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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君鹏”维基词条要不要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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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它，我们女生都不吃黄瓜了。
- 会见被抓的福建网民，案件“创造”了两个第一
- 段磊诽谤案撤案公检法道歉，福建公安机关也应从中反思
- 只是牢房大小的区别
- 欧阳江河：花瓶，月亮
- 南華早報報道翻譯：廣深港高速鐵路省不了時間
- 在香港逛书展
- 第三者
- A Reading for the Pigou Club
- 生逢其时，吾心未死！
- 季羡林文革末期一篇文章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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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关西域7：青年亚森的二道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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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历史大峡谷的磨难――俄罗斯经济改革考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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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满天飞，我心西悲 / 萧瀚
| Posted: 18 Jul 2009 09:28 PM PDT 所谓的"贾君鹏"是个什么人，不是这个词条的关键所在，而是周四在网上流传的一句名言"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句话首先在周四早上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里出现。随后该帖出现网络迷因现象，几乎所有的知名网络社区都转载了该帖，而在昨天，百度贴吧上该帖回帖量已经超过30万，点击量超过700万。 这样的条目是否要存废，讨论不是非常热烈，但主要的争议点在于"重要程度低，知名度不足"。如果以"贾君鹏"作为条目，估计是有些问题，其实热帖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贾君鹏此人，而是"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一句，恰恰是这句话引发了网络上的疯狂点击、回帖和转载。 我同意将此条目删除，但前提是将内容转到"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事件"的条目下。 其实你仔细观察每天维基百科上讨论条目存废的网页，还会发现类似这样的争议。其中有不少完全是自我炒作，自我膨胀型，但也有不少的确是公众人物。例如港大学生会主席陈一谔就是一个典型，在香港报纸曾经成为热门新闻人物，并登上头版头条，这样的人其所代表的事件，自然是应长期保留的，但仍是那句话，是什么事件而不是这个人，才应该变成维基的条目，我们对这个人此后的发展和言行，至少目前并不感兴趣。 贾君鹏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贾君鹏，因"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样一句网络传话而成名。贾君鹏是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于2009年7月16日出 现的一个人名，真实情况不详。7月16日10点59分，某网友发表了第一个题目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内容为RT（意为"如题"）的贴子，过了 3分钟"贾君鹏"在帖子中第6楼出现，并说不回去吃饭，但网友发现此账号注册时间为11点02分，是个后注册ID。后来回贴中贾家"亲友"几乎倾巢而出， 还有不少网民将这一句话制作成各类恶搞图片，并衍生出各类二次创作。[1]截止第三日7点48分，用电脑在此帖发言，显示已经达到回贴数已达到上限，此时点击数为7,818,740，回帖数为302,259，但仍可以通过手机发送，数量仍在上升。是魔兽世界吧7月第一个超过万楼的高楼。这又是一个百度贴吧里的网络迷因现象，[2]并被网民称为"中文网络的奇迹"。[3]  根据网民的人肉搜索结果，贾君鹏的真实身份一个可能是目前在北京海淀区的书商，也可能在江苏镇江市某建工集团。[2][4][3] 据分析，"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样富有温情的字句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激起了沉溺于网络游戏的玩家内心对家庭的愧疚感，当是最初阶段帖子迅速被人关注的重要原因。关注此帖的网民达到一定数量后，凑热闹的人开始出现，后面的有些跟帖越来越无厘头，产生典型的群体无意识行为。[2]亦有人试图从更深层次解读该现象。有网民认为"贾君鹏"实际上代指的是《魔兽世界》，该现象体现了众玩家期望早日开服的心境；[4]还有人认为，该帖之所以爆红，是因为唤起了现代人心头的儿时回忆。[1] 7月17日及18日，贾君鹏帖分以"一句回家吃饭引发的狂欢"和"回家吃饭引爆玩家寂寞"为题登上百度贴吧首页头条，首页套用当时网络流行语称"回家吃饭？其实，吃的是寂寞。"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外部链接 | ||
| Posted: 27 Jul 2009 01:08 PM PDT A friend draws to my attention a new CBO report on the House healthcare reform effort. Noting that a reduction in the long-term fiscal imbalance was allegedly a prime motive for the bill, he thinks this paragraph from CBO will (and should) force the would-be reformer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Looking ahead to the decade beyond 2019, CBO tries to evaluate the rate at which the budgetary impact of each of those broad categories would be likely to change over time. The net cost of the coverage provisions would be growing at a rate of more than 8 percent per year in nominal terms between 2017 and 2019; we would anticipate a similar trend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 The reductions in direct spending would also be larger in the second decade than in the first, and they would represent an increasing share of spending on Medicare over that period; however, they would be much smaller at the end of the10-year budget window than the cost of the coverage provisions, so they would not be likely to keep pace in dollar terms with the rising cost of the coverage expansion. Revenue from the surcharge on high-income individuals would be growing at about 5 percent per year in nominal terms between 2017 and 2019; that component would continue to grow at a slower rate than the cost of the coverage expansion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In sum, relative to current law, the proposal would probably generate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federal budget deficits during the decade beyond the current 10-year budget window.  | ||
| Posted: 27 Jul 2009 10:39 AM PDT | ||
| Posted: 27 Jul 2009 06:20 AM PDT 7月23日，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郑警官打来电话说领导批准同意安排会见了。此前的7月15日，公安机关拒绝了律师会见要求。当时，我在福州市整整等待了六天。 7月26日中午，我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发，下午二时三十分到达了福州市。 27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我与林洪楠律师、林忠律师、金光鸿律师乘车来到马尾区公安局。 八时三十分上班时间到了后，郑警官让我们填写了涉密案件律师会见申请表。经领导批准办妥完相关手续，时间已是九时二十分。 涉密案件的律师会见，公安机关是要派人员陪同。六名警官分乘两辆警车，我们四人乘座朋友车子，赶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一路上车辆很多，花了一个小时才到看守所。办完相关会见程序，正式会见已是十时四十五分。 据游精佑向我陈述，《闽清"严晓玲"比巴东"邓玉娇"悲惨一万倍》文章不是自己所写，也不是自己叫别人写的，自己也没有转帖到网上。自己只是借别人设备把严晓玲母亲陈述的情况制作成视频发给了网友。后来，有人对视频内容作了些剪辑发到了网站上。他说，原来制作的视频节目中，严晓玲母亲没有点某公安局副局长等人的名字。 由于案情比较简单，聊了一个小时也快到下班时间，我结束了与游精佑的会见。从会见室出来后，我去找林洪楠、林忠、金光鸿律师。林忠律师还在会见范燕琼，我们只好在外面等着。时间到了十二时，在看守所的催促下，林忠律师才结束了会见。 游精佑和吴华英的精神状况还好，但范燕琼身体状况非常差。林忠律师告诉我，范燕琼从看守所走到会见室都很困难。范燕琼曾患有疾病，近段时间不思饮食，身体极为虚弱。对范燕琼的身体问题，林律师向看守所领导作了反映，要求公安机关送她到医院治疗。看守所也表示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根据会见所了解的情况，我们认为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林洪楠律师表示明天去递交取保候审申请书。因我明天还要去山东，也请他代为转交游精佑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在7月13日,我向马尾区公安局递交过取保候审申请书，但是没有获得他们的批准。这次是第二次递交，但愿能得到批准。 这起诽谤案件，有可能"创造"两个全国第一。因一篇"曝光"文章，以涉嫌诽谤犯罪为由，而刑事拘留五个网民，这可能是全国第一次（另外，还有人被传唤）；将诽谤案件列为与国家秘密相关的案件侦办，这可能也是全国第一次。 严晓玲之死引发的网民诽谤案，司法机关会如何处理，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段磊诽谤案撤案公检法道歉，福建公安机关也应从中反思 网民涉嫌诽谤官员案，为何被列入国家秘密？ | ||
