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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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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2 Apr 2012 02:42 PM PDT |
|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4） Posted: 02 Apr 2012 10:53 AM PDT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六章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之四 一些诗人从传统诗歌起步，后来跨入带有鲜明现代色彩的新领域，由此开创出独特的风格。除了普拉斯和塞克斯顿，属于这一流派的诗人还有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理查德•雨果（Richard Hugo）、菲利普•列文（Philip Levine）、詹姆斯•狄基（James Dickey）、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和艾德里安娜•里奇。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 在普拉斯童话般的成功背后却隐藏着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这在其脍炙人口的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1963）中有所体现。这些问题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另一些则是她对20世纪50年代妇女受压制的感觉所造成。当时的通行看法是——许多妇女也这样认为——妇女不应表现出怒气，也不应野心勃勃地追求事业，而应在照料丈夫和孩子中寻求成就感。像普拉斯这样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女性感觉自己生活在矛盾之中。 同休斯分居后，童话般的生活不复存在，普拉斯在一个异常严寒的冬季在伦敦的公寓中照看年幼的孩子。疾病缠身、倍感孤独、极度绝望，普拉斯夜以继日地写作，创造出一系列才气过人的诗歌，但后来在厨房里用煤气自杀。这些诗歌在她自杀两年后收录于由罗伯特•罗威尔作序的诗集《爱丽儿》（Ariel，1965）。罗威尔在序言中提到，普拉斯在1958年同安妮•塞克斯顿加入他的诗歌创作班，进步非常之快。 普拉斯的早期诗篇手法精致而传统，但其晚期作品表达了一种深度的绝望和早期女权主义的痛苦呐喊。在《申请人》（The Applicant，1966）中，普拉斯揭示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妻子这一角色的空虚（妻子被降格为无生命的"它"）： 一个活玩偶，无论你怎么看。 普拉斯大胆运用儿歌语言，尽显直接。她很擅长运用通俗文化中的鲜明形象。她这样描写婴儿："爱使你像硕大的金表转个不停。"在《老爸》（Daddy）一诗中，她把父亲想象成电影里的吸血鬼："一根尖木桩插在你又肥又黑的心脏上/村民们从未喜欢过你。"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1928-1974） 安妮•塞克斯顿同西尔维亚•普拉斯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热忱的女性。她生活在美国妇女运动兴起的前夜，尽力履行妻子、母亲和诗人三重职责。同普拉斯一样，安妮•塞克斯顿也患有精神疾病，最终走上了自杀一途。 与普拉斯相比，塞克斯顿的自白诗更具自传性，但缺乏普拉斯早期作品的精致。但塞克斯顿的诗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常常突破禁忌大胆地介绍女性主题，如分娩、女体或女人眼里的婚姻。在一些作品中——如《她那种人》（Her Kind，1960）——塞克斯顿对一个被处以火刑的女巫表示同情： 我曾坐在你车中，赶车人， 塞克斯顿的诗歌标题表明了她对疯狂和死亡的关注。这些诗篇包括：《去精神病院中途而归》（To Bedlam and Part Way Back，1960）、《生或死》（Live or Die，1966）和遗作集《接近上帝的可怕航程》（The Awful Rowing Toward God，1975）。 |
| Posted: 02 Apr 2012 09:01 AM PDT 東方報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簡稱「東方」）控告香港獨立媒體網有限公司（INMEDIAHK.NET LIMITED）誹謗一案，上星期五（2012.3.31）最高法院判本公司需賠償十萬元予東方，並支付東方訟費，並需呈交撰文網民的姓名、電郵及地址，以及涉案兩文章的點擊率。本公司就此事有以下資料補充及澄清。 為何置諸不理與選擇缺席？ 東方於2010年8月17日入禀控告本公司誹謗以來，我們曾交換了約半年的文書資料，我們亦曾填寫了法庭的 Timetabling questionnaire，希望就訴訟的安排、時間表等，與控方達成共識。問卷中有調解一欄，我們亦表示了希望透過調解解決問題，接下來就要準備文件，然後進入排期上庭。（詳情見此處） 可是，由於本公司的財力不足以聘請律師出庭，所以，本公司的負責人葉蔭聰曾到高等法庭申請代表公司出席法庭聆訊，不過申請被法庭的聆案官駁回了。聆案官堅持，要我們籌措足夠的金錢來請律師作代表。基於我們的財力，亦詢問過律師意見，也考慮過我們的財力與東方之間的差距實在太懸殊，而民事官司又往往涉及高昂的訟費，因此，經多番考慮下，我們最後決定不聘請律師，亦因此而只能缺席聆訊。 「次級發佈者」（subordinate distributor） 正如法院判決書中所言，本公司為「次級發佈者」，因為，涉案兩文是兩名網站使用者分別是2009年1月23日及2007年10月12日在網站發佈，並非我們的編輯或特約記者所寫。同時，本網站於2010.8.13收到東方信件後，經考慮及徵詢律師意見，於2010.8.25把兩篇移除。事實上，法庭亦指出，我們的錯誤在於沒有在「合理時間」內把有問題的內容移除。換言之，本次「誹謗」並非我們有計劃及有意圖的行為，可惜，從法例上看，這不足以構成免責。 「誹謗」的危險 不過，我們仍然認為，誹謗訴訟非常容易成為有權者打壓言論自由的工具，這在不少國家已看到，專權利用這種法律手段對付公民社會，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小團體及個人，經常成為受害者。我們現在雖然還要面對這件案一連串的法律的問題，但是，還是會繼續跟大家一起捍衛言論自由。（詳細論述，請參見此文） 機構關係澄清 同時，「香港獨立媒體網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註冊的有限公司，2011年5月以後，本公司已經把inmediahk.net網站轉交予在Nevada 註冊的有限公司 inmediahk.net LLC (Nevada E0261652011-9)管理。 |
| Posted: 02 Apr 2012 09:00 AM PDT 来源：英国卫报 住南亚地区记者贾森·伯克（Jason Burke）3月26日发自达兰萨拉 译者：Tenzin Losel，傅春雨 @boattractor_cj
(编者按语：才让吉见证了她家作为藏人生活的日趋艰难，见证了她同学的抗议惨遭镇压。这个月，她朝自己身上浇了5升汽油，然后将自己点燃。)
在2011年10月于达兰萨拉举行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藏人僧人手举有自焚者遗像的标语牌抗议中国对西藏的统治。 摄影：洛桑旺杰
当她还是少女时，一年中最让才让吉开心的日子，就是每年牧区的牧民们准备搬往夏季牧场的那个晚上以及从夏季牧场返回的前夜。在中国的甘肃省哲托地区生活着30多户游牧民，他们的生活节奏一直是随季节而变。春天他们将全部的家当放到牦牛背上，然后骑着牦牛，赶着牲畜，去往高地和山谷。在那里，牲畜有肥美的水草，孩子们在清澈的湖泊和山间小溪中有青蛙相伴嬉戏。冬日来临，他们再返回到海拔较低的牧场。 在牧场搬迁的前一天，所有笨重的什物都会提前打包带走。女人和孩子们会多留一天，睡在星光灿烂的草原上，等着第二天才出发。这是才让吉最快活的时光。 "我记得她总是很兴奋。她喜欢和她的兄弟姐妹，还有她的表兄妹们一起露宿野外。"她的一位亲戚上个星期接受卫报采访时这么说。"即使她长大上学之后，她也喜欢和她的家人住在夏季牧场。她不怎么喜欢镇里。" 三个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已是20岁的才让吉在玛曲县的一个菜市场将自己点燃。她最后所做的事情是走进一个公共厕所，脱掉她身上的藏装外套，再把5升汽油浇到身上。然后她走向菜市场，点燃了自己，成为不到一年之内的第23位自焚的藏人。 而最近几周每隔几天就有这样的自焚消息传出。仅才让吉之后又有7名藏人追随其后，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印度之前在新德里自焚的一位27岁的藏人。在印度山城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的街道上，到处贴满了被当地流亡藏人称为"烈士"的照片。最近的一位是44岁的农民。没人怀疑还会有更多的类似事件发生。 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自1959年的反抗失败流亡印度后就居住于此），流亡藏人说是中国当局的高压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绝望造成了自焚的发生。从一所（译注：境内藏地）寺院里偷偷带出的信件，列举了当局在藏区学校对藏语教学的种种限制；而大量增加的安全部队的监控，以及对宗教活动的新增管制措施，则是两周前在他自己的寺院门口自焚的34岁僧人（译注：即3月14日在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自焚的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之所以自焚的原因。信中并提到，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持续性的强制游牧民定居的政策。 而中国官方则指责这种行为是"分裂分子的阴谋"或称他们为"犯罪分子"。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声称才让吉因头部意外撞伤患上了忧郁症。但她的亲人们（在接受采访时请求匿名）则讲诉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才让吉出生于1992年，是一对牧民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她家乡所在牧区有30多户牧民，她的成长岁月一直都是与作为牧民命根子的牦牛、马和羊群相伴。她很少到摩托车程需2小时之遥的玛曲县县城，那里才有离牧区最近的学校和简陋的医院。他们就这样一直过着质朴、简单，也很艰苦的生活。才让吉的家人曾眼看着牧区的女人在临盆时由于缺乏起码医疗条件而亡故。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认字。 然而，也有变化发生。当才让吉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亲人回忆道，政府出台了新政策，牧区的每户牧民只允许保留一小块放牧地，并且还要用铁丝网将草场分开。以前那种在高原草场上自由自在放牧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另一个变化就是教育。牧区的孩子从来都不用到远离牧区的镇里上学。但是新学校建好了，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些新学校是专为将牧民大量集中移居到像玛曲这样的县城而修建的。才让吉尽力说服她的父母，让她和她弟弟到县城的藏族中学去读书。最后她的姨妈帮忙说服了她父母，在她11岁那年，才让吉开始了她必须住校的学习生活。 "她学得很棒，虽然像很多牧区的孩子一样上学晚，但她很快就跟上了。她的老师们都说她是其他同学的榜样。"她的亲戚说。
3月自焚身亡的才让吉和她就读的玛曲县藏族中学（学校图片由唯色补充。） 尽管学习不错，才让吉并没有忘记她自己来自哪里。由于有限的放牧区域使得畜牧业不断萎缩，才让吉的许多牧民亲戚现在也只好搬到玛曲县城居住。但是在寒暑假期间，才让吉更宁愿回到牧区与其余家里人一起生活。才让吉上学的县城不断扩展，新修的马路、商店以及大量的汉人移民，与牧区乡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每次从学校回来，她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生分。她也长大懂事了，能帮着干一些家里的活，比如照看牛群、羊群什么的，对此她仍然觉得很有乐趣。"她的一位亲人回忆道，"她的嗓子很好，每次牧区有什么节日的时候，她总是应要求为大家唱歌。" 日子就在这样的节日以及相伴随的宗教仪式之间慢慢流逝。藏传佛教的仪式被精心、仔细且显而易见地保持、传承着。就是在夏季的草场，也会专门搭一个小帐篷，供奉佛陀和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像。 "对于我们来说，宗教无处不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她的亲人说道。 如果说作为一个少女，才让吉没有任何预示她会触及"政治"的迹象，那么后来她酷爱读书，对知识充满渴望，则可能是一点征兆。 "当她回到家里和家人呆在一起时，她总是带着书。晚上当我们睡着以后，她仍然会坐在那里借着烛光看书。"她的亲人解释说。 要拼凑出是哪些事件导致才让吉走上自焚之路是很困难的。这种行为本身并不符合佛教的基本教义，虽然达赖喇嘛从不鼓励这种行为，但他也说他可以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不过，即便才让吉没有主动地寻求参与抗议活动，她也会很快发现自己被动地陷入了漩涡的中心。 2008年春，她目睹了近几十年来西藏最大的一次动荡。和平的抗议示威随着安全部队的开进镇压，在许多市区和县城演变成了骚乱。在玛曲县，有警车与政府部门被焚烧。在随后的大规模镇压中，据西藏支持者、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的报道，有成百上千人被抓。 但是动荡并没有结束，至少在玛曲县没有。2010年，才让吉所在学校成了抗议活动的中心。学生们在玛曲县举行了要求自由和西藏独立的示威。虽然有几十人在这次抗议中被抓，一个月后又发生了另一次抗议活动。