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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Aug 2011 02:43 PM PDT "美国历史画卷"（Picturing America）是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2002年启动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美国历史和建国原则的研究及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该图片集把美国一些最重要的美术作品带进全国各地的教室，帮助学生们通过一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来了解美国历史和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展现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艰辛与辉煌。我们将在每周五为世界各地的中文读者献上这套历史名作赏析，希望借此为有意探究美国历史的读者开启一个独特的窗口。
图片赏析：大约在四州界地区西北700英里处，另一批美洲印第安人在他们的创意传统中发现了商业价值。瓦修（Washoe）人和他们的祖先已经在太浩湖（Lake Tahoe）周围地区度过了几千年的游牧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1848年的加州淘金热和1859年在康斯托克矿脉（Comstock Lode）发现银矿而突然改变。先是来了前往加州的过路客，后来则有人到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周围太浩湖边定居。这些移民砍树﹑筑路﹑搭起藩篱并建立牧场。为了适应新的现金经济，瓦修人抛弃了他们的游牧生活，成为挣工资的工人。 现金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但也为瓦修人的精美编篮创造了一个新市场。历史上，瓦修人编制的篮子曾经在渔猎社会中用作渔篮和婴儿摇篮。1895年，内华达州卡森市（Carson City）的商人艾伯·科恩（Abe Cohn）雇用一名年轻的南部瓦修妇女，专门为外地购买者生产篮子。 路易莎·凯瑟（Louisa Keyser）的瓦修名字是达索拉丽（Dat So La Lee）。在与科恩进行商业合作的三十年中，凯瑟制作了许多装饰篮，最引人瞩目的是瓦修祭祀篮（degikup）。她采用新设计，变换形状和尺寸，以吸引购买者。这里显示的是凯瑟在1904或1905年制作的双色祭祀篮，制作方法是将柳条层层盘绕，然后用数千条更细的柳条编织起来。篮子上融入紫荆（红棕色）及欧洲羊齿科植物（棕色或黑色）图案。这只篮子看似一个略微挤压的球，对立的视觉效果产生明显的张力。横向排列的柳条让篮子看来向外膨胀，但深色图案中的线条似乎在摆动中接近顶端开口，强调了垂直面，从而抑制了扩张效果。 凯瑟在商业上的成功促使其他瓦修族制篮者步其后尘。虽然市场对瓦修篮的需求在1935年后下降，但由于凯瑟的贡献，在外地人眼中瓦修编篮不再是生活用具，而成为艺术作品。 |
| Posted: 19 Aug 2011 02:30 PM PDT 美国副总统拜登正在中国，明天将前往成都访问。前不久有一位读者留言问：" 很想知道，在美国，副总统除了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之外，最主要负责国家哪方面的决策和拥有哪些行政权力？"我们这篇博文就来解答他的问题。 美国宪法对副总统职权的规定十分简单，基本上就是两项：宪法第一章第三节规定，副总统担任参议院议长，但是除非表决时票数相等，议长无投票权；第二章第一节规定，当总统被免职，或因死亡、辞职或丧失能力因而不能履行其权力和职责时，由副总统行使总统职权。其中第一项是美国立宪的时候所做的程序性安排。 美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立法（参、众两院），行政（总统及其主管的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最高法院及以下的各级联邦法院），即所谓三权分立。这样设置的目的是防止权力部门互相利用，即常说的官官相护，官员们不去尽心尽力完成人民委托的、个人和社区无法管理的公共事务，反而形成一个个权势集团，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为自己谋取私利。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宪法的框架之下也有权力的交叉。有的是为了相互制约，例如总统任命的内阁部长和其他高官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审议批准；再如一项法案要想成为法律，除了参、众两院都要批准之外，必须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等。而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又不让他投票，则是立宪大会一项重要妥协的副产品。 1787年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原来英国在北美闹独立的13个殖民地成了13个国家（State，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州）。为了对内发展经济对外抵御强敌，人们想要建立一个联邦制的统一国家，那么联邦政府的代表权从哪里来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当时大州和小州之间人口相差10倍以上，为了摆平矛盾，最后达成妥协：立法部门分成两院，众议院议员按照人口分配到各州，参议院则不分大小一律每州两名议员。这样参议员数目一定是偶数，投票时出现一半对一半的可能性比较大，让副总统担任议长，但是只有在平票的时候才有权投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刚刚建国的时候，第一任副总统亚当斯曾经多次行使议长的投票权。近代因为参议院少数派议员常常利用议事规则里的"冗长辩论"条款，遇到重要议案多数派没有达到五分之三以上，就采取这种策略阻挠大会表决，从而使得议案胎死腹中，因此副总统作为议长投票打破僵局的机会很少出现。 副总统作为议长在参议院打破僵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代美国演变为两党独大的多党政治，当共和、民主两党在参议院各有50名议员的时候，副总统是哪个党的，该党就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可以主导各个小组委员会，特别是可以掌握议案是否能够提上日程等重要的程序问题。 副总统的第二项职能，即取代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能力的总统，除了总统因病或其他原因将职权暂时交由副总统行使之外，历史上有过9次。最近的一次是1974年尼克森总统因为面临国会的弹劾而辞职，由副总统福特接任总统。其他8次都是因为总统病逝或被暗杀，副总统接任。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就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约翰逊在总统专机上，当着肯尼迪夫人的面宣誓就任总统。 过去美国副总统并不总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他们中有很多人选择不参与政务，也不住在首都。有政治进取心的人，要么自己出来竞选总统，要么宁肯接受国务卿的职位，也不愿意去当没有实权的副总统。 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的时候临危受命担任总统，将邀请副总统参加内阁会议变成常规，副总统的地位才显著提高。但是直到1949年，国会立法将副总统列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个法定成员之一（其他三位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后，副总统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地位才在法律上得以确认。 尼克松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手期间，副总统的职权进一步扩大。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缺席的时候让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而且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生病由副总统暂时代理其职权就发生在这个期间。到卡特担任总统的时候，正式在白宫西翼设置副总统办公室，他的副总统蒙代尔同时也成了国家提供的副总统官邸的第一位常住主人（前任副总统洛克菲勒因为在华盛顿已经有自己的住房，所以只把天文台环路1号用来招待宾客）。 尽管现在我们看到副总统参与很多政务，例如前不久，总统在政府预算和国债限额问题上与共和党掌握多数的众议院发生分歧的时候，拜登副总统就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副总统还参加很多重要的外事活动，例如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但是显而易见，副总统依然只是总统的顾问，重大决策还是总统的责任。 |
| Posted: 19 Aug 2011 01:49 PM PDT 菲律宾马尼拉动物园情况照片在網絡上曝光后，引发網絡一片哗然，让"Manila Zoo"上个月成为Twitter网站热门话题。 事件始于7月12日，Nix de Pano张贴一批于2008年至2010年拍摄的照片，记录动物园里老弱病瘦的动物；隔天他的朋友Karen Ang将部分照片转载至The Pro-Pinoy Project网站：
此事很快便传遍全球，文章也在網絡上不断转载，也吸引不少名人和主流媒体注意。 "动物道德对待团体"（PETA）也发起網絡连署，呼吁马尼拉市长Alfredo Lim不要再打算购入新动物，要求先改善动物处境，最终关闭动物园：
Faith Salazar则号召志工协助维持动物园营运，希望大家加入"马尼拉动物园之友"：
Ang与de Pano在網絡上揭发动物们的处境后，均曾实地前往动物园，两人皆指出，相较于两年前的照片，环境已有改进，但因为缺乏政府资助，动物和管理员依然过得很辛苦。 校对：Soup 作者 Karlo Mikhail Mongaya · 译者 Leonard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19 Aug 2011 11:31 AM PDT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译者》(iyizhe@gmail.com)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邮件组、Google Reader和推特（@yigroup，@xiaomi2020）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中美男篮打架事件】 《卫报》：乔治城大学男篮与中国篮球队发生冲突——友谊赛变成了全武行，而拜登正在北京访问。 美联社：乔治城和八一斗殴之后，双方的代表在机场言和——双方星期日在上海还会再战一场 《华尔街日报》：中美篮球斗殴之后，媒体寂静无声——往常篮球场上的国际冲突会引得中国体育媒体争相评论，但这次中美冲突之后，中国媒体却鲜见评论。 NBC长城内外博客：对中美篮球斗殴事件的评论——以"乒乓外交"开始的中美关系，却在一场友谊赛上见到了武打片的场面 《纽约时报》：中国对其男篮的脾气啧有烦言——在充满民族情绪的中国，微博上的发言却大多对主队持批评态度。 无用之木博客：孔子和庄子如何看中美篮球队打架——老外引经据典 （子曰："君子�所�…揖�而升，下而�，其�也君子"批评职业篮球队的球员需要补课。 中国外人博客：体育与民族主义：八一队、乔治城队以及奥威尔——篮球场上的丑陋场面，令人不由得想要重读奥威尔的经典散文《体育精神》 中国听说博客：中美关系的两种解读：拜登对篮球斗殴——骆家辉和拜登营造出来的公仆形象，与中美运动员场上拳脚相向的形象，中国人会对哪个印象更深？
【时政热点】 美联社：中国编辑因直言的报道而被停职——《南风窗》编辑赵灵敏发表公开信，希望其同事能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判断。 NBC长城内外博客：北京四万外来工的子女就学成为问题——新学期眼看就要开始，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强拆，同时中国企业家却计划投资2.33亿美金开始在非洲建希望学校。 《华尔街日报》：农民工子弟学教被关闭是想让农民工离开京城吗？ 《金融时报》：腐败可能会侵蚀中国的经济奇迹——最近对造成静安大火的官员的审判揭露出了令人担忧的腐败模式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国和印度的"道义"之春——两国民众对于腐败反应强烈，一旦道义上觉醒了，要求诚实治理就变得不可逆转 《经济学人》：中国铁路：选择你的失事火车 —— 大公将铁道部债券评级定为AAA，《经济学人》拿这个讽刺一下 《外交学者》：中国的媒体游戏——对动车事故后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各种表现的回顾与评论 《纽约时报》：中国体育运动员对体制说不 ——哇，还有男篮联名签署要求换教练的公开信 《纽约时报》：对鸦片战争的不同解读—— Julia Lovell的新书《鸦片战争》探究了鸦片战争为什么对于21世纪的中国仍然有着重要影响 路透社：拜登在中国施展拳脚——他的一顿平民午餐，造成的打击可能超过宣传部门的预料。 《金融时报》：拜登在北京：面条、拳头和中国媒体——拜登的中国之行颇为不顺：发言被打断，吃饭被称作秀，友谊赛变成拳击… 《纽约客》：中国来信：拜登在北京——中国人现在以取笑官员为乐，不过只要美国官员展现一点平民风采和亲和力，还是很容易在这儿赢得赞誉的 《外交学者》：美国的战争计划很危险——美国想要反击中国的军事崛起的海空一体战将是昂贵且无用的，还可能引发核冲突 《外交政策》：后欠债生活——随着最近的美欧债务危机造成的动荡，长达70年的借债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下面会迎来什么呢？ 《外交政策》：【图说】苏联解体时期的多幅大图：自由之日 CEIP的视频+文字问答：苏维埃衰落的内情 ——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使馆如何进行沟通，以及西方为何没能预测出来？
【生活百态】 《华盛顿邮报》：中国新富公然炫富令共产党头疼【16图】——郭美美丑闻是典型的炫富现象，这不仅反应了中国富人对名牌的热衷，也给政府带来了难堪 《亚洲时报》在线: 中国的婚姻：为了爱情和利润 —— 对婚姻法的最高司法解释（三）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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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Aug 2011 10:24 AM PDT 1991年8月19日，原苏联党、政、军中一部份强硬派领导人秘谋发动一场政变，以阻止联盟国家的解体和恢复集权体制。苏联人民响应当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号召奋起反击，军队反戈，致政变三日即流产。事变平息后，苏联人民唾弃共产党，自1991年8月29日，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被停止；1991年12月21日，苏联解体，俄罗斯等11个独立国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有学者表示，当今中国的现实比苏联解体前更恶劣，权贵现在一味的打压民众，带来的后果就是内乱；并呼吁当今中国体制内的人顺应历史的潮流，让中国平安过渡到一个民主社会。2011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了前苏联的崩溃及为何全世界出现集体 …… |
