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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乐章:一个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的创业故事
- 劫富济贫有道德依据吗?
- 管理者应该成为培训者
- The Mysterious Village Surveillance Cameras
- 陳昌敏:〈雜工略談心裡分析〉
- 陳昌敏:〈雜工論智商〉
- 缘分哪
- 我为什么会反对卖淫合法化?
- 仍与苹果无缘
- 「中國良心與網絡民意」系列之二:中國變革地圖裏的香港
- 恨之源
- 应该对生病的朋友说的10句话
- 没有故乡,只有伤
- 陈志武:金融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思维
- 熊培云作客阳光卫视:拯救我们沦陷的乡村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约翰·库克
- 本土與我城的辯證 ——《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新書發佈
- 《irreligion》的最後一章: 出櫃吧, Brights
- 浪漫是一种坚持
- 残忍的对话
Posted: 22 Aug 2009 10:10 AM PDT 原载《广州日报》 Facebook,台湾媒体译成"脸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交友网络,也是互联网上最不可思议的神话。它的前身是哈佛高材生马克-扎克博格与同学2003年一起创办的校内交友平台,仅仅过了4年,微软就拿出2.4亿美元收购了它1.6%股份,以此推算,它的市值在2007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按照2009年7月份的最新统计数字,它拥有2.5亿个活跃用户,这还不包括因技术原因被阻隔在Facebook大墙之外的中国大陆网民。 你也许了解Facebook现象,但你未必知道这背后的故事。这个星球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和他的创业伙伴一起演出了一部人间悲喜剧,他们改变了人类沟通交流的方式,但最终却反目绝交,以至于到了互不说话的地步。了解以上背景,你就不奇怪为什么《一不小心成为亿万富翁:讲述Facebook创业背后的性、金钱、天才和背叛》(The 埃东多-萨维林和马克-扎克博格是哈佛大学的一对计算机狂人,他俩的共同目标就是都想成为校园里最酷的人。为此,埃东多削尖脑袋要栖身哈佛精英俱乐部,而马克则用黑客技术入侵了学校的计算机系统,把哈佛女生的照片文件偷出来,做了一个取名为"性不性感"(Hot-or-not)的网站,邀请全校师生为她们打分。此举差点断送了马克的学业,但是埃东多意识到,他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干一票大的。于是有了Facebook的创意和后来一连串好莱坞式的故事。 我从亚马逊免费下载了这本书的目录和第一章内容,看得我昏昏欲睡。第一章描写了埃东多竭尽全力打入哈佛半秘密、半公开高级俱乐部的场景。没有干净利落的故事,只有文学化的繁琐的场景,以至于我不得不仔细确认,是不是下载错了书。这看上去不像是一本纪实作品,而更像拉美作家略萨的《酒吧长谈》的校园版。 我仔细看了网上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发现被它催眠或气醒的人不只我一个人。很多对这本书抱有期待的人,最终都大失所望而归。本来大家都希望了解 这本书让人浮想联翩的标题、陈列着蕾丝文胸与鸡尾酒杯的封面,让这本书颇能吸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然而据读过它的读者们都说,所谓创业故事背后的性,不过是描写了一次次杰出青年都会参加的派对、舞会,至于书中动不动就出场的金发女郎和亚洲娇娃,不过是一堆无用的点缀。 按照信史的标准考量,《一部小心成为亿万富翁》没有多少价值,在维基百科查阅"Facebook"条目所得到的信息,都比这本书更靠谱。按照小说的标准,这本书也不几个。就像第一章一样,这本书繁琐地铺陈细节,设置人物,这些人发几句议论之后,这一章就结束了,似乎讲了什么,又似乎没讲什么,但归根结底还是讲了点什么。作者反反复复讲的一件事就是有才要趁早,发财要趁早,泡妞也要趁早,当然这是一条有着严格先后顺序的因果链条。 最新消息,这本书的版权已经被好莱坞买走,不久就会被搬上银幕,正在改编这个剧本的不是别人,正是主演过《美国丽人》的凯文-斯帕西。我相信,不久以后,这本书的中文版也会在国内面世,如果你看了觉得不合胃口,可别怪我没有告诉过你。 |
Posted: 22 Aug 2009 01:27 PM PDT 一直不认为"劫富济贫"在操作上有什么问题,直到开始关注历史上以"劫富济贫"为理由犯下的罪恶。但是依然不清楚"劫富济贫"在道德上有什么问题,直到读了圣经。 圣经十诫里有讲:"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劫"大学学历"济"小学学历,听起来怎么样?大部分人会觉得荒唐。如果在公平的环境下,有些人获得高学历根本就是合情合理的结果,没有任何道德亏欠,完全不该被"劫"。 如果"富"本身就是用不义手段"劫"来的,那么应该的做法是,把"劫"来的"富"还给被"劫"的受害者,物归原主。不过这个受害者,未必一定是穷人。 要不要同情周围的穷人?当然应该了。不仅是同情物质上匮乏的人,还有那些精神痛苦的人,身体痛苦的人。但是人们首先要问的,是"我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而不是"别人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其他人--包括富人--的付出,如何能成全我们自己的同情心呢? "富"本身不是道德污点,"富"是怎么得来的,却有道德判断在里面。应该被关注的,有时需要被惩罚的,是在这个手段上,而不是"富"本身。一个骗子无论是否诈骗得逞,都干了不道德的行骗勾当,难道因为骗子依然"贫",就不必惩罚,而诚实的"富"人却被惩罚,这道理究竟在哪呢?人们更在乎的,是物质,还是道义? "劫富济贫"是邪恶,"惩恶扬善"才是正路。 ![]() |
Posted: 16 Aug 2009 06:40 PM PDT 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是否应该参与培训,并成为公司的内部讲师? |
The Mysterious Village Surveillance Cameras Posted: 21 Aug 2009 09:00 AM PDT A villager finds two security surveillance cameras aimed right at the front door of her home. Could it be because she had been doing petitions? Or is she just paranoid? |
Posted: 22 Aug 2009 12:47 PM PDT 〈雜工略談心理分析〉 作者 陳昌敏 一切心理的變化 總括來說 換句話來說 這就是細胞的生存和意義 我在前面幾篇文章裡面 這便構成了細胞永遠 怎樣才能「長治久安」呢? 自古文人皆好名 遊戲和性欲 自從佛洛伊德提出以「性」 |
Posted: 22 Aug 2009 12:00 PM PDT 〈雜工論智商〉 作者 陳昌敏 (一) (二) (三) (四) 有時下得腦袋劇痛 (五) 忽然,他停頓下來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
Posted: 22 Aug 2009 11:00 AM PDT 大早上出公差,独自从大连飞富山参加一个电影节。到地方就是个研讨会,一堆各国老外坐在那里,居然没有一个中文翻译,没办法,舌头踉跄着,说了五分钟比王小山(他是著名的英语底线)好不到哪儿去的带手势的英语,一身透汗。接着是放片时间,所有的片子又都是日文的,听求不懂,坐了一会儿只好回到酒店房间里。 毕竟不用翻墙就能看牛博了,打开电脑瞎球转了转。因为是周末,MSN上人烟稀少,连号称"MSN不灭灯塔"的全勇先都不在上面。相当无聊,无聊到对所有在线的认识人说哈罗,进而再问不熟悉的联系人"您是哪位"。唉,想想还要在这里呆两天,这日子可怎么熬啊……正打算上床眯一会儿,突然MSN有人回话了:"不是你加的我吗?干嘛还问我是谁?我还奇怪呢。"这谁啊,恁凶?"我是小手,赵美娜。" 小手?哦,想起来了! 那是几天前,罗永浩老师在MSN上叹气,"知道么?笠原may老师走了。才二十四岁,特别聪明,活得也很认真很纯粹。"说实话,笠原老师的博客我不是经常看,印象不深,但老罗的这个评价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不过上次夸的对象是小花牛,另一个从未见过的性情女子,据说在日本读书。于是顺便要了小花牛的MSN,顺手加成了好友。小花牛,又名小手。 "真是巧,我在你们日本呢。"我套着近乎,"不过在乡下,一个叫富山的地方。""什么?我就在富山啊!我就在富山大学读书。"怎么可能?用老罗的原话这叫"真巧啊","咦,你说怎么就那么巧?""这事儿要我说啊,简直要活活巧死了!"当然向我们普通人一般都说这个叫"缘分呐"。 小手姑娘正在做实验,她让我别下线,一会又说,完事儿了,这就开车过来,领我出去转转。你看我这运气!什么叫喜从天降来着。 ============================================= 以上是见到小手之前写的。 首先小手同学是美女,比照片上好看。其次,是淑女,没博客上那么强悍。下午由温柔的小手拉着(用她的车),先给儿子买了他想要的龙珠,然后又去了一家寿司店。懒得写了,看图。 给儿子的"龙珠" 寿司店排队等座 马肉刺身 金枪鱼,看这部位。 小手说这种贝翻译不成中文。 同样不能被翻译的还有这种鱼。 日式三文鱼,先用喷火器烧再浇汁。 赤贝寿司。 没掺水的生啤酒。 一直吃到饭店关门。 战利品。旁边是那只著名的小手。 是美女吧? |
