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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自驾游租车要点
- 與露宿兄弟同盼望等待
- 卡洛斯·陈
- 谁让中国人民不幸福?
- 应提倡城市居民返乡安葬
- A tale of two classics: biology vs economics
- 小红猪抢稿20120406
- 感谢五位克劳斯亲王奖得主
- 陈志武:国企扮演经济主角将使权力更加猖狂
- 为什么不应选择自杀?
- 《著作权法》修改有点不科学
- 社運八方:打殘自己的繁簡之爭
- 被毕加索试验的女人们
- 幼師薪酬制度長路漫漫
- 比較梁振英教育政綱諮詢稿和定稿
- 拖延症,能治么?
- 张三篇后记
-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 柯灵:遥寄张爱玲
-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Posted: 06 Apr 2012 01:48 PM PDT 清明已过,春意渐浓,除了农忙之外,迎来的另外一个旺季就是旅游。每天下班回家要斜穿半个国家大草坪,看到林肯纪念堂、越战和二战纪念碑附近的游客越来越多,与暑假期间人潮如鲫已经相差无几。这当中,东方人特别是华人的面孔也频频出现。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在美国自驾游租车的要点。 首先要申明一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美国旅游,而且时间不是太多,主要是看看几个大城市例如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再加上一两个名闻遐迩的自然景点如科罗拉多大峡谷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目的只是走马观花,那么最好通过国内旅行社或直接联系美国的(华人)旅行社安排,简单省心,价格可以接受,代价是行程紧凑,不能随心所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嘛。 在美国自驾游第一是规划路线,再就是租车。住宿可以提前预订,一般会便宜些,也有人喜欢走到哪儿住到哪儿。租车的要件除了驾照就是信用卡。国内的驾照租车公司都会接受,当然最好随身带着护照,以备万一。 现在美国各州基本上都允许持有有效的外国驾照的人在当地驾车,例如纽约州就规定持有效外国驾照者,可以在该州驾驶与在母国准驾的同型机动车,而无需考一个纽约州的驾照。相反,如果你非要考纽约驾照的话,考过了之后要上缴你原来的驾照,如果你不事先申明,60天后交管局就会把你原来的驾照销毁,那不是自找麻烦嘛。 有的州,例如纽约,推荐你准备一个"国际驾照"(International Driving Permit, IDP)。IDP并不是法律上的驾照,它只是加入了维也纳道路交通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f Road Traffic)的国家为公民在缔约国驾驶机动车提供方便。IDP包含多种文字,便于所在国执法人员确认驾车人驾照的真实性。在美国IDP由国务院认可的两家民间汽车驾驶人俱乐部(AAA和NAC)根据申请人的本州驾照制作,价格不超过20美元。中国因为尚未加入该项维也纳公约,所以办理一个所谓的"国际驾照"还不如将你的驾照译成英文再加一个公证,以备租车公司或公路巡警查验。即便如此,纽约和其他州一样并不"要求"外国人驾车要有IDP。 其实租车要登记驾照的原因是各地法律都禁止无照驾车,租车公司当然不能明知故犯。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它们更关心的是信用卡。所以无论是在来美国之前就预订,还是来了之后再订,有一张全球通用、额度足够的信用卡比所谓的"国际驾照"更加重要。通常取车时才刷卡,还车时才结帐。如果取消订单或到时候不露面,并不罚款。但是很多公司都有价格优惠的提前付款方案。 美国的租车公司品牌众多。既有老字号的Hertz、Avis、National等品牌,也有近一二十年崛起的Alamo、Payless等公司,还有一些瞄准抠门儿客户的小公司,它们的价格相对便宜,但是车子常常是大公司淘汰下来的旧车。 租车除了根据车型大小定价之外,时间则按天(24小时)或周(168小时)计价。通常租车一个星期比单租一两天划算,例如文末有一个在洛杉矶机场租一辆7人座公务车的订单。如果只租一天,而且不是周末的话,基本费用要超过110美元,现在租8天一共502.78美元,基本费用每天平均不到63美元。如果租小型车,而且找最便宜的车行,可以便宜到27.95美元一天。该订单用车正是夏季最高峰,如果是淡季,最小车型基本费用每天只要十来美元。 租车还有各种各样的税费,有的是地方政府收的,有的是车行所在设施例如机场收的,分别按照租次、天数或基本费用的百分比计算,这些费用加起来大约是基本费用的25%到小一半。 还有一类费用是保险。一般我们美国居民自身的汽车保险都会涵盖租车事故,与你自己车子的保险范围相同,另外大多数人使用的信用卡也提供撞车的财产与人身伤害损险。中国来的游客要清除自己的保险公司和信用卡公司承担不承担在外国的事故责任,否则很可能一旦出事,又没有买事故保险的话,租车公司会毫不犹豫地从你的信用卡上提钱,直到用光信用额度为止,不够的话还会找你讨债。 读者从文末附图租车单上可以看到各项保险的费用。这辆7座公务车的财产与人身伤害损险(LDW)、第三方责任险(ALI)两项都很可观,如果要买的话,每天各15美元左右,再加上其他项目,全部都买每天42.74美元,比租车的基本费差不了多少。 还有就是你要不要额外的方便,例如全球定位、卫星广播等以及婴幼儿安全座椅等。这些都不便宜,所以建议各位自带可以在美国使用的导航仪,如果租车的天数多,也可以考虑买一个,回国之后说不定还可以下载一份地图继续使用。 美国租车绝大多数公司都不限里程数,但是有的地方会限制你可以旅行的范围,例如在加州租车通常只限在本州和邻近的几个州,你一定要弄清楚如果开车到其他州去的话还要办理什么手续以及费用问题。 租车公司还会问你要不要"空箱还车",也就是还车时油箱里剩多剩少不用管。如果要的话,最合算是最后把油烧光。公司会提前按优惠价收你满满一箱油钱。比较节省的做法是不要它,还车之前自己把油加满。还有就是尽量哪里租车哪里还,因为异地还车要交一笔不小的费用。 还有几点要注意。如果同行多人都要驾车,每个驾驶员都要提供有效的驾照,而且会有额外的费用。一般来说,租到的车都很新,常常还没开到一万英里,几百英里甚至刚出厂的新车也有可能。但是取车的时候还是要自己查看一下车身,与租车公司的"验伤单"是否符合。尽管那些大公司对小小不言的擦伤一般不计较,但是有备无患,免得还车时麻烦。再就是还车时别急急忙忙,一定不要拉下东西,例如充电器等,还有随身的贵重物品。 最后要提醒的是安全,自己的安全,同伴的安全,路上其他人的安全。入乡随俗,多了解一下美国人驾车的习惯,对驾驶安全十分重要。祝各位平平安安地在美国尽兴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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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pr 2012 12:17 PM PDT 4月6日,林牧師在深水埗天橋底下,向在場近三百位的崇拜參與者,娓娓道來一幕幕他與露宿兄弟相遇的故事,林牧師說出了他們所經歷的辛酸。 這一日是基督宗教的受苦節,是紀念主耶穌被殺被侮辱釘上十字架的日子。在這一晚,我們在深水埗西九龍走廊天橋底下的空地上,舉行一場街頭崇拜--「露宿苦路十四站」。 是次崇拜是以天主教拜苦路的崇拜模式為基礎,以主耶穌受難過程中十四個段落,以層層進深的手法,去紀念深思主耶穌受死的意義。而在每一站,林牧師在每一個基督受苦的片段,配對上露宿兄弟的傷感處境,以交纏重疊的手法,帶出基督降世,是要進入罪世眾生,與世人甘苦與共的心意。這亦帶出基督徒要紀念基督受苦,也是要進入世界,與貧苦軟弱相遇;在相遇過程中,遇上基督。 其實,教會是什麼呢?當一群基督徒結聚在一起,用行動去關心窮人思念基督,那裡就是教會,那怕他們相聚的地方只是一塊空地。教會並不是四堵牆,也不是單單一群人結集,談天說地。當基督徒結聚在一起,享受內聚的溫暖,而忘記進入世界服待世界,我會說這裡不再是教會,這只會是個俱樂部,因為基督降世道成肉身,就要進入世界。 當我再細閱讀露宿兄弟的故事,我感到我實在和他們沒有分別,分別只是我有父蔭,我有上一代的各樣照顧,而令我今日有瓦遮頭。如果說他們有壞習慣,我沒有壞習慣嗎?我不會沉溺於某一些玩意嗎?我必需承認我也有沉迷一些並不致命的嗜好,我也有沉溺罪海不能離開的悔咎,我為何要認為我所沉溺的就是要比露宿兄弟高尚一點?我不是被這個商業世界不斷誘惑和控操嗎?露宿兄弟遇上了難纏的網羅,我們便要賤視他們和放棄他們呢?我們所沉溺的各樣嗜好不是同樣的難纏嗎? 只有基督,祂是無罪,他進入這個罪惡交纏的世界,祂不犯罪,祂卻分擔我們犯罪的苦果,祂並沒有賤視我們放棄我們,祂與罪人稅吏妓女同席。其實,我也只是一個等待救贖的罪人,露宿兄弟受到毒品的誘惑,我不受世界各樣利欲所誘惑嗎?基督沒有放棄我,我又怎能放棄露宿兄弟呢? 我不敢說我是在拯救露宿兄弟,我只是和露宿兄弟一起等待拯救的降臨。 |
Posted: 06 Apr 2012 06:12 AM PDT 我说的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们曾经下榻了四年的那座宿舍楼就被推到。这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随楼倒而灰飞烟灭的,必然有无数男生宿舍特有的陈年老袜、失踪多年的足球鞋和扼杀无数生命的卫生纸;二、这栋楼该有多破旧,以致于被推到而后快。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过破旧的宿舍楼,反正我1995年9月乍进这栋宿舍,心情不是很愉快。更不愉快的是,小小一间陋室,居然要住七个人。更更不愉快的,七个人居然都是男生——人家七剑下天山多少还有几个女的,更不用提七仙女全部是女的了。正当我在思考是不是该申请迁入女生宿舍的时候,寝室里一个来自西安的兄弟体检被查出色盲,换了专业,搬离寝室,这一下子我马上觉得心底无私天地宽了——可是,福无双至,我们班有一个在别班寝室落单的男生见有机可乘,提出想搬来同居。 那时大一开学还没几天,这人我还基本不认识,加之当时我的很不通人情世故,所以表示不愿意生人加入。但有几个室友深明大义,提出相反意见。我输了。最后,这个叫陈蜀川的男生做了我四年的室友。 后来有一回,我和同寝室的乌龟同学吵架。他吵不过我,突然冒出一句:我要告诉陈蜀川,当时你不同意他搬过来……话音未落,我无语凝噎了,接着他也无语了。那时的我们,就是这么二百五,加在一起就是伍佰。 蜀川这名字,极富地域特色,一看就是四川人。事实上,他正是土生土长的成都娃儿。成都男人的共性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比如幽默、健谈、猥琐、个子矮、爱打麻将什么的。但他身上还有一些成都男人缺乏的特性,比如特别幽默、特别健谈、特别猥琐、个子特别矮、特别爱打麻将什么的。总之,你说他不是成都人,全体成都人都不答应。 成都人都是有外号的。陈蜀川有个外号叫奶狗,这个绰号来自于中学,来由不详——但我想,既然奶牛都是母牛,那奶狗的性别也就昭然若揭了。还有人叫他川娃子,当然是用四川话叫。我有时也跟着同学这么叫他,但因为四川话始终说不好,听上去未免有点像瓜娃子。 我们读书的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末,正是足球在中国最疯狂的时候,那时有甲A,有范志毅,有郝海东,有魏大侠,有黄色球衣的四川全兴队,当然还有雄起声声。那时每个人都爱看球、评球、踢球,川娃子也是其中一位。比较特别的是,他还踢得比较好——反正我从事捡球工作的我好很多。所以我们班分配球衣的时候,他当仁不让地披上了9号的战袍。9号自然是箭头人物,何况那时还有同穿9号的罗纳尔多。 