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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费最贵与最便宜大学排行榜
- Philippe Sands QC：卡達菲應在何處受審？
- 关于作家维权联盟起诉百度的几点声明
- A Tribute to Anna Schwartz
- 吳克儉的母校，今天是這樣
- 在中国，为什么官僚和百姓一样痛苦？
- 台湾游客目睹拉萨“5·27”藏人自焚的图文记录
- 市民集資興建新居屋(修訂版)
- 强大“盛世”与“鱼烂而亡”
- 天主教社會訓導看「國家」
- 缺乏创业精神与冒险精神导致上海金融企业落后
- 塑像与灵魂
- 大学里的毛泽东像
- 造像运动
- 我的父亲曹禺
- 三代《雷雨》与人艺六十年
- 一个甲子，几多往事
- 中国“苹果教”的两极
- 单向街的理想与尴尬
- “大爱”音乐节失足
| Posted: 11 Jul 2012 11:12 AM PDT  全美学费最贵大学：康涅狄格学院（照片：Me） 美国大学的学费又涨了。在经济不景、失业率徘徊于8%左右居高不下的年代，大学学费的一举一动，牵动着许多家长、学生的神经。根据教育部"大学负担能力及透明度中心"（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center）最新公布的大学学费数据，这几年美国的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费都在一个劲地往上涨。 从教育部的统计数据看，大学学费的上涨有几个很明显的趋势：首先是上涨幅度较高，以2010至2011学年与2008至2009学年相比，短短两年间，不同类型大学的学费上涨，从8%到22%，涨幅可观。 其次，公立大学学费的上涨幅度大大超过私立大学。四年制公立大学平均上涨了15%，而非营利性四年制私立大学平均上涨了9.7%，营利性四年制私立大学则平均上涨了8.1%。 第三：学制越短，学费上涨幅度越大。四年制公立大学平均上涨了15%，两年制公立大学上涨了16.6%，两年制以下公立大学则上涨了22.8%；非营利性四年制私立大学平均上涨了9.7%，而非营利性二年制私立大学上涨了13.5%；营利性四年制私立大学平均上涨了8.1%，而营利性两年制私立大学则上涨了12.6%。 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对每所大学的实际学费以及上涨幅度都有详细的记载。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传统观念中学费最贵的大学，类似私立的常春藤名校之类，绝大部分还挤不进最贵学费前10名。根据统计，各类四年制大学中学费最贵前10名的名单如下： 非营利性四年制私立大学： 康涅狄格学院（Connecticut College），学费：43990美元 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学费：43564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费：43304美元 珐瑟学院（Vassar College），学费：43190美元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学费：42905美元 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费：42420美元 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学费：42342美元 圣约翰学院安纳波利斯校区（St John's College MD），学费：42192美元 圣约翰学院圣菲校区（St John's College NM ），学费：42192美元 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学费：42136美元 四年制公立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主校区（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Main Campus），学费：15250美元 匹兹堡大学匹兹堡校区（University of Pittsburgh-Pittsburgh Campus），学费：14936美元 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学费：14066美元 新罕布什尔州大学主校区（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Main Campus），学费：13672美元 马里兰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学费13630美元的 科罗拉多矿业学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学费：13425美元 新泽西理工学院（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费：13370美元 新泽西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学费：13293美元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阿尔图纳校区（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Penn State Altoona），学费：13250美元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伯克斯校区（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Penn State Berks）学费：13250美元 虽然学费不断在涨，但还是有许多学校的学费很合理，相对最贵学校来说，显得十分便宜。教育部统计中最便宜大学前10名的学校有： 非营利性四年制私立大学： 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学费：910美元 龟山社区学院（Turtle Mountain Community College），学费：2000美元 柯蒂斯音乐学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学费：2290美元 密兹帕五旬宗学院（Colegio Pentecostal Mizpa，位于波多黎各），学费：3150美元 圣格雷斯卡大学（Sinte Gleska University），学费：3154美元 卡罗莱纳基督教学院（Carolina Christian College），学费3385美元 Universidad Teologica del Caribe 学院（位于波多黎各），学费：3500美元 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学费：3660美元 浸礼会神学院（Baptist Missionary Associat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费：3800美元 萨利希•库坦纳学院（Salish Kootenai College），学费：4002美元 四年制公立大学： 哈斯克尔印第安国民大学（Haskell Indian Nations University），学费：430美元 达安学院（Dine College），学费：805美元 布拉佐斯波特学院（Brazosport College），学费：1692美元 波多黎各大学Rio Piedras校区（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Rio Piedras），学费：1878美元 波多黎各大学Arecibo校区（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Arecibo），学费：2076美元 波多黎各大学Bayamon校区（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Bayamon），学费：2076美元 波多黎各大学Utuado校区（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Utuado），学费：2076美元 西弗吉尼亚大学帕克斯堡校区（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at Parkersburg），学费：2076美元 棕榈滩州立学院（Palm Beach State College），学费：2158美元 圣菲学院（Santa Fe College），学费：2167美元  全美学费最低大学：哈斯克尔印第安国民大学（照片：拍摄者不详） 需要一提的是，美国的普通大学是没有国立的，国立大学都是军校。所谓的公立大学就是指州立大学，每个州有自己的州立大学，州立大学学费虽然涨幅很厉害，但相对私立大学来说还是低很多，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四年制公立大学平均学费为6669美元，而非营利性四年制私立大学的平均学费则高达21949美元，三倍于公立大学。不过，公立大学学费只对本州居民有效，因为本州居民是缴本州州税的，办州立大学的钱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纳税人或其子女上学享受较低学费乃是理所当然的。而外州或外国学生要入学的话，就必须付更多的学费，学费标准可以高达本州学生的一、两倍，所以这是外州、特别是外国留学生在考虑申请公立大学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
| Posted: 11 Jul 2012 11:32 AM PDT  卡達菲在利比亞南部被拘捕後被帶到西北部城鎮Zintan Philippe Sands QC：卡達菲應在何處受審？ 翻譯：吳耀鏜 憔悴、驚恐、沒有地方可逃，被補的卡達菲(Saif Gaddafi, 1942 – 2011)即將面臨陷入兩難新利比亞政府：是否要將他送到海牙。 在現實中，政府的迴旋餘地可能比它想像中更為有限。在三月，當安全理事會第1970號決議向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提出利比亞局勢時，它使卡達菲涉嫌的罪行的司法回應國際化。到五月，檢察官報告卡達菲與屠殺和平示威者、招募及動員僱傭軍和民兵和監禁及消除反對者有關。6月27日，三名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對他發出國際逮捕令，援引他為一名反人類罪行的共犯，他的父親與軍事情報員首腦阿卜杜拉(Abdullah al-Senussi)也包括在內──現據報被捕。 六月的決定給予國際刑事法院一個關鍵的角色，決定在何處及如何審訊卡達菲。雖然利比亞並不是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締約國，但它係聯合國成員之一，而第1970號決議明確規定「利比亞當局將充分合作，並對法院及檢察官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 新利比亞政府因而被約束於一法律框架：並不能法律上駁回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和決定卡達菲將根據當地法律的受審。不同伊拉克，薩達姆沒有國際起訴書，對卡達菲的決定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利比亞事務。 這在實踐上是甚麼意思？基本上有四個選項。首先是將卡達菲送到海牙國際刑事發院受審。即使這決定不能擺脫一個困難：誰決定，根據甚麼標準？第二個選項是國際刑事發院與利比亞政府在利比亞接受國際刑事發庭審訊上達成協議。這並不是一些法庭以前所做過的事情；這可能或多或少滿足利比亞內對當地審判的可理解的要求，受國際監督以及由國際法官施行法律制裁的限制。 還有第三種可能性，如果利比亞政府真的希望在該國根據自己的法律程序審判他：在互補原則之下，這可能給序國家法庭第一口，政府可能必須說服國際刑事法庭的法官其確實對國際逮捕令已發出的國際罪行，能夠在公平審訊的條件下起訴他。利比亞的法律制度在施行公義上有一個可怕的記錄──而伊拉克就需要美國大量的援助去創造一個公平審訊的假象。 第四個選項是讓利比亞法庭首先審訊他一些其他在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管轄範圍以外的涉嫌罪行，例如由於他們發生在2011年2月，當國際刑事法庭成為參與者之前。這個選項明顯有效於阿卜杜拉(Senussi)相關的事，他已經直接牽涉在1996年惡名昭彰的阿布．薩利姆監獄(Abu Salim prison)裡發生的大屠殺。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與卡達菲有關還不清楚。 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本週身處利比亞商討未來的方向。他將會面臨一個仍在不斷變化的政府，並在相當大的當地壓力之下，看到將在利比亞施行法律制裁。然而，對卡達菲的血腥屠殺而言引發是否有效的嚴重問題，但亦對新政府證明其能在一個法治的框架履行公義上增添壓力。 許多認為審訊應在利比亞進行，然而又承認伊拉克對薩達姆的審訊程序規避了許多他重大的罪行的人，來到一個迅速的結論，並疑惑在流血衝突後的一段時間裡，虛假的本地司法究竟是否可以避免。此外，國際司法未必能提供如一些人想的便捷司法，正口米洛舍維奇的審判流產便說明了。其他對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有明確興趣的人將包括那些在西方，直到現時為止，與卡達菲交往的人，想知道他廣泛的聯繫會否在利比亞或海牙的審訊當中或多或少公諸於世。 國際刑事法庭的干預以去卡達菲政權合法化(de-legitimisation)的貢獻，改變利比亞的結局。軍事行動果斷的隨即而來。但國際刑事法庭的角色是使罪行發展成為國際事件，而停止報復之戰，海牙法官有必要介入。國際刑事法庭獲得授權與英國充分合作，並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 菲利普．桑斯(Philippe Sands QC)： 翻譚原文： Philippe Sands |
| Posted: 11 Jul 2012 09:37 AM PDT 我于去年加入作家维权联盟，并全权委托作家维权联盟处理互联网知识版权侵权事宜。具体的诉讼对象和诉求都由作家维权联盟决定。至于此次起诉百度的具体内容，我也......>>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Posted: 11 Jul 2012 09:38 AM PDT Here are some words from David Romer, spok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BER Summer Institute, Monetary Economics program: Before we begin, we have a sad milestone to note. Anna Schwartz, who was a towering figure not just in the Monetary Economics program of the NBER, but in the field of monetary economics, died last month. The usual way to mourn someone's passing is with a moment of silence. I think everyone who knew Anna even a little realizes that that would be absolutely the wrong way to remember her. So instead, let's remember her this week by being loud, forceful, and argumentative, and by interrupting one another when we feel really strongly about something. To honor her, we also need to keep our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focused on the substantive questions at hand and firmly grounded in the evidence. And we need to be flexible and open-minded, willing to cheerfully change our minds even if it's about a position we've argued for tenaciously for decades – as Anna did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rgeting monetary aggregates is a good way to conduct monetary policy. But to truly honor Anna, what you need to do is to go back to your university or wherever you work after the conference is over, and do work that's so damn good that it changes the way we think about basic questions in macroeconomics, and that's so damn careful and thorough that fifty years from now, it's still the first place that people look when they want to learn about an issue that your work addresses. And, you'll keep doing that work for decades. To put Anna's research longevity in perspective, if you're currently finishing your second year in graduate school, you're probably about the same age that Anna was when she published her first paper. To match Anna's research longevity, you'll need to stay actively involved in important research until about 2080. With those lofty goals in mind, let's turn to the conference program.  |