| Posted: 27 Jul 2009 06:16 AM PDT 河南青年王帅发帖遭跨省追捕后，经过媒体的曝光，公安机关不仅向王帅赔礼道歉，而且追究了办案人员责任。 山东青年段磊发帖"诽谤"镇党委书记，本来也是一起自诉案，但司法机关动用公权力以公诉案处理。段磊不仅被公安刑拘，而且还遭逮捕审判。 这两起案件能得以纠错，不是因为法律规定，也不是因为司法机关严格执法，而是由于媒体曝光和民众监督。这样的纠错机制，说明执法者并不怕法律，而是怕媒体和民众监督。 段磊发帖诽谤了镇党委书记，司法机关怎么就会联想到与社会秩序有关呢？又有何证据证明一篇曝光帖子就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了呢？ 假使镇党委书记因文章遭到诽谤，他为何不敢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案要求追究段磊的法律责任？ 遭诽谤的是官员，就以公诉案立案处理，难道司法机关不是在滥用公权力"保护"官员吗？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普通民众遭到了他人诽谤，司法机关会将案件当作公诉案处理吗？ 如今，曹县司法机关虽然"知错就改"撤销了案件，但我以为，仅仅向段磊赔礼道歉是不够的。案件被撤销了，证明段磊行为没有构成犯罪，那么，按照国家赔偿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就应当赔偿段磊被羁押期间的损失。同时，还应当严肃处理相关司法人员。 由段磊"诽谤"案，使我想到了郏啸寅诽谤案，想到了福建网民范燕琼、吴华英、游清佑、陈焕辉、郭宝峰诽谤案。 段磊"诽谤案"以撤销案件而结案，郏啸寅诽谤案以"情节轻微，不予以处理"而终结。那么，现被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的五个福建网民，他们的诽谤案件是不是也该撤案？ "严晓玲遭轮奸致死"，这个说法来自严晓玲之母，曝光帖有些内容没有核实而点了个别官员名，即使涉嫌对官员个人的诽谤，同样是属于自诉案件，不能因为是官员就以公诉案来处理。 河南公安机关对王帅诽谤案和上海公安机关对郏啸寅诽谤案以及山东司法机关对段磊诽谤案的处理，很值得福建省公安机关在处理五个网民因严晓玲之死引发的诽谤案时进行反思。 福建省五个网民诽谤案与前三个诽谤案不同的是，他们之中还有三个人是访民，他们的反映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处理。 象吴华英弟弟的爆炸案，2001年案发后，一审判处她弟弟死缓，二审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一审重审仍然判处死缓，第二次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再也没有开庭审判，案件就一直拖着不作终审判决。 案发至今已经长达八年了，八年时间连抗日战争都能取得胜利，为何还纠正不了一起错案呢？这起爆炸案，曾经引起国内外众多媒体关注，就连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关注过，但案件始终没有结果。这起严重超审限的案件，真相仍然还在"躲猫猫"，到底该由谁来追究办案人员违法之责呢？ 对民众曝光的问题，对民众批评甚至是攻击，作为公众人物的官员们，应当本着"有则改之，无责加勉"原则来处理，切莫动不动就用公权力惩罚民众。国家的公器——司法机关，更不能沦为官员泄私愤的工具。 据新华社电24日，山东省曹县公安机关依法对段磊涉嫌诽谤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一案撤案。 据曹县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员介绍，24日上午，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主要负责同志向段磊家人公开赔礼道歉。 今年2月初，山东曹县28岁青年段磊在网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等标题连发6篇内容相同的帖子。帖子称，曹县庄寨镇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卖毒吸毒、卖淫嫖娼"等。 曹县县委责成县纪委牵头，组成由组织、监察、政法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未发现段磊所反映的问题。7月6日，曹县人民检察院对段磊涉嫌诽谤罪一案提起公诉。 据曹县县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介绍，7月23日，曹县县委政法委协调公检法机关及有关部门对该案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公检法机关对案件适用法律在理解上有偏差，段磊虽有网上攻击别人的行为，并对郭峰本人和庄寨镇造成了不良影响，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公诉机关决定依法撤回起诉，公安机关决定撤案。 据了解，段磊所在的山东汇银置业有限公司在曹县庄寨镇投资建设林产品大市场过程中，与当地政府产生了矛盾。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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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Jul 2009 09:38 AM PDT 昨天晚上从香港回广州，过罗湖桥时，一边走一边用手机上twitter，关于寄明信片一事的。现汇总在一起。 不少人问我，给郭宝锋寄明信片会不会的风险，也有人问我，发起给郭寄明片的活动会不会担心有风险。我的答案是:如果就国家的法律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风险的。 又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跟我们讲法律怎么办?我说，我从不考虑法律与逻辑之外的风险。如果跟一个四七二十七的人计较是不是四七二十八，那自己迟早也会变成四七二十七。 要记住，我们只跟坦诚的人讲信任，跟理性的人讲道理，跟规矩的人讲法律。除此之外，我们只能比拼智慧，实力与勇气。 寄明信片，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极具被动意义上的公民运动，朋友在向我提示风险，我的疑问在于：如果在我们自己合法的渠道内不表达我们的的声音，难道真的要要等到不能发声的那一天么？如果合法的方式不能表达，他们想我们怎么样？ 我称良心犯朋友们为难友，只是我觉得我与他们没什么两样，只是牢房大小的区别。在荒谬的时代，风险无处不在，我只在意我可控的风险，而不可控的风险，交给良心与上天。 | ||
| Posted: 27 Jul 2009 10:20 AM PDT 花瓶从手上拿掉时，并没有妨碍夏日。 体内的花瓶倾倒，白骨化为音乐。  | ||
| Posted: 27 Jul 2009 10:00 AM PDT 編按：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規劃，我們已看到太多繕稿，上星期六南華早報記者chloe lai的系列報道令人耳目一新。之前有論者批評，廣深港高速鐵路規劃是拿香港普眾大眾的稅款以補貼富裕階層的交通需要，chloe lai的報道進一步質疑，就算是對於付得起車資的香港商人和專業人士，廣深港高速鐵路的吸引力也成疑，因為新鐵路對於要去廣州市中心的人來說，根本不能節省時間。「廣深港高速鐵路」這個名字本身就有誤導之嫌，較精確的說法應是「番深九高速鐵路」，而香港的官員也不斷放大這個誤導，chloe lai精彩地示範了記者如何四両撥千斤，用簡簡單單幾個資訊揭破了港官的大話。另一篇跟稿報道番禺石壁被逼遷村民的遭遇，更提醒我們，這條所謂令香港人受益匪淺的鐵路，不單傷害了石崗菜園村，也傷害了很多在珠江三角洲的農民。希望其他跟進廣深港高鐵規劃的記者參考這輯報道，不要再做繕稿寫手，認認真真地為香港市民的利益把關。
稿一：新鐵路省不了時間：廣深港高鐵總站離廣州中心商業區四十五分鐘車程 搭乘耗資五百億人民幣﹝五百六十八億港元﹞興建的高速鐵路來往香港和廣州並不會比使用現有的鐵路快，甚至更慢，因為新鐵路的總站離廣州市中心二十三公里。目前的鐵路線以廣州的商業中心天河區為終站，而那條正被大力推銷、計劃於二零一五年通車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將以將於廣州市中心西南的番禺石壁為終站。從香港出發的旅客，經過四十八分鐘的車程就會抵達，在那裏可以轉駁全國鐵路網，包括轉乘高速鐵路往武漢、北京或北方其他地點。 但是，本報得悉，若旅客要到廣州市中心，就得轉乘廣州地鐵，一共要坐十八個站，車程約四十五分鐘。一名廣州地鐵發言人表示：「那是一般的地鐵。我們還未決定列車的速度和班次。開始時，列車的速度可能會低於正常車速。」由香港往廣州東站的直通車車程一小時四十分鐘，即是說，日後乘廣深港高鐵再轉乘廣州地鐵至廣州市中心，所需的時間跟現在差不多。 一名基建專家質疑廣深港高鐵對香港人的效益。珠三角交通專家兼廣州市政府顧問鄭天祥說：「﹝他們﹞將要轉乘四十五分鐘地鐵才能抵達市中心。這個安排對他們挺不方便。」 鐵路部在星期五表示，新鐵路的香港段耗資三百九十億人民幣，深圳至廣州段則耗資一百一十億人民幣。深圳至廣州段的工程經已展開，預計於明年十一月完工。香港政府希望在今年年底開始興建香港段。香港政府去年四月宣布行政會議通過有關計劃時說，新鐵路將會「縮短來往香港至廣州的行程至僅五十分鐘──比起經過東鐵路軌的廣九直通車快一倍。」運輸及房屋局不斷宣傳新鐵路將令兩個城市的交通變得更快捷。一名政府發言人去年說：「計劃中的鐵路將會為來往香港和廣州的旅客提供快捷、方便和可靠的服務。」局方估計，到二零一六年，每日用新鐵路來往西九龍至深圳／虎門／廣州有八萬八千人次，另外一萬一千次將利用廣州的新車站轉駁至其他中國城市。 新車站選址小組組長杜文﹝譯音﹞表示，選擇石壁是因為那裏地方多。對受影響村民的賠償亦比其他地方要少。香港理工大學運輸專家熊永達表示：「不少中國城市都將新列車站設在市中心之外，這也是各地的趨勢。在很多國家，由於土地不足，新列車站不再設於市中心。」但他認為政府應該講清楚，他們向公眾宣傳時所說的廣州並不是廣州市中心。「番禺是廣州的一部分，但離市中心較遠。假設高速鐵路會將旅客直接送到廣州市中心，就像目前的鐵路那樣，是不對的。」
●稿二：商務旅客將繼續使用舊鐵路 蘇先生﹝David So﹞每逢周末都要來往西九龍的住所和天河區的辦公室。「我肯定不會用新高速鐵路.......前半段的旅程也許能省點時間，但後半段則用多了時間。現在我只要坐一個站地鐵就能回到辦公室。將來我要坐十七個站。另外我想車票也會比目前貴。」在廣州工作的藝術老師林小姐﹝Yusuki Lam﹞同意蘇先生的話。「我應該不會用新鐵路。我很懷疑能不能節省時間。若果能夠節省時間，車票也不會便宜。現在的車費每程低於一百九十港元，我不願意再付出更多。」但是，在廣州開公司的吳先生﹝Michael Ng﹞則表示，新鐵路對他有利。「很多我要去落訂單的工廠都是在番禺和南沙，將來到那邊會比較容易。」 珠三角商業專家表示，他們預期在廣州市中心工作和做生意的人將會繼續使用廣州─深圳高速鐵路。理工大學副教授熊永達表示，不同的鐵路線有分工，新鐵路不是為到廣州商業中心的人而設。對於希望去市中心的人，他們會繼續用現有鐵路。但他表示，希望享受新鐵路好處的香港人若搬到番禺就可節省很多錢，當地的物業價格比起廣州市中心便宜得多。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表示，由於廣州市中心沒有空地，市政府被迫將車站設在番禺。但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所長林江說，若果將總站設在市中心或附近，將會搶去目前廣深鐵路的旅客。這樣的話，很多持份者的利益會嚴重受損，譬如鐵路沿線的城鎮、發展商及業主。
