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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2 01:57 PM PDT 对于突尼斯政府未善待先前革命期间的伤患，民众感到愤怒与不满。前总统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遭罢黜之前，数百人因与警方爆发冲突而受伤，但后来却遭到忽视，有些人体内尚有子弹未取出，有些人遭截肢后，仍在等待义肢，许多人因为伤势复杂，并未获得应有照顾。 知名博客兼社运人士Lina Ben Mhenni撰写文章，题为"革命伤患所需治疗永远不会来"：
 革命伤患家属静坐抗议。照片来自machhad.com，依据创CC BY-NC-ND 3.0授权使用  Tarek Dziri与Muslim Bin Fraj Kasdallah原本扬言，将在4月18日于全国制宪会议前自杀，后来政府决定送他们出国接受治疗。照片来自machhad.com，依据创CC BY-NC-ND 3.0授权使用 博客Hada Ana提到其中一项案例：
 Mohamed Bin Tijani El-Hanchi体内仍有一颗子弹。照片来自machhad.com，依据创CC BY-NC-ND 3.0授权使用  Rashad El-Arbi的父母绝食抗议后，政府才负起治疗责任。照片来自machhad.com，依据创CC BY-NC-ND 3.0授权使用 Yassine Ayari在Twitter网站上严辞批评执政党Ennahda：
博客Abdelkader Hammami提到故事的另一面：
以下影片由Melomanx提供，拍摄3月26日当天，革命伤患在人权暨转型正义部大楼前静坐： 另一段影片由TunisiaTalks提供，记录伤患的痛苦： 校对：yenrong 作者 Salah Almhamdi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 Posted: 28 May 2012 12:17 PM PDT | ||||||||||
| Posted: 28 May 2012 07:04 AM PDT 你会将自己的故事 那么多的陌生人 你不可能 你会将自己的故事  | ||||||||||
| Posted: 28 May 2012 05:03 AM PDT 中新社惠州5月27日电 (张量 康孝娟 邱宏伟)"官员写诗"可谓是中国文坛的独特现象，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地方官员，崇文之风从未断绝，同时，社会上对"官员写诗"一直以来也颇多争议。26日至27日在广东惠州市举行的中华诗词高端研讨会上，文坛名家却认为，历来好诗多出自"非专业"诗人之手，并且乐见官员、公务员写诗的现象出现。 当今中国诗坛，新诗与旧诗各行其道，官员中写新诗的，以温家宝和李肇星最具代表，而写旧诗的，则更是多不胜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指出，旧体诗词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等老革命家十分喜好旧体诗词的创作，并以他们的旧形式、新内容的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欢迎，鼓舞和激励着许多旧体诗词的作者，如今，全国上下写旧体诗的作者，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级干部和民众，人数多不胜数，中国诗词学会拥有会员19000之众，就是一个证明。 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忽培元介绍，早在1941年，延安就诞生了一个以写古体诗词为主的团体，叫"怀安诗社"。据说是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在一次文人雅集时倡议成立的。其中有不少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民主人士，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被尊称为"怀安诸老"。 在此次研讨会上发布自己第二本诗词集《颖川诗草》的陈文玲女士，正是官员写古诗的典型。作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著名经济学家，陈文玲在短短两年的时间接连推出两部高质量的诗词集，诗词创作几乎伴随她赴全国各地考察的脚步，产量和质量都是官员诗人中罕见的。其中更有不少对最新时事的关注，如上海世博会、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等，提供了独到视角，并对新题材与旧诗体的融合进行了有益尝试。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对此指出，事实上，公务员特别是在国家高层机关担负高级或重要职务的公务员，由于其社会视点高，宏观信息量大，一旦突破了诗词技术层面的困扰，他们在诗词创作尤其是主旋律诗词创作上，就会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诗作《抗洪十首》、《抗雪十首》、《抗震十首》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此前，社会上也曾对官员写诗、官员作家获大奖有不少非议。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媒体说某个地方的纪委书记写了一首诗，结果给某某机构评了奖，我说你可以讨论这个诗写得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当官的不能写诗，那么做官的写诗有什么好处呢？公务之余能写诗，在公务的时候，你有情感，转化为亲民，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我主张干部要写诗。" 忽培元也指出，中华诗词的不朽之作，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文化认同，凝聚了民族心灵，也支撑着民族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体诗词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精神的血液，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的，是万万不可断代和失去传承的。从这一点来讲，公务员写诗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郑伯农说，诗词界的人没有什么专业诗人，都是业余写诗词，这大概是传统，屈原也不是专业诗人。 著名作家蒋子龙指出，现在好的诗词依然产生于官员、经济学家，或者是企业家，而非专业的学者、作家。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7 May 2012 05:18 AM PDT 近期网上以题为《老人为征地下跪磕头 村干部嬉笑》的视频，反映西峡县双龙镇在该镇双龙村庙湾组市场建设过程中个别干部对群众问题视而不见、冷漠对待和项目建设征地问题。双龙镇高度重视，认真调查，现就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双龙镇该项目建设是为了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致富、提高生活水平，投资实施的一项集移民迁安、市场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和香菇种植加工交易等为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项目，是探索改善山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有效探索，但在项目实施和建设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恳请大家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 二、关于网传"老人为征地下跪磕头 村干部嬉笑"的问题。经调查，发现该事件中下跪村民是在个别人为了一己私利得不到满足，煽动指使自己的母亲和家族长辈妇女，继而做出下跪哀求的行动。但是同时也反映出双龙镇个别干部群众观念淡薄，造成在与当地农民沟通协调时出现方法欠缺、耐心不足等问题，目前该镇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和严肃教育。 双龙镇党委、政府热烈欢迎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朋友深入我镇实地调查了解并予以监督。 双龙镇人民政府 (本文来源：大河网 )  责任编辑：NN068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6 May 2012 07:44 AM PDT
2012年05月25日13:08瞭望东方周刊刘伊曼 字号：T|T 巧家前夜 "我们村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征地了" 62岁的邓国英本来很不情愿去签《征地拆迁补偿协议》，但是2012年5月10日以前不签字的话，"房子一样要拆，划拨的安置地块也没你的份了。"她抱着1岁零两个月的小外孙，红着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5月7日开了动员会，8日宣布开始签拆迁协议书，10日是签约的最后一天。按原计划，当月15日就要开始宅基地的拆迁。 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的拆迁没有安置房，每个人都得拿着补偿的钱，自己去划拨的安置地上重新盖房子，而邓国英所在的村民小组6组具体会安置在哪里，还没个具体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她可能也得像前一个拆迁批次---5组的许多人一样，在废墟里或者半山腰的临时安置地搭个简易棚子"过渡"。 5月10日，还只是上午9点，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太阳已经开始烤人。 邓国英背着外孙，陪家人一起在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排队。她家负责签字的是25岁的女婿唐天荣，排在她后面的是她弟媳妇，30岁的冉。 冉玩了一点小心思，说："姐，你看咱都是一家人，你让我先签吧？" 排名在前面先签的，根据县政府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会有所"奖励"。 邓国英没有计较，就让她走到3个工作人员面前的桌子旁边先签了，女婿唐天荣紧随其后。彼时的邓国英心情沮丧，根本无心计较，迷迷糊糊地完全不知道也无法预料，在那一刻之后，她和她的家庭将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第四次征地 虽然才签协议，早在2011年9月，邓国英就已经成为了实质性的"失地农民"。 那时候，她家的4分耕地上，已经结起了黄豆，眼看着就要成熟。她的大孙子也开学上高一了，大孙子的父亲早亡，母亲多年前已经改嫁，十几年来全靠邓国英种田、给人带小孩赚点钱来养活。大孙子第一学期的学费是1400元，还差300块没凑够，邓国英巴望着地里的黄豆快些熟了，卖了钱给孙子交学费。 2011年9月22日，几百名邓国英口中的"警察"，带着5台挖掘机，一鼓作气把她家的地，连同其他村民的大约几百亩地，全给挖掉了。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原本僻静的山里小县城，多年来从未出现过如此大阵仗。 相对而言，邓国英比7组的郑永江要幸运一点。 9月23日，挖掘机开到了7组的农地上，冲动的郑永江装了一矿泉水瓶的汽油，泼在自己身上，并且冲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叫嚷着要跟驾驶员同归于尽。 结果，他家的两亩多地没保住，自己也被行政拘留5日，紧接着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三缓四，在看守所里呆了近7个月才被取保出来。 根据巧家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当日郑永江试图阻止的，是巧家县城区规划征地补偿指挥部的"现场施工"。 "我当然不服，我还要上诉。"郑永江对本刊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签过任何协议，我家的地甚至都没有丈量，就直接被挖了，我种的芒果也直接被挖了。" 郑永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迤博村7组和8组的地，是为了瑞鑫地产公司的白鹤花园房地产项目而征。 实际上，瑞鑫为了这个项目，早就已经进入巧家，几年前就建好了售楼中心，但是地一直没有征下来。 "我们村这里已经是第四次征地了，"郑永江说，"90年代修过境公路（云南303省道），征过一次，因为是公共建设，大家都支持了；第二次是说修客运站，结果征来荒了7年没修，最后建了堂琅鑫苑小区；第三次是说修人民医院，又荒了四五年才动工。" "这一次，我们都不同意了，我们都知道是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但是政府官员后来却解释说这个征地是为了城市的重新规划，为了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 迤博村的多位村民都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不相信"征地是为了移民安置"的说法。那些按捺不住的房地产商们，早都已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架起了广告牌，甚至建起了售楼中心。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征地是和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的移民安置相关，这个旧城规划和改建的项目就应该由三峡集团公司来埋单，显然不能再让地产商来经营。 被政府征去的地，除了用于白鹤花园等楼盘，其他还有些规划地块可以再买回来，只不过，以6.5万~8.5万/亩价格征出去的地，再买回来就得80多万一亩。迤博村7组和8组的村民告诉本刊，这是想继续在规划区内经营汽车修理店的村民询问所得的回复。 "开发商就要死了" "这一轮征地，迤博村涉及7个村民小组，共被征了2200亩土地，其中1600多亩是农田。"迤博村4组的前任生产队长，70岁的邓崇林对本刊记者说，"7组8组是为了瑞鑫的白鹤花园，1组4组是为了江源地产的城市花园小区，还有几个地产公司分了其他几个组的地?" 面对本刊记者，巧家县国土局数位官员回答不出来巧家县一年究竟有多少征地指标，也说不清楚迤博村到底被征多少亩地，只是否认村民说法的"客观性"，并特别强调巧家县的征地补偿标准已经是全昭通市最高。据称清楚具体情况的分管副局长陈泽荣，婉拒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巧家县城乡规划与建设局规划所长杨力宏向本刊表示：迤博村的征地，跟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安置没有关系。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亦证实了这一说法。 杨力宏说："全国早就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巧家成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才刚刚起步。白鹤花园这些项目，开发商已经来了七八年了，土地征不下来，县委县政府可以说是伤尽了脑筋，为这些征地拆迁的事情。" "土地本来应该是公有的嘛，应该是人人都有一份，为啥现在掌握在农民手头？并且他这个土地是共产党拿给他的，不是像旧社会那样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杨力宏对征地拆迁政策的宽松度持保留意见。 他认为，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比较起没有土地的城镇居民而言，算是"贵族阶层"，城市里面的人什么都没有，还不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计。失地农民能获得一大笔钱，却为什么得"包抬包埋"，什么都要政府来做，这样岂不是"养懒汉"？总有一些漫天要价"敲诈勒索"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得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哪里有那么多钱来处理这些事情？比如在某些地方，修一条路，钉子户就在路中间坚决不搬，政府竟然就没办法把他搬走，那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形象在哪里？" 杨力宏告诉本刊记者："县委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再不推进，巧家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就只有死掉了。城市化进程也没办法推进了。" 城市化"大跃进" 多位巧家的官员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对白鹤滩水电站充满期望，因为这个国家级的大型工程将前所未有地拉动地方的发展。 巧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亦无支柱产业，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如果不是建白鹤滩，难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而现在，不仅公路通畅了，白鹤滩一旦蓄水，巧家就成了一座湖光山色的水岸城市，正好打造"西部三亚"。 按照巧家县2010年制定的总体规划，巧家将打造"湖滨生态旅游城市"。规划区范围是62.2平方公里。原来2平方公里的县城，到规划期末也就是2030年，要达到11.1平方公里，现在5万左右的人口要增加到12.5万。 白鹤滩水电站开建之后，海拔825米以下的淹没区涉及移民人口约5.5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要安置在县城规划区范围内。 而按照昭通市给巧家下达的"城镇化"任务，在"十二五"期间之内，巧家的城市化水平要由目前的14%达到30%。 在这样的压力下，巧家县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该县的战略是每年以0.5平方公里（即750亩）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在他看来，这"大跃进"一样不切合实际。他认为，一个城市要发展，要有基本人口，也要有产业支撑，现在巧家没有什么产业，无非就是等着一个白鹤滩水电站今后带来的一些水产和旅游业。 房地产项目的大举进入，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几大水电站淹没区以下的人，偏好到巧家来置业。因为巧家的基础建设、居住环境相对而言更好些。 巧家县本身是一个生存空间有限的山地县城，再发展和扩展，就是不断地往山上开发。 因此，面对几大水电站未来数十万移民，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增长，生存空间成了竞争性资源。同时，水电移民、城镇拆迁等新矛盾，也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一个巨大的课题。 2012年3月底，当本刊记者第一次路经巧家时，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实物指标调查刚刚展开。在白鹤滩坝址附近的山坡上，巧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潘勇告诉本刊记者，在与三峡公司会谈时，地方党委政府提出，"希望企业能最大限度照顾老百姓的利益。" 潘勇说："当地县委政府，这个观点很明确，不能牺牲老百姓利益。我们的口号是要全力以赴支持国家建设，千方百计维护移民的利益，县委政府一直都是这么强调的，并且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多重世界 当下，不仅迤博村的村民面临着颠覆性的改变，七里村等淹没区的准移民亦闻讯而来，向本刊记者讲述在过去几年来，他们的土地大量被征或者以租代征的故事。 在如今的巧家县城里，工程车扬起的尘土随时拂面而来，整片整片的荒地和新小区、低矮的土墙老房屋交相杂陈。街头巷尾，各种"枪支、炸药、迷药、手机窃听、办证、K粉、黑车、贷款"的"牛皮癣"广告随处可见。 本刊记者与一位国土局官员笑谈：国土局的大门口竟然喷着"枪支、炸药"的广告，这位官员嘿嘿笑着说："这算什么，你去看公安局、派出所的墙上都喷着呢！??" 在最繁华的303省道上，路的一边有新评级的星级宾馆，另一边是正待拆迁的古早民居。俯临大路，不通水不通电的半山坡上，李登珍的"家"是另一个世界的建筑物。 穿着重叠补丁的上衣，裤子破了一个洞，草鞋连同脚满是灰土，今年74岁的李登珍是迤博村5组的村民。2012年4月22日，她家和同村的六七十户人家一样，摧枯拉朽的，房子被拆掉了。当然，他们都签了"同意"。 此后，她和老伴在半山坡的"临时安置点"搭起了简易棚，四面透光又透风，没有门，甚至连门帘都没有。同村的杨顺芳等人，则就地在被拆掉的废墟上搭了棚子住着，离他们很远。 4月23日晚上，一只流浪的小白狗悄悄来到他们的窝棚里，挨着李登珍和她老伴儿一起睡，大家从此相依为命。春天的荒山上还不算太热，到了五月中下旬，气温逐渐升到40摄氏度左右，晚上蚊子更是黑压压的攻击人。 "头这边，脚那边，点两排蚊香都不顶事。"李登珍对本刊记者说，"这里大概还能再让住一个月，但是一个月后再去哪儿，还不知道。两爷子才四分地，也赔不了几万块钱，修不起房子嘛。" "巧家这些年来已经变得不一样。"迤博村的老生产队长邓崇林说，"最好的年代就是农田包产到户以后。那时候，我们打通的山泉还没有变成自来水厂和矿泉水公司，千亩良田都是最好的水田。那都是基本农田。种'算优'稻，亩产大约1300多斤。后来水没有了，变成旱地，种麦子、花生、苞谷、甘蔗、四季豆、红苕，还有各种蔬菜，也是产量很高，因为这里的土质相当好，挖下去七八米才见硬土。" 猛然间，失去了土地或者即将失去土地，农民面临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县城的色调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变得多彩而具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云南巧家报道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6 May 2012 05:37 AM PDT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 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1月 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 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 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 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余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 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 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 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 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欣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 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 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 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 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 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 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 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 1942年 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 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 1942年 10月 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着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 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来源：高华著《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5 May 2012 08:19 PM PDT 模仿The owl and the Pussycat,自己来写一首诗。 注意这首诗的几个特点： 好像有道理，其实没道理； 整齐的段落与韵律； 重复。 例文： 一只小老鼠爱上了一只小蝙蝠 为了她而寤寐思服 为了她用坏了一千把小梳子 为了她每天都要换一条新裤子 为了她剪去了自己心爱的小胡子 最后他提着一把小吉他 来到月光下 在月光下 唱着说："可爱的小蝙蝠，你真美啊！ 你能嫁给我吗？"