Posted: 23 Aug 2009 12:00 AM PDT 在一个关于卖淫是否应该被合法化的话题PK帖子里,我回了一段回复语,只是调侃的意味,其实并没有想要做出什么探讨的意思,因为在我看来,那本是不值得一辩甚至一谈的废话,但却不料在其后迅速升温为热点话题,那段回复被网民们反复顶贴,突出了无比低俗又兴奋的效果。这却实在是始料不及。 中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这些人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极其严重,明明你是一个屁都算不上的人,随时受到剥削和侵犯,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总是自以为有这个责任来"大义凛然"。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况:贪官恶吏以为民谋利为口号,说要建什么,然后安抚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要"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于是被安抚的人固然不情愿,但也只能悻悻然地接受,因为倘若不愿意接受,总有那些帮闲的无聊之人出来指责:你们太不爱国了。比如计划生育政策,比如打狗政策,比如扫黄打非,比如、、、、、、总之,若非没有一群无知愚蠢的人愿意让出自己的权利被肆意侵犯,又何来那么多不明不白的冤屈呢?这些人忘了自己在向他人出让权利的时候,虽然某事只伤害了别人的利益而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利益,但却总有一件事情会摊到自己的头上,你觉得自己不是个爱狗之人,觉得那些狗该死,于是你授权那些本没有权力打狗的人去灭狗,这些人何曾想过,不爱狗者何以爱人?他们得到了杀狗的权力,下一步自然也就会有了想杀人的欲望。你觉得自己不是个流氓小偷,所以对于那些"坏人"应该从重打击,你觉得自己是个品行端正从不乱搞的人,于是觉得应该对那些妓女一股脑儿全部清除,于是,酷吏们想争权夺利了,动用"严打"的口号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骗子们想要窃国窃位了,动用"自强救国"的口号一样也能山呼海应,当了屠夫手里的刀,杀了自己的亲人还觉得豪情万丈,以为真的为"祖国"献出了最值得感动铭记的爱。 我看了许多回复,无不透露出这个民族无知愚昧的人简直与非洲丛林中刚走出来的野人还不如——尽管这些人可能兜里揣着中国最名牌最高等的学历证书,或者现在写这些回复的人当中将来竟会有我们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在里面,但并不能反证出他们真的不够愚蠢。事实上,历史上统治中国几千年来的所有最高领导阶层一直都是属于整个国家中最愚蠢的那一批人,无论以前的小还是现在的老,货色都一样。他们本来什么都不是,但却屡屡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扯出来的答案和结果自然就是显得无比可笑。 蠢货们一直说黄赌毒在中国是利润最高的行业,其实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因为"国情不同"的关系,民营黄赌毒的利润却是很微薄的,当然,国家专营的黄赌毒利润高的惊人那是事实,可这些愚民们怎么会知道有以"国家"之名专营的"黄赌毒"呢?他们只知道桑拿发廊和洗浴场所可以找小姐,不明白电视台、各种歌舞团那些演员们也是靠卖肉卖身来上位的真黄色场所,哪怕亲眼目睹了央视赤裸裸的阴部和阳具,他们也还是睁不开迷离的眼睛看一下真实的内幕。他们只知道六合彩泛滥,却从没怀疑过福彩、体彩才是真正的吃人不吐骨头,最少我就见过做六合彩的私庄赔到破产的,却从未见过买公彩而发大财的,我死守一个特码生肖,从来就没有亏过钱,但我死守了一组号码,坚持不懈买了十多年,竟然还是从来没有中过奖。卖淫的暴利再高,也高不过卖楼的,制毒的成本再低,也低不过制药的,一个靠比官员高几百倍的诚信来打动嫖客掏钱付账的妓女,她出卖几百次自己的肉体,却买不到开发商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地盘!那些姿色和气质都无法征服男人的妓女们,大多数时候总是可怜兮兮地站在某个暗暗的角落,饥饿的眼神中充满了祈求和无奈,她们渴望着有人来脱下她们那单薄的裤子和上衣,不是为了生理需要,更不是为了买下奸诈狡猾的地产商们开发的楼盘,她们更多是为了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也许,你刚走出她那阴暗的房间,她刚穿上还留着你的气味的裤子,你布施给她们的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已经就到了下面小卖铺老板那里,她们需要一个并不可口的快餐,她们也谗那掺了无数糖精加三聚氰胺的廉价雪糕,她们除了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换来活下去的资本,她们根本就一无所有。她们得病了,没有人会可怜她们,她们卖一次淫的钱,根本不够买一次药的钱,毒贩子们卖的毒药,都是百分之九十几高纯度,但是药厂卖出来的药,有几个配方中的单个有效成分是高于百分之十以上纯度的?她们卖一次得个几十几百的收入,她们得一次病就得几千几万的支出却还未必有治愈的希望! 我不是个高尚的人,我也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意授权给别人用以"国家"的名义去施政,是因为我相信只有自己的决定才能影响自己的命运。就像我每次出行都拒绝向火车站的警察出示身份证一样,我也相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人们都应该有像当国家元首一样崇高理想的权利去支配自己的身体,想不被他人奴役,就得全权控制自己,无论意志还是身体。 |
Posted: 22 Aug 2009 10:44 AM PDT 我有iPod、iPhone、Dock、一个总是有毛病的AirPort Express,以及比较生僻的Nike Plus For iPod。我收藏Jobs的演讲,模仿他的KeyNotes制作PPT,以世人对他的剖析为模板去尽力理解和忍耐身边那些心理变态但又成就斐然的人。我跟踪每一条苹果的rumor,也关注每一场苹果宣讲会的现场,iPhone发布时我激动得都快哭了……但如果你以此判断我是个地道的苹果粉丝,那你就错了。 粉丝眼里的偶像,光芒总能盖过缺点,但我十分直白地受不了苹果的HFS(Hierarchical File System),也因此不愿意使用Mac机。同时,我灰常讨厌iTunes。请允许我分别说明原因。 HFS是Mac的文件系统,它的毛病简单说来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你如果在Mac机上修改了一个文件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文件名中的一个字母,Mac都将把整个文件重写一遍,如果这个文件有500MB以上,你就等着硬盘吱吱响半天吧(我只是简单实验得出的结论,欢迎勘误)。Mac常为人称道的地方是整洁方便,很多文件都是打包的,不像Windows,DLL和ICO什么的散得到处都是。但HFS的坏处也恰恰体现于此——打包的诸多文件中有一个变动,整个文件包就要重写。 不能忍的是,Apple超喜欢打包,尤其喜欢给备份打包,最不能忍的是,它还很喜欢备份……这样说好了,iPhone在默认设置下,每修改一点点内容(比方说传了一个0.5MB的Application到iPhone上),它都会在执行修改之前备份整台iPhone上的内容。一台iPhone的存储容量是8G,装个半满也要4G,它备份起来又慢到不可思议(我经常想,那里面又没有钞票怎么它清点起来这么慢呢……)所以iPhone与iTunes之间的同步简直不是人用的东西。 而之前备受好评的Mac OSX Leopard 10.5上的Time Machine,实际上也是个鸡肋。它的原理简单到令人发指——就是一旦侦测到硬盘上的文件有改动,便把那个文件整个备份一次——不管你改的是文件名还是别的什么细枝末节的东西。Mac不是号称影音和设计功能强劲吗?我相信Mac用户会经常过手一些超大的文件。如果开着Time Machine,就等着硬盘在漫长的吱吱响中被撑暴吧。 iTunes讨厌的地方则在于其变态的同步规则——一台iPhone只能与不超过五台电脑同步,否则就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同步之前要对电脑进行授权,否则就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把iPhone插到一台已授权的新电脑上,"请问你要替换这台iPhone的资料库吗吗吗?",然后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总而言之要特别小心,否则就抹掉你iPhone上的全部数据…… 而且iTunes会在C盘的某个角落里生成大量作用不明的文件,包括每次的iPhone备份和历次的App更新,其中的绝大部分无法通过iTunes界面进行清理,其存放路径也匪夷所思的曲径通幽……这一点跟Windows一样蠢——一边往C盘里疯狂放文件一边提示"C盘空间不足将导致系统运行缓慢"。而由于iPod基本只用来装音乐,采用"手动管理"的方式,这个问题不突出。但它管理音乐的方式也很雷,尤其是那个只能导入不能导出的限制……虽然用第三方软件可以导出,但也平白添了不少麻烦…… 当然,以上的话很有可能只是一个Windows用户由于不习惯而产生的抱怨,但是,我也整天收到"小白"们的疑问与抱怨,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用户习惯的问题。Leopard的新版就快发布了,Google的操作系统也浮出水面,但如无意外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升级Windows7。仍与苹果无缘呀…… |
Posted: 22 Aug 2009 09:30 AM PDT 日期: 2009-08-30 「中國良心與網絡民意」系列之二:中國變革地圖裏的香港 自董建華時代以來,「中國好,香港好」就常常掛在高官口中,亦慢慢成為管治的意識,但他們口中的「好」,卻單單指向經濟,在社會與政治層面,對國內的特大群眾事件或政治改革,卻以「一國兩制」的借口,或視而不見、或不與置評。 至於一般的香港人,雖然每逢天災,都會積極捐款,但天災與人禍是緊緊相扣的,假若沒有那些豆渣學校,四川地震死亡的孩子,人數會那麼多嗎?諷刺地,國內民間對學校建造工程貪污的質疑,卻變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國內對民間社會的壓制,難道跟香港人真的沒有關係? 中、英、港關係,在六、七十年代,曾衍生出反英抗暴、保釣運動和中文運動等反殖抗爭,及至八九年,香港人一直在支援國內的民主運動,九七後我們仍然希望成為中國民主發展的實驗場,可是香港的民主步伐,被一拖再拖,這很大程度涉及中央政府的態度。 中央政府自奧運過後,對媒體和互聯網資訊的控制和一眾溫和的非政府組織的壓制,對香港的民主和政制發展有何意含?對香港民間社會的發展,會帶來什麼影響?香港人又可以如何回應?如何支持國內的同胞推動體制改革?敞開公民社會的空間?這些都是本次討論會希望回應的問題。 此活動以普通話進行。 主持:杜婷(媒體工作者) |
