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5张熟睡的婴儿摄影照片
- 丝带挂钩
- 60个与日历设计相关PSD文件下载
- 30个运用彩色小点的创意Logo设计
- Globalist：中国政治发展的内部逻辑
- Are emergin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switching place?
- 《迈阿密信使报》: 上海博物馆取消爱因斯坦展览
- 秘鲁：抗拒基因改造农业
- 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石油供应国？
- 《每日电讯报》:九百万中国学生参加“决定命运”的考试
- 蔡元培与《08宪章》
- 藝術改變生命，生命改變世界── 訪問楊秀卓老師
- 2011年06月05日糗事TOP10
- 煤老板自爆：人脉圈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 周星驰原来是“公鸡控”！
- 中国已经失去成为发达国家的机会
- 特色的中国蛋疼的发明
- 大时代的同学不同路
- 南華早報偵查報道：不透明換地機制如何造就地產巨富
- 人權監察重申人大釋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6.8新聞稿）
| Posted: 08 Jun 2011 03:03 PM PDT
每个父母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留下美好的童年记忆，那么给孩子照相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就分享：15张熟睡的婴儿摄影照片，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尝试一下哈。这组照片的作者是美国的摄影师：Tracy Raver
© emilo for 创意悠悠花园, 2011. | 本文链接 | 暂无评论 如果你喜欢创意悠悠花园的文章，可以收听我们@emilo,或者订阅我们的rss 如果你的订阅器出现防盗链的提示，请通过邮件emilo@vip.qq.com通知我们你的阅读器域名！ 抗DDOS的高性价比美国VPS：20G硬盘1G内存1T的流量只需要4美元
| |||||||||||||||
| Posted: 08 Jun 2011 03:02 PM PDT
这是由日本设计师： Torafu Architects 设计的一种类似于丝带的挂钩，直接粘贴在墙上，可以放置一些小物件，而且还可以有有不同的颜色选择。 © emilo for 创意悠悠花园, 2011. | 本文链接 | 暂无评论 如果你喜欢创意悠悠花园的文章，可以收听我们@emilo,或者订阅我们的rss 如果你的订阅器出现防盗链的提示，请通过邮件emilo@vip.qq.com通知我们你的阅读器域名！ 抗DDOS的高性价比美国VPS：20G硬盘1G内存1T的流量只需要4美元
| |||||||||||||||
| Posted: 08 Jun 2011 03:01 PM PDT 今天分享：60个与日历设计相关PSD文件下载，希望其中可以给你带来灵感，或者有你喜欢的。 1. Calendar App
2. Calendar
3. Calendar & button
4. Fantastical
5. Fantastical 2
6. Calendar & Notes
7. Calendar
8. Calendar Overlay
9. xhtml calendar
10. Calendar wooden theme
11. Small calendar
12. Calendar
13. Bureau Calendar
14. Calendar UI
15. Desktop app UI
16. Calendar on Equine site
17. Another Calendar
18. Calendar
19. Calendar
20. Type-a-Calendar
© emilo for 创意悠悠花园, 2011. | 本文链接 | 暂无评论 如果你喜欢创意悠悠花园的文章，可以收听我们@emilo,或者订阅我们的rss 如果你的订阅器出现防盗链的提示，请通过邮件emilo@vip.qq.com通知我们你的阅读器域名！ 抗DDOS的高性价比美国VPS：20G硬盘1G内存1T的流量只需要4美元
| |||||||||||||||
| Posted: 08 Jun 2011 03:00 PM PDT 今天分享：30个运用彩色小点的创意Logo设计，希望其中有你喜欢或者可以给你带来灵感的。 Canooc LogoImplied FormImage SpiceMosaic MedicalCar-WashDotfish LogoSareneBrillioLuvisionZtallion LogoSpot ProductionsProfessor Benchimol AwardZuubii LogoColorfleck
© emilo for 创意悠悠花园, 2011. | 本文链接 | 暂无评论 如果你喜欢创意悠悠花园的文章，可以收听我们@emilo,或者订阅我们的rss 如果你的订阅器出现防盗链的提示，请通过邮件emilo@vip.qq.com通知我们你的阅读器域名！ 抗DDOS的高性价比美国VPS：20G硬盘1G内存1T的流量只需要4美元
| |||||||||||||||
| Posted: 08 Jun 2011 01:58 PM PDT 核心提示：那种认为中国在最近二十至三十年内虽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但经济保持却高速发展的观点纯粹是胡扯。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 来源：globalist，2011年6月3日，http://goo.gl/IDLja 作者：J. Stapleton Roy 校对：南山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不寻常的经济转型。这种转型已彻底改变了中国沿海的面貌。它现在蔓延到内陆并且确确实实地使数以亿计的人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富裕。 很多美国人和大部分的媒体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处于冻结状态，能够与其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相匹配的政治改革并未出现。这种思维，当然是无稽之谈。在中国，政治改革的规模已经很大，并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这种变化首先影响的就是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七十年代，能够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极权政治制度仍然存在。现在，在中国人民已经有了很多选择的自由，比如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旅行的自由，选择衣着的自由，选择阅读材料的自由，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和选择受教育地点的自由。 虽然审查仍然存在，但是普通中国人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信息渠道，而社交网络和博客圈则成了能够影响政府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变化是在该国领导人的年龄和教育方面的特征。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对官员年龄有严格限制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对最高领导人也一样。虽然退休年龄限制仅在2002年的十六大以后才得到贯彻，但是，在国家、省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年龄结构已经得到了迅速和明显改变。只要这种做法继续下去，这意味着对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们比他们的前辈要年轻至少十岁。在中国，你不可能看到麦凯恩取代小布什或者克林顿。 至于领导人自身的显著特点，不仅是他们年轻，而是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中共政治局中没有一个成员受过大学教育。但在仅仅25年以后2007年，十七大选出的2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23位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并且另外两位也受过同等水平的教育。 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本身。从本质上讲，中共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它开始宣扬"和谐社会"，而不再是阶级斗争。中共不再自称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现在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家入党并且宣称代表所有的人民。它拥抱市场经济体制。它设立了一个有序选择最高领导人的制度。 第四个变化的方面是中国人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这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因正式出访或旅游而出国的几百万人。这使得中国有了更多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讨论问题上更大的自由。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可以在自己亲身经历和观察的基础上，对比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 虽然政府可以而且确实在监控人民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某些领域中限制信息并且残酷镇压那些未经党和政府批准的组织，但这已远不如三十年前那样普遍。这些变化不仅仅是表面文章。 避免戈尔巴乔夫的错误 任何一个70年代和最近都到过中国的人都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没有变化的部分也同样明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相对来说进展一直很慢。中国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一党专制，这种制度决定了它不允许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出现。 政府和党一直在试验给予更大的选择自由，包括在党内和在村一级的官员选择上。但是，这些改革还没有走多远，而村一级政府代表直选试验还没有从村级推广到城市和省会。 总的来说，中共决心避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犯的错误，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就是因松动政治缰绳太快而失去控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仍属于非现代的形式，因为它缺乏统治的合法性，而这只能由选举机制提供，这种机制能让公民在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时直接表达意见。 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的区别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选举机制。缺少一个有意义的选举机制也使得中国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因为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都有某种形式的直选制度，就像南非甚至伊朗一样。在20国集团中，只有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缺乏可以让市民在选择国家领导人时直接发表意见的选举机制。 代际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不足将更加明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加处理它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不稳定。同时，在考量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时，我们也不应低估未来二十年领导人换届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政改有可能会受到最高领导换届的推动。明年接班的第五代领导人将会是第一代在改革开放之后度过其大部分职业生涯的领导人。习近平，现任副主席和总书记的明显继承人，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才仅有25岁。因此，他成年后的重要经历大多发生在此期间。 李克强，2013年温家宝总理职位的继承人，比习近平还年轻两岁。在政治局内，如果现行的年龄限制得到遵守，九名常委中的七位将下台由更年轻的领导接任。同时对于政治局全部25位成员中的40%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将在11年后的2022年继任的第六代领导人对文革将不会有任何记忆，因为他们都太年轻了。这些领导人将面临着中国快速转型而产生的无休止的问题，但他们的反应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他们那一代人的观念、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更深了解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进一步整合。 根据经验和常识，任何人都绝不会认为这些领导人会依据前任遗留下来的死硬公式来回应管理中国时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是如此的不同以往。这也是很多分析人士在评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搞错的地方。 分析人士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传统的苏联政客，和他的前任们是一丘之貉。这部分是真的 - 但他同时也是自斯大林自1922年成为苏共总书记以来最年轻的苏联领导人。人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戈尔巴乔夫与那些比他年长20至25岁的领导人不同，他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稳定才能发展，变革才能稳定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我来到华盛顿加入美国政府。