●稿三：番禺農民反迫遷 六十歲的村民龐照紅﹝譯音﹞說：「他們將會圍繞着火車站修一條人工河。我們的土地是在那條河的河邊。但我不知道實情是不是這樣，他們從未按法律向我們展示規劃圖則。他們下了一道命令，就這樣。沒有人來跟我們談過，不要說討論賠償。」過去十六年，龐先生在租回來的土地上種水果、香草和樹。政府官員在三月底向他發出逼遷令，下令他在六月一日前離開那廿二公頃土地。逼遷令上寫着，其青苗將會得到賠償。 他認為賠償不公道，拒絕搬走。「我不可以離開這地方，一分鐘也不可以。我擔心若他們發現我沒有守着，便會來把我的東西拿走。過去幾個月，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來看我，我不能離開去見任何人。」另外六名村民也拒絕遷出，直至獲得合理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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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Jul 2009 08:25 AM PDT 周六去了香港书展，还没出湾仔地铁站就看到柱子上尽是书的广告，半人高的陶杰，张小娴，一排排的亦舒作品封面，这几天，香港地铁站里的广告属于书籍属于作家，如果仅从书展的盛况看，你可能觉得HK是最爱读书的城市，主场馆在湾仔会展中心，队伍都排到了政府大楼入境处，路上的指示很明确，队伍有条不紊--毕竟都是读书人么。
一张票25HKD，兄弟很失败，忘记做人民币兑换就冲进去了，结果兜了一圈儿，没有人愿收RMB，就算我1：1给他们，也不收，我只好中途退场出来换钱，再买票进去，每次去书展--无论哪里的书展，我都很激动，这次也一样，，虽然排队也可以看到无敌海景，海风阵阵，非常凉爽，但是经过漫长的跋涉到了展厅时，还是激动不起来了。
五六个小时，几乎把所有展位都『挤』了一遍，总体感觉挺失望的，也许这不是HK书展的问题，而是整个图书界，整个阅读界的问题，无需争论，全民阅读素质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爱读图远胜过爱读字，我特地挑了o靓模们云散雨歇后才去的--虽然应持开放态度，但内心还是很难接受书展上出现五颜六色的肉肉暴露的美女---它又不是车站，对吧。 选择周六去时，虽然美女不见写真书还在，但可以选择绕开。 书展派发的单张设计的非常好，连我这种毫无方向感的人都可以看懂可以利用，这也说明，展位实在是太多了，以往去书展，我不用任何单张，从第一张台一路逛到最后一张台，扫全场。这次，我也是扫全场，但等最后扫过一遍要返回买书时发现已经不记得摊位在哪里了，只好拿出地图来翻查。 在三楼，还是比较大的几个书店最醒目：中华书局，三联，大众书局，商务出版社，还有最大的英文书店PAGE ONE，这次才知道PAGE ONE的slogan真好：Every book begins with page one.英文书没有发言权，大概翻了一下，好看的经典的小说挺多的。 比较有特色的几个出版社，金庸的明河社，干脆什么都不卖，就卖金庸全集，只此一种。还有花千树，几乎全是张五常和舒巷城，看得我很受不了。还有一个出版社，熟悉它的人都知道它是多么的大逆不道，哈哈，明镜出版社，它展位上的书，估计除了几本黄色小说，其它的都是『禁书』。人最多的还是那几家知名的出版社，明报出版社，三联，商务，天地图书，也是出版物还可以称为书的出版社。其它大部分的书太华丽了，封面甚至三维立体，以至于我疑心自己是在翻盗版碟（蓝光盗版碟，封面做的尤其精良）。 值得一提的是那本书（你知道我说的是哪本啦，就是《 prisoner of the state》）这本书在HK铺天盖地，几乎到了十步一本的地步，而且很早就开始铺天盖地了，从它出版的那天起大街小巷，无论是卖各种主流报纸的7-11，还是卖漫画和成人杂志的旺角小报摊儿，都端端正正的放着一本，书展上更不用说，几乎每家摊位都摆着几本，甚至连o靓模为主打的摊位上都会有一本，看到这种情景还是很开心的，这样的书，应该泛滥一下的，虽然我自己怕麻烦，没有买。 在次文化堂的展位上，近距离看到华叔，安静的坐那儿签售，人很和蔼，长长的眉毛也已经花白。第一次进去的时候还看到吴志森和彭志铭，和电视上差不多，次文化堂出了华叔一套书，大约有六七本，我本想买彭志铭的《小狗懒擦鞋》和潘国森的《修理陶杰》站那儿看了会儿，还是觉得贵，就放下走掉了，不过我在次文化堂的展位呆了很久，只是想近距离的看看华叔。没有买《修理陶杰》在CUP的摊位上买了一本已经是第四版的陶杰的《峰青夕阳红》，我觉得这是陶杰的专栏结集里比较有收藏价值，含金量最高的一本，内含几篇访谈足以做为人物访谈的范本，还有一些都是星期天评论的结集，一周一篇的，显然质量高过一天一篇的，哪怕是一点点：） 书展上人非常多，此番拥挤的程度仅此于当年我在招聘会上找工作，逛到最后脚酸腿软，展厅的四周也席地而坐满了逛累了的人们，旁边就有餐厅，供应各种快餐和小吃，真不错。好多出版社摊位收款处排起长长的队伍，摊位里还是拥挤不堪，不过还好没有特别喧闹，大家都互相体谅，很讲礼貌---这也消解不了我的失望，可能是因为期望太高吧。饿了有的吃，渴了有的喝，累了还可以去会议厅听讲座，这次我没去听讲座，去年估计很多人都去听了哈金和朱天文的讲演吧，多么难得。 想买而没有买的书，除了那些『禁书』之外，还有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郁闷的是，这套书，无论在哪个展位上，都封着膜，想翻翻都不行。还有李陀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还有一本杨德昌纪念集，它们都太贵了。以至于我想等着内地版的出现，这次书展上，内地的出版社，我统统略过了--我不用大老远的来HK看内地出版社。 去书展的路上，在听陶杰对某年书展的评价，虽然他好几年的书展上都亲临签售和讲演，但对书展现象仍冷嘲热讽，仍不以为然，陶杰说：在一个健康社会里，读书就像呼吸一样是平常的事，不会有人去办呼吸展。 是否HK人只在这几天才买书？拉着大小的箱包，买回去的却是一堆花花绿绿的旅游书、菜谱和其它充满了图片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为书的物体。估计等到尾声的那一天，扫货团杀到，就更可怕了。 我曾偶然撞上一次广州书展，在体育中心，5块一张门票，那次我是我买书最过瘾的一次，大概买了三十多斤吧，大都是比如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还有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这样在书店里遍寻不到的品种，而且个个打五折，买的真开心。那次书展上，我还看到当年的麦家在露天搭起的台子上做讲演，台下坐了寥寥几个人，还在那儿自顾自的闲聊。 书展上有还有许多摊位是并不卖书的，比如麦兜摊位，卖的是T恤，书包，公仔，雨伞等等衍生品，还有一些买T恤和小玩意的摊位，也一样人流如织，它是书展，可我在里面找到了逛菜市场的感觉，看到天色已晚，而我要赶回去，在天地图书买了一套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灵山》，就匆匆离场了，大块文化和远流出版，都来不及细看，摸了很多次的一套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还是只肯打到7折，计350多块，想想还有许多书没有看，就别扛这么一套回去摆着了吧。 离开书展后，我印象最深的居然是在一楼7-11吃的两个生煎包，真的很好吃，那时我还没出来兑换RMB，只有20HKD，只好买了两个生煎包，才有力气出来兑换，再次买票入场。 从罗湖过关时，几乎没有任何检查，但我还记得我在中山港被检查的那一次，还记得有一次看到两三名海关工作人员把一本《Mao,the unknown story》翻来覆去的把玩，对面站着惴惴不安的通关者。  毛茸茸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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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Jul 2009 08:04 AM PDT 作者：黄慕春 | 评论(2) | 标签:第三者, 爱情, 奸情, 偷情, 力比多 今天是周末，没事了，就在新浪的网页上瞎转，看到一篇"博客好友"（心理学家巫昂女士）的博，当然要关注的，于是就看了。 故事很老套，一位陷入彷徨的女士迷茫地向我这位好友请教，她爱上了有妇之夫，一位老板，而这位老板对她日渐冷淡，怎么办。 我的好友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举了一个银行存款的例子。如果你存款上亿元，关注是可以的，如果只有十块钱，何必如此上心呢？因为在好友看来，第三者在与有妇之夫的恋爱中，其存在的价值就好比银行里的十块钱一样，整天患得患失地操心，不必要，简直是一种"劫"，所以叫"十块劫"。 其实好友是心理学家，善于对此等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说实话，站在一般的层面，她这样劝告苦主，是对的，而且也符合一般舆论倾向对婚外恋的道德期待，我是完全支持的，我觉得在不了解更具体更深入的情况的情况下，这样的回答不失为一种最为妥帖的解答。 不过，很大的一个不过，我这个人，有时是很喜欢唱唱道德的反调，而善于逆向思维的我又总喜欢从其它角度思考这类问题。我想万一那位老板不像我们想象中那般照例的庸俗，而是一位婚姻不幸福又渴望幸福，想斩断枷锁却又拥有一个优柔寡断的心，一颗善良的心，以至于在常人眼里的放纵，甚至是无耻，说不定也是一种煎熬呢？于是，我贸贸然的作了如下的评论： 大一轮没有关系，只要是真爱，君不见泽达琼斯与道格拉斯，恐怕还不止一轮，暂且抛开第三者的立场不谈，你扪心自问，你们是真爱吗？所谓真爱就是两个人灵魂的交流，而不是比如功利的其它。如果因为老板而爱他，太不那个了。 在爱情的路上，严格说无所谓第三者，只有庸俗者与庸俗的爱，高贵者与高贵的爱，如果你能够将自己的爱上升到激情的高度，你就是于连或者乔治桑了，你想怎么爱都行。 当然，博主的意见也可供参考，站在人道的，或者计划生育的角度，她是对的。何况本来相知不深，萍水相逢，她也不好多说，意见呢？当然要尽量中庸。 我还发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理想与现实不吻合的现象：在生活中我们谴责通奸、盗窃、杀人，但在理想中，我们为安娜卡列尼娜邂逅伏伦斯基而叫好，往往觉得卡列宁是罪有应得；在狄更斯的书里，他笔下那些小偷啊，抢劫犯啊，逃犯啊，往往成为我们悬心与讴歌的对象，我们憋足了一口气，要与他们的命运共命运，与他们的呼吸一起呼吸。为什么到了现实社会，我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正义感"呢？ 在心理学者特别像弗洛伊德这样精神分析专家会告诉我们，在每个人体内都蕴含着一种本能，一种想破坏，想发泄的本能，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无时无刻不想操纵我们的东西，就叫力比多，但是由于个体社会化的缘故，直白说由于军队、法庭、警察还有道德舆论的缘故，我们力比多有时简直无所作为，而且憋得太久了，就会发生心理学者所谓"心理固着"的现象，这时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升华"，学达芬奇或者米开朗琪罗去沉潜在艺术的天地进行所谓的"宣泄"，我们会生病的，我们甚至还会变态，严重的还会疯掉。 所以，这就是文学中许多人物让我们感动的原因，我们不能做的，他们代我们作了，我们不敢冒险的，他们代我们冒险，我们自己没有风险却又享受到历险的美妙滋味，在某些心理学家更为深广的意义里：人人都想做鲁宾逊，他们认为，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下，鲁宾逊就是每个人的化身。 因此，我们看待任何一种类似偷情通奸的不正当行为，其实是由一种道德的力量来进行驱策的，我们有时简直身不由己，就像一个姿容平庸的家庭主妇，对于浓妆艳抹"享受生活"的摩登人物，内心里总有那么一股子不由自主地恨，这种恨之所以没来由的地方在于，这个摩登人物可能伤害了一切人，却根本没有伤害她。 转弯抹角说了这么多，有点小题大做，而且似乎与中心议题无关，其实我的本意还是想提醒大家在面对此类问题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也知道，凡是通奸偷情做第三者的，多半是饱暖思淫的居多，但是有时恰恰也有一些特别的案例，除了在我们中国以前的那种"清教徒"时代，我想现在的读者，发自内心地谴责于连与德。莱娜夫人不伦之恋的，恐怕很少了，倒是为狄更斯笔下的奥利弗含冤抱屈的居多。所以，我也愿意上述的那位迷茫的女士不但有令我们同情的地方，而且还有让我们鼓励的地方，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一种有点"多情"的揣测，也许，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我在这里自说自话，其实是自作多情，但自作多情虽然有点涂脂抹粉，总比无情的好。 另外，关于沉闷的一夫一妻制的话题，也并不古老，我也有我的话说，但很担心说出来会不中听，于是就不说了，这种违背道德的话题，只能供二三知交茶余饭后的消遣，在网上公然谈论，我想了又想，还是觉得不合时宜，于是就不说了。 黄慕春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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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Jul 2009 08:32 AM PDT | ||
