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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美尼亚：下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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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Apr 2012 01:10 PM PDT 亚美尼亚 2011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五千四百美元，是前苏联成员中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虽然首都叶里温中心的发展可能会让观光客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四散各地的人民，但这个南高加索国度的经济情况在地方上更为明显。 随着亚美尼亚越来越以地方发展为优先，CivilNet 网站和亚美尼亚少数以此为家的外国人 Timothy Straight 合作，每周到不同的村庄旅行。这位前挪威难民委员会长和挪威及芬兰名誉领事希望能改变这一切。
"我们想做的是收集资讯、传播资讯，让人们得以对亚美尼亚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有正确了解。"Tim 下乡行动（又被称为一路下乡行动）宣传影片附的文宣这样说明。
他特别利用網絡工具像是博客、脸书和 Pinterest 页面来推广这项活动。大家也可以透过推特帐号 @timothystraight 追踪 Timothy Straight。 校对：Soup 作者 Onnik Krikorian · 译者 Hsu-Lei Le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美国文学纲要》连载：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5） Posted: 09 Apr 2012 11:05 AM PDT 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六章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之五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 在某些方面，约翰•贝里曼的生活与罗伯特•罗威尔相类似。他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就读于美国东北部的预科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贝里曼专攻传统形式与格律，并受早期美国历史的启发，创作自我批评的自白诗集《梦歌》（Dream Songs，1969）。这部自传式作品以一个名叫亨利的怪人为主角，对自己的教学生涯、长期酗酒和雄心壮志进行了反思。 与他的同时代作家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一样，贝里曼也发展出一种灵活风趣而又含义隽永的风格，巧妙运用民俗、童谣、以及俚语中的短语。贝里曼这样描写亨利："他凝视着废墟。废墟与他对视"。在另一处他诙谐地写道："哎呀哎呀/我痛苦地叨念：什么时候才能漠然。" 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1908-1963） 身为花卉种植人之子，西奥多•罗特克发展出一种特殊语言，唤起"温室世界"里的小昆虫和那些看不见的根："虫子啊，请与我同在。/这是我的困苦时刻。"他的《说给风的话》（Words for the Wind，1958）里的情诗以无邪的热情赞颂美丽和欲望。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我认识一个女人，全身都透着可爱/当小鸟叹息，她会一同叹息。"有时，他的诗篇就像是大自然的速记或是古老的谜语："谁将泥土吓得出声？/去问鼹鼠，他有答案。" 理查德•雨果（Richard Hugo，1923-1982） 理查德•雨果生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曾师从西奥多•罗特克。他在恶劣的城市环境中长大，生活贫困，但擅长以美国西北部为背景表达劳动人民的希望、恐惧和挫折感。 雨果以鲜明的抑扬格写作怀旧诗和自白诗，描述他所在地区被人遗忘的破落小镇；他通过人际关系来描写耻辱、失败以及罕见的包容时刻。他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借此阐释重要的观点。"你最爱什么，仍是美国"（What Thou Lovest Well, Remains American，1975）以一个人对家乡的美好回忆而结尾，好像这些记忆是他的食粮： 如果你被困在某个 奇异空旷的小镇 需要饥饿的爱人作为 朋友，需要感到 在他们的街头俱乐部里 你受欢迎。 菲力普•乐文（Philip Levine，1928- ） 菲力普•乐文生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通过敏锐的观察、愤怒和痛苦的讽刺直述劳工阶层的贫困。同雨果一样，乐文也是城市贫民。他为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陷入孤独的个人呐喊。乐文的诗大多忧郁，在意识到政府体制将会持续下去时反映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乐文在一首诗中将自己比作一只狐狸，在猎人追杀的危险境况下，通过自己的勇气和狡黠而存活下来。乐文的早期作品采用传统格律，后期的诗行转向自由开放，表达了他对当今世界种种罪恶的孤独抗争。 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1923-1997） 詹姆斯•迪基生于佐治亚州，既是小说家、散文家，又是诗人。迪基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时，曾就学于"土地派"（Agrarian）诗人和评论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门下。在戴维森鼓励下，迪基敏锐地观察自己的南方文化传统。同兰德尔•贾雷尔一样，迪基也在二战中担任飞行员，并且在作品中描写了战争的苦痛。 作为小说家和诗人，迪基常常表达一种不懈的努力，"超越，竭尽全力/超越对你的要求"。他渴望恢复同世界的富有活力的联系——他在大自然（动物、荒野）、性爱和体力劳作中寻求这种联系。迪基的小说《救赎》（Deliverance，1970），以南方的一个荒野河谷为背景，探索了为生存所作的斗争和男性友情的阴暗面。当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时，诗人在剧中饰演一个南方的警长。这一小说和影片增加了迪基的声望。《精选诗集》（Selected Poems，l998）收集了他的后期作品，但迪基的名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早期作品《诗集，1957-1967》（Poems 1957-1967，1967）。
在特异派的女诗人中，伊丽莎白•毕肖普和艾德里安娜•里奇是近年来最受敬重的作家。毕肖普具有水晶般的才华，酷爱偏远地区的风景，擅长使用与旅行相关的隐喻，她的作品以其精密和微妙使读者着迷。与她的导师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一样，毕肖普擅长以隐含哲理的叙事风格写作精致诗篇。《在鱼舍》（At the Fishhouses，1955）一诗对冰冷的北大西洋的描述可以说是毕肖普自己诗作的写照："它就像我们所想象的知识：深沉、带有咸味、清澈、涌动、绝对自由。" 同普拉斯、塞克斯顿、艾德里安娜•里奇等人的"热烈"诗歌相比，毕肖普和莫尔的作品可归于从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开始的"冷寂"女性诗歌传统之列。尽管里奇的诗歌创作始于传统的形式和格律，但她的作品，尤其是她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充满热忱的女权主义者之后的作品，表达了强烈的情感。 里奇在运用隐喻方面有特殊的天份，正如她的出色诗篇《潜入沉船》（Diving Into the Wreck，1973）中所展现，这首诗把女性对自我的追求比作寻找失事船只的潜水。在献给诗人丹尼斯•莱弗托夫（Denise Levertov）的诗《屋顶行者》（The Roofwalker）中，里奇把诗歌创作视为一门对妇女危险的工艺，正如男人建造屋顶一样，"暴露无遗，形象高大，/随时会折断我的脖子。" |
