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供存档

Wednesday, July 18, 2012



政务微博应成为官民良性互动的窗口

Posted: 18 Jul 2012 10:43 AM PDT

http://www.southcn.com/jsfw/zxdt/content/2012-07/17/content_51154375.htm

微博官民良性互的窗口

2012-07-17 16:34 来源: 羊城晚报网络版

  日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报告称,今年上半年,政务微博的开博数量以月均3500家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天都有100多家新"官微"诞生。较之去年底,今年上半年省部级以上政府机构微博增加23个,达到58个;省部级以上官员微博增加16个,达到30个。厅局级以上政府机构"官微"数量,也出现了较大增长。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政务微博从初试啼声到百鸟争鸣,已经逐渐为人熟知,如今不少政务微博"组团"上线。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客元年,那么今年,人们已经对政务微博有了更高的期待,不止希望政府机构开微博,更盼望政务微博能带来什么更多的变化。2012年成为"政务微博应用深化年",这是不少人的期待。

  诚然,政务微博要满足公众的期盼,还需祛除以下面孔。首先,去僵尸化。有统计显示,某省文联政务微博拥有22万个粉丝,但它从20111月开通政务微博以来却只发了13条微博,而且,数月之后,该微博即停止了更新。微博不能只开通不运作,如果只是开个门面而已,应付舆论要求,有何价值?

  其次,去官话化。有的政务微博满屏假大空,依然用那种过时的语态,用冷漠的语气说话,这显然容易被网友抵触和不屑。网络时代,语言的鲜活、用词的生动、姿态的亲和,以及适当地卖卖萌,都并无不可。政务微博应该放下身段,掌握与民众沟通的技巧,如果板起面孔说话,说的仍是假大空的套话,网友就不吃你这一套。

  再次,去老爷化。缺乏互动是不少政务微博的通病,微博的一大功能就是互动,你来我往,你质问、我答疑;我发言、你回应,在一问一答中减少误会,廓清迷雾,也由此建立官民良性互动的关系,但有些政务微博却高高在上,任凭你千呼万唤,就是不屑于回应网友。

  最后,去单一化。政务微博的内容本应该包罗万象,丰富多元,但有些政务微博仅止于简单地发发本部门的公文缩写,惜字如金,视野狭窄。政务微博应该成为开放的舞台,别只发政策性信息,还可以发发服务性信息,以及直播一些公众关注的机关事务等等。

  政务微博是政府机构的责任田,不能荒废,也不能随便耕耘几下了事。北京大学学者胡泳提出"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这三原则正是政务微博存在的价值指向,即:直面老百姓诉求、用新语态和老百姓交流、解决老百姓反映问题。曾经,人们一碰到冤事,首先会想到《焦点访谈》,现如今往往会借助网络这一载体,比如论坛、微博。人们向政务微博求助,是为了让官方打捞沉没的声音,更希望官方能够解决难题。某些政务微博说得好听,写得到位,但做得不够,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民众要求解决问题的诉求,这就会加重求助者的失望与不满。

  政务微博是虚拟的,但操弄政务微博的人不是虚拟的。政务微博虽然只是网络问政的一个窗口,但它考验着执政者为民的决心与努力。政府机构不能只想着"占领"微博,而应更大程度地用好微博,彰显权力的本质。从这点说,微博虽微,力不"微薄"

作者: 王石川

 

白宫内的“自留地”

Posted: 18 Jul 2012 10:58 AM PDT

米歇尔•欧巴马与白宫主厨卡斯教学生们如何栽种蔬菜幼苗 (照片:白宫)

"自留地"这个词,可能许多年轻读者听都没有听说过,但对中年读者来说就不陌生了。大致说来,所谓"自留地"就是在公家的土地上,有一小块分配给自家经营的土地作为副业,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满足家庭需要,说白了就是种些蔬菜以果腹。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家中有块自留地是十分重要的,自留地上收获的农副产品,可以大大丰富家用,正因为此,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而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留学的大陆学子,一旦定居下来买了房子,十有六、七会在前后院里开垦出一块地来种蔬菜,一方面是习惯使然,另外一方面也享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

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菜,不但华裔喜欢,许多美国人也有兴趣。最近,提倡健康生活、在自己院子里种菜开始形成一股新的潮流,虽然这股潮流还不够丰沛,但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话题,开了风气。推动这股潮流的重要推手,当数第一夫人米歇尔·欧巴马。

三年多前欧巴马一家入住白宫,成为白宫的新主人不久,米歇尔·欧巴马就力主在白宫的南草坪开辟一块空地种菜,2009年4月动工,当时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第一夫人要在白宫种"自留地"了。三年下来,白宫的"自留地"经营得有声有色,"自留地"上种植的蔬菜水果,都供应给了白宫的厨房,成为国宴、家宴桌上的佳肴。

米歇尔·欧巴马在白宫花园中种菜,当然不是因为好玩,也不是手头不够宽裕要种些蔬菜贴补家用,她开辟白宫"自留地",主要的目的是身体力行,推动美国人的饮食健康、同时也是为了教育下一代如何过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白宫菜园从开辟、下种、耕耘、收获,从始自终都有孩子们参与其中。为此,白宫还特别规划了一个专供孩子们参观的项目,称为"白宫厨房菜园游"。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由白宫工作人员带领,除了可以亲身体验如何种菜、浇水、除草、收获外,还可以到白宫的厨房与厨师们一起学做点心。"白宫厨房菜园游"每团人数不超过30人,小学、初中或高中生都可以参加,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需要预约,预约方式十分简单,只要在白宫的网站上填写相应的表格即可。这个参观项目寓教于乐,大受学生、教师、家长的欢迎。

米歇尔·欧巴马还将在白宫种菜的经历写了一本书:《种于美国:白宫菜园与全美各地菜园的故事》(American Grown: The Story of the White House Kitchen Garden and Gardens Across America),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米歇尔·欧巴马在书中讲述了作为一个新手在种菜过程中的担忧与欢乐:担心种下去的菜不能成活或长不大,看着亲手播下的种子、栽下的幼苗逐渐成长的快乐,以及收获时的满足感。书中还配有白宫厨师们使用白宫菜园蔬菜、水果制作菜肴的各种食谱,同时也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学会如何在个人住宅、学校以及社区建立菜园。

第一夫人在白宫 "自留地"上种菜,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人们对健康食品、如何养活家庭以及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新思考,也间接带动了家庭菜园相关商品的销售。目前在许多美国超市、建材市场以及花圃中都有蔬菜水果种子出售,比如黄瓜、西红柿、香菜、西瓜、葱、韭菜等,品种繁多。

第一夫人米歇尔•欧巴马与小学生们一起开垦菜园 (照片:白宫)

 

白宫的"自留地"历史悠久,早在1800年时,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与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就在白宫开辟了菜园,他们种菜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补贴家用,可以不必到市场上花钱买蔬菜水果。此后,不同时期入住白宫的第一家庭如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比尔·克林顿等,都在白宫有过"自留地",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支援前线 作战,度过食物短缺的难关,罗斯福总统夫妇在白宫开辟了"胜利菜园",同时全国各地民众也响应白宫号召,开辟了数百万个"胜利菜园",这些"胜利菜园"生产的蔬菜,占当时民众食用总量的四成,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葉詠詩的「圓滑」指揮技巧

Posted: 18 Jul 2012 10:14 AM PDT

早前葉詠詩評論香港社運人士所引起的反響,不外乎是說「我們其實很有禮貌,你哪隻眼看到我們沒有秩序」,或者,「在大事大非前還要針嚼所謂激進行動,而不去了解其理念」等等。

我卻有另一個角度。

葉在文中提及,「政黨領袖的激進言行是有部署、有分寸、知道底線在哪裡」,唯擔心年輕的有樣學樣,不知分寸。又云「間中一、兩次『激』會奏效,但用得太多會令人生厭,影響社會安寧」。她以社會中廣被傳頌的「偽和平理性」的腔調,指責示威人士之餘,卻又認為罪不在政黨領袖本身,和承認「間中而來」的激烈行動的須要。

我不知道葉某與政黨領袖有否交情,但文章給我很大的感覺是,想兩面討好,左右逢源。她既能得到保守犬儒之輩的掌聲,也不想得罪某些政黨人物及其支持者。葉身為文化界公眾人物,她似乎不想與其他公眾人物(如議員)作正面交鋒,大家畢竟是社會賢達,雖自不同界別,但難保他日不會交手合作,於是,矛頭就指向被她形容為年少無知的年輕人身上。

可是她的如意算盤似乎打不響,全篇文章的主調已很清楚,不論如何轉彎抹角,都騙不了人。葉輕描淡寫地扮作認同政黨領袖間中的激烈行為,實為把一小撮少不更事挑釁警察的示威者,與有理念有策略的抗爭者混為一談。

這種兩面討好的企圖,也導致她的立場含糊和矛盾。

一、究竟葉根據什麼認為政黨領袖的激進言行是有部署、有分寸、有底線,而那些「做細」的就沒有?為何她不懷疑那些「做細」的沒部署沒分寸的舉動,政黨領袖們也有份煽動?為何對領袖和追隨者有雙重標準?

二、葉認為「間中一、兩次『激』會奏效」,究竟何為間中?密度如何?誠言,我覺得他們的行動已經非常「間中」。港共政權,為害香港每一天;示威抗議,也只是在官員落區做騷扮聽民意時才出來招呼他們,我認為密度還不夠。如原則上認為激是有問題的,一次也嫌多,何來有「間中一兩次就沒問題,太多就不好」這標準?是否擲炸彈打警察,間中一兩次尚可,多就不好?論激進,究竟有何激進之有?在假諮詢會中,觀眾早已被安排,反對者聲音受到打壓,如果不作那種葉認為是無禮的抗議,那你的修養委實太好太好了。說到底,葉根本就不接受抗議者的行動。要麼她就全盤否定反對者的路線,與一眾廢柴政黨一樣高呼和平理性非暴力,她卻又不夠膽,怕得罪群眾,硬要讚少少,再罵多多;認同某甲,評擊某乙,全無標準,弄得裡外不是人。

要向權力諂媚,洋洋灑灑散播陳腔濫調的所謂正面訊息,但又想左右逢源,世上哪有這般便宜事。

(葉之原文參考: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111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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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l 2012 09:59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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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法律英雄:勞特派特(中譯)

Posted: 18 Jul 2012 09:57 AM PDT

國際法律師和法官,勞特派特爵士的活力預示今日國際法秩序的基礎。

我的法律英雄:勞特派特
人權倡導者,勞特派特作為締造一個國際法的現代系統的角色並不言過其實
翻譯:吳耀鏜

我不敢肯定許多在國際法世界以外的人會否對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 1897 – 1960)的生命與工作相當熟悉。

他著作和專業的活力,包括作為一個法官,預示著今日國際法秩序的基礎。他在人權成為潮流之前,為所有的人權大聲疾呼;又提到新的國際罪行需要負上責任;並一個國際法庭的有效制度。鑑於他的努力和他所取得的成果,而成為20世紀傑出而偉大的法學家。

勞特派特於1897年在一個小鎮祖克瓦(Zolkiew)出生,後來成為奧匈帝國的一部份,現在就在烏克蘭西部利沃夫州附近。他就讀於卡齊米大學(Jan Kazimierz University, 1919 – 1939)(譯按:利沃夫大學前身),雖然他是否確實畢業並不清楚:勞特派特寫道他不能參加終期考試「因為大學已向東加利亞的猶太人關閉。」

他1919年移居維也納,與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 1881 – 1973)(譯按:奧地利裔猶太法學家)同學,政治參與和「被社會不平等激怒,反對沙文主義和夢想著一個以社會公義精神為基礎的的猶太人文藝復興。」他的著作已經「顯示一個廣闊的文化、一個格外強大的風格和清晰的思維與觀念闡述。」他取得博士學位,並認識他未來的妻子,雷切爾.斯坦伯格(Rachel Steinberg),她是學習鋼琴的。

1923年,他們移居英國,勞特帕特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與國際法學家麥克納博士(Dr Arnold McNair)同學,後來更成為他的導師和朋友。他於這所大學任教至1937年,獲任命為劍橋大學維威爾國際法講座教授,並在1954年獲政府提名為國際法庭法官。

然而,作為一個移民,他的提名在某些方面引起發注:當時的首席檢察官萊昂內爾.希爾德(Sir Lionel Heald, 1897 – 1981)就擔心不被廣泛接納。「這無疑是可取的,我們駐海牙的代表應該和被看到是徹底的英國人,然而勞特帕特無助於這一方面,事實是他無論在出生、名稱或教育上都不具資格」希爾德說。反對來得太遲;在好評如潮下,他獲選進入法院,並獲得卓越成就從1955年服務直至他在1960年離世。