| Posted: 27 Jul 2009 07:39 AM PDT 二十年了，我对「5.35」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5.35」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SHIWEI，有"散步"，有"不吃饭只喝水"，但没KAIQIANG，没TANKE，没TUSHA。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散步"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散步"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5.35」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江@@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锋在五届人大 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雪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 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 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5.35」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雪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散步"SHIWEI。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DAOBAO》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曾@@、吴@国、陈@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 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说到"雪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 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DAOBAO》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散步"呀，SHIWEI呀，静坐呀，"不吃饭光喝水"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DAOBAO》问题。市委对钦BENGLI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DAOBAO》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龙请示办法，赵没见，鲍"铜"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DAOBAO》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散步"，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散步"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不吃饭光喝水"，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散步"？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雪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你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五月十八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五月十九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五·一七）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 』将在十八日上午"散步"，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十八号一早，六时五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五十七路公交车。三十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散步"八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于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散步"。」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DAOBAO》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雪潮"以来江和朱@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中有记录： 「一、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散步"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不吃饭光喝水"。 「二、市委迅速对钦BENGLI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DAOBAO》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不吃饭光喝水"。 「三、请江@@同志迅速出面，接见"不吃饭光喝水"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采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散步"，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5.35」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六月五日上午七时十五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SHA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六月六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四十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五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雪潮"定性为「犯革命报乱」，不久中央电视台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散步"，但坚决反对KAIQIANG；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殇，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SHIWEI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SHIWEI！」还有人见到我问：「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六月二十七日晨七时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十七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二十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5.35」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江@@「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八月六日上午九时的日记： 「前天，八月四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八时二十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三百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 在「5.35」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基和曾@@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五月十八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九时，江@@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基、吴@国、曾@@、刘振元、陈@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5.35』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地狱门足球场"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散步"SHIWEI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地狱门足球场"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江正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作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作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DAOBAO》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BENGLI，还抓了张WEIGUO。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别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 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 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锺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重新树立生的信念，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时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二○○九年六月二日 上海善作剧楼 | ||
| Posted: 26 Jul 2009 09:00 AM PDT