| Posted: 09 Apr 2012 10:32 AM PDT 我們知道放屁的確會在很多時候，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麻煩和不快。但人總有不得已的時候，屁在不能放的時候不期而至，我們不能任其隨時隨地亂放。 為了不被人指着脊樑骨罵沒教養，變成讓人厭惡的『豬嫌狗不愛』一族，我們既要想辦法把屁平安無事地放出來，還要避免放屁被人發現。比如你擠在搖搖晃晃的大巴上、或是正在開會、正在看電影，或是第一次見未婚妻的媽媽時，很不幸有一個屁，象熱帶風暴一樣正在你的腸肚裏形成，那你應該怎麼辦呢？ 掩人耳目的放屁方法有千百種，但萬變不離其宗，總的原則就是『悄悄地放屁，發現的不要。』做到這一點，就基本上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大巴上想放屁，你就可以在眾目睽睽下，用手假裝擦拭車上的玻璃窗。摩擦發出的假屁聲，就是你放真屁的絕好掩護，你可以找准時機配合着類似屁『吱吱唔唔』的聲音節奏連續放它幾個。 有時也可靈活運用噪音掩飾法，比如乾咳幾聲故意逗其他乘客的孩子玩，或是像大陸笑星趙本山大叔一樣，在表演小品時莫名其妙地拍起巴掌來，當大家都在注意聽你的拍掌聲，看着你臉上古怪的表情，心裏在判斷你是否患有精神病時，你就及時打開屁的閥門，狠放一堆屁出來。 至於臭味你可以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因為根據對公共地方放屁的觀察和研究，發現古今中外，普遍存在一個在眾人場合放屁而不被發現的定律：即當有人在聚集的人群放出臭屁時，屁的氣體分子以布朗運動的方式存在於周圍的空氣中，通常是呈瀰漫狀發散而毫無規則方向可言，因此聞到屁的人雖然對放屁人恨得牙根癢癢，卻無法找出真正的始作俑者。 大家一般是根據人的粗俗儒雅外表，來確定誰是放屁者的，你穿得光鮮，又有一副富貴模樣的話，定有大把的人替你擔當臭名。用此方法來確定人的某種行為的確有些荒謬，孰不知屁是可以聞得到但看不見。可是大家想想看，在類似這種荒謬詮釋事物真相的世界裏，有多少理性認知在於其中呢！ 屁在光臨時說到就到，如海嘯地震一般毫無徵兆。有時在電影院看得正起勁時突然想放屁，但坐在中間行動不便，不知如何處理這個不速之客。從感覺上講，銀幕上熱鬧的爆炸場面，和自己肚子裏的屁遙相呼應做着某種溝通，它們交織在一起讓人哭笑不得，就有如人尿憋時聽到潺潺流水的感應一般。 嚴峻的事實頓時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逼着讓我們做出抉擇。你大可不必緊張也不用躲避，要充分利用環境因素，忍耐一陣等到影片裏密集的槍炮聲大作時抓住時機迅速放出一串，這樣做不但避免了自己的放屁尷尬，可能還為影片中戰場氣氛的音響增色不少。 若是在影院看比較安靜的文藝片時，突然間屁勢洶湧，則先要定下神來，若無其事地環顧一下四周，等到銀幕情侶熱吻得喘不過氣的時候，用雙腳用力撐地身子緩緩抬起，一個肘撐在扶手上，一隻手伸到屁股底下掰一下迅速把屁放出來。有人不理解放屁就放屁，為甚麽還要多此一舉，來一個尷尬的掰屁股動作呢？這個問題再也簡單不過，就是肛門的間隙大了放出來的就是悄悄屁，這樣放屁才會達到無聲的效果而不驚動別人。 想在大型會議集會上放屁更是不用擔心，排場大了掌聲通常較密集，是偷着放屁的理想場合，若遇上有頭有面的人講話的精彩之處，熱烈的掌聲，會像暴風驟雨一樣一次比一次熱烈地響起。每當聽講話的人，看到自己的政治偶像出場時心情比較激動，沒功夫理會別人的臭屁鑽到自己鼻腔裏興風作浪，那時你就痛快淋漓地排放，而不會有任何被人發現的風險。比如當年文革中的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革命小將。在無數革命群眾心潮澎湃的當口，『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響徹雲霄，那麼大的場面肯定有人憋不住。不過大家那時都癲狂了，別說放屁，就算把大便拉到會場塗到他們鼻子上，也不會有人顧及和在意排泄物的臭味。 人一輩子有很多機會參加親朋好友的婚禮，有時到了新郎新娘敬酒的時候，剛要端起酒杯說幾句祝福的話後打算把酒喝下去，不料屁卻在肛門蠢蠢欲動，準備溜出來搗亂。在這個特殊的場合實在不能把屁放出來，但屁在腸胃裏拳打腳踢，讓人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無奈之下惟有分開幾次小心地放，盡量將音量降至最低別讓其他人聽到，像分期付款一樣逐漸把它從肛門哄騙着放出來。把原來可能有七十分貝音量降至二三十分貝，如果控屁技藝精湛，將屁聲降低到零分貝也不是一件辦不到的事。 這雖然是一種最難受的放屁方法，但不可否認，它目前是處理放屁危機難度最大的一種，僥倖完成後成功的感覺也比較強。那這種放屁無聲的原理是甚麽呢？道理很簡單，打個比方一個儲滿了氣的汽球，讓它自然漏氣會沒有半點聲響，刻意用手捏住出氣口，硬讓高壓氣流擠出來就會有『嘶嘶』類似屁的聲音發出。同樣道理只要適當控制括約肌的鬆緊度，讓屁一點點排出便不易發出聲響，這就是放屁於無聲的老子哲學最高境界了。 還有一種方法技術上難度也頗高。有時在某個關鍵時刻，屁突然間在毫無徵兆中來勢洶洶，當它一路往肛門衝下去的時候，你就要堅持住，緊緊鎖住肛門毫不鬆懈，拿出戰場狙擊頑敵的勁頭，嚴格施行緊縮政策，硬生生把屁憋回去。 這種方法比較殘忍，有些自己和自己過不去的意味。但當你第一次和女友約會，或是未來岳母抓住你的手不放的時候，屁卻衝到了肛門口蠢蠢欲動一觸即發。在屁勢到了崩潰的危急關頭，你不做這樣的犧牲能過了那個關嗎？你大概不會以一個屁來賭你一生的幸福吧！ 去到洗手間做得第一件事不是先找東西，而是先靠到牆上長長舒出一口氣，然後使勁把肚子裏的屁噴放出來。辦完這件事後，再回去一邊清理一邊虔誠地說對不起。實踐證明，這種方法行之有效，絲毫不會引發考官對自己的負面看法。 廣大屁民在放屁的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智慧，以上所列的放屁處理方法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相信今後屁或許會從肛門一直放到台面，走到大庭廣眾之中，各路屁學專家皆應放下成見集思廣益，互相分享放屁的實踐和理論研究心得。到那時放屁事業一定會出現萬屁齊放、百氣爭臭的欣欣向榮的大好放屁局面。 |
| Posted: 09 Apr 2012 10:09 AM PDT ＜不賭是贏錢＞專輯網上啟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cbnjrOzGPY 不賭博一博，怎可以單車變摩托？問題是賭博能否真的可以贏錢！坊間一句話：十賭九輸。正確一點，十賭可以五輸、六輸、七輸、八輸、九輸、甚至乎十賭十輸！如果你真懂得賭博的或然率和機會率，你也一定會與賭博說再見！這正正是「不賭是贏錢！」 香港社區發展網絡製作了＜不賭是贏錢＞專輯，與大家分享一系列賭博迷思。 不賭是贏錢第一集 第一節：大賭亂性 第二節：統計數字 歡迎意見交流：lwmlung@yahoo.com.hk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
| Posted: 09 Apr 2012 09:36 AM PDT 翻译说明：刚刚去世的美国知名记者迈克·华莱士曾经分别在1986年和2000年采访过邓小平和江泽民，我们在博客上已经发出过根据CBS的誊本翻译的江泽民接受访问的译文和27分钟的中文字幕视频（下载需翻墙）。1986年华莱士访问邓小平的全文收录在《邓小平文集》第三卷，但是这一篇文章没有上网。网上仅能找到《人民日报》英文版刊登的誊本。我们据此重新进行了翻译。用词上可能和党内文献不同，且时间仓促。转载时请注意：这不是CBS认可的翻译版本， 也不是《邓小平文集》中收录的官方译文。 原文：REPLIES TO THE AMERICAN TV CORRESPONDENT MIKE WALLACE 采访时间：1986年9月2日  【图片来源：档案图片，原载china.org.cn】 以下提问者为Mike Wallace（迈克·华莱士），回答者为邓小平 问：主席先生，您怎么看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译注：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宣布从蒙古撤走部分军队后，阐述了苏联的亚洲政策，并提出愿意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此事发生于该访谈前不久。） 答：最近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一些新意，我们对他的新的带有积极性的东西表示谨慎的欢迎。而且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的政策怎样，我们还要观察。但是他的讲话也体现出他并没有迈出大的步子。在他作了演讲之后不久，苏联一名外交官的官员就做了另一番调子不同的演讲。这说明苏联当局必须在内部决定对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所以我们还要等等看。 问：您有没有和戈尔巴乔夫见过面？ 答：没有。 问：您想和他见面吗？他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层级、对任何事情都愿意对话。您是否准备好在峰会上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呢？ 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扫除苏中关系的三大障碍上迈出坚实的一步，特别是如果他要呼吁越南结束在柬埔寨高棉的冒犯行动，并让越南撤出那儿的军队，我这一边就准备好了，可以与他见面。 问：那么就这场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峰会而言，球是在他那边了？ 答：他应该让越南从柬埔寨高棉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问：看起来中国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关系要好过共产主义苏联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中国不认为社会制度是解决问题的信条。中美关系是由具体条件决定的，中苏关系也要看具体条件的大背景。 问：我的制作人说我应该再问一次，您是否愿意和戈尔巴乔夫见面。 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样，苏联应该能够让越南从高棉撤军，这就扫除了中苏之间的主要障碍。我愿意再说一次：越南在高棉驻军是中苏关系之间的一个主要障碍。越南在高棉驻军实际上让中苏关系成为了一个热点。坦率地说，我已经82岁了，已经是高龄了。