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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4)
- 傅国涌:在过去寻找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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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2 12:48 PM PDT 一个星期前,即2012年6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推出中文网。这是继BBC中文网(1999年11月18日)、共同网(2001年)、华尔街日报(2002年1月)、金融时报(2006年)等国际重要媒体发行中文网刊之后,又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进入中文网上世界。 其实,还有另一些发行中文版的国际媒体,例如福布斯中文月刊(2003年3月至2009年3月)和福布斯中文网(2010年5月10日),彭博社新闻周刊和彭博社中文网等。但是细心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外媒中的美国传媒,基本上是财经类媒体或以财经为最主要的内容,像纽时这样的老牌综合性大报,开辟中文网络版还是第一家。 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它的格言是报道"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是美国严肃报刊的代表,拥有良好的口碑。它的报道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曾经得到过108项普利策新闻奖,远远超过其他报刊。在近代历史上,涉及纽约时报的一些重要事件,像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和1971年发表五角大楼报告事件(纽约时报诉联邦政府案),对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推动美国的民权运动,甚至对世界格局的变化都有重大的影响。 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传统媒体读者群减少,广告收入下降,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在保持纸媒形式之外,发行网络版成为传统媒体的必然选择。目前纽约时报英文网络版每个月的浏览量高达3千万,远远超过它的印刷版。其中不但有几十万付费订阅的读者,截止今年3月,已经为报纸带来了大约1亿美元的收入,而且因此增加的广告收入也不容低估。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5亿,雄踞世界首位。而且根据普华永道的年度媒体市场调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媒体市场,到明年就可能超越第二位的日本。所以无论从争取中文读者,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还是为可能增加的广告收入,纽约时报开办中文版都是在意料之中。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发刊词说,"新网站面向中国境内日益庞大的高等教育、高收入、国际化人群,目标是为他们提供有关全球时事、商业及文化的高水准报道。网站为中国读者量身打造,以中译形式呈现《纽约时报》获奖报道之精华部分,同时提供中文作者为《纽约时报》撰写的原创作品"。 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络版开办之后,中国读者的反映普遍比较积极。一些英文阅读能力不过关的读者,例如一位安徽省的报纸编辑就表示很高兴可以读到纽约时报的中文报道。还有人在微博上留言,称赞纽约时报中文网是一个优质的信息来源。 纽约时报在美国是最后一个在新闻当中采用彩色图片的大报,不愧于它"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的绰号。在美国,有人略带贬义地说:华尔街日报的读者是那些掌控世界的人们,华盛顿邮报的读者是那些自认为正在掌控世界的人们,而老灰色女士的读者则是那些认为世界应该由他们来掌控的人们(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edited for those who run the world; the WaPo is edited for those who think they run the world; the Old Gray Lady is edited for those who think they should run the world)。前两句话的夸张意味自不待言,相比华尔街日报,灰色女士更加贴近广大民众倒是不争的事实。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还是让今后的事实来说明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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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纲要》连载: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4) Posted: 03 Jul 2012 12:42 PM PDT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八章 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4) 动荡却富有创造性的1960年代 1950年代普遍存在的异化和压力的外在表现是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反战示威、少数派激进活动和迄今仍在对美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反文化的降临。那个时代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著作包括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演说、女权主义领袖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早期作品(包括《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以及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描述1967年反战游行的小说《黑夜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1968)。 1960年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虚构与事实、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的界线趋于模糊,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4)以《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1958)等作品成为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的"坏小子"并令读者眼花缭乱。他的纪实小说《冷血》(In Cold Blood,1965)描写美国内地一桩野蛮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读来令人震撼,其手法却接近侦探小说。 与此同时,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诞生,此类大型纪实作品把新闻报道与小说创作手法相结合,或基于事实加以发挥和重塑,以增强新闻报道的戏剧性和切近感。在《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1968)中,汤姆•沃尔夫(Tom Wolfe (1931- )颂扬了小说家肯•克西(Ken Kesey 1935-2001)的反文化漫游癖好;《激进的上流人士和受辱的官吏》(Radical Chic & Mau-Mauing the Flak Catchers,1970)则对左翼激进主义的许多方面进行嘲弄奚落。沃尔夫后来在《好本领》(The Right Stuff,1979)中描写美国太空计划初始阶段的历史,热情洋溢而又充满深刻见解。他还写了一部描绘1980年代美国社会全景的小说《虚荣的篝火》(一译《夜都情迷》,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1987)。 在1960年代,文学也随着时代的动荡而发展,出现了一种类似讽刺喜剧的手法,如几位作家的幻象主义(fabulism)作品所示。此类作品之一是肯•克西描写社会阴暗面的滑稽作品《飞越疯人院》(一译《飞越布谷鸟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62),讲述一座精神病院中的生活,在那里护理人员比病人更加不正常。另一个例子是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1935-1984)荒诞奇妙的《在美国捕鳟鱼》(Trout Fishing in America,1967)。 这些滑稽而奇幻的作品产生了一种半滑稽、半抽象的新模式,其代表作包括托马斯•品钦充满狂想、妙趣横生的《V》(V,1963)和《拍卖第49号》(The Crying of Lot 49);约翰•巴思(John Barth)的《山羊孩子贾尔斯》(Giles Goat-Boy)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描写怪诞主题的短篇小说。巴塞尔姆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回来,卡利加里博士》(Come Back, Dr. Caligari)出版于1964年。 这一新模式后来被称作超小说(亦称为"元小说"或"形而上小说",metafiction),即自我意识或自反小说,即引人注目小说本身的写作技巧。这种"有关小说的小说"强调语言和写作风格,背离了丰满的人物、辅助人物性格发展的可信的情节以及与故事相符的场景等现实主义传统。在超小说中,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是作家的风格。真正的主题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作家自己的意识。 当时的批评家一般把品钦、巴思和巴塞尔姆以及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1922-1998)划归为超小说一派。加迪斯的长篇巨著《小大亨》(JR,l975),描写一个靠风险债券起家、建立起一个造假金融王国的男孩,无端地预示了后来华尔街的泡沫。在篇幅较短、也较为易懂的《木匠的哥特式古屋》(Carpenter's Gothic,1985)中,加迪斯把浪漫与恐怖揉为一体。加迪斯常常被与中西部哲学家/小说家威廉•加斯(William Gass,1924- )相提并论。加斯以周密思考的早期小说《算命先生的运气》(Omensetter's Luck,1966)和收录于《在国家的心脏的心脏》(In the Heart of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1968)中的短篇小说著称。 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1932- )是另一位超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对位旋律与分支旋律》(一译《乐谱和高音》, Pricksongs & Descants,1969)表现民间故事和通俗文化中常见的情节,而小说《公众的怒火》(The Public Burning, 1977)对被判犯有间谍罪的尤利尤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的死刑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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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l 2012 10:09 PM PDT 傅国涌:在过去寻找未来
[这是《时代周报》的一篇访谈,关于《追寻律师的传统》,记者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有一些删节,这是未删节的原文。】
《追寻失去的传统》讲述民国的新闻史,《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讲述民国的企业家,傅国涌一直致力于还原民国富有人文精神的各个侧面。新书《追寻律师的传统》并不完全由他书写,他只是一个"编者",他将各处找到的关于民国律师的资料、各方文章汇集成册,并在前言中写道:"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我们的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踏实,才不至于陷入虚无和迷茫,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 2012年是中国本土律师诞生一百周年。傅国涌将《追寻律师的传统》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源溯始,以上海律师及全国律师组织为观察对象,讲述民国律师行业的发端和壮大;中编着重展示民国律师的风采,既有刘崇佑、阮性存、张耀曾等人办理社会重大案件的经过,也有曹汝霖、朱斯芾、吴凯声等律师执业者的亲笔记录或口述;下编则通过第一手资料呈现典型司法案例,如陈独秀案、"七君子"案,直击历史现场。动荡的年代,不是律师施展才能的最好环境,但是当年的律师仍然做出了一番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律师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职业伦理则愈发地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傅国涌说,自己追寻历史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盼望:"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因为过去连接着未来。"他认为,民国的历史对于现在的意义如同是"一":"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个'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说白了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前辈律师虽败犹荣 时代周报:这次怎么会对近代律师这个话题感兴趣? 傅国涌:我的《追寻失去的传统》,讲中国新闻业、中国言论史上中断的"文人论政"传统,2004年出版以后引起比较多的关注,当时有律师界的、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通过不同的渠道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追寻律师的传统"。但我缺乏这个方面的积累,不具备这个条件写。 八年来,我在看史料的过程中也会留意有关律师的文献、书籍等,到去年,已积累不少相关的史料。去年8月,我要跟敬重的张思之先生见面,一想2012年就是律师制度进入中国一百年了,我虽然没有条件写一本相关的书,编一本书基本上可以了,就把已找到的资料编出一本初稿,带给张老先生,他80多岁了,非常认真,把材料都看了,提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并写了精彩的序言,这本书就成型了。这本书包含了张老,还有陈同、夏晓虹、李卫东、徐小群等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授权我收入他们的文章,感谢吴凯声律师的公子吴立岚、章士钊律师外孙女洪晃的授权。现在编出来的这个书,基本上能呈现中国律师 的前38年的面貌,也就是在1949年以前律师业的大致情况,从整体的描述到人物的个案、具体案例, 从整体到局部,能看到中国早期的律师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
时代周报:在法制不健全、有强权压力的大环境下,您怎么看待律师个人的努力? 傅国涌:任何时候,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法治健全的时代还是前法治的时代,个人的作用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个体是活的,是主体,制度等其他的东西都是死的。我从来不怀疑人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做出自己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因为环境所限,不一定能达到所期待的理想效果,但是个人的作为永远是主要的,哪怕失败也是光荣的,很多时候比成功更有价值。世人往往更多的看重成功,但是对一个律师来说,所谓的成功,如果缺乏道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更看重个体生命主动的追求,而不大看重结果的成败。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世纪 30年代,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开庭审判,章士钊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虽然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无罪释放,陈独秀照样判刑了。但是在当时,法庭是允许公开旁听的,媒体是允许公开报道的,出版社可以公开出版他们的辩护词,法学院可以把他们的辩护词作为参考书,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都还存在着自主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我们今天不具备。但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面,一个个体如果能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按照各自的勇气承担,他就能在法庭上说出是或非。