川娃子踢球的特点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字:跑得快。《功夫》里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同样的道理也可适用于大操场(我本想说绿茵场的,但考虑到当时学校偌大的足球场只有寥寥几颗野草迎风招展,所以只能叫大操场),所以不管是正式比赛还是日常嬉游,常常可见一道黄色的影子在中前场快似猎豹,疾急鬼魅。虽然绝大部分时候这道影子并没有和球在一起,但每每把对方后卫和门将的眼睛晃成散光,也造成了那段时间学校周边眼镜店生意兴旺昌隆的可喜局面。我那时智商很低,常常觉得不可思议,按说矮个子腿短,应该跑不快才对啊。后来有一次无意看到一只兔子,才为之释然。 在球场上的位置,川娃子几年间也发生了变化。头两年主要冒充箭头,在前场晃别人眼睛,后两年慢慢后撤,专业从事在后场晃自己人眼睛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剃了个光头,更名正言顺地在后场飘忽。个子不高,速度很快,加上又是光头的,这不是卡洛斯又是谁?总之,四年内川娃子的变化,就是从罗纳尔多到卡洛斯的退化。 卡洛斯·陈是我们寝室七个人中唯一的成都人,所以免不了要怀着痛苦的心情,邀请同学去他们家玩。记得有一回我和另外两三个人同去,受到了他的隆重接待,他亲自下厨炒了几盘菜。成都男人都很贤惠,他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厨艺果然不俗,其中一道火爆腰花色香味俱佳。我情难自禁,顶着其他人嗔怪的眼神,一个人独吃了大半盘。饭毕,川娃子抱歉地告诉我:经验不足,猪腰子没太洗干净……还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他们家,傍晚的时候,他下楼买了个蔬菜,回来就拿刀切皮。我心中振奋,却谦虚地说:晚上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不要弄菜了,怪麻烦的。他抬起头,同情地看着我,说:这是一个柚子。——这真的不能怨我头发不长见识更短,我就没见过带皮的柚子是什么模样。 川娃子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情绪化的男人。那几年他基本上每个周末回家,周日晚上到校。有的时候,他到寝室后满面春情,兴致高昂,既像中了500万,又像那啥之前的性奋,拉着我们说个不停。但另一半的时候,他沉着一张脸飘进寝室,整个晚上从头至尾不说一句话,既像500万得而复失,又像身体发泄后的无边空虚。所以每个周日的晚上他进寝室后,我们屏住呼吸,暗自观察呼,根据他的生理周期和身体反应才决定我们的表情凝固。 情绪化当然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情绪化的人终有长大董事的一天。明天,2012年4月7日,赶在世界末日前半年,卡洛斯·陈大婚庆典,宣告成人。在我们目前待在成都的同学里,他是最晚走上红地毯的——其实地毯红不红不要紧,有没有地毯也不要紧,只希望他能把往后的日子过得更精彩一些。川娃子,虽然你将来的孩子与我们其他人的孩子注定存在年龄代沟,但我不欺负你,我承诺,我们之间,永远平辈相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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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pr 2012 09:16 AM PDT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生活在新闻联播和政府报告里,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如果你生活在网络和现实世界里,你会看到自己不幸福的真相,甚至还会真实地体会到水深火热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00多年前,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曾经写过一首长诗《谁能在俄罗斯过上好日子?》;1949年之后无数次地被宣布中国人民从此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以及被无数次歌唱为"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所谓新中国,刚刚被一项由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揭穿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真相。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于10分满分中获近8分,其它北欧国家也高踞前列位置。中国香港排名67,得分约5.5,中国内地则排112。而排在中国前后的国家分别是:110 莫桑比克(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11 索马里(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战乱之都索马里)、112 中国、113 毛里塔尼亚(西非、奴隶制国家)、114 马拉维(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一个据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据说是拥有最先进制度的国家,其国民的幸福指数竟然跟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战乱频仍的国家、残存的奴隶制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不相上下,这样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王八蛋垃圾国家?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现在生存其中的国家,外表光鲜,像一个婊子,身子骨却早已经糜烂,散发着淫荡、下贱的恶臭味儿! 说到中国人民不幸福的原因很多,恶劣的生存条件,没有尊严、没有保障、没有未来的生活,而最终的原因,则是中国政府的贪婪、无能、愚蠢和无耻,则是这个所谓的最先进制度所带来的体制性灾难。如果这个政府不被触动,如果这个造成中国人民不幸福的体制不改变,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永远总是画饼充饥。
小远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0:14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
Posted: 06 Apr 2012 10:09 PM PDT 杨支柱 跟前几年的清明节前后一样,"死不起"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不同的是, "生在北京,葬在河北"如今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与其花不少钱买墓地葬在北京附近的河北,何不干脆回祖籍农村安葬呢?那样在坟墓自然风化前被人为地曝尸荒野的可能性要小多了。 我想重申我在在《墓地可免费,死亡能平等》(新快报2011年4月2日)一文结尾处提出的主张——提倡城市居民回到农村老家安葬,生前返乡的允许土葬;不但提倡北京、上海等国内大中城市的居民生前返乡、死后土葬,还应提倡港台人和国外华侨生前返乡、死后土葬。 市场经济下一切资源都是以价格计算的,如果火葬的价格比土葬还贵,那就说明火葬浪费资源。从长时段来看,棺材会腐烂,砖头会风化,坟头少有超过一百年的,土葬占用的土地山地、荒地不过给后代储备而已。倒是石头盒子腐烂不了,焚尸必然污染空气。如果担心占用耕地或有钱人墓葬占地过大,可以对占用耕地的和超过规定尺寸的由地方政府按面积收取耕地占用税和豪华墓葬税,其他情形只要土地所有权人和承包人同意即可。 有人肯定会说,丧葬存在顽强的习俗,不能通过市场选择得出土葬节省资源的结论。但是这样一来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习俗不应该尊重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民政部起草、国务院批准的《殡葬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将汉族的丧葬习俗排斥在尊重的范围之外,是对汉人的逆向种族歧视。 我并不认为返乡土葬能降低城市墓地价格。城市墓地价格是墓地垄断和墓地需求的刚性决定的:需求旺盛的时候,陵墓垄断者可以像春运期间的铁路部门那样,降低服务质量并涨价,说这是市场供求规律;门可罗雀的时候,陵墓垄断者更有理由漫天要价,因为服务成本高了,反正世世代代居住在北京的人不可能葬到青海去——无论那里墓地价格多么便宜。 我鼓吹返乡土葬,只是想激发城里人的思乡之情,给飘泊在异乡的人一点精神寄托,同时调动他们帮助家乡发展的积极性。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其实并非人们对"死不起"的热议,而是最近发生的几起惨案—— 4月2日晚,"梁平县云龙镇东风村三组留守妇女郑秀伟挥刀砍杀熟睡中的两个儿子,13岁的大儿子流血过多不治身亡,11岁的小儿子头部和手臂被砍了100多刀,经抢救已经脱险。(重庆商报2012年4月4日) 3月27日,四川大竹县月华镇留守妇女唐成芳给3个孩子喂食剧毒农药百草枯,然后把剩余的大半瓶自己全喝了,被大嫂饶朝琼发现送医抢救,唐成芳凶多吉少,3个孩子也未脱离生命危险。(重庆晨报2012年3月30日) 3月22日,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庞堡村留守妇女任丽丽给双胞胎女儿喝下老鼠药后自己服毒身亡,两个孩子被紧急送到西安抢救。(华商报2012年3月24日) 有理由怀疑这几位妇女都有精神病,但是无论是为了治疗她们的精神病,还是仅仅为了避免惨剧发生,都需要她们的丈夫留在她们身边。农民工走出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代价太大了,不但自己过着夫妻分居、父(母)子 (女)别离的生活,也给留守在农村的配偶和孩子带来巨大的痛苦和风险。但是农民工不走出去呢,靠土地只能弄口饭吃,子女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改善住房的费用从何而来? 如果农民工不再走出去而又不至于生活水平倒退,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和管理吸引到家乡来。那么什么人愿意带着资本、技术或管理经验到内地农村来呢?从本地出去的成功人士当然是最有可能,无论是基于思乡之情,还是基于了解当地人情世故的便利。 但是不得不说,几十年来我国农村的制度对于外出的游子是绝情的。无论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入伍后提干的军官还是户口转到外地的商人,都只能交出承包地、自留山净身出户。他们回乡给祖宗扫墓,可能发现祖坟已经被扒,尸骨无处可寻。他们自己老了想叶落归根,却再也找不到一寸自己可以使用的土地。对于打算叶落归根的成功人士来说,当初离开就表明他们已经舍弃那点承包地、自留山,但祖坟被挖是难以忘怀的,死无葬身之地是很现实的。 这一切都是拜《殡葬管理条例》所赐。《殡葬管理条例》不尊重汉人的丧葬习俗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九条规定"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不得对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和"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已经堵死了返乡土葬的可能性。根据第十条第二款,他们在耕地、林地、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铁路和公路主干线两侧的祖坟已经被挖掉了。根据第二十条,他们即使已经土葬在自己家乡也会被挖出来重新火化。 此外,第十一条对墓穴使用年限的限制,第十五条对在非公墓的自留山上安葬的否定,第十七条对"迷信的丧葬用品"的禁止,均与农村出身汉族人的丧葬风俗相悖,涉嫌违反宪法第四条第四款。 总之,《殡葬管理条例》充满了对死者的蔑视、对汉民族丧葬风俗的蔑视和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蔑视,同时热衷于对墓地的垄断和高收费,热衷于拍"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的领导干部的马屁,热衷于制造死亡面前的不平等。 新快报2012年4月7日 2011殡葬事业如何以人为本? 2010"墓碑刷绿漆"总比祖坟被刨好 |