| Posted: 19 Aug 2011 11:27 AM PDT 油尖旺食物銀行與樂施會訪少數族裔 2011年7月15日下午，油尖旺食物銀行（由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食物分享計劃贊助）及樂施會樂施行動組2011的5名成員，探訪佐敦尼泊爾社區，包括由 Padam 教授開設的打金工場。 同日晚上，他們到了油尖旺食物銀行使用者 Palungwa Dil Bahadur 家中訪問，了解尼泊爾文化及他一家在香港的生活情況。部份樂施行動組2011的成員會於今夏到訪尼泊爾，到當地服務有需要的人士。 歡迎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視像頻道＞，重溫＜油尖旺食物銀行與樂施會訪少數族裔＞的部份內容： 油尖旺食物銀行與樂施會訪少數族裔：Padam 教授親自打金 油尖旺食物銀行與樂施會訪少數族裔：Palungwa Dil Bahadur 介紹尼泊爾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19 Aug 2011 07:54 AM PDT 最近婚姻法出了新司法解释，惹怒了不少人，尤其是丈母娘，而不少男人则在背后偷偷乐。我是男人的一员，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新司法解释很好，至少体现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 不少女人一直在叫喊"男女平等"，为何男女平等真的实行起来的时候反而第一个出来反对呢？试想，假如你们离婚了，你得不到他和他的房子，而他也同样得不到你和你的房子啊。这么明显的道理，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以上的逻辑虽然说得通，但抱歉，它不是中国逻辑。中国逻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前提，即，大多数的婚前房子都是男方买的。所以，也难怪丈母娘怒目了。 有人拿出来以下的内容为女人叫屈："一个姑娘，他爸他妈养她二十多年，她没吃你家一口饭，没喝你家一口水，就因她爱你，嫁给你，把你爸妈当亲爸亲妈，把你兄弟姐妹当亲兄弟姐妹，照顾你大半辈子，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变成一个只知油盐酱醋的妇人，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还得跟你姓，如果你还负她，你就该下地狱。"这真是很扯淡的说法，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怨命不好，怨老天爷呢，因为照这个思维方式，男人也同样屈：一个男人，他爸他妈养了他二十多年，他没吃你家一口饭，没喝你家一口水，就因为爱你，娶了你，把你爸妈当亲爸亲妈，把你兄弟姐妹当兄弟姐妹，照顾你大半辈子，从一个阳光灿烂胸怀梦想的正太变成只知赚钱养家的庸俗男人，让你十月怀胎，孩子不论跟谁姓难道以后这孩子还不会照顾你？而男人却从此背负了更多的家庭重担，如果你还负他，你就该下地狱。 谁他妈不惨啊。星爷说，"谁敢比我惨！" 那些热议婚姻法，觉得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女人，你们嫁人后难道就打算离婚的吗？来，让老撒给你们上一堂再常识不过的常识课：婚姻要靠双方的经营，结合之后的家庭也要靠双方的经营，买房、顾家，你们双方都有责任，对于婚姻和家庭而言，女人，你不是过客，来这个家庭也不是住旅店。真正相爱的一对，他们是不会在乎外界的婚姻法如何解释如何变化，他们珍视的，是这段感情，是对方，而不是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对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当然，女人们啊，如果你们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想着以后可能会离婚，那么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是有必要的，比如，让自己的父母给自己买一套房子，这样离婚了，男人也休想从你这里分到。嗯哼。 我想，新司法解释的出台，会让女人和丈母娘重新评价男方，加重男方的人品人格分量，减少男方的财气分量。或许，这对社会也是有所裨益的吧。  |
| Posted: 19 Aug 2011 10:33 AM PDT  于2001年重新整修的"尼木烈士陵园"，被设为"拉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然坚持"尼木事件"属于"叛乱"。   1970年大开杀戒时被当作"叛匪"枪毙的藏人，名义是被"人民处决"的。 我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及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书面论文，并收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唯 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２〕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只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 "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地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 "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 "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 "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地藏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墙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只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０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 "……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０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只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６９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反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 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四，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二十四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甲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７年还是８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二十四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二十三个乡后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 "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 "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么'叛乱'！ ……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社： "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后，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1970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ＭＣ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员警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３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后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 "……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后，县里逼着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么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后生活很困难，但是在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元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六，大开杀戒 的确如巴尚所说，"实际上这些事件很复杂"。而且，参与者"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以"叛乱分子"来处理。但在这一点上，巴尚的结论显然有误。他说："后来对'尼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触及到一般群众的，无论公审、枪毙和判刑，处理的都是尼姑和尼姑手下的骨干分子。"事实上，军队在"平息再叛"或者说"平息反革命暴乱"时，采取的是以一儆百、大开杀戒的手段。如"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所说： "像69年的事情，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被认为支持'大联指'）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说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来杀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所谓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公开处决。"尼木阿尼"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她是因为"再叛"而被第一批公审处决的１８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概是1970年2月，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人民体育场"和位于南郊一带的流沙河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一位曾在西藏当兵、工作三十多年的汉人老先生，在2005年1月的北京告诉我，当时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赤列曲珍在被枪毙之前的样子，"那简直比张志新还惨"，这是他的原话。我就问："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吗？"他说："是的，怕她喊口号，扰乱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还用几根铁丝穿透了她的腮帮，从这边穿到那边，再紧紧地拴在脑后，结果满嘴、满脸都流着血，胸前也是血，惨不忍睹。"我又问："那么，她当时还活着吗？"他说："还活着，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被枪毙的人中没有"尼木事件"的另一个首领热群，他在军队"剿匪"时与几个"叛乱分子"逃掉了。据说军队一直在追捕他们，还勒令热群的妻子背着孩子，满山遍野地边走边喊热群的名字，解放军则在暗地里跟着，但始终没有寻见他们的踪影。人们都以为他们逃到了印度，可是流亡政府那边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下落。或许，热群几人早在逃亡的路上丢了性命。 此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蔓延全中国，正如后来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结论，实际上是搞残酷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谓是"文革"时期所有运动中最为残酷的运动。与中国各地的情况相仿，西藏也同样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其打击面之大，不但两派中的"造总"土崩瓦解，更导致许许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除了枪毙"叛乱分子"，还要枪毙"叛国分子"，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恐怖与贫困而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其中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昔日的贵族官员、文革时的"牛鬼蛇神"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企图越境而被枪毙。与其一起图谋逃亡的有三人，两人被枪毙，一个女孩被判二十年徒刑。曾因与中共合作而在10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竟然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却救不得，内心不知是何感受。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却被一位名叫格桑强久的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据说有这么三个被枪毙的人算得上很荒唐。一是河坝林居委会的一位疯了的尼姑，大概60多岁，其罪名是因为将毛泽东的画像倒贴在墙上；二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拉萨市参事委员会委员的群觉，因于1940年代期间，在当某个县里的秘书时，将当时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手下的一个违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而这本属历史事件，却也被翻腾出来，莫名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三是在1960年拉萨穆斯林要求划归外籍而举行的"拒粮事件"中，一位甚为活跃的回族穆斯林也被当作"叛乱分子"而遭处决。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便由解放军士兵押上卡车全城游街，再驶往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未到刑场就已被铁丝或绳索活活勒死。无论公审还是处决，其亲属必须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还要上交绳索费和子弹费，并须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宽敞的拉萨人民体育场成为集合数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沙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那些被处决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乱坑中，有的人甚至脚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但在采访中，有很多人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光是边坝和丁青两个县，一次就枪毙过一百多人。由此可见，军队的镇压到了何种地步。然而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七，存疑的结论 1980年7月4日，胡耀邦考察西藏返回北京之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其中说，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在暴乱严重的尼木、比如、边坝、丁青四县，也并非全县发生暴乱。