原文: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一、时代背景: 二、季老文章的要点： 季老认为： 三、季老的立场： 四、文章的影响： 五、问题：灵魂的蹂躏与肉体的践踏孰轻孰重？ 六、把季老《牛棚杂忆序言》中一段文字拿来一并进行评析： 季老在牛棚杂忆序言中问：为什么文化革命中的事情，在文化革命过后十六年，自己才将它写出来？他回答说，等待那些受害者者写，更等待那些"打砸抢分子"写，他们都不写，所以我只好写了。他说： 季老，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所进行的是针对于教育工作者、针对于一切知识分子的灵魂的"打砸抢"么？你考虑过对灵魂的侮辱和践踏较之于对肉体的侮辱和践踏是更其恶劣的么？对此 "即使别人不找他们（你）算账，他们（你）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 六、最后的点评： 20090727日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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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Jul 2009 12:00 AM PDT 此前的东早，我只留下每周日的上海书评即掷入废纸堆。 而上海城管殴伤水果摊贩一事，今日的东早居然拿来做了二、三两个通栏整版，头版也做了导读。在上海本地媒体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向东早同人们致敬一下先，不枉我自费订了你们报纸一年。 | ||
| Posted: 27 Jul 2009 12:00 AM PDT "……作家程万里在南疆和田地区生活了20多年，他曾经在老家山东某乡与和田农村分别做过一次口头调查，让两地村民回答同一个问题："如果真主（或者老天爷）给你三天时间，让你为所欲为，你会做什么？"前者的回答有不少是，先把某个仇恨的人杀了，然后去抢银行，而后者的回答则是，我要走遍全世界，看看我想看的东西。 上文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的稿子《青年亚森的二道桥生活》，链接见：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140867&Key=622658019&BlogID=101341&PostID=18222501 | ||
| Posted: 27 Jul 2009 07:15 AM PDT 凯恩斯来了，他是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繁荣的时候来的，正如他当年到美国的时机一样。但中国的情况没有美国当年那么糟。当然，我不是说凯恩斯这个人真的来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古了54年，我是说他的"主义"来了。 1998年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人们忧心忡忡，经济学家急忙从各种教科书中寻找药方。他们想到了挽回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英雄。于是，中国经济界开始大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这个名字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频率顿时高了起来。 然而，两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同他来的时候差不多。他在中国的神通也没有在美国那样大。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 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危机 。那时多数经济学家迷信市场经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地把经济从低谷中拉起来。而现实并非如此，30年代整个10 年平均有18%的劳动力失业，高峰时失业率达到25%。 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黑暗邃道中煎熬着，看不到尽头。 大危机是对资产阶级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大冲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能为力。 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来到华盛顿。其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着手采取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政策：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按这种理论，罗斯福的政策就不是好政策了。新政要求新理论的支持。凯恩斯本来就不相信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他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那时正在酝酿之中。他到美国和罗斯福一拍即合，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新政。在推动新政的同时，他的理论也在完善。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出版时，已经有了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依据。 凯恩斯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政府必须想办法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剌激消费；企业界没有办法扩大投资，政府必须担当起投资的责任。政府从哪里弄钱来投资呢？实行赤字财政。他认为，在出现萧条时政府应当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使预算出现赤字；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政府增加税收，紧缩财政开支，取得财政结余，偿还萧条时发出的债券。 罗斯福新政运用财政、信贷两个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医治市场经济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痼疾。政策重点是用需求带动生产。办法之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调动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办法之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剌激投资。 1929年，政府的总开支约为100亿美元，1933年，增加为130亿美元，1936年增加150亿美元。 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也有起色 。经过政府三年"注射"之后，国民总所得额与国民总消费额上升了50%，但政府的投资计划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仍有900有万人失业，直到二战期间政府投资扩大到1030亿元，就业问题才得以缓解。显然，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进入了黄金时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功劳，但凯恩斯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 凯恩斯在中国的遭遇 1997年夏天，市场疲软，连续几次降息对剌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的经济学家大概想起了凯恩斯当年说过的话：为了剌激经济，货币政策作用不大，得靠财政政策，因为你能"用绳子拉动，却不能用绳子推动"。 于是，中国经济学家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只能依靠财政政策"。 他们拿来了凯恩斯的办法："运用财政或'准财政'手段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性投资主要靠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1997年10 月开始，物价水平开始负增长，经济不景气度进一步增加。1998年春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被政府采纳，财政部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罗斯福新政"。 凯恩斯终于被请到中国。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扩张性财政政策已付诸实施，当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1000亿元，1999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直接投资。为此，政府大量举债：1998年年初计划发行国债2808.5亿元， 下半年又追加了1002.5亿元。1999年初计划发行国债3415亿元，后又增发600亿元。 政府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以剌激消费：1999年国家财政为增加居民收入共支出540亿元，使全国8400万人受益。 应当说，凯恩斯理论对治理中国的通货紧缩起了一定的作用，它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1999年新增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但是，国民经济还没有走出不景气的阴影。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连续２６个月负增长．企业经营困难．凯恩斯的根本目标是扩大投资，剌激消费．恰恰在这两点上效果不佳． 政府投资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投资还很不景气．投资是拉动需求最重要的力量。投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没有启动起来。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1年－1998年分别为：23.9％、44.4％、61.8％、30.4％、17.5％、14.8％、8.8％、14.1％，1999年1－8月为10.4％。 1998年的14.1％是在1997年过低的基础上的增长，对启动经济拉动力太小。1999年9月，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幅度为－2.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7.3％，10月开始回升，但回升乏力，到11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增5.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仅增长0.1％。 为什么民间投资没有带动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者无钱可赚．所能看到的商品都过剩，往哪里投资？需求不足抑制了投资。据权威研究部门测算：2000年内需不足缺口为1800－2000亿元。这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怪圈：投资不景气――需求不足。二者互为因果。 凯恩斯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可以扩大消费需求。 中国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居民收入，消费需求还是扩大不多。其中也有中国的具体情况，收入差别太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支付能力。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1997年的3070.2元。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的差额，由1978年的99.2亿元扩大到1996年的23179.5亿元。