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 译者：黄潇潇 @xiaoxiaom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Chinese State Media Representations 时间: 2012年3月28日 原文网址：http://culanth.org/?q=node/531 上一次图伯特/西藏的大规模抗议在2008年春天爆发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向观众滚动播放拉萨出现的"打砸抢烧"（原注汉语拼音：da za qiang shao)。画面上的藏人暴动者掀翻警车，投掷石块，殴打路人，焚烧中国国旗，同时还有仔细剪辑过的武警受伤或躲在防暴盾牌之后的景象。 我不仅在事件刚发生就看到电视上将其作为新闻播报，还看到之后数月内，这些画面被无端反复重播，甚至集结成DVD在街头售卖。三年后我在中国都市地区做民族关系的田野调查时，发现这些画面已经铭刻在集体意识里。 这些铺天盖地的画面可以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媒体宣传攻势，旨在巩固西藏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它们为一个强加于复杂事件的简单叙述提供了看似不容否定的视觉证据：无理取闹、凶残暴力的"西藏分裂者"，突然毫无来由地向那些一心只想要"帮助西藏发展"的汉人居民施以残酷暴行。在这种描绘下，抗议的根源就必须从西藏以外寻找（即"达赖集团"the Dalai clique），或者完全归因于据称抗议者混乱的头脑（即"流氓"），以确保不从历史积怨或当前被占领下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寻找到起源。  与这种疯狂的图像播放相比，对于近期藏地一系列自焚事件，官方媒体的反应最异乎寻常之处就是其相对沉默。尽管这些抗议持续时间长，性质严重，相关报道却很少，即便有，往往也很笨拙。哪怕是以坦率发表国家民族主义观点而闻名的《环球时报》(原注汉语拼音：Huanqiu shibao），看来也找不到适当言词描述最近的事件，该报在一篇离奇的社论中声称："不必为小骚乱操心（No need to sweat over minor unrest）"。越来越擅长将一切事件纳入官方话语的国家媒体，此时却似乎骤然语塞。 因为2008年的事件有潜力被简化成"忘恩负义、暴力的藏人"和"愚蠢的西方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式的叙述，使得当年春夏季就该事件展开了近乎强迫式的讨论。相比之下，最近这一系列自焚事件却让持各种立场的人都哑口无言。自焚是非常公开的抗议行为，其所传达的含义极不容易被改造。这样的行为不会屈从于简化的叙述，反而强迫这种叙述改造自身；它们传达出极大的苦难，让辩驳徒劳无功。那些Anti-CNN（四月网）式的攻击，如官方网站"中国西藏网"（Tibet.cn）最近引用匿名"网友"表达他们希望达赖喇嘛自焚的观点，相形之下就卑劣已极。当别人在引火自焚时，这种回应只有失败。 落伍的政治与文化控制依然在中国和西藏大行其道，一个常被援引的理由是，普通国民的"文化低"（原注汉语拼音：wenhua di）。但在Twitter等超越审查的平台上进行的对话显示，这种宣称不过是政府及其支持者老一套的自我麻痹。然而，即使将此话当真，一个问题仍然存在：这所谓的"文化低"，会不会正是持续占据官方媒体的简化叙述之产物，而不是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呢？当官方媒体把达赖喇嘛与希特勒相比时，人们可能会问，究竟什么才是"文化低"？ 中国官方媒体对当前图伯特/西藏形势的回应，其彻底扭曲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找到希望达赖喇嘛自焚的公开言论，却需要翻越坚固的防火墙，才能获得近期图伯特/西藏事件中哪怕最基本的信息，而公开讨论要么已被屏蔽，要么已被随意删除。简化的官方叙述向来是对中国和西藏民众的伤害，但最近数月的悲剧程度之深，已将这些叙述的本质暴露无疑：它们使人难堪，以至于在一种又一种说辞中碰壁的政府及其喉舌，似乎也已经含蓄地承认。 Chinese State Media Representations Kevin Carrico,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When the last major uprising in Tibet occurred in the spring of 2008, viewers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were treated to repeat screenings of the "smashing, beating, looting, and burning (da za qiang shao)" in Lhasa. Images showed Tibetan rioters overturning police cars, throwing rocks, beating passersby, and burning PRC flags alongside carefully edited images of military police reliably injured or hiding behind riot shields. I watched while these images were not only broadcast as news soon after they occurred, but were then gratuitously rebroadcast over the months that followed and even sold en masse in DVD format on the streets. And during fieldwork on ethnic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three years later, I found that this imagery remained engraved in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   This onslaught of images constituted an arguably unprecedented media campaign to consolidate the official line on Tibet. It provided seemingly irrefutable visual proof of a simple narrative imposed upon complex events: irrational, violent, and threatening "Tibetan separatists" suddenly and seemingly out of nowhere unleashed senseless violence against Han residents interested only in "helping Tibet develop." With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source of protests had to be found either outside of Tibet proper (i.e., "the Dalai clique") or solely inside the purportedly troubled minds of protestors (i.e., "hooligan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y not be found in historical grievances or the current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occupation. The