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外国人在美国购买房地产的贷款和税收问题
-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6）
- 思考摘錄 : 由社會工作，教育，宗教，社運，政治，幻象，到現象學諸如此類。
- “碟恋花”——小嚼花碟
- 支持星巴克，反对NOM
- 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
- 鍵盤戰線：［網上聯署及電郵政府部門］反對《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 SOP，及其 tone & manner
- 民主体制不在乎“暴民恐惧”
- 教協和民主黨的關係 ── 讀一位教協理事的文章
- 其实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
- One person, one e-vote
- 潜伏在谍战片中
- 军统里的江山帮
- 抗战中的戴笠
- “间谍王”的最新情报
- 十年来，哪里空气在恶化
- 豪门点球恩怨录
- 寻找分红价值股
- 603000值得买吗？
| Posted: 17 Apr 2012 12:35 PM PDT 半个月前，怀俄明州只有一个居民的小镇比福德上网拍卖，起拍价10万美元，一位越南企业家以90万美元压倒几十位美国和外国买家，成为美国人口最少的小镇的新主人。有读者提问：外国人可以在美国买地买房吗？答案是肯定的。  1980年代之后美国新建的典型市郊社区房屋（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网站） 美国联邦政府从来没有禁止外国人在美国购置房地产，倒是历史上有一些州曾经制定过法律，禁止外国人（主要针对的是亚洲人，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在该州买房买地，例如1913年加州就立法规定外国人只能租房不能买房，而且租房的合约不得超过3年。这些法律大部分要么已经被废除，要么经由法院裁决违反美国联邦宪法，从而失效。只有个别州还保留着这个古董，实际上并不实行，因为行政部门知道如果实行的话，一定会吃上官司，而且肯定会败诉。但是立法部门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至这种陈腐的条款还潜藏在那些尘封多年的法律文书里面。 但是政府不限制，并不等于市场对外国人也一视同仁。 如果外国人有条件用现金或资产将购房的所有费用一次付清，那当然另当别论。这样的买家哪儿都会欢迎，唯一的条件是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你的合法财产。这次怀俄明州比福德镇拍卖，买主在美国的亲友为他支付了10万美元的首付，他将在30天内付清余款，就应当属于这一类。 绝大多数人通过银行贷款在美国买房。贷款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买主要有还贷能力，要么有稳定和足够的收入，要么有可靠的、可以变现的资产作为抵押。所以代表卖主的贷款机构一定会对买主进行严格的审查，在合格的买家当中挑选最可靠的一位，这位买家并不一定是出价最高的。因而外国人（这里指税法里的非美国人）常常没有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也没有足够的信用历史，贷款公司很难查验他们的收入、资产和还贷能力，所以对他们购置房地产就会更加严格。 外国买家想要取得贷款，条件比美国人苛刻。一般来讲，贷款机构要求外国买主缴纳的首付为房价的50%，大大高于美国人的20%，而且余额的贷款利率也会比较高。今天美国购房贷款利率低于4%，但是外国买家通常以投资为目的，所以他们能够拿到的利率会在5%甚至更高。 另外一个问题是语言和文化障碍。作为贷款必要条件的收入和资产证明需要翻译和公证，而在某些国家这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匹茨堡地区经常为外国人和留学生办理购房手续的经纪人杰弗里•贝内特（Jeffrey Bennett）就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外国研究生想要买房，声称自己在国内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作为担保，但是又不愿意将所有的收入都列在贷款申请表上，因为担心一旦被国内税务部门发现，他在自己的国家需要交的税将超过他在国内申报的收入总数。 作为在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如果有长期在美国居留的打算，取得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之后，就应该逐步建立自己的信用，例如按时交纳房租和水电电话等账单，申请并尽量使用信用卡，按月足额缴清欠款。这样一旦有了稳定的收入，贷款购房就水到渠成了。 联邦政府对外国人在美国买房买地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对他们出售房地产则有专门规定。 除开个别领域及行业，美国一贯鼓励外国人在美国进行投资，优惠条件是，除了利息和股份分红需要纳税之外，投资的资本利得免税，即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获取的利益不用纳税。 美国人自己出售房产时，获利的部分是要纳税的，尽管有一定的免税额度，税率可能高达25%。但是外国人如果卖掉房地产之后一拍屁股走人，国税局几乎无法按照房地产的买卖差价计算并追索欠税。 房地产市场几乎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利益，如果在这个领域也让外国人占便宜，政府则有"崇洋媚外"之嫌，于是1980年国会制定了"外国人房地产投资税收法"（Foreign Investment in Real Property Tax Act, FIRPTA）。自此，外国人在美国购置房地产之后出售获利的部分也要纳税。 FIRPTA规定外国人在出售房地产的时候，买方必须将卖主所得的总额预先扣留10%，并且填写8288和8288A两份表格，在成交后的20天内与预扣款项一并上交国税局。这项代征税务通常由履约保证中介公司（Escrow Company）负责办理。买方如果没有依法预扣这笔税款，可能面临1万美元的罚款。 外国人在美国购买房地产，还有其他一些税务上的事务需要打理。例如如果买房是用来出租，则政府通常会征收租金的30%作为所得税。业主也可以选择明细报税的办法，即从租金里扣除管理维护费用以及折旧，如果有盈余则在年度报税的时候加在收入里面，亏损的话则可以冲减收入。 外国人购买房产之后，还要和美国人一样每年向地方政府缴纳不动产税，现在大多数地方这项税率是年初土地和房屋估值总和的1%到2%。 以上凡涉及税务方面的具体问题，只能作为参考，实际操作应以联邦和地方税法为准，稳妥的办法是聘请专业涉外会计师处理。
| ||
|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6） Posted: 17 Apr 2012 12:31 PM PDT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六章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之六 实验派 罗伯特•罗威尔的成熟与成就以及很大一部分当代诗歌的成就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批诗人发起的实验运动。这些诗人在唐纳德•艾伦（Donald Allen）编集的《美国新诗：1945-1960》（The New American Poetry 1945-1960，1960）中被大致分为五类。该诗集首次收录了这些在过去被评论家和学术界所忽略的诗人的作品。 多数实验派诗人与罗威尔相比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深受爵士乐和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启发，多为放荡不羁、反主流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远离大学，直言批判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的诗歌大胆、新颖，有时候令人震惊。在寻求新价值观的过程中，他们表达了对古代社会的向往，包括神话、传奇和美洲印第安人之类的社会形态。实验派诗歌的形式较为松散，更具随意性和有机性。它们通常起源于一个主题，表达诗人写诗时的感觉，并像口语一样自然停顿。正如艾伦•金斯伯格在《即兴诗》（Improvised Poetics）中所言："最初的想法是最好的想法"。 黑山派（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黑山派以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Asheville）的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为中心，这是一所具有实验性质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和罗伯特‧克里莱（Robert Creeley）曾于20世纪50年代在黑山学院任教。作家埃德•多恩（Ed Dorn）、乔尔•奥本海姆（Joel Oppenheimer）和乔纳森•威廉姆斯（Jonathan Williams）也曾在此学习，保罗•布莱克本（Paul Blackburn）、拉里•艾格纳（Larry Eigner）和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曾在学校期刊《起源》（Origin）和《黑山评论》（Black Mountain Review）上发表过作品。黑山派与查尔斯•奥尔森的"投射诗"论密切相关，该理论坚持一种开放形式，以讲话时的换气和打字机书写的自然停顿为基础。  罗伯特•克里莱（Wikipedia） 罗伯特•克里莱（1926-2005）是黑山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写作风格简约抽象。在《警告》（The Warning，1955）一诗中，克里莱想象了一种爆烈而充满爱意的形象： 为了爱——我将 劈开你的头 在双眼后放进 一根蜡烛。 爱在你我间熄灭 如果我们忘记了 护身符的美德 以及突如其来的惊喜 旧金山派（The San Francisco School） 旧金山派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东方哲学、东方宗教以及日本和中国诗。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方对美国西部的影响一直很强大。旧金山周边地区——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 Mountains）和嶙峋的海岸——美丽又庄严，当地的诗人更易于对大自然产生深厚情感。他们的很多诗歌都是以大山为背景或在徒步旅行中写下。这些诗人更关注自然传统，而非文学传统，他们将大自然作为灵感的源泉。 旧金山派诗人包括杰克•斯比塞（Jack Spicer）、劳伦斯•佛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罗伯特•邓肯、菲尔•惠伦（Phil Whalen）、卢•威尔奇（Lew Welch）、加里•斯奈德、肯尼思•雷克思罗思（Kenneth Rexroth）、乔安•凯杰（Joanne Kyger）和黛安•迪普利玛（Diane diPrima）。这个流派中有很多诗人同情劳动人民。他们的诗歌往往质朴、乐观、易于理解。 正如加里•斯奈德（1930- ）的诗所展示，旧金山派的最佳作品呼吁关注人与宇宙的微妙平衡。在《在佩特谷上方》（Above Pate Valley，1955）这首诗中，诗人描述了维修山中小道的工人留下的工具以及不复存在的印第安部落遗留的黑曜岩箭头碎片： 一座除了夏天总是下雪的山冈， 夏季里肥硕的麋鹿在此留连， 它们前来扎营，追寻自己的 足迹。我也追寻自己的 足迹来到这里。捡起 冷冷的钻头、 镐头、短柄锤、还有 一包炸药。 一万年。
| ||
| 思考摘錄 : 由社會工作，教育，宗教，社運，政治，幻象，到現象學諸如此類。 Posted: 17 Apr 2012 11:56 AM PDT 思考摘錄 : 由社會工作，教育，宗教，社運，政治，幻象，到現象學諸如此類。 鄭偉謙按 : 這是近來的一大堆反思，資料收集，評論。作為一份比較像是私人文本，因為沒有主題，如果想在當中找一個本體知識論，就會使你們失望，如果文本可以分享予大眾一些思考材料，甚至是有人伸延脈絡，以及採取批判，這是無任歡迎的。 1. 「Sennett的《再會吧，公共人》中，沉溺於彼此的感受'，前設是"消費的漫遊"，並且是個人化(及城市人與人之間的不相認識)下的建立的社群連絡，似乎是和對方的"互相凝視-敵視-他者-排拒"有關，社群的不文明是一個開始"辨識"異同處，焦慮於他人的喃喃自語，互為表象的"他者"(疏離)。對於"自我敘說"的疑惑，是這樣一個命題 : 在敘說者的"自主"下，是否會找尋脈絡，脈絡伸延的過程。而脈絡是趨同的，如 :建立一個結構分析框架，主要是問題的去個人化，還是趨同的，但又建立他一套神話，或者是私人面對社群的語言註釋系統，就要看情況及意向性的不同。我認為這是相對的一個過程，二者也可取(非關二律背反)，不過對個案工作者，要求就更高，尢其是與案主的去他者過程，或是之後的"一同找尋"脈絡伸延。這就是工作者們的挑戰。不過，倒是沒有所謂，因為已經進入了一個人類誌的過程，如果還以為是一種"技藝操作"，而對自己作出評斷，就沒有對話面，也不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現象學(平等的註釋)過程。」 2. 沒有進入現實場域的學者? 畫空中樓閣般的定義? 「要了解凱撒，事實上不必成為凱撒」。如果要在社會學學的的探索上，強迫他成為一種絕對而普遍的科學方法範式，而要得出如要量化的普遍值(有人甚至否定人類誌的存在的一定的客觀性，十分霸道)。或是「因為"帶著自己的墨鏡看不懂"」而取消在學術上的方法論，甚至是「在一個人極有限制的經驗上(要有少經驗，他要求有多少的反思質量)所建立的知識論體系(過於自大了)」才可以「不會空中樓閣」的了解一件現象呈現本身，這是過於自大的傲漫，不切實際的憶想，因為知識論一定是由心理上的有限的拓樸經驗作為充出發點，你可能落入了粗糙的二律背反，以另外一種受限於經驗，而自以為建立到一套更具普遍性的科學系統，就性質上根本違反了社會科學的本質，甚至是把科學式的知識典範，更難聽點就是霸權，帶進去社會科學的探討(現象學就是要攻擊這些「自大的傲漫」)，我想所有追求學術的交流可以休矣。因為，沒有人是沒有墨鏡的，經驗必然是有其自身限制的，妄圖在當中建立知識論權威，而否認別人的經驗場域而歸納反思(而非封閉系統的理論霸權)，這自身比畫「空中樓閣」更粗暴了。我從我的經驗場域 : 曾是我也是學校社工的受助人，學校制度的經驗者，教育工作者等作出有限的歸納反思，不斷建構及否定自身的知識論體系。這是才我們涉入社會科學討論的價值。 知識論必須耍建立在不停錯誤的基礎上，而非「學術權威」上，甚至，作為一個現象學方法論的人，對於一切的(包括自己的)知識典範，有質疑「到底」的責任。問題是，我們在建立知識論的可能性如何，有多少樣? 是可限制了:「某些人」才會有註釋的權利，而其他人，致使是不準確的，有限制的，也不可能因為符合「學術建制」(尢其學術愈來愈商品化了)，而失去了被考慮反思的權利，知識論不可能這樣建構，而應該比這更嚴肅啊。 3. 我們當然了解在輔導學發展的同時，社會工作者是有更多的取各可以選擇，但是，因為香港的社福機構，在新公共政策的延伸下，「下放賦權」之後的量化，使一個社工，如可能懂得繒畫分析治療，敘事療法甚或海寧格，在有限的時間及工作的限制下，由可以針對一個人的獨特性作為取向(人本主義的)，導向至佳儀所說的「（教育/輔導/諮商）共同在「資源分配的權力場域」協商出來的結果」，「成長的天空」，溝通技能小組，生涯計劃工作訪之類的工作，是為誰/階級服務的，還是愈來愈將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為個人心理層面的問題，且傾向於「歸咎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要求案主必須為自己造成的問題負責（Mullaly，1993 )，到現時，反而香港業界的人愈來愈這樣想了。認為這這這需要個人矯正。問題是我們社工不再懂得用另外一種結構考察的方式，將「資源分配的權力場域」拆解。如學校的教育學規訓，課程是為了什麼人服務的，是為了學生投入異化的勞動市場，因此社工要配位合如此的演練，另一方面，究竟我們是如何先入為主的了解青少年的性質。問題是，我們是否是一個「為政府及既得利益者介入」而操縱學生的幫凶，而在這些「專業分化」或更甚的「專業為建立規訓的合作中」，究竟我們是否意識到身處的位置。