Posted: 22 Aug 2009 06:48 AM PDT 原文作者:Katherine Harmon 为爱还是为恨?: 当人们看到他们喜欢的人的照片时大脑似乎激活和他们恨的人的照片时——但不是他们中立感情的相同的区域。巧合? 如果说爱来自于心,那么恨呢?除音乐、宗教、反语以及许多其他复杂的概念之外,研究人员也正在寻找恨的神经基础。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已经开始用来揭示这种强烈的情感如何在大脑中开始产生。 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实验室的神经生物学家Semir Zeki去年领导的一个研究中,扫描了17个正在凝视他们声称恨的人的图像时的成年人的大脑。所有人的中央前回、右壳核、前运动皮层和中间脑岛的区域被激活。研究人员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恨的神经通路"也参与到起始攻击行为,但攻击情绪本身——以及愤怒、危险和恐惧——在脑中显示和恨不同的模式。 当然憎恨可以从正面的感情而来,比如浪漫的爱情(掩盖在前男、女友或感知到的情敌)。但是爱情看起来抑制传统上认为和判断相关的区域,而恨则激活可能和评估其他人和预测他人的行为有关的前大脑皮层中的区域。 研究作者指出,恨和爱的一些非常显著的共同区域,壳核和脑岛中被个人的恨所激活的区域和那些浪漫爱的区域一致。他们在2008年10月份写到,这种联系可能解释爱和恨在生活中为什么如此紧密地相互关联。 然而,这项初期的研究并不能使所有人信服研究者已经找到了恨的神经根源。"游戏才刚刚开始,"未参与这项研究的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副教授Scott Huettel说。其他情绪,比如快乐和悲伤,被了解得更多,他说:"即使像懊悔有相当清楚的神经定位。" Huettel 指出,下一步将进行更多研究,以清晰界定恨的各个方面及类型——包括对群体的而非对个人的恨——然后在几个不同的情况下进行检验。他暗示,寻找其中部分脑受伤,感情倾向改变的病例也会是重要的。"一旦你表明阳性的激活,而当脑区损伤则受到到破坏,你就有很好的证据说你找到了至少一部分的回路,"他说。 恨的情感所起的作用也还是个猜测的问题。尽管一些人认为感情有进化益处——它可能帮助个人决定正视或蔑视谁——Huettel 指出,像精确定位一个专门的神经回路一样,这完全是"对此有依据的猜测。" |
Posted: 22 Aug 2009 04:59 AM PDT 原文作者:Elvira G. Aletta 1.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但是我确实很担心你。 2.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会认真地听你倾诉的。 3.我真敬仰你现在与疾病抗争的决心和毅力,我知道得这个病相当痛苦的。 4.周四我给你带些餐饭吧,你想吃宫保鸡丁还是番茄炒蛋? 5.我能让你的孩子跟我的一起玩吗?我的孩子太无聊了。 6.我现在闲着没事,这些刚洗好的衣服要叠吗? 7.我之前看到这些花儿,就想象着今天能开出花朵为你加油。 8.我周一有空,你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事情吗? 9.当你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你想让我过来陪你吗? 10.你的表现太赞了。 更多以及原始twitter回复见:20 Things to Say to an Ill Person |
Posted: 22 Aug 2009 12:00 AM PDT 我的朋友刘原,因为犯了新闻管制的忌,前些天被撤了职。 他给我留言,通报这个坏消息,我安慰他,这也是个解脱,可以不知道那么多秘密了,又有读书的时间了。 在我国,做这一行真是不幸,因为你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就可能莫明其妙地挂掉,但是在我国,做这一行也还真是有福,你一旦挂掉,就差不多彻底解脱了,你他妈想要犯那放不下的浑劲,人家都不再给你机会。 刘原是放弃了京城的高薪闲差,携妻回南宁做事的,当初最大的理由是不想再孤魂野鬼。记得有回在某个会议上碰到他,风尘仆仆的样子,像是长征了一把,我问他怎么这么累,他说单位规定出差要坐火车,即使他这个副总编辑也不例外。我知道他供职的那间报馆,在当地的垄断优势如同中国移动,就问他后不后悔,他说没什么好后悔的,好歹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和生活中。 但他终究是从广州大道中289号,从我们都刻骨铭心的那座小楼里混出来的,当他带着在那里汲取的营养回到自己想象中的故乡,故乡其实已经不再是他的故乡,他成了一个闯入者,他的营养和故乡的积习,终究要对抗的。 他还要做回这一行,可能又要离乡。有个姑娘让我转达她对刘原的安慰,她说他那么热爱他的故乡。 我说我们这一行没有故乡,只有日复一日的伤,只能没完没了地在路上。 跟小姑娘讲完,打电话给刘原,他很坦然,于是告诉他我在长沙等他喝酒,他痛快地应承了,又说,老大你要有时间也来南宁喝酒。 我想我有时间的时候,就是我挂掉的时候。 大地之上,到处孤魂野鬼。 |
Posted: 22 Aug 2009 08:38 AM PDT 金融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思维 ——对话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时报专访■本报记者 张剑荆 李雨谦 危机有时也是一种恩赐。在金融问题上就是这样。本来,金融啊,货币啊,只是少数专家才掌握的学问。可是,金融危机来了,于是,几乎转眼间,以"货币"、"金融"为名的书籍便迅速增多,这门幽闭云端的高深学问便进入民间,一时间,出现了满街皆谈货币的盛况。 对于这种现象,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自然感到高兴。他说,那么多的人了解金融知识,不是坏事。但是,对于坊间流行的金融阴谋论,陈志武则高兴不起来,他说,"阴谋论"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很过瘾,但其实它就是一种迷信。因为,它没有从技术、从操作方面解释为什么大的金融财团、金融家族有本事在一夜之间调动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而只是说金融家们做的事情就是在背后搞阴谋,然后利用他们的阴谋主宰一些国家的政治,主宰这些国家的走向,甚至挟持统治者发动战争,以实现他们的阴谋。"这听起来像武侠小说一样。"陈志武说。 8月16日上午,在北京奥运村北辰洲际酒店的大堂里,本报记者采访了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这位在金融领域已经卓然有成的耶鲁终身教授来自湖南乡间,最近几年,经常回国讲学,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因为有了金融学家的视角,而使看似平常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获得了新的意味。 金融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思维 中国经济时报:陈教授,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你知道的,中国出现了金融热。而且"金融阴谋论"颇为流行。你是金融教授,刚出版了《金融的逻辑》,虽然也常回国,但毕竟是在美国任教,所以大家希望多听听你的看法。 陈志武:金融热是好事。但是"金融阴谋论"在很广泛的范围内受到追捧,是一个理性社会、强调逻辑思维的社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虽然这个现象让人很失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这说明五四运动推崇的"赛先生",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科学精神历来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强调"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是当时所推崇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论,这是因为五四先贤知道过去的中国社会缺乏科学的精神,所以必须要提倡。 在中国,历来就存在着靠迷信来看待事情的倾向,在中国文化中,在文学作品中,围绕那些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又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现象,人们提出各种各样没有经过验证、也没有经过实证数据推敲的理论,用牛鬼蛇神解释很多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从你的文章里,我感觉到了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 陈志武: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干劲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对我影响很大。 1977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对国家的前程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充满了担忧。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正是对社会的责任感、要改变社会的理想,使我放弃了工程学,促成了我专业的转变和转型。很多的时候,我都是以那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为参照系来展开思考的。我没有忘记那时形成的观念。 中国经济时报:你与杨小凯都是湖南人。你们都是从湖南走出去的知名经济学家。你熟悉他吗? 陈志武:不是很熟悉。 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尽量回避湖南人那种革命的情怀,现在应该强调商业伦理,向浙江人学习。浙江的商业信用是最好的,守规则,讲信用,遵守契约。如果不讲信用,这个社会怎么才能合作呢? 金融对中低收入家庭贡献很大 中国经济时报:金融问题有较高的门槛,似乎总是精英们的事情,与小老百姓关系不大。 陈志武:我们确实需要补金融这门课。金融对社会更广大的影响、贡献到底是什么?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很少谈的问题。