然后，经过多次的海外任务，我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回到华盛顿。当时很大程度上的感觉就像回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因为统治集团实在是太年轻了。 那么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政府的进化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想象，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包括继续出现和成熟的中产阶级，将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强大，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压力。一如既往，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改革能否在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对政治限制的任何放松都会诱发国内力量失去控制，从而导致国家难以治理。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邓小平的理论，我亲耳听过他在1981年描述，是中国经济发展只有在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 - 而只有继续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才可以保证稳定。无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之后十年的情况表明，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持续的一党专政也不能确保稳定。未来的情况极有可能也仍是如此。 但是，这仍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改革才是保证持续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可能可以巍峨哦政治改革的道路提供借鉴。 为什么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长时间的快速增长？答案是，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对系统做着显著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在中国，思维方式的改变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很多美国人所意识到的。 总的来说，中共在应对挑战时表现的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在过去30年里，美国人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即中国已经随着它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很多调整。这包括过去30年间政府主要部门每五年一次改组。一些部委被创建或取消。一些国家机构已变成半私营公司。在面对改变的态度上，中国方面与美国大相径庭。在华盛顿有这样的担忧，即我们没有能力纠正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问题正在让我们的政治体制变得僵化而失效。 2010年1月我在海南岛参加过一个会议，我非常吃惊的发现，与会的所有级别的中国人都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的改变它的机构设置以应对新问题——而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机构设置可以改动，或者说还没有一个人能找到进行这种变动的方法。 可以预见，同样的适应性，最终也会出现在政治领域。我们应该牢记，在大中华区已经另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了。在台湾有多党派的民主制度，在香港和澳门有混合型的制度——普选的和非普选的。未来几十年里这些政治制度运行的如何，将会影响中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发展。 绝大多数的中国认识到，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很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看法。这是否意味着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不会发生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亚洲其它地区，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极权政府，在30至4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无一例外地让位于了代议制政府。这种情况在韩国发生了，在台湾发生了，在泰国发生了，当我是驻印尼大使时在印尼也发生了。而泰国的情况让我们也看到，这种转变可能是脆弱的和会倒退的，尤其是当选举产生不良的领导人时。而不幸的是，有时情况就是这样。 中国沿着这条道只前进了15至25年而已，这取决于你从1979年还是1993年开始计算快速增长期。我倾向于1993年，因为图表上可以清晰的看出这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快速增长的时间。 站在这些亚洲模式和与中国类似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近期内中国国内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条件仍不成熟。事实上，如果我们想看到中国产生积极的政治变化，这将更有可能是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和领导层换届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压力的结果。 不可避免的是，世界将拭目以待。 【本文改编自罗伊大使在布鲁金斯学会讨论组上的演讲，"中国治理模式的进化：中国和美国的观点"，在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发表于2011年5月9日。】  | |||||||||||||||
| Are emergin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switching place? Posted: 08 Jun 2011 02:27 PM PDT | |||||||||||||||
| Posted: 08 Jun 2011 12:57 PM PDT 核心提示：由于中国方面的博物馆提出将原本计划在上海举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展览与一场孔子展览合并，导致了这项展览计划被搁置。 来源：《迈阿密信使报》，2011年6月7日，http://goo.gl/z959n 作者：LOUISE WATT 校对：南山
【北京讯】——在星期二，一家瑞士博物馆的馆长说，由于中国方面的博物馆提出将原本计划在上海举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展览与一场孔子展览合并，导致了这项展览计划被搁置。 这项古怪的搭配是由上海科技博物馆方面提出来的，反映了近来重新燃起的对孔子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热情。孔子的教诲是中国两千年来文化的中心，但在二十世纪中曾受到强烈批斗。 曾计划由瑞士政府提供资金在上海举办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展览，将在香港科学博物馆展出到八月份，展览中有超过200件展示爱因斯坦生活和境遇的展品。 Jakob Messerli是伯尔尼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也是这次展览的展品拥有者。他说上海博物馆要求希望能够加入一场"与爱因斯坦展览同样规模的"孔子展览，但这"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实现。" 他说："一场巡回展览的工作量很大，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及后续工作。你不能指望仅仅为一处新增的展览，就重复所有这些工作。" 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形象办公室——一个专职负责促进瑞士海外形象的部门——曾代表瑞士博物馆与上海方面就此进行过讨论。 上海科技博物馆的一位主任在星期二表示，的确曾有过关于主办展览细节的讨论，但是"我们再也不会与对方交流了"。 这位只愿意给出姓氏的张主任说："我们确实有将爱因斯坦展览与孔子展览合并的想法。这是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伟人。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创新。" 孔子和他的教育曾受到过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的强烈抨击。毛对这种传统文化非难颇多，并把其称之为"封建思想"。 近些年，孔子回到了各种书和电影中，充斥着民众的电视和课堂。中国政府极力鼓吹他所提出来的和谐社会以及尊重权威的思想。 这位智者的教育强调对家庭的责任，尊师重教以及个体对国家的忠诚。 本次爱因斯坦巡回展览已经在北京及广州展出过。Messerli表示，该展览的下一步展览地点仍在讨论中。
 | |||||||||||||||
| Posted: 08 Jun 2011 01:05 PM PDT  玉米是全球相当广泛使用的基因改造作物，照片来自Flickr用户Peter Blanchard，依据创用CC BY-SA 2.0授权使用 秘鲁于4月15日签署三号命令，允许国内进口基因改造种籽，此后正反双方论辩不断，部分人士主张普遍使用基改作物，其他民众则担心会损及生物多样性及人民健康。 尽管有些专家支持基改种籽，指称抗虫能力与基改特性能减少农业废弃物，其他民众质疑基改作物食品是否真的无害，也警告基改作物的花粉恐将四处飘散，污染野生及原生作物，导致传统植物及水果遭到永远改变，影响当地社群的文化及自然财产。 知名秘鲁厨师Gastón Acurio认为，基改食物会威胁秘鲁生物多样性，他也提及游说团体鼓吹三号命令通过背后的经济利益，并要求"让秘鲁国家利益凌驾于少数人之上"。 此事也促使前农业部长Rafael Quevedo辞职下台，记者Jackie Fowks在个人博客里指出，因为部长是一家使用基改农作物企业的高层人士。 尽管农业部长否认此事，但他确实在秘鲁大力鼓吹种植基改作物；此外，他的顾问Alexander Grobman也经营企业行销基改种籽，因此遭到现任部长Jorge Villasante撤职。  厨师Gastón Acurio与Hancco一家人合影，这个农耕家族在5000平方公尺的农地上，种植超过200种马铃薯，照片来自厨师个人Facebook页面 另一方面，环境部长Antonio Brack Egg则提醒大众，国内65%农业仰赖生物多样性，农产品出口与相关观光收益每年超过80亿美元。 秘鲁过去进口基改玉米及黄豆只能用于动物饲料，或是制作油品或豆奶。 据估算，秘鲁每人每年消费63公斤基改玉米，而且在现行法律中，并未要求食品成分标签上注明是否使用基改作物，形成另一项问题。 多个区域组织都要求延后实施三号命令，农业部长表示，延后期限应该设为五年，才足以供大众论辩，并让人民瞭解栽种基改种籽的所有影响，希望最后舆论能达成共识。 "秘鲁农业全国委员会"、粮食专家及民间团体则并非要求延后，而是主张即刻撤除命令；多个地方政府（Cajamarca、Huánuco、Cusco、Ayacucho、San Martín、Lambayeque、Lima Metropolitana）甚至发出公告，声明境内"无基改作物"，希望保护不同种类的马铃薯及其他地方农产品。  原生种马铃薯，秘鲁境内共有约3000种马铃薯，照片来自Flickr用户FoodCultura，依据创用CC BY-NC-ND 2.0使用 内阁部长会议主席亦要求跨产业委员会，应在6月1日前提出生物安全规范提案，并在30天内发表报告。 因为知名厨师Gastón Acurio也参与讨论，让大众更加注意基因改造的问题，他在Facebook网站密切关心此事：
秘鲁民众也透过網絡，从各种观点表达己见，Toustodo's Blog列举秘鲁发展基改农业可能导致的危险：
他另提到：
Francisco Estrada强调，开放使用基改种籽将重创小农：
 Quechua原住民文化据信栽种约150种玉米，照片来自Flickr用户whl.travel，依据创用CC BY-NC-SA 2.0授权使用 Ana María Quispe在个人博客内指出，由于将威胁传统食物及乡村农业，采用基改作物已导致贫困、营养不良，人民也更加依赖政府援助。 Alberto及Kathy在Cada Plato Es Una Fiesta博客里，直接针对全球最大基改种籽生产商孟山都（Monsanto），并罗列栽种这类种籽可能衍生出的环境、卫生及经济危险。 Antonio Velarde提到，在诸多危机之中，却还没有人研究大众健康面临的风险：
社群网站也未置外于这项议题，Facebook网站上即有页面明确反对基改农产品。
Da Calmet认为：
Francisco Drakerm提到，智利如今也面临相同问题：
相关论辩在秘鲁網絡圈继续蔓延，六月肯定会有更多消息，届时政府相关单位将准备修正生物安全法规。 校对：Soup 作者 Isabel Guerra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s] · 则留言 (0) | |||||||||||||||