占全国人口总数29.1％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80.1％，而占全国总人口70.9％农村居民，其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9.9％。占全国总人口70.9％的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三分之一强。1978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为2.9比1，1985年缩小到2.4比1 ，1992－1993年扩大到3.5比1 。1997年为3.1比1 。 在城市居民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层和占人口20％高收入层差别是很大的。就家庭年收入而言，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倍。 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两年了，时间不算短，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效果不显著？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橘生淮北则为枳 凯恩斯在中国遭遇不佳，是因为他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的"水土"和当年美国的"水土"相差甚远，要让凯恩斯在这里大显神通，那就勉为其难了。 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美国企业对利率非常敏感，一次调整0.25％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中国利率调整几个百分点也看不出明显的效果． 美国以私有经济为基础，民间有大量的资金，中国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民间资金没有美国那么多，而且大多存在国家银行中，已为政府所用。这是政府投资没有带动中国民间投资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企业不同于美国的企业。美国以私有企业为主，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企业还在吃国家银行的"大锅饭"。美国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解雇工人，中国企业不能。 中国的政府不同于罗斯福的政府。罗斯福1933年宣誓就职时，他在白宫的助手了了无几。一名厨师，一个电话员，若干保镖，几名秘书，还有两位应募前来效力的南方新闻记者。当然，随着新政的实施，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多了起来。但是，在他们那里，政企不分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扩张冲动也是没有的。在中国，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官员们还是以追求虚的政绩为目标，国有企业还在吃国家的大锅饭，官员和企业对投资的效果不负责任的问题还没有根除。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难以避免。 在中国这个"水土"上，凯因斯的扩张政策效果不显著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这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可能会重复前些年的"紧缩－通胀－紧缩－通胀"的循环之中。 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从所周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不良债务比重较大。 在目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银行的资产的质量降低了。这是因为： 通货紧缩――无法还本付息的企业增多――企业对银行不良债务更加严重――银行的可收回的债权缩小； 物价下降――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放大（从反面设想一下，如果物价上升，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会缩小，几次恶性通胀就会把持币者的债权化为乌有）――银行债务相对增加； 将以上两项综合可知，通货紧缩使得银行债务增加，债权减少。债权是储户，债务主要是国有企业。其结果是银行对储户的支付能力双重减弱，金融风险加大。银行的债务越来越重，它的债权又收不回来，怎么走出困境呢？通货膨胀是消除银行债务即剥夺持币者的债权者最有效的手段。如果通货膨胀1000倍，则银行的债务就消除了99.9％。也就是说，银行的困难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消除。这说明，我们存在通货膨胀的隐患。 需要指出的时，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手中持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币。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他们会立即要兑换成外汇。中国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寻求外汇以保值，在非常情况下，可以冻结老百姓的外汇存款，但不能阻止外资企业将人民币换成美元。与此同时，银行门前会排上挤兑的长龙。金融危机就全面爆发。今日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旦爆发金融危机，老百姓的6万亿储蓄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好在政府比较清醒。中央曾经一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实行。最近朱总理在形势报告中一再强调，要采取稳健的贷币政策。有这一点老百姓就放心了，就怕落实不了． 2000年月1月 | ||
| Posted: 27 Jul 2009 07:14 AM PDT 今年八、九月间，不论是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一回儿淫雨霏霏，一会阳光灿烂。 在两周的时间中，我们在莫斯科，在圣比得堡，在下诺夫哥罗德，走访了一些政府部门，还和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交谈，这才对俄罗斯改革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俄罗斯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在我驻俄大使馆，我曾同一位常驻俄罗斯的资深经济学家交谈。他出语惊人："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没有根本性差别。" 就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问题，我同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前副总理萨布罗夫和新闻界、外交界有关人士进行过交谈。看来，今日的俄罗斯，不管持什么政见的人，都不愿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上去，都主张搞市场经济。 然而，对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却有不同的看法。 雷日科夫说："早在1987年,我们就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张。但直到1990年，这个想法才比较成熟，那时我们的提法是'把市场关系落实到经济工作中去'。不过，我们说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当然，这个社会主义也不是过去那种社会主义。" 雷日科夫没有进一步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但同期其他俄国朋友的交谈中，才发现不同的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大相径庭。俄《劳动报》驻一个州的记者站站长对我说："我相信社会主义，但我也相信让有产者管理社会也许比无产者管理得更好一些"。他的话使我目瞪口呆。 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俄罗斯现有多种提法。叶利钦总统去年上半年的正式提法是"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这种提法目前在俄占主导地位。 各种提法表面上似乎分歧很大，其实差别并不大：都主张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和运行经济；都主张改变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都同意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但是，在这些共同点上，其程度又有差异：国有经济的比重多大？政府调控和计划手段应用的范围和程度多大？社会保障承担多大的保护范围？等等，见仁见智。 有的学者根据上述程度上的差异把它称为"自由的市场模式"和"以社会为方向市场"。 而且把两者差别归纳为，前者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后者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一位。然而，更多的学者却认为，把程度上的差异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改革目标，这是夸大了分歧。实际上共同点是根本的，分歧是程度上的，而这些程度上的不同可以在改革实践中逐步统一认识。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像中国一样，坚持"不争论"的原则，在共同点上努力推进改革，也许就不会演化为无休止的政治斗争。 "休克疗法"为什么流产？" 在改革推进方式上，俄罗斯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前者称为"休克疗法"。 我们接触的人当中，大多数主张渐进式改革，这些人对中国的改革多有赞美。 俄政府采用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也就是"休克疗法"。其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他们认为，如果小步走，每走一步就会产生新的利益集团，形成新的阻力。所谓"休克疗法"主要是：一、全面放开物价，减少行政干预，让价值规律起作用；二、控制货币发行，从而避免价格放开造成通货膨胀；三、改变企业机制（通过"私有化"途径），提高企业效率，使价格放开后迅速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从而平仰物价。这些措施应同步进行，互为条件。 实行的结果是，除了去年1月1日放开物价以外（放开了90%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其它几项没有如期实行。私有化进展很缓慢，企业效率仍然低下。由于缺乏竞争，放开价格以后，企业用最简捷的办法—－涨价来增加利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货币发行不仅没有控制住，而且一增再增，使得社会上的货币流通量剧增。 去年初，在刚放开价格的同时，政府收紧了银根。其目的一方面是防止货币过多造成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是迫使效益差的企业该转产的转产，该破产的破产，多余人员该解雇的解雇…… 这样的紧缩政策实行不久，因货币不足企业间支付困难，出现了大量"三角债"（去年7月份达到3万亿卢布），有的企业没钱发工资，特别是那些效益差的国营企业十分困难。