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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3 Apr 2012 03:01 PM PDT  德黑兰安全部队逮捕的狗。照片由 Iranspca.com 提供，经同意后转载使用。 继 2007 和 2011 年发生的前例之后，伊朗德黑兰安全部队再度出动捕捉宠物狗。虽然难以置信，但确有其事。伊朗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指出， 上周约有 20 只宠物狗在帕尔迪森公园（Pardisan Park）与主人散步时被抓走。安全部队将这些宠物狗安置在某中心，我们姑且称之为"监狱"。截至目前为止，主人还没办法和自己心爱的宠物团圆。从以下影 片可看出狗狗们相当不安，看来"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却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 伊朗政府认为养狗违反伊斯兰精神，但并无强制禁止。也许是因为饲主多为城市中受教育的年轻人，才会招致政府明显的敌意。 校对：Soup 作者 Fred Petrossian · 译者 Nelly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23 Apr 2012 03:00 PM PDT |
| Posted: 23 Apr 2012 02:24 PM PDT  纽利胥夫妇（右）参观新建的几代家庭样房，他们的成年儿子不久将搬回来与他们同住，所以准备购买新房 （照片：美联社） 以前看过一部电影，说的是一个美国人在公司将客户电话服务中心转移到印度后，被派到德里去训练当地员工。他在经过一段文化适应期后，与当地的印度员工成了朋友，被邀请到朋友家做客时，看到朋友与父母、成年兄妹等一大堆人住在一起时感到很奇怪，而当朋友的家人问他是否与父母住时，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外住，并没有与父母同住，那些印度人就一个劲地问他"为什么不与父母住"，显露出很不理解的神情。电影编导的用意，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情节，让观众了解美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异同。
看了这部电影后，我的最大感受是原来印度家庭也与中国家庭一样，父母喜欢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中，成年子女与父母住是天经地义的，很多时候还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当父母年迈以后，需要子女照顾的时候，子女如果能够与父母住在一起，就会为邻居、亲朋好友所称赞。甚至在流行一时的电视相亲类节目中，男女双方之间经常提出的问题也是"你将来愿意不愿意与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可见与父母同住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不过也因此引发出类似婆媳、妯娌、连襟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及应对之道。
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在美国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来说，美国人高中毕业上大学或工作后，就会搬出去自己独立居住，很少有人会继续与父母住在一起。以前我们的邻居有一个儿子三十多岁了，还与父母住在一起。那时我儿子才上初中，他就常对我们说，这个人看上去很可怜，怎么这样大了还与父母住？我本来对这种事并不是很敏感，加之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根本就没有觉得子女与父母住有何奇怪，但听了我儿子的疑问，就开始关心起周围邻居的情况来了，结果发现，在我们的邻居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这家人家外，果然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绝无仅有。以后搬过几次家，同样的，在周围邻居中，除了亚裔、拉美裔、黑人家庭外，很少看到白人家庭有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
在美国生活的亚裔、拉美裔以及黑人有不少家庭还是保留了与父母同住的传统，根据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统计，以2009年为例，在不同族裔中，几代家庭同居（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比例最高的是亚裔，达26%，其次是黑人，为24%，再次是拉美裔，为23%，白人的比例最低，为13%，只有亚裔的一半。此外，如果以美国出生与外国出生者划分的话，前者几代家庭同居比例为15.6%，后者为24.6%，外国出生者的几代家庭同居比例比美国出生者高九个百分点。
不过，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不少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为了减少开支，许多人不得不搬回去与父母同住，所以前几年出现了几代家庭同居增多的现象，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2009年时，每六个家庭就有一个是几代家庭同居，而且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25岁到34岁）与父母同住。对于习惯父母子女同住的华人来说，五分之一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数字，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百分比，但对于习惯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的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话题，也是一个新的社会课题。
由于成年子女搬回家与父母同住的趋势还在延续，对于房屋建筑商来说，就有必要改变房屋建筑的现有模式，出售一些适合父母、子女同住的房型，以前那种标准流行的一厨一厅两卫三卧一车库的房子，对于习惯各自居住的父母子女来说，就显得比较拥挤了，尤其是对于成了家的子女来说，住在父母家，各自的私人空间必定大打折扣。不少房屋建筑商看准了这个商机，就适时推出一些适合几代家庭居住的房型，比如增加厨房、厕所、车库，将父母的卧室建在一楼，子女的卧室建在二楼等。
子女搬回家与父母同住，很自然地会出现一些财务、家务上的问题，不少理财刊物、家庭关系网站以及会计师们经常会向读者、顾客提出各种建议。有一个专门谈论父母子女关系的网站，在谈到父母如何适应成年子女居住在家的生活时，用的标题就是"如何调整双方关系而不必发疯"，与标题相配的图片则是一位母亲与儿子在扳手腕，极为形象生动。可惜因为版权的缘故，我们不能在此使用这张图片。
成年子女搬回家居住后，父母最常问的问题包括：是否要向他们收房租？双方生活习惯不同、发生矛盾时怎么处理？何时让他们搬出去住？如何不使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如何让他们知道尊重父母的生活习惯？如何分配家务？等等。
成年子女搬回家与父母居住，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出现的新现象，也是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传媒、大众关注的新话题，不过，随着经济景气的逐渐恢复，许多一度搬回家与父母居住的子女，最终会搬出去独立居住，毕竟美国文化的主流，还是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 |
| Posted: 23 Apr 2012 09:36 AM PDT 不轻易开始，不轻言放弃；在最不想遇到的时候遇到，在最不想分开的时刻分开。
小远2012年4月24日星期二 0:32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 Posted: 23 Apr 2012 06:21 AM PDT （本文为写给证券客户经理朋友的信） 近期关于网络营销有两点心得，与各位分享，当抛砖引玉： 1、SNS营销：参与即营销 社交网络风起云涌，通过网站交朋识友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微博、开心网、无数的论坛社区，有朋友问我如何在sns中做营销？直接发广告肯定不受人受迎，此时，参与和融入到社区就是营销。比如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加入网上社区，成为会员、参加活动，跟成员交流，不需要任何直接营销，只需要让大家对你有印象，当然成为热门人物就更佳了。当某日无意间表明自己的工作和哪些方面能帮到大家时，营销就成功了一半。无意间的透露往往比刻意强调更加有效。因此，我们积极参与网上社区，增加曝光机会。最理想的状态是参与到真正喜欢的社区享受其中，而营销成了副产品。 2、博客营销：专业是价值，专注是力量 了解到某营业部有位牛人，通过博客营销，博客的主题全部围绕私募，告诉访问者如何选择私募。通过这种方式每支私募能销售600-800万。这个案例体现了专业和专注的力量。一个大而全、无所不能的网站给人的专业形象不如一个小而精、小而专的网站。从我们个人经验来看，一个人无所不能，这样的人往往是骗子。这给我们启示，博客营销，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更易出成效，把自己做成一个专业和专注于某一小领域的专家，而不是一个金融市场无所不能的大佬。我们的行业这样的细分领域很多，比如开户、私募、公募、固定收益、债券、期指、两融、信托等等，选择一个成为专家吧。 而这两点如果都做的比较好，那结果就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的效应。证券业个人的网络营销其实跟线下营销原理相同，两要素：自己要足够专业、接触到足够多的人——enough！ 相关日志© 张马丁 for 张马丁, 2012. | 链接 | 没有评论  在新浪微博上follow张马丁 | 在twitter上follow张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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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3 Apr 2012 07:05 AM PDT |