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想完成我出访国外的历史任务，我已经决定不再出国了。但是，如果中苏之间关系的障碍被扫除，我还是愿意打破这一规定，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相信，这样的会面能极大地改善中苏关系，让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问：明确地说，什么是第一步要做的？ 答：在三个主要障碍中，最重要的就是越南进攻柬埔寨，虽然越南的武装力量在热点地区是在和中国对抗，但这种对抗实际上是中苏之间的。 问：你的意思是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 答：是的。 问：里根夫妇可能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会看我们的节目。我可以肯定他们会仔细地看这一期。您有什么想对总统夫妇说的吗？ 答：当里根总统夫妇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互相认识了。我们进行了坦率的对话。通过你的渠道，我想对里根总统夫妇表达良好的愿望。我希望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我们两国的关系可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问：当前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中苏之间有三个主要障碍，而中美关系之间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或者说，是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美国人说美国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不参与"。这不是真的。事实是，美国一直在参与。在1950年代，麦克阿瑟和杜勒斯认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上不会沉没的航母。台湾问题也就成为了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最重要问题。 问：在美国的对台关系上，美国是未能遵守对中国的承诺吗？ 答：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一问题上采用更聪明的方式。 问：什么样的方式？ 答：最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一任的卡特政府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就成为了中美关系之间的巨大障碍。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希望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可以在两国关系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包括能在中国统一上做出一些努力。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政府，可以在这一统一上取得进展。 问：他们可以做什么呢？ 答：他们可以鼓励并说服台湾首先接受和我们"三通"。也就是可以进行通信、贸易和航空轮船往来。这种接触可以改善海峡两岸双方的理解，也就能创造条件让他们进一步讨论统一的问题和达成统一的方式。 问：对台湾来说，和大陆统一有什么好处呢？ 答：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 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在统一方面我们将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也就是，大陆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台湾不会发生社会制度上的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不用改变，这样他们就没有损失。 至于两岸之间的发展程度上的落差，应该客观地看待。这种不同只是暂时的。从大陆这一方来说，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7年以来，是犯了一些错误，在国家建设方面有一些延迟。但是随着我们在大陆的政策实施，发展速度会很快，这种差距就会缩小。我相信，未来几年大陆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会低于台湾。原因很简单。他们缺少资源、大陆资源丰富。台湾已经开发了潜力，大陆还有大量的潜力有待开发，且很快就能挖掘出来。另外，从总体实力上而言，大陆也比台湾强很多。如果只是对比台湾较高的人均收入的话只是一面之词。 问：要让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您的国家，邓主席，您说中国需要西方的投资。但是西方的投资人抱怨说在中国做生意有困难：高昂的办公室租金，在合同上争吵不休，太多额外税，劳动力也太昂贵，加上腐败、回扣和中国的官僚主义。您知道这些抱怨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些问题的确存在。我们在和西方做生意方面刚刚开始，我们肯定会犯一些错误。我理解外国投资者有一些抱怨。如果投资没有回报的话就没人来了。我们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变现状。我相信这些问题会逐渐解决。但是，当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人，我们必须对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并找到方法来解决。也有教育干部的问题。 【此处有1:13的视频，是中央电视台播放此次访谈的节选。访谈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也曾全文刊载过此次访谈，仅略有删改。】 问：致富光荣。中国的领导人对人民说这样的宣言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感到惊讶。致富怎么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了？ 答：我们经历了"文革"。在"文革"中，有一种观点是贫穷的共产主义也强过富裕的资本主义。在1974-75年我回中央工作后，我批评了这种观点。因为我这么做了，我又被打倒了。当然，也有别的原因。我对他们说，没有所谓的"贫穷的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理论，共产主义社会是基于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只有当物质极大丰富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从按劳分配成为按需分配"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这是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让社会的物质财富能持续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贫穷不是共产主义，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要致富并不是罪过。但是，我们所说的致富和你们所说的不同。在社会主义，财富属于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致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社会主义的原理是：首先发展生产力，然后共同富裕。我们允许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的是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坦率地说，我们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问：是的，但是比如说，对农民来说，我看到了珠江三角洲的情况——他们有了摩托车、彩电，还在盖新房。您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致富。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收入，剩下的才归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乎和我们美国的体系差不多；他们要向国家交税，剩下的归自己。 答：在我们的体制中，国营部分是经济的主体，但是也有其他的体制。即使是农村的"万元户"，他们的年收入也不过$2000或3000，你会认为这是富人吗？又有多少万元户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 问：邓主席，您刚才提到了"文革"，在"文革"中您和您的家人经历了什么？ 答：那一段很糟糕。但是最终来说，那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让人民思考，并帮助我们认识到了错误。