实际上,金融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谈到要不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时候,一般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就是要那些有钱的金融家、金融企业赚钱变得更为困难,但实际上,加强金融监管对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损害更大。可以举出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中低收入家庭要改变生活环境、改变他们子女的教育,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像钢琴、汽车、小提琴之类的东西,对有钱的家庭不成问题,但对中低收入家庭就有困难。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像最近几天银监会推出的在五个大城市进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就是非常好的一步,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长期间,可以与有钱人家的子女看齐。金融在缩小这种差距方面起到很大的帮助。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德克萨斯州一位很有名的参议员一直强烈反对取消高利贷公司,他为什么这样呢?原来他母亲有12个孩子,那时很穷,父亲去世早,他的母亲就是依靠这类公司贷款使他们一家住上了房子,供孩子上学,如果当时这类公司被监管掉了,他的母亲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强化监管,对社会底层的人的打击反而更大。 金融催生创新文化 中国经济时报:你谈金融的方式很有特点,就是将金融逻辑,延伸进了国家兴衰、历史、社会和文化领域。读你的文章和书,觉得很理性,对我个人来说,很受鼓舞,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未来仍然感到乐观。 陈志武:谢谢。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所做的贡献是非常核心的。为什么西方能够兴起?为什么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落后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金融逻辑。我在一些文章中比较了1600年时几个国家国库里的盈余,那些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既有发达的经济,又有完善的法治和民主。 我们知道,美国教育制度很重视创新。那么,这样的创新能力是靠什么催化出来的呢?这与金融市场、与股市有很大的关系。从19世纪初开始,股市不仅催生了美国人的创业文化,而且为愿意冒险创业的人提供非常便宜的资本。资本市场使未来的现金流有了一个变现的机制,从而出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能成为亿万富翁的现象。以前,百万富翁都是年纪很大的人。但是有了股市,像盖茨、戴尔等年轻人,二十来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股市激发了整个社会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感染和催化了美国社会的创新文化,包括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这种创新能力是后天催化出来的,不是天生的生物基金决定的。资本市场在中国也刺激了创新文化,使李彦宏、江南春等人在很年轻的时候都成了亿万富翁。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内一些场合,总能听到有人说,"我们的老师不行了"。"华尔街的挽歌"也一再响起。你在美国金融学界浸润有年,而且也有金融实务的经验,你如何看美国的金融体系? 陈志武:千万别小看美国社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每次危机过后十年,金融资产总量就会翻一倍还多,这些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社会架构非常自洽的结果,多次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在不断上升。这次危机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模式,也没有人要终止金融证券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只是如何改良。 我估计,从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将逐步回暖,至少到目前还看不到美国经济进入全面萧条的证据。我相信,再过一年,那些说华尔街终结、美国金融模式终结的声音,会越来越少。 面对危机,有时我们显得过于乐观。坦率地讲,三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的时间。而有时很悲观,总是想,今天风大,明天风更大。好像有一个时间表,风水轮流转。 不能脱离开拐点谈论金融监管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的陷阱,是因为中国有着更强的金融监管。你如何看金融监管? 陈志武:经过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那种依赖投资、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以后再靠这种方式实现持续增长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拐点。 对于金融监管的看法不应该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瓶颈状态这样的环境脱离开来,不应脱离开拐点谈论金融监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像中石油、中石化、中投、联想等,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必然会遇到金融行业的竞争,必须跟全球的金融市场打交道,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要做的是放开。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要持续增长,要降低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得中国经济依赖自身需求来增长的话,别无选择,必须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强化管制。 如果不放松管制,中国培养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前景就不会太好,让中国金融行业增加竞争力的办法就是放开。包括让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迫使中国自己的金融机构面对更多的竞争,逼着它面对竞争。这样才能增加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时报:确实,在国内存在着一种自满情绪。比如有不少人提出,需要向外输出中国模式。 陈志武:1986年我刚到耶鲁的时候,每天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铺天盖地。请来的教授,一与日本沾边,就有很高的"溢价",过了几年,当我回到耶鲁当教授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谈日本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意见领袖要超脱一些。我虽然不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样冷静,但也不要过于受短期乐观和悲观情绪的影响。 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评价,现在下判断还太早。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经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虽然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不大,但是对于以后的发展是否会继续产生有利的影响,这些现在都不能做出判断。过去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不是一件好事。 不要从危机中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一项共识。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但是,为应对危机,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刺激措施。但这又开始让人们担心经济模式转型是否被延误。 陈志武:那是肯定的。为了应对危机,有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有理由为以后担心。短短几个月,释放出这么多的流动性,能上的项目上,不能上的项目也在上。国进民退。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最大的代价,不是具体的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对经济模式理解上的误区。我担心从危机中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继续强化国企、央企在经济中的比重,国进民退,就是从金融危机中得出了错误结论的反映,从长远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说就业,这对就业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破坏性的。