时代周报:这本书有一篇《上海律师:法制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提到了上世纪2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上海律师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中立地位,很多事情上很谨慎。您觉得律师在社会运动、政治议题面前应该是什么责任? 傅国涌:作为律师这个职业,首先还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一定都要卷入实际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律师应该是提供专业的意见,当然必须保持道义的判断,不是没有原则的。有原则并不一定要和运动融合,他要从自己专业出发,去追求社会公义和人类理想。这种追求要高于群众性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律师、记者、教师这些专业人士要站在专业地位说话、做事,只有从专业出发的作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如果离开专业,变成政治活动家,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倾向于律师从专业的、职业的角度参与社会事务,这样更有力量。
时代周报:您整理了民国时的各种律师案例,觉得哪一个是对今天的律师最有启示的? 傅国涌:我觉得是阮性存是最有启示的。他是职业律师,在日本留学读法政,回国创办了法政专业学校——浙江私立法政学堂,担任校长。晚清的时候以这一身份当选咨议局议员。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同时一直担任杭州、浙江的律师协会会长,以律师的角色介入了许多重大的公共事务。他一生致力于浙江的地方自治,影响巨大,对其他地方有示范作用。他的影响不仅在杭州,也是跨地域的。他既是一个律师,同时关心公共事务,致力于民间社团的建设。这样的一个路径对职业律师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类型。
时代周报:为什么特别选了曹汝霖自述律师经历的这一段放在书中呢? 傅国涌:他是民国第一个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律师,领了第一号律师证。曹汝霖一直是被妖魔化的、负面的形象。现在随着曹汝霖回忆录的出版,历史研究也逐渐趋向客观,我们应该看到曹汝霖真实的一面,他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么不堪的一个人物,他也有正面的历史价值。我选《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希望能用一个客观的眼光看待他,比较真实地呈现历史。他是中国律师史上第一个执业律师,后面又是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是日本学法律出生的,在他从事律师业务的时候,中国律师业刚刚起步,我们可以看看他办的案子,当时是什么状况,中国的律师是怎么执行他的业务的。
时代周报:您在后记里特别提到了张思之律师的事迹,这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不太熟悉的。 傅国涌:张思之律师,我有个说法,他是中国律师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民国律师的传统,又开创了21世纪的新传统,他站在中间,连接了两个时代。 他是1927年生人,在朝阳大学法律系就读,他是经历过民国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律师业有直接体会。1949年之后他做过律师,也在法院工作过,后来被划过右派,做过中学老师,到了70年代末,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后,他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律师,他创办了《中国律师》杂志,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律师教材,给中国律师开课,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律师业新的开拓,帮助中国律师重新开始。1980年审判四人帮、林彪集团案时,本来安排他做江青的辩护律师,江青拒绝了,他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那时候他就是中国律师界的代表人物,80年代以来他给一系列的重大案件做辩护,一生中打的官司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但是他虽败犹荣,他是中国律师界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人物。 十年前我们编写了一套书,叫做"中学人文读本",是面向中学生的,为了这套书做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很多当时很多老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我和张老第一次认识,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这些年有过多次的见面和书信、电话往来。2005年我编了《过去的中学》,请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他欣然答应,并写出了非常感人的文字。他给过我很多的帮助,特别重要的是他身上的那种人格力量,让后辈心生敬意。 我读过他的辩词,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砖头一样厚的《我的辩词与梦想》,收录了他的大部分辩词,都是影响很大的案子。他却自谦为"资料一册"。
民国律师制度已有开明之处 时代周报:为什么把"政府等于国家吗"这个命题单独做了一个下编? 傅国涌:下编只说了两个案子:陈独秀案、"七君子"案。 一百年来的中国,律师所要面对的、法庭上最大的议题其实就是这个议题,重要性高过一切,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也不能解决或很难解决。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律师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包括章士钊、刘崇佑、阮性存,包括本人就是律师又成了囚犯的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包括那些不是律师的人。 今天的律师,包括张思之律师,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当你在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的时候,就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看到问题的相似性,这也是历史的悲剧性。过了多少年我们的历史仍然没有走出这条古老的胡同。
时代周报:民国时候的律师制度、律师管理,今天看来有没有什么先进性? 傅国涌:中国的律师制度最初是参照日本,日本是参照西方,整个制度是移植过来的。日本叫辩护士,我们一开始也想叫辩护士,后来阮性存提出叫律师。 律师制度不是本土原生的,其实是模仿的,所以一开始从制度上来说和世界先进国家是接轨的。 当中国有自己的律师之前,上海的租界已经有外国的律师在进行业务,也有中国人在外国取得律师职位的,比如伍廷芳就是香港的大律师,早年在英国取得了律师资格。女律师郑毓秀在法国取得律师资格,回国以后曾在租界从事过律师业务。 民国的律师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制度,当年的律师公会有相当的独立性,不是受司法行政当局支配的,完全是行业自律、行业自治的样子。在上海要正式开业做律师,首先要加入律师公会,这表明他们对这个职业的一种自尊,行业自律的要求是认真严肃的,律师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例如吴凯声打政治案,有相当一部分都输掉了,几乎没有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律师执业时还是有相当的尊严和体面的。他们执业过程当中,不是窝窝囊囊受人挟制,当年的司法行政当局没有指使掌控律师公会的权力,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律师执行业务的时候,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干扰,他们可以坦然地地走上法庭,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法律的逻辑和道义的尺度进行辩护。这些制度的设置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时代周报:看您的书觉得民国的律师那种风骨与风气,和民国文人整个的气质是一致的。 傅国涌:当然,任何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那个时代的环境至少让人做一些虽败犹荣的事,至少还有一个可以说真话,直面自己良知的空间,当时,这样的条件没有消失,有很多律师面对一些棘手的官司,明知失败也可以在法庭上说出自己该说的话。
时代周报:这本书是编写的,接下来有没有写一个更具体的民国律师人物评传的计划? 傅国涌:这个难度很大,我目前还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编出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恳切地期待有精力、有能力的朋友去写一本更好的关于本土律师传统的书。像这本书里收录的学者陈同先生的文章,他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已经对中国律师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梳理,那是他的博士论文,个案比较少,是概括性的研究。徐小群先生、孙慧敏女士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个领域还在开拓当中,更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可能要期待其他朋友去做,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有其他的研究写作计划,在这方面我缺乏史料的积累和准备。
时代周报:做完研究再看现在,觉得当下律师需要的素质是什么? 傅国涌:我在后记中谈到张思之先生时用了几个词,公共性、专业性和人文性,律师毫无疑问首先要在专业上有追求,有足以安身立命的专业素养,如果专业不过关其他都是空谈。其次才谈得上有公共性,要有道义上的追求,要有良知,对公共事务要保持自己的关怀,并不是躲进专业的象牙塔里。第三,人文性,这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像一架机器需要加油。最优秀的律师,应该像张老先生一样,是三者统一的,他有高度的人文性,对宋词、元曲非常熟悉,不仅讲究辩词的逻辑,还讲究的辩词的修辞,正是这些审美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他的生命灌入新的力量。 我想,从个体的角度看,哪怕一个时代如何有压力或者不容易,个体生命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这三方面有所追求,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立地的律师。
挖掘民国的"资源" 时代周报:一直以来您的著书似乎都在做还原民国历史的工作? 傅国涌:可以说是还原历史,或者说我试图寻找近代中国产生的本土传统,那些传统,虽然来自西方,但是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例如新闻、教育、实业、律师,方方面面的传统。这些本土资源都是非常珍贵的,1950年代以后突然中断了,有很多已经被世人所遗忘或者很陌生了,我把这些本土传统挖掘出来, 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找到中国重新往前走的路径。 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让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曾经的起点。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时代周报: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傅国涌:我长期关注的领域还是百年言论史,也包括晚清民国大转型当中的各个侧面。我想搞清楚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中国为什么走上现在这一条道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也许我的切入点可能是报纸、大学、出版业,但是指向的是中国文明的转型,中国如何从农业文明社会转向工商业文明社会,从古老的臣民社会转向公民社会,如何从一个专制制度转向一个民主制度,我试图找到这个转型过程中的那些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对民国的挖掘也出现了一些"民国粉",言必称民国,觉得民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傅国涌:我从不认为民国都是好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从来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有内乱、有外敌入侵,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不堪的东西。民国从来都是金子和泥沙同在。我不觉得民国是那样的干净、清爽、安静、一派明媚,它是大起大落、峰回路转的,光是政权更迭就有好多次,从袁世凯称帝失败到北伐,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战乱伴随整个民国,它几乎没有安静过,始终在不安和混乱中。 但就是在这样动荡的乱世当中,王权衰微、天下大乱,我们竟然看到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奇迹般地生长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我们看到西南联大这样 战火纷飞当中的奇迹,也看到《大公报》这样的报纸纪念碑一样屹立在时空当中,大量的中小学,有名的、无名的,达到了足以令我们今天惊讶的水准。民国时代教育出来的那些人们,哪怕只受过小学、中学教育,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教化,都让我们怀抱敬意。当然还有中国的企业,工厂、商店、银行、轮船……,在民国史上著名的品牌,大众熟悉的种种产品,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商业、工业、金融业曾经的状态,那状态之好,并不是说比我们今天还要繁荣,但它背后的精神、包括诚信,都是今天不具备的。 为什么那样一个糟糕的、不堪的乱世,这么不好的旧中国,我们曾经认为"水深火热"、"万恶"的旧社会,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教育家,可以创造出这样好的报纸、杂志、大学、工厂、商店、银行,靠什么?民国一定有他不得了的东西,有他内在的生命力。这正是那些神化民国或贬低民国的人都未必清楚的。那是一条神秘的脉络,这一条脉络如果找到了,那么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络就找到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经历了那么多浩劫,之所以还能挺到现在,一定有他内在的逻辑或者线索。这个线索到了近代以后,我称之为——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融合了中西文明当中最美好的一些东西,铸造成了一种新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在民国已经成型了、存在了,起码是初具雏形了,具体的例证就是那些学校、报刊、企业,特别是那些民国人。那个时代给了他们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在天上有飞机扔炸弹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探究的目的,是要挖掘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资源,让它们不至于永远沉埋在地底下。这些年来,我很关注"资源"这个词,不光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精神资源,没有精神资源中华民族早就毁灭了,能扛得住日本的强敌入境吗?当日本人进入北平、天津,进入南京、上海的时候,许多大学、许多企业都搬到大后方去了,人们还是有很多精神性的追求,不是苟且偷生,不是苟安的、犬儒的,可能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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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2 09:52 AM PDT
访问《从独裁到民主》作者吉恩·夏普 原文标题:Q&A: Gene Sharp 来源:http://www.aljazeera.com 原文作者: Roxanne Horesh & Sam Bollier 译者:朝雲 转自:译言网http://article.yeeyan.org/view/99430/298410
