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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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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服务条款的形式应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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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5 Apr 2012 02:49 AM PDT 我在上篇博文中忘记说的一点是，西安很拥挤。我读书的时候，印象中路上并没有这么多的大小车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西安变得拥挤起来，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回酒店时出租车的师傅用陕西话向我抱怨，早上的时候走二环，这次载上你还得走二环，这样下去亏死了。在有的路段，搭车甚至没有步行快。这便是西安交通的一个侧面。 西安虽说也通了南北向的地铁，但是众所周知，一条独线是无法缓解交通压力的。西安出差回来后，第二天便去了北京。北京与西安不同的是，北京地下有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北京地铁每天的吞吐量惊人，但是即便如此，北京的交通依然很挤，比西安还要挤。人，人，到处都是人，车，车，到处都是车。 北京太拥挤了，这是一个明显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或许只是它古老的文化和首都的地位，吸引着大批的青年到它那里奋斗，否则，此外我找不到留在北京的理由。北京的小吃在我看来是极为一般的，若非北京土人，于普通人来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小吃。 当然，作为中国的首都，可圈可点的地方可供游玩的地方也是很多的，有的地方并非我所能知道的。我这里想说的是，北京的中国书店和潘家园旧货市场。 一般我到某个城市，如果时间还算充裕的话，我喜欢到那里的花鸟虫鱼和旧书市场看看逛逛。北京的中国书店我之前并不知道，直到前段时间听网友的介绍，才知道那里也有旧书可卖。于是，前几天我去看了一趟，中国书店里的确是有不少旧书的，然而要价也不菲，于我的预想一倍还要多，有些旧书并不是很难见，也并不是值得收藏的版本，而只是因其旧，所以就大卖其钱，这点是不厚道的，我想买的人也并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潘家园的旧货市场，我想搞旧货文物古玩旧书的人，没有几个是不知道北京潘家园的。这里东西很多，店铺、地摊不少，然而就我关心的书来说，实在遗憾，并没有多少值得购买的。所谓的旧书摊，不少也充斥着很多新书，我在潘家园梭巡了两个下午，几无收货，最后不甘心，花两元钱买了一本张爱玲的集子，只是不白来一趟的意思。网友说，潘家园的旧书摊上世纪末最为繁盛，此后便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终于走到今天类似于末路的意味。 其实不光潘家园，不光旧书摊，全国的旧书市场全国的实体书店都不容乐观，我是基于北京、苏州等一些城市来说的，苏州的旧书摊之少、旧书质量之差我以前是在微博上抱怨过的，没想到北京这个正儿八经的文化地也是如此。旧书市场、旧书摊的时代走向了末路，伴随着这代人的旧书情结，伴随着这代人的阅读趣味。 这是极为遗憾的。  |
| Posted: 05 Apr 2012 08:02 AM PDT 消费主义时代：繁华中的危机 ——答《文化产业》记者瑞丰
《文化产业》：中国现在讲"文化复兴"，不免让人联想起提倡人性和个性解放的欧洲文艺复兴。中国的"文化复兴"到底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像当年欧洲"与风暴来临前的中世纪彻底决裂"一样对当前文化进行实质性批判？
傅国涌：我想今天中国还谈不上文化复兴，既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更谈不上像欧洲当年那样以人性解放和思想解放为轴心的文艺复兴，还不到这个时候。因为所有的文化创造都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自由。在缺乏自由空间的时代，是根本谈不上文化创造的，更遑论文化复兴。所以，谈文化是空洞的，也是虚假的。今天没有文化，有的只是物质，只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高歌行进，只有推土机的声音，试图把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变成高楼大厦， 所以在中国谈文化似乎有点奢侈。一方面我们看到似乎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繁华，一方面在精神上我们仍处于荒漠之中，到处都是万紫千红，莺歌燕舞，但掩盖不住骨子里的浮躁和贫乏。能说我们遭遇的这些就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吗？按照人类普世的文化、包括中国久远的古老文化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话，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更多只是一种消费、一种娱乐、一种物质的东西。
《文化产业》：中国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是文化吗？ 傅国涌：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孔子就是个文化符号，但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政治公关，或者外交手段，是借助孔子的外壳为某种需要做文化装点。准确的说，是用死的孔子为活的权力做的一种装点吧，充其量如此。孔子学院在对普及汉语起一点作用之外，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文化含量。
《文化产业》：从民国史学者的角度，您怎样评价当今传媒界？会否出现当代的新记《大公报》及其张季鸾式的人物？
傅国涌：严格地说，当代中国还没有相对独立的民间媒体，这跟民国时代的传媒生态完全不同，那时有大量的民间报纸和民间刊物。那个时代，民间传媒是主流，党媒是次流。今天党媒是主流，虽然有些报纸具有相当的市场化程度，但他的背后，即创办者依然是党媒，同时受党的宣传机构领导和掌控，今天中国传媒的喉舌功能远超过监督功能。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新华日报》的传统，也就是党报的喉舌传统，没有《大公报》《申报》的传统。虽然，民国也有民国的问题，那个时代的记者、编辑同样有那个时代的困境，他们与时代之间也有不断的冲突。 今天，很多传媒人也很有想法，有不少媒体人怀抱着新闻的理想，做得也很出色，但在这个时代，他们已无法成为张季鸾，他们也成不了张季鸾。在目前的状况下，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再也不可能产生出《大公报》，不可能产生出像张季鸾那样的报人，因为时代的环境不同了。 哪怕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人，四面面对的都是铜墙铁壁，是打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困境，在高度繁荣的媒体市场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无比的凄凉，什么也都没有，缺少更多独立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有许多声音被过滤掉了。可以这样说，有好的媒体人，但很少有好的媒体。就算有几家相对而言被许多公众接受甚至喜爱的媒体，其实他们也是在夹缝当中生存，在现今的媒体环境下，最好的媒体就是走钢丝、打一点擦边球的。比如像南方报系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有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形成的。还有像《炎黄春秋》这样有独特的背景，与执政党内老一辈的干部的有特殊渊源，可以比其他媒体有更大的尺度，说出一些真话。 张季鸾那个时代没有太多这样那样的顾虑，他可以畅所欲言，他完全可以凭他的独立思考来判断天下大事，所以能写出真正切入那个时代、见证那个时代的文字。今天写的最好的文字也就是60分，我经常讲，"在中国大陆说话能达到百分之六十，那就到顶了！"
《文化产业》：《大商人》里提到很多实业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爱国"。反视三聚氰胺、上海在建楼倒塌、列车事故等频发且耸人听闻的事件。在现在商业群体中，有无可以称得上"大商人"者？ 傅国涌：我不喜欢用"爱国"这个词，还是用"实业报国"比较合适。任何人物的产生都是和他那个时代息息相关的。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物和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那样的空间，即使你有满腔报国之志，也一寸无法施展。也许今天产生那种浩然独立的大商人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以产生很多的大老板，财富榜上的人物。在这个阶层中不能说没有报国的情怀，但缺少空间，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有"万金散尽"的壮举。今天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一方面在物质上允许无止境的追求，另一方面，精神空间的狭窄的。一个人若是选择理想主义，他很可能四处碰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产生超越物质主义的大企业家，尚不具备前提条件，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那样的空间不存在了。并不是说今天的人在聪明才智上比不过那个时代的人，而是今天这个已没有空间让他们成为那样的人。 不管你多有钱，你有多牛，你可以造摩天大楼，你可以买飞机，但是你想做一件好事往往没门，或者门很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公益、做慈善都带有垄断的性质。也有一些企业家想做公益，但许多路都走不通。看看李连杰的那个壹基金的曲折就清楚了。老实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欲做好事而不得的时代。
《文化产业》：陈光标在刚发布的视频中称"自己累计捐款超过15亿元人民币"，怎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傅国涌：这样高调的捐款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这些钱到底捐到哪里去了，不能轻下断语。表面上看，当然捐总比不捐好。但我们只有了解了更多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文化产业》：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商人？ 傅国涌：对，目前看还不可能产生。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个体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个体生命和这个时代是捆绑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人。但这个时代正处于大转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制度如果变得更加健全，就完全可能产生出一代令我们心怀敬意的企业家来。
《文化产业》：到底是时代造就了人物，还是人物造就了时代？ 傅国涌：这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今天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创造还没有完成，也许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前夜，正处于痛苦的自我变革当中。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没有产生大人物，大人物或许已经存在，但是他要创造一个大时代还需要时间，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要未来一百年后的人来评价。今天可能会有很多人问，你讲民国时期那些人物的产生，那个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乱世，有外敌入侵，有内战，认为那个时代不如今天。但是衡量一个时代有很多的评价标准，关键在于用什么标准去评价。我认为归根结底，评价一个时代只有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关乎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这是永恒的标准，如果以这条标准去衡量一个时代相对较好或者糟糕，民国有很多缺陷，毕竟还是值得我们去回望的。
《文化产业》：按这条标准，我们看到民国时期很多大师。梅贻琦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梁启超也曾著述《少年中国说》，您怎样看待大师与少年的辩证关系？
