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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5 Jul 2009 02:04 PM PDT |
| Posted: 25 Jul 2009 11:01 AM PDT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Posted: 26 Jul 2009 12:00 AM PDT 自从搬到海滨来住后，我天天头枕波涛身沐海风而眠，每天太阳早早的就从无遮无拦的海面上升起，上班，顶着火辣辣的热情沿望海路彳亍而行，只能举起右手徒劳地抵抗遮挡，下班，冒着毒丝丝的余威朝观日路烱迨漫游，再次举起左手徒劳地抵抗遮挡。是以，我对太阳，向来是缺乏歌颂的本意的，无论是为了表面上的阿谀，还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当全世界全中国都在炒黑暗六分钟的那个伟大时刻将来之际，我竟连朝窗外看一眼的冲动都没有，遑论用滤光片贴着高倍望远镜去观摩的豪情，就是劳我大驾举起刚喝光的啤酒瓶子对着太阳喊一声：日！于我，也是依然不屑为之的苦差事。 这世界智者何在？这世界愚氓何来？从日全食的事件中，我看到了无数号称"智者"的愚氓，却未见自认为愚氓的智者。相对比于发生在中国领域内天象中短短的六分钟神奇黑暗再现，六千年中国史上的人象却恐怕根本就无法找出持续时间超过六秒钟的光明时刻！有多少人一直存着这样一个错觉：日子是在不断前进的，时间是被太阳升起落下而带动不断更新的，历史，便也会在这样的前进和更新中同步，这其实是一个被催眠了的幻觉。如果时间有DNA，如果历史有DNA，你只需截取任意一个最小单位的片断下来，哪怕定格在一万分之一纳秒，然后再放大到无穷，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无论是最小还是最大，他们的基本结构其实竟然是那样的毫无二致。六千年前，有锦衣玉食的富人，也有流离失所的穷人，有残暴贪婪的领袖，也有任宰任割的奴隶；六千年后，有锦衣玉食的富人，也有流离失所的穷人，有残暴贪婪的领袖，也有任宰任割的屁民。再过六千年，这个国家会有什么改变？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会有什么改变？需要想象吗？我认为不需要，过去发生了什么，就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日全食一样正在今朝发生，那么也会像日全食一样继续在将来原原本本地再次发生，不管是六千年后还是六万年后，只要还有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人，一切就还是顺着这样的轨迹发生在另外一个时间，写就的是相同的历史。 天象中的日全食只会带给我们六分钟的黑暗，但是人们的心全食却使我们永远处于黑暗而难得哪怕只是短暂的六分钟光明。我们说商纣残暴，我们说魏阉贪婪，但当你把历史解剖开来，你才会发现每个朝代都是一样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贫穷过，无论是茹毛饮血的猿人时代还是三年饥荒时代，总有吃不完肉的猿首们笑看风云指点江山，远古的猿首嫌生肉不好吃，于是用了无数闲情逸致发明了火种和烤着吃的烹饪方法，近代的猿首不用想着红烧肉怎么做才好吃，就想着怎么作诗吟词更显品位独特，而那些被食的饿殍，他们的贫穷从来就不能阻止心全食者们需要的富强。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富强过，无论是强唐盛宋还是高清大中华，哪怕是富到谷仓爆满强到钱夹遗漏随便任由外国人捡的而今，我们依然可见处处都是乞讨的老人流浪的孩子，他们以前讨铜板，现在讨人民币，将来讨XX钱，心全食者们拥有的富强，那是永远与贫穷者们无关的，而不论这些老人和孩子身处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更不论这些老人和孩子头顶的是白旗还是红旗。无论是商纣还是慈禧，无论是邓通还是和珅，无论称乞丐还是叫化，无论子民还是人民，不同的只是外形和名称，相同的是实质，这就是世界万物花花绿绿外表掩盖下的共同基因。日被食了，再长的黑暗也只能于光明对等——两极有最长的黑暗期，但它们也得到了最长的光明期来补偿；心被食了，再长的光明也换不来把黑暗全区曝光一次的小小愿望，哪怕是我们最无比神往的任一历史时期，你也始终会看到肮脏龌龊无处不在——李世民和康熙也许算是唯一能给含羞的国人丁点娇颜的领袖了，但那香水盖过的狐臭还不是像那充分腐烂的死老鼠一样让人不忍卒闻！他们只在暗房中给我们曝出了万分之一秒的光明，留给后人的历史竟就成了两张最好的照片。 日食不食人，心食者却食人，而且连皮带骨的食。只要心不全食的皇帝，他们给我们的黑暗，大体上所有被食的人都是还能忍受的，并且还会像看见日食一样欢欣鼓舞的期待着他来食自己而心甘情愿。只要心被全食的皇帝，他们的黑暗还能偶尔露出光明，哪怕只是转瞬即逝，我们也好像还是很怀念，并且津津乐道于他那难得出现的奇迹会是如何的灿烂。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精髓，我们称之为：文明。 这文明，是心全食者留给我们的遗产，他们在黑暗中画了一个太阳，涂上一种含有荧光的物质，告诉我们那是光明，然后引导我们这些趋光的虫子不断的聚集在那以它为中心团团转，直到筋疲力尽死去，而可怜的我们，却以为我们真实地死在了光明的身上。 |
| Posted: 25 Jul 2009 10:47 AM PDT 作者：newlight | 评论(0) | 标签:语音识别, Spinvox 在林海峰的电影《废话小说》中，有一段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老伯。他挤坐在一个不知是何处的黑暗狭小空间里，喝茶看报吃杯面，跟着收音机里的粤剧摇头晃脑地打拍子，但是会经常地打开墙上的一个小窗口，往里头扔一罐饮料或是一包零食什么的。最后他终于站起来打开门走了出来，我们发现这扇"门"原来是商场里的一台自动售货机的外壳。 这种"高科技"－－至少是"自动化"门面后是"低科技"的手工劳动的事，最近也在英国发生了。Spinvox 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号称解决了用电脑系统自动完成语音到文字转换的难题。他们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两项，一种是帮用户把电话留言转为文字发到用户手机上，另一种是给那些希望用语音代替文字写博客或做其它记录的。第一种服务，据说在商务和传媒人士中颇受欢迎。 虽然 Spinvox 网站上提到在识别过程中，可能会有"专家"(human expert)介入，但是整个系统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个基本自动的过程，采用高科技提供了一项新颖有用的服务，不过是偶尔有专家校正一些而已。 但是BBC 的科技记者 Rory Cellan-Jones 发现，原来这个公司在南非和菲律宾雇佣了大批电话中心的职员，用人工听写的方式，来做号称是机器做的事。除了从公司的内线和电话中心得到情报，他还在他的博客上做了一次测试，把同一段留言连发5次，发现每次收到的文字都不相同，他因此判断他的5段留言被不同人听读，而不是通过机器获得一样的答案。 Spinvox 公司并不否认雇了海外电话中心职员做人工听读，但是不肯透露人工听读的比率是多少。Rory Cellan-Jones的内线则称其实大部份听读都是人工完成的。 在一篇后续的博客中，Rory Cellan-Jones 回应了一些Spinvox公司创始人 Christian Domecq 的回应。根据一些语音识别专家的意见，目前自动识别的难题并没有理想的解决方案。从平时的阅读中，我知道语音识别系统可以用人工智能通过反复学习提高准确性，但是很难想像如何让机器学习电话留言中不同人的口音和习惯。Spinvox 的声称非常有吸引力，但其实是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高科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就不得不用低科技的高成本人工来完成了。 原文链接：http://taohuawu.net/2009/07/24/low-tech-solution/  newlight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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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5 Jul 2009 11:45 AM PDT
對, 我是一個生理健康, 心理沒有變態(大概)的五講四美三熱愛大好青年. 所以我告訴你我不知道什麼是靚模, 你也大概不會信吧. 最近很多聲音在怒吼, 反對靚模的大舉入侵. 每天擰開電視, 打開報紙, 翻開週刊, 每每都是靚模的最新消息. 許多文化界的人怒了. 另一方面, 仍然有大批大批的fans心甘情願掏出腰包為心愛的靚模進貢 - 執鼠之時聽聞周秀娜的寫真集已經脫銷, 要加印以饗讀者. 我沉默了. 我們的社會從來都是一個分裂的社會, 一個好書名單裡只有導人向上, 真善美忍的著作, 而坊間最暢銷的, 仍然是挖糞掏腥不遺餘力的八卦週刊的社會. 我在想, 喜歡靚模為什麼有罪? 為什麼電視台訪問, 每每要抓住一些頭髮蓬鬆, 眼神閃爍的標準毒男, 讓他們在鏡頭前出醜? 你敢說沒有作家對著鏡頭侃侃而談, 言出必稱道德淪亡, 而轉身就偷偷在半夜落樓下7仔買本kama寫真慰籍自己空虛的晚上? 這是不是另一種踩在道德的高地肆意指責他人低俗的獵巫行動? 靚模沒有公會, 毒男沒有代議士, 我們捋起袖子, 捲起褲管, 狠狠地把這兩種人打翻在地, 再加上一隻腳, 叫他們永不翻身, 是沒有任何代價要付出的. 相反地, 他們的反擊, 每每又會成為新的談資, 被我們譏笑為"波大冇腦", "連野都講唔清"等等. 靚模的無知, 毒男的自卑, 永遠是襯托出我們高高在上的最好工具. 陽春白雪永遠曲高和寡, 下里巴人才會膾炙人口. 何必難為這些不偷不騙, 只是用青春換取金錢的少女? |