毛主席经常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果我们能从"文革"中汲取到好的教训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改革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面貌。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正是因为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了"文革"教训，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才能形成现在的政策。 问：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的公开场合看到一张您的照片，为什么？ 答：我们不鼓励这个。每个人都是集体中的一员。没有人能不依靠别人，只靠自己取得成绩。从个人而言，我一直都拒绝出自传。这么些年来，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我也做了一些错事。在"文革"之前，我们犯下了如"大跃进"这样的错误。当然，我不是那一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但是我也没有反对。这意味着我也有错的地方。如果写自传的话，就要包括一个人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甚至犯下的错误。 问：两个问题。您说您希望可以活到一百岁再去见马克思；也许毛泽东正坐在他旁边。您认为，您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 答： 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都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为共产主义。我们经过革命，取得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们有理想，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现在在为四个现代化奋斗，但是人们容易忘记这是四项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 问：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过去几年邓小平做得很好——在现代化上做得很好，经济发展了，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害怕了，但是如果邓小平走了，会发生什么？他们担心会不会又回到从前的状态。 【此处1:20的视频是这一访谈的节选。或可以点击这里观看。】 答：一定不会走回头路。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的政策为什么会持续，你要首先检查这些政策是否是正确的，他们是否对国家和人民好，人民的生活是否是在这些政策下持续改善。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领悟到，如果当前的政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也会下降。只要人们认为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任何想要改变的人都会下台。 问：毛泽东已经去世十年了。您认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会怎么看，在中国，领导人说致富光荣，应当有个人幸福、私有经济、政治改革以及更大的言论自由，毛泽东会怎么说？ 答：是有区别。但是，就某些原则而言也有相似之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问：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邓小平的中国和毛泽东的中国是不同的。这儿有一场新的革命，至少看起来您是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答：你说得对。我们也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其实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实验。对我们来说，有一些新东西，我们也在摸索。既然有新做法，我们也会犯错误。我们的方式是不断地检查过去，一旦发现错误就改正错误。这样小错就不会积累成为大错。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一号人物，您就是老大。您说的话就是法。您想继续当总领导人、总顾问多长时间？ 答：我赞同废除终身制，赞同退休制。你知道，我告诉意大利记者Oriana Fallaci，我的计划是工作到1985年。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年。我在考虑何时退休。我个人希望能很快退休。但是，这个问题有点难。要说服各级党干部、全国人民接受这一点非常难。这也是我的个人愿望。但是，我需要更加努力，告诉周围的人。最后，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我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要服从人民的愿望。我也希望我能成功地说服人民同意我的看法。 问：您告诉Fallaci"到1985年"，您会告诉我到什么时候吗？ 答：坦率地说，我希望可以说服其他人，在明年，党的十三大上就退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听到了各方提出的不同意见。 相关采访：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09 Apr 2012 09:32 AM PDT |
| 《纽约书评》真实的邓小平——方励之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 Posted: 09 Apr 2012 08:11 AM PDT 核心提示："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原文：The Real Deng 作者：方励之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获准翻译转载，"译者"的志愿者做了二次校对，转载自"方励之文集"  【原文配图：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日本 摄影：Dilip Mehta/Contact Press Images】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没有出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邓小平于1997年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天安门大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邓小平的决定。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被占领。" 邓小平树立了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谓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的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充满焦虑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是血腥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官方描述不断淡化。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却此事。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 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道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军费总和）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满足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持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的内部结构却没有谈到多少。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原注见下】。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军队，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权的人。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是邓小平成就其"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经济。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11,7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便战胜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原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如让外国工厂中成立独立工会的细节；空洞的思想现在贴上了"邓小平理论"的标签。  《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出版社：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6 pp., $39.95 本书即将推出繁体中文版 该书的更多书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这里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