傅国涌：我们今天只有大楼，没有大师。今天的大学是一个行政机关，是一个职业培养的地方，或者就叫"职业养成所"，今天没有真正的大学。大学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代青年的地方，有专业性、人文性和超越性，今天提供不了这样的教育，今天的大学只有技术性和功利性。用竺可桢他们当年说过的话说，大学不仅要谋食，还要谋道，大学不仅提供术，更要提供道。在今天这样的大学体制之下很难培养出梁启超所说的那种为未来承担责任的少年。如果说这个时代很堕落，大学尤其堕落，所以不要说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大师，连普通健全的公民也培养不了。
《文化产业》：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傅国涌：问题的根源还是要到体制层面寻找。这套体制度是围绕极个别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设置的，它希望所有人成为愚蠢的人，他们的利益才能够万世长存，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如果你们都变得很聪明，能独立思考，什么事都想得明白，那么他们的最大利益还能保得住吗？所以他们希望把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都变成一个洗脑的地方，他们所理想的三好学生，他们所理想的高考状元，他们所理想的大学的尖子，自然只能成为这个样子。根本的原因在这套体制的安排，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阴暗心理上，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设置的，整个国家的体制也是越来越往这样的方向滚动、旋转。 《文化产业》：您提到了独立、自由，在您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里也提到这些知识分子们的人格独立性，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您如何看待现今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国民精神价值层面的影响，会否影响中华民族的进程？
傅国涌：早已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程已经倒退了至少一百年以上，而且在继续影响着，我也不知道将来中国要走出这样的困境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中国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环境的破坏，那种掠夺性的环境摧毁，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另一层面是道德伦理、人性层面的摧毁，这一摧毁近二十年尤其严重。这两大摧毁，即使中国顺利转型，有了更健康的制度环境，要恢复正常的山河、恢复正常的人心，恐怕两三代人都不够。我担心最终能否恢复过来，也许恢复不过来。 《文化产业》：现在我们看到人人都称"大师"，都想当"名人"，相比西南联大为中国近代史培养出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像杨振宁、李政道等。这是一种浮躁？还是一种娱乐？
傅国涌：简单的说，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大师也是一种消费，一种文化消费。越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越会有一些人要把自己打造成大师，在这样的时代谈文化太奢侈了。这个时代哪有什么大师？如果有也是民国培养出来的。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那些人，他们如果不是在民国时代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至少也在那个时代接受了中学教育，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个时代养育出来的，这个时代出来的人要想在文化上谈什么还不够格。 这是一个歪曲悖谬的时代，没有底线的时代，连底线都没有了，哪里有大师呢？大师其实要在文化上有根底，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人，就是陈寅恪所讲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那种人，没有这样做底色的人能成大师吗？不管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或在学术领域， 没有自由和独立做底色，自称大师，说出来谁信呢？
《文化产业》：大师会在何时出现呢？或者说不会出现？ 傅国涌：我想我们的制度会有变动，等到这个社会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我们可以自由的呼吸，我们可以自由的思考，可以自由的做研究，自由的创作，把自己内心的生命的创造力都能自由的发挥出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一个人一样行走在大地上的时候，大师就有可能诞生。大师是需要傲然独立的人格做支撑的，是能够站着面对天空的，是能时时仰望星空，同时心中又有道德律令的人。
《文化产业》：《时代人物》：刚才通过网络看到台湾总统选举的直播，网络给草根阶层带来直抒胸怀、针砭时弊的机会，近年来邓玉娇案、石首案、我爸是李刚案等皆通过网络形式布告天下，草根阶层中不乏意见领袖。您怎样看待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傅国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今天处在缓慢的阶段，不能说完全停止，至少在民间层面还有很多追求和声音，尽管有很多被过滤和遮蔽了，但还是有。与八十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阶段。中国最终可能会走出自己的民主化道路来，但是今天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与民主为敌的刚性的体制掌控的时代，在这种强大的掌控当中，民主的声音显然是弱势，所以这个过程将会非常艰难，有很多的纠结，而且可能要付出很多沉重的代价。中华民族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在追求民主，我们的民主化进程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今天还看不到任何大的起色，还在非常艰难的掘进当中，只能在夹缝当中发出真实的声音，希望的曙光还没有看到。
《文化产业》：如果有机会到更为民主化的国家生活，您愿意吗？
傅国涌：我不会去的。我经常严肃地说，我是跟这块土地共存亡的人，即使多数人走了，最后留下的人当中就有我。因为我跟这块土地有刻骨铭心的连带感，我的生命和这块土地是连在一起的，我的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我从无离开的打算。 即使我有机会移民到民主化的国家，我也没有这样意愿。可能跟我不懂外语也有关系，我更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虽然我在这个国家常常处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是我愿意与她共存亡，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存亡。无论将面临多么可怕的未来，我要尽我所能的在这块土地上奋斗，在这块土地上追求。我愿意跟那些愿继续留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一起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文化产业》：可以理解为您是爱国的？ 傅国涌：我想，不要用这个词来命名在人格上有独立追求的人。"爱国"这种词太大、太空了，我跟这块土地有刻骨铭心的生命连带感，那不是"爱国"能概括得了的，我就是它，它就是我，中国就是我，我就是中国，这块土地是我的，我的祖祖辈辈都是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埋骨在这里，我也将把我的骨灰埋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不是"爱国"这样轻飘飘的词语能概括的，我从来不喜欢"爱国"、"爱国主义"这样的词，这种词语是斯大林时代的词语，我一听见爱国就头大了。我就是它，你说我爱什么呀？这块土地就属于我的，我也属于这块土地，我们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关系。我认为这块土地不属于那一小部分在中国贪污腐化，拿了钱要溜到国外去的那些人，而是属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无权无势的中国人，愿意跟这块土地共存亡的普通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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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5 Apr 2012 01:54 PM PDT 4月22日是今年的地球日。第一届地球日至今，40多年过去了，尽管世界仍然面临生存竞争与自然保护的严峻挑战，但是环境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我们似乎能够看见隧道尽头的亮光，只要走出黑暗，迎接人类的将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绿地，清澈靓丽的河流湖泊。那将是陶渊明的人间梦境，缪尔(John Muir)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自然圣殿。 美国国土的土地面积为916万平方公里，其中大约33%为森林覆盖，除了私人林地、州县等地方政府拥有的公园森林之外，有将近100万平方公里为国家森林、草地和公园。 美国的国有森林分为两大部分：1905年建立的农业部林务局负责管理分布于40多个州和美国属地的135处森林和草地，总面积大约有78万平方公里；1916年在国土资源部下面设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到今天一共建立了58个国家公园，所涵盖的绝大部分也是森林绿地。 在这些地方人们可以露营，远足，骑车，骑马，登山，攀岩，划船，漂流，有的地方还可以垂钓和狩猎。家庭亲友可以到这些地方度假，或是利用周末去郊游，消解繁琐工作带来的疲惫。青少年团体例如男女童子军常常利用这些设施帮助孩子们认识大自然，增长自主能力， 在华盛顿市区南边大约45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一个威廉王子森林公园，它归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总面积大约有45平方公里。最早是在大萧条时期为华盛顿地区的少年儿童课余和暑假进行野外活动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征用作为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培训特工的营地，战后重新向公众开放。 这个森林公园虽然没有险峻的山岭峡谷，汹涌的激流险滩，但是它离城市不远，周围又有一些人口稠密的居民小区和军事要地，所以是喜爱户外活动的人们常去的地方。 1930年代这里除了露营区之外，还修建了五处木屋度假村，是男女童子军暑期活动的据点。OSS（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占用之后，70多年来依然保存良好，其中四处被国家史迹名录收录。除了木屋之外，还有4个露营区，一共有将近200个营位，其中包括70多个露营车专位。 公园里面有一条环形的车行道，沿路有很多停车点，是步行小道的起点，有的还设有野餐桌、烧烤炉与儿童游乐设施。公园里的步道总长接近60公里，喜欢远足的人们除了领略自然景色，还可以寻找与当年培养间谍有关的遗址，甚至追溯早期居民的足迹，包括他们的水力磨房，黄铁矿旧址，保存良好的墓地，以及南北战争时期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当然不要忘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当年南方实行奴隶制和后来种族隔离政策遗留的痕迹。 美国的国家森林很多免费向公众开放。但是狩猎、垂钓等需要购买所在州的许可证，而且只限于规定的区域和季节。例如在位于密歇根州的休伦湖马尼斯蒂国家森林，允许猎杀加拿大马鹿的季节是每年的5月1日到6月1日，本州居民（12岁以上）狩猎证为12美元，65岁以上老人6美元，外州（当然包括外国人）居民要138美元，年龄必须17岁以上，而且老年人没有优惠。 其他的设施使用，例如露营、租船或自带游船在设定的坡道下水或锚泊等，也是要收费的。前面提到的威廉王子森林公园，它属于国家公园管理局管辖，入园通常要交门票，但是比其他国家公园要便宜，个人徒步或骑车入园，门票3美元，有效期7天。开车进园的话，车载14人以下，每辆车5美元，也管7天，还可以买年票，每辆车20美元。在这个公园野营或租用小木屋也相当便宜，2012年4月以后的帐篷区每天20美元，租用小木屋平均到每个床位每晚6到10美元。 你也可以买一张全国所有联邦政府管辖的休闲地的通票，包括大多数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和野生生物保护区等。普通人的年票为80美元，62岁以上的美国公民10美元可以获得一张终生通票，残疾公民的终生通票免费，在国家公园做义工超过500小时可以得到一张年度通票。在美国通常都是开车进公园，只要车上有人有年票或通票，全车人都享受免费入园的待遇。  威廉王子森林公园一瞥（Jianan）