| Posted: 25 Jul 2009 11:45 AM PDT 期待本地文化評論轉性 從文人南來至今天的文人北上浪潮,香港文化評論事業的道路已走過好一段。正如每位閱讀評論的讀者,在我寫作評論之前,已啃下了許許多多評論。與其急著宣稱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已然來臨,倒不如先想想我們走過什麼的路,那些作者群的問題意識又如何構成了同時代人的文化能力和限制。邵家臻是我高中時期常常閱讀的作家,他也是90年代無數講座和討論會的搞手和嘉賓之一。 在新出版的文集《學習講話》中, 阿臻分析了過去兩年一些公眾人物的公開講話。就像其他文化評論者,這本新著耐性地探索社會現象中的文化含義。例如,分析長毛身上的捷古華拉所代表的符號象徵意義、在日常的政治口號裡頭發掘潛藏的心理衝動,等等。評論者費盡力氣來回奔走於社會現象和文化觀念之間。這許是書中自況以文化帶動政治的意思了。不過尚有更為重要的一股動力,導引著評論人筆墨的流向和分佈。 一如阿臻自道説,以邊緣竄擾中心正是他的進路:"在過去兩年多日子中,我都在進行一項叫做邊緣性的實驗"、"沒有out of syllabus的市場考慮,亦不提供Model answer...,在大事件之外的邊緣議題、努力開拓、耐心墾殖"。貫徹到底的結果是,在他其餘較為集中的作品中,都是圍繞受到標籤和排斥的本地社群,例如青年和天水圍。 有趣是,這一常見的去中心化的評論路線,其實繼承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圍。八十年代《號外》的信念就是超越上一輩南來文人那種祟尚經典與權威的文化態度。《號外》因而突出次文化、少數權利和地下族群的聲音,主辦人丘世文曾提綱挈領地說:"對傳統文化偶像不再祟拜,而喜歡搞點溝通思想的空間,讓一些被壓抑或被排斥到邊緣的聲音有機會發表"。容或有很多地方不同,但無論是《號外》抑或邵家臻在文化路線上都共享著一套"離心"和"邊緣"的姿態。 讀者因此能培養出一股敏銳的辨識能力,既善於聆聽差異少數的聲音,也敢於駁斥主流暴力。不過,這同樣帶來限制。例如,相對於據守邊緣,文化評論似乎不習慣於打造出另一種中心;相對於批判既存的"統識"(Hegemony) 秩序,文化評論也迴避了構建另一套"統識"的需要。 丘世文談道:"大概你總不應該以硬功宣傳和洗腦方式對抗霸權(Hegemony的較負面的翻譯)吧?要不然我們豈不是以一種霸權取代另一種?"在阿臻書中談及"統識"的段落中,也同樣純粹視之為統治集團成功領導全體人民的原委。可是,在葛蘭西(Gramsci)的分析中,"統識"不僅是用作提防的,也是社會主義革命需要模仿並實現的一項任務,即重新搶奪並創造一種於全體人民(People-nation)的層次之上運作的領導權。矛盾是,這要求一套形成寬泛聯盟及力求普遍化的能力和視野,這恰恰又與去中心化的文化批評邏輯南轅北轍。 回想近年有關本土身份論爭,慣於邊緣戰鬥(另一說法是多元包容)的文化評論當然擅於察看建立本土身份可能潛在的排斥性,但卻對於如何形成某種香港人的集體意志和追求、怎樣形成某種具備集體行動能力的共同體則所説甚少。後者涉及的是文化人跟政治社群的關係, 這更是文人北上熱潮中隱而未顯的課題。 (原作者標題為《文化評論的範式轉移?》,刊7月25日明報世紀) |
| Posted: 25 Jul 2009 10:57 AM PDT [转]通化钢铁公司私有化遭抵制 总经理被工人暴打致死发布: 2009-7-25 17:27 | 作者: 通钢工人 |
（2009-07-25）吉林通钢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无法说它是好事、幸事，还是坏事、悲事，所以只能说是一件大事。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无数个工人的铁拳下丧生了，而这个人竟然是建龙集团的职业经理人、刚刚上任的通化钢铁公司总经理陈某。 夜已经很深了，可窗外还有零星的鞭炮声在响起，我没法去评价这到底代表着什么。对于通钢员工，也许代表着胜利；对于吉林政府，也许象征着嘲讽；对于陈某，也许是为他送行的悲歌。 事情还要从7月22日说起。这天，从设立在吉林省长春市的通钢集团传来消息，建龙集团再次入主通钢，控有新通钢集团的50%以上的股权，吉林省国资委仅占有34%的股权。也就是说，吉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将被民企建龙集团吃掉，成为民企资本的一部分。 就在消息传来的当天，通钢集团的主要生产基地，也就是通钢集团的前身通化钢铁全员沸腾。空气中弥散了咒骂、惊谔、不解与沮丧。因为，这距离建龙与通钢第一次重组后的股权分立仅仅只有三个月。2005年10月，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积极运作下，全国最大型的钢铁投资公司建龙集团与吉林省唯一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通钢集团连姻。建龙以资本注入形式入主通钢，占有通钢近40%的股份。虽占有股份不是最多，但通钢集团及通化钢铁的总经理、财务主管却在很短时间内都换成了建龙人，美其名日"引入民营机制"。于是，一场所有人都看不清的运作开始了。从那时起，通钢管理体制完全走样，国不国、民不民，高层拿着高薪、口里却声声喊着代表党和国家。员工则被裁员、减薪。 2008年的金融风暴让所有人措手不及，新通钢也一样没有逃出这个圈子，在钢铁行业低迷的大气候下，通钢连续亏损，通化钢铁一再限产，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此时，作为以抵压通钢老区贷款而兴建的吉林新区却正常生产，员工收入未有任何损失（正常生产时，吉林钢铁员工的收入也高于通化钢铁员工）。同企不同待遇，只因出资者或是重组之前所有者不同，使通化钢铁员工意见很大。这其间，通钢员工一直在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反映新通钢存在的不正常问题，而这一切却总是石沉大海，就连全国知名的百度、新浪、天涯等网站论坛对反映通钢的贴子也是一封了之。也是在2008年，通化钢铁炼轧厂出现了一起因为管理矛盾而引发的命案，死者是炼轧厂的主管厂长。在短短的3年间，通化钢铁的干群关系急转直下，各类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经过2008年的连续亏损，建龙在2009年初决定与通钢股权分立。经协商，建龙集团对吉林钢铁占有所有权，并控股通钢原有的矿山，其目的不言而喻。2009年3月，通钢与建龙正式股权分立。公告下达的当天，通化钢铁居民区的鞭炮声响彻了整个夜空。 在建龙与通钢股权未分立之前，仅2009年一季度，通化钢铁就亏损了近10亿元，吉林新区却仅亏损2亿左右。而在股权分立后，4月份，通化钢铁仅亏损了近1亿；5月份，微亏；6月份，已经盈利了6000余万元，全体通钢人欢欣鼓舞。7月份，全通钢都在憋着劲要再打个漂亮仗。而恰恰在此时，建龙再次入股通钢，而这次是对通钢绝对控股。面对国有企业如此被民企收并，面对通钢人如此被建龙人玩弄，通化钢铁所有员工及家属群情激奋、怒不可竭。 作为股份制国企，在企业大的问题上应该有一定的办事原则。首先，有共产党及工会组织，企业有大的变更，应及时召开职代会通报消息，并征求员工意见，因为通钢毕竟还是国企，应该按照国企工作程序推进革新；其次，员工也是通钢的股东，虽然人均持股量较少，但近2万人的员工队伍，其股金总量也是不低的，企业有变更应该召开股东大会予以提前公布。而直到两个企业决定再次重组，连通钢的很多高层都不知晓。而关于企业重组的宣传材料，在公布重组的第二天才发到员工手中。吉林省国资委关于通钢重组的决定下发后，通钢有几位总经理当即集体辞职，而通化钢铁的工人运动也全面展开。 这是一场自发的，没有任何组织的工人运动。这一切源于对建龙的憎恶，源于对吉林省高层领导决策的不满。7月23日上午，吉林省国资委部分领导、建龙集团部分高管到通化钢铁召开重组大会。遭到近50名员工家属、100名在职员工的包围冲击。当天下午，通化市公安部门开始向通化钢铁各单位质询具体情况。7月24日上午，近3000名在职员工及员工家属在通化钢铁办公大楼前集会，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高喊口号进行示威集会。上午9时左右，示威人群向通化钢铁冶金区进发，并对1、2、3号高炉铁路运输线进行封堵。不久，通化钢铁1、2、3号高炉先后修风停产。中午，示威人群没人散去，而是集中在冶金区各铁路沿线，至使4、5、6号高炉先后修风停产。直至下午，通化钢铁7号高炉修风停产。至此，通化钢铁整体生产停滞，各主体、辅助单位陆续减产、停机。 7月24日当天，在通钢宾馆某房间内，刚上任的通钢集团总经理、建龙人李某坐镇，分别与通化钢铁各分厂主管领导谈话。通化钢铁各主管经理分别下到各分厂与中层干部及职工代表对话，要求做好员工队伍稳定工作。而刚刚上任的通化钢铁总经理、建龙人陈某带队到焦化厂与中层干部及职工代表对话。此时，不知何故，部分示威人群得知此事，并迅速聚集到焦化厂，对召开会议的办公楼进行包围。据说当时陈某与示威人员发生了口角冲突，并激怒了示威人群，一群示威人员冲入会议室，把陈某拖进走廊进行群殴。消息传开后，各区域示威人群大量向焦化厂集中。此期间，通化市调集了大量警力，由公安、交警、武警组成的大批治安人员进驻通钢冶金区，对通钢冶金区进行封锁管控，吉林省及通化市相关领导陆续赶到现场，但依然无法控制局势。至晚19时，通钢冶金区已聚集近万人。据说，当时陈某已被群殴多次，并有说社会人员参与了对其殴斗，陈某已经死亡，死状凄惨。但大量员工依然聚集，不允许政府部门人员进入。晚21时左右，通化钢铁通过电视台向通钢员工及家属发布公告，宣称省政府决定建龙退出，永不再参与通钢重组。晚22时左右，示威及围观人群才纷纷散去。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而且事态规模太庞大，出乎所有人的想像。直至零晨，我依然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陈某我见过，一个公开场合讲话都会手脚发抖的职业经理人。我所知，通钢没人评价他是个合格的总经理，但有人满意，因为他听话。应该说，他的结局是个悲哀，即便他有再多的过失，也不应该付出生命的代价。