过去十年,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投资的3.5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民企每年都在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而在过去十年里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甚至在1998年的时候损失了2000万的就业岗位,在2007年的时候,继续损失了100万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就业这个方面是负贡献。如果国进民退的趋势更加强化的话,会导致中国每年新增就业数量的继续下降,那以后老百姓能找到工作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甚至即使能找到工作,其所获得薪酬也会越来越低,最后的话,将来的民间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有可能会比今天的35%还要更低一些。政府的开支,会比现在的30%的比例更高。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破坏性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也是非常负面的。 如何使用外汇储备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2000亿美元,对于如何使用这些钱,有很多建议。钱多了也让人焦虑啊。 陈志武:巨额外汇储备确实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压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允许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涉及到模式增长的问题和管制架构的问题,因为中国企业出口拿到外汇之后一个月之内要结汇,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到了外汇管理局和央行,由国家来承担。在美国是没有这样的制度的,所以也就没有外汇储备不断膨胀的问题。所以,中国没必要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进行结汇。 另外,也要允许哪怕是单向的开放资本账户,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外汇储备的压力。可以让老百姓、家庭和法人企业直接去海外投资。让个人、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要比国家主权基金在海外投资的政治压力小得多。 需要改革体制安排。上世纪80年代,当时外汇太少,需要强制结汇。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应由企业自己做出选择,允许企业、家庭把人民币财富换成外汇。 通过当当网购买《24堂财富课》 通过卓越网购买《24堂财富课》 ==================================================== |
Posted: 22 Aug 2009 07:44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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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09 07:34 AM PDT 作者:自由之鹰 | 评论(1) | 标签:民主, 平等, 法律, 法制, 革命, 英国 (一) 1660年10月16日,清教徒律师约翰•库克被执行死刑,鉴于他的平民出身,行刑的过程惨不忍睹。刽子手先是将绞索套在他的颈项上,令其跳下绞架,看着他挣扎一会儿后,刽子手砍断了绞索,并迅速割断他的阴茎;紧接着,一把灼热的螺旋椎插入肛门,飞快地扯出内脏。当焚烧内脏的恶臭开始弥漫时,刽子手砍下了他的头颅,并单手持斧将因热血喷出而痉挛振颤的躯体纵横剁成四块。最后,刽子手将砍下的头颅高高举起,冲着人群大叫,"看哪,叛国者的人头"。行刑结束后,约翰•库克的头颅被挂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入口处,那些依然能够在这个大厅安全进出的人们当然不会忘记,1649年,就是在这个大厅里,时任副总检察长的约翰•库克受议会委托,指控查理•斯图亚特是一名暴君、叛国者、杀人犯,是共和国全体人民共同的敌人,并请求法庭对其做出正义的裁决。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国王的审判,复辟的查理二世回到伦敦后,对所有参与其中的共和分子展开了疯狂地报复。查理说,"他们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血腥残忍的叛国罪,审讯并处决了我的父王,罪恶深重"。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律师,库克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贿赂新的当权者,而多年来奋力推动的司法改革也让他得罪了很多同行,如今,这些人都拒绝对他伸出援手。人心的势利在王权的淫威下显露无遗,但死神的临近并没能让库克放弃理想,与那些左右摇摆的伪君子不同,库克始终坚信,"我所投身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历来如此,这是一项为争取我们作为人类与基督徒所应享有的自由的神圣、正义的事业";"我们不是叛徒,不是凶手,也不是头脑发热的狂徒,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与优秀的共和国卫士,我们信奉议会与军队倡议并致力于实现的'圣洁、真理、公正与仁慈'。我们反对特权,追求普适的权利,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 1608年9月18日,约翰•库克受洗,其父母都是笃信加尔文宗的清教徒,受他们影响,库克从小就认真地学习《圣经》,并相信没被上帝选中的人即使再强大,也会成为弃民并遭到永罚,而众多针对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非议和有关宫廷堕落的报道更是坚定了他作为上帝选民的信念。14岁那年,因为一个富有的清教徒的捐赠,库克得以进入牛津大学,并于1631年获准成为实习律师。在律师公会的学习中,库克逐渐认识到,所谓君权神授其实是上帝管理国王的方式,"国王由上帝监督管理,国王如果背叛自己的国家,就是对上帝的背叛,作为惩罚,上帝将会把他们送到敌人手中"。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还相信国王永远正确,而所有的法律都源自国王,因此,国王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但在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善于独立思考的"激进分子"眼中,王室享有的豁免权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日渐强大的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又使得这种质疑迅速地发生膨胀。 1637年,国王查理一世为了支付王室的巨额开销,提出征收船舶税。就像很多专制政权下的御用学者一样,统治者一旦透露出他们的奇思妙想,那些所谓的专家、大师们就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言之凿凿、唾沫横飞地去论证主子所行所想的无比正确,却全然不顾一个知识分子理应秉持的正义和良知。针对船舶税这个问题,立马有法官论证说,古时每个沿海的郡都要为皇家海军提供一条船或交纳相当的费用,于是此"义务"也可以扩展到全国,而且这项收费根本就不是赋税,国王可以随时征收。对于这种须溜拍马的言论,有人指出,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是国王的权利不假,但那也是由议会授权的,根据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的原则,只有议会才有资格决定为了战争是否需要增加和如何增加税收。而此时尚在欧洲游学的库克也对此分析道,"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式只会越发严峻"。请注意,库克当时思考的正是我们现在广为人知又广受痛恨的"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问题,而那是在将近四百年前,还没有多少人敢于挑战君主的权威。围绕船舶税的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由枢密院操纵的王座法院作出判决,"法律并不是束缚国王的政策,君主即法律是常识也是真理,……国王是不会犯错的"。——曙光已现,文明的到来还需要时间。 也不知道国王查理一世是为了向英国人证明自己的不可一世,还是基于维护英国国教的"正统"信仰,反正在1638年,查理掀起了对苏格兰的战争,而理由仅仅是为了统一基督徒的祈祷方式。1640年9月,查理将爱尔兰的代总督温特沃思召回伦敦,并册封其为斯特拉福德伯爵,同时为了得到资金的支持,宣布重开被他关闭了11年的议会。面对提拔自己的国王,斯特拉福德伯爵"豪情万丈",他说他在爱尔兰有一支部队,随时"可由您来调配以削弱这个王国的气焰"。当然,也正是这句话,在战争结束后,断送了伯爵的性命。 与苏格兰的战争以国王颜面尽失宣告结束,怒气冲天的贵族们要求对因战争而导致的悲剧的"始作俑者和煽风点火者"进行审判和适当的惩罚,于是,战后组建的新议会讨论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判决的结果毫不出人意料,因为民众都认为那位"使国王误入歧途"的伯爵该死,但在审判过程中,却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伯爵辩护,而这个大胆的人,这个竟敢和"舆论"唱反调的家伙,居然是入行不久、资历尚浅的约翰•库克。 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极少数这样的人,他们只关心某些高度抽象的理念或原则,并致力于思考和建立合乎"人道"的可操作的游戏规则,让自由和平等落到实处,至于引起争论的当事人的真实"嘴脸",以及个人的喜好、厌恶等人类通常的情感,反倒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不会影响他们对事实的判断。