勞特派特的著作和活動反映所說的重要性的事實,信念可引領改變。他的著作──今日受廣泛查閱──反映他的信念,正如一位同僚所說,國際法是「將自然行為準則(natural decency)、理性和普遍價值翻譯到它的專業用語上。」「建基於法律規範主義的原理、法律的完整性和絕對正義上」的一個途徑。這些中心思想如一主旋律通過他的著作運行: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博士論文《國際法的私法淵源和類比》(1927)、《法律在國際社會中的職能》(1933)和《國際人權法案》(1945)(促成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的採納),到《國際法院對國際法的發展》(1958)。

他對事物的實用方面深感興趣。自1929年,他與麥克納(Dr Arnold McNair)合編《國際法年度摘要》(現在是國際法報告)並於1935年取得律師資格,為兩個案在國際法庭(ICJ)擔任英國辯護律師的角色。他協助紐倫堡戰爭罪行審判,為首席檢察官哈特利.莎克羅斯爵士(Sir Hartley Shawcross, 1902 – 2003)的開幕和閉幕演辭準備初稿。最關鍵是,他精心編撰紐倫堡憲章第六條(Article 6 of the Nuremburg charter),將反人類罪行、戰爭罪行和侵略罪行置於現代國際法內。

經過二十世紀30和40年代的動盪與悲傷──一個例外,勞特派特失去所有仍留在利沃夫和附近的家庭成員──勞特派特因而狂熱獻身於法治。他提倡個體刑事責任(壓倒在國際法之下只有國家才招致責任的主張)和國際罪行的識別與起訴。

勞特派特在國際法現代系統的出現的角色並不言過其實。隨著他的逝世,麥克納寫道「他的卓越與成功...是由於他對公義的熱忱、他獻身於減輕痛苦、他一顆赤子之心、他勸說的天賦,無論在寫作和演講。」

從沒對法律過份樂觀,他成為非凡的人,他的原則性的途徑今日引起廣泛回響。我遺憾不能有機會認識他,但他逝世二十年後,他的兒子伊萊.勞特派特(Eli Lauterpacht)於劍橋大學教授我、啟發和鼓勵我投入國際法的世界。在此,我亦非常感激他的父親勞特派特。

Philippe Sands QC:
倫敦大學學院國際法法學教授。

本文摘自2010年10月29日於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發表的演講《一個法官的回憶:一個國際法的親身經歷》

伊萊.勞特派特《勞特派特的一生》,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將於本月出版。

翻譯原文:
My legal hero: Hersch Lauterpacht
Human rights advocate, Lauterpacht's role in helping forge a modern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hard to overstate

Philippe Sands QC, guardian.co.uk, Wednesday 10 November 2010 16.09 GMT

http://www.guardian.co.uk/law/2010/nov/10/my-legal-hero-hersch-lauterpacht

灰記客:給大國的火焰

Posted: 18 Jul 2012 10:18 AM PDT


給大國的火焰

(7月17日自焚僧人洛桑洛增于当晚水葬)
看到這則消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2012年7月17日中午,在嘉戎瑪康(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馬爾康縣),當地大寺草登寺(格爾登寺子寺)18歲僧人洛桑洛增在草登鄉自焚犧牲。…幾天前,剛整理了48位自焚藏人的簡况,此刻又要更改相關數字,令人悲慟!深深頂禮!」藏人作家唯色以悲傷的心情,在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寫上這則消息。這是自零九年藏人自焚「抗爭」開始,第49位自焚者,當中至少36人犧牲,包括這位洛桑洛增。而相信洛桑洛增也不會是最後一位自焚犧牲的藏人。

這是極令人擔心的趨勢。且看看唯色的統計, 09年一宗自焚,11年14宗自焚(12宗境內,2宗境外),12年至今已有34宗自焚(33宗境內,1宗境外)。當中絕大部分是十多至二十多歲的年青人。究竟這種痛苦地自我犧牲的「浪潮」幾時可以停止?

這些自焚者,當中十二位留下遺言,由唯色把遺言翻譯成漢文。節錄部分如下。

第一位自焚者扎白被提到留有遺書︰

 「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洛桑說,半小時後,札白就在市場上點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彭措自焚前向幾位朋友說︰

「我無法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8日我將向世人表現一點跡象。」在他的遺物中的筆記本有這一段話︰「運氣和信心是勝利,失望和疑慮是失敗。」

丁增朋措留有四份遺書。選錄其中兩份︰

「同胞們,勿要失望,勿要怯懦!自他交換的道友們,請為持佛法的兩位堪布和僧人們想一想,我們怎能相信一個不允許我們信仰宗教的政府?」

「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留下錄音遺言的一部分︰

「我已經四十多歲,一直沒有勇氣像你們那樣做,以至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揚做了一些貢獻。

在21世紀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許多英雄兒女獻出寶貴生命的一年,我也願貢獻自己的血肉?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犧性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麼偉大,我誠心誠意地懺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孽,特?是金剛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許對自身的虐待和犧性,我在此虔誠懺悔。…

再次說明,我做出這一行為,絕無貪圖名譽、恭敬、愛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清淨的,虔誠的,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宜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事實上臨終之際,若有嗔恨心很難得解脫,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們的引導者,願以此供養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眾生未來獲得究竟佛的果位;並為國內外諸多高僧大德長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為了雪域政教永世長存:…」

朗卓的遣言︰

「…祈願雪域西藏的高僧大德們永久住世。
祈願民族脫離漢魔。在漢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這痛苦難以忍受。
此漢魔強佔藏地,此漢魔強抓藏人,無法在其惡法下續留,無法容忍沒有傷痕的折磨。
此漢魔無慈悲心,殘害藏人生命。
祈願(嘉瓦丹增嘉措)達賴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安多壤塘兩唐兄弟錄音遺願︰

「…但是你們要按照我倆的遺願行事,如果我倆落入漢人的手中,你們不要做任何無畏的犧牲,我倆不願任何人為此受到傷害,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如果你們為了我倆而傷心,那就聽從學者和上師大德的話,學習文化不要迷途,對本族要情同手足,要努力學習本民族的文化,並團結一致,如能這樣則是我倆的心願,按照遺願行事是我倆由衷的願望。」

安多尖扎︰

「皈依三寶,祈願世界和平。祈願尊者達賴喇嘛回歸故里。為了守護西藏國,我將献身自焚。」

曲帕嘉及索南聯合遺言︰

「對我倆來說,沒有能力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經濟上,也?有幫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倆為了西藏民族,特?是為了達賴喇嘛尊者能够永駐世間並且盡快返回西藏,而選擇了自焚的方式。告知和我倆一樣的西藏青年們,我們希望而且也相信大家會立誓,永遠不在藏人間進行內鬥,要團結一致,守護住西藏的民族赤誠。」

作為漢人的諸位,看到這些遺言,有何感受?也許有人認為,這些自焚者大多局限於僧侶,也許並未觸動西藏社會。但以灰記對西藏粗淺的認識,佛教和僧侶階層在西藏社會仍有巨大影響力,中共在西藏搞了幾十年無神論教育也未能「消除」藏人的「迷信」傳統,只能利用政府權力強力控制西藏的佛教體制,連靈童轉世都要管到底。

四十多宗自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今年首七個月,顯示西藏僧侶越來越不能忍受信仰自由和傳統受壓制。唯色就不只一次的提到,自零八年三月發生藏人抗暴事件以後,中共加強對寺廟的監控,僧侶被迫政治學習,大批軍警到處巡邏,抓捕「暴徒」。灰記就曾在網上看過應是西藏公安/武警流出的錄像片段,詳盡記錄公安/武警到西藏社區大舉拘捕的情況,充滿肅殺氣氛。事實上,西藏及四川藏區等大都處於半軍管狀態。換言之,僧侶階層以至整個西藏社會都受到極大牽連。

如果說零八年的抗暴(源起是三月十日中共軍警粗暴鎮壓僧侶示威,引起藏人不滿,起來反抗),是藏人的暴力抗爭,最終面對中共龐大的軍警機器,被更大的暴力壓下。則這兩年在極其壓抑的環境下,在過度維穩的操作下,在漢人政權加速殖民的變動下,憂慮民族身份消失、家園變天的藏人,在「絕望」中,只能選擇自我犧牲以表志。

在硬了心腸的中共眼中,這種自我犧性是「添煩添亂」,更重要的是「社會影響不好」,所以要更強硬地壓制「僧侶生事」,引來藏人更多自我犧牲的想法,「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如果活不下去的想法繼續擴散,悲劇會接踵而來。
看來中共統治階層是沒有人有智慧,有膽色,有能力去回應藏人自焚的訴求;看來達賴喇嘛也沒法制止藏人這種自焚抗爭(灰記不會相信中共的宣傳,自焚是「達賴集團」精心策劃的「分裂活動」);唯一寄望國際社會,特別聯合國介入事件,但中共今天財大氣粗,西方國家大都抱著犯不著為六百萬藏人激怒中共的心態。事情好像進了死胡同,年青的生命會不斷「過早」犧牲,這是灰記百感交集的原因。

作為還有多少自由說些「分裂祖國」的話的漢人,灰記只能繼續以微弱的文字關注五十年來,大部分時間被外來政權鐵腕統治,仍未被「壓服」的雪域民族的命運。

【转自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2/07/18/tibet-burning/

《麻省理工科技创业杂志》 中国农民工正面临着来自机器人的竞争

Posted: 18 Jul 2012 09:41 AM PDT

核心提示:中国大型电子产品供应商富士康正考虑使用工业机器人替换现有工人。根据法兰克福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给出的数据,富士康并不是在机器人上押注的唯一中国制造商,中国商人于2011年购买先进工业机器人的数量跃升了50%,达到22600件。显然,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将"炙手可热"。

原文: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ace Competition from Robots
发表:2012年7月16日
作者:CHRISTINA LARSO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提示:中国大型电子产品供应商富士康正考虑使用工业机器人替换现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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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一张关于中国南部深圳富士康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的照片。一班工作长达12个小时,其中只有两次休息供员工在公司的食堂吃饭。】
                                           
一种关于现代中国的定义性叙述在于年轻工人的迁移——对女孩来说,这种迁移经常发生在其青少年阶段的最后时期。他们从农村来到广阔的城市,在工厂中寻找工作机会,其中就包括富士康。这是一家雇佣了将近一百万低薪工人进行电子产品手工装配的企业,其客户包括苹果、任天堂、英特尔、戴尔、诺基亚,微软、三星、索尼等知名公司。

去年七月,当富士康的首席执行官,61岁却依旧作风强硬的亿万富翁郭台铭宣布,这家台湾的制造业巨头将在三年内,在其装配线上添加一百万件工业机器人时,这让所有人感到震惊。

其目的在于,像日本、南韩以及美国的公司之前自动化生产汽车那样,实现电子产品的自动化装配。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的富士康,一直以来在中国的劳工叙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通过廉价劳动力吸引着跨国客户,但现在却因为低工资和被一些人视为非人道的工作环境,面临国际监督。

"自动化意味着工厂女工时代开始走向终结,这是件好事,"来自北京的战略传播及信息技术分析家David Wolf这样说。他曾经走访过多家中国工厂车间,并预言中国早晚将会经历一个类似"美国裁缝和秘书室的衰落"那样的劳动力转换。

在声明发布之后,郭台铭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这使得观察家们怀疑富士康的这一计划真实与否。(通过其公关公司博雅公关,富士康拒绝透露相关进程。)贸易公司也并未看到和富士康需要的工业机器人有关的大规模订单,虽然一些专家相信这家公司很可能正开发其自己的机器人。

"郭台铭有理由不过分张扬,"Wolf说。保持沉默可以让富士康不经意地领先于对手。甚至,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在下滑,"政治上不建议过分讨论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的方法",他说。

中国的领导人将就业视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创造就业往往比提高效率还要迫切。比如,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说,即便条件上允许,节省劳动力的设备也并不常被使用。"如果所有新的隧道使用先进设备来进行建设,这将削减约600万农民工就业的需要…为求解决国家的就业问题,在某些领域我们并不期待中国的快速发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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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30万名工人目前居住在富士康龙华工厂的员工宿舍里,龙华工厂是装配苹果产品的地方。大部分工人每天都坐在输送带旁边,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带着面具和发网,以防止碎头发和灰尘颗粒干扰他们一遍遍重复的简单却极为精细的工作。每个工人专注于一个单调的动作,比如将贴纸贴在苹果手机的前端,或者将完成的产品封装在盒子里。如管理人员对美国广播电台《晚间热线》所言(这一节目在二月份的时候对工厂内部的情况有过一次短暂的报道),组装一台iPad需要五天时间,325道工序。