他的死是吉林钢铁企业改制失败的恶果，是吉林省高层领导的严重工作失误，是建龙人投机倒把的罪有应得。通钢人，一群血性的汉子，面对自己祖辈用50余年建立起来的基业，无法释怀一切会被别人收并，特别是在企业正在走出困境，全面谋求发展的时刻，在得不到上级支持与理解的时候，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建龙集团，一群资本运作的高手，一个有着深厚背景的企业，但他们作梦也不会想到，这次跟斗栽大了。东北人真的勇武到这种程度，矛盾真的能发展到如此不可调和。通钢领导，除几名实干派之外，一群泛泛之辈，而且官本位思想、利已主义思想严重，心中无大局无大志，有的只是眼中的铜臭及私利。 事件的结局是个悲剧，虽然窗外还响着鞭炮声，但在我听着，那却是来自地狱的嘲笑声。我在深深的悲怆中看着时针，那是对吉林省高层急功近利的悲怆、对社会发展畸变的悲怆、对通钢人粗蛮盲目的悲怆、对建龙人无尽贪欲的悲怆、对死者家属痛失亲人的悲怆…… ---------------------------------------------------------------------------------- 通钢子弟/文 小弟是吉林通化钢铁公司的一名子弟，本来蒸蒸日上的通钢，因为省领导的指示，"建龙"集团加入了通钢集团，开始侵吞我们通钢人50年积累的财产，工人工资一降再降，小弟的父亲作为一名27年工龄的中层干部每个月只有200元工资！通钢陷入严重危机！2008年秋，通钢全面停产，2008-2009年冬，厂区及职工家属乃至整个通化市二道江区的供暖都无法供应，10余万人只能过一个寒冷的冬天，无奈之下通钢集团恢复了与供暖有关的生产项目，在亏损的情况下继续生产。通钢急剧缩水，建龙集团见无利可图，便退出了通钢集团。后来，钢材市场回暖，直至2009年6月整个通钢集团只盈利3200万，2009年7月预计盈利8000万到1亿左右，这时，看见通钢又有盈利，建龙又回来继续霸占我们的血汗！！！！！！！ 2009.7.23，各单位骨干开晨会，居然从各位厂长的口中听到了如下令人震惊的消息："建龙集团控股通钢！65%！"！之前，建龙集团主席陈国军曾放出过许多狠话："我要在3年之内让通钢姓陈！""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这次，通钢人真的愤怒了！ 7.24早，3000余退休老职工打着"建龙滚出通钢"的标语向厂区进发，大批警察开始出现，群众队伍越来越大，途经的各个工厂陆续开始停产，至中午左右，通钢全面停产；下午，部分建龙高层开始出现在厂区，在劝阻队伍时大多被暴打，到了傍晚，陈国军出现在一个厂，色厉内荏的命令复工，愤怒的人群失去控制，陈国军被多人围殴，防暴警察以及救护车都被人群阻拦。到晚上9时左右，传出了陈国军死亡的消息，整个二道江区开始了密集的鞭炮燃放，厂区里，工人，警察，群众，上万人挤在一起，场面并没有继续混乱，人群开始陆续撤退。 吉林国资委23日宣布建龙重新入股，通钢人都绝望了！24日就发生这事，24日晚吉林国资委宣布建龙永不参股通钢！
附：吉林通化电视台播发的公告及相关文件精神 公告 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希望广大职工保持克制，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尽快撤离。
吉国资发直改[2009]105号 通钢集团： 为深化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省国资委经与多方战略投资者商谈，曾确定由建龙集团重组通钢集团，并控股经营。方案公布以来，很多干部员工及离退休人员不理解、不赞成。经认真研究并报请省政府同意，决定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不再实施。希望通钢集团广大干部员工接此通知后，从维护通钢稳定、维护通钢广大员工根本利益出发，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努力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促进通钢集团发展。 吉林省国资委 2009年7月24日
来源：http://zggr.cn/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331-ph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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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5 Jul 2009 10:45 AM PDT 这个是和第一财经日报做的 ------------------------------------ 1. 请问您是从哪一年起在剑桥任教的？这是您第一次来到剑桥吗？ 我是2007年9月到剑桥的，之前1月面试的时候来过，那次是第一次。 第一次到剑桥的时候还挺震动的。主要是建筑风格的问题，市中心很多中世纪建筑，还有中世纪风格的小路，窄，蜿蜒曲折，很多不能通车，只有行人和自行车，在幽暗的路灯下，再下点雨什么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小镇就是一个时间的琥珀，里面有那种拒绝与时俱进的骄傲。其实古典建筑很多地方都有，不足为奇，但是大多数地方的古典建筑现在都是"旅游景点"，用来照相的，剑桥的特色是，这些地方现在还是用来生活的，自行车随便靠在一面17世纪的墙上，吃饭的餐厅是18世纪盖的等等，这种漫不经心的、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历史感是剑桥最令人心动的地方。
3. 您为何会选择到剑桥教书？ 我没有专门选择到剑桥。正好剑桥有一个职位招人，又比较对口，就来应聘了。 4. 真的开始这里的生活后，您对这里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能不能讲一个令您感受最深的故事？ 新的认识就是这里特别重视本科教育吧，觉得这里的本科教育在传承人文精神方面做得很好，使这个国家一些最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感受最深的事之一，就是我的同事们给大一本科生的作业题，那完全是把每一个人当作大思想家来对话的。举几个作业题例子，"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的政治是反政治的？""所有的政治价值都是相对的吗？""上帝死了的政治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代议制需要以国家为单位？""民主的激情是有代价的吗？""代议制能够完善人的德性吗？"当然老师们不仅仅是问这些"大问题"，也引导学生去读相关的书目去思考这些大问题。反而是到硕士、博士阶段鼓励学生去思考小问题、经验问题、与政策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很好，因为鼓励学生思考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帮助他们在人类历史中定位自己。让他们知道每一代人不是在历史中"流浪"，前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地图，告诉我们这里是暗礁，那里是漩涡，这里是风景，那里有沙漠，让学生明白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社区的一员，是文明的马拉松中的一棒。当然我的感触跟我的专业有关系（政治学），可能别的专业在人文精神方面感受并不强烈。 5. 剑桥对华人的态度如何？在剑桥的教师中，华人占多大比例？学校给华人教师的待遇如何（例如薪资、住房、地位等等）？ 华人老师总的来说不多吧，我们系院只有我一个。另外我认识的大约有三、四个。估计理工科、经济类还有一些，但我不认识。待遇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华人非华人一说。对华人的态度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如果说"彻底融入"不大可能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人家刻意排挤你，就是文化、语言、背景差异导致共同语言有限造成的。 6. 您经常在博客里提及您每天上班路过的那条种满梧桐的大街、绿油油的草坪、小家碧玉的河流、古色古香的胡同，听起来非常诗情画意。您在这个小镇上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工作之外，您闲暇时间通常会做些什么？
我生活很枯燥，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吃饭，念经，念经，吃饭。基本上把一个本应多姿多彩的生活过成了蹲牢房。一方面是因为忙，另一方面我这个人比较闷，对于旅行、出游、运动兴趣都比较有限。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偶尔偷得半日闲，找个咖啡馆，看看书，喝喝茶，想想问题。另外一件幸福的事，就是找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不过这边谈得来的朋友不大多，这种机会很有限。 7. 您曾说过，在剑桥，教师的地位特别低，工作负担也特别重，那么是什么吸引你留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呢？