塞尔维特的狂妄并没有影响卡斯特里奥挑战加尔文,而雷德福斯的庸俗可笑也没有妨碍萨特为其放声呐喊,在这凡人堆里,他们就像一个蒙上帝召唤的使徒,为信仰耗尽一生,至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都统统地置之度外。他们为信念而生,也为信念而死,毫无疑问,初出茅庐的约翰•库克就是这样一个人。 正当整个英国都在指责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时候,库克却对"叛国罪"的指控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所谓"叛国罪"要么是对国王有敌意,要么是有可以证实的破坏国家的企图或行为,但伯爵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国王的授意,而他的行为也表明了他是绝对忠于国王的,可是,伯爵却因为忠于国王被判有罪。在此,我们不妨顺着库克的思路做一个逻辑推演——第一,国王永远正确;第二,人民应该忠于国王;第三,忠于国王的行为是正确的。如果这个推理没有问题,前提又正确,那么结论也应当正确,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忠于国王的行为有罪,因此,所谓"国王永远正确"的前提是错误的,如此一来,伯爵的错误就应当归咎于国王。而如果继续强调国王不会犯错的原则,那么,斯特拉福德伯爵的行为就不构成"叛国罪",也就是说,检察官对伯爵的指控不成立,而法庭应当宣判伯爵无罪。 在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下,库克为伯爵辩护的声音是如此微弱,而当时的法律界人士也没有"舆论不应干预司法"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生活在17世纪的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君主的权威可以被质疑、甚至可以被挑战,而库克为伯爵辩护的结果,就是在伯爵被处死后,他自己也被列为"斯特拉福德分子",甚至被指控为"国家的敌人"。随后的那几年,没有多少人乐意委托他处理案件,为了生活,他只好去当教师,靠教授法律知识维持生计。 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死宣告了民主的力量开始崭露头角,而查理一世对死刑判决的核准也意味着国王的意志不得不屈从于舆论。根据《大宪章》和普通法的精神,议会开始要求司法独立,并建议成立君主立宪政体,权力由国王和议会共同分享,议会负责所有官员的任免,并控制军队和教会,与此同时,查理强行征收的船舶税也被裁定为非法。但遗憾的是,国王对议会的请求全盘否定,并于1642年8月22日正式对议会宣战。在后来的五年时间里,从厄奇比到马斯顿荒原,再到纳斯比——整个英国十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失去了生命,按人口比例计算,其损失远远超过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二) 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律师数目急剧增长,而诉讼费用却因为律师公会的垄断始终徘徊在高位。负责审理案件的法院被很多不懂法律的法官把持着,并通过充当中间人的律师收受或索要诉讼当事人的贿赂,所谓"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不合理现象相当普遍。"法律就像迷宫,进来容易出去难",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民事诉讼的判决都被那些无耻的法官以种种理由严重推迟。司法、行政方面的职位以及高级律师的头衔被公开兜售,以至于艾尔默在《国王的仆人》一书中,直指斯图亚特王朝的管理是"通过继承、被委托或购买来实现的"。更可气的是,当时英国的法律文件都用普通民众看不懂的诺曼法语书写,请律师写诉状,竟然每一行要收费一英镑,而当时普通平民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十英镑。正是有感于这种腐败透顶的现状,库克发表了《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护》一书,极力敦促议会落实《大宪章》的承诺,推动司法改革,以确保民众"能够付得起诉讼费用以追求社会的公正",因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而法庭应当配备名副其实的有学问懂法律的法官,并废止使用法语和拉丁语撰写法律文件的"传统习俗",让所有人都能看懂法庭的判决。针对律师群体的日益庞大,库克承认这是国家繁荣的象征,但律师也应当像其他任何职业一样,通过一部有关职业过失的法律,为他们的行为订立规范和标准。像很多与法官有着极为密切且不为人道的私人关系,以至于受法庭"钟爱的律师"的存在,就只会破坏法律所标榜的理性和公正,并进而摧毁法律本身。 1638年,一个天生的鼓动家——"生而自由的约翰"——约翰•李尔本,因被控偷运煽动暴乱的书籍而受审,但法庭最终却因为被告拒绝答辩而对其处以刑罚。1646年,随着内战的结束,李尔本提出上诉,并委托库克为其辩护。针对此案,库克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对任何人来说,自己做自己的原告与自然法则和国家的法律相违背",后来,这一反对自证其罪的规则被称为"沉默权",也正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米兰达警告"的法律基础。与对嫌疑人进行严格审问的制度相比,"有权保持沉默"的观点保护了众多无辜的人,以避免他们在被捕或受刑的情况下说出不利于自己的口供。当然,即使在今天,在某些国家,"米兰达警告"的作用依然微乎其微,权利如果不被认可,就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而对于那些专制统治者来说,肆意践踏他人权利的行为,不啻为他们理应享有的权利。于是,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被自杀"的闹剧,各种各样的方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可实际的技术含量却又让人大跌眼镜,面对质疑,难免理屈词穷,亟待东窗事发,惟有抱头鼠窜。 1648年2月,为应对内战造成的混乱局面,库克发表《穷人的处境》一文,要求议会通过一项"天使法令",降低谷物价格,发给正当经营的酒馆经营许可证,改造酒鬼,惩罚奸商,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的是,正是在这篇反映民众诉求的吁告中,库克以前所未有的高瞻远瞩,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有效的国家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随后独自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法律援助中心。针对1647年的饥荒,库克揭示了因为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导致穷人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的无奈事实,并进而提出,量刑时一定要考虑犯罪动机,"是因为需要而偷还是因为要挥霍而偷",如果罔顾被告的生存状态,不加区别的施以重罚,就无法体现法律代表的正义,而正义却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不可缺乏。 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英格兰共和国"的议会通过了由库克倡导的两项重大的司法改革。其一,允许债务人根据其实际的财务状况通过人身保护令获得释放,这一法案,大大减少了那个时代最普遍的不公现象——因被控欠债而入狱的发生,而很多穷人都深受其苦。第二,根据库克在《辩护》一书中的提议,共和国所有的法律文件都用英语表达,从而正式摒弃了过去一直使用的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看懂的法语和拉丁语。1649年底,库克听从克伦威尔的召唤,前往爱尔兰,他希望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快速而稳定的司法系统",等到他的改革思想被实践证明之后,再回来影响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的英格兰。 库克在爱尔兰的工作令克伦威尔倍感欣慰,按照他制定的程序,由他"坐镇"的法庭平均每天裁定七个案件,以至于一周处理的案子,要比威斯敏斯特大厅一年处理的还多。与此同时,他高举司法独立的旗帜,强烈反对行政官员干涉司法,并拒绝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虽然有良知,却毫无知识"的人士占据法官的位置,因为他们连引用哪条法律都不知道,又何谈公正的断案呢?在《君主制非为上帝所设》一书中,库克阐述了一个合格的法官所应必备的品质,那就是耐心、审慎、公正以及仁爱,这样的标准,即使放在今天,依然适用于任何文明的国度,而凡属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都不是一个好的法官。针对旧式法庭冗长的程序和人浮于事,库克指出,形式超越实质是法律的不完善,只有一个花费少且高效率的司法体系,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的自由和财产。法律的操作是"不能随意变更的公正,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正当的权利",严格地遵守程序正义,并在必要的时候,站在受害人一方伸张正义,就是一个好的法官理应秉持的立场。当大多数人都认为打不起官司,从而不求诸法律的时候,人们的生活便失去了保障,而日益加深的恐惧最终会将社会导向混乱,乃至战争。 当然,就像很多国家很多时代制定并推行的改革措施一样,只要影响到某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一定会受到他们的阻挠,并进而对厉行改革的人展开人身攻击。在保守势力依然猖獗的英国,库克为改革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谁让他影响别人赚钱呢?1655年,库克在爱尔兰的法院被关闭,重新设立的上座法院不过是旧制度下王座法院的翻版,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库克自然无法接受一个与其信仰和追求相悖的职位。