他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是一本教人如何推翻独裁者的指引,先於1993年出版,翻译成24种语言。由缅甸到波斯尼亚,乃至最近在2月,开罗的塔利尔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者都分发夏普这本94页的小册子,作为推翻暴君的指南。 对於很多专制统治者,夏普的著作是威胁。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曾经抨击过他的作品。2008年,伊朗政府制作动画影片,形容夏普是美国中情局特务,在白宫与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密切联系。 根据驻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所述,后遭维基解密公开的电文,叙利亚异见者通过阅读夏普着作来培训非暴力示威者。另一写於2007年的外泄电文披露,缅甸政权视夏普为阴谋"颠覆"国家政府的一份子。 1953年韩战,他因为抗议征兵而下狱。某年他见证某国某广场的起义(原文是"witnessed China's Tianamen Square uprising in 1989",指的是1989年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1990年代他偷偷潜入缅甸反对派的帐篷。 现在身体虚弱的夏普住在波士顿东面联袂兴建的别墅,这里亦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总部,一个研究非暴力抗争的非牟利组织。 夏普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权力来自对统治的服从——如果服从的根基受破坏,就能推翻暴君。与本台罗克珊·何列斯(Roxanne Horesh)、山姆·博利拿(Sam Bollier)的访谈中,务实的夏普告诉我们,为什麽独裁者在充分组织的非暴力抗争下会不堪一击。 最初是什麽吸引你有志於非暴力运动? 当我还是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本科生,世界完全是一团糟。二次大战对於我们记忆犹新,原子弹还是新事物。欧洲的殖民主义遍布世界——欧洲人认为他们拥有世界其他地方,自行瓜分。 暴力有很大问题,它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人民运动需要一些法则。我开始意会这就是非暴力运动,但我所知不多,当时文献远远不够。 你曾切身参与非暴力运动数十年,你怎样看你当初研究带来的演变? 初时我想过为了采取非暴力,你得相信非暴力一如道德或宗教教条,後来我发现不是,首要是良心对自己的心理威胁——世人总不相信自己如想像般好。 但这亦是重大进步,因为人们采纳非暴力抗争前,毋须必先是和平主义者。我理解到这种抗争方式,在若干时代已经持续多个世纪——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一般人都能做到。 为什麽你认为非暴力抗争比暴力抗争更有效? 暴力不完全有效,只要你想想战争会持续多久,每一场战争对各方有多大损失。欧洲的殖民主义得到机会,主因之一就是战争。 反观像甘地等人(非暴力抗争)的例子——他挑战前所未见的大帝国,却终令英国离开印度。还有很多例子,但我们很多时都不察觉他们采用非暴力的抗争方式。 你说过军人比和平的民众更理解你的思想。你能否解释是什麽意思? 起初我感到惊奇。有时我获邀向和平组织演讲,他们总是令我为难,因为我说的是务实的非暴力运动,而他们说的是笃信非暴力为道德原则。 而当军队是我演讲的听众,他们听得懂,因为他们懂谋略.。军人真的理解深入得多。我曾在数个不同国家与军人会面,这是真的,现在还是。我在1973年出版的书《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非暴力行动政治学》,在好几个国家都很得到军方刊物相当育定的评论,不是人们意料得到。 你写了很多关於策略与长期计划,对非暴力运动的成功至为重要。在这方面,你怎样看占领华尔街运动? 他们没有具体诉求或清晰目标。举例,不像阿拉巴马州的罢乘巴士运动【1】,多年前他们拒绝坐巴士,只肯走路,搭便车,乘计程车。他们有明确目标:打破巴士的种族隔离。 (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则无清晰目标,没错他们能够达成一些目标,但如果他们以为,不过留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就能改变经济系统,他们大概会非常失望。仅仅示威难有成就。 你对占领运动有什麽建议? 我想他们需要学习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不喜欢的事物,纯粹坐在或待在一个固定地方,不能改变和改进政经制度。 阿拉伯之春运动在一些国家转趋暴力,你是否认为这些国家趋向暴力,将会伤害推翻专制的努力? 当然。从其他事例可知,例如1905年(俄罗斯的)革命,试图摆脱沙皇的独裁。人民已经成功在望,军队已经倒戈在望。很多士兵拒绝服从命令,向非暴力的民众交枪,就像叙利亚的情况。 非暴力意味增加军队抗命的机会。但当你走向暴力。士兵不会哗变/他们会效忠专制而令专制得到生存的良机,正是1905年革命所发生的。当时(革命)可以很快成功,但之後布尔什维克故意使非暴力的全国的大罢工转变成武装起义。以致士兵头一回长期顺从命令,给沙皇有力维持高压统治,继续维持专制12年。 你说过非暴力运动的领导很重要。但若果我们看看实例,埃及或者1979年的伊朗,初时都没有一个显然的领袖。非暴力运动能不能没有领袖而成功呢? 有时可以。但在这种情况,人们需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若果没有强力领导,有时可以取得长足进步,因为政权无法通过拘捕、暗杀领袖控制局面。 然而长此没有领袖下去,你得面面俱到,清楚自己要怎样做.。如果要宣扬运动需要的讯息,你要有一个清单写明"做什麽,不要做什麽",大家都明白,运动有更大机会获胜。如果你对於行动没有基础认识,你将一事无成。 自埃及起革命,媒体把你的努力与埃及起义联系起来。你怎样想? 如果我的工作有所影响,我对此很高兴。我从未说过我推动起义,也没有什麽明显的证据,我说我的影响甚微。有其他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撰写这方面的著作。 人民才是真正投身运动、真正有功的人,不是我。
我感到光荣。一些穆斯林早已是发起非暴力运动的勇者。阿布杜拉·拉文·瓦希德(Abdul Rahman Wahid)为我其中一本书写序,当时他领导世界最大的穆斯林组织。回到甘地的时代,在英属印度,位於西北边境的省份,汗·阿布杜拉·贾法尔·汗(Khan Abdul Ghaffar Khan)是一位非常勇敢、非常历练、非常精明的穆斯林领袖,在当地带领非暴力运动。甘地说过在西北边境穆斯林领导的运动胜於印度的印度教徒。 你从人民投身非暴力革命中学到什麽? 啊,只要能够,我无时无刻都想从中学习——因为他们做到人们不时以为不可能的事。 他们证明即使在压迫之下,老百姓依然可以坚持非暴力原则,保持勇气,继续抗争。正如甘地所说:"摆脱恐惧,不要害怕」"。很多时我自问过这样想有点天真。英国有枪有军队。 但尤其是叙利亚人民,还有其他国家,当然包括突尼斯、埃及和所有全力以赴的人——他们都非常勇敢。而勇气就是最值得肯定的贡献。他们是真正坐言起行的人。 你怎样看现在一些伟大的抗争思想家? 我不清楚。有时带领运动的人真的非常重要,但有时他们得不到他们应得的荣耀。他们不及甘地时在生时那麽有名,但这亦非坏事。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都有那些思想家的见识,他们一样可以做到,人民力量就势不可挡。 一次运动不一定完功。有时你必须持续抗争两次、三次、四次或五次,就像战事。正如二次大战打了多少年?第一次尝试不能赢得战争,有时人民会输掉第一场战役。人们得学会自强,(明白)需要什麽才能使自己更强大,需要什麽才能使自己更勇敢,不会在对方开第一枪时逃跑,而是有计划地向前进攻。 现在爱因斯坦研究所从事什麽工作? 我们研究非暴力运动的性质,预备教材,翻译指南——如果有些地方翻译不准确,事情会变得非常糟糕。还为所有继续有志於新一轮运动的人供应订书。 除了工作你还有什麽兴趣? 我在家里和後院种了各式各样的花草,还有一只小狗,过去我一直养大狗—— 是三四隻大丹狗(Great Danes)——它们是巨大、漂亮的生物。狗,宠物,动物,花花草草,和其他同样的东西——我藉此得到放松。 注释: 【1】:1955年,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巴士上拒绝让坐给白人而被捕,马丁·路德·金因而发起黑人抵制乘坐巴士运动。联邦法院最终裁定巴士的种族隔离规定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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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2 09:22 AM PDT 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名著《萬曆十五年》記述無大事可敍、平平淡淡的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以「大歷史」的角度,以小見大,窺探出明帝國發展至盡頭而步向滅亡的癥結所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於九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若以中國傳統的年號紀元,即將過去的一年,應為特區十五年。對比起萬曆十五年這「無關重要的一年」,特區十五年在香港歷史發展中,必定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年。不用以小見大、也不用刻意地宏觀觀之,特區十五年是香港法治精神開始搖搖欲墜、各項基本權利開始受到壓縮、極權統治的無形之手向港人愈伸愈近的一年,幾無疑問。 法治,是香港人賴以維持安定生活的核心價值。在過去的數十年,因為官府執法、權貴畏法、人民守法,香港才能成為一個井然有序,人民各得其所之地。一在特區十五年間,高官權貴屢被傳出有徇私枉法之舉,特首曾蔭權涉嫌收受利益濫用公帑,被冠上「貪曾」之名;包括侯任特首梁振英與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在內的多位高官,更知法犯法在家中僭建,被揭發後更文過飾非,砌辭狡辯,謊話連篇。我們還能指望這些人能秉公執法、捍衛法治嗎? 《基本法》賦予港人各項基本權利,本應不可受到侵犯、不能被人所隨意剝奪。但在特區十五年,當權者多次藉故收緊空間,剝削香港人的自由。有監察政府作用的「第四權」新聞自由屢遭打壓,更使新聞機構「自我審查」的情況更為嚴重。政府甚至曾試圖強推立法會替補機制,以似是而非的歪理,藉故剝奪我們作為公民神聖不可侵犯的選舉權和被選權。對於表達意見的示威者,警方的應對手法更愈益強硬,港人的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更是汲汲可危。 香港所擁有的法治精神和各項權利自由,是保護港人在「一國兩制」下免於受到強權欺壓、能夠令人放心有尊嚴地生活的核心價值。一旦法治崩堤、自由淪喪,極權的魔爪就很快會伸到港人的頭上。隨著梁振英在中聯辦的明顯干預下當選特首,這一憂慮更恐怕快將成為事實。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指出明代的管治原則粗淺、法律亦欠完善,故此「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香港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卻恰好相反,香港有自己的一套原則和價值,更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但若果執政者動機不純、心術不正、另有所圖,則如何完善之「技術」,香港也無力回天了。 | ||||||||||||||
'Chung Hong Exploits – LG Profits': Support for Chung Hong Workers' “昶虹剝削–LG獲利”:支持昶虹工人 Posted: 03 Jul 2012 09:14 AM PDT 'Chung Hong Exploits – LG Profits': Support for Chung Hong Workers A collective protest has been happening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in the Chinese factory of Chung Hong Electronics Poland. A few days ago workers decided on a referendum to go on strike. The workers demand: a wage increase (to 70 Euro/80 USD a month);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ocial fund, a reduction of the the annual overtime limit, the restoration of free transport for workers, and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workplaces and work schedules. On 28th of June a worker activist was fired on disciplinary ground. The response of other workers was an immediate strike action that will continue on 2nd of July. We ask for sending a protest letter to Chung Hong and LG Electronics Poland to show solidarity with their struggle. 發生在中國昶虹( 波蘭) 電子廠的工人集體抗議已超過兩個月。几天工前,工人們全民投票決定發動罷工。工人的要求是:提高每月工資(至70Euro/80美元);恢復工人的社保,降低每年加班工時上限,恢復免費運載工人和其他關於工時與流程上的問題。在6月28日一名參與組織的工人,被廠方以紀律處分為,遭到解雇。其他工人立即決定要啟動罷工行動作為響應,由6月28日開始,并將在7月2日繼續集會。我們呼吁向昶虹電子廠和LG電子廠發送一人一信行動,以顯示團結以及我們對與工人們的斗爭支持。 During the first strike referendum the boss sent guards who forcefully kicked out union reps from workers' buses. Between June 19 and 22 the second strike referendum took place in the factory, and 54.9% of the employees took part of which 89.4% were in favor of a strike. In the coming days, workers will decide about the strike. During the mediation with the boss on June 23 that lasted for eight hours the employer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were sitting in the room while workers were not invited and only a negotiator talked to them. 自第一次討論罷工的工人內部會議,廠方已派出保安,粗暴地把工會代表驅離員工巴士。在六月十九日與二十二日兩日間,工人們仍在廠內發動了第二次討論罷工的會議,全廠的54.9%工人參與了會議,其中89.4%與會工人支持罷工。工人在其后几天決定罷工。而在六月二十三日一次曆時八小時的勞資協調會議上,廠方的董事局和管理層們在會議室進行閉門談判會議,工人們卻不獲邀請,廠方只會議室之外,派出一名廠方談判代表向他們發話。 Although workers have proposed several compromises, the management remains deaf to any arguments and rejects any agreement. The Chung Hong management want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forcefully and does not hesitate to use outrageous, illegal measures to put pressure on workers. On the 28th of June, Krzysztof Gazda, worker and member of Inicjatywa Pracownicza was dismissed, a clear violation of Polish labour and union law. He was dismissed because – as Chinese bosses claim – he organized a strike referendum, took part in the rally in front of the factory and demanded an immediate intervention of the negotiator during the collective dispute. 工人們在兩個月來曾提出多項建議,嘗試拉近兩方分歧,但管理層對工人提出的各種理據充耳不聞,亦拒絕達成任何協議。更離譜的是,昶虹管理層只想粗暴地解決沖突,且毫不猶疑地對工人作出暴力及非法的手段,以向工人們直接施壓。在6月28日,Krzysztof Gazda,一名Inicjatywa Pracownicza成員的工人遭到廠方解雇。廠方此舉已明顯違反波蘭勞動法和工會法。而他被解雇--中資廠方宣稱的原因是:Krzysztof Gazda在廠方與工人集體糾紛談判間,參加了在工廠門前要求立即干預談判的集會,并組織了一次討論罷工的會議。 Receiv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dismissal of Krzysztof, workers refused to work and started to strike. They elected a striking committee. 