此后一位深受欢迎的校长被开除，至少有两位教师被监禁，从而激起了更大的愤怒。才让吉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活动的氛围之中。 在2008年的动荡之后，藏人的"政治觉醒和民族意识"达至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位在达兰萨拉的僧人上周这样解释。他要求不要公开他的身份因为担心他将来回到西藏会遭到报复。"随着网络和手机的普及，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达赖喇嘛，听到抗议甚至自焚的消息。这和以前相比是很大的变化。"他对卫报说。 一月初，才让吉在与她的一个亲戚谈到一连串的自焚事件时表示，她很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可以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她说。 在冬季牧场与家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寒假之后，在回到学校的第二天，才让吉自焚身亡。之前的晚上她住在一个亲戚的家里，第二天一个朋友用摩托车把她送到了学校。但才让吉并没有走进学校的大门，却直接走向了县城的市区。因为她若是在学校报了到，她将会连累学校老师担负责任，可能使老师遭受报复。 一个加油站拒绝卖给她汽油。第二个加油站卖了，才让吉最后的录像监控画面显示她正在加油站买那五升汽油。 几个小时过后，武装警察将才让吉烧焦的尸体抬出了玛曲县的菜市场。 （编者注：本文于3月27日登出前曾经过修改，删除了有关才让吉死亡的细节，以符合卫报报道自杀的相关规定。） One Tibetan woman's tragic path to self-immolation Tsering Kyi had witnessed the erosion of her family's way of life and the repression of her fellow students' protests. This month she doused herself in five litres of petrol and se t herself alight
As a young girl, Tsering Kyi's favourite days of the year were the eve of her village's annual move to their summer pastures and the eve of their return. The lives of the 30 nomadic households of Tethok, in China's Gansu province, followed the rhythm of the seasons. In the spring they would load their household on to yaks and ride up into the high valleys and hills where their herds would find grass and the children would play with frogs in the lakes and streams. As the winter approached, they would return to lower grazing. A day before they moved all the heavy items would be packed and sent ahead. The women and children would remain behind, sleeping under the stars, to follow the next day. This was Kyi's favourite time. "I remember how she was always excited. She loved to sleep outside with her sister and brothers and all the cousins," said a close relative interviewed by the Guardian last week. "Even when she went to school and was a teenager she still came with the family to the pastures in the summer. She didn't like the town so much." Three weeks ago, in the late afternoon, Kyi, now a 20-year-old student, set herself alight in a vegetable market in the centre of Machu town. Her last acts were to enter a public toilet, take off her traditional Tibetan overdress and douse herself in petrol. She then walked out into the market, ignited the fuel and became the 23rd Tibetan to self-immolate in just under a year. Every few days in recent weeks there has been a report of another such burning. Since Kyi died seven more have followed suit – including a 27-year-old man who set himself on fire in New Delhi before a visit by China's president, Hu Jintao. The streets of Dharamsala, the Indian hill town where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is based, are full of posters of these "martyrs", as they are known locally. The most recent poster shows a 44-year-old farmer. Few doubt there will be many more. Tibetans in Dharamsala, where the Dalai Lama has lived since fleeing Tibet after a failed revolt in 1959, say the self-immolations are born of desper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pressive policies. A letter smuggled out from one monastery lists restric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teaching in local schools, an increased presence of security personnel and new controls on religious practice as reasons behind the self-immolation of a 34-year-old monk outside its gates two weeks ago. Another factor, it says, is the continuing enforced settlement of the region's nomads. Chinese officials blame the suicides on "separatist plots" or "criminals". The official Chinese news agency said Kyi was suffering depression following a head injury sustained in an accident. Her relatives, who insisted on anonymity when interviewed, tell a different story. Kyi was born in 1992, the second child of two nomadic farmers. Her community was the village's 30 households, and her days were spent with the yaks, horses and sheep that were their livelihood. She rarely visited Machu, the town two hours' motorbike ride away where the nearest school and basic health facilities were located. It was a simple, if harsh life. Members of Kyi's family watched women die in childbirth for want of medical attention. Almost no one could read or write. Change was coming, however. When Kyi was still a young girl, relatives remembered, a new government policy led to each household being allocated a plot of land for grazing and barbed wire divided the high pastures. The old days of allowing the herds to roam freely over the high plateau grassland were over. Another change was education. Nomad children had never gone to schools in distant towns. But new facilities were being opened, in part to cater for the huge numbers of nomads being resettled in places like Machu. Kyi set about persuading her parents to send her and her younger brother to the Tibetan middle school in the town. An aunt finally convinced them to agree and, aged 11, Kyi started lessons, staying in the hostel attached to the school during term time. "She did really well. She was starting late like most nomad children but made up for lost time. Her teachers said she was an example to the other kids," said the relative. But if Kyi thrived at the school, she did not lose sight of her roots. With their herds dwindling due to a lack of adequate pasture, some relatives were now living in Machu town. But Kyi preferred to travel back to be with the rest of her family during the long summer and winter breaks. The contrast with the fast-growing country town where she studied, with its new grids of roads, shops and large numbers of Han Chinese immigrants, was stark. "She would come back from school and it was like nothing was different, for her or us. She was older and so able to get involved with all the tasks like looking after the yaks, shearing the sheep and so on. And she still had fun," remembered the relative. "She had a wonderful voice and was always in demand in the village to sing at all the festivals." Such festivals – and their accompanying religious rituals – marked the slow progression of the days. The rites of Tibetan Buddhism were carefully, unquestioningly observed. Even in the summer pastures, a small tent was set up to shelter a sculpture of the Buddha and a picture of the Dalai Lama. "Religion is everywhere for us. It is just part of our lives," said the relative. But if Kyi did not show any signs of becoming "political" as a young teenager, she was now an avid reader, hungry for knowledge. "When she came back to be with her family, she always brought books. When it was dark, when we had all gone to sleep, she would be still there, reading by the light of a lamp," the relative