A tale of two classics: biology vs economics Posted: 06 Apr 2012 07:00 AM PD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What happens when you dissect the work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s using the scalpel of evolutionary theory?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is Milton Friedman's 1953 essay,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which he argues that people behave as if the assumption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are correct, even when they are not.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in the field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is Stephen Jay Gould and Richard Lewontin's 1979 paper "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s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which argues against excessive reliance on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vol 205, p 581). Different disciplines, different decades, so no wonder these classics have never been compared. Interestingly, when we do compare them, one turns out to reveal weaknesses in the other that are highly relevant in 2012. The reason they can be related is because Friedman relied on an evolutionary argument for his justificat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 cannot improve on his own framing: The abstract methodological issues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have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perennial criticism of "orthodox" economic theory as "unrealistic" as well as on the attempts that have been made to reformulate theory to meet this charge.Economics is a "dismal" science because it assumes man to be selfish and money- grubbing, "a lightning calculator of pleasures and pains, who oscillates like a homogeneous globule of desire of happiness under the impulse of stimuli that shift him about the area, but leave him intact"; it rests on outmoded psychology and must be reconstructed in line with each new development in psychology; it assumes men, or at least businessmen, to be "in a continuous state of 'alert,' ready to change prices and/or pricing rules whenever their sensitive intuitions detect a change in demand and supply conditions;" it assumes markets to be perfect, competition to be pure, and commodities, labor, and capital to be homogeneous. Friedman admits that the orthodox theory's assumptions about human preferences and abilities, often labelled Homo economicus as if they are a description of a biological species, are manifestly unrealistic. Yet elsewhere in his work, he claims they are still predictive of human economic behaviour, returning to three analogies to make his case. The first one is that trees distribute their leaves as if maximising their exposure to sunlight, yet no one pretends they are really performing optimisation equations. Likewise, expert pool players act as if they are performing complex calculations when making shots, when in fact this behaviour has been moulded by countless hours of play. Finally, a company acts as if it is maximising profits, when its continued survival is the result of a selection process in which the non-optimising firms were eliminated. The first is an example of genetic evolution, the second of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the third cultural evolution. In all cases, a process of selection results in entities that behave adaptively, "as if" they are solving complex optimisation equations when in reality they are doing nothing of the sort.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will recognise Friedman's examples as distinctions between ultimate and proximate causation. Ultimate causation explains why one particular trait exists, out of the many that could exist, based on the outcome of a selection process. Proximate causation explains how the trait exists in a physical sense. Sunflowers turn towards the sun because selection has favoured phototropism, or directional growth. This is the ultimate explanation, but within each individual sunflower is a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causing the plant to grow that way. The proximate explanation need bear no resemblance to the ultimate, other than to reliably cause the adaptive behaviour to come into existence. So far, Friedman is on firm evolutionary ground with his "as if" argument. Evolutionists frequently reason about the properties of species "as if" they are maximising their fitnes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proximate mechanisms. As a simple example, we can confidently predict that many desert animals will be sandy coloured to avoid detection by predators and prey. This holds true for many animals, ranging from insects and snails to reptiles, birds and mammals, even though the sandy coloration in each case is caused