因此，把暴乱的地方，划为"暴乱县"、"暴乱区"、"暴乱乡（社）"是错误的。特别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错误行动定为"暴乱"或"预谋暴乱"更是错误的。因此，要公开向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讲明，凡是在文件或讲话中划某些地方为"暴乱"或"预谋暴乱"的地区，都一律予以推倒。（《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同年8月14日，西藏区党委否定1969年南木林等四县暴乱问题。认为冲击了人民公社和互助组的所谓四县暴乱，是在"文革"中派性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像当时说的有一套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能把少数坏人的乘机破坏、阶级报复定为反革命暴乱，等等（同上）。 有意思的是，明明在这些事件中，正如巴尚所说，"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可是，在西藏区党委的"纠正"中，却认为"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把参与"暴乱"的"翻身农奴"都一概说成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显然也太缺乏说服力了。按照中共说法，那些"反动农牧主分子"都是欺压他们的"三座大山"，他们何以会偏信偏从呢？"金珠玛米"既然是帮助他们获得解放的救命恩人，他们何以会恩将仇报呢？而这些疑点，又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去思索呢？事实上，就这一系列事件由"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在西藏一直存有争议，甚至要求彻底平反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据说班禅大师生前就曾强烈呼吁平反，而西藏官方却从此放下不表。 2003年3月，在与当年的军宣队队员久尼交谈时，她坚决否认这是派性之间的斗争，严厉地说： "当时我站在'大联指'一边，但我不是那种极端分子，看什么问题都一边倒，没有自己的是非。正因为'尼木事件'是我亲眼看到的，我至今不认为那是武斗。自治区也从来没有反悔过这个事，它定了性的，就是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阶级报复。它不是两派之间的过节。如果是这样，那就两派之间斗嘛，它完全是冲着解放军来的，把整个部队全给杀了。这里面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过去'平叛'时候没有消灭掉的东西，它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 "'尼木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有的人到现在还把它说成是派性，那绝对不可能，这种角度就不对，倒不是一定说你有什么目的，至少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看到那样一个真实的情况，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有一个公平的说法。这绝对不会是派性。不然的话，那些牺牲了的军人就成了冤魂。" 可是，只因为解放军军人被杀，就是"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就是"阶级报复"吗？１９６８年７月，在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杀伤军人的事件，如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事件；陕西也发生了抢劫银行、仓库破坏交通，私设电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冲击监狱等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又如何定性呢？也属于"反革命叛乱"或者"反革命暴乱"吗？也出于"阶级报复"吗？ 当然，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确暴力，若不是出于极大的"阶级仇"和"民族恨"甚至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驱魔行为，似乎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故而也似乎只能以"叛乱"而不是"武斗"为此定性。可是，只要调查两派武斗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当时双方在武斗时，其暴烈与残酷都是彼此相当的。除了使用枪炮等武器致对方于死命，其他酷刑如挖耳、割鼻、断肢也频频发生，甚至在拉萨帕廓街头出现了被另一派用铁钉活活钉死的两个"造总"成员的尸体。 再则，如果说平民杀死解放军军人是"叛乱"，那么，解放军军人杀死平民，又是什么性质呢？那些死在"金珠玛米"枪下的藏人，又是不是一个个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冤魂呢？ 事过多年，就196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言，尽管以赤列曲珍、热群为首的众多"叛乱分子"并不符合中共所塑造的"翻身农奴"的形象，但是若要"翻案"，恐怕会因此涉及更为复杂的历史恩怨。毕竟这些事件的导火索不是别的，正是最具"文革"特色的派性斗争，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争夺，而恰恰这一点是最为敏感的。因此，久尼的说法无疑代表了至今西藏官方堂而皇之的意见： "虽然作为革命群众，在当时参加哪一派都是回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作为自己来讲，最后这些事态的发展，朝着什么方向走，这就要取决于你的立场和态度。当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尖锐的地步，还认为是派性，还认为'造总'因此被打击了，那立场就站错了，显然是还站在派性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如果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的话，就不得了的事情啦。再说，解放军在西藏，究竟是办好事还是办坏事？我们究竟怎么样看待解放军的行为？这是一个是非问题，决不能说因此就导致了另一派的一蹶不振。即使是一蹶不振，那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记得，那个尼姑她当时就是打着'造总'的旗号，可我们并没有说你'造总'怎么啦，我们认为她利用'造总'，利用两派斗争来达到自己阶级报复的目的，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可他们如果认为就因为这事我就起不来了，这种看法就不对了。你因为什么起不来嘛？真理是不怕同谬误作斗争的。如果真理在你这边，那么经过若干这么些年，又该怎么着呢？错误毕竟是错误。这是翻不了的！我觉得就是到现在来认识这个问题还是坚定不移的。我不认为当时是利用这个事件压了它或者给了什么不实之词，不是这样的。" 可是，事实的确是，自从以"尼木事件"、"边坝事件"为代表的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几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结束了，"造总"从此一蹶不振，再无回天之力。用当年的"大联指"成员普卜的话来说，"这些事件以后，'造总'完全臭了"。而另一派则一统天下，甚至"文革"结束之后也未被撼动，至今依旧稳坐台上，继续沿袭着当年"甯左勿右"的作风。颇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不共戴天的两派中的主要干将，而今却"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杯盏交错之时重新结盟，各取所需。 即使在今天的西藏，每每提及"尼木事件"、"边坝事件"，那些经历了"文革"风雨的人们无不沈默，或十分惊讶。有这么三位曾在西藏工作长达40余年、如今皆已退休返回北京的汉人，当我在2004年1月一个很偶然的场合与他们交谈，其中一人如此说，"不写也罢，自有历史去证明"。又有一人说，"不能写，因为当年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台上"。又有一人说，"写什么写，不过是狗咬狗，当年军队内部一个团长和参谋长因为派别不同而反目，参谋长被说成是'叛乱分子'遭到枪毙，后被说成是畏罪自杀。可笑，军队里竟然也会出'叛乱分子'！" 可是，怎么能不写呢？如果现在还不写，已经说不清楚的事实就会被彻底湮没，而历史是不可能自动去证明的，因为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怎么能不写呢？再不写，那些游荡在雪域大地上的一个个冤魂，就会永永远远是无法安宁的冤魂了。包括藏人。包括汉人。怎么能不写呢？除了写，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注释： 〔１〕文中所提到的西藏境内的藏人或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西藏学者才旦旺秋先生，为我提供并翻译"美国之音"对"尼木事件"的亲历者德朗的访谈。 〔２〕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提供宝贵的记忆、记录或采访，修正文中的差错，深表感谢。 延伸阅读： "尼木事件"亲历者的回忆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30 "尼木事件"的疑问及之后的杀戮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29 巴尚讲述1969年"尼木事件"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28 大开杀戒的西藏文革（20张）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456  |
| Posted: 19 Aug 2011 09:54 AM PDT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134谣言止于微博？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运安琦 2011-08-11 13:25:30 央视发问，谣言泛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然而，一个与微博谣言有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 "打假第一人"王海被打假了。 7月29日，王海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称"铁道部又一奇迹，殡仪馆大约零下10℃的冷库里存放了21小时的男子，突然尖叫救命"，并配了一张刊发此新闻的报纸版面图片。 王海是从编剧宁财神的微博看到这张图片的，"第一感觉非常气愤"。不过，王海没有注意到的是，这则出自《南昌晚报》的新闻刊登在"世界新闻"版。虽然编辑模仿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语气制作了肩题"这不是奇迹，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但实际上，该新闻发生在南非。 几个小时后，新浪官方的"微博辟谣"账号针对此事发布辟谣消息，并宣布：王海及其他发布了此新闻的4名用户被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个月。其中，只有王海是被"点名批评"，其他4人的用户名没有公开。 "我们认为他本身从事打假工作，就应该更加负责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因此我们公布了他的ID，希望对他有警醒的作用。"新浪网新闻中心副主编、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王海本人对此处罚并不服气："新浪不跟我沟通就直接处罚，这是对我的不尊重。而且这种处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他说自己考虑起诉新浪微博。 近日来，微博辟谣成为热门话题，一些民间"辟谣联盟"吸引了众多关注，相形之下，作为服务提供商的网站官方所作出的辟谣及相应处罚却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和讨论。比起前者，后者由于能够以禁言、删除账号等方式直接干预言论，甚至剥夺发言的权利，更应引起警惕。而王海所表达的不满，亦代表了不少被辟谣网民的意见：新浪有何权力进行处罚？处罚的规则又在何处？ 上周，央视女主播曾在新闻中皱眉发问：谣言泛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然而，一个与微博谣言有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微博官方辟谣的界限在哪里？ 总编辑直管辟谣 自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官方辟谣账号成为几大微博运营商的"标配"。 "当时，有关核泄漏、抢盐等方面的不靠谱消息很多，我们便通过翻译外电、咨询专家等方式了解真实情况，开通官方账号发布辟谣信息。"网易探索频道的一名编辑说。 网易开通的账号名为"微辟谣"，而腾讯、搜狐开通的账号都叫"谣言终结者"。 与这几家网站不同，在微博方面具备先发优势的新浪进行官方辟谣活动也更早。2010年11月，辟谣小组组建，辟谣账号开通。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新浪不仅发布澄清事实的信息，还会对发布不实信息的用户做出处罚。 2010年12月15日，新浪微博辟谣账号公布了第一起处罚："某认证用户发布图片微博，称'上海东华大学食堂电风扇落下削死学生'。经查，图片所描述为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第二食堂，事情发生在2009年9月，二楼吊扇突然坠落，两人面部受伤。广州日报当时曾有报道。为此，对此用户做暂停被关注功能一周的处罚。" "我们每天处理的虚假信息很多，有的影响不大的可能就直接删除了，而转发量比较大、带来一定恶劣影响的谣言，我们才会公开澄清，作出处罚。"微博辟谣小组组长谭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谭超所带领的小组现在共有7名成员，但在日本地震、动车追尾事故等"特殊时期"，人手会增加至二三十人。他们每天监控转发量大的微博，并接受用户举报，再进行核实、澄清。 在新浪，这个小组在组织架构上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它虽然从事微博辟谣工作，但并不属于微博事业部，而是隶属新闻中心，直接接受总编辑陈彤的领导。 "现在的大趋势是，加大服务提供商在内容管理方面的责任，它们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也会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 作为管理层中负责内容管理和微博信息安全等工作的成员，陈彤对辟谣小组的工作倾注了不少心力。谭超透露，凡是通过"微博辟谣"这个官方账号公开发出的澄清信息和处罚措施都需要经过陈彤把关，"向他请示汇报的肯定要多于真正发出来的。" 南方周末记者向陈彤询问具体的把关标准，但他通过新浪公关部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称"不便进行更多的评论"。 微博的权利 实际上，秘而不宣的处罚标准正是新浪微博官方辟谣账号面临争议的重要原因。 "新浪是一家商业公司，它提供微博服务，用户注册时有协议在先，如果要收回某个用户的账号，从法理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新媒体专家魏武挥说，"我感觉它也是有一些分寸的，并不是谁说了任何假话都删除账号——这样做的话就会失去流量，所以他会进行一定的平衡。" 