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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会在中国举办其实是现阶段的最优选择
- 独一无二的松子－－致畢業班同學
- 谁决定着中国的形象
- 蛋花花：移民外国不如移民外星
- 所谓新华社“叛逃”事件
- 男人的担当
- 堕落的证据
- 美国百岁寿星知多少？
- 「文學．政治．修辭－－從起錨及超錯等一系列修辭談起」講座簡報
- 现场直播
- 中国的藏书与禁书史
- Do Kindergarten Teachers Matter More than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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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的拐点——专访人口学家易富贤(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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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有限的自由，无限的乐趣!
- 爱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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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10:12 AM PDT 作者：兔主席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中国, 社会, 文化, 世博会 近日闻讯，广东已申报2020年世博会（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28/1848907_0.shtml） 。众人公认意见不一，但我看好得很，是一件很好的事。也参见本人早前所写的《世博会好得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999f10100ii2l.html。 现在看来，世博会更多的是一个区域经济事件：既能创造直接经济效益（据说上海世博会的经济效益是北京奥运会的三到四倍，这个我绝对相信）、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创造就业，扩大百姓见闻，而且比较经济，能够充分利用国外场馆建设资源，仅以牺牲"软实力"（soft power，也就是他国对中国的文化、物质、商业、精神吸引力），以及本地住民短期的生活质量（当然这将是许多市民抱怨不休的议题）为代价。不过反过来看，世博会又有利于国民开放视野，接触新事物，消除狭隘或闭塞的观念、增强对他国国民文化社会之理解认识。 中国完全可以多办世博会，像日本、韩国前些年一样，几年就办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去办。现在看来，是一个经济体在当代腾飞的必然顺带经过的道路。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举办的世博会的参观人数一定有一个峰值——可能上海世博会就是这个峰值，以后的参观人数都不如上海。在这个峰值的时点上，国民受宣传引导，觉得当届世博会的内容应当是独一无二(unique）的，世博会的召开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one-off event）而非重复发生的事件，参观经历是不可复制的，同时对世博会必须有较少的先期exposure（即受经历影响，一方面没有参加过世博会，第二方面对来自各国的新奇建筑、展览物、概念、文化了解甚少，还抱有巨大的好奇心）。按照上述逻辑推理，广东世博会除非内容精彩度远远超出上海，否则大概成功度很难超过后者。随着人们对世博会概念逐渐熟悉，世博会的火爆程度也会边际递减，直到人们对世博会的概念再不以为然，觉得只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而已。等到世博会的收益足够的小，甚至小于或接近于其成本，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动力也就会消失。这和当前的许多发达国家是一样的。 但考虑到中国疆土辽阔，有分一、二、三线多层级的无数大城市，未来办世博会还有不少的市场潜力支撑。这次因交通不变而未能到上海参观的人士，以后可以到广东参观。或者可以到重庆、大连、天津、西安等很多可以举办世博会的城市。因此，我们说，截至目前，中国各地还有极大的动力去办世博会，而且这个动力还可以维持很多年。 对于外国来说，世博会毫无疑问的是一件好事：这是到中国输出文化、推销软实力的最佳平台与途径。花一些钱修建一个很酷很玄的场馆，在里面放上诸多代表你的国家文化、理念的东西，就能给成千上万多如饥似渴前来参观的中国观众宣传自己的绝好机会。对于希望和中国做生意或吸引旅游访客的国家来说，这是最好的推销机会（如本次世博会意大利等场馆赤裸裸的商业推销）；对于与中国有政治过节的国家（如日本等），又是促进中国国民了解自身的绝好机会。总之，世博会后面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与中国打好交道的国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广告更有效呢？ 有求，有需，里应外合。各方衡量，世博会这样的活动现阶段在中国城市举办，将能带来最积极的效应。 欢迎访问微博，每日更新：http://t.sina.com.cn/jeune/ 兔主席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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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7:50 AM PDT 作者：周保松 | 评论(2) | 标签:大學教育, 人生哲學 各位同学： 你们今天将披上毕业袍，在春雾弥漫杜鹃满山的三月，向大学生活道别。有同学对我说，老师，为我们写点什么吧，留个纪念。我明白你们的心意。中大是一座山，而政治系在山之巅。三年来，我们在山中一起思考政治、哲学与人生，日夕相处，度过无数难忘时光，此刻目送你们学成下山，真是既安慰又不舍。 让我从中大的树说起吧。你们都知道，中大多马尾松。马尾松并不起眼，长在山坡上，终年常绿，开花也好，结果也好，没人会留意。有时在校园散步，见到掉下来的松子，我会拾起几颗，带回家中。后来，我读到台湾作家周志文一篇回忆少年同学的文章，说这些一生默默无闻的人，犹如"空山松子落，不只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来没人会看到，也没人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这是实情。但想深一层，即便不是空山，即便人来人往如中大，我们又何曾关心那一颗又一颗松子的命运。在我们眼中，所有松子其实没有差别。一批掉了，零落成泥，另一批自然生出来，周而复始。世界不会因为多了或少了一颗松子而有任何不同。 松子的命运，大抵也是人生的实相。如果我注定是万千松子的一颗，平凡走过一生，然后不留痕迹地离开，我的生命有何价值？如果我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粒微尘，最后一切必归于虚无，今天的努力和挣扎，于我有何意义？ 每次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情总是混杂。有时惶恐，有时悲凉，有时豁达，有时虚无。更多的时候，是不让自己想下去，因为它犹如将人置于精神的悬崖，稍一不慎便会掉下去。我于是退一步问，为什么这个问题总是挥之不去，总是如此影响心情。渐渐，我明白，我其实不可以不想，因为我是人，有自我意识和价值意识。我如此清楚见到自己在活着，见到当下眨眼成过去，见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在默默走着自己的路。更重要的，是我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自己的生命。我们心中好像有杆秤，要求自己每天要活得好。我们认真规划人生，谨慎作出决定，珍惜各种机会，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只有一次，而生命是有好与坏幸福不幸福可言的。我们不愿意活得一无是处，不愿意虚度华年，意义问题遂无从逃避。 难题于是出现。从个体主观的观点看，我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切，重如泰山。我的生命完结，世界也就跟着完结。我是宇宙的中心。但只要离自己远一点，从客观的观点看，我又必须承认，我只是万千松子的其中一颗。我的生命完结了，世界仍然存在，一点没变。我的生命如微尘滴水，毫无分量，很快遭人遗忘，后面有更多来者。这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每次去完殡仪馆，目睹至亲好友片刻化成灰烬，返回闹市，再次面对笑语盈盈的人群，我总有难言的伤恸。那一刻，我看到生的重，也看到生的轻。 既然我们的人生路线图早已画好，这中间的曲曲折折，真的有分别吗？ 我想我们总是相信，那是有分别的。对，即使我是长在深谷无人见的松子，终有一天跌落荒野化成泥，我依然不会接受，我的人生和他人毫无分别，更不会接受我的人生毫无价值。但这是自欺吗？我们是在编织一张意义之网安慰自己吗？我不认为是这样。所有意义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之所以困扰我，说到底，是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存在，意识到"我"在活着自己的生命，并在规划属于自己的人生。如果我没有了一己的主观观点，只懂从一客观抽离的角度观照自身，我将无法理解"我"为何要如此在乎自己。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的存在，并在浩瀚宇宙中为"我"找到一个立足点，意义问题才会浮现。所以，即使我是一颗松子，也不必因为看到身边还有无数更大更美的松子而顾影自怜，更不必因为默默无闻而觉一生枉度。我真实经历了属于自己的春夏秋冬，见证一己容颜的变迁，并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体味生命赋予的一切。这份体味，是别人夺不走也替代不了的。 这份对自我存在的肯定，是我们活着的支柱。这个世界很大，这个世界有很多其他生命，但我只能从我的眼睛看世界，只能用我的身体和心灵去与世界交往。只有先有了"我"，我们才能开始思考如何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但问题并未在此完结。因为一旦有了"我"，自然也就有无数与"我"不同的他者。我们的样貌性情能力信仰家境出身，千差万别。有了差异，便难免有争。我们于是时刻将他人当作对手，并要为自己争得最多的财富地位权力。各位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工作，可能感受最深的，正是这种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竞争压力。我们未必喜欢争，但却不得不争，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你，世界就是一个竞技场，只有争才能生存，只有争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人世间种种压迫宰制异化，遂由此而生。 问题是，这些压迫宰制异化，真的无可避免吗？不同个体组成社会，难道不能够以更平等更公正的方式活在一起吗？这是过去三年，我们在课堂上经常讨论的问题。我认为，承认个体差异和接受平等相待之间，虽有张力，但并非不可调和。关键之处，在于我们能否将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融合。