| 夏琳 •克勒（Charlene Makley）：亡者的政治生命 Posted: 23 Apr 2012 09:27 AM PDT   作者：Charlene Makley（夏琳 •克勒），里德学院（Reed College）人类学系。 译者：傅春雨 @boattractor_cj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时间：2012年4月10日 原文网址：http://culanth.org/?q=node/538 最近接连发生的藏人抗议中国国家迫害的自焚事件，再一次向人们提出了若干痛苦的问题：有何政治影响？外部世界能否见证、感受到这类事件？自焚对藏人而言基本上是史无前例的，并且有德望的喇嘛痛心这类行为违背了佛教徒不伤害生命的原则。自2011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自焚（多数是年轻的僧尼），在藏人中间，以及在他们遍及中国内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中间，就这类行为的道义性和政治含义引发了相当痛苦的争论。一些评论者以非暴力和普适的慈悲心向现代派佛教协会（modernist association of Buddhism）呼吁，询问自焚行为究竟是属于暴力的"自杀" 罪孽，还是利它、非暴力的"牺牲"？针对见证和报道这类事件有何影响的指责和反指责交织错杂，而这究竟是在鼓励年轻人效法这种"有害"或"无谓"的暴力行为？还是在放大烈士们为被压迫藏人舍身发出的"有意义"的抗争行为？ 对于我来说，面对这自残和死亡的可怕景象所带来的新一轮极度痛楚，不由使我想起了在2008年藏人广泛的抗议遭受军事镇压，我生活在青海省藏区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感受到的道德困境。也让我想起了维纳•达斯（Veena Das，见译注1）（2007）和其他人的劝告，对涉及民族学的有关暴力的问题不要盲目迷信见证人的叙述，因为人的观念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生活经历而变化，因而影响到对之诠释的民族学。因此，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避免就自焚的内在意义或道义进行争论，而只将这种抗争主要地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形式来看待（在自焚事件中，自杀者的身体变成了一种主要的媒介，就如同在自杀炸弹攻击中，自杀者的身体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武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是藏人在日益加剧的国家迫害和剥夺之下被迫求助于自焚作为传播媒介；而另一方面则是由外国传媒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媒体进行的华丽演出。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开始理解"亡者的政治生命"（ Verdery 1996，见译注2）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转换演变，这门正在深化的"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Mbembe 2003，见译注3)关系到藏人和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边缘化的族群，并使得所有的旁观者成为了同谋嫌犯（参见Sontag 2003）。 正如我在2008年所观察到的，对藏人抗议的军事镇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正式进入到一种异常状态，它不再封锁、围困特定对象的敌人，而是封锁、围困整座城镇和整个地区（参见Mbembe 2003:30）。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该地区所营造的沉默和压抑不仅象征着对个体"声音"的压制，而且更是象征着整个藏区原住民所感受到的那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支离破碎的切割、无可动弹的紧逼——一种与过去熟悉的时空丧失了关联的恐怖感觉；对于许多藏人而言，这种感觉似乎复活、再现了毛泽东去世之前那段时间作为藏人在藏区所受到的创伤。看到城里的藏人只能躲避在家，在人民武装警察和特别防暴警察那警惕的注视下小心谨慎地过日子，我就不难理解抗议和镇压是多么严重地威胁了一种我所称之为的"默契"， 在改革年代藏人和国家（领导人中的改革者）之间存在着对话和"默契"：不公开强调藏人的历史，不公开强调藏人特殊的（宗教）权威来源及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即便是中共汉人领导实施脱离地方实际的"发展"（ Ch: fazhan, kaifa，即汉语拼音的"发展"与"开发"），即便是在该地区大力推行商业化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也没有危及那种隐而不宣的约定默契。 从实际效果上讲，在2008年的镇压中，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消失了的抗议者的幽灵，那些被安全部队杀害和囚禁的人的幽灵（那年春天，整个藏区都在流传着极度痛苦的耳语传言），将以前半隐藏的被封锁、围困的状态（偶尔有不明智的异议者）扩大为针对所有藏人的，日日持续的封锁、围困。与维纳•达斯在印巴分治之后的印度所发现的情形相类似，这种恐惧扩大化的过程有全面撕裂藏人赖以生活的社会道德经纬的危险，而这脆弱的社会经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经历了毛时代对该地区造成的巨大的创伤之后，无意识地重新修复编织而成。这也即是说，政府力图抹去2008年抗议者死亡的记忆，反而在实际上帮助释放了毛时代死难者的幽灵，需要痛苦面对的道义质问再次被提出，同谋、帮凶的问题困扰、纠缠着所有老一辈藏人，尤其是那些从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利的老一辈藏人。面对社会价值的衰亡， 面对有着巨大传染性、不合时宜的冤魂重返，我发现我的许多藏人朋友都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悲伤，突然失去了旧有的约束。于是他们在2008年春夏转而参加草根的大规模悼念亡灵活动——抵制由（官方）寺庙主持的庆祝仪式，而去参加大规模的（自发）祈祷法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把从2009年以来的藏人僧尼和喇嘛的自焚，看成是上述地区亡故者的政治生命一种悲剧化的集体激活（发生在2009年的首起自焚，实际上就是抗议歪曲和抹煞2008年的镇压和死亡）。自焚（实际上）转化成了这样一种的抗议形式，它将以前（被屠杀）藏人的灵魂和（现在自焚藏人的）灵魂交汇链接在了一起，从而放大成了记念哀悼的政治（运动），从被分割、围困的区域扩展到包括所有藏人散居地的整个藏区。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将燃烧的躯体视为信息交流的对话媒介。在极端封闭的状态下（如在第一起自焚发生的阿坝州），政府的话语权控制主宰公共表达空间，抗议者如何能够公开地"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处境和不平？在言辞表达被剥夺的情况下，该使用什么样的文体和身体符号(参见Das 2007， Butler2004)？ 自杀作为抗议在中国地区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自杀抗议甚至自焚的做法，在中国境内被边缘化的群体中呈增长趋势。面对市场化改革，他们的绝望和愤怒与藏人相似，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却是完全不同，正如因抗议地方腐败官员剥夺财产而威胁要当众跳桥的江西农民的T恤衫所揭示的那样：一件写的是"天理何在？" 另一件则写着"以死呼唤良知"（NTDIV Aug. 2011）。与此相对照，藏人的自焚则是以佛教徒舍身求善的信念为特征，而所求之一就是佛教徒的最高寄托：达赖喇嘛的重返，正如他们最后呼喊的口号和手写的传单所表明的那样。令人恐怖的、燃烧的躯体，是作为主要的抗议媒介，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对僧人和达赖喇嘛的污蔑中伤的抗辩，自2008年以来这些滑稽的诽谤超越了政府暴力和媒体的底线；然而，我们却不得不见证，自焚者被描述成了应该严厉打击的"恐怖分子"。事实上，当集体抗议的空间大幅缩小，藏人僧侣（和两位尼姑）的自焚基本上是年轻人个体的行动，是自愿和利它的反对行为。我禁不住要想到， 当整个高原蔓延开集体的、非复仇的悲哀，当沉默在严密封锁下燃烧，伴随着政府安全部队（以强迫失踪的方式）和国家媒体（以不停的新闻检查）的不断清除，这些自焚者燃烧的躯体其实是在"预示"严酷的、最终的（藏民族的）死亡，这点至为重要。这些燃烧的躯体也提供给（世人）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鞠迪什•巴特勒尔，2004，"不安的生命：哀悼和暴力的力量。" （Butler, Judith.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New York: Verso.） 维纳•达斯， 2007，"生命与语言：暴力及习以为常" （Das, Veena. 2007.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阿克利尔•蒙贝贝， 2003， "死亡政治学" （Mbembe, Achille. 2003. Necropolitics. Public Culture 15(1): 11-40.） 苏珊•桑苔格， 2003， "他人的痛苦" （Sontag, Susan. 2003.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凯瑟琳•温德瑞， 1996， "什么是社会主义？之后又是什么？" （Verdery, Katherine. 1996. 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译注： 1：维纳•达斯（Veena Das），印度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专注于暴力与苦难的研究。她的研究拓宽了人类学的领域，使之触及暴力，不公正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译注2：凯瑟琳•温德瑞 （Katherine Verdery），原罗马利亚社会学家，现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人类学教授。主要从事有关东欧民主变革后社会转型的研究。其著作"亡者的政治生命"围绕东欧民主化后一些前政治人物遗体移葬及塑像的处理，讨论了这些人物对后社会主义时期东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遗留影响。她认为被记忆的死者之遗体是历史的物质符号，会长期存活于其身后的政治对话之中，对评价历史，重塑未来产生贡献，并反过来决定自身的"命运"---对这些符号的重新界定。 译注3：阿克利尔•蒙贝贝（ Achille Mbembe），出生于喀麦隆，现为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政治和历史学教授，也是美国杜克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在论文"死亡政治学"中提出主权或权威的最高形式就是决定生死的权力，而决定生死的权力并不总是由最高权威掌握，在特定的情况下，是由社会不同层次，组织，机构，团体所享有。对这一权力的征服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反抗，牺牲，恐惧等概念的定义。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Charlene Makle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eed College The recent spate of self-immolations by Tibetans protesting state repression in China has raised anew painful questions about the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of witnessing such events from afar. Virtually unprecedented among Tibetans, and lamented by high-ranking lamas as violating the Buddhist emphasis on the sanctity of life, the series of self-immolations (mostly by young monks and nuns) since 2011 has thrown Tibetans and their supporters, and critics in and outside of China, into anguished debates about the moral nature and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se acts. Some commentators invoke modernist associations of Buddhism with non-violence and universal compassion to ask whether the immolations are sinful, violent "suicides" or altruistic, nonviolent "sacrifices." Accusations and counter-accusations fly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witnessing and reporting these events: does it encourage the "destructive" or "wasteful" violence of youthful mimicry? Or does it amplify the "constructive" protest of selfless martyrs on behalf of oppressed Tibetans? For me, this new anguish in the face of the terrible spectacle of voluntary maiming and death recalls the moral dilemmas about the role of the anthropologist that I encountered living in a Tibetan town in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widespread Tibetan protests in 2008. And I return to Veena Das (2007) and others' calls to reject the witness' fetishization of the event in favor of an ethnography of violence that would move with events as people reframe them over time and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In this light, my own approach is to avoid debates about the intrinsic morality or meanings of self-immolation to consider such protests as primarily situate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where the suicidal body becomes a primary medium versus, as in suicide bombers, a crucial weapon). We can then see that Tibetans' recourse to self-immolation as mass media is called forth by intensifying state-sponsored repr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on the one hand, and by foreign and PRC state media spectacles on the other. This would allow us to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shifting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Verdery 1996) in post-Mao Sino-Tibetan relations, an intensifying "necropolitics" (Mbembe 2003) that links Tibetans to other marginalized groups in the PRC and draws all observers into problematic complicities (cf. Sontag 2003). As I found in 2008,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ibetan protest institutionalized the CCP's state of exception in a state of siege targeting not a specific enemy but entire towns and districts (cf. Mbembe 2003: 30). In that context, the silence that descended on the region indexed not just the repression of individuals' "voices," but Tibetan residents' terrifying sense of disorientation, fragmentation and immobility--the loss of familiar spatio-temporal contexts that for many had seemed to (re)vivify the region as "Tibetan" in the early post-Mao years. As people in town retreated to the cover of homes and the careful banality of everyday routines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People's Armed Police and SWAT troops, I came to see how the protests and crackdown had gravely threatened what I call the reform-era "silent pact" among Tibetans and their interlocutors in the PRC: an unspoken agreement not to publicly address the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specifically Tibetan sources of authority, even as programs to "develop" (Ch. fazhan, kaifa) and commodify the region and its resources were pushed through under the auspices of distant Chinese CCP leaders. In effect, the 2008 crackdown and importantly, the spectre of disappeared bodies of protestors killed or detained by security forces (rumors of which circulated across the community in anguished whispers that spring), extended the state of siege from its previously quasi-hidden status (the occasional unwise dissident) to the everyday lives of all. In ways similar to what Das found in post-partition India, this process threatened to tear apart the delicate socio-moral fabric of Tibetans' lives, rewoven after the largely unacknowledged mass trauma of the Maoist years in those regions. That is, state efforts to erase the deaths of protestors in 2008 in fact helped to unleash the spectre of the Maoist dead, raising again moral questions about painful complicities that haunted all Tibetan elders and their kin, especially those who had benefited, politically or economically, from Chinese state intervention. I found that many of my Tibetan friends experienced this sudden loss of context as great fear and grief in the face of a kind of social death, the deeply polluting return of the untimely and unnurtured dead. Hence the turn,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2008, to grassroots mass mourning practices (avoiding celebrations in favor of monastic offerings, attending mass prayer assemblies). Those practices in turn elevated and politicized the roles of Buddhist monks and lamas as death specialists above all. In this light, we would have to see Tibetan monks and lamas' turn to self-immolation from 2009 on as a tragic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in those regions (the first one in 2009 after all was to protest the erasure of violence and death in 2008). The shift to self-immolation as protest is a mass-mediated process that serially reframes and scales up the spectre of untimely Tibetan death, from particular regions fragmented by the siege to a pan-Tibetan politics of mourning encompassing the entire diaspora. In thi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specificities of immolation as a dialogic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extreme states of siege (like that in Ngaba prefecture where the first immolations occurred), where state narratives dominate all public speech, how do protestors "show" grievances publicly? By what texts and bodily signs in the absence of access to words (cf. Das 2007, Butler 2004)? Suicide as protest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ese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protest suicides, even self-immolation practices, have escalated among marginalized Chinese groups in the PRC. Their despair and anger in the face of market reforms links them to Tibetans, but the t-shirts of the Jiangxi farmers who threatened to jump en masse off a bridge to protest their dispossession by corrupt local officials evince a very different cosmology and relation to the state: "Where are heavenly principles?" said one shirt, "I use my death in exchange for a righteous soul," said another. (NTDTV