by a different proximate mechanism. The ability to predict the properties of organisms in functional terms, without reference to proximate caus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eatures of evolutionary theory. But reasoning on the basis of adaptation delivers the right answer only if the trait is indeed a product of selection and if we have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selection pressures. If the trait isn't adaptive, we'll be wrong. If we assume the trait is a solution to one adaptive problem, such as the need for a foraging animal to maximise energy intake per unit time, when it is actually a solution to another - say, the need for a foraging animal to manage a trade-off between energy gain and predation risk - we'll also be wrong. That's where the "Spandrels" paper comes in. Gould and Lewontin chastised some of their colleagues for assuming every trait must have an adaptive explanation and for accepting adaptive "just-so" stories without adequate proof. They outlined a mor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hat requires strong evidence for any adaptationist explanation and reflects the many ways non-adaptive traits can persist. The "compleat" evolutionist might begin with an adaptationist hypothesis to explain a trait, but would then test the hypothesis and modify it as necessary, keeping other adaptation and non-adaptation hypotheses in mind as live options. Such evolutionists also study proximate mechanisms, development and phylogeny alongside natural selection. Some evolutionists complain that Gould and Lewontin created a straw man, but their portrait of "naive adaptationism" accurately describes Friedman's defenc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e assumed that, as far as ultimate causation is concerned, one or more selection processes (genetic, learning or cultural) resulted in people who resemble Homo economicus. He did not consider other adaptationist or non-adaptationist hypotheses. He did not show that proximate mechanisms, development and phylogeny needed to be considered along with ultimate causation. In fact, his only evidence was his claim that economic policy based on orthodox theory was successful. His "as if" argument was evolutionary, but not evolutionary enough. The weakness of Friedman vs Gould and Lewontin reveals a widespread problem in social science. All non-creationist accounts of social behaviour strive for consilience - that is, unity with other branches of knowledge. Economic or social policy that ignores the way we are as a species and how cooperation evolves in all species is no more likely to succeed than an architect who ignores the laws of physics. For complex reasons, and for some decades, evolutionary theory has been avoided a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much in social science. The result is that when we scrutinise theories and policies based on social science through the filter of modern evolutionary science, they often fail the consilience test as miserably as Friedman now does. I believe social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ers need to become compleat evolutionists. If they do, the bad news is they must rethink current theories and policies to pass the consilience test. The good news is that when they earn passing grades, our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will work better than they do now. |
Posted: 06 Apr 2012 07:00 AM PD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商人经商为了赚钱,这是一件看上去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进化生物学家的眼中可能就得变个模样了——那些不为了赚钱而经商的人早就被"自然选择"淘汰了。生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生出的可不仅仅是Homo economicus哦,想知道详情,赶紧来抢稿吧! 本期抢稿:A tale of two classics: biology vs economics 抢稿方法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刊 出原稿后48小时内为试译期,有意参与者期间从原文中挑选一段愿意翻译的文字,翻好发到小红猪专用邮箱 jredpig#songshuhui.net。中英对照、长度不限、择优录取。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直接翻完全篇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试译期过后流程编辑查看邮箱,24小时内挑选出最佳译稿并与该投稿者联络。 抢到稿子者将有2周时间完成翻译。资讯类稿件限时一周。 若抢稿成功者有特殊原因不能完成须及时告知,流程编辑与当初报名的其他译者联系。 抢稿须知自己要把关质量,翻译准确,并做到语句通顺 抢稿前提是看懂,若有N多名词不知道准确含义,请勿抢稿 遇可能的科学术语请通过专业渠道核实译名 人名译法要规范,不能自创(推荐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抢稿者的作品经审核和校对,在群博发文时后边会附上校对打的小红花!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如果校对觉得:"这个译者真靠谱哇!"——译者获5朵小红花; 校对觉得:"翻译得认真。"——译者获3.5朵小红花; 校对说:"有不少错,可以继续校对。"——译者获2朵小红花; 校对说:"让我重译吧……"——译者获0.5朵小红花; 提前交稿——译者额外获1朵小红花。 积分奖励译者积分满10分,可以自行挑选稿件翻译后投递到小红猪邮箱。 译者积分满20分,可报名成为校对,成功校对一篇稿件并发布后,可获3朵小红花。 译者积分满50即可正式晋级"小红猪",并以此作为申请成为"松鼠"、接受评议的资本之一。 抢稿方法 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
Posted: 06 Apr 2012 07:43 AM PDT 虽然相距遥远,彼此陌生,但这个温暖的呼吁,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地宝贵。在这里,我向这五位克劳斯亲王奖得主表示由衷地感谢,对自己能够与他们同获这个殊荣的国际奖深感荣幸。 而今天,我通过Google,对这五位先生的生平与事迹做了大概的了解,这首先是出于我个人的愿望,希望自己记住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他们慈悲的关怀;并希望有一天,在获得"言论和旅行自由"之时,向他们一一献上有着图伯特印迹的哈达。 为此,将一些简单的介绍及图片贴在这里: ![]() 阿里夫·哈桑(Arif Hasan)先生:他是巴基斯坦建筑师,教师,社会研究员和作家。获克劳斯亲王奖2000年"城市英雄"主题。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Arif_Hasan ![]() 加尼甚·德维(Ganesh Devy)先生:他是印度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所教授。获克劳斯亲王奖2003年"工艺遗存与创新"主题。维基百科介绍:http://en.wikipedia.org/wiki/G._N._Devy ![]() 吉奥廷泽·耆那(Jyotindra Jain)先生:他是印度艺术和文化历史学家,博物馆学家,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教授。获克劳斯亲王奖1998年"非洲时尚艺术"主题。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Jyotindra_Jain ![]() 凯纳克·摩尼·迪克西特(Kanak Mani Dixit)先生:他是尼泊尔《雪山》(南亚)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也是南亚纪录片电影节主席。获克劳斯亲王奖2009年"文化与自然"主题。他的网站:http://www.kanakmanidixit.com ![]() 默哈德·奥斯科威(Mehrdad Oskouei)先生:他是伊朗独立制片人、作家、摄影师。获克劳斯亲王奖2010年"真实的界限"主题。克劳斯亲王奖网站对他的介绍:http://www.princeclausfund.org/en/news/mehrdad-oskouei-in-ny-times.html ![]() 而这是克劳斯亲王奖的标识,正如维基百科的介绍: 克劳斯亲王奖(Prince Claus Awards)是由克劳斯亲王基金会颁发的文化奖项,以纪念荷兰的克劳斯亲王。该奖项于1997年起每年颁发一次,以奖励对文化、社会发展等做出贡献的个人或机构,获奖者主要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 |