此时的他已近天命之年,眼看着自己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孤立无援,不禁萌生了退休的念头。不久,他的妻子和父亲相继去世,而一直尽力支持他的"护国公"克伦威尔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随着克伦威尔奔向天国,由他建立的护国体制也渐渐地拉上帷幕。在保皇分子的操纵下,"腐朽君主制的遗老遗少和走狗们"重新骗取了民众的信任,并迎回流亡欧陆的查理二世,由此,斯图亚特王朝宣告复辟。 1660年6月6日,回到伦敦仅一周的查理二世公布了所谓的"弑君者"的名单,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约翰•库克。根据国王不会犯错且永远正确的原则,所有的"弑君者"都被判有罪,并处以极刑。至于庭审的过程,实在没能体现出什么必要的程序正义。控告、谩骂加草率的判决,就宣告了所有"弑君者"的命运。英国王室治下的法庭,其工作效率如此之高,可说是前所未有。但作为一个资深律师,库克还是运用其掌握的法律知识为自己进行了无罪辩护,针对法庭的指控,他坚持认为,一名律师并不对其起诉之犯人的命运负责,因为他没有权力,而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职责的要求而已。如果给予适当的报酬,律师的职责就是接手案件为委托人辩护,哪怕违反自己的意愿,也要全力以赴。因此,作为当时指控查理•斯图亚特的检察官,他只是完成议会交付的工作,至于被告——国王的命运,那取决于法庭的判决。请注意,这正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计程车规则"——只要顾客付钱,司机不得拒载。指控当事人或者为委托人辩护,对一个律师而言,这不过是职业道德的要求而已,至于最终的判决结果,那不是律师所能左右的,因此,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库克为国王的死承担责任呢?——当然,他必须承担,也必须得死,因为国王永远正确。 (三) 1648年末,对发动内战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审判终于提上日程,但审判国王没有先例可循,对于当时很多人而言,"国王高于法律"不过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为了证明审判的正当性,库克从《圣经》入手,先是强调君主制为上帝所嫌恶,因为上帝不支持偶像崇拜,而"一个自由的民族无需将自己置于任何必朽坏的人之下";"成千上万的人民由于一个人的贪欲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仅有违常理,上帝也不赞成";"那些自诩为卫道士的君主,如果在现实中却被证明违背了自己的信仰,上帝将会以公义的方式收回他们手中的国家",而这"公义的方式",就是公开的审判。 应该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尊重法律的传统值得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认真学习,就在这场内战发生的一个世纪之前,亨利八世宣布脱离罗马教廷之后,为了没收天主教会的财产,也不厌其烦地制定了一整套冗长的程序。对此,250年后的埃德蒙•伯克也不禁赞道,"这些虚假的保护色表明专制主义对正义的一种致敬,……当羞耻之心还保持警惕时,道德感就还没有在暴君们的内心中完全熄灭,节制也就还没有从他们的头脑中被驱逐出去"(《法国革命论》)。自亨利八世确立陪审团制度以来,英国的法庭审判几乎就像一个比较松散的公民大会,很多看似无关的人参与其中,充当着陪审员、证人或旁听者,毋庸讳言,正是这一其它国家闻所未闻的创举,培养了这个岛国的人民对于法律的认同和尊重,至今为止,所有的英联邦国家,以及大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地,大多都沿用这一制度。相比之下,某些国家的法庭依然奉行暗箱操作的潜规则,生怕自己的丑闻大白于天下,于是"以法治国"只好沦为笑谈…… 毫无疑问,在如何"解决"或"结果"查理一世这个问题上,以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为首的新模范军完全可以将发起内战的国王一枪击毙或者去所谓的军事法庭走一下过场,但他们最终却选择了根据传统的抗辩程序在民众面前公开审判,因为他们认为战胜国王是上帝的安排,审判自然也应当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正大光明的进行。这不仅是为了尊重传统,更是为未来的统治者设立一个样板,以防止民众再承受暴政的侵害。所以,为了践行他们理解的正义原则,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毫不介意冗长的程序必然导致的拖沓和烦扰,他们要将自己的行为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让全世界来评判这一前无古人的举动的价值。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克伦威尔这般勇敢,事实上,伦敦有太多比库克更有资格审判国王的律师,比如像维德瑞顿、怀特洛克,还有总检察长斯迪尔,可他们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或者干脆装病,闭门不出。没办法,通过费尔法克斯的介绍,克伦威尔找到了库克,而命运也由此将平民出身的库克律师推上了副总检察长这个位置,他必须指控并证明国王有罪,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最终将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在指控查理•斯图亚特的起诉书中,库克开宗明义地指出,"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该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也就是说,君主权力是基于人民的信任和托付,也只能为人民的安全、自由和财产而行使,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人民就有权将政府推翻,重新建立适合的政府形式。查理•斯图亚特因为制造分裂、发动战争,甚至联合反动势力入侵英格兰,"他必须对这些战争中发生的所有叛国行为、烧杀抢掠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国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承担责任"。在这里,库克强调的就是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早已认可的"指挥官责任",比如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甚至萨达姆•侯赛因,他们都必须为自己当政期间一手策划的暴行承担罪责。作为引发内战的罪魁祸首,在起诉书的末尾,库克郑重宣告,查理•斯图亚特是一名"暴君、叛国者、杀人犯、英国人民的公敌",并请求法庭对其做出正义地裁决。 如果说,查理一世能够放低姿态,主动配合法庭的审判,在这场盛大的"狂欢"中扮演一个卑微的角色,既得体地回答法庭的质询,又诚恳地为战争造成的恶果向人民道歉,让人民切实感受到作为一个统治者或指挥官的悔恨,并同意与议会分享权力,那么,原本就不想处死他的法庭也许不会将他送上断头台,审判结束后,他可以继续做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国王,或者将王位让给儿子,而他自己则去过一种富足且悠闲的生活。但是,查理•斯图亚特没有表现出半点妥协,从审判到行刑,他一直都把自己当成那个在假面舞会上受万人敬仰的王子,可以目空一切,他不仅拒绝回答法庭的提问,反倒一再奚落法庭没有资格传讯他。当书记员将库克撰写的公诉词宣读完毕后,查理开始质问大法官布拉德肖,他说,"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力把我带到这里?"几百年过去之后,当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被带到法庭上时,这位伊拉克的前总统也说出了同样的话。在他们看来,法律是以他们的名义制定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们永远高于法律,享有司法豁免权。但是,奠基于理性、公正的原则之上的法律,绝不承认这一特权,因为在上帝眼中,所有人一律平等,即使贵为国王,他也必须和其他民众一样,接受法律的约束。君主的权力是人民托付的,如果君主违背人民的托付,不能保护人民,甚至反过来攻击人民,就是违反了国民与其订立的契约协定。契约——基于平等原则的契约,就像一条纽带,将君主和国民联系在一起,"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那就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 在后来发表的《国王查理一世审判案》一书中,库克再次强调,国王的有限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人民可以同意设立君主,也有权收回让渡给君主的权利。"这一法律原则——国王一旦成为暴君,必须因此而死——是自然法和上帝律法的基本原则,清清楚楚地刻在人们心中"。所谓"暴政罪",就是绝对统治者在转变成暴君的过程中犯下的罪行,而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还取决于他们固执地想要摆脱任何制衡其权力的力量,实行专制的罪恶图谋。当统治者开始对人民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压迫时,人民有权对其逮捕并交付审判。当然,某些专制统治者可能会将罪责归咎于他们身边的"可恶的谋士",但又是谁将这些帮凶提拔到可以肆无忌惮的位置上来的呢?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行刑,绝不仅仅是处死一个暴君,"同时也是将暴政送上断头台",对国王绳之以法,是使他"成为今后其他国家的警戒,使世上所有君主闻风丧胆,不敢有半点不轨之心"。任何人,只要是"妄图残忍地破坏及奴役本国自由人民的良心、人身和财产,则他们同时也是对自己宣判了死刑"。 