Aug. 2011). By contrast, Tibetan immolators frame that practice in the specifically Buddhist idiom of the intentional conquest of death, one that, in their final shouts and hand-written pamphlets, indexes the absent Buddhist sovereign: the Dalai Lama. But we would have to see the horrifying spectacle of the burning body, the primary medium of protest, as most importantly a dialogue with the grotesque excess of state violence and media vilification of monk protestors and the Dalai Lama that, since 2008, has been framed as a war against "terrorists". For example, as possibilities for collective protest radically narrowed, Tibetan monks' (and two nuns') self-immolations were largely the individual acts of youths, presenting them as oppositionally voluntary and altruistic. But I'm left thinking that, in the face of collective, unrequited grief across the plateau, the burning silence of Tibetans under the ongoing siege, what immolators' bodies most importantly "show" is the searing fact of untimely death itself, against its ongoing erasure by state security forces (in 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by state media (in ongoing censorship). The impossible question they pose for us is what to do about it. ADDITIONAL LINKS Anthropology and the Anaconda - Charlene Makley 28 March 2012 REFERENCES Butler, Judith.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New York: Verso. Das, Veena. 2007.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bembe, Achille. 2003. Necropolitics. Public Culture 15(1): 11-40. Sontag, Susan. 2003.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Verdery, Katherine. 1996. 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延伸阅读：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关于藏人自焚之特刊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4/cultural-anthropology.html  |
| Posted: 23 Apr 2012 11:58 PM PDT 杨支柱，你好! 没生孩子之前，没觉得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多可恶，因为这个似乎离我很遥远。 但结婚之后，发现这个政策真的很可恶，我每年有三次要被迫到计生办接受不能拒绝的"服务"---双查（查环查孕）。最让我愤怒的是，这其实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身体检查，但她们说这是一种服务，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服务"。给你一本计划生育服务证，让你每次拿着这个证去被查体，美其名曰"服务"，太让人气愤了...... 后来我生了第一个小孩（男孩），看着可爱的小孩一天天长大，在我本能的母性里，我很想再要一个小孩。但是计生那边催我去上环，催我去办独生子女证，这让我极度反感，心想着，如果我一直不去办，他们会怎么对我。我是农村的，父母和老公也是同一个村里的，我们村的耕地都已被证用，剩下房子在等待被拆迁。这个形势对我非常不利，因为计生，村官和拆迁办的人，都是一伙的，他们到时肯定会通过卡住某些环节来逼我。最让我失望的是，我的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对政府非常依从和认同，从来不认为有不合理的地方。说明白了，我觉得他们到时肻定跟这些计生，村官及拆迁办的人站成一线来逼我。 后来，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虽然有点意料之中，但是这给我带来的心理挣扎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和丈夫都不忍杀死这个生命，但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 如何躲计生那边的"查体"；就算生下来也要付十几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目前单位虽是外企，但是对超生要付"连带责任"，所以我只能辞职；目前有房贷需要按月支付；丈夫的家里有父母要赡养；如果小孩真的生下来，我父母在房子拆迁方面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肯定会恨我一辈子的...... 所有这些问题让我寝食难安，我这辈子之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其实，如果可以继续上班，把肚子里的孩子正大光明的合法的生下来，不用缴社会抚养费，我们夫妻俩养两个小孩、付按揭、赡养公婆，都不是问题。如果我不上班，家里收入少了一份，同时多养一个孩子，再缴十几万的社会抚养费，我们的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 这件事让我看透了计生政策的本质，它简直就是批着"合法"的外衣抢劫，比抢劫更令人痛恨的是它还让你失业，断了你收入的来源。本来孩子就是我自己养的，却要交给政府"社会抚养费"，这笔巨款他们是怎么用的我根本就无从得知，但想得到大部分是被他们腐败掉了，然而这是我辛苦工作的血汗钱，是我的孩子们最需要的抚养费！ 就算最后我的孩子生下来了，交了社会抚养费，那么我的另一个悲剧也会到来，我会被强制结扎。而且最大的可能是，如果我不结扎，小孩的户口不让上。因为在我们这里的农村上户口，是需要村委那边开证明的，如果没有这个证明，派出所那里不会让你上户口。说到被结扎，我就觉得这是最不人道的行为。我以前家里养的猪，为了让它好好长肉，不发情，我爸会请兽医来给它阉了，不让它和母猪交配产子。做为一个有自主选择的人，如果被计生逼去结扎，那这个人和被主人阉掉的猪，在对待身体这个方面，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被逼结扎，那我和一只被阉割的动物有什么区别？ 我之所有会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现在仍然在痛苦中挣扎，不知道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看到这里，你应该也知道了，我并没有做一个杀死自己骨肉的母亲，我仍然在坚持着，祈求我的孩子能够平安的出生。我已经决定辞职。这周是我最后一周在这里上班。 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对现行计生政策深恶痛绝，希望它可以早点放开二胎限制。同时我也感到这个政策放开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目前这种形势和体制下，改革这个政策有多么难，如果决策人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改革呢。通过这个事，我同时也对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持悲观的想法，觉得这个社会和政府是没有希望的。 希望你能在促进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方面有所进展，为百姓造福，为人权伸张正义。 judy |
| Posted: 23 Apr 2012 07:31 AM PDT
4月初中国国家版权局发布了最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4月末最高法又公布了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我这里所说的"新版著作权法"就是指这两个而言。 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被延长在新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中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成了"视听作品"（见修订说明），并且规定其保护期为发表后50年，而原来同为保护期为发表后50年的摄影作品则不再单独提及，这也就意味着摄影作品的保护期限由原来的发表后50年变相延长为作者死亡後50年。 新版著作权法第二十七条相关规定：
目前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
注：在草案中，视听作品和摄影作品视为两种作品类型。其中，视听作品即现在著作权法中所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视听作品是指固定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 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技术设备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草案第三条第12款）。照片等属于摄影作品（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 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草案第三条第11款）。 草案第八十七条规定：
根据这一改变，在维基百科以及维基共享资源上的许多原本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摄影作品将可能从公有领域又转回受著作权保护状态。 网站外链侵权网页可能被视为侵权最高法颁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
也就是说维基百科中的外链内容如果是侵权的，维基百科将可能被视为侵权。 题外话：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期在新版著作权草案中，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期继承了了原来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其著作权保护期为作者逝世后50年。计算机软件作为飞速发展的作品，即使是50年的保护期都仍然过于漫长，更遑论作者逝世50年后作品才进入公有领域。这么长时间的保护期限，即使不说还有没有人会去用，恐怕很多软件在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能不能在机器上跑起来都是一个问题。而这也就丧失了著作权设立保护期的意义。 著作权的保护期著作权设立保护期，重要的一点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著作权不同于有形的财产，著作权持有人在作品上应当取得足够多的利益法律对此进行保护。而在足够长的时间后，作品的利益获取已经足够多，此时作品就进入公有领域，让所有人都可以在此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最大化的利用作品的价值，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而这也正是中国著作权法立法的根本：