Posted: 06 Apr 2012 03:18 AM PDT (搜狐财经讯:刘宇翔 4月1日-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搜狐财经在博鳌现场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不要让40岁以下的人做官 搜狐财经:近年来关于上调退休年龄的呼声不断,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志武:其实退休年龄在美国不是一个问题。在美国,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大学,都是根据自愿,想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我在耶鲁有同事80多岁了还没有退休,如果大学逼他们退休的话,他们会去起诉学校说是年龄歧视。对于政府官员,他们恋权咋办呢?是靠民主选举把他们换掉,而不是他们愿不愿意退休。这解决了一部分人赖着权、恋着权不退的问题。 前段时间在法国,有些人要求提高退休年龄而上街游行,但这个主要是针对公务员和政府企业的雇员。对于私营企业,没有退休年龄上限问题。 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私营企业,要是你不愿意退休,甚至从政府部门以公务员或官员身份退休后,自己还可以创办企业,你自己企业的人什么时候退休,其他人管不着。 所以,一方面,如果退休年龄上调,公务员在位时间更长,会给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增加障碍;但从另一方面,这么多人60岁被强行退下去,他们还身强力壮,思维很活跃,人力资本还很旺盛的时候就被强令退休,这不仅仅残忍,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上调退休年龄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在的用工荒问题? 陈志武:我相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多经济学家和专家都在担忧中国老龄化问题,以后老年人越来越多,每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需要支持的人数会上升很多,完全可以把太早退休的人留下,间接增加劳动力供应。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排除在适当时候把退休年龄上调,尤其是考虑到人均寿命在过去的50年上升了这么多。退休年龄上调,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吧。虽然退休年龄不一定立刻上调,但未来几年可以往这方面去考虑。现在就业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国劳动力的供应还是非常多的。至少目前来看还是。 除了上调退休年龄,读书时间也可以考虑延长。在中国,过去家长都喜欢让子女跳级,尽快完成学习,走出学校,走入社会去工作。其实这些父母不应该这么做。现在回过头看,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工作的时间多的是,因为寿命延长了这么多,完全没有必要跳级呀什么的,尤其是像少年班这样的,都应该废除。 搜狐财经:您在论坛发言时曾说,最好不要让40岁以下的人做官。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陈志武:我当时是半开玩笑的,但如果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在退休年龄上调的同时,做官的年龄也有一个下限,这样可避免太多人掌权当官太久,从而产生恋权心理。 对社会来说,最好的局面是一个人做官掌权之前,先在企业界、商界干些年头,积累一些经验,知道什么叫效率、如何减少成本、如何决策、做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哪些方面的困惑,这样让他们对真实的社会有更多了解,然后再进入体制里去做官。一辈子只在体制里工作的人,不容易体会真实社会。 美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一般的大学里都没有什么公共管理学院,只有商学院。因为在美国社会看来,你首先要知道怎么管理一个企业、首先要经商,然后你才有成本意识、效率意识,然后你再竞选去政府里做官,这样你至少有了效率意识和关注成本的意识,进入政府做官,也不会增加一些不当的开支,从而造成浪费并导致权力的无限扩展。 国企的存在让权力更加猖狂 搜狐财经:2月底,世界银行在《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与此同时,国企私有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您认为,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监督机制完善以后再推进国企私有化呢? 陈志武:没这个必要,因为这本身就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只要国有企业还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就不太可能让国有经济体系出现非常完善的市场化管理体系。世界银行的报告里谈到了要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但问题是,只要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你想让国有企业完全按市场化的方式去经营,首要的前提就是让国有企业民营化,变成非国营企业,只有那样才可能让国企真正的市场化。 搜狐财经:很多人担心国企私有化会导致内部人廉价购买。您认为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陈志武:不一定非得这样。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企业的股权和国有资产,除了转移一部分到社保体系以外,其他的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十三亿多中国公民手上。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不需要卖给谁,也不会出现管理层收购弊端。如果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认为有些企业应该卖掉,完全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的安排去做这样的事,而不是像原来那样通过管理层并购来实现国有企业民营化、私有化的转型。那样做是不应该的,也因此造成了很多暗箱操作。 从根本上讲,只要国有企业还大量存在,还在中国经济里面唱主角,包括监管和相应的法治建设也没办法真正发展。一旦面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私人之间的法律诉讼,法院不可能平等对待。所以,国有经济是不是继续存在、国有企业是不是继续唱主角,不仅是经济效率损失的问题,不仅是银行烂账问题,不仅是中国很多资源错误配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监管没办法健全,法治也没办法发展,因为只要国企、民企、私人、个人在法律面前不能平等,就已经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的核心原则。只要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会变得非常艰难,因为国有企业给那些掌权者提供了太多完全由他们控制的资源、财富和收入,让权力变得更加猖狂,更加傲慢。 民间金融需要阳光化监管 搜狐财经:您怎么看待民间金融和民间借贷? 陈志武:肯定是要放开,早就该放开了。我很高兴看到,从王岐山副总理到其他的监管部门官员,都基本上认同了推动民间金融、允许民间金融有更大发展空间。 搜狐财经:那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民间信贷再次变成投机潮? 陈志武:最关键的是监管部门不要去封杀民间金融,更多的是要侧重监管。这并不意味着加强监管,而是要进行合理监管,要增加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做到阳光下的监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在微观层面,这个也要审批,那个也要审批,其结果只会使得腐败更加盛行,同时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品种(包括股票),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
Posted: 05 Apr 2012 05:42 AM PDT 最近,数起妻子因丈夫外遇自杀及自杀未遂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当丈夫外遇时该如何应对,成为许多为人妻者相当焦虑的一......>>点击查看新浪博客原文 |