| Posted: 11 Jul 2012 08:34 AM PDT 吳克儉的母校，今天是這樣tp://rthk.hk/APSuppics/mfile_55_851181_1.jpg" width="512" height="383" /> 第十七任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在任內致力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在1925年，成立了官立漢文中學，是為殖民地第一間中文中學。1951年，漢文中學改名為金文泰中學。 我是金文泰2012年度的畢業生，也是第一屆文憑試的考生。 跟許多傳統名校不同，我們讀書其實只是很一般，沒有名校生的聰慧，但校風又真的很純樸，頂多都只是在球場講多幾句粗口，大家都很享受自己在校園的生活。 金文泰中學的校規很嚴格，事實上又很普通那幾項。例如學校對攜帶手提電話有許多限制、對同學的髮型和校服有很多要求，另外又經常介入我們的紀律行為。但是呢，我們偶然，其實也不是，大家很少去守校規:上堂照打機、照著船襪。不過金文泰的同學確實是很有禮貌，同時也很有修 校規跟法律一樣，只是規限你的行為舉止。但同學本身的行為和思想，才是金文泰的核心價值。金文泰的同學會犯校規，但不會做傷天害理的事；金文泰的同學可能會頂撞老師，但大家都會尊重老師的身份，有時頂撞，只是想告訴老師，其實你也不是100%正確。 可是在近幾年，金文泰的核心價值正在慢慢地萎縮。 幾年來，學校像是一間慈善機構旗下的中學般，許多設施都被一些著名的校友冠名了。同時，學校好像愈來愈開始干涉學生的私人行為，比起我進來的時候，最初學校對我們較放任，但慢慢地，自由都開始收緊了，校規嚴格了、放學打波時間少了、小食部沒有了、飯盒難吃了。 另外，不少得到學生愛戴的老師都被調走了。上年文憑試前，竟調走了學校唯一一位在學校任教廿多年的世史科老師，聘請了一位原本想退休的老師，打亂了同學的部署。也有傳聞，有老師不校管理層也被迫出走或辭職；有老師經常向同學訴苦，說管理層經常干涉一些小事，教職員之間好像互不信任。 慢慢地，我們的成績、課外活動表現好像也愈走下坡:在畢業典禮上，只能聲稱自己維持了良好的"增長率"；出外的文康比賽，以往只會宣佈自己的同學拿了冠軍、又或是亞軍，但現在只能宣佈拿了第五第六名。同學的紀律也差了，開始有初中生穿校服吸煙，更把相片放上FACEBOOK。 不論是校長、訓導老師，都經常對學生強調，要保護自己學校的校譽，校譽是同學寶貴的資產。可是，校譽到後來又有甚麼用呢?他們說，以後找工作，人家聽到"金文泰中學"的大名，都會知道是一間好中學，有助大家找工作。 講起找工作，學校曾經安排過幾次成功校友回校分享經歷的活動。其實就好像幼稚園般問你"你的志願是甚麼?"有律師、有機師、有商人(事實上大部分都是商人)、有傳媒人。總之，不是專業人士就是商人。 他們彷彿在說，搵到錢，你就成功了。 我參選過學生會，且有幸當選。那些年的回憶，不一定美好，但真的好多。曾經為一些小事與校方爭執，相信也因為一些好像很激烈的行為令校長很不喜歡我。成功地搞了許多許多活動，但在一些事情，我們未能捍衛學生會的權力和尊嚴，也未能保護學生在不同方面的權益。 最經典，要求學校出示學生會憲章，不得要領。 又例如，有同學在網上批評學校，被訓導主任以言入罪。 第二次當選後，學校最初聲稱只能給學生會大約$18000經費，在我們死慳死抵下，最後也維持了正常的活動，但年尾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原來還有$18000我們是未用的。 之後為學生會大選監票，校長羅李瑞華的一番話真令我大開眼界:由於同學對兩個內閣都好像不太滿意，因此出現了大量廢票。羅太在宣佈大選結果後，竟說同學沒有好好珍惜手上的一票，投廢票不是一個正確的行為。 正確的事情，好像在金文泰中學都變得不正確了。不正常的事情，在金文泰都被合理化了。 有沒有人嘗試改變?有的。今年的學生會選舉辯論，有一個校友，做過學生會會長的校友，衝了上台，說了一番話，大致上，都是批評學校的退步。金文泰是一隻鐵達尼號，沉緊。 他講了15分鐘，沒有人阻止他。 之後他的後果可想而知，但之後訓導主任上台他講的一番話，才真的是無懈可擊。他說，剛才他的行為是無規矩的，沒有人授權他上台表達意見，所以大家可以將剛才所有事情忘記。金文泰的同學是最優秀的，絕對不是鐵達尼號。 OK，YOU WIN。 有時在禮堂跟我們說校友的成功史，不一定增加了同學的歸屬感；長途跋涉到球場為足球隊打氣，即使沒有冠軍、也沒有甚麼榮耀，在一個入球、一場勝利後，大家都會歡呼、感到無名的滿足。 幾多威水史也好，離開了香港島，我們也只是一間普通到不得了，被人誤會是泰式餐廳的中學。 其實一間學校最重要的東西，並不是學校出了幾多條A，幾多成功的校友，而是學校提供怎樣的價值教育給學生。所謂價值教育，不一定是民主自由、不一定不是洗腦、不一定沒有國民教育。但至少，要教導同學要做個好人，要走一條正確的路。 正確的路不等於成功的路，搵不到錢不代表你的人生沒有價值。對年青人而言，無為而治，放任自由，讓我們自己學習甚麼是正確的事，怎樣才是做得對。 由上而下、專制的校風，反而容易激起同學反叛的心，挑戰校方的底線。 成績好不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做個好人。 最後告訴大家一件事情。這一間殖民地第一中文中學，出產過許多許多的名人。其中包括了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和教育局長吳克儉。 對啊，梁國雄和吳克儉，都是我的師兄，他們好像還是同一個年代的同學。 我很希望，如果，吳局長看到這篇文章，請你到金文泰中學，也就是你的母校看一看。因為我相信，金文泰中學的問題，其實也可能是許多中學的問題。作為學生，我沒有資格評論教育制度是否成功、老師是否有質素。但官校教師調職欠透明、學生校方溝通不足、價值觀教育等問題，肯定都是今天的教育體制存在的不足之處。 其實，有這樣的反思，都是多得讀了世史和通識。但既然愈多同學受惠於通識科而令大家都學會如何反思自己的生活和學到的知識是否正確，學校是否又應該開始去想一想，到底這幾年，怎麼了? |
| Posted: 11 Jul 2012 07:06 AM PDT 先说一个从学经济的朋友处听来的冷笑话： M国总统密告Z国首脑："贵国若敢对菲开战，我只讲六条，不费一兵一卒，贵国即溃败，信不？"Z国首脑微微一笑："反正我是不信。"M国总统哈哈大笑道："1、公布Z国官员海外存款并冻结；2、公布有美国护照的Z国官员名单；3、公布在美国定居的Z国高官家属名单；4、下令清查洛杉矶Z国二奶村；5、把在美Z国官员家属送往关塔那摩基地；6、空投单兵武器给Z国下岗工人、失业学生、城市贫民、失地农民、股民、房奴以及在首都工作的非户籍学生家长。"Z国首脑愣了数秒，弱弱地说："对菲战事，我们再研究研究……"。 这则冷笑话的M国和Z国是谁，笔者也不知道。然后，就聊开了经济。 朋友说，中国 …… |
| Posted: 11 Jul 2012 09:30 AM PDT  一位台湾人在5月间去拉萨旅游，震惊目睹5月27日大昭寺广场上藏人自焚，同伴中有人因在QQ上谈论此事被警察带走。而他直到返回台湾才敢在昨晚、在Facebook上公布了相关记录，并表示"只是希望更多人知道实情"，尤为可贵的是，所公布的现场图片： 5/27午飯過後約一點，我們抵達拉薩的第二天，當我們正在大昭寺廣場的八角街買紀念品的時候，突然聽到尖叫聲和吆喝聲，許多人往廣場反方向跑。接著我們探頭一看，發現竟然目睹了自焚事件......這張照片是在慌亂中隊友用手機照下沒被武警發現的，是軍人正用滅火器撲滅的畫面，隱約還看得到火光......原本老闆要我們鎮定繼續買以免受牽連，但是過不久軍人還是來把我們趕走了。 回去之後，我們一位同樣目擊的隊友用QQ(大陸普遍的通訊軟體)和另一位在網咖沒有見到這件事的隊友講到"關鍵字"，過不久警察就到網咖把我們隊友帶走上警車，回來我們住處秀出證件後把那位發訊息的隊友給抓走......當場我們所有人都驚慌失措。才發現事件一發生後拉薩的網路和電話全部都被監控，我打電話回家只敢用台語。直到晚上十點多隊友才從國安局(還是廳?)被放回來，原先被威脅要拘留15天還是做勞動服務兩年，隊友以沉默應對後最後要他抄一份檢討書才被放回來，同時那兩天晚上九點多過後全拉薩都是軍人的聲音彷彿宵禁一般。 遽聞那三天有六百多人被抓。(未證實) 加上我入藏的特殊性，對於原先拉薩市中心街口都是警察和軍人就覺得壓力重重(聽說路上便衣也很多)，又遇到這件事情讓我前幾天非常緊張。客棧老闆說在拉薩一年多也沒遇到過這種事，詳細情況只聽說是兩位在大昭寺附近打工的藏民，原因據"中共說法"是達賴在印度居住期限快到所以"唆使"這種行為引起國際關注，但是真實情況不得而知。 這個消息當然是被封鎖的，如果對於這個議題深入了解感興趣的朋友歡迎和其他人分享，我想大家都有知的權利。但這件事情真的被廣泛宣傳的後果就是我一直遲遲不敢在中國時發布的原因......我向这位台湾游客索要照片，非常感谢他，发来这张拍摄于2012年5月27日下午两点十九分（14:19）的照片（见下图一），图二和图三是做的裁图，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有许多人目睹自焚事件，包括在大昭寺顶上的人们（可能是游客及便衣）包括正跑过去的军警，而目睹这一事件的藏人们包括孩子又是多么惊慌地逃离现场：    ******************************* 附、2012年5月27日在拉萨自焚的两位藏人简介：  托杰才旦：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人，19岁，在拉萨一家藏餐馆打工。2012年5月27日"萨嘎达瓦"第六天，在拉萨大昭寺与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与达吉一起自焚，牺牲。遗体被军警抢走。图为托杰才旦在拉萨时的照片，背景是他的家乡博拉乡。  达吉（又名洛桑达吉）：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求吉玛乡）人，25岁，曾是格尔登寺僧人，后还俗，在拉萨一家藏餐馆打工。2012年5月27日"萨嘎达瓦"第六天，在拉萨大昭寺与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与托杰才旦一起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据最新消息，他于7月7日在拉萨西藏军区总医院牺牲。  达吉与托杰才旦自焚前在拉萨老城一家叫"尼玛林"的藏餐馆打工。5月27日，两人在大昭寺南面的达夏家庭旅馆登记房间，并做了自焚准备，下午2点多在大昭寺与其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点火自焚。托杰才旦走了几十步后倒地，达吉身上燃着火焰奔走时被迅速扑来的军警包围，两人都被军警带走。托杰才旦牺牲，达吉受伤被带往医院，于7月7日在西藏军区总医院不治身亡。他们打工的尼玛林藏餐馆的老板和其他工作人员，在他们自焚的第二天被当局拘押，目前情况不详。 另外，7月7日，在拉萨当雄县城，22岁的藏人次旺多杰（今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曲登村人，依靠小买卖为生）点火自焚，被军警强行带走，因烧伤严重已经牺牲，目前暂无他的照片。而自焚藏人人数，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7月7日，在境内藏地有45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48位藏人自焚，包括8位女性（4位尼师，3位母亲，1位女中学生），已知其中36人牺牲。其中，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12位自焚藏人留下遗言、写下遗书或录音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 延伸阅读： 5月27日，两名藏人在拉萨大昭寺前自焚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5/527.html 拉萨自焚图片显示两名藏人在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5/blog-post_30.html 外媒报道我对拉萨自焚图片的分析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6/blog-post.html 5月27日拉萨发生自焚后，我的推特及转发的藏人微博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6/527.html 唯色：灭火器与"种族隔离"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6/blog-post_24.html 拉萨：新的"种族隔离区"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7/blog-post.html  |
| Posted: 11 Jul 2012 06:08 AM PDT 我曾提出過由市民集資興建新居屋, 這項提議至今已超過一年, 但得不到大眾的注視, 我想是因為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而我覺得並不困難, 一定能做到)。 際此新政府上場的時候, 我們曾期許新政府會做的事 : 港人港地、增建公屋居屋、以人為本的市區重建及租金管制等, 看來有資勢無實際, 都是出口術敷衍一下罷了。(如果我是政府看見市民只會示威、研討, 我也不會理市民) 所以我們不應再心存幻想, 只能靠自己興建新居屋。 不過經過了這一年, 我認為這新居屋計劃應修訂一下 : 只供出租，不予發售(而且最好結合vertical farm)。 理由是希望更多人享到出租屋的好處, 租期有限制, 以便儲夠錢就買其他單位, 令原有單位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不會像現時有很多富戶霸佔公屋。其次是受311日本地震核事故啟發, 覺得香港被許多核電站包圍, 有很大的核風險。如果買了樓, 到時要離開但又帶不走, 這是多無奈? 也許我們除了開展這個市民集資興建新居屋計劃外, 還要為我們長遠的安全打算, 啟動一個"EXODUS"計劃, 市民集資在別的地方買地, 以便遇到核災後可逃到那裏居住。 我不贊成買樓, 如果老了沒有錢就申請公屋, 不會無地方住的, 而且香港人口老化, 這十年二十年會陸陸續續有很多長者死去, 不愁無單位空出。各位年輕人不要擔憂, 如果你們儲到些錢, 不如到別的地方買一個平些的單位, 何必花幾百萬益地產商和地主? 其實我們要創新, 不要被框框所限。我們可以住在汽車裏, 營幕裏, 集資購買單位弄安全劏房......大家如想到甚麼有創意的方案, 不妨跟大家分享，集思廣益。 最後我這年講得最多的 : 不要浪費時間示威、開研討會、論壇......自己集資最快最實際。 |
| Posted: 11 Jul 2012 04:59 AM PDT 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大陆部级以上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的占74.5%，孙辈则达到91%或以上。他们在身份上早已经是美国人了。美国政府的统计，我们可以不相信，可以怀疑；那么，且看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报告：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 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 …… |
| Posted: 11 Jul 2012 05:24 AM PDT 戚本盛 教宗良十三世(或譯利奧十三世，Leo XIII，於 1878-1903 任羅馬天主教教宗)是教會社會訓導的創立人，曾著有《新事通諭》(1891)，對當前的國民教育爭議極具啟示，其中之一是對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關係的闡述。 我們知道，《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所指的「國家」，其實是一個特定的政權，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並非一般意義的國家，如果教學只涉及一個現實中的政權，視之為國家的全部，並培養學生的情意和認同，過程中卻缺乏對國家的概念充份認知和理解，可謂難逃政治灌輸或「洗腦」的批評，而難言「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香港教育專業守則》2.2.14)。因此，無論課程和教學，都必須納入一般意義的國家為內容。簡言之，要不只教授學生認識當前的這一個政權，也要認識何謂國家，國家應該是怎樣的等等。 《新事通諭》以「論資本和勞工」(On Capital and Labour)為副題，並論述到社會的不同制度(Institutions)之間的關係，其中關於「國家」的部份，正是對國民教育課程所缺失的一項重大補充。「我們所謂國家，意思並不是指目前在這個或那個民族中實際存在著的某種獨特形態的政府，而是指正確意義的國家。」(《新事通諭》段25) 對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關係，《新事通諭》有三個重要的段落： (1) 人是比國家更早，且早在任何國家形成之前，他即已享有供給其肉體之生活的權利了。(段6) 上述援引的段落說明了一種人和家庭先於國家而有的自然權利，這權利有兩點特性：一是對國家而言是完全獨立的，二是在追求保存和正當自由(Preservation and Just Liberty)的方面，這權利至少是與國家同等的。簡言之，這是界定「個人和家庭」與國家之間的權利關係。 人和家庭先於國家，保存人和家庭正當自由的權利，不應次於國家加諸於人和家庭的權利。參考這樣的認識，是國民教育課程應予參考的，起碼對天主教學校為然。(2012.07.11，天主教社會訓導與國民教育系列之一) |