我说的"地位低"是半开玩笑的性质，指的是学生地位太高了，老师完全就是他们的"服务员"。其实我也没想永远留在这。暂时留在这，如果说有什么理由的话，就是我觉得这里思考说话都比较自由，因为自由而变得真诚，不需要撒谎，不需要谄媚，氛围比较清新，让纯粹精神生活变得可能。你想我每天想的都是"民主输出是否可能"、"援助非洲那么多钱为什么都没用"、"泰国的动荡和魏玛德国有何相似之处"、"中国的发改委到底有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问题，多幸福啊。这个世界没有几个地方你能够每天思考这些问题而不被视为神经病的。以前我没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警告我，工作以后办公室很多"政治"的，哪怕西方的高校也不能幸免的。我来了之后就发现，哪有什么政治啊，同事都是各忙各的，有问题则互相帮助。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没有参加任何庆典，没有特殊的心情。 顺便说一句，800年校庆并不是指某一天有什么重大仪式，而是指这一年断断续续举行一些纪念活动，比如讲座，音乐会什么的。 9. 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剑桥是一所怎样的学校？除了它的建筑、景色和教育制度外，它的800年历史还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我觉得剑桥就是一个正常的大学，思想自由，风景优美，学生努力学习，老师努力教书。800年的历史还体现在哪，可能体现在这里的人比较爱读书、爱思考上吧。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生活在一种原罪感里，时不时就得检讨自己"不事生产"、"象牙塔里的精英"、"脱离群众"什么的，这种原罪感抑制人们探索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在剑桥，你就是研究霍布斯的某一个概念一辈子，也不会老有人追着你问"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啊？"有好奇心、钻研精神、清高、我行我素的人不需要生活在自我辩护的状态里。我邻居，一个老太太，80多岁，走路都颤颤巍巍了，一辈子就是个家庭妇女。那天楼道上碰见，她跟我说，她准备重读阿奎那的著作，然补充了一句"唉，好久没用拉丁文了，拉丁语退步了，读起来可能会慢一点呢"。看，读英语还不行，非要直接读拉丁语的。80多岁的老太太，读什么阿奎那呢，没什么用吧，但是很理直气壮。我喜欢那种理直气壮地认为很久以前的历史、很遥远地方的生活、很奢侈的文字艺术与自己其实很有关系的人，一个这样的人在剑桥待着不会觉得突兀。 |
| Posted: 25 Jul 2009 10:37 AM PDT 都是半年前左右做的，忘了贴了。下面这个是《新周刊》做的，忘了什么名目了。 -------------- 1.你最早是在网络上连载小说出名吧？对于你来说，网络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不可以这么说，只要有网络，哪怕不在平面媒体发表东西，你仍然能保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
小说的确连载过几个，在留学生网站上。我觉得网络的意义在于它平民，任何人，哪怕一条狗，都可以畅所欲言。平面媒体的问题是它资源有限，有限的资源要分给无限的需求，"认识人"就很重要，通过关系分配资源，搞文字常常变成了搞政治，挺没劲的。很多知名作家或学者的作品，如果放到网上，配个虚拟ID，估计根本没人读。但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种靠资源垄断和"评论界"建构起来的文学界或者社科界就对全国的文学青年、知识青年构成了强制性阅读，很多本来不值一读的东西成了学习榜样。网络的出现等于打破了这种资源垄断，实现了文字的"民主化"。当然网络的问题也在这里，它让作者毫无屏障地直接面对读者，文学也好，时政也好，容易激发一种民粹主义的写法，煽情比讲理更有市场，刺激比细嚼慢咽更有市场。
2.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政论性的文字的？是有媒体约你写吗，还是如你所说，是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尽义务，写了之后被媒体发掘了？这些文字主要发表在什么地方？除了醉钢琴，还用过什么ID？
网上写政论已经有一段了，大概从00年开始，但是不系统，基本是各大时政论坛打游击，灌水，打群架。以前经常去的时政论坛有强国、西祠，新文化、华岳，后来发现辩论陷入低水平重复之后，就不大去这些论坛灌水了。以前的ID就不说了吧，有很多东西现在看也脸红。给平媒写政论大概是04年左右开始。我有个好朋友当时在南风窗工作，他知道我学政治，而且他信任我，就问我能不能写点。后来给其他一些刊物写，应该说也是既有水平的因素，也有朋友的因素。
3.这个问题是代同事问的：总觉得有几个刘瑜，写小说的刘瑜，和写毛里求斯游记嬉笑怒骂的刘瑜，还有写政论时一点都看不出来是个女作者的刘瑜，很不一样，那么怎样在这几种反差很大的风格之间应付自如？
挺容易的，就跟车换档一样。比如你在讨论时政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跟别人对话，目的是说服别人，所以逻辑的严密就很重要。但如果你在写小说随笔什么的，你是在传达感受，对于传达感受，逻辑未必有效，语言本身的魔术更重要。至于小说比较阴沉、随笔博客比较亢奋，我觉得跟你写东西时候的心情有关，也跟你深入内心的程度有关。写毛里求斯游记那种东西的时候，还是预设读者的位置的，想着要娱乐一下大家，但写小说的时候，我的"贝壳"是完全关闭的，基本是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不能说前者不真实，但是深入内心的程度不同，好比潜水一百米和潜水一千米，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4.都知道你的正职是剑桥讲师，写作对你来说，是一种爱好，还是一种状态的转换？在工作和写作之间，会不会有时间上不能协调的时候？会怎么应付？
写小说随笔等文艺类作品更接近爱好，写时政类东西有责任感的因素。工作和写作时间上会有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几乎停止网络写作的原因之一，小说更没有时间写了。我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这跟热爱不热爱工作没有关系，就是不能容忍自己不负责任地去做一件事。当然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由撰稿更有意义并且能养活自己的话，很可能就辞职了，因为工作和写作之间，迟早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5.在海外生活这个背景，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你曾说过，在海外的经验反而促使你更加了解中国，这是你写政论的一个便利吗？
当然有影响。从时政文章来说，海外生活给了我一个比较的视野，这个很重要。比如以前在国内，如果我关心所得税率，那就去查一下中国的所得税率。但现在，我会尽量一并把美国的、英国的、印度的……所得税率给查出来，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比较的知识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女人，你说她漂亮还是难看呢？
6.写作于你而言，是出于天分，还是有什么秘笈？是怎么写开的？
我觉得一个人对文字敏不敏感很可能是基因决定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诗人，一种不是。不是诗人的那种人，就算他在写诗，他也不会变成诗人。是诗人的那种人，就算他一辈子在做会计，他也是诗人。要说怎么开始写的，这么说吧，狗要吃屎，确实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7.你知道自己在国内有很多粉丝吗，会跟自己的读者交流吗？比如收到一封说"刘瑜我爱死你了"的邮件，你会回应吗？
不知道，而且坚信没有这回事。在一个芙蓉迭起的时代，有粉丝的人是可耻的。偶尔有读者给我写信，我一般都礼貌地简短回信。"爱死你了"这种话，不会回应，因为我要是把这种话当真的话，就太自恋了。
8.身在海外如何了解国内的情况？主要还是通过网络吗？
对，主要通过网络。比较经常看《财经》、南方报业，也经常去新华网、国研网这种官方新闻网站。现在上网，我对了解信息比对"看法"更感兴趣，比如我对这个季度小麦的收购价格比对连岳最近说什么了更感兴趣。当然不是我对连岳有什么意见，而是我已经不大需要别人告诉我怎么看一个问题了，我更关心的是问题本身。一个人有立场很容易，但为这个立场提供充分的论据不那么容易，去认真对待和自己立场不一致的信息就更不容易。我喜欢去做那些不那么容易的事情，我想我始终还是有一种继续成长的雄心。当然有时间也会去读别人的评论文章，尤其是经济类的，因为这方面我懂得少。 - |