而更甚的是，我們一直以為充權的東西，是否就真是在發展學生的獨特性，還是，前提必然是要他們「緊守」一定的規範，而符合諸如「好學」，「努力」，「積極」，「陽光」，「有計劃」等的「社會期待」，而這樣的社會期待是一種先在資本主義市場遊戲中，先行於學校作出操練，而反倒將一個有「有別於社會功能」的學生角色，例如「有志於在音樂」，「興趣在某些工藝」，或者是學生不適合在文法中學的既定「制度」學習的人，他們可能在制度上失去學習的動機，而反之John Tayor Gatto的在家學習方式，可以有效的導向學生的獨特性取向。這為什麼不是一種可能性，甚至是在香港的情況下，一個不上學(學習制度)的學生，家長會被「警察/國家暴力鎮壓機器」所起訴? 4.這個規訓的範式，使這些低下階層的青年在校以反叛手段作出對抗，之後就是被權威，學院，社會人士的歧視，而這種循環，使他們失去了循教育，在社會獲得往上流動的機會，並最終鑲嵌資本主義剝削及異化鋪路。慣性的，對於青少年研究的視角及價值判斷，尢以學術研究為甚，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反映出青少年的生存狀態 ? 有一些的青年研究，他們的資金來源是由某些商業機構，或者是獎券基金資助的。我們可以想像，如果資助者本身有其價值判斷或目的，或明或暗的希望研究機構得到預期的結果，甚至是發表有利於金主的結果。這些變數就會造成結果的「預設的客觀性」，與實際操作，或者是現實狀態不相符的現象(Baily : 1987)。研究針對的現象往往是負面的，也許是為了「引起社會的回響」，或甚是「這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問題，一起處理他吧」之類的意向。但是，對於學術精英這一班「天之驕子」，他們的預設的價值觀是如何在研究中被處理，就不會有人提出。來自中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學學者。慣以低社會階級的人為研究對象，他們以事主的弱勢狀況來作研究主題，但是就忽視了對象他們動態的，可能有其優點的，有待充權的特性。(kagle and lovger,1997) 如果這些學者忽視了這些變項，而隱晦處理，就會引致「責備受害者(victim blaming)」的標籤化問題出現。 5.現在，選舉過後，有一種反思。我覺得，這不單是一種參與小圈子選舉式的參政，而香港特別首長選舉的惡劣變化，形成了我們，知道"從制度上就出現問題，而要抗爭"的思考方式。我們選擇了投白票，然後離場，正正是因為這政治生態，絕對是獨裁的，可以說，是構成了一種反建制的抗爭運勳，不單是選票。 6. 致使台灣可能有100%都能入讀大學，像一些西歐國家一樣，但是學生作為勞動的後備軍，也要面對比較"大學水平"，"私校"，商品化的問題，香港的"菁英式的教育體制"，可能和全球化中的大學相差無幾: 私立學位，借貸，大學水平之類。當然，更麻煩的，就是菁英式的制度下，有若干的人"必須"成為失業者。我觀察到台灣在勞動市場的"菁英"主義，就其來說，參照一個人的學院水平，就可能被勞動市場排斥出去。當然，實際操作應該更加複雜。但是全球發達國家仍然面對大學生失業的情況。可以反思一下。 7. 事實上，19世紀中至19世紀末期，穆斯林的數目只是多於3000萬，少於4000萬。當時的西方學者稱伊斯蘭是「夕陽的，走向消亡的宗教」。當然，也是因為西方向中東及印度大舉的的殖民主義作崇，基督徒就沉默讓當權的人作血腥的殖民行為，如對印度的1894年大屠殺等。反之基督徒以沉默及船堅炮利，有時加上鴉片傳教，穆斯林經常被引用一節《古蘭經》，認同宗教多元及尊重的重要性："你們有你們的宗教，我有我的宗教。"（109：6）因此，在奧斯曼帝國期間，穆斯林如果強迫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歸信伊斯蘭，會被判處死刑。由此可見，"伊斯蘭以劍傳教"的說法簡直是懷有卑鄙意圖的下流謊話。比起穆斯林，西方的資本主義精英，有錢人及默許的基督徒，卻在過去幾個世紀對世界上其他人的思想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他們發動連續不斷的征戰和迫害，蹂躪世界各地的人民，卻把罪疚成功轉嫁給對方。現在除了那些沒有知識及神學基礎的人會輕信「他們要求你信的基督教」外，事實上沒有人賣你的「福音」的賬。 "伊斯蘭較難建立理性文明"，哽，看看什麼才是文明了。伊斯蘭是否做了"附庸"，我想，就和宗教是否為政治性服務這一類命題差不多。突厥，蒙古這些傢伙有好一部份人歸順了穆斯林，認信五功少不了，當然，可以質疑他們的宗教誠意，因為奧斯曼帝國的君主是穆斯林，但也可以做功夫了事。伊斯蘭在20世紀以前沒有所謂復興之說，橫豎穆斯林如猶太人的身分一樣是繼承的，(這就是遊牧民族信仰的其中一個特徵)，而且更多大量自稱穆斯林的世俗化信徒，都不計其數了。當然，奧斯曼的仗是要推青年人去死的。阿拉伯地區行倒車，帝國的概念一是被殖民者打破了，一是就被殖民者培養"大公"或是酋長，用以控制他們的權力，及使他們容易合作。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什麼阿拉伯的羅倫斯之傢伙，為了與奧斯曼抗戰，搞個"聯合大公"出來，當時，阿拉伯只是一個空泛的"沙漠"名詞，酋長們也沒有所謂的"阿拉伯民族"的概念。看電影"阿拉伯的羅倫斯"和"THE REDS"就知一二。 穆斯林在傳教方面，沒有我們如此積極，一方面知識份子的特權問題，一方面明文規定不可以強迫他人歸順(教長嚴格遵循此規定，但世俗國王對個別人士，就經常違反)。阿拉伯穆斯林面對"沙漠化"，事實上永不在乎，阿拉伯千多年就是以沙漠為國為家(穆斯林對國沒有太大的概念，王也只是停留在五個哈里發的"黃金時代")，而且他們都是專事貿易，戰爭只是他們擴充他們版圖以取貿易方便的"手段"，對基督徒及猶太人除了收稅(比較穆斯林的三一奉獻，他們的稅事實上比較少)，對他們都是敬而遠之，反而十字軍東征，殺害的的東正教徒及猶太人不計其數，而是誰使亞美尼亞的承傳，科普特教會的承傳及essenes的承傳保護起來，而不被十字軍消滅，是穆斯林，而非他們的兄弟姊妹。因為"他們的兄弟姊妹"對他們的異端邪說，比異教徒還要狠。 倒是，我們是否太歐洲中心論去界定什麼是文明，什麼是「成功」(為什麼經常是量化的，現代化的，數量上的成功)，而忽略了其他的向度。奧斯曼的臣民無勇氣挑戰君王，但仍然有更多的人加入蘇非派反抗(強烈的打壓仍然可以承傳至今，可畏)，阿拉伯的人，就連"君王"也沒辦法反了，因為多次的起義(埃及﹛阿拉伯部份地區(奧斯曼帝國)及印度(英國))招致的大量死傷，及沉重代價。到了這裡，可以說是"宗教鴉片"，因為都不可能再對抗。而再說一次，卡達半島，阿聯，阿曼等，雖然是君主國家(事實上實權是地方大公控制)，但是離獨裁還有一段距離。如果說他們過份的執行伊斯蘭教法，就是獨裁，我會同意，因為可能運宗教自由也沒有。不過，說他們不文明，或是文化落後，就過火了。不需要把歐洲中心/優越論放在這個分析看，先尊重，再與他們在同一水平上，對於諸人權議題及男女平權的問題作交流，才是上策。而且，媒體先進得沙烏地阿拉伯的婦女都可以在不離開伊斯蘭的古蘭上，找到依據反對獨裁教法的限制。因此，伊斯蘭的生命力和容忍度，對神學的註釋度，事實上是可以更大的。一個宗教要有生命力，就要不停演變，伊斯蘭在很多方面是有局限的，但是，就穆斯林融入歐洲，如果不當作是基督教的威脅或是消亡，而是伊斯蘭演變的過程，我反而樂觀覺得，穆斯林事實上可以吸收西方的價值觀再造，北非就走向這個整合過程。因此，不需要對穆斯林移民太敏感(香港的情況一樣是)。伊斯蘭可以坎各更大的，更文明的，像西方公民社會的發展。 8. 巴黎公社原則如下，首先是 : 9.宗教改革的基礎是聖經，沒有問題，然後就是「有限制的自由解經」，閔采爾的極刑之死及卡斯特尼奧也很「該死」，然後就是「唯讀聖經」了，你如果有好像scottand kimberly這些背教(天主教，夠可恥吧!!!)的異端，去問一個神學教授，聖經中那里有「唯讀聖經」的教導，如果神學教授有一定水平(皮)，不單止會給出什麼「提摩太後書16-17」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或是，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至十九節：「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然後他詞窮了，你好像scott and kimberly再問一個愚蠢的問題 : 我仍然不了解「唯讀聖經」和這些經文有什麼關係(尢其是「凡是和唯獨之別」)。你就突然聽到這個回答 : 「我們無法證明「唯讀聖經」是出自聖經，聖經沒有表示它是基督宗教的唯一權威。但是，你要記住，「唯讀聖經」是宗教改革者，於當時的歷史性告白。用以對照，誓反羅馬大淫婦教會的聲明，大淫婦聲稱除了聖經，還有多餘的，愚蠢的，萬惡的教會傳承。這就是神學上的預先假定(就是當宗教改革者取得絕對的神學立場(放在第一)，廷伸至釋經學(放在第二)的註解了)，是誓反宗的起點。而「唯讀聖經」並不是已證實的理論。」好了，釋經學又到了神學立場的基礎下，才可以實現，怎麼辦呢? 總之，公教會的傳承(Catholic tradition)是錯誤的，建立在東方教父基礎上的東正教會也是錯的，他們是他媽的異端邪說。「神秘主義和獨裁專制無必然關係」，可惜結果就是希臘，保加利亞，俄國於十八十九世紀，人民仍然愚昧的結果。至於什麼聖靈透過子而生之類，或是反「圖像」之類的政見。(icon，聖像，更準確的是，你在羅馬地洞中，發現的紀念「聖徙」的icon)」。就更表明了，政治與意識形態，神學信念不可分的關係。早在古羅馬異端學說是一種反國家的罪行，它在羅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被定為死罪。統治者們相信自己的威權來自上帝，他們無法容忍異端分子的存在。要知道，於古代，宗教不只是人們在教堂裡實踐的東西，它就是科學、哲學、政治、個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因此，宗教不是一種你的個人愛好，好像一個人的信仰可以是信義宗+神祕主義+奧古斯丁+阿民念的自助餐，那時宗教是一種永恆，普遍的真理，就如加爾文版趕走後，議會因為害怕「不知道如何得到救贖」，再不情願四人花橋請他回來。因此，好像我這些異端邪說，例如「在印度哲學中找尋隱藏的基督啊」，「宗教溝通啊」，「基督禪」，「反狼震英天賦權力」之類的邪惡東西，就成了插在此種真理心臟上的"利刃"，我這種異端分子會帶來滅頂之災，危及周圍的人，令社會結構四分五裂。因此，當時的異端分子，就是我是危險的外來者，必將招致天譴。在古代，一早已經被bbq，或是被機關槍亂槍射死，死無全屍。 10.雖然自己的政治/社運團體的經驗，相信是尹兄的一半，但「人」在政治中的「無力感」及「人性」，體悟甚佯。如是來，如是去，悲傷很快會過去。尢其是當發現遊戲規則經常都很相像。就會看化。這是懷有理想的人要面對的課題。 11.領匯結束「尋味」一事，至少民間的討論及反思，而且可以引起更多的異見，停止一切壟斷式的單一宣傳，社會化及霸權行為。對於"盛女愛作戰"這一類踐踏女性自主及貶低二性之間保守的關係/反平權/倫理的價值觀，也是抱著同樣的抗爭精神。 12.我的「那些年」，天天在"地下鐡"守望「心愛的她」的年代，剎那間已經過了9年了。而我9年的愛情觀，由"純情"到可以「暗戀/守候你到一生一世」，到現在明瞭 :「愛情不外乎是金權，消費，投資，玩弄身體政治規訓的邪惡神話」，可惜人已經不再「純情」，已經不能夠信得如此輕易，浪漫和無知，觀點已經改變得如此「世故」，現實及殘忍，殘酷的歲月及痛苦，真是教人唏噓無比。卻是如此的使人清醒。 13.記得量子力學的發展過程中，有的年輕的物理學家曾經想大師級的人物普朗克抱怨那些頂級的物理學家，事實上是正指愛因斯坦這些人，對量子力學的摧殘。普朗克無奈地對那位年輕人說：「沒辦法，唯一的辦法那就只好等那些人死了。」在最求真理的科學上都是如此，在被蠱惑了的政治就更為難免了。 14.美國帝國主義式的民主方式，完全是建立在美國國家利益之上，而在美國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美國僅資助親美派的少數資本家富人的利益，而不管其他國家的人民的死活或是仍然生活在貧窮中。 15.讚成中文拉丁化，或字母化，在我來說是過火了。簡體字當然使我國的識字率上升至80%，而且是文字的正常演化，對普及化是有幫助的。不過，不同地方，自己傳承或者是自然發展的。不可能認同殘體這些過火的稱呼，但同樣的，文字如果是服務於一種國家暴力，或者有人妄圖把這些事上升至一個階級鬥爭的高度，就更不可取。當然，我也很憎恨中產階級，很可惜，我的出身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層階級。那麼，你就去肅清我吧。 "內地用語經常被香港傳媒直接引用"，這只是傳神的表達他們的意思，不見得有問題，而他們不可能太過的去遷就我們的文化習慣。而什麼「蝗語」，不知所謂，自中學，簡體宇的書就成為我豐富的知識來源，如果台灣正體書可以做到內地書一樣的多元及廉價，你們就好好的毫說這些話。「以前的人"基本上"也是只用正體字。」我不認同，過往的人的書寫習慣沒有國家「標準化」，所謂正體，在書寫上還含有若干簡筆的寫法，說不好宋朝有些傳到日本里去，而且什麼才是「正體字」呢? 我們的「正體字」，不也是官方 - 政治操作的結果?我們的敵人，似乎不是什麼正簡之別，而是國家機器及規訓暴力對於文化或者文字的操作，可能包括了一些學術霸權在上面。然而，對抗學術霸權或是制度，並不是完全否定文化的傳承本身。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分是與非是，也打得個破碎來。記得當年列寧提出的語文教育政策嗎? 為了減少對民族主義的影響，他推出多語言學習的體制，事實上是走向國家機器消亡的歷程。直而史大林式的「高加索粗暴式」的大斯拉夫民族主義，在加盟共和國中硬推俄語，作為上「工科專業」甚至是大專的「必需門檻」，在原則上卻推翻這進程。也根本上粗暴的取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看看各學術人士及政府，現在以文化的外表，為政治利益服務，實在是前車可鑒。 16.引述新聞: 17.為什麼露宿者就是「沒有尊嚴」，為什麼露宿者必須的進入「不用再當露宿」的狀態，還要當為權益，而非一種自由決定? 強迫或誘使他們不用露宿，致使有一部份人會樂意改善了他們的環境(這有很多社工，也在幫他們做上樓的工作，但有些人自願不上，只是改善他們露宿的生活環境)，是否就是表示尊重他們的決定，或是，我們太喜歡把自己的「簡單理想的想法」硬加諸於別人身上，又是一份自大正義的傲漫了。 18.不好意思，我自己作為社會工作者，真的覺得社工是種低賤的工作，因為社工已經淪為政府的工具。在所謂"工作倫理"上，清潔職工和保安員，反而比社會工作者更有尊嚴，更值得尊敬。教師就不可能是低賤的工作，不過他們被壓迫的現實有目共睹，反之，我們可以提供教育學的其他可能性。使熱愛教職的人，更進一步的教授學生真正需要的東西，起碼可以告訴他們什麼是壓迫不公，如何面對他們。學生並不會為了考這「從學術上就不嚴謹的」通識卷而生存。為那些自願及非自願淪為政治工具的社工，甚至是淪為出賣人民身心靈的無恥政客的社工，感到痛恨及哀悼吧。 19.借鑒1968年5月運動時寫在法國巴黎的牆上的一句話： 「我不是人民的一個僕人，也不是無產階級或普羅大眾中自作主張的領導。讓人民們，讓普羅大眾自己服務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中，先驅者們，也許是知識份子們(也許有一些先進工人階層)，在帶領群眾進入工人階層革命的議程後，就應該對工人階層發揮他們的創造性，要避免先驅者/唯一的革命黨，在打破國家之後，再次維持及寄生在國家的官僚利益集團，因此，不同的先鋒黨，要遵守巴黎公社原則，徹底的去官僚化，並進入與國家一共消亡的過程。同時，維持有限的市場經濟，民眾的自覺性要與市場經濟作鬥爭。 20.立碑，不只是形式，而是對於過去的錯誤的深沌反思，對於將近四十多年綠島白色恐怖的儆醒。一直到現在，台灣人民仍然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正是因為台灣人生活得更苦。政治，看起來好像是民主的，是值得珍惜的，然而，民眾仍然要對抗來自金權，資本霸權對於公平正義侵害。陳文成博士被剝奪了生存的權利，這是一個里程碑，提醒各位仍然要堅持真正的民主，人民要真正的自主自己命運的精神。另外，我們仍要面對教育私有化，大專的學術自由被量化程序侵蝕，大學體制的暴力及大學公共空間和商業機構空間的博弈。擴展到整個台灣社會亦然。我們不能忽視與遺忘這個屬於台灣人的土地，直接面對歷史，直接面對直接面對不義，只屬於台灣人的土地。作為一個沒有資格作台灣人的「香港人」，一個喜愛台灣土地的人，我只能說，台灣人 : 守望自己的土地，不能再容許官方的出賣及霸權延續。自由，民主，以及對土地的愛，不是憑空而來的。不要做第二個令人羞恥的香港。讓台灣人堅挺的站立咱的土地，堅挺不移!一個愛台灣土地的香港人上 21.以上資料因為根本上的先天不足，學術上充滿毛病及欠缺實際操作的考慮。叫一個普通人如何作答 ? 更何況是中學生，難怪「通識科」考試乃「死亡之試」也。而下列的答案，我敢保證一定零分，因為根本不是以機械式的，「提出立論支持而後有反對或反駁的全面性操作式不知所云答題法」般「答題技巧」作答，只是以現象及實際操作判斷的垃圾答案而已。各位老師及同學，了解為什麼這種回答只可能得到零分的理由未 ?如此，通識科的考試"難題"，實際上反映出考評局的職員，對於學術的不尊重，甚至是對於最起碼的實際操作現象的不了解。如此考卷，事實上零分也罷。因為通識，乃至於「答題技巧」，並不是真正的追求人本的終極關懷，嚴肅學術或是知識論的取向。而致使得到了既定的答案，不論是來自學校，補習天王，考評局，出版社，甚麼是學術界中的某些人，事實上，通識科答案通通都是「謬識」。通識通識，通通都唔x識。 22.自由，平等，博愛，當時也是一堆理想(直至現在仍未完全實現)，如果你當時同他們(法國民眾)如此說 : 不准革命。浪費人命及時間，看看怎麼樣 ? 「不准革命。浪費人命及時間。」由得你說罷。