15 the most active workers (members of Inicjatywa Pracownicza) were locked in the canteen by the boss in order to separate them from the rest of the production workers. The boss sent guards against workers, so that they could not leave the room. Police was sent to the factory but refused to take any action. In the late night workers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factory and were provided separate bus transport so they stay separated from the rest of workers. 廠內工人收到Krzysztof Gazda被解雇的信息后,工人立即拒絕工作,啟動罷工,并選出一個罷工委員會。此時廠方立即將15名積極工人(衕時是Inicjatywa Pracownicza的成員)從廠房車間驅趕到工人食堂,并派出警衛驅禁工人,不允許工人離開廠房。警方抵達工廠,卻拒絕釆取任何行動。在深夜這15位工人被廠方用另外用員工巴士將他們強制帶離工廠,以避免他們與其他工人接觸。 Employers threatens also to dismiss others who took part in the strike and in the strike referendum, and obstructs contacts between the Inicjatywa Pracownicza (Workers' Initiative) members and the other workers. 廠方衕樣向其他參與罷工、罷工會議的工人威脅會以解雇作響應,且極力阻擾Inicjatywa Pracownicza的成員與其他工人有任何接觸。 Workers declare to continue strike on Monday, 2nd of July. Inicjatywa Pracownicza is organizing a rally in front of the factory the same day. We call for any solidarity actions and massages on the 2nd of July and later on, especially in front of LG offices. 工人當日立即宣布,在7月2日,周一,繼續罷工。 Inicjatywa Pracownicza組織衕日於工廠門前安排了集會。我們在此呼吁各界,可在7月2日及之后,向昶虹電子廠,尤其是LG發動各種聲援行動,并向各界廣傳昶虹電子廠工人罷工的信息。 The arena of conflict is a factory located in a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Poland that benefit from many tax reductions (tax exemptions, refunds for the cost of employment). Chung Hong produces almost exclusively for LG Electronics Poland and, therefore, depends on orders from LG. 今次的沖突源頭是一個位於波蘭的「特別經濟區」,區內工廠可受惠於政府提供的各種稅務寬免操施(優惠包括,括免貨稅及工資成本退稅)。而昶虹電子廠几乎全為LG(波蘭)電子廠生產,是故極之依賴LG的訂單。 In the face of harsh repressions and the strike action at Hong Chung, Inicjatywa Pracownicza initiates a protest campaign to express support for the workers in struggle. We expect that the main contractor LG Electronics Poland, the governors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take a position on the conflict. 此時此刻,昶虹電子廠的工人罷工行動正面對嚴酷鎮壓。Inicjatywa Pracownicza正發起了抗議活動以表達對工人斗爭的支持。本人們要求「LG(波蘭)電子廠」、波蘭特別經濟區、波蘭工業發展署,就「昶虹(波蘭)電子廠」違反波蘭勞動法所保障的工人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權利釆取積極行動,以終止「昶虹(波蘭)電子廠」對工人進行的各種打壓罷工、騷擾與威脅,落實「特別經濟區」內波蘭勞動法及工會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See more: We will not work for a bowl of rice! - Report of Chung Hong workers我們工作不夠換混一頓飯! -昶虹工人報告 Workers' Initiative in a Polish factory of the Chinese Chung Hong中國昶虹(波蘭)電子廠的工人倡議 What can you do? Inicjatywa Pracownicza asks supporters, fellow workers and comrades, worker organizations and trade unions to support workers of Chung Hong Electronics! The employer must feel the pressure from below coming from the outside the factory. We ask for any publicity you can give and any possible ways of support. Inicjatywa Pracownicza工人自主組織邀請支持者們,工友們,衕志們,工人組織及工會們支持昶虹電子的工人!! 我們必須讓那些老板感受到,來自工廠的內外皆由下而上的壓力!! 我們呼吁各方請廣傳這信息,并通過你可以參與的方法加入聲援的行列!! Solidarity is our weapon! Chung Hong Electronics昶虹(波蘭)電子廠 LG Electronics Polska Sp. z.o.o.LG(波蘭)電子廠 Agencja Rozwoju Przemysłu S.A. =========================== Letter of protest Dear Sir/Madam, I express my great concer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factory of Chung Hong Electronics in Biskupice Podgórne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near Wroclaw. Chung Hong is abusing basic labour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the union Inicjatywa Pracownicza to run its activity. Workers went on strike, and I want to show solidarity with them. Chung Hong is an almost exclusive subcontractor of LG Electronics Poland, that is why LG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situation. 「昶虹(波蘭)電子廠」長期依賴來自LG(波蘭)電子廠的訂單,因此本人在此嚴正提出,LG(波蘭)電子廠對於「昶虹(波蘭)電子廠」內廠方對工人施行的各種剝削政策有直接的責任。 Inicjatywa Pracownicza has entered the collective dispute with the employer more that two months ago. However, the employer, claiming that it is only an LG contractor, refuses to meet the basic demands of workers, including a wage increase (the wage is now the lowest in the entire Zon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ocial Fund for workers, and others. 工人自主組織曾介入工人集體參與與廠方斡旋兩個月之久,然面廠方單方面宣稱LG(波蘭)電子廠的外判供應商,并以此為借口,拒絕工人集體所提出的基本訴求,當中包括:加薪(該廠現為整個「特別經濟區」內工資最低的工廠)、恢復社會保障基金等等。 Moreover, worker activists are intimidated, harassed and threatened with dismissals. On the 28th of June Krzystzof Gazda was fired on disciplinary ground, a clear violation of Polish labour and union law. The company has sent guards against workers. Such politics of intimidation and the lack of will to find an agreement about any of the union demand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hung Hong owners do not recognize the Polish labour law, the law on the settlement of collective disputes, and the freedom of workers' association. 6月28日廠內工人Krzystzof Gazda因廠方單方面的「紀律處分」而被解雇,廠方此舉明顯違反了波蘭勞動和工會法。廠方亦出動警衛壓制工人。從廠方的對工人的種種威嚇及毫無與工人組織提出的各種建議尋求共識或響應的意欲,更肆無忌憚地踐踏工人的結社自由,都表明「中國昶虹(波蘭)電子廠」既不承認波蘭勞動法,更毫無意欲通過合法的途徑解決集體糾紛。 I protest against the actions of the Chung Hong owners. I expect a reaction of LG Electronics Poland and Agencja Rozwoju Przemysł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against the abuse of labour rights and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n the Chung Hong factory. 本人現向「昶虹(波蘭)電子廠」的持有人、董事會的行為作出嚴正抗議!!本人并會密切注視LG(波蘭)電子廠、波蘭特別經濟區、波蘭工業發展署,就「昶虹(波蘭)電子廠」違反波蘭勞動法所保障的工人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權利釆取積極行動,以終止「昶虹(波蘭)電子廠」對工人進行的各種打壓、騷擾與威脅,落實「特別經濟區」內波蘭勞動法及工會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I demand immediate reinstatement of Krzysztof Gazda to work! 本人要求昶虹(波蘭)電子廠需讓Krzysztof Gazda立即恢復工作! | ||||||||||||||
Posted: 03 Jul 2012 06:51 AM PDT 【生孩子难】随着80后生育高峰的到来,妇产医院的床位变的一床难求,不仅需要提前数个月预定,还只能在产期住上几天,妇产医院的楼道内整日里挤满了等待检查的孕妇及家属。 【养孩子难】某研究咨询机构近日的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认为,夫妻月均收入需要达到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如果夫妻双方收入过低,在城市里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更何谈生儿育女?也有网友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较高的收入,就不能保证孩子出生以后能够有好的身体素质,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孩子以后的发展便得不到保障,"还不如不让孩子出生"。 【喂孩子难】国产奶粉业这两年已被三聚氰胺搞得疲惫不堪,就在消费者对中国奶粉信心 …… | ||||||||||||||
Posted: 03 Jul 2012 06:37 AM PDT 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民陣說有四十萬,警方說有六萬,大部份人相信應該起碼數以十萬計了。十五年過去了,民憤大,人人心裡有團火,這不用我多說了。可是,在澎湃的行動力之中,我隱隱然感到一絲沮喪。許多人心中都泛起疑問:上街、衝擊、發洩過後又如何?香港不是仍然變得愈來愈壞嗎? 我無法提供簡便的答案,即使有人拍心口說有,你也要打幾個問號。但找答案是重要的,否則會沉溺在不斷失敗之中,而且,處處找尋敵人。找答案之前,我們無疑要認清形勢,而形勢又分很多種,宏觀的政經結構及力量對比,大家可以參考黎則奮的長文,繼續發揮及辯論。但有一種形勢,一直是我們忽略的,就是我們到底成就了多少,我們未有認真盤點。每位市民都懂得數一下香港倒退了甚麼,但回歸以來民主鬥爭創造了多少有利條件,卻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這裡提出一點自己的觀察,引發大家討論。 論民憤,剛回歸的時候可能比今天更大,造就了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可是,我以為,群眾的怒火有一個質的轉變。大家可能記得,當年許多人解釋民憤大的原因,通常離不開金融風暴與經濟低迷,而2003年沙士重創更視為低點,加上董建華推二十三條立法,上街被視為一種類近爆發式的情緒反應(reaction)。可是,2003年後,二十三條仍然是當政者禁忌,當權寧願溫水煮蛙,也不敢猛火焚城;經濟景氣算是好轉,雖有波折,但情形不像97年後的金融風暴,也不至於2003年的經濟低谷,然而,民憤仍然旺盛。即使經濟問題仍是困擾,也與經濟結構關係大一點,而非純然經濟景氣上下所左右。例如,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壓榨小市民生活等等,這些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意識覺醒,甚至批判反思,才能扣連出反抗意識,而當年相對簡單的失業、減薪、負資產等等帶來的反應。情緒因素仍然重要,也是較以往複雜。換一個說法,經濟壞固然上街,所謂經濟好,也會上街,香港民憤的確變得政治化,政治問題愈來愈擺在人們眼前。 我有一個假設,這股政治化情緒中有一個核心,是對香港現狀(status quo)整體根本的不滿,對比一下八十年代那句大家很受落的「維持現狀」,便看到民情翻天覆地的轉變。這種不滿有來自對回歸前殖民時代的各種懷緬,有基於求變之心,亦有感所謂「香港核心價值」受到威脅。不滿現狀的情緒是跨階級,甚至有人認為是跨政治光譜的,即連建制派群眾與領袖也不滿現狀,這亦是梁振英上台的重要背景之一。因為,唐英年被視為本地地產霸權代表,而梁則是外來黨官治港象徵。 相當諷刺的一點是,人們對現狀深痛惡絕,但是,現狀幾乎紋風不動。地產霸權臭名遠播,但它還是我們生活一部份;許多人想立法會派別大洗牌,九月選舉後,泛民比例可能有所下降,但基本結構也不會大變;曾蔭權說要玩舖勁,已證明是一個冷笑話;梁振英強人架式更大,對付我們小市民有餘,但期望他整大鱷,改變既得利益結構,恐怕是不切實際。而現狀頑固不變,反過來令不滿更大,更焦慮不安。 對現狀不滿的情緒是多面向的,可以是進步,可以是反動的,能載舟,亦能覆舟。梁振英顯然想利用不滿情緒,伸出強人之手,建立威權,這從「零雙非」一事可稍見端倪。不過,他的地下黨幹背景亦容易讓他成為現狀的一部份,難以置身事外。加上他還未能把本地建制派完全團結在跟前,所以,他的政權是脆弱的。事實證明,他暫時有點失控。 回望過去十五年,特區政府合法性固然先天不足,一方面,小城的高度自治被一個專制大中國政權所覆蓋,誇張一點講,香港所有掌權者都有著原罪。另一方面,普選遲遲未到,半調子代議政制令行政機關合法性危機加深。而日漸政治化的民間運動,亦協助令先天不足的香港政權長期陷入合法性危機,董建華腳痛下台,煲呔背著貪腐之名卸任,梁振英未上台已民望插水。 這股政治情緒是脫韁野馬,造就了更多的政治化群眾,激化了民主派與建制派的對壘,但卻不見得使民主派整體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源,尤其是選舉議席,反而導致民主派陣營內鬥不斷,社會中的漸漸變大的撕裂。加上不安及不滿情緒背後,是本土身份的失落感與追尋,從前愛國主義的出賣論及奸細論在香港沒有市場,政治化的族群語言港人也不習用,但是,現在忽然流行起來,誰是「賣港」,誰是「港奸」等等,雖未成為社會主調,但早已是一個小潮流。因此,民主派的團結感,只能建基在諸如七一遊行之類的活動中,以及梁振英「大話精」這個共同敵人。今年七一遊行表面議題多多,實質以罵梁為主旋律,他的僭建醜聞恰好提供了一個臨時機會,讓不同派別的政黨甚至公民團體感受一刻的團結,不過,這不會太持久。 今年七一遊行體現的,不是公民社會的大團結,而是群情高漲。如何轉化這股對現狀的不滿成為進步的民主力量,政治化群眾如何成為曠日持久的組織與網絡,積累運動成果,推動香港的政治及社會改革,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議題。 | ||||||||||||||
Posted: 03 Jul 2012 06:26 AM PDT From my inbox: I thought you might be amused to see this. At Metrovino, a restaurant in Portland, Oregon where I run the bar, we needed a name for a drink we serve that's a slight variation on the Pegu Club (a classic gin cocktail). "Pigou Club" was the first thing to come to mind. I doubt many guests know what the name alludes to but it makes me happy and the drink has become one of our bestsellers. A photo of the menu is attached. The recipe and background are here. Also, by the way, Australia has joined the club, amidst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 ||||||||||||||