驻台北的高德纳研究机构分析家Jamie Wang认为,如此结构化及高确定性的任务非常适合自动化生产。工业机器人往往装配一条可拆卸的手臂,使用激光或压力传感器来知晓何时开始以及结束一项工作。一个机器人每周可运行160个小时。即便与12个小时一班的动作敏捷的人工劳力相比,一个机器人也可以替代两个工人,甚至有可能是四个。

Wang强调富士康不可能马上替换掉工人,因为自动装备线的使用需要对其所有制造流程进行调整。在中国,如此大的转变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按照一家位于深圳的劳工组织、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的话,小型的中国工厂不可能负担得了对机器人的投资,并且工厂的相对工资水平依旧很低——在珠三角地带,大概每月315-400美金。

尽管如此,富士康并不是在机器人上押注的唯一中国制造商。按照法兰克福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给出的数据,中国制造商于2011年购买先进工业机器人的数量跃升了50%,达到22600件。它们还预测,两年内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器人市场。Wolf说,工业机器人显然"在中国将炙手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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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书评:对白宫新一代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Posted: 18 Jul 2012 09:12 AM PDT

核心提示: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经济衰退,由与伊拉克的灾难性战争以及在阿富汗持续的战役所造成的后果,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瞬息万变的全球与科技版图:大量的新现实将一系列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摆在了奥巴马总统面前,并质疑着美国战后在世界舞台的主导地位。

原文:For the White House's New Generation, It's a Different World
发表:2012年7月9日
作者:MICHIKO KAKUTANI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和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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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随着大选季节的到来,关于奥巴马的书也层出不穷。这本《奥巴马族》也名列其中。拍摄:Patricia Wall为《纽约时报》】

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经济衰退,由与伊拉克的灾难性战争以及在阿富汗持续的战役所造成的后果,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瞬息万变的全球与科技版图:大量的新现实将一系列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摆在了奥巴马总统面前,并质疑着美国战后在世界舞台的主导地位。

詹姆斯·曼(James Mann)是前《洛杉矶时报》记者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的常驻作家。他在其实用的、或许多少有些东拼西凑的新书《奥巴马一族》中提出,与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就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要"更加谦虚与低调"。此外,他还说,奥巴马不仅"专注于将美国的资源与精力转移到国内的恢复上面",还在"计划着一个美国因所有经济问题而再也无法保持优势的未来"。

曼甚至引用了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只是要维持美国领导地位这一卑微目标所说的话:"我们不是在无可奈何地目睹美国的衰退。我们正努力去做的,是让美国再当50年的领袖。"

与他在前一本书(《伏尔甘的崛起》,2004年)试图阐述布什总统战争内阁的世界观时相同,曼在这本书中也意欲审视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顾问的思想与重要经历,以及奥巴马自身不断变化的对美国世界角色的看法。与《纽约时报》记者戴维·E·桑格(David E. Sanger)的《面对与隐藏》(Confront and Conceal)以及《新闻周刊》记者丹尼尔·克莱德曼(Daniel Klaidman)的《杀或俘》(Kill or Capture)这两本新书相比,《奥巴马族》一书并没有包含那样的爆炸性新闻。而且该书在开头花费冗长篇幅,老调重谈地讲述了从越战时期开始那些众所周知的、关于早先民主党如何努力摆脱反战分子形象的争论。

然而,到了曼转向分析奥巴马政策与立场的部分,他的书开始变得引人入胜。通过约125场以包括许多奥巴马政府官员为对象的采访,曼文笔敏锐深刻地描写了总统思想的转化,其下属之间的紧张状态(在人道主义介入与武力使用等问题上),以及其外交政策与前两任总统的延续与对比。

在曼看来,奥巴马在执政之初,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延续了乔治·W·布什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传统。曼说,尽管奥巴马"演讲用词典雅而富有理想主义",但是他"不想听起来像一个满口民主的说教者。在伊朗问题上,他绝不会让街上的'绿色运动'阻碍其努力与这个国家重建友好关系。他希望首先即使不能说服伊朗改变其国内政策,也要说服其改变外交政策"。

曼认为,随着伊朗并不打算缓和政策这一事实逐渐清晰,以及"阿拉伯之春"民主起义震撼中东,一种新的理想主义悄悄融入了奥巴马的实力政策。用曼的话可以将奥巴马呼吁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的举动解释为"既是理想主义(迫切要求民主改革),又是现实主义(在一个对美国极具战略意义的国家防止剧变和赢得广泛支持)"。

曼继续提出,对利比亚问题的介入,表明奥巴马进一步摆脱了"作为他在白宫前18个月执政特色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窗口,从中可以观察到奥巴马不断发展的世界问题应对方法。文章说:"这再次体现出奥巴马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愿意使用武力。这也首次表明了他愿意基于人道主义目标,以其所钦佩的现实主义者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动用美国军队。最重要的是,这显示了奥巴马政府对多边主义的坚定奉行。"

依据曼的叙述,一些高级顾问,如奥巴马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James L. Jones),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接任之初"发现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并不如他们的头衔及公众角色所意味的那样大"。他写道,在与希拉里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等顾问会谈前后,奥巴马经常会与包括在他担任参议员时期结交的罗兹(Mr. Rhodes)、马克·利珀特(Mark Lippert)和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R. McDonough)等在内的核心助手圈交谈。曼说:"他常在与这些助手们一起时做出最终决策。这些助手有时会被派往告知国家或国防官员们奥巴马想要什么或做出了什么决定"。

这些"奥巴马族"(曼这样略有些尴尬地称呼他们)常常有意地把自己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一代"。曼写道,他们在极大程度上属于把越战看作既定历史的后婴儿潮一代,"这一事件既没有像对70年代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那样,在他们心中引起一种对海外介入以及使用武力时的紧张和犹豫感,也没有像对90年代的民主党那样,在他们心中引起一种需要克服越战反战遗产的认识"。

曼说,虽然克林顿时期的民主党人记得,在冷战时期的一系列选举中该党被抨击为"不够鹰派",更年轻的"奥巴马族"却更倾向于担忧"2002综合症",即伊拉克战争前夕,民主党领导人如乔·拜登(Joe Biden)、约翰·克里(ohn Kerry)、希拉里及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等参议员均投票赞成乔治·W·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动用武力的授权请求。

据曼说,"奥巴马族"将自己宣传为与前人不同的世界打交道的新一代。他说,尽管他们有一些大致的想法(如加快阿富汗战争的步伐以及试图与伊朗展开新的对话),但并没有很多详细明确的政策举措。他写道:"因为奥巴马族的执政经验太少,他们必须依赖别人的帮助和建议。他们会需要克林顿政府的资深人士,以及一些来自如中情局与国防部等政府官僚机构的老手。奥巴马族的缺乏经验以及对别人的依赖束缚了他们带来改变的能力。"

就这一方面,曼认为2008年竞选带来的更多是风格、措辞以及感觉上的改变,而不是外交政策上的实质改变。曼声称,"的确,几乎每一位本书中的奥巴马政府受访者都承认,从布什的第一届到其第二届任期,在很多政策领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当时,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及国防部长盖茨较为务实的观点战胜了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与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强硬派的观点)"而事实上从布什执政晚期到奥巴马任期之间的改变没有那么显著"。

例如,曼写道,奥巴马政府"决定维持,或在某些情况下扩大从布什政府沿袭的反恐项目中的许多部分":除了增加使用无人机袭击和定点清除手段之外(包括去年海豹突击队击毙乌萨马·本·拉丹的行动),还有保留中情局的引渡计划,以及接受并永久延续"对据信为特别危险的恐怖分子实行无审讯无判决的无限期羁押的做法"。

曼对这些常规得以继续下去的原因与过程并未作出非常详细且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在这本书中,他不时采取一些令人怀疑的概括性说法(例如"共和党一直以来倾向于要么是大型短期战争,要么就一场战争也没有")。但是总而言之,《奥巴马族》为读者简明、深刻地全面评述了奥巴马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曼认为,外交政策比国内政策能更好地反映出总统个人及其思想,因为国会对外交政策的监管不会像其对税收、预算和医保等国内政策的监管那样严格。

曼总结道,"唯一一个出自奥巴马因国会反对而无法成事的例子是他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上的失败。但是在其他方面: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针对伊朗和中国的政策,无人机袭击,杀死乌萨马·本·拉丹,让胡斯尼·穆巴拉克放弃在埃及的权力,介入利比亚等等,所有这一切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奥巴马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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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蒋介石:剿共为名,抗日为实

Posted: 18 Jul 2012 08:44 AM PDT

1915年到1972年,蒋介石每天都写日记,写了57年。他写第一篇日记时28岁,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72721日,他写下最后一篇日记,这时他85岁,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的战争、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

192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实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但是国共两党很快反目为仇。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透过蒋介石的日记,人们也许能够了解更多国共两党关系的秘密,还能够对中国抗日战争前前后后的复杂情况理出一条更清晰的线索。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从一开始共产党 ……

……

九龍西沒有教協名單

Posted: 18 Jul 2012 07:51 AM PDT

戚本盛

且說我是法治的死硬派,原則與實利之間,我寧取前者,因為我相信,社會進步,仗賴的不可能是功利,起碼不只是功利,尤其是損害原則法治的功利。

2012年7月16日的教協理事們的會議上,我以監事身份列席。在某議程的討論末段,我提出問題:「若提到西九出選的所謂教協名單,是否經過教協的正常程序產生?是否代表教協的?就所謂教協名單,理事是否要預備怎樣向會員交代?」因為保密原則,這個問題的前因後果,我不便細說,我只可以說我自己的提問和得出的結論:9月立法會選舉中,九龍西並沒有教協名單。

我的提問是有兩個背景的。第一,教協若派出名單參選,會否動用教協資源包括經費和人手等等?但按會章,這必須先得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而在去年和今年四月的會員代表大會上,只通過了派代表參加教育界的選舉,而並無派代表參加其他功能組別、地區直選或超級區議會選舉。第二, 除了會章之外,在本年四月的會員代表大會上,當時已有新聞報道張文光會參加地區直選,有會員代表因而問及教協會支持的是否包括張文光的地區直選,當時會長馮偉華便斬釘截鐵說,「只是支持教育界的選舉」,而張文光更謙說「只是做樁腳,沒想過會當選。」

簡言之,除了馮偉華之外,根本沒有人得到教協會員代表大會的授權,因此,甚麼關於「教協名單」的宣稱,都是不正當的(illegitimate)。

我和黃碧雲沒有交情,其於2010年政改時的名句──「忍多兩屆」──以及把話題轉移到說粗話,我雖感到可笑,但沒有惡感。不過,就事論事,若出口術說到甚麼「以教協名義」出選(註),則難免會被質疑今屆她忽然加入教協理事會,不過是為了這點利益。況且,沒有會員代表大會的授權,則更是缺乏認受依據,這已經超越理事會的職權,是違反教協會章的。當然,黃碧雲身為大學教授,加上張文光長期的工作,或能吸納教師投票,但若假扮成「教協名單」,則是為了貪圖選票利益,而置規章制度於不顧,這是任何一個聲稱以法治為核心價值的組織所不恥的。

因此,我對「九龍西沒有教協名單」的結論還是感到欣慰,因為,教協避開了一次權術和人治蓋過法治和制度的錯誤。(2012.07.18)

註:
《民主黨心雄 九龍西謀張文光同跑出》,《明報》,2012年6月25日。
《張文光:黃玉山是當年教改「第四頭馬」》,《信報》,2012年5月7日。
《唐英年前助理幫黃碧雲梁美芬逐戶派禮》,《明報》,2012年4月23日。

What I've been watching

Posted: 18 Jul 2012 08:00 AM PDT

I am a latecomer to this, but a friend suggested to me that I would enjoy the TV show Breaking Bad, and boy was he right. It has occupied me almost every evening for the past month, as I have caught up to the current season five.

The show tells the story of a particularly destructive mid-life crisis, as a mild-mannered high school teacher slowly descends into the underworld of drug manufacturing. It is not the best TV drama of all time (I would probably vote for The Wire), but it is close. It is important to watch in sequence, so be sure to start with season one.