result was a decontextualized narrative of victimhood and moral victory, located in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vacuum, which presented "China" as the dual target of an onslaught by "violent separatists" and the "biased" gaze of the Western media. And if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has proven anything, it is that simple narratives have appeal: this was proven yet again in 2008 by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I ♥ China" meme, which literally blanketed the Internet, public spaces, and even individual bodies as a top-selling t-shirt that spring and summer.  In contrast to this frenzied broadcast of images, the most strik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state media response to the recent series of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an regions has been its relative silence. Despite the length of these protests and the gravity of the events at hand, reports have been rare, and when they have appeared, they have generally been quite clumsy. Even the Global Times (Huanqiu shibao), known for its characteristically outspoken state-nationalist viewpoint, seems to have stumbled in search of words to characterize recent events, claiming in an odd editorial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sweat over minor unrest." The state media, increasingly adept at incorporating all types of events into official discourses, appears to be at a sudden loss for words.The ability of the events of 2008 to be harnessed to a simplistic state-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ungrateful, violent Tibetans" and "silly Westerners" made it an almost obsessive object of discussion that spring and summer. By contrast, the recent series of self-immolations leave everyone, no matter one's position, at a loss for words. They are immensely public acts of protest that communicate a meaning not at all easy to remold. These acts do not yield to simple narratives but instead compel narratives themselves to yield; they are a suffering that makes counterarguments futile. Attempts to put an anti-CNN-spin on events, such as the recent state-run website Tibet.cn's decision to cite anonymous "netizens" expressing their hopes that the Dalai Lama might self-immolate, appear immensely petty by comparison. When people are setting themselves on fire, such responses simply fail. A commonly cited reason for the perpetuation of anachronist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rol in today's China and Tibet is the purportedly "low cultural level" (wenhua di) of the average citizen. Dialogues on Twitter and elsewhe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censors suggest that such claims are predictably nothing but patronizing self-rationalization by the state and its supporters. Yet if we were to take this claim at face value, a question nevertheless remains: could this supposed "low culture" be a product of, rather than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continued simplistic narratives that dominate the state media? When state media is comparing the Dalai Lama to Hitler one might ask what, after all, qualifies as "low culture"?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pervers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one can find open wishes to set the Dalai Lama on fire on a state-run website, yet one must scale an unrelenting firewall in order to obtain even the most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recent events in Tibet, and open discussion is either blocked or casually erased. Simplistic state narratives have always been a disservice to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Tibet, but the scale of tragedy in recent months has laid bare these narratives for what they are: an embarrassment, to a point that even the state and its mouthpieces, stumbling over one rationalization after another, appear to have implicitly acknowledged. 28 March 2012  |