 威廉王子森林公园的小木屋。下图自左至右：大萧条时期由公民服务队建造；华盛顿地区的少年儿童在这里举办夏令营；战略服务局在这里培训间谍（国家公园管理局网站）
 威廉王子森林公园内的历史遗址和当年的照片。上：黄铁矿；下左：水力磨房；下右：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军队都曾经使用过这条大道（国家公园管理局网站） |
| Posted: 05 Apr 2012 12:54 PM PDT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即极少极少的用户会在使用网络服务时去查看服务条款，用户更习惯的下意识行为是快些找到那个"同意"或"确认"用鼠标点下去。与此相对的是，越来越冗长的服务条款充斥于网络间，估计即使是网站企业的员工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对此进行阅读。问题是，服务条款是用来确定网站经营者与用户之间权利义务最主要的文件，如此忽视它是否需要改进一下？ 那些冗长的服务条款列于一个或数个网页文档中，默默地等待着纠纷的到来。只有发生纠纷了，网站经营者和用户才会思念起它。这和合同的功能是不吻合的。合同，主要的功能并非只是处理纠纷的依据，其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合同双方可依此履行合同，减少自身违约的情形发生。用一句法律用语，这叫作预防风险功能。所以，目前的网站服务条款在事先无法得到用户阅读的情况是需要改进的。 那如何改进呢？理论上或许有两个选择：一是教育用户耐着性子仔细阅读条款，二是网站经营者应当作出创新型的改进。很显然，第一种选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有第二种选择是可行的。 互联网，是一个创新不断的世界。可是，网站的服务条款确像依然是那么地传统，与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相比，唯一的改变仅仅是把条款内容从纸面变成了电子档，其它没有本质的创新和变革。这苍老不怎么变的服务条款们就像是电脑机房里的一台打字机。 其实，只要我们把对互联网产品创新的脑子和热情分一些出来，就可以对网站服务条款的形式作出起码的创新。web2.0年代开始，网站在设计的理念上就是与用户不断对话作出互动，在互动的各个流程里加入流程的介绍和提示，就能够起到建立合同关系的作用。可是为什么大幅电子档式的服务条款仍然流行着呢？恐怕是对"合同"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首先就有着误区。 在十几年的律师经历中，尤其是在从事为公司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过程中，有一句话我时常与客户们分享，那就是"合同是一种关系，不是一本签字盖章的纸"。 如果你仍然将合同理解为是一本签字盖章的纸，你自然会将这种形式照搬到网站服务条款的制订上来，仍然希望看到一本电子的纸。但是假如你能理解合同是一种关系的话，你就能够豁然开朗，明白只要保证建立所需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可以完成网站服务条款的功能，也就能够"开发"出更为创新的服务条款形式来。 作者：李立律师 - 首发于LawLee.net |
| Posted: 05 Apr 2012 01:13 PM PDT Consider two passages. First, a definition: Social Darwinism is a belief, popular in the late Victorian era in England, America, and elsewhere, which states that the strongest or fittest should survive and flourish in society, while the weak and unfit should be allowed to die. Second, a statement about public policy: Public goods and Pigovian subsidies lead naturally to a tax system in which higher income individuals pay more in taxes. Surely, those with higher income and greater property benefit more from a governmental system that protects property rights. Moreover, the monetary value attached to other public goods (such as parks and playgrounds) and to positive-externality activities (such as basic research) very likely rises with income as well. Indeed, if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these services exceeds one, as is plausible, a progressive tax system is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Just Deserts Theory. What about transfer payments to the poor? These can be justified along similar lines. As long as people care about others to some degree, antipoverty programs are a type of public good. [Thurow 1971] That is, under this view,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for the poor not simply because their marginal utility is high but because we have interdependent utility functions. Put differently, we would all like to alleviate poverty. But because we would prefer to have someone else pick up the tab, private charity can't do the job. Government-run antipoverty programs solve the free-rider problem among the altruistic well-to-do. Now here is the question: Is the person who wrote the second passage a Social Darwinist as defined in the first passage? I think the answer is pretty clearly NO. But nonetheless, Jonathan Chait calls me a Social Darwinist, citing as evidence the paper from which the second passage above is taken. True, he quotes a different passage from that paper, but one would think a prominent journalist like Mr. Chait would read the entire paper and characterize the arguments fully before throwing around a pejorative like "Social Darwinist."  |
| Posted: 05 Apr 2012 08:02 AM PDT 消费主义时代：繁华中的危机 ??答《文化产业》记者瑞丰
《文化产业》：中国现在讲"文化复兴"，不免让人联想起提倡人性和个性解放的欧洲文艺复兴。中国的"文化复兴"到底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像当年欧洲"与风暴来临前的中世纪彻底决裂"一样对当前文化进行实质性批判？
傅国涌：我想今天中国还谈不上文化复兴，既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更谈不上像欧洲当年那样以人性解放和思想解放为轴心的文艺复兴，还不到这个时候。因为所有的文化创造都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自由。在缺乏自由空间的时代，是根本谈不上文化创造的，更遑论文化复兴。所以，谈文化是空洞的，也是虚假的。今天没有文化，有的只是物质，只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高歌行进，只有推土机的声音，试图把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变成高楼大厦， 所以在中国谈文化似乎有点奢侈。一方面我们看到似乎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繁华，一方面在精神上我们仍处于荒漠之中，到处都是万紫千红，莺歌燕舞，但掩盖不住骨子里的浮躁和贫乏。能说我们遭遇的这些就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吗？按照人类普世的文化、包括中国久远的古老文化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话，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更多只是一种消费、一种娱乐、一种物质的东西。
《文化产业》：中国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是文化吗？ 傅国涌：当然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孔子就是个文化符号，但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政治公关，或者外交手段，是借助孔子的外壳为某种需要做文化装点。准确的说，是用死的孔子为活的权力做的一种装点吧，充其量如此。孔子学院在对普及汉语起一点作用之外，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文化含量。
《文化产业》：从民国史学者的角度，您怎样评价当今传媒界？会否出现当代的新记《大公报》及其张季鸾式的人物？
傅国涌：严格地说，当代中国还没有相对独立的民间媒体，这跟民国时代的传媒生态完全不同，那时有大量的民间报纸和民间刊物。那个时代，民间传媒是主流，党媒是次流。今天党媒是主流，虽然有些报纸具有相当的市场化程度，但他的背后，即创办者依然是党媒，同时受党的宣传机构领导和掌控，今天中国传媒的喉舌功能远超过监督功能。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新华日报》的传统，也就是党报的喉舌传统，没有《大公报》《申报》的传统。虽然，民国也有民国的问题，那个时代的记者、编辑同样有那个时代的困境，他们与时代之间也有不断的冲突。 今天，很多传媒人也很有想法，有不少媒体人怀抱着新闻的理想，做得也很出色，但在这个时代，他们已无法成为张季鸾，他们也成不了张季鸾。在目前的状况下，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再也不可能产生出《大公报》，不可能产生出像张季鸾那样的报人，因为时代的环境不同了。 哪怕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人，四面面对的都是铜墙铁壁，是打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困境，在高度繁荣的媒体市场中，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无比的凄凉，什么也都没有，缺少更多独立的声音，真实的声音，有许多声音被过滤掉了。可以这样说，有好的媒体人，但很少有好的媒体。就算有几家相对而言被许多公众接受甚至喜爱的媒体，其实他们也是在夹缝当中生存，在现今的媒体环境下，最好的媒体就是走钢丝、打一点擦边球的。比如像南方报系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有其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历史形成的。还有像《炎黄春秋》这样有独特的背景，与执政党内老一辈的干部的有特殊渊源，可以比其他媒体有更大的尺度，说出一些真话。 张季鸾那个时代没有太多这样那样的顾虑，他可以畅所欲言，他完全可以凭他的独立思考来判断天下大事，所以能写出真正切入那个时代、见证那个时代的文字。今天写的最好的文字也就是60分，我经常讲，"在中国大陆说话能达到百分之六十，那就到顶了！"