| Posted: 11 Jul 2012 05:14 AM PDT 今天看了一个微博，说上海的金融业已经落后，上海交易所落后于深圳交易所、上海最好的本地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都落后于北京和深圳。回顾一下，果然如此，以证券行业为例，上海本地的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原来很牛逼，现在几乎已经全面落后；而说到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的地位更可称被动摇。张马丁这两年来只关注和买卖深圳市场股票，一方面深交所开放，一个客户可以开到多家证券公司；另一方面深交所股票进取，上交所有的概念，深交所几乎全有，深交所有的，上交所则未必有；深交所的创业板、中小板活力十足，而上交所则死所沉沉（当然也可以称之为稳健）。像这样只炒深圳市场股票的股民大有人在。 金融企业的落后与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口号形成强烈反差，出不了国内一流的金融企业，凭什么竞争得过北京深圳而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只吃政策红利能做成国际金融中心吗？ 上海金融企业为什么落后？当然理由很多，比如坊间一般说是因为它远离政治中心、金融的大公司不迁来等等，但张马丁不认可，说远离政治中心，深圳不是更远？说原来北京的大银行不搬来，但上海本地的银行、证券、保险怎么做不起来？因此，张马丁分析认为，上海金融业的落后于在于整个城市冒险进取精神缺失、与创业气氛偏弱有关。（关于创业精神缺失，我之前写过一篇《上海缺乏"创业精神"会影响城市竞争力》。） 我们都知道上海金融最为辉煌的时代是近代，那时至少是东方唯一的金融中心，请大家回忆，那时的上海同时有一个封号：冒险家的乐园。一些本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那时就是在上海崛起，比如友邦金融帝国，就是从上海起步。"冒险家的乐园"一般认为贬义，张马丁却认为是褒义。先看"企业"一词，中文意思可以看作"企图大业"，英文是Enterprise，包含"事业心、进取心、创业精神、冒险精神"的意思。不管中文英文，做企业都有冒险进取的意思。再看"创新"一词，更加与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有关，因为创新失败的机率几乎肯定大于成功，没有冒险精神不可能有创新。缺失冒险精神，就是缺乏企业精神，当然就没有伟大的企业。可见，冒险精神与上海曾经的金融业的辉煌几乎是因果关系！ 现在的上海，则无论如何不能用"冒险家的乐园"来形容，它有点老，有点固步自封，有点守旧，有既得利益，不管是监管层或是企业家，都有了"宁可无功，不能有过"的氛围，这样一来，当然就没了生机和活力。 这当然直接跟城市的性格有关，以张马丁在上海15年的观察，上海这个城市有点骄傲而缺乏危机感，它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这就应了这句话——"衰落是从自认老大开始的"；同时，可能与上海家底深厚有关，上海的能力偏重于"守业"，而不太适合"冒险"和"创业"，这也我工作这些年所观察到的上海本地人群的性格相吻合。 冒险精神、创业精神的缺失，这可能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应深层次反映到企业运营、政府监管中去。这样日积月累，就造成了事实上的金融落后的局面。由于文化的韧性，改变这种局面非朝夕之功。 但不管怎样，历史经验、现实经验都能告诉我们，创业精神、冒险精神对于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大目标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金融企业事实上的落后为上海敲响了警钟，希望政府有意识推动创业精神和冒险精神。同时着重提醒政府：国际金融中心，绝不是盖几座世界最高楼就能建成的，应从培植土壤做起。 相关日志© 张马丁 for 张马丁, 2012. | 链接 | 没有评论  在新浪微博上follow张马丁 | 在twitter上follow张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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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Jul 2012 11:53 AM PDT 文_王晓渔 去清华大学，总是要寻访"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纪念碑上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这块纪念碑又是那么默默无闻。在校园里一路打听过去，如果直接询问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纪念碑，多半是茫然，只有先找到"二校门"，才能在第一教学楼旁边找到这块著名抑或无名的纪念碑。纪念碑周边通常是安静的，适合凭吊当年风物。有一次远远地看到那里聚集了几个人，围着纪念碑在讨论些什么，走上前去，原来是在讨论材质和造价。 在"二校门"，曾与王国维同邻的还有毛泽东。1966年，清华"二校门"被摧毁。1967年，在"二校门"原址，高达8.1米的毛泽东塑像落成。这是中国高校"第一座毛主席塑像"，底座上是林彪的"四个伟大"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手迹也成了毛泽东塑像的"标配"，被很多后继者模仿，直至林彪事件之后被一一清除。1987年，清华大学的毛泽东塑像被拆除；1991年，"二校门"重建。一拆一建的还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曾于"文革"期间被摧毁，"文革"结束之后恢复。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和毛泽东塑像的消长，颇具意味。正如城市雕塑与城市精神有关，一所大学里的公共纪念物，与大学精神有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这样论述公共纪念物："公共纪念物属于全体国民所有，或者更确切些说，它们像一般艺术品一样供人鉴赏，并借其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而被视为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一旦它们丧失这种灵魂，在这方面它们对国民说来就变成了无主物，而得为任何私人所有，像在土耳其的希腊和埃及的艺术品那样。" 公共纪念物能否成为公共记忆和公共精神的象征，取决于它能否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当下中国大学里的塑像，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特点，千篇一律，往往是一些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些人物是否与学校有关，是否与大学精神相符，却不在考虑范围。2012年，陈寅恪铜像被安置于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附近的草坪上，这种公共纪念物有唤起"内在的回忆和荣誉的灵魂"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山大学的洪秀全雕像就显得突兀。洪秀全既和中山大学无关，难以成为"内在的回忆"，也和大学精神无关，难以唤起"荣誉的灵魂"。
什么是正常的大学精神？陈寅恪在纪念碑铭中已经点题，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管大学精神是相通的，但是这不意味每所大学都要复制一块王国维纪念碑。如前所述，大学里的塑像，最好与这所大学具有内在的精神有联系，这样的塑像才会如鱼得水，"具有生命和独立目的"。 塑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塑像的对象，也表现为塑像的产生过程。大学在精神上接近城邦，大学生在校园里习得公民的技艺，公共参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围绕公共纪念物，大学生进行公共讨论，然后参与设计和制作，这本身就是对大学精神的实践。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李大钊铜像，由北京大学的1977、1978级全体同学敬立；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铜像，同样由中山大学的校友敬立。这种由校友参与而非单纯由校方决定的过程，和塑像一样具有价值。香港中文大学门口的塑像更是别具一格，塑像旁边的文字说明专门解释，这是学生会的意愿，当时以前校长为首的行政与计划委员会表示反对。这种分歧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可以折射大学的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建造一个塑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师生的参与，或者师生的参与仅是象征性的，限于捐款和制作，无法参与决策，即使竖立的是王国维纪念碑，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纪念物的精神和纪念物的竖立过程是相悖的。 对于塑像的价值，不必过于放大。1929年，叶圣陶在《古代英雄的石像》里写道，一块被雕成古代英雄的石头向其他石头骄傲地说："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中间没有一颗心是虚伪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这个观点遭到了反驳，一块石头提出疑问："历史全靠得住么？"另一块石头说："英雄也许是个庸人，也许是个坏东西。给写历史的人高兴，这么一写，就变成英雄了，反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在这篇童话的结尾，古代英雄的石像倒下，石头被铺成了路。《古代英雄的石像》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不知现在是否健在。 回到大学和毛泽东塑像这一话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学校园是否存在毛泽东塑像，毛泽东对20世纪下半叶以降的大学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整整60年前，1952年的院系调整，决定了大学的基本格局：取消私立大学，保留公立大学；减少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减少或者取消人文社科专业，增强理工尤其是工科专业；取消通识教育，注重专业教育（即后来的"又红又专"）。时至今日，虽然民办高校已经恢复，但是无法与当年的私立大学相比；综合大学陆续恢复，但是大学的理念依然是工科思维至上；"重理轻文"的传统几乎没有改变，而且不限于大学，中学同样如此；通识教育在恢复之中，但是筚路蓝缕。 塑像可以展现一所大学的灵魂，但是大学的灵魂不是由塑像决定的。 （作者系文化批评家、专栏作家，现任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
| Posted: 10 Jul 2012 11:40 AM PDT 记者_沈玎 实习记者_唐爱玲 王皞 王岚清 秦筱 北京、上海报道 一位复旦新生有天从日月西路经过，然后穿过位于邯郸路上的复旦校门，前往五角场吃晚饭。在日月西路东侧，有一尊毛泽东身穿军大衣背手像，天天都能看见，见惯不怪。 当晚，他从五角场回来已经是夜深，一路上人迹萧索，沿原路走回学校时，还是面对那尊毛泽东像。该新生漫不经心地一抬头，却猛然看见身穿军大衣的毛泽东已经将右手迎风挥起，他顿时脊背发麻，僵在原地。 等到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是在岔路上走错了道，上了四平路，一路走进了同济大学……这是流传在上海高校间的一个段子，它以轻松戏谑的方式，说出了比邻而居的复旦、同济两大名校里毛泽东塑像的异同，及其在当今学子们心目中的形象。 如果时光能倒流40年，那个迷途的学子在看到毛塑像时必然会是另一番的心境—当时全中国都陷入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中，在红卫兵最活跃的高校里，竖起伟大领袖的塑像，成为了标榜自己革命意识的力证。 如今40年过去，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除殆尽，不少高校亦已经将校园内的毛像拆除。但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复旦、同济在内，全国目前仍有超过20多所高校保存有毛泽东塑像。 这些横跨了近半个世纪，散落在中国各大高校里的雕塑，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图腾。它们散发出来的某种历史情结、不合时宜的个人崇拜，以及与大学氛围不相称的革命精神，被年轻的大学生有意无意地忽视。 毛像与政治化教育 北京化工大学的学生陶鸢和李珉曾经探讨过毛像的问题。 陶鸢觉得学校有个毛像就跟有一棵树一样，他从不会多看两眼。
李珉则总是抱怨现在的大学生个性很足，不够团结，而毛像至少代表了曾经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共同牺牲的精神。 不过，现在的大学生解读的能力都很强，从毛像身上，对于大学精神，总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看法。 对重庆医科大学的毛主席挥手塑像，有学生就曾调侃说，毛主席挥手的意思是说"医学院要上5年"；也有学生解读成"想念书，先交5千学费"。在他们的心目中，对这尊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塑像，与当年整个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时，中国大学跟新的国家政体一样，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这种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理论，决定了大学改革的方向不再是培养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等。 从1952年到1953年，中国拆分了一批历史悠久的综合大学，建立了一批以专门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到1957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小的国家。 在北京，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8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之名就此产生。（编者注：这八所大学今天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 中国农业大学。）毛泽东当时的教育主张与现实相吻合的方面在于，强调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他也毫不掩饰对文科教育的鄙视。 "事实上这是他从青年时期以来，就一贯坚持的对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撰文表示。 毛泽东认为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鼓励学生用反体制的"造反"方式去对抗现行教育制度。不久之后，其表述方式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些班上的学生、家长膝下的孩子，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中，转眼间变为暴烈的红卫兵，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始破除和批判他们所认为的"封资修"。 在《清华大学九十年》一书的记述中，清华大学的"二校门"，即是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当做"封资修"的象征而推倒。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其校门本是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园的一部分。1911年，随着围墙合拢，大学建成。其大拱门的两侧各嵌两根西式立柱，门楣上刻"清华园"三字，是清华大学的地标（在1933年，清华大学扩建后，成为了"二校门"）。 推倒"二校门"后，接下来的故事有多个版本，其中一种说法是，1967年春天，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工程专业65级毕业生高鲁冀"回校闹革命"，在路过一片残骸的"二校门"时，对好友由立刚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如果在这里建一尊毛主席像，那就谁也不敢拆（二校门）了。" 由立刚将此设想向"井冈山兵团"的领导人蒯大富转述，后者很快做出了建毛像的决定。1967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清华大学塑造毛像的新闻。一位造反派激动地说："我们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塑得高高的、大大的，我们好抬头就能看到毛主席，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清华大学给了全国各地高校的红卫兵"唱红"的灵感，以至于后来，立不立毛主席像成了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是政治立场问题。其结果是你立我也立，一发不可收。 1989年，摄影师成文军接连在新疆喀什和西沙群岛的海军基地都看到了毛泽东塑像。从那时开始，成文军就有了一个疑惑：到底多大的建像规模才能让塑像建到这里？ 于是，成文军开始拍摄毛像，一拍就是十多年，在这期间，他走访了50多名雕塑家，拍摄了近6千幅照片，几乎拍遍了所有的大型毛泽东像。 "文革期间，到处都在造毛像，由于校内的红卫兵派别互相对立，北京大学甚至先后在北大西门和图书馆处建起了两座毛泽东塑像。"成文军告诉记者，"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座毛泽东塑像则一模一样，相对挥手，隔街相望。" 