歷史是 : 由1790年始，至1830及1840年，一直至20世紀初等的民族主義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如果抱有「浪費人命及時間」的想法，民主革命事實上可以休矣。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及取向包括 : 一，不是盲目啟動革命，二，資本主義只會過時，甚至是帶領人類到達末日，三，經濟制度改革，非一黨專政，非唯意志論，非個人崇拜，非無分別肅清及殺人。當然，革命中的功利主義式的行動傾向是很難解決的。這也是可能是推動經濟民主的革命的最大障礙。我會承認的。 23.影音使團之吳宗文說：「無論其(反對影音使團人士)討論對與否，但他們說話的語氣，用詞和態度，跟他們的身份很不相稱......這是今天我們信仰面對其中最大的問題，只講求信仰表面的學術知識和個人自我表現，而卻缺乏生命的實質內涵。」 24.人類的痛苦幾乎是 :「我們就是這樣生活，視不合理性及感覺的不安是理所當然的實然操作。然後在社會規訓再生產的過程中犬儒到底地，不思想及質疑，這些不理性及反人類發展的意義，反而落入合乎邏輯的一個又一個閉封系統及神學信仰系統的神話之中，不能自拔，甚至是愚蠢地覺得引以為豪，粗暴地加諸於別人身上。然後就迫使我們落入勞役終生的無盡痛苦的深淵當中，成為永恆的，被殘暴對待的奴隸。 25.西班牙妓女罷工，堅拒接銀行家客 ，直至銀行向有需要的企業和家庭放寬信貸: 26.愈溫文爾雅，愈斯文，愈可以隱藏他的禽獸真面目。如台北士李王家的市政府，又如香城的禽獸狼等。 27.沒有社團，怎會有我們國家: 28.「優生學的，大民族本位主義的，西方文明的霸權，就是「漢人」給原住民的壓迫教育，如果在70年前，他們就早早出草，而現在更「陰乾」，不知所謂到死了，麻煩不要當原住民是白癡，白癡是你們的國民黨政府 : 「為何原住民視學校教育如同洪水猛獸？鄭漢文指出，主流教育缺乏原住民的生活經驗，導致原住民孩童學習速度不如漢人，甚至被認定為學習障礙。鄭漢文記得自己剛到蘭嶼任教時，全班竟有7名學生被認定為「智能障礙」，不過這7名學生卻可以告訴他飛魚的種類、海洋有32種顏色，他才發覺，測量智能的工具有其限制，無法測出原住民孩童具有的傳統知識，學校教育和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脫鉤，造成他們學習困難。」《台灣立報》 29.「全能神的恩典 : 30.「個人對是次單非案伴敗訴，表示憤慨及失望。港府應就單非婦女的權利負上責任，政府的施政似乎仍然停留在艇戶上樓，水上新娘的時代，就是說，更甚的是，在維護少數弱勢人(可能並非少數，只是輿論效應)的利益時，就壓迫更為"少數弱勢"的團體，四十多年了，港英政府至特區政府，一點也沒有改變。」 31.ICAC是次的打大老虎，會否類似是內地反貪局一樣 : 反貪其實是用作政治工具，打倒派系。一切事發生得太巧合了，儼如政治鬥爭的清算及肅清行動。絕對不可能排除，ICAC已經成為了政治集團服務的，類似內地反貪局之流的特權既得利益機構。 32.赤色高棉當年無分別的殺了佔近一半的人口，總共三百多萬，當中很多是因為他們是知識份子，或者識法文英文，甚至是殘障人士，致使可以「倖存的人」，隨昤可以因為過劵，因為士兵看不順眼，或者餓得太厲害「偷」野草食，而被槍殺，姦殺，放血，活生生斬開人的技體而死，用膠袋套住窒息而死。你想香港的將來是這樣嗎? 一點都不誇張，沒有人想到，赤色高棉拿下「東方的小巴黎」金邊後，即時將城市數十萬的人口搬遷到農村，而且逄是殘疾人士，行不動的長者及病人，一於照殺不誤。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想像自己可以因為不願離家而射殺。沒有一個過平穩生活的人，會想到因為他是知識份子而被處死。香港的將來是這樣嗎? 33.鄧小平之功過 : 鄧先生於64事件，罪不可免，在政治領導人來說，(支聯官話說)他必須負上很大的責任。不過，有一個故事，又可以說一說6.4的他的無奈。話說他的細女知道，那日6.4的鎮壓，死了很多人，她見父親玩雀，發脾氣話 :「你唔見出面的家長同學生，比機關槍射倒，你仲有還有閒情逸致?」鄧先生痛苦的說 :「你估我想既，情況連我都不可以控制住。」女兒和父親就留下了永遠的一條刺。問題是，鄧先生有文革恐懼症，李鵬，江姓同楊姓的奪權(鄧先生南下視察可能做了扯線公仔)。而CIA這些私營特務的機構涉入，又使情況更複雜。當中，不要忘記除了學生，工人和家長的死外，還有不知為何作戰，不知為何殺人，不知為何被殺的軍人。他們又是工農出身，而且死得沒有價值。真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因此，「平反六四」，事實上有很多重意思，不單數中共的「錯事」，而且也要披露美英「機構」在當中，究竟是如何滲入左右情勢。不要相信老美，因為他會吃掉你。 34.做政治家，就算是奧巴馬也好，姓黃的東西也好，甘地也好，沒有什麼"功勞"可言(不是用如此角度說)，因為政治家的本質，就是"先自私"，後"保身"，再"功績"。甘地就算是搞非暴力革命，對於很多維持生計的人，就有致命性的打擊。而且他的大兒子，就因為他的"功勞"，死於父親因為"搞非暴力革命"的"家庭暴力"之下，最後他是餓死街頭。因此功勞只是結果，而不是什麼"一個人無私貢獻的意向"。另外，政治是自私這回事，回想當年，作為支聯會青年組出身的自己，當中所經驗的實際操作，似乎不是他們說的那樣"理想"，支聯"民主"嗎，no，民主黨的人真是尊重民眾嗎?未必。「先自私，後利益民眾」，是正確的，似乎政治之原罪如此如此。 35. 《PERSONAL STATEMENT OF COUNSELLING MASTER》: ""However, as a social worker, I doubt that if the cognitive factors bring about my serious Symptom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r, it may cause for my deeper reason, as my temperament, the experience at the fellow relationship with humiliate and bullying in mental level, such as alienation and exclusion by others with intention, or the sense of failure may not treat. When I studied social work, I considered the cognitive factors may induce by mental health difficulties itself but not the motion of illness. According to studies by Lewinsohn (Lewinsohn etc al.1981) , he observed and concluded cognitive may not be the motion of illness but contrary.In 1986, Beidel and Turner obtained the same conclusion indicated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disorder, the operation process took precedence over the cognitive constitution. Then I aware that I never narrate, convey and annotat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story. In contrast, Cognitive Rationality therapy aims the skills of monitor, management even correction. It may cause the opposite effect as inspiring pressure. Therefore, I feel interest in explore the substitute therapy even the relationship with illness tha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one's life in depth through annotate the meaning of life narrate. And I feel interest in counselling approach that will to understanding framework of life. "" | ||
| Posted: 17 Apr 2012 07:40 AM PDT | ||
| Posted: 15 Apr 2012 02:24 AM PDT 今天《环球时报》记者就最近NOM发起的抵制星巴克运动采访。NOM要到中国来寻找支持，传播他们的错误理念。我支持国内同性恋团体力挺星巴克的......>>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 Posted: 17 Apr 2012 09:05 AM PDT 日前，笔者在两位网友的带领下，看望了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五大司令"之首蒯大富先生。蒯大富先生是笔者童年时期的偶像，作为中国大陆现代史上必须提及的人物，笔者也比较尊敬。 不过，此次的造访令我比较欣慰，同时也比较遗憾。 先谈欣慰：我见面就提一个问题，"您对文革的作为忏悔吗？"，蒯司令毫不犹豫地回答"忏悔"，这令我欣慰。遗憾的是，他并不否定"造反有理"，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最伟大的领袖，即使他因毛泽东的罪错而坐牢，还无比效忠毛泽东。而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必须彻底否定。在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经和二次大战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约定俗成，都不否认的负面案例。 很多人能认识 …… | ||
| 鍵盤戰線：［網上聯署及電郵政府部門］反對《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Posted: 17 Apr 2012 08:37 AM PDT 編按：香港特區政府在 2011 年6月推出《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被網民稱為「網絡廿三條」的惡法。條例草案給予版權持有人於所有媒介專有的傳播權，刑事化具有商業規模的侵權行為，又把二作創作視為侵犯版權持有人的 moral rights，拒絕以言論自由的原則豁免政治「惡搞」。《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已完成法案的審議工作， 並將於2012年4月20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並計劃在2012年5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獨立媒體（香港）及香港獨立媒體網早前出席立法會公聽會時，已表明反對有關立法，網站其他相關報導及資料詳情標籤「版權」及「版權」專頁。 （每一個簽名，聯署系統會自動 send 共 5 封 e-mail 去知識產權署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相關人士電郵，參與聯署連結） 反對《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政府打算修訂版權法例，推出了《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若有關修訂獲得通過，將嚴重打擊創作自由及言論自由，令民間的發聲受到粗暴的打壓！它令人無法不質疑是「23條」的「分拆上市」，令人無法不站出來向惡法說不！《條例草案》的主要問題如下： 一、拒絕將「二次創作」列作公平處理的豁免範圍 二、修訂後等同禁絕一切網上分享活動 三、政府可跳過版權人，主動檢控在網上發表的二 次創作人或網上分享者 四、網民面對公開私隱或承受連坐風險的兩難 五、拒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令二次創作淪為商家鉅額買賣遊戲 六、欠缺對開放式版權的保障 七、 繼續對「貶損處理」的規管，扼殺創作和言論自由 我們要求︰ 立即把 「二次創作」列作公平處理的豁免範圍； | ||
| Posted: 17 Apr 2012 08:09 AM PDT 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標準作業流程 tone & manner，（品牌或廣告的）語氣和態度 偶然發現昌吉街近重慶北路口的「認真煮麵」，邊吃邊想起多年前剛接觸這些詞兒，起先一頭霧水後來想吐口水再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想給自己一杯忘情水。 | ||
| Posted: 17 Apr 2012 07:48 AM PDT 巴黎的圣心寺，位于巴黎的制高点——蒙马特高地。该高地周围有点像老北京的天桥，属九流三教荟萃之地。卖唱的，画画儿的，洋杂耍，酗酒者，街混混，"红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宽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围不很协调。大教堂的颜色日间是一大片丧事状的煞白，晚上是惨白，看着瘮得慌，与巴黎的开朗的色彩格调不协调。圣心寺门前的一尊铜像，是骑马举劍的圣女贞德，也令人感觉怪怪的，就好像在弥勒佛寺门口，不用哼哈二将当门警，而塑一尊立马横刀的花木兰。 也许，设计者要的就是给人一个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圣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于弥撒，忏悔，洗礼，圣餐，婚丧典礼，封圣，或加冕，而是镇邪， …… | ||
| Posted: 17 Apr 2012 07:26 AM PDT 戚本盛 梁根源是教協內超過廿年的資深理事，曾長期擔任總司庫，近年則轉任福利部主任。熟悉教協運作的朋友都知道，教協財力主要來自福利部，福利部主管常被戲稱「運財童子」。 但梁根源的任期，還有數天便結束，下一屆不再續任理事。花開花落，人事更迭，自有其規律，箇中緣由合理或不合理，可惜不可惜，大可留待組織研究者細嚼。理事的崗位是義務的，梁先生長期付出時間和精力於教協，這點是可以肯定的。 在其任期將要結束之際，梁根源在《教協報》601期(2012.03.12)發表了一篇文章，倒是頗堪玩味的。文章題為《B隊的啦啦隊》，可於教協會的網頁讀到：http://www.hkptu.org/ptu/director/pubdep/ptunews/601/s_teachlife.htm 。 文章表面談的是足球隊及其擁護者的心情，但細味一下，似乎可看出意有所指。「若果追隨了三十年的球隊，不知何時，竟已變成了人家的B隊，就真係情何以堪。」究竟是否說出了作者眼中教協會和民主黨的關係，值得深思。 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淪為B隊的過程，似沒有足夠的民主或認受。他說：「豈能在未情願下，強要人將愛護之情，自動轉帳」。其實，教協與民主黨的關係，歷來都為人質疑，但過去在我以教協為服務和研究對象的十多年，我所認知到的是，二者確是雖緊密合作，但相對獨立的組織。 離開教協四、五年多，我已不知道近年該會內部的決策，看到新一屆內閣突然加入鮮有涉足教育政策或教師權益的黃碧雲為秘書，最初我還以為教協喜獲一員猛將，可是，最近民主黨披露，原來黃女士將會競選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席，而張文光更會位列競選名單的第二位，於此，我對梁根源的文章才有所領悟。 獨立，是教協會近四十年來的重大辦會原則，或者，梁根源文章所揭示的變化，是有志研究本地教師工運者應該留意的。(2012.04.17) | ||
| Posted: 17 Apr 2012 07:27 AM PDT  其实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文/唯色