但魏同时指出，处罚必定会有人工的倾向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规则作为依据。这就像悬在微博用户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砍下来。" 谭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辟谣小组内部是存在判断标准的。"根据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根据事情的不同性质来决定。有的可能就是开一个玩笑，不造成严重误导，处罚就比较轻，但有的可能转发量很大，或者构成对某一个群体、机构非常恶劣的影响，且有意为之，就会处罚较重。" 谭超所说的"有意为之"包括利用谣言骗取广告，或者注册账号后专门针对某一件事发言等情况。 辟谣小组也会根据传谣者身份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处罚，本文开头提到的王海被"点名批评"但其他用户未被点名即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某媒体官方微博发 布了一张伪造的《时代》杂志封面图片，结果被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个月。谭超的解释是："作为一个媒体账号，更应该严谨。媒体的公信力比较高，发布的不实信息可能误导更多人，所以我们对它严厉处罚。" 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判断尽管有道理，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 "我们其实也考虑过公开处罚标准，但是目前看来暂时还不会。"谭超说。 正因为无法得知明确的规则，不少用户对具体的处罚措施心存异议：为什么有的用户是被禁言一周，有的被禁言两周，有的则是一个月内都不能发布信息？为什么有的用户名被公布，有的却没有？ 在一条对某传谣用户暂停发布和被关注功能一周的辟谣信息后，有网民评论："新浪核实后应注销造谣者ID，只暂停使用太过温柔了。" 但在另一条对某用户予以删除ID处罚的辟谣信息后，又有网民留言："有这么严重么？还取消ID？呵呵，真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王海建议，应当设定"准听证程序"给当事人以申辩的机会。胡泳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操作者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程序是否透明？是否允许申诉？用户 所犯的错误与得到的处罚之间是否匹配？这些都要有明确的说法。他对你监督，你对他却不能反监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 只辟"民谣"，不辟"官谣"？ 微博官方辟谣账号所遭遇的非议还不止于此。浏览相关的微博评论即可发现，不少网民在质疑：是否有选择性辟谣的嫌疑？有人干脆直接批评说："为何只辟'民谣'，不辟'官谣'？" "其实我们在内部从来没有说要替谁说话，我们都以单条信息为主，判断单条信息是否属实。"谭超说。在他看来，网民对"选择性辟谣"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现实中的情绪带到微博中来了"。"有的网民甚至希望我们去辟现实中的谣，这不太可能。" 南方周末记者问："是否曾有政府下令要你们具体辟某条谣言？"谭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尽管争议颇多，但新浪官方的微博辟谣小组正发展壮大，近期即将扩充团队。与此同时，新浪也在计划使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辟谣，其中包括：给确定为谣言的微博贴上"不实信息"的标签，以警示用户，并给所有参与过转发的人都自动发送一则通知。辟谣小组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起到辟除谣言、澄清事实的效果。 但这种以技术手段干预信息传播的做法依然将面临"界限"的拷问：是谁赋予了新浪给我发布的言论标注为"谣言"的权力？行使这种权力又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接受怎样的监督？ 对于面对众多竞争对手的新浪微博而言，最害怕的是失去用户黏性。"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新浪微博掺杂了很多虚假信息，觉得这上面大部分信息是不靠谱的，那么大家对新浪微博的信任程度，对这个平台的依赖性就会减弱。"谭超说。 不过，过于严格的内容控制也可能令用户离开。"如果用户不愿被动挨打，就只能选择用脚投票。"胡泳说，"但中国互联网用户面临的困境是，从A网站换到B网站之后，其实是差不多的。没有明晰的规则，或者不按规则行事，是中国网络服务提供商普遍存在的问题。" 另一个难题是：当用户已经在一个网站建立了圈子之后，离开便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一位网民的话或许能代表很多人的心声："如果你的女友在用新浪微博，你根本没法不去用。" 迄今为止，宣布退出新浪微博的知名用户包括贾葭、宋石男、麦田，但无一例外，他们发在新浪微博的退出声明都被禁止转发。 "新浪的全部行为都是基于商业考虑，为了从产品获取利益，至于后果是好是坏，是不是要捍卫言论的自由市场，这不是他们考虑的内容。"魏武挥说。 但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言论平台，微博所牵涉的利益已经不仅仅与运营它的几家公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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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19日聲明：45分鐘前通知，誠意何在？停止假會面 ！ Posted: 19 Aug 2011 07:03 AM PDT 今天（八月十九日）下午2時45分，港大學生會在其Facebook Fanspage（http://www.facebook.com/HKUSU）發放了以下消息： 「校方已接納學生會要求，校長徐立之將於今日15:30在明華T2, 與同學面對面直接對話，交代昨日事件。由於事出突然，明白有屬會仍在迎新，但希望大家盡量邀請各位同學發問，學生會將要求稍後再有對話，讓今日未能出席者 參加，謝謝！」 學生會在會面前45分鐘，才讓同學知道會面的時間及地點。現在正值暑假，本部校園裏極少同學逗留，加上通知時間只有45分鐘，所謂的「直接對話」、「交 待」都只是空話。我們認為此舉顯示校方毫無誠意與同學校友職工溝通，學生會亦沒有盡力為同學爭取表達訴求。 我們重申： 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 HKU Centenary Action) |
| 2011年8月19日聲明：45分鐘前通知，誠意何在？停止假會面 ！ Posted: 19 Aug 2011 07:02 AM PDT 今天（八月十九日）下午2時45分，港大學生會在其Facebook Fanspage（http://www.facebook.com/HKUSU）發放了以下消息： 「校方已接納學生會要求，校長徐立之將於今日15:30在明華T2, 與同學面對面直接對話，交代昨日事件。由於事出突然，明白有屬會仍在迎新，但希望大家盡量邀請各位同學發問，學生會將要求稍後再有對話，讓今日未能出席者 參加，謝謝！」 學生會在會面前45分鐘，才讓同學知道會面的時間及地點。現在正值暑假，本部校園裏極少同學逗留，加上通知時間只有45分鐘，所謂的「直接對話」、「交 待」都只是空話。我們認為此舉顯示校方毫無誠意與同學校友職工溝通，學生會亦沒有盡力為同學爭取表達訴求。 我們重申： 港大百周年關注行動( HKU Centenary Action) |
| Posted: 19 Aug 2011 07:00 AM PDT
另外一篇则是由孔雀蓝天空mm翻译的重口味文章——《性和非对称：骆驼的鸡鸡为啥长这样？》 小红猪时常在想，究竟什么是生命呢？动物？植物？或者甚至包括哪些看似没有大脑没有身体的微生物们？有科学家说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化合物就应该能够算作是生命了。那么，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中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么？想知道答案的话，快快来抢稿吧——First life: The search for the first replicator 本期抢稿：First life: The search for the first replicator 抢稿方法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刊出原稿后48小时内为试译期，有意参与者期间从原文中挑选一段愿意翻译的文字，翻好发到小红猪专用邮箱 jredpig#songshuhui.net。中英对照、长度不限、择优录取。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直接翻完全篇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试译期过后流程编辑查看邮箱，24小时内挑选出最佳译稿并与该投稿者联络。 抢到稿子者将有2周时间完成翻译。资讯类稿件限时一周。 若抢稿成功者有特殊原因不能完成须及时告知，流程编辑与当初报名的其他译者联系。 抢稿须知自己要把关质量，翻译准确，并做到语句通顺 抢稿前提是看懂，若有N多名词不知道准确含义，请勿抢稿 遇可能的科学术语请通过专业渠道核实译名 人名译法要规范，不能自创（推荐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抢稿者的作品经审核和校对，在群博发文时后边会附上校对打的小红花！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如果校对觉得："这个译者真靠谱哇！"——译者获5朵小红花； 校对觉得："翻译得认真。"——译者获3.5朵小红花； 校对说："有不少错，可以继续校对。"——译者获2朵小红花； 校对说："让我重译吧……"——译者获0.5朵小红花； 提前交稿——译者额外获1朵小红花。 积分奖励译者积分满10分，可以自行挑选稿件翻译后投递到小红猪邮箱。 译者积分满20分，可报名成为校对，成功校对一篇稿件并发布后，可获3朵小红花。 译者积分满50即可正式晋级"小红猪"，并以此作为申请成为"松鼠"、接受评议的资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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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life: The search for the first replicator Posted: 19 Aug 2011 07:00 AM PDT
Life must have begun with a simple molecule that could reproduce itself – and now we think we know how to make one 4 BILLION years before present: the surface of a newly formed planet around a medium-sized star is beginning to cool down. It's a violent place, bombarded by meteorites and riven by volcanic eruptions, with an atmosphere full of toxic gases. But almost as soon as water begins to form pools and oceans on its surface,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happens. A molecule, or perhaps a set of molecules, capable of replicating itself arises. This was the dawn of evolution. Once the first self-replicating entities appeared, natural selection kicked in, favouring any offspring with variations that made them better at replicating themselves. Soon the first simple cells appeared. The rest is prehistory. Billions of years later, som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ose first cells evolved into organisms intelligent enough to wonder what their very earliest ancestor was like. What molecule started it all? As far back as the 1960s, a few of those intelligent organisms began to suspect that the first self-replicating molecules were made of RNA, a close cousin of DNA. This idea has always had a huge problem, though - there was no known way by which RNA molecules could have formed on the primordial Earth. And if RNA molecules couldn't form spontaneously, how could self-replicating RNA molecules arise? Did some other replicator come first? If so, what was it? The answer is finally beginning to emerge. When biologists first started to ponder how life arose, the question seemed baffling. In all organisms alive today, the hard work is done by proteins. Proteins can twist and fold into a wild diversity of shapes, so they can do just about anything, including acting as enzymes, substances that catalyse a huge range of chemical reactions.