| Posted: 08 Jun 2011 01:02 PM PDT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那么，世界上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哪个地区是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地区呢？以前我一直以为中东地区是美国石油的主要来源地、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其实不然。事实上中东地区供应的石油只占美国石油进口量的17%，沙特阿拉伯则是美国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加拿大输入美国的石油是沙特阿拉伯的2.7倍；第二大石油供应国是墨西哥。说来好笑，许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加拿大与墨西哥这两个美国的南北邻居是自己国家数一数二的石油供应国，一说到石油进口，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远在中东的沙特阿拉伯。  2009年进口石油占需求量的51%。(图表：美国能源信息署)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5月27日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三月份，平均每天输入美国的石油（包括原油以及精炼石油产品），加拿大是277.3万桶，墨西哥是126.9万桶，沙特阿拉伯是110.8万桶，委内瑞拉是103万桶，这四个国家每天输入美国的石油均超过百万桶。除了这四个国家外，排名前15位的石油供应国依次是： 尼日利亚：96.6万桶 俄罗斯：55.6万桶 阿尔及利亚：48.9万桶 伊拉克：37.5万桶 哥伦比亚：31.8万桶 安哥拉：32.0万桶 巴西：20.5万桶 维尔京群岛：20.3万桶 英国：15.5万桶 科威特：14.3万桶 挪威：10.4万桶  2009年进口石油地区百分比表 (图表：美国能源信息署) 2009年美国的石油消费每天约1880万桶，其中进口石油占51%。在进口石油中，西半球的南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占51%，是美国石油的主要进口地区；非洲占22%、波斯湾地区（即中东地区，包括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进口则占17%，其他地区占10%。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也出口石油，主要是加工过的石油，2009年美国出口的石油大约每天200万桶。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原油，而后在德州等地的炼油厂加工成各种石油制品，再出口到墨西哥，这样做与将石油制品运送到美国东部地区相比，经济效益比较高，而东部地区从欧洲进口石油制品则比较划算。 最近几年美国在能源方面越来越重视节能与开发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等传统再生能源也得到青睐，石油在整个能源中所占的比例逐步减少，目前全国40%的能源来自石油。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逐渐摆脱依赖进口石油的状况，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2005以及2006年进口石油占全国石油消费量的60%，2009年下降到51%，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42%。 | |||||||||||||||
| Posted: 08 Jun 2011 12:37 PM PDT
核心提示：所有出租车都禁止鸣笛，建筑工地都停工了施工，因为这一天，930万中国考生将参加世界上最大的标准化考试。 来源：《每日电讯报》，2011年6月7日，http://goo.gl/vlpuu 作者：Malcolm Moore 校对：南山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考生们要经过两天严厉的考试，这场考试将测试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学到的东西。然后，三分之一的人会被大学和"白领人生"拒之门外。 有一句中文将这场考试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每年在这场考试之前和期间都会有自杀的事件发生。六月在中国青少年的眼里是"黑色"的。学生们开玩笑说"考试的压力足以让你脱层皮"。 在中国，每到这个时候，父母会到寺庙烧香并为自己的孩子祈祷考试顺利。安保人员会检查并防止作弊的情况。已经有超过60人因为向考生出售无线耳机或其它电子作弊设备而被逮捕。 在中国，每年高考的压力非常的大。近几年，一些学校甚至聘请了心理医师向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还有一些学校设置了枕头战、爆气球甚至凌波舞等活动，以期让那些从早上一直上课到晚上10点半的学生得到放松。 为了让考生能够更好的休息,政府禁止了建筑工地的夜间施工。 考试的题目也令人困惑。去年，考生要求写一篇题目为"有鱼吃为何要抓老鼠"的800字作文。还有一道作文题问"什么是浅阅读？" 在四川省，44岁的梁实已经是第15次坐在考场上了，这让他18岁的同时参加考试的儿子感到尴尬。 做建材生意的梁先生说他不会接受考试的失败，不能忍受失败的痛苦。"对我来说它像一只令我恐惧的热烙铁。"他说。 然而，当他完成答卷后，他说他发挥得并不好。"我想我又考砸了，尤其是数学，我只是想实现我的大学梦。"，他说，"但是这场考试就像我想烧一壶水，我不断的加柴火，但它就是不开。"
 | |||||||||||||||
| Posted: 08 Jun 2011 12:22 PM PDT 核心提示：《零八宪章》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要是因此而忽视其重要性，就大错特错了。 作者：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博士生 ，写于蔡元培先生的生日。 校对：南山
今天是蔡元培的生日。蔡元培是一位受过传统教育的学者，后来又远赴德国深造。他曾在袁世凯手下(短暂的)做过教育总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蔡校长接管了一所声名狼藉的富家子学校——北京大学，将其改造成为了新时代知识活力的温床。蔡元培校长采取了一些冒险的政策，例如聘请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以及招引诸如胡适这样的海外年轻学者归国任教。此时北大的食堂和教室洋溢着思想、主义交锋的辩论，其校园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中心。那是中国(也是世界)学术史上最多产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之一。 胡适复兴了国故研究，向学生团体介绍了新的哲学思想和知识，改变了中文的读写方法。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每期一到货就会立刻售罄，学生们和学者们争相购买，视为珍宝。在这些书卷中，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整整一代人学到了个人解放和政治革命的语言。 但是，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并没不关心这些。 总之，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从来没有听说过陈独秀或者李大钊，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份《新青年》杂志，民众们只忙于柴米油盐，没有时间管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北京大学就像远方的月亮一样高不可攀和遥远。 然而，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新青年们怀着愤怒与屈辱走上街头，这场震惊政府的运动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阶层和市民加入了学生的行列，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之后政府让步了。 今天的"仁慈温和"的中共的确容忍异见..只要你不越过底线。容忍的底线就是当异见势力看起来有潜力扩散到不同的地理区域或者社会阶层，从而因一个共同的目标将各个区域和阶层的人联合起来。这是中共的噩梦。 这使我想到《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是单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物，对于这个阶层，宋以朗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们在意识形态、理想、风格方面很难联合。然而，在可疑人群中却有人嘲笑道：《零八宪章》仅仅是书呆子们、不通时务的学究们的作品，他们不理解也不关心平民百姓所关心的事情。甚至阴谋论一些，一些人暗示《零八宪章》是中国知识阶层中被美国扶植的间谍们的作品，《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成为了和分裂分子扯上关系的人。：另外，那些为中共辩护、视"不要抓捕提意见的人"和"放松媒体控制"为洪水猛兽的人，则采取了反智主义和影射的论调，活像美国的莎拉・佩林。这种策略很难奏效。 不过，实际上《零八宪章》的确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政府熟知历史经验，不遗余力的孤立和诋毁发表"不当言论"的群体。最近，《大西洋月刊》国际通讯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在接受NPR秀《Fresh Air with Terry Gross》的采访中，对于中国现政权影响舆论的能力表示了不情愿的佩服，他们不仅仅可以屏蔽信息，而且可以通过操纵信息来颠倒黑白。 但是，仅仅的因为《零八宪章》是单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或者只是知识分子阶层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产物而忽视其重要性，就大错特错了。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发现的规律，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有其充分的证明：一小群负有责任感的人物在刚刚发布或阐述他们的思想时，没有被认可。但是当我们现在回望他们的时候，却发现他们都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家：王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甚至毛泽东。这并不是说《零八宪章》的作者们注定要被贡入神坛，只是历史告诫我们，不要因为"只有"2000个知识分子签署了文件，就立刻忽视他们的思想的重要性。 在1919年，过生日的蔡元培写道：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这话我完全支持。
 | |||||||||||||||
| Posted: 08 Jun 2011 11:16 AM PDT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八九民運廿二週年特刊》） 訪問：陳秉鳳／郭英東 楊秀卓老師，於基督教信義會心誠中學任教藝術教師十五年。在教育生涯以前，他是一位藝術家，舉凡油畫雕塑裝置藝術行為藝術都有涉獵，以藝術批判社會而被廣泛認知。他亦是積極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今年的八九民運特刊，我們請他談談在他眼中的藝術、教育和社會。 八九六四．不再離身的民主運動 八八年，楊秀卓三十多歲，剛辭去十多年的會計工作。同年，他的父親患上癌症，他與父親在八九年春夏之交，花最長時間就是在電視前收看北京民運的最新消息。父親因病不能說話，看著熒幕只能搖頭。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八號風球。中共將北京天安門示威定性為「動亂」，他在電視前再坐不下去。及至維園，人頭是黑壓壓的一片，每人頭頂著風雨，往新華社進發。那次遊行和以往楊的遊行經驗不同，滿城風雨、國內告急的同胞、同路人一樣激憤的心情，他覺得自己成為了當時民運的一份子。以往楊也有關注中國事務，看《七十年代》、《百姓》雜誌，以藝術作品回應民運人士被捕事件，但都止於關注。八九民運之後，他看著中國多少學生和年青人以性命作賭注以求國家改進，才認真思考了有關自己、香港與國家的問題。 藝術．社會．紅色楊秀卓 七十年代的金禧事件、八零年反對兩巴加價，楊秀卓已有參與其中。若說社會關懷是楊一生不曾改變的核心，藝術則是他往後才發現的伯樂。廿七歲，楊重拾幼時所愛，修讀了一個港大校外進修課程，學習藝術創作。後來更認識到藝術判批社會的龐複歷史，致令他往後一直專注於這個範疇。 1980年魏京生被捕，他的回應作品取名《1984》，於籠內有一個真人大小的人像，頭被斬掉，半邊腦袋不知何去何蹤，表達極權底下人的生存狀況。另一件雕塑作品主角是一個高大的男人，在下陰部用避孕套套上棉花，寫上「繁榮」和「安定」，題為《大阿哥有兩條小小的賓周》，諷刺香港人在中英談判其間完全沒有發聲的位置，硬是被人套上強盛的幻象。而對本土的生活形態，他也有嘗試作出描述及批判，1984年他的畫作《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就在密密麻麻的房子堆裡，繪上像鬼的一個又一個人臉，沒有希望的生存空間，和沒有希望的人們。 政治性強，意識大膽，是楊作為藝術家被注目的開端，但作品多半放在博物館裡展出，他對讀者又有何想像？楊說他開始創作後幾年，也有意識到博物館是有階級投射的場所，一班有閑階級，在感覺高雅的藝術館閒逛觀畫，不見得有多少願意面對社會問題。於是他也以作品回應藝術場所的階級性。1986年，他畫了一幅高八尺的畫，一個男人在接著自己排出的糞便，名為《The Artist》，另一件作品《籠中的自戀者》，則有一男一女，男的含著自己的陰莖，女的把頭塞進陰道，楊指，要來看展覽的人，看清楚自己的面目。1992年楊做過一件名為《對話》的藝術品，放在香港藝術館，兩個相對而立的收音機，中間地面鋪上鏡子，每天保安員都要開著收音機，一個播中文電台，一個播英文電台。來到藝術館的人得不到安靜，走進藝術館內被迫面對藝術館外的世界。 1987年他做了他生涯裡少數一次行為藝術，該作品一直被視為他的代表作。在八九民運發生前的十幾年，楊秀卓在同一公司當會計文員，訪問時他仔細地畫下辦公室的平面圖給我們觀看，三百呎的辦公室裡只有一面牆上有一扇不能看到外面的磨沙窗戶，室內擺滿辦公桌、傳訊機器、文件櫃和互不溝通的人，那是他被「牢禁」的年代。 早前楊所創作的裝置藝術作品，無論題為如何，都會以籠包裹，不停重覆「牢禁」的意象。到87年他希望為這個意象做一個總結，於是將最後一個物件──自己，也放到籠中，兩天，他把自己塗成野獸，對著拿紅酒杯的觀眾發狂咆吼。在他心中無論是個人前境、文化藝術氛圍、香港前途都在一個進退失據的困局之中，作品一次過釋出他的「困獸」能量。 楊的創作時期亦是香港政局最不穩定的時期（1980-1997）。他的作品不斷回應中國極權統治及在港的民生困苦，兩者以中港關係的不明朗，及港人身份的模糊貫穿，並以困局的意象一次又一次讓讀者進入無處可逃的空間，共同思考現況與未來。這就是楊秀卓作為藝術家的運作邏輯，他希望透過藝術品作為中介，批判社會，改變觀眾的想法，帶來社會進步的契機。 作為一個藝術教師 當了十多年藝術家，楊在九六年踏進人生另一個階段。無疑，他多年積累的社會批判透過豐沛的創作力放在香港人眼前，可是當時間過去，他覺得社會並沒有變得更好，或許透過藝術品去接觸觀眾仍不夠直接，於是他決定把「楊秀卓─藝術─社會」裡的「藝術」拿走，建立「楊秀卓─人─社會」的另一種模式。 於是他去了當教師。 四十三歲，他再次從大學走出來，人到中年，一頭長髮，零教育經驗。友人介紹楊到心誠中學任教，面試成功，他二話不說從坪洲搬到粉嶺，十五年教學生涯由此開始。 初教學的十年，楊老師爭取教中一生，他希望從少時開始教好學生。很快他便看到現實，學生不懂分數加法、啪丸、跟大佬、家庭破碎。他除了教學外還擔起陪伴他們成長的角色，跟學生午飯、和學生到處去、端午節和學生補習英文、家訪時聽父母哭訴、甚至替學生向家長爭取多一點點零用錢。一天工作十幾小時，他眼中的目標是教好每一個學生。 他和我們談起上年要學生做的幾件作品。開學第一件作品要同學做張慰問卡，給菲律賓人質事件的死難者家屬，他希望學生懂得關顧苦難中的人。第二件作品以玻璃做素材，他在泥頭車工會的朋友口中聽說以回收玻璃做環保磚，他希望學生找更多使用玻璃的可能，同時讓他們思考環保和資源運用的問題。