一方面，从主观的观点看，我们意识到自我的独特和不可替代，以及一己生命对于自身绝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转从客观的观点看，我们将意识到，如果我的生命对我无比重要，那么他或她的生命，也将对他或她同样重要。我们都是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要过，都渴望过得好。就此而言，我们的生命，有同样的重要性。我们不以一个人的出身能力财富，去将人划分等级，并以此衡量人的价值。推己及人，我们既看到人的差异，也看到人作为人共享的可贵人性，因而努力在群体生活中实践平等尊严的政治。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肯定个性，鼓励每个人自由地活出自己的生命情调，同时要彼此关顾，保障人的平等权利，使得人们能够公正地活在一起。这是我常说的，我们应该追求一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我觉得，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有这样一份对人的平等关注。但这并不容易。试想想，各位也是经历重重考试，并将很多同辈甩在后面，才能进入中文大学。而一旦离开校门，迎面而来的将是更激烈的竞争。既然这样，我们如何能够穿过人的种种差异，看到人性中共享的价值，并以此作为社会合作的基础，实现平等尊严的政治？到底需要怎样的制度建设和文化氛围，我们才能培养出这样的道德信念？这是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各位下山之际，为什么我还要如此絮絮不休和大家探讨这些问题？因为问题重要。在上面的讨论中，我指出生命中有两重根本的张力，并尝试提出化解之道。第一重是两种观照人生的方式带来的的张力，第二重是生命的差异和平等导致的张力。第一重张力，影响我们如何好好地活着。第二重张力，影响我们如何好好地活在一起。各位身为读书人，关心生活关心政治，是一生之事，不应随着披上毕业袍而终。 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冬天上完《当代政治哲学》最后一课，我们曾在联合书院教室外那个裂开的大松子雕塑前合照留念。那个大松子啊，笑得活泼率真。在我眼中，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松子。 2010年3月19日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7601 周保松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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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7:13 AM PDT  纪录片《世纪宋美龄》如此讲述宋美龄1943年那次轰动美国的访问："这时的宋美龄体弱多病，曾经车祸严重受伤，并且患有鼻窦炎、皮肤病、精神耗弱等。一度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胃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她躺在担架上，从成都机场上了飞机，抵达美国之后，立刻住进了疗养院。罗斯福夫人前去探望她时，也不禁感到爱怜疼惜……" 宋美龄在美国的疗养院一待就是几个月。病怏怏似林黛玉的这位"Madam Chiang Kai-shek"（蒋介石夫人），为了中美之间"兄弟般的友谊"不惜拖着抱恙之躯渡海来到美国做巡回演讲，在美利坚人民看来，这份举动又是何等的"美丽"而"坚韧"。于是，当年的《洛杉矶时报》对这位中国第一夫人也就毫不吝惜溢美之辞："蒋夫人身上汇聚了女性所有的魅力——美丽、优雅、甜美、仪态迷人、服饰得体，她还有一流的、令很多身居高位的男人都嫉妒的男性头脑。"美联社更是用肉麻的腔调连篇累牍赞颂这位"富有魅力的第一夫人"。 几近"神话"的语言装扮，简直把宋美龄从"女人"打扮到了"女神"的地位。固然，这当中可能有些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审美偏好，也部分地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文宣战搞得绘声绘色，令美国人着迷。但是在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看来，宋美龄访美大费周章的宣传，以及美国人对宋美龄堪比电影明星一般的痴迷，传达出来的其实并不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热爱，也不是对宋美龄的热爱，而是对美国自身形象的热爱。 杰斯普森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解释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宋美龄不过是把中美关系人格化、具体化的一个凭借。接受过美式教育、会说流利英文的宋美龄有着典型的"黄皮白心"的美式价值观，这无疑让她成为了美国在东亚最大盟友的绝佳代言。华盛顿和南京政府间的关系，透过宋美龄举手投足的点点滴滴，化为一个个可视的形象。 "美联社还叙述宋美龄到达西安营救蒋介石时，是怎样带着《圣经》、蒋介石喜欢吃的东西和一副假牙的。"杰斯普森的言语间带着几分反讽，但话里的意思却一点也不含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之间的关系好比男女相亲，之前双方只是照片传情、尺素传意，含情脉脉之下尚透着腼腆与羞涩；而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恰如双方酝酿许久之后初次见面，印象良好之余，二人的关系也正式步入热恋期。 用"热恋"的关系来比拟这一时期的中国和美国，真是毫厘不差。中国在美国媒体的光影中从过去那个贫穷愚昧的老大帝国，一跃成为了东方"民主的哥伦布"，蒋介石则成为了"践行着基督教教义"的"宁波的拿破仑"，并多次登上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杂志封面。更有甚者，在《时代》的报道中，北京成了"中国的波士顿"、上海则是"中国的纽约"、南京是"中国的华盛顿"、汉口和广东分别成了"中国的芝加哥"和"新奥尔良"，对日作战时中国军队向西部的大撤退被比喻为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垦荒……这些句子让人觉得中国简直称得上是美国的一个山寨附属国，既然二者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自然也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 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实际的情况恐怕还是有些出入。杰斯普森说，虽然美国竭力要把中国打扮成一个与美国有诸多共同点的国家，但这实际上不过是《时代》的掌门人亨利•卢斯的一厢情愿。卢斯好比19世纪从美国来到清朝的传教士，希望凭借现代传媒的"圣器"进行他传播基督教义的工作。因此，时代公司所有关于中国的赞美都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那便是，中国的绝大部分民众首先要成为基督徒，也因此，他劝说宋美龄来到了美国。 但卢斯的这个前提有点不顾事实，甚至可以说带有强迫症的倾向。因为蒋介石本人就不是一个纯正的基督徒，他治理军队和人民的方法也不是依靠"基督的教义"而是"岳武穆的教义"。"用无数无名的岳武穆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这是蒋介石当年的豪言。他做梦都想成为的只是南宋的岳飞，终究不是美国的基督。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美国的认识也仅限于按字面意思理解，像宋美龄在讲演中所说的"美丽的国度"。 就在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进行之时，美国却还没有废除《1882年排华法案》，那段时期华工赴美被明令禁止，并规定在美国的华工不得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中国人的真实地位，俨然还是居于美国白人之下的"二等公民"。我们知道，上等人和二等人谈恋爱从来就难有所谓平等，那么推而广之，两个地位不对等国家之间的"恋爱"，也就无所谓平等，很多事情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可惜，以宋美龄的柔弱形象示人的中国在这场"恋爱"中注定成不了大男人，于是只好做小女人，接受美国给予的这份不顾事实、近乎偏执的"爱"。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捐赠和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政治上的支持，好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沉甸甸的嫁妆，维系着中美之间"一厢情愿"的联姻关系。这便是美国对外关系的"大男子主义"：他要你嫁给他，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你，所谓"嫁鸡随鸡"，至于你原本是什么样子，已不再重要。 在杰斯普森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把美国的这种"大男子主义"理解为汉学家史景迁所说的，存在于美国精神中的"以个人的力量去影响历史"的愿望，从而"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回顾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无非是一个不顾中国实际、由传教士式的激情和媒体误导的虚幻形象，美国的对华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这一形象。然而，当这一形象随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向了美式价值观的反面时，美国公众和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就彻底来了个颠倒，反共的声音和麦卡锡主义迅速取代了赛珍珠笔下那个浪漫的中国。美国与中国的这段"婚姻"，随即戛然而止。 一位美国记者曾说："中国在每一个美国人心里没有经过多少反复，就由20世纪40年代的英雄，变成20世纪50年代的恶魔。"1949年后的中国，就像是离婚后的前妻，在被急于撇清关系的同时，也少不了来自美国这位"前夫"的谩骂与指责。"从来薄幸男儿辈，多负了佳人意"，但又是谁令佳人脱下那袭华美的旗袍，"不爱红妆爱武装"呢。在历史的俯仰之间，中国的外在形象可谓诡谲多变，而这个形象的参照物，原来始终都是美国本身。 《1931-1949 美国的中国形象》 (美) 杰斯普尔森 / 2010年7月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8.00 / 姜智芩 孙骁骥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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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7:13 AM PDT  作者：蛋花花 | 评论(5) | 标签:移民, 外星, 佛教 近来，欣闻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我感慨万千，我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为强大之后能向欧美欠发达地区输出这许多人才和资本而骄傲，伟大复兴的中国是如此的魅力四射，以至于商人、政客、艺术家、学者、体育健儿等等国之骄子、社会精英都自惭形秽、夺路而逃。 