| Posted: 09 Apr 2012 02:32 AM PDT 杂记 "浑水摸鱼"及"顺手牵羊" |
| Posted: 09 Apr 2012 03:50 AM PDT
幾經查探及翻查文件資料，我們發現港鐵繼續發揮其黑箱交通規劃的本色，隱藏了「二期」計劃。蘋果日報的報導及圖片先後將資料曝光，有礙於篇幅所限，未有詳盡交代走線細節及在各區的具體影響。新聞也較集中於高鐵過海至西環的「香港高鐵延線」，至於「羅湖分線」對新界土地、環境及社群的影響較少描述，此文將會為此向各位加以補充。 驚見分叉線 有關羅湖走線，我們是從開始查閱高鐵環評內2009年更新了的「水文地質影響評估報告」(hydro-ge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中工程對牛潭尾的影響開始發現的 (資料來源)。由於港鐵早前做的水文地質報告相當草率，環諮會要求港鐵再補做一份update 的報告，交代高鐵工程對地下水的具體影響(資料來源)。在翻閱過程中，我們就看到了這兩張工程圖。 圖一、高鐵於牛潭尾雞公山內的預留通道，籌劃高鐵工期至羅湖走線 (圖中左線往牛潭尾、福田，右往八鄉舊菜園村) p.56 顧問公司不經意的洩漏了這天大的秘密(圖一)，本來已經通過的公開環評報告並沒有顯示山中的「連接口」，現在顧問公司在這份報告「和盤托出」了。 另外，還嫌這條羅湖分叉線不夠清楚，公開文件中更以紅色虛線顯示未來高鐵羅湖線走向 (見圖二)。黑箱得這樣公開，以為小市民不會看文件，真是愚不可及。 圖二、高鐵分叉走線 (紅色虛線) p.43 聽聞羅湖線還有些機密工程文件，清楚顯示走線的具體位置，包括牛潭尾、麒麟山一帶、天巒、古洞北、塱原濕地、羅湖，勢必引起新一波的環境、社區及「風水」抗爭。當然，資料仍然牢牢的鎖住在港鐵高層的抽屜內，公開無期。 西環治港可怕嗎﹖高鐵作為中港融合的意途已經相當清楚，但估不到港鐵會這樣不小心，在一次介紹大珠三角鐵路規劃的報告中又公開了通往西環的走線圖則。日後在「高鐵總站」可能會聽到「不停站列車現正駛經本站」，相信應該就是梁振英北下或者習近平南下的時候了。 圖三、西環走線原圖 禍不單行的牛潭尾 牛潭尾由雞公山河谷包圍，土層地下水豐富。在現時高鐵走線與暗中規劃的羅湖分線 (Lo Wu Bifurcation)將會雙重搌過寧靜的牛潭尾郊區，一條鮮有仍然依賴地下水源維生的鄉郊村落。 圖四、牛潭尾三面環山，水資源豐富，想不到如此美好的鄉郊環境會被高鐵連環搌過 高鐵工程則偏選訂約在牛潭尾地底18米至25米進行，會於地下水位以下的高度風化/完全風化(HD/CD)泥層鑽過 (見下圖)。而港鐵一直都在不同場合向村民聲稱高鐵使用TBM的鑽挖方式，就不會對地下水造成影響，亦經常引用落馬州支線鑽過塱原地底的「經驗」，來說明不會對地下水造成影響。 圖五、高鐵走線及通風樓地質橫切面 相反，何國強工程師則對沉降問題有另一種說法，直指地下水沒有影響是「騙人」的，我們應該問的是「如何」而非「有否」的問題。曾是開鑿水井師傅的村民郭生(影片中2:20 -5:00有郭生訪問)，亦指地下水的世界根本不是港鐵想像般簡單：「地下水的水脈分佈是不同的，兩個相鄰的水井一個開鑽五米就有水，另一個可能挖到地下十米也未必有水。」先不論高鐵工程技術如何「高超」得防止任何地下水流失，高鐵鑽過時擾亂了整個地區的地下水水脈格局，本來能接觸水脈的井就會因地下水的變動而失去水源，這是連做水文地質報告馬虎得被環諮會要求補做的港鐵不會理解與承認的事實。村民亦對港鐵就工程影響自相矛盾的說法相當氣憤，一方面在環評報告中鑽挖與通風樓的沉降危機評估為「Low」(即是承認有影響) (見Hydrogeologic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 第18頁牛潭尾段及牛潭尾通風樓)，但面見村民時則說「No」(沒有影響)，已經在村民心目中誠信破產。 對牛潭尾區的雙重打擊，令本來影響村內北區及西區的範圍，擴展到東南西北中區全方位受災。以下是對區內主要影響： 一、 生態環境：環評報告中的牛潭尾生態影響圖：見到有6-7棵Incense tree (土沉香) 因通風樓工程而被失蹤，也見到有山上有個「蒼鷺」的家將會遭高鐵橫過，可能也要搬家。 二、 村屋沉降：沉降的原理是，當地下水在土層流失，泥土將會收縮，這些學理上都有水文理論模型用以計量沉降程度，並非危言聳聽。工程師指若是地方不平均沉降對建築物的威脅最大，千多戶村民的家園在港鐵逃避監察責任的形勢下笈笈可危。 三、 消滅漁農：本土農業所謂「自然衰落」本是假象，區內有30多戶靠地下水養殖食用魚及錦鯉的村民，將可能因工程影響地下水消失而要結業。尤其養殖錦鯉並不能使用自來水，錦鯉一接觸氯氣就立即脫色，甚至死亡，地下水流失將會令當區漁業「一鋪清袋」(按：不知喜愛保護漁業利益的梁振英，會否與村民一起保衛地下水?)。 此外，當區本土農業仍然尚算興旺，仍有約百戶農戶在牛潭尾種菜種果園，千多戶村民都喜愛在屋前種植大量花草樹木，退休者亦會務農自給自足，也經常會用到井水。因山邊的高鐵通風樓工程，現已有農戶因全村地下水水位影響而水井失去水源耕作，當高鐵真的要在地底鑽挖過去時，情況將不堪切想。 四、 考古文物遺址：據高鐵沿線古蹟影響評估顯示，二期新工程將會鑽過法訂的考古遺址區 (見下圖)。而高鐵沿線亦有幾所列入文物古蹟的更樓建築(見下圖)，因非原居民村的關係而沒有被重視。由於沒有資源失修，高鐵鑽挖時的土壓、沉降、地傳震盪等影響將可能令這百年古蹟倒塌。 高鐵新苦主 除了牛潭尾這個將會受一、二期同時影響的關鍵地方，按照沿線，以下新界地方亦會受到牽連：麒麟山、天巒、古洞北、塱原一帶也將會受不同程度的牽連。尤其是塱原這一片香港鮮有的候鳥天堂，地下走線將會如何影響區內生態環境﹖有傳儘管港鐵否認以往落馬州支線對塱原的地下水已經帶來影響，當地的農民已經需要用自來水灌溉，已經構成一定程度生態影響。究竟塱原濕地能否再承受多一次大型基建工程﹖ 現時，將會受羅湖走線影響的村民仍然蒙在鼓裡，得不到充分的資訊與組織。土地正義聯盟將會連結一、二期沿線受災社區，保衛家園水土，向港鐵討回土地正義。 就此，我們必須要向港鐵發問以下的問題： 1) 反高鐵運動所揭示的，就是市民對於黑箱交通規劃的厭惡，其後更舉行了什麼公眾諮詢模式檢討的研討會系列。今天，港鐵竟然繼續暗中籌劃「高鐵二期」，於牛潭尾雞公山繼續興建分叉口及推進具體走線。究竟港鐵有沒有正視過市民對於民主規劃的訴求﹖ 2) 高鐵一期仍然未解決，大角嘴社區的地層影響樓宇結構，牛潭尾村已經因通風樓工程令地下水被抽乾，相信高鐵沿線仍然有大量不知情的社區受破壞卻無從申張。港鐵在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信誓旦旦，會為受影響的居民作妥善安排，你的承諾是否只是對原居民有效﹖ 3) 菜園村事件中見證了大型豪建對鄉郊生活的破壞性禍害，為了保障新界鄉郊社區免於承受第二次高鐵工程之苦，港鐵會否向公眾承諾取消二期高鐵計劃﹖ 自反高鐵開始，土盟成員一直處理的城市規劃、鄉郊社區過度發展及政府黑箱規劃問題，今次我們也堅決反對黑箱規劃的高鐵二期工程，要求立即向公眾公開所有與計劃相關的文件資料，並且要求徹查港鐵有否在審議撥款時誤導立法會。 當務之急，我們要求港鐵需立即停止任何影響地下水的工程，以保障受高鐵影響村民的生計安全，否則沿線居民定必誓死反對高鐵工程的胡亂興建。保衛香港鄉土、生態環境及新界本土農業社區人人有責，請公眾繼續關注及支持我們的組織及倡議工作﹗如有興趣透過牛潭尾了解最新高鐵發展及影響，亦可參與本土研究社與土盟主辦逢星期日的鄉郊發展導賞團，認識我們的社區組織工作。反對高鐵破壞，始於牛潭尾足下。 新界鄉郊發展問題博覽導賞 ——牛潭尾的危機與出路 編按：本文作者為土地正義聯盟成員 |
| Posted: 09 Apr 2012 03:47 AM PDT  我看過電影魔介三部曲 (Lord of the Rings)，記得有一幕是一群半獸人在行軍，他們正行走之際，其中一隻好像是受傷的跌倒地上，在四周的同伴反應很快，目光已投到他身上，本以為要伸出援手，突然一擁而上，把他撕開吃掉 ... 吃完之後可像沒事發生過的，繼續行軍。 有些東西一直都不敢說（或不願說），今天看了這篇新聞，還是忍不住： 類似的事情太多了，大家也知道得太多，很多時閱讀文化討論的文章，內地有所謂＂軟實力＂的觀點，說要提升人文質素，甚麼＂搞＂產業，動畫片，還要做量化云云。 很多人說文化是不可能量化的，也沒有高低之分 - 其實文化有高低之分，不能量化但卻可測試。 測試的方法就是當有意外發生的時候，把四周的人的行和半獸人的行為比對一下，看看有多少分相似，就能分到文化的高下了。半獸人是人也是獸，我們人類其實是人也是獸，所不同的只是我們有了文化，人的部份主導了，就是人，文化就是令我們很難很難很難變成獸，除了一些極端的時刻我們會變化，例如在戰爭或飢荒的時候，都有＂民相食＂的例子。 可恨啊！大平盛世，經濟乜乜物物增長，又說自己小康，國民都用錢買很多外國名牌，上太空又上月球的年代，在古都長安竟然出現半獸人！！這些半獸人還可能經常來香港買乜乜 V 物物瓜手袋的 ~~ 天可憐見，不要讓這些事發生好了，你不幫助打電話也不要把受傷的人吃掉啊！ |