小蝙蝠忽闪着她的大眼睛 她的眼睛亮得好象天上的星星 "小老鼠，你唱得真动听！ 你深深打动了我少女的心灵。 可是，空口无凭 空口无凭 我们得有一只订婚戒指才行！
于是他们一块去找到了小猪 小猪正在使劲地蹭一棵小榆树 原来是他鼻子尖上套着的戒指 在他长大后让他十分痛苦 于是他们帮他取下了戒指 很快便在月光下举行了婚礼 浪漫的婚礼 温馨的婚礼 他们又唱又跳，好不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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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May 2012 12:28 PM PDT
时间：5月27日，一年一度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的第六天。 地点：拉萨的中心、全藏地最神圣的大昭寺前。也是藏传佛教信徒礼佛转经之路"帕廓"。但也是军警密布之地。 人物：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5岁藏人达吉，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9岁藏人托杰才旦。 5月27日下午，在拉萨大昭寺西侧的侧门前，两位年轻藏人突然自焚，一人当场倒下，一人身上燃着火焰往北奔跑时被迅速扑来的军警包围。最先倒下的自焚藏人也被军警重重围住。 据知现场有许多人目睹到这一情景，包括很多游客（来自中国各地的旅游者和一些西方旅游者）。有人哭泣，有人因恐惧而逃。但在场者很快都被军警驱散。 这两起自焚发生在全藏地的中心——拉萨，发生在全藏地最重要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圆寂的藏历四月）期间，令人震撼！ 而三天前，《西藏日报》发表西藏当局发布关于"萨嘎达瓦"的禁令，要求"广大退休党员干部……不参加'萨嘎达瓦'等宗教活动"、"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学生一律不得参加"萨嘎达瓦"等宗教活动。"并称"'萨嘎达瓦'宗教活动规模大、时间长、人数多，又与旅游高峰叠加，因此维稳工作任务较重…确保'萨嘎达瓦'宗教活动期间全区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争小事也不出" ，然而，三天后，就发生了两位藏人在拉萨自焚的大事。 之前，西藏自治区当局对外多次声称"西藏没有自焚事件，总体上是非常平稳的……"，而事实上，目前西藏自治区已有三起藏人自焚事件，除5月27日在拉萨同时自焚的两位藏人，还有在去年12月1日自焚且牺牲的昌都藏人丁增朋措。 当晚，这个消息出现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有一条新浪微博欲言又止地写到"今天大昭寺广场……"并附上表示双泪纵横的图案，但很快被删。还有几条新浪微博写的是： 绝对出大事了，布达拉广场到处搜包，气氛紧张 今天回到拉萨，上网真心难，中国移动信号也被封了，大昭寺出大事。。不敢细说，室友因此事发微博结果被警察带走了三个多四个小时。。 今天手机不间断被信号屏蔽，拉萨人民很是淡定。我无语。。。拉萨完全不是我们心中所想！听风行大师讲故事，说到眼前的拉萨，我们都有点无奈却只能耸耸肩而已。还有啊~这几天打火机不知道被没收过n次了！我c！我的签证啊！我等不及要上路了！ 不要担心 不要惊讶 我在拉萨 瞻仰圣光 过激事件 一件一件 信号封锁 特警巡查 公安出动 消防急救 生之脆弱 近在眼前 天光褪去 云阴密布 众生忐忑 八角转寺 大道昭然 不若和谐当晚很晚，自由亚洲首先做了简短的报道：Two Tibetans Burn Themselves in Lhasa 中国官方新华社 在5月28日承认"有两名藏族男子星期日在拉萨大昭寺前进行自焚"，"两名自焚者分别是来自四川阿坝的达吉和来自甘肃夏河的托杰才旦……托杰才旦被宣布死亡，达吉则幸存。"新华社引述西藏自治区官员的解释是"拉萨发生的自焚事件是川青甘藏区类似事件的延续，其目的是要分裂中国。" 而这种解释，在一个个藏人以身浴火的烈焰跟前，不堪一击。
据5月28日的Phayul网站报道，两位在拉萨自焚的藏人，一位是来自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Dorjee Tseten（托杰才旦）19岁，当场牺牲（如图）；一位是来自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Dargye（达吉）25岁。他们在拉萨一家餐馆打工。 而在两位藏人自焚之后的第二天，拉萨大昭寺广场南北两侧已设立了两个安检门。凡是进入大昭寺广场的，不管是藏人，还是汉人，还是西方游客，都要经由安检门的检查，还要查包、查头戴的帽子。原本是宗教节日"萨嘎达瓦"期间，应该有熙熙攘攘的藏人转经礼，但现在，帕廓街转经道上全是军警，而藏人寥寥。 与此同时，拉萨各居委会奉令开始对辖区内所有藏人进行排查。  | ||||||||||
| Posted: 28 May 2012 09:45 AM PDT 核心提示：虽然中国消费者们的的消费口味正在变得日益现代化，但是他们并不同于西方消费者。咖啡、汽车和匹萨如何在这个正在极速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成为亮点的？ 原文：What the Chinese Want 作者：TOM DOCTOROFF（唐锐涛） 发表：2012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苹果已经风靡中国。在沿海及内陆城市的每个重要街角都能看到一家星巴克。从耐克、别克到西门子，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喜欢西方品牌，而不是国内品牌。 微博的兴起、胡同拳头和麦田守望者这样的摇滚乐队的流行，甚至是圣诞节近来也备受追捧，这些似乎都在说明中国消费者正日益西方化。 但别被这些表面现象所欺骗。中国消费者并没有变得"西方化"。 他们正日益变得现代化和国际化，但他们依然很"中国"。如果说我在中国做了二十年的广告执行中学到了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成功的西方品牌灌输给中国的信息是 "全球化" 而不是"外国化"——这样它们就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要理解这个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本身，先了解一下中国的消费文化一个不错的开端。尽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都在经历急速演变， 但根本的文化底蕴却经历数千年基本没变。中国是个儒家社会，从上至下的家长制和从下至上的社会流动性在这里令人匪夷所思地结合了。中国人无时不在在个性和融合的矛盾中选择，在野心勃勃和严守克己间徘徊。在中国社会，要是没有对他人的义务，和来自他人的认可，就不存在什么个性。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个个人主义，从定义上来说，个体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意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青年群体时不时地浮出水面，看看"花样男子"（中式都市美男） 和 "淘宝狂人"就知道了。但是自我表达通常会遭到人们的反感，社会的认可度依旧是成功的风向标。文科生被认为不如拥有工程和会计学位的毕业生。 很少有人愿意去看心理医生，因为害怕丢脸或者被认为有病。无法生育是严重的让人失望的大问题。 中国人接受电子产品的速度是这个国家运转速度的标志。但是改变了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的电子商务在无法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安全感之前没有什么起色。即使很多交易即使是在网上达成，购买却是当面完成的，购物者会在线下一手验货，一手交钱。 即使是网络上的自我表达也需要安全感，匿名就是一种掩护。 像新浪微博、人人网和开心网上的信息爆炸式增长，但是用户都藏在昵称和假面之后。根据我所在的广告公司JWT 和IAC的一份问卷调查，发现同意"我觉得我可以在网上说任何我想说的话，但是在现实中并不可以"这种说法的美国年轻人不到三分之一，另外41%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而在中国，73%的人同意，只有9%的人不同意。 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希望能"赢"，沿着成功的阶梯向上攀登，他们要与制度合作，而不是对抗它。在中国的消费文化里，一直存在着自我保护和自我表现的矛盾。这个矛盾解释了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的冲突。一方面，我们看到非常高的存款率、对价格非常敏感和对透支信用卡的排斥；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沉迷于奢侈品，愿意花1.2倍于年薪的价格买一辆车。 每天，中国人都在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社会保障网络，缺乏保障个人财产的机制，食品安全问题和其他潜伏问题都对家庭和健康构成威胁。消费者希望通过物质来展现社会地位的冲动和保守的购物行为相互平衡。保护自身利益是促使消费者购物的第一动力。即使是高档涂料也必须先确认无毒，再来宣传色彩饱满才行。无论是什么价位，安全是所有汽车消费者的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想要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心，品牌需要遵循以下三点规则。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那些会直接或间接在公众场合使用的产品，价格一定要比那些不会公开使用的产品高出许多。领先的手机产品都是国际品牌。相比之下，家用电器市场上销售领先的则是廉价的国产品牌，如TCL、长虹和小天鹅。根据英国零售商百安居的市场调查，一般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只会花大约1.5万美元来装修93平米的毛柸房。 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身份投资，而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美观或工艺。中国人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卖家，尤其是再加上他们在香港巴黎这种出境游的话。根据一家专门为游客提供免税购物的企业 Global Refund 的统计，在法国，占游客总数不到2%的中国游客消费了15%的奢侈品。 公共展示也是全球品牌为吸引中国消费者重新定位应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中国有茶文化，星巴克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了新一代职场精英聚会洽谈的地方。必胜客和哈根达斯扎根于在户外消费，两者都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连锁体系。（五美金一大桶家庭装的冰淇淋在中国不好卖。） 第二条规则是，产品的优势应该强调外在而非内在的。即使是对于强调个性的奢侈品，我们熟悉的西方的观念"我想要"或者是"我感觉" 在中国则行不通。汽车宣传需要强调男人正行驶在不断进取的道路上。比如说，宝马成功地将其"终极座驾"的全球广告语与中国式的抱负展示结合起来。 有时候内在和外在的区别很微妙。水疗和休闲企业在宣传其放松身心的功能之外，再加上可以补充能量的功效就会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婴儿食品一定要推广智力开发，而不是让宝宝开心。孩子们被带到必胜客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吃披萨，而是奖励他们学业有成的"庆功宴。" 美容产品要帮助女性"向前"。即使是啤酒也有特别功效。在西方，能开心享受足矣；但是在中国，美酒得让人们齐聚一堂，促进信任，让双方能互惠互利。 感情上的回报一定要落在实处，即使是心灵感受。情人节几乎和中国新年一样重要，但是中国人认为这是男人体现身家和忠诚的一个机会。。在美国，戴比尔斯的宣传标语是"钻石恒久远"，赞美了爱情的永恒。在中国，同样的标语代表着对家庭和家族的责任，要坚如磐石。 