said. Unpicking the course of events that led Kyi to her self-immolation is difficult. The act itself goes against many of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Buddhism and although the Dalai Lama has refused to condone it, he says he understands the reasons behind it. But if Kyi had not actively searched for involvement in activism, she was soon to find herself plunged into its centre. The spring of 2008 saw the most significant unrest in Tibet for decades. Peaceful protests turned into serious riots in many cities and towns as security forces moved to disperse demonstrators. In Machu police cars and government buildings were burned. In a major crackdown, hundreds were detained, according to Tibetan campaigners,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western governments. But the unrest did not stop, at least not in Machu. Kyi's school became a centre of protest in 2010 when students staged a demonstration calling for more freedom and Tibetan independence. Though dozens were arrested, another protest took place a month later. Then the popular headmaster was fired and at least two teachers detained, provoking further anger. Kyi had found herself in a hotbed of activism. Following the 2008 unrest there is now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ibetan nationalism", a monk in Dharamsala said last week. He would only speak anonymously as he feared reprisals when he returns to Tibet. "With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s, everyone now hears about what the Dalai Lama is doing, the protests, every burning. That is a huge change from before," he told the Guardian. In early January Kyi spoke of the spate of self-immolations and told a close relative that she understood why they were happening. "No one could go on living like this," she said. Kyi died the day after returning from a month's winter break spent with her family in the winter pastures. She had spent the night at a cousin's home and a friend had given her a lift on his motorbike to school. Kyi did not enter – had she signed the registration book she would have be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r teachers and thus have exposed them to reprisals – but headed into the town. One petrol station refused to serve her. A second did not. The last images of Tsering Kyi show her buying a five litre can of fuel. Hours later Chinese security officials were removing her charred remains from Machu's vegetable market. • This article was amended on 27 March 2012 to remove details of Tsering Kyi's death that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Guardian's guidelines on the reporting of su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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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2 Apr 2012 08:19 AM PDT 电视剧《潜伏》带起了一股谍战热，也揭开了中共暗战的冰山一角。潜伏这种勾心斗角的肮脏事儿，战争年代有，和平年代也不会少，革命党成了执政党跟卖羊肉串的成了大老板一个鸡巴样，身上的膻味总是如影随形。我自己就遇到过某利益集团要在我身边安插眼线的事儿，不过，那孩子老实而且有觉悟，拒绝了，还告诉了我。 闲谈时候，刘国基大哥曾经讲过几次台湾现在呼风唤雨义正词严的一些大佬们原来是蒋总统经国先生当年埋下的伏笔的事儿。说到潜伏，中共如果是千年老妖，国民党最多也就是百年小妖。蒋经国一朝都能埋下那么多特务或者准特务，江朱、胡温下来直到习李，该有多少潜伏的事儿发生在中国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上。 网络既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儿，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潜伏着的特务准特务一定不在少数，有意思的是，网络上对于五毛的批判很多，对于网特的揭露却很少。前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人们从其特务机构发现很多文件，原来很多看起来是平常的正常人都在为共产政权的特务机构做着线人。电影《窃听风暴》说的就是这些旧事儿。幸好前东德政权垮台的早，若延续到今天，东德政权该在网络上发展出多少网特啊。跟东德比起来，中共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发生在东德网络年代的设想，早就成了中国的现实。 最近几年，网络风起云涌，越来越热，各类乌龟王八鸵鸟八哥粉墨登场，说起来一个个慷慨激昂，貌似公知，疑似愤青，特别是某些一时风云的网络人物，表面上青年才俊，右翼领袖，自吹自擂起来光明磊落，实质上是什么货色，怕是其本人跟某政权的有关方面早就心知肚明，很多时候，他们是愿意将这种苦肉计和自说自话进行到底的。他们小骂大帮忙，八面玲珑，表面上看跟政权磕磕碰碰甚至以批评批判现政权为己任是现政权的天敌，实质上，他们骨子里就是现政权最忠实、最坚定的保卫者，是一伙儿潜伏在网络上的特务。这样的网特究竟有多少，若是中国发生前东德那样的事情，一定会令我们触目惊心、大吃一惊的！
小远2012年4月2日星期一 23:16雨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02 Apr 2012 07:40 AM PDT 註:本人僅以考生角度講述今次通識考試的所見所聞，不會刊出自己答題方向的所答內容。 卷二延伸回應題11:15開考，12:30結束。形式與卷一不同，是三選一題作答，每題二十分。題目分a、b兩部分，通常分數都是10+10或8+12。考卷雖然亦有資料提供，但我認為卷二主要考核議論和見解的能力，與舊制A-Level形式一致。 今次題目有三題，分別是1.第三條機場跑道的爭議、2.全球化對在地文化的影響、以及3.內地孕婦濫用DNA檢測的道德問題。本身我有意回答第3題，但想到只有1小時15分鐘的時間，難以全面地分述自己的觀點。因此，我選擇了回答第1題。 考卷給予的資料是一份剪報，主要講述政府以社會整體經濟角度的立場去發展第三跑道，而與其他持分者(如環保團體、居民等)出現衝突。題a要求學生探討在香港發展交通基建時「社會整體利益」抑或「個人利益」為優先考慮，屬10分題。不少通識老師認為，這一題較理想的做法是先定義何謂「社會整體利益」及「個人利益」，再加以比較和反駁，並二擇選出其中一個較好的方向。 我最初都有說個想法，但在思考的同時卻想到一樣很重要的事情:「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實這題很難清晰地分開定義「社會整體利益」及「個人利益」，但這時已經是11:30，已經不夠時間去改答另一題，只好嘗試去思考和分析。 我的想法是「社會整體利益」代表跑到能為香港帶來龐大經濟利潤，政府可以通過這些利潤去增加在醫療、房屋、教育等方面的開支，以及增加社會福利，這樣，社會上每一份子都能得益。而「個人利益」我定義為東涌、屯門居民的立場和環保團體，前者屬一個社區性、少數人的利益，後者我把它引申為一部份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但他們捍衛的是社會公有的海域，其實也是社會整體的利益。由此可見，其實「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其實有關係。我花了一頁紙去定義這兩個東西。因此，我們不應側重「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反而是應該一同重視找出平衡。可是，世史科容許的「一定程度上同意」，不少通識科老師都不太認同。但我始終認為，與其有違自己良心去寫，倒不如寫出心底的想法。最後，我花了45分鐘去解決這題a。 b題則是問考生政府應讓不同持分者在多大程度上參與規劃。我誤解了題目，我以為是不同持分者應在公平原則，共同參與。但想著想著可能問題不是問這方面，於是我改為討論不同持分者可以參與的方法，如論壇、諮詢建議書等。但後來我又認為，會不會是想問政府應給予多大的參與度給持分者。於是，我最後改變了答法，這三方面全部都講，最後加反駁及總結。 最後，餘下5分鐘。 這份卷的啟示是，多角度思考是重要，但其實是應徹底了解問題的重點，才再想角度去回答。 總括這兩份試卷，其實我認為是體現了通識教育的精神。如果當初我真的去熟背通識的課本和筆記，反效果是太重視所讀知識，可能在試場遇到不認識的問題而緊張，導致思路反而受阻。最重要的事把平日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在平日的時事新聞，並在考試時「在最短時間內想最多的事情」。 其實通識教育不應是教師在課堂上強行進行討論和灌輸知識，而是應教導學生閱讀新聞的方法和思考的導向，以及文科的答題技巧和評論新聞時事的能力為主。而學生學到這些方法和，自行學習學習知識概念和留意時事新聞，這樣才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
| Posted: 02 Apr 2012 06:21 AM PDT 看完BBC拍的3集迷你系列剧《黑镜子》，有点小想法。我觉得这3个故事说的是一件事，那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人类多年进化得来的常识就快要全面失灵了，赶紧与时俱进，更新一下自己脑袋里的软件吧。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人类历史上，信息的传播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过去是家长和酋长控制着信息的传播，再后来是学者和国王，即使发展到所谓的"民主"社会，信息也不是自由传播的，必须经过编辑和记者的选择和过滤。直到人类进入了Facebook和Youtube的时代，信息才真正具备了自由传播的条件。这个改变和人类的觉悟，或者政治体制的改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IT技术人员的功劳。是他们彻底改变了信息发布和复制的模式，尽可能地减少了传播过程中的节点，这样一来，信息就完全按照Meme的传播规律来进行了。不知道Meme的可以去网上搜搜，简单来说，在Meme的世界里，一条信息传播的广度和该信息的所谓"好坏"或者"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唯一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信息的"可传播度"，所以越是耸人听闻的消息传播得越广，民粹主义思想代替了共产主义思想，在Meme的世界里大放光芒。 其实我们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当一个社会从专制到民主过渡的时候，其人民必然经历一次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这方面一个被说了很多回的案例就是色情信息的泛滥对人类性行为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隐形的案例就是对负面信息的解读，过去报纸上看不到负面信息，所以当国人面对互联网上汹涌而来的负面信息时，很容易觉得这个社会在变坏。 还有，微博的出现也改变了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我们的大脑习惯于把任何直接针对自己的反对意见当真，尤其是这样的反对意见"貌似"被公开了之后，我们的本能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面子，立刻要去回击对方。