三月，对于西藏是敏感的，因为有那么多饱含历史沧桑的日子，概由1959年的3月10日延伸开来。三月，对于中国也是敏感的，简称"两会"的荒诞大戏，一年一度在此时开幕。一位以讽刺专制为主题的漫画家，给这个政权的权力者们画上了长长的鼻子，我们都知道这是说谎者的标志。 在这出荒诞大戏上，"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的代表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一概充当花瓶的角色。所以我们会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五彩斑斓，点缀着帝国盛世的风景。而这样的风景，在前苏联这个多民族的极权国家，早就有过。 有些"少数民族"代表倒是换上了名牌西服和锃亮的皮鞋，也戴上了显得斯文的眼镜，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现代风尚，然而一开口就是错，而且错得低级，以至成了笑柄。 印象深的是，在中国较少官方色彩的媒体《南方周末》采访了"两会"代表——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向巴平措和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香港的越来越多官方色彩的凤凰台也采访了"两会"代表向巴平措。 尽管报道都是在"两会"结束之后出现的，却具有"两会"的特色，即长长的鼻子。我们熟悉的西方童话点破过这个秘密：长鼻子是随着撒谎越多，变得越长。而拙劣的撒谎者常常会因为撒谎越多，露馅越多。 比如，向巴平措说，"2012年整个自治区的5000多个行政村，都派了驻村工作组。这个不完全是为了维稳，主要还是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驻村干部一年一换，三年之内，全区将有2万多干部驻村。" 比如，向巴平措说，"中央领导也跟我们讲，稳定压倒一切。现在，我们常规的、非常规的维稳都在进行。所谓常规维稳，就是政法机关各司其职去维稳；非常规维稳，指敏感时期，实施特殊的管制措施，包括对街面实行一些控制。" 比如，白玛赤林说，"九寨沟一年就有几千万的游客，把九寨沟破坏了吗？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土地，2011年才来了六百多万人，把生态破坏了吗？" 这些话就不分析了，罗列在此，明白人自明白。 尤其是向巴平措说："送领袖像，这是西藏特有的一种方式，有历史传统……藏传佛教里，很多菩萨实际就是活生生的人，比如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松赞干布、文成公主，都把他们作为拜的对象……因此送领袖像在我们这里并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受到僧尼的欢迎……挂不挂领袖像，都是自愿的，并不强迫。" 此言一出，顿时哗然。而且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研究集权政治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一个范例。 在美国的汉人学者何清涟最近撰文写道："中共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共产党用政治暴力来解决宗教问题是不合适的。这只能造成共产党与各宗教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只会造成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政府与各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我可以预言，中国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冲突今后会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实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需要的是出卖良心的勇气。对于这样的勇气，特别赋诗一首： "他血红的眼睛/他游移不定的眼神/他露齿的笑/他皮笑肉不笑/他开过枪的手/他藏在台下的手/没错，我说的是这两人/一个叫白玛赤林/一个叫向巴平措" 2012年4月5日  | ||
| Posted: 17 Apr 2012 05:35 AM PDT On March 23 and 24, over 220,000 Hong Kong citizens shone a ray of hope on the darkness of an ugly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a "small-circle election" mired in mud-slinging locally, and accusations of interference from Beijing. The unofficial poll was made possible by a scheme called the "3.23 Civil Referendum," organiz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 (POP)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open to all adult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The implementation was imperfect—Internet problems and long lines at polling stations extended polling until the 24th. But many persistedand cast their "ballot" on the Chief Executive candidates.  (now TV News picture) The unexpectedly high turnout, and a result of 54.6% of those polled casting a blank ballot (one woman on Hong Kong's English-language television news said she did so as she felt Hong Kong people had no say in the choice of candidates) sent a clear messag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ant a one-person, one-vote direct election for the HKSAR's Chief Executive, and they are unsatisfied with the present "small-circle election." The 2012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season also saw advancement in e-voting experimentation by our civil society, with the Pan-Democrats' CE Election Primary on January 8, then the 3.23 Civil Referendum. Conducting actual e-voting helped us accumulate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echnology, operation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Verifying identity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in any voting exercise is the is- sue of ensuring a voter's unique identity and preventing anyone from voting more than once. In the Pan-Democrats' primary, a voter needed to physically visit a street polling booth and show his or her permanent resident Hong Kong ID card for registration. Identities were kept in a database to check against any duplicate entries. E-voting in this case allowed the organizers to eliminate paper ballots, reducing the time for vote-counting to literally zero. Robert Chung, director of POP, wanted to take it one step farther—participants could physically visit a polling station but could also vote online or via smartphone apps (both iOS and Android). Each participant's identity was verified by requiring him or her to send an SMS message from a unique phone number, a factor designed to dissuade duplicate voters. When I visited Chung several months ago and shared the technical and operational experience we gained from the Pan-Democrats' primary, we both acknowledged that this method of identific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was imperfect. But no one could have predicted the strong turnout from the community—85,154 voted on the Web site, 71,183 via the smartphone apps and 66,005 at the polling stations. With such a large turnout, any at- tempt to manipulate the result would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Glitches in the process Unfortunately, technical problems made the Web site unusable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the voting period, turning away many online and smartphone voters. Two factors combined on the technical problems. First,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voted, the system had to check against a growing database of ID card/ phone numbers, slowing down the database servers. System loading overwhelmed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Secondly, as reported in Apple Daily, Chung's system was target of organized attacks.  I got in contact with Chung and his office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23, when the hacking attempts were reported in the media, and went to his office to volunteer technical assistance with experts from our IT Voice team. Five of us stayed in their office until past midnight on the 23rd. Our main tasks: tuning the database and Web servers, re-adjusting the key parameters of the firewall, checking the system log since the e-voting started, searching for and preserving evidence of attacks. After Chung reported the attacks to the police on the 24th, two local youngsters were swiftly arrested, but we hope that the police's investigations will continue, as there might be others who initiated more serious attacks from outside of Hong Kong. The efforts of Chung and his team to create this innovative platform should be commended for their contribution to e-vot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civil participation. Most of all, the referendum allowed the people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where our constitutional system now fails to do so.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hung's team and other local developers to take it one step further. Printed in Computerworld Hong Kong, April 2012 issue  | ||
| Posted: 17 Apr 2012 02:33 PM PDT
记者_黄修毅 求见戴笠 电视剧《潜伏》中，天津站行动队马队长初次受戴笠召见的一出，好比是国内观众在银幕上与戴笠谋面的隐喻。 这条一脸凶悍的汉子，如果戴上个破毡帽、斜挎支驳壳枪，就是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特片"里典型的特务形象。得知戴老板莅临，他特意给自己换上一身西服。 到底是"戴局长"、"戴老板"还是"戴主任"，连个称谓也拿不准。只能一个人关起门来反复操练立正、行礼，总算把"尊敬的戴局长"说利索了。 万事具备，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会面取消"。还没见到人，就被耍了，空余马队长一脸挫相。 在现实中，军统派驻北平、上海等地的外勤人员，想要见一次戴笠可不是容易的事。戴笠下站巡视，通常总是另负使命，用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话说，是"运作北平等地政治关系之更高阶层的事务"。以至于其属下，得一封戴笠本人署发的电报则视为珍迹，更不要说戴笠的亲笔函了。