在上海，"红卫兵新复旦师、同济东方红、外语学院革造部、新师大师"等17个红卫兵组织，听到清华大学塑毛像的消息后，焦急得不行，提出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 尽管"巨型"立像最终并无下文，但各个大学还是纷纷独自建起了毛泽东塑像、包括后来的四川大学、山西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一众高等院校。 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到1971年起大学恢复招生，随着毛泽东像一同"建立"起来的，还有学校教育的极度政治化—将学校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习毛泽东思想"成为学校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 它贯穿的仍是三个基本主题：突出政治、教育平等、教育联系实际；差别仅在于，它不是一场渐进的改革，而是运用了极为暴烈的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方式。 痛苦与幸福 对于高鲁冀、张松鹤以及其他雕塑家、建筑家来说，在整个"文革"期间，再没有什么能比获准为毛泽东塑像更幸福的事了。 高鲁冀本人并不懂雕塑，但因为他有很好的美术功底，并且熟悉混凝土建造技术，所以被指认为清华大学毛泽东像建造工程的总负责人。 因为水泥便宜，他选择水泥作为塑像材质。浇筑完以后，水泥表面有一层泥浆皮需要用斧子轻轻地剁去，雕塑术语称这道工序叫"剁斧"。 很多不搞雕塑的老师，也乐于到毛像上剁几斧过过瘾。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政治投机，而是源于真正的对毛泽东的敬仰，每一个参与雕塑的人，都由衷地感到一种特殊时期的自豪，并为此快乐不已。 "当时，雕塑家张松鹤在原单位里是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跑到清华大学塑毛像后，造反派就不敢再动他了。"成文军告诉记者："这也是后来很多艺术家热衷于塑毛像的原因。" 有资料显示，在1966年冬至1967年夏，张松鹤借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山东师范学院、湖南大学等院校塑造巨型毛主席像。在1977年，他还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汉白玉座像雕塑工作，并因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不过事情都有两面性，为毛泽东塑像也蕴含着政治风险。广州美术学院的雕塑家潘鹤，当时为了把毛像搬到室内去，就把塑像从中间切开。于是被人指责将"毛主席拦腰切断"，"结果成为了广州美院第一个被打倒的老师。"成文军告诉记者。 雕塑家叶庆文在为浙江大学塑毛像时也曾受到责难。因为塑像有13米高，要将塑像的头部分开制作。当时的浙大学生就质问："毛主席的头像怎么可以倒过来装？" 叶庆文反问他们："我请了部队30多个战士帮我堆泥，用锤子一锤锤拍出来的，难道他们也是'反革命'？"最后学生们放过了他。 而负责为清华大学做设计稿的雕塑家宋泊，因为担心政治风险格外警惕，直接"淡化"了设计的工作，转而到北京雕塑玉器厂选择了现成的设计稿。 第一尊毛像应该修多高，当时也没有参照。对于文革时期的雕塑者来说，这也是一道难解的谜题。一天，高鲁冀正在现场拿着长木杆，目测拟定的合理高度时，梁思成先生恰好经过。于是高鲁冀就拉住梁先生，希望他提出一个高度的建议。 梁思成的当时反应是，"神情一惊，抬头看看木杆，之后平静地说了一句话：宁高毋低！"对这句话，高鲁冀印象特别深，因为"宁高毋低"在建筑学上说不通，他怀疑梁先生刚刚被批斗完。 一直到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建立起来后，毛像的高度才有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标准。当时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新复旦师"独创了一套"三数模式"：像高7.1米，底座5.16米，分别纪念中国共产党在7月1日诞生和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而7.1加上5.16，正好是12.26，又是毛泽东的诞生日。 到后来，毛像一律按这个高度建。不过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是背手像，这一姿态在力学原理上的"偷工减料"，也一直被同城的同济大学落下口实。 同济大学的一个优势是有工民建专业。在结构上兼顾了悬挑、抗震、美观、线条流畅等等问题，最终建造了"毛泽东挥手向前进"的塑像形象。 当时中国很多地方为了造毛像，都跑到大学去取经。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特地抽出专门人手，负责把雕塑过程编成一套施工技术小册子，以供来访者索取。 建筑系还专门成立了塑像模具翻制小组，批量制作模具以应需求，有的地方干脆开汽车来到学校，请清华大学翻模好再用汽车拉回去制成成品。 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带着模具去各处制作毛泽东塑像，通常四个人用一周的时间便可在预制好的基座上翻制出一尊5米至7米高的水泥塑像。此项业务，工厂收取费用在2000元至3000元。 "按现在的行情，一位著名雕塑家创作的的毛泽东塑像，可以卖到近100万元人民币。"成文军告诉记者："而在当时，连艺术家都不敢提，都叫'美术工作者'，创作更是不计稿酬、不讲版权。" 尽管如此，能塑毛像，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已经足够幸福。"这项工作让大家内心获得了一种力量，工作着，总不至于挨批斗了。"高鲁冀感叹道，"（造毛像）总是建设，不是破坏吧"。 塑像的沉浮 文革中，全国一共塑了多少座毛像，没有人能统计清楚。 在毛泽东威严的注视下，很多"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曾跪在塑像前请罪，汇报他们最近的"破坏活动"。而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对于毛像的感情更是复杂。 著名学者贾植芳生前曾是复旦大学教授，在"文革"期间，他每次回家时，都要绕开毛泽东像而行。"因为我发现他一只手背在身后，手上拿着一顶帽子。在你走到他跟前，趁你一不留神，呼地一下，把帽子戴到你的头上。"贾植芳打趣说："我戴了一顶够了，不能再戴一顶了。" 一直到1978年，贾植芳才正式被摘掉了"反革命"帽子。而在更早的1977年，高校恢复了招生，这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也是"文革"后教育重建的起点。 而更让贾植芳意料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让他一直提心吊胆的毛泽东塑像，居然也会面临被拆走的命运。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引起轰动效应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在此之后，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拆像运动。 不过人们由于心中的情感原因，这场拆像运动，受到了很多学校的抵制。复旦大学校园中的毛塑像至今犹在，而在地处内陆的山西大学更是先后三次向省里打报告要求不拆。 北京市也有七所高校对拆除令予以抵制，包括首建毛主席塑像的清华大学。因为师生的强烈反对，清华大学毛泽东像的拆除工作一直到1987年才完成。 "（拆除的过程）大部分师生都不清楚，但是肯定是经过精心的部署和组织，"清华大学教授陈弘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很小的范围内组织了人手，在夜里（把塑像）取下来迅速运走了。" 那时已是1987年的夏天。8月26日，校方先在清华主楼大厅挂起了直径2米的圆形毛泽东青铜浮塑像，3天后，曾轰动一时的第一座毛泽东塑像一夜间消失了。 毛像拆掉之后，在1990年1月31日，26个清华大学校友会发出了一份《关于赞助重建二校门的倡议》。现在新的"清华园"二校门，就竖立在万泉河的一条支渠前面，两岸树木成荫，不时有人在这里合影留念。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段历史。 清华大学校友、学者翟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说："老'二校门'、毛泽东塑像再到新'二校门'，把清华和清华人分成了三个时代。" 当然也有一些侥幸被保留下来的毛像，比如安徽医科大学的毛像。学校曾四处联系工程队进行拆除工作。有的提出爆破，但当时安徽省内没有掌握定时爆破技术的单位，硬炸又恐危及塑像不远处的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也有提出搭脚手架，一锤锤敲掉，但由于当年造得很牢，实在不容易拆除，联系多家工程队没有愿意干的；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工程队，开价要1500元，学校感到价格太高，此事一拖就放下来了。 最终，该塑像阴差阳错成为安徽境内高校唯一保留的毛像。 到现在，北京还有7座高校保留了"文革"期间建立的毛泽东塑像，在上海尚有6处保留了"文革"中建造的毛泽东塑像，其中5处是在高校，而广州的毛像已经全部拆除。 随着毛像一同拆除的，还有老一套的办学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开始合并，重新恢复和组建一批新的综合性大学，把几个不同类型的学校合并到一块。这是对文革前苏联模式的反拨。 "通才教育"的理念和改革实践也是19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另外，还有一个重大改变就是"大学扩招"。教育机会的扩大使更多年轻人得以享受高等教育，但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滑坡"的抱怨也随之而来。 现在，在那些留存有毛像的高校里，来来去去已经迎接了好几代学生。最初的时候，学生连靠在毛像下晒太阳都不敢；而在1980年代，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试图用绳索套住塑像，偷偷将其拉倒；到了现在，毛像就像一棵树或者一块石头，丝毫不引人注目。 "这个毛泽东塑像从我们进校就有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 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薛卉告诉记者，"我不希望学校立类似于毛或者是孙中山这样的领袖像，学校现在的詹天佑、茅以升像我就觉得很好。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杰出校友，他们的经历已经成了学校的一部分，他们代表了学校的精神。" 而中国传媒大学的吕璔认为，高校要学术氛围不是强权政治，毛代表的革命的东西总是觉得跟大学希望追求的自由之思想之类的格格不入。 红色的价值和非议 近年，有关毛塑像的红色回忆又滥觞开来，这其实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时恰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从那个时候起，新的毛泽东塑像又相继在全国各地出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93年在韶山毛泽东故居旁的广场上，竖立起一尊由雕塑家刘开渠和程允贤共同创作的毛泽东铜像。 往后每年毛泽东的诞辰日，都会有数以万计来自各地的人围在塑像下齐唱《东方红》。随着红色旅游升温，"瞻仰毛泽东故居"也成为很多游客的出行首选。 从2006年至2011年，湖南省政府与国家旅游局连续六年联合主办了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成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旅游节庆品牌，也同时支持湘潭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红色旅游研究基地。 也正是在这期间，湘潭大学和橘子洲，先后树立起了新的毛泽东塑像。同样的人物，类似的姿态，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却含有相异的诉求。如果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是推翻"封资修"的象征，而现在，毛像更多地成为地方红色旅游经济发展的图腾。 而红色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在近年来的重庆，"唱红"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就像企业发展需要企业文化、发展理念一样，红色就是重庆的企业文化。"成文军告诉记者。 2008年，重庆医科大学宣布建成了中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泽东塑像。耗资上百万元，采用了最新的技术，用上300吨级的吊车，才将这尊总高达37.4米、重达46吨的庞然大物，固定在基座上。这座挥动着右臂的毛泽东塑像十分突出。晴天的话，十几里外都能看到。 不过，就和"唱红"的社会组织形态本身所带给人们错位之感一样，这尊毛像从揭幕之日起，就留下了"根本不像"的口碑。重庆医科大学随后把毛泽东塑像面部遮挡起来，请人进行重新雕塑和细修。 全国城雕委艺术委员会主任曹春生有次与成文军讨论起这尊塑像，他说："中国建那么大的塑像，我们城雕委一点都不知道，对已故的领导人的形象，立项的时候，一定要上报到中央去，涉及到雕塑这一块，中央批准了，还要报到全国城雕委，由专家来评审。" "现在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简直是胡闹。"这是曹春生的原话。 比是否像毛泽东争议更大的，是这尊改革开放30年后出现的毛泽东塑像背后所引发的政治和文化象征的争议：作为一所医学院校，该不该再建毛泽东塑像？ 重庆医科大学宣传部负责人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设毛泽东塑像是几十年来各大高校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塑像已成一种红色资源，在教书育人上都能给人鼓舞和信心，能够激起学子们对民族精英的敬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而重庆医科大学的学生，却经常拿毛像来吐槽。营养学专业学生林扬告诉记者："这么多钱不如给我们安空调，改善下生活条件。我们的图书馆、游泳池这些基础设施都没建好，连教室都没有空调，还去建毛像，感觉有些打肿脸充胖子，钱没用在点子上。" "学校里也有一些小的塑像，有李时珍、孙思邈、扁鹊、白求恩这些，在毛像附近那个湖边，都是比较小的半身人像。"临床医学专业的柳涵告诉记者："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是为了悬壶济世，建毛像还不如建希波克拉底或者华佗的雕塑。建个毛像感觉太别扭了，跟我们学校定位不太符。" 现在，毛泽东塑像也许只有在同济大学，算是激发了一点点学生在建筑上的自豪感—"没有理工科的学校主席不敢挥手，工科不好的学校主席大拇指不敢分开，"同济学生阿青在论坛上写道："要注意到我们的毛主席像不但右手举起、拇指分开，而且每个食指和小指也都是稍有翘起的！强啊！同济！" 成文军对于毛像意义解读，更加让人哭笑不得："实际上他（毛泽东）的形象甚至比从前更紧密地伴随着我们，你只要从衣袋里拿出钞票，你就能看到他。"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重庆医科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姓名为化名） |
| Posted: 10 Jul 2012 11:07 AM PDT 记者_沈玎 实习记者_唐爱琳、王皞 北京、上海报道 西北政法大学曾经有一个雕塑位于图书馆前，其设计据说是受到了国外法学院校园雕塑的启发——下面是一本宪法的书，上面是一个地球。 不过在随后的传播中，这张雕塑的照片因为学生取的恶搞名字"宪法顶个球"而成为笑柄。 而在同为政法类名校的华东政法大学的新校区，有一尊亚里士多德像，向前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而在他旁边，还有一座柏拉图像，举起了自己右手的一个手指。 于是在华政的学生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解读："左边那个意思是5千，右边那个是1万，意指华政新校区建立之初，学费要1万，过了几年之后，降价到5千。两个合在一起看，就是没有一万，别进来。" 当然，在不少雕塑被奚落得"体无完肤"的同时，也有很多雕塑获得了学生的赞誉。可以确定的是，如今要在大学中造一座雕像，除了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审批之外，也要面对一代代人的审美考验。 立像的机制 在北京大学，老校长胡适唯一的痕迹，是在北大图书馆南门入口右墙上的浮雕群像中：他被置于最后一排，只有两个巴掌大。2005年，李敖提出给北京大学捐赠35万元人民币修建胡适像，至今这一愿望尚未达成。 在北大校内塑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雕塑应有一定的历史涵义和指向；第二，捐赠者与接受捐赠者具有特殊身份。为胡适塑像似乎符合了这两个条件，但为何一直未能如愿？北京大学前宣传部部长夏文斌对这一问题含糊地表示："学校领导层觉得（建胡适像）不太合适，比较敏感。" 即便是学校初创者的塑像，也难免遭遇叫停。2003年，时值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为纪念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的创办者湖广总督张之洞，武大决定为他建造塑像。 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张之洞在各地办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了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自强学堂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办的。