另一件作品更複雜，他要學生去找四件東西：到網上找一個香港掌故、和爸媽做一次訪問、記下自己童年的社區經驗、去找有關香港的圖片，將這些東西拼湊成作品。有學生貼一個口罩代表非典型肺炎，有學生找來天星皇后菜園村的圖片，也有學生將蛋撻塞到曾蔭權的口中。每一件作品都代表學生的本土意識，楊希望他們學會認識和愛上香港。 中四中五的學生修藝術，楊第一堂課就對他們說，藝術不是空白的形式，是由個人、社會至世界推展，透過作品展現的生活態度。楊老師定期抽課堂討論他們關注的事件：日常生活、戀愛、社會事件……學生未必全部都對社會時事關心，但即使是講男講女，還是可以借機會談愛情、婚前性行為、性別議題等等。同一時間楊要學生做從前未做過的練習去鼓勵他們思考與創造，如讓學生去燒一些什麼。有些學生燒校服、有些燒成績單、有些燒焦膠手槍繞上白花寄語和平。從自身出發，探索社會和世界，不忘人文關懷，大膽創作。 藝術教育的形式、藝術科的彈性讓楊秀卓比任何人都貼近學生。當學生要進行創作，楊就可以要他們循序漸進地看清楚要敍述或描寫的人事物。藝術的思考模式讓我們脫出主流社會的思想「牢籠」，再三拷問我們可以怎樣理解自身的處所，透過不同的重新敍述建構公民的雛型。除了藝術本科的教授，楊也帶學生出去看展覽、講座、不同社區裡民間團體所辦的活動、社會運動現場、六四晚會。然後以同樣的方法和學生討論，開啟學生的思路。 我們問到他，覺得從前火爆的楊秀卓現在在哪。他說那是人生階段的轉變，特別像現在他年紀漸大，連教書的魄力也沒有開始時那麼多。但當我們再一次檢視從藝術創作的十幾年到藝術教育的十幾年，他投放的心力不單是不相伯仲，甚至更有韌力。與其稱之為某種能量的消逝，更具象的去說那是一種力量的轉化，變得深邃而綿長，散落在每一個學生身上。縱然再多汗水的辛勤耕作，未必能換來相應的收成或回報，但楊的魄力和決心是無庸置疑。我們又怎能不視之為另一種革命的可能？ 先有公民，才有藝術家 近日的課堂上，楊老師放映有關艾未未的紀錄短片和學生一同觀看，在週會上讀艾未未講過的話。他說每次講社會時事，他都是以播種的心態去做，不硬塞邏輯給學生，而是和他們討論和分享。 誰說老師是尋常的職業？楊秀卓在教師的框架底下搞革命，唯有改變了人，才有機會改變社會，他如此深信，並以他深信的藝術教育學生。 他的學生逐漸步入社會，社會上亦有一班藝術公民冒出，尋找被失蹤的艾未未：比人高的草泥馬、扮演河蟹的少女、被禁止的塗鴉，以各種出其不意的方式聲援維權人士。就此楊感到非常鼓舞，以往藝術家不多為社會事件集體發聲，在他印象中這是多年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從前他做創作希望改變社會，但由那時開始，他始終認為藝術家的身份不應先於公民，我們是公民就有義務為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公民藝術家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講議題，深化思考，讓遊行示威更精彩。他記得在皇后時題在碼頭的大字、在菜園村學生在地上畫的小花和村民牆上貼滿的抗爭照片，大大小小的藝術品讓人有更多切入點去認識和感受議題，為硬橋硬馬的論述和抗爭打開入口。 談到社會現狀，楊也非常擔心，香港的經濟及規劃上與內地日益緊密，近月瘋狂的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壓，他擔心整個香港會在五十年不變的限期前消失。他所想到的出路只有群眾，最好是工會發動工業行動搗破整個社會的運作邏輯，要不就靠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去聚集群眾，近年的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菜園等等社會運動也是他的希望：更多人會出來。 塗紅色的滿地 六四二十二年，楊在學校中每年也會以不同方式和學生討論。上年帶學生討論時，副校長忽然長篇大論希望學生要先讀好書云云。做不一樣的事，當然不可能沒有阻力，但楊也讓學生們自己接續下去討論分析。這一兩年六四晚會人數增加，多了年輕人出席，楊一面覺得看到希望，一面擔心這只是潮流，或變成大部份人讓自己感覺良好的民主節慶，回到日常，可否再繼續下去，才是重點。 楊秀卓對我們說，現在別人稱呼他為藝術家，他都會連忙否認，他更喜歡別人稱呼他為藝術教師。他的身份不斷轉移：學生、打工仔、藝術家、藝術教師，而從來沒有改變的公民身份，讓他思考如何以個人力量去改變社會。由創作出發，到駐紥學校，憑著自己的魄力，堅信藝術啟迪人心的力量，期盼群眾有一天會讓社會變得更好。訪問當天我們在紅色陽傘下談了好久，地上全是鳳凰木落下的花瓣，他揹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布袋。而我彷彿看見，作為藝術家／藝術教師的楊秀卓這麼多年來的從沒間斷，拿著畫筆或一幅幅紅布將他的伸手所及塗成紅色，及至遠不可見的將來。 | |||||||||||||||
| Posted: 08 Jun 2011 11:05 AM PDT 公司新招的司机被开除了，原因如下： 此人开车去内蒙阿拉善一小镇办事，车祸，撞树上了。 后来得知，此镇全境只有一棵树。 小镇旧名：一棵树 刚刚在校内上好友的状态： 空调遥控器忘记放在哪里了,找了一圈以后,抽风的在百度上输入"空调遥控器丢了"结果第一条结果是"看看是不是放在空调的上面啦?"恍然大悟，爬到床上去空调上面摸了一下，竟然真的在!!!!度娘你果然的万能的!!!!! 空调遥控器 万能的度娘 本人是牙医，男。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做根管治疗时要用细针往牙齿里戳疏通牙根，而我们图方便喜欢把这些工具放在病人胸前的围兜上～这是背景。 记得那是一个闷骚的夏天，一年轻姑娘来看牙，我很NC的把针在她胸前竖起来掂了一下，细针穿透围兜、穿透薄纱，直达胸前的一坨肉上，然后看到了她脸上一闪而过又错综复杂的表情...那天我脑袋肯定被门夹了，我更NC的拿手指在针扎的地方揉了两下，温柔地（括弧："温柔"两字是被害人事后回忆）问了声："没事儿吧？" 她："......" 被害人事后"哭诉"，这辈子都没人敢在她那扎过针，俺是第一个.... 现在她是我对象... 漫漫旅途，手机现发 从家中到工作单位需要横跨整个中国大陆，海口到哈尔滨……尼玛当年我是怎么报的高考志愿？ ——————————哥哥哥哥———————— 现在又要开始旅程了，路上闲极无聊，只能把玩手机，于是在微博、人人网、开心网都发了一条状态：慢慢长路，陪伴我的只有手机了。尼玛的手机的"机"字忘写了，赤裸裸的"慢慢长路，陪伴我的就只有手了"…… 只有手了 手 这下热闹了，我还是人民教师啊，同学们纷纷回帖告知路过家乡各种电话并询问左手还是右手……………… 慢慢旅途 手机 手 发一些中学叛逆时期的小事： 1. 学校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很高的中国移动铁塔，听别人说有几个胆子大的男孩纸爬上去过，不服气，证明给他们看女孩纸一样行，那么高那么危险也不知道怎么就顺利爬上去了，还特意在上面刻上XX到此一游，成了那铁塔上第一名女游客，时至今日，只是抬头看着那个塔两腿都会抖不停。。。 2. 我暗恋的男孩纸跑我们班来，带着一封情书跟我同桌表白，然后当着班上那么多人的面我把情书抢过来直接撕了，而且是慢慢的撕得粉碎粉碎的那种，至今还记得全班人和那男孩纸莫名奇妙的眼神。。。 3. 经过以上的事，我在学校的BH名气大增，结识了学校那些不爱读书爱打架的男孩纸，和他们称兄道弟，一天和他们在聊天，班里一女的跑来告诉我说102班某某在厕所写了我的坏话，和他们一起跑到102班把那女孩纸的课桌掀了，还送了她两九阴白骨爪。前几天老弟把新交的女朋友带回家，额，都猜到了吧，就是当年那个让偶掀课桌的女孩子，看着她夹菜都会小心翼翼的先瞄我一眼，恐怕我弟要悲剧了。。。 ―――――――――――――――――――――――――― PS：出来工作几年了，身上的锐气早已让这个社会磨得一干二净了，想对弟弟的女朋友说：放心吧，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BH女了~~~ 逝去的我们叫做－－回忆 | |||||||||||||||
| Posted: 08 Jun 2011 07:23 AM PDT 时间宽裕的时候，我会跑跑北京，让马鹏程帮我张罗些饭局，或者和马鹏程去参加别人的饭局，规格越高越好，图的就是认识些有用的人。北京大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北京的饭局，同样能体现出这个优势来。 饭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能哄得一些刚认识的老板上当，真给骗子送钱办事。这类骗子档次最低，被识破后有挨打的风险。饭局组织者自然严防死守，生怕这些纯骗子混入饭局，造成恶劣影响。 还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装家"，超级能装的专家。"装家"不骗，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让老板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一方面满老板的愿，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 我见过一个"装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类的小事。这位"装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我亲眼见过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装家"见面，即被征服。 湖南老板问"装家"在哪儿高就。 "装家"答在中央为首长服务。 老板来了兴趣，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 "装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 老板答是某某啊。 "装家"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我还见过他，又请我去湖南玩，实在没时间啊。 老板见"装家"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秀，立刻很崇拜，背看着就驼了下去，恭敬地向"装家"要电话。 我跟湖南老板不熟，跟"装家"倒见过多次，自然不会点破玄机，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都是真的啊，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那是你的问题。 后来听说，湖南老板跟"装家"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装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老板很热情，"装家"很欢迎，只是真实能力有限，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让老板无比郁闷，又无话可说。 湖南老板嫩啊，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省长去中央办事，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当然老板嫩是一回事，"装家"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 人人喊打的纯骗子落伍了，手段太古典，风险非常大，容易被识破，臭名也传得远，出现在北京饭局上的几率越来越低了。当代北京饭局，"装家"是主流，"装家"的数量也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 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我还见过教育部收发室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毕竟还要秀演技，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装家"，根本不用秀演技，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 有位资深"装家"，我认识他两年，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但绝对相信他有料。因为他不管到那儿，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就是政协的，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副驾驶拆了，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 这样的资深"装家"和那些没有底蕴，只有演技，办不了大事的"装家"不同，资深"装家"能镇住你，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请资深"装家"帮你跑些ZF项目，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 京城最牛的"极品装家"大概是高老大了，他应该称得上是"装爷"了，超级能装的大爷，能镇住超级大的老板，能办超级大的事，比如拿地，搞机场建设、隧道建设之类的超级大项目。 "装爷"聊起家史时，说父亲是村长，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候父亲常教育他，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别跟一般小孩们一块玩，得端着劲，记住，你是村长的儿子。 受家庭教育影响，"装爷"从小就爱装大爷，后来成为"装家界"的传奇人物。传颂甚广的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装爷当时还是在位的领导，正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接受某领导人接见。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南方发大水的缘故，大领导看上去心事重重，"心不在马"地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握到装爷这里时，出意外了，大领导伸着的手落了空，装爷竟然双手背在身后，平静地看了领导人一眼，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像是对领导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大领导快七十了，当下脸就红了，说道，对不起啊，南方洪水下不去，状态不好，怠慢大家了，向大家道歉，拜托大家也把我的歉意转达给刚才走掉的那位同志。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既为领导人的真诚感动，也折服装爷的勇气。因为这件事，装爷在party内出了名，大家都传装爷的后台比山高，比海深，从此装爷去哪个省都是警车开道，享受领导人待遇。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气，到处帮老板拿地盖房，或者拿一些机场建设、地铁建设之类的肥项目。 装爷有一次去某大使馆办事，在盖最后一个章的环节上，说一口流利中文的管事老外女领导一度有些犹豫。装爷三秒钟之内就哭了，痛编自己一生如何艰难，自己如何为了做出点有尊严的事，做出非人牺牲。装爷的眼泪在飞，女领导心软了，盖了章。 敢在人民大会堂装爷，能在小女人面前掉眼泪，装爷太强，空前绝后。 在北京饭局上，还有一类人比较鸡肋，就是高干形形色色的家属们。结交吧，他们未必能给你办事;不结交吧，他们又是家属，有相当的独特性。 