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needed to make proteins is stored in DNA molecules. You can't make new proteins without DNA, and you can't make new DNA without proteins. So which came first, proteins or DNA? The discovery in the 1960s that RNA could fold like a protein, albeit not into such complex structures, suggested an answer. If RNA could catalyse reactions as well as storing information, some RNA molecules might be capable of making more RNA molecules. And if that was the case, RNA replicators would have had no need for proteins. They could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 It was an appealing idea, but at the time it was complete speculation. No one had shown that RNA could catalyse reactions like protein enzymes. It was not until 1982, after decades of searching, that an RNA enzyme was finally discovered. Thomas Cech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in Boulder found it in Tetrahymena thermophila, a bizarre single-celled animal with seven sexes (Science, vol 231, p 4737). After that the floodgates opened. People discovered ever more RNA enzymes in living organisms and created new ones in their labs. RNA might be not be as good for storing information as DNA, being less stable, nor as versatile as proteins, but it was turning out to be a molecular jack of all trades. This was a huge boost to the idea that the first life consisted of RNA molecules that catalysed the production of more RNA molecules - "the RNA world", as Harvard chemist Walter Gilbert dubbed it 25 years ago (Nature, vol 319, p 618). These RNA replicators may even have had sex. The RNA enzyme Cech discovered did not just catalyse any old reaction. It was a short section of RNA that could cut itself out of a longer chain. Reversing the reaction would add RNA to chains, meaning RNA replicators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swap bits with other RNA molecules. This ability would greatly accelerate evolution, because innovations made by separate lineages of replicators could be brought together in one lineage. Evolving replicators For many biologists the clincher came in 2000, when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tein-making factories in cells was worked out. This work confirmed that nestling at the heart of these factories is an RNA enzyme - and if proteins are made by RNA, surely RNA must have come first. Still, some issues remained. For one thing, it remained unclear whether RNA really was capable of replicating itself. Nowadays, DNA and RNA need the help of many proteins to copy themselves. If there ever was a self-replicator, it has long since disappeared. So biochemists set out to make one, taking random RNAs and evolving them for many generations to see what they came up with. By 2001, this process had yielded an RNA enzyme called R18 that could stick 14 nucleotides - the building blocks of RNA and DNA - onto an existing RNA, using another RNA as a template (Science, vol 292, p 1319). Any self-replicating RNA, however, needs to build RNAs that are at least as long as itself - and R18 doesn't come close. It is 189 nucleotides long, but the longest RNA it can make contains just 20. A big advance came earlier this year, when Philipp Holliger of the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Cambridge, UK, and colleagues unveiled an RNA enzyme called tC19Z. It reliably copies RNA sequences up to 95 letters long, almost half as long as itself (Science, vol 332, p 209). To do this, tC19Z clamps onto the end of an RNA, attaches the correct nucleotide, then moves forward a step and adds another. "It still blows my mind that you can do something so complex with such a simple molecule," Holliger says. So biologists are getting tantalisingly close to creating an RNA molecule, or perhaps a set of molecules, capable of replicating itself. That leaves another sticking point: where did the energy to drive this activity come from?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kind of metabolic process going on - but RNA does not look up to the job of running a full-blown metabolism. "There's been a nagging issue of whether RNA can do all the chemistry," says Adrian Ferré-D'Amaré of the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in Bethesda, Maryland. RNA has only a few chemically active "functional groups", which limit it to catalysing just a few types of chemical reaction. Functional groups are like tools - the more kinds you have, the more things you can do. Proteins have many more functional groups than RNAs. However, there is a way to make a single tool much more versatile: attach different bits to it, like those screwdrivers that come with interchangeable heads. The chemical equivalents are small helper molecules known as cofactors. Proteins use cofactors to extend even further the range of reactions they can control. Without cofactors, life as we know it couldn't exist, Ferré-D'Amaré says. And it turns out that RNA enzymes can use cofactors too. In 2003, Hiroaki Suga,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created an RNA enzyme that could oxidise alcohol, with help from a cofactor called NAD+ which is used by many protein enzymes (Nature Structural Biology, vol 10, p 713). Months later, Ronald Breaker of Yale University found that a natural RNA enzyme, called glmS, also uses a cofactor. Many bacteria use glmS, says Ferré-D'Amaré, so either it is ancient or RNA enzymes that use cofactors evolve easily. Either way, it looks as if RNA molecules would have been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the range of the reactions needed to produce energy. So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was once an RNA world is growing ever more convincing. Only a few dissenters remain. "The naysayers about the RNA world have lost a lot of ground," says Donna Blackmond of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in La Jolla, California. But there is still one huge and obvious problem: where did the RNA come from in the first place? RNA molecules are strings of nucleotides, which in turn are made of a sugar with a base and a phosphate attached. In living cells, numerous enzymes are involved in producing nucleotides and joining them together, but of course the primordial planet had no such enzymes. There was clay, though. In 1996, biochemist Leslie Orgel showed that when "activated" nucleotides - those with an extra bit tacked on to the phosphate - were added to a kind of volcanic clay, RNA molecules up to 55 nucleotides long formed (Nature, vol 381, p 59). With ordinary nucleotides the formation of large RNA molecules would be energetically unfavourable, but the activated ones provide the energy needed to drive the reaction. This suggests that if there were plenty of activated nucleotides on the early Earth, large RNA molecules would form spontaneously. What's more, experiments simulating conditions on the early Earth and on asteroids show that sugars, bases and phosphates would arise naturally too. It's putting the nucleotides together that is the hard bit; there does not seem to be any way to join the components without specialised enzymes. Because of the shapes of the molecule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sugar to join to a base, and even when it does happen, the combined molecule quickly breaks apart. This apparently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y led many biologists to suspect to RNA was not the first replicator after all. Many began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RNA world was preceded by a TNA world, or a PNA world, or perhaps an ANA world. These are all molecules similar to RNA but whose basic units are thought to have been much more likely to form spontaneously. The big problem with this idea is that if life did begin this way, no evidence of it remains. "You don't see a smoking gun," says Gerald Joyce, also of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In the meantime John Sutherland, at the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has been doggedly trying to solve the nucleotide problem. He realised that researchers might have been going about it the wrong way. "In each nucleotide, you see a sugar, a base and a phosphate group," he says. "So you assume you need to make those building blocks first and then stick them together... and it doesn't work." Instead he wondered whether simpler molecules might assemble into a nucleotide without ever becoming sugars or bases. In 2009, he proved it was possible. He took half a sugar and half a base, and stuck them together - forming the crucial sugar-base link that