在中国定位品牌的最后一条规则是，产品要能解决消费者在野心勃勃和克己守礼之间矛盾，既彰显个性、又能适应融入。男人渴望在不违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获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倾向于奥迪或者宝马，而不是浮华惹眼的玛莎拉蒂。 奢侈品买家希望展示自己对体制游刃有余的掌控，同时又要保持低调，因此万宝龙的六角星标识和宝缇嘉标志性的编织皮革颇受欢迎，二者都是低调的奢华。年轻消费者既想要时尚，又希望被人接受，因此选择匡威和优衣库等比较传统的嬉皮风服装。 中国家长着迷于承诺可以寓教于乐的品牌：打着乐趣的旗号进行智力开发。迪士尼在中国做教育会比主题公园更成功，它的英语学习角一定会比主题乐园要火爆许多。西方世界里的儿童乐园麦当劳，在中国被打造成小学者们的天下--开心乐园餐附赠的史努比穿着着世界各地的服装，而由罗纳德教授主持的麦当劳的官方网站为孩子们提供乘法开心课程。四季宝花生酱是 "美味花生酱" 和 "智力三明治" 的结合。 圣诞节大型的节日热卖和无处不在的节日音乐，甚至在共产党的办公大楼里也是如此。但是，甚至这种对圣诞节的喜爱也有一项明显的中国式任务。圣诞老人是进步的象征；他代表了这个国家正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逐渐适应并融入新的全球格局。在个人身份与外界认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中，圣诞节已经成为人们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美国梦是在自由中积累财富，这令中国人沉醉。但美国人梦想"独立"，而中国人渴望"掌控"自身命运并控制日常生活的变幻莫测。在物质追求相似的表象下隐藏着本质迥异的情感诉求。如果西方品牌可以学会迎合中国人的世界观，也许整个西方世界也可以做到。 相关阅读： 《经济学人》难以捉摸的中国消费者 《纽约时报》中国的老百姓被经济增长落在了后面 《时代》周刊 八零后之痛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
| Posted: 27 May 2012 05:36 PM PDT
这是周其仁老师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是篇老文章。我最近读科斯和王宁老师写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对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如何解释有一点想法，也已经写了一个小文章，稍后会贴出来。但我想交代下除了这本书之外，对于理解邓小平时代有帮助的两篇重要文章，其一是冯克利老师的《邓小平时代》译后感言《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另一篇就是周其仁老师这篇。两篇文章的篇幅不短，但读起来却一点不觉得长。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周其仁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7 May 2012 10:32 PM PDT 1、 5月26日，曾获评"优秀共产党党员"的河南省永城市委副秘书长李新功奸淫幼女近百名的消息被震惊传播。根据李新功手机短信显示，非处女不要。其每奸淫一位幼女，都拉到无人之处，在车上作案，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终止其兽行。 2、27日下午，网曝永康发生嫖宿学生事件，且涉及多名企业家。经了解，该市正在查处一起介绍卖淫案件，已逮捕以陈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事件涉及3所学校20多名学生，其中有10几名未成年学生被老板包养。 3、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和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狠批中国的大学得了狂躁病："大学和培训机构混淆，只帮助学生求得职业技巧，不是培养全面、负责的公民"。陈平原说，他已不寄望北大清华等名校能在制度上革新，他在北大30年，眼看着很多改革有始无终。 4、国家地震局经费细则：地震预报预测270万；地震流动观测140.3万，震情跟踪1700万；信息传输管理5012万；住房公积金7166万；购房补贴8678万；行政机构运行3.9亿。 5、哈佛毕业典礼前一天，瓜瓜乘坐一辆加长豪华轿车出现在校园，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撞见。克里斯托弗在推特上写道："他在中国有没有法拉利曾引起争议，但起码在这儿他有一辆保时捷，以及今天，一辆加长豪华轿车。"父母落难，他的生活品质并没有一落千丈。 6、教育部关于"保送生"制度的调查显示，国内排名越靠前的高校，保送生相对也越多；地方上"超级中学"对好大学的垄断优势依然强大；农村户籍的考生获得保送的机会较少。保送生制度在一些地方曾一度沦为升学腐败通道。 7、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胡拉镇25日发生108位平民被屠杀的事件，其中49人是儿童。惨案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团长穆德26日晚在大马士革说："观察员对现场检查后证实，使用了坦克和大炮。 "叙利亚政府则否认事件是由军方制造。 8、云南晋宁系列杀人案告破，张永明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警方已确认有11名男性遇害。张永明56岁，1979年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缓，1997年出狱。自2008年以来，张永明在其居住地附近袭击并杀害路人，通过碎尸、焚烧、掩埋等多种方式销毁罪证。 9、《每日邮报》5月27日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港海滩市向奥巴马发出约3.5万美元的账单，因为奥巴马2月16日在该市募集竞选资金时，给当地造成约3.5万美元的额外安保费用。当地居民称，如果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募集资金，就应该为此付钱。 10、5月27日，广东东莞猥亵虐杀少女凶犯获死缓遭各方质疑，法院辩称，敖翔有自首情节，另外，"被害人激烈反抗，才导致被告杀人"。周泽律师对此表示："法院说理画蛇添足。被害人激烈反抗是从轻判处被告人的理由吗，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11、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且这个比例还是经过治理已经下降的数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会出现大约3000万"光棍"。 12、朝鲜人想结婚，现在多了一重障碍。朝鲜的新人举办婚礼后前往瞻仰金日成父子铜像，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习俗。但朝鲜人认为，金正日去世只不过五个多月，穿着礼服去见他是种不孝行为。 13、新加坡人口518万，土地面积仅为714平方公里，那新加坡人如何"居者有其屋"呢？约84%的人居住"组屋"(经济适用房)。月薪共约3.5万人民币的小夫妻3个月薪水就够首付，产权99年，公积金足够还贷还有补贴。新加坡人最盼拆迁，因为"安置房"位于最黄金地段。 14、5月24日，网上一份"2012让人有安全感的各大城市工资排名"榜单，上海以月薪9250元位居最高，深圳为8780元居次，大连排名最后，为5000元。 15、24日天涯社区出现一则"通知"，公然叫卖公办学位，"通知"称以单位名义捐赠2万元教学设施设备给公办小学就可入读。网友指出这是东莞厚街镇所发。 16、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龙潭村发生森林火灾，主要领导不但不总结教训，还"论功行赏"。据悉，草街街道对参与灭火的街道干部每人按4月2日上午200元、下午200元、晚上300元，4月3日400元的标准发放了救火补贴，"五一"节前，街道共计发出近20万元过节费。 17、26日凌晨3时08分许，侯某驾驶的粤B/G077R红色小车，在滨海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侨城东路段，与同方向行驶的两辆出租车发生碰撞，造成其中一辆车牌号为粤B/H1Q78的出租车起火，导致该车内3人当场死亡。有家属向记者反映，根据手机拍摄到的照片，被拘留的肇事司机侯某疑为"顶包者"。 18、尽管中国已经允许菲香蕉进入中国市场，但"中国没有人购买菲律宾香蕉"。菲律宾香蕉种植和出口商协会主席安提格称，240个集装箱的香蕉已经在返回菲的路上，还有许多香蕉滞留在中国各大港口无人问津。 19、因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秦皇岛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存在环评违规情况，环保部被两个农民起诉，并被要求撤销浙江伟明的环保核查程序。 20、弘一大师：喜闻人过，不如喜闻己过。乐道己善，何如乐道人善。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此中有无穷意味，亦有无限受用。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7 May 2012 10:31 PM PDT 1.韩寒：这样的政府是幸福的，你们拥有着这样淳朴温良容易满足的老百姓……你要是把这样好的人民给饿死了、病死了、穷死了、逼死了、毒死了、吃死了、气死了、冤死了，喝水喝死了、睡觉睡死了，你去哪里找比他们更老实的人民呢。 2.赵鹏是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的一名班主任，4月27日晚，查看完学生宿舍后，他返回办公室，将一瓶敌敌畏一饮而尽。赵鹏生于1982年，在遗书中他说，活着实在太累，每天无休止的重复工作，面临升学压力，收入与付出又不相称，"工资只能月光"，让他感到窒息。 3.据悉，在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初选中，东京顺利成为三个入选城市之一。但据日本奥委会调查显示：过半市民表示反对，称承办奥运会是"劳民伤财"的事。也有些市民认为，这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自己想做的业绩，而并非东京所有市民所望。 4.昨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婴幼儿乳粉质量报告》指出，3年来有关机构 乳制品产品抽检合格率达99%以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会长宋昆冈表示，国产乳制品，特别是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质量安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 5.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 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较快，2011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已超过美国。但在人均能耗上，我国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每人每年耗电3400千瓦时，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普遍在8000千瓦时左右，美国更是高达1.5万千瓦时。 6.建行用户宁女士投诉称，因受客户经理误导，其在建设银行的80万大额存款变成了理财产品，且已亏损逾30%。建行声称"监控影像已经遗失"，并以此为由拒绝提供资料，而白城银监局最终也认定建行没有违反监管规定。 7.朝中社日前发布消息，朝鲜西海岸地区西海岸地区近30天几乎未下雨，干旱现象在持续。朝鲜气象水文局称，这是朝鲜50不遇的干旱。报道称，如果到月底持续不下雨，朝鲜西海岸大部分地区的5月降雨量将是1962年以来最少，土壤湿度为55％左右，干旱进一步严重。 8.从去医院就诊到死在抢救室，姚凤柏只经历了短短5天。这名"肺癌"患者在牡丹江接受了北京医生李康出诊实施的肺切除手术后不久，便病情转危被抢救，此时李康已离开医院。此后患者死亡，病理检查竟未发现癌细胞。 9.《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公开了用于监控社交网站和在线媒体的"敏感词""。有趣的是还包括"猪肉、中国、墨西哥"等一些看似无辜的词汇。但他们强调，搜索敏感词不是删除抨击政府的言论，而是提醒潜在的安全威胁。 10.