在高干家属团中，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追捧巴结倒也值得，至于人家肯不肯给你办事当然另说了，毕竟不是买卖。像妹妹、哥哥、表妹、表哥、嫂子、小舅子、老姨、侄子、表侄子、外甥这类亲属，真拿不准是否值得结交。 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老板跟某高干的某亲戚打得火热。在某场合，老板遇到某高干了，上去热情巴结，说我跟您的亲戚某某认识，关系特好。高干保不齐回这么一句话，哦，某某啊，我们多年没跟他来往了。 当然，高干亲属能不能办事也不全在亲疏远近，还是要看个人能力。有的人虽是高干远亲，但自身活动能力强，会来事，这种人也管用。毕竟高干下头的人，哪敢随便打电话问高干，您那某亲戚，跟您远还是近啊。 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才，关键看你眼光，看你会用不会用。北京的饭局多，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想办事，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饭局上的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 在北京饭局上，有一类人要千万小心，这些人有点能耐，你求他们办事，他们表面上答应，也认真开始办，实际上他们爱玩阴的，爱做局，根本目的在于让你入局，脱不了身，乘机勒索你。 爱做局的阴谋家，简称"局长"。"局长"和老板认识之后，会称自己认识某高官，很高的高官，有能力帮一切人。幼稚的老板就会说，能不能引见我认识啊。"局长"的回答很爽快，能，而且很快，你等着吧。 很高的高官真的接见老板了，很热情，老板很感动。寒暄之后，高官说道，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愿意出力支持，我代表委员会先向你表示感谢。 老板心说，我操，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捐就捐吧，认识这么大的领导总要付出点代价的。老板问高官这慈善项目得多少钱才能撑起来。 高官说了个数，老板听了牙直疼，又不好拒绝，只好含混着答应下来。 见完高官，老板后悔了，认识这么高的高官，其实没用，他怎么可能给你办事呢，他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是江山社稷。至于捐款，不捐了，这么大的数，等于白挖了一年煤，何苦啊。 你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别人可未必这么想，"局长"和高官可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很快，高官见到省里的领导，聊着聊着就说到某老板号称要捐款，还主动找上门来，并亲口答应捐多少钱，但一直没动静，好多失明儿童等着呢，怎么回事，你回去给我问问。 省领导别过高官，就给办公厅打电话，交代要紧急处理诈捐事宜。省、市、县三级一把手都找老板要说法，老板还能说什么，只能说前段时间一直忙着筹捐款来着，现在终于凑齐了，今天就汇过去。 直到汇款的时候，老板这才发现，"局长"竟然是慈善项目的负责人。感叹"局长"厉害，看来高干和自己都成他做局的道具了。 有一次，我做东开饭局，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跟我打招呼，说要请几个重量级嘉宾来。 饭局六点半开始，我开着车被堵在三环上，着急火燎时，负责接待客人的助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个不太熟的朋友带了几个纪检部门的领导来了。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这事有玄机，我是一个普通煤老板，跟纪检部门的领导本来没一毛钱关系，吃顿饭可就有关系了。万一饭桌上，领导开口求我点什么事，我到底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 我意识到我遇上做局的"局长"了，于是当机立断告诉司机，饭局我去不了了，急性肠炎发作，你负责把单买了，把客人招呼好。 饭局是热闹的，江湖是凶险的，对于钱包鼓鼓，又有很多事要办的煤老板而言，尤其如此。 花絮： 有些没有实质目的的饭局，会请些老首长来助兴。有一场饭局，我见到了一个省里原来的老省长，快八十岁了，走路直哆嗦，话也说得含混。 我问马鹏程，这么大年纪了，看着都快糊涂了，怎么还出来参加饭局? 马鹏程告诉我，有些老首长为官时清正廉明，老了以后，既无人脉，又无钱财。身边一直跟着的警卫或秘书，因以前没捞着好处，自然有怨气，厉害的就会收拾欺负这些没权的老首长，甚至逼着老首长出来参加活动帮他们捞点外快，否则就不伺候了，知道老首长也没地投诉去。 还有一次，中石油的一个副总请客，央视二台一个知名男主持也来了。男主持声音有磁性，人长得精神，当时正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气质很知性。饭局上聊起中东局势，这名男主持如此说道，"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 听得我们胃都酸了。 干掉两瓶红酒后，男主持不那么端着劲了，嚷嚷着要和中石油的副总对赌，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红酒，副总必须要给自己一张加油卡。 这兄弟开着三百万的车，为了一张两千块的加油卡，这么给力，真不知道是怎么发育的 | |||||||||||||||
| Posted: 08 Jun 2011 07:01 AM PDT 周星驰原来是"公鸡控"！ 星爷御用龙套里，有一个最被我们忽略却最衷心的龙套，那就是绘有黑尾公鸡图案的瓷碗。 已知此碗出镜的影片如下： 《赌侠》中星爷与吴孟达吃面的时候用着它。拍自我吹嘘的录象时又用它装方便面吃。
《逃学威龙1》中吴孟达痛说卧底历史时候，星爷就捧着它在一旁吃面。
《食神》中的先是装着火鸡的牛丸出现在谈判桌上，最后又在食神大赛中装着星爷的"黯然销魂饭"走上了评审台。
《大内密探零零发》星爷给刘嘉玲看珍珠时，他们的饭桌上摆着这个碗，平淡的很。
《龙的传人》元华和梁家仁天台饮老鼠酒时桌上也有这个碗，当了二者冲突的见证者。
《算死草》中星爷弄机关时，葛明辉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看热闹，碗也混了个大特写。
《功夫》时，星爷依然没抛弃这个老伙伴。包租公吃早点用这个碗，被救母子三人送苦力三人鸡蛋时所用的也是这个碗。
星爷的电影不只是欢乐，不只是经典，即使在最简单的道具上都做得这么有传奇色彩，神马精神啊！ | |||||||||||||||
| Posted: 06 Jun 2011 06:01 PM PDT 话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国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该国基尼系数是0.45；该国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该国在政治上没有竞争；它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参见黄亚生《中國模式有多独特》）。 各位一定猜出来了，这说的是中國。 我可以说你是对的，也可是说你是错的。要说上面这些特征，的确很符合今天的中國，但实际上它描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 是的，巴西就是一个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把持了多年快速增长，然而充满杯具的是他在就要成为发达国家的当口，一下子就瘫痪了，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巴西的例子告诉我们，想要成为发达国家搞不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年均超过10％）；该国政府非常强势，牢牢控制着社会；该国实行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同时对外开放；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该国的渔村一下子变成工业化城市；该国沿海的该国的腐败问题常被诟病，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日益成为问题；该国分配不公的现象不断恶化；该国学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腐败不是大问题，甚至说腐败乃是经济发展动力；该国银行系统烂帐很多，金融体系不健康…… 这难道又是说的中國吗？当然不是的，是印尼。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的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好事，但并不能一美遮百丑。不但是在中國，甚至在国际上，许多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有一种相当广泛的认识或观念，即只要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认为一切都好了，这种认识或观念是被印尼危机所否决的。印尼在苏哈托政变成功之后，一直用强制的方法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且也在二十多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球许多国家都到印尼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印尼老百姓中的很多人从农业文明前期的渔村，一下子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前期。因此在这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苏哈托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贡献太大了，全国都应该感谢他。但就是在这个高速发展、同时也是在以稳定为目标的二十多年里，政府没有清醒地看到印尼社会积累的那些问题——特权集团的勾结、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腐败、金融机构的溃烂，等等。结果在全球化大潮中，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印尼在二十多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月内几乎丧失殆尽，紧接着就出现冲突、暴亂，差不多几天之间绝大部分外资都跑走了。 印尼，也是一个在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之际而轰然颓败的国家。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又岂止巴西和印尼呢？这两百年来的经济史就摆在那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真正成为发达国的有几个？屈指可数！ 放眼全球二战以后至今的六十年，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地区）呢？就是各位熟知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以及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北欧的芬兰、爱尔兰和冰岛三国。众所周知二战后芬兰是靠一个产业一个品牌就成为了发达国家，那就是电信业和诺基亚；爱尔兰则是靠软件产业发家的，它真正起步比较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真正腾飞、高速发展。至于冰岛，则纯粹属于弹丸之地，这样一个只有中國一个小镇大的国家成为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值一提，毫无借鉴意义。 而像巴西、印尼这样在走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功败垂成的国家则是数不胜数了，这其中包含了所有的拉美国家，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所有的非洲国家（南非除外），全都在走向发达国家的努力中失败了。 我告诉各位，成为发达国家实在是太难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通往发达国家之路明显难于蜀道。你查看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世界上从来就是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是先进发达的，穷国和"发展中國家"永远是绝大多数。如果大家都是发达国家，这就不叫发达国家了。通往发达国家之路，必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路，必然是极度凶险、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粉身碎骨之路——巴西、印尼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千万不要天真地以为中國靠着每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自然而然、按部就班地就会逐步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你从"巴西们"的失败故事中，从他们的历史经历中，随处可以看到今天中國的影子，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是那样的似曾相识。中國真有那么特殊吗？强势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很特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就做了；高效率推进基建工程、高效率拆迁很牛？巴西也做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空前绝后？巴西、印尼等多得不得了的国家都做到了。成为发达国家他们都不行，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行？ 近十年来，本应是中國开创国际品牌，取得各种技术创新的十年，但是房地产毁掉了这一切。既然把钱投到房子里就能简单地、安全地获得暴利，哪个企业家还有心思去搞技术创新，搞世界品牌。没有技术创新、没有世界品牌，你就成为不了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都是从廉价劳动产业起家的，但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惊人一跃却是靠技术创新和打造世界性品牌而完成的。30年了，中國还是一片空白。 中國，已经失去了成为发达国家的最佳机会，从现在算起再过十年，如果中國仍然无法取得突破，那么中國人世世代代都将作为欧美人的劳奴而存在，尤其是作为美国人的劳奴而存在，永无翻身之日。 来源：博客中國 作者:叶楚华 中国报道周刊, 2011-06-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已经失去成为发达国家的机会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经济随想. 欢迎大家投稿，点这里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 |||||||||||||||