everyone had struggled with. Then he bolted on the rest of the sugar and base. Sutherland stuck on the phosphate last, though he found that it needed to be present in the mixture for the earlier reactions to work (Nature, vol 459, p 239). Goldilocks chemistry Sutherland was being deliberately messy by including the phosphate from the start, but it gave the best results. That's encouraging: the primordial Earth was a messy place and it may have been ideal for making nucleotides. Sutherland now suspects there is a "Goldilocks chemistry" - not too simple, not too complex - that would produce many key compounds from the same melting pot. "Sutherland had a real breakthrough," Holliger says. "Everyone else was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The issue isn't entirely solved yet. RNA has four different nucleotides, and so far Sutherland has only produced two of them. However, he says he is "closing in" on the other two. If he succeeds, it will show that the spontaneous formation of an RNA replicator is not so improbable after all, and that the first replicator was most likely made of RNA. Many questions remain, of course. Where did the first replicators arise? What was the first life like? How did the transition to DNA and prote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netic code, occur? We may never know for sure but many promising avenues are being explored. Most biologists think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thing like a cell right from the start, to contain the replicator and keep its component parts together. That way, individuals could compete for resources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Jack Szostak of Harvard University has shown that the same clay that produces RNA chains also encourages the formation of membrane-bound sacs rather like cells that enclose cells. He has grown "proto-cells" that can carry RNA and even divide without modern cellular machinery. Another idea is that life began in alkaline hydrothermal vents on the sea floor. Not only are these vents laced with pores and bubbles, but they also provide the same kind of electrochemical gradient that drives energy production in cells to this day. Conditions may have been ideal for producing long RNA chains. Holliger has a rather surprising idea: maybe it all happened in ice. At the time life began, the sun was 30 per cent dimmer than today. The planet would have frozen over if the atmosphere hadn't been full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there may well have been ice towards the poles. Cold RNA lasts longer, and ice has many other benefits. When water laced with RNA and other chemicals is cooled, some of it freezes while the rest becomes a concentrated brine running around the ice crystals. "You get little pockets within the ice," Holliger says. Interestingly, the R18 RNA enzyme works better in ice than at room temper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 10.1038/ncomms1076). Right now, there's no way to choose between these options. No fossilised vestiges remain of the first replicators as far as we know. But we can try recreating the RNA world to demonstrate how it might have arisen. One day soon, Sutherland says, someone will fill a container with a mix of primordial chemicals, keep it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s, and watch life emerge. "That experiment will be done." Michael Marshall is a reporter for New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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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9 Aug 2011 06:38 AM PDT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1989年，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是危机四伏，政局动荡，经济濒临崩溃，民族矛盾激化。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共产党总书记，成为苏联的第一把手。为了向反对他改革经济的苏联共产党保守派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推出与言论自由有关的开放政策，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开放政策、辩论及参与让苏联民众会支持他推出的经济改革。 在1980年代末，针对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抨击与日供增，人民变得勇 …… |
| Posted: 13 Aug 2011 06:17 PM PDT 这是个充斥着谣言的时代。7月28日，人民网总结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八大谣言。8月3日，央视《朝闻天下》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为题，报道了腾讯微博上名为"郭瑶"的用户伪装成遇难者家属行骗的事件。 在央视的报道中，"由热心网友自发组成的辟谣志愿者团体"辟谣联盟现身说法，为微博伦理底线的"沦丧"做背书。这家5月18日成立的团体，据称迄今已参与过百余个辟谣。但也是在动车追尾事件中，它的公信力遭到质疑，被指责为"选择性辟谣"，即"只辟民谣，不辟官谣"，言辞激烈者甚至认为辟谣联盟就是"打着辟谣幌子，预设政治立场的定向攻击平台"。 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李牧也承认，辟谣联盟在"7·23"事故中过于信任铁道部是错误的。过分相信官方说辞，很多辟谣证据采用官方通稿，这本身就是辟谣的大忌。辟谣联盟的宣传口号是"为真相服务"，而对现实政治的运行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们都知道，政府并非天然就是真相的供应者。很多时候，政府甚至是有"原罪"的，对它的质疑再合理不过。 对于"选择性辟谣"的批评，辟谣联盟的主要发起人吴法天这样回应："辟谣联盟的定位是网民自发在自媒体时代承担社会责任的自律组织，主要针对微博谣言来发布准确信息，所以进入视觉的主要是民间发帖。"初看起来，这样的出发点似乎并无不妥，微博本非一方净土，而以民间自发力量推动微博言论的自律，也符合自媒体时代的自组织特性。然而，细细深究，主要针对"民谣"的辟谣举措，实则意味着智识上的重大缺失：它可能主动掩盖了或是被动忽略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严峻现实——官方的谎言，可能远较民间的谣言，对真相形成最大的遮蔽和阻碍。 辟谣的目的是还原真相，本身是件好事。但辟谣者如果一味站在官方立场对民间舆论进行抹黑和攻击，不是为了发掘事实和真相，而是为了所谓的舆论引导，那么，很容易变成替某些刻意扭曲真相的人和机构为虎作伥的工具。 在众多网络事件当中，"加强舆论引导"和"依法处理谣言"往往是在同一个指令中出现的，这也是官方长期一贯的做法。毋宁说，正是官方"加强舆论引导"的行为，导致了官方信息的匮乏和不可信，才为"谣言"的传播培育了丰厚的土壤。官方一方面给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声色俱厉地打击谣言，从而令自身陷入一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当中。 自2003年非典以来，突发事件中有关部门对媒体报道压制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危机的扩大，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媒体或者失语、或者成为强势话语的代言人，往往是造成谣言扩散、社会恐慌和危机加剧的主要原因。 在"正确的舆论导向"之下，传统的主流媒体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实行选择性报道，选择的标准完全由他们来掌握，他们认为是反面的、消极的、添乱的、抹黑的就按下不表，确定为正面的、积极的、鼓劲的、添彩的就公开宣扬，而区分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对抽象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丝毫不管是否对民众的知情权造成损害，是否可能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危险。 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有关突发事件的传闻多是通过口口相传、手机短信、互联网论坛（后来又加上微博）等传播的，而且流传时间比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正式发布的时间早得多。人们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正式新闻报道，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谣言，导致"新闻像谣言，谣言像新闻"的怪象出现。在政府的权力控制下，被行政力量扭曲了的传播手段在谣言广泛散布的环境里，最终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权力掌握着最强大的资源去调查真相，但它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谣言会在沉默的人群中间诞生，会在那些为着自身的利益或是破坏反对者的声音而制造信息的群体中生发出来，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策略而出现。何时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官方消息的唯一提供者，何时就会有谣言现身，提供与官方真实不同的真实。 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甚至对政府本身就缺乏信任。这意味着，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的社会里，谣言这种媒介成长得最好。一种权力越是经常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不受控制的现象意味着审查制度的无效，它揭开秘密和找到被掩盖的事实，表达被统治者的缄默愿望，给无声者以声音，告诉政府民众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条公信力鸿沟。 一方是赤裸裸的欺瞒与撒谎，一方是源于真相缺失的"谣言"，而谎言定义了谣言。在复杂的中国情境下，辟谣者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辟谣"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造谣"具有天然的不正当性。因温州动车掩埋而起的"谣言"，最好地（也再一次地）说明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知情困境"：权力因知情而说谎，民众因不知情而造谣。在当下，谎言之害，更甚于谣言。辟谣者如果不肯承认这一点，那就不仅仅意味着实践中的选择性操作，更凸显认知上的选择性失明。 在另外一些层面上，辟谣者既然高举"辟谣"大旗，就要在自身的资质、辟谣的程序乃至接受网民监督的气度上都有所坚持和提升。"只辟虚假事实，不辟观点，用证据说话"，"对事不对人"等等原则，若能切实执行，也都不失为好的路径。最重要的是，不要傲慢自大地以为公众都是容易"信谣"、"传谣"的群氓，他们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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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1 Aug 2011 02:07 AM PDT
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1-08-11/117958.html胡泳："辟谣"并不天然具有正当性发布时间：2011-08-11 01:21:38 | 时代周报 | 142期 | 虚拟的微博就是真实社会的一个投射。 微博到底是什么？在我们被宣称已经进入微博时代后，近来这却成为微博上一个广为议论的话题。至今，已有太多的事件表明，微博在信息的传递方面，相比于传统媒体，或互联网的其他工具，它的威力无远弗届。但萝卜快了不洗泥，也有泥沙俱下，飞短流长，时而给人一种乱象感。 如今，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的"谣言"，又和微博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引来"伦理底线在哪里"的质疑。毕竟微博是"人"的微博，微博只是社会的投射。那么，也许只有确定了我们这个时代中"人"的位置，我们才能回答微博到底是什么。 本报记者 韩洪刚