Posted: 03 Jul 2012 05:33 AM PDT 學民思潮7月2日屯門論壇行動負責人Tommy就各傳媒在7月3日行政長官公眾論壇之報導作出澄清及補充。 | ||||||||||||||
Posted: 03 Jul 2012 04:50 AM PDT 作者:余晓平 | 2012年06月30日 16:05 | 栏目: 文章转贴推荐 转载
马克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转贴)
马克思生前,一直被冷落,在19世纪末叶,思辩的哲学已不时兴,尚未泯灭,马克思莽撞肢解黑格尔学术体系,为黑格尔迷们所不齿;而当时,实证的科学正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又没有任何实证,只有黑格尔式的玄学思辩,被誉为〝武断学派″,在学术界一直被边缘化。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新旧交接的两头,都不及格。当美国人类学家家摩尔根深入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当了十年养子,获得丰富实证,巨著四卷《古代社会》出版后,马克思才算开了眼,给予很高评价,以暮年老病之身而未能读完它为遗憾。摩尔根此书以充分事实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卷头语:"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没有史实支持的随意武断!摩尔根在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十年经历证实:那里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只能尴尬地自食其言,两年后在《路易•波拿巴雾月18日政变》一书中,改口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只能〝批发,包园儿!″,不准〝零买零卖″:要么全盘肯定,全部接受,去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免谈,没有挑选、商量的余地,霸气十足,说一不二,马氏说一,你不能说二!拒人千里之外,所以在爱自由的法国最先〝威信扫地″,后来在德国,在日本,在英国,在美国,也只有共产党人替他做广告。 在经济学界,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南辕北辙,批判大卫•李嘉图的工资铁律,标新立异,显得不伦不类,颠倒前人,并不成功。至今人们仍沿习〝人力成本″、〝劳力成本″等概念,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马氏术语,无人问津。 在工人运动方面,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承诺:〝将得到整个世界″的诱惑,对于工人不啻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要工人豁出身家性命,不顾一切去冒险:赌一把〝获得整个世界″,哪怕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马克思作为贵族家庭花花公子不可能理解工人,普通工人没那么大的野心和贪欲!他要〝整个世界″干什么?所以1871年巴黎公社造反,被驱使的都是马克思最瞧不起的社会底层最腐化的部分—-流氓无产者! 西方哲学史作者罗素爵士评判马克思主义时曾说:"一个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节储几年工资去上大学,何必参加集体抢劫?"。其实,美国工人在1886年争取到的〝三8工作制″(8个小时学习、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休息)是19世纪工人们的普遍要求,所以在所谓的〝革命年″—1848年之后,工人运动仍然归于沉寂;直到今天,欧、美工人,对〝获得整个世界″,也不买帐,不相信共产代替资本家,工人会有好结果。 卡尔•马克思生前梦寐以求的英、法、德等国工人的〝联合行动″〝同时起义″实践〝世界革命″成了泡影。 1872年卡尔•马克思退出共产国际,亡命于伦敦,11年后,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 卡尔•马克思不仅对自己的著作称为〝粪″与"污秽之书",卡尔•马克思还再三地坚持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为什么不敢承认他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卡尔•马克思自己证实的,而且不止一次.至今还有三种提法,保留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第一种提法:"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 第二种提法:"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三种提法:"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恩全集》第2l卷第54l页附录。) 如果是因为有人冒充或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战斗成性的马克思,会轻易把们批倒、批臭,根本用不着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既知自己著作是粪与污秽之书,他当然晓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后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不定哪方遭难? 马克思死后,由于恩格也不否认卡尔•马克思这个遗言,所以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列宁、斯大林,谁都不敢否定马克思这个遗言,又绝对不敢让广大党员知道,所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信仰问题始终处于混沌、迷离的状态,消灭了过亿的生命,无数党员作了牺牲,成为一场荒唐、盲目、血腥的闹剧。 苏联共产党统治70年,屠杀了2000万各族生命,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60年,8000万各族生命非正常死亡;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古巴、越南、蒙古、北朝鲜12共产国,再加上柬埔寨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所有的牺牲,至今还无人统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不知道马克思这个遗言,听到炮响,就一头裁进去了。 人的一生信仰什么?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共产党员把生命交给了党,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为自己的终生信仰而牺牲,一直到死,却不知道为之献出生命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竟然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共产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各国历届党魁们一直到死,终生信仰的却是其创造者自己都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宗教,政党都没有的,多么昏不可当,荒唐至极的事情!这是根子上的问题左右碰壁,处处倒霉,动辄得咎,内外交困,倒行逆施,一条道走到黑,在死胡同里转圈。 于是,无论屠杀了多少民众,干了多大、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多么荒唐透顶、蠢不可及却恣意妄为,拆屋毁地,车碾房砸,蛮不讲理,招来无尽不穷的天灾人祸,无人对这一切负责,一切后果都落在民众头上,倒霉的总是老百姓! 虽然普通党员的房屋照样强拆,上访照样挨打,同样是专政对象,与普通百姓不同的是他们宣誓加入了以共产党名义出世的撒旦教,己犯罪成为魔教结构中的一分子。 听马克思说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口气:"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只能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不能再多说一点,似有难言之隐,好象怕揭老底,万万不能讲!聪明的读者,也许有人知道!因为马克思至死没否认自己是撒旦传人,魔教使者。 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历时已118年,百年之谜再不传开,大家糊涂到几时? (转载自20120630博联社余晓平的博客http://home.blshe.com/blog.php?uid=133&id=26003) | ||||||||||||||
Posted: 03 Jul 2012 05:00 AM PDT | ||||||||||||||
Posted: 03 Jul 2012 03:24 AM PDT 警方於胡錦濤訪港期間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運用胡椒噴霧。本人對警方的「保安」措施十分憤怒。警方為何使用釋出高濃度胡椒素及紫外線染料,對身體構成嚴重傷害的胡椒噴霧。我們不是暴徒,更不是武裝分子。 現在,本人非常希望在這裡我們一起製造輿論,將胡椒噴霧的說明書登上主流媒體,揭露警方軍事式鎮壓示威者的惡行;並以法律程序逼使警方、保安局及特首出來解釋,設法阻止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然而,這令我想起陳雲老師曾經說過,警隊對付示威遊行的措施已經到達極限,下一步便是敲響第一槍。 今天(July 3, 2012),警方邀請新聞界談胡錦濤採訪安排。本人十分希望記者在此譴責警方,要求他們交代胡椒噴霧的採購來源,並日後使用胡椒噴霧的準則。同時,本人希望立法會召開特別會議,質詢保安局,究竟如何看待示威者。世貿部長級會議的示威韓農不是暴徒,何況居住在香港的和平示威者不是暴徒,更不是武裝分子。 本人希望警方不要在每一次大型事件後,假裝開明得體,邀請傳媒茶聚和反省,然後下一次照舊講一套做一套,照樣使用暴力和壓制新聞自由。 吳耀鏜 | ||||||||||||||
Posted: 03 Jul 2012 03:13 AM PDT
(獨媒特約報導)「萬一個仔唔肯填衰仔紙(不供養父母證明書),咁就拎唔到綜援啦!」,「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聯席)聯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理大)於今日(3日) 發表《市民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意見調查》,有長者炮轟政府現時的養老政策未能令有需要的老人家受惠,促請政府盡快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理大調查報告指出,有超過九成人同意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推番曾蔭權任內表示「中產反對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說法。 理大於2012年6月以抽樣的形式訪問了1032 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調查他們對長者政策的看法。結果顯示有超過七成未曾退休的受訪者,對將來可依靠強積金及個人儲蓄解決退休後在衣、食、住、行及醫療各方面的需要,表示沒有信心或非常沒有信心。亦有逾六成人對現行一系列長者申請綜援的經濟審查制度,如申請人子女要填寫衰仔紙表示不滿。聯席幹事表示現今制度忽視長者的尊嚴。根據2010年樂施會的調查顯示,由於現時的審查機制,全港有超過16萬符合資格但未有領取「長者綜援」的長者。至於對新任特首梁振英先前建議需要入息審查、每月2200元的「特惠生果金」,則有超過七成人認為措施未能有效解決退休生活問題。
聯席民意調查小組成員劉卓奇亦指出,梁振英經常偷換概念:「他和他的團隊當被問起養老政策時,常說會為退休保障利度作深入研究。但他所說的並非「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他由始至終也未回應未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聯席所提倡免入息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建議,年滿6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每人每月均可領取3000元的養老金。(相關文章:http://www.inmediahk.net/自由標籤/全民退保 )
編輯:方鈺鈞 | ||||||||||||||
Posted: 02 Jul 2012 08:30 PM PDT 爹和娘吵架,娘一怒之下离家出走。期间爹各种电话各种短信安慰道歉。娘均不理。我给娘打电话就说了三字娘立马回家了。爹一个劲儿问我说了啥这么管用。我无奈说道,承认吧爹,你已经失宠了。我只是给我妈说我饿了。。当妈的心吖!为妈妈求人品。 顶10115:: 拍-214:: 126条评论 本人家里农村的,现在在城里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今天老家来了几个朋友,于是打算在安排他们在自己工作的饭店吃顿饭。菜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点的。。。。饭间接了个电话,回来发现多了四个菜,还是比较贵的那种【因为只有七个人,多了四个菜很明显】以为是嘛个朋友点的,就没说啥,可是结账的时候却还是那个数。就问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他让后厨送了两个菜。可是明明多了四个菜啊!后来才知道是随后老板娘又让后厨送了俩,他们夫妻俩互相不知道,导致最后吃不完了。。。在外边打工挺不容易的,为老板夫妇求人品。。。。@来自糗事百科 顶6499:: 拍-174:: 102条评论 说个发小的。话说当时那货8岁。一天他麻麻给了他五块钱去买拖鞋。这货屁颠屁颠的骑着自行车走了。当然这不是g潮。g潮是这货去菜市场买了五块钱瘦肉送他姥姥那去。姥姥这个高兴啊。外孙那个孝顺啊。立马给了10块钱。。。。。 顶5545:: 拍-149:: 139条评论 我家老祖宗今年75,是家里的活宝,以前玩游戏,什么坦克小蜜蜂魂斗罗超级玛丽俄罗斯方块,我都没赢过她,基本她都通关的说,坦克都可以干到100多关。现在奶奶脑血栓右手失灵了,但在每日坚持练习之下用左手点鼠标,祖马都可以打到最后一轮了。我依然是望尘莫及呀!有她在家里就很欢乐,祝奶奶长命百岁。 顶4841:: 拍-143:: 133条评论 说个昨天照婚纱照的-------割了摄影师的xjj------话说楼主老公拍照的时候不会笑,表情各种僵硬,当拍到最后一套韩版服装的时候,摄影师说新娘右手放到新郎肩上,左手放到新郎重要部位,楼主还在想怎么韩版风格是有点色色的么,然后就放到了老公的小JJ上,结果摄影师跟灯光师都愣了,随后爆笑满场,后来摄影师说我让你放他重要部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部位--心脏,不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部位。当时楼主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随后照的相老公脸就笑开花了,回去路上还跟我说,要照的时候我就想想重要部位,就会笑了。。。 顶3626:: 拍-111:: 106条评论 刚生了宝宝。=====割掉不靠普的老公====== 顶2879:: 拍-88:: 63条评论 吃饭时老妈说,我小时候的作文"我的妈妈",有一段让她记忆犹新:"记得那一次,我把一大盒饼干撕开放在桌子上,发现钱掉了,弯腰去捡,起来时妈妈已经把饼干吃完了。" 顶2005:: 拍-58:: 42条评论 记得以前和一个同学在网吧上网。他明目张胆的看////A片,然后觉得不够过瘾,想下载了带回寝室慢慢看,可是那天没带数据线,于是乎,他老人家,打开手机摄像功能,对着屏幕录起来了,其姿势前倾,其表情严峻,端着手机一动不动,尼玛,连网吧老板都注意到他了,尼玛坐在旁边的我,只能装作和这人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顶3148:: 拍-99:: 63条评论 夜深。。。睡不着。。。记着我曾经有个牛掰的同学,他是转学来的,他做了件牛掰的事情,他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实在农村,有一天他去上学,路过一条干涸的河道,看见河道里有个骷髅头…他就好奇,装在了他的小书包里,到了学校,就调戏女同学说,来我给你看样好东西,好多女同学都好奇的围在那,他就把骷髅头拿出来瞬间吓哭了一片,他们班主任是个女的,叫他去了办公室,问他,书包里是什么,?他说没什么,老师说,别跟我玩洋!拿出来,我同学说,你别哭,他啪一下就把骷髅头放老师桌子上了,老师那个尖叫,哀嚎,,,我同学很淡定的说,我就说不拿出来,你偏要看,,,,,现在还哭。 顶3766:: 拍-119:: 118条评论 话说老妈包饺子超级好吃 当年我爸妈相亲 老妈给我爸包了一顿饺子 我爸一顿风卷残云之后撑的瘫在沙发上 然后指着我妈说---就你了! 顶4235:: 拍-139:: 109条评论 糗事百科官方手机应用发布喽~ ![]() | ||||||||||||||