| Posted: 09 Apr 2012 02:15 AM PDT  "Waiting"是俄罗斯摄影师Jana Romanova完成于2011年的一个私人拍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摄影师拍摄了一系列即将成为父母的年轻情侣在清晨熟睡的样子，籍此来呈现人们在这一人生阶段特殊的状态与神情。 "几年前，我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成为准父亲和母亲，这让我十分震惊。因为我依然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旅行和促膝长谈的夜晚，生活将如何继续。 当我还在放纵自己的幼稚时，我最欣赏和亲近的人们都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做好承担真正责任的准备，承担一个家庭。 于是，我开始拍摄我的朋友们，在他们最私人的场所来记录他们等待的过程，他们等待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生命，也是他们整个人生的改变。" 关于摄影师 Jana Romanova，19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曾经获得PND Photo Annual、Px3等奖项。
『Leica中文摄影杂志』推荐使用Email的方式订阅，亦可通过Google Reader、QQ阅读、鲜果等RSS工具阅读；在Apple Mac OS X下可获得最佳阅读体验  『iPhoto.ly』在苹果上阅读：iPhone版+iPad版，^_^ Tips： 关注我们： Twitter、饭否、微博 『小建议』如果你在Email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在Google Reader阅读器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共享给好友；如果你在豆瓣里看到这篇文章，不妨推荐给更多人；或者干脆Copy下这篇文章的链接，发给你MSN上最喜欢的人；我们永远相信，分享是一种美德，Great People Share Knowledge... Tags - 他们将在拍什么   |
| Posted: 09 Apr 2012 03:17 AM PDT
「抗議中聯辦亂港大遊行」當日，中聯辦外除了在主流媒體看到的衝突外，還有一個由fm101、佔領中環、學聯等團體舉辦的「唔想齋行可以點？」的討論會，嚐試討論除了遊行還能做什麼，民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當日的示威者各有行動有些在前方和警方談，搶鐵馬。後方的示威者就拿著大聲公報導前面衝突的情況，一邊呼籲部份不參與衝擊的群眾參與「唔想齋行可以點？」的討論會，有協助舉辦討論會的人認為，就算前方在衝突，也應該舉行討論會，提供選擇給其他群眾，也有其他協助舉辦討論會的人說，本來是打算在活動完結後才開始，但根據現場情況來看懼怕遲遲也未能開始。 討論會由五時多開始，約晚上八時完結，十多人一組，分成了五組，整個討論大約有七十多人參與。當參與者腦震盪時，有些人會把前方的信息帶回討論會中，如前方的示威者被射中胡椒噴霧，參與討論會的人就把水傳上前，支援前方。之後再回到原先討論中的議題，回到思想的衝突中。 筆者問了兩名參與討論的人對現場「有前有後」的看法，他們都說覺得很好，在行動中，能包容不同活動，能深化意見，文流不同想法，把不同的人組織起來，讓過去不過累積的人能夠累積起來，在以後的行動中，也該應舉辦類似活動。 總結意見分享看法 討論會完結後，各組會找名組員，把各組的意見帶回討論會，讓更多人知道其他組的看法。 第一組討論了怎樣令遊行不只是在遊行當日發生，而是能夠把遊行的力量帶回其他不參與遊行的人之中，三月二十五日的遊行中，各個政黨沒有交流，令本來不多的示威者，更不知道如何做，大會在當天的表現也不太妥當，遊行完就解散。應舉行像今天的討論會，讓大家能坐下討論，分享自己的想法，讓參與者組織起來，能和別人交流，就算不是決定當天的行動，也能把討論內容帶回自己的朋友圈子，引發更多的討論。令民主由社區開始，不再依賴政黨，也可更進一步，嚐試和朋友一起組織地區力量，例如業主立案法團等的團體，實現一定程度的社區自治。 第二組因為時間不足，很多也只是把問題帶出，沒有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在第二組中很多人也是因為反高鐵和菜園村後，才了解政治對自己日常生活的影響，也看到主流媒體很多都是選擇性報導，而正因如此，令很多人認為現在過的生活不錯，為什麼要遊行，更加有人會認為遊行會破壞現有的安穩生活，所以怎樣打破他們對安穩生活的想像，是未來需要處理的問題。 第三組內也有不小人和第二組一樣，是因為被菜園村感動後才參與，第三組主要討論的是怎樣令到真正的改變發生，在示威過程中，要多些和其他市民，其他參與者溝通，有些市民會覺得我們是攪事的一群，因此需要和他們解釋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但也不期望只要說一次就會令他們明白。而身為示威者也要和其他示威者交流，而不只是一起行，一個公民社會應該互相溝通。不論是理念或行動，不要等活動舉辦時才特別為溝通而「溝通」，要把示威時進行的溝通帶回日常生活。自己也需要主動一些建立一些溝通機會，例如參與佔領中環的 free school，Hidden Agenda的71擊鼓班和增加的人交流。 第四組主要討論了民主是什麼，民主的決策應該怎樣形成。在大家權力平等下，民主就是投票，透過選票而形成的權力成為重點。而香港經常提及的雙普選其實是在行使多數人的暴力，當推行代議政制時，其實是把自己權力交給了其他人，所以最後都是要由自己做起，建立一個公民社會。 第五組和第四組有部分相同，都是討論什麼是民主，特別要留意的是提出了比較小人提及的經濟上的民主。民主是被控制於大多數的人手裏，而投票就是從兩舊臭的屎中選擇一舊沒有這麼臭的屎，香港現在談的民主都只是政治上的民主，而不是經濟上的民主。就像香港般，無論特首是誰，香港的主要行業都是金融和服務業。 遊行後能否令到改變出現，往往只能寄望某些人受到壓力後，會進行改變，示威者在過程中也是處於被動的位置，很多時會充斥著無力感。行完，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但如果在遊行中認識有接近想法的朋友，把理念帶回生活，成為一種累積，就會令遊行不再是「齋行」。 |
| Posted: 09 Apr 2012 02:15 AM PDT "Waiting"是俄罗斯摄影师Jana Romanova完成于2011年的一个私人拍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摄影师拍摄了一系列即将成为父母的年轻情侣在清晨熟睡的样子，籍此来呈现人们在这一人生阶段特殊的状态与神情。 "几年前，我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成为准父亲和母亲，这让我十分震惊。因为我依然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旅行和促膝长谈的夜晚，生活将如何继续。 当我还在放纵自己的幼稚时，我最欣赏和亲近的人们都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做好承担真正责任的准备，承担一个家庭。 于是，我开始拍摄我的朋友们，在他们最私人的场所来记录他们等待的过程，他们等待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生命，也是他们整个人生的改变。" 关于摄影师 Jana Romanova，19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曾经获得PND Photo Annual、Px3等奖项。
『Leica中文摄影杂志』推荐使用Email的方式订阅，亦可通过Google Reader、QQ阅读、鲜果等RSS工具阅读；在Apple Mac OS X下可获得最佳阅读体验 『iPhoto.ly』在苹果上阅读：iPhone版+iPad版，^_^ Tips： 关注我们： Twitter、饭否、微博 『小建议』如果你在Email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在Google Reader阅读器里看到这篇文章，可以共享给好友；如果你在豆瓣里看到这篇文章，不妨推荐给更多人；或者干脆Copy下这篇文章的链接，发给你MSN上最喜欢的人；我们永远相信，分享是一种美德，Great People Share Knowledge... Tags - 他们将在拍什么  |
| Posted: 09 Apr 2012 02:31 AM PDT 看完了俄裔美籍记者兼传记作家玛莎·葛森（Masha Gessen）写的《完美的证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点小感想和大家分享。 原书的题目叫做《Perfect Rigor》，这个Rigor是个双关语，一方面是本书主人公格里高列·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的名字缩写，另一方面这个词有"严格"、"苛刻"的意思。 佩雷尔曼是个俄罗斯数学家，2002年在网上贴出了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获得了数学千禧年奖金，总计100万美元。这个奖是为了鼓励数学家向7个世纪难题发起冲击而设立的，迄今为止已过去了10年，目前仅有庞加莱猜想被攻克，其余6个还没有迹象。 这本书难度相当大，因为葛森从来没有见过佩雷尔曼，全部是根据对其他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了此书，很不容易。