据中国地震网测定，2012年5月28日10时2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辖区、滦县交界（北纬39.7度，东经118.5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1976，龙年，唐山地震；2012，龙年，唐山地震。） 11.央视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专家称河北唐山4.8级地震为浅源性地震，属正常能量释放。该地区1976年发生大地震后小震一直未曾中断，每年发生3、4级地震是正常状态，唐山、北京近期不会发生大地震。 12.日前，中国外交学院与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发布报告，到2030年，80%至85%的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级。那么怎样才算中产呢，个人年收入30万元以上，至少一处一线城市房产和一辆车，至少拥有一个apple产品，拥有围脖微信账号，懂得古玩，有夜生活，说话经常夹杂英文……（江南时报） 13.东莞理工学院女生在教学楼厕所被杀案近日宣判，东莞中院："被告人有投案自首情节，考虑到被害人有激烈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杀人"。24日，东莞市中院对该案进行宣判。被告人敖翔，以强制猥亵妇女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小米父母508799.5元。 14.武大原校长刘道玉近日在出席论坛时表示，中国"大学病了"。"这是什么病?我诊断是狂躁病。"他认为近年来大学极度亢奋，不能自已；大学热衷于合并、扩张、改名，"直到冠名中国、中央才高级"，都是病症的表现。 15.据海南省气象局网站消息，日前，海南省气象部门正式新增西沙永兴岛、中沙黄岩岛和南沙永暑礁3个岛礁的定点天气预报，进一步提高南海天气预报的精细化水平，为渔业生产、海运交通和海上生产提供更为周到的气象服务，受到渔民和有关单位的肯定。 16.李嘉诚5月25日表示，内地进出口虽然下跌，但全年来说，相信内地GDP增长会超过7.5%。至于香港楼市，他认为相对1997年"健康好多"，"炒楼"情况亦较1997年为少，并预期香港未来楼价会保持稳定，市民对房屋需求仍大。 17.最乐观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在2010年超越美国，即使是悲观者，也认为不会超过2020年。实际上，按照4.5%的增速水平计算，中国需要花费40年才能追上美国。考虑到2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再降低，40年看来并非悲观，实际花费时间甚至会更长。（财经网） 18.当地时间5月26日，菲律宾总统府副发言人在接受当地电台采访时透露，菲总统已提名前驻华大使索尼娅布蕾迪再次出任菲律宾驻华大使一职。有资料显示，70岁的布雷迪是职业外交官。 19.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最宝贵的……在母校的学习，使我养成了从不迷信权威的习惯，遇事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通过自己，探寻追求真理的脚步。——日前，温家-宝在母校中国地质大学作即兴演讲时称，自己从不迷信权威。
历史上的今天 1.《当崴脚部面临珍珑棋局》：中国古代为君者常邀臣子下棋，但是受邀臣子却要在棋盘上做一番大文章，此时棋技就居于其次了，臣子首先要琢磨的是君的性情。君的心情亢奋，那臣可以下成和棋。君的心情低落，那臣必须输棋。这样才能玩得转。所以在棋里，臣输了，棋外就可保命。反之，在棋里，臣胜了，棋外就危险了。2011.5.28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565600.html 2.《你比郭台铭更"道德"吗？》：富士康的悲剧，引人深思的是这些用生命来拷问社会良知的群体的生存状态，这些背后的根源性因素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人人生而平等，权利也应该是一致的，中国不再是封建国家，等级不应该还是与待遇挂钩，而是劳动要与收获挂钩。不断涌现出来的财富要实打实用在老百姓身上，不是浪费在一群无用人身上。只有权利平等，老百姓才会看到生活的希望，富士康的惨剧才可能终结。2010.5.28 http://blog.ifeng.com/article/5581355.html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7 May 2012 07:02 PM PDT 关于柏林墙的推倒，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当日，东柏林总理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当被问到"东西德何时合并"的问题时，他答到："快了，也许就是今天"。喜欢较真的东德群众一听，就立即高兴地往柏林墙跑。这时在墙的对面响起了喇叭声，科尔开着大广播说：东德人民你们过来吧，只要过到西德，每人立即发给一百元西德马克，大家可以拿去买巧克力！这一来，包括守墙的士兵、警察、群众都激动起来，一起推呀推，终于在墙上推开了一个大缺口。于是，柏林墙就被巧克力颠覆了。 欧洲最著名的冷战产物莫过于柏林墙。柏林墙的象征意义，或者说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阻隔远甚于咫尺之遥的物理距离。柏林墙的屹立，意味着德国分裂和冷战的继续。世界的冷战还在继续，各国之间的冷战和热战层出不穷。有这些物理的、心理的『柏林墙』存在，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人们通常都选择用脚投票。 1961年8月，一道40公里长的铁丝网隔开了柏林，后来，铁丝网又改成了更为坚固耐用的砖墙。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柏林墙。东德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其实是为了隔绝东德人民与西德的接触与投敌，沿着边界在己方的领土上建立围墙，将整个西柏林包围起来。二战后，德国和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分成四个区分别占领，而整个西柏林都在苏联占领区。苏联为了使美英法国放弃西柏林，就对西柏林进行断水断粮等封锁。在1950年代，苏联逐步加强了控制民众流动，限制移民的举动，尤其是包括东德在内的大部分东欧国家。但是对于那些经济比苏联发达，政治比苏联要民主的东欧国家来讲，移民和人员流动都显得平常，特别是对原来就没有边界的东西德，因此他们对这条禁令显得不知所措。在柏林墙建立之前，柏林市民是能够在各区之间自由活动。1952年4月1日，东德领袖进莫斯科会见斯大林，随后与苏联外长讨论东德问题。针对越境问题，苏联外长建议『引入一套西柏林人进入东柏林参观体制，以防止西德的自由意识蔓延』，斯大林同意并认为情况『无法忍受』。他建议东德建立防线，并要告诉东德人们『东西德的分界线不仅仅是一条边界，更是一条危险的边界……德国人会用生命保护这条防线』。斯大林的这番想法意味着冷战的升级。遂两国之间的边境被关闭，东西柏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由穿越的自由。边界开始关闭，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商业被禁止，但这却导致了东德人对西柏林神往以致不顾一切逃往。到这时，柏林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之间对抗的前沿线。 从1949年至1961年期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着被东德边防军射杀的危险逃向西柏林。这一庞大数字让东德政府害怕，因为移民潮趋于年轻化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导致『智力流失』，这也是柏林墙会建造的一个原因。根据官方的确认，1961年8月13日至1989年11月9日期间，至少98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逃亡西柏林的时候被边防军射杀。但根据一个著名的受害者组织则认为超过200人被射杀。与此同时，东德官方却否认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授权给边防军对从东德越境到西德的人杀无赦。除了这样无任何警告就开枪的命令外，东德还在两德边境埋设了不计其数的地雷。（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一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28年后的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即东德宣布开始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东德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却误解了上级命令，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此宣布导致大批东德市民翻墙越壁，与隔壁的西德人民一起欢庆『柏林墙倒塌』。由一个错误指令到全民动手拆除柏林墙，势如破竹，一发不可收拾，11个月后两德统一。 东德在1955年发行的宣传小册子上扼要地陈述了逃往西德行为的严重性----『不管是从道德立场还是从整个德国的利益来看，逃往西德的行为都是一项政治性和道德退步甚至堕落的举动』，甚至认为逃往西德的行为是为『军国主义』服务的行为，不管本人是否清楚。并反问东德人人民，"难道为了一份看似很诱人的工作和一份虚假的『保证未来』的承诺，而离开崭新且美好的生活已经开始萌芽的国家的行为不是可耻的吗？难道非得要离开幸福已经降临的这里而前往面临着新战争和毁灭的西德？""市民，包括年轻人、工人或是知识分子，离开和背叛我们的人民共同努力建设的共和国，去为英美秘密服务或为西德资本家、贵族资本家或军国主义效力，难道这行为不意味着政治堕落吗？" 一堵围墙的始末，印证了两种制度的优劣，同时也映照了一种制度的兴衰，显露了一段历史的逻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判决是公正的，文明的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当一种制度无法赋予人们对物质、政治、精神充分的权利时，意味着这样的制度不是『以人为本』，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注定会脱离历史的轨道而被人们推翻。柏林墙就是这样一种制度的象征，它背后陈腐的独裁制度才是德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东德政治局定义了『幸福』、『共和』、『民主』、『自由』，但德国民众并不认可，柏林墙就是柏林人民头上的枷锁。 德国的柏林墙在1989年那个值得全世界人民纪念的年代里被人民推倒了，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柏林墙一样的人为『籓篱』存在。制度在扼杀人性，迫使人民选择用脚投票。刚开始，东德民众对东德政治局并没有嫁鸡随鸡的畸恋感情，而是像现代美国一样『我不喜欢我居住州要做的事情，我就迁移到另外一个州区』用脚投票选了『州政府』的西德政府。这就是德国民众在用脚投票去承认好社会，其实当时并不开放的社会里面却也蕴含着民众对民主的深刻理解。即使开放如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依然存在诸多的『柏林墙』，依然不是社会人，依然不是自由行走的国民，还只是单位人，一个村庄的『土著』。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7 May 2012 05:19 PM PDT 近日，在广州市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非常肯定地表示，今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赞助费、择校费、与学位挂钩的捐资助学等费用一定会在幼儿园"消失"，并提出市教育局打算在全市公办园推行抽签摇珠制度。 应该说，与以往不断出台形同废纸的关于杜绝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的政府行文，以及相关负责人俨如空话的信誓旦旦相比，抽签摇珠制度如果顺利推行，无疑是个进步，至少是比较有操作性的，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老大难问题上教育局终于表现出了难得的诚意。 事实上，实行摇珠分配学位，番禺区去年就率先实行，从去年7∶3的比例派位（即为70%的学位供机关单位抽签，30%的学位供普通市民抽签）到今年的6∶4，明年该区机关幼儿和普通幼儿摇珠学位将对半分。