要知道，创立版权制度的初衷是：借由给予创作者一段时期的专有权利，作为（经济）刺激，以鼓励作者从事创作。当专有权利期间届止，作品便进入公有领域。公有领域的作品由于没有专属权利人，因此公众有权自由使用它们。 而对于前述的摄影作品而言，由于其介质的特殊性，作品难以长久保存，作者逝世后50年才进入公有领域的话，许多摄影作品可能已经无法再被公众加以利用创作。即使现在摄影作品越来越数字化，但是数字化内容的长期保存在科学界仍然还是一个难题。此外，对于软件而言，作者逝世后50年才进入公有领域，更是对公众的重复利用和再创作几乎无法产生价值，完全违背了著作权立法的初衷。 著作权的立法过程，本应该是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但是现在这个草案，一方面对音乐人的利益过于剥夺，立法过于宽松；另一方面却又对公有领域进行侵占，立法过于严苛。实在搞不懂这个草案是怎么弄出来的？ 如果你对著作权法草案有任何意见4月30日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对修订草案提出意见： Recent Comments |
| Posted: 23 Apr 2012 06:05 AM PDT 中国人喜欢叫印度人"阿三"，但不知道14个印度，会让中国人目瞪口呆。 第一，首先大家要知道印度二战后建国,尼赫鲁当印度总理，搞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叫做尼赫鲁社会主义，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印度穷的原因了吧!社会主义祸害印度40年,当然只能穷了。但是,印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在大工业领域，基本不涉及农村，所以印度没有出现中国那样，在和平时期饿死十分之一的人口,高达几千万人的事情。由于印度主要的工业都是官办的所谓"公有制"，所以印度工业发展效率很低，印度在这建国的头40年里基本没有什么发展。 第二，印度建国40年后,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正权的灭亡，印度也逐步抛弃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以90年代后， …… |
| Posted: 23 Apr 2012 06:04 AM PDT 原文：http://dadazim.com/journal/2012/04/national-illusion/ 九七之後，前線警員淪為權貴的家丁護院，只是整幅圖畫的一小部份。我們要詰問的是：為甚麼港英政府竟然比「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還要重視民意，而中國人指派的新政府卻比港英更像一個殘暴的殖民主子？其實一切都因為「民族」這個因素。香港昨天的風流，今日的折墮，秘密盡在「民族」二字之中。 英國人以少治眾，既忌憚於老家民選政府的輿論壓力，又擔憂施政不善，會引來港人「民族情緒」的反彈。所以每推行政策，皆準備萬全，照顧各階層，打通天地線，以確保不會引來民意反彈。因為中國人治不好中國人，那叫「施政失誤」。如果英國人治不好中國人，那就是「外族欺壓」。在全世界建立過殖民帝國的英國人，跟外族打交道的經驗堪稱世界第一，怎會不知道小心？二戰以後，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伸延到香港。英國人更要慎防香港的民族主義被用作反對其統治。即使打壓左派和工運，也同時要用懷柔手段安撫大眾。
主權移交：近親繁殖的開端 然而，香港在九七年「回歸祖國」之後，因為「港人治港」，北京不只指派了一個低能的特首。而特區政府亦自視「港人治港」，反而失去以往英國所抱持的戒慎恐懼。北京無條件支持港府，再加上「回歸祖國」的民族感，左派愛國陣營紛紛歸邊。結果是葬送了社會的多元制衡和良性博奕。 英人在朝之時，民間反而卻有鄉事派、各式同鄉會、由左派組織的工人團體、還有華資商人等等勢力。英國人的統治方法是行政吸納政治，提拔社會精英，以華制華。因此，社會分裂出多個力量均等的利益集團。政府只能間接管治。它不能一意孤行，必須與社會各界共謀協商。 可是九七以後，鄉事派、同鄉會、工人組織、各大政黨、商界巨富，皆聚集於同一支愛國陣營旗下。為團結而相同的後果，是政治光譜漸趨單一，社會各界無法產生良性和有機的互動。政治決策淪落為西瓜靠大邊的「點票政治」。警察打人，也不再是「民族欺壓」，而僅僅是「維持社會秩序」。 民族幻覺 「同一性」帶來的不是團結，而是政治近親繁殖所產出的低能兒。（搓my breast和黃成智的英文就是個浮面的例子）特區政府在北京「一片好心」的全力支持、功能組別的保駕護航下，自覺天下我有，所以任意妄為，不聽民意。車不知毀了多少次，人也不知亡了幾多回，整個政府依然不改其剛愎自用。 「民族」在本地政治上是一個如此吊詭的現象。它既是特區政府權力合法性的來源，但又同時是毀滅本港政治一直以來多元有機的催命符。因為「民族」相同，所以要和諧，要團結。但社會正是因為「團結」而撕裂成簡單的上下階層。上層自恃朝中有人，所以瘋狂剝削下層。下層社會也就摧生了九七以前不曾出現的反抗運動。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先秦的政治哲學很早就提出了單元政治所帶來的問題。就拿《易經》第八卦「天地否」來說。彖曰：「大往小來， 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看卦，三個陽爻在上，代表「天」。三個陰爻在下，代表「地」。天在上，地在下，彼此互不相干，這是個不好的狀態。因為天地無法交接，則萬物無法從混沌中化生。正如近親繁殖所生的後代會有基因缺撼、一黨專政的政府必然腐化獨裁。 香港社會的多元格局歷經九七大劫，已經半死不生，重建須時。而港政之萬般失敗，皆因「民族共同」的幻覺、為相同而相同的國族迷思。 |
| Posted: 12 Apr 2012 02:04 AM PDT 最后一天是此行最痛苦的一天，头一天的自由行虽说散漫，足迹遍布闹市区，脚已受伤（为了多逛逛，没时间买新鞋，事后我妈说我傻，我心想，换做你你也没时间！），上了大巴车，我说我就在车上休息，今天哪也不去了。 我爸因为看了国会议事厅心满意足，也决定哪都不去了。但到了新宿御苑，一种神奇的吸引力把我们带进去了，成为这一天旅游的精华，也成了赏樱游的"樱"之所在。 新宿御苑在闹市区，我心想大概是上海城市绿地的概念吧，很快就能逛完了，而且肯定不好看，你能指望城市绿地好看吗？ 走进去就被门口的阔达高樱花震撼了，樱花怎么能长那么高呢？我上来就要拍，LEON说里面肯定有好看的，你一进来就卡在门口了耽误时间吧？ 那我不管，我还是拍了门口的樱花，在阴沉的天气里，巨大的樱花垂到人的肩膀上，那景象人家在国内没见过好吗？ 走进去，我们在英式庭院和日式庭院之间纠结，选哪个看呢？我爸倒直爽，看了一眼英式说，那不是英式吗，庄园式，一眼就能看完，去看日式。 我爸总能给我终极答案，不管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听了都不用再自己动脑子了，跟着就是。巴巴地跟着，还不时被批评太慢。挨吵也是必修课，淡定。 到了日式庭院，新宿御苑只走了一小半，目光所及，各处精致干净，我惭愧用"城市绿地"冤枉它。我说原来这么大啊，市中心啊。 爸说，是太大了，这块地，得花多少个亿（买地盖楼的话）。 低矮的樱花垂到了地上，日本人都在旁边摆拍，我说，樱花通人性啊，多矮的人都能拍到自己跟樱花的合影，你见过这么低的樱花树吗，作为树，也太低了。 我爸的感叹也来了：你看不见吗，这肯定是日本人弄出来的，在它成长过程中想着法子不让它长高，长成这样。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心里略过门口那株巨大的樱花树和东京路边与三层楼比肩的樱花树。 爸说，肯定是，他们肯定是用了什么办法，让树不长高只长宽，按着他的想法长。跟教育一样。我就不反驳了，我爸绝少说一件事时在后面加上"XXX也是这样的道理"的废话，他想教训你就直接教训，不给前奏。我默想了几秒钟，说懂了，爸我明白。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处高耸笔直的树林，他想要怎样的树呢？我必须把这句话传达给相关人员和我自己。 小桥流水走过，进入一片树林，穿过树林，视野豁然开朗，参天樱花树林遮天盖日，真的是参天。樱花树林。遮天盖日。有个老婆婆站在树林中间，背对我们看着樱花，岿然不动。我们离开时她还是那个姿势，风吹樱花，她定在那里。这几天我们见到的就属老年人多，银发族在日本是最有钱有闲的，退休金高、福利好。老人们旅游，装备齐全，帽子、防风服、运动鞋、背包、高档相机，一个不能少。他们还行动快速、少言寡语，要么安静地等一朵花开要么小跑穿过防止被你拍进镜头，要么像这个老婆婆，找个震撼的视角定在那里。我忍不住把她和这片融合了粉、白、绿樱花的树林拍了下来，稍后会有图（歪酷。。）有一次我们回大巴车早了，得以欣赏到旁边大巴车里的两个老婆婆。正值中午，老婆婆每人手捧便当，边歪头聊天边秀气地吃着便当，谈笑间神情似少女，那一定是闺蜜吧？ 我说，爸，日本老太太的衣服都有角！好平整啊。像不像你当兵时叠的方块被子，有角有楞？ 爸说，像。人家做什么都是。干净，利索，清爽。 新宿御苑的樱花不算多，也不密集，也没形成樱花树道，贵在人少，吃完早饭进去，空气清新，心旷神怡。我们当时只觉得漫步其间心神恬淡，并未总结为何这般舒坦。到了上野公园，见识了人山人海的赏樱人潮和樱花道，才懂了新宿御苑的优雅。领队说，上野是免费参观，新宿御苑要买门票，150日币，所以人少。150日币也就11块钱人民币左右（1:13了已经），你可以守着一整棵甚至一整片樱花欣赏，风起，樱落，人们都很有礼貌。 上野公园就不说了，我们完全找不到一个角度拍一下，樱花树完全盛开，气势如虹，但人也多，每棵树下都铺着蓝色的塑料布，很多人在下面聚餐（夜里二三点就得去排队抢位子），我实在看不出有啥可喜悦的。为了表示不认同 ，我也拍下了，稍后会用无数的后脑勺与盛大樱花道的合影说明真相。从中国来的人，看见人潮，马上疑心回国了。从上野公园匆匆逃走（逃之前吃了公园内小摊位的小吃），把最美的樱花美誉送给了新宿御苑。当然你有精力也可以在东京各处寻找最美的樱花，这个川那个川的，也都涌满了赏樱人群。需求之大，多少樱花都不够。到了浅草寺，爸戴上在表参道买的帽子，拍照，吃小吃，逃走。爸再也不说日本看不到人了。 下午逛银座，我们直奔三越。走马观花。居家用品那一层，爸又被征服了。爸说，日本，你妈不能来。她一逛商场，谁等她她都不会出来的，乖乖，那真是高手。 其实爸是有多遗憾，我妈和我弟夫妇要是在，他会多尽兴多畅快。 我的脚已不是脚，我请求脱鞋行走，爸不许。在机场也没货好扫，此行的机场是成田，真心比不上羽田啊。晚上坐飞机脚肿的像面包，鞋脱了就穿不回去了。我在浦东机场赤脚行走，爸想着回国了脱吧。 |
| Posted: 11 Apr 2012 02:04 AM PDT 东京自由行的一天，收获有三。第一便是，我爸一定要去的日本国会，连带附近的皇居，专修大学，某神社，使我对丸之内那一块地方加强了认识。 我爸说，经常在电视上看见日本的国会大楼，来东京怎么能不看国会，那叫来过东京吗？ 我们便来了，路过日本某大党的本部，还有众多政治性很强的大楼，边走边想，我爸是个人感超强的旅者。国会大楼出现了，我爸很高兴，指着说：就是那家伙。 我说，真难看。我爸说：你可懂？这是日本人开会的地方。LEON赶紧说，对对，相当于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去美国能不看白宫吗？ 我爸这才舒展了眉头，加快步伐走过去。还回头白了我们一眼，暗批我们走的慢，哪还有心情欣赏花花草草？！ 我们正凑在一起商量，路边的樱花不错，要不要选个角度留个影。用你的手机还是我的手机。之类。我们沉迷于小确幸。 到了国会大楼的侧门，爸爸要我们走快点，走到正门去看。我看见一个妆容妥帖、头发灰白但发型极美的瘦老婆婆，手里扯着小男孩，在侧门等待什么。 我想，不会是上访吧？再一看，她身后是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平民可参观国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还有就是：免费参观。 这个老婆婆可不亲切了，头发灰白，两道浓眉却乌黑的很，她用浓黑的粗眉毛看着我，还把小男孩往怀里拉近了。哼，不是上访你拽什么呢，你都没有冤屈！我心想。 我叫住爸爸，等待免费参观国会，爸爸很诧异：能参观？我说免费。他更把持不住了：真的吗？！ 工作人员让我们填了单子，安检，等待整点进入。我爸始终觉得不可思议，外国人也能参观吗，他在心里反复问。还免费。他肯定嘀咕了。 我实在不感兴趣，跳过这一段吧，大体是跟着队伍进去了，参观了一圈，还观摩了国会开会（当然是没真的开会，但肯定是那个厅，坐在旁听席上昏昏欲睡）。还研究了国会内部使用材料，我爸说那水泥柱子，一看就知道当时工程质量不高，之类，全部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 走出国会议事厅的大院子，来到大街上，樱花如雪似云，到处都是，马路边都是，议事厅前面的公园里也有。