英国《今日世界》 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污染的全部代价

Posted: 18 Jul 2012 07:44 AM PDT

核心提示: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人物的支持。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

发表:英国《今日世界》杂志6月
作者:Isabel Hilton, "中外对话"网站总编辑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时值2006年初,我与一小群中国知名的环保活动人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这家酒店舒适的安乐椅有点过于宽大,让我们之间时而几近耳语的低声交谈变得不是那么方便。

当时中国公民环保运动的历史还很短。那天一起谈话的人有男有女,他们都经过了早年与中国强大的大坝建设者抗争的历练:当时这些企业计划向西发展,在云南省和四川省内未遭破坏的河流上修建大坝。这些早期的领导者中有很多人当时是记者,他们组团走访大坝坝址,并且利用他们在媒体界的影响力来挑战大水电利益集团和激发公众的抵制情绪,希望借此劝服政府三思而行。

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谁也不清楚政府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那天他们忧心忡忡。一些活动人士受到了威胁,有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这些活动人士清楚地知道,他们不能指望获得官方的保护。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不是容忍期的结束,或者仅仅是暂时的退步。

他们解释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发生的挑战重大经济利益的环保抵制活动,另一方面关注国外最近爆发的"颜色革命"浪潮。2004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推翻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政权;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帮助维克托·尤先科的反对派上台掌权;第二年,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街头爆发了"郁金香革命"。

尽管这些都不是与环境相关的抗议活动,但很多集权政府相信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这一系列公民抗议背后煽风点火。西方非政府组织当时也在支持中国刚诞生不久的环保主义。这已经足以让中国执政党断定事情有可能朝着不可挽回的局面发展。那天我邀请来进行讨论的客人完全有道理感到不安:阻挠一个大型经济工程是一件事;而被贴上参加变相的颠覆活动的标签则是一桩级别完全不同的大麻烦。

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了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报告中出现了一张胡锦涛主席在参加一场官方植树造林活动时植树的照片。这张照片让人回想起毛泽东站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者中的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位于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是中国灾难性的"大跃进"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是许多失败的工程之一——中国政府曾保证说这些工程将解决中国不断加深的水危机。在建成几年后,十三陵水库被废弃了。

胡锦涛种下的这棵象征性的树木或许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北京林业大学最近得出一项结论:在这些大加宣传的植树活动中,有85%的树木随后会死去。在2006年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招致官方报复:这种补救性的运动只是缓解深远的环境危机的姿态而已。它们并非意在摆脱与之相矛盾的、但却更为重要的迅速发展的任务。在官方看来,中国可以先发展,后治理。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以极为严厉的措辞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环境现状:"空气和水资源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5%,这还不包括人民的健康代价,人们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仅北京一地,70%至80%的癌症死亡病例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的一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时,略微含蓄地谈及了中国环境问题,他强调中国需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确保实时的环境保护,并从主要依靠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些要求被称为"指导性、战略性和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恰恰表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

当时聚在酒店大堂互相交流的那群环保活动人士全都平安度过了那一年政府对其活动不予支持的严寒期,从而继续成长为一场日益成熟的环保运动的领军人物。随后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始和结束,期间该计划提出的有关控制污染和能源效率的环保目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差距不大。去年公布的"十二五"计划用更大胆的语言提出了更具战略性的前景。6年过后,潘岳当时提出的超前观点已经逐步成为主流思想。

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人物的支持。而根据"十二五"计划,环保部能够可以更容易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十二五"计划既提出了中国要主导被认为代表未来的先进清洁技术的战略目标,同时也认识到,要从中国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对孰轻孰重做出重要的调整。

而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肉眼可以看到的空气和水污染是最明显的问题;肉眼看不到的污染则最具危险性——例如,中国20%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另一个威胁到中国持续繁荣的问题同样棘手,那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水危机,成本越来越高的工程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上次酒店大堂讨论后的6年里,中国的公民社会行动已经在许多方向取得了发展,从居民自测空气污染程度,到有组织地抵制化工厂选址,以及要求数据的透明——当局已经迫于这一要求,对公众开放了主要污染物统计数据的查阅。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首开先河,使用公开数据来找出跨国公司供应链中持续存在的污染企业,并协助大型企业清除污染。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因为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刚刚获得了戈德曼环境奖。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据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损失100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正如潘岳警告的那样,他们也承认污染是酿成一系列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罪魁祸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癌症村的集中出现。他们还承认,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将继续成为不断上升的民怨的焦点。

要把这种认识落实成针对势力巨大的经济和工业利益集团的有效行动仍是一个挑战。在没有其他政策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不愿意执行这样的政策,这一挑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对污染者实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减少对公民社会运动的压制和放宽对媒体的审查无疑会有所帮助。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政府有采取这些措施的热情,但至少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要让中国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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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没有了用什么?

Posted: 18 Jul 2012 12:19 AM PDT

本文作者:橡树村

最近几年,新能源领域成了世界各国发展的重点领域。在几个主要的能源消耗大国,太阳能、风能以及其它各类新能源发展迅速。不过同样是新能源,用于发电的各种方法发展很快,几条主要技术路线都已经显示出比化石能源在环境上的好处,对电网的贡献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在替代石油的领域,情况就复杂多了。

石油目前提供了人类运输使用能源的百分之九十多。人们选择石油作为运输用能源的主要形式,是有很多原因的。石油的储量巨大,人们到现在已经开采出了几千亿吨的石油,目前已知的储量按照现在每年四十亿吨左右的开采速度还能维持数十年。这样的数量,目前还是其他非化石能源所不能比拟的。石油属于物质能源,也就是说,能量是通过物质的形式来存在的,这样,与电相比,能量的存储、运输都非常方便,既可以很方便的越洋运输,也可以运送到各个偏远地方,不完全依赖固定的输送网络,还可以方便地被飞机、船舶、车辆携带。石油的能量密度也非常高,对于体积有限、载重量有限的运输器具来讲,这个特点非常重要,也是目前其他的能源形式无法比拟的。

石油虽然比同是化石能源的煤炭清洁不少,但是在其开采、输送、加工和使用过程中,仍然会对环境造成不少影响。特别是在意外事故发生之后,造成的影响可能非常大,比如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对墨西哥湾海域以及周边的陆地地区都造成了不小影响。在一些欠发达的产油国,因为监管不严,治理不力,造成的损失甚至长时间被人们忽视。使用石油造成的温度气体排放问题也非常严重。化石能源都是碳基资源,使用后都需要排放二氧化碳,石油也不例外。巨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的问题,寻找石油的清洁替代品,是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不考虑环境问题,人们也需要开始寻找石油替代品了,因为石油要不够用的了。最近几年,石油价格一直处于高位,即使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也没有让油价下降多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廉价易开采的石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对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多的非常规石油资源被开采。这些非常规石油资源开采使用的技术复杂、能耗高、投资大,这些都增加了石油开采的成本,也就推高了石油的价格。从这个角度考虑,人们也需要寻找可以抑制石油价格上涨的替代燃料产品。当然,高昂的石油价格也使得一些原本被认为在经济上不划算的替代路线有了经济上推广的可能。

与发电的能源来源的多样性相比,石油替代的选择有限。替代石油,需要寻找总量巨大、易于存储和运输、能量密度高的资源,而同时符合这几点的资源和技术途径很少。一个重要候选,在技术上也相对成熟的,是煤炭液化技术。煤炭的储量要比石油多上不少,转化为燃料油以后,可以拥有石油燃料的全部优点。在技术上,煤炭液化技术已经有将近九十年的历史,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工业化,现在这条技术路线为南非提供将近四分之一的燃油供应。不过煤炭本身也是化石能源,总储量虽然比石油丰富很多,但是仍然是有限的,即使在一些地方成为替代石油的主力,也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同时目前的煤炭液化技术对环境的危害还明显高于传统石油路线,要克服这些环境危害,人们还需要付出巨大资金代价,一些技术也还不成熟。使用天然气液化工艺生产油类产品也有类似问题。使用一种化石能源来替代另外一种化石能源,肯定不是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要寻找长期的石油替代品解决方案,需要依靠可再生能源。

石油易于保存运输的物质性能源特性使得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品种很少。实际上,可再生能源里面只有生物质能源是物质性能源,其他可再生能源是很难被转化成为物质形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生物质的应用应该尽可能去考虑替代石油的方向,充分发挥生物质物质能源的好处。简单的发电应用,无法发挥生物质能源的这个特长。不过实际上实施起来困难很多。当前成熟的将生物质转化为生物燃料的技术并不多,技术上最成熟的就是糖、淀粉类乙醇和植物油为原料的生物柴油,推广的最广泛的也是这两种生物燃料,目前已经占到世界燃油供应的将近3%。这里面,乙醇以美国的玉米乙醇与巴西的甘蔗乙醇为主,加在一起占了全世界燃料乙醇供应的90%;生物柴油则以欧盟为主,生产了全世界生物柴油产量的一半。但是这两类生物燃料使用的是与人类食品直接相关的淀粉、糖类、油料作物,占用了大量的农业资源,一开始扩大种植就担上了与人争粮与人争地的名声,在世界其他地方推广明显受阻,对于世界上很多粮食安全还不能保证的国家,这两类生物燃料是没有推广条件的,甚至在欧美,这两条石油替代路线也备受指责。很显然,要实现国际能源组织预测的到2050年生物燃料占到世界燃料供应四分之一的比例,依靠这两个技术路线是行不通的。

实际上,从整个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来考察,这两条路线的表现也都不算好。生命周期评价是一种综合性的评价方法,考察某个工艺路线的各个环节对材料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原料以及重要辅助材料的收集、运输,各个加工处理环节,以及成品的运送,废品的处理等等,把一个产品从原料到成品再到废品的整个阶段的材料消耗以及环境影响通盘考虑。通过这样的详细考察,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工艺路线究竟孰优孰劣,当对不同的技术路线进行筛选的时候,可以了解到各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实际消耗资源情况,实际环境影响情况等,为技术路线的选择提供一个重要参考。对于同一条技术路线,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分析来了解是什么步骤影响了整体的效果,为工艺改进提供方向。在考虑石油替代品的众多候选的时候,进行这样的分析,就可以了解到所选用的替代方法究竟有没有所预期的诸多好处。

比如评价一个生物燃料路线究竟相对石油有什么优势,就需要从作物种植阶段开始考察,考察各个种植、播种、收割阶段的能源和材料消耗,环境影响,不仅仅包括直接在田间消耗的,还需要包括所使用的化肥、农药等物品在生产、运送过程中的能原材料消耗以及环境影响。在作物收割之后,需要考察各个初加工步骤,产品运输等环节。进入到燃料生产线之后,还需要考察整个工艺各个环节以及所使用的各种原料辅料的消耗和影响。得到产品之后,还需要考虑产品的配送试用过程。如果有需要处理的副产品或者排放,那么这些副产品,排放物的需要考虑进去。因为考察的是一个非常繁琐详细的过程,这样的考察,地域性的特色就非常强,即使是同一个工艺路线,不同的地区得到的结果也会有区别,看这些考查结果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

欧盟在2007年公布了一份以欧盟为背景的车用燃料替代方案的生命周期评价。在这份报告里面,欧盟结合自己的情况考察的乙醇生产原料是甜菜和小麦,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路线可以比传统汽油的生命周期减少27%的化石能源消耗,同时温室气体减排30%。当使用油菜来生产生物柴油的时候,化石能源消耗与传统柴油相比要节省64%,温室气体减排要降低53%。单从这个报告里面可以看出,在欧盟环境下,乙醇和生物柴油路线对于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就很不同了。2008年清华大学的一份博士论文考察了国内实际情况的乙醇生产的生命周期情况,得到的结论是使用玉米、木薯、红薯、甜高粱、甘蔗等为原料生产乙醇燃料,生命周期所消耗的化石能源均远高于生产汽油所消耗的化石能源,这些路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高于汽油路线。按照这个计算,可以说中国目前阶段所推广的乙醇燃料项目,既没有起到节能作用,也没有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没有正面的环境意义。虽然在提供石油替代品的角度上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高耗能高排放的替代方案要继续享受国家补贴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在国际上的类似研究中,中国的乙醇路线的数字最差,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目前农业生产管理粗放,滥用化肥和农药的现象严重,而化肥和农药的生产运送都是需要消耗能源,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别是当氮肥不适当使用后,还会增加土地氮氧化物的排放,而氮氧化物是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严重将近三百倍的气体,少量的排放就足以抵消植物生长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然后就是国内目前使用的燃料乙醇生产工艺的问题。燃料乙醇对乙醇的纯度要求很高,所以需要通过一定工艺来提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乙醇精馏。乙醇精馏是一个非常消耗能源的工艺过程。国内这些生产线多采用小型自备热电联产机组来满足生产所需要的能量,这些机组又往往使用未经过洗选的原煤,造成机组效率低等问题。这样也就增加了燃料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中国进行燃料乙醇生产就肯定没有环境好处,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后,中国的燃料乙醇行业同样可以与世界其他同行一样实现真正的节能减排。这种有针对性的技术改进应该是政府政策的鼓励方向。