逃就逃吧！还把老婆孩子全家大小都带走，颇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快乐，这就显得太不和谐，太不爱国了。为什么移民？我问过许多人，他们都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答。有说"地沟油吃腻了想换换清淡口味"，有说"人多屁杂空气太差怕得肺癌"，有说"看书包比孩子高半个头心有不忍"，有说"不想上班，就想整日周游世界"，有说"不想再挨房子的宰，不想再上有墙的网，不想再学川剧变脸，不想再把心底的话深深埋藏"，最可气的是一位房地产界的老兄，并不屑于直面我的问题，只把一首诗来作答，就是叶挺将军的那首："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靠！这小畜生，得了便宜还卖乖，什么玩意？！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移民究竟为了什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只是奇怪怎么没有人往朝鲜、古巴、缅甸移民，我想不是勇气不够，而是条件太低。看一看现在的投资移民价目表：美国350万，加拿大250万，澳大利亚500万，新加坡950万。你就知道，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毫无关系的。作为一项贵族的运动，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价码才显得体面，显得与众不同、尊贵非凡。你看那些打高尔夫的，要多傻有多傻，弄了半天不就是为了把球打进洞里嘛？还不如我们小时候蹲在地上打弹子来的简单明了。 移民既然是贵族运动，便无法在中国普及。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命贱的就像一头毛驴，仿佛生下来就是无期徒刑，注定要一辈子在皮鞭和烈日下奔忙。真可谓：尘劳漫漫，不知乡关何处；浊浪滚滚，敢问今夕何年？ 所以，经过密集的调研和深入的分析，我认为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想要移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来生，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更适合在苦海中煎熬的广大人民群众。 什么？真有来生吗？您都混到这份上了，连毒大米都敢吃，还有什么不敢信？倒不如放手一搏，给自己一个梦想，还生活一线希望。来生可以去的地方很多，都是些高度发达的外星世界，譬如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弥勒菩萨的兜率天、还有上帝耶和华的天堂。去那些地方一来不需要一分钱；二来不需要考雅思托福；三来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和冗长的流程。一旦移民成功，那生活水平比欧美不知道高多少个档次，而且还不用担心被骂不爱国。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不能带老婆孩子以及私人财产。因为那是一个纯善之地，清净之地，一个摒弃了一切世俗争斗和荣华烟云的地方。 人生代代无穷已，体制年年只相似。古往今来，那许多无路可走的毛驴逃不脱命运的纠缠，难免会走上这条移民之路，或许是由于心中放不下的东西太多，或许是移民外星球的广告做的不够，总之，向往者如过江之鲫，成功者如凤毛麟角。 希望他们移民成功，并早一日离开这五浊恶世，阿弥陀佛。 蛋花花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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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4:08 AM PDT 作者：英伦在线 | 评论(6) | 标签:叛逃, twitter, 新华社, BBC 最近夜里干活，看到了新华社万武义"叛逃"事件的网络报道。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27_xinhua_wanwuyi.shtml 消息散布最快的可能是twitter，然后国内很多BBS网站和个人微博、博客，他们是散布派。辟谣派的都是国内主流大媒体，当然少不了凤凰卫视。 最有趣的是BBC中文网，就是上面链接，做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情。感觉是在给新华社辟谣，又显得不情愿，措词总是有些暧昧，记者不像是在提问，反而是在提醒。 虽然有很多可能，但是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可能是，这次新华社的辟谣公关非常成功。看来还是毕竟在英国混过，比较知道怎么处理PR。 按照《茶馆》说法"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 BBC中文报道原文（国内可能打不开） 网络上自周一起传言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万武义"出逃英国，与先期已在英国的妻子团聚"。然而，周二（27日）BBC中文网得到消息，万武义本人目前正在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办公室。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征得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同意，我同另外两位同事到位于伦敦北部的新华分社采访了万武义本人。 在新华分社办公兼宿舍楼的一个单元房里，我们见到了万武义。他躺在一张颇为简易的床上。看上去比较瘦弱。 网上有报道说，"万武义随中组部一个团访问英国。他说腰痛病复发，不能走路，代表团就把他留下。到目前仍未归队"。 万武义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他之所以滞留英国无法返国的确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老病复发。 万武义说，他5月22日按照中组部的统一安排到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一个城市应对危机培训班。原计划6月6号培训结束后回国。但6月3号腰病突然复发，无法行走，卧床50余天，一直在牛津的一家骨科医院（St.Luke's hospital）医治，现在已恢复到80%的程度。不过万武义强调说，他实际上是"归心似箭，巴不得明天早上就能回国，回家"。 万武义还表示，他并非如网上所说是"擅自出走"。而是有"书面的请假信"。新华社领导还专门作了批示，要求新华社伦敦分社尽其所能，找医找药，并要求万武义"安心养病"。 近日中共出台防腐新规定，要求官员报告家庭成员移居海外等情况。此举是为了整治所谓的"裸官"。因此网上传出万武义妻子先其已在英国，他去会合的消息便格外引人注目。 在采访中，我直接了当的问万武义是否他夫人已在英国，他到英国来同夫人会合。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是我病了以后，我的妻子赶到来照顾我。""所以说您来英国的时候，您的妻子不在英国，还是在英国？""我病了以后，她才和我见面的。""所以并不像报道所说她已经在英国了，你才到这来的？""不是这样。" 记者其后向新华社伦敦分社负责人确认万武义的夫人到英国的日期。这位负责人说，万武义的夫人是5月中旬跟一个旅游团到英国的，比万武义早到。旅游期间万武义病倒，于是赶来照顾他。 采访期间，万武义一再强调，网上传言"毫无根据"并且他也"不在意这些东西"。他对记者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子弟，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靠救济金，助学金的帮助完成学业。工作后能够迈入新华社的大门感到非常荣幸。我热爱我的事业就像热爱我的眼珠一样，不存在其他问题"。 采访期间，新华社伦敦分社的负责人一直在场，并向我们介绍见到了万武义的夫人。 在线调查内容，请看这里 http://www.talktone.co.uk/cn/?q=node/108 英伦在线的最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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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2:02 PM PDT 使男人更具有男人品德和情怀的，不是力量，而是担当；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即使拥有再大的力量，都不会令人信服。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临再大的挑战——即使注定要输的结局也坚持下去，这是经典悲剧人物的情怀和命运。非常恰当而且幸运的是，这也是我的情怀和命运。
小远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4:53栖居晴 | ||
| Posted: 28 Jul 2010 01:26 PM PDT 《建国大业》之后不到一年，中影又得瑟着推出《建党伟业》（最初名字为《建党大业》，大而无当，于是至伟）。据说，《建党伟业》将延续《建国大业》的全明星阵容，这将是又一次的两岸三地明星如云，即使饰演一个露一下脸的小脚色也在所不惜。 别看那些所谓明星大腕平时跋扈嚣张、不可一世，在资本和影视巨鳄面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哈巴狗或者撅着屁眼挺着阴户待操的鸭子和鸡，这是所谓明星们最丧失人格的地方。关于这两部影片的意识形态内容我不想多说什么，如果韩三平这个影视恶霸不是垄断着中国电影的发行权，很难相信，他的号召力会让这些平日里锱铢必较的明星大腕们"从善如流"，即使零片酬也要得瑟着来谄一把媚，献一次殷勤。直到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下，人们依然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大小明星给韩三平说一个不字。可以相信，如果韩三平淫欲和兽性大发，要向任何一个中国影视明星施暴，我们是绝对听不到一次贞节和贞操的抵抗声；我们所能听到的，将是这些所谓万众敬仰、粉丝如云的大人物们的一片从了吧的应和声，高潮或者伪高潮的淫声浪语——这是整个中国影视界人的悲哀。华袍之下的中国影视界，其实灵魂早已经爬满阴虱，肮脏不堪、腥臭难闻！ 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没有拒绝也很难有真正的和谐。当中国几乎所有电影人匍匐在权力和资本的脚底下呻吟的时刻，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中国电影的未来，而这，应该就是中国电影永远连好莱坞的跟屁虫都做不到的原因——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可以在好莱坞被复制，即使恶霸如韩三平者，也会被口水的汪洋淹没的。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4:10 栖居晴 | ||