我们走到距离非常非常近的皇居，从樱田门拐进去，小看了一眼。中国游客暴多。东京是中国口音集中的地方，我爸会发现，他开的玩笑以为没人知道，却被同胞听见了。人家冷不丁回应他，他吓一跳。 樱花在丸之内那一小块区域内，从皇居的北苑到专修大学，繁盛得像一种象征，像一个寓意，像。。总之不像花了已经，超脱了花的本意。那种繁盛，可以瞻仰。 我们是有多奇怪，我们挂着赏樱的口号来，看个片刻就累了，还嫌多，还嫌樱花太容易看！我们真正自觉自愿做的最多的事情不是赏樱，是吃面条，买各地的瓶装茶，变成拉面+瓶装茶之旅。来东京的第一天晚上，在新宿吃了顿大餐，生鱼片和盐烤、炒菜等各式日本料理一起来，还没吃完，我爸说，吃了这么多半生不熟。搞得我吃兴全无。那两天我不知吃什么好，他们吃拉面我就候着，我就不吃，结果我想吃汉堡想到疯。最终还是拉面完胜。 自由行基本靠东京发达的地铁线，相信我，真的不难。我们还体验了打车服务，专挑老丰田的皇冠，去那种地铁一站就能到但地下换乘麻烦的距离，车费一千多日币的地方。不会说日语也不要紧，写给司机看即可。 ———————— 收获二是意外的假发套。这次加强了原宿涉谷表参道一带的认知，还专程去表参道那家一兰拉面，为我的拉面爱好者的爸，结果他对一兰评价很不高。那好吧跳过。 我们在一条原宿逛，爸爸内急，找洗手间。然后跟我说，刚才路过了一家假发店。 我木讷地说，哦。 爸爸说，我还能找到，里面都是女式假发。我说哦。我不知道假发店忽然变得重要了。 我爸自己找回了那家店，我妹和LEON都不进去，大家都纳闷，这个店，什么情况？！但我爸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我爸说，你可以戴。 我长这么大，我爸都严格要求我的穿着，小时候穿红遍大街小巷的紧身弹力裤都要被他骂，连我妈一起骂。我根本想不到妖娆的假发会跟我扯上关系，还是我爸指示的。所以我想，我爸肯定心不在焉。我说，你说给我戴？！我戴？ 我爸说，多好看啊，你戴戴看，问人家让不让戴。我的汗。。。我茫然了。我说，哪个好看啊，心里在想，我要戴吗要戴吗我没这个意愿啊，我不是这种女人。 爸指了一款，清纯有加时尚有余，店内人气第一名。我自己看中两个。试戴了三个，我爸相中的那个最适合我。我就舍不得脱下了，我看着齐刘海的自己，想想我也有刘海。。 哇我也能有刘海还是齐刘海！！！！当场就想分享给所有深知我对发型苦恼的妞们，自然卷的春天。我激动地看着在店外等候的妹妹，她用眼神鄙视了我。如果快乐是肤浅的，那我肤浅吧。如果鄙视我让你快乐 ，那你鄙视吧。我戴着假发套颠颠地出门了。 —————————— 收获三是六本木。六本木这个地方符合我的气质，尤其戴了假发套之后。 散漫的自由行以六本木留下夜樱照片和买到洼冢洋介《放尿》而结束。回去的地铁上，急切翻开《放尿》，区别又来了。 3G的日本，通讯业发达的日本，常常见人拿着手机玩，但与上海不同的，有多少靠手机杀时间的人，就有多少手捧书本的人。电子书没能攻下纸质书的全部城池。我要说的区别，是这些拿纸质书的人全给书套上了书套，那个内敛含蓄！我也有少少从东京带回的书套，深蓝色布书套，内里印了一条龙，特别尊贵。所以我觉得不可随意使用，我直接捧着新书阅读，被对面的人看到了封面，人家很不以为然：不去说你买书的品味，不带书套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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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1 Apr 2012 01:04 AM PDT 爱知县这家温泉酒店，临海，风冷，房间内空调开得很足，加上空气干燥，稀释过度的温泉带来的强烈失望，我在平等院受到的惊吓和榻榻米的不适应，还有酒店大厅WIFI根本上不了网，各种混乱的体会杂在一起，很可能成为此次旅游的败笔。但清晨的窗外景色和饭厅外如画般的樱花力挽狂澜。樱花树太巨大时，狂风也只能更衬托出樱花树的蓬勃，人家倒不怒放，人家盛大，浩荡。阳光很好，我为窗外的樱花折服了。好吧，就为着与这棵傲人的樱花树的相遇，也算美妙。 温泉酒店与现代酒店的差别，我们的大巴车驶出来，酒店的经理和服务员穿着单薄的衣服出来恭送，跟我们鞠躬，招手，直至看不见我们的车。就算人家是例行公事，也够让人感动。 这一天是奔向东京的长途跋涉，途中在河口湖用午餐，并登富士山。从很远的地方起，富士山像一个指引，一会在左边，一会在右边，一会在正前方，我看了一下就累了，两次来日本都看到清晰的、带着白帽子的富士山，令我对它非常不在意。妹妹说，富士山像不像一个很大的冰激凌，倒了很多奶油。我倒觉得，富士山上飘过的蝴蝶结样式的云很可爱，仿佛要给富士山打包送人。我问爸，富士山和黄山比，如何？ 爸说，富士山太简单，黄山奇绝。他去了很多次还赞不绝口的黄山，跟我看第二次就歇着了的富士山，感情上就差很多。我问的太弱了。 河口湖真心可怕，两次在这吃午饭，不同的饭店，同样难吃。湖又小。团友利用短暂的活动时间坐索道登到山顶，他说，在山顶看很美。但我希望下次不要再吃河口湖的午饭了。 说到这一天的跋涉，路过很多美景，相机拍不下来的，印象最深是名古屋真心大城市，很大的城市，有必要单独去一次。路过静冈，漫山遍野的茶园，相当养眼。 富士山还都是雪，山上很冷，我们行车到2020米的四合目，前方封山上不去。我坦白说，不觉得怎样。拾了点枯枝干果，我就这点出息，到哪都拾松果。 一路上这么晃荡来晃荡去的，我睡了一会。醒来看见爸爸精神抖擞，过了会他睡了，帮他拉窗帘，他惊醒了，说不睡了。 我说睡吧，还早着呢。他说，要抓紧时间看风景。然后坐正了身子，守着车窗吸收路上的信息。我看了看后面的妹妹，睡得呼呼的。我说爸，风衣脱下来吧。爸说不要。我说，脱下来给妹妹盖好么。他立即脱掉。我给妹妹披上，结果我这么轻巧的动作还是弄醒了她，她也抖擞了精神趴到窗口看风景。哼，我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又看了眼熟睡中的LEON，窗帘没拉，身上没搭盖的，不知下车会不会冷，但由他去吧，再弄醒一个，我会自责的。 爸爸属马，将近60岁，此行多个让我敬佩的表现（比如守时）都不说了，这句话却必须记下来。抓紧时间看风景。每个人有自己日本游的体验，爸爸说他喜欢坐大巴旅游，能看到很多。爸爸回家后宣布，本打算买的某车不买了，改买小排量，"要环保、省油"。在京都时我问他，你会不会觉得你盖的房子太大了？他。。。第二天他说，回去把房子改造一下，要不是盖的时候花了很多钱，真想推倒重来。我说，其实可以种很高的树，显得房子小，就会有京都的感觉了。但你觉得，有什么树衬的了你那房子吗？他又。。。我觉得这样问挺不厚道，转而问，要是你的院子只能种三种树，你会选哪三种？（我很担心他说白杨泡桐之类很高的树）他说，樟树。 本来在花花草草上拍来拍去（很像平时的我）的妹妹，这会插进来：你们说什么呢？ 本来在到处看的LEON，看到妹妹来问，也插进来：你们说什么樟树，樟树怎么了？ 我说爸，第二种。爸想了一下，松树。 我说，嗯，是好树。第三种。 爸爸多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桂花。 哇，我好开心，跟我自己想的三种树好相近。但爸还是被京都的宅院打败了，种什么树不重要，他是不会满意自己的房子了。 —————————————————————————— 还没到傍晚，我们抵达东京。此次日本之行的另一个重大收获，东京湾最美是夜景啊。上次白天来已然震撼了我的东京湾，人家的看点是夜景啊！那才叫国际型大都市夜景啊。 我们从东京湾进入东京，从彩虹桥进入市区，这才搞懂彩虹桥的两层是怎么个两层法：上面一层走汽车，下面一层走地铁+汽车。彩虹桥下面偌大一片新车，多如蚂蚁，据说是等待出口的汽车，壮观之极，像机器战士们在战场上只等一声号令。爸说，东京看着这么小啊？还没上海大。 领队出来辟谣：上海加上周边县是多少多少，市区只有多少多少。东京市区是上海市区的三倍。等等。我爸还是说，不大啊。 进入市区，在里面绕来绕去的，路过日本桥，新宿，秋叶原和六本木等所有繁华的地段。爸说，不大啊。过了会又说，还是大，进来才发现大。 我们的酒店在东京湾有明，东京国际展馆的对面。我们得以饱览东京湾夜景，这才知道彩虹桥是夜景中重要的一景，在彩虹桥上缓慢行驶才知道，视野开阔，观景效果好到呆。海啸后整个东京处于省电模式，各家各公司不许超出原来用电量的百分之六七十，否则罚款。即便如此，夜景还是壮阔宏大，精美绝伦。是人家灯好吗？是人家空气质量高吗？爱上了东京湾，这个神奇的地方让我相信，给日本人一大片土地，他们可以证明不仅擅长利用小空间，也有创建大空间的能力。胸怀豁达，视野开阔。真想长久地坐在东京湾看夜景啊，会看哭吗，这么美为啥。 我说，爸这不比外滩夜景好吗？他。。。 其实我的意思是不要拿上海跟东京比。同一个地球，并非同一个家园。把日本看作另一个星球，中国属于地球，我靠此捍卫爱国心（汗，我顿悟，男人越是跟你强调他的爱，越可能刚做了坏事）。 ———————————————— 补一句，日本桥。两次来都没机会逛，但路过的时候，我想到妈妈。日本桥那一块的商店，据说好几家是知名店的本店。看到那些街道和路上的行人，仿佛看到行人中有一个年轻妈妈扯着一个茫然的小女孩。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像妈妈带小孩子的我在FY逛街的最初印象，妈妈说听说哪里哪里好，咱去看看吧？不由分说扯着我的手，逛开了。然后那一定是大晴天，我晒的心情烦躁，妈妈逛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的人民路两旁种满梧桐树，可惜我们不逛人民路，去了暴晒的三里湾。 ———————————————— |
| Posted: 10 Apr 2012 01:04 AM PDT 在豪华的太子酒店睡了一夜，自然醒来，第一念头是想起一件事：今天有个自费项目，宇治体验茶道+参观平等院，要报名去，要亲眼看看日本茶道有多邪乎。 享用了早餐（日本很多酒店的早餐需要排队等候，要登记你几人桌什么的，搞得人一大早不能放松，太子酒店则无此问题，可能是住客少），我们忍不住在空气清新的庭院内散步，无奈风大阴天山雨欲来，我们躲回房间。爸在看日本电视节目，爸过阵子想去台湾，他说到了台湾哪都不去，就呆在宾馆看电视节目，看那些人吵架。即将到来的东京自由行让我明白了，爸在国内看的电视节目太多，局势评论也太多了，好容易出来透气，他希望透过电视节目这个横断面快速展开了解。 我可没时间，我和妹妹又认真地体验了宾馆房间的各种舒适，发着感叹收拾行李。妹说，电视上曾有个节目，采访日本服务员如何分辨各国住客。日本服务员说，中国游客一般会把房间内的一次性用品全部带走。 对一次性用品不来电的我嗤之以鼻，日本服务员未免武断了，我说我从来不拿，也不嫌麻烦。妹妹的意思是，她要当个道地的中国游客。。。。 妹妹此行不仅在这方面不让日本服务员有错判游客国别的机会，还跟单车和各类免费简介较上劲，一如上次的LEON发誓逢自动贩卖机必尝试。妹妹和爸爸很像，观察细致，眼光广阔，前后左右的东西都要观察到，但不说出来，放在心里。唯独单车，她看见一次惊呼一看，还一定要拍下来：你看人家的自行车多好看，咱那都没有。这样算了，她到哪都要找到放免费介绍单的架子，把上面的介绍分别拿走一样，在大巴车上逐个品读。于是我们有了很大份的东京地铁图和很详尽的每站地铁剖析图，还有酒店附近介绍、某城文艺表演、上野公园樱花品种详细介绍。然后她大可得意了，这些小册子莫不是图文结合，内容扎实且包罗万象。单说上野公园的樱花介绍，一页之内，罗列了上野几十种樱花的颜色、花期时间、名称、位置、棵树、特点、真实照片。从上野回来的路上，读了小册子我才敢相信在新宿御苑看到的绿色花瓣是樱花之一种。还有一点，一页之内罗列内容如此多，排版依旧清爽，让当了几年编辑的我心服口服。 到了这一天，已是我们团共同相处的第三天，大家彼此熟悉了，私下也都交换了对领队和导游的不满，只等一个机会，群起攻之。宇治成了导火索。 在酒店大厅 ，交钥匙时，我告诉导游，今天的自费项目，我要去。导游说：去不了啦，我们订的太晚了。日本的参观活动都是要预约的。 大巴启动，我们在车上谈起今天的行程，宇治必然被提了出来。有人问，宇治还去吗。领队说，宇治没什么意思的。围绕这个主题，他说了一顿，还说上午玩了岚山，可以早早去爱知县的温泉酒店歇着，去宇治就耽误时间了。接下来是导游，换了一个角度，说今天有台风你们知道吗？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不去宇治了。 团里有个人物，已婚12年，身材比小姑娘还好，只要不看脸，猜不出她的年龄，但脸也不差，只要不开口，都是OK的。她一开口，你是跑不掉的。这个女人先说，"台风我知道，在南部，跟我们没关系。新闻我看了。"这个反击何等及时、迅速和占领心理高地，导游料不到我们还看新闻，连台风经过南部都知道，总之她慌了，她第一招就败了。试问核辐射都不怕的人来日本，你说台风，你小看我们不怕死的程度了好么。导游就是导游，马上镇定，以台湾人对台风最懂的口吻说：台风耶！你知道台风吗？你经历过吗？ 我就称我们团这个悍女为赛少女吧。赛少女淡淡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哪一年哪次台风，我就在哪哪（请恕我没听清，也记不下来，我只知道赛少女有凭有据淡淡地说出了日期和台风名称和地点）。 台风这个结，就这样被赛少女打开了。不存在了。导游退下。领队又来了。还是告诉我们今天逛了岚山会很累，早点去爱知县的温泉酒店比较好。这个大家懒得理的说辞，我们一句就顶回去了。导游又上阵了。导游说，现在是很多中国人来日本游玩的时间，大家都对宇治感兴趣，所以早就订满了。