"谣言"中有真实性因素 时代周报：最近"谣言"在微博上成为一个比较集中的现象，引起纷纷议论。我们该怎么看待谣言与微博之间的关系？ 胡泳：实际上，谣言是一种很古老的语言，有很强的口头传播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了互联网时代，我们过去的有些传播模式，其实反而是回归了。微博特别像一个农村集市，大家在那里飞短流长，发言主体的门槛比较低。这种媒体形式本身就是非常适合——姑且不说谣言——流言的传递。它的传播的链条也非常短，速度很快，范围很广。所以说，在微博上彻底地去除谣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时代周报：那么，正因为微博的这种特性，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不实信息都看作是谣言。就需要区分"错误的信息"与"捏造的信息"，前者属于讹，后者才是谣。而我注意到，即便一些媒体记者也很少注意"讹"与"谣"的区别，一概将不实信息说成是"谣言"。 胡泳：对，的确存在这种情况，指出这种区别很重要。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果纯粹把"谣言"定性为主观故意的捏造，然后在里面添加很多动机判断，这是有很大问题的。换句话说，微博上的"辟谣联盟"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就在于很多人认为它经常揣测对方的动机。 人们通常觉得，谣言都是捏造的，并认为里头有很恶劣的动机，但往往没有想到，谣言本身不纯粹是虚构的，里面是有真实性的。我个人非常反对在谣言的定义里头引入动机论。我们知道，动机论或者说诛心论，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或者在话语的论述当中，常常不是针对对方的行为或者语言，而 是直接去批评对方，为什么会说这种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行为，去揣测对方的目的和动机。这种动机判断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理性讨论的最大障碍，而且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扼杀言论自由的。 时代周报：这种不做动机判断的讨论方式，应该作为微博公共讨论的基本规则之一得到确立。我看到，法国批评家雷蒙•阿隆就非常重视并一再强调这一规则。他说，在公共行动领域中，少看行为人的意图，多看这些行为带来的后果。 胡泳：我们是有动机论的传统的，包括在"文革"的时候大家说的那种"文痞"，他们采用的就是一种我们经常说的打棍子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动机论的最大应用的一个形式。如果你把动机论过多地用在对谣言的分析上，就非常容易把谣言抹上一种伦理色彩，然后你自己可能去抢占某种道德高地。当你用这样的方 式来对谣言进行妖魔化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你所抹杀的常常就是民众质疑的正当性，或者民众抗争的正当性。换句话说，我觉得在关于"辟谣联盟"的争论里头，有一个东西是必须要说清楚的，那就是，"辟谣"在中国当下的语境当中，并不天然地具有正当性。 时代周报："辟谣联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种动机论的思维方式，这是需要警惕和批判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如果把"讹"一概当成"谣"的话，这也反映了一种"要求人是全知全能"的思维方式，可这对人的要求太高了。 胡泳：从一个浅层的方面来看，任何事情发生以后，信息处于不对称状态，没有人是像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的，所以在很多时候，信息常以不完备甚至错误的形式出现，很难直接把它命名为"谣言"。从更深层的方面来讲，其实谣言本身也是我们认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是一种认知方式。因为，作为个体或者群体来 讲，当你遇到不确定性的时候，自然你就会有一种社会认知行动，或者会有一种集体行动，努力去把信息过程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予以排除。在对谣言的研究中，社会学家认为，谣言在很大程度上有这种社会认知的意义，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形式。 "辟谣联盟"问题在于"选择性辟谣" 时代周报：对，信息这一基本概念，就被定义为消除接收者认知上的不确定性的东西。比如7•23事故，这种突发性事件本身就造成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就造成人们对正确而及时的信息的渴求，可是政府在信息应急方面却相当不力，甚至是有意遮掩。那么，你刚才所说的意义上的谣言便产生了。 胡泳：对。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多人的理解是非常表层的，甚至可能带有很多的扭曲。我刚才讲，谣言里面有这种真实性和虚假性的区分。但很多人都认为，谣言天然都是虚假的。另外，也有非常多的人认为，谣言是社会的某种病态，所以，我们会看到包括一些媒体经常会比喻说，谣言像病毒一样传播。实际上，"辟谣联盟"的一些做法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你把"谣言"纯粹理解为一种病态的东西的话，你就会犯一种傲慢自大的错误，你觉得公众本身都是容易犯病的人，容易信谣，容易传谣。但实际上根据刚才的说法，谣言是正常社会中的一个正常部分，一个常态部分，并不是一个病态部分。我们社会当中的群体，为了给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事件来寻找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就会产生这种功能性的谣言。 时代周报：当我们理解了谣言本身具有的功能性之后，那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微博上存在的比如像"辟谣联盟"这样的"辟谣"组织呢？其实，我更愿意用"澄清"来替代"辟谣"这种心理暗示性极强的词。 胡泳："辟谣联盟"自己说是要在自媒体时代承担社会责任，靠民间的自发力量来推动言论的自律，这符合自媒体时代自治组织的一种特性。但是，问题主要是在于大家对他们的选择性辟谣的批评，即不辟官谣，只辟民谣。他们自己说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是我们看到"辟谣联盟"发起人窦含章的微博，有一标签是"替政府说话的人"。这很明确地说明他是有立场的。我觉得，只辟民谣，不辟官谣，意味着智识上的一个缺失，或者有可能主动掩盖，或者有可能被动忽略。总之，他们忽略了一个关系，我把它叫做谣言跟谎言之间的关系。 "辟谣联盟"的宣传口号是"为真相服务"。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问，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当中，对真相形成最大遮蔽和最大阻碍的是什么？是谎言还是谣言？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时代周报：在微博上，"辟谣联盟"广受质疑，甚至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但客观来讲，微博毕竟需要一种信息的澄清机制，或者是一个信息澄清平台。你最希望是一种什么方式来产生，或者说由什么样的人来组成？ 胡泳：这种澄清机制，我觉得用古诗来说是"功夫在诗外"。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只就微博本身来讲，什么是最好的澄清机制。事实上，要做到一个最好的澄清机制，首先是政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就是要解决刚才提到的谎言的问题；其次是媒体要做到公正和全面的报道。 微博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天然地具有自我修正功能，因为微博参与人数众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专长、信息源以及社会网络，以及有些时候这个人可能恰好在现场等，这些都是传统媒体常常做不到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汇集就有可能产生群体智慧，这种群体智慧本身实际上就构成了微博的自我修正机制，这是微博重大的生命力之一。 时代周报：不过，也许会有人担心，这种自我修正机制并不一定具有完备性，会不会可能出现系统性缺陷的情况，或者说出现集体盲区的情况。 胡泳：这其实牵涉到对群体思维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的问题。一直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就是我刚才已经讲到的，认为群体能够产生智慧，这种智慧能够相互纠正。但是一直也有另外的一种认识和观点，认为个体如果聚集为群体，群体的智商并不一定高于个体的智商，甚至是不但不会产生群体的智慧，而可能 产生群体的愚蠢。证明这个观点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文革"时代的中国等，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也写了《乌合之众》。 期待微博"权利法案" 时代周报：实际上，虚拟的微博就是真实社会的一个投射。既然微博是一个社区，那它是不是该有自己的边界和规则，就像刚才提到的不应做动机论的揣测。在你看来，该如何去做？ 胡泳：这可能有赖于微博用户自己能够提出类似于微博宪法或者权利法案等这一类的东西。这就需要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本身有可能会形成微博的边界或者是一些规则。这可能涉及到比如表达权、知情权以及组织权等问题，这就牵涉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作为一个网民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网民权利，那么针对这些网民权利能不能够形成一个网络空间的权利法案，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工作，而且可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工作。微博上现在可能有比较多的乱象，但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定义新的环境，制订新的准则，并且这些准则是在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之后形成的一个东西，那它可能是整个中国互联网的言论和表达空间的一个重大的飞跃，我会期待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不一定会乐观。 时代周报：微博的这种骨架，可能对一些个体而言，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推进。具体到一个普通的微博用户而言，你建议他们可以做什么、怎么做？ 胡泳：在我看来，每个微博用户最低限度就是遵循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8条《对话守则》，这是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成立的"公民论坛"中提出来的。每当你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不能够容忍的、让自己很生气的人，就去想一想这几条基本的对话原则，时刻对照和反省自己。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微博就可能变成比较理想的言谈环境。当然了，最简单的东西也是最难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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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Aug 2011 07:46 AM PDT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7-29/141222900294_3.shtml 廖新波：官员微博要守住本职和本质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29日14:12 《小康》杂志 政府官员该如何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在廖新波看来：最重要的是不能哗众取宠，要守住本职和本质，这是最关键的，因为里面包含着责任和良心 文｜特约撰稿 刘进 广州报道 "既然在位置上，就应该掌握好话语权，去尽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理想。"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如此定位这个被外人看来带有"官方"色彩，而于他不过是一个私人乐园的微博的功能。 他名为"医生哥波子"的新浪微博数已经超过3000条、粉丝逾30万。 无论是博客时代，还是微博时代，廖新波的率真和坚持都备受外界"青睐"。事实上，微博中的廖新波确实给人一种不一样的官员感受。就像他在一条微博中对自己的描述：行走在裂缝中，不要轻易说"不"，也不要轻易说"是"，……，我还是我，一名永不靠岸的水手。 菠菜园子里好热闹 在网络潮流面前，官员廖新波是一个弄潮儿。 玩博客早已风生水起的"医生哥"，也是2009年第一批受邀加入新浪微博公测的用户。最开始，微博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廖新波每天只是简单地转载博客中的内容，有时甚至就织个标题加个链接。不过，从微博快速、链式的反应中，他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其背后潜藏着更大的能量。 "#爱心接力#【求助】急急急，九江儿童福利院曹丽，今年三岁，左眼血管瘤，……流血水、流脓！现求助万能的微博，希望找到治这病的专家。求扩散。 //@王学武：各位顶起来，给力转到厅长大人关注吧。"这是今年7月3日经网友接力转发给"医生哥波子"关注的一条微博。 正是类似的微博爱心接力事件，使廖新波把经营博客的注意力转到织微博上来。 习惯了在博客上大刀阔斧、洋洋洒洒的廖新波，突然转变为只用140个字来表述现象和观点，确实是个难题。"必须花时间去浓缩，要写好微博更需要用心经营。" 不久，廖新波就从微博即时互动的特性中找到了新突破，他尝试着用微博来汲取民智。 这一年2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一同发出号召，希望广大网友"手握鼠标，胸怀天下"，尽情挥洒才华，充分展示睿智，继续对广东民生热点问题"织围脖"。 "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试点城市公布之后，领导分配任务给我，根据广东情况草拟广东的实施细则。任务艰巨，征求菠菜园园丁们的意见，如何制定，给一个想法给我？"后面的评论转发给出了不少意见。此时，"医生哥波子"微博已经在网上聚集了大量粉丝，其中不少还是从他的博客里跟投而来的"菠菜"(廖新波的新浪博客被网友称作"菠菜园"，他的粉丝又被称作"菠菜")。 通过微博，廖新波发现自己打开了一扇自由的沟通之门。在一次与网友的微博对话中，他描述了自己用微博的感受：陷入微博，就像老鼠爱大米，羊爱上了狼呀！但是爱得很享受，很快活！ 自此，廖新波开始全面关注微博，织"围脖"的题材和形式更加丰富、广泛和灵活。比如，在中心话题医改之外，开始关注并评点食品安全、社会民生热点话题，而他曾在博客中显露出来的对诗词的喜爱也在微博中有所呈现。在微博之外，他还以切身经历向公众讲述官员微博的作用。 为何会如此主动积极地投身微博等网络互动呢？廖新波说，因为微博带来了网络交际一个革命性的变迁。在一条微博中他曾这样解释：我希望通过我的这种行为开一个头，哪怕是牺牲品也好，将会给后人一个思考，政府官员该如何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 显然，历经博客时代的"打伞门"、"误诊门"、"献血门"等重重舆论考验后，廖新波清楚地知道微博世界中也同样会是危机四伏。