这时，反对紧缩政策的呼声很强烈（以议会为代表），要求政府扶持国营企业，放慢改革速度。 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从去年5月份开始，放宽了财政和信贷。仅8月份一个月就发行了3500 亿卢布(过去全年只发行300—500亿)，去年1—10月份，货币发行达1万亿卢布。结果，在"挽救工业"的呼声下，大批贷款进入了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社会上货币流通大增，物价飞涨。 物价大幅度上涨以后，为了消除居民不满情绪，保证社会稳定，各项社会补贴大量增加，因而财政赤字也大量增加。为弥补财政赤字，又迫使银行发行货币，进一步增加了通胀压力。为了使居民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得太多，又按照物价上涨幅度，每三个月涨一次工资，这一办法引起了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 俄罗斯通货膨胀率究竟有多大?前副总理、俄经济分析中心主任萨布罗夫对我们说：1992年 底的物价比1991年底上涨了20倍，今年又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倍! 面对恶性通货膨胀，在各种社会压力下，政府又被迫对原来放开的某些价格实行控制，如面 包、通心粉、食盐、食糖、牛奶、黄油等。这样，"休克疗法"就彻底流产。 有人说，俄国改革走到这么困难的境地，是"休克疗法"造成的。实际上，"休克疗法"根 本没有全面实行。它在实行过程中"流产"了。 为什么"休克疗法"流产?其根本原因是对俄国国情和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一个实行了70多年计划经济的大国，要在几年之内跨过历史的"大峡谷"，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未免有点天真。 "私有化"实际是"非国有化" 国有企业效益低是前苏联经济的痼疾。早在柯西金时代就着手企业改革，给企业一定自主权，实行独立核算。但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运用国有资产谋取小集团利益的自由度也就越大，企业负盈不负亏，国家的包袱越来越重。俄国朋友向我们介绍 了"私有化"的上述背景，说"私有化"是俄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 下诺夫哥罗德州常务副州长伊凡·彼得洛维奇向我们介绍说，叶利钦总统授予这个州"私有化更大的自主权"，让这个州先走一步。现在，这个州"私有化"的作法被称为"下诺夫哥罗德模式"。我们访问了州政府所在地下诺夫哥罗德(原高尔基市)的不动产管理局。 这个在全俄"私有化"走在前列的城市，实际上仅仅把国营小商店、饭馆、理发馆等变为民营。这个城市原有商店938个，饭馆225家，服务业323家，全都是国营的，经营管理很差。 到今年8月底，已有53%的商店、45%的饭馆和37%的服务业完成了"私有化"进程。"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拍卖。被拍卖的小企业中，有42%被原来的劳动集体购买，有47%被 其它法人购买，私人购买的占11%。不动产管理局对购买者提出了很多限制条件：有的限定不能改变经营方向；允许改变经营方向的不允许把房子变成办公室或赌场；要维护好原建筑，保持其原样。对某些规模较大、利润较高的企业，不搞公开拍卖，由不动产管理局选择购买对象，对购买者提出的限制条件更多一些。原有劳动集体购买这个企业，价格可以降低三分之一，可以分期付款。 市政府只有权对小型商业和服务业进行"私有化"。交通运输业的"私有化"由州政府管。 其"私有化"方式不是拍卖汽车运输公司，而是把汽车拍卖给司机，让司机去跑运输。 大型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在圣彼得堡，我们采访了前苏联最大的电机厂。这家万人大厂已经变成了股份公司。本企业职工持股51%。国家不动产管理局持股20% (国家控股)。29%的股份在社会上拍卖，其中不少被其它法人购买。 对邮电、发电及电力设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加工销售、重要军工企业等则由国家实行 控股。地下资源、森林、江湖河海、领空、文化遗产、中央银行、广播电视等禁止"私有化 "。 俄罗斯的"私有化"分有偿和无偿两大类。有偿就是拍卖。拍卖得到的资金政府可用作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的建设。无偿就是给居民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居民可用"私有化证券"去买企业的股票，也可以转卖。俄1.5亿居民每人已经得到了1万卢布(约10美元)的证 券，今后可能还要继续发放这种证券。俄国朋友告诉我们，如果只有有偿形式，则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当股东，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每个人都可以当股东。而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民的，人人都有分，所以每人都应当无偿得到"私有化证券"。 从我们所接触到的情况看，俄国的"私有化"实际是"非国有化"、"产权明晰化"。其结果不是造就私有经济，而是造就包括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当然，也会造就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所有者。 俄罗斯的"私有化"进展不如原来设想的那么快，因为群众没有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据萨布罗夫说，在工业部门，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为98%。俄的"私有化、还要临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和一些不同的看法。技术上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评估企业国有资产的价格。争论的问题之一是企业职工拥有如此多的股份是不是合理。有人说，这种作法不符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原则；另一种看法认为，让原有企业职工占有较多的股份可以防止财产落入黑社会或不懂经济的人手中。此外，俄罗斯的大型国营企业一下子转变成股份公司，能不能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还有待实践来证明。有人说这些是"翻牌公司"，名称变了，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变。 经济改革比中国落后十年 俄罗斯经济改革最显著的成绩是消除了几十年来商品短缺的痼疾，消灭了商店门前的排队现象，自1992年1月放开物价以后，货架奇迹般地丰富起来。猪肉、牛奶、面包、黄油、各种蔬菜、日用百货，以及各种高档商品应有尽有。其中很多是舶来品，但价格比较贵。一位俄国朋友对我说："过去是有钱买不到东西，现在是有东西没钱买。"因此，人们拼命地去挣钱。 但总的来说，俄罗斯经济改革进展缓慢，成效不显著。他们大喊"私有化"，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仍占98%(我国占48%)；他们大喊放开价格，但至今食品、住房、城市交通、 能源的价格还没有放开，政府还背着沉重的价格补贴负担；他们大喊"融入西方世界"，而来自西方的投资却很少；他们大喊"市场化、而相当多的人市场观念非常淡薄…… 莫斯科的住房、取暖、水、电和公共交通的价格只能收回成本的2%，98%靠政府补贴。下诺夫哥罗德州的小麦收购价格每公斤90卢布，粮食部门卖给面包房只有24卢布，市场上的面包才50卢布，差价由政府补贴。 在改革期间(确切地说从"休克疗法"以前两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大幅度下降，工业生产在去年下降19%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今年虽然下降速度减慢，但目前还没有进入谷底。有人估计1995年进入谷底，1996年缓慢回升。经济下降并不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而有更复杂的原因：（1）苏联解体，分布在不同共和国的企业之间协作关系中断；（2）计划体制瓦解，市场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4）东欧剧变后外贸大幅度下降；（5）政府和议会长期对立，忙于斗争，无暇顾及经济。 有人说，俄罗斯经济改革比中国落后十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和有的高层经济学家交谈时，他们认为俄罗斯今天面临的新问题大多数上我国经济学界八十年中期就讨论的。 俄罗斯经济改革比我们的困难要大得多。首先，七十多年的饿计划经济造就的观念根深蒂固。例如，尽管俄国私营经济刚刚露头，但人们对其责难颇多，其言辞比我们八十年代初对"二道贩子"的职责还要尖锐。俄国的小贩不会吆喝，只是默默地坐在摊前等顾客上门，或站在路旁静静地举着商品。其次，过去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比中国更集中，对企业管理得更具体，计划经济体制积重难返。第三，俄国经济结构中重工业的比重大，军事工业比重大（占GNP的28%左右），国营经济比重大（占98%左右）；这样的经济结构很难接受市场机制，转轨很困难；第四，俄国农村国有经济也起主导作用，不像中国农村是集体经济。第五，他们引进外资时没有中国这样的"海外华人"来投资，他们过去对白俄是扫地出门的。最后，他们民族问题复杂，经济改革常常受政治、民族问题的干扰。 激进式的改革在俄国没有行得通，看来只得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了。然而，由于俄国的特殊困难，渐进式的改革也不是坦途。 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处置计划经济造就的庞大的而效率低下的国营工业体系。如果不加保护地把它们推向市场，则大批企业破产，大量工人事业；如果靠政府去保护他们，又和改革的目标相悖。在农村由于国营经济也占主导地位。因而不可能出现类似中国的乡镇企业。也就是说他们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很难从国营经济的外部去进行。同时，他们的改革没有"外围战"可打（如中国先改革农村，后改城市，先发展非国有经济，最后才去改国有经济），只能强攻直取，即一开始就直接改造国有经济。对国有经济改造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机制的改造（主要是把模糊的产权关系改造成明晰的产权关系），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改造。第一方面的改造将使无效企业破产，生产要素流向有效企业，这不仅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也会遇到传统习惯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第二方面的改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资金却异常缺乏。 这，就是俄罗斯改革者棘手的难题。 （《南方周末》1993年11月19日） 在我发表这篇调之前，中国所有报刊的报道都说俄罗斯的改革走有是资本主义道路，和中国改革不能相提并论；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认为俄罗斯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没有吃的，1993年过不了冬。中国报刊一直以批评俄国改革来防止中国改革"走偏了路"。我的这篇调查报告讲了俄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报刊再也不能批评俄国的私有化了。因此，宣传部门负责人十分震怒，上纲上线地批评了这篇报道。他特别批评了"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中国没有根本性差别。" 1995年5月，中国改革究会在成都开年会。刚从俄罗斯回来的广东省体改委副主任曾先生在会上介绍了俄罗斯的情况。我发现他的发言和我这篇调查报告几乎相同。会后我找他交谈，他笑了笑，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我看到正是登我这篇稿子的《南方周末》，上面圈阅点点，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他说，这次去俄国住在我当年留学的老师家里住了半年，是带着你这篇文章去的。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发现你写的完全是实际情况。 | ||