法庭对国王的判决结果如下,"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民众之公敌,应该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为审判查理•斯图亚特,前后三次开庭,而整个审判过程体现出的公正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这也使得此番庭审成为后世可供参照的先例。史无前例的审判国王,其中体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此深入人心。作为被告,查理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辩护,法庭也承认他拥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可是,他自己放弃了。当他独自一人面对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议会组建的法庭、并毫不掩饰对人民的轻蔑时,他也就把自己摆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带着对自己高高在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幻想,查理象个殉道者一样走上了断头台,也走到了他自己的生命的终点。对此,就连负责指控他的库克也不得不承认,国王"意志坚定,勇敢无畏",然而,也正是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傲慢,才最终将他推上了刑场。 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总有人站出来指责处死国王过于激进,但无可否认的是,查理•斯图亚特是因为对其治下的英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而被处死的,在这个审判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每一项程序都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在这场审判中,没有政治交易,没有暗箱操作,所有参与审判的议员、法官、律师、陪审员都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与王权互通款曲,更无所谓权力斗争。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真正做到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财富、权力或地位都不能妨碍司法公正,就是审判并处死查理一世的意义所在。即使后来英国又恢复了王权,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但所有"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王室都必须接受由人民制定的《权利法案》,无论谁当国王,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再也没有谁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自由之鹰)http://yinjunzi1975.ycool.com/ (还有一段结语,写不下了,在这里http://my1510.cn/article.php?id=09fc8a1acf659e98) 自由之鹰的最新更新: ![]() |
本土與我城的辯證 ——《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新書發佈 Posted: 22 Aug 2009 08:15 AM PDT 日期: 2009-09-05 艺鵠主辦 活動簡介
有關陳智德 另從事文學創作及研究,一九九六年與友人創辦《呼吸詩刊》並出版「呼吸叢書」,二千年與葉輝、崑南及廖偉棠創辦《詩潮》月刊。創作包括新詩、散文及小說,曾獲一九九零、九四、九六及二零零二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組獎項,二零零七年憑《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一書獲第九屆香港中 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著有文集《抗世詩話》、《愔齋讀書錄》、《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及詩集《單聲道》、《低保真》、《市場,去死吧》,另編有《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三四十年代香港新詩論集》、《現代漢詩論集》及《咖啡還未喝完:香港新詩論》等 |
《irreligion》的最後一章: 出櫃吧, Brights Posted: 22 Aug 2009 07:45 AM PDT ![]() 美國數學家John Paul Allen 的 《irreligion》, 是真正的老生常談。書中列出一個個老掉了牙的神之存在證明, 然後用一個個老掉了牙的邏輯推論反駁。除了一些較新的現代數理知識及最後一章外, 真的了無新意。 不過, 話說回來, 本書確整理得不錯。 相比起Richard Dawkins的《The God Delusion》, 文筆較為輕鬆,感覺沒有那麼凝重。 相比起李天命的《哲道行者》, 更加值得出書批判。 書中最後一章, 說的卻是現代美國(以及英國)的現象。雖然美國號稱有宗教自由, 但很多美國人對無神論者的歧視, 甚至超越基督徒對回教徒。 有些人, 為了害怕被排擠, 明明沒有信仰, 仍然上周日課, 扮虔誠。 Allen把這人稱作Closet Brights。 Brights是一些無神論者的自稱, 因為他們認為atheist或agnostic無法表達出無信仰是理性選擇的含意--因為很多美國人以為無神論是一套宗教, 但其實這些無神論者否定一切宗教! 雖然Allen不同意使用"Brights"這個字, 但他也認同現在是時候, 呼籲那些隱藏的無神論者『出櫃』--尤其是那些他認為根本不喜歡出教堂的政客。因為美國人對無神論者的歧視, 已經開始對美國立國的自由思想, 及對自然科學的研究, 都造成了影响。美國前總統布殊曾經質疑無神論者作為美國人的資格, 而近年美國很多州份都有人發起把智慧設計論加入生物學課程, 都惹起這些無神論者的憂慮。 整個狀況, 似曾相識, 同性戀者用Gay代替Homosexual, 又呼籲同道者出櫃。歷史似乎又再部分自我重複了。 在美國, 一個很多香港人認為開放的國度, 其實絕大多數的城市, 仍然非常保守。處身香港, 一個大多數人自稱無神論的地方, 誰會想到在美國要『出櫃』的, 竟然會是Brights! 說回一點輕鬆的: 這本書要翻譯為中文, 其實不難, 唯一有問題是以下的文字遊戲, Alphabetize and append, copied in quotes, these words: "these append, in Alphabetize and words: quotes, copied" 如果你依照句子中的指示, 等於把這句子重寫一遍。譯成中文會完全失去意義。 (本文另刊於http://wshun.blogspot.com/2009/08/irreligion-brights.html) |
Posted: 22 Aug 2009 06:45 AM PDT 中国男人不懂浪漫,现代人基本上把浪费当作浪漫。比如说,给恋人一下子献上1111枝或者9999枝玫瑰其实跟浪漫无关,只是一种很滑稽的行为艺术。爱需要宣言和宣誓,浪漫不需要,在我看来,浪漫是一种坚持。
英国有位叫做汤姆·肖维尔顿的87岁的老男人,就被称做英国最浪漫男人之一。 结婚60年来,他对妻子霍安·肖维尔顿的爱始终如一。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妻子床头放一朵新鲜玫瑰花,并以温柔的吻唤醒妻子;夜晚,他又以亲吻向妻子道晚安。60年如一日,细水长流的温柔令人感动不已! 汤姆·肖维尔顿说:"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我爱她的全部。" "我们一辈子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们知道给予和获得是多么重要。60年来我们幸福地生活,我从未改变。" "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
还有一个故事来自中国北京。 冯志良、杨立英夫妻13年前双双煤气中毒。杨立英醒来了,冯志良却成了植物人。那一年,杨立英38岁。 街坊邻居劝她说"傻丫头,你死守着他干嘛"。有人出主意将冯志良送到敬老院。 "我守着,我不可能不管他,我们是夫妻,一天是,一辈子就是。"杨立英不接受任何人的好意。 每天早晚,她要给丈夫擦拭一遍身体,早上一小时按摩,防止肌肉萎缩;一天换洗两桶尿布,每隔两小时翻一下身。13年里,怕丈夫尿湿后捂出褥疮,她夜里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夜里三四次换尿布。洗净的尿布整齐码在桌上足有一米高。被洗衣粉泡伤的手,到冬天就流血。 13年后的一天,奇迹出现,冯志良终于醒过来,而且叫出妻子的名字。这个时刻,51岁的杨立英已经两鬓斑白。 她说:"现在看来,13年好像一转眼过去了,可我真是一天天熬过来的。"
爱情是一辈子的事业,浪漫也是。
2009年8月22日星期六 21:25 边地 |
Posted: 22 Aug 2009 03:47 AM PDT 张勇是当年的知青英雄,1970年6月3日,为了救一只叫做集体财产的羊,淹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克尔伦河里,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影响了许多人去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张勇的弟弟张健是这样回忆天津市河西区政府相关人员来他家通知其姐姐出事时候的情景的。 政府工作人员说:"老太太,您闺女出了点儿事。" 老太太马上问:"给没给我丢脸?" 来人说:"没有。" 老太太松了一口气,自顾自说道:"好,我姑娘没了。" 从上面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年代人已经失去了常理和常情。当女儿出事消息传来的时候,做母亲的不是去关心女儿,为女儿的不幸震惊和哭泣,首先想到的却是"丢没丢脸"。那些年代人伦的丧失和亲情的堕落,可见一斑!
2009年8月22日星期六 18:34 边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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