目前广州市教育局尚未提出具体的摇珠分配方式，番禺区的做法可能会供参照。 但是，令纳税人不解的是，正如番禺区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公办幼儿园也是政府的财政投资，依照行政规定，公办幼儿园的优质资源和学位应当让广大老百姓也拥有"。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公共财政"毫无疑问就必须是公开公正公平，所有适龄儿童都有资格就近入读公办幼儿园，没有"公务员"和"老百姓"的身份之分。 然而，广州市长期以来，在公办幼儿园的资金投入上是毫不犹豫。而公办幼儿园根本没有"公共"的实质，纯粹是"机关"所有，是赤裸裸的"公器私用"。有这个现实前提，相关负责人才会下意识认为，公务员子女不能入读还要想办法"安抚"，而摇珠是"雨露天恩"，是巨大的让步，老百姓要"感激不尽"。 更可笑的是，"施恩"还要"望报"，赞助费可以不收学费必须上涨。本来这个要求也是情有可原，但既然公共财政还在继续投入，凭什么要提高收费？低收费的公办园公务员读得，老百姓就读不得？ 可见，老百姓翘首盼来的"不收取赞助费"的承诺可能只是南柯一梦。若要公众安心相信，教育局不如干脆做得彻底一点。第一，公开所有公办幼儿园的账本，接受纳税人监督。"阳光财政"不是有关部门说是就是，而财务公开是首当其冲的阳光之举，公办幼儿园动用如此之巨的公共财政，没有理由不接受社会监督，何况已经不收取赞助费，也就是没有小钱柜了，更不应该害怕公开。第二，卖学位不如卖幼儿园。与其去纠结该卖掉多少公办幼儿园学位，还要考虑投入多少资金，不如直接将公办幼儿园招标拍卖，让民间教育机构接手经营。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市场化后的幼儿园就没有特权没有歧视，不但让教育局省事，还让老百姓一律得到公平对待，皆大欢喜。然而，这两点恐怕实现不易，毕竟有关部门习惯了为利益绕弯路，或写写朦胧诗句打发几句罢了。 （文章发表于2012.5.28《新快报》）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6 May 2012 10:55 PM PDT 本期话题：中国法律，人性在上还是在下？
个人权利的觉醒、抗争，与公权力的调整、应对，是跋涉在现代国家之路的中国社会长期而艰难的命题。它无处不在，它必定时时爆发出尖利的呐喊。 是的，良法必考虑弱者之弱，并可能在实质上倾向于弱者。但，这并不等同于弱者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即使目睹如此之多的不公，也不得不遗憾地说，韦伯所强调的"形式理性"才是法律的基石。否则，那些天天叫嚷着要把我们带向天堂的人，将最终把我们带到地狱。 ——"大道周刊"主编马东瑾语 法律应尊重人性 摘要： "在中国多拿了ATM里边的钱是要坐牢的"，许霆就是前车之鉴。许霆案的宣判为国内类似事件的宣判提供了案例支撑，此后的类似案件基本上会被以盗窃罪追究。 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笼统地规定：与ATM交易有关权利义务完全由发卡行自行制定章程。而英美法律一般认为银行与银行卡持卡人的关系是一种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持卡人应受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尽管同样可追究责任，但追究的主体却有很大的区别。英国的追究主体是银行，而"许霆案"，是以国家名义提起的公诉，追究的依据也是在"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的背景下设置的。也就是说，英国ATM故障事件，其性质是民众与银行之间的民事纠葛，而"许霆案"则是将许霆的行为视为国家金融体系的破坏者和国家资产的侵夺者。同样的ATM机故障，同样的贪婪，客户却承担了截然不同的责任风险！
ATM多吐钞，汇丰银行为何不追偿？ 摘要： 在英国像这次"汉普郡自动取款机双倍吐出现金"的新闻已非首次，但只有2002年考文垂案因数额较大取款者被追索受刑责。因那次故障持续五天，银行被恶意取走100多万英镑。即使如此，对被告的量刑也很轻。其中取款额最多（134410英镑，约合1333432元人民币）的朱伯特·克罗斯代尔一家人与取款额次多（84160英镑，约合合834920元人民币）的奈杰尔·劳斯一伙被判刑最重，但也不过主犯15个月监禁、从犯12个月监禁，这些人从故障ATM中盗取的钱款都数倍于许霆案的17万人民币（许霆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后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判5年有期徒刑）。 英国《银行业惯性守则》规定，在ATM交易中发卡人（主要是银行）应当保证的五项基本义务，其中包括保证ATM正常工作；保证ATM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使持卡人的划拨能正确地被记录。国外一般认为，银行要对下列交易而造成的资金损失提供补偿或承担责任：银行未能阻止的计算机犯罪；由银行引起的人员或系统错误，导致不正常的交易；由ATM引起的错误支付或未送达支付。
链接 无论是故障还是员工不诚实，损失都有保险公司兜底 摘要： 在ATM机多吐钱案例中，也并非总是银行大发善心自吐苦果，不追究持卡人多是因为保险公司已经对其损失有所介入。这个保险的承保风险是ATM设备在约定期限内存在缺陷（主要是硬件）造成银行财产损失，依法由ATM供应商承担的经济赔偿。 即使错误的产生与ATM制造商并无关系，银行也能通过银行业综合保险分解一部分责任。凡关于员工不诚实行为（如利用ATM机监守自盗）、银行处所及设备遭损毁等所产生的损失，均可通过保险来分散银行业经营商之风险。综上所述，不论是ATM软硬件故障还是负责ATM的员工操作失误导致多吐钱，银行的财产损失风险有完善的路径转移给ATM制造商以及保险公司，损失并不会由自身全部承担。 栏目：封面 必须让银行敬畏消费者 2008年3月26日，27岁的阿辉在广东佛山南海一银行自动柜员机取钱，自己的卡没插进，取款机就吐出一大摞钞票，吓得他赶紧报警。但是，银行根据监控录像判断称：阿辉是恶意取款，他根本没有插自己的卡，并表示是否追究责任还在商讨。 当技术与人的关系出现矛盾和问题时，中国的法律和文化着眼点是处罚人，让其付出高昂代价。比如许霆案，其重罚的目的就是"杀鸡给猴看"。这种手法有点类似生物反馈的原则：让实验鼠触及烧红的烙铁，它们以后再也不敢靠近烙铁了，甚至见到红色也会吓得瑟瑟发抖。 人是高等动物，不必非要见到烙铁才害怕。这种偏颇的处罚和高压也会产生另一种作用，让人对类似ATM机的科技手段产生反感。 英国"ATM机多吐钱不必还"却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责任。谁出错，谁负责。这种责任意识细究起来，反映出英国银行一方面对顾客很敬畏，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打造为负责任的银行。 许霆案之前，云南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何鹏案，何鹏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听说许霆案再审，何鹏的父母特地从云南赶到广州听取宣判，但由于中国是制定法国家，许霆案的再审判决对其他案件在理论上并无拘束力。而在国外，处理类似ATM机技术与人的矛盾时，则是不同的观念和做法。对于失去的钱，如果是小额，英国一些银行会选择自己承担损失；如果是大额，则会追账，并可能惩处多取款的人。但这种惩处不是采用"杀鸡给猴看"的极端方式，而是点到为止。 声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盗窃罪是采用一种非常隐藏的手段，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占有人家财物，是有特定涵义的犯罪行为，但许霆案中，当事人跟所有普通人一样，是大摇大摆进去取款。在银行全面掌握取款人资料的情形下，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盗窃"。一个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应当过分依赖酷刑，人类历史也证明，酷刑并不能够有效抵制犯罪。过分暴戾的刑法，也从来就不能达到抵制犯罪的目的。"家家扶得罪人归"绝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图景。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银行有取款录像、有身份证号码，完全可以通过通知被告等后续服务来索回。直接动用公众权力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公共权力是依靠纳税人的资金来维持的，是一种稀缺资源。稀缺资源不得随便动用。 如果不是你银行的服务有瑕疵，一个打工仔不会有这样的胆量。银行的疏漏让加害人感到有机可乘，诱使被害人犯罪——这应该是成为减轻从轻的依据，因为银行服务不完善，勾起被告犯罪，银行反倒应该向被告道歉，甚至应当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以"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 摘要： 银行"不认错、不负责"成为公众愤懑源头 据尼尔森最新研究显示，55%的中国消费者对其在银行的客户体验感到不满。与此同时，储户和银行之间的官司也愈来愈多。造成公众情绪发酵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相比主动认错的英国银行，国内银行在对储户利益的忽视乃至漠视上。有网友总结出了这么一个顺口溜：柜员机取出假钞——银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责任；柜员机出现故障少给钱——用户负责；柜员机出现故障多给钱——用户盗窃，被判有期；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少给了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 "霸王条款"频出，储户权益一再"受伤" 银行业六类常见"霸王条款"：一、钞票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二、不可抗力随意用，混淆概念欲免责；三、小额账户收取年费；四、信用卡不激活也收年费；五、信用卡部分欠款全额罚息；六、提前还贷还需要预约。 法律体系优先保护金融资产，小储户很难告赢大银行 "店大欺客"，银行相对于储户来说，处在一个绝对强势的地位，银行的各种利益有专门的法律予以保护，刑法上甚至有专门的章节对侵害银行权益的行为作出惩罚性规定。相对来说，对储户利益的保护，却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即使是与此有关的法律条文，也大都是从属于银行利益的条款——银行的利益永远放在受保护的首位。 政策和法律倾向于保护国有资产 同样追责，英国追究的主体是银行，而中国追究的依据是在"保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的背景下设置的。前者，法律处于中位地位，而后者，法律主动充当起银行的保护者和代言人。这也决定着许霆的牢狱之灾不可避免。
栏目：观念
给孩子"快乐的童年"还是"对的童年" 摘要 家长，大概不外两种。一种希望给小孩"对的童年"，另一种希望给小陔"快乐的童年"。"对的童年"，就是把握时机拼命学习，以求尽早领先别人。这种小孩的生活被排得满满的，要上学要写功课，还要补英文补作文补舞蹈。主张给小孩"快乐童年"的家长，多少看不惯看不起"对的童年"那一派。他们强调"童年只有一次"，不想给孩子任何压力，要送他们去森林小学，只能接受"启发教育"，而且要对小孩轻声细语，不能有一点强迫或压抑。"干吗不让孩子快乐？" 然而人类至今还没有办法设计出完美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教育方法，度过"快乐童年"长大的人，难免也要承受"快乐童年"带来的后遗症。因为它毕竟要结束，要被迫独立长大，面对生活上的种种压力。