《文化产业》：《大商人》里提到很多实业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爱国"。反视三聚氰胺、上海在建楼倒塌、列车事故等频发且耸人听闻的事件。在现在商业群体中，有无可以称得上"大商人"者？ 傅国涌：我不喜欢用"爱国"这个词，还是用"实业报国"比较合适。任何人物的产生都是和他那个时代息息相关的。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物和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那样的空间，即使你有满腔报国之志，也一寸无法施展。也许今天产生那种浩然独立的大商人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以产生很多的大老板，财富榜上的人物。在这个阶层中不能说没有报国的情怀，但缺少空间，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有"万金散尽"的壮举。今天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一方面在物质上允许无止境的追求，另一方面，精神空间的狭窄的。一个人若是选择理想主义，他很可能四处碰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产生超越物质主义的大企业家，尚不具备前提条件，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那样的空间不存在了。并不是说今天的人在聪明才智上比不过那个时代的人，而是今天这个已没有空间让他们成为那样的人。 不管你多有钱，你有多牛，你可以造摩天大楼，你可以买飞机，但是你想做一件好事往往没门，或者门很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公益、做慈善都带有垄断的性质。也有一些企业家想做公益，但许多路都走不通。看看李连杰的那个壹基金的曲折就清楚了。老实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欲做好事而不得的时代。
《文化产业》：陈光标在刚发布的视频中称"自己累计捐款超过15亿元人民币"，怎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傅国涌：这样高调的捐款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这些钱到底捐到哪里去了，不能轻下断语。表面上看，当然捐总比不捐好。但我们只有了解了更多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文化产业》：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像民国时期那样的大商人？ 傅国涌：对，目前看还不可能产生。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个体的原因造成的，因为个体生命和这个时代是捆绑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人。但这个时代正处于大转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制度如果变得更加健全，就完全可能产生出一代令我们心怀敬意的企业家来。
《文化产业》：到底是时代造就了人物，还是人物造就了时代？ 傅国涌：这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今天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创造还没有完成，也许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前夜，正处于痛苦的自我变革当中。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没有产生大人物，大人物或许已经存在，但是他要创造一个大时代还需要时间，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要未来一百年后的人来评价。今天可能会有很多人问，你讲民国时期那些人物的产生，那个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乱世，有外敌入侵，有内战，认为那个时代不如今天。但是衡量一个时代有很多的评价标准，关键在于用什么标准去评价。我认为归根结底，评价一个时代只有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关乎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这是永恒的标准，如果以这条标准去衡量一个时代相对较好或者糟糕，民国有很多缺陷，毕竟还是值得我们去回望的。
《文化产业》：按这条标准，我们看到民国时期很多大师。梅贻琦曾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梁启超也曾著述《少年中国说》，您怎样看待大师与少年的辩证关系？
傅国涌：我们今天只有大楼，没有大师。今天的大学是一个行政机关，是一个职业培养的地方，或者就叫"职业养成所"，今天没有真正的大学。大学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代青年的地方，有专业性、人文性和超越性，今天提供不了这样的教育，今天的大学只有技术性和功利性。用竺可桢他们当年说过的话说，大学不仅要谋食，还要谋道，大学不仅提供术，更要提供道。在今天这样的大学体制之下很难培养出梁启超所说的那种为未来承担责任的少年。如果说这个时代很堕落，大学尤其堕落，所以不要说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大师，连普通健全的公民也培养不了。
《文化产业》：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傅国涌：问题的根源还是要到体制层面寻找。这套体制度是围绕极个别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设置的，它希望所有人成为愚蠢的人，他们的利益才能够万世长存，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如果你们都变得很聪明，能独立思考，什么事都想得明白，那么他们的最大利益还能保得住吗？所以他们希望把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都变成一个洗脑的地方，他们所理想的三好学生，他们所理想的高考状元，他们所理想的大学的尖子，自然只能成为这个样子。根本的原因在这套体制的安排，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阴暗心理上，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设置的，整个国家的体制也是越来越往这样的方向滚动、旋转。 《文化产业》：您提到了独立、自由，在您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里也提到这些知识分子们的人格独立性，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您如何看待现今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对国民精神价值层面的影响，会否影响中华民族的进程？
傅国涌：早已经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程已经倒退了至少一百年以上，而且在继续影响着，我也不知道将来中国要走出这样的困境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中国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环境的破坏，那种掠夺性的环境摧毁，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另一层面是道德伦理、人性层面的摧毁，这一摧毁近二十年尤其严重。这两大摧毁，即使中国顺利转型，有了更健康的制度环境，要恢复正常的山河、恢复正常的人心，恐怕两三代人都不够。我担心最终能否恢复过来，也许恢复不过来。 《文化产业》：现在我们看到人人都称"大师"，都想当"名人"，相比西南联大为中国近代史培养出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像杨振宁、李政道等。这是一种浮躁？还是一种娱乐？
傅国涌：简单的说，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大师也是一种消费，一种文化消费。越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越会有一些人要把自己打造成大师，在这样的时代谈文化太奢侈了。这个时代哪有什么大师？如果有也是民国培养出来的。获得过最高国家科技奖的那些人，他们如果不是在民国时代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至少也在那个时代接受了中学教育，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个时代养育出来的，这个时代出来的人要想在文化上谈什么还不够格。 这是一个歪曲悖谬的时代，没有底线的时代，连底线都没有了，哪里有大师呢？大师其实要在文化上有根底，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的人，就是陈寅恪所讲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那种人，没有这样做底色的人能成大师吗？不管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或在学术领域， 没有自由和独立做底色，自称大师，说出来谁信呢？
《文化产业》：大师会在何时出现呢？或者说不会出现？ 傅国涌：我想我们的制度会有变动，等到这个社会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我们可以自由的呼吸，我们可以自由的思考，可以自由的做研究，自由的创作，把自己内心的生命的创造力都能自由的发挥出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一个人一样行走在大地上的时候，大师就有可能诞生。大师是需要傲然独立的人格做支撑的，是能够站着面对天空的，是能时时仰望星空，同时心中又有道德律令的人。
《文化产业》：《时代人物》：刚才通过网络看到台湾总统选举的直播，网络给草根阶层带来直抒胸怀、针砭时弊的机会，近年来邓玉娇案、石首案、我爸是李刚案等皆通过网络形式布告天下，草根阶层中不乏意见领袖。您怎样看待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傅国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今天处在缓慢的阶段，不能说完全停止，至少在民间层面还有很多追求和声音，尽管有很多被过滤和遮蔽了，但还是有。与八十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阶段。中国最终可能会走出自己的民主化道路来，但是今天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与民主为敌的刚性的体制掌控的时代，在这种强大的掌控当中，民主的声音显然是弱势，所以这个过程将会非常艰难，有很多的纠结，而且可能要付出很多沉重的代价。中华民族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在追求民主，我们的民主化进程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今天还看不到任何大的起色，还在非常艰难的掘进当中，只能在夹缝当中发出真实的声音，希望的曙光还没有看到。
《文化产业》：如果有机会到更为民主化的国家生活，您愿意吗？
傅国涌：我不会去的。我经常严肃地说，我是跟这块土地共存亡的人，即使多数人走了，最后留下的人当中就有我。因为我跟这块土地有刻骨铭心的连带感，我的生命和这块土地是连在一起的，我的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我从无离开的打算。 即使我有机会移民到民主化的国家，我也没有这样意愿。可能跟我不懂外语也有关系，我更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虽然我在这个国家常常处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但是我愿意与她共存亡，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存亡。无论将面临多么可怕的未来，我要尽我所能的在这块土地上奋斗，在这块土地上追求。我愿意跟那些愿继续留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一起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文化产业》：可以理解为您是爱国的？ 傅国涌：我想，不要用这个词来命名在人格上有独立追求的人。"爱国"这种词太大、太空了，我跟这块土地有刻骨铭心的生命连带感，那不是"爱国"能概括得了的，我就是它，它就是我，中国就是我，我就是中国，这块土地是我的，我的祖祖辈辈都是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埋骨在这里，我也将把我的骨灰埋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我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不是"爱国"这样轻飘飘的词语能概括的，我从来不喜欢"爱国"、"爱国主义"这样的词，这种词语是斯大林时代的词语，我一听见爱国就头大了。我就是它，你说我爱什么呀？这块土地就属于我的，我也属于这块土地，我们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关系。我认为这块土地不属于那一小部分在中国贪污腐化，拿了钱要溜到国外去的那些人，而是属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无权无势的中国人，愿意跟这块土地共存亡的普通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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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5 Apr 2012 09:02 AM PDT 进一步深化改革，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进一步改革不行甚至到了改革刻不容缓的关头，但问题是如何改，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大致理清在当今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主要有哪些。 纵观近年来在社会内部发生的种种问题，大致以将其归纳为以下8大类： 第一，政府官员腐败案件贪腐案件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 第二，第二，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 第三，整个社会越来越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项目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系经济增长。 第四，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 …… |