国内的生物柴油生产也有类似问题。上面提到的博士论文的考察结果,是国内实际情况下,使用大豆、油菜籽、棉籽、麻风果、黄连木、光皮树甚至餐饮废油生产的生物柴油,生命周期过程所消耗的化石能源都高于生产柴油所消耗的化石能源;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也只有使用进口大豆以及含有林木果实为原料的路线可以实现与柴油相比的温室气体减排,使用其他的原料都起不到减碳排的效果。造成这个数字也不大好看的原因,同样在种植和产品加工两个阶段,与乙醇的情况类似。

没有明显的环境好处,本身还威胁粮食安全,这可能是国内最近在生物燃料领域步伐放缓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不等于说生物燃料在中国没有前景。实际上中国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使用粮油为原料的粮食乙醇与生物柴油在国际上被称作第一代生物燃料,目前国际上生物燃料的研究兴趣,已经集中在第二代生物燃料上。第二代与第一代的不同在于,第二代生物燃料可以使用各种生物废料,或者作物的全部或者大部分,而不再像第一代生物燃料一样,只能是用作物最有价值的部分。这样,在种植阶段所消耗的能量就可以得到更佳有效的回收。此外,在植物的大部分都可以作为能源原料以后,生物燃料的潜在供应量也有很大增加。

因为相关技术的研发起步很晚,第二代生物燃料目前还没有进入到产业化阶段,不过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原料范围非常广泛,燃料本身也就有很多选择。在前面提到的欧盟的报告里面,就考察了沼气、非粮乙醇、氢气、二甲醚以及合成柴油几条可能的路径。因为第二代生物燃料可以使用生物废料作为原料,而作物种植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是不会摊到废料的头上的,这样这些路径的生命周期能耗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就有了优势。欧盟这份报告里面,沼气路线在节省化石能源方面并不突出,比汽油路线仍然消耗更多的化石能源,但是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成绩显著。乙醇路线里面,使用木质素来生产乙醇在这两个方面都优于粮食乙醇路线。利用生物质气化路线生产二甲醚和合成柴油路线以及制氢路线在能耗方面表现不佳,但是在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成绩突出,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几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里面合成柴油与传统柴油以任意比例混合,不需要对配送体系,发动机进行任何改动,对于燃料的推广来讲,是一个重要优势。

中国的情况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方面与欧盟类似。前面引用的清华大学的研究结果指出,从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来看,二甲醚、合成柴油、氢气路线的减碳排效果显著,生物甲醇,生物乙醇等路线则因为使用的发动机不同在减碳排方面略差,但是仍然优于汽油路线,都可以起到减排作用。这份研究还指出不同原料、路线的生物燃料的实际减排节能效果差异很大,并且这个差异具有很明显的地区性,不同的地区可能有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多样选择,也给了人们足够的挑选余地,可以因地制宜找到合适本地区的发展办法。

第二代生物燃料毕竟还没有进入商业推广阶段,这些计算根据的往往是一些理论模型和推算,结论的准确性当然不如从实际生产所测量的数据。随着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工业尝试,人们对这些技术路线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评价指标会越来越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不过,这些考察已经可以看出第二代生物燃料的确是生物燃料发展的方向。可以说由于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原材料比第一代更加广泛,其所能提供的能源总量也更多,应该会在替代石油领域起到很大作用。

要让生物燃料在替代石油的领域起到重要作用,单纯依靠农林业废弃物是不够的,需要种植培养专门的能源作物。为了避免与人争粮与人争地的帽子,这些能源作物就需要尽可能不占用已有耕地,尽可能使用那些并不适合商业农业开发的地方。这就对种植的能源作物品种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过,目前研究中的一些能源作物还是可以满足这些要求的。除了草本木本的能源作物,人工养殖的藻类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生物质原料。藻类进行光合作用的效率很高,在外界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藻类的生长速度要普遍高于草本和木本的作物。这个特点,就使得藻类成为能源作物的最佳候选。藻类的利用方法也可以有多种选择,既可以筛选专门的品种提高藻类中的油含量,最终生产生物柴油,也可以以生产生物质为目的,为下游燃料生产提供碳和能源。国际上有人已经把以藻类为源头的燃料生产列为第三代生物燃料,就是看到了这个良好前景。

不过目前阶段的藻类能源利用水平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很多距离。不仅目前藻类的种植培养收获需要依赖不少机械,消耗不少能量,藻类生长的质量平衡就决定了目前水平的藻类还不能是能源问题的可靠依靠。藻类的生长不仅仅需要阳光喝二氧化碳,还需要各种其他元素,特别是氮。而目前氮的提供主要是以化肥的形式提供的。实际上,在给足了充分的阳光和二氧化碳的前提下,藻类的生长速度取决于氮肥的供应量。目前氮肥的生产依赖的都是化石能源,这也就增加了藻类路线的化石能源消耗,增加了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氮肥的使用也会造成种植区域氮氧化物排放的问题。要实现藻类的大规模能源利用,需要发展生物直接的固氮技术。这方面,也许要依赖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其他能源作物也同样。如果氮肥的清洁供应可以得到解决,生物燃料的产量就可能大幅度增高,也就可以更大比例地替代石油。

在研究生物燃料的同时,人们也在尝试使用另外的途径替代石油,就是改变目前严重依赖内然发动机的运输业,将电能用于运输。电已经在运输业中起了不少作用,在铁路系统,电力牵引的机车已经非常普及。在民用汽车领域,电动汽车也作为新能源汽车在最近几年成为热门。电动汽车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电力,而电力的来源非常广泛,即可以是传统的火力发电,也可以是各种新能源。这样,推广电动汽车就可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对于石油进口大国来讲,这个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电动汽车在用户端并没有污染,也就可以消除汽车在用户端的污染,对于人口密度高,车辆拥挤的大城市来讲,提高电动汽车的拥有率也对于清洁城市空气非常重要。实际上,在终端环境影响方面,电动汽车要比生物碳基燃料有很大的优势,可能只有生物制氢能与之比较。

不过电动汽车要真正替代目前的内燃机汽车,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车辆所携带的电力太少。电的存储一直是个麻烦事,虽然目前电池技术发展很快,但是距离电池所能够携带的能量密度,仍然比液体燃料差着数量级。虽然电动汽车的能量转化效率要比内燃发动机高上不少,但是目前技术的电动汽车的单次充电行驶里程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的使用要求。这方面,还需要等待技术的进步。使用电力驱动,但是仍然携带液体燃料应付长途需求的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不过相关技术仍然在开发中,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市场还是个问题。

此外目前阶段普及电动汽车,也有转移污染之嫌。由于目前的电力主要来源是火电,火电本身的环境影响很大。生命周期的研究表明,在煤炭占能源比例比较高的美国和中国,目前阶段使用电动汽车提到内燃发动机汽车,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效果不显著,但是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排放方面,实际上增加了污染。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电动汽车的发展方向,不过在宣传电动汽车以及进行推广的时候,的确应该考虑这方面的影响。

总之,人们目前替代石油还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至少在可预期的二三十年时间内,石油仍然将是运输行业使用的主要能源,不过也应该看到,随着相关替代技术的发展,石油在运输行业里面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低的。

图片出处依次为:

http://express.howstuffworks.com

http://www.cchange.net/

http://www.thegreenworkplace.com

http://www.cheapbizenergy.co.uk

非三维USB线使用须知

Posted: 17 Jul 2012 10:04 PM PDT

本文作者:Ent

原作:somethingofthatilk.com,USB cable

编译:Ent

与《aiweiwei never sorry》相关的八卦

Posted: 18 Jul 2012 03:34 AM PDT

上个星期二,记录片《aiweiwei never sorry》的导演Alison Klayman (twitter)在台湾度假,四月份我去纽约时她在其他城市参加电影展,没见到,但见到了她的记录片团队的人,还去她们工作的地方参观了一下,她们还让我看了《aiweiwei never sorry》的抢鲜版 ,我还截图做了张GIF动画来着:

后来Alison Klayman说7月份会到台北,然后这次约了在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见面,见到了制片人Colin和Alison Klayman 了。我说我是BLOGGER, 让我采访一下你,她说好。我还一本正经用了录音笔呢,录音笔都录了一个多小时,开始的时候只是问有没有20分钟时间。其实过程不算正经的采访,都在嘻嘻哈哈聊天。

Alison是犹太裔美国人,2006年毕业于布朗大学,美国历史系专业,2006年给拍摄「功夫之王」的刘亦菲当英文助理,2008年12月开始拍《道歉你妹》。一拍就是3年多,2011年年底准备参加Sundance电影节,实际上到2011年2月份之后就去年艾未未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1天这段情节并没有详细收录到记录片中。《道歉你妹》记录片中还出现了一秒钟我拿着照相机左手盲拍的画面,我身后是许多把手放在墙上模拟被捕场景的欢乐青年,要是当时青年们不欢乐,那就是模仿"哭墙"了,哈。

Alison问我对艾未未的看法,我说艾未未在我眼里就是那种正直的有梦想的有钱人,有时候是老顽童,有时候是绅士,平常可以跟他嘻嘻哈哈玩,但他认起真的还是蛮有威严的。Alison从2006年开始到中国学中文,似乎半年左右就能用中文了,但她还是对"老顽童"这个名词有些陌生,我还得跟她解释。后来看到Alison在在Kickstarter上的募款链接,上面有一句中文"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老顽童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会捣蛋的老人。不过艾未未自称80后,不用叫他"老艾",不用管他的年龄,有空跟他一起玩就对了。我觉得艾未未让我感到特别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名人,鲜有能像他一样表达的人,很多名人在响应江泽民的号召"闷声发大财",做犬儒主义者,不相信自己的行动能给社会带来改变,而艾未未则做任何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是一个仍有梦想的仍在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他影响了很年龄阶段的人,包括他的同龄人和80后90后。在twitter上,看得到他常和90后互动交流,他还会使用许多新鲜的网络词汇,甚至创造了"傻伯夷"这个名词 :)

Alison Klayman的记录片英文名字叫《aiweiwei never sorry》,在中文网络上叫《道歉你妹》,我们还讨论到这纪录片如何在香港台湾上映应该叫什么名字。Alison给我的名片上有一段文字"Never Retreat.ReTweet!",她解释Retreat是撤退的意思,Never Retreat应该就是"从不后退"或"勇往直前"的意思吧,Alison说《道歉你妹》的译法可能在香港和台湾不那么通俗,我于是建议把never sorry翻译成《永不言悔》,同时建议她再问问更多人的看法:)

我还告诉Alison我认识艾未未的过程,2008年11月我在北京申请德国签证的时候,有朋友说艾未未的新浪BLOG被彻底和谐了应该让我去帮助艾未未建立一个独立BLOG,于是传知行的张大军给了艾未未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发短信求见,艾未未就让我第二天9点去.第二天见到他,他说正巧早上在网络上读到关于我的介绍,然后我帮他弄了个blog.aiweiwei.com,还让他开始使用twitter 和 fanfou,甚至因为网上的人们不相信艾未未玩twitter和fanfou,我说拍张祼照就有人相信了,艾未未说好,然后就到他放了许多艺术品的大房间里脱下裤子就拍,我用照相机的高速连拍功能,抓拍了"腾飞不忘挡中央"的那幅,还在图片上加上blog.aiweiwei.com 的字样,发到饭否和twitter。结果艾未未很欢乐的玩twitter玩到现在。倒是blog.aiweiwei.com 悲剧的在国内国外都不能访问,因为这个域名的ns server 在国内,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都会被GFW干扰DNS,并且艾未未玩twitter玩得很开心,他不急,我也没有催他们把域名转移到国外。域名转移到国外就至少能保障国外能访问到BLOG内容。

我跟艾未未打交道我都写了BLOG的《给做公益事业的人的病毒防范建议》《我又去了艾未未家》《我所認識的艾未未》,既是声援,也是炫耀,能拿到他的陶瓷葵花子,能吃到他的螃蟹,能拿到他的光碟,能拿他到的草泥马,能拍到他的祼照,这多么值得炫耀啊。最近,因为臭名昭著的温云超说我是五毛