| Posted: 24 Jul 2009 09:00 AM PDT （早先文字） 原文作者：约瑟夫·拉兹 这篇文章是拉兹对于怀疑是否存在一种一般性的法理学的挑战者的回应。怀疑者认为分析法学所确定的理论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主要是因为分析法学所使用的方法，即法律的概念分析本身并不能保证所达到的是一种一般性的结论。挑战者的核心观点：首先因为从横向山看概念本身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产物，各个地区和文明对于"法"本身的定义是不同的；同时从纵向上看，概念的含义随着时间在不断的变化，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第二，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挑战者指出，概念本身并不包含一个固定的中心含义，因此分析法学试图得到法律概念中的"必然真"是不可能的。第三，如果面对外星人的文明，分析法学所谓的"必然真"还是真的么？ 拉兹的辩护思路是逐级展开的，首先拉兹指出了概念和概念所包含的事实和属性之间的不同；其次拉兹指出了分析法学的目标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第三，拉兹指出因为分析法学的目标在于后者，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并不构成挑战；第四，拉兹指出虽然两者之间是不同的，但是互相之间存在关联，分析法学分析的是我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因此必然性并不是柏拉图式的必然性，而是与分析法学的理论目标相关联的一种必然性。以下分述之： 第一，很多人认为对于概念的理解就是理解其所包含的各个部分和属性，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概念的不同并不等于其所包含的各个部分和属性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知道"水"这个概念的同时，掌握有关于水的各种属性和事实。同时，对于不同的社会而言，面对我们认为是水的各种事实与属性，他们可以命名为其他的名称。这一点不同并不妨碍到我们认识我们的概念中"水"所指涉的这一事实的各种属性。因此，从横向上说，虽然不同文明对于一种社会制度的实践形式可能命名为不同的名称，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社会中就不存在我们的"法律"这一概念所指涉的社会制度的实践形式，纵然在某些社会中这种实践并不叫做"法律"。因此，概念上的不同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发现背后所包含的相同的某些事实和属性。这一点明确否定了塔玛纳哈对于概念分析的挑战。 第二，分析法学所要求的一般性的法理学是建立在对于描述"法律是什么"和解释法律中的必然真的目标之上的。因此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并不是分析"法"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之下的不同含义，而是在于通过对于"法律"这一概念的分析，使得我们对于作为社会控制工程的法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更加清晰的理解我们社会的一个方面。所以，分析法学并不是将概念作为其最终的目标，而是概念所指涉的某种社会事实。拉兹指出，概念存在在我们与世界之间，我们通过把握概念构建自己的世界图景，那么分析法学的哲学基础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澄清概念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世界。因此，纵然"法"这个概念在语言哲学上，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并不存在一个本质或者中心，但是问题是分析法学也并不是去试图求得在语言上"法"的必然真的知识，而是试图分析指涉一种社会制度实践中的"法律"所提供的对于这种社会制度实践中所包含的必然真的知识，而至于"法"这个语词本身在宗教、数学、伦理学等等其他领域的运用，甚至作为一种隐喻的应用，分析法学并不关心。可见，拉兹通过澄清分析法学所要求的必然真知识的对象，避开了来自维特根斯坦理论的冲击。 第三，对于概念本身在时间上的变化。拉兹承认分析法学所分析的是我们对于"法律"这个概念的理解，而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因此，分析法学所求得的关于法的必然真的事实是建立在我们对于法律的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西方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的基础上。这与中国或者埃及在公元前时代的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事实上，这里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我们所理解的"法律"的概念，固然和曾经埃及人对于"法律"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问题在於何谓法律是一个命名问题。我们通过求得我们法律概念中必然真的知识作为理解法律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认识到埃及人哪些实践形式事实上在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一种法律，而埃及人所命名的"法律"实际上在今天看来并不是法律。可以说概念本身的地方性并不影响一种一般的法理学的存在，正如我们需要一把尺子作为衡量其他物品的工具。我们当然可以称这把尺子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产物，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作为衡量其他事物的依据。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法学的一般性法理学的目标就在于更好的理解我们从而使得我们的概念中的一些必然真的知识成为衡量一切其他社会实践形式的一般性尺度。 分析法学试图发现我们在谈论"法律"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的话题，如果存在那么这就是必然真的部分，如果不存在，那么很显然双方只是在用同一个名称而事实上指涉不同的事物。这些共同的话题当然是建立在我们的——用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词——"生活方式"之上的。用我们自己的目光去衡量历史才能更充分的理解过去、现在、未来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控制工程。我们可以说在某个时期所谓的"法律"在我们今天人看来并不是法律，而他们的另一种活动在我们今天人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律"。很多的批评并非集中于分析法学的理论目标，而仅仅集中于名称上，这显然是对于分析法学的误解。拉兹的这篇文章很好的回应了这些实际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挑战。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
| Posted: 25 Jul 2009 11:00 AM PDT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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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5 Jul 2009 10:55 AM PDT 1927年5月5日 致孩子们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Posted: 25 Jul 2009 10:01 AM PDT 又看了一遍张艾嘉的《20，30，40》很久没看，再看，还是觉得很好，我喜欢女人的视觉来看一些普通的问题，这不过就是生活，呵呵，我总是奢谈生活，那又怎样呢？那就这样吧。 前天看了一遍《被遮蔽的天空》又译为《地下》，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说他是南斯拉夫天才型电影大师，果真如此，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再一看，他的很多电影都是很牛的，都获得过大奖，《生命是个奇迹》《黑猫白猫》《爸爸去出差》等等，居然我有这套碟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看，给我浓重推荐的人强烈的陪我看，还说这个碟可以看2遍，3遍，我坚信这个电影值得的，但是，看完以后，觉得很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这些波澜壮阔的叙事。一把年纪，我当然不会幼稚到对世事一无所知，但是，假如每天都生活的一个巨大的阴谋里，欺骗，谋杀，幻想，期待，一旦谎言被揭破，那是要死人的。电影里果真死人了。被遮蔽的天空并不是令人向往的。无论是那里。 有天晚上睡不着觉，半夜醒来，看梁文道的《我执》，看到他写《春光咋泄》里，张国荣像说一句咒语一样的对梁朝伟说的：不如我们由头来过。这句话有巨大的杀伤力，对梁朝伟如此，对很多恋人也如此，除了恋人，这句话放在其他地方呢？ |