| Posted: 12 May 2012 01:16 AM PDT 成王败寇
胡泳
2012年1月14日晚，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布民进党接受大选失败的事实，尊重人民的抉择。她在败选演讲中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鞭策，我们一定还有未来。" 中国的政治斗争一直是以"全赢全输"为支配模式的，这种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回顾一部中国政治史，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中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对于权力，具有高度的攫取欲和占有感。他们夺权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成功登基，又唯恐失去权力，最大的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清除异己。在他们的御用史官笔下，成功者风光无限，失败者只能听任自己被安上各种污名。正如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诗云："成王败寇漫相呼，直笔何人纵董狐。" 成王败寇，典出《庄子·盗跖》，由其中的"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转化而来。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满苟得对子张说道："小的盗贼被拘捕，大的强盗却成了诸侯，诸侯的门内，方才存有道义之士。当年齐桓公小白杀了兄长、娶了嫂嫂，而管仲却做了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杀了齐简公自立为国君，而孔子却接受了他赠与的布帛。谈起来总认为桓公、田常之流的行为卑下，做起来又总是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卑下，这就是说言语和行动的实情在胸中相互矛盾和斗争，岂不是情理上极不相合吗！所以古书上说过：谁坏谁好？成功的居于尊上之位，失败的沦为卑下之人。" 在《庄子·胠篋》中，则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里是说，偷了吴钩（一种佩刀）的被杀头，窃国大盗反而成了诸侯，诸侯的门下仁义高悬。无论《盗跖》还是《胠篋》，要表达的都是"大盗不盗"的意思：最高明的大盗不偷具体的东西，他偷国家，偷仁义礼法，偷圣人贤士，超越小偷蟊贼的低层次，两极相通，大盗反而像圣人了。 在论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前，庄子用一系列比喻铺垫："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你制作了斗斛称粮食，结果盗贼连粮食带斗斛一并盗走；你制作了天平杆秤计斤测两，结果盗贼连东西带秤一并盗走；你刻造符契、印玺作凭信，结果盗贼连权力地位带信物一并盗走；你制定仁义准则以校正百姓的行为举止，大盗不仅夺取你的江山，连同仁义的行为准则也归他定义。迈进了诸侯的门槛，到处是仁义道德，这证明了，你只要是窃取、占据了权力，连同仁义圣智，就都被你占有了。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大盗，他会窃取价值观念的解释权、百姓行为的衡量权以及社会道德的终审权。其实，这些权，也正是圣人想要的，由此老子才会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存在某种"圣盗共生结构"。 在中国，成功者是不会受到指责的。成功的一方一旦当权便立即合法，拥有立法权；失败的一方随之失去合法地位，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就连成功者的长相也随着成败变化：《明史·太祖本纪》描述朱元璋的长相时说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可到了《清史》，朱元璋却又变成一个尖嘴猴腮的人物。在我们的历史观中，向来有脸谱化的倾向，譬如孔子是至圣先师的时候，他的画像凛然有威仪；而当将孔子视作"开历史倒车"的罪人时，其形象却又那么猥琐不堪。至少，我小时候看到的小人书里的孔子，和天安门广场矗立的孔子像，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大部分受中国式思维教育的人都会认为"成王败寇"乃属必然，不会去深究那些为王为寇者的成因、动机或行为模式；更加糟糕的是，他们对人、对事的判断，会因此沾染上一种严重的"只论成败、不问是非"的习气。你成了，你万事皆对；你败了，你满盘皆输。除了"成"和"败"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会问自己：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胡平先生在分析中国人的"成王败寇"心理时入木三分地写道："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恥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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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1 May 2012 11:39 PM PDT 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将重点放在失衡问题上，也就是储蓄率和投资过高的问题。每一个称职的政策专家都在忙着为刺激中国的消费提供解决方案。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存在失衡现象，但原因却并非大部分人所想的那样。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没有被刻意压低。相反，它是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这种误解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失衡现象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诚然，中国消费低于投资：个人消费占的比重一直在下滑，而个人储蓄率却在上升。这必定会在贸易顺差中得到体现。贸易顺差指的是一个国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值。 但流行观点却认为，消费比重低主要是因为汇率和利率都被压低了。批评人士于是建议，加息为储户提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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