| Posted: 05 Apr 2012 03:47 AM PDT 几个寒虫说"边缘" |
| Posted: 05 Apr 2012 08:24 AM PDT   来自 荷兰克劳斯亲王奖基金会网站 的截图。 唯色感言：由衷地感谢五位克劳斯亲王奖得主为我的自由而呼吁！由衷地感谢克劳斯亲王奖基金会对我的关注和支持！我无以言表，唯有一如既往！ 克劳斯亲王奖得主为茨仁唯色呼吁: "允许唯色的言论和旅行自由" 作为过去几年亚洲地区克劳斯亲王奖的荣获者，我们对中国政府当局禁止藏人作家和历史学者茨仁唯色，在北京接受2011年克劳斯亲王奖深感遗憾。唯色不仅被禁止从荷兰驻中国大使手中领受此奖项，而且她在北京的行动自由亦受到限制。 将2011年度克劳斯亲王奖授予唯色，是因为她作为"文化先驱"以诗歌和社会传媒等形式突出强调了西藏人民所面临的挑战。以表彰她代表"被压迫、被消音的人民，以她杰出的兼具高文学品质和政治纪实风格的表达，来记录、阐述和支持西藏文化……" 我们五位亚洲地区往届克劳斯亲王奖获得者，坚信茨仁唯色代表了人文精神中最优秀的理想，该理想表现于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面对危险敢于直言的勇气。我们支持唯色对开放社会的向往，并对她为努力从内部促成变革而坚持留在北京倍怀敬意。她最近就西藏境内外所发生的自焚而发出的劝阻呼吁，更彰显了唯色深厚的人道情怀。 我们要求在北京的中国当局允许唯色在克劳斯亲王奖颁奖仪式上领奖。我们还要求撤消对她的博客和诗歌的限制，以及取消对她在这个国家的境内外自由旅行的限制。 克劳斯亲王奖得主: 阿里夫·哈桑(Arif Hasan) (卡拉奇，巴基斯坦) 加尼甚·德维(Ganesh Devy)(巴罗达，印度) 吉奥廷泽·耆那(Jyotindra Jain)(新德里，印度) 凯纳克·摩尼·迪克西特(Kanak Mani Dixit)(加德满都，尼泊尔) 默哈德·奥斯科威(Mehrdad Oskouei)(德黑兰，伊朗) 2012年3月，联署于加德满都 联系人：凯纳克·摩尼·迪克西特（Kanak Mani Dixit） +977-9851053209, dixitkanak@yahoo.com 'Allow Woeser the freedom to express and to travel' As individuals from Asia who have received the Prince Claus Award in past years, we deeply regret that Tsering Woeser, the Tibetan writer and historian,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Prince Claus Award for 2011 in Beijing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Not only was Woeser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award from the Dutch Ambassador to China, her movements within Beijing have been restricted. The Prince Claus Award for 2011 was given to Woeser as a 'cultural pioneer' who uses poetry and social media to highligh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ibetan people. She was recognised for speaking on behalf of "those who are silenced and oppressed, for her compelling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quality and political reportage, for recording, articulating and supporting Tibetan culture…" We, five past recipients of the Prince Claus Award from Asia, believe that Tsering Woeser represents the finest ideals of the human spirit, represented in her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and courage to speak out in the face of danger. We support Woeser's yearning for open society and respect her all the more for remaining located in Beijing, in an attempt to bring about change from within. Woeser's deep humanity is revealed in her recent appeal against the self-immolations that are occurring in and around Tibet. We demand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Beijing allow Woeser to receive the Prince Claus Award in an open ceremony. We also ask that the restrictions on her blogs and her poetry be lifted, as also restrictions on her freedom of travel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Signed by Prince Claus laureates: Arif Hasan(Karachi, Pakistan), Ganesh Devy (Vadodara, India),Jyotindra Jain (New Delhi, India), Kanak Mani Dixit(Kathmandu, Nepal) and Mehrdad Oskouei (Tehran, Iran). Issued in Kathmandu, 29 March 2012 Contact: Kanak Mani Dixit, +977-9851053209,dixitkanak@yahoo.com 克劳斯亲王奖关于唯色的简介 ：  在她的诗集《西藏在上》（1999）中，唯色以诗歌寻找她的藏人之根。她的下一本书《西藏笔记》（2003），以更直截了当和更具批判眼光的笔触描述了藏人的生活，阐述了文化和政治的诸多问题，因而被禁；她失去了工作和各种福利待遇，但更坚定了她以文字作为武器来记录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的决心。移居到相对不引人注意的北京，她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越来越直爽、明确的评论，抨击对藏人的监禁和折磨——她的文字的动人笔调和文学素养使得她的信息非常有效地广为传播。唯色对西藏文化的关切散见于她有关现代绘画、电影和文学的评论文章之中，亦见于开创性的专著之中，其中包括《杀劫》（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2006）。该书收入了她自己收集的对当时见证人的采访，并配以她父亲在那段时期的摄影。 在2008年抗议中国统治的大规模示威以及暴力镇压期间，唯色的博客成了向世界提供消息的主要来源。通过传递她在西藏的朋友们提供的事实细节，她每天发布有关抗议、践踏人权及非法杀戮的报道。唯色遭到软禁、骚扰，她的网站被关闭，她的行动受到限制，她的生活受到不间断地监控，然而，她继续呆在中国国内从事有关西藏的写作。因为她代表被压迫、被消音的人民而发声的勇气，因为她以杰出的兼具高文学品质和政治纪实风格的表达来记录、阐述和支持西藏文化，因为她的执著、她对自由以及西藏发展的积极承担，唯色被授予克劳斯亲王奖。 Tsering Woeser (1966, Lhasa) is a courageous Tibetan writer, who offers unique perspectives on the complexities of Tibet today. The daughter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her father an office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oeser was educated, and writes, in Mandarin Chinese. Following literary studies, she was posted to Lhasa as editor of the journal Tibetan Literature and began to uncover her true heritage. In Tibet Above (1999), Woeser published poems exploring her Tibetan identity. Her next book, Notes on Tibet (2003), addressi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ssues more directly and critically through portraits of Tibetan lives, was banned; she lost her job and all social benefits but resolved to use words as her weapon and to record Tibet's past and present. Moving to the greater anonymity of Beijing, she used the internet to publish increasingly explicit commentaries on the arrest and torture of Tibetans – the appealing literary qualities of her writing conveying her message all the more effectively. Woeser's concern with Tibetan culture continued in articles on contemporary painting, film and literature, and in groundbreaking books including 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006), which combines her father's photographs of the period with eyewitness accounts she gathered through interviews. During the mass demonstrations against Chinese rule and violent crackdown in 2008, Woeser's blogs became the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world. Relaying details from her contacts in Tibet, she posted daily reports on the protest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extrajudicial killings. Woeser has undergone house arrest and harassment, her websites have been closed down, her movements are restricted and her life under constant surveillance, but she continues to write about Tibet from inside China. Woeser is honoured for her courage in speaking for those who are silenced and oppressed, for her compelling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quality and political reportage, for recording, articulating and supporting Tibetan culture, and for her active commitment to self-determination,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in Tibet. 