Posted: 03 Jul 2012 03:01 AM PDT 本文作者:科学松鼠会 文 马慧元 本文为苏椰所翻译《艾伦·图灵传》一书的序言 (一)关于这本传记几年前我颇有些在网上闲聊的热情,有一次不小心在某个帖子里脱口而出:"如果我只打算把一本书翻成中文,那么一定是安德鲁·霍奇斯的这本《艾伦•图灵传──谜一样的解谜者 》。"说归说,我并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时间去践约。 这本厚厚的传记,我当时只看过一小部分,印象深刻。简单地说,图灵是这么个英国人: 生于1912,死于1954,是数学天才也是同性恋,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英国还是大忌。1952年,因为报告自己的住处被人抢劫而被警方发觉(引贼入室的正是他的伴侣),被强迫注射雌性荷尔蒙。不满四十二岁的时候,他最终吃掉一个毒苹果而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本书提到图灵的死,居然一笔带过,只说结果。虽说图灵那一刻没有目击者,但如果他愿意的话,无论如何可以八卦出来,顺便煽情几句。但是,他这样说,"图灵象白雪公主那样,吃了一只毒苹果。"好个浪漫的死法,好个简单的描述,简单得乖僻而残酷。本书作者霍奇斯的冷静令人十分吃惊。我见过冷静的作者,但没见过这么冷静的。他自己也是同性恋,按理说同病相怜,但他一切叙述皆从外部证据入手,一直讲到五十年代对同性恋的残忍"治疗",仍然不动声色,不妄自推测,不抒情,不悲伤---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倒真像图灵测试 中那个既冰冷又诡异的回答者!慢着,难道我们这个世界不就这么荒诞么,从外部永难抵达深渊一样的真相。 如今冷静下来再细读这本书,仍然感想多多。观看科学家的人格和抽象思考互相投射,确实很有意思,尽管不敢妄加解读,尽管怎么解读也是谜上加谜。 话说作者霍奇斯也是一位奇士,我爱屋及乌,对他也产生一些兴趣。这个人把形而上,形而下,都弄得津津有味,一边宣称自己跟图灵一样是公开的同性恋,一边敬业狂热地工作和写作。他还正巧是名物理学家,《皇帝新脑》的作者、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彭罗斯的学生,现在在牛津数学系教书。他的网页上琐碎地写他做了什么工作,打什么工,十分自得。提到让他出名的,卖了十万册的图灵传记,他说图灵不会想到自己会那么出名,不会介意自己作为一个纯数学家,只被同行知道。而他为此书在两年时间里全职写作,以微薄的资助维持生计--"由于条件所限,只能被迫尽快完成任务,有时简直草率得像图灵的鞋带!" 图灵的老母亲在他死后写了一本薄薄的传记。霍奇斯说,奇怪的是,她写的传记却带有难得的客观色彩,好象写陌生人--后来我借了这本小册子来读,印证了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图灵的母亲不仅不懂数学,也不懂得他(哪怕母亲可以津津乐道图灵小时候的脏脸蛋、涂鸦、打架),她对科学的全部理解就是"应用"。看到这几句,我不由大恸,为这交流的阻隔、简单的悲哀。图灵非常爱母亲,然而他的古怪行径无疑让母亲担忧多年,毫无办法,他后来进了监狱,流露出自杀之意,不过他曾向母亲一再保证,不会伤害自己。图灵死前没有遗嘱,没有任何确切证明自杀的迹象。他没有留下任何抗议,看上去不能排除意外而死--也许是因为顾及对母亲的承诺吧。母亲真的一直相信,他是不慎服毒而死的,因为那些日子里,他迷上了化学实验。 霍奇斯写道,图灵母亲的传记,最大的优点是客观,最大的缺点是,只会以别人的结论判断自己的儿子,好象儿子是小学生,时时靠老师打分。她最喜欢说的是,儿子的成绩被哪位名流赞扬了,获得什么奖,和自幼厌恶势利和规矩的图灵完全不同。儿子飞扬而纯真的天性,她也从来不曾懂得一点点。这样说来,儿子真的是陌生人。母爱留不住他,他终将消失。这个不修边幅的大男孩,似乎也从来不理解这个世界,他只会以自己的方式和世界对话。青年时期,他曾和如今公认的计算机科学创始人之一冯• 诺依曼一起工作,也难以沟通,尽管诺依曼非常欣赏他。按理说两人都才华超群,志趣类似,本应惺惺相惜,然而冯•诺依曼是炙手可热的学界巨头,从研究到管理处处如鱼得水,同时拥有工程经验、良好教养,那时已被公认为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而年轻的图灵则只有坚硬、锐利的思想和不圆通的个性,除此之外,交际笨拙、没有管理能力,在研究上则另辟蹊径,无可依靠。剑桥之后,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随数学家丘奇读博士,其间给母亲写信,"他昨天带我去吃晚饭。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可是谈话内容真让我失望。他们只对自己的事情有兴趣,这些旅行琐事真把我烦死了。"毕业后,他谢绝了和冯•诺依曼合作的机会,回到英国。 而"不沟通"这几个字,让我感慨多多。世上的天才奇思,往往在"不沟通"的状态下孕育而成,而人世不只需要奇思妙想。种种芜杂俗务,要的就是个体与环境步调一致,水往低处流。 如此这般,你才能换来他人之眼中的正常生活。 图灵其人的形象,由今人之口来叙述,倒是很容易被脸谱化成"天才怪人"。而当年因畸恋被排斥而形成的封闭和痛苦,今人无法分担。少年时代,他显露出聪明,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有怎样的道路。他和别的孩子一样考各种试,去争取奖学金,也有过失败的经历,不过最后如愿以偿,进了剑桥。这期间的科学兴趣,和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伴侣的克里斯托夫有关。克里斯托夫十分聪明,热爱科学,先得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而图灵没拿到,克里斯托夫要去上学,他俩一起去听音乐会,图灵知道要和他分开,劝说自己"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克里斯托夫当夜就生了急病。六天的挣扎之后,克里斯托夫死了。十八岁的图灵完全被击垮,这是他最早也是最严重的情感创伤。 那个时代的英国,像许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之地一样,人际摩擦细致,等级森严,普通人出头愿望强烈,社会生活气氛压抑。 剑桥的空气相对宽容。图灵仍然和少年时代一样害羞、邋遢、鞋带总是拖拉着,衣服皱巴巴。他交不到什么朋友,但有过几个伴侣。当时对同性恋最大的容忍和尊重就是"保持沉默"。同性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隐隐约约从古希腊历史中得到一点安慰和回应。 在一次旅行中,相识多年、同为数学专业学生的朋友莫里斯和他留宿在亲友家中。主人并未多想,让两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友谊突然爆出裂痕。莫里斯大吃一惊—他一点也没想到。图灵赶紧道歉,撤回。"也许是是因为极度的窘迫,图灵突然愤恨地发作,倾诉起少年时代父亲在印度任职,自己小小年纪被送到寄宿学校的经历。"谁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莫里斯接受了道歉,再也不提此事。 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他和别的同性恋者一样努力而笨拙、最大程度地掩盖自己身上的独特之处,内心还要和主流话语的歧视顽抗。因为无法顺应社会上的多数人,身体、灵魂、自我,这些靠推理怎么也扯不清的纠葛,无论自责还是自我安慰,都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使之平静。 (二)加密图灵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二战中的"解密"贡献,其实这也引向对计算机的设想。 二战前,德国的数学和科学成就在欧洲领先,海军用收音机收发信息来交流,波兰军方数年来一直在努力解码。截获这些信号很容易,但你怎么在上千条加密过的信息中读出意思?加密由一个名为名为"Enigma"(谜)的通信密码机来做。这个模型并不新鲜,战前就有,而且早被商业化了。战争中,它给加了个接线板,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可能性。口令由人轮班掌握,一日数易,几乎没有破解的可能。当时波兰在解码方面已经和德国苦斗许久,仍不能取胜。尤其是,德国人稍稍改动接线,就令解码装置一下子失去了用场。波兰人用的方式,还是以穷举为本,只是速度比较快。 图灵和许多数学家被派往布雷契莱庄园(当时的英国情报破译中心)。在这里,他旧习不改,仍然看上去邋邋遢遢,对他认为不够聪明的高级军官"不够尊重",宁可和聪明的低级军官下棋。在这个地方,同性恋更是大忌,好在他不可替代,所以被容忍。 而英国人运送粮食的船只总是被德国人打沉。最糟糕的情况下,英军舰队只有一个星期的供给。解码常年没有进展,损失不可尽数。 最后,图灵和同事们经过长久努力,设计出一种破译机(取名"Bombe", 原意是一种甜食),先排除若干自相矛盾的解读方式,余下的再穷举,一下子快了很多。不仅如此,几台Bombe 环形相连,抵消了插线板所增加的可能性。他们渐渐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出一条信息,最终的结果,是让战争提前结束两年。当然,战争时期的研究,实用是第一,无暇顾及理论的严密,而有时实在只能靠无奈的赌注和猜测,政府对战争的预测,并不比公众强多少。二战后丘吉尔下令将当时的二百多台"Bombe"全部销毁。 以上当然仅仅是解密加密史中的一小段。这本传记充满细节,读起来并不太容易,不过,它常常把我带回到当年在校园里读书的回忆中。我曾经选过一门"网络安全"课,记得老师说了句极有意味的话:在工业上,不能用诡计(trick)来实现加密,因为花招迟早被人识破。一旦识破,它就很脆弱,不再有任何用处。那么,管用的、能够持久的加密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在加密被标准化之后,也就是算法已知、解密程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需要长时间运算才能解开的编码。时间要长到什么程度?理论上说,用现存的数学算法,理论上都不能在可行时间内算完。典型的如RSA,该算法虽然不断改进,但其思想近30年铁打不动,就是因为大质数的幂运算本身有着很高的复杂度。理论上说,你等它算完的成本,高于解开秘密的成本。或者你算完的时间,比密码有效期还长。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密码被破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而从小就迷恋解码思想的图灵,不知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惊讶和好奇:加密思想其实是有哲趣的。人活着,一边攻破一边设障。最有效的障碍,不是靠小聪明,一个一旦告诉你答案就不堪一击的秘诀,而是靠数字本身的复杂度和无序性来实现的。加密技术多多,基本可归为隐藏,换句话说,是让有序的东西看上去无序,从而无法获得有意义的信息。而意义,不正意味着方向和秩序吗?打乱(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和生成秩序的方法有多种,并且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增加而增加。 从二战甚至更早,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来找规律并解密的方法就存在了--图灵他们也用过。比如某个字母出现的频率,分析多了就可以对应上答案。所以加密也是针对于此。物理中"熵"(Entropy)这个概念是衡量混乱度的,熵值越高越混乱,故加密的理想正是找到一种编码方式,达到比较高的无序状态,让你看不出哪个字母出现频率高,并且在你设想出一条规律的时候来迷惑你,让规律显得似是而非。你看,多数时候科学研究都是寻找规律,但加密则相反,把牌洗到最乱,淹没规律—这当然是为了对付人。所以人和人、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转了个圈:你要掌握一个东西,要减低其熵,等你获得它之后要用盾对付别人的矛,也就是增强其混乱度。攻防之间,此规律输给彼规律—往往是复杂度比较高的规律获胜。 当然,解密也可以不那么正大光明地跟真正的数学问题对决。它可以通过分析时间来接近解密,特别是对某些算法。比如,加密中某些运算,比如耗时较长的乘法,时间较短的移位等等。因为其计算复杂度有差别,解密者分析时间,可以大概猜到到底什么运算进行得比较多。后来加密者想出对策,把这些运算统统改成查表,也就是说,无论快慢运算,索性都改成查表找结果,这样一来,不但加快了速度,还统一了时间。当然,查表也不是万灵药—万灵药是不存在的,秩序和反序之间,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而对解密的成就,往往带来纯数学研究的进展。 在战争中,这些看上去有趣并纯洁的数学游戏,背后则是暴力、血腥和性命。 (三)图灵机战后,科学家们兵分几路,兴趣开始分散。图灵最热衷的是继续发展解码思想,并制成真正"能计算的机器",他认为总有一天,人类在科学艺术各个领域都会遇到"机器"的挑战。而写作《哥德尔、艾舍尔、 巴赫:集异璧之大成》 的作者侯世达,在《阿兰• 图灵: 生活和思想传奇》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怀疑图灵是否真的以为,机器会代替人类。""彻底了解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我们全部的智慧所能抵达的—连试图彻底了解自己都只会带来无尽的谜语和矛盾。对此图灵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因为这正是图灵机的核心。" 其实,计算机的发展限度,并非图灵所能预料(或者打算预料)。霍奇斯说自己对侯世达的担心毫无兴趣。如今我们眼看计算机飞速发展,笔者对新鲜模型倒有那么点审美疲劳。相当多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不是人工智能进展如何了,而是这个老掉牙并且不好使的图灵机模型。图灵自己说过,"我的模型只能做非常简单低级的工作。"在场的人大哗,也许潜台词是,"那你做它干什么?" 那么图灵机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很有限,资源就是无限长的带子,有个读写头在一个个孔上左右移动,而孔代表0或1。你可以读之写之,但只能写0 或 1。读写头的移动方式则根据函数决定,而函数是以过去的状态作为输入,决定下一状态的。同时可以以另一纸带辅助计数,比如在带子A上走三格,在带子B上走一格,并且还可以擦掉某些已写的痕迹。而且,已写的被记住,随时可用。它的能力,基本就这些。 你看,图灵机本身不是计算机模型,而是数学模型,看上去和"电脑"毫无关系。图灵机本身并没有直接带来计算机的发明,但它对计算的本质认识,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它告诉我们计算是系列指令的集合,还有,什么可算,怎么决定,什么可以决定。 S0表示起始状态,上面弯弯的指回自己的线表示可走无限个1或0,>>是往右走,<< 是往左走,走到最后如果红点掉进最后那个圆圈,"有限状态(Finite State)", 它就决定了,这个字符串(红点的足迹)是所定义的语言--这个判断正是操作的目的。如果掉不进去,就不是。在这里,语言规则本身指定读写头的移动。游戏规则当然有很多种,但都基于状态导致输出(这种方式引发了庞大的递归体系),读写头左右移动,所经历的"历史"被判断,和定义相符与否。相符就接受,否则拒绝。 要实现它,只需这样的设备:一条或多条无限长的纸带;一个读写头;一套控制规则(根据当前状态决定下一步走法);一个状态寄存器(存储当前状态)。你可以对纸带读之写之,但只能写0 或1,而且,已写的被记住,随时可用。图灵机后来生出一些"变种",但它的"智商",总是限于读写和涂抹。注意,图灵机是虚拟的,只供思想模型之用。 和图灵机相关的一个概念还有,"有限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也是描述语言之间的抵达,换言之,设计一种从此达彼的路线--也是我们曾经奋斗一学期的事情。那时我们每天的作业都是用铅笔画圆圈和线(你瞧,计算机系研究生有时完全不需要计算机!),表明从此怎么达彼,一般来说,手段是字符串后面连接上0还是1。比如,用它表示所有被4整除的数,要研究被4整除的数变成二进制有什么规律,然后为这样的二进制字符串设计出路线---一个字符出发,中间路过0或1,都捡起来垫在屁股底下,然后越坐越高,转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人模狗样,扑通一声栽进某个"状态",化成语言丛中一滴水珠。 注意,这种模型虽然和"计算机"有关,其思想和途径跟东方古老的算盘完全不同。世界在图灵机中被简化成这个样子,缤纷的变化缩成如此有限的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此思想模型其实古已有之(比如把计算过程当作'黑箱'的想法),不过图灵是第一个把它系统化、形式化的人,而且为之提供清晰的算法和证明。 你看,它不像算盘那样,以口诀之助提高计算速度,反倒把数字计算"原始化",好像回到了用小石头在沙滩上计数的年代—正是因为状态简单,所以能和硬件(磁带、晶体管等)接轨,开始了无限制的增长。最终引向计算机科学--最少产生了最多,最原始变成最先进。 从思想来说,图灵机这条无限长的纸带和可以无限进行的读写动作,就概括了一切纸笔上进行的数字表达和数学运算。这个思维过程,妙在对"等价"的认识。比如,纸带可一端伸展和两端伸展是等价的—前提是不考虑效率。而对效率和空间、资源的忽略,将数学世界的认知推进了一大步。这是用算盘来增加资源、方便计算的思路不能想象的。我们从而关注"可能"、"不可能",而不是快慢、长短,于是我们看待数学的目光被更新了。从这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图灵和后来的丘奇、哥德尔等人提出的可计算性、停(图灵)机、可判定性、不完备定理等等,掀起一场革命。 而当年我囿于学生的视角,哪有时间去惊叹模型之美?我们最关心的是习题结果和作业成绩。大家都知道,各种科学课程,不做题是学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做题让你明白"场合"和"条件", 听上去非常正确和简单的定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用,要对"条件"有反反复复娴熟区分才可,也就是,要明白A,得知道什么是非A。想想看,图灵机的抽象和了不起也在于此:当年有了图灵机的设想,但没有衬托它的"非图灵机场合",图灵在黑暗中摸索,从尚未吸收到学术经验中的未知,驶向更遥远的未知。 时至今日,他的猜测,有一些被划分到"非图灵机"——图灵机这个抽象化奇想的结果,终于在无数次的辨识中,转变成"习题"。好在还有一系列后来者,包括彭罗斯,对"图灵"和"非图灵"争辩不休。图灵机的概念仍然是开放而活跃的。 (四)停机除了搞研究,图灵是个段位不低的长跑者,据说最好成绩曾经接近当时的马拉松世界纪录。这个充满奇想的人,却沉醉于这样简单枯燥的运动。他好比一只长"纸带"上的读写头,一生不停地"计算"。计算可以转化,生命却并不如此简单。它不禁错读、无法重写。智慧的生命在简单而无穷的纸带面前悲哀地告负,"图灵机"无言地停机,而他的生命和别的生命一样,消失得简简单单。 霍奇斯提到图灵之死,其实也有自己的诠释。"你问他为什么死,好比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发生:某一声枪击,列车时刻表,或者国家情结,可能都是原因。从某个角度看,不过是原子运动而已,遵循着物理定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个神话;再换个角度,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在我读来,"不同水平的描述",让我想起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人机对弈。其实,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巨大的复杂度,如果你仰头追问,为何同性恋被视为犯罪,为何他们一定要被"纠正"成"正常人",为何事物总有自己的边界和极限,为何总有些语言要掉落到图灵机之外?我自己的解释是,个体生命之间是不同的,不同的质地和经历造成交流的阻隔。这个社会能做的事情,只是在他死后竖起好几座铜像,英国首相布朗在几千人的呼吁下,2009年正式表示"向图灵道歉"。再有,同性恋早就不会因此进监狱了,而图灵则成了同性恋组织的骄傲。 可是,人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想象力、欲望和需求,总是在世上处处受制。 我们都熟悉的丘奇-图灵论题,大意是这样:一切直觉上能行可计算的函数都可用图灵机计算,反之亦然。我们今天制造出的形式化的关系,都来自"等价"的认识。而要认识等价,首先要理解将一个计算过程粉碎到底层的过程。这个论题的哲学意味也非同小可:人性、伦理、社会、历史,是不是都有个事关生命特质的"底层"基础? 人群有着惊人的"求同"本能,而社会中的人,时时处处关心"自己眼中的他人之眼",一些奇异的个体要么被扭曲、被多数人同化,要么被遗弃。 在求同和挣脱之间,我们好比用图灵机来考量的"语言",用一生来判断自己的归属。 《图灵•如迷的解谜者》豆瓣页面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22003/ | ||||||||||||||