本书前半部分描写了佩雷尔曼在苏联上中学期间的奥数班生涯，这部分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中国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我本人当年就参加过很多这类培训班，除了苏联特有的反犹主义外，我对书里描写的很多事情都相当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唯一想说的是，苏联和中国的这种共产主义模式是否更利于培养天才？我说不好，本书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起码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生存环境，即使如数学这种纯脑力科目，也很难获得成功。根据书中的描写，佩雷尔曼在美国的那几年是相当关键的，他和国际数学界的沟通促成了庞加莱猜想的最终破解。 这本书讲述了当年围绕"千禧年奖金"的发放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大八卦，那就是丘成桐于2006年在自己主持的《亚洲数学杂志》上全本刊发中国数学家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证明，并四处宣扬说他俩（其实都是邱的学生）完成了"临门一脚"，试图染指千禧年奖金。根据本书的描述，这件事在国际数学界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笑话，最后以曹怀东和朱熹平再次刊发修正文章，向大家道歉而告终。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当年三联就曾经做过一个封面故事，邱是主角。不久后《纽约客》记者专程去俄罗斯找到了佩雷尔曼，做出了一个和三联相反的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纽约客是事件发生后唯一采访到他本人的西方媒体，我当时就慨叹，媒体之间的实力差别太大了。 为了在媒体造势，当年丘成桐多次打出民族牌，试图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理，把曹和朱捧成民族英雄，可惜数学不看出身，最后千禧年委员会依然决定把奖金全部发给佩雷尔曼，可是他拒绝领取。另一方面，为庞加莱猜想提出了证明路径的大数学家哈密顿曾经为丘成桐辩护，而且在很多场合故意冷落佩雷尔曼。根据葛森的描述，哈密顿这么做纯属个人原因，因为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问题就这么被一个"小人物"在一夜之间解决了。 我认为本书的最后部分是精华所在。普通读者不必领会庞加莱猜想的真正意义，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人性，或者关于这个社会的故事。但是人性和社会都太复杂了，佩雷尔曼的故事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化版。 熟悉科学研究方法的人都知道，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就是将问题的各个因素尽量简化，并将各个条件极端化，往往立刻就能看出问题的核心所在。遗传学当年就是这么开始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恰巧就是遗传规律的一个极端简化版，自然界很少能见到这样简单的案例，正因为如此，老孟才获得了成功。 在佩雷尔曼的故事里，社会这个大江湖被简化成了数学小江湖，不但人数大大减少，相对素质也大大提高了。人性这个复杂的因素，也被简化成了一个明显一根筋的佩雷尔曼。葛森认为，佩雷尔曼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关于事物应该如何运作的清晰图像，他一直在按照这个心目中的"剧本"在行事，并对任何偏离剧本的人类行为感到不解。比如，按照"剧本"，人们不应该谈论他们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果数学家们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理解佩雷尔曼的证明，那在此之前就不应该出来乱发表意见，哪怕是赞赏自己都不行。 葛森猜测，佩雷尔曼患了汉斯·亚斯伯格（Hans Asperger，奥地利心理学家）综合征，患者有正常或者高智商，但他们的心智发展与正常人显著不同。后来一位英国心理学家西蒙·伯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提出，亚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非常类似，患者的大脑发育不平衡。简单来说，一个正常人的大脑应该同时具备"系统化"和"移情"的能力，自闭症患者前一种能力超群，后一种能力非常拙劣，被称为"极端男性的大脑"。书中描述了一个"洋娃娃试验"，说明自闭症孩子只信仰唯一的真理，完全没有能力根据人类的认知限制来进行调整。 这种病和正常人的区别不是0和1，而是有不同的程度，伯龙-科恩设计了一个AQ测试（Autism-spectrum Quotient），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到底偏向哪方，偏了多少。 佩雷尔曼没有做过AQ测试，但他的很多表现都很像是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比如，笨拙的身体动作和不合适的面部表情是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两种外部特征，佩雷尔曼都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过于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完全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些也都是佩雷尔曼的特征。 把佩雷尔曼这样一个极端的人放到社会上去，很快就会被所谓"复杂的人性"所淹没。好在他学了数学，在数学圈子这个避风港里暂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你也许不认识如此极端的人物，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周围的朋友，我相信你会发现不同程度的患者。或者说，你周围朋友的AQ值都是处于0和1之间的，程度不同罢了。我觉得，只有先尝试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各自的特点，才能充分利用它们各自的优点，并做到各取所需。在这方面尤其需要保护的是那种"偏向男性的大脑"，他们往往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非常"吃不开"，很容易成为民众的笑柄。但没有他们，很多事情就找不到答案，人类就没办法进步。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几乎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你看到了吗？ （下图就是年轻时的佩雷尔曼） |
| Posted: 09 Apr 2012 02:31 AM PDT 看完了俄裔美籍记者兼传记作家玛莎·葛森（Masha Gessen）写的《完美的证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点小感想和大家分享。 原书的题目叫做《Perfect Rigor》，这个Rigor是个双关语，一方面是本书主人公格里高列·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的名字缩写，另一方面这个词有"严格"、"苛刻"的意思。 佩雷尔曼是个俄罗斯数学家，2002年在网上贴出了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获得了数学千禧年奖金，总计100万美元。这个奖是为了鼓励数学家向7个世纪难题发起冲击而设立的，迄今为止已过去了10年，目前仅有庞加莱猜想被攻克，其余6个还没有迹象。 这本书难度相当大，因为葛森从来没有见过佩雷尔曼，全部是根据对其他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了此书，很不容易。