| Posted: 28 Jul 2010 12:49 PM PDT 长命百岁是对老人的美好祝福，中国过去有年过七十古来稀的说法，现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到处可见。在美国，八旬老人自己开车乃是家常便饭的事，不过，人们印象中百岁老人仍然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他们的举动有时也会成为媒体新闻。前些时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的格蕾丝老人将百万遗产捐给当地大学的报道便是一例。其实，百岁老人目前是美国发展最快的群体之一。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统计。2008年有八万四千多名百岁老人，预计这个数目到2040年将达到五十八万。  117岁的波克里娜入籍美国 八万四千多名世纪老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目前对百岁老人各方面的研究都很多，尤其重视他们的健康、经济状况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研究。而研究结果很是出乎一般人的预料。 作为一个群体，八十岁年龄段的老人通常经历身心各方面机能衰退的过程，受到诸如老年痴呆症、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折磨，很多人活不到百岁，但百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就相对稳定，百岁老人中九成以上的人，当他们踏入九十岁时，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他们中约15%的人自己住，35%的人与家人住，其他50%的人住在养老院（nursing home）。波士顿大学副教授、新英格兰地区百岁老人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说："百岁老人告诉人们，越老，证明过去越健康。" 艾奥瓦州立大学与佐治亚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尽管67%的老人收入低于贫困线、44%的老人没有储蓄、37%的老人没有钱买奢侈品，但出人意料的是，绝大部分的百岁老人并不抱怨收入不足。95%的百岁老人表示，他们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日常所需，而76%的人则表示除了满足日常需要外，还有余钱可用。总体上来说，96%的百岁老人认为自己比同一年龄段的其他人活得好。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心态十分健康，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得比同龄人好，虽然有时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专家们仍然在探究百岁老人自我感觉这么好的原因。一个原因也许是他们活得这么长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比别人好；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些百岁老人出于某种原因自我选择低收入，目的当然是最大限度减少交税或有资格享受医疗补助计划。 发表在《老人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适应能力很强是百岁老人的普遍特点。百岁老人经历了上世纪的社会大动荡：两次世界大战、旧金山大地震、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等。很多百岁老人年轻时告别家人朋友从欧洲移民到美国，还有一些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中有很多寡妇，肩负单独抚养子女的责任。但他们没有被重重困难压倒，这些百岁老人具有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乐观是他们共同拥有的精神特质。 《活到100岁》（Living to 100: Lessons in Living to Your Maximum Potential at Any Age）一书的作者在访问两百多位百岁老人以及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活到百岁的几个基本因素： 一、人生态度。百岁老人往往是一个乐观的群体，他们能够处理好生活压力，他们善于利用新的机遇。 二．遗传因素。二战后出生的人大多数人能活到85岁，但要想活到百岁，遗传因素就比较重要。不过，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及早预防疾病，可以弥补基因不足。 三．运动。 30岁以后，人体每年失去约三分之一磅的肌肉。通过锻炼，特别是俯卧撑、举重等，可以恢复肌肉，同时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提高身体素质。 四．接受新的挑战，保持头脑清醒。对于老人来说，脑力锻炼比体力锻炼更加重要，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大脑不退化，比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学习演奏乐器、写自传、下棋、打牌、加入义工团体等。 五．注意控制热量摄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削减不必要的热量，尤其是碳水化合物，就可以减肥，从而减少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六．摆脱压力以及不吸烟。压力以及吸烟不利长寿，并且诱发很多疾病。摆脱压力除了要有积极乐观精神外，冥想、瑜伽、运动等都可以有效减轻压力。 相关博文： | ||
| 「文學．政治．修辭－－從起錨及超錯等一系列修辭談起」講座簡報 Posted: 28 Jul 2010 12:27 PM PDT  主持：洪曉嫻（字花編輯助理） 文學與政治之一體雙生，修辭的使用與權力的操作密不可分，因為修辭建構著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關係的理解。面對主流文化中一個又一個語言陷阱，文學可是刺破和抵抗的政治謊言的利矛堅盾？工人文學獎與字花，邀請了李維怡，在第五屆工人文學獎開幕前夕，為大家闡述和探討相關問題。 講者由一系列最近炙手可熱的政治修辭開始，就如「起錨」、「超錯」、「拋錨」、「原地踏步」、「行差踏錯」等等，不同立場的的政治廣告和政治口號，都分別使用了不同的修辭手法，去企圖將觀眾的視線與某個特定的政治立場連在一起。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運作，在政治議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進而，講者嘗試邀請大家重新界定「政治」和「文學」。不少人以為「政治」只是指選舉、政改、政客等事情，而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等，則不屬「政治」，而是「民生」。現在政府正是這樣說，「解決政改就可以開始關注民生」，但政治又怎會與民生無關？其實政治就是人類群體生活的根本，是關於權力的關係、權力的運作、權力的形態；而文學就在於表達創作者對週遭生活的感受、反省和期望。 在文學的範疇裡，我們往往認為有些主題無關政治而且很個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戀愛故事。不過，戀愛故事其實一點也不個人。歷來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總是會包含一些悲劇，而這些悲劇往往建基於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 例如古詩《孔雀東南飛》，就是說一對夫婦焦仲卿和劉蘭芝，因為焦母不喜劉而逼其子休妻，劉回娘家後又被迫改嫁，最後二人先後自殺。這個故事固然關乎個人，但其實也深刻地說明了古代封建社會對讀書人以孝義為先的嚴格道德要求；以及性別政治在愛情故事裡的操作。 又如魯迅的《傷逝》，涓生與子君打破傳統習俗自由戀愛，嘗試自食其力地同居，但最後涓生卻受不了這種生活。因為子君從一個慷慨激昂為愛情可以反抗權力的風骨女子，忽然變成了一個依附於男伴，滿足於養養小動物和照顧男伴的小女子生活。這說明了二人雖有勇氣從舊世界跳入新世界，但卻對新世界沒有具體想像，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中必然的愛情悲劇。 又如不少人覺得很浪漫的《傾城之戀》，講者覺得一點也不浪漫，離婚婦人白流蘇為尋求安穩生活，既要贏取范柳原的注意，又擔心一旦變成情婦，若遭拋棄，身價會跌到谷底，不但失去社會地位，更連經濟支柱也沒有。白的計算和心理戰，與女性在社會上如何被看待和掙扎求存有密切關係。 以上種種，俱包含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只是這些權力關係烙印在小說角色的個人決定上，所以彷彿與社會很遠而已。由此可見，政治是很貼身的事情，權力關係總是體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談到文化，我們會理解為很多人共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權力往往體現在文化(culture)之中， 因為文化就是在講「大部份人」所構成的「主流」語言、邏輯、美學、人倫關係等等；因而主流對於邊緣存在結構性的壓抑／壓制／不平等的關係，故此，也與政治脫不了關係，也故此，文學作為人類生活的觀察和反省，怎會不會每每觸及「政治」呢？ 文學修辭作為政治宣傳 維怡自言，「細細個讀古典文學時總會讀到政治」，古時讀書人寫文章就是為了做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典文學中的先秦散文諸子百家，無一不是與政治相關，這傳統一直延伸到民初。故，「純文學」的概念對她來說簡單就像外星話難以理解。人不是獨自存在於世界，因此創作必然牽涉文化和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歷來與政治相關的說法、理念、原則，必須透過語言表述說服群眾。要取信於人以至牽動情緒，則總是要借助文學修辭的手法。林彪曾說「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共產黨從來很懂得利用傳播民謠等方式獲取民心，「筆杆子」的重要性可想而言。 阿里士多德指政治辯論的修辭藝術，在於信譽（ethos）、情感（pathos）、邏輯（logos）。信譽是個人魅力，情感則是情感認同的呼喚。只要講者能成功呼喚情感認同，對方便自然會自己說服自己。維怡說，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無論是哪個陣營的政治力量，很多時都是採用信譽和情感的方法多於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口號代替分析。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修辭手法保持清醒。這不是要指向一種「什麼政治都不相信」的犬儒態度，反而是積極理解，參與辯論，創造願景的基礎。健全的公民社會，不只在於人群的聚集，更必須建基於人群願意和懂得對複雜世事進行判斷及行動，而不會一直只能在認知上服從於別人提供的「是／非」框架。 構造世界關係的修辭 修辭不只是詞藻上的修飾，還會建構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構造整個世界的關係。最常用的修辭方法，就是將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包括比喻、對比、象徵、類比等，都有此功效。例如毛澤東談到「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時，曾以身體作喻：「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維怡指，何者是拳頭何者是屁股，根本說不出所以然，就這句話而言調亂來說其實也可以。但這些生活化的例子，的確有利於向基層人民宣傳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沒有長期落區與農民生活的人，不可能講到這些比喻。 然而，運用比喻，也有其在文化意識上的斃處，維怡又舉了《史記．