白面戴笠 《潜伏》中戴笠的亮相，可谓惊艳。奶油包包头，鼻梁直，浓眉大眼，颇有几分英气，比对真戴笠的私照，也可谓神形兼备。 剧中的戴笠面对属下干将变节，沉吟了片刻，不动声色地问秘书："这个人的父母、老婆、孩子呢？"答："都在南京鸡鹅巷，他对'家规'很清楚。" 戴笠一皱眉，落下三个字："他该死。" 有关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生前，军统的家属被统一安置于此。戴笠这么做，既为解除属下的后顾之忧，"务使其一心报国"，也是控制属下的手段，迫使其压上身家性命，不得有丝毫隐瞒。军统殉职者的家属，则会得到终身安置。 黑脸戴笠 《潜伏》之后，各种版本的戴笠迭出，《旗袍》、《特战先锋》等剧中，戴笠被演成了一副"黑脸"。 《旗袍》的故事有一条复线发生在戴笠和丁默群（原型为汪伪特务机关负责人丁默村）之间，为争夺一对金编钟，戴笠欲置丁于死地。 负责执行任务的军统上海站办事不力，"黑脸"戴笠对他的亲信、上海站站长丝毫不留情面，以手比枪："我真想一枪毙了你！" 历史真实情况是，戴笠怒气最盛的一次，确实是冲时任上海站站长陈恭澍发火。戴笠亲赴越南督办暗杀汪精卫，结果"操刀手"陈恭澍一击扑空。事后，戴笠拍去一封电报："兄乎！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尔！" 陈恭澍和戴笠的关系从此有了芥蒂，陈恭澍为避戴笠责难，此后曾进入汪伪特务机关效命。但不同于其他叛徒，他始终没有出卖原军统上海站的老同事。戴笠念其旧功和难处，也终未下对陈的诛杀令。 戴笠和下属 戴笠话虽不多，属下都对其毕恭毕敬，颇有些不怒自威的派头。《潜伏》里戴笠巡视天津站，声明有两个目的：一是治理贪污，二是处置纳妾。 自知两项全中的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坐立不安起来，"戴笠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史料里可见，军统局家规甚严，其中包括抗战期间不得婚娶。日常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更多时候，执行纪律全凭戴笠一句话，"他说不许就不许，又有谁敢不听？" 至于在《旗袍》里，下属甚至背着戴笠嚼他和蝴蝶的舌头，这样的事几乎绝不容许发生。在军统高级将领唐纵的日记里，言及戴笠的私生活，他只提到戴在应酬上花费太多。 雨农含泪 在电视剧《海狼行动》中，导演潘军尝试给戴笠安插一段感情戏。 在开场长达五分钟的序幕里，长镜头从壁炉上方的"国父"孙中山像，依次扫过画像下的烛台，一杯水抓在颤抖的手中，然后是蒋介石和戴笠的"合照"。此时，另一只手跃入镜头，拂过相片上的蒋公。镜头对准戴笠时，他的眼中竟噙着泪花。 剧情的背景设置在1937年12月，国军败走南京，戴笠为"随委员长入川暂避"，在鸡鹅巷的军统所在地整理故旧，准备撤离。一组抒情化的镜头，竟解构了特务头子的忧国之思。 早年，戴笠曾对至交胡宗南袒露过追随蒋介石的心迹。"当年校长在广东发迹时，上海报纸上已登出'蒋介石其龙乎'的大字标题，可惜我见识不到，看了报，既怀疑，又有些相信。若是早个一年半载去投奔，难道不是军校前几期的老大哥吗？" 想了解他，这些书对你有用 1.《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作者：（美）魏斐德当属目前层次最高的戴笠研究著作，作者是美国汉学"三杰"之一、伯克利学派的宗师。魏斐德集生命最后十年之力，依旧保持每天只睡四小时的治学强度，倾力揭开戴笠之谜。虽然所运用的史料，仍多限于当事人回忆录，但以魏斐德治民国警察和地下社会研究的专长，此书展开的戴笠研究视野，远胜同类著作。 2.《我的特务生涯》 作者：沈醉沈醉18岁即入军统，28岁戳升军统少将，他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和戴笠最亲近的人。作为降将，沈醉的著作也会受到质疑。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曾在他的书中写到："对沈醉的材料，我都保有一丝怀疑。"这固然是受沈醉成书时特定的政治氛围所限，但书中的他仍不脱轻狂的形迹。 3《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作者：陈恭澍这套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引进的图书，目前在国内出版了头两本。陈恭澍历任军统北平站、上海站站长，耸动听闻的"军统四大杀手"之一，实际上却未发过一弹。进入陈恭澍的回忆，很容易嗅出《潜伏》、《借枪》等谍战剧的蛛丝马迹。"老板"戴笠是个让人又敬又畏的角色，一身功勋如陈恭澍，还曾因一桩失败的刺杀，畏戴笠加罪而独自远走。 4.《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 作者：唐纵在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国民党将官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作为"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就保留下了一份从1927年到1946年的宝贵记录。这二十年的跨度，恰是戴笠从联络组时期投身秘密工作，到戴笠殒命、军统随后改制为保密局的区间。 | ||
| Posted: 17 Apr 2012 02:14 PM PDT
记者_黄修毅 摄影_孙炯 浙江江山报道一句"把他杀掉"，江山话就有四种说法。这个位于浙西南深处的小县城，重峦叠翠，转过一道山岭，所说的方言就大相径庭。 在当年军统局机要处，叽叽呱呱的江山话成了工作语言。江山人向"老板"戴笠报告时，所操的一口家乡话让外人如坠云雾。 15岁加入军统（1943年）的江山人王庆莲，至今仍记得，在重庆罗家湾军统礼堂，"戴老板"每周都要对局本部人员进行长篇训示。 "他在台上一讲就两三个小时，有时忘了喊'稍息'，我们就笔挺地站着。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战局，我们一刻也不敢走神。有时他话里露出江山口音，我只好使劲憋住笑，心想这话别人哪里听得懂……" 戴笠在故乡江山的遗迹如今只剩一处保安乡的故居，已经84岁高龄的王庆莲去过五六趟。"一到那里，看到墙头挂满戴老板的照片，我就不自觉地脚跟并拢、腰板挺直。"说着，一股肃穆之情开始在老人脸上凝住，往事的光彩与忧伤，在皱褶里来回打转。"我从来不看现在的谍战片，一见到电视里的人穿着军装制服，我就看不下去。" 那不是王庆莲心目中的戴笠，更抹煞了她记忆深处的军统生涯。
江山帮 缎子旗袍、漆皮鞋、交际舞会和点缀其间的美国大兵，是军统三年生活里让王庆莲最为留恋的，以至于盘旋重庆上空的敌机和十小时的译电工作，都已沦为她记忆中的背景。 那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世界，远离家乡的碧水、青山、雄关，和近乎避世的生活。 她至今仍记得收到录取通知时，老母亲把她的肩膀摇得直晃，"说是让我瞎猫逮着了死耗子"。15岁的她，对军统的工作性质一无所知。母亲代为在峡口镇常设的军统江山办事处报了名，那里离戴笠老家保安乡步行不出一小时。 同批招收的二十个江山人，有两个还走了后门，都是重庆军统局本部科长、处长的直系亲属。卡车拉着一车斗人经半个多月才抵达重庆，那时王庆莲才发现同伴之间都有拐了弯的亲戚关系。 她最早被分配在重庆磁器口的军统训练班当打字员，那里便是后人谈之色变的中美合作所。但王庆莲嫌磁器口地方荒僻，申请调到罗家湾局本部当译电员。"大概上面看我是江山人，二话没说就批了。"王庆莲说。 军统局译电科的大办公室里，八个股长中有七个是老乡，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也是江山人。当时，大家都管王庆莲叫"哪尼鬼"（江山话：小姑娘）。 除了每周的例会，见到"老板"戴笠的机会很少。有时从窗口望见大礼堂楼上"甲室"亮着灯，一辆眼熟的黑色轿车在操场等候，她猜测"老板"正在局本部办公。 趁一次"老板"离开重庆的机会，王庆莲和几个同事到戴笠的私宅曾家岩公馆一探究竟。"那所宅子阴气森森的，一进门就是暗道，我都忘了怎么走路。"好在她意外发现，宅子里的警卫、仆从、厨师，也都是江山人。"那时，随意进出戴公馆，是江山人的特权。" 第一次单独撞上"老板"时，王庆莲正裹着一袭睡衣踱回宿舍。看到那个长下巴颌儿、眼睛长得有点开的中年人，在三五随员簇拥下向这个方向走来，她扭捏着躲到路牙边，不想却被叫住："哪尼鬼！"等她回过神，戴笠已经走远。 王庆莲没想到，这个在公共场合总是和蒋介石相随左右的重要人物，一见之下竟是这样亲切。 花街口 这些年里，江山的军统同事一个个相继离世。先后进入军统局的江山人数以千计，戴笠手下就出了14个将级军官和不下百名校级军官。戴笠及其继任者毛人凤，和军统元老毛万里、毛森，合称"三毛一戴"，是军统"江山帮"的台柱。 当初的"哪尼鬼"王庆莲，现如今已是军统在江山的最后一位直接见证人。她1943年加入军统，1946年就退伍回到江山。现在她居住的胡同里，"以前家家都是'军统'的人。唯独不是的一家，'文革'时到处贴我们的大字报。" 这条一端紧邻着江山县城南市街的胡同，叫"花街"。至今尚存往日气息的，只有巷口雕饰考究的石牌坊。王庆莲说，那里是他舅舅家出资建造的，舅舅王薇曾是军统译电科华南股的股长。 戴笠在蒋介石身边权倾一时，也荫泽了江山的建设。江山老县城南市的几条街道，路两旁栽种的城中罕见的法国梧桐，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花街口处在江山老县城的中心位置，距戴笠的老家保安村还有近五十公里。当初从保安加入军统的人为江山之最，只是如今旧家败零，这些人多在解放后各奔东西。 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到1955年的"肃反"，对戴笠的揭批和丑化，在"文革"前后达到顶峰。"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共魔王"等帽子，都是那个年代的发明。花街口的老住户受其连累，多被打成"黑五类"，王庆莲的舅舅一关就是20年。王庆莲自辩并没有参加内战，也难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 各种揪斗戴笠及其爪牙的"大字报"更是荒诞不经，有些还混入了当地文史档案所，充作真伪难辨的"史料"。 在政协江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的资料里，有这么一则戴笠走上反共歧路的记载：戴笠在栖霞关的竹林里，路见一幼女顿起淫念，正欲行淫之际，被一好汉候个正着。戴笠求饶不过，被迫立下《悔过书》。后来好汉加入了共产党，因遭戴笠嫉恨，私仇公报，终死军统之手。 这则记述混合着话本小说的语调，把江山戴笠写成一个西门庆、镇关西式的人物，那个好汉也被安上了一个真人真名——保安当地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华荣春。记述中更杜撰出一个荒谬的细节，称戴笠和留守江山的儿子戴藏宜密电往来，下手的暗号是"干湿得活（杀人见血）"。这明显伪造的电文，成了存于江山政协档案科的史料，后为不少戴笠研究著作所采用。 从事戴笠研究30多年的江山当地人毛作元说："像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关于戴笠早年在家乡逞恶、从小惯偷善骗、吃喝嫖赌俱全的说法，大多缺乏真凭实据。" 戴公馆 曾供职于江山政协档案科的毛作元以戴笠研究为业，始于他意识到"戴笠之死能引起美联社的报道，这在江山前无古人"。 1988年，毛作元重访戴笠故居遗址——别号"率性斋"的戴公馆，却只见到一片断壁残垣。寻访遍周边故家，只打听到一户姜姓石匠曾在年少时见过戴笠。 那是1945年，戴笠陪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沦陷区，为建气象站配合美海军作战选址，顺道从闽东返家。这也是戴公馆落成之后，戴笠生前唯一一次亲身入住。听说戴笠返乡，平日出入家门锦衣华服的戴笠儿子戴藏宜、胞弟戴春榜，连忙换下那身摆阔的行头，换上朴素的布衫。平日从不离手、藏有暗器的文明棍，戴春榜也赶紧收了起来。据说，戴笠每次回到乡里，总要在离家五里地外步行到家，在门口向迎接他的母亲下跪请安。 戴笠自谓"整整受了十年严格的母教，经数百次痛苦的笞楚，才成为今天的我"，他常借《孟子》那套"苦其心智"的修身术训示属下，家里人也都对他敬畏三分。 戴家一门，堂兄戴春阳早年留日学医，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戴笠还有两个侄子留学日本学医，后来也为军统服务。"这样的家庭在保安算得上书香门第了。"毛作元说，上世纪80年代他上书要求恢复戴公馆，江山县政府拨下3000元的维修金。但新华社的一则内参，却让事情一搁就是十年。内参上说："江山人为特务头子修屋，岂有此理。" 1994年，旧案重提，意在开发旅游业的江山市政府（1987年江山撤县为市）终于将戴笠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所门洞尤多的宅子，计有87扇门、122扇窗，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写道："所有设计皆为杀人逃生。" 戴宅前高后低，据说这样有利于隐蔽重要设施。在最低层的房内，戴笠安装了一部军用发报机，便于常在外地的他与家中老母联络，也是为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收集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戴宅中，有的门高达2米，据说这是便于在危急时搬走重要物件；有的门却又显得低矮，仅供一人侧身而过，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旁人偷视前后情况；而有的门却只能弯腰进出，这是为了发生突发事件时阻挡追兵。更绝的是有一扇门与地下暗梯连接，开关设在墙脚根，旁人根本注意不到。险象环生时，用脚轻轻一拨，门就能打开，人可以顺着暗梯下到地室，再从地室小门里逃出。而这地室小门又隐藏在墙边的一处乱草丛中，外人无从识破。 戴笠在后三层内特别设制的暗梯，则更为惊奇。在卧室不到20平方米的两个小房间里，除了一些普通的家具外，最显眼的是在木板墙上挂有一幅山水图。掀开图画，拉开木板上的一把暗门拉条，一个圆形状的楼梯豁然出现在眼前，而在梯道边上还有一小块空位。 据说，当年戴笠在室内与人交谈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就站在木板背后的这块空位里。通过木板上细小的洞眼，卫兵就观察着室内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不知当年有多少达官贵人在这里面对戴笠谈笑风生，却全不知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如此杀机布置，难免让人生寒。 归乡客 在外表平平无奇的戴公馆，前来寻访戴笠生前气息的游客，为从佛龛后发现的一道暗梯或从电讯秘室突然斜出的一道暗哨，而感到某种满足。戴笠以及由他衍生出来的"江山军统文化"，俨然已成当地的品牌。 曾有人呼吁在江山为戴笠重修祖坟，但终未动土。就在离戴公馆不出千步的保安乡华龙溪村，还立着烈士华荣春（即轶事中那位好汉）的墓碑。每逢清明，乡政府和市档案馆都会抽调人手前来祭扫。 戴公馆一处遗迹的复原，已经足够吸引好奇的游人或是怀旧的故人前来凭吊。"戴笠一生毁谤有之，功过未定，说他是英雄可能抬高了，但他肯定是爱国的。"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从台湾返乡省亲的前军统少将毛森如是说。 在戴公馆的任何一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对着苍翠的江郎山。17岁的戴笠曾率一班友人登山，鉴古论今，颇有呈一时英豪之侠气。 江郎山口的仙霞关，扼闽赣浙三省门户，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末黄巢、清末石达开也曾在此用兵，养成了尚武的民风。当年跟随戴笠的6个文溪小学四年级学生中，出了3个军统少将。 50年过去，这些军统故人已垂垂老朽。若当年留在大陆，他们恐难逃一劫，如今归乡却受到了礼遇。失散多年的老同事在花街口和王庆莲重聚，见她一人独居祖屋，一脸雨打风吹去。"哪尼鬼，你怎么那么傻，那时不跟我们走？"王庆莲只觉得一肚子话憋到嘴边，却只说了一句："能活着就好，共产党也养我二十年了。" 今年3月16日的《今日江山》，发文历数了生活在台湾的江山籍老人。王庆莲架起老花镜，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捐助创建江山育才中学的毛森，设立江山中学奖学金的王蒲臣……他们做善事是应该的，当年他们都曾享'老板'的福。" 在戴笠故居的影壁上，题着毛泽东的老师章士钊挽戴笠联："生为国家 死为国家 平生俱侠义风 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 乱世行春秋事 是非留待后人评"。 | ||
| Posted: 17 Apr 2012 11:17 AM PDT