@aiww @zuola 老艾出事没几天,警察还问到他头上呢,就把自己与艾未未之间的关系交待得一清二楚,把老艾给过他钱的数额也说得明明白白,生怕警方不知道似的。 zuola.com/weblog/2011/04…

— 北风(温云超) (@wenyunchao) 4月 3, 2012

  正好艾未未在用十只iPhone手机为悬赏寻找五毛接受采访,我说我是温云超认证的五毛有没有资格竞选十大五毛,艾未未说 :

手机一只,几时? RT @zuola: 我是 @wenyunchao 认证的五毛,愿意接受采访,够资格竞选十大五毛不?RT @aiww 见到吴丹红,开始同情五毛了。任何五毛如果愿意接受采访,赠送苹果手机一只,条件还可以商量呢。信箱:xuesheng512@gmail.com

— 艾未未Ai Weiwei (@aiww) 7月 7, 2012

这样,我还有机会得到艾未未的iPhone手机呢,要是艾未未失踪后我不写文章声援艾未未,要是我像某个要求我删除声援文章提到的他的名字的人一样胆小怕事,那我岂不是得不到温云超的"五毛"认证了,也没有机会得到"手机一只"了?还是胆大的人得便宜啊。

好像跑题了,回到关于Alison的话题上来,我还跟她讨论是否可能在11月4号通过网络P2P发行《aiweiwei never sorry》,她表示时间上也许可行,她也期望能够让大陆的观众看到她的作品,能够看到艾未未多年来付出有意义的行动。可能唯一要顾虑的是其他电影发行合作方是否介意时间点,比如,台湾引进《aiweiwei never sorry》上影院的时间若早于11月4号,台湾的影院就不会有意见。

最后,我要求跟他们合影一张,下图那个黑镜框帅哥是制片人Colin,是Alison的男朋友,跟《High Tech,Low Life》的类似,《High Tech,Low Life》的制片人Trina和导演Stephen也是男女朋友关系,难道这是中国俗话中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XD

另外,为了增加八卦效果,我还央求 Alison给我一张她和成龙或刘亦菲的合影,她说要回到纽约才能寄给我,过了一个星期,她果然没忘记给我寄照片这事,然后我就贴到这里吧,刘亦菲好像是在纽约长大,会说英文,所以她和李冰冰、成龙、李连杰一起拍摄《功夫之王》需要一个英文助理,所以Alison就跟他们一起从敦煌拍到江西吉安, 另一个更巧的事情是,和Alison聊完天的那个晚上,在星空卫视电影台就看到《功夫之王》了。

Alison Klayman和化了妆的成龙还有刘亦菲的合影

另外,关于 @AWWNeverSorry 和 @HighTechFilm 这两个twitter帐号是同一个MM在维护这种事我是不会说的。如果你想知道那MM是谁,请到《西游记》(youtube链接在这)里找那个give me 5的MM 。


© Zola | CC | RSS订阅 | FAQ | Donate | Tor

与《aiweiwei never sorry》相关的八卦

Posted: 18 Jul 2012 03:34 AM PDT

上个星期二,记录片《aiweiwei never sorry》的导演Alison Klayman (twitter)在台湾度假,四月份我去纽约时她在其他城市参加电影展,没见到,但见到了她的记录片团队的人,还去她们工作的地方参观了一下,她们还让我看了《aiweiwei never sorry》的抢鲜版 ,我还截图做了张GIF动画来着:

后来Alison Klayman说7月份会到台北,然后这次约了在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见面,见到了制片人Colin和Alison Klayman 了。我说我是BLOGGER, 让我采访一下你,她说好。我还一本正经用了录音笔呢,录音笔都录了一个多小时,开始的时候只是问有没有20分钟时间。其实过程不算正经的采访,都在嘻嘻哈哈聊天。

Alison是犹太裔美国人,2006年毕业于布朗大学,美国历史系专业,2006年给拍摄「功夫之王」的刘亦菲当英文助理,2008年12月开始拍《道歉你妹》。一拍就是3年多,2011年年底准备参加Sundance电影节,实际上到2011年2月份之后就去年艾未未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1天这段情节并没有详细收录到记录片中。《道歉你妹》记录片中还出现了一秒钟我拿着照相机左手盲拍的画面,我身后是许多把手放在墙上模拟被捕场景的欢乐青年,要是当时青年们不欢乐,那就是模仿"哭墙"了,哈。

Alison问我对艾未未的看法,我说艾未未在我眼里就是那种正直的有梦想的有钱人,有时候是老顽童,有时候是绅士,平常可以跟他嘻嘻哈哈玩,但他认起真的还是蛮有威严的。Alison从2006年开始到中国学中文,似乎半年左右就能用中文了,但她还是对"老顽童"这个名词有些陌生,我还得跟她解释。后来看到Alison在在Kickstarter上的募款链接,上面有一句中文"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老顽童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会捣蛋的老人。不过艾未未自称80后,不用叫他"老艾",不用管他的年龄,有空跟他一起玩就对了。我觉得艾未未让我感到特别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名人,鲜有能像他一样表达的人,很多名人在响应江泽民的号召"闷声发大财",做犬儒主义者,不相信自己的行动能给社会带来改变,而艾未未则做任何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是一个仍有梦想的仍在付诸行动的人。所以他影响了很年龄阶段的人,包括他的同龄人和80后90后。在twitter上,看得到他常和90后互动交流,他还会使用许多新鲜的网络词汇,甚至创造了"傻伯夷"这个名词 :)

Alison Klayman的记录片英文名字叫《aiweiwei never sorry》,在中文网络上叫《道歉你妹》,我们还讨论到这纪录片如何在香港台湾上映应该叫什么名字。Alison给我的名片上有一段文字"Never Retreat.ReTweet!",她解释Retreat是撤退的意思,Never Retreat应该就是"从不后退"或"勇往直前"的意思吧,Alison说《道歉你妹》的译法可能在香港和台湾不那么通俗,我于是建议把never sorry翻译成《永不言悔》,同时建议她再问问更多人的看法:)

我还告诉Alison我认识艾未未的过程,2008年11月我在北京申请德国签证的时候,有朋友说艾未未的新浪BLOG被彻底和谐了应该让我去帮助艾未未建立一个独立BLOG,于是传知行的张大军给了艾未未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发短信求见,艾未未就让我第二天9点去.第二天见到他,他说正巧早上在网络上读到关于我的介绍,然后我帮他弄了个blog.aiweiwei.com,还让他开始使用twitter 和 fanfou,甚至因为网上的人们不相信艾未未玩twitter和fanfou,我说拍张祼照就有人相信了,艾未未说好,然后就到他放了许多艺术品的大房间里脱下裤子就拍,我用照相机的高速连拍功能,抓拍了"腾飞不忘挡中央"的那幅,还在图片上加上blog.aiweiwei.com 的字样,发到饭否和twitter。结果艾未未很欢乐的玩twitter玩到现在。倒是blog.aiweiwei.com 悲剧的在国内国外都不能访问,因为这个域名的ns server 在国内,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都会被GFW干扰DNS,并且艾未未玩twitter玩得很开心,他不急,我也没有催他们把域名转移到国外。域名转移到国外就至少能保障国外能访问到BLOG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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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风(温云超) (@wenyunchao) 4月 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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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一只,几时? RT @zuola: 我是 @wenyunchao 认证的五毛,愿意接受采访,够资格竞选十大五毛不?RT @aiww 见到吴丹红,开始同情五毛了。任何五毛如果愿意接受采访,赠送苹果手机一只,条件还可以商量呢。信箱:xuesheng512@gmail.com

— 艾未未Ai Weiwei (@aiww) 7月 7, 2012

这样,我还有机会得到艾未未的iPhone手机呢,要是艾未未失踪后我不写文章声援艾未未,要是我像某个要求我删除声援文章提到的他的名字的人一样胆小怕事,那我岂不是得不到温云超的"五毛"认证了,也没有机会得到"手机一只"了?还是胆大的人得便宜啊。

好像跑题了,回到关于Alison的话题上来,我还跟她讨论是否可能在11月4号通过网络P2P发行《aiweiwei never sorry》,她表示时间上也许可行,她也期望能够让大陆的观众看到她的作品,能够看到艾未未多年来付出有意义的行动。可能唯一要顾虑的是其他电影发行合作方是否介意时间点,比如,台湾引进《aiweiwei never sorry》上影院的时间若早于11月4号,台湾的影院就不会有意见。

最后,我要求跟他们合影一张,下图那个黑镜框帅哥是制片人Colin,是Alison的男朋友,跟《High Tech,Low Life》的类似,《High Tech,Low Life》的制片人Trina和导演Stephen也是男女朋友关系,难道这是中国俗话中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XD

另外,为了增加八卦效果,我还央求 Alison给我一张她和成龙或刘亦菲的合影,她说要回到纽约才能寄给我,过了一个星期,她果然没忘记给我寄照片这事,然后我就贴到这里吧,刘亦菲好像是在纽约长大,会说英文,所以她和李冰冰、成龙、李连杰一起拍摄《功夫之王》需要一个英文助理,所以Alison就跟他们一起从敦煌拍到江西吉安, 另一个更巧的事情是,和Alison聊完天的那个晚上,在星空卫视电影台就看到《功夫之王》了。

Alison Klayman和化了妆的成龙还有刘亦菲的合影

另外,关于 @AWWNeverSorry 和 @HighTechFilm 这两个twitter帐号是同一个MM在维护这种事我是不会说的。如果你想知道那MM是谁,请到《西游记》(youtube链接在这)里找那个give me 5的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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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牆的磚

Posted: 24 Jun 2012 10:52 PM PDT

主編的話:我們都是牆的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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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四月 2012 by iSunAffairs_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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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隻鳥兒,你就會嚮往自由的天空。當你成為一塊磚頭之後,你就不會有飛翔的願望,你的理想就是被砌進一堵牆,或者被拍到別人的頭上。

文/長平

來到柏林之後,才知道柏林牆不只是一堵牆。當它還活著的時候,它是一種不斷地膨脹和強化的建築。最初是鐵絲網,接著是加強的鐵絲網,然後是混凝土,最後建成的所謂「75型邊境圍牆」,極為堅牢,被稱為牆史上的「傑作」。

在 鼎盛時期,它的實體部分包括內外兩堵牆,中間圍住的部分,本來應該是(現在也還原成)寬闊的大街,卻設置成死亡地帶。裏面有地面觸發報警器、金屬栅欄、鐵 絲網報裝置、獵犬區域、鐵軌阻擋器、邊防哨所、探照燈和瞭望塔、照明區、控制區、金屬圍欄、車輛阻塞溝等複雜的設施。事實上,在距離內牆50-70米遠的 地方,就是當時的東德人的「世界的盡頭」了。

參 觀了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檔案館之後,我更明白柏林牆遠遠不止那條長達140公里的實體牆,它無限延伸到社會文化和個人生活之中。正如該檔案館牆上張貼 的「史塔西」口號「作爲秘密警察,我們應當無所不知」一樣,它無處不在,無所不及,讓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隔離和恐懼之中。

更 加恐懼的是,這堵遮天蔽日的大牆,還讓每一個人都成爲砌牆的磚,成爲它精緻的構件。你不僅被別人阻攔和隔離,你還阻擋和隔離別人。我們每天都在聽命於強 權,服從它的規則,配合它的節奏,讀它的報紙,聽它的音樂,為它納稅,為它投資,我們就必然成爲它的同構。正如中國上世紀的一首旋律優美的流行歌裏所唱 的:「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 藤兒牽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甜, 藤兒越壯瓜越大。」

如果你是一隻鳥兒,你就會嚮往自由的天空。當你成為一塊磚頭之後,你就不會有飛翔的願望,你的理想就是被砌進一堵牆,或者被拍到別人的頭上。至今很多東德人還懷念柏林牆矗立的時代,很多中國人在詛咒自由世界,甚至夢想「文革」重來,都是被專制政權燒製成磚之後的悲劇。

作 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橱窗」,東德在當年不僅在該陣營中經濟發展得最快,在人道和法律方面也算是做得最好的。它既沒有兩千年的封建殘餘,也沒有不願消除的文 革餘孽,更沒有餓死幾千萬人的「革命壯舉」,而且還在1987年廢除了死刑。它的牆仍然令人窒息,它的磚仍然無處可逃。

柏林牆倒塌二十多年了,德國人還在清理它的殘跡。這二十多年來,牆卻在中國繼續高效構築,如今已經從實體世界發展到虛擬空間,成為無可比擬的「傑作」,讓柏林牆的「75型邊境圍牆」無地自容。

同 樣地,這堵大牆並非從天而降,而是就地取材,每一個人都是它的磚頭,而且早已經智能化,適應一切條件,能承受任何撞擊。大火燒了,動車翻了,家被強拆了, 活人自焚了,宮廷亂了,它都巋然不動。不僅毫髮無損,反而更加堅固。靠的是什麽?不只是牆的主人的雄才大略,更是每一塊磚的精誠合作。「平庸的惡」在中國 早已經升級換代,假如它的發現者漢娜·阿倫特遇見,恐怕也會對它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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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endavisen:Hvem er du egentlig, Hu Jintao

Posted: 20 Jun 2012 06:03 PM PDT

KULTUR UGE 24 | 2012

Kina. »Hu Jintao er som en mafiaboss, der kommer med inderlommen fyldt med kontanter, som han går og deler ud. Til gengæld skal han have respekt.« Dissidenten Chang Ping om den kinesiske præsident, hans vestlige klienter, og den kinesiske politiske kultur, der er ved at bemægtige sig hele verden.