Posted: 03 Jul 2012 12:49 AM PDT ![]() 新的燭光 六四屠城發生的時候,我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都沒有勇敢地站出來,悼念被屠殺的死難同胞,因為當時我在中國大陸,只是一個帶著兩歲孩子的小婦人,沒有膽量和勇氣站出來為他們發聲。回想起當年的懦弱和畏懼,我現在仍深感慚愧! 我也知道,從一九八九年開始,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在每年的六月四日,都會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的死難者。而我從二00五年開始,每年的六四,多數都在香港渡過,不過,我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而且不喜歡人多擠逼的地方,所以從沒有參加維園悼念六四燭光晚會的衝動。 在今年六四前,前《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老先生的離世,勾起我對六四的回憶,李老先生當年不畏強權,用他的良心,以「痛心疾首」四字在頭版開天窗,他這種有惡不隱的大無畏精神,令我深受感動。因此,我決定今年的六四踏入維園,為維園悼念六四的燭光晚會添加一點新的燭光。 一直以來,大陸人在多數香港人的心目中,印象都不是太好的;只有在維園的悼念六四燭光晚會中,大陸人才會受到尊敬。當然,我並不是為了受尊敬才參加維園的燭光晚會。 今年,我的孩子二十五歲了,看著他健康快樂地成長,一方面我很欣慰,但另一方面,我又想起當年天安門廣場上被屠殺的死難者,他們遇難的時候,風華正茂,有些和我兒子現在的歲數差不多,有很多甚至更年輕,無數的精英,慘被屠殺,那些痛失兒女的父母親,這些年他們都活在悲痛之中,兼且受到當權者的無理監控和打壓,有些更是含恨離世。 想到這些,我的眼淚不期然地流下。如今,我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母親,雖然生活安定,可享天倫之樂,但天安門死難者的母親卻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孩子,並且仍受迫害,得不到公平的對待,我又怎可以再袖手旁觀,視若無睹,坐視不理?人不可以太自私,不可以只顧自己,所以,我要勇敢地進入維園,向六四死難者表達我對他們的哀思,也向痛失親人的家屬表達我對他們精神上的支持。我相信,維園中無數的燭光,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大的安慰;無數的燭光,溫暖了他們的心;在尋求平反六四的路上,他們不是孤軍作戰,其實他們並不孤單!在離他們二千多公里之外的一個小島上,十八萬人正在聲援他們! 十八萬人參與的燭光晚會在和平理性中進行,秩序井然,開得非常成功,大眾齊唱《祭英烈》、《血染的風采》、《民主會戰勝歸來》、《自由花》、《中國夢》等歌曲,如泣如訴,唱出人們對死難者的哀思,唱出大眾追求民主自由的訴求,也唱出天安門廣場死難同胞和死者家屬的心聲。歌聲響遍維園的每一個角落,直上雲霄。 在燭光晚會中,令我最欣喜的是,今年參加燭光晚會的人,很多都是很年輕的中、小學生,甚至有幼稚園的小朋友,充分體現出薪火相傳,後繼有人的可喜現象。而參加燭光晚會的,當中也有很多大陸同胞,他們特意前來感受維園追求民主自由的氣氛,表達他們在大陸不可以隨意表達的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思。 燭光晚會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則是擊鼓的環節,陣陣的鼓聲,勝過千言萬語,仿如替六四的死難者擊鼓鳴冤,但願六四死難者能夠沉冤得雪,但願悲劇不要再發生! 在古戰場上,鼓聲響起,士兵就要一鼓作氣衝向前戰鬥。而燭光晚會的陣陣鼓聲,響徹維園,震破沉寂的夜空,希望能夠震醒沉睡的獅子,呼喚沉默的羔羊,喚醒普羅大眾的良知,更希望震碎屠城者的狼心,也激勵著大眾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直至六四慘劇平反為止,直至中國得到真正民主自由為止,直至世界和平為止! 今年的六月四日,農曆是閏四月十五,所以,維園上空的月亮特別圓。雖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月圓的日子,應該是團聚的時刻,不知此刻二千多公里之外的天安門廣場上空的月亮,是否又大又圓?或是此刻的北京,烏雲密佈,北京市民根本欣賞不到皎潔的月亮? 人在做,天在看,維園上空那又大又圓的月亮,靜靜地注視著維園中的十八萬人和平理性地爭取民主自由,爭取平反六四。我抬頭望著天上的明月,向世界各地被囚禁、被流放的異見人士,遙遙送上衷心的祝福:希望他們早日與家人團聚! 我不知道有多少佛教徒參加了維園的燭光晚會;在過往的社會運動中,很少見到佛教徒的身影,佛教徒往往被世人標籤為遁入空門,不理世事,消極避世的族類。但自從臺灣的昭慧法師秉承了印順導師「不忍眾生苦」的人間佛教思想之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看見不公義的事情,馬上發聲抗議,從此改變了世間人對佛教徒的看法。 我們每一個佛弟子,都應該向昭慧法師學習,都應該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以大慈悲心和大無畏的精神,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努力維持社會公義,真誠關懷受苦受難的眾生,熱心幫助弱勢社群,令我們的社會達致真正的祥和。 | ||||||||||||||
Posted: 02 Jul 2012 11:47 PM PDT 多重自我
胡泳
网络精英致力于培育和提炼一种同时行动的能力,一种经常发展多重性的平行身份的艺术。旧日的个人看上去像虚弱无力、单向度的可怜人,而不是理想的人 瑞典的两位作者亚历山大·巴德和詹·索德维斯特提出了"网络精英"(netocrat)的概念,他们说:"网络精英对自我实现和同他们的真实自我建立联系毫无兴趣。这类概念在他们的眼里,是旧日的废话,一种迷信。他们既不相信、也不想相信被他们视为消逝了的年代的社会建构。相反,他们致力于培育和提炼一种同时行动的能力,一种经常发展多重性的平行身份的艺术。……旧日的个人看上去像虚弱无力、单向度的可怜人,而不是理想的人。" 受到德勒兹的影响,他们鼓吹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在德勒兹与伽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一书中,两人宣布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认同、并可以表达自我的主体并不存在。他们的批判矛头直指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建立顺从而完整的主体自我。德勒兹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对精神分裂症者大加赞赏,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清除那种稳固的结构性的人格主体。巴德和索德维斯特说,这种精神分裂分析可以强化个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改变的能力。 "网络精英会寻找一个平台作为憩息地,但随即便发现这个目标平台在移动。他们会转移到另一层面上的另一个平台,目的是为自己找到坚实的落脚处,但他们会再次发现那个平台的不可靠。这一过程周而复始——平台在不同的层面向不同的方向移动。然而善于吸纳的个人会很快将在平台间跳来跳去变成一种艺术形式,他们继续对坚实地面的寻求,尽管知道这样做是虚幻的,但他们却为自己的艺术能力而着迷。从一个有意建构和经常修正的虚构式环境中浮现的流动状态代替了对坚实地面的信念。认识到这种虚构的脆弱性会导致幻觉的清晰破灭和意义的流失,但也会带领他们走向对创造性自由的沉醉以及永无尽止的可能性。" 其实,虽然传统想法把多重人格看做病态,虽然许多学者主张一个完整、统一和内在一致的自我,但多重自我的概念始终存在。威廉·詹姆斯是最早的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之一。他说:"有多少人认识一个人,并在他们的头脑里留下这个人的印象,此人就有多少个社会性的自我。"荣格心理学鼓励人们熟悉多样化的人格面具(persona),将其理解为普遍原型的显现,相信我们如果了解自己的阴影,以及自我中的异性意向(anima及animus),将会极大地解放自己。正是因为这些观点他被逐出了正统弗洛伊德学派,而一个强有力的善于执行的自我(ego)成了心理分析的主流主张。 不过,就是在这里,也有一些学者把对自我的古典理解向前迈进了一步。除了对自我的传统理解,即把它的角色看做是让本我(id)以一种社会能够承认的方式表现出来,自我被认为也会促动一些它可以体验并掌控的富有活力的情境。还有许多心理学家把自我看成是对人格的整体组织,个人因此得以度过冲突和矛盾而仍然保持人格的一致。 也有论证说,个人把自己看成多层面的集合体,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变化和压力。个人存在自我表征的复杂性差异。复杂性高的人在自我的各个层面之间所作的区分更多,也会更好地应付紧张的情况。而当那些没有很好地区分自我的各个层面的人遇到类似情况时,他在某一方面受到的影响会殃及他对整个情形的判断,从而使他用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 个人的认同也同他从属的群体相关。当人们把自己认同为群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不同于作为个人的表现。勒庞指出当个人成为人群的一部分的时候,会产生"群体心理"(group mind)。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个人似乎对自身的行为失去了意识,会做出他/她作为单个人不会做出的极端举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关系是自我概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人们发现自己所属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为优时感觉会更好。即便是与他人微不足道的联系也会给个体对自我的感知产生有力的影响。个体自尊和群体自尊是相互关联的。 当人们同网络上的陌生人交往时,会变得非个人化,他们的群体认同显得更加突出。这种群体认同会导致他们在自己所属群体的基础上,套用老套看待其他人。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人们本来预计网上的匿名性会阻碍类型化的产生。 由上可知,认同的多重性其来有自。然而,没有互联网所产生的带有保护的环境,个人认同很难得到充分的开掘,个人也难以同时保持多重自我。 http://www.neweekly.com.cn/newsview.php?id=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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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l 2012 11:37 PM PDT [这是《时代周报》的一篇访谈,关于《追寻律师的传统》,记者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有一些删节,这是未删节的原文。】
《追寻失去的传统》讲述民国的新闻史,《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讲述民国的企业家,傅国涌一直致力于还原民国富有人文精神的各个侧面。新书《追寻律师的传统》并不完全由他书写,他只是一个"编者",他将各处找到的关于民国律师的资料、各方文章汇集成册,并在前言中写道:"只有清楚自己的历史,我们的路才有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踏实,才不至于陷入虚无和迷茫,在十字路口无所适从。" 2012年是中国本土律师诞生一百周年。傅国涌将《追寻律师的传统》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源溯始,以上海律师及全国律师组织为观察对象,讲述民国律师行业的发端和壮大;中编着重展示民国律师的风采,既有刘崇佑、阮性存、张耀曾等人办理社会重大案件的经过,也有曹汝霖、朱斯芾、吴凯声等律师执业者的亲笔记录或口述;下编则通过第一手资料呈现典型司法案例,如陈独秀案、"七君子"案,直击历史现场。动荡的年代,不是律师施展才能的最好环境,但是当年的律师仍然做出了一番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律师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职业伦理则愈发地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傅国涌说,自己追寻历史的动力来自对未来的盼望:"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因为过去连接着未来。"他认为,民国的历史对于现在的意义如同是"一":"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个'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说白了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前辈律师虽败犹荣 时代周报:这次怎么会对近代律师这个话题感兴趣? 傅国涌:我的《追寻失去的传统》,讲中国新闻业、中国言论史上中断的"文人论政"传统,2004年出版以后引起比较多的关注,当时有律师界的、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通过不同的渠道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追寻律师的传统"。但我缺乏这个方面的积累,不具备这个条件写。 八年来,我在看史料的过程中也会留意有关律师的文献、书籍等,到去年,已积累不少相关的史料。去年8月,我要跟敬重的张思之先生见面,一想2012年就是律师制度进入中国一百年了,我虽然没有条件写一本相关的书,编一本书基本上可以了,就把已找到的资料编出一本初稿,带给张老先生,他80多岁了,非常认真,把材料都看了,提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并写了精彩的序言,这本书就成型了。这本书包含了张老,还有陈同、夏晓虹、李卫东、徐小群等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授权我收入他们的文章,感谢吴凯声律师的公子吴立岚、章士钊律师外孙女洪晃的授权。现在编出来的这个书,基本上能呈现中国律师的前38年的面貌,也就是在1949年以前律师业的大致情况,从整体的描述到人物的个案、具体案例,从整体到局部,能看到中国早期的律师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
时代周报:在法制不健全、有强权压力的大环境下,您怎么看待律师个人的努力? 傅国涌:任何时候,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法治健全的时代还是前法治的时代,个人的作用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个体是活的,是主体,制度等其他的东西都是死的。我从来不怀疑人可以在各种环境下做出自己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因为环境所限,不一定能达到所期待的理想效果,但是个人的作为永远是主要的,哪怕失败也是光荣的,很多时候比成功更有价值。世人往往更多的看重成功,但是对一个律师来说,所谓的成功,如果缺乏道义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更看重个体生命主动的追求,而不大看重结果的成败。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世纪 30年代,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开庭审判,章士钊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虽然结果并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无罪释放,陈独秀照样判刑了。但是在当时,法庭是允许公开旁听的,媒体是允许公开报道的,出版社可以公开出版他们的辩护词,法学院可以把他们的辩护词作为参考书,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都还存在着自主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我们今天不具备。但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面,一个个体如果能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按照各自的勇气承担,他就能在法庭上说出是或非。