【感谢中文译者傅春雨 @boattractor_cj。】 延伸阅读： 克劳斯亲王奖网站唯色页面http://www.princeclausfund.org/en/news/appeal-on-tsering-woeser-by-prince-claus-laureates.html 克劳斯亲王奖之唯色博客（荷兰文）http://www.nrc.nl/nrclab/2011/12/14/tibetaanse-blogger-op-nrc-nl/ 【消息】藏人作家唯色获2011年度荷兰克劳斯亲王奖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9/2011.html 克劳斯亲王奖："给当今西藏的复杂性提供独特视角"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9/blog-post_08.html 藏人作家唯色："国际奖项保护了我" http://www.rnw.nl/chinese/article/563709 领奖被禁止，三月被软禁……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blog-post.html 两个视频：克劳斯亲王奖与一首歌曲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3/blog-post_04.html  |
| Posted: 05 Apr 2012 08:07 AM PDT 核心提示：Anonymous（匿名者）攻击了中国数百家中国政府网站。一部分网站的页面被撤换，有些则泄露了管理员的帐号、电话和邮箱地址。 原文：Anonymous hacks hundreds of Chinese government sites 作者： Emil Protalinski 发表：2012年4月4日 8:00am PDT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又日新"翻译，已经校对  黑客组织"匿名者"现在又了中国分支。上个月有人在Twitter上注册名为匿名中国（Anonymous China）的帐号，得到了有562,000粉丝的匿名新闻（YourAnonNews）的背书，这些账号后面的成员随即开始工作。他们一定忙翻天了吧！几天之内，数百家中国政府、公司和其它综合性网站遭受攻击，显示由黑客设置的页面。部分网站管理员的帐号、电话和邮箱地址被公布。在被黑的网页上，该组织贴出了绕过"防火长城"的贴士。 贴箱（Pastebin）上一篇长长的贴子列出了他们所有目标网站的清单。名单上原有327家网站，但是在一份更新的名单中，这一数字达到了485家。多数网站恢复了正常运行，但不久又再次被换掉主页内容。部分网站没有遭受攻击或被换内容；部分则遭到了更为恶毒的对待。 Pastebin上另一篇贴子解释了"匿名中国"执行这些攻击的目的。消息有汉语和英语两个版本。（以下是从英文版转译而来。） 你好，我们是匿名者。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使让他们的人民遭受到不公正的法律和不健全的程序。 人民，你们每个人都在遭受这个暴政的蹂躏。 为了公平、自由、民主，抗争吧！ 今天发生的更改页面和泄露管理员帐号的活动，展示了我们对中国体制的反抗。它必须倒台！我们不要求你们什么，只希望你们能表达抗议，解放自己，成为你们一直想成为的自由的人。那么，我们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告诉你们，你们应该反抗，欢迎你们，尤其是了解黑客技术、编程、设计，或其它电脑方面知识的人们加入我们的互联网中继续聊天（IRC）：http://2.webchat.anonops.com/ channel: #GlobalRevolution 我们是匿名者。 我们是军团。 我们不会原谅。 我们不会忘记。 期待我们。 以下是"匿名中国"3月30日以来的推文： 匿名中国的大规模修改页面（pastebin）->http://pastebin.com/f7nFSFgq #中国和#世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 匿名中国不隶属于GlobalBlackout Joke。#lulz 感谢来自全世界的帮助，匿名者和"非匿名者们"。 在大规模修改页面过程中受到影响的非政府网站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知道这次攻击，包括那些站长们。 更新：大规模修改页面480+（包括.gov）http://pastebin.com/uqKbmfmm 匿名中国写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话。http://pastebin.com/hQsQUfHV #GlobalRevolution（全球起义运动） 第二天，3月31日，事情变得更加严重。贴箱（Pastebin）展示了对中山市司法局zssf.gov.cn黑客攻击的细节。这次的攻击不仅导致了页面修改，电话号和电子邮件也遭泄露。先是两个帐号和密码被公开，而后又有548条电话号码被贴出，像是属于中国官员的。最后又有860个信箱帐户被公布。不过，这些信箱的密码并没有被公布。 以下是那天之后的推文： 中国政府，请准备好:-) 匿名中国对http://www.zssf.gov.cn/实施了黑客和泄密攻击。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被泄露，点击这里查看： http://js.cyberpolice.cn/webpage/search.jsp?%3Fspec%3D0&PARA=%22%27%3E%3Cscript%3Ealert%28document.cookie%29%3C/script%3E%0A&CRY XSS Injection Vuln. x) 全世界的匿名者为了正义而战#期待我们，期待匿名中国，我们仅是开始而已。 最近又至少有三家网站被修改了页面，显示了与之前被修改的网站完全相同的页面。如上面的图片所示，在本文写作时，第一和第二两家网站依然显示着黑客设置的图片，文字，并播放有一段背景音乐（Baba O'Riley by The Who）。甚至还有一个链接指向一个单独的页面，展示如何绕开网络审查，所有被黑的网站都被植入了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实际上是个从一个贴子复制而来，直接点击http://hacktivist.me/tips_en.html 可以亲自查看。 以下为"匿名者"黑客在这两家网站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留下的消息： 大家好！ 写给中国政府的消息：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使让他们的人民遭受到不公正的法律和不健全的程序。 亲爱的中国政府，你们并非不可战胜，今天网站受到攻击，明天就会是你们脆弱的政权，它将倒下。 所以，等着我们吧，因为我们从不原谅。今天你们对你们伟大的人民的所做所为，明天将同样发生在你们身上。 没有怜悯。 没什么能阻挡我们，包括你们的愤怒和武器。 你不要威协我们，因为你不会因为一个想法而恐惧。 写给中国人民的消息： 你们每个人都在遭受这个对你一点不懂的政权的暴政，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此时此地我们在一起。明天以及将来都会如此以保证你们的自由。 我们永不放弃。 请不要放弃希望，革命从心开始。 其它国家的沉默凸显了中国民主的缺失。这是不可容忍的。 我们都要为了你们的自由而战。 写作本文的时候，第三个网站简单地显示一句中文，正在维护。我认为这家站点的所有人已经重新取得了控制。 最后但不是最次，tchjbh.gov.cn昨晚遭到攻击，结果同样是在Pastebin公布。一个管理员帐户，四个电话号码，和一个邮箱地址被公布。 以下是4月1日至今的推特： 中国的黑客、程序员及其它人士，全世界的黑客们，我们邀请你成为匿名中国的一员，为了正义而战！ 修改页面、泄露信息，今天……明天……永远！ http://cdcbd.gov.cn/ http://www.qnwqdj.gov.cn/ http://www.bbdj.gov.cn/ ，再次纂改，你们的安全依然很烂。 透露消息……今天再次攻击中国政府。 http://www.tchjbh.gov.cn/被匿名中国攻击，信息泄露点击http://pastebin.com/BijTmUmH 看不出这些攻击来自何方。中国国家媒体最近打击了几十家网站，惩罚了两家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并拘捕了六人，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的事在中国经常发生。共产党会做何反应呢？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和"防火长城"有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05 Apr 2012 02:14 AM PDT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我站在企业和买卖人角度讲问题；如果讲得远了一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跟买卖有......>>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Posted: 05 Apr 2012 02:01 AM PDT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薛芳 发自北京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 Posted: 05 Apr 2012 07:17 AM PDT 随着教宗本笃十六世充满争议的古巴行即将逼近，即便这个国家进入了《哈瓦那时报》描述为"天主教狂热"的状态，在表面上努力"将一个曾遭放逐的机构带回它新的优势地位，并获得新的奉献者"，却阻止不了網絡上日益火热的讨论。 这则文章解释：
共产党跟天主教的明显夥伴关系，让许多网民感到沮丧。尤其是对照仍持续出现在报告上的人权侵害，以及其他偷偷缩限个人自由的方法。为了强调这点，翻译古巴的奥兰多·路易斯·帕多·拉佐(Orlando Luis Pardo Lazo)[ http://translatingcuba.com/?p=16643 重新出版了《庇护十一世论基督和共产主义之通谕》]，他称此为"必读读物"。 古巴政府的行动并没有逃过巴巴鲁的法眼，该网站在周末说道：
此举，就在枢机主教卡蒂诺·洁米·奥地加表现出对抗十三名抗议者的姿态后，这使得许多博客感到不安。针对哈瓦那枢机主教的动作，绝不逃避说道：
同样地，这项行动使得巴巴鲁总结认为梵谛冈加上奥地加枢机主教与卡斯楚独裁是三位一体。
梵谛冈针对美国／古巴禁运的 声明，证明只是另一个激起網絡社群的引子。这可从巴巴鲁特别比较梵谛冈对于南非禁运和古巴禁运的立场可看出：
同时，镇压仍明显地持续着。巴巴鲁说道：
博客来自古巴流亡季刊杂记提到同样的事件时，好奇类似这样的行动是否能够被称为"另一个古巴的黑色之春"
来自哈瓦那的博客依凡的档案柜注意到，古巴正准备以"大众浴"迎接教宗，他解释道：这是"某种专属于棕榈绿革命的事物"，他以如下文字做结：
校对：yenrong 作者 Janine Mendes-Franco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Posted: 05 Apr 2012 06:13 AM PDT 好女莫嫁地质郎？ 特适尔
刚刚参加完一个年轻同事的婚宴。新婚同事发表感言：好女莫嫁地质郎…… 其实，以前的的确确有这种现象，搞地质的很难找到好老婆。这个世界很现实，搞地质的人绝大多数找的老婆要么是纺织厂的女工，要么是没有工作的，要么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反正，按照世俗的眼光，找的老婆好不到哪里去。从前有顺口溜说：好女莫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好不容易回趟家，带回一堆脏衣裳。收入不高，长年累月不在家，的的确确是对男女双方身心的煎熬！所以，有不少红杏出墙或者外遇之类的事发生。好在学地质的温总在台上，现在搞地质的日子比胡乱进行分税制改革的朱某人当权时好过多了。现在工作条件改善多了，一年出野外时间虽然有半年，但是大家基本上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食色，性也）。收入也提高了不少。可不，不少女孩想嫁地质郎呢！ 希望生活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特适尔/TECEL部落格www.bullogger.com/blogs/tecel 或者www.desaigongyuan.org 之tecel 或者http://tecel2.blog.sohu.com/ （20120405星期四） 特适尔®/TECEL®为本人设计并注册的商标，广泛用于吃穿用等多种商品和/或服务，包括第3类（含香皂、香波、香水）、第5类（含药品、婴儿食品、杀害虫剂、卫生巾）、第7类（含洗衣机、发电机）、第9类（含计算机、电话机、电视机、照相机）、第11类（含冰箱、空调、厨房用品）、第25类（含服装）、第29类（含鱼、肉、蛋、奶、油）、第30类（含咖啡、茶、饼干、方便面、酱油）、第35类（含广告、投标报价）、第37类（含建筑、钻井、装潢）。希望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我一道，许可使用和/或转让该商标，把"特适尔/TECEL"这个品牌推向世界！非商业性用途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用途请与作者联系：aq246@163.com |