AF MARTIN KRASNIK

»Hvem er du egentlig, Hu Jintao«

KREUZAU – Hvad ville Chang Ping egentlig selv sige til den kinesiske præsident, hvis han skulle møde ham under fire øjne?

»Jeg ville spørge ham: 'Hvem er du egentlig, Hu Jintao? Hvad vil du med al den magt og alle de penge? Handler det bare om forfængelighed? Drejer det sig blot om at rejse rundt i verden og få folk til at kaste sig for dine fødder, fordi du har flere penge end dem? Har du ikke noget at sige? Hvilken verden synes du vi skal leve i?«

Men Chang Ping kommer selvfølgelig ikke til at møde Hu Jintao, med mindre den kinesiske præsident slår et smut ned om den lille flække Langenbroich i Kreuzau en times kørsel syd for Düsseldorf.

Her er den kinesiske journalist og aktivist endt i den tyske forfatter Heinrich Bölls gamle sommerhus, der er indrettet som refugium for dissidenter. Her er absolut ikke særlig prangende, nærmest lidt slidt og kedeligt, men udsigten er overdådig, grøn og smuk.

Chang Ping kan ikke komme til at arbejde i Kina, og han kan heller ikke få visum til Hong Kong, hvor han ellers burde sidde og redigere et tidsskrift. Han er en af de mange systemkritikere, der ikke er sat i husarrest eller i fængsel, men som på alle mulige andre måder har fået gjort livet så umuligt, at de til sidst må vælge: »Enten tier man stille, eller også finder man et andet sted at blive ved med at tale og håber, at de hører det derhjemme,« siger han. Jeg er taget ned for at tale med Chang Ping om præsidentens besøg i Danmark i disse dage. Han spørger nysgerrigt til danske politikeres holdning og diskussionen.

»Jeg kan høre, I er meget glade for hans besøg i Danmark,« siger han på et lidt nervøst, men præcist engelsk.

»Jeg ved selvfølgelig godt hvorfor, I er så glade. Han har jo en kæmpestor sæk penge med. Det er fascinerende at se, hvordan ledere fra hele verden tager imod Hu Jintao. Først og fremmest skal I huske, hvorfor det er så nemt for denne mand at bruge alle de penge. En lufthavn hér, en ny motorvej eller dæmning dér! Han behøver jo ikke spørge nogen om lov, vel? Der er ikke noget parlament, ingen kongres, ingen folkevalgte, der siger nej, brug dem på en anden måde, brug dem ordentligt. Hu Jintao er som en mafiaboss, der kommer med inderlommen fyldt med kontanter, som han går og deler ud.«

Og hvad er det, en mafiaboss plejer at få for pengene: Respekt naturligvis.

»Når kinesiske politikere taler om respekt, mener de selvfølgelig, at man ikke må stille kritiske spørgsmål. Penge er blevet Kinas våben nummer ét. Vi behøver ikke atomvåben eller en stor flåde. Det er meget sigende, at det er blevet sådan. Den kinesiske politiske kultur er ved at bemægtige sig hele verden; det er en frygtelig mangel på etik, der sniger sig ind alle vegne. Man spørger ikke: Hvad er godt, og hvad er skidt? Hvad er retfærdigt? Man spørger: Hvor mange penge? Hu Jintaos pengeposer bedøver jer alle sammen. På den måde er Kina faktisk ved at ændre verden – og verden lader sig ændre af Kina.«CHANG Ping er født i 1963 ved Dongting-søen i Hunan-provinsen i det nordøstlige Kina. Det er landets næststørste sø, og man siger, at der bor en dragekonge på bunden af den. Området er frodigt, og her har boet bønder siden Han-dynastiet i århundrederne før år nul. Også Chang Pings forældre var bønder, men han tog en uddannelse i økonomi og kom ind i studenterbevægelsen op til de store demonstrationer i 1989.Chang Ping blev berømt for et åbent brev til den daværende præsident Zhu Rongij, hvor han beklagede sig over den heftige korruption i landområderne. Brevet blev trykt i en dengang temmelig systemkritisk avis, hvis læsere valgte ham til »årets mand«, og hvor han blev redaktør.

Det job blev han fyret fra, ligesom han blev det fra flere andre aviser. I 2008 skrev han kritisk om den censur, der mørklagde det tibetanske oprør samme år, hvilket fik myndighederne til at give ham forbud mod at skrive overhovedet.

»Da Deng Xiaopeng begyndte at åbne Kina, skulle alle studere de 'Fire Moderniseringer' – landbrug, industri, forsvar og forskning. Jeg kan tydeligt huske, at Deng kom på besøg på mit universitet i 1984, og vi stod alle sammen og råbte 'Goddag Deng Xiaopeng.' Men så begyndte det hele at falde fra hinanden,« siger han.

»Åbenheden betød, at vi kunne vende øjnene ud mod verden. Vi hørte udenlandsk musik, læste bøger, så film. Og det afslørede jo, at vi var blevet holdt for nar. Vi skulle jo være verdens lykkeligste folk, det klogeste, det mest åndelige, mens alle andre var fattige på alle niveauer. Men det kunne vi jo se – det passede ikke. Det var én stor løgn.«

Alle kinesere ved, at deres ledere lyver, siger han:

»Så der er kun to måder at reagere på: Enten holder man helt op med at høre efter, og det er sådan de fleste gør. Eller også kan man kun høre løgnene.«

Chang Ping fortæller, at han kom til Sichuan-universitetet i 1987 og begyndte at læse vestlig litteratur samtidig med sine økonomi-studier. Han fik fat i en serie, der hed Bevægelsen mod fremtiden med tekster i sociologi, historie og filosofi. Mange af redaktørerne af serien var studerende, der blev smidt ud af universitetet efter 1989, men i årene før »talte alle på universitetet om Sartre og Heidegger.«

Han var, siger han, »vildt optaget« af bogen A Theory of Justice af John Rawls. Den handler om den sociale kontrakt mellem staten og borgerne, som bygger på en simpel retfærdighed og fairness, der umuliggør stor ulighed og samtidig sikrer alle lige muligheder, også politisk.

»Mine forældre var bønder – helt almindelige mennesker. De hadede Kommunistpartiet og det fortalte de mig. De troede på en helt simpel form for ærlighed og retfærdighed. Deres forældre og bedsteforældre var også bønder, og i begge familier var mange døde af hungersnød i 1950erne. Det tilgav de aldrig partiet.«

Chang Ping var med til at arrangere de store studenterdemonstrationer i Chengdu, langt fra Beijing, og han organiserede, at studenterne tog ud på fabrikker og i landbrug og talte om demokrati og frihedsrettigheder. Han blev arresteret under nedkæmpelsen af studenterbevægelsen i 1989; at han kom ud igen hurtigt skyldtes sandsynligvis, at han ikke var direkte medlem af studenterkomiteerne.

»Oprøret i 1989 handlede om frihed, men det, der virkelig satte gang i protesterne og fik folk til at lytte til os, var vreden over korruptionen. Kommunistpartiets diktatur, mangelen på menneskerettigheder og korruptionen hænger nemlig uløseligt sammen. Mange siger, okay, det går da godt på mange områder i Kina, og partiet prøver at bekæmpe korruptionen, men det er forkert, for det kan de slet ikke.«

DET var den påstand, der fik myndighederne til at give Chang Ping totalt berufsverbot. Han skrev i 2001 bogen Jeg fortalte premierministeren sandheden om, hvordan korruptionen fungerer.

»Korruptionen og undertrykkelsen er som blodet i partiet. Det er alle vegne. Man siger, at partiledelsen er imod det, at de prøver at bekæmpe korruption, men det passer ikke. Hvis man vil forfremmes i partiet, skal de lokale kadrer opfylde meget bestemte mål. De bliver evalueret efter økonomiske mål, effektivitet, og efter hvor meget social stabilitet, der er i området. Midlet til at opnå disse mål er korruption og overvågning, chikane og ligegyldighed over for lovgivningen. Partiet i Beijing ved godt, hvad der foregår i regionerne. De bifalder det. Hvis man vil blive til noget i partiet, skal man ignorere al retfærdighed.«

Den kinesiske præsident er, siger Chang Ping, det bedste eksempel. Præsident Hu Jintao var embedsmand i Tibet og indførte krigsretstilstand, hvilket han blev belønnet for. Det samme gælder i byen Linyi, hvorfra den meget omtalte, blinde dissident Chen Guangchen kommer. Efter at Chen er rejst til USA, har de lokale myndigheder chikaneret hans familie på alle mulige måder.

»Det ved de da godt i Beijing. Den lokale partisekretær bliver hele tiden forfremmet. Folk, der bliver behandlet dårligt, tager ofte til Beijing for at klage deres nød. Men så sender de lokale myndigheder en bande unge mænd af sted for at hente dem hjem igen, banke dem eller smide dem i fængsel. Og de, der beordrer det, bliver forfremmet, for de skaber social ro og fred.«

Naturligvis hører også Chang Ping ofte det argument, at Kina har udviklet sig helt utroligt de sidste 20 år. Fattigdommen er blevet udhulet stærkt af den økonomiske udvikling. Hvis Hu Jintao tog alle kinesiske millionærer med sig til København, ville hovedstadens indbyggertal blive fordoblet. Kineserne lever bedre, rejser mere, uddanner sig bedre. Men:

»Det er klart for alle, at menneskerettighederne er gået ned ad bakke de sidste ti år,« siger Chang Ping. »Partiet gider ikke engang benægte det. Folk bliver behandlet dårligere og dårligere, og partiet udvikler hele tiden nye metoder til at overvåge og chikanere. Det kan godt være, at internettet og den nye teknologi er en udfordring for partiet, men det bruger den også – med stor succes.«

Noget af det mest symptomatiske på udviklingen er uddannelsessystemet, siger han.

»Efter 1989 er det blevet meget mere ensrettet. Det er sandt, at kineserne er blevet bedre til at tænke selvstændigt, når de skal arbejde som ingeniører eller it-eksperter eller arkitekter. Men der mangler den samme grundlæggende etik. Hvad er godt, og hvad er skidt? Hvad er rigtigt og forkert? Da jeg var ung, talte alle læsebøgerne og vores lærere om den særlige kinesiske retfærdighed. Det var en stor løgn, men i det mindste foregav man en etisk bevidsthed. Nu er det klart for alle, at retfærdighed kun defineres af magt og penge.«

Det er det samme, systemkritikeren Ran Yunfei, talte om i et nyligt interview i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t, de lærer børnene i skolen, er ofte det rene vrøvl, sagde han: »Historierne om de kinesiske helte er oftest bare noget, man har fundet på, opspind og løgn. Mange af disse historier handler om moral, men alle historierne er totalt falske. Eleverne finder jo ud af det, og det er destruktivt. Man fornemmer, at intet er rigtigt. Hvordan kan de så undervise i menneskelige dyder? Det er umuligt. Der er ingen bundlinje i samfundet. Den eneste måde, partiet kan få succes på, er ved at snyde dig.«

Chang Ping henter mere stærk, bitter te inde i huset. Han kommer tilbage og nævner igen Deng Xiaopeng, den gamle partileder, der åbnede økonomien med budskabet: »Jeg er ligeglad, hvilken farve, katten har, bare den kan fange mus.«

»Det lød så pragmatisk, og det var det på en måde også. Bare det virker! Men det er et fuldkommen værdi-neutralt udsagn, og det er dét, der dominerer alt. Bare det virker! Hvad er det for en etik, der ligger bag det? Det fjerner jo al integritet og ansvarlighed. Resultatet er korruption og uhæmmet grådighed på alle niveauer, i forretninger, i politik, i hele retssystemet. Men det er altså diktaturets sjæl. Det er det, der har fået folk på fabrikkerne, gymnasierne og universiteterne til at overvåge hinanden igen.«

DET bringer os tilbage til præsident Hu Jintao og hans besøg i Danmark.