刺客列傳》中一句說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女為悅己者容」本身只是用來解釋和加強「士為知己者死」。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前一句時，很容易不知不覺地「搭單」接受了後一句隱含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同樣，當基層團體的組織者運用比喻向街坊或組織對象解釋的時候，每每會將平常大眾習慣和接受的事物關係放入新概念之中。熟習的主流觀念，往往隱含權力關係。因此，借用舊概念比喻／象徵新概念時，要提防不自覺地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背書。否則，種下的保守意識，日後說不準會隨時反撲。 不過，像這種構造聯想關係的修辭，也可以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維怡引述天星事件開始時，示威者搶走鐵馬之後，陳智德寫了篇文章《蠟淚的問詢》，來說明激進之必要：「激進之必要，有如群眾集會要有燭光，那一點光當然不是用來照明，照明可用電筒，但沒有群眾集會是用電筒的──雖然看來比較『文明』和『先進』，集會還是離不開燭火，顯然不是著眼於它的實用性，而是其象徵性：表示著情志的點燃、理念的流動。明乎此，明乎象徵的重要性，也許那燭光的剩餘物，蠟淚也須一併接受。挪走盛載物，搶走鐵馬，讓蠟淚滴在手上，它不是答話，而是問詢。」蠟淚的溫柔，瓦解了拉鐵馬的負面印象，也更新了我們對激進的想像。 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可以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令我們對世界的把握更加敏感和準確，但也可以很邪惡。舉例年前政府某個宣傳廣告，以踢波「插水」作喻叫人不要「呃綜援」。在整個隱喻中，社會已被假定為競爭性的球場，而政府就是中立的球証。但為甚麼我們要將社會想像為競爭場所？政府的角色事實上又是否如此呢？功能組別「打茅波」掠奪的民脂民膏，難道不是遠超綜援支出？同樣，近月「媽媽做衫」的政改廣告也是如此，為甚麼廣告不直接說政府政改方案的內容？這些廣告省略了甚麼，強調了甚麼，又在提出甚麼社會關係（政府與人民＝母親與女兒）？ 要指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有簡化事物關係的作用，一些牽引情緒和鼓動性的修辭，如排比句、反問句、重覆句等，有時甚至會令人進入不能思考的狀態。現在我們聽到有人叫「二零一二」，心裡就會很自然地浮現「雙普選」。維怡提醒，我們必須在重覆之中思考，否則容易淪為有口號無分析。尤其是政府傳播能力比民間強太多，當民間提出的「民主」、「保育」、「以人為本」、「樓換樓」等等修辭不斷被權貴搶去。若我們不重視仔細的理解，以人文關懷為本的社會將無從談起。 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文學的重要性正在於此。文學就是體察微小事物與整體社會脈絡關係的能力，沒有這些能力，就算一人一票，社會也不會民主，大眾依然會歧視領綜援人士，歧視新移民。真正的藝術離不開一個「真、善、美」的結合體，如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社會只會走向情緒和偏見。一個強大而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是由反對集會能號召多少萬人決定，而是由會思考和體察弱勢者苦難的公民建立而成。 ---------------------------------------- | ||
| Posted: 28 Jul 2010 11:54 AM PDT
【延伸阅读】
网易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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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8:34 AM PDT
中国自周代就已经有了藏书机构。最著名的藏书官员恐怕就是老子了。只是中国虽然藏书有着悠久的传统，毁书也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 刘向父子在汉朝弄出了第一部国家藏书书目《七略》，共有藏书13269卷。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藏书因战乱而流失，到东汉初年书简只有2000多辆车就能装完。在东汉最盛时，藏书可以装7000多辆车而到了末年，又再一次亡佚，只剩下70多辆车的藏书了。而很多写在绢帛上的，大多裁了去做别的用的。
梁元帝萧绎 南北朝时的南梁梁元帝萧绎时期，有藏书140000卷，这位皇帝却是非常小气兼狠毒，被宇文泰围城时，把这些书全烧了，并且把宝剑拍在柱子上打断，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幸亏此时纸已经大量使用，私人藏书出现了。当然，还有一个应付的法门，那就是刻在石头上。佛教经历过3次禁佛运动，为了保存佛经，他们把佛经刻在石头上，云居寺石经就是这种产物。
果然是隋炀帝的风格！ 中国的禁书史与藏书一样悠久，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其他一概焚毁。虽然遭此大难，但是诸子百家之书到了宋代，经马端林考证，也不过是丢了少数一些篇章，大部分并未焚毁，倒是秦始皇允许留着的书大部分都没有了。 此后历朝历代的禁书中，谶纬预言，星相等书都是属于严禁之列，更是法律明文规定严禁私自修习天文。中国科学的不发达或许也与此有莫大干系吧。例如唐律明文规定：
宋朝的律法也有同样的一条，一字不差。宋朝禁书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文字狱的倾向。有名的朱墨本就是其一。《神宗实录》多次重修，重修时原来的内容用墨书，新加的内容用红字，删除的内容则用黄色抹去。没想到这个原本流出到了民间。而元祐党禁时，政治斗争激烈，朝廷下诏，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不准修习，全部焚毁。只是如何禁都不管用，这些被禁的文章称为大家争相传诵的文章。 历朝历代以来，著作被禁的名人很多。除了苏轼，黄庭坚，还有朱熹也被禁，庆元党禁时，朱熹的书被称作伪学，朱熹注过的四书五经也受牵连，考试的时候，如果写的内容涉及到四书五经的内容，就会考不上，就像现在的高考零分作文。 明清之后的禁书就熟悉多了，不论了。 ———————— 去年在天一阁买的这本《古籍常识丛谈》，还专门盖了一个天一阁的书章。
相关日志
Recent Comments | ||
| Do Kindergarten Teachers Matter More than Parents? Posted: 28 Jul 2010 08:36 AM PDT New research on the valu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s remarkable. In fact, it seems a bit hard to believe. If kindergarten teachers matter as much as this new research suggests, then you would think that parents would have a large influence on their kids' adult outcomes. After all, you spend a lot more time with your parents than in your kindergarten class. But much research in behavioral genetics finds very little evidence for significant parental effects. (See Judith Harris's The Nurture Assumption.) So I am puzzled.  | ||
| Posted: 28 Jul 2010 08:03 AM PDT 从广州出发，培养公民生活新习惯
这样的公民集体行动，在广州其实早就不新鲜了。此前两周，有过同样以"悍卫粤语"为主题的80后街头快闪。再早，更有去年年底，广州番禺市民抗议垃圾焚烧项目的集体散步。如果不把抗争舞台仅仅定位于街头的话，当然，还可以举出诸如广州本田等一系列产业工人罢工事件为例。 不 难发现，所有这些公民集体抗争，都没有发展到"被敌对"，因而都没有"被精神病"、"被失踪"、"被黑牢"等现代奇迹发生。很从容，很平和，很平常，是这 些公民集体抗争的鲜明特点。抗议者无论怎样激愤和亢奋，都依然不失清醒，清醒到他们潮水般安然而退之后，现场竟干干净净不留下一张纸片。 尤其令人惊艳的是，警察虽因职责所系，不得不严阵以待，但始终只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维持现场秩序的范围内，而不是过度反应。相比于N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不得不承认，在广州公民社会快速成长的同时，广州警界的素质，也有实实在在的提升。 彼此砥砺，共同进步，广州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能力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正向关系，是不是可以说已隐然成型？在"习惯性游街"蔚然成风的大背景下，这种正向关系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前 不久，重庆悍然刑拘在网上留言的记者和网民，湖南对嫌疑人大举公捕公判，东莞将性工作者用绳子牵着游街，这些颇具80年代严打雄风的闹剧联袂上演，让人不 禁大惑：我们是不是穿行到了古老的专政时代？面对舆论的强烈质疑，有关当局解释说：他们那都是习惯性做法。即他们一向都那么玩的，也只会那么玩。要换别的 玩法，要他们文明一点，抱歉，他们不会。 成龙副主席说，中国人就该被管。咋管？就照所谓"习惯性做法"管。即把大中国当幼儿园，十三亿人都 小屁孩，排排坐吃果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湖北打错门。堂堂省委门口都敢明目张胆暴打疑似访民的六旬老太，可见在他们来说，暴打访民早就习惯到了成 自然的地步。不排排坐的访民都是贱民，对付贱民不必用文明人的办法，跟过去对付"黑五类"一样，直接专政得了。 湖北打错门明显涉及故意伤 害，但就处理不了。何以处理不了？据称，因为那是工作，是"习惯"。故意伤害访民竟然成了工作和"习惯"，则无非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有两套完全相反的 逻辑，看得见的逻辑是以宪法为标准的整套法制体系；看不到的逻辑，则是打人专班的逻辑，即专政的逻辑，即镇压的逻辑。它属于不成文法，不着一字而尽得风 流。说白了，即一种暴戾乃至血腥的习惯。 对这种习惯的迷恋和依赖，本质上，是对野蛮的迷恋和依赖。这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危险。我们的社会发 展越来越专业化、精确化，相应地，社会治理也必须专业和精确。但某些当政者浑然不觉。他们的思想武库中，只有传统的刀把子思维，实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用刀 把子思维应对复杂万端的现代社会问题，不惜代价地严防死守，一丝缝隙不留。这样的社会治理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是层出不穷地制造问题。它不可能消灭社会矛 盾，只是迫使矛盾转入地下，以更不可测，更难控制的方式去发展和蔓延，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带向死胡同。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广州模式显示着 独特的价值。访民的滔滔不绝未必是治理危机，社会矛盾的扩大未必是治理危机，这些都不可怕，可怕只在于，没有可以承接博弈的现代社会秩序，因而没有对于社 会博弈的任何承受能力。