施工后不久，不少学生在网上发出了质疑，有人认为张之洞塑像所处地势低洼，易受风雨侵蚀，学生的讨论引起了学校的重视。 校友总会于2005年9月20日发表公开信称："张之洞先生的塑像是由79级经济系的校友捐赠的，所以放在新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大楼附近。但是在具体的布点上确实没有考虑周全，在此也向同学们致歉。" 翌日，雕塑施工叫停，学校决定对选址重新论证。直到半年后，施工才重新确定选址并开工。 2006年，复旦大学成立了由各方面专家、分管校领导、宣传部以及职能部处负责人构成的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专门讨论校园文化建设的相关事宜，校园雕塑是委员会的议题之一。 "与其定个文件，不如定个机制。各种各样的雕塑提案汇总到这里，都会经过一番讨论。"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告诉记者。 就在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哲学学院提交了一份雕塑提案。彼时正值哲学系建系50周年，81级几个系友向院系提出，他们想捐赠一座雕塑——"驴背诗思"，源自唐代郑綮的典故：诗思在霸桥风雪驴背上，此处何以得之？ "他们认为'驴背诗思'意味着做人文学科要有平常心，要静下心来读书做学问，这也代表着人文精神。"哲学学院党总支书记胡华忠同意了这个提案，并上报给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 于是，就在当年12月，由著名雕塑大师袁晓岑先生创作的这件"驴背诗思"开始伫立在复旦大学的地标建筑光华楼前。 与此类似，北京大学也由发展规划部组织建立了校园规划委员会。2002年希腊雅典市将苏格拉底像赠送给北京大学，就通过校园规划委员会来决议。现在，这种类似校园规划委员会的决议方式，已经成为大学雕塑问题的标配。 在校园塑像的一般流程是：校园规划委员会通过之后，再将申请报告、平面配置图、雕塑小样、创作人员资质、土地权属证明等材料，上报给当地城市规划局审批。重大题材的雕塑，还需要文化部门提出意见，按题材的重要性分别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不过这个界限有些模糊，这也是城雕办头疼的问题。北京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化云告诉记者："比方说，要建二十米以上的雕塑，到市里去批就可以了；要建五十米以上的雕塑，那只能到建设部去批。必须规定审批的权限，审批的内容。为重要领导人立像，还要上报到中央去。" 为大师塑像 早在1988年，北京市就颁布《北京城市雕塑管理暂行规定》，对重大题材和重点地区的城市雕塑严格审批。 在这个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比较早地建设了一批学问超卓的学术大师塑像。例如清华大学首先在室外建设了朱自清、闻一多、马约翰、吴晗等，尔后在室内建设了梁思成等人物塑像；北京大学有李大钊、蔡元培，还有西班牙赠送的塞万提斯铜像；北京体育大学有若干座反映获得优秀竞技项目的雕塑；北京交大有茅以升和詹天佑等名人塑像。 在清华大学，有一尊钱绍武先生塑造的闻一多的塑像，闻一多仿佛是在石头上长出来的，坐在那里，手里拿着烟袋锅，微侧的脸庞显得那样的坚定，后面的石墙上刻着他的诗文："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于化云最喜欢的雕像之一。 就在不久前，复旦大学数学与科学学院老师集体提议，申请竖立苏步青老校长塑像。这个动议在文化建设委员会讨论之后，又提交至校党政联席会讨论。 "这牵涉到对人物身份的确定，和雕像神似的问题，"方明说，"任何一个雕塑耗费心思最多的都是背后的创作。一定是对复旦非常了解的人才会提出这个提议。他不仅提出提议，还会参与设计。" 目前，关于苏步青像的决策已经通过。"复旦人的文化不是工厂生产式的文化，成熟一个（雕塑）放一个；讨论的时间永远没有放的时间长，放了不能轻易再动了。"方明说。 而在广东的中山大学，今年3月才揭幕的陈寅恪像，因为制作精良，且彰显了陈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骨，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铜像以陈寅恪1959 年的一张照片为原型，他坐靠藤椅，右手握拐杖，蹙眉凝神，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刚毅和一丝不苟。 铜像的安放地也是特别选址于陈寅恪故居北草坪一隅，据中山大学介绍，一是因为陈先生晚年常坐于此，思考问题；二是将铜像置于草地上，更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铜像的捐赠人曾昭武告诉记者，铜像第一稿浇铸出来，效果不是很理想，销毁了重做；而在做第二稿时，他们请来著名画家韩浪、雕塑家范安琪共同创作，可是整个雕塑最关键的头像部分，几易其稿，却始终得不到陈先生家人的首肯。 于是设计团队改变做法，根据陈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制作了六尊泥塑头像，专程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请当年陈先生的助手和学生胡守为、蔡鸿生两位教授提意见。此后，捐赠者和雕塑家又专程赴成都，就六尊头像再征求陈先生三位女儿意见。 "校园雕塑建设要尊重艺术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好的雕塑不但要找到适合的雕塑艺术家搞好设计，制作加工工艺必须到位，否则就是'雕塑垃圾'。"于化云告诉记者。 那些雷人的雕像 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必定有其审美的主观性，而同时，校园雕塑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又不得不取悦各种挑剔的眼光。 西安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内，就有两尊2011年落成的"雷人"的雕像。雕像的造型分别是希腊神话人物"雅典娜"和中国神话人物"女娲"。 其中"雅典娜"雕塑通体白色，右手持金色法杖，身披西式长袍，但其面部则是一张亚洲女性的脸。两尊雕塑下方的碑文都附带了校方的说明："雅典娜面相采自我院创始董事郭女士，以示郭女士对学院征地建设重大贡献之永久纪念"，而"女娲"的面相则采自创始董事李女士。 雕像的照片被传上网络之后，迅速引来网友的热议。多数网友在评论中认为，这是在亵渎神话人物。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申晓南在看过雕像照片之后，表示："创作手法比较大胆。" "雕塑这种艺术形式是对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忆，是对人物的最高褒奖。人物应该是对学校的建设有着奠基的作用，或者在国际或国内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且应该是盖棺定论的，"于化云告诉记者，"中国人有活着不立像的说法。" 面对外界的批评，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文公办曹主任解释称：这两座雕塑纯粹只是艺术品。"有谁见过女娲或者雅典娜吗？既然是艺术品肯定会有一些创意，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过曹主任坦言，院方在制作雕塑时欠考虑。 在长安大学的北院有一座女性雕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伸展双臂，拥抱未来，就像一道美丽的彩虹，也象征着长安大学的道路桥梁等优势专业。这座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建的雕像，本名叫"青春彩虹"，但也被学生戏称为"拉面女神"。 每一位艺术家其修养和才艺水平不一样，他们对一个主题的理解也不一样。同一个主题，不同的艺术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做出不同的造型。而对造型的解读，更是因人而异。韩国曾经为了推动公共艺术，把雕塑权下放给了企业，结果造成部分雕塑的影响很坏。 在国外，雕塑管理得益于他们在立项开工之前，都由权威的专业委员会进行论证，无记名投票，不通过不能立项。而在我国，尽管项目建设者大多宣称，雕塑在立项之前都曾经过专家论证，但是论证的过程本身也会受到质疑。 "我们必须要有制度的设计，要有作品的遴选、规划、评审，为此建立制度，在这样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社会，很难说某种趣味是对的或者不对的，在不同的趣味之间找到一种博弈，在这个博弈之间找到一个博弈规则来做。" 于化云说。 不过，于化云亦对记者强调："雕塑永远是有争议的作品。" 2007年，西北政法大学决定将本文开头提到的"宪法和球"的雕塑拆除。旅美学者林达对此评论称："不知拆除决定是来自政法学院的法律教授们，还是宣传部门的领导们。如果真是因民众对宪法失去信心而生出嘲笑，就拆了雕塑，十足是鸵鸟策略。"（实习生杨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
| Posted: 09 Jul 2012 02:58 PM PDT 记者_黄修毅 上海、北京报道 时隔二十四年，北京人艺再度献演沪上。这次为六十周年庆生，人艺所携的五部大戏中，曹禺父女的作品就占了两部，除了曹禺的名剧《原野》外，还有曹禺之女万方的新作《关系》。 曹禺身为人艺的首任院长，也是人艺保留剧目的创作源头之一。但在女儿万方看来，《雷雨》、《原野》、《日出》等虽然长演不衰，但都是曹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而成，而其1949年后的作品几被后世遗忘。 曹禺的创作力由盛转衰，业内公认的时间点是1949年后，而这远非那个时代的孤案。与曹禺同辈的作家钱钟书、沈从文，也几乎在同时出现了创作力下滑。 这本身也是时代在曹禺以及其同时代人的创作生涯中留下的印记。万方曾以父亲晚期的心境为原型，在上世纪80年代写成一部两幕剧《谁在敲门》。人艺的前院长于是之和导演夏淳看过本子后，"觉得有意思"，但在曹禺百年诞辰时公演的计划最终没能付诸实施，该剧迄今仍未搬上舞台。 "也许是我们的时代仍未准备好直面这个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万方的身子往沙发里一斜，眼神闪过欲言又止的遗憾。 桎梏 1954年，长达4个多小时的人艺第一版《雷雨》首演，在今天的中国儿艺与观众见面，因为屋子简陋，演出时居然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但观众热情高涨，有的是拿着铺盖卷排队买票。 时值曹禺上任人艺首任院长第三年。曹禺出生于1910年，三十岁之前，就已经写出了《雷雨》、《原野》、《北京人》、《日出》等七部现代汉语的经典剧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掐指算来，统共只有两部半。
一部是 《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了，却只令他徒生疑窦，"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那我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的任务，用意在"歌颂我国的民族团结"。《胆剑篇》则是"集体创作"风行时，曹禺带着于是之、梅阡搞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以落实中央的宣传政策，在"三年困难时期"里鼓动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这些新作在舞台上，均只是昙花一现。曹禺的朋友、画家黄永玉在给他的信里，说得最直言不讳，"我不喜欢你1949年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老朋友巴金也旁敲侧击，"你心里是有宝的，要把它写出来，不要让它就过去了。" 万方在为父亲身后整理遗稿时，才得缘亲见父亲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剧本大纲和对白残篇。它们大多在稿纸上只开了一个头，又一个个夭折了。 外界多把曹禺创作力的一蹶不振，归因于"文革"所造成的精神刺激；而知己如黄永玉，则直指他"为势位所误"。在万方看来，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对。"你想象不到他这么个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斯文人，在1949年解放军进北平的时候，还在游行人群里亲自指挥过锣鼓秧歌队。" 万方曾经担任过《日出》电视脚本改编，进而分析，"从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日出》里，你就可以看出他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是真切地希望这个正在堕落的旧社会被彻底地摧毁。抗战期间与周恩来在重庆的见面，似乎让他改变了不少。他真心体认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某个更大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枯竭 万方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剧作是2010年的《另一种毒药》，并一举摘得了"2012现代戏剧谷最佳编剧奖"。此时她已年近六十，积累了好几部小说和影视剧的写作经验。而她的第一部剧作，其实是二十多年前写作的《谁在敲门》。 该剧的主角正是从父亲曹禺身上幻化而来的。剧中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突然消失，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不想"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按在了他的身体上。 "这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位置的切身感受。"万方说。在晚年曹禺身边，目睹了他靠安眠药麻醉自己，消磨内心的痛苦。 有一次清早醒来，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因为夜里在药物的致幻作用下，他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睡在隔壁房里的万方，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发出的一连串声嘶力竭的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 可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地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现实主义 在1949年后的创作中，曹禺笔下的剧中人不再有善恶互搏的复杂度，而把"是""好"挂在嘴边，变得"高大全"起来。 "这就是奉命文学，写命题作文儿呢！"在万方看来，父亲对人的认识向来是比较悲观的，对女人则是充满了极深的同情，哪怕是《日出》里的妓女翠喜。"但这种最根本的看法，和社会的要求是不符的"。 曹禺在1980年代谈及这些晚期创作时，反省道"尽管当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硬着头皮写的，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回顾早年的创作，写《雷雨》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要达到一个什么戏剧效果"。 "文革"期间，上面要求修改《雷雨》，他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加强了鲁大海这个角色，以突出他身上的"阶级性"。而曹禺在年轻时曾试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拿起书只翻了头一两页，就放下了。 创作的身心受到束缚，家门口则被张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污名，曹禺怀疑自己"是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他甚至向万方的母亲方端要求，"你帮我死了吧！你用电电死我吧！" 他在回忆中念及，宁愿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及至曹禺的晚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在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北京医院，提出想要重排《雷雨》。这个年轻人有个大胆的设想，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我爸爸一听，马上说'好呀'。我当时在场，想这多少实现了他未了却的夙愿，有种自我否定的快感。" 今年的人艺六十周年的座谈会上，"现实主义"之争被重新提起。只是当今所谓"现实主义"的界定，已经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泛化到从舞台的空间设置、演员训练到台口的方向等一套约定俗成的表演体系。而传统的"郭老曹"剧作演出形式，被公推为"现实主义"的典范。 万方自陈个人的戏剧审美其实也经历着变化。最初认为像父亲的那套"现实主义"最牛，原汁原味儿就是最好的。到2010年看了李六乙在香港排演的《北京人》，慢慢开始接受更多后设话剧意味的处理手法。当时整个舞台设计都是倾斜的，布景用的纸片剪影，鬼气森森中隐含着巨大的象征，让这出四十年代的创作崭露出新意。 "我想我父亲要是还在的话，他会愿意尝试这些新东西的。" 万方说，当年父亲和童道明一起出国考察，进入到一个黑匣子，父亲立时意识到，"这是个搞戏剧的好地方"。而高行健他们的《绝对信号》刚推出时，"很多人反对，我爸就说好"。作为一个纯粹艺术型人格的人，他对于新的表现手法有着天然的敏锐。 父女"同台"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时，会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万方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说，"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1994年，也就是在曹禺故世前两年，人艺重又上演《雷雨》，曹禺还想挣扎着从病榻上起来看戏。万方在医院、剧场两头跑，回来把《雷雨》重演的情况讲给父亲听，"老人家不住地问，'你觉得怎么样？能看得下去吗？观众都还坐得住吗？'" "他最爱听的就是普通观众嘴里的话，像'这有意思''真来劲'！可时至今日，戏剧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国家剧院基本就剩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和上海话剧中心三家，当年向话剧施压的是政治的手，现在则是另一只市场的手。" 万方和父亲一样，还是习惯坐在观众中间，检验自己戏剧的反响。最近一部感情伦理剧《关系》在北京上演时，她听到观众席上的阿姨们窃窃私语，体谅起两次出轨的男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她颇为得意。 卸下了种种政治目的和市场指标的考量，万方和刘恒、邹静之干脆成立了一个"龙马社"，排演合自己口味的戏。它们和国家话剧院的合作，以免场租、票房五五分成的方式，可以更灵活地在出资方和观众间周旋。"龙马社"上演的《操场》、《我爱桃花》等剧，都演过了一百多场，也成了此次人艺访沪的重头戏。 父女的剧作同台上演，多少弥补了万方心中父亲的创作遗憾。从1981年到1983年间，父亲从上海写来的信，几乎都说到写作的问题，它们也成了曹禺晚期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不时重温父亲晚年的文字，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居住的铁狮子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父亲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她和同学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就能看见爸爸光着膀子，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写作。炎热的夏天，书桌上的一个脸盆里盛着一大块冰。 |