| Posted: 05 Apr 2012 05:23 AM PDT  每年在香港上演的歌劇不多，而且多以名家的經典劇目為主。只有在大型藝術節中，香港觀眾才能欣賞到華格納、布烈頓等作曲家的作品。因此，原創歌劇《趙氏孤兒》能在3月來港上演，讓港人一窺國家大劇院的水準，實屬罕見。 三幕大型原創歌劇《趙氏孤兒》的故事取材自同名劇本，它本為元朝雜劇，內容講述在春秋時期，晉國老臣趙盾力勸晉靈公不要欺壓平民，奸臣屠岸賈趁機射殺趙盾，更下令誅殺趙家三百餘人。莊姬公主把趙氏孤兒托付給醫生程嬰，程嬰初以平民不能擔大任為由婉拒，其後公主自絞而亡，程嬰許下諾言，決意救出孤兒。程嬰把孤兒放進藥箱，卻被將軍韓厥發現，但他被程嬰的義行所感動，把程嬰放行，更以死逃避屠岸賈的追問。屠岸賈隨後下令殺絕全城嬰孩，程嬰與朋友公孫杵臼商議後，決定由公孫杵臼抱走程嬰的兒子頂罪，屠岸賈則把假程嬰之子收為養子，而程嬰落得一個賣友求榮的污名。十八年後，程嬰向長大成人的趙氏孤兒趙武道出真相。最後趙武手刃屠岸賈報仇，程嬰終能完成諾言。 《趙氏孤兒》在2011年在北京首演，半年內重演了兩次，今次是首度在北京以外地區上演。該劇由雷蕾作曲，鄒靜之編劇，是二人繼另一齣原創歌劇《西施》後再度合作。導演陳薪伊在上年已曾來港執導原創歌劇《中山逸仙》。指揮呂嘉率領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和合唱團表演，並由袁晨野、莫華倫、梁寧等全華人歌手擔綱演出，他們在此之前均曾參與過《趙氏孤兒》的演出。 各方面俱佳的新歌劇 陳薪伊在場刊的導演的話中表示，「世界是混沌的，但正義與邪惡卻涇渭分明」，因此她著力地把這個概念呈現於舞台上。如在第二幕第一場中，她安排韓厥在能旋轉的門前自殺，程嬰則在門後跪拜，此際一道白光投射在他們身上，同時，她安排手執長劍的屠岸賈在另一邊張牙舞爪，把紅光射向他，這個構圖的形象鮮明，突出了善與惡的對比。 《趙氏孤兒》的音樂接近西方歌劇音樂，甚至有些像電影配樂，隨劇情的演進和角色心理的變化而出現起伏。像程嬰對自己竟想將趙氏遺孤棄之不顧而自責的時候，音樂的調性屬於小調，其後他決定救出遺孤時，音樂轉為大調，在高潮的地方樂隊停止奏樂，讓歌手清唱，顯出決志的感覺。 全劇的音樂相當激昂，對歌手的聲量的要求很高，歌聲給樂團聲蓋過的情況時而有之，不過整體來說歌手們的發揮出色，演技到位。當中飾演公孫杵臼的田浩江，低音洪量和渾厚，令人印象深刻。此外，飾演莊姬公主的么紅所唱的樂段難度很高，在高音區徘徊的同時又要維持柔弱的聲音，帶出憂傷的感覺。不過么紅對聲音的控制很好，演繹出色，沒有被難倒。 指揮呂嘉的身體動作不大，但指示清楚，在歌手演唱前都會指向他，給他們提示。管弦樂團在呂嘉的帶領下表現平穩。至於合唱團，各聲部的人數平均(13至18人不等)，聲部之間的平衡很好，特別是在第一幕第二場的開始時，全男聲的合唱雄壯，氣勢十足。 當然《趙氏孤兒》在首演和創作上都有些瑕疵，例如序幕中的合唱不太齊整；有時樂隊的速度追不上歌手的速度；轉景所用的時間過長，而且發出過大的聲浪。有時歌手忽然要在一句樂句中唱出一連串歌詞，頗為突兀，與當時的劇情不配合；此劇亦缺乏如《弄神》的《善變的女人》這般琅琅上口的詠嘆調。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藝術體現 此劇的成功與劇本不無關係，與外國經典歌劇相比，《趙氏孤兒》少了談情說愛，取而代之的是一幕幕的犧牲：不論古今中外的藝術創作，死亡都是極度強烈的戲劇元素，能使《趙氏孤兒》帶出震撼人心的效果。此外創作者從中突顯了中國人所重的仁義，並在音樂中加入不同的中國元素如琵琶及民族曲調，實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藝術體現。 《趙氏孤兒》是一個出色的創作，可惜首演當日雖然有很多花牌，也有一些媒體在採訪，但觀眾卻不多，畢竟這是一個新歌劇，對喜愛經典的聽眾來說吸引力不大，普通話演唱亦令一些外國觀眾卻步。可幸的是多了些年紀稍大的香港人進場，聽他們之間的言談，估計是受《趙氏孤兒》這個劇目吸引，可說是開拓了新觀眾群。 這反映了香港歌劇演出的窘境：新作品上演機會不多，觀乎近年的例子，2009年《詩人李白》、2010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及上年的《中山逸仙》，都是因東亞運、新視野藝術節及辛亥革命百週年之名才能上演，令香港人少了欣賞優良新作的機會，實在可惜。但願今次《趙氏孤兒》的成功能起鼓勵作用，使更多的新作能在港上演。筆者也衷心希望《趙氏孤兒》能在海外地區上演，宣揚這套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歌劇。 |
| Posted: 05 Apr 2012 04:31 AM PDT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节，民族英雄蒋介石在台湾与世长辞。 记得从童年时候开始，对于蒋介石的仇恨就一直伴随着少年直至青年。小时候，伙伴们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打倒蒋光头！虽然后来也喊过打倒林彪，再后来也喊过打倒邓小平。但是总的说来，都不如"打倒蒋光头"喊得那么频繁，那么响亮！每次看电影，只要一见到蒋介石，伙伴们就会恨得牙齿发痒。1976年9月，蒋介石在大陆的老对手毛泽东也死了。那时全村的男女老少承蒙皇恩浩荡，每个人都发了几平方寸的白布或者黑布，大家脸上悲痛但心里实喜，因为孩子多的家庭可以将这些布块重新缝合，做一件褂子。这可是十几年来国家给农民发放的唯一恩泽遍布的福利。 不过，笔者要收获大些，在我读初 …… |
| Posted: 05 Apr 2012 04:11 AM PDT 梁振英與村長個女 每當范徐麗泰出現在電視螢幕，總教人聯想到沙頭角村長個女李愛。去年中，范徐麗泰自持「民望高」，心儀阿爺開綠燈俾佢參選特首，阿爺抬頭望著個天睇吓少咗邊粒星，然後默然不語。 國內政局波濤洶湧，梁振英臨危受命，當選為第四屆行政長官，成功阻斷禍國亂港勢力的延伸，為撥亂反正清除障礙，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重新起步開創有利條件。成為候任行政長官後，為爭取各方支持，梁振英馬不停蹄會見各界，聽取各方面問題的意見，希望日後加強溝通合作，令香港發展得更好，4月3日先後拜會前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及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范徐麗泰形容會面非常有禮貌，氣氛平和。對於外界視會面為大和解，范太話同梁振英過去冇咩爭拗，不需什麼大和解，並表示梁振英係經過公開選舉選出，會以候任行政長官身份對待；但只支持香港不支持任何個人，希望梁振英團隊以誠心、誠意、誠實態度服務市民。 回歸15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實踐失敗，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不斷擴大和深化，香港的管治模式和發展方向都需重新調整定位；要令香港發展得更好，就要認真地全方位地檢討研究導致失敗的人和事。 《基本法》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基石，但回歸15年來，源於種種邪惡的意念，中央及香港特區都未認真和正確地執行《基本法》；特區政府二次經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三次行使中國憲法嘅權力「解釋」《香港基本法》，都係實行一國一制而唔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喺1999年已經冇咗。香港人唔識得遵守和維護《基本法》，唔願意當家作主嘅奴民心態，令香港特區成為「皇權」復辟嘅溫床。 范徐麗泰、梁愛詩和葉劉淑儀及譚惠珠係一國兩制嘅四朵罌粟花，高度自治被毒殺，四朵金花「功不可沒」。梁振英與范徐麗泰會面，范太曾對中港關係表達意見，應該係毒汁四濺嘅場景，未知梁振英有無百毒不侵之能耐，但願出任特首之前，梁振英能夠先惡補《香港基本法》。 「雙非嬰」居港權問題在北京兩會期間被炒熱，30名港區人大代表聯署，建議就雙非嬰居港權釋法，人代與政協委員雖主張各異各自各精彩，但核心只有一個，就係「要一國一制不要一國兩制」，「要阿爺說了萛不要高度自治」，目的都是希借助中央嘅「權威」，合理化和合法化自己的愚昧。 范徐麗泰係特區籌委會委員，係違規僭建《基本法》第24條（1）居港權「立法原意」嘅責任人之一，所以對「雙非嬰」居港權問題特別肉緊，與各人代和政協委員齊聲指責終審法院及特區政府「有法不依」。 范徐麗泰表示，港府處理雙非方法明顯與人大1999年釋法原意有異，特區政府不按《基本法》第24條的立法原意去做，是次港區人大代表聯署只是「建議」全國人大再次「澄清」雙非嬰居港權，而不是「提案」要求釋法，因法例早在1999年已解釋過一次；范徐麗泰認為「省市」可違反人大決議更是「不可思議」，希望今次人大可再作澄清根治問題。 「省市」可違反人大決議的確係「不可思議」，但香港係特別行政區，係實施《基本法》而不是直接實施中國憲法，一國兩制特區不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特區的角色和權力，由特區《基本法》具體規定；為保證特區的終審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得到實現，《基本法》的規定，人大常委會只能夠按照第158條規定的程式對條文進行解釋，而解釋並無裁決效力，裁決必須由香港法院按人大的解釋仲裁。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通過法工委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只對香港法院具約束力，而特區政府必須執行法院的判決而不能夠直接執行人大決議，呢啲規定係特別行政區嘅憲政制度，係《基本法》嘅規定，「人大決議特區政府必須執行」，范徐麗泰的言論盡顯村姑本色。 1999年《基本法》第24條（1）居港權「立法原意」的「釋法」，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都認為不是正式的釋法，只是附加意見；24條（1）係自治範圍內的條款，第158條規定由香港法院自行解釋，人大常委會根本無權解釋，點樣釋法？范徐麗泰對憲法和《基本法》及憲政制度一竅不通，成為全國人大常委，純粹係花瓶性質，係答謝回歸前轉軚忽然愛國，係賞賜而唔係賞識。 明報──30人大代表上書促釋法： 中國新聞──梁振英范徐麗泰冇偈傾：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
| Posted: 03 Apr 2012 11:59 PM PDT 【按】目前，吴英案还没最终定谳，吴英生死未卜；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吴晓波在 《激荡三十年（上）》中记载了上世纪80年代浙江温州的另一个女人的故事，郑乐芬因"破坏国家金融秩序"获"投机倒把罪"，被处死刑。 《郑乐芬之死》一文即摘自吴晓波前述著作。另外，我找到"郑乐芬案当年判决摘要"附后。 郑乐芬之死 这个世界上，除了若干个心碎的家人，很少还有人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郑乐芬的温州妇人。1991年，她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郑乐芬是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的主角之一，在那次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有30万人卷入其中，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政府决心整治此事件，郑乐芬成为罪大恶极的首犯。 "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1980年代初期，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苍南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钱庄就被当地政府查封。从此，温州的民间金融只好转入地下。私人业主无法从国营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又不可开办民间钱庄，资金短缺成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活动便悄悄地在温州各乡村开展了起来。资料显示，在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曾因为替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闻名一时的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由于缺乏法律的保护与规范，"抬会"之运作纯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保证，在平常并无太大风险，然而到了经济快速成长和资金供求失衡的时候，就会引发意外的事件。1986年，国内经济趋热，资金渴求陡然增大，常规的信贷效益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借贷需求，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很快，一种新的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郑乐芬是永嘉的一个家庭妇女，丈夫蔡胜南是县汽车客运站的职工，据熟悉的人回忆，郑圆脸胖身，为人热情大方，没有读过几年书，结婚后就在家里做点小生意。当抬会风暴刮起时，头脑灵活、人缘颇佳的郑乐芬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一个小会主。