Posted: 06 Apr 2012 03:43 AM PDT 此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引起的争议声似乎大了些。这里面反映了社会各群体的不同利益取向,但从立法的角度来看,草案的某些内容显得似乎有些不科学,即立法上的不科学。 对立法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讲究科学性,即充分调研、听取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科学分析。但此次草案在出炉前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需要反省之处的。虽说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也是在听取意见,但基本框架、原则等在草案出台前应当是完成科学性的要求。这里略举《著作权法》草案中的两点内容为例看一下这个问题: 1、什么叫"单纯"? 这年头,"纯"是很难得的。《著作权法》草案中第68条写着,"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网络用户提供存储、搜索或者链接等单纯网络技术服务时,不承担与著作权或相关权有关的信息审查义务。" 很多朋友把争议的重点指向了"不承担信息审查义务",其实这一原则早在其他法规中很早就已经建立,无论在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具有合理性的。我所疑问的是怎么在法律中用上了"单纯"这个词语?我能理解这个条款的含义。举个例子来说,那些提供网络硬盘存储服务的,就是"单纯的存储服务",而那些不仅让用户上传存储还利用这些资源编辑排列后提供在线下载或在线播放服务的,就是不单纯。但是,有必要在这个条款中加上这个词语吗?从中文语义的角度以及法律行文的常识来看,这个词语完全是多余的。 2、三个月怎么计算出来的? 立法不是拍屁股,要用科学的态度将充分调取的资料进行分析后才能定的。此次《著作权法》草案46条写着"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这一条款刚一向社会露面就被音乐人及相关团体猛轰。我疑问的是:这三个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在确定这个数字的过程中有没有听取过音乐人及相关团体的意见,又是依什么样的计算规则来计算的?为什么是3个月,而不是6个月,不是一年? 记得十几年前,中国的立法曾经讲究过要粗放原则这样的理念。但是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观念,可这种观念的余毒仍在,在各种各样的立法中,我们时常会看到类似"三个月"的似乎是领导依感觉拍定的内容,几乎很少见到有细致科学的分析向社会公众公布过。在这方面,我们的立法仍然有很多需要继续努力和改进之处。《著作权法》的重点尚未涉及到人身安全及自由的内容,但若那些涉及到人身安全及自由的立法也是如此制定出来,这是真的会让人深以为忧的事情。
作者:李立律师 - 首发于LawLee.net |
Posted: 06 Apr 2012 03:32 AM PDT 先旨聲明,八方一直都係廣府話的支持者,亦擁護繁體。由細到大,中文科老師都同我講,用廣東話讀唐詩韻律最正宗,用繁體來做「說文解字」,最有詩情畫意,如果有一日,香港要取消繁體用簡體,我一定同政府講「over my dead body」。 雖然係咁,我又唔會覺得簡體係殘體,喺國內,為咗普及教育,用簡體確實會增加識字率,其實五四運動時,國學大師錢玄同已經提倡過廢漢字,改用羅馬拼音,作為文化現代化、走向世界和普及教育的目的。呢個諗法實在太激,最後攞咗個中間路線,化繁為簡。 最近面書因為 Agnes B Cafe 嘅餐牌只有英簡無繁體,搞到又話要圍剿,又話要杯葛,又發動舉報;變成繼雙非、自駕遊後,第三波反陸行動。令八方頗為意外嘅係,最積極推動杯葛抗簡的人係新民主同盟嘅Gary,除咗 Agnes B Cafe 外,佢仲到處搵其他簡體舖頭,當中包括 Sony, Beyond Organic, Giodiano。 點解范議員咁肉緊呢?呢個係佢喺面書嘅解釋:
不過,曾志豪就唔同意Gary 和網民提出嘅觀點,指出香港有好多西餐廳都無中文,認為事件反映香港人對大國的仇恨。Gary 則認為小豪子混淆視聽,即時反駁:請曾志豪先生不要混淆視聽,用簡體沒有罪,商業機構在香港打開門做生意用簡體而棄正體才是罪。捍衛本土文化天經地義,不是仇恨。有啲回應甚至話小豪子係五毛。 喺呢個時候,工黨嘅梁啟智又殺出來加入戰團,暗示反簡體嘅行動剝奪其他人選擇語言嘅自由:
佢仲用小畫家做咗張明吋對家政黨:只許「香港人有抗議政府的言論自由,卻不應有只寫簡體字的言論自由。」 火藥味越來越重,許智峰喺Gary回應欄上好言相勸,被范 cap 圖指:「民主黨也出手了。」大有黨派之爭的味道。其實唔講八方真係唔知啊許生係民主黨... ... 許生以下呢段說話係咪政黨挑機,大家自己判斷,不過,八方覺得要挑機無理由喺留言度囉:
其實成個互聯網都喺度拗緊呢單野,八方抽啲政黨背景嘅人出來,係因為覺得納悶... ...點解香港政黨喺議政同圍攻政府方面,不大了了,但成日跟網民嘅情緒走,先是反雙非,依家又將反簡體變成反共。但依家嘅情況好似周星馳啲無厘頭電影咁,打唔到西環一眾黑手,求其搵啲可以象徵佢嘅野來打住先,但咁樣打法,短期內,你可能搶到某啲票,但整整下成個零售業嘅選民,好可能就會送咗俾民賤聯了... ... 八方認為繁簡之爭,係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大議題,喺呢個議題上,我一定企係繁體一邊,但我地絕唔應該將佢簡化為中共文化入侵,講到尾,依家嘅中共邊有文化可言,唔好俾咁大個高帽佢帶啦! |
Posted: 05 Apr 2012 11:41 PM PDT 被毕加索试验的女人们 刚开始与毕加索交往的弗朗索瓦有何反应呢?毕加索在解释了那幅画后,她对此不置一词,而且也并没有因此离开毕加索,而是"义无反顾"地和他生活在一起并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最终也无法忍受毕加索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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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pr 2012 01:33 AM PDT ──梁振英教育政綱分析之二 戚本盛 比較梁振英的教育政綱諮詢稿(2012月1月)和定稿(2012年3月),當會發現頗有一些政策是退卻了的。 其中一點是幼師的薪酬制度。諮詢稿清楚說明的是「設立幼師的薪酬制度」,過了兩個月便變成「成立常設的諮議平台,制訂優質幼兒教育的發展計劃。首要任務是建立幼師的專業發展階梯和薪酬制度,逐逐步提高幼師的學歷,推動在職幼師持續發展和同儕間專業合作。」 首先,幼師的薪酬制度由「設立」變成「諮議平台」的「首要任務」。可以預見,這個諮議平台,又勢將成為另一個不同集團角力的場地,讓政府可以予取予攜,要是平台裡成員間有不同意見,政府便可施展拉一派打一派的技倆;要是成員取得共識呢,但這又只是諮議性質,政府未必依從。 其次,薪酬制度是在「優質幼兒教育的發展計劃」的框架下建立的,也就是說,必須證明薪酬制度與優質幼兒教育有關,且先不論在市場競爭的意識形態下會有甚麼結論,但這一證明過程是否有利於建立幼師薪酬制度,確屬合理懷疑,討論勢將曠日持久,更是可以預料。 第三點,是薪酬制度與專業發展階梯並提,與提高學歷,推動持續專業發展等並提。政綱的三言兩語,無從讓人得知政策詳情,令人憂慮的是,幼師的所謂專業階梯和薪酬制度,會否像中小學教師的語文基準那樣,錯誤地以資歷為教學質素的唯一指標,成為淘汰部份教師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以薪酬制度和專業發展階梯、持續專業發展等並提,會否又一次重蹈中小學教師所經歷的,增加工作壓力。其實,一般而言,專業發展是改善教學必需的,問題是,有沒有足夠空間讓教師作專業發展,例如可否在人手規劃時預留空間,讓幼師有時間進修、課後評估、共同備課甚至調適課程等等? 魔鬼在細節裡,我不知道有多少幼兒教育界的朋友因梁振英政綱中加進了「盡快實施15年免費教育。」而對他上台有好感,但觀乎其對設立幼師薪酬制度的這一點退卻,幼教界的朋友似乎樂觀得較早。(2012.04.06) |
Posted: 06 Apr 2012 01:30 AM PDT ──梁振英教育政綱分析之一 戚本盛 以下列出的是2012年3月發表的梁振英參選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政綱(教育部份),與他在2012年1月發表的政綱諮詢稿(教育部份)的比較,則以按語及黑體列出。 理念: 現況: 目標:【按:諮詢稿這部份的標題為「立場」,和「目標」是不同的概念,按以下三點表述,似乎第7-8點算不上目標。】 政綱: 幼兒教育 中小學教育 專上/ 高等教育 其他 |
Posted: 06 Apr 2012 01:43 AM PDT 本文作者:小蓟·夏静好
调查拖延症,第一个让我喜忧参半的消息是,它的发病率大约为15%至20%,这说明,拖延并不孤独,但却不足以占到人群中过半的席位。根据维基百科拖延症条目中一句模棱两可的解释,拖延这事儿,自有进化上的妙处——平日里的懒惰、无精打采和必要时的瞬间爆发。然而,把整个词条看完,拖延能否让人瞬间爆发,灵感是否在拖延到最后时刻、压力爆棚时翩然而至,却仍然是个问题。 美国俄亥俄大学一位姓土库曼的心理学家就坚决地回答——并非如此。土库曼在学校找了116名学生,把他们按拖延情况分为严重、普通、轻微,结果,他发现,固定时间提交的课程作业成绩中,普通拖延类学生的平均成绩远高于严重拖延者。仔细观察这些孩子的行为,土库曼分析道:拖延的孩子满怀希望地认为,截止期能让他们做得更好,而真正的事实是,如果不拖延,那些可怜的孩子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拖延是病吗?标准说法是,尚存争议。有人认为拖延跟抑郁症、强迫症、多动症、药物成瘾等诸多疾病有关,它应该是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拖延只是上述疾病所引起的症状。关于拖延症与大脑中负责动机和情绪区域的研究正在进行,但好像并没有清晰的结论出现。这些研究结论显示,目前,以及可期的将来,尚不会出现针对拖延的特效药物。研究者更倾向于把拖延叫作"典型的自律障碍"。 那么,我们的拖延是否比我们的祖先更严重? 《时间的小偷》一书的作者给出了肯定回答。因为自上世纪晚期以来,信息革命带来的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变确实让我们更容易"分心"了。 这该是对的吧,拖延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从前,我们宁肯刷10次信箱,一无所获,也不肯花时间去完成预定任务;而现在,只要刷一次微博,基本上,任务按时完成就几乎无望了。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拖延症状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另有研究结果显示:拖延症的症状会随年龄增长而减轻,毕竟,年纪越大,可以用来拖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拖延症是因为追求完美吗?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Piers Steel教授在研究报告中说:那是在向完美主义栽赃。与普通人相比,完美主义者反倒较少拖延,只是他们经常为自己可能拖延而焦虑。 困扰于沉迷电脑游戏的拖延症所带来的"自我冲动的罪恶感",这位钢铁教授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关于拖延的研究报告。报告发表在社会心理学方面顶尖的《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通报》那天,一家媒体在报道中打趣道:对不起,我们晚来了10年,因为研究的是拖延症。 无论如何,在那份长达30页的终极报告中,这位"钢铁"教授综合了有史以来最有置信度的691篇关于拖延症的专业文献,进行了各种复杂的、交叉印证的统计分析,全面解答了与拖延症有关的各种问题,最后还给出了一个类似E=MC2的拖延症计算公式—— U=EV/ID。 在这个公式中,U表示效率,就是最终任务完成的程度。它等于你对成功的信心(E)与你对任务的愉悦程度(V)的乘积,除以你的分心程度(I)与你多久能得到回报(D)的乘积。 很显然,这个公式惟一可操作因素只有D——快捷而丰厚的回报有助于减缓拖延症,但愿领导们能够看到。 |