| Posted: 09 Jul 2012 11:56 AM PDT 记者_洪鹄 北京报道 曹禺是人艺的首任院长，而人艺是新中国第一个排演其作品《雷雨》的剧院，六十年来，已经上演三个版本。 风雨六十年。《雷雨》被无数次搬上舞台，并且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不久、"文革"、上世纪90年代至今等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而在每一个时代语境下，《雷雨》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在其人物设置、内容编排上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时代性。它们见证了新中国以来的不同历史情境，也见证了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人艺剧院。 阶级斗争为纲2007年"话剧百年"的时候，北京人艺《雷雨》的演出场次就超过了500场，和《茶馆》并列，是人艺历史上演出最多、最受欢迎的戏。有一个流传的说法，在曹禺的四大戏目里，《原野》是"散摊子戏"，挑演员，观众不买账，却是剧团撑不下去要解散时最爱拿来过戏瘾的。《雷雨》则相反，人少、景简单，票是最最好卖，闹危机的剧团只要还有心撑下去，来几场《雷雨》，准保起死回生。 1933年《雷雨》完成，其时曹禺只有23岁，横空出世惊为天人。这出在极其有限的时空中爆发的家庭悲剧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凡是俯身临照之人没有一个不被吸进去。包括曹禺自己后来也在创作谈中说，《雷雨》不像是他的作品，它是个诱惑，是他"蛮性的遗留"，那支推动剧情发展的笔仿佛不在他手里，而是"神明、命运或源于某种显明的力量"—令他一个凡人承担了如此严重的使命。 夏淳即是最早被《雷雨》的"黑洞"吸收进去的一个。1934年，他还是16岁的公子哥，在北平的中学里第一次读到 《雷雨》，从此心里就"丢不掉也放不下了"。之后中国旅行剧团排《雷雨》，他像现在的中学生粉丝一样，跟到天津去看，"害上了《雷雨》 的相思病"，也因此而走上了话剧的道路。
1952年，夏淳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进入刚成立的北京人艺做导演，和焦菊隐、欧阳山尊、梅阡三位齐名，并称为人艺的"四大导演"。人艺最初立身扬名的大戏是焦菊隐的《虎符》，交给夏淳的，则正是他最爱的《雷雨》。但接到《雷雨》的夏淳却战战兢兢，在"新戏"备受推崇的当时，压抑苦闷纠缠于家族矛盾的《雷雨》显然不合时宜。 1954版的《雷雨》最终决定在阶级斗争上做文章。饰演周朴园的郑榕，饰演鲁妈的朱琳，夏淳告诉他们："《雷雨》是一部鲜明地刻画以鲁大海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以周朴园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剧本，阶级斗争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剧中的每一个人物。"为了让这条或隐或现的线索更加明显，必须在"鲁大海的反抗性、不妥协性和思想进步性上做文章"。包括曹禺自己也对原先的《雷雨》产生了动摇，为了加强鲁妈和周朴园的斗争，曹禺在剧本里亲手添加了"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等直白强硬的台词。《雷雨》的结局也被大力修改：周萍按照阶级本性，不可能自杀了；周冲作为资产阶级的开明子弟，也不必触电了；四凤是受侮辱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女儿，更不能去寻死了。 但《雷雨》原作中仍有一些细节让夏淳和演员们茫然。比如周朴园对鲁妈说："人生当中初恋是很难使人遗忘的"，这句话由周朴园说出来，到底是不是伪善？郑榕请教曹禺，后者也说不清楚。为了体验这种情感，郑榕设计了一个实验，有一次人艺去天津演出，他特地让人给中学时期互有好感的女同学送了张戏票，结果女同学和爱人一起来了，郑榕躲在角落里看着对方，觉得完全不能辨认，和过去的印象判若两人，这件事肯定了他对周朴园感情的判断：鲁侍萍对周朴园来说，已经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了。就算他们年轻时相爱过，但当周朴园发现鲁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只想着如何赶快把她送出大门。 即使这样的处理，在当时仍然遭到了一些非议，郑榕听到有观众议论"看不出谁是罪人"就觉得如坐针毡，生怕自己的表现太过温情，"忽略了人物的阶级本质"。"文革"前 《雷雨》 的最后演出是在1962年，演员们此时基本上只顾着表现阶级斗争，别的方面都不管了。周朴园对鲁侍萍说"谁指使你来的？"—要怒目相对，似要追出其幕后的指使人，"我看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吧"要面孔冰冷，唯恐与对方不能一刀两断。 社会问题说第一版的《雷雨》从1962年停演至1979年再度上演，无论夏淳还是郑榕，都试图摆脱早年被左倾思想控制的刻板表演。1997年曹禺去世，郑榕曾写了一篇名为《一份未完成的答卷》的怀念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于没能真实地演出周朴园这个人物的巨大遗憾。"我是到最后才找到了周朴园的哲理：你死我葬，你生我养，这种道德观在周朴园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人之常情，并无虚伪可言。可惜我已进入迟暮之年，这份答卷怕难以在舞台上完成了，请先生鉴谅吧。" 在北京人艺的三代《雷雨》中，现年72岁的顾威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1956年他是夏淳第一版《雷雨》看台上激动不已的观众里的一员，之后考中戏、进入人艺，"一路如同听着曹禺的神召走来"。1989年，夏淳问49岁的顾威，"我想排一个新版的《雷雨》，你来演周朴园行不行？" 从"阶级斗争论"到"社会问题说"，第二版的《雷雨》中，顾威在夏淳的指导下塑造了一个大不相同的周朴园。夏淳认为，周朴园是当年少有的留德学生，"他带回了资本主义上升期里的一些新气象，因此他就不可能只是个土财主，他的封建性是隐藏在骨子里的。" 另一个亟待纠正的问题是，周朴园对鲁妈的感情到底是不是伪善。夏淳推翻了之前的观点，认为周朴园是真诚的，甚至包括他对繁漪的感情，只不过他坚持以自认为最佳的方式来爱繁漪，而正是这点让后者无法忍受。第二版《雷雨》的结论是：周朴园并非整场悲剧的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那张谁也无法突破的社会黑网。 顾威饰演了一个或许是史上最富有同情心的周朴园。"我有时候担心我是不是演得太人性化了？"他自言自语。见到鲁侍萍的时候，他说，"今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他处理成了叹息般的，而非命令，"少点麻烦吧，都过点轻松日子吧"的意思。而曾被郑榕表演得横眉竖目地和鲁大海说话的场景，顾威演的周朴园，由于已知道了自己的父亲身份，语态里竟有长辈的怜惜在。 夏淳1996年逝世，人艺的戏他还排过《名优之死》、《带枪的人》，但纠缠最深的无疑只得一部《雷雨》。从前的日色走得慢，马、车、邮都慢，一生就排一部戏，慢慢琢磨。说起老一辈的专注，顾威叹气。顺理成章地，他接手了《雷雨》的导演工作，"但人、景、戏都没变"，所以他只肯署名为"复排导演"。到了2004年，他从周朴园的角色上让位给更年轻的杨立新，第三版《雷雨》由此诞生，顾威依旧谦卑，署名为：重排导演。 人性的挣扎杨立新是自告奋勇演周朴园的。一开始他给顾威的感觉并不对，"在不怒自威和不容置疑方面，总是差了点。"但顾威也警惕自己，不能以自己当演员的体悟来要求杨立新，演员和演员是不同的，他必须接受包括杨立新对周朴园不同于他自己的理解。新版的立意从夏淳第二次明确下的"社会问题说"进化为"人性的挣扎与呼号"，顾威说这是他数次重读曹禺的《雷雨》手记的结论。拨乱反正的问题还包括：确立了繁漪而非周朴园是第一主角，因为她才是所有矛盾的推动者，以及繁漪在魅惑和绝望的外表下终究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我们之前的表演中繁漪很容易被演得阴鸷，这绝非曹禺的本意。" 第二版和第三版的繁漪由同一个演员龚丽君饰演，当年夏淳挑中她和顾威配戏时她只有24岁。此前有五位女演员扮演过繁漪，"无一例外演得阴鸷"，顾威认为龚丽君是第一个演出了繁漪身上爱的能量—否则她也不会成为曹禺偏爱的、那个"最雷雨"的角色。 "我接角色时从来不会被吓着。"杨立新说，他的斯文形象让他常常会接到知识分子类的角色，但这毫不妨碍他对演绎周朴园的野心。"钱绍武塑邓小平像的时候，做到最后还剩一双眼睛，走了，去把《邓小平文选》读了一遍，才回来把这双眼睛塑出来。"他的办法也是读书，读盛宣怀传，张謇传，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黄金十年，"这是周朴园身后看不见的时代背景。" 对杨立新的表演，顾威的评价是"基本满意"。但他自信这一版的《雷雨》是人艺有史以来最接近原意的，"包括万方，包括曹禺的研究者都这么认为。"他对时下人艺的一些创新形式不以为然，"现在所谓的创新，我很不服气，换一个景，使用个什么声光电，搞这些东西难么？往原著精神上靠，当然要比那个费劲多了。这是要下死工夫深工夫的事。" 杨立新今年55岁，饰演繁漪的龚丽君今年47岁，顾威的一个忧心是，等这一辈退了，下面接班的周朴园、繁漪还真找不到；等这一辈退了，人艺的危机就真的来了。"从前的人艺是戏比天大，现在我看是腕儿比天大，"顾威说，"让他们回到话剧舞台的排练场上来，像是对剧院的恩赐。" |
| Posted: 09 Jul 2012 11:51 AM PDT 记者_洪鹄 实习生 蒲思恒 王岚清 到2012年6月12日这一天，北京人艺整整走过了一个甲子。人艺的元老还剩下多少？85岁的蓝天野掰着指头向记者数："话剧皇后"叶子，101岁，还在；老院长于是之，还在；郑榕、苏民、朱琳、田冲、童超……还在；数到黄宗洛，老爷子好像突然被提醒，"不在了。" 蓝天野最初的兴趣是画画。他原本在北平艺专油画系念书，直到被姐姐"招"进了地下党，"党需要我们宣传演戏，就演戏。"人生从此变了轨迹。内战时，他和苏民、童超都是国民党演剧二队的，郑榕、刁光覃等人是十队，由周恩来、田汉领导，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1949年后一并编入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这就是北京人艺的前身。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艺成立。曹禺任第一任院长，也是唯一的终身院长。常务副院长赵起扬从歌剧院调来，另外两位副院长是焦菊隐和欧阳山尊。来人艺前，焦菊隐是北师大的外文系主任，人人都知道他是从国外学戏剧归来，才气和脾气一样冲天。由于脾气大，一度非常落魄，没人找他排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底要办成一所怎样的剧院？曹禺、焦菊隐、赵起扬和欧阳山尊—后来被称为"人艺四巨头"的几个人，在香山聊了七天，最终确立了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榜样，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焦菊隐提出的"舞台上要一片生活"得到了认可，演员要体验生活被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人艺创办之初排的不是《龙须沟》、《春华秋实》，是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四小戏"，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紧跟政治指挥棒。 焦菊隐任人艺的总导演，实际上担当了"艺术总监"的角色，他希望一切以"艺"为核心，但人艺显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曹禺 《明朗的天》写知识分子改造，老舍的《春华秋实》写的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剧都是配合一时一事的政策，排了演了，可是哪里传得下来。"蓝天野说。
例外也有。《茶馆》 最初名为 《人同此心》，配合的是当年全国第一次宪法颁布。整个戏听下来平平，但焦菊隐感到其中有一幕茶馆的戏精彩至极，便建议老舍能不能把这段放大成一幕大戏，用一间茶馆反映中国几十年的变化。这个意见也让老舍十分兴奋，茶馆里的人物他太熟了，"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看相批八字"，三个月后，他交出了《茶馆》。 1958年3月 《茶馆》 首演，当时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全国大跃进时期。这个戏没演几场便被撤下来，理由是和当时的时代气氛太不搭调，取而代之的是《烈火红心》、《红旗飘飘》、《巴山红浪》等一批"跃进戏"。9月周恩来到人艺来看《红旗飘飘》，上台和于是之握手时突然问，《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不敢回答，周恩来忙说，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 1963年 《茶馆》复演，连演53场场场爆满，报纸上一点宣传都没敢出现。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这一版《茶馆》加入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情节，并让常四爷在第三幕结尾时为示威的学生端茶倒水，以表明戏中有一条"红线"。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却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龙须沟》、《茶馆》都是焦菊隐的代表作。焦菊隐提倡"一戏一格"，其中最别具一格的尝试就是《蔡文姬》。早在排郭沫若的《虎符》时，焦菊隐便提出了在话剧表演中加入中国传统戏剧元素，他的口号是"矫枉必须过正"，不但组织演员没日没夜地看戏曲演出，还把专家请到剧院来，跑圆场、做云手，一一学起。当时人艺为此炸开了锅，最后党委书记赵起扬不得不亲自坐在台下督阵，以防演员罢演。事实上，焦菊隐的想法是"吸取戏曲形式，最后忘掉形式"。 人艺有句话叫"戏比天大"。蓝天野说，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腕儿的概念，只道是谁经验更多、演技更好，不像京剧，老生是老生青衣是青衣龙套是龙套。"在人艺，我们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舒绣文也演群众，刁光覃也演群众，都高兴着呢。而且越是演群众越想看看这次能演出什么花样来。"刚刚去世的黄宗洛就是跑了一辈子"龙套"，他曾扬言要演齐100个小角色。黄宗洛最让人难忘的形象是《茶馆》里的松二爷，为了演这个角色他曾经走火入魔，不仅学了旗人的生活习俗，还在腰带上挂了13件旗人喜欢的烟荷包、鼻烟壶等挂件，蓄须留指甲，苦练兰花指，天天在隆福寺、地安门一带遛鸟泡茶馆，最后甚至被茶客们当成了满清遗老。 北京人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人艺副院长、导演任鸣对答如流："一是人艺精神，就是戏比天大，艺术至上。另一个是人艺风格，包括了民族性、人民性以及现实主义。"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民族性，就是焦菊隐从《龙须沟》到《蔡文姬》开创的传统，即中国气质。而人民性则是讲为大众服务：人艺不是商业剧院，不是先锋剧院，它的使命是排更多老百姓爱看的艺术戏剧。最后一个现实主义在人艺风格中被提到的最多，任鸣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排斥现代、后现代那些"花招"，但现实主义无疑是人艺的立身之本。但在人艺的"逆子"、导演林兆华看来，传统恰恰是不能守的，"得发展才行"。"好的东西你继承不就完了，但你总拿传统来打压当代人，这就不对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林兆华就因导演高行健的剧本《绝对信号》引起轰动，这部戏被视为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先锋之作。但这个实验的传统在人艺并没有能继续下去。 |