| Posted: 27 Jul 2009 01:16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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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7 Jul 2009 05:45 AM PDT
所谓"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在贵州境内坐火车就像反复经历日全食一样，隔不了几秒就得钻隧道，这铁路在山里穿行的频度比青藏铁路还高。而我们今天的落脚点镇远却是兼具山峻水秀，另外，它还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一点和人们津津乐道的"镇远将军"、"镇远镖局"倒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镇远自汉代以来就是西南重镇，中央在长年屯兵的同时，也带来了江、浙、赣、皖等地的建筑风格。因此镇远古城建筑就有点混血儿的风味，转首抬眼，常能感受到丝丝江南情调。
不过相比于其它水上旅游地区来说，镇远还是有明显的特点：因为背靠山崖，显得大气；因为白墙绿水，显得明快。我去过的江南水乡，黑瓦乌檐压的低，小河又窄，所以但凡天气阴下来，就很自然有一种忧郁的氛围；而安徽、江西的农村里，民居坐落的紧凑又蜿蜒，所突出的是层次感，这都和镇远的意趣相差甚远。雾气缭绕的山峰下，宽阔的舞阳河两岸是没有路的，径直接着建筑的外墙，而且建筑像拉过线一样横平竖直，所以从任意角度一眼看去，都可得到爽悦的画面效果。
PS：贵州饮食总体风格似于东南亚，香料十足，气味浓郁，带些辛辣口感，喜欢泰国和越南食物的人会非常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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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6 Jul 2009 09:00 AM PDT
列维坦油画：深渊 列维坦做此名画，其灵思得自一位姑娘不堪生活所迫，在此投水自尽。 这幅画可以作为践国六十年来中国的文化象征。 雲邊居士按： 此文写于十一天之前的7月16日，是应《新京报》评论版之约而量身定制的。但在中国，平面媒体发表文章，直率是一项恶德，而我一直有这恶德，发不出来也就很正常了，编辑赵继成先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此谨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干他们这一行比我痛苦。 2009年7月27日 大师满天飞，我心西悲 萧瀚 季羡林先生以98高龄仙逝，社会各界自发的纪念活动不少，北大还搞了个灵堂，这也都似乎很顺理成章，问题是大师这顶帽子又开始漫天飞舞了。 早在两年前，季先生就撰文请辞三项桂冠：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于季老本人而言，此举并非谦虚，而是诚实，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国学，有目共睹。请辞桂冠表明了他的清醒和严肃，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敬意。 记得那时候，季先生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过一句带点黑色幽默的妙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套用王国维先生论词的话："着一'打'字而境界全出。"这个"打"字确乎妙不可言，包含了季老多年来的各种感受：不安、厌烦、惶恐、羞愧、愤懑…等等，他挣扎了多年，但最终还是解脱了，可说是既艰难又简单，因为这正是人人能够体谅和尊重的人性。 平心而论，无论从思想原创角度，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确实只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对学术有贡献的人，在其东方学领域可能是有很大学术贡献的人，但绝不是大师：他既没有影响广泛的原创性思想，或独异前人的杰出艺术成就，也没有独立于权势的嶙峋傲骨，更没有慈怀天下的人道主义贡献，怎么就可以称大师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不是苛刻，而是因为太多人称他大师，那就应当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看他是否符合，以免降格乱贴标签，搅浑了大师这池水。 20世纪中国产生过不少大师，各个领域都有，当然现在都不在了，因为他们早就不在了。 以1949年为界，此前寿终正寝的大师们最是幸运，不幸早逝如鲁迅者，于他们本人反倒是幸事；1949年后，没来得及去世的一小部分大师或远渡重洋或退居小岛，虽花果飘零，但依然继续做着大师们该做和能做的事——例如蛰居香港的钱穆先生、远在哈佛的杨联陞先生等；留居大陆的其他大师或者可能成为大师的，陆陆续续走向异途，卖笑的卖笑，卖唱的卖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监狱的监狱，上吊的上吊，投水的投水……，就连被放逐恐怕都得是恩赐，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生活抑或非正常死亡，大师以及前大师们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残存的几个大师如錢锺書等先生，也是硕果仅存，从大师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而言，毫无代表性。 所以，后来就没有了大师。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环境下，出得了大师那是大师级奇迹，没有大师才是正常的。但是，没有大师不行，泱泱十几亿人没几个大师也太没面子了，于是就又有了大师。 当代中国，走进大师庙的，大都是媒体兴风造势的结果。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吸引眼球，往往给聚焦对象滥封盛名。本来，这些浅薄伎俩应该是一眼洞穿的，然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虚名纸糊不花钱，却迎合了不少人蒙尘纳垢的名利心，虚荣蒙蔽了的眼睛只见得沉重的肉身，却看不见超越的自我。媒体与逐名者恶性互动，波澜激荡、杠头开花，于是，当代中国成了一个大师头衔满天飞的社会。有人写了几本流行散文就被吹成大师，有人仅仅因为到处演讲也居然成了大师，一时间，似乎各色人等都可以弄个大师当当。对名声贪得无厌的欲求，已经成为精神领域的一大公害，使得社会一般大众无从分辨名流们的真水平。当事者对于外界或别有用心或外行的不当吹捧，无论欣然笑纳还是安然默受，在满足虚荣心之际，他们可能忘了自己更像个欺世盗名的小偷。 一个社会要产生大师，必得有两个条件，一则有大师潜质者自己有相应的精神人格素养，二则有支持他们成长为大师的社会环境。在近60年的国家精神病时代和社会精神病时代，环境自然是极其恶劣的，虽然也还出现了林昭这样思想远超出时代的英雄人物，总体而言，既缺乏大师气质的人群，也缺乏支持大师成长的环境。 当今中国社会，也还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一则前60年的折腾，造成了文化断裂和思想、学术以及精神资源的匮乏，二则造就大师的人格还相当匮乏。这是一个连常识都可能要拿命去博的时代，至多只是个为将来产生大师打基础、做准备的时代。 大师就像世界上最美丽的罕有之花，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当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证明费马大定理，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在这八年里他没有授过课，试问中国哪所大学能有这样的气度？近两百年前，普希金跟130多位情人共享情愛鱼水之欢，光是跟奥西波娃一家五位女子就都有风流韵事，试问中国社会可有这样不管他人床事的基本尊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等多部反极权主义作品，试问中国政府可有这样的雅量？ 另一方面，大师本身还需要一些基本的素养，例如不懈地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基本品格，警惕于任何权势、财富的独立精神，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别看这句话被千万人传颂，真要落实到每个传颂者的具体生活中又将是何等的艰难。俄国能有萨哈洛夫，并不是依靠环境，还是科学家自己个人的风骨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相比之下，钱学森证明亩产可以达到十万斤，岂不是大师人格的反义词。马丁.路德列出95条论纲，声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林昭以生命为代价说出了那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思想，试问现在哪个头上顶着大师桂冠的中国人有此风骨的十分之一？无论是含泪还是捐款，我们只见到了令人作呕的舔痔大师。 真正的大师，我相信往往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很难想象漠然于人民苦难的人能成为大师，在一个存在着严重而普遍不公现象的社会，只要还能说话，真正的大师定会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声音。法国有左拉，还有千千万万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就连普鲁斯特这样似乎优雅得不问世事的大师也站在左拉一边，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德国的托马斯.曼痛骂纳粹，土耳其的帕慕克冒着危险痛斥本国政府的种族屠杀，都是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被冒犯。相比之下，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号召人们要说真话，也只算个笑话。真话不是用来号召别人说的，是用来自己直接说的——而他又为这个苦难的民族说过几句真话？如果罗列一下近一二十年来被戴过大师桂冠的中国人，可以发现，没有一位曾经为人民的苦难郑重发表过言论，而以他们的地位，为人民说几句话会遭到什么迫害吗？ 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被廉价打折出售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什么货真价实的古董被当成赝品的时代。就像北京城南的永定门，拆了又建，饶是再富丽堂皇，赝品还是赝品；而那些真正的古董北京胡同、四合院，却眼睁睁地消失于烟尘弥漫的权钱之中。大师也一样，既然消逝于滚滚红尘的大师们没留住，那些速成的桂冠，制作再精良，纸糊的就是纸糊的。 当务之急不是多糊几个纸桂冠，而是尽可能给产生大师的环境培土、浇水，当大师出现的时候别用石头砸死他们，这才是大师之幸、文化之幸。 2009年7月16日於追遠堂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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