| Posted: 08 Jun 2011 06:11 AM PDT 【本文已经过和谐器编辑生成】 本文的审圝查，一类指圝技术上的对帖子、文章的删除，二类指现实社圝会中对发圝言圝人的打圝压。 在一篇博文中，有网友留言评论说"与其怒(被圝删贴)不如想想怎样写才不被X。"这个意见是中肯的也是有效的，但往往这样一来博文就得隐晦，就要用各种手法遮盖，比如最基本的左右而言他、指桑骂槐等等，再如编小说——有专圝家考证《红楼梦》就是隐射清廷，或者如王小波所谓的把一个数学定圝理隐藏到一幅春圝宫画里。 第一种方法最为简便可行，然而稍微过头依然被和谐，众所周知，我们国圝家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也是很敏感的。至于第二种第三种效果并不好，我相信很多人看《红楼梦》是把它作为小说读的，愚笨如我者并不能看出多少清廷的隐秘，再说看春圝宫图，正常人都会从春圝宫画本身去"欣赏"，只有王小波才能从中能看出"费马大定圝理"来。 而且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文章中不得不出现敏感词，有些文字你写出来不是供自我保留或欣赏，而是为了传播，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the more the better. 比如我前几天写的翻圝墙教程（已被和谐），就无法避免"翻圝墙"这类的字眼，否则搜索引擎抓不到也就失去了被网友搜索到的可能性。 名字有化妆品气质的尼采老师说：如果太阳没有被它照耀的人圝民，那么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络时代的言圝论审圝查和古代的审圝查大不一样，古代的审圝查往往是"后发制人"，出了事再去找你，在你没写出、发表之前，不好治罪，汉朝虽产生"腹诽"的罪名，但往往是犯罪之人早就犯了"可恶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所以这种人的治罪并非直接因作品。 如今拜高科技所赐，部分网络审圝查已经不是官方的"后发制人"，而是有了敏感词你根本发表不出去。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你提交妄图连接到互圝联圝网的一瞬间，总是出现一个对话框，让你自查自纠。 不过也有漏网之鱼，这些鱼，有两种可能：一是一段时间后被发现，然后被圝删除，二是被发现，然后作为发圝言圝人的"罪证"治罪。——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第二类，如去年底因五个字而被冠以"扰乱社圝会秩序"罪被劳圝教的王译，还有最近拿"屎"做比喻被劳圝教的市民方洪。 这第二类审圝查最为可怖，因为它告诉大家发言有风险，上网须谨慎，哪怕很多人都觉得没有问题的话，照样也能治你个劳圝教的罪。这类审圝查不简单是删贴、封号，而是直接关系到自己进不进监狱。它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毫无兆头地悬挂在你的头上。 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说真话或者因为发发牢骚的原因而被劳圝教，因此自保的万全之策就是莫谈国事，缝上嘴巴，嘴巴除了接圝吻和吃饭外，不要用作他用，但我也不希望这样的情景到来，因为我们身圝体没有"残疾"，我们不要做哑巴。 既要说真话发牢骚，又想不被劳圝教——这在中国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不管怎样，建议大家以后发言要小心些，尽量采取本文开头所讲的左右而言他诸如此类的遮盖，避免直面时政，更忌讳指名道姓。 最后推荐一个发明，给那些想发言但总是被提示有不适宜信息的网圝民，这个发明真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发明：网络发言防圝和圝谐圝器【官网：http://fanghexie.tk/】。据称收录了10000 多个敏感词，除了《汉语字典》外，它对汉语的贡献最大，绝对属于网络发言大杀器级别的应用。 特色的中国有蛋疼的发明，对此，我只有一笑了。  | |||||||||||||||
| Posted: 07 Jun 2011 11:04 PM PDT
大时代的同学不同路 傅国涌
"五四"前后，吴国桢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张道藩等同学，在清华学校与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同学，在大起大落、风云不定的大时代里，他与周恩来、罗隆基三人最终走的都是从政之路，三条道路却截然不同，各自的命运遭遇也不一样。他曾经少年得志、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归国之后，因缘际会，受到新崛起的强人蒋介石欣赏，年纪轻轻就当上汉口市市长，然后一路攀升，从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日本投降之后，他出任上海市长。国民党丢掉大陆，蒋介石要这位受美国青睐的留美博士来做"台湾省主席"，"这简直等于是托孤寄命"，他也由此达到一生仕途的巅峰，最终却与蒋介石闹翻，出走美国，酿成轰动一时的"吴国桢案"。初到美国的沉闷日子里，他回首半生，完成了一本英文回忆录书稿，没想到微缩胶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躺就是大半个世纪，直到2009年才在香港出版中文译本（《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吴修垣译，马军校订、注释，中文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家左舜生目睹过吴国桢当年的春风得意，在重庆林园，一次欢迎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的宴会上，吴国桢任宾主两方的翻译，他的座次刚好在吴太太黄卓群的正对面，他看看吴、看看黄，觉得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佳偶，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钢笔写下吴梅村《圆圆曲》中的两句诗："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交给邻座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要了他的笔，顺手在上面批了"恶作剧"三个字交还他，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写《圆圆曲》的诗人姓吴，诗中被咏叹的对象也姓吴（吴三桂），他因此想到以这两句诗来开吴国桢的玩笑。在他眼里，那时的吴国桢"既能善事长官，又拥着一个如花美眷，于公私交往，可以说路路可通"，仕途的前程一片大好。但对于这样的平步青云，他是不以为然的。 等到1955年12月17日，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跌下的吴国桢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不再是那个"白皙通侯最少年"，他在《夜来临》的最后说："但对我来说，黑夜早已来临 》……但是在这沉沉黑暗之中，我似乎看见了能将我引向安全的灵光。既然黑夜已如此之长，那么黎明还会远吗？"那一刻，他的南开老同学周恩来正身居总理高位，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他的清华老同学罗隆基身为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央副主席之一，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登上了主席台，不久前还曾衣锦还乡，回到故乡江西安福的那个村子。而他已被迫离开大陆，又被迫离开了台湾。对于这几个政治上不同路的老同学，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也许唤起了属于他的那些好时光的记忆，如同打翻的五味瓶。 周恩来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男扮女装，"周恩来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个天生的演员，一个在学生时代善扮女角而愚弄观众的人。……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1962年，他在美国出版过一部以周恩来和他为原型英文小说《永定巷》。 他笔下的罗隆基是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罗隆基】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在那时，有不少人把他当作勇敢的英雄来崇拜。诚然，如果他能以善意和坚定来运用自己的天才，那么很可能会成为我国的一位伟大领袖。但令人遗憾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代是那么适合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发展，一个人除非有坚定的信念和很强的原则性，否则是很容易屈从于这种诱惑的，可怜的罗隆基恰好就是许多的不幸者之一。因而尽管他在早年前途有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的盛名也不过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显然，他对老同学的政治选择十分不满，但如果从罗隆基的立场看，吴国桢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被赶到台湾去的"战犯"，恐怕也是愚不可及。只有一点，他预言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罗隆基，不到两年就被事实所验证，罗成了顶尖大右派，命运从此逆转，1965年在凄凉中弃世。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吴国桢晚年在美国定居讲学，到1984年6月才离世，本来他已答应邓颖超，回大陆访问，还要参加"国庆"三十五年周年庆典，此行最终未能成行。 | |||||||||||||||
| Posted: 08 Jun 2011 05:33 AM PDT 南華早報偵查報道：不透明換地機制如何造就地產巨富 Empires on the chea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June-2011 Developers have made billions from projects after paying confidential low premiums on sites converted from farmland or old industrial areas through land exchanges Hong Kong developers have built their multibillion-dollar empires on extraordinarily cheap land obtained through the city's opaque process of land exchanges, 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vestigation finds. Since the early 1980s, 30 major properties developed by Cheung Kong (Holdings)/Hutchison Whampoa, Henderson Land and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were converted from farmland or old industrial sites through a government land exchange mechanism. In 17 of these land exchange deals, developers paid a land premium of less than 15 per cent of the retail property price. The easy terms were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cost of land in public auctions, which is about half the retail price nowadays. Or, put another way,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total development cost. In one extreme case, Cheung Kong paid a nominal lump-sum land premium of HK$2,000 in 1986 to 1987 for a couple of old factory lots in Tsuen Wan. The lots had no user restrictions, and the developer built Belvedere Garden offering 6,040 flats. In an even better deal, Henderson Land didn't have to pay a penny in 2005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old oil tanks at To Kwa Wan. It replaced the tanks with the five-tower Grand Waterfront, an apartment project that eventually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HK$2 billion in revenue. Cheung Kong and Hutchison Whampoa have a long record of sourcing cheap land. In 1984, the companies controlled by Li Ka-shing paid a land premium of only HK$390 million, or an average of HK$51 per sq ft for a dockyard in Hung Hom Bay. They turned that into Whampoa Garden with 10,286 flats - this, at a time when the residential retail price exceeded HK$600 per sq ft. Across the harbour, another sea-view project, South Horizons, cost the developer a land premium of HK$623 million to build 8.1 million sq ft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or