时代周报:这本书有一篇《上海律师:法制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提到了上世纪20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上海律师公会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中立地位,很多事情上很谨慎。您觉得律师在社会运动、政治议题面前应该是什么责任? 傅国涌:作为律师这个职业,首先还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一定都要卷入实际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律师应该是提供专业的意见,当然必须保持道义的判断,不是没有原则的。有原则并不一定要和运动融合,他要从自己专业出发,去追求社会公义和人类理想。这种追求要高于群众性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律师、记者、教师这些专业人士要站在专业地位说话、做事,只有从专业出发的作为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如果离开专业,变成政治活动家,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倾向于律师从专业的、职业的角度参与社会事务,这样更有力量。
时代周报:您整理了民国时的各种律师案例,觉得哪一个是对今天的律师最有启示的? 傅国涌:我觉得是阮性存是最有启示的。他是职业律师,在日本留学读法政,回国创办了法政专业学校——浙江私立法政学堂,担任校长。晚清的时候以这一身份当选咨议局议员。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同时一直担任杭州、浙江的律师协会会长,以律师的角色介入了许多重大的公共事务。他一生致力于浙江的地方自治,影响巨大,对其他地方有示范作用。他的影响不仅在杭州,也是跨地域的。他既是一个律师,同时关心公共事务,致力于民间社团的建设。这样的一个路径对职业律师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类型。
时代周报:为什么特别选了曹汝霖自述律师经历的这一段放在书中呢? 傅国涌:他是民国第一个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律师,领了第一号律师证。曹汝霖一直是被妖魔化的、负面的形象。现在随着曹汝霖回忆录的出版,历史研究也逐渐趋向客观,我们应该看到曹汝霖真实的一面,他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么不堪的一个人物,他也有正面的历史价值。我选《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希望能用一个客观的眼光看待他,比较真实地呈现历史。他是中国律师史上第一个执业律师,后面又是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是日本学法律出生的,在他从事律师业务的时候,中国律师业刚刚起步,我们可以看看他办的案子,当时是什么状况,中国的律师是怎么执行他的业务的。
时代周报:您在后记里特别提到了张思之律师的事迹,这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不太熟悉的。 傅国涌:张思之律师,我有个说法,他是中国律师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民国律师的传统,又开创了21世纪的新传统,他站在中间,连接了两个时代。 他是1927年生人,在朝阳大学法律系就读,他是经历过民国的人,对那个时代的律师业有直接体会。1949年之后他做过律师,也在法院工作过,后来被划过右派,做过中学老师,到了70年代末,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后,他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律师,他创办了《中国律师》杂志,编写了中国最早的律师教材,给中国律师开课,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律师业新的开拓,帮助中国律师重新开始。1980年审判四人帮、林彪集团案时,本来安排他做江青的辩护律师,江青拒绝了,他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那时候他就是中国律师界的代表人物,80年代以来他给一系列的重大案件做辩护,一生中打的官司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但是他虽败犹荣,他是中国律师界最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人物。 十年前我们编写了一套书,叫做"中学人文读本",是面向中学生的,为了这套书做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很多当时很多老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我和张老第一次认识,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这些年有过多次的见面和书信、电话往来。2005年我编了《过去的中学》,请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他欣然答应,并写出了非常感人的文字。他给过我很多的帮助,特别重要的是他身上的那种人格力量,让后辈心生敬意。 我读过他的辩词,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砖头一样厚的《我的辩词与梦想》,收录了他的大部分辩词,都是影响很大的案子。他却自谦为"资料一册"。
民国律师制度已有开明之处 时代周报:为什么把"政府等于国家吗"这个命题单独做了一个下编? 傅国涌:下编只说了两个案子:陈独秀案、"七君子"案。 一百年来的中国,律师所要面对的、法庭上最大的议题其实就是这个议题,重要性高过一切,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也不能解决或很难解决。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律师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包括章士钊、刘崇佑、阮性存,包括本人就是律师又成了囚犯的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包括那些不是律师的人。 今天的律师,包括张思之律师,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当你在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的时候,就是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看到问题的相似性,这也是历史的悲剧性。过了多少年我们的历史仍然没有走出这条古老的胡同。
时代周报:民国时候的律师制度、律师管理,今天看来有没有什么先进性? 傅国涌:中国的律师制度最初是参照日本,日本是参照西方,整个制度是移植过来的。日本叫辩护士,我们一开始也想叫辩护士,后来阮性存提出叫律师。律师制度不是本土原生的,其实是模仿的,所以一开始从制度上来说和世界先进国家是接轨的。 当中国有自己的律师之前,上海的租界已经有外国的律师在进行业务,也有中国人在外国取得律师职位的,比如伍廷芳就是香港的大律师,早年在英国取得了律师资格。女律师郑毓秀在法国取得律师资格,回国以后曾在租界从事过律师业务。 民国的律师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制度,当年的律师公会有相当的独立性,不是受司法行政当局支配的,完全是行业自律、行业自治的样子。在上海要正式开业做律师,首先要加入律师公会,这表明他们对这个职业的一种自尊,行业自律的要求是认真严肃的,律师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例如吴凯声打政治案,有相当一部分都输掉了,几乎没有赢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律师执业时还是有相当的尊严和体面的。他们执业过程当中,不是窝窝囊囊受人挟制,当年的司法行政当局没有指使掌控律师公会的权力,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律师执行业务的时候,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干扰,他们可以坦然地地走上法庭,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法律的逻辑和道义的尺度进行辩护。这些制度的设置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
时代周报:看您的书觉得民国的律师那种风骨与风气,和民国文人整个的气质是一致的。 傅国涌:当然,任何人都是时代环境的产物。那个时代的环境至少让人做一些虽败犹荣的事,至少还有一个可以说真话,直面自己良知的空间,当时,这样的条件没有消失,有很多律师面对一些棘手的官司,明知失败也可以在法庭上说出自己该说的话。
时代周报:这本书是编写的,接下来有没有写一个更具体的民国律师人物评传的计划? 傅国涌:这个难度很大,我目前还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编出这本书只是抛砖引玉,恳切地期待有精力、有能力的朋友去写一本更好的关于本土律师传统的书。像这本书里收录的学者陈同先生的文章,他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已经对中国律师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梳理,那是他的博士论文,个案比较少,是概括性的研究。徐小群先生、孙慧敏女士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当然,这个领域还在开拓当中,更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可能要期待其他朋友去做,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有其他的研究写作计划,在这方面我缺乏史料的积累和准备。
时代周报:做完研究再看现在,觉得当下律师需要的素质是什么? 傅国涌:我在后记中谈到张思之先生时用了几个词,公共性、专业性和人文性,律师毫无疑问首先要在专业上有追求,有足以安身立命的专业素养,如果专业不过关其他都是空谈。其次才谈得上有公共性,要有道义上的追求,要有良知,对公共事务要保持自己的关怀,并不是躲进专业的象牙塔里。第三,人文性,这是一种生命的滋润,像一架机器需要加油。最优秀的律师,应该像张老先生一样,是三者统一的,他有高度的人文性,对宋词、元曲非常熟悉,不仅讲究辩词的逻辑,还讲究的辩词的修辞,正是这些审美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他的生命灌入新的力量。我想,从个体的角度看,哪怕一个时代如何有压力或者不容易,个体生命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这三方面有所追求,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立地的律师。
挖掘民国的"资源" 时代周报:一直以来您的著书似乎都在做还原民国历史的工作? 傅国涌:可以说是还原历史,或者说我试图寻找近代中国产生的本土传统,那些传统,虽然来自西方,但是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例如新闻、教育、实业、律师,方方面面的传统。这些本土资源都是非常珍贵的,1950年代以后突然中断了,有很多已经被世人所遗忘或者很陌生了,我把这些本土传统挖掘出来,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找到中国重新往前走的路径。 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让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曾经的起点。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一"开始的,民国就是"一"。从零到一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从一到二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做的就是寻找"一"的工作。
时代周报: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傅国涌:我长期关注的领域还是百年言论史,也包括晚清民国大转型当中的各个侧面。我想搞清楚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中国为什么走上现在这一条道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把来龙去脉弄清楚。也许我的切入点可能是报纸、大学、出版业,但是指向的是中国文明的转型,中国如何从农业文明社会转向工商业文明社会,从古老的臣民社会转向公民社会,如何从一个专制制度转向一个民主制度,我试图找到这个转型过程中的那些经验教训、成败得失。我挖掘的是过去的资源,但是我的指向是未来的,在过去寻找未来,让过去告诉未来。
时代周报:这几年对民国的挖掘也出现了一些"民国粉",言必称民国,觉得民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傅国涌:我从不认为民国都是好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从来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有内乱、有外敌入侵,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不堪的东西。民国从来都是金子和泥沙同在。我不觉得民国是那样的干净、清爽、安静、一派明媚,它是大起大落、峰回路转的,光是政权更迭就有好多次,从袁世凯称帝失败到北伐,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战乱伴随整个民国,它几乎没有安静过,始终在不安和混乱中。 但就是在这样动荡的乱世当中,王权衰微、天下大乱,我们竟然看到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奇迹般地生长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我们看到西南联大这样战火纷飞当中的奇迹,也看到《大公报》这样的报纸纪念碑一样屹立在时空当中,大量的中小学,有名的、无名的,达到了足以令我们今天惊讶的水准。民国时代教育出来的那些人们,哪怕只受过小学、中学教育,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教化,都让我们怀抱敬意。当然还有中国的企业,工厂、商店、银行、轮船……,在民国史上著名的品牌,大众熟悉的种种产品,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商业、工业、金融业曾经的状态,那状态之好,并不是说比我们今天还要繁荣,但它背后的精神、包括诚信,都是今天不具备的。 为什么那样一个糟糕的、不堪的乱世,这么不好的旧中国,我们曾经认为"水深火热"、"万恶"的旧社会,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教育家,可以创造出这样好的报纸、杂志、大学、工厂、商店、银行,靠什么?民国一定有他不得了的东西,有他内在的生命力。这正是那些神化民国或贬低民国的人都未必清楚的。那是一条神秘的脉络,这一条脉络如果找到了,那么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脉络就找到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经历了那么多浩劫,之所以还能挺到现在,一定有他内在的逻辑或者线索。这个线索到了近代以后,我称之为——它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融合了中西文明当中最美好的一些东西,铸造成了一种新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在民国已经成型了、存在了,起码是初具雏形了,具体的例证就是那些学校、报刊、企业,特别是那些民国人。那个时代给了他们这样的空间,让他们在天上有飞机扔炸弹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探究吗? 探究的目的,是要挖掘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资源,让它们不至于永远沉埋在地底下。这些年来,我很关注"资源"这个词,不光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精神资源,没有精神资源中华民族早就毁灭了,能扛得住日本的强敌入境吗?当日本人进入北平、天津,进入南京、上海的时候,许多大学、许多企业都搬到大后方去了,人们还是有很多精神性的追求,不是苟且偷生,不是苟安的、犬儒的,可能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 ||||||||||||||
Posted: 02 Jul 2012 11:21 PM PDT ![]() 近年,內地愈來愈重視戲劇教育與應用劇場,而上海是內地最先進、最開放的城市,因此TEFO在2012年6月組織了「上海戲劇教育交流團」,交流兩地戲劇教育及應用劇場的實踐經驗,了解上海機構發展應用戲劇的情況。有見交流團收穫豐富,TEFO將舉辦「放眼上海──上海戲劇教育交流團分享會」,與您分享上海戲劇教育的最新情況。 詳情 主持 嘉賓 分享錄像片段 查詢 截止報名日期 網上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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