在日本，这类参观是要提前一个月的，尤其这种旅游旺季，提前半个月至少。导游还说，我昨天就打过电话了，已经订满了。 赛少女说（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怎么想到的），那我们不去参观茶道了，预约满了就算了。但我们要去平等院，这总可以吧？ 领队说：去平等院是要买门票的，这本来就是自费项目，日币6000，你们知道。如果只去平等院，也是要收费的。 团里第二号女人，风风火火、号称在公司加班比下属晚、经常便秘、过了四年单身生活已不适应与人同住的独立女来帮忙：是啊，平等院是要去的。必须要去。 赛少女说：是啊，茶道我可以不去，平等院必须去。语气坚定，不容马虎。我们这些小虾米也赶紧烘托气氛，对啊对啊平等院必须去。 赛少女马上又改为淡淡的仿若自言自语的语气但全团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平等院嘛，是宇治的古老建筑，一千多年建筑，十块钱日币背面刻的就是那里，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看了京都的建筑，当然要看看宇治的。这个信号传递给导游，不要以为我没做功课。导游果然说：你们都做了好多功课啊，比我还懂。你们的心情我理解。那怎么办呢？ 独立女适当地帮了导游：你打个电话问问吧。独立女一路上都很满意自己的独立、处事能力，她不能放过处事能力低的导游。 领队又站出来：昨天的自费项目你们都不参加。今天的自费项目又要参加。这个是要预约的。而且行程上写的很明白，这是自费项目，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赛少女说，自费项目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去不去，但既然是自费项目，你们要保证我们能选择去不去。现在的情况是，你们没法保证我们选择去。说到底，还是你们旅行社的失误。这个我们是可以投诉的。你说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你既然写在了行程里，就该预留好名额，现在是你们办事不力，我们也没说什么了，但是平等院总可以去吧？要是这个也不能去，你们就太有问题了。 领队说，那可以，但是要收费的。说到这里，我们既然来了，吵着去宇治，还在乎一个人6000日币吗？一说到理亏就把钱搬出来，或者一说到兴头上，就把钱搬出来。这种人真的是无趣极了。我真不想记录，要不是为了能干的赛少女。 赛少女和独立女齐声说，好，我们当然知道自费项目要收费。言外之意不要侮辱我们的身家。 领队又说，但是不去茶道只去平等院，收费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就只收一部分。但到底收多少，我们要请示公司。 赛少女和独立女又一起说，请示吧。 过了一会，领队开了个大家肯定不接受的价，只去平等院，一个人4500日币。 独立女也只是独立，也知道这个价不合理，却又不好反驳。赛少女问，为什么是4500？ 领队说，因为我们需要大巴车，还要买门票。 V5的赛少女说，那不对，大巴车今天本来就是要跟着我们的，不管多晚都要跟着我们，这个价不在里面。平等院更不用说了，门票花的了4500吗？门票顶多也就多少多少吧（她说了一个数字，恕我没记住）。 赛少女随口说出来的门票价格显然更接近我们的心理价位和实际价位，我们这些小虾米又跟着起哄了。说你们这个价格怎么算的？你们重新算。之类的。少不了独立女也在里面用事业女性伶俐的口齿在里面抗议。然后是一片沉默。 赛少女不再啰嗦，扔下一句话：平等院我是一定要去的。你们看吧。 独立女也跟着重复了。 我都忘了我说了什么，什么时候说的，我说没说话！反正我在车里目睹了一切，我爸和我妹则世外高人一样地始终关心着窗外的美景，京都下雨了，雨中的京都似乎把不示人的那一面灵性释放出来，连街景都生动无比。我和LEON密切关注着车里的交锋，LEON说，让他们弄去吧，我们就跟着坚持就行了，一定要去平等院。那个，平等院是干什么的？ 我白了LEON一眼，说其实茶道我也想去体验。独立女马上说，是啊，其实我更想去体验茶道，来日本不去体验茶道算什么啊。果然每个人心中都有"来日本不去XXX算不了来日本"的坚定目标。这么一来，又有人在哀怨茶道预约不上，怪旅游社预约不上。 好了，最精彩的已经结束。结果是导游打电话给香港（这个台湾导游属于香港的旅游公司，锦江则是跟他们合作做当地接待）请示，她不诚心，她说香港没人上班，都在休清明假。赛少女和独立女转为命令领队跟锦江的上海总部联系，"让公司给公司施压"，她们已不顾导游在场。中午，我们游玩了岚山后，领队用一种很幸运的口吻说，我们不仅联络上公司，公司同意了，而且我们还约到茶道参观的名额，有个团不去了。宇治的茶道体验和平等院全部都去，还是原价6000日币。 这次交锋之后，导游锐气全无，往后让干嘛干嘛，领队也忽然变得为我们着想了。 ————————————————————————————————————————— 从郊区的太子酒店到岚山，要穿过京都市区和多个旅游景点，天阴，雨急，我们赶路的浮躁荡然无存，各自守着车窗看京都的街景。不知我们穿行而过的是哪个区域，道路随着山坡起伏，路旁的民宅也错落高低，庭院也都精雕细琢，花草树木围绕。雨中已见盛放的樱花树，占据某个院落的一角，美态辐射了半条街。 在岚山参观了天龙寺，风大雨狂，远处的山峦云雾升腾，疑心真有飞龙盘踞。天龙寺阴冷潮湿，脱鞋参观，多有人冻到拉肚子。天龙寺内有个带池的景观，据说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既然导游什么解说的忙都帮不上，我们此行也就当场感受，事后补课了。天龙寺之后是去竹林小道散步。 中午自己选了面馆吃面，下午一起坐车去宇治。距离京都有段距离，车到后雨停了。 宇治的茶道体验，在一个小院子里，脱鞋进去，一间茶室表演，两个妆容不甚妥当的老婆婆，一个表演，一个端茶。说他们妆容不妥当，是因为我怎么看，口红都有溢出来的错觉，嘴角的皱纹也浸入口红印，粉也涂了，但到底是为啥，显得皮肤干燥。负责表演的老婆婆还气鼓鼓地，发型很乱，没有打理。要不是奉上的抹茶和樱花糕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是一定要接着看她们还有什么让我觉得怪的地方，还有她为啥气鼓鼓的。樱花糕造型感很强，圆嘟嘟地挺立在美丽的盘子中央。造型感太强的糕点我都远远避开，那多半是加入很多胶剂和其他化学制剂的东东，口感未必好，口感好也抵不上毒性大。我这从中国来的主观想法，在日本遭遇了尴尬，樱花糕沙软细腻，入口即化，但速度缓慢，适合细品。我以为是中国那种糕点，本想闭着眼赶紧吃完，我就当了回猪八戒，我一口吃进去，不好意思吐出来，活活地噎着了。抹茶端上来后，我们才知道是一人一粉色手杯，一杯里有一大口泡沫丰厚的浅绿色抹茶，喝了也就喝了。我爸说：我以为几千块钱品茶，肯定要给好几大壶喝到饱，原来是一人一口。 品茶结束后，在附近闲逛，小镇美景如画。樱花半开半合，甚有韵味。在大阪我还抱怨樱花不开，京都要吸收的东西太多，我真的忘了看樱花的需求，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忘记我们是赏樱之旅，后来我看腻了。到处都是樱花，太霸道了。 品茶结束，去参观平等院。忽然天色乌黑，风雨交加。买票进入，伞也被吹翻了。全身湿透，鞋子泡湿。大概这就是台风来临吧。我和妹妹在狂风为一切不是樱花的花怒放艳丽而惊叹，而驻足。不知不觉，我们落在队伍最后。走到平等院旁边时，天色暗黑地像是天地交换，瓢泼大雨在强烈的风势下狂虐无边。凤凰堂幽深飘渺矗立乌黑的风雨中，透过相机的视窗直视这个老建筑，背后直冒冷汗。冷气从何来呢。绕了一圈，走到树木掩映，水池拐出一个角度的地方看凤凰堂，天色黑得可怕，院内照明大灯俱开，我心里很怕，不敢直视这里，透过相机视窗才能稍微镇定地看。但也是匆匆地结束了，不明白这里有股什么震慑力。跑到了凤翔馆，相当于小型博物馆。现代建筑，但风格很现代日式的感觉，稍后会上图说明。后来才知道，凤凰堂是日本贵族建造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是被极乐世界的天地变换吓到了么。这个天气，恐怖感遍布全身。 从平等院出来，风停雨住。我们坐车离开，直奔爱知县温泉酒店平野屋。住了一夜榻榻米，泡了稀释过的温泉，早早睡去。 第二天醒来，拉开纸窗门，外面的山坡和樱花像一件精心打包的礼物盒，灿烂地印入眼帘，心情大好。远处是闪着金光的海。吃早餐的厅位于二楼，一株极高的樱花开满枝头，占满横长的观景窗，亦像酒店准备的礼盒，精美夺目。意料之内，酒店提供的日式浴袍也很居家，足以令我们惊喜，各种摆拍。每间房内备置了保险箱和针线盒，当然还有旧式电筒，可能为万一突然而来的地震准备的吧，不管什么档次的酒店，房间内必备电筒。还有佛经和圣经，给有信仰的游客旅途中平定心绪。 只是一件事，这个温泉不如我们第一次去日本泡的埼玉温泉。在我心里，这个折扣打的相当大。 ———————————— 我前面说的征服了我们的京都小民居恕无照片，途中飞速而过的风景，相机来不及。 进入岚山天龙寺景区。风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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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3 Apr 2012 02:03 AM PDT 本文作者：溯鹰
"坚硬"，估计是人们对山间磐石所产生的第一印象了。不过，就像所有科学家都对量化有着特殊的执着一样，地质学家同样不甘让自己的研究对象停滞在感性的描述上。于是，德国人腓特烈.摩尔以十种晶体为标准建立的，用以量化"坚硬"尺度的摩氏硬度计，便于1812年应运而生（见图1）。在这个尺度下，通过试验被测材质能否被十种标度晶体刻下划痕，就可以推量出这种材质的莫氏硬度值。硬度数值较高的材质能够刻画数值较低者，而反之则不可。如：硬度为7.0的石英（SiO2）便能够轻松地刻得动硬度为6.0的正长石（KAlSi3O8），如果有一种材质能够刻得动正长石而不能刻画石英，那么它的硬度便介于6.0与7.0之间。
深谙科学实验的你可能会说："何必大惊小怪"。——从实际来看，一种矿物的硬度，多少要受混入杂质的多少、被蚀变程度的大小、以及温度和压力等外界条件的控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矿物的实际硬度应该落在一个误差区间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上，因此出现硬度波动的情况，又有什么不正常呢？ 为了明确这种诡异的结果是否真的源自外界条件的干扰，咱们不妨把物理学上那种理想条件给搬过来。我们严格控制压力与温度变量，并使用高纯度的新鲜蓝晶石作为被测对象，尽可能去除一切可能造成影响的干扰项——然后——再测定它的硬度。这次的结果，总会出现一个确定的数值了吧？ 但不好意思，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重复无数次，蓝晶石的双重硬度永远不会消失。4.5和6.5——两个数值如同附身于晶体一般，依然游离在晶体那湛蓝色的美丽表面。换句话说，同时具有两种硬度，是这种晶石自身内蕴的性质，而并非来自于外界条件的杂扰！想一想身边常见的晶体——石英、刚玉、方解石…几乎所有常见的晶体，都不会让自己平白无故地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硬度啊。
由蓝晶石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独特的现象的背后，本质上却是大自然的晶体们普遍具有的一种重要性质——各向异性。简单来说，晶体的各向异性（crystal anisotropy）是指晶体的物理性质随观察方向不同而不同的特征。它与[自限性]、[均一性]、[对称性]与[最小内能稳定性]一起，共同称为晶体的五大基本性质。蓝晶石，便是在[硬度]这一物理性质上将各向异性演绎得最为出彩的代表，因此，这种溢着湛蓝色光的板状晶体，又有着另外一种广为人知的名称——二硬石。 晶体被定义为内部质点在三维空间呈现周期性排列的物体。换句话说，判定一种物质为晶体，便是看其内部是否有某种单元可以供你一直"Ctrl+V"下去而且还完全没有缝隙。为了表示晶体内部这种可以像砖块一样重复堆砌的基本单元，人们引入了空间格子的概念。空间格子是把晶体抽象成具体的骨架，而无视晶体具体化学结构的一种几何模型。可以想象，这种格架自然是由一个个"点"被一条条棱联系起来而构成的。而这一个个点便被称为"结点"。 于是，将目光缩到最小，不难发现，晶体内部最小可重复单元，必然是某个结点沿由它发射出去的棱走，汇合所有相邻方向上最近的结点而构成的平行六面体。从这种抽象的几何结构还原为实际的晶体化学结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便被称为晶胞。空间格子是平行六面体单元的复制与堆叠，而实际晶体则是晶胞的复制与堆叠。