1945年8月16日在呈蒋介石的电报中，戴笠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记者_黄修毅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这个行健如马，且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 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领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 伴于君侧，而为鹰犬。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嚼舌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的风流轶事，臆想其淫威之下难有完卵。 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老板 死后二十年，戴笠仍难逃毁誉交织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刘批邓"的大字报中，称这两个共产党员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国内关于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为捕风捉影之作，谬误之处甚多。另一方面，由于可引用的信史甚少，严谨的学术著作亦是少得可怜。 据研究国民党特工史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徐有威称，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所作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为戴笠研究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所引用的，除去1966年半公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和1970年的《中美合作所志》外，再无其他一手档案资料。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众。扩张之速，唯战时共产党的部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呼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国史馆"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遣使迭至，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老板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电台三部，并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亦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无甚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故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美国海军部少将梅勒斯，有八年中国生活经验。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所述，作为戴笠的"副手"，他（梅勒斯）甚至注意到这个背负"希姆莱"恶名的人，有一双瓷娃娃般的手。 中美合作所 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尤以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大陆的舆论为甚。据1950年2月31日《上海日报》载，戴笠和梅勒斯领导的中美合作所被称为"法西斯秘密特务的总部，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闻名"。 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 这个在革命文学中被极度渲染的"魔窟"， 被描绘成"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还是共产党员的屠宰场"。《红岩》里江姐就义前，嘲笑看守监狱的军统特务："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其实，这块招牌早在3年前，也即1946年就已经摘掉了。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他的部下沈醉（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在降共后交待他老板和美国人的关系，却用"主奴"来加以描述。 从台湾"国史馆"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观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中方组长、一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海军在大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军情战报》所披露的戴笠与宋子文频密的电报往来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视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国人，美国人要有诚意得多。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时六月，及有庞大之机器，故无法供给此项技艺"。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出此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后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前副馆长杨顺仁曾引述，魏德迈（驻华美军指挥官史迪威的继任者）讽刺戴笠："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 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华方只充当了美方越货的工具，徒费燃料。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圣诞淫乱派对"遂成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忠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滑头。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有两次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尚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聚拢在蒋的身边。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多遭驱逐而失宠于蒋。唯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今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当此际，蒋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蒋夫人宋美龄，内务是戴笠。蒋的副官蒋孝镇把此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蒋夫人是蒋的解药，孔是蒋夫人的解药，唯独孔无人制约。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与日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的"小辫子"捏在蒋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便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 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萧勃（萧亦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载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中，截获了有关美方签署中美合作所协定中最高层变动的消息，美方意图被戴笠预先侦知，并遭到戴的严辞拒绝。 防共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此情在《忠义救国军》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调安我华（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队长）部队，并由美方负责训练与装备"。 1944年9月，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时，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这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戴笠马上责成军统华北区"查明美方盟军人员有无藉日伪协助华北沦陷区活动"。 戴笠在电文中提到，沦陷区的共产党部队已"有七十万之众"，使美"对匪宣扬之实力极其重视"。同年9月22日，戴笠即电胡宗南"有关日军南洋部队动向与共党要求装备配合反攻"，此节也收录在《军情战报》中。 "敌寇（日军）于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东南亚）部队，集结在黄河以北以巩固其满洲基地，但敌于黄河以南以匪军（共产党部队）对付我中央军之部队，查敌与黄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势"。 戴笠和胡宗南交谊甚笃，早在胡担任中学地理教员时，就和在江浙打流（无业，在外游荡）的戴笠相识。戴笠称"两人好像从没有一场真正结束的谈话"。发迹后，他曾把自己的女秘书叶霞弟嫁与胡宗南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则是胡宗南的旧部。 胡宗南身为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蒋的信任，堪称黄埔学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战期间，他屯兵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军事主力。直到国民政府最终溃败，也是胡宗南部一路护送蒋离开大陆。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评论说，戴与胡两人身世和处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传统理序尚未崩坏的乡间，身受过其好处，因而认同维护传统价值的必要。两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顾炎武的"匹夫有责"论，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侍当世之明主"。 据《忠义救国军》"戴笠函剑萍速拟金华会议决定整编忠救军计划"中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而并不像大陆方面所宣传的，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村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崩盘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各种缭绕戴笠猝然死亡之上的猜测，是其人生前之谜的余绪。戴笠这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愈亿。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中正，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如今解密的《忠义救国军》中，载有1945年10月"戴笠电王耀武拟向陈诚陈述军政部主张撤销忠救军一事"。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警策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国史馆"现今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唯余"中美合作所"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像尸骨上的小鬼，至今袭扰戴笠倒塌的坟头。 （主要参考资料：台湾"国史馆"《戴笠先生与抗战资料汇编》（四卷），陈立夫、唐纵、陈恭淑、沈醉、雅德利等人日记与回忆录，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抗战中的戴笠他的耳目不仅遍及西南后方，而且远至沦陷区乃至太平洋战场；小到困守江浙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部下从上海援女求欢，大到中途岛海战日军舰队的动向，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并且很快，它们就会送达中国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案头。 戴笠与蒋介石 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当人群里的 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戴笠与胡宗南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曾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戴笠与川岛芳子 有人在戴笠的临终遗物里，发现了一柄"龙泉宝剑"。这件乾隆朝的国宝，是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佩剑。以如此名贵之器相赠，戴笠和川岛芳子的关系被认为非同一般。 川岛芳子有满清皇族的血统，幼年过继给日本人为养女。盛传东北大帅张作霖一案，正出自川岛芳子的手笔。早年事满洲国的川岛，曾乔装男性，跃马指挥伪军骑兵队在热河作战。戴笠由此对川岛芳子心生倾慕。跃马扬鞭的"女侠士"据传向为戴笠所好，为父报仇刺杀军阀孙传芳的侠女施剑翘，戴笠也对她垂涎已久。 戴笠与胡蝶 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胡蝶将前半生的所有积蓄打理成30个箱子托人运往内地，谁知珠宝在半路丢失。为寻得原物，一个朋友就把她介绍给特务头子戴笠。戴笠为博美人开心，不惜自己掏钱，买回一些相同的珠宝给胡蝶交差。 随后，戴笠派人打发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去昆明做生意。潘一走，戴笠就让胡蝶住进杨家山公馆。胡蝶嫌公馆的窗户狭小，楼前景物不好看，戴笠马上派人建密宅一所，而通往密宅的小路，由铸成"福""寿"字形的卵石铺成。 但最终，戴笠在胡蝶的梦幻里却没有沉浸得太久，就于1946年3月17日殒命。 黄埔改名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黄埔六期肄业生。"戴笠"是他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后改名再考的名字。据算命先生算，他是"六阴朝阳"，杀重无制，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一同参加考试的好友 徐亮、王孔安（后来也是军统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纪念贫贱好友。 戴笠年规 1915年与毛秀丛结婚。 早年在上海认识蒋介石。 1926年入黄埔军校六期。 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2年蒋介石密令戴笠与其他党内成员秘密组织"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中华复兴社"，其中戴笠担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自独立。 1942年与美国合组"中美特种技术所"（简称"中美合作所"）。 1946年3月17日，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雷电交加，途中在南京西郊的戴山困雨沟处失事，机毁人亡。 神秘的戴笠 在1927年的上海大清洗中，据说戴笠用烧热的火车头内燃机惩治叛徒。他把火车头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里面的火炉加煤，直到炉膛烧得通红。受罚的叛徒被绑在炉壁上，很快就散发出肉的焦糊味。昏死过去的人随即被扔进炉膛。戴笠下令，拉响汽笛，以掩盖他们临终的惨叫。 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军统内部的代号是"乙地"（"甲地"则是鸡鹅巷的军统办公地）。"乙地"看押的大多是有叛变嫌疑的军统特务。为了使他们乖乖就范，束手就擒，戴笠通常以密令的形式，召嫌疑犯到南京。密令甚至常常让嫌犯错觉为他正押送着陪同者到南京领赏。一到南京火车站，嫌犯向接头者递上密令，才知道被押送的那个人正是自己，身边的陪同者才是真正的押送人。 据魏斐德在《间谍王》中记载，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 ||