可其实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微博上那些ID，尤其是没有经过认证的ID背后，很可能都是一些你在日常生活中永远碰不到，碰到了也会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异类，微博用一种特殊方式把他们拉进了你的私人生活，如果你心理上没有准备好，必然会感到纠结。 所以我的建议是：忘记那些骂人的ID，把他们当做一块块浮云，这对你的人生没任何影响，Trust Me。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消费方式。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故事里的自行车换成"普通工作"，把那个Merits换成"钞票"，把那个电视秀换成"挣钱多的工作"，你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天天在身边上演着，而你也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我老是听见有人抱怨信息社会让人们忽视了真实的世界，影响了人际关系，让现代人成为宅男（女），远离大自然等等等等。这样的抱怨常见于老一辈对下一代，老师对学生，60后对90后，抱怨的对象不外乎是互联网、游戏机和饭局上的微博泛滥等等。其实这样的抱怨在电视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有了，看电视长大的这代人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过来的。 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谓"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差别。我们似乎总认为虚拟的要比真实的低一个档次，一个刚刚打通关的孩子的高兴劲往往会被家长认为低于登山到顶峰时的幸福程度，因为前者是虚拟世界，低人一等。这个看法在某些前提下是对的，比如登山让人身体健康，活的更久等等。但从本质上讲，快乐是发生在人脑子里的一种生化反应，两种快乐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信息时代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快乐，这就是老一代们看不惯的原因所在吧。其实，当初唱片和电视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同样让快乐的获取变得容易了许多，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信息时代让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罗大佑唱到：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大家见面越来越少。不知道他写这句歌词的时候台湾的朋友们是因为能打电话而不再见面，还是因为工作太忙。如果只是前者，那我觉得还好嘛。 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利用方式。这集的故事有点过于科幻，我敢说我这辈子是不会看到这种事情有成真的那一天。但我在上一篇博客（谁敢欺负咱俩？）里写过，这样的思路其实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在一些领域获得了实际应用。 其实，这个故事的简化版也已经在生活中上演了。某某爆出奸情，肯定会有很多人去翻他/她的微博，试图寻找蛛丝马迹。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容易。所以过去的案例只发生在大案要案上，而现在则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所以，写微博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你写下的每一句话，留下的每一句留言都可以在未来的某天成为呈堂公证，被人翻出来炒作，嘿嘿。 |
| Posted: 02 Apr 2012 06:50 AM PDT 葡萄一生的故事 http://www.theark.cc/myblog_info.php?blogname=lwmlung&id=8366 龍緯汶 一百六十四年前的4月的受苦節及復活節期間，鮮血染紅了意大利半島。意大利各城邦發動戰爭，企圖趕走奧地利的統治者（即意大利統一戰爭）。 47歲的意大利傳道人雨果．伯鍚受到聖靈感動，到達醫院，探訪望傷兵。很多傷者躺在地上，有些更是奄奄一息。無論是醫生、護士、意大利的勇士、還是奧地利的軍人，他們都望著雨果．伯鍚，等待著他的安慰。 雨果．伯鍚握著他們的手，看著即將逝去的生命，內心很痛，有如被針刺的一樣。耶穌讓他想起葡萄，他於是向眾人講出＜葡萄一生的故事＞（以下是那篇講章尾段部份的中文翻譯）： 然而全冬之中，葡萄的酒卻賜喜樂給那本在寒冷中間憂鬱的人；但葡萄樹卻在外面經歷冰霜；在這一切之後，只餘這點恩典。 葡萄是堅定忍受一切，又孤又長，直過全冬—次年葡萄又起首吐花。葡萄不因所受磨難，而有埋怨不平。葡萄不因所失豐富，而欲減少貢獻。葡萄面向犧牲，依然含笑。葡萄依然放綠，有如從來末遇毫釐損失、冤枉。葡萄所觸盡是高天清氣，大地甘露；葡萄就開始再來盡葡萄的責任。 現今我當何言？需否我在這?詳闡此生功課？或只再綴數言？葡萄樹從肢枝流血流酒，葡萄是否因捨了自己，而變更窮？世上醉人，人間浪者從葡萄而飲，他們是否多享恩賜，因而更富？ 很多人感到安慰，向耶穌祈禱，平靜地逝去。一年之後，雨果．伯鍚亦安息於耶穌的懷中。他這篇著名的講章，就由金漢彌爾敦夫人寫成詩歌，再由倪柝聲弟兄翻譯為中文，而流傳至今。 |
| 30日自焚僧人1牺牲1命危，自焚藏人人数36人，已知牺牲25人！ Posted: 02 Apr 2012 09:42 AM PDT  图左为自焚后生命垂危的丹巴达杰，图右为自焚牺牲的曲美巴旦。 （记录者：唯色） 3月30日中午，在藏地嘉戎（今四川省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县），草登寺两位僧人在马尔康县政府门前自焚，他们是22岁的丹巴达杰、21岁的曲美巴旦。后者曾在阿坝县格尔登寺学习，并去过拉萨朝圣，却因手机中存有尊者达赖喇嘛法像被拘押一个多月。 他们自焚之后，军警很快赶到将他们带走。据RFA报道，其中一人当场身亡，另一人生还希望渺茫。草登寺一百多名僧侣于第二天前往马尔康县政府要人，遭到武警拦截，强迫他们返回寺院。当天，草登寺僧众为自焚同修举行祈福法会。当地藏人涌入入草登寺吊唁自焚僧人，当局出动武警包围寺院。 又据消息，3月31日早晨5点，曲美巴旦的遗体被当局火化，他的骨灰被交给草登寺。 马尔康属传统嘉戎藏地，草登寺是该县境内最大的格鲁派寺院之一，全称草登格尔登寺，属于格尔登仁波切的18座大寺之一。 从2009年至今日，已经是33位境内藏人自焚、3位流亡藏人自焚了……已经是36位藏人自焚了。 怀着悲伤的心情，我继续整理、补充自焚藏人的记录如下——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3月30日，在境内藏地已有33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有36位藏人自焚，已知其中25人牺牲。简述这一严峻事况如下： 还有2位是流亡藏人中的俗人。 延伸阅读： 两位藏人女性自焚！25位自焚者中已知18人牺牲！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2518.html 昨日18岁藏人自焚！26位自焚者中已知19人牺牲！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182619.html "3·10"僧人格贝自焚，27位自焚者中已知20人牺牲！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3102720.html "3·14"僧人加央华旦自焚，境内自焚藏人竟至28人！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31428.html 昨日今日又有两位藏人自焚，自焚人数已升至30人！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30.html 3月16日自焚僧人牺牲，30位自焚藏人已知22人牺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30.html 一位流亡藏人在新德里自焚，去年以来三位流亡藏人自焚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blog-post_26.html 3月28日阿坝一僧人自焚，34位自焚藏人已知24人牺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3283424.html 今天两位僧人在马尔康自焚，自焚藏人人数已升至36人！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36.html  |
| Posted: 02 Apr 2012 06:22 AM PDT 看完BBC拍的3集迷你系列剧《黑镜子》，有点小想法。我觉得这3个故事说的是一件事，那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人类多年进化得来的常识就快要全面失灵了，赶紧与时俱进，更新一下自己脑袋里的软件吧。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人类历史上，信息的传播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过去是家长和酋长控制着信息的传播，再后来是学者和国王，即使发展到所谓的"民主"社会，信息也不是自由传播的，必须经过编辑和记者的选择和过滤。直到人类进入了Facebook和Youtube的时代，信息才真正具备了自由传播的条件。这个改变和人类的觉悟，或者政治体制的改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IT技术人员的功劳。是他们彻底改变了信息发布和复制的模式，尽可能地减少了传播过程中的节点，这样一来，信息就完全按照Meme的传播规律来进行了。不知道Meme的可以去网上搜搜，简单来说，在Meme的世界里，一条信息传播的广度和该信息的所谓"好坏"或者"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唯一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信息的"可传播度"，所以越是耸人听闻的消息传播得越广，民粹主义思想代替了共产主义思想，在Meme的世界里大放光芒。 其实我们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当一个社会从专制到民主过渡的时候，其人民必然经历一次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这方面一个被说了很多回的案例就是色情信息的泛滥对人类性行为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隐形的案例就是对负面信息的解读，过去报纸上看不到负面信息，所以当国人面对互联网上汹涌而来的负面信息时，很容易觉得这个社会在变坏。 还有，微博的出现也改变了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我们的大脑习惯于把任何直接针对自己的反对意见当真，尤其是这样的反对意见"貌似"被公开了之后，我们的本能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面子，立刻要去回击对方。可其实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微博上那些ID，尤其是没有经过认证的ID背后，很可能都是一些你在日常生活中永远碰不到，碰到了也会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异类，微博用一种特殊方式把他们拉进了你的私人生活，如果你心理上没有准备好，必然会感到纠结。 所以我的建议是：忘记那些骂人的ID，把他们当做一块块浮云，这对你的人生没任何影响，Trust Me。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消费方式。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故事里的自行车换成"普通工作"，把那个Merits换成"钞票"，把那个电视秀换成"挣钱多的工作"，你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天天在身边上演着，而你也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我老是听见有人抱怨信息社会让人们忽视了真实的世界，影响了人际关系，让现代人成为宅男（女），远离大自然等等等等。这样的抱怨常见于老一辈对下一代，老师对学生，60后对90后，抱怨的对象不外乎是互联网、游戏机和饭局上的微博泛滥等等。其实这样的抱怨在电视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有了，看电视长大的这代人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过来的。 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谓"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差别。我们似乎总认为虚拟的要比真实的低一个档次，一个刚刚打通关的孩子的高兴劲往往会被家长认为低于登山到顶峰时的幸福程度，因为前者是虚拟世界，低人一等。这个看法在某些前提下是对的，比如登山让人身体健康，活的更久等等。但从本质上讲，快乐是发生在人脑子里的一种生化反应，两种快乐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信息时代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快乐，这就是老一代们看不惯的原因所在吧。其实，当初唱片和电视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同样让快乐的获取变得容易了许多，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信息时代让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罗大佑唱到：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大家见面越来越少。不知道他写这句歌词的时候台湾的朋友们是因为能打电话而不再见面，还是因为工作太忙。如果只是前者，那我觉得还好嘛。 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利用方式。这集的故事有点过于科幻，我敢说我这辈子是不会看到这种事情有成真的那一天。但我在上一篇博客（谁敢欺负咱俩？）里写过，这样的思路其实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在一些领域获得了实际应用。 其实，这个故事的简化版也已经在生活中上演了。某某爆出奸情，肯定会有很多人去翻他/她的微博，试图寻找蛛丝马迹。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容易。所以过去的案例只发生在大案要案上，而现在则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所以，写微博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你写下的每一句话，留下的每一句留言都可以在未来的某天成为呈堂公证，被人翻出来炒作，嘿嘿。 |