»Præsidenten er et perfekt symbol på alt det, jeg taler om,« siger Chang Ping. »De fleste kinesere opfatter ham som helt ekstraordinært kedelig, og vi er ellers vant til lidt af hvert. Det, Hu siger, stammer altid fra en anden – oftest tidligere ledere – han taler nærmest kun i citater. Han er en kølig, politisk maskine, hvor man tænker – hvad vil han overhovedet med sit land?«

Under alt det, de kinesiske ledere siger, strømmer den meget velkendte formel: Kineserne får stadig vækst, velstand og stabilitet. Til gengæld skal de respektere Kommunistpartiets absolutte magt og ikke sige noget kritisk om dette monopol overhovedet. Til gengæld kan der være stor diskussion om andre ting, især når der sker ulykker, når tog kører af sporet, giftig mælk slår folk ihjel, fabrikker brænder ned – så protesterer folk.

»Middelklassen ser stadig sig selv som vinderen af udviklingen. De vil så gerne tro på den kommunistiske propaganda. Man protesterer, og så fjerner partiet en eller anden ansvarlig, og så sker der ikke mere. Hvis den kinesiske mælk er giftig, så køber man udenlandsk mælk. Hvis skolerne er elendige og korrupte, så sender man børnene til udlandet. Penge skaber en handlefrihed, men man skal lukke ned for sin sunde fornuft for at kunne leve sådan. Og det er mere og mere tydeligt, at vi igen har fået en stor løgn fra partiet: Væksten vil jo ikke løse alle problemer. Tværtimod får den partiets tomhed til at blive mere og mere åbenlys.«

Chang Ping vil ikke acceptere partiets grundlæggende handel med befolkningen. Og han er ikke begejstret for de vestlige politikere, der »giver kommunistpartiet ret i dets bortforklaringer.«

»Folk er så begejstrede for den økonomiske udvikling i Kina. Det er ganske rigtigt utroligt, hvad der er sket. Men hvis vi havde fået demokratiske reformer i 1989, ville væksten så være stoppet? Hvorfor skulle den dog det? Hvad er det for en mærkelig modsætning?«, siger han.

»Folk, der taler om Kina udefra, ved jo ikke, hvad det vil sige at leve i et diktatur. Kineserne er bange, de frygter hele tiden partiet. Den frygt er virkelig ulidelig at leve med, medmindre man lukker helt ned for sin normale, kritiske sans. Det skaber et dumt samfund. Hvis man tier stille, må man tjene penge. Ellers må man ikke. Det må være historiens mest hule ideologi.«

Han mener, at intellektuelle som Liu Xiabo, Chen Guangchen og Ai Weiwei er meget vigtige, fordi de »sætter retfærdighed og demokrati sammen, så folk lægger mærke til det.« Men endnu vigtigere er det, når kinesere på lokalt plan tør rejse sig mod partiet, siger han. Han peger på byen Wukan, hvor beboerne sidste år jog partifunktionærerne væk og endte med at holde et lokalvalg med hemmelig afstemning.

»Hvorfor skulle vi ikke kunne have et demokrati? Er der nogen modsætning mellem vækst og demokrati? Hvis demokrati ikke er foreneligt med kinesisk kultur, hvordan kan Taiwan så være demokratisk? Der er mange forskellige slags demokrati, det franske, det tyske, det amerikanske, men det handler altid om ansvarlighed og retfærdighed. Og det kan der ikke være i et diktatur.«

Jeg spørger ham om en af Kinas mest populære bloggere, den unge Han Han, der ofte har irriteret Kommunistpartiet og er blevet meget omtalt i amerikanske medier – blandt andet med profiler i magasinet The New Yorker. Sidste år sprang Han Han ud som antidemokrat med tre blogs – Om demokrati, Om revolution og Ønsket om frihed. »Vi får ikke en fløjlsrevolution i Kina,« skrev han. »Den eneste vinder ville være en ondsindet, ubehagelig person,« skrev han – og tog afstand fra de intellektuelle, der drømmer om en kinesisk Vaclav Havel. En sådan revolution vil straks blive overtaget af rigmænd med forbindelser til Kommunistpartiet og i sidste ende vil vinderen være »en hovedrig producent af hostetabletter«.

»Det er desværre sådan, mange kinesere ser det,« siger Chang Ping.

»Han Han skriver sådan for at forklare, hvorfor det nok alligevel ikke kan blive til noget. En slags retfærdiggørelse. Det er en ungdommelig udgave af propagandaen fra Kommunistpartiet. Men hvis det virkelig var sådan, hvorfor er partiet da så skræmt? Hvorfor sender alle toppolitikere og bureaukrater deres familier ud af Kina? Vi siger, at det efterhånden kun er den amerikanske ambassadør i Beijing, der har hele sin familie boende i byen. Hvorfor er partiets øverste så nervøse og paranoide?«

Chang Ping forklarer, hvordan Kommunistpartiet sidste år efter de mellemøstlige opstande, også kaldet Jasmin-revolutioner – ligefrem forbød udsalget af jasmin-blomster (i Kina!) og fjernede en populær folkesang om jasminblomsten, Mo Li Hua, fra alle de websites, de kunne komme i nærheden af. En af udgaverne var endda præsident Hu og hans forgænger, Jiang Zemin, der sang med på sangen.

»Sådan gør man kun, hvis man ved, at noget er helt galt. De ved, at de ikke kan løse de sociale problemer og konflikter med de midler, et diktatur har til rådighed. Der er en total mangel på selvtillid. Det vil ikke undre mig, hvis det kollapser, før vi tror det. Men så har de i det mindste kunnet nå at give jer nogle penge inden da, ikke?«

說吧,六四

Posted: 19 Jun 2012 10:51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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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六月 2012 by 陽光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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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文/ 長平

2007年6月4日,我寫了一首詩《活著是可恥的》,其中說道:

沉默是可恥的

影射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昨天是可恥的

今天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他們是可恥的

我們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當 時我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壓抑,一種不能擺脫的恥辱。我無法滿足於使用「8×8」、「5月35日」這樣的暗語來和記憶對話。我十分讚賞在暴力恐嚇之下堅持表 達的民間智慧,同時認為,如果我們為這樣的智慧有半點得意之處,都有可能成為無恥現實的同謀。我們必須意識到,「2398.46」這樣的股票指數,既是我 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恥辱。

直 到兩年以後,我第一次去香港維園參加燭光晚會,才稍微感到一點喘息的機會。後來我一再鼓勵中國內地人去參加這個盛大的聚會,首先是感恩於它對個人創傷的治 療。長期在黑暗中掙扎的眼睛,已經不習慣於光明。你會發現自己說不出話,喊不出口號。你必須一點一點地,先跟著香港人囁嚅幾聲,然後喊出一個詞,再喊出一 個詞,最後才能喊出一個句子。這時候你才知道,20年的政治高壓對你的精神傷害有多深。

最 嚴重的傷害是恐懼的內化。當局以暴力和謊言,將「六四」設置成高度敏感的話語,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我們內心是否認同和接受這種設置,是另一個方面。內 化與否的區別在於,在沒有任何現成威脅的朋友間的飯桌上,甚至一個人呆著的時候,你是否自覺地迴避這個詞?即便到了國外,你是否也對網絡上的「六四」材料 視而不見,本來是怕惹來麻煩,最後卻真的認為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

我 先從自己的精神困境中,發現「六四」並沒有成為歷史,也遠遠沒有過去,鎮壓仍在繼續。隨後,我觀察當下的野蠻暴力,對民房的強制拆遷,將上訪者扔進精神病 院,動輒關押和毒打異見人士,無一不是「六四」鎮壓的延續。這種鎮壓邏輯是,為了社會穩定,當局可以不擇手段,而暴力是最可靠的工具;暴力雖然殘忍,遭到 全世界的譴責,但是只要放棄底線,就能保住權力,隨後還可以用金錢去贖買讚美。「六四」鎮壓最大的理由,其實就是維穩。

李 旺陽的慘痛遭遇和離奇死亡,讓更多的人看到「六四」鎮壓和現實維穩之間的關係。「六四」鎮壓的不僅僅是千百萬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億萬萬的普通市民、工 人、農民和其他社會人員。由於輿論焦點的缺失,當局對他們的打壓尤其殘酷。他們中間的活躍分子,成為當局誣稱的「反革命暴徒」的主要成員,受到最長刑期的 懲罰,出獄後貧病交加,繼續遭受肆無忌憚的迫害。今天,在成功地對學生進行去正義化教育、對知識分子的主體進行金錢收買之後,這些階層仍然是當局維穩的主 要受害者。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更有機會看透當局,不抱幻想。他們中的英雄李旺陽,雖折磨致殘,但至死不屈。與此同時,今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北京、上海、貴州等地都出現上訪者及其他普通民眾公開的悼念活動。這並非偶然,了解他們的故事,才知道「六四」的全部真相。

李旺陽的慘痛經歷所激發的天怒人怨,以及這些普通民眾的勇敢行動,讓沉默的「六四」開口說話。他們的故事將會被更多人講述,他們的反抗將會更有成效。

要 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如果你感到難以開口,請先在心�默誦,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開始,先講「六」,再講「四」,然 後講「六四」……直到你能流暢地講出任何「六四」故事。害怕警察就先對朋友講,不敢上街就先在家�講。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 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圖/Benson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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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二代變形記

Posted: 19 Jun 2012 10:51 AM PDT

1
31 五月 2012 by 陽光時務
字號 :更大 | 更小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文/長平

在柏林的一個座談會上,身為政治學者的主持人事先就一個問題和我溝通,我告訴他自己對此問題沒有經驗,恐怕答非所問。結果到會上他還是堅持發問:你們怎樣跟孩子談論「六四」?

我談了自己觀察,認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和教育讓兩代人很難對話。一位前輩學者補充說,她一直試圖告訴孩子真相,又一直擔心孩子在學校惹麻煩。

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比我想像的還要重要。在美國加州,我遇到了十四歲的陳橋,她
是一個長笛演奏者,也是參與「六四」並成為人權活動者、至今仍在監獄裡的劉賢斌的女兒。到了美國她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係,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陳橋提出一個讓她困惑但沒有機會和父親討論的問題:在進行人權活動的時候,他怎樣想自己的家人?

父母經歷「六四」而不棄不捨,兒女則需要改名換姓以求順利成長(事實上即便如此也不能,少年陳橋被迫離開母親隻身赴美);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你必須二選其一。在這樣的社會,兩代人的對話如何可能?

2009年我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感到說不出的難過。這場運動的主體,中國大陸整整一代人,當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長成了父母,他們的孩子又到了熱血青春的年紀,年輕的聲音在哪�呢?

正如生於1989年、家住長安街附近的木木在訪談中說所說,「我父母對政治的話題都很避忌,六四讓他們感到很心寒。他們不想再觸及和政治有關的任何東西,也告誡我說不要接觸和政治有關的東西。」他們甚至擔心已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去參加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當年絕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現居美國,女兒劉天舒是高二學生。我讀到母子倆關於「六四」的對話時,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這種形式在
中國幾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中國家庭的餐桌上,也有很多勇敢的「六四」一代打破沉默,告訴兒女歷史的真相。但是那和這對美國母女的對話並不相同。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討論,真相和真理既不掌握在政府手裡,也不秘藏於母親的內心。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己正被各種有毒食品毒害,卻未必知道精神上的殘害遠甚於此。 「遠離」以後的學校教育和媒體輿論,成功地執行了正義滅絕、價值虛無的集體屠殺。政府不僅讓大多「六四」一代噤若寒蟬,還讓無數「六四」二代精神殘缺,讓他們來嘲笑父母當年的「天真幼稚」。人類還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記得我上大學以後,看見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僅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豐衣足食,更創造了絢麗無比的當代文化,我為自己此前被蒙蔽感到異常憤怒,僅此一項就足以上街抗議。當下的年輕學生,他們到了境外求學才可以看到「六四」資料,但是我很少見人因此而生氣,很多人還認為政府蒙蔽自己理所當然,為了社會的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會用恐嚇來掩蓋歷史嗎?會用數額驚人的維穩費用來防範百姓嗎?

關於「六四」,在香港維園,代代相傳的是呼籲民主自由的薪火;在中國大陸,代代相傳的是政治高壓、媒體謊言、精神迫害和自我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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