an average of HK$77 per sq ft in 1988, when buyers on average were paying HK$1,228 per sq ft. The details of these land purchases have been hidden for years. The Lands Department's minutes on meetings with developers concerning discussions about land premiums are confidential and never open for public inspection. Ol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ands Department and developers are not found in the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The Post searched land registry records of 50 projects across the city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 mid- to large-scale projects, each over 1 million sq ft of gross floor area. The investigation found 30 projects were built on sites converted from agricultural or industrial lots that required a land-lease modification or a land exchange. In 17 of those cases, the land premium was just zero to 14 per cent of residential prices at that time. Land exchange is one of the core land practices in Hong Kong. I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providing the big estates, most of which have risen from farmland or old industrial sites. In a land exchange, developers have to surrender an old lot, or a series of old lots, as well as their leases to the government. In exchange, they get a bigger piece of land on the same spot and a new lease with amended terms, after paying the government a certain amount of land premium. The Post's findings surprised scholars of real estate. Dr Li Ling Hi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and Constru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the Whampoa Garden project should have cost the developer a land premium of about HK$300 per sq ft, not HK$51. "The value of industrial land is roughly about half the value of residential land," Li said. "If the average retail residential price in Kowloon at that time was over HK$600, the land premium would have been about HK$300 per sq ft for rebuilding a dockyard into flats." Li estimated the land premium for converting an oil tank site at Ap Lei Chau into South Horizons would be HK$600 to HK$700 per sq ft, instead of just HK$77, given that the average retail price on the island side was HK$1,228. Li, the author of Development Appraisal of Land in Hong Kong, said Hutchison Whampoa's payments for land premiums for these gigantic projects "sound really cheap to me". "The government, if possible, should explain to the public how it came up with these figures," Li said. "Was it because the developer had to build a public bus terminal or other public facilities for the government?" He referred to the fact that bus terminals are found at these two estates. Dr Eddie Hui,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Building and Real Estate at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as astonished at the low land premium for Whampoa Garden and South Horizons. "Fifty and seventy dollars was really cheap compared to price levels at that time. 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Hui said. "Is there anything the government has not disclosed?"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Post findings, a Lands Department spokeswoman only said that the premium for lease modification and land exchange cases was based on enhancement in land value -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alue of the land under the previous conditions ("before value") and the value of the land under the modified/exchanged conditions ("after value"). "Each case is assessed by our professional estate surveyor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evailing market conditions and the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such as development costs," she said. Land exchanges have had a huge impact. The city's four big developers - Cheung Kong, Henderson Land, SHKP and New World - now hold a total of nearly 100 million sq ft of farmland awaiting land exchange. This agricultural land bank is about 22 times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put on the block for sale this fiscal year. The 43 residential sites on the Land Department's application list, available for developers' bids in land auctions until March next year, can supply only a total site area of 4.6 million sq ft. Cheung Kong and its subsidiary Hutchison Whampoa built all their mega projects in the 1980s through these land exchanges. SKHP developed Park Island at Ma Wan and Sea Crest Villa near Sham Tseng through land exchanges as well - and did very nicely. How the system works To rezone old factories, farmland, or fish ponds into residential sites, developers have to seek approval from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or Planning Department, and then file an application with the Lands Department for a lease modification or a grant of new land lease. Because the new use will enhance land value, the Lands Department will charge a land premium calculated by the "before and after" approach. That is, it will compare the expected value after changing the land use with the present market value, and make the developer pay the difference. In theory, the equation is straightforward. In reality, loopholes abound. In the case of Cheung Kong's Belvedere Garden and Henderson's Grand Waterfront, the old land leases did not specify a land use. Thus developers were not charged on the difference in land value. As a result, Cheung Kong needed to pay only a nominal HK$2,000 in merging a few old building lots into Belvedere Garden phase one and two. Henderson Land did not have to pay any land premium at all. Even when developers have to apply for a change of land use and land lease, there can be variables - such as the cost of infrastructure - that can be manipulated to affect the land premium calculation. It requires time and patience to assemble farmland and to go through the complicated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a land exchange application. But developers go to the trouble because it is much cheaper than bidding for sites at a land auction. It has always been unclear how the Lands Department actually negotiates land premiums with developers. The secretive process has produced some results that are hard to understand. In May 1994, Henderson Land acquired a lot at No3 Ma Sik Road, Fanling, in the New Territories for HK$2 billion, an average of HK$1,883 per sq ft. Five months later, Henderson obtained another piece of New Territories land at Fu Tei, Tuen Mun, through a land exchange for HK$356 million, or HK$327 per sq ft. The Fu Tei site is about the same size as the Fanling site and Henderson was allowed to build a 1 million sq ft scheme on each of them. But for the Fu Tei site, it had to pay just one-sixth as much in land premium as it did in Fanling. A retired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who has been involved in various land exchange deals, but refused to be named, said that only a handful of senior Lands Department officials had the power to finalise land premiums. Keith Siu, director of RHL Surveyors and a specialist in land exchange applications, said each land exchange or lease modification case was first processed