| Posted: 02 Apr 2012 03:54 AM PDT
註:本人僅以考生角度講述今次通識考試的所見所聞，不會刊出自己答題方向的所答內容。 2012年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DSE)通識教育科於今日正式開考，作為7萬2千名考生之一，很希望跟大家分享我在高中通識課以及今次考試的經歷。 作為第一屆文憑試考生，我都算是HEA的一群了。通識這一科，上課不聽書、下課不補習，雖然在中四開始學校已經有緊貼樣本試卷模式的考試和練習，但我都只是以平日在世史和地理科學到的答題方式去看待通識科，基本上我自己也是在今年才知道通識有兩份考卷和考卷的要求。 在考試前的星期六，考畢英文聆聽後，我大部分時間都只是看看其他同學的賽後報告，沒有放很多時間去讀教科書。到了晚上，我把學校派發的答題技巧和一些時事議題精讀看了一次。翌日，我問同學借了本練習，加上老師之前派發了練習的MARKING給我們，我把它略略的看了一次，然後再在圖書館看了《歷史科提問用語手冊》。考試前的晚上，我只是在網上看了葉一知在爽報撰寫的答題技巧，基本上很早便上了床。 我在東區一間男校應考，在之前的中英文都在男女校應考，突然來到一個只有男考生的地方，有點不習慣。卷一的資料回應題上午8:30正式開考，10:30結束。我在貼BARCODE後把題目掃了一次，第一題是與人口老化有關、第二題是與禁煙有關、第三題是與政黨政治有關。而每題又有分a、b、c三部分。通識是一科文科，文科考試著重考試技巧和答題是否到POINT，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每題分額和題目的用字去分析考卷要求我們回答甚麼。一般而言，a有4分，主要是要求考生指出或描述資料內容，b有5-6分，主要要求考生進一步分析，c的分額最高，8-10分，要求詳盡議論及表達立場、提出意見。因此我預計在9:10之前應該要完成整個第一題，每題平均用35-40分鐘處理。 人口老化的一題提供了香港人口資料，反映香港在1999-2009年間的不同年齡階層所佔人口的百分比，以及在2029及2039年的預計數目。考生要在a題描述和解釋這些人口數據，並在b題推論這個趨勢會導致甚麼社會問題。這兩題都不難解決，我在大約8:50填滿了a、b兩題，可是c題則是要求考生分析是否同意另一資料中有意見指政府應立法規管青年人強制供養父母，除了要回答自己的立場，更要在文末反駁對立的立場以達致正反立論。此題應在中國孝義精神應植根在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青年人經濟負擔和立法必要性等方面討論，因此我需要較長時間處理，比預期遲了大約5分鐘完成，更只以一句作總結。 立即處理第二題，第二題資料是一個漫畫、及2008和2010年世界不同地方的受煙草管制政策影響的人口數字。a題要求描述及解釋漫畫的內容和引致的公共衛生威脅，對我一直做慣世史的漫畫題而言，尚算可以應付，因此我花了約10分鐘處理。但b題則要求指出人口數字資料的特徵以及2008和2010年改變的特徵，此時，問題來了。何謂特徵?特徵並不是描述資料，而是找出資料的特點並加以說明，但這些資料，一點也不特別。我想了想又看一看鐘，有點猶豫，但就立即跳了去第三題。 第三題問的是政黨政治，提供了大學做的對各黨是否代表自己的意見，以及對政黨的滿意度民調結果，以及一個政黨政治發展困難的剪報。a題就要指出民調的結果，相信是香港市民普遍認為本港政治團體主要未能反映自己意見及不滿政黨在議會的表現，b題則解釋民調的結束，主要引用資料的成因。而具爭議性的c，香港多元政黨是否能夠提升政府管治效能，10分題，我提供了自己的立場，之後根據資料及平時對時事的研究去解釋，並以行會成員政黨背景作例子解釋，最後指出政府的親疏有別、不重用泛民議員，中小型政黨無法增加自身的行政經驗，以致只能集中關注比較受大眾關心的議題，提交的政策研究範圍狹窄，無助提升政府管治效能。 最後只餘下30分鐘處理第2題，我未能找到b題資料的特徵，正想放棄再跳去c的時候，突然發現資料有一個很大的漏洞:世界不同地方的受煙草管制政策影響的人口最多都只有28%，即是至少有72%人口不受煙草管制政策影響，問題迎刃而解。c題則是在世界各地煙草管制政策中選出合適香港的政策，應該是合乎香港實際環境情況作出選擇和解釋，並且以一段回應其他沒有選擇的政策不合適的原因(又是駁論)。 做完了以上三題，我餘下了5分鐘check卷。今次通識考試證明了一點:一個考生是可以不溫書去應付通識考試，但就一定要對社會時事的一定的關注和了解。如果我不是有睇新聞的習慣，相信第一和第三題都難以處理。而在考試時，盡量在不同方面去思考，最緊要快和準。在三題中，我自己認為第一和第三題是容易上手的，尤其是第三題，相信只要定期看讀評論和報紙，並了解政黨、議會、和政府的工作，是極容易處理的。但第二題的「特徵」其實比世史同類型問題問得模糊，反而要比較深入思考。 卷二延伸回應題11:15開考，12:30結束。待續。 |
| Posted: 02 Apr 2012 01:43 AM PDT  "Portraits of Time"是美国摄影师Beth Moon的一个持续长达10年的私人Fine-Art拍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摄影师通过一系列地球上人烟罕至地区的百年古树的肖像，来探索时间与自然的亘古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树是这个星球上最大和最古老的古迹，以生命的形态记录着几世纪的变迁。胶片凝固的是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片段，树则是自然界最完美描绘时间的载体。 让人担忧的是，许多我拍摄的树之所以存活至今，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生长在人类暂时无法触及的地区，其中某一些只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最偏僻的角落。 这组作品中，年龄最长的树，已经成长了4000余年。" 关于摄影师 Beth Moon，美国摄影师，擅长黑白影像记录，作品见诸于Zoom、B&W等Fine-Art摄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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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2 Apr 2012 05:57 PM PDT 杨支柱 最近"谣言"似乎特别多，各地警方对"谣言"的惩治也似乎越来越频繁，自今年六月以来媒体报道的就有： 5月31日，"站在墙头等红杏"在温州某网上论坛转贴"抢劫不如去炒股——市公安局宣"的横幅图片，并自称是自己开车经过瑞安塘下罗凤花园时所见，被温州警方治安拘留（温州网2007年6月2日）；太湖蓝藻污染期间，无锡市民丁某自5月31日起向130余人散发"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手机短信，受到无锡警方治安拘留（新华网南京6月6日消息）；黄、萧、蔡三人将今年３月１９日至５月３１日广东信宜市共发生的６宗歹徒强拉妇女上车抢劫强奸的案件"制作"成"奸杀女生、盗卖器官、凌迟同胞"等谣言在网上传播，受到治安处罚（新快报７月７日）；四川广安3名男子7月5日在汽车站附近闲谈，捏造"公交车翻到渠江大桥河里"的事实并被他人广为传播，导致市民争先恐后到渠江大桥观看，被广安警方处以治安拘留（华西都市报2007年7月18日）；7月18日济南暴雨之后，网名为"红钻帝国"的某婚纱影楼员工李某在某网络论坛大量跟贴称济南银座购物广场淹死了人，被济南警方治安拘留（齐鲁晚报2007年7月24日）…… 对"红钻帝国"的拘留侵犯了她的言论自由，对无锡丁某的拘留侵犯了他的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这样的批评是无力的。事实上受到拘留行政行为更直接侵犯的是他们的人身自由，虽然法学有理由批评不经司法程序剥夺人身自由的立法，犯罪嫌疑人却不能以刑罚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作为自己的辩护理由。自由有它的界限，言论自由并不例外。一种言论如果足以侵害他人的权利或公共秩序，它在法律上就不再属于表达思想的言论，而转变成了足以造成他人或社会损害的"行为"。诽谤、侮辱、煽动暴乱、教唆杀人都是以"言论"形式从事的违法行为甚至严重犯罪行为。"因言获罪"之言有它特定的含义，就是表达思想的言论。在现在这个自动化时代，利用职权动动键盘就可能贪污成百上千万元，总不能因为这种贪污行为是用敲键盘的形式完成的，就把它等同于我现在同样以敲键盘形式进行的言说吧？所以得先证明警方对"红钻帝国"和无锡丁某的拘留是错误的或违法的，然后说有充分的理由说警方侵犯了他们在自然法或实在法上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代替不了对具体情景的分析，正如"人身自由"的盾牌不足以对抗杀人、放火的指控。 本文不打算探讨言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冲突及其所产生的赔偿问题，只探讨公共秩序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并对上列谣言治安案件逐一做出自己的分析。 言论自由与信息真伪无关 关于应受处罚的谣言，我国法律有两处规定：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一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由此可见："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就要受处罚，不一定以散布谣言为手段；而谣言如果不足以"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则不应该受到治安或刑事处罚。是否已经或足以扰乱公共秩序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不是所散布的信息的真伪，才是处理谣言案件的出发点。现场煽动暴乱的罪行远比散布谣言严重，总不能说因为煽动是假的所以才应该受到惩罚吧？煽动一般使用的是祈使句，何来真假之分？散布他人隐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则恰恰因为所散布的信息是真的。所以言论自由的界限，只能是他人的权利或公共秩序，与言论所承载的信息的真假无关。 那么为什么"治安管理处罚法"要规定"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才受处罚，而不规定"散布言论"扰乱公共秩序应当受处罚呢？因为揭示真相而能够扰乱公共秩序，必定是有重大的灾害或危险即将或已经来临，需要警告人们躲避或迎战。例如电影院里失火，有人大喊"失火了"，结果观众逃离过程中发生拥挤踩踏事件导致数人受伤、一人死亡，这危害还不大吗？但是这总比没人警告导致更多的人烧死在电影院里好得多。政府不是上帝，它关心的不应当是真理而应当是公共利益。不实言论虽然带来了或可能带来混乱，但是如果因为它而避免了或可能避免另一种更严重的损失，依照同样的逻辑也不应受到惩罚。当言论带来比较复杂的后果时，是否扰乱了公共秩序应该计算受它影响而产生的正、负公共利益的总和。 强调谣言所带来或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为了免于不必要的甚至危险的真假判断，并不是要求言论者对于谣言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负责。违法行为发生后如果受害人能够采取措施避免的损失的发生或扩大而未采取，则相应的损失不应由侵权人承担。造谣者散布谣言后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而未采取措施导致的损害，是不应该由谣言发布者承担的。 基于保护言论自由的需要，判断一种言论是否扰乱公共秩序，应该采用"明显而紧迫的危险"标准；因为允许政府因不明显的危险阻止或惩罚言论将使言论者发表任何言论都胆战心惊，而非紧迫的危险是政府有时间采取措施避免的。 一个谣言是否有"明显而紧迫的危险"，跟国民的敏感神经有关。譬如在那些双方斗争激烈的村委会选举或业主委员会选举中，如果谁在一方群众经常光顾的论坛或博客上散布对方打死、打伤自己人的谣言，的确是有可能引起械斗的。凡文明国家惩治扰乱公共秩序的谣言时都必须坚持"明显而紧迫的危险"标准以保护言论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处理同样的案件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为同样的言论在不同的国家危险程度是不同的。 有证据未必是真相 凡是突发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发生后能逃离的人已经逃离，则无论怎么夸大损失都不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即使人们正在逃离，只要不在灾难或事故现场煽动，仅仅用键盘或手机短信也不足以扰乱公共秩序，很难想象急于逃命的人还有闲心看"掌中宝"或手机短信。"红钻帝国"在人们早已逃离灾难现场后通过互连网发表言论，就算是故意造谣说银座购物广场淹死了几千人，都不会增加一个任何人命和财产的损失，更不可能让老天爷再在济南下一场灾难性的暴雨。因此"红钻帝国"不仅事实上没有扰乱公共秩序，而且也不可能扰乱公共秩序。 夸大灾情当然会在短时间内造成更多的人更大的心灵痛苦，但是扰乱公共秩序显然不包括增加人们的心灵痛苦在内；否则播放一部感人的爱情电影，都可能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拘留。 