本书前半部分描写了佩雷尔曼在苏联上中学期间的奥数班生涯，这部分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中国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我本人当年就参加过很多这类培训班，除了苏联特有的反犹主义外，我对书里描写的很多事情都相当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唯一想说的是，苏联和中国的这种共产主义模式是否更利于培养天才？我说不好，本书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起码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生存环境，即使如数学这种纯脑力科目，也很难获得成功。根据书中的描写，佩雷尔曼在美国的那几年是相当关键的，他和国际数学界的沟通促成了庞加莱猜想的最终破解。 这本书讲述了当年围绕"千禧年奖金"的发放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大八卦，那就是丘成桐于2006年在自己主持的《亚洲数学杂志》上全本刊发中国数学家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证明，并四处宣扬说他俩（其实都是邱的学生）完成了"临门一脚"，试图染指千禧年奖金。根据本书的描述，这件事在国际数学界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笑话，最后以曹怀东和朱熹平再次刊发修正文章，向大家道歉而告终。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当年三联就曾经做过一个封面故事，邱是主角。不久后《纽约客》记者专程去俄罗斯找到了佩雷尔曼，做出了一个和三联相反的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纽约客是事件发生后唯一采访到他本人的西方媒体，我当时就慨叹，媒体之间的实力差别太大了。 为了在媒体造势，当年丘成桐多次打出民族牌，试图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理，把曹和朱捧成民族英雄，可惜数学不看出身，最后千禧年委员会依然决定把奖金全部发给佩雷尔曼，可是他拒绝领取。另一方面，为庞加莱猜想提出了证明路径的大数学家哈密顿曾经为丘成桐辩护，而且在很多场合故意冷落佩雷尔曼。根据葛森的描述，哈密顿这么做纯属个人原因，因为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问题就这么被一个"小人物"在一夜之间解决了。 我认为本书的最后部分是精华所在。普通读者不必领会庞加莱猜想的真正意义，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人性，或者关于这个社会的故事。但是人性和社会都太复杂了，佩雷尔曼的故事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化版。 熟悉科学研究方法的人都知道，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就是将问题的各个因素尽量简化，并将各个条件极端化，往往立刻就能看出问题的核心所在。遗传学当年就是这么开始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恰巧就是遗传规律的一个极端简化版，自然界很少能见到这样简单的案例，正因为如此，老孟才获得了成功。 在佩雷尔曼的故事里，社会这个大江湖被简化成了数学小江湖，不但人数大大减少，相对素质也大大提高了。人性这个复杂的因素，也被简化成了一个明显一根筋的佩雷尔曼。葛森认为，佩雷尔曼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关于事物应该如何运作的清晰图像，他一直在按照这个心目中的"剧本"在行事，并对任何偏离剧本的人类行为感到不解。比如，按照"剧本"，人们不应该谈论他们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果数学家们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理解佩雷尔曼的证明，那在此之前就不应该出来乱发表意见，哪怕是赞赏自己都不行。 葛森猜测，佩雷尔曼患了汉斯·亚斯伯格（Hans Asperger，奥地利心理学家）综合征，患者有正常或者高智商，但他们的心智发展与正常人显著不同。后来一位英国心理学家西蒙·伯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提出，亚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非常类似，患者的大脑发育不平衡。简单来说，一个正常人的大脑应该同时具备"系统化"和"移情"的能力，自闭症患者前一种能力超群，后一种能力非常拙劣，被称为"极端男性的大脑"。书中描述了一个"洋娃娃试验"，说明自闭症孩子只信仰唯一的真理，完全没有能力根据人类的认知限制来进行调整。 这种病和正常人的区别不是0和1，而是有不同的程度，伯龙-科恩设计了一个AQ测试（Autism-spectrum Quotient），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到底偏向哪方，偏了多少。 佩雷尔曼没有做过AQ测试，但他的很多表现都很像是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比如，笨拙的身体动作和不合适的面部表情是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两种外部特征，佩雷尔曼都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过于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完全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些也都是佩雷尔曼的特征。 把佩雷尔曼这样一个极端的人放到社会上去，很快就会被所谓"复杂的人性"所淹没。好在他学了数学，在数学圈子这个避风港里暂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你也许不认识如此极端的人物，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周围的朋友，我相信你会发现不同程度的患者。或者说，你周围朋友的AQ值都是处于0和1之间的，程度不同罢了。我觉得，只有先尝试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各自的特点，才能充分利用它们各自的优点，并做到各取所需。在这方面尤其需要保护的是那种"偏向男性的大脑"，他们往往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非常"吃不开"，很容易成为民众的笑柄。但没有他们，很多事情就找不到答案，人类就没办法进步。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几乎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你看到了吗？ （下图就是年轻时的佩雷尔曼） |
| Posted: 09 Apr 2012 02:55 AM PDT 网络谣言竟然给治国造成了这么大困扰，这让我想不到！历史上有谣言导致的亡国吗？我想不到！ 为什么有人信谣言？为什么有人传谣言？微博将国人传谣的习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事实往往证明谣言是真相，因此国人传谣体现的是对真相的不懈追求与分享精神。不管转发的是真相还是谣言，很多时候表明了一种态度，即：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 谣言从来都没有脱离开人们的常识！所有被传播的谣言，无论证实与否，都有真实严肃的一面。造谣、传谣和信谣不同程度展现了高智商，他们都不同程度的看到了问题所在，通过自身的观察到的常识与认识而短时间内做出的可信与否的判断，是高度智力活动。比如美国发生军事政变和朝鲜发生军事政变两个谣言，人们都会相信后者，因为人们早就看到了问题。 最后，哪一位来断定是否谣言还是真相？我们还缺少一个有公信力的组织，政府也被开始怀疑，在此情况下人们不去相信谣言很难。 谣言止于透明，浑水不清，谣言永在。我们应该反思谣言的土壤。 我有时想，这世界可能并不存在谣言这东西，只存在人们的态度。 相关日志© 张马丁 for 张马丁, 2012. | 链接 | 没有评论  在新浪微博上follow张马丁 | 在twitter上follow张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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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Apr 2012 01:26 AM PDT 迷梦 顾城自杀了。 |
| Posted: 08 Apr 2012 11:15 PM PDT 韩愈《原道》析 《原道》是韩愈系列作品"五原"中的最重要的一篇（此系列成于贞元十二年到十九年间即７９６－８０３）。此时韩的政治、学术思想都已定型，他不但公开自诩为儒家正统的传道士和卫道士，还表示"舍我其谁也"。他在《原道》中首先就说"孔子传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可见韩是以匡复儒家道统的代表自居的。 １９８２年于复旦 作业 |
| Posted: 09 Apr 2012 12:11 AM PDT        |
| Posted: 09 Apr 2012 12:25 AM PDT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扩大银行对企业家的借贷，并允许温州人到海外投资。试图让地下金融"地上化"。不过，外界认为，大部分贷款还是会由国有企业得到，因为国企和银行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官员权力的基础。 温州是一个以出口导向的私营企业中心，由于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致使私人借贷发展得非常普及。2008年的金融风暴，引发温州民间融资和借贷破产浪潮，这次温州金融改革的目地，据说是要把借贷双方纳入一个当局能监控的结构化系统中。 在大陆经商，中小私人企业是无法获得国有银行的贷款，所以温州地下金融的存在，有市场需要的理由。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美林证券经济学家卢婷的话说，将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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