by district lands officers who then co-ordinated with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determining and drafting a new land lease. "Price discussion will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Lands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at a later stage," Siu said. A private practice surveyor who once worked in the Lands Department said the meeting notes of land premium negotiations were highly confidential. "Even district land officers are not supposed to have access to these notes," he said. Real estate scholars s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more open. Hui, the PolyU professor, said it wa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hold closed-door meetings with developers to discuss land premiums because it involved private land ownership. Even so, "the authority could explain to us afterwards on what grounds the land premium has been valued on", he said. HKU's Li said: "Land valuation by nature is very technical and subjective as it involves a series of interrelated variables and thus it needs a lot of effort to make it clear to the public. Nevertheless, in a modern society the emphasis is on transparency. It's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its system." Laguna City, Kwun Tong In the late 1980s, Hutchison Whampoa swapped its dockyard site in Tsing Yi with Asiatic Petroleum's oil tank site in Kwun Tong. The company then applied to the Lands Department to convert the Kwun Tong oil installation into a residential site. The Lands Department approved the application in January 1988 for a lump sum land premium of HK$360 million. Hutchison then developed Laguna City Phase 1, 2 and 4 on the 8.84-hectare site. According to the database of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there are a total of 6,567 flats in these three phases of Laguna City with a total floor area of 5.06 million sq ft. In other words, the land premium per sq ft was only HK$71. At the time, the average property price in Kowloon was HK$1,042 per sq ft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1988, 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Park Island Thanks to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the land exchange mechanism, developers were able to secure cheap land even during a property boom. In June 1997, when hot money was flooding into Hong Kong's property market before the handover,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applied to build Park Island on 1.02 million sq ft of agricultural lots at Ma Wan, an outlying island located between Tsing Yi and Lantau. At that time, the Lands Department valued the land premium of the site at HK$6.2 billion. Because the developer had to build a public theme park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nfrastructure on the island, the Lands Department deducted from the land premium the HK$804 million cost of the theme park and the HK$1.7 billion cost of infrastructure. As a result, SHKP only had to pay HK$3.7 billion for a new land lease allowing it to build 2.9 million sq ft in gross floor area. The average land premium cost per floor area was HK$1,267. At that time, the second-hand market price of Sea Crest, a benchmark estate in the neighbourhood, had climbed to an average of HK$7,800 per sq ft. The agreement between SHKP and the Lands Department stipulated that the developer would have to pay back the difference to the government if it spent less than expected for the Ma Wan theme park and the infrastructure. From 2003 to 2006, SHKP gradually abandoned its plan to build a theme park, deciding instead to put in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with the theme "Naturally Hong Kong". The developer eventually built Nature Garden, which is free to the public, as well as Noah's Ark, which charges HK$100 admission. Despite dropping the Ma Wan theme park in favour of those inexpensive options, SHKP was not billed for an additional premium. SHKP sold most of its 5,225 flats on Park Island for a total HK$13.1 billion between 2002-2011, statistics from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show. Advocating reform A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lands officials to join private developers after their retirement, Li suggested the Lands Department expand its valuation team to include more estate surveyors to decide land premiums in order to prevent sensitive land information being monopolised by a few people. Responding to Post inquiries, a spokeswoman for the Development Bureau, which oversees the Lands Department, said the Valuation Section in the Lands Department was headed by a chief estate surveyor supported by 13 professional estate surveyors. The spokeswoman did not reply to questions on how many Lands Department officials with the grade of chief estate surveyor or above had joined private developers. Wendy Tong Barnes, chief corporate affairs officer of Cheung Kong, said the company did not currently have any employees who were retirees from the Lands Department. "We have young job applicants in their 20s who have completed the Lands Department graduate trainee surveyor's two-year contracts and approached us for job openings. We have hired them on the strength of their ability."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and Henderson Land did not respond to the Post's repeated inquiries. Roger Nissim, a former assistant director of lands who joined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after retiring from the government, said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reforming Hong Kong land administration was to resume regular land au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Nissim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strangled land supply by not having regular land auctions since 2004, after the property market was hit hard by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risis. Only 43.5 hectares of land were sold at public land auction in the six years from 2004 to last year, Nissim said - less than what the former colonial government sold each year before 1997. He recalled that an average of 52 hectares of land was sold each year from 1985 to 1997. "If you have more land auctions, you have more of a benchmark for land premium assessment," Nissim said. "More land auctions will do everyone and the whole industry a big favour." "If there is no land auction, the only possible land supply will be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will give developers too much power." -- End -- | |||||||||||||||
| Posted: 08 Jun 2011 03:41 AM PDT 人權監察重申人大釋法破壞香港司法獨立 就剛果民主共和國負債 8 億港元，而引發的外交豁免權案件，香港終審法院今天以 3 比 2 多數裁決，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 13 條與及第19 條的內容。 香港人權監察一貫立場是，人大釋法本身就是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一種行為，若需要就任何適用於香港的法律作解釋，亦應該由法院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等政治機構代為作出。在普通法制度下，只有法庭可以就法例作最後的裁決及解釋，行政及立法機關均無此權力。 一旦人大有權對《基本法》進行釋法，而這釋法將約束香港法院隨即及日後所作的裁決，香港的法院日後都不能倖免於這種釋法的干預。 - 完 - 連結 | |||||||||||||||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牛博山寨" via Zola in Google Reader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