警察属于公安局，不属于"真理局"，灾难或事故面前警察首先应当关心的是一种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秩序尤其是公众安全，而不是一种言论中是否含有虚假的成分。 警察不属于"真理局"，政府也没有能力扮演"真理府"。据新华网济南7月21日电，"7月18日，济南市遭遇罕见大暴雨，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日凌晨的灾情统计显示，共有22人遇难，6人失踪，142人受伤；19日上午，因灾死亡人数上升至25人，失踪人数减少为4人，受伤者升至171人；19日晚上的灾情统计显示，济南市因大暴雨死亡的人数达到26人，另有6人失踪，171人受伤。"这说明政府对灾情的认识也是不断变化的，时至今日，也不见济南当局告诉我们那失踪的6人到底是死是活。这并非济南市政府的能力问题，即使发达如美国，对"卡特里娜"飓风死亡人数的统计也由最初的513人、657人不断增加至1209人（由于本人搜集信息不全面，不能保证后来没有再增加）。由于人类认识固有的局限性，在大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发生后较短的时间内，有证据的，未必就是事实真相；无证据的，未必就不是事实真相。既然如此，判断人们传说的死亡人数是否谣言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连判断标准都没有，却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把人拘留，不但无助于人们掌握真相，相反只能让人怀疑警察要以杀鸡告猴手段阻止人们揭示真相，掩盖灾难的严重程度或官员的失职。 在中国各地政府总是习惯性地低估灾情时，民众"夸大灾情的谣言"传播往往被随后增加的灾情统计证实，引起媒体和中央政府的重视，最后导致中央政府直接救灾或督促地方政府加大救灾力度，多少起到了"亡羊补牢"的作用。而"谣言"稍有不实，其制造者或努力传播者却可能因此而失去自由。在中国，公共秩序常常被灾害或事故地的政府歪曲成地方形象和官员政绩。 适当地夸大可以引起政府对灾难的重视，有利于救灾、救济工作的及时开展。个别人在灾难现场外捕风捉影无限夸大灾害结果也不会形成实质上的危害，因为足以影响政府行为和公众心理的社会舆论并不是个别人的言论所能左右的。 公众不是弱智或文盲 无锡警方对丁某的拘留与济南警方对"红钻帝国"的拘留本质上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都是灾害或事故已经发生后告知他人自己对灾情的估计。 稍有不同的是，济南暴雨之后夸大灾难后果还可能增加人们的心理痛苦，而无锡丁某的短信甚至不会在收信者中造成更多的心理痛苦或恐慌。中国民众早已习惯了政府官员"用证据说话"缩小灾情，面对自来水刺鼻的腥味，很少有人会真的相信政府发言人关于水质没有生化和毒理变化的宣言。同样很少有人会真的相信一个并非专家的亲友或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对"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断言。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是弱智，作为正常人他们会很自然地把"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理解成"太湖水污染严重，不能喝"。而太湖水那段时间确实污染严重，喝不得。如果是这样，丁某所发短信不就成了有事实根据的善意警告吗？判断一个"谣言"是否已经造成恐慌，最好的指标当然是看收听者的行为有什么改变。而在一个"谣言"事实上没有引起收听者外在行为改变的情况下，要判断它是否可能引起收听者心理上的恐慌和行为上的改变，当然应该尊重收听者对该"谣言"的通常理解。无锡警方并未通过调查得出收听者对"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通常理解，却指控丁某的"谣言"造成了市民很大的恐慌，这是明显的武断。警方凭什么断定民众读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诗句都会信以为真？ 何况，正如民众的心灵痛苦不属于公共秩序一样，民众的心理恐慌同样不属于公共秩序。只有当心理恐慌转化为外在的行为如奔逃、哄抢或暴动时，引起恐慌的言论才扰乱了公共秩序。试问散布"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谣言"，有多大的可能引起人们奔逃、哄抢或暴动呢？ "犯罪黑数"与"瘟疫黑数" 信宜三网民因传播"夸大"的犯罪信息导致当地人心惶惶而受到治安处罚，是谣言案中的另一种典型，案子不少。散布类似这类谣言而没有受到处罚的就更多，许多人都曾传播类似的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提醒亲友注意安全。 关于犯罪嫌疑人尚未抓获的犯罪行为及其后果的小道消息跟前几类谣言不同的是，它不像前几类谣言那样是单纯描述和评价已经发生的事，它通向未来，能造成恐慌并改变人们的行为；但是它不会增加犯罪的危险，只会增加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危险的防范。防范自己被犯罪行为侵犯当然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但是这种防范增加了防范者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后者显然具有更高的价值。 对有关犯罪信息添油加醋进行传播最大的危害，也就是提高恐慌程度导致过度防范。但是否过度防范其实也是找不到标准的，因此很难说"谣言"导致过度防范造成了他人的损失。已经发现并查实的案件，并不等于全部实际发生的案件，甚至不等于被抓获的罪犯实际所犯的案件。这些不能进入政府视野的犯罪被称为"犯罪黑数"。李克杰认为，对"犯罪黑数"的推测出自追求真相的愿望，不能说是传播谣言（李克杰：《推测犯罪黑数≠传播谣言》，检察日报2007年7月11日）。我想补充的是，普通民众不是法律人、新闻记者或语文老师，他们对犯罪黑数的推测往往使用肯定的语气或编故事的形式，但这并不影响所谓"谣言"的推测本质。小道消息不同于权威信息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只是在消息内容与自身有利害关系时"宁信其有"，有备无患，好心地提醒亲友，其实是并不确信的。认定谣言扰乱社会秩序不能建立在把听众或读者当傻瓜的认识基础上。 由于"犯罪黑数"的存在，甚至凭空杜撰一个"已经发生"的犯罪案件来提醒人们加强防范，也同样起到"恐慌换安全"的作用；只要不报假案，就不大可能扰乱公共秩序，于听信谣言的人也未必不是利大于弊。 必须强调的是，虚构一个或若干已经结束的犯罪案件与在公共场所面对公众谎称附近某地正在发生暴力犯罪是完全不同的，后者造成的恐慌要大得多，而且会导致警察立即出警，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甚至可能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故意传播编造的恐怖信息罪"。 萨斯、霍乱、鼠疫等瘟疫虽然从来源上讲一般属于自然灾害，但瘟疫肆虐期间对萨斯、霍乱、鼠疫等疫情的夸大性质上却跟夸大犯罪信息属于同一类型。瘟疫就像没有归案的连环杀手一样具有进攻性，这种进攻性会导致疫情不断突破政府"有事实根据"的报告，对被遗弃或隔离的恐惧还导致患者的隐瞒，因此政府的疫情统计特别需要"谣言"来平衡舆论才能接近事实真相，提醒人们保持足够的防范意识。我认为"瘟疫黑数"是存在的，而且通常比"犯罪黑数"还要大。 不过"瘟疫黑数"虽然在瘟疫爆发时可能比"犯罪黑数"还大，却不像"犯罪黑数"那样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传播杜撰的瘟疫谣言引起的恐慌是有害无益的，而且通常比发生一件罪案引起的恐慌大得多，几乎必定引起听信者行为的极大扭曲，应当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 要当心文艺创作被当作"谣言"处罚 "抢劫不如去炒股——市公安局宣"最初出现在深圳某网络论坛上，深圳警方虽然否认了它的真实性，但是似乎并没有想到要抓人。"站在墙头等红杏"把它转到温州的论坛上并自称是亲眼所见，结果却被温州警方给抓起来了。可见不同地方的警方对这样的"恶作剧"会不会扰乱公共秩序，是有不同看法的。 正常人大概没有几个相信"抢劫不如去炒股"是公安局张贴的宣传横幅。非要把"抢劫不如去炒股——市公安局宣"当作谣言，它也是一种无害的谣言，类似于歌谣、民谣那样的谣言。它是一种幽默，或者是一种讽刺。它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如果所有的人说话、行事都像写学术论文那样严肃，这个世界会多么乏味！一个谁都认为是谣言的谣言，只能引起人们开心的一笑，是不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即使某些欠缺幽默感的人把"抢劫不如去炒股——市公安局宣"当了真，市公安局也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损害，公共秩序更不可能因此而被扰乱。民众怎么可能会因为公安局玩了一把幽默而采取过激行动呢？如果所有这样的小玩笑都要抓人，那么愚人节那天就算把所有的监狱、看守所都腾空了专门关押"造谣"者，恐怕也关不下。 惩治真谣言也尴尬 这里所谓"真谣言"，指已经扰乱公共秩序或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谣言。它具有三个特征：纯属杜撰，并且能让相当数量理智正常的成年人相信，已经扰乱或足以扰乱公共秩序。 7月5日四川广安的"公交车坠江"谣言就是一个真的谣言，不过该案中三位摩托司机因"散布谣言"而被拘留却是飞来横祸。据新浪网转载的华西都市报7月18日《3名男子捏造公交车坠江谣言被拘留》一文报道，他们造谣的经过是这样的： 消防车拉响警报器，经洪洲大道快速驶过广安汽车站出站口时，在此候客的摩托车驾驶员刘某说："哪里烧起来了？"摩托车驾驶员黎某接着说："哪里是烧起来了，是大桥那里撞车了！"另一摩托车驾驶员彭某说："是公共汽车被撞了，撞到大桥下的河里去了！"当时出站的旅客很多，这一虚构的事实很快传遍了广安市。 刘某见消防车经过，问了一句"哪里烧起来了"，居然也被以散布谣言的名义抓起来，岂非比窦娥还冤？黎某、彭某看到消防车不回答哪里着火，却瞎编一个撞车坠江事件，也让人怀疑他们精神是否正常。如果他们精神正常，那么极可能的真相是：黎某和彭某先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渠江大桥撞车和坠江的消息，他们只是在三人闲谈中重复了一遍自己所听到的虚假信息而已。此二人既非谣言的制造者，也未面向公众散步谣言，不过是私下谈话传递了谣言信息，这样的传谣者在当时当地成千上万，抓得过来吗？只单单把他们抓起来，公平吗？ 报道中一句"广安市委书记王平批示严肃查处谣言散布者"，让我们对事件的真相能够做出更合理的猜测。真正散布谣言的很可能另有其人，选择汽车站除了因为那里人多外，还因为从那里可以坐汽车迅速逃离或者让警察相信他已经逃离。既然书记要求严查，汽车站这样一个人员流动迅速的地方又难查，那么抓经常在那里拉活的摩托司机做替罪羊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在汽车站、火车站这种地方，一旦司机承认了自己曾经传递过谣言，再要想证明他自己也是因为听信了旁边的陌生人的话，那比登天还难。由于传谣者众，这几位司机被抓，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曾经传谣，毋宁说是他们比较诚实，老老实实地回答了警察的提问。 结束语 网络和手机短信谣言因为远离事件现场，即使具有明显的危险也未必紧迫，一个高效而受公众信赖的政府通常是有时间、有能力及时公布官方信息澄清事实真相的。而广安"公交车坠江"谣又提醒我们：最具危险性的现场谣言，由于口头言论不会留下物证，恶意造谣者往往又早已逃之夭夭（他们具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对传谣的惩治很可能落在众多传谣者中那些诚实地回答了警察询问的人身上。所以防止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主要应该依靠政府及时的信息公开，并提高自己的公信力。而滥用人身强制手段查禁"谣言"，却往往进一步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人们会怀疑政府不让人说话到底想掩盖些什么。尽管如此，依法惩治具有明显而紧迫的危险的谣言仍然是维护公共秩序所必要的，而且减少谣言也可以降低政府阻止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成本。 （2007-8-23南方周末以《处理谣言案件需明确的法律问题》为题节发，这个版本是改革内参版） |