广州模式的最大突破，则在于它尊重常识，不是一味使用蛮力，强力，不是一概排斥公民行动尤其是公民集体行动，不是追求零博弈，零风 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公民行动，开放社会博弈，在这样的基础上重建博弈规则，重建整个现代社会秩序。 事实上，不容忍也不行。譬如去年广 州番禺市民抵制垃圾焚烧，譬如此次广州市民"悍卫粤语"，譬如广州本田罢工，一个显著的特点都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这雄辩地证明，新的一代正在成长 起来。而新的一代之新，主要就新在他们的公民意识更强，公民行动的能力也更强。如果不顺应新的一代的成长节律，赶紧调整治理心态和治理模式，那只会意味着 更大规模而且是非常态的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如何让治理心态和治理模式正常化，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体制对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承受能力，这才是从所谓刚性稳定 走向动态稳定的关键环节，而且时间其实已经并不多。 看看以"悍卫粤语"为主题的街头抗议现场，会发现居然那么多帅哥美女，那么多欢呼和歌 声。原来公民行动并非洪水猛兽，原来公民生活可以那么优雅那么美。这个新的习惯，即勇于公民行动的习惯及容忍公民行动的习惯，原来那么值得追求。既然一个 新习惯已展现在眼前，一个新选择已展现在眼前，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已展现在眼前，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呢？告别刀把子思维的旧习惯，培养公民生活的新习惯，当然 应该成为今天的时尚。这一切已从广州起步，大江南北，何妨急起直追？ | ||
| Posted: 22 Jul 2010 09:39 AM PDT 人大代表上阵，打人专班闪开，何如？ 笑蜀 前不久，网上曾流传长沙某副区长的雷人之语："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按敌对势力办到底怎么个办法？刚曝光的湖北高官太太遭便衣暴打事件，算是一个最新的注脚，即见一回打一回，而且是往死里打，哪怕你已经老弱病残。 当然，事实上不止这么一个办法。强制办学习班，强制送精神病院，强制关黑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跟湖北高官太太遭暴打属于法外暴力一样，所有那些处置，无一例外也都属于法外暴力。 如果说，孙志刚事件揭开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冰山一角，那么，湖北官太遭便衣暴打，则无疑揭开了针对访民的法外暴力的冰山一角。孙志刚之前，不知有多少农民工 的生命被收容遣送的黑洞吞噬，仅仅因为孙志刚的大学生身份，收容遣送之恶才终于引起国人关注。因为被当作敌对势力而倒在所谓"信访专班"手下的无辜访民， 想来也不知凡几，仅仅因为这次被暴打的是高官太太，才以其离奇情节终于闯进了媒体视野。 但是，能否如孙志刚事件用人命终结收容遣送那样，用高官太太的无辜鲜血，终结针对访民的法外暴力？我们却丝毫不敢指望。公安分局负责人亲自为凶手说情；派 出所负责人赤裸裸地恫吓受害者：如果真要处分这几个人，他们把这身衣服脱了，要是搞你你怎么办？受害者丈夫更被上级批评，压力很大，以致"快疯了"。这在 在应验了体制面前谁都是弱者的逻辑。也就难怪，"信访专班"打人打得那么有恃无恐。一切后果，现在不是果然都有上级给他们兜着吗？ 法外暴力之树大根深之难于撼动，且放纵想象尽情驰骋去吧。 法外暴力之不法，当事官员其实何尝不知？但他们的辩解往往是，他们也难。循正常渠道解决问题非一日之功，但一票否决如泰山压顶。只好急不择路，什么招好使 使什么招。开始或许只是百计莫出、无可如何的下下策，但渐渐就上了瘾，就嗜痂成癖了。变通之计就演成了常态，固化下来，挤压甚至排斥着合法的制度，使合法 的制度越来越边缘，越来越荒芜失修。 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现实，即当下中国的社会紧张，并非政治紧张。毫无疑问，社会冲突是在不断扩大。但几乎所有的社会冲突，事实上都限于利益冲突范畴，并没有 上升到政治层面。那么多访民"被敌对"，那样系统地使用法外暴力，甚至高官太太也不能幸免，纯属掩饰当事官员无能的反应过度。这种过度反应，徒然加固体制 刚性，使体制对社会冲突的承受力越来越差，使动态稳定离我们越来越远，也使得法治越来越徒有其名，最终完全丧失其社会信用和实现的可能。 怎么办？难道除了法外暴力这华山天险一条路，我们真的就无路可走了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四川罗江县尝试不久的人大代表常任制，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想的天窗。 人大代表是怎么产生的？理论上都是选民选出来的。选他们出来干什么？理论上都是为选民服务的，为选民的需求服务的。访民中的绝大多数，无疑都属于有选举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所在的选区，都至少有一位人大代表。如果他们身边的人大代表能够专职，能够真的为选民服务，那么，访民就不必去当地政府上访， 更不必去当地政府的上级上访，而是径直走进人大代表办公室就可以了。人大代表会认真倾听他的诉说，会认真调查他的案情，会把他的问题和他的心声准确地和有 力地传达给行政当局，责令行政当局限期解决。甚至可以就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立法。 这就是说，不需要依靠法外暴力、依靠打人专班来对付上访，只要尊重合法制度尤其是人大代表制度，上访问题其实不难找到有效的应对之道。各地不是正在推行行 政机关大接访或者大走访吗？何不也让全体人大代表尤其基层人大代表大接访和大走访？反正人大代表一年也就只有开半个月人代会的履职时间，其他时间闲着也就 闲着，何不把他们调动起来为选民提供全天候服务？毕竟，人大代表已经覆盖了中国土地的几乎每个角落，这是一个多么成熟而强大的网络。一旦充分调动起来，想 一想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该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独一个人大代表制度。属于现代文明体系的基础性制度，譬如言论自由，譬如独立司法，譬如权力制衡，天然都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功 能，让这些基础性制度有效运作起来，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不难纳入常规的、和平的解决程序，如水之入渠。这也是为什么但凡尊重这些基础性制度的国家，都能够实 现动态稳定，都能够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是法外暴力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所在。对法外暴力嗜痂成癖，必然废弃合法的基础性制度，那么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不可能纳入正常渠道解决，就会如决堤之水四野奔 腾。那时再来临时筑坝拦截，就拦不胜拦截不胜截了，决堤之水就都成了地上悬河，其不可预测之险，岂不令人望而生畏？ 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法外暴力都必须得到制止，一切问题，都必须纳入合法制度解决，这应该是一个不变的定律。正因为如此，湖北高官太太遭便衣暴打绝不容轻 视。遏制法外暴力尤其公权力操纵的法外暴力，重建合法制度的尊严，这虽是万里长征路漫漫，但终须要有个开头。这个开头，何妨自彻查湖北高官太太被殴案始？ | ||
| Posted: 28 Jul 2010 07:27 AM PDT 2010-07-27 15:42:43 来源: 商务周刊(北京) 2010年春节过后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与2004年起每年出现的"用工荒"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长三角缺工数激增至数百万，除前些年出现的技术工人短缺，普工也开始招不到人。"用工荒"的关注度渐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又轩然而起，接踵而至的新闻是罢工，本田、丰田、尼康、平纺?各类所有制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学家易富贤看来，这些是"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拐点的征兆"。"人口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需要系统全面的反思。"他说，劳动力对于国家而言是"精气"所在，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劳动力供应也是不可或缺的自变量。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学家呼吁，中国应尽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发展"。 易富贤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完药理学博士后，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出国之后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很能生孩子"、"中国人口太多了"这些几近"天然正确"的判断产生了怀疑，零星地写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做妇产科研究工作，由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看电视、不做家务、没有"会"参加的易富贤，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放在人口学研究，2007年出版了广受关注的《大国空巢》一书。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普及一个观念，人口是最重要的产业单位，有了人才有消费、生产、就业这些循环，减少人口不但不能缓解就业压力，而是恰恰相反。"7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馆，操着湖南普通话的易富贤对《商务周刊》说，人口是战略性大课题，视野必须超越一两代人，"得尽快鼓励生育，否则中国面临的是老龄化社会里的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中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民工荒，一些企业也因为工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而遭遇罢工，这与前几年的低廉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逆转？ 易富贤：值得大家严重关注的是，今年的民工荒，其实与前几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20-39岁劳动力在2002年开始减少，但由于15-64岁总劳动力以及19-22岁最年轻的劳动力都还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在或即将减少。中国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约40万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组统计也证明了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趋势：200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49万，2009年为834万，2010年再减至803万。 