| Posted: 09 Jul 2012 11:28 AM PDT 文_Hannah Beech 译_林意欣 拂晓刚至，大大小小的鸡蛋掷到苹果专卖店的落地窗上。这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广场，全落地玻璃装饰的苹果旗舰店异常显眼。1月的北京非常冷，数百人拥挤在店外，在寒冬等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然而，他们并不是新发布的iPhone 4S手机的狂热买家，也不是来示威抗议苹果代工厂的恶劣用工环境的。他们只是为了15美元报酬而来的民工。他们将买到的iPhone手机转手交给黄牛，黄牛随后便能以高价转卖这些手机以获利润。（苹果规定了每个消费者每天只能购买2台iPhone。）随着晨曦照亮天空，人群变得狂躁。很多人又累又冷，极需现金来维持在这个大城市生存，至少早饭能买个包子。一些人开始与保安发生冲突。最后，一名苹果的员工走出专卖店向人群宣布，由于担心更多冲突的发生，专卖店暂不开放。于是一时间，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述，拳头与鸡蛋横飞的一幕。"他们（苹果）取消营业，我很生气。"一个粗脖子、剃平头的黄牛说，他已经在苹果专卖店前徘徊了24小时，雇了约200个民工排队，"这让我怎么赚钱？" 黄牛亏本，苹果却大获全胜。在4月发布的最近一季度报告显示，苹果的收入叹为观止，高达39.2亿美元。这个新纪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一年里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iPhone的销售额增长了5倍。（相反，与前一季度相比，1月到3月之间iPhone在美国的销售有所下滑。）大中华地区的收益，同比增长3倍，达7.9亿美元，约占苹果全球销售额的20%，这个数字在2009年还仅为2%。三年前，谁也料不到中国市场竟能迅速超越美国这个消费苹果的大本营。投行瑞士信贷估计，到2015年，仅仅在中国就能带来约300亿美元的销售额。"在中国，苹果的爱好者有着一种近乎对宗教的热情"，上海艾瑞市场咨询集团的分析师孙崇辉说："这一现象很难理性分析。"在今年4月，中国媒体先后报道了一个震惊的新闻，华东一个10多岁的少年以大约3500美元的代价卖掉自己的肾，而目的仅仅是为了买一台iPad和一台iPhone。
苹果代表了最杰出的美国大公司——创新驱动、引领潮流、精准宣传。苹果的成功还与中国有着深厚而复杂的关系，在中国苹果完成了其大部分配件的装配工作。苹果本身不拥有任何工厂，取而代之的是，它通过订单整合了一个大型的供应链，而在这个供应链中的中国公司，因为劳资纠纷而频繁成为近几个月来的新闻头条。 但供应问题只是苹果故事中的一部分。与苹果的蒸蒸日上相比，其他西方科技公司正在中国本土市场竞争、政府限制等不利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但在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苹果的产品俨然是一个终极精神图腾。"对于真正了解中国的企业，现在黄金遍地，而我们也正在尽一切努力读懂中国，" 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4月的一个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中国季。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 苹果与中国的关系，既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天赐良机，又代表了最棘手的难题。美国的技术巨头必须决定多大程度上自我调整以适应另一个国家。在中国，苹果是该代表西方精英企业，还是效仿中国公司不太规范的运作方式？从中国的角度看，随着民粹主义的日益严重，政府能在多长时间内慷慨地允许像苹果这样的外企去获利？夹在中间的是13亿中国人民，他们的辛劳与对奢侈品的品位将决定世界市场的未来走向。 美国偶像 在中国，"苹果教"正在蓬勃发展。iPhone 4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苹果产品，它不仅是一个很酷的手机，更是成功的象征。"在中国，苹果产品与其说是拿来用的，还不如说是满足虚荣心的。"兰亭集势的执行总裁郭去疾说："在中国赚钱太容易，富人极度缺乏安全感，他们想要一个简单的象征来证明自己成功了。"蒂姆·库克也在4月提到，苹果的潜在客户每天都在增加，"中国有大量人口在步入高收入群体"。 目前为止，苹果在中国的高增长已经成为"不劳而获"的典范。在大中华区，苹果公司只有6家直营店，其中4家是苹果在世界范围最赚钱的。在美国，即使有随处可见的广告牌和营销活动，都未能像在中国一样成功。iPhone在美国销售两年后，才在2009年引入中国。今年3月发布的新iPad，依然未在中国内地销售——即使它是在中国成都生产，那里有苹果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的主生产基地。截至去年，苹果的在线应用商店依然不支持人民币进行支付。苹果也尚未与号称有6.72亿用户的世界最大的手机运营商"中国移动"签署全面的iPhone支持协议。 一些西方公司尝试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来增加市场份额，然而苹果在中国卖的是其产品独特的吸引力，强调无尽的个性化——下载程序、拍照、使手机成为你自身的延续——显然，这个办法奏效了。 "中国人买苹果，是因为它象征着西方个性化生活。"习阳是一名29岁的北京果粉，拥有2台苹果笔记本，7台不同的iPod，还有1部iPhone和iPad，"中国人太多，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 苹果也开始意识到本土化的威力。与苹果一样备受欢迎的手机品牌——三星，其廉价的智能手机在中国获得了更佳的销量。模仿苹果风格的一些山寨机也获得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这很大程度上是价格的因素引起的。在中国，城市人均年收入低于3500美元，中国大众购买iPhone比起美国人的负担更重，因此iPhone往往被视为奢侈品。为了增加竞争力，弥补价格上的劣势，苹果终于在6月中旬公布了一些讨好中国消费者的特定功能。更新后的软件使iPhone在中国的网络中更容易使用，包括新浪微博、视频网站优库、搜索引擎百度。今秋，苹果的人工智能软件Siri将开始提供普通话及粤语服务。未来，苹果将在中国开设两家或更多的直营店。 这些苹果商店将会面临来自非授权店的激烈竞争压力，后者遍布各地并以比官方高50%的价格销售苹果产品。假冒的苹果商店模仿官方专卖店的设计细节，从巨大、注目的苹果标志到简约的木质家具再到员工穿着的有署名的蓝色T恤。去年，昆明关闭了22家非法盗用苹果商标的商店。这是一个如此吸引人气的Logo，它在中国的使用范围比苹果公司所能想象的还多。在中国的电脑市场，山寨iPhone 5（有的称为 "hiPone 5"）随处可见，事实上iPhone 5从未正式面世。今年2月，警方在武汉的一家商场查封了近700件炉具，这些炉具匪夷所思地打着iPhone商标。 不作恶？ 要想赢得中国人的心，苹果必须证明自己是把中国人放在心上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会对苹果代工厂的恶劣工作环境直接抗议。近年一连串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西方媒体的报道比在中国国内还多（6月又有一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 然而，中国不再是随外国企业胡作非为的蛮荒之地。诚然，中国无处不在的腐败使美国企业很难不触犯美国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FCPA），虽然跨国企业通常比中国工厂的劳动环境略好，也照样成为中国政府制裁的目标。近月，美国企业沃尔玛被北京政府通报批评违反食物安全标准。今年3月，当库克会见李克强时，受到了与其他国家首脑般的礼遇。但他依然被告知，苹果和其他在中国运作的国际企业一样，需要"加强人文关怀，共享发展机遇"。新华社的说法，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清晰：我们欢迎你的到来，但是请注意言行。 在中国，苹果正在改变，这种态度的转变与新掌门人有关。库克从上年开始接替10月离世的乔布斯。在乔布斯的领导下，苹果公司信奉一种企业保密文化，旨在保护技术上的革新。这些让外界震撼的革新确保了每个产品面世时，都会引来赞叹之声与股价的上涨。然而这种在隐私上的强迫行为，也使得其在中国的运作相当不透明。一直以来，苹果拒绝对外公开它的供应网络，这种不透明性，让公司便于与外包的中国制造商的不法行为脱离干系。乔布斯也从未以公务的缘由到访中国。 相反的是，库克作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致力于让苹果公司的运作合法化。早在他身为首席运营官时，就努力把大多数供应链外包到海外以精简运营、获得最大利润。因此过去他曾来中国监察那些发生劳资纠纷的工厂。今年，当库克首次以苹果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到达中国时，他承认公司的供应商存在问题。1月，苹果终于公开其主供应商的名单。在公司2012年的进度报告中，苹果承认受审查的229家供应商中，有60%没有遵守一周最高60小时的工作规定，而且112家供应商未能正确处理有害化学物质。随后，库克授权了一家针对中国供应商的独立审查机构，苹果是首家开展如此调查的电子企业。在库克参观完在中国大陆制造iPhone手机的富士康工厂的第二天，涉及到薪酬、超时工作以及安全违规详情的审计报告通过苹果的中国网络发布了。作为回应，富士康承诺提高薪酬，在不惩罚员工的前提下减少工时。苹果称将与供应商共同承担改进工作环境产生的相关费用。 并不是一切都是透明的。在苹果公布的供应商目录中，并未包括所有为主要供应商提供部件的二级供应商。同时，尽管苹果察觉到供应链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但并未详细描述是哪一家制造商应对上述违法行为负责。今年5月，香港的劳工关系监察团体"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富士康依然依靠使用实习人员以及通过长时间的劳动来生产苹果的产品。（在每月的信息更新中提到，苹果将追踪企业的工时情况，并声称90%的供应商已经遵守相关规定。）"喜欢苹果产品的那个群体往往认为自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 上述项目负责人陈黛碧说，"但是他们最喜爱的公司辜负了他们。" 苹果拒绝告知《时代周刊》苹果在中国经营的细节。但是作为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品牌，苹果将为其他外国企业甚至是希望效仿的本土企业树立榜样。"外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贡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3月提到，"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度加班，部分劳动人员过低的薪酬问题以及缺乏人文关怀。"作为全球潮流的引领者，也许苹果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知名环保主义者马军认为："正因为苹果是如此庞大、受人尊敬，若它能在中国设定一个高标准，成百上千的公司就会跟进。" 中国梦 随着夜幕降临，下班潮开始出现，数千名员工刚结束在富士康成都工厂的轮班。虽然他们已经至少工作了8小时，但是一走出厂区的大门，活力就传遍了人潮。他们快步朝班车走去，班车会将他们送回逼仄的集体宿舍。喧哗的姑娘们手挽手，涂着口红；有的则拿着手机低头敲击着短信，相约晚餐或唱K。我认出很多在富士康工作的情侣。考虑到他们的工时，他们几乎不可能在工厂之外找到对象。 富士康这个台资制造商，在中国约有100万雇员。在2010年，它把成都的一大片闲置土地及空建筑改造为iPad生产中心。这个投资20亿美元的工厂在几个月内就竣工了。2011年5月，该厂一间通风很差的车间发生铝粉尘爆炸，导致4名工人死亡。"你如何能相信一座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的建筑不会存在问题？"陈黛碧说。（今年早些时候，苹果的独立审计机构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调查显示，成都约16648名被访工人中，54%曾经目睹或涉及生产事故。）富士康称上述批评有失偏颇。"可以理解为什么富士康会成为众矢之的，"富士康首席执行官郭台铭的特别助理、公司发言人胡国辉说，"因为我们是世界最大的电子消费品生产商，还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雇主，这一角色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富士康并不完美，世上并无完美的工厂，但我们每天都在为成为一家更好的企业而努力。" 但一个悲观的事实是，比起大多数的中国工厂，富士康的工厂已经算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了。一些跟我交流的工人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富士康成都公司的底层工作，是因为这比在不良雇主的血汗工厂好多了。尽管近来媒体都在曝光富士康的劳工虐待问题，但是在谈话之间，没有一名员工为外界对富士康工作车间的批评感到不安。还有一些批评是来自于富士康使用实习生这个问题之上的，这些实习生中有一部分是被所在的职业院校安排到这里工作的，而他们可能是来自各种不相关的专业。毕竟这是一份工厂的工作，因此长时间的劳作以及枯燥乏味的工作内容是最常见的抱怨。也有人说，奖金已减少到远低于他们期待的水平。一些人对刺鼻的化学气体提出抗议，这些化学气味引起了头疼。视力下降和长时间站立后的肌肉痉挛问题。 当其他企业一直抱怨因越来越多年轻人逃避在工厂劳作而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时，富士康却一直在雇佣新工人。（苹果在供应商工厂有一些培训项目。）今年的早些时候，富士康宣布将在郑州的工厂增加10万名工人，这里正好是库克3月来中国时的访问地。招聘启事中说明起薪为260美元/月。前来应聘的队伍排了足足有半里长。即使富士康有很多负面新闻——自杀、事故、过度工作等，中国的年轻人依然向往这份生产苹果产品的工作。"我们的难处在于如何在更优秀的员工面前，取舍那些本来已经足够优秀的员工。" 胡国辉说。 深夜，梁莉结束了她在成都富士康生产线上的轮班。这位23岁的姑娘与同在富士康工作的男朋友手挽手，路过满是富士康员工的火锅店，进了一家亮着日光灯的商店。她很兴奋，因为她将花上430美金买到数月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一台iPod Touch和一个能让它打电话的特殊外接设备。（这个设备并不是苹果的官方产品，而是一款中国人的创意）。iPod Touch不会让她联想到自己在工厂的辛劳，相反，这个时尚的苹果产品，代表着每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同梦想——更好的生活。（部分人名为音译） |
| Posted: 09 Jul 2012 10:50 AM PDT 文_杨梅橘 在北京，每天都有人在搬家。 但一个小书店的又一次迁徙，却引来了极大的关注度。这种关注既是基于近年来中国实体书店的窘迫生存，也是单向街长久以来作为京城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所得到的回报之一—它所得到的还有另一种可见的回报：于上周四结束的"寻找一千名主人"网络资金募集活动为单向街募得235，975元，这些钱，来自1073位网友从50元到2000元数额不等的捐助。在过去一年"点名时间"以支持梦想名义发起的所有点名募捐中，从未有哪个活动如单向街这次如此迅速地获得如此多的支持。 一千个网友 "一条路，单向街，走到哪，支持到哪"，成都网友白云苍狗在单向街点名活动的豆瓣页面说了这样一句话。 "单向街，因一个开书店的梦想而生。但她却不仅仅是一个书店的名字，更是一个梦想的代名词，一个交流与分享的公共空间。"在单向街寻找主人的页面上，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 这句话换算成数据，是2006年到2012年，近7年时间，400场沙龙，每一场沙龙按200人算，在这个两次搬迁都不超过300平米的小书店里曾有8万多人聚集于此，读书、听讲、讨论和碰撞。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足够动人的场面，而"单向街"三个字，也一度成为京城文艺青年们的著名标签之一，更成为北京城一个罕见的湿润公共空间。而这种公共空间所赖以实现的，则是目前中国书店业界普遍采用的一种"咖啡+书店"模式，在单向街蓝色港湾店的二楼，常常挤满了从北京各个角落赶来的年轻人，在这里，他们常常会过上一个激动人心的周末，在谈论文学、家国和理想方面，单向街举办的沙龙很少令人感到失望。 然而，就像任何一个被过度强调理想色彩的事物一样，单向街在当下的中国如它同业的伙伴们一样，不断受到来自现实的考验。作为一家独立书店，创办以来所面临的第二次搬迁再一次将这间人文气息浓厚的书店拉回残酷现实层面：与所在商圈蓝色港湾的优惠合约到期，回归正常的房租无论如何无法承受，搬家同样需要租金和装修费用……条条款款都指向一个"钱"字，但事实是，虽搬至蓝色港湾的三年里单向街已停止亏损，但能自负盈亏养活十几个员工已属不易，无论是下一步的涨房租还是搬家所需的十几万，对于刚刚恢复元气的书店而言，都无疑是一次重创。毫无疑问，这些来自现实层面的打击同时也对目前流行的咖啡+书店模式提出了疑问。而在最近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国实体书店崩溃真相》一帖中，一个更为尖锐的观点被提出：除了书，现在被许多人所强调的所谓人文气息或者情怀都是多余的。