| Posted: 17 Apr 2012 10:48 AM PDT
特约记者_黄奕潆 台北报道 4月1日，正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之际，台湾"国史馆"将戴笠数字档案等情报尽数公开，其中包含西安事变时，戴笠的书信和资料。 "过往，两岸学界对民国史有三大争执，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最后就是抗战领导权。前两者慢慢讨论，大概有个方向，最后一点也在讨论中。" 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材料给学者研究，唯有开放足够多的资料，才能让学者重新书写。 其实早在去年10月，台湾"国史馆"就和台湾"军情局"合作推出《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丛书，公开源文件和手令，试图还原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工作和决策，这无疑是提供了民国史研究最珍贵、难得的情报档案资料。在吕芳上看来，这是戴笠研究的开始。 在此之前，有关戴笠的出版物甚多，但多半都是负面评价和八卦轶事，而没有足够的历史档案来正视戴笠这个曾令共产党侧目的人物。因此，吕芳上表示："中国大陆并没有可以运用的史料档案，只能凭借着过去军统人员的回忆录，许多真相都被扭曲。"
这次与台湾"国史馆"的合作，是"军情局"首次公开情报档案，但这并非"军情局"原意。"军情局"原先因为中国大陆出版的戴笠传，多半扭曲不实，希望"国史馆"为戴笠出版简传，以此来纪念这位"军情局"的创始人，并给戴笠一个历史表述。 "不过，我们认为应该先整理相关档案，从基础做起，再来谈研究案甚至传记。"专责戴笠项目的"国史馆"编修吴淑凤指出，原本"军情局"针对戴笠批示的军统档案，整理了59卷《戴公遗墨》，但这些资料都被保存在"军情局"内，外人难以窥之，为了筹备策划这个出版案，吴淑凤等人先到"军情局"阅览资料，这才发觉这些档案都受潮发霉，转而要求先将这些档案除霉、数字化。 "这些都是珍贵的档案数据，必须好好保存。我们对'军情局'说，就算是合作案破局，我们也愿意花工夫整理这些档案。"吴淑凤笑着说，或许是因为展现了诚意，"军情局"答应公开这些档案，而且为它解密。 原本59卷的档案数据都是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等十五个类别，共计22382页，但原本档案并未标清楚时间，如此分类也缺乏脉络，档案属性也不清，"国史馆"研究人员必须诸多比对数据，才确认发文和收件时间，甚至厘清该文件的用意和脉络。 "例如，很多戴笠的信都在大溪档案中看到，或者有些在宋子文档案中，对照这些档案，才会清楚戴笠批文的时间缘由。"吕芳上表示，除此之外，戴笠照片也相当少，必须从蒋介石档案中，才能找到他的照片。 自去年以来，《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已分别出版完成：《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四卷，以及《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中美合作所的业务》、《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统局隶属组织机构》两本电子书。 以"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为例，其间汇集了对日抗战期间中美合作相关事宜，除了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缘起和内容外，还呈现了一些重要任务，包含运用各种手段协助美国海、空军，确保在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其密布在敌后地区的情报组织网，在地面情报、电讯侦译和海洋侦察工作上，充分掌握日军情报和机、舰动态。 吴淑凤指出，当年军统局人员与美国海军讨论合作计划时，中方坚持美籍人员必须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而非听命于美军司令。 基于台湾"军情局"与"国史馆"订的保密条款，必须等到2012年4月1日这一天才能正式解密发表，这让相关史料在浮出水面后再次沉潜，直到今年4月1日"国史馆"才将数字档案尽数公开。 "历史不是靠回忆及传说，而是靠真实材料来讲话。"吕芳上这样对媒体说。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在为史料汇编写序时强调，大陆坊间近年出了许多国共时期情报工作及戴笠的书册，大部分是以作者单方面的立场阐述，许多扭曲与不实，应适时公布相关资料，以完善"军情局"史。吴淑凤表示，一个情报机关愿意主动开放档案，象征民主观念向前了一步。 南都周刊×吕芳上、吴淑凤 （吕芳上：台湾"国史馆"馆长吴淑凤：台湾"国史馆"编修） 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南都周刊：能否跟我们谈谈此次和"军情局"合作的缘起？ 吴淑凤：2010年3月的时候，前"军情局"局长张戡平打电话到"国史馆"，希望我们能对戴笠传记有所表述，让大众对他们机关创办人有历史上的了解。 他们不晓得自己局内典藏的档案才是宝贝，想把坊间戴笠相关书籍提供给"国史馆"，让"国史馆"写简传。我们告诉他们，如果只是二手材料的话很难真实表达戴笠，而且依据也很薄弱，这样他们才告诉我们有一批59卷的《戴公遗墨》，我们那时也才知道有这批档案。 这是过去军统局戴笠批示的档案中整理出来，有15大类，59卷。我们翻阅时，想了解有没可能成立一个研究案，其中的材料充不充足，档案完不完整，后来发现抗战之前资料留存比较少，也发现因为过去戴笠档案没公开，现在的书籍有许多误传。 因此我们希望先从基础做起，档案出版，然后再做研究。我们的研究先锁定在抗战时期，军统局和戴笠作为，这样逐步架构才有呈现戴笠面貌的机会。张戡平同意我们的看法，所以两个机关开始谈各种细节，到当年的9月份才签约执行。 于是我们选了一些档案，让他们解密，再由"国史馆"做数字化。今年的4月1日提供所有的数字档案，原本的两册电子书要出成纸本，今年7月份出版。 南都周刊：戴笠档案本来都放在哪里，档案室吗？ 吴淑凤：档案室不会让我们进去，是放在忠义堂。59卷放在玻璃柜中，那里不是防霉防潮的环境，并不适合存放档案。因此我们向"军情局"建议，希望他们将档案给"国史馆"数字化保存，甚至除霉。因为档案有些虫蛀，有些发霉了。 我们跟"军情局"说，就算合作破局，也请让我们完成数字化和除霉。或许因为这种善意，所以"军情局"慨然同意出版源文件。 过去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南都周刊：刚公布的档案有西安事变的资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吴淑凤：59卷档案中有单独的西安事变卷。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带到南京来，戴笠私下调查他，还写了行为报告。其中有一段提到张学良喝醉酒，对自己的处境有抱怨。但遗憾的是，这些移交的档案都没照片，"军情局"方面的照片也很少。 吕芳上：不能够只依靠单一档案，要在档案间互相比对，相互印证。 吴淑凤：有些资料在戴笠档案中没有，但在蒋介石档案中。例如戴笠写给蒋介石的信，就在大溪档案中。 吕芳上：戴笠写给宋子文的，就在胡佛的宋子文档案中。 南都周刊：你们看完这些档案后，觉得戴笠是一个怎样的人？ 吕芳上：说实话，他做事非常认真。第一，他绝对是老蒋一个忠心的追随者，在他心中，蒋绝对是第一；第二，他对国家也没话讲，对交付的任务都很认真在做，做事也小心。我看到的档案中他说，不可以学克格勃也不可以学德国纳粹，就是要走出自己的路。 我想他受美国影响很大，和美国比较接近。但他和美国合作后仍不失国格，你看那中美合作协定，地位是平等的，主任是他，副主任是梅勒斯，这是基本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些档案出现，对戴笠过去的评价是会改变的。过去太负面了，负面到不能想象的地步。 吴淑凤：补充一点，戴笠曾经生重病，咳嗽咳到会吐血。蒋先生给他一个月病假，但他不敢休假，因为有太多事做不完。他便改用中医治疗，并回复蒋先生说，他痰中有血的情况比较好了。接着说他和部属有哪些往来，上海的纱布如何抢运过来，或如何得到战时所用纱布。即使生病，他也不敢懈怠工作。 将戴笠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南都周刊：既然"军情局"同意公开档案，也已出版，以后是否能够得到有开放更多档案的机会，甚至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戴笠的项目，好发展"戴学"？ 吕芳上：民国史研究有很多困难，主要因为很多档案资料都没有公开，没有原始材料补足缺块。"国史馆"手上掌握最多的是总统和副总统材料。但说句老实话，我们是在吃老本。现在各机关的档案都受到《档案法》限制，如果其他机关没有和我们合作，就没有档案来源。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交给我们数字化，甚至公布更多档案。 先别说戴学，军事史、抗战史过去向来就缺少源文件，所以根本没办法展开研究。现在因为"军情局"愿意提供这些档案出来，并且解密、开放给大家，我们才能开始。我们和大家期望一样，都希望"军情局"和其他机关能够陆续开放档案、公开史料，不但让这机构有历史纪录，也能给予这个机构和历史人物历史定位。 情报一直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缺了这块会很遗憾。2010年，"军情局"把档案交给我们，加上几个年轻学者参与进来，才能让充满神秘色彩的戴笠得到一个历史定位的机会。大陆那些著作，大多是负面的，缺少正面的描述，他们不讨论公，只讨论私，这是很不公平的。档案公开，会给他一个适当的角色。这对民国史研究是好事。 我们希望戴笠研究不是神秘人物研究，而是对国军和情报能有看法和说法。例如，经济作战这一卷，就说明经济作战是战争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从金融到财政，都和抗战有关。另一卷是中美合作所，可以看得出中美合作是相当平等的，但中国大陆的书说戴笠仰赖美国鼻息，没有这一回事！档案可以提供公正的看法，让戴笠被放在一个适当的位子上。 我想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都对戴笠研究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只要把数据公开绝对有助益。 南都周刊："国史馆"有可能邀集两岸学者一起来研究吗？ 吕芳上：我们很希望。过去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无法开始。"军情局"愿意公布资料后，台湾几个年轻学者已经开始做了，大陆有些学者也对戴笠有兴趣。 但我觉得两岸合作的绝对不只这一块，抗战史缺乏互相沟通了解，因为海峡两岸学者有三个地方争执得很厉害，一是辛亥革命，二是三大政策，三是抗日领导权的问题。最近几年辛亥革命，大陆那边也在慢慢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了；三大政策也开始辩证孙先生时代根本没有三大政策；抗战的问题大陆在慢慢承认正面战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进步。所以，两岸是有点拉近，若进一步交流讨论是有帮助的。但目前有相当差距。 站在"国史馆"的立场，是希望公布越多材料越好，用材料来说明一切。我们乐于开放后，让大家来研究，重新书写。学术自由和公开，是我们的优势。 解密内容（部分） 军战情报 1938年10月，戴笠用电报文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 1942年9月11日，在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戴笠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 1942年9月，戴笠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 中美合作所 1943年4月，中美双方在中美合作所协议写明，"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1943年7月12日，戴笠向中美合作所美方代表梅勒斯交涉，称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 与梅勒斯交涉之后，戴笠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携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忠义救国军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立下的遗嘱，"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 1945年日降前夕，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 ||
| Posted: 16 Apr 2012 03:27 PM PDT
记者_胡雯雯 从卫星上肯定看不到万里长城，但看清中国的空气污染情况却没问题。近日，由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尔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一篇报告：他们根据卫星监测的数据，描绘出了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各省PM2.5浓度的变化曲线。 PM2.5是指空气中动力学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这些细小颗粒物中所含的气溶胶粒子有种特性，就是能对光线产生消减作用，从而改变空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AOD)。先前的研究已明确，AOD与地面监测的PM2.5指标存在着一定的数学关系，可以为此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利用这一发现，美国研究团队从卫星搭载设备对中国各省空气的气溶胶光学厚度(AOD)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监测，并根据结果就各省的污染指数做出了分析。 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出，过去十年中，山东、河南两省的PM2.5污染最为严重。北京、上海、广东的PM2.5年均浓度虽然在过去三年有所下降，但是在过去九年里基本都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另外，就像人们想象的，西藏、内蒙等欠发达省份的细颗粒污染浓度最低。 除了单纯的PM2.5浓度指标外，这项报告还引入了"人口加权值"的概念。也就是说，研究人员将PM2.5浓度乘以该区域内居民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从而得出一个值，从而推算出这些可吸入颗粒物对居民的实际影响。简单地说，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就算污染再严重，影响的人也只是少数，所以这个值是比较低的；而反过来，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即使污染指数并没有那么高，但影响的人口非常多，因而这个值可能更高，治理空气污染的需要就更急迫。
当然，从AOD推测出地表空气污染程度是有点曲折的。空气中气溶胶的垂直结构（比如，卫星无法分辨距离地表不同高度的粒子）、组成、粒径、分布、水含量等，都会对推测的数据造成影响。另外研究人员还要考虑地域差异和气候差异。比方说，如果遇到积雪或沙漠等地表亮度较高的情况，卫星测试AOD的准确度就会受到影响。 据研究团队成员之一、耶鲁大学博士生徐安琪介绍，他们使用的模型，不确定性大约在±25%之间，即误差在每立方米6.7毫克左右。 徐安琪说，卫星测绘与地面实测数据之间并非严丝合缝，更准确的还是要数后者。但是，卫星监测弥补了地面监测基站建设不足所造成的空间断层，而且能对空气质量进行持续稳定的监测，从而得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因此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 ||