据最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19—22岁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亿，9年下降一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同类数据，这个年龄段人口数也是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亿，14年下降差不多40%。两组数据有些差别，但快速减少的大趋势以及2009年这个节点都是一致的。 这还只是逆转的开始。从人口学的预测看，由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人口到2020年将只减少3.4%，但20—30岁劳动人口却要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 劳动力市场对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而社会负担较轻的状况将不复存在，人口结构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 易富贤：我一直不太赞同"人口红利"的说法。需要养的小孩少了，社会负担低，但谈不上红利。这种靠降低生育率来降低抚养比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想法，因为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淆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谈人口红利，这是不对的。 抚养，是工作的人养不工作的人，所谓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周岁人口，0—14岁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儿童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老年抚养比。显然，儿童与老人都需要抚养，但总抚养比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哪个更多哪个更少，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不同的。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资，是一种人口高利贷。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是50%—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和60%之间。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总抚养比在50%—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这是统计学上的经验总结，从人口学来解释，人口和消费是比例关系。我研究了所有国家劳动力与消费者的关系，所有国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两个消费者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总劳动力（实际就业人口段）与总消费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国的13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亿就业机会，而劳动力是8亿，有1.5亿过剩劳动力。劳动力与消费者比例过高也意味着总抚养比极低，目前中国的总抚养比低于40%，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过低其实并不是好事。 而未来则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30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结构中的儿童比例持续下滑，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未富先老的问题正在迫近。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还只有11%——就是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而现在年轻劳动力又开始了持续减少的走势，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两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儿童越来越少，年轻劳动人口也开始出现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导致总抚养比逐渐加大，这对于综合国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日本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龄化压力下，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将难以恢复。我们的问题则是强制生育率带来短暂的"红利"后，反弹到另一个高点：中国已经未富先老，这样下去还将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但从直观感觉上说，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至少从就业上来说，年轻人减少会让上学和就业竞争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贤：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后，少生了1.3亿人口，看上去少抚养了1.3亿人，但也少了1.3亿消费群体，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看作是产业的话，生产婴儿是人类社会投资拉动率最高的产业。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所以降低儿童抚养比意味着人口投资的减少，而年轻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让我们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时间远低于婴童，资本回报率低，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大，相应制度建设不健全，银发市场能有多大？ 就业难成因极为复杂。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能就业，靠的是人多劳动力便宜这样的比较优势从国外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大学生失业则恐怕是因为产业升级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而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刚才讲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额外过剩"的1亿多劳动力无法找到国内对应的消费者，从而强化了不涨工资的比较优势。 《商务周刊》：这真是与众不同的逻辑。我们换一个问题，现在依靠涨工资倒逼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又有些苗头了，您刚才也说总劳动力供应量2012年开始减少，是不是刘易斯拐点来了？ 易富贤：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理论价值，从劳动力总量来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比如国内经常举例的日本。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 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这个年龄段的人口197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1990年代又出现过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的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经过所谓刘易斯拐点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经济发展会更好，比较平滑。换句话说，日本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 《商务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学界的激进派,主张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年轻人口。 易富贤：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只是希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长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但中国1990年之后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了。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在2012年之后爆发。 其实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不需要强制调控。中国大陆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了。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也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 今年是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三十周年，当年公开信里说的明白："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人口政策，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来源：商务周刊 作者：和阳) | ||
| Posted: 27 Jul 2010 07:19 AM PDT