| Posted: 25 Jul 2009 09:30 AM PDT 边地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停了十二个小时的电，下午我、老罗和小东在麻将房斗地主。斗地主是我在深圳跟老刘、戴鹰们学会的。最早，他们玩100、200、300，一铲600的，据说最牛的一庄四个炸弹，庄家进了两个9600。开始，他们邀我玩10、20、30，一铲60的，后来加到50、100、150，一铲300的，再后来就跟他们一样了。那是一段肆意挥洒时光的岁月，上次我去深圳见到老刘，惊讶于他的成熟和脱胎换骨，晚上喝多了给戴电话，他也已经在郑州成了发展商。 他们两人不适应我们的打法，说是输赢太大，我们就玩5、10、15，一铲30的；下午，我最多一把炸了他们240。 早晨吃硬早点的时候在一家文化用品店买大洗衣盆时候遇见一小姑娘，这是我在边地第一次觉得女人真美。小姑娘眼睛明亮、面容姣好，站在柜台里神态怡然、安静。我们三个进出了好几次"看美女"。十几年前，在乌鲁木齐友好那家甜食店遇见一个民族女孩眼睛灿烂如豹子，我竟然带着两个曾经的同事一直追到人民广场店去看人家的眼睛，那已经是三十多岁时候的事情了。 买了五斤桃子，前前后后我吃了七、八个，地主斗到七点前后，特别恶心和难受，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头就睡，他们两个去吃饭。十点多被难受醒，恶心、想吐，起来坐了一会儿，就非常豪放地上吐下泄起来，那情状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惹得老罗直要把我拉到医院去。 看本期《南方周末》，一篇关于麦兜之父谢立文的专访"麦兜：他不是低能，他只是善良"受到一些启发。标题的几句话其实也是我相当一段时期的写照。通过这篇专访，我当年的一些关于文化和写作的一些思路逐渐明晰清澈，我必须让自己的文字给人带来更多的思索、触动，进而做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叙述者。简单地说，就是让自己更哲学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所进行并且要在今年某个时候完成的小说"一个世纪的忏悔"就毫无意义。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的为人类写作的世界作家，我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2009年7月26日星期日 00：11 |
| Posted: 25 Jul 2009 09:05 AM PDT 贵阳是急功近利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一个典型。城市不大，坐落在高低不平的、秀美而贫穷的云贵高原上，显得有点卓尔不群。贵州总体上仍然是落后，但贵阳却是不甘示弱的，这里的市中心相当繁华，物价水平也高，俨然一副大城市的模样。贵阳的大街小巷都很嘈杂，喇叭拼命的按，广播起劲的嘶喊，车流拥挤的像锅粥，然而这繁华向外辐射的底气倒不足，稍微往外走一点就看到简陋和自然了。
贵阳人的悠闲，从满城乱转的陀螺可见一斑
手法娴熟的残疾艺人，我看比不少名家水平还高些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初步印象，不过我并未对此失望，毕竟这里的气候还是十分宜人，特别是晚饭后出去走走，凉爽惬意的感觉可不是南京上海能比拟的。贵阳的小吃也丰富，是食客的好去处。下午下机后玩到现在回来，我也写不出什么感悟，姑且就记些小提醒，给计划来黔的朋友一点小帮助吧。 今天下午去的是黔灵公园，有点像南京的玄武公园，环境非常不错，不过管理差点，许多地方看起来不是很干净。去黔灵湖要经过一条很长的隧道，然后再出去的时候就有个问题：千万不要从西门出去，最好还是原路返回的好。本来我从南门进去，按常理说游览一圈应该换个方向出去吧，结果是后悔莫及啊。那西门十分粗陋，四周是层峦的山坡，一条羊肠小道崎岖泥泞，我和小邪足足走了三公里，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和一个农贸市场，终于才看到一点城市的影子。路口停着一辆巴士，却见不到站牌，请问一下司机师傅，到市区怎么走？师傅很鄙夷的来一句：这就是市区啊…
黔灵公园，就像南京的玄武
这南明河，竟也恍然有秦淮之韵
还要说一点的是，贵阳的小吃众多，然而并不一定以名声论短长，总得合自己的口味才是。我们流窜在中华路边的小巷里，发现最火暴的食档不是肠旺面和米线，而是卤味。黔人做小吃会加些生僻的调料，一盘荤，一盘素点上来，吃起来香味扑鼻，再加上一瓶冰啤酒下肚，唔，这才有点流连异乡的感觉了。
随机文章：泾县杂记 2008-10-06 再远的脚步走不出心房——第七站：根河 2008-08-11 一个人的公路——第六站：室韦 2008-08-08 征马嘶鸣尤在耳——第五站：莫尔道嘎 2008-08-08 半边天的那达慕——第四站：呼和诺尔 2008-08-04 收藏到：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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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5 Jul 2009 08:35 AM PDT 分税
财政部上周（7月9日）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底前在非民族自治地区全面推行省直接管理县财政的改革"时间表"。《意见》对具体的改革范围和近期目标等都作了说明。 这是在技术层面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一次提出的"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的落实。实际上，财政"省管县"改革早已提出并在多个地方进行了试点改革。2005年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就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数据，到目前为止至少在18个省份和4个地区进行了试点改革。据说，有些省份——比较典型的如浙江省——的试点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因而，此次的全面推进被认为是水到渠成之举。 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媒体评论都对这一改革持正面肯定态度，并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综合起来看，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改革能够减少财政行政管理层次，促进"扁平化的管理方式"，从而减少地方税收的"跑冒滴漏"。还有专家认为，财政"省管县"为下一步的行政"省管县"铺平了道路。 具有鲜明特色的"市管县"行政体制的开始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出现"市管县"以后，有关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首先，它不符合宪法对国家行政层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并没有地级市这一层级，宪法第三十条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县、自治县、市"。也就是说，"市"与"县"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处于同一层级，并非目前实际上的上下级关系。而且，无论是横向比较当今国际通行情况还是纵观古代中国，实行的都是三级行政体制。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都一直是中央、省、县三级行政机构，但从80年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为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 当然，更重要的还不是法理或习惯上的理想模式，而是这种"市管县"行政体制随着时间推移显现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现实弊端。许多人认为，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并动用各种行政力量将绝大多数要素都集中到城市，致使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中国城市像欧洲，而农村像非洲"。特别是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难现象愈加突出。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40%上升到了55%左右，省级财政从16.8%上升到了30%左右，市级财政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上升。五级财政中三级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上升，而县乡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且，越是贫困的地级市，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因此，"市管县"在很多地方被形象地称为"市卡县"、"市挤县"或"市刮县"…… 撇开国家与省之间的收入支出关系不论（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随后也将讨论到），造成这种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状况的根源恐怕不并是分税制改革本身，而是边界划分清晰的分税制仅能落实于国家与省的层面，省以下不可能真正实行分税制。正如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曾经撰文分析的，"二十几种税，在五个层级里怎么分？分不下去！"于是在省以下就形成了实际上是讨价还价、复杂易变、五花八门、很不规范的"分成制"、"包干制"等。这种状况给地方行政高层级"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使转移支付根本做不实。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如果不把在西方发达国家良好运行了几百年的分税制进一步推进到省以下的层级，简单地将财政上的"市管县"改为"省管县"，也许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所改变的只是"讨价还价"的主体而已——市能够利用行政权力去"刮"县，省就一定不会了吗？别忘了，省可是比市的权力大得多！而且在现行体制下，省对于集中资源发展省内中心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热情，一点也不会比地级市片面追求地级市政府所在城市发展的热情来得低。 要将分税制改革推进下去，精简财政层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分三层显然比分五层要容易和可行得多。不过，改革国家现有税收体制及国家与省之间的分税格局也注定是不可或缺的。简单地说，国家应当留给省更多的税源，这样它对其下一级的县、市才有税可分。从政治效应上来看，如果国家层面开始就有明显的"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的取向，怎么能指望省和省以下各级政府不依样效尤呢？