| Posted: 16 Apr 2012 03:17 PM PDT
文_柯南 就在英超进入决定性的4月，BBC的体育记者丹·罗恩（Dan Roan）尴尬地发现，自己成为了曼城队的不速之客，被禁止参加"一切曼城的媒体活动"。 祸起3月底的一篇报道。在罗恩的报道中，前枪手中场、现任曼城官员帕特里克·维埃拉对同城死敌曼联大放厥词，称裁判没种，不敢在曼联主场老特拉福德判给客队点球。 BBC的报道在英国足坛引起了轩然大波。 老特拉福德效应那是3月27日，英超第30轮最后一场比赛，曼联主场对阵富勒姆。若曼联获胜，将甩开第二名曼城3分。上半时曼联以1比0领先，当比赛进行到89分钟即将结束时，客队替补球员墨菲杀入禁区，被防守球员卡里克踢到脚跟，摔倒在禁区里。当值主裁奥利弗无动于衷，没有判罚这个明显的点球加红牌。 赛后曼联主帅弗格森主动承认运气不错，"......那是毫无疑问的点球......我们有时获利，有时也吃亏。" 确实，根据体育统计机构OPTA的数据显示，自从2006年以来，英超被判罚点球的球队，曼联并不是最少的：曼联大约每12场被判罚1个点球，甚至高于富勒姆的每14场1个。被判罚最少的球队是切尔西，其次是阿斯顿维拉，约18场1个，最常被判点球的分别是几支徘徊在降级圈的球队：布莱克本、狼队、维根和西布朗。 泰晤士报的资深体育记者比尔·埃德加（Bill Edgar）一直热衷于研究这些统计数据，他分析说，切尔西之所以被判罚点球少之又少，有可能因为切尔西中后场实力较强，对手较少杀入禁区，因此也较少有机会赢得点球。 然而，随着曼切斯特双雄口水战升级，老爵爷再次否认曼联总能从裁判那里捞到额外好处，并反击说："有人却说我们这些年总是能够获得很多点球，事实上，我们每个赛季平均也就获得3个点球。" 并非如此。英超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0个赛季，曼联共赢得了55个点球，其中39个发生在老特拉福德，比例为71%。与之对应，曼联共丢了26个点球，平均每赛季丢2.6个。
出乎意料的是，十年来曼联只有两年在赢得点球数上占优。 曼城、阿森纳、切尔西和纽卡斯尔都有过获得最多点球的赛季，阿森纳最恐怖的一个赛季，获得了17个点球，其中15个都在当时的主场海布里；其次是2006/07赛季，10个点球，其中8个为主场；再次是2005/06赛季，7个点球全部来自主场。 维埃拉所在的曼城，在上赛季（2010/11）共赢得9个点球，其中8个发生在主场伊蒂哈德。 这组数据却揭示了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豪门的主场优势—与客场相比，他们在主场往往得到更多的点球。 那么，是不是控球进攻型的球队（往往是豪门）更容易被对手在禁区里侵犯，从而赢得点球呢？ 数据显示，英超最近的5个赛季里，一些中下游球队在客场反而赢得更多的点球，比如维根、布莱克本和阿斯顿维拉。 众所周知，这些中下游球队通常在客场放弃控球，更多采用防守反击，因此，踢什么风格的足球与赢得点球多少没有强相关。 再看英超积分榜前7名的最近5年联赛统计，主客场点球数，曼城24-6、曼联21-11、切尔西21-11、阿森纳15-9、纽卡11-4，主场获得的点球数远超过客场；热刺13-11，利物浦13-12，这是仅有的两个主客场赢得点球相差无几的球队。 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行为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天时地利都是其次的，对双方的影响甚微，只有"人和"，或者说主场对裁判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主队球迷的鼓噪声中，裁判们会本能地做出一些更利于主队的判罚，而不是成为全民公敌。 曼联主场就有这种让主裁判屈服的魔力。在有"梦剧场"之称的老特拉福德，球迷与老爵爷一起同仇敌忾，对裁判施加压力。 直到去年11月27日，曼联在对纽卡的比赛中，时隔14个月首次在主场被判罚点球。赛后，主裁琼斯免不了遭到老爵爷的狂批，英国媒体也调侃，啥时候曼联在主场吃过裁判的亏。 而前一个客队获得的点球，则要追溯到2010年9月，由利物浦的杰拉德罚进。 前利物浦主帅贝尼特斯在任时，他的球队在老特拉福德从没占过半点便宜。贝尼特斯曾抱怨："我们很清楚每次去老特拉福德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总是在盯着裁判，尤其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会凑到裁判面前去喋喋不休。" 刚结束的英超第32轮，曼联主场又收到裁判送的大礼—把一个明显的越位球判成点球，并罚下对手女王公园巡游者的防守球员。这是曼联本赛季获得的第10个点球，英超第一，其中主场就赢得了8个。 豪门主场都一样维埃拉的大嘴不止针对曼联，还有西甲双雄皇马、巴萨和意大利传统豪门AC米兰，"当你去这些地方踢客场时，裁判会让比赛难上加难。" 统计显示，自从2003/04赛季以来，皇马赢得了60个点球，主场38个，占比63%；巴萨53个点球，主场36个，占比68%；而米兰在过去十年里得到的点球比谁都多，平均每赛季至少8个。在82个点球中，圣西罗主场帮米兰争取了56个。 被判罚点球方面，根据OPTA的数据，皇马平均11个主场才会出现1个；巴萨是每10个主场1个。但是，考虑到皇马在伯纳乌每踢4场就会赢得1个点球，巴萨在诺坎普每踢5场获得1个，欧洲豪门在主场，每获得2个多点球，才被判1个点球。 在刚结束的欧冠1/4决赛，巴塞罗那主场3比1取胜米兰的比赛中，裁判给了主队2个点球，赛后米兰方面对裁判颇有微词，尤其第二个点球是"裁判送礼"。对此，巴萨主帅瓜迪奥拉承认有些地方这样的犯规不会吹，"在圣西罗对桑切斯的犯规原本应判罚点球，但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这种"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情况屡见不鲜。 有趣的是，相比国内联赛，巴萨在欧洲赛场赢得了更多的点球。本赛季，瓜迪奥拉的球队在10场欧冠比赛中得到5个点球，而在西甲联赛，巴萨的5个点球可是在30轮比赛里得到的。 联想到曼城欧冠小组赛客场对拜仁的2个理应获得点球的机会，维埃拉的抱怨多少有点道理—任何球队在欧战时遇到这些人气极高的豪门，裁判都更严于律你、疏于律人。但是，和众多小球队相比，包括曼城在内，大球队已经占尽了主场的便宜，争取了更多的点球。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确认主队对裁判的影响。体育记者埃德加建议，搜集出现在不同赛场的争议案例，然后让一个足球专家组来看录像（非慢动作）。同时，去掉录像中球员与球队的特征，将专家组的判断结果和当值主裁的相比，如果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就可以知道裁判到底有多少偏见了。 | ||
| Posted: 16 Apr 2012 02:40 PM PDT
文_ 王泽宇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不止一次地喊话，叫投资者坚持价值投资。我们最近在A股年报季的确收获了价值："上市公司年报七成报喜。"可是股民们的心却喜庆不起来，因为纳斯达克指数连续创出历史新高，而上证指数却像吃了"秤砣"一样动也不动。 通常，股票的收益由两部分组成，资本收益和分红，其中资本收益的部分对大多数A股投资者来说已成泡影，但是获得分红却是大概率事件。也许，投资分红价值股将是2012年投资好方向呢！这次，我们就以分红为切入点，找找A股中的分红价值股。 要明白的事对投资者来说，股票存在的最终意义在于现金分红。通俗点说，如果把股票比作养鸡，那就是先把鸡养肥了，然后让它不断下蛋。不分现金的公司通常说明公司的成长空间还很大，需要大量现金。但是如果永远也不分现金，那么这个公司或许就是一个财务黑洞，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科技股的分红之路微软1986年上市后的第13年开始分红，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而且越分越多。而互联网巨头谷歌，上市至今7年有余，由于还有很多成长空间，所以一直没有分红。而苹果公司从1997年乔布斯掌舵后就再也没有过分红，但由于其成长空间太高了，从1995年的4.24亿美元成长到2011财年的259亿美元。 配送股不等同于现金分红，只有高价股才有能力高配送。配送股等于先将现金分红给投资者，再向投资者增发股票收回这些现金。其实公司还是那个公司，股份数量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会改变你所持有该公司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配股有它的不可持续性，因为每次10送10，公司股价就会腰斩，如果不是高价股，是不可能连续高送配的。 分红稳中有升很重要。在成熟的市场，分红政策的制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必须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许多公司都会保持分红的稳中有升。即使业绩下滑，也不会减少分红，甚至有些还会增加分红，目的是彰显公司对未来的信心。所以如果公司随意减少分红而又没有合理的理由的话，投资者反应会很剧烈。 A股中的分红价值股 目前A股的估值的确处于历史低位，这就让蓝筹股的分红价值充分显现了出来。2012年，由于银行银根缩紧，加上经济情况不明朗，许多公司选择了减少分红，保有现金，但股票价格的下跌还是让一些股票露出了分红价值。我们不妨尝试筛选一些分红高的股票来测试一下分红的预期收益率。 在筛选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具有系统性风险的股票应剔除，例如银行、钢铁、铁路、房地产等。
盈利预期负面的应剔除。 分红不具备持续性的应剔除。 刚上市不久，分红规律无法较好统计的应剔除。 未知数上面列出的这几家公司是不是很吸引人？不过，他们也仅仅是行业分红较高的，如果你认真看下A股的普遍分红情况就会发现，其中的"铁公鸡"不占少数。有统计显示，2%的A股上市公司贡献了80%的分红。依据分红价值的判断进行长期投资是一个价值投资的思路，符合郭主席的价值投资哲学，但究竟能不能发扬光大，仍然是个未知数。 为什么说长期持有分红股是一个可行的操作策略呢？首先，随着年报季节的到来，分红行情通常也都会开始展开。另外，近些日子郭树清主席经常将分红问题挂在嘴边，市场传闻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分红税，也有可能出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准则。最后，也是最关键一点，那就是A股市场正处于一个历史低位，而类似于白云机场这样的4.58%的年预期分红回报率已经基本与美国蓝筹的分红总体水平持平，且能够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来说也是实属难得的投资机会。 当大洋彼岸的人们为苹果公司市值能否超万亿美元而纠结时，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中国石油的市值2007年就超越过万亿美元。只不过，市值和股价在中国股市不过是数字罢了——弹指间灰飞烟灭了。所以作为中国投资者，你不能怪任何人，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像郭树清主席一样坚持价值投资。毕竟中国市场才只有二十几岁，你只能指望他能快快"长大"，到时候也许会有人觉得4.5%的利息已经足够，当然到时候也许会有人创造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 ||
| Posted: 16 Apr 2012 02:11 PM PDT
记者_王宏宇 人民网在现在这样的时机启动IPO，是个不错的选择。证监会刚刚宣布QFII和RQFII双双扩容，仅QFII一项最高就可为A股带来近4000亿元的增量资金。而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仍在征求意见，看空A股扩容者也仍在观望中，总体上并不算是很坏的时机。 作为上交所启动603代码段以来的第一股，人民网（603000）的确有很多亮点。比如它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权威性，人民网的母公司《人民日报》是世界十大报纸之一，正如前几天路演时人民网总裁廖玒所说，"只有我们才能告诉你消息是不是真的"。再比如，它持有121张记者证，已在全国设立24个地方分公司，在国外还有3个海外站点。这样的采编能力，甚至超过很多访问量排名在前的新闻门户网站。 此外，尽管商业门户网站已经在"名人效应"上做足功夫，但众所周知的背景让它在政经界拥有独特的影响力。 借助中国出版集团、中影、上海东方传媒及多家平面媒体股东的资源，人民网也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储备。三大运营商的参股，也对该公司未来进军移动互联网提供了支持。这些资源目前可能并不足以对几大门户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但与招股书中提到的"新华网、央视网、千龙网、东方网"等第二梯队的对手相比，还是有着相对优势。 但从人民网IPO公开的招股书来看，它的业务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的短板。比如该公司几年来最大的客户是财政部，公司三成利润依赖国家税收优惠等，都可能因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影响股东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日前公布的招股书中涉及的潜在风险多达25条，人民网招股书只罗列了9条风险，却并未提及多项公司经营指标的异动。例如，招股书披露的重大销售合同中，预收款的金额比已披露合同金额多出了6000万元，占总负债比率达80%以上，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均远超合理的范围。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的估值问题。主承销商中信证券给出的投价报告认为，综合考虑人民网所处的行业优势和互联网广告业务收入的增长，对人民网给出16.50-21.80元/股的价格区间，预估值达21.08亿元，对应2012年市盈率25倍-33倍。这个数字意味着这家与搜狐模式类似的公司，预估的发行市盈率却是后者的一倍以上。 除此之外，过去3年中，人民网的移动增值业务呈逐年下降趋势，但该公司却计划将募投的资金中的55%用于这项日渐衰微的项目中。而且这些项目的预算也并不尽合理，例如招股书中"技术平台改造升级项目中的设备购置明细"第54项，公司拟购买的设备为"手机、平板电脑"，型号为"iPhone、iPad等"，拟斥资40万元购置40台，平均价为1万元，已是市场价的一倍以上。 抛开这些不谈，由于人民日报社、中国移动和中联京华都既是人民网的股东又是客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监管难题。而人民网至去年6月30日的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已高达5.37亿元，公司还具有每年约1亿元的经营现金净流量，而此次拟向市场融资的金额是5.27亿元，一个根本不缺钱的公司为何还要借钱呢？想必只有证监会对这些问题胸有成竹吧。 603000到底买不买？《华尔街日报》对此的建议是，如果你认定今后媒体审查会相对言论自由占上风，那就赶紧认购吧。 1.子公司有多家亏损子公司人民搜索营业收入为0，却产生了逾3000万的利润。同时人民网下属子公司中，有多家出现亏损，如持股51%的人民视讯截至2011年6月30日利润为-98.12万元；持股60%的环球在线2011年1~6月净利润为-501.01万元。 2.单一模式存在风险Alexa数据显示，人民网在中国仅排名47位，流量明显落后。与此对应的是，互联网整体仍处在上升阶段，包括视频搜索网站，他们的访问量都在上升，但新闻网站却有下跌趋势。如果仍做单纯的新闻网站，人民网的影响力会很小，前景也不容乐观。 3.决策权仍存在质疑占绝对控股的人民日报系股东将掌控人民网运作，其他小股东完全不参与经营管理。去年9月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转企改制基本完成，但决策权问题如何解决依然存在疑问。 4.巨头注资意味深长此次电信三巨头以及中国人寿齐注资人民4网，是国企改制"任务"还是市场化探索，存在争议。据媒体报道，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曾接到投资人民网的"任务"。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牛博山寨" via Zola in Google Reader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