Posted: 04 Apr 2012 03:35 AM PDT 回家翻旧杂志《收获》,找到一篇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在周围的几篇三流文字中格外扎眼,于是又找了文中提到的傅雷对于张爱玲的批评以及张爱玲对此的回应,一并贴出来。傅雷的批评是极好的,爱之深责之切,也只有张爱玲当得起傅雷的批评。 我曾经发过公告,说自己对时政话题感到厌倦,故而不会再发这方面的文章了。不过好像有网友没看到,还为我的博客不再像以前"那么精彩"惋惜。谢谢,对不起。 |
Posted: 04 Apr 2012 03:33 AM PDT 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 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知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ael Angelo①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yan)。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这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的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巳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期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即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过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为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改掉一点的。 |
Posted: 04 Apr 2012 03:13 AM PDT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李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 一九八○年春,感谢香港昭明出版社,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诮。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 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 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 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 上海沧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 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 "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 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张爱玲才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 '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 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旗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两次被日兵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 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礼拜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 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 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 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一九四九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一九五○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 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情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 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时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灺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 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故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依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大陆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这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 《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 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三十年骎骎地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来源:《读书》杂志) |
Posted: 04 Apr 2012 03:10 AM PDT 论张爱玲的小说 迅雨(傅雷) 前 言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真是过于意外怔住了。也许人总是胆怯的动物,在明确的舆论未成立以前,明哲的办法是含糊一下再说。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而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战争与和平》的原稿修改过七遍;大家可只知道托尔斯泰是个多产的作家(仿佛多产便是滥造似的)。巴尔扎克一部小说前前后后的修改稿,要装订成十余巨册,像百科辞典般排成一长队。然而大家以为巴尔扎克写作时有债主逼着,定是匆匆忙忙赶起来的。忽视这样显著的历史教训,便是使我们许多作品流产的主因。 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得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一类的谴责。第二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在此我并没意思铸造什么尺度,也不想清算过去的文坛;只是把已往的主张缺陷回顾一下,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 一 金锁记 由于上述的观点,我先讨论《金锁记》。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以一个小家碧玉而高攀簪缨望族,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原来当残废公子的姨奶奶的角色,由于老太太一念之善(或一念之差),抬高了她的身份,做了正室;于是造成了她悲剧的第二个原因。在姜家的环境里,固然当姨奶奶也未必有好收场,但黄金欲不致被刺激得那么高涨,恋爱欲也就不至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至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 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至亲骨肉都给"她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连她心爱的男人也跟她"仇人似的";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也还得给不相干的群众义愤填胸地咒骂几句。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 当七巧回想着早年当曹大姑娘时代,和肉店里的朝禄打情骂俏时,"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她的丈夫,那没生命的肉体……"当年的肉腥虽然教她皱眉,究竟是美妙的憧憬,充满了希望。眼前的肉腥,却是刽子手刀上的气味。——这刽子手是谁?黄金。——黄金的情欲。为了黄金,她在焦灼期待,"啃不到"黄金的边的时代,嫉妒妯娌,跟兄嫂闹架。为了黄金,她只能"低声"对小叔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 "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这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项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地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 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被爆风雨无情地扫荡了。雷雨过后,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晚了。"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完了,永久的完了。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悔恨。"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留恋的对象消灭了,只有留恋往日的痛苦。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脑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她的痛苦到了顶头,(作品的美也到了顶),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爱情磨折了她一世和一家。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在上面所引的几段里,显然有作者深切的怜悯,唤引着读者的怜悯。还有"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十八九岁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这些淡淡的朴素的句子,也许为粗忽的读者不曾注意的,有如一阵温暖的微风,抚弄着七巧墓上的野草。 和主角的悲剧相比之下,几个配角的显然缓和多了。