事实上，不久后他就遭遇了一次严峻的微博"危机"事件。 "医生尊严论"风波 2011年6月7日傍晚，雨后的广州白云机场一片静谧。赴山西调研的廖新波，在候机的间隙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写下了一条微博：傍晚，雨后，白云机场平静如镜。高考，作文，菠菜园里熙熙攘攘。登机去太原了！ 这条简单的行走记录，却因为菠菜园的铁杆粉丝"一生何求1100"的一段评论惹出了事端。在8日凌晨2时后的评论中，该网友转述了上饶医生王荣军遇医闹被打残一事。当天一大早，看到评论后的廖新波异常愤怒。在回复评论时，他迅速补发了一条"声讨"微博。事后他解释说，愤怒是因为社会常年对医生被 伤害的漠视和不理解。 此时，在他的博客上网友也在激烈讨论。7时40分左右，网友"亲爱妈咪"一段200多字的回帖引起了廖新波的注意，强烈的认同感促使他只将帖子稍作浓缩，便在微博上发了出来： "网友愤怒了：上饶医闹，砸坏医院，暴打医生致残，生命垂危。医护人员求救公安，竟以不介入医疗纠纷为由，拒绝求救，导致百多名医护人员抗议。虽上饶离我们很远，但心里特别难受。医生也是人，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守护生命，他们的安全谁来保护？今是高考，唯告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 该微博迅速引发网友强烈关注，在不到两小时里，就被疯狂转发了800余次，评论也超过了300条。这一微博同时吸引了媒体机构的注意， 9时许，《华商晨报》的官方微博便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劝高考生别学医"为题，发布了廖新波奉劝高考考生"要有尊严，别学医"的消息。等到傍晚，广东本地纸媒《羊城晚报》第一个以"广东副厅长劝别学医称无尊严"为题进行了书面报道。 时值高考第二天，大部分广东考生刚刚走出考场。省卫生厅副厅长却公开劝学生"要有尊严别学医"，引发的争议和波澜可想而知。 通过网友在微博上的提醒，廖新波才留意到媒体的报道。事情突然超出了他的预料。事后，他也表示第一时间明显感到了"压力"。在太原机场，利用飞机晚点的等候时间，他同时在微博和博客上，发了题为《要有尊严，别学医》的博文，对事情经过及其原委进行了详细解释。 晚10点23分，廖新波从太原飞往上海。登机前，心情渐归平静的廖新波还就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回到原点》发了一篇微作文。但风波并未就此平息。第二天忙完一天考察后，廖新波才得知，自己已经被扣上了一顶"影响医学院招生"的大帽子。 10日凌晨，一篇题为《再续"要有尊严，别学医"》的博文同时出现在"医生哥波子"的新浪微博和博客上。文中这样写道："学医者对于前途早已存在的悲观思潮，并非我说没有就没有。为什么不把一种早已存在的思潮客观的告诉涉医者呢？为什么总以'掩耳盗铃'之态'安慰'学子呢？他(指媒体)真的应该到网海中，到医生中多了解目前医生的生存状况，而不是挑起学子对一位直言官员'问责'和'兴师问罪'。……"尽管文字中表露出几分委屈，但却是更坚定地陈述了观点。 微博上、博客上再度掀起一股讨论热潮，转帖和评论数继续攀升。而此后，廖新波本人对该事件却逐渐显得从容而淡定。11日，从上海考察归来的廖新波，难得过了一个消停的周末。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微博周日感悟，却在当天出人意外地出现了两条，主题则是"上善若水，人淡如菊"。 也是在这场风波中，令他更加坚信：在微博上，一句话、一个人可能会瞬间演变成一个事件，甚至是一种现象。 为"医改"策论鼓与呼 不会喝酒的廖新波，曾以喝酒类比微博。他说，喝酒的好处在于能使人变回人，而微博的道理亦在于此。 接触过廖新波的人，都评价他是一个坚持而又率真的人。几年如一日，无论在博客上还是在微博上，始终为医改鼓与呼。对医疗现状及其具体做法，他直陈其弊。以至于，"医生哥波子"已经成为网友心中诠释医改的一个符号。 他曾在微博上大批医生为晋升写论文，是让论文成了"茅坑的垫脚砖"；也曾借广州花都一元看病玩噱头，警示医改不可掩耳盗铃；他认为，官员开微博最重要的是要守住本职和本质，也就是职责和良心。7月11日，在正式接受《小康》记者采访前的半个小时，他还在微博上就医改中公立医院的出路问题与人进行着激辩。 据不完全统计，"医生哥波子"现有的3000多条微博中，超过八成与医院发展和医改政策有关。"我是从事卫生事业的，我说的事自然要跟我的工作紧扣。"他说。 有人认为，廖新波勇敢，对有争议的事件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自己却说，虽然做"领导"多年，对于"讲话"却依然胆怯，因为不敢讲"空话"和"套话"，更不敢讲假话。 在微博上，他评价目前的医改，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没有目标的改良，而结果将是矛盾越来越深。他始终认为，要坚守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从补偿机制、人力资源、人事制度、组织机构等方面彻底改革，医改才会真正有出路。 他喜欢很多人一起围观甚至"起哄"，并认为既然求真理就得露真相，因此经常通过微博向网友征集意见和看法。在微博上，每当他就某个医疗现象发表个人看法时，都会引来或是"政府派"，或是"市场派"，又或者是两派都不靠的人一起争论。 2010、2011年连续两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在微博上开设了"两会"和"两会场外论医改"专栏，在场外围观"两会"的医改话题，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在廖新波看来，人活到一定的层面之后，会更看重人生价值的体现。既不是要安逸的苟且偷生，也不要碌碌无为、人云亦云，而是要明明白白地去做一些事情。回到现实面对不顺，廖新波则经常自我宽慰，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路要走，但不管朝向哪一条路径，困难、艰苦与险境都一定会出现。因此，不必动辄改道 或临阵脱逃，唯有坚持下去，才能建立起坚强的信心，获得最后的胜利。 他甚至主张，面对现实"要有一点阿Q精神"。他在微博中写道：时时要学会正向思考，或者多一点阿Q精神，尤其是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别人不理解的时候，遇到别人误解的时候。 专访廖新波：用好微博，熟悉它、关注它、驾驭它
官员微博之所以能生存，跟政治环境有莫大的相关。广东的政治环境很开明，所以很多人羡慕廖新波在广东的存在 文｜特约撰稿 刘进 广州报道 《小康》记者：现实中的廖新波与微博中的"医生哥波子"有什么不同吗？ 廖新波：现实的我与微博中的我，可以用医学的"镜影现象"来说明两者的关系。换句话说，微博是我现实观点的延续，因为在现实中是无法完整表达个人想法的，毕竟还有规矩、层级和潜规则，又或是照顾面子的情理。但在微博中，我可以没有禁忌和顾虑。 《小康》记者：有人说你开博是为了晋升，你怎么看？ 廖新波：在跨入微博之前，曾因写博客身陷过"打伞门"、"回扣门"、"献血门"等重重门事件，可谓险象环生。最近，微博掀起的这阵"医生尊严论"风波，影响更为广泛。 因此，说我开微博是为了前途，作为晋升资本，那完全错了。从2006年开博到现在，微博也开了快两年，我自问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和风险，稍微一讲"错"就会形成轩然大波，成为社会的众矢之的、媒体的焦点。 《小康》记者：开微博有压力吗？你怎么克服？ 廖新波：压力肯定有。曾有上级领导告诉我，有些事情我支持你，但你不要通过微博、博客在网上发表，可以通过内参来反映。当然不理解、不认同的声音也有。在一次公开会议上，领导就当面说过。但领导说一句话，看你怎么听，而不要总琢磨是什么意思，我会先想是不是我的事实有问题。 很多时候，我很阿Q。在我的微博上，写了很多做人的哲理，有些是个人感悟，有些是看书的心得。主要是在告诉别人同时也是自己：要放得下，如果放不下，就太累了。 当然，还要看得开。在官场，谁不想往上走？作为官员，到了如今的位置，虽然像我这样在"博海"混迹多年，也总免不了有一些担惊受怕。 《小康》记者：主要担心些什么？ 廖新波：第一，是担心公众误读，使事情无限扩展，产生不良影响；第二，也是担心领导误读，对我指责，影响了公务员的形象。主要担心这两点。 至于说，同行怕不怕呢？当然也怕。提起"医生哥波子"谁不知道是广东省卫生厅廖新波呢？因此，有时候可能出现卫生厅被代表，医疗队伍被代表的情况。如果说我的话过分了，或者言过其实了，会引起民众的反感，甚至形成对立。这与我开微博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为我开博的目的不是形成对立，而是把问题拿出来讨论，在平台上形成沟通，从不理解到理解、到支持，把反对者变成支持者，把不文明的人变成文明人。当然要达到支持确实很难，但我希望最起码做到理解。 《小康》记者：既然这么担惊受怕，为什么还要继续呢？你会关闭微博吗？ 廖新波：来到这个位置上，就应该表达，掌握好话语权。为什么不尽量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说理想呢？在如今这样的官员政治生态里，在整体噤若寒蝉的环境中，用好话语权比唯唯诺诺、不表达自己的主张好一点。 现在官员是很苦的，不要以为很风光，能够说话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并不把微博当作是一种游戏，而是工作以外的一份工作，是在另外一个战场、工作场合里做事。不过，说我的微博是官方的，我不认同。一直以来我都当它是私人园地，是表达个人心情的港湾。 现在对我来说，关闭微博比开微博还要难。事实上，微博官员也好，官员微博也好，之所以能生存，跟政治环境有莫大的相关。广东的政治环境很好、很开明，所以很多人都羡慕廖新波在广东的存在。 《小康》记者：你支持官员开微博吗？对官员开微博有何建议？ 廖新波：用好微博，确实是可以给政府加分的。我们没有必要去避忌它，而是要熟悉它、关注它、驾驭它。 但是，官员开微博，不能哗众取宠，要守住本职和本质，这是最关键的，因为里面包含着责任和良心。如果想把它当做一个政治阶梯，那就完全错了。同样，如果有人想升官，要走开博这条路，我劝他还是悠着点，慎重为妙。 |
| Posted: 19 Aug 2011 06:15 AM PDT 機管局於機場2030規劃大綱展覽中指出，香港國際機場的客運及貨運量數據分別為每年複合增長3.2%及4.3%。當然，有人覺得相對於全球航空業年度複合增長6%的估算，機管局的數字可能是來得保守。 然而，我們用實際的數字去看看吧。 再者，依照2大飛機製造商波音及空中巴士的預測，未來的民航會有2種不同的模式 基於上述不同的結論，因此2大飛機製造商分製造不同的未來客機-波音787及空中巴士A380。 由於香港機場附近有多個二、三線機場，而來往深圳及廣州的國際航班亦日漸增加(現一星期有3班航班來回深圳及悉尼)的情況下，究竟香港機場的樞紐地位是否單靠擴建跑道就可以維持，還是國際航運模式正在轉變，令香港及其他樞紐的地位日不復再?這個值得我們去深思。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2011年8月19日：昨天在港大發行了什麼事？港大校友學生職工抗議李克強出席百周年慶典行動記錄 Posted: 19 Aug 2011 06:08 AM PDT 本時序綜合幾位在場人士編成，時間上可能有些少出入，歡迎補充。 0700 0800 - 0830 約0830 約0850 約0900 約0900 - 0915 約0915-0930 0930分－0955 於0955前後 約1000 約1010 約1020 1025 1030 - 1040 約1045 1050 – 1110 約1125 |
| Posted: 19 Aug 2011 05:47 AM PDT 老子是道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生活中春秋時期，傳說出時就長有白色的眉毛及鬍子，所以被後世人稱為老子。老子所著的『道德經』是道家學派的始祖。道家後人將老子視爲宗師，與儒家的孔子相比擬，史書記載老子曾師於孔子。道教中老子亦是三清尊神之一太上老君的第十八個化身。 提到老子的哲學，大多數人會想到『無為而治』的觀點。但一般人常將 『無為』理解成什麼都不用做。其實老子的『無為』是指萬事萬物的發展都應順應自然，人們應該主動適應事物本身發展內在邏輯。從表面上看，人的各種行為都是消極和被動的，然而沒有任何一件事不是它所為的，所以實際上是無所不為。人如果能守著無為，以無為為用，萬物都將各遂其性的自生自長。最後達至『自然』的和諧秩序。由上述可知，『無為』所追求的正是『無不治』或『無不為』之目的。它強調尊重事物的本性和法則，注重事物的變化，在變化中保持相對的獨立性。 漢文帝治理天下的四十多年間，德政達到了極盛一時的地步。他一方面文帝受老子思想影響，採取無為而治的方式；另一方面文帝為人十分仁德寬厚，這使得天下百姓受益無窮，也使西漢王朝逐漸走向了強盛，儒家和道家思想在西漢的天下治理中達致完美的結合。 老子把一切事物都遵循的規律稱之為『道』，自成一家為道家。 道家的『自然』，所關注的焦點並非『大自然』，而是人類社會的生存狀態。老子無為的思想，表現於修養上，即是崇尚自然規律；抱樸守真，也就是保持內在純真質樸的本性而不妄為。 現代社會人文和大自然面貌和兩千多年前相比，早已面目全非。由於人類過度作為，自然環境的劇變給人自身的生存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人們創造了許多『人造因素』來滿足不斷膨脹的慾望，原生態離我們漸行漸遠。全球溫度的升高和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都在都顯示人類對於大自然過度幹預沒有遵循自然無為的道理，以至於遭到自然的暴戾反撲，人類產生了越來越清晰的『末日恐慌』。人類在此夢魘中，聽到了老子『無為』的天籟之聲，他再一次告訴我們，唯有體認無為並加以實踐，人類與地球才能和諧共存。 在政治統治角度方面，老子認為最好的統治集團不會強迫百姓，更不會向老百姓炫耀自己的德政。百姓僅知道管理者的存在，而不必刻意理會他的存在，更不必對他歌功頌德一番。二等的統治者會做一些令百姓感恩載德的事，這是一般儒家所歌頌的聖君。再次一等的統治者，使百姓避之唯恐不及，這就是千伏所指的暴君。最糟的統治者會令百姓厭惡辱罵，這就是所謂的暴政。暴政是引起社會動亂或革命的導火線。高明的統治者總是悠閒自得、萬事成功、遂心愜意，對事態運行以四兩 撥千斤。百姓並沒有感到統治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莫大的作用，只認為事物本來就應該這樣。因此，老子哲學中的「自然」，就是「凡事自身該當如此」的理想狀態。 我們平時口中所講『順其自然』、『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等俗世哲學，就是老子留給我們身上的文化DNA印跡。 對中國人來講，瑞士是一個山長水遠的歐洲國家，它建國初始就定位為『永久中立國』的聯邦制國家。由於歷史曾有過的不平等的創痕，各州之間彼此互相防範。而且原本一州的地區，也鬧出不少分裂事件。如阿彭策爾州因教派不同，於1597年分為阿彭策爾內羅登和阿彭策爾外羅登；巴塞爾州則因城鄉矛盾，於1833年分為巴塞爾城州和巴塞爾鄉州。這樣， 一個州變成了兩個『半州』。產生了這麼多『分離』事件後，國家並沒有簡單的進行干預，而是以『無為』的態度讓其『順其自然』。雖然有的州的名稱是『共和國』，州政府叫做『國務院』，州政府官員是『部長』。驅車穿越瑞士，還可以在公路上看到不同『國家』顏色和樣式的警服。即便如此，瑞士並沒有產生任何的主權危機，反而成為世界國體穩定的典範國家。雖然不知道這個國家是否遵循了老子的『無為而治』理念，但從他們的治國方略中，我們深切感受到了『自然無為』的同工異曲之妙。 『無為』是中國古代認知世界的智慧，也是貢獻於世界卓有成效的方法論。然而在它的發源地的使用和推廣卻不盡人意，甚至在某些方面反其道而行。在政治結構中違背政治自然演繹的集權大行其道，強權橫行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教育領域強行扭曲人性的強輸硬灌，價值觀培養中推崇餵狼奶。有趣的是，在千里之外的西方，政治體制順應民意，教育尊重個人自然發展規律，把『無為』思想使用的淋漓盡致，聯想火藥火箭的發明讓中國吃盡西方堅船利炮的苦頭，不由得令人唏噓。 『無為』這一思想利器帶給中國人無窮盡的反思，也為今後前行之路指明了路徑。當我們面對現代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惑和尷尬，尤以緬懷先古智者對於天地萬物的理解。『自然無為』觀念給了我們『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啟迪。 |
发生了事故，需要的往往不仅仅是悲痛和悼念，查明事故原因以避免悲剧再一次重演也是很重要的。为此，小红猪特意推出《|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牛博山寨" via Zola in Google Reader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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