| Posted: 02 Apr 2012 01:43 AM PDT "Portraits of Time"是美国摄影师Beth Moon的一个持续长达10年的私人Fine-Art拍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摄影师通过一系列地球上人烟罕至地区的百年古树的肖像，来探索时间与自然的亘古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树是这个星球上最大和最古老的古迹，以生命的形态记录着几世纪的变迁。胶片凝固的是几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片段，树则是自然界最完美描绘时间的载体。 让人担忧的是，许多我拍摄的树之所以存活至今，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生长在人类暂时无法触及的地区，其中某一些只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最偏僻的角落。 这组作品中，年龄最长的树，已经成长了4000余年。" 关于摄影师 Beth Moon，美国摄影师，擅长黑白影像记录，作品见诸于Zoom、B&W等Fine-Art摄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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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2 Apr 2012 02:09 AM PDT  最後關頭，民間終於動員了22萬人集體投票。那兩天，街上臨時踏建的票站，各自捲起條條蛇餅。點票結果，白票過半佔12萬張，香港人到底喊出了響亮訴求。然而，這份蛇餅精神更像是一份遲來的爆發。之前好幾個月，哪怕特首選戰的撕裂和醜聞，差不多是新聞紙上每天的話題，但不少人卻只是旁觀食花生，沒有實際行動。相較於白票運動遲來的爆發，於325前後，縈繞我腦海，更多是行動的「缺席」。 不行動的別名就是犬儒。犬儒的特徵，不僅是對世界既不信任也漠不關心，而且是對介入和改造這個糟透了的世界也同樣既不信任也漠不關心。所以，犬儒就是不行動。325前後，環顧四周，由街頭巷尾到公共世界，流行著多種多樣的犬儒。 經典一例是工聯會的鄭耀棠，他反對「流選」的理由，堪稱犬儒的極致，他說：「流選你能不能保證到不再流選，你能不能保證選到一個比他們更加好的人？……所以看不到前景，看不到最好結果的事，我們為何要冒這個風險？」(明報2012年3月23日) 換句話，他的犬儒在於維持現狀，但其理由並非「認同現狀」，而是為了避開一個更壞的後果。 吊詭是，同一份態度，難道不是許許多多最初一動不動的香港人所共有的嗎？！特首選戰之初，一個中央設置的既存框架已所向披靡，人們只能在「唐或梁」中間選擇，而不少人的答案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譬如說，「至少梁振英說話不會口窒窒，我想揀個正常！」 直到港大的民間投票遭黑客攻擊，以致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給成報改稿，人們才終極反彈和爆發。為甚麼呢？因民間投票受襲和改稿事件等「非常狀態」，彷彿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現在連現狀都不能維持」。因而，連犬儒也按捺不住了。 犬儒癱瘓我們行動能力的機制在於，現狀就是唯一較好的選項，進而確保大家的不行動。那行動可以打破局面嗎？又不一定。因為，如果行動太不像話，其效果可以是服務了「維持現狀」的惰性。 例如，明知敗選的何俊仁參選特首選舉，其實也可以是一個內爆行動，但何先生太不像話了。當建制派撕裂白熱化，小圈子的假面無所遁形，但何先生竟然反過來呼籲「君子之爭」，跟中央一同希望，小圈子選舉重回「正軌」。真是滑稽之至，他的原意不是為了「揭瘡疤」的嗎？！何以希望它重回「正軌」！？ 因此，不少人寧願接受建制派侯選人，也不要如此難看、hea做的反對派，而反對的意義在這裡竟是支持了現狀。 有趣是，相同的效果也出現在人民力量式的激進行動。此一力量不斷以分裂為本錢、鬧爆一切、為鬧而鬧的風格，並對泛民和意見不同者進行人格謀殺的攻擊，使得人們在政治方面漸漸萌生厭倦之情和抗拒之感，因而，不少人也對筆者說：「如果『反對』兩個字就是這種貨色，我寧願不談政治了！」 與其說，今次香港人於最後關頭以12萬白票之眾，捍衛一國兩制，倒不如說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被犬儒俘虜。也許，香港得在擊退外敵之前，先解決那一穿透我城的地下核心價值：犬儒，及其導致的不行動。當然，犬儒的形式尚有很多，例如坊間常見的陰謀論，但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話題了。 此文原刊「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保衛戰」41遊行特刊，相關連結：http://www.facebook.com/HouYiGuoLiangZhiXiaDeXiangGangBaoWeiZhan |
| Posted: 02 Apr 2012 01:41 AM PDT 因为最近工作很忙，分五期写完的2011年之音乐拾遗，截止2012年3月底只写了三期，力争最近将最后两期世界音乐、电音原声和独立音乐写完，也算彻底告别2011年。 一、挪威民谣
优美的手风琴、沧桑的男声、东欧、吉普赛、但这音乐却是来自挪威的女民谣。 二、电影原声
2009年去世的皮娜•鲍什是当今世界舞坛最富创意的舞蹈家之一。她开创了"舞蹈剧场"的演出形式，擅长在作品中融合悲伤与幽默，她的 作品常以男人女人间的相互作用为主题。这部影片收录三段皮娜的舞蹈：《穆勒咖啡馆》（1978）、《春之祭》（1975）和《月 圆》（2006）。电影原声非常恰当的表达了皮娜作为一名先锋舞蹈家的鲜明主体。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c2p0wb3d 三、亚美尼亚音乐
gurdjieff乐团在这张专辑里运用了多种传统乐器：duduk， 纳伊笛， 框鼓， 卡曼恰琴，乌德琴，卡农吉他，桑图尔琴等等，亚美尼亚音乐家levon eskenian则对georges i. gurdjieff 的作品做了挑选和编排，做成了这张带有亚美尼亚、希腊、阿拉伯、土耳其库尔德、亚述、高加索等多个地区音乐根源的优美作品。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be8qhn27# 四、阿根廷音乐
听过各种Tango，但是这种我是第一次听到，没有华丽的百转千回，只有粗粝的嗓音和平淡的叙事。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be8t5gs7# 五、图瓦音乐
图瓦Alash Ensemble相比大名鼎鼎的Huun Huur Tu，名气上差得很远，但是乐团呼麦的演绎和旋律的编排颇具风范，很有潜力的一个乐团。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dpx9re5z 六、西班牙音乐
西班牙、葡萄牙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委婉多情的歌声演绎着爱情与生活的幸福与苦难。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dpxs3zlz#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著名民谣女歌手Marina Rossell向法国著名唱作歌手Georges Moustaki致敬的一张专辑，诗意和温暖是音乐的主题！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be8ad5tv 七、蒙古音乐
来自呼和浩特的一个蒙古乐团，运用马头琴等传统乐器，演绎古老和快要失传的蒙古族传统歌曲，将要参加12年的Womad音乐节。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dpx1tky1# 八、乌兹别克音乐
乌兹别克传统乐器都塔尔琴、铃鼓和夸努琴与古典歌曲、苏菲宗教歌曲完美融合，Sevara Nazarkhan低声呢喃苦涩的爱情歌谣。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dpx1h97z 九、土耳其音乐
土耳其音乐神级乐团6年磨一剑2011新专，依然是厚重、荡气回肠。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dpx4ajm1#
法国吉普赛音乐家Titi Robin 与众多土耳其音乐家合作的一张专辑，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美丽之音。专辑内一曲farimaz-turkmen rumba极美！下载地址：http://115.com/file/anhk8wir# 十、柬埔寨音乐
受柬埔寨著名摇滚乐队影像颇大的一支新兴柬埔寨摇滚乐队。柬埔寨本地女主唱（长的很像凤姐）加上欧美的器乐班底，很是值得一听滴。
仔细看过以上吐糟的童鞋们，你们对我的世界音乐取向应该了解喽，偏中亚音乐，是呀，谁让那些乐器演绎出来的那些音乐那么令人迷幻，这是和电子音乐异曲同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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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1 Apr 2012 11:56 PM PDT 人之常情：这里 半个月前我写了篇"人之常情"，结果博友AOA（@翻译活龙活现）今天连发两篇商榷文章，标题很直接，就叫"一评《人之常情》"、"二评《人之常情》"，并@了我。看这架势，有点反动组织"九评××党"的风采。我本只想留个言，不准备煞有介事鼓捣个博客来回应，因为一来我还是觉得韩寒和方舟子这事已经到了"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境地，我现在就算说韩寒的每个字都是当我的面写出来的，也会被认为是脑残、阴谋或弥天大谎什么的，二来我觉得两个不入流的博客，为了微博粉丝百万级的大佬针锋相对，也不够体面有趣——我又不是马仔，更不是马甲，而且没收到钱，这样做多不合算啊。但转念一想，现在写博客的人也不多了，写独立博客的更少了，写独立博客而且这么认真的更是凤毛麟角，相互唱和一下也算猩猩相惜吧。所以，还是回应一篇。 总体来说，我持两个观点：
分条回应如下： AOA兄说：雪兄明明就是韩粉，所作所为也是挺韩，却又相当反感别人贴这两个标签，这个让我实在不解。没记错的话，他说过自己读过韩寒所有的书，韩寒的博文看得也相当多，对韩寒的文字比较欣赏也十分了解，可以断言韩寒的作品无人代笔。雪兄十分爱护韩寒的个人声誉和职业生涯，认为凡是说韩寒文学无能、有人代笔的人都没有"智慧"，而且没有"人味"。没有智慧就是傻瓜，没有人味那简直就不是人，雪兄对韩寒的浓浓爱意可见一斑，不亚于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如果他不喜欢"韩粉"、"挺韩派"这两个标签，那我奉上一个"韩寒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标签是否笑纳？ 我不是韩粉，也不挺韩，也不敢接受"韩寒的同路人"这样的标签。我只相信证据，同时厌恶有人自以为是的怀疑和不由分说的断定，更厌恶有人不怀好意的构陷和先入为主的漫骂。 我是看过韩寒的所有书，因为他的书不多。我看过谁的书并不表示我就是谁的粉丝，更不表示我就必然挺他。事实上，我除了看过韩寒的所有书之外，我看过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阿加莎·克里斯蒂、玛格丽特所有的小说，看过鲁迅除了日记和《中国小说史略》之外几乎所有的书，看过王小波、王朔、迟子建、苏童、余华这些人大部分的作品。金庸的书我前后看过几遍，但我并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他的人。我小时候还看过卧龙生等人的小说，但我真心不是他们的粉丝。 说到韩寒，我说过我对他的评价并不高。2009年2月3日我写过一篇博客，名字叫《他的国：国将不国》，里面这样说的： "后来韩寒又陆续推出了几部小说，每部我都买了，每部我都看了，但体验都不及第一次。以我阅读韩寒的经历来说，《三重门》就像初夜，最为难忘，后来的书就像例行公事，在渺渺时间长河中几乎没有留下印记。当初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买下他的第二部小说《像少年啦飞驰》的，但一路读下来甚为平淡，几乎没有触及兴奋的G点，后来他的书再也没有攀上高峰，把一本一本的小说叠加一起来，就如同从高潮驶向低谷的单行道，再也没有带给我什么快感。 "平心而论，长大了的韩寒依旧是一个有趣的人，写的书依旧堪称有趣，如果你仅仅需要寻找笑点，还是可以在他那里达成愿望。可一部小说，如果除了有趣就没别的，那它跟笑话集还有什么区别呢。 "关于《他的国》这本书，实在没什么可说的。老实说，没看到一半我就准备放弃……" ———————————————————————————————————————— AOA兄说：雪兄说自己并不是韩粉，也不挺韩，无非就是想表明自己所处地位"十分公正"，"不偏不倚"——可惜，据我的观察，这两个词很难用在他身上，因为他不但爱韩寒如子女，什么押沙龙、李海鹏一派的文人骚客等其它韩寒同路人也最得雪兄的"心"。 这话有两个错误： 一、对别人的定性错误。这些所谓的文人骚客本身都有自己的圈子和地位，干嘛要做"韩寒同路人"。你做什么粉不要紧，但不要觉得所有人都是粉，这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真相不是非此即彼的，反对一方并不就是支持另一方的。反对方舟子的无理和构陷（注：不是反对方舟子这个人，是反感这个人的言行），并不代表就是挺韩。就像押沙龙所说的，"我从来没有押宝，我也从来没有把这当成一个押宝游戏。韩寒事件里，我没有胜败。哪怕韩寒有一天站在聚光灯下，说自己的每一个字都是别人写的，我也没有败，哪怕有一天方舟子站在媒体前，承认韩寒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我也没有胜。" 二、逻辑错误。前几天我在微博上说："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写得比较有趣、耐读且言之有物的有三个人：李海鹏、刘瑜、押沙龙。"拜托，他们得我心是因为他们的才情和文章，不是他们作为本来就子虚乌有的"韩寒同路人"的身份。我去年5月14日就在微博上推荐了押沙龙的好文《赠你一座黄金城》，同时去年也就买了李海鹏的《佛祖在一号线》和《晚来寂静》，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和《送你一颗子弹》。我只喜欢他们的文章，与他们的观点无关，但恰好他们都反对方舟子的无耻和无理（再说一次，他们对事不对人），所以更加心有戚戚。顺便说一句，我也有点喜欢冯唐，尽管他也明显不是"韩寒同路人"。 ———————————————————————————————————————— AOA兄说：为此我编了一个场景：一个人不小心吃了狗屎，他当然可以立即吐出来，并且去漱口刷牙，并且告诉别人那是狗屎，不要再吃了…… 这个故事明显属于先入为主、缺乏理智、对人不对事、对人做不恰当的情感评断的案例。 ———————————————————————————————————————— AOA兄说：我能不认真对待这人而且好好聊聊我的博文吗？还有，雪兄写博客就是闲着没事玩玩，这是业余玩票，能跟韩寒靠写文章发家致富、妻妾成群相提并论吗？雪兄是做家具生意的，要是有人问他："你们做家具的木材是怎么加工的，为什么这么好啊？"难道雪兄会说："没啥技术，乱做的"？ 还真是这样，我对别人的赞扬一直很羞怯，从来不谈幕后和细节。 ———————————————————————————————————————— AOA兄其他很多质疑，我觉得多来自于偏听则暗的缘故，所以强烈推荐学者@破破的桥的一篇文章《忽悠的原理和技巧》。文章很长，花半个小时才能读完，读完或许不无裨益。 简单地说，AOA兄诸如韩寒"语文水平低下、书没读好、甚至不爱读书"、"长篇小说不可能一挥而就"、"文史大家也难落笔成章"、"写作能力只会越来越成熟、有劲道，即使缺了早期的才气，也不可能退化成高中肄业生的初中差生水平"这些质疑，都属于被"控制信息"后的产物，同时也是被"诉诸生活差异"的结果（总有无数既不能识破逻辑陷阱，生活环境、个人生活态度又和韩寒相差最远的人）。总之，这篇长文值得看看，对逻辑思维有益。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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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2 Apr 2012 01:47 AM PDT 英文原文：http://prometheusradio.org/release-march2012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 宣布將會開放大氣電波，為地方電台提供廣播空間。