栏目：求真 日本兵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摘要：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不过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样就纯粹是在自杀了。当时说起来退拼刺刀先退子弹其步兵条令的规定，在热兵器时代，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但是，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原因主要是：一、肉搏战中开枪，容易误伤己方。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是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但因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白刃战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容易杀伤自己人。二、枪中保留子弹，影响刺杀动作，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膛中子弟，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肉搏动作的质量。 可见，日军拼刺刀前先退子弹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中国军队也发现了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问题，西北军队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专破日式拼刺术，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了同样问题，通过总结，他们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栏目：教授 杨廷宝：不赶浪头，不随风倒 杨廷宝（1901—1982），字仁辉，河南南阳人，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最杰出的建筑家和建筑学教育家之一。 摘要： 杨廷宝出身名门，祖上是工商业主，其父杨鹤汀毕业于北京政法学堂，辛亥革命志士，曾首任民国南阳第一任"知府"，在他的影响下，家族第二代、第三代涌现了许多从事科教的优秀人才，人称"一门双院士，满门科教才"。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小"问题：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与的速写。 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典范的作品，当时差点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 他晚年戴的手表是钟山牌的，值30多元钱，他说能有个时间就可以了。每次回南阳老家，换上便衣，扫地抹桌什么都干。八十高龄，仍按时上下班，还总以步代车。1982年临终前还发出喃喃呓语："风景区规划要抓紧……古建筑快保护……" 栏目：死亡 芥川龙之介：也说不定我最后不是自杀而是病死，这谁也说不准 1927年7月24日，日本短篇小说巨擘、年仅35岁的芥川龙之介服安眠药自杀。他在遗书中提到，驱使他走上自杀之路的是：对于自己的将来，只觉得模模糊糊的不安。 芥川龙之介于1892年3月1日出生于东京，他的生父是个牛奶店小店主，生母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精神失常。于是他被送到生母的娘家抚养。十岁那年生母去世，生父与生母的妹妹结婚，并在他十二岁时废除了他的长子继承权，销去了他的户籍，由此他正式成为舅父芥川道章的养子。虽然养父母很疼爱他，但因为寄人篱下和血缘的关系，芥川龙之介在养父母家总是有所担忧和顾忌，比较拘谨。 23岁那年初恋的失败使他认识到人性的自私，也对他后来孤僻、敏感、抑郁的性格形成较大影响。他是个"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的人。芥川的小说充满了阴郁沉闷的气息，故事发生的时间多是在黄昏或傍晚。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厌世主义、怀疑主义的人生观。 在他自杀前的几年是他人生最困苦的阶段，自己被多种疾病缠身，亲人们也接连遭遇不幸。1921年从中国旅行回国后说一直被神经衰弱所折磨，还得了胃痉挛、肠炎、心悸亢进等疾病。身为家中唯一经济来源，几个家的家庭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他不得不为此努力工作。病痛的折磨，巨大的生活压力，创作上的困扰，使他身心俱疲。 芥川曾经说过："最可怕的是停滞，不进步就必然退步。"他对自己有一天可能会枯竭的才能感到畏惧不安，这种不安最终导致他于1927年7月24日在自家寓所服用致死量的安眠药自杀，枕边搁置有圣经、遗书和遗嘱。 芥川说："为了活而活"，实在是人的悲哀，若能满足于永远的沉睡，对我们自身来说未尝不是种和平与幸福。 栏目：哲学 体会大自然的意旨，莫进入狂妄自大的歧途 选摘： 【面对责骂者的心灵，对他们怀着善意】有人责骂你，或对你表示出这种情绪时，立刻面对他们的心灵，钻到他们的心灵里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了解，他们对你的想法，你根本无需介意。可是你对他们还要怀着善意，因为自然界是要他们做你的朋友的。天神也曾想用各种方法帮助他们，例如托梦与神谕，去达到他们所愿达到的目标。 【行为应该成为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勿要成为社会中落落寡合的人】你自己既是人群组织的一分子，你的行为也应该使之成为共同生活中的一部分。你的行为之直接或间接与这共同目的无关者，皆足以把你的生活变成为孤独，毁坏人群之完整性，创造分裂，恰似一个在社会中落落寡合的人，远离人群，与大家不能协调。 【我们会被埋到土下，土也要变，变迁永无止境】不久我们全部都会被埋到土下面去。土不久也要变，其结果是一变再变，以至于永久。一个人想到这永无止境的变迁，以及其变迁之速，他对世间一切都会不加重视。 【赶快省察理性】赶快去省察你自己的理性，宇宙的理性，你的邻人的理性。省察你自己的理性，以便使它公正；省察宇宙的理性，以便时常赢取你是其中的一部分，省察你的邻人的理性，以便知道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同时还可返想一下，他的理性和你的是否相差无几。
栏目：影像 去宁夏找老婆 这种去宁夏贫困地区相亲的现象，十几年甚至更早就有。这里的环境恶劣，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贫困，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便有不少人来这里招妻。他们当中多是在当地找媳妇有困难的，有的是残疾人，有的是年龄大，或相貌丑，或是二婚、三婚等。这里的姑娘大多嫁到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天津、北京等地。 人的生命有时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在什么地方都得生根、发芽、成长，因为这种环境不是自己能选择的。哪怕这种生长有时是扭曲的，它也要生长。恶劣环境中的人们想要改变生存条件，最好的选择就是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评价的。 镜头里的男子叫郑民，又叫"老三"，８年间娶了４个女子，其中三个来自宁夏，有一个以结婚为名骗了他几万块钱。另两个，一个花了２万多结婚７个月，因女方好吃懒做，坚决退了回去，另一个花了２万，与他结婚生女，如今生活在一起。
２００１年老三和这个叫香玲的宁夏女子结婚，后因女方好吃懒做，坚决不再要这样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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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6 May 2012 05:38 PM PDT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就在前两天，我还在报纸上猛批广州一局长耍滑头不敢面对记者，屏蔽公众的知情权，不料今天就看到一则好消息，说是广州荔湾区工商局局长在其述职大会上，请百余商户代表当裁判，结果被"老细"们猛拍了一次砖，让局长真切领教了什么是民意。 唐伯虎的经验：美女往往是比较出来的。相对于那些糟糕的老爷，我认为这些敢于走出深闺，直接面对市民、面对媒体的官员，很大程度值得表扬。 虽说此举并非什么创举，一些地方也早已试验过，但是公开述职采取平等人性化的沟通方式，有利于消除官民隔阂和等级差异，对于政府权力集中、信息不公开的现状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我们不惧怕冲击波的震荡，就怕官员们只有"三分钟热度"，更怕这些官员为了政绩脸面流于作秀。 因此，一方面，我们呼吁各级政府要力推这一公开对话的模式，希望各行各业的官员们都能放下心中恐惧粉墨登场，唯有长期累积，才能在官员心目中培养起将市民认不认可、接不接受作为工作的重要标准的观念。尤其是像城管、公安、卫生这些部门，与市民关系非常直接的部门，更加急需放下官老爷架子、虚心对待市民，为社会和谐做点积极贡献；另一方面，荔湾区工商局这次的做法还有值得斟酌的地方，比如说：媒体的报道褊狭，只有局长大人的采访，而没有详细报道公众的感受。又比如说：在老细们吐露诸多不满之后，最后大家对服务、执法等方面进行打分，结果满意率居然达到96%。到底是代表们宅心仁厚，还是有其他原因？不由让人埋下了一连串问号。形式创新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切实让老百姓受惠。 这样的担心涉及公开问询能否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如果大家只是拍砖拷问，逞一时之快，却没有真正的影响官员前途的权力，那么这一切有可能变成浮云。
（文章发表于2012年5月26日《羊城晚报》）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6 May 2012 05:31 PM PDT 昨天，我发表博文《海峡两岸如何参照德国统一模式》引起博友热议，有博友提出两岸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都存在不小的差异，统一后融合不易。其实即使是已经统一的东西德，实现真正的"统一"还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而在早前，有消息指出高层认为两岸统一至少需要两代人时间。那么，两岸到底存在哪些鸿沟？对照东西德的统一进程，我们或许能得到某些答案。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优等生东德，按东西德马克的官方汇率计算，其人均GDP只有西德的一半（其实是高估的）。两德的强烈反差和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起了东德境内人心思变。1989年9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境，两天内就有近万名东德人利用去匈牙利度假之机，取道匈牙利逃往西德。10月初又有1万多名东德公民涌进西德驻捷使馆要求去西德，东德政府最后被迫放行。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参加东德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次日莱比锡爆发了7万余人的游行示威，高喊口号"戈尔比，救救我们"。同时批评攻击当时东德领袖昂纳克。 10月18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11届9中全会。全会认为昂纳克应对国内危机负责，并主张同反对派对话。随后71岁的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总书记之职。由52岁的克伦克接替。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数以万计的东柏林居民涌向西柏林。屹立28年之久的柏林墙一夜之间坍塌了！在柏林墙坍塌之际，西德时任总理科尔抓住时机，于11月28日提出统一德国德10点计划，被民德政府拒绝。至1990年2月1日，东德莫罗德政府顺应潮流，改变了对统一的态度，提出了所谓四阶段统一计划和路线。但是，形势的发展快于人们尤其是民德政府的予期。1990年3月18日民德举行人民议院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党，民主觉醒党组成德国联盟，提出尽快统一德国竞选主张，并赢得多数。并由基督教联盟议会党团主席德梅齐尔组成政府。随后该政府加快了和西德的统一谈判。5月18日两德签署关於建立货幤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8月31日签署关於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10月3日民德正式加入西德。分裂40多年的两德最终统一！ 从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到今天，德国统一已经22年，这22年来统一双方孰得孰失，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柏林墙倒了，应该说东德人比西德人更兴奋，毕竟是穷人和富人搭上了亲戚。很多东德人涌进了西德，想在那里找份工作，把兜里的东德马克迅速地变成西德马克。但真正的融入，哪里像两股人群拥抱在一起那么简单。