由于平行六面体中一个结点与其延伸方向上相邻结点间的距离可能不相等，如果扩展开来的话，由其堆叠扩展而成的宏观晶体，这种不相等的距离便也会被线性地保留下来。正是这结点间距离的不相等性，成为了晶体各向异性的罪魁祸首。让我们把虚拟的几何结构还原成具体的晶体结构吧。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具体粒子的填入，物理性质便被顺道带入了这个纯几何的格架。粒子间的键能、粒子间的距离、以及不同粒子的大小…一系列物理参数在不同方向上的差异的累积，最终表现为宏观的晶体在不同方向上光学、力学、电学等各方面性质的差异。这便是晶体五大基本性质中[各向异性]之所以存在的本质了。 虽然很多晶体在各向异性上表现得比较温和，但还是有一些晶体能够将自己的各向异性表现得十分"夸张"。这是因为，虽然空间格子在几何上给了晶体不对称性的基础，但依据填入粒子的不同，不同的晶体，在各向异性上则会把这种不对称性表现得各有高低。今天我们一起略揽的蓝晶石，便是材质硬度方面的代表。而其他物理性质上，也有很多晶体能够把各向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譬如，石墨沿晶格顺层方向上（下图横向）的电阻率可以达到1.67 x 10(-6)Ω.cm，而在垂直层面方向却只有4 x 10(-5)Ω.cm。之间几乎相差20多倍！云母的解理在某一个特定方向上可以极为发育，使你可以沿着该面将"石头"活生生地剥成一片片可以折弯的"塑料薄膜"！绿帘石和电气石所表现出的多色性，便是沿晶体不同方向上对光线透射率与折射率的不同造成的。而方解石那著名的双折射性，也会因你转动晶体而明显地看到分岔的光束间距的变化。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感谢 田小森 和 沐右 对本文的修改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 |
| Posted: 23 Apr 2012 01:06 AM PDT 第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曾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为文革中她的作为辩护，罔史欺世，传讹布谬。古语说，"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今释即是，按照她们的道理，她们是无罪的，可以被历史、被世界原谅；但按照史实真相，按照道德规约，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们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几年来，人们对此真相还原，写过一些文字；对宋要武等登上她们的历史"光荣榜"提出严正批评。但是直到今年，宋要武不单毫无忏悔表示，且炮制一个所谓"澄清真相"的文章，打算窜改历史，涂炭真相，把耻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尤其严重的，是她们的"抢救（卞仲耘）论"尤其荒诞。文革40多年来，这个论调第一 …… |
| Posted: 22 Apr 2012 08:30 PM PDT 真人真事：妹妹一家三口去看电影，妹夫下班比较晚，妹妹和小外甥买了三张票在影院大厅等妹夫。外甥穿一件奥特曼的衣服，检票的小姑娘看他可爱叫他＂奥特曼＂。电影快开始了妹夫还没有来，妹妹对检票姑娘说＂我把三张票都给你，一会孩子他爸来了就让他说是奥特曼他爸你就让他进去吧，＂检票的同意了！同时妹妹也和正赶来的妹夫说好暗号！不一会妹妹接电话＂我到了，人家不让进啊？＂妹说＂说你是奥特曼他爸啊！＂妹夫＂说了，不行啊！＂妹妹出去一看没有妹夫，问检票＂奥特曼爸来了吗？＂＂没有啊＂！妹给妹夫打电话＂你哪呢？＂＂我在先天下影城啊！＂无语！走错影院了！妹夫说＂我说我使劲对检票的说我是奥特曼他爸，他还说＂你是谁爸也得买票啊！＂ 顶5778:: 拍-127:: 207条评论 我一舍友，从大街上骗子手里花一千五买了个苹果4.回来后才发现是山寨的，各种桑心。没办法，挂到同城网上出掉吧。标的五百，被人还价到三百五成交。大晚上的出去交易，回来后发现有一百是假钞。这哥们啥也没说，幽幽地脱鞋脱衣服上床睡觉，在用被子盖住脑袋前冲我们说了句:"你们人类太坏了！" 顶4990:: 拍-136:: 121条评论 什么时候最无语最扫兴，就是当你津津有味的看完一篇日志准备评论转载的时候，不知道谁他妈的缺德说看了不转全家死光光，妈的你才全家死光光，这是道德扭曲的表现！赞成的请发言！ 顶4521:: 拍-144:: 59条评论 今天洗衣服感觉不好洗，就把以前的键盘给扯了，用来当搓衣板。。。给过了吧 顶4451:: 拍-393:: 77条评论 一句话不割。。。不把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吃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人。 顶4118:: 拍-210:: 79条评论 一句话不割，看女友手机发现uc搜索记录中有一条赫然写着:如何出轨不被发现 顶4060:: 拍-172:: 85条评论 去医院看脊椎，碰到一位超有爱的医生，他看了我的X光片子确定不是脊椎变形和腰椎肩盘突出后，也没乱开药乱给我推荐按摩疗程，而是画了两节体操让我回家做！ 顶3892:: 拍-58:: 152条评论 两名基友来接我下班一起吃饭，他们是一对。饭毕散步聊天至晚十一点左右，小受接一电话，临时需要回单位，于是焦急地拉着我说，他怕太晚不安全，问我能不能把他男人送回家……问题是我是女的啊！姐虽然勇敢坚强有担当有肩膀，尼玛我也是个女的啊！居然要我送一大男人回家！于是我就真把那男人送回家了。 顶3888:: 拍-184:: 56条评论 和现任女友拍亲密照上传空间，取名配不，前女友第一回复：呸！…… 顶3477:: 拍-230:: 87条评论 上小学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这个世界上属狗的人是最多的，因为我们班上几乎全都是属狗的。 顶3366:: 拍-189:: 97条评论 糗事百科官方手机应用发布喽~  |
| Posted: 23 Apr 2012 01:00 AM PDT 香港"行政首长"选举将在2012年3月25号举行。由一千两百名成员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必须要从被香港媒体赋与绰号＂猪＂的康英年及绰号＂狼＂的梁振英。两位候选人皆是经过北京官方所认可的适合人选。为了抵制如此不民主的选举，民间社会正在敦促选举委员会放弃他们的特权并投下空白票。 Project Syndicate 的专栏作家萧新民"说明"了两位候选人的背景。以下用猪来形容唐英年：
 一幅由脸书用户Rex Lee所合成的讽刺海报，张贴在脸书页面"唐生大地震"，引起热烈讨论。 至于被称做狼的梁振英：
随着唐英年的个人丑闻越来越引人注目，他的声望已经大幅落后梁振英。同时北京当地的未来行政长官开始散布梁振英已经成为北京官方指派的未来香港特别首长的消息。唐英年已经被对手的攻击感到沮丧且绝望，而在三月十六号一场公开的辩论当中，唐英年揭露"梁振英支持实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谓的国家安全立法）"，在2003年时曾以武力并动用镇暴警察及催泪瓦斯镇压抗议群众。唐英年也揭露梁镇英曾对香港政府施压，试图将审视自方政策的当地商业电台许可期限缩短。 受到这项消息的影响，越来越多人倒向支持ABC的立场，ABC代表除了梁振英以外的任何人。ABC立场的支持者"呼吁"选举委员会遵照以下三点则一执行：1.支持飞北京政府所推派的泛民主派参选人何俊仁。2.投下空白票或者放弃投票。3.投给先前向公众揭露政府的内部决议，而胜选机率较低的唐英年。 超过30个由市民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发起庞大的动员活动，他们要求选举委员会投下空白票：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于脸书的大头贴 学生联盟已经在三月二十四号晚间组织起一场跨夜的抗议行动，以下是他们"透过脸书"的动员声明剪辑：
校对：Portnoy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22 Apr 2012 03:39 PM PDT 本文作者：云无心
希望通过"补"来获得健康的想法，并非中国人才有。美国的保健品行业从1940年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是，中国的"保健品"，本身就蕴含了"具有保健功效"的含义。而在美国，通常用的是更为中性的说法——"膳食补充剂"，或者"营养补充剂"。顾名思义，它只是对常规饮食中可能缺乏的营养进行"补充"。 美国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药品和食品进行着非常严格的管理。不管是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经过FDA审批的产品可靠性都相当高。于是，很多人也就认为，在美国销售的保健品也同样靠谱。甚至有很多国内的保健品企业，以"通过美国FDA认证，上市美国"作为推销噱头。 实际上，美国FDA并不"认证"保健品，其上市并不需要经过FDA的审批。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效，都是厂家自己说的。FDA只是不允许做任何"疗效宣传"，强制要求在包装上注明"本产品不用于治疗、预防、处理、防治任何疾病"。如果违反了，FDA就可以发出警告，拒不改正的会被起诉。但宣称产品对身体的某一机能有所帮助却是可以的，叫做"功能宣称"。比如说，"治疗骨质疏松"是"疗效"，不被允许；但是如果说"有助于骨骼健康"，就是"功能宣称"，厂家认为有证据支持就可以使用。很多时候，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存在着灰色地带。许多保健品产销者和FDA，也就经常在这些字句上纠缠。此外，还必须声明所说的功能宣称"未经FDA审查批准"。 也就是说，美国的保健品并不保证有效，也不保证安全。只要不吃出明显问题，或者涉嫌加入违禁成分，FDA实际上并不过问。 这种管理方式造就了美国保健品市场的特色。一方面，这个市场欣欣向荣。据估计，2009年的销售额可能接近270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市场上的保健品没有那么多忽悠。实际上，美国人消费最多的保健品是维生素和矿物质，2009年的销售额估计在110亿美元以上。即使是这些卖得最好的产品，也并不是以中国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各种虚假广告来支撑的。 美国的保健品也并不贵。相对于美国人的收入水平而言，甚至可以算是微不足道。比如一瓶鱼油，或者一瓶维生素，通常也就跟中餐馆里一道菜差不多。 之所以美国市场上的保健品基本上见不到中国市场上那种"好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广告，根本上是因为FDA行使他们那点微弱的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各个权威专业机构，也会对各种保健品提供客观全面的意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还有一个"膳食补充剂办公室（ODS）"，会对各种保健品进行详细的介绍，包括那些功能具有什么样的科学证据，有多可靠等等。这样，如果厂家胡乱吹嘘，也很容易被消费者揭穿。 保健品并非都是"骗子"。象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抗氧化剂等等类型的"膳食补充剂"，的确是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它们的意义在于：如果你不能做到饮食全面均衡，以至于缺乏某些微量营养成分，那么"补充"这些东西确实有助健康。不过消费者还需要记住两点：一是所有的这些成分，都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得到；二是，额外补充这些东西以获得额外"保健功能"的说法很少有科学证据支持。 如果只从法律文本来说，中国的保健品管理更加严格。哪怕是同一种保健品，中国也要求每个厂家进行申请，通过主管部门（SFDA）的审批才可以上市。理论上说，不管是有效性、安全性，还是功能宣称，都受到明确的监管。只不过现实是，这一套体系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从而造成了中国保健品市场是忽悠坑爹的天下。 在美国的管理体系下，保健品的有效性、安全性、"有效成分"含量等等，都取决于厂家。很多厂家为了让消费者体验到"有效"，会在其中加入药物成分。处于安全的考虑，这是不允许的。但是FDA未必有那么多精力去一一检测，就象开车超速，警察可以开罚单，也经常开罚单，但是能够抓住的毕竟是少数。敢于捣鬼的厂家，也就前仆后继。尤其是在减肥与催情保健品领域，更是隔一段时间就曝光一些。 （已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略有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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