分权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要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行政分级管理体系，仅从财政上单兵突进，前景是不乐观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财政"省管县"视为最终实现行政"省管县"的一个前奏和短暂的过渡。有些学者甚至还担心，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仅在财政上贸然实施"省管县"，有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其他后果。 例如，对于某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在"市管县"体制下，市对县是有财力支持的。实行"省管县"后，市级财政当然就会认为从此再没有相应的责任了。因此，在某些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原由市级财经配套的部分，却由于管理体制的改变而不能到位，反而加重了一些县级财政的困难。相信，今后地级市域内一定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断头路"和"半截管道"现象。此外，财政"市管县"体制会使地级市产生强烈动机，将所辖的富裕县改为区，同时千方百计把贫困县踢出去。站在地级市的立场来看，财政"市管县"实在是一种在原来的事权不匹配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增加新的事权不匹配的做法——市对县没有了财权，但却要继续承担过去的所有责任，如市场监督、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 可以想象到的更坏的一种可能性还不是上述行为改变，而是市利用对县的其他行政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人事权——以各种变相手段阻碍财政"省管县"的真正落实。按照目前干部管理体制，地市级党委直接领导县级党委，县一级官员的任免权还牢牢掌握在地级党委。这就决定县很难有能力违抗市的意志。而在当下的中国，许多经济活动和财务往来远远超出了公开帐面上的那个"钱袋子"，只要市仍旧管着县的"官帽子"，县在财政上与省之间的直接往来就难免遭遇"梗阻"，其独立性也就难免大打折扣。所以有县级官员已经说了，"你怎么也翻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其中关系微妙，只可意会。" 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财政"省管县"只是行政"省管县"这项重大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总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行政"省管县"的整体改革不能及时跟进，则财政"省管县"非但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还可能孕育新的更加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曾建议，省管县改革，总体上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就是财政省直管，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使它们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各自均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市的职能要有增有减，县的职能要合理扩充；第三步是市的改革，合理扩大市辖区，调整精简机构和人员。 但这样一来，又会立刻碰到一个新的棘手问题。根据现代组织管理学的最基本原理，某一个层级（长官）的管理半径都是有限的。中国研究区域行政管理的专家普遍认为，一个省管辖30个左右的县、市，是最理想高效的模式，最多不应该超过50个。我国目前有2700多个县（含县级市），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省辖大约90个县（市），已经是理想管理状态的两倍。而像四川、河北这两个大省，则分别辖138个县（市）。当省的管理半径很难覆盖到每一个县时，一方面，管理的有效性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权力的监督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新上任的四川（河北）省委书记或省长，哪怕他记忆力再好，光要将他手下27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的人和名都对上号，大概就得花上大半年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种办法是，根据理想的管理模式，将全国的省级行政区划重新划分，数量上增加一倍，达到60个左右；另一种办法是，根据每个省的不同实际情况，有区别地采纳不同行政层级管理模式，下辖县的数量比较少的省推行"省管县"，反之则继续保持现有的"市管县"模式。 但在我看来，上述这两种办法都是不足取的。前者严重忽略了省域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传统，一旦执行将成为一种典型的"折腾"，后果难以预料；而后者则将国家的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置于逻辑上的混乱状态之中，同样会滋生许多新的矛盾。 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出路其实不在于如何提高"管"的水平和效率，而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怎样学会"不管"。历史地看，分税制是一种与联邦制的行政体制高度匹配的财政体制。中国固然历来就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借鉴联邦制行政体制的长处。对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有过深刻对比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传世经典《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作过一个比方，他认为，在美国式的联邦制下，国家就像一个家庭，联邦政府是父亲，各州是儿子；而在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下，国家就像一个人，中央是大脑，各省是身体器官。托克维尔是想借此说明联邦制的优越性，因为一个人离开家庭后仍然可以存活，而一个器官离开了人体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且不论这种说法究竟正确与否，但它的确很精妙地揭示了联邦制的精髓：行政分权。 如果我们想要将缩小行政层级、精简机构人员、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目标落到实处，那么即使完成了行政"省管县"的改革，也只是一个搭建了一个表面的组织架构而已。改革的真正的核心应该是分权，即明确省与县之间的权力、责任边界，让省、市、县分别专心致志地去做好各自应该做的事。 县究竟应该由谁来"管"？我相信，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什么比让民众妥善地自我管理更加明智的政府行为了。
掠夺性的城市化