有人说文化是一张地图，也有人说文化就是一种旅行，巨大的工作压力下，身在媒体里却无文化可言，没时间在地图上寻觅，更没时间远足。 周六的时候突然想看海，于是去了珠海——蛮有情调的一座滨海城市。 懒得打开手机里的卫星导航，顺着京珠高速南行，不知不觉中上了一座大桥，驶到一个叫淇澳的地方——后来才搞清楚，淇澳就是担杆岛，除了省级红树林保护基地，路边赫然竖起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抗英的石雕，很有历史感的地方，现在叫白石街，以前应该叫白石村——真正的渔村，而且还是中国工运先驱苏兆征的故乡。 参观需要买20块钱门票，村民们倒是非常友善，我说门票太贵，老阿婆却说不尝试你怎么知道贵不贵，很有哲理啊，呵呵。晒谷场上几个老人在忙，看我拿着相机，他们看着镜头，一直在微笑。天后宫门口摆摊的阿姨能说会道，终于买了瓶12块钱的虾酱，作为旅行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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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7:12 AM PDT 原文地址：有限的自由，无限的乐趣!作者：戴天齐 有限的自由，无限的乐趣！ 文：戴天齐 | ||
| Posted: 28 Jul 2010 07:08 AM PDT 爱谁，你就让她到紫砂壶年代；恨谁，你就让谁到紫砂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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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8 Jul 2010 06:47 AM PDT 原文：Myanmar's military leader accorded red-carpet welcome in India 译文：印度以红地毯欢迎缅甸的军事领导人 作者： Harmeet Shah Singh, 有线新闻电视网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31更新（香港时间18:31) 译者： David Peng 校对：@xiaomi2020
报道摘要
新德里，印度（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 —— 周二，印度铺上了红地毯欢迎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丹瑞将军）的五天访问，旨在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联系。 在新德里，丹瑞将军首先到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纪念馆表达敬意；随后，他来到红砂岩砌成的总统府，参加欢迎仪式。 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德维辛格·帕蒂尔(Pratibha Devisingh Patil)，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内阁成员和几名高级官员， 参加了仪式，以国宾之礼欢迎军政府领导人。 军事统治者的访问强调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一个是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另一个则被西方鄙视为专制政权。 1951年，两国签署了他们所谓的一个"友好条约"；据印度官员称，过去几年里，双边贸易已经猛增到近10亿美元。 一些印度公司在缅甸的能源领域投资。而新德里当局说，印度的主要航天机构已经帮助仰光的数据处理中心 建立了遥感应用。 丹瑞自周日起访问印度，他已参观了印度东部的一个神圣的佛教遗址。 仅在数日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敦促印度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推动缅甸遵守联合国人权决议和核不扩散协议。 她在东盟峰会上发表演讲说，"至关重要的是，缅甸听到你们这些邻居的发言。" 克林顿形容缅甸国民生活在"危险"之中，并呼吁其他国家推动该国的民主改革。 上周，国务院发言人P·J·克劳利（PJ Crowley）说，"我们将鼓励印度和其他国家向缅甸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它需要改变其做法。" 缅甸将军的行程还包括印度的信息技术中心海得拉巴和詹谢普尔工业中心。 他是一年内第二个访印度军政府领导人。 相关阅读： 最新消息 译者频道—看世界 更多来自"CNN"的译文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最新消息"、"译者频道—看世界"、"CNN"索引。  | ||
| Posted: 28 Jul 2010 05:48 AM PDT 原文：Beijing has alienated the most pro-China interest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 Daniel W. Drezner 译文：外交政策：北京已经疏远了美国和欧洲最为亲中的利益集团 亲中游说团之死？ 作者：Daniel W. Drezner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0日- 2:30 PM 译者：@xiaomi2020 校对：David Peng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趋势始于今年早些时候 。当然，Google怨声载道。正如TNR的James Mann注意到的，"中国的美国商会和中国欧洲商会在最近几个月 里发表报告，承认对外国企业来说，这里的商业气氛正在稳步地恶化。" 然而，7月份，一切在持续升温。首先，Guy Dinmore 和Jamil Anderlini报告说，GE的CEO Jeffrey Immelt在欧洲的时候公开指责中国： 他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商正在其他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探索更好的前景，而不想被中国的投资者"殖民化"。"我对中国的确很担忧，"在罗马，Mr Immelt对 一名意大利高管说，他指责中国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保守主义。"我不确定说最终他是否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成功"……Gideon Rachman注意到了Immelt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抱怨的人： 当Google、高盛和GE同时遇到困难时，大趋势看起来很清楚了。一段时间以来， 私下里美国高层官员已经在时不时地担心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会倒向更民族主义的方向，让美国企业处于不利之地。他们担心，在3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之后，中国相信他们已经承受得起对外国投资不那么欢迎的态度，而要着重于支持本国的佼佼者。有趣的是，欧洲企业现在也加入了这种抱怨之中。如Jamil Anderlini注意到的，而且他们不只是在私人饭桌上交换意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指责中国的领导人： Alan Beattie和Mr. Anderlini提供了一些最近的消息： 是保持沉默，还是大胆说出不满，权衡利弊之后，后者胜出。中国采用的策略包括忽视知识产权保护，强迫进行技术转让和在政府购买上倾向于国内厂家，一些外国企业认为他们正在被排挤出这个国家。"我们觉得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并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未来，"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的John Neuffer这么说。最好的情况是现在的政策正在非常缓慢地朝向自由化过渡。好消息是中国正在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将会解除在参与国家之间的政府采购项目上的限制。坏消息是中 国最新所能提供的条件和对方提供的相比一点都不具有吸引力，很有可能被美国和欧盟拒绝。 那么，为什么中国忽然对西方的跨国公司抱有如此敌意？最简单的回答是中国就是比以前更有实力了，它要显示肌肉因为现在有肌肉了。在华尔街日报上，David Wessel提供了一 则轶事，暗示奥巴马总统也持有这种准相对收益的态度 ： 奥巴马先生和克林顿先生相比，是在一个经济更为恶化，对贸易更不利的环境中入主白宫的，他看起来没有那么推崇自由贸易的理念。他热爱出口，很容易以此鼓吹创造就业。但是他对世界贸易的态度也像对待篮球赛一样：想要赢，而且不喜欢被他人利用的感觉 。他嘲弄在克林顿主政时期的助手们，批评他们让中国以一个更好的条件进入世贸组织，中国现在更成了对手 。助手们反驳说如果中国不遵守WTO的规则，那么会成为更大的威胁。奥巴马先生未被说服……奥巴马可能是对的，但是在一个关键维度上，他的谈判筹码可能会比他的前任们更强大。中国在继续疏远西方的跨国公司，让他们沮丧不已，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这都会有效的 削弱最为亲中的游说集团的力量。Rachman注意到： 如果不是大型企业的力量，中美关系在多年之前就会恶化。在太平洋两岸都有这样的力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贸易团体，两国的军事力量——这些人都更想看见双方更为敌对的关系。过去了许多年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发表对抗他们的与之相反的观点——更为强大的和更为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是一件好事。这里我不得不一提和Rachman的不同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的确认为，过去，中国政府在执行"尽可能多地惹恼其他国家"的策略上还是非常不明智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的气候变化外交让欧洲人大为光火。 北京的咆哮也没有能改变美国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它压制了google的争议。它高估了持有美国债券的力量。在处理天安舰问题上 ，它疏远了南韩和日本，使得美国联合海上军演成功登场——这正是中国不想看到的。在G20当中，它正变得越来越孤立。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它的经济数据。 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正在执行伟大战略的政府。更像是一个从重要的结构趋势当中获益的国家，同时慢慢地将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消耗殆尽 。和自己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中的主要支持者疏远— —即使中国的消费在增长，出口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仍然举足轻重——这些看起来都与中国的长期战略以及经济利益抵触。 发展……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 相关阅读： 最新消息 译者频道—看中国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更多来自《外交政策》的译文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最新消息"、"译者频道—看中国"、"外交政策"、"译者@xiaomi2020"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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