FCC將駁回積壓愈六千宗的FM譯碼器(中轉站)申請──這些申請多屬於大型網絡商。騰出的過百條頻道將會預留給社區電台，民間組織將首次建立自己的廣播頻道。 「今天FCC開放本地電波供社區使用，而這將是變革。」普羅米修斯廣播項目 (Prometheus Radio Project) 主任Brandy Doyle說。經過長達十年的基層運動，美國國會在2010年通過社區廣播法 (Local Community Radio Act)，FCC最早在2012秋季接受全國申請低功率FM (Low Power FM) 站。社區團體正摩拳擦掌，準備申請這只給予本地非營利組織的廣播牌照。「對於我們在亞利桑那州的移民社區，社區電台提供機會讓我們透過媒體為自己發聲，機會很難得」，普恩特亞利桑那州主要組織者Carlos Garcia說：「反移民的聲音佔據主流電波位置。社區電台可以幫助我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分享新聞和資訊，並且組織起來。」 電台仍然是美國最普及的通訊渠道，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人每週至少收聽一次。「電台是接觸群眾的理想工具──它免費收聽、容易生產，人們經常一邊聆聽電台，一邊工作或做家務」，媒體組織者及教育家Milena Velis說。她參與費城的媒體動員項目，並指出「在賓夕凡尼亞州，我們正面臨巨大的挑戰，從削減教育經費、郊區貧困，至頁岩鑽探破壞環境等問題。我們認為社區電台能帶領人民團結，並尋找解決方案。」 低功率社區電台是非謀利，而且成本只需一萬美元。它們提供低門檻讓社區組織有效參與。消息公佈後，費城、鳳凰城及其他數十城市將會駁回數百宗待審批的譯碼器申請。 FCC估計社區廣播電台的空間會很稀少，於是計劃凍結譯碼器申請，保障社區電台在某些市場出現。 Doyle欣喜FCC採取這種謹慎的做法，保留頻道予社區廣播。「我們高興FCC已採取我們的建議，確保人口密集地區有需要預留廣播頻道。這為聖安東尼奧、薩克拉門托和其他12個中型市場帶來很大區別，若電台和城市距離太遠，廣播只能傳送至草堆或農田」。FCC自2005年起停止處理積壓的申請，以響應民間提交的請願書。它向新的社區廣播電台公佈了一套建議規則，正徵詢公眾意見。最終修訂之前，將不會審批新的電台。 普羅米修斯廣播項目自1998年起，一直為低功率社區電台的主要倡導者。它推動兩黨社區廣播法十年之久，這基層運動終在2010年取得成功。它並且支持數百個社區申請牌照、建設和經營自己的電台。 相關連結： 香港社區電台討論： |
| Posted: 02 Apr 2012 01:14 AM PDT 見今日的東方日報A7及頭版,我感到東方日報正在利用他的財勢律師,威脅市民的批評傳媒的言論自由,大家小市民面對財雄勢大的東方日報,少不免感到心慌的感到害怕,但是如果沒有了大家坦白的批評及指責,以東方日報的小氣及公器私用的特性,將來只能說假如東方日報不賣報紙而走去賣白粉,都沒有政府部門敢執法,法官敢判,市民敢出聲,只會任由他控制了我們的喉舌及公義,今天的東方日報的所作所為,我感到已經活在白色的恐怖之下. 試想一下香港最大的報紙傳媒,影響我們日常生政治及政府的決策,及同時可以用錢請律師告我們,反而在誹謗內政府機構不可以告我們對政府機構的批評,保障了大家的言論自由.香港直正的最恐怖力量就是東方日報.傳媒是社會的第四權只有他講及罵人,被罵及被中傷的人卻沒有能力作反駁.有時多麼的不公平! 可惜的是公義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絕對沒有議員敢得罪傳媒惡霸,唯一有能力改變的是東方日報讀者,只要大家不購買東方日報,他就會失了作威作惡的能力.我相信東方日報告了這麼多的小市民,只有我的案件是自動撤回訴訟. 遲些時候等東方日報控制了法庭,所有的法官也怯了,我也不敢出聲了!可悲!共產黨最利害的不是軍隊,是控制了傳媒,香港市民對這些無形的威脅卻完全感到不到,有時我都感到很無奈! 另外大家不知道的真相是以東方日報督印有限公司根本是沒有訴訟資格,因為他本是只是空殼公司,沒有資本.一般而言唯一的可告是東方報業集團及姓馬的主席而矣,所以大家見到是以東方日報督印有限公司的律師信及入稟狀,一D都吾使驚. 另外我最憎東方日報經常自稱正義傳媒,起碼在報紙上我見到的黃賭毒都有,毒的意思不是指賣毒品,而是散播是非不分的思想給市民!正式老黃賣瓜自賣自誇.面皮厚的黑心報紙!東方日報黑過黑社會,賤過賣白粉就真! |
| Posted: 01 Apr 2012 11:16 PM PDT 梁振英當特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政治現象：民望不高，政績不清楚，又被指打壓人權與言論自由，讓人懼怕，卻又讓人期待的政治強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強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麼意思？除了他身後拖著長長的中共陰影（即所謂「地下黨」身分）之外，應該還有什麼的，是中國的薄熙來還是俄國的普京？ 梁先生應該不會喜歡薄熙來或普京，鄧小平則合他心意。競選期間，何俊仁翻出梁說過的一段話。前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梁振英評論說，獲獎的該是鄧小平，因為，他的經濟改革，讓許多中國人脫貧，他的開放政策及外交，也協助終結曾劍拔弩張的冷戰關係，走向和平。 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 不同演繹，類似觀點，我們在不少對鄧小平的評價中看到，也屬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的一部分，不單是中國人的家事，甚至獲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為一例。我沒有機會訪問梁振英，但不妨讀一下同樣高度讚揚鄧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這種強勢意識形態。 傅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在書的前後已明言了，「還有哪位20世紀領袖比鄧小平為那麼多人改善生活做過更多？還有誰在20世紀對世界歷史帶來如此深遠 及偉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不單是傅高義對鄧的讚譽。未讀此書之前，讀過不少書介及評論，以為此書必定對鄧的過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論，這部900 多頁的書，基本上沒有遺漏多少鄧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業階段，即使是不光采的過去與污點，包括1957年的「反右運動」整肅知識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開 槍鎮壓北京學生，也有提及。傅的問題主要不是隱惡揚善，而是他的歷史敘述與評價是分離的，讓人看起來是不大相干的。全書予人感覺是，書的開首與結尾的讚詞 一早已寫好，然後再堆砌出中間的幾百頁歷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勞？），與結論連不上關係。 政治生涯曲折離奇 對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基於他／她的過去，傅卻一反這種常識，做到了歷史記憶與評價的分離。傅是一位喜歡為亞洲政權打氣的洋學者，他寫過《日本第一》，寫過許多為中國經濟改革打氣的書，還編過了一本研究韓國軍事獨裁者朴正熙的書，然而，他的觀點與位置也與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與西方的人，抹去與審查歷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說，市民對六四都「有共同經歷，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經歷，並不干擾當下的認知與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空間安放偉大領袖與大國雄心。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離奇，所下的決定以及他的命途，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存在眾多歷史爭議空間，以至道德評價，可是，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義所感興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澤東派鄧小平主持「反右運動」，涉及50多萬的右派，書中竟然只有寥寥數語。鄧小平曾獲毛澤東如此重用，是否說明鄧與毛的想法相當接近？在我看來，黨不能容忍黨外知識分子及民主黨派的批評及獨立聲音，要掃除任何阻礙黨建與領導的障礙，正是他們共同擁有的「黨性」。 傅的歷史敘事幾乎沒有鑽進任何值得探討的黨史問題，鄧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個人戲劇，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鄧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歸為一 章，內有30年代相當短暫的一次下台與上台，後面的每一章，卻不成比例地細緻，有時幾年光景，卻又可以分成許多章，大概是為了突出偉大領袖的起跌。而且，在敘事中涉及鄧小平的性格、黨內位置、政治形勢等等，卻在粗疏敘事中輕易帶過。不妨舉一個例子，大躍進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傅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及大饑荒都推到毛澤東身上，成為後來1966年文革的 導火線，鄧小平成為繼劉之後第二號走資當權派及修正主義者被打倒。傅的說法不能說全錯，卻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會中，劉只是承認黨有錯誤，卻沒有 推卸給毛，而且，還和應毛對彭德懷（最早批評大躍進的高層幹部）的批判，誣陷他為「裏通外國」。至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後漸漸成為毛的敵 人，而鄧又竟能保存性命，還有日後的重新上台機會，這說明了鄧個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卻不是傅的關心所在。 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 傅的歷史敘述最特別的地方，是對鄧的政治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沒有細緻分析，只籠統地納入他對鄧的讚譽之中，梁振英實在可以考慮招攬傅教授當顧問。例如， 傅雖不至於認為，讓八九年的學生成功爭取自由民主，會令中國大亂。但他說，我們不知道後果如何，但卻知道往後的20年，中國有穩定而又高速的經濟發展。至於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以及怎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似乎都跟鄧無關，更跟傅無關。 既然梁振英認為鄧對和平有功，值得多提書中一點。就是傅對鄧所發動的1979年中越戰爭，他稱為「蘇聯─越南的威脅」（中國官方稱之為「中越邊境反擊 戰」），而且，他指出該場戰爭一方面打消了蘇聯結盟越南在東南亞圍堵中國的企圖，也為中美關係與冷戰結束鋪平了道路（代美國教訓越南？）。這正是美國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觀點。可是，這觀點正掩飾了鄧小平在國際政治上的暴力與無理。 「毫不面紅的奉承」 著名的歐美新左派知識分子及歷史學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寫了一篇精彩的書評，他批評此書為「毫不面紅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覺得書評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對鄧小平在中越戰爭的殘暴與無理視若無睹。一場只打了不足1個月的戰爭，動員了45萬 軍人（等於韓戰的規模），卻在一個異常狹小的地區中「反擊」一個兵力弱小的國家。帶來的是10萬以上的平民喪生，以及雙方加起來6萬軍人的陣亡。而且，整 場戰爭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對殺人如麻的赤柬波爾布特政權多次的支援，延續了這個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實上，要解決蘇聯的威脅，以至回應 所謂越南排華與越軍佔領南沙群島，事後看來，戰爭是絕無必要。1982年，中越戰爭後不足3年，中蘇關係便緩和了，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甚至到訪中國， 而蘇聯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恥笑傅的觀點不純是美國觀點，還是「中美觀點」（Sino-Americana），是中美當權者的強勢視野。這種視野中，看不到鄧小平的暴 力、黨性、複雜的人格、政治位置與舉動。可悲的是，這本不合格的鄧小平傳奇，正代表了一種有普遍性的權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權力，開出了太平盛世，便是偉大領袖。而上位者的權力觀，隱含著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幹了多少壞事，皆只屬過去，只有你們這些自由派、民主派還念茲在茲，我只關心當下與未來的福祉，而掌握 了當下與未來的，當年是鄧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隨者，我們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認為，他便是其中一位。 （文章刊於《明報》「論壇版」，20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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