长安姊弟都不是有情欲的人。幸福的得失,对他们远没有对他们的母亲那么重要。长白尽往陷坑里沉,早已失去了知觉,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知觉。长安有过两次快乐的日子,但都用"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自愿舍弃了。便是这个手势使她的命运虽不像七巧的那样阴森可怕,影响深远,却令人觉得另一股惆怅与凄凉的滋味。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心坎。 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列几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 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文章。 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 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 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例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些凄凉。"这一段引子,不但月的描写是那么新颖,不但心理的观察那么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呵成了一片苍凉的气氛,从开场起就罩住了全篇的故事人物。假如风格没有这综合的效果,也就失掉它的价值了。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 二 倾城之恋 一个"破落户"家的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潮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淖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病态的人有他特别敏锐的感觉:……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块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在这中篇里,无异平凡的田野中忽然现出一片无垠的流沙。但也像流沙一样,不过动荡着显现了一刹那。等到预感的毁灭真正临到了,完成了,柳原的神经却只在麻痹之上多加了一些疲倦。从前一刹那的觉醒早已忘记了。他从没再加思索。连终于实现了的"一点真心"也不见得如何可靠。只有流苏,劫后舒了一口气,淡淡地浮起一些感想: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两人的心理变化,就只这一些。方舟上的一对可怜虫,只有"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这样淡漠的惆怅。倾城大祸(给予他们的痛苦实在太少,作者不曾尽量利用对比),不过替他们收拾了残局;共患难的果实,"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仅仅是"活个十年八年"的念头。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而且范柳原真是一个这么枯涸的(Fade)人么?关于他,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写侧面?在小说中他不是应该和流苏占着同等地位,是第二主题么?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流苏隔被扑抱他的时候,当他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柳原宣布登报结婚的消息,使流苏快活得一忽儿哭一忽儿笑,柳原还有那种Cynical的闲适去"羞她的脸";到上海以后,"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由此看来,他只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唐·裘安,或是伊林华斯勋爵一流的人物。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他们连自私也没有迹象可寻。"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世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战争使范柳原恢复一些人性,使把婚姻当职业看的流苏有一些转变(光是觉得靠得住的只有腔子里和身边的这个人,是不够说明她的转变的),也不能算是怎样的不平凡。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人物的平凡,只应该使作品不平凡。显然,作者把她的人物过于匆促地送走了。 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 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三 短篇和长篇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为什么要用这个譬喻?因为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好比一些闪烁的磷火,教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有时幽默的分量过了份,悲喜剧变成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给摧残了。 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不一定有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点缀。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不经战斗的投降。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而她还是许多短篇中①刻画得最深的人物! 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式(Figure)一边交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这种境界稍有过火或稍有不及,《封锁》与《年青的时候》中细腻娇嫩的气息就会给破坏,从而带走了作品全部的魅力,然而这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如《金锁记》中这些技术的作用),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 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雅赫雅是印度人,霓喜是广东养女,就这两点似乎应该是第一环的主题所在。半世纪前印度商人对中国女子的看法,即使逃不出玩物二字,难道没有旁的特殊心理?他是殖民地种族,但在香港和中国人的地位不同,再加上是大绸缎铺子的主人。可是《连环套》中并无这二三个因素错杂的作用。养女(而且是广东的养女)该有养女的心理,对她一生都有影响。一朝移植之后,势必有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她一进绸缎店,仿佛从小就在绸缎店里长大的样子。我们既不觉得雅赫雅买的是一个广东养女,也不觉得广东养女嫁的是一个印度富商。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除开最初一段,越往后越着重情节,一套又一套的戏法(我几乎要说是噱头),突兀之外还要突兀,刺激之外还要刺激,仿佛作者跟自己比赛似的,每次都要打破上一次的纪录,像流行的剧本一样,也像歌舞团的接一连二的节目一样,教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Taste"看成了脚下的泥"。西班牙女修士的行为,简直和中国从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样。我不知半世纪前香港女修院的清规如何,不知作者在史实上有何根据,但她所写的,倒更近于欧洲中世纪的丑史,而非她这部小说里应有的现实。其实,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倾城之恋》的前半篇,偶尔已看到"为了宝络这头亲,却忙得鸦飞雀乱,人仰马翻"的套语;幸而那时还有节制,不过小疵而已,但到了《连环套》,这小疵竟越来越多,像流行病的细菌一样了;——"两个嘲戏做一堆","是那个贼囚根子在他跟前……","一路上凤尾森森,香尘细细","青山绿水,观之不足,看之有余","三人分花拂柳","衔恨于心,不在话下","见了这等人物,如何不喜","……暗暗点头,自去报信不提","他触动前情,放出风流债主的手段","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那内侄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做声不得"……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岂不也太像奇迹了吗? 在扯了满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四 结论 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的声音。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说,技巧也没有止境。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人生形象之多,岂有一二套衣装就够穿戴之理?把握住了这一点,技巧永久不会成癌,也就无所谓危险了。 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何况俗套滥调,在任何文字里都是毒素!希望作者从此和它们隔离起来。她自有她净化的文体。《金锁记》的作者没有理由往后退。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单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沏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即使如此,也嫌太奢侈,太浪费了。但若取悦大众(或只是取悦自己来满足技巧欲,——因为作者可能谦抑说:我不过写着玩儿的。)到写日报连载小说(Feuilleton)和所谓Fiction的地步那样的倒车开下去,老实说,有些不堪设想。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只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我知道作者发表的决非她的处女作,但有些大作家早年废弃的习作,有三四十部小说从未问世的记录。)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卅三年四月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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