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的差距都太大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起来的革命者，哪那么容易受到西方企业主的欢迎？所以很多东德人在西德游荡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纷纷返回到贫穷的东德。他们懂得了要想成为西方人，还需要一段必要的过渡过程。 就政治方面而言，过去的东德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人的等级很分明。进入新的社会体制，这些曾经享受着特权的干部们，不得不同普通的民众平起平坐，优越感没有了，发号施令的威风没有了，对这些人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失落。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东德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不错的，有一批知名的专家教授，统一之前的时候，或许在某个国际学术会议上，东德的专家发言，西德的专家听授。统一以后，这位东德的专家恐怕要给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西德专家打工，心里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那时候在东德，常常能遇到如国内"端着饭碗骂娘"的情况。当然，在政治上，东德人同西德人从统一那天开始，就是完全平等的。德国的现任女总理默克尔就来自东德，曾经是东德的物理学家，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明证。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原来的体制迅速改变，以原东德领导人集体离职为标志，开始实行同西德完全一样的社会体制，整体过渡是平稳的。 在经济方面，西德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支持原东德的经济建设，首先就是在原西德的公民中征收众所周知的"团结税"，也就是说，两德统一以后，为了加速东德的经济建设，在西德的从业者中，按照收入的比例，增收一定的税款投资东德的建设。在这一点上，西德人民充分地体现了对东德人民的骨肉情谊，几乎没有哪个公民对"团结税"提出异议。当然，对团结税完善的监督、管理和运作，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统一之初，德国政府提出，要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拉平东、西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并尽快完成东部的经济改造，实现东、西部经济并轨。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平衡社会保障、税收优惠、鼓励西部企业到东部投资等一系列促进东部经济发展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东部进行"输血式"财政援助。十年来，西部投入东部的净财政援助金额达１．４万亿马克（约合６３３５亿美元）。大量注入的资金为迅速提高东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及重建东部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东部居民的平均净收入已相当于西部居民的近９０％，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并能享受到与西部居民一样的各种社会福利。 统一前，东部工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企业的产品结构单一，缺乏国际竞争力。十年来，德国政府从西部引进大量资金、设备、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东部的工业体系趋向合理，产业结构逐步完善，并初步形成了以化学、电子和汽车制造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格局。近几年，东部加工工业发展迅速，其产值在东部经济中的比例上升到目前的近１８％。以通讯、电子、光学、精密机械、办公设备、汽车制造等为龙头的加工工业已成为当前东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东部企业产品出口增加，去年出口额达３１０亿马克（约合１４０亿美元），比１９９６年增长了９０％。 自统一以来，东部的基础设施迅速得到改善。政府已基本完成了东部联接西、南部干线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工程，新建并改造了多条地区间高速公路，并对铁路及空运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东部的通讯部门普遍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东部总体通讯技术水平已经超过西部。由于全面开展了住宅及市政改建工作，不少东部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柏林市中心新建的"波茨坦广场"堪称德国现代建筑中的经典；而早就享有欧洲最大火车站盛誉的莱比锡火车站，经过改造，如今已被公认为是"代表未来的火车站"。 尽管成绩显著，但德国东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东部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西部的60％，许多企业缺乏竞争力甚至倒闭，造成大量失业。东部目前的失业率高达１８％，严重的失业问题滋长了极右排外思潮，成为东部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据不久前德国《世界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东部居民中有７８％的人认为，统一至今东部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据德国民社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很多东部居民心里仍有怨气，"二等公民的感觉依然存在"。西部地区在经济、政治上仍享有绝对权威。东部人觉得，西部人那种轻视东部、盛气凌人的态度越来越无法忍受；而西部人却觉得，连年对东部的"输血式"援助加重了西部人的负担。这种地区差别所产生的人们在地位和心理上的差别，还需要一个调整和磨合的过程。 柏林墙倒塌已经22年，而德国东、西部人之间还横亘着一堵心理上的"墙"。那种原以为只要七到十年东、西部便可融为一体的想法看来是天真了些。德国政府在《２０００年德国统一报告》中承认，德国的统一"还没有完成"。有识之士认为，真正的融和将"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可见，即便两岸统一真正融合的时间还是难以估计的。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 ||||||||||
| Posted: 28 May 2012 08:02 AM PDT 核心提示：周一官方新华社报道，两名藏族男子周日在拉萨城中心自焚，这是反抗中国统治西藏的系列自焚抗议首次在地区首府发生。西藏专家巴内特认为这是非常不妙的信号。 原文：Tibet capital sees first anti-China self-immolations 作者：John Ruwitch 发表：2012年5月28日 12:46am EDT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路透社——周一中国官方新闻社新华社报道，两名藏族男子周日在拉萨城中心自焚，这是反抗中国统治西藏的系列自焚抗议首次在地区首府发生。 据报道，警察在两分钟内扑灭了火焰，但是其中一位男子已死亡。另一位严重烧伤，但是后来还能说话。 "他们是其他藏区自焚事件的继续，这些行为旨在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新华社引用了西藏自治区政法委书记郝鹏（译注：自4月23日起，区党委副书记不再兼任政法委书记）周日的发言。 西藏人权组织称，自2011年3月以来，至少有34名藏人自焚，以抗议中国对西藏长达六十多年的统治。其中至少24人身亡。 中国指称自焚者们是"恐怖分子"和罪犯，指责流亡藏人及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煽动自焚。 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他1959年在一场反抗中国统治的失败起义之后逃亡印度。达赖喇嘛说，他仅仅只是为其喜马拉雅故土寻求更大权力的自治。 新华社报道，自焚发生在八廓街。这一区域是拉萨最繁忙的街区，紧邻大昭寺，游人和香客摩肩接踵。新华社说，拉萨城区为了庆祝，人特别多。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西藏专家罗比·巴内特说，他从拉萨人那儿听说了自焚的报告，一个人描述拉萨城正在"沸腾"。 "对于中国当局而言，这是非常不妙的信号，运动已经在藏族人中间扩散开来，"巴内特告诉路透社。"这会引发更加严重的限制和控制。" 我们致电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政府，但是无人接听。 美国广播自由亚洲说，拉萨"满是警察和武警部队，局势非常紧张。" 此前只有一起自焚事件据报发生在拉萨自治区（中央政府下辖的升级行政区）。其他都发生在中国西南其他省份藏区。 周一，在流行的新浪微博上，大昭寺已经成为敏感词。 （John Ruwitch报道; Sui-Lee Wee补充报道; Nick Macfie编辑） 其他信息：根据"西藏之声"的报道：两名自焚藏人年龄均在30岁之内，一位叫托杰才旦，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博拉乡人，另一位叫达杰，是西藏安多阿坝县人，他两于昨天（27日）下午2点多钟，在西藏首都拉萨中心街区八廓街点火自焚，其中托杰才旦当场牺牲，达杰被军警带走。两名自焚藏人之前在拉萨一家饭馆中打工。 相关阅读： 点击阅读"藏人自焚"时事专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
| Posted: 28 May 2012 07:54 AM PDT 1989.7.30.阴 星期日 四点多的时候，车就到了广州站，比时刻表上早到了一个小时。 广州站不大，但周围的大厦，对面的立体公路，表明了她现代化的程度。虽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但是，这座由殖民主义者炮舰打开的城市，这座孕育了许多革命风暴、进步思想的城市，毕竟叫我感动。 我们四个人在广州站待了一会，王叔和他的同伴去了东莞，给我留下了地址，让我有事去找他。说实在的，出门在外，我没有多少把握，很想和认识的人在一起。但是，这次我不想和王叔在一起，情愿走自己艰难而且也许要失败的道路。 我和一位叫杨旻昊的青年人在一起，他是汉中某厂的物理教师，小我三岁。 我们相识于车上，他要到海口一个亲戚家去。于是，我准备和他同行。也许，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循着他的朋友留给他的地址往农林下路的有色金属公司招待所走，据说这里的房租便宜。广州真是个能花钱的地方，一到这里，我就体会颇深。上厕所要钱，洗脸洗手少不了的也是钱。 广州的车不少，交通发达也是一种文明的标志。我们赶到有色金属公司招待所时，已经很疲倦，昨天在车上几乎没睡。没有便宜的房子，因为正是早晨，许多人还没有起来，只有几十人的大间和二十元一天的两人间。他说，住一夜再调吧。我说，那就住吧。这么贵的价钱真叫我不安，因为我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心血、感情和道义。 小憩了一个多小时，疲倦已极。起来在卫生间冲了澡，然后就往街上去。 随便转了一两条街，街上很多是背着行包的人，行色匆匆。到处是治疗性病梅毒的广告，商品千篇一律，大都是些泊来品，外烟充斥市场。 下午的时候赶到火车站，找去洲头咀的车，准备买去海口的船票，但是，没有去成。广州去海口的旅游车很多，空调和彩电，那一定也是很有意思的。 晚上，很想去体味广州的夜生活。但是，我的同伴没劲儿了，不出去，我也就疲倦的欲睡。 出门在外，思念是一种病痛。亲人、恋友、家乡，那是无法治愈的。唯一的解脱，就是疲劳自己。 我总是不能轻松自己，想往的太多，要求的太多，生活也就太苦。 看起来，在广州找工作不容易，因为招的都是女工、熟练工和本地人。况且我的证件又不完全，现在想想，真不该把我的工作证留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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