而毫无疑问，单向街恰在以上被批判之列。对此，单向街创办人之一张帆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再次落到了单向街所崇尚的理想上—书店的灵魂固然是书，但如果书店除了卖书之外，在自己的装饰和活动组织上，能够把书的灵魂发挥到更大，那会是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是单向街曾经梦想要做且一直在做的— 即使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张帆同时坦陈，面临第二次搬家的单向街的确缺钱，而在"寻找主人"计划产生之前，他和其他10位投资人一样，以为这次困境最不济是股东再筹一次钱，而之所以能够同意"寻找主人"计划，是因为"公共募集方式能让更多的普通读者更深地参与进来"。也正是这个计划，将最初得到消息时满心焦虑的11个股东解救了出来。 其中包括股东之一许知远，这个长发飘飘身材瘦削的文艺青年，曾在多年前的《重拾静谧的激情》里写道：一直以来梦想自己有一家干净明亮的书店，在冬日晒太阳，夏日露天坐在院子里，听莫扎特，喝啤酒，看迷惘一代作家的作品，身边偶尔经过像春天一样的姑娘……但是，自2006年的圆明园到今天的蓝色港湾再到下一个栖息地，这并不是现实第一次告诉许知远：开书店远远不只是坐在冬日里晒太阳看美女，它更意味着琐碎的、现实层面的选择甚至矛盾重重。例如这次搬家。 这是单向街的第二次搬家。2006年1月1日，单向街在圆明园正式开业。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有人会怀念那个院子：阳光铺满石子，大树填满空气，仅仅是在那里坐上一坐，都仿佛是一次净化。 但三年后，股东一致决定将单向街搬离圆明园。"那是一次主动的选择，"张帆说。圆明园的租金不算高，一年也就十多万，但"问题是虽然租金低，地方太偏了，卖不起来，就一直亏……"在圆明园三年，单向街亏了三年，渐渐地，创立时股东筹的钱慢慢消耗掉，只能寻求出路。2009年10月，单向街搬迁至朝阳区蓝色港湾，成为这个商业中心刚刚建成后的第一批优惠客户。那次搬家和装修所用到的费用，由十多位股东再次筹集。 如果说单向街从一个梦想出发，最终成为在商业中成熟运作的实体，那么搬离圆明园是迈向商业运作实体实质性的一步。 现实的尴尬 事实上，从单向街创办那天起，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店员，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商业和理想、盈利和公益的冲突，例如关于单向街沙龙到底收不收费这个话题，线上线下、读者之间甚至是股东之间都曾有讨论，但最终因为"和公共空间的初衷背道而驰"而最终被否决。再如这次"寻找主人"，按规定，一个项目可以持续一个月，但在最初设定的十万元和一千人都达到后，单向街便截止了活动。 而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开始决定要与"点名时间"合作公开募集资金，创办人就决定，一定不要把这次活动搞成"悲情的、煽情的，或者说带有道德压力的，不想让大家觉得单向街没有这些钱就活不下去了"，而最终活动定为"寻找主人"，正是意在强调一种平等性，"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而不是跟大家要点钱"。另外，募集者从不同价位的捐助中，能分别得到书签、明信片、饮料、图书等回馈。 23万多元的资金到位后，钱到底怎么用？张帆承诺，接下来网友们会通过多个渠道了解到这笔钱的去向甚至是明细。 遗憾的是，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实体书店都像单向街这般幸运，近年来中国实体书店在资本现实面前的尴尬和灰头土脸，引发人们一再思考：到底哪里才算出路？ 同样是在《中国实体书店崩溃真相》一文中，文章作者还表达了"实体书店做得不好是因为书不好，而书不好是因为中国不存在出好书的可能"的观点。 作为一个做书店7年的人，张帆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如果说中国图书业不存在出好书的可能，似乎太绝对了。中国出版体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各种有理想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在出好书，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作为单向街的几个股东，出路是一开始就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而后来光合作用、风入松的倒掉更是令这种思考多了一层求生的无奈，"我们面临的原因也差不多。中国图书市场成长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十几二十年来中国人对图书消费的大盘就没怎么涨过，网络销售又抢掉一部分份额。就打个比方，单向街每个月赚的钱可能都比不上路边一个卖煎饼的，真的比不上。"张帆笑着说。 但谁说卖煎饼果子的就不能有理想？事实上，从开始做单向街，11个股东的心里就知道自己要做的不仅仅是一间书店，他们所想的，还有更多的东西，例如出版更多的好书，例如做衍生品，例如影响更多的人……而尽管7年后，单向街没有走得更远，它的成长更多体现在品牌的效应上。"先把品牌和内涵做好，慢慢做，不急于求成，到了该到的时候，会去铺开。" "前三年在圆明园就是做品牌，蓝港三年自负盈亏，从大悦城会开始启动更长远的计划……"目前，单向街和朝阳大悦城已经签下五年的合约，随着今年往月份6号线的开通，朝阳大悦城的地理优势会逐渐显现，周边庞大的生活社区，让对于过去几年一直远离人群的单向街而言，这次搬家，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至少想要证明给大家看：即使做这么一个很理想化的事情，它还也是可以生存下去的，我们的态度就是很希望单向街能赚钱，而且如果能赚大钱就更好，至少证明这个价值是被认同的。"张帆说。 |
| Posted: 09 Jul 2012 10:45 AM PDT 特约撰稿_龙灿 曲向伟 成都报道 端午的混乱 乱象在第三天就开始显现。 "第三天，传说中的'山羊皮乐队'的演出迟迟没有动静，据说是舞台出了问题，但组委会工作人员似乎人人都无动于衷，现场看不到任何人在解决问题，"成都音乐人阿建说，"这仅仅是麻烦的开始，第四天，演出延迟了几乎4个小时，原因是舞台保障人员现场罢工，要求支付工资。" 和很多关系户一样，阿建是拿着朋友赠送的票进场的，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赠票。在几乎每个月都有演唱会的成都市，能一次性拿到如此多的赠票，他自己也有些意外。 在此前的1年里，"大爱"即将空降绵阳的消息，就已经在圈内传开，媒体上也发布了新闻，但最终无疾而终。后来，在成都街头上出现了演出的红色海报，"大爱"音乐节转移到成都西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在海报中，主办方还声称请了山羊皮乐队、崔健、罗大佑、苏打绿、小野丽莎、汪峰、陈冠希等数十中外大牌乐队和音乐人。 阿建说，这样的豪华阵容堪称近年最强，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宣传也满地是噱头。 从6月21日到24日，其时正值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来自全球的100多位顶级艺人和组合轮番登台， Big Love(流行)、Big Rock(摇滚)、和Big E(电子)、Big Dream(成都好声音@世界)煽动起来的情绪，让音乐节看上去很high。 到了第三天，山羊皮主唱布莱特·安德森在等待了数小时之后才登上舞台。此后，关于"大爱"资金出问题的传言就已经在场地内的娱记们的手机短信和微博私信中快速传递。一度传出最后一天的演出可能告吹。 第四天，微博上出现了组委会工作人员发布的"大爱"欠薪的帖子，传了2天的传言被证实了。 "大爱"演出刚刚落幕，一个叫刘为的音乐人就在微博上称，"音乐节的主办方扣下了所有工作人员的酒店和机票款。"紧接着，"大爱"音乐节主办方"携款潜逃"，"罗大佑被扣酒店"?等传言就散播开了。
为了收回欠款，被涉及的酒店纷纷报警。距演出现场10多公里的郫县温德姆酒店里，上演了一出由演员和工作人员为主角的大逃亡。酒店总经理沈某向记者表示，组委会拖欠的180万元仍然没有还。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很多演职人员不得不自费租车离开。 音乐节主办方大爱国际传媒董事长陈述在回应欠款风波时，承认了音乐节出现巨亏。他坦言，这个音乐节是第一次做，大家没经验，管理上确实存在着很大问题和漏洞。 成都业内对"大爱"音乐节的评估是，扣除地方的补贴和有限的赞助，"大爱"组委会至少亏损3000万。这个天文数字般的亏损让"大爱"的运作方——大爱国际传媒23岁的法人代表袁锋成了焦点。事发后，此前一直笼罩在神秘光环中、"对音乐如醉如痴"的他，很快被业界赠与一个特殊的绰号——勇敢的心。 举办顶级的音乐节是袁锋及其团队的梦想，但首次运作，6000万的投资却只收回300万票房，"大爱"团队成都惨败。 从绵阳到成都 据悉，"大爱"团队筹备的处女演出，原先并不是在成都，而是定在绵阳。 2011年8月，北京大爱国际传媒有限公司与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绵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原本希望于2011年10月2日至5日在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老机场举行首届大爱音乐节。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大爱"组委会一直没能在招商等重要环节取得进展，媒体披露的信息是，"大爱"原计划中与绵阳当地政府部门的全面合作，也因为当地的换届选举而被彻底打乱。在宣传都已经全面启动的情况下，"大爱"组委会不得不紧急取消绵阳首演，当时公开发布的公告将延期的原因归结为天气和地质灾害。 "大爱"音乐节组委会将首演移师成都后，与成都当地官方建立了联系。而时值成都市文旅集团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投入使用后，也一直遭遇投入巨资的场地吃不饱的问题，双方一拍即合。经过8个月的准备和筹划，"大爱"音乐节终于上演。 现铺草坪500万，翻建声区800万，4个舞台的设计、视频系统共100万。仅仅是一套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和Lady?Gaga在内的国际一线艺人都曾使用过的顶级音响品牌，"大爱"就耗资400万。 "大爱"国际的大手笔几乎第一时间就镇住了所有的本土演艺界人士，成都的演艺人士计算了20多位顶级艺人的出场费、设备运输费等，给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很保守的数字?，至少6000万。"一掷千金"的背后，"大爱"一度被传出"洗钱"的传闻。 超炫的舞美布景、绚烂的灯光、震天的音响、蜚声海外的乐队和歌手、激情洋溢的观众。看似无可挑剔的场面没有阻止"大爱"倒下的脚步，留给人们一地谜团。 在当地政府出面协助善后之后，"大爱"组委会打下800万的欠条，不无狼狈地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即便如此，一个为此耗时100多天的组委会女孩在电话里号啕大哭，她垫付了近20万的账单和追随"大爱"的音乐之梦，都已经无处安放。 破产的种子 "大爱"惨败后，有媒体报道"大爱"音乐节的失败是源于"票房管理混乱"。 当地媒体援引网友报料称，在"大爱"音乐节场外，有安保人员私收70块钱就放人进场，人们花上100元就可以轻松地在黄牛党手里买到三张票，执行团队之外的工作人员也趁火打劫从中捞金，票房上的损失直接给"大爱"音乐节的破产播下了种子。 另一个被公布的数据是，"大爱"音乐节总计6万张票，仅赠票就达2万张。这成了本地媒体解读"大爱"惨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作为一个失败的案例，"大爱"音乐节引起了成都演艺界的高度关注，相对于本地媒体欲语还休的解读，业内的讨论则更为丰富。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爱"团队致力于打造一个国内最顶级的音乐节品牌，但究其本质，依然是没能逃脱国内演艺一大抄的命运。 "在'大爱'的运作模式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从形式上复制'伍德斯托克（Woodstock?Music?Festival）音乐节'的痕迹。"该音乐人说，"'伍德斯托克'这种多组艺人+户外表演的核心是嬉皮士精神，基于一个'爱与和平'的音乐乌托邦，而我们要问，'大爱'的核心是什么？" 被称为成都演艺市场最大的操盘手、成都演艺集团总经理业丹简明扼要地点评"大爱"：准备不够、市场判断不够、内外管控不够、操作单一。 业丹认为，"大爱"的主办方搞这样超大型的音乐节，是过分高估了成都的市场容量。 "首先主办单位对市场的定位就是一个错误，一个城市适合做多大规模的音乐节，这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这是任何人在做音乐节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另外只依靠当地的各级企业和政府还是不够，这就是操作单一化的表现，赢不了也输不起。" 业丹的观点得到了圈内人的认同。从国内目前的顶级音乐节品牌迷笛、草莓、热波的发展轨迹看，投资额度一旦超过千万，就面临市场回报的瓶颈。即使是已经成"品牌"，他们所依托的，依然是国内顶级的房地产企业的赞助。 业丹还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大爱"音乐节的投入过大，主办单位寄希望于外地到成都来的观众来支撑市场，而没有依靠当地的一个强有力的粉丝团队，没有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来填充市场。 "现在粉丝的消费都是很理性的，如果这场音乐节中有他们非常崇拜的'偶像'，他们是不会通过不合理的手段从他人的手中买票。"业丹说，"'大爱'虽然请来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人，也不乏有国外的知名乐队，但是这些音乐人并不是占主流观众80后、90?后的最爱，因此间接地为黄牛党提供了市场。" 而西南地区资深经纪人李涛则认为，黄牛并非"大爱"惨败的根本原因。他介绍，成都演出市场兴起的标志是从去年年初张学友巡演之后。 "张学友在成都基本是来一场火一场，大家都从中嗅到了商机，意识到搞音乐会能够赚到钱，后来四川本土演艺公司推出的范玮琪、李玉刚、费玉清等艺人的演唱会，每一场都给主办方带了可观的收入。成都演艺集团的成功是和对市场的充分把握离不开的，主办方掌握到了音乐会的赚钱的方法和模式。" 李涛说。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演唱会与"大爱"之间的鲜明对比就是，它的每一步都走得比较稳，没有急于求成。 李涛分析，"'大爱'音乐节"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还在于，在票房上主办单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以为一百个明星会吸引很多观众。 "把众多大腕集合起来，他以为就会赢，但是就是因为太大、太杂了 ，使很多粉丝只是这些明星的'路过饭'，他们甚至都没有充分调动像李宇春、张杰、张靓颖这样成都的本土艺人，所以亏损上千万也不足为奇。" 李涛说，" '大爱'团队究竟爱的是什么？我想，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明白。" 幼稚的市场 "相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成都的音乐土壤和音乐消费市场，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发达"李涛说，"大爱"音乐节的破产，显示这个城市真实的市场容量。 近年来，伴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和相关部门投入巨资打造休闲娱乐之都，再加上李宇春、张靓颖等成都本土女孩在系列选秀中的骄人成绩，促使成都娱乐市场的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官方也不甘寂寞，提出"打造中国本土的流行音乐之都"的口号,并全面打造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成都东区音乐公园"。 但据当地业主介绍，这其实更像是一把虚火。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行显示，东区音乐公园前期热闹的炒作，基本就是卖房子、招商。招商结束，故事也就告一段落。 "两只蚂蚁打架，成都人都可以看半天。"这是成都的一句流行俗语。但爱热闹的天性和掏钱消费音乐之间的障碍，则需要各方认真解读。"也许我们都需要了解这个市场，通俗地说，就是爱热闹还是爱音乐？" 当地知名娱乐界人士叶建解读说。 有业内人士认为，"大爱"音乐节的失败，并不仅是成都这一个城市的尴尬，放在全国范围内，演艺领域的急功近利已经成了常态。 "因此，才有了无数的艺人为了博出位，不断地秀底线，利用短时间的关注度迅速圈钱。"李涛说，"无论是娱乐制造还是消费，我们面对的都只是一个畸形的社会。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靠此出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实在韩国和日本，已经有非常成功的音乐产业化模式可供借鉴。如韩国的少女时代、SJ等艺人组合，一年可以产生几十个亿的产值。 "像非常经典的歌曲《Nobody》音乐一响起，就会让人知道这来自韩国，自然让很多人了解到了韩国的娱乐经济，但我们没有。" 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大陆不缺专业人士，但市场依然是软肋。被称为中国娱乐航母太合麦田、耗时四年重金打造的MIC男团的市场号召力，迄今依然前景未明。 至于国内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电视台选秀节目，历时半年选出艺人后，立即到全国各地巡演圈快钱，而这一轮钱一圈之后，很多人就此销声匿迹，只有极少数的人得以幸存。 "无论是演出本身的运作模式还是音乐人才的培养以及市场培育，我们都显得很幼稚。"李涛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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