后来发现，温州抬会的会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郑乐芬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郑的抬会规矩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2个月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的会主们成了乡亲眼中的女财神，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随众心态的集体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燃烧了起来。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从1985年1987年初，温州9县2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在这些抬会中，郑乐芬所主持的抬会规模为中等，她共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收支差额为189.6万元，郑乐芬用这笔钱盖起了一栋三层楼的砖房，还借了些给邻里朋友。 这个疯狂的游戏在政府完全失效管理的情景下进行了一年多，抬会的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的亢奋即刻转为极度恐慌，抬会体系瞬间雪崩。整个秋天，温州地区陷入空前的混乱，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似地冲向会主的家。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政府这时才如梦方醒，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3月23日，郑夫妻潜逃，4月30日，蔡在上海投案自首，7月16日，郑在江苏金坛县被公安机关捕获。1989年11月2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被告人郑乐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被告人蔡胜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郑案的判决在当时的法律界引起了争议。有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而法院则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法院提供的证据表明，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 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沿海各地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未停止过，国家一方面对此种行为严厉禁止，另一方面却又对加大私人企业的金融服务束手无策。温州抬会和郑乐芬事件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悲剧。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维持以投机倒把罪判决郑氏死刑，立即执行。 抬会风波以十分血腥而狰狞的方式留存了中国现代改革史上的一个片断。它表明，当一项公共需求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满足的时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疯狂的集体举动。其后10多年的事实是，温州人在民间金融上的试验一直没有停止过，但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支持，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命运日日危如卵累，时时面临被取缔和制裁的可能。 《英国简史》的作者伍德沃德曾经写道："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他还引用《便西拉智训》中的一段名句说："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郑乐芬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是一个死刑罪人，死时只有38岁，且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附：郑乐芬案判决摘要 被告人：郑乐芬，女，３８岁，浙江省永嘉县人，无业。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７日被逮捕。 １９８４年１月，蔡因犯流氓罪被免于刑事处分。 １９８５年９月，被告人郑乐芬与被告人蔡胜南共谋，组织"民间金融互助会"（俗称"平会"），从中得利。同年１０月，郑、蔡为牟取暴利，将"平会"转为以高利率为诱饵的"抬会"，郑充当会主。被告人夫妇采用两种方式经营"抬会"。一是先由会员向会主交纳一笔大额会款，然后由会主分期返还会员；二是先由会主付给会员一笔大额会款，然后由会员分期返还会主。会主利用多收少付的差额，从中牟取暴利；会员则利用所得会款放高利贷而非法得利。郑、蔡开始组织"抬会"时没有资金，就尽量发展新会员，收取新会员的大量会款作为"抬会"周转资金，付给先期入会的会员。社会上许多人因见有利可图，遂把"抬会"当作发财的捷径，东奔西走，筹措资金，以求入会，致"抬会"规模迅速扩大。 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４日，乐清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明令禁止"抬会"等非法金融活动。郑、蔡不仅不停止活动，反而指使他人为其开设新会头，扩大"抬会"规模，继续收取会款。同年３月１９日，乐清县人民政府依法取缔"抬会"时，郑、蔡直属的中、小会主达４２７人，"抬会"会员涉及乐清、平阳、永嘉、瑞安、洞头、玉环、温州等县、市、区，并远至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共收入会款６２００万余元，支付会员会款６０１０万余元，非法经营金额共为１．２２亿余元，收支差额达１８９．６万元。郑、蔡将差额款大部分用于自家建房、还债、挥霍或借给他人。破案后，经对会款的收支、出借等情况进行清查，以及对赃款、赃物进行追缴、变卖之后，郑、蔡还造成会款实际损失４９．７万元。 上述事实，有会帐明细册、会证、会单及证人证言证实。 郑、蔡组织"抬会"非法活动７个月，危害极为严重。"抬会"导致高利贷活动猖獗，破坏了人民政府对民间借贷的管理秩序，造成国家银行的储蓄额急剧下降，信贷资金不足，影响该县的生产建设；"抬会"以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思想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败坏了社会风气。"抬会"被取缔后，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甚至采用绑架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造成非正常死亡３人，被绑架、拘禁５３人，致乐清县社会秩序一度严重混乱。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３日，郑、蔡畏罪潜逃。同年４月３０日，蔡在上海市黄浦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年７月１６日，郑在江苏省金坛县被公安机关捕获。归案后，郑、蔡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审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依法判决，以投机倒把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郑乐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蔡胜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蔡胜南服判。郑乐芬不服，以"我不是会主，量刑过重"为理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郑乐芬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组织"抬会"，自己当会主，蔡胜南只是帮忙，会员都公认郑为会主，会证上盖的也是郑的印章。从同年１２月起，蔡与郑一起从事"抬会"活动，蔡承办大部分具体事务，包括数钱、记帐、付出会款、雇人帮忙、对外应酬等，郑对这些事务做得少了，但整个"抬会"会款的帐目还是由郑掌管的。所以在"抬会"中，郑的作用大，蔡的作用小些。一审认定郑、蔡均是本案的会主，且两被告人是夫妻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不分主犯、从犯。这样认定基本适当。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郑乐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于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７日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审核查明：被告人郑乐芬与同案被告人蔡胜南为牟取暴利，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以"抬会"形式进行非法金融活动，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投机倒把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原审判决和二审裁定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于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０日讨论决定，９月１８日裁定如下：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审以投机倒把罪判处被告人郑乐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Related Posts |
| Posted: 02 Apr 2012 08:13 PM PDT 凉皮儿是陕西名吃，有"四大名旦"之说，即汉中面皮，秦镇米皮，岐山擀面皮，麻酱酿皮。 汉中面皮和秦镇米皮都是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的，而岐山擀面皮则用的是小麦面粉；另外，前两者均是先打浆后上锅蒸，而擀面皮则是先擀后蒸，这个差别决定了他们的口感决然不同，前者光滑柔软，后者则劲道耐嚼。 麻酱酿皮做法应该与米皮相似，只是吃法上有独特之处，要放芝麻酱，别有一番香味。以前介绍过"坊上美食三剑客"，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盛家酿皮"。 以上这些都是来西安以后才知晓的，相比之下，在老家时，家常的做法和吃法有所不同。 首先，叫法就不太一样，家里人都只说"蒸面筋"（音），不说凉皮儿或者面皮儿；而真正洗出来的面筋，被叫做"筋筋"。 家常做法最重简洁明快，方便！蒸面筋直消三步走：和面水、上锅蒸、冷却。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和面水"，是面粉和水结合然后直接被舀进"面筋锣锣"的，没有经过洗面筋、沉淀面浆等工序。 吃法也与众不同。在西安吃凉皮儿都特别重视放醋和辣子，还有些豆芽什么的；而我们家里一般是炒了韭菜洋柿子葱花拌着吃。 正所谓十里乡俗各不同，再加上习惯、感情之类的因素，貌似一样一样的东西，些微的差别也能区分出来，除了这凉皮儿，包子、凉粉儿、泡馍、肉夹馍、孜卷等等等等，莫不如此。 在西安十多年了，要吃家常饭不容易。现在可好，父母为了照看孙女常驻西安，家常饭想吃什么做什么，挨个儿吃！ Related Posts |
| Posted: 05 Apr 2012 02:01 AM PDT 众所周知，大陆官方总是在说"抵制全盘西化"。但马列意识形态就是西方舶来品，官方对"马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全盘西化却听之任之。 "马列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殖民，把一种邪恶理念强行植入了中国大陆人的思维中。虽然这种文化殖民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干着，但大部分的国人对此却茫然无知，不觉其毒。很多人还觉得它就是中国文化，这对于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来说，是一件十分心痛的事实。 撕开马列意识形态的伪装，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自小被灌输的、内心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许多事理，并非西方的优秀文化，也非人类的正常文化，更不是中华的固有文化，而是马列意识形态独有的党文化。它毒害我们的心灵、腐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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