我父母的故乡在与上海一水之隔的江苏省海门县。1994年，在"撤县建市"的大潮中，它也急不可耐地扔掉了已经穿在身上1000多年的那件土里土气的"县"的外衣（据史书记载，海门第一次建县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显德五年，即公元958），改称自己为海门市。目前，它是地级的南通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不过，出生和居住在上海的我以及我的亲戚们在碰到各种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依旧会认认真真地填上那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的"江苏省海门县"。另外，我这一生也从未在任何表格的籍贯栏上填过"南通市"。我那对故乡充满眷恋的老父母一向认为自己是江苏人氏，是海门人氏，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是南通人。在我观念里，南通与我的关系差不多相当于苏州——它是我老家农村的一个邻近城市。 我妻子祖辈的老家是江苏宜兴，她似乎也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是无锡人（现在的宜兴市也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地级的无锡市）。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广袤国家的自然和文化传统。"县"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基本行政单位，"省"只有六、七百年历史，而"市"则完全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乡土的方言、风俗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地域归属也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比县更高一级的认同单位则比较复杂，通常是省，但也有超越省域范围的。例如，我一般不会把南通市人当同乡，但我反而会把上海市崇明县人视为同乡。因为海门县和毗邻的启东县原先是长江泥沙堆积成的一块沙洲，那里的最初居民是在明朝后期从崇明岛迁徙过去的，这三个地方方言和生活习俗至今仍然几乎完全相同。 海门从"县"变成"市"以后，县城的面积确实成倍扩大，城中心广场上还竖起了一个外型很像艾菲尔铁塔的巨大的电视发射塔，从老远的田间就能看见它。我近年每次陪父母回老家，都能感受到它的一派热火朝天的城市化的景象。 说起这个城市化，有一点让我父亲颇为不满。他小时侯曾经从乡下到县城的海门中学求学，那时还是民国末年。就像所有的县城一样，过去的海门县城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叫茅家镇。它甚至未必是全县规模最大的镇，与县域内其他10几个镇的唯一不同之处只在于县政府设治于此。这个名字寄托了我父亲少年时代的艰苦岁月和美好梦想。可是当"海门县"变成了"海门市"以后，乾隆时代就有的茅家镇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如今，如果在过去的镇中心随便向一个小孩打听"茅家镇在哪里"的话，他多半会以为你问的是一个外地名字！我妻子的老家宜兴差不多也是这样，只是"阳羡"（宜兴古称）这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名称消失得比茅家镇更早。我当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从不认为我们不能够对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东西做任何改变。我举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历史和文化的自然延续其自己的道理，靠行政力量骤然改变它，也许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好比说我们把河南省改为河南直辖市的话，那么古城郑州的命运就将是从此被在史书中抹去。 一个可见和已经见到的后果是：县城的急速扩张是以乡村和其他市镇的凋敝为代价的。比如在宜兴，自古以来，以出产紫砂壶而著称于世的丁蜀镇的经济实力一直远远强于县城宜城镇，其市况之繁华也胜于后者。但仅过了短短20多年，今天你再去比较一下丁蜀镇与宜兴市区的市容市貌，差距恐怕不会小于县级的宜兴市之与江苏省会南京市！过去20多年里，我对父母故乡的最大印象是：每回去一趟，就会感觉乡村比过去不但没有令人欣喜的改观，反而更加脏乱不堪，小时侯宁静美丽的田园记忆日益被污浊的河流和杂乱空置的房屋所覆盖。如今，我的那些堂表兄姊们相继离开祖先的乡村，迁入一天比一天膨胀的"海门市"，从"农民"变成"市民"。去年秋天，连我母亲出生的那幢建于清朝时期的摇摇欲坠的老宅也被一场大火最终吞噬…… 存在了至少250年的茅家镇的确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吃"掉了整个海门县，凭借这一点，它上升为"市"。假如这就是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基本逻辑的话，这是一种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疯狂攫取和掠夺的畸形城市化。与我们在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欧洲所看到的如画的乡村景致作一比较，这种"中国式城市化"与真正的"现代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么，再往上一层又是怎样的状况呢？经济和财政方面我没有做过详实的了解，不敢轻易评论，但仅从能够直接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上就能感受到地级市对县的资源剥夺。如同中国的所有乡土地方一样，海门县也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历史人物和地方特产，包括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金石书画家王个簃及诗人卞之琳，还有海门芝麻脆饼、茵陈酒等。其中最出名的当数清末状元、洋务运动干将张謇。由于他是海门县常乐镇人，且长期跟随合肥籍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因此我老家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对子，叫做"状元常乐百姓忧、宰相合肥天下瘦"，以形容晚清末年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不过，自从海门成为南通市管辖的一个县以后，张謇就变成了南通人，他的博物馆也建在南通市区内；当然，脆饼、茵陈酒等自然也变成了南通特产…… 我并非站在海门一县的立场上，气量狭窄地不愿意让家乡的历史文化在更广层面上让更多人分享。海门人张謇毫无疑问也是南通人，还是江苏人，更是中国人，假如南通市的确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扬本地的文化传统，那么它将张謇和海门脆饼据为己有，客观上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事实上，眼下许多地方为了争一个历史名人——甚至是像诸葛亮这样1000多年前的古代人物——的籍贯地，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相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嘛！这件小事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到"市"是如何掠夺"县"的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源还毕竟是一种十分间接的资源，其他能够带来更直接的财富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也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说到底，将目前实行的"市管县"改革为"省管县"，最终目的无非是把县"管"得更好。我很希望能够借着这次重大改革的契机，让越来越多的人搞清楚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县"是干什么的？"市"又是干什么的？ 的确，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的一项长期任务，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内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而且，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的历史，也确实伴随着资本、人才和其他要素资源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但是，这种要素流动的原动力应当是市场本身，而不是行政力量。也就是说，要素往能够产出更大效益而不是行政权力更高的地方流，而真正市场化的要素流动一定是双向的。这样的城市化，必定是城市与乡村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而不像我们这里目前的这种城市依托行政力量对农村进行单向的剥夺和榨取。 在我看来，通过合理的行政体系的梳理和安排，扭转错误的城市化方向，是我们最应该对这次"省管县"改革寄托的期许。 写于2009年7月12日-18日，分三次分别发表于2009年7月13日、7月15日和7月20日"网易评论"我的个人专栏 陈季冰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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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5 Jul 2009 08:56 AM PDT |
| Posted: 25 Jul 2009 09:10 AM PDT 7月18日, 南大嶼山教育關注組舉辦了一個繪畫創作工作坊. 50多個梅窩孩子齊聚梅窩小學, 用文字和圖像表達了對上學的心聲. 孩子的banner, 全都掛在梅窩碼頭外. 大家有興趣到梅窩看看孩子和家長們的心聲嗎?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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