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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5 Aug 2012 11:49 AM PDT 我在上一篇博文中介绍了全美治安环境持续好转的情况"全美犯罪率连年下降 治安秩序五十年来最好"，在此之前我的两位同事就建议我应该介绍纽约市的情况，毕竟纽约是全美最大的商业都市，人口最多，过去曾有罪恶之城的恶名，电影《教父》就是以发生在纽约的黑帮集团内斗作为故事主轴的。我的这两位同事都在纽约居住生活过，对纽约感情很深。我想也对，纽约的治安改善在全美有很强的指标性，所以今天再介绍一下有关纽约犯罪率下降、治安大幅改善的情况。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因为工作的关系，在纽约市居住过两年。那时纽约给我的印象，无论是曼哈顿还是皇后区、中国城或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区附近，给人的感觉既不安全又很脏乱：街上有许多流浪汉、也有不少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到处闲逛、非法小贩四处摆摊、时代广场、公交车总站附近色情场所比比皆是、电话亭里贴满了应招女郎的艳照及联系电话等；电视、报纸上的新闻，三天两头就有凶杀、抢劫的报道；地铁也是老旧不堪，在地铁站里还常常可以闻到小便的骚臭味。那时人们常笑说"纽约不是美国"，也有大陆来的朋友说"纽约就好像上海的十六铺（十六铺是以前上海的轮船码头）"。 1994年元旦新市长朱利安尼走马上任，他是二十年来纽约市的首位共和党籍市长，他上任时，纽约的犯罪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凶杀、强奸、枪击、抢劫、贩毒案层出不穷，根据纽约警方的报告，1965年时，纽约共发生836起谋杀案，占人口的0.046%、强奸案2320起，占人口的 0.128%，但到了1993年时，谋杀案大幅度飙升到2420起，是1965年的三倍，强奸案也增加到5008起，是1965年的两倍多。 在出任纽约市长之前，朱利安尼曾担任过联邦检察官，那时他就大力起诉过犯罪集团首脑与各种罪犯，上任市长后，实行铁腕管理，与纽约市警察局长布赖顿联手，一方面大力整顿执法部门、增加警方经费，增添警察人手，另外一方面强力打击犯罪活动，包括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例如捉拿及惩罚坐地铁不付钱而跳越收费机的人等，目的是向人们发出明确的讯号，警方与政府不会容忍任何犯罪行为。在朱利安尼的两任八年市长任期内，纽约市犯罪率一路下跌，社会治安大幅度好转，游客人数也快速上升。在朱利安尼市长任期最后一年的2001年，谋杀案从他上任前的2420件下降到960件，下降了60%，强奸案则从5008件下降到3546件，下降了30%。 朱利安尼强力支持警方打击犯罪行为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因此引起部分公众舆论的批评，指警察在办案时侵犯人权，纽约警方及政府因此而被起诉的案例也不断增加。不过，即使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朱利安尼依然坚持初衷不改，坚决站在警方一边。对于治安的大幅度改善，纽约市民大多认为朱利安尼功不可没。 2002年继任市长布隆伯格上任，在布隆伯格的领导下，纽约市的犯罪率继续下跌，到2010年时，谋杀案下降到866起，占人口的0.045%；强奸案下降到2771起，占人口的0.143%，犯罪率恢复到了1965年的水平。在美国的大城市中，纽约已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纽约市划分为五个区，包括曼哈顿、皇后区、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斯塔登岛。在这五个区中，斯塔登岛的犯罪率最低，是纽约市最安全的一个区，而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相对来说犯罪率比较高，布朗克斯的谋杀率占人口的0.081%，布鲁克林的谋杀率则占人口的0.079%，都比全市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这两个区的谋杀案占全市的三分之二，暴力案件则占五分之三。 纽约市犯罪率下降、治安环境改善的趋势，与全国犯罪率下降几乎是吻合的。不过，根据最新的警方统计报告看，截至2012年8月5日， 纽约市的总体犯罪率又有所上升，今年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22%，媒体报道说这可能与市长布隆伯格削减警察人数有关，但布隆伯格坚决否认了这种推测，认为目前纽约市的警察人数已经足够。看来，纽约要继续保持最安全大城市的称号，还需要不断努力。  纽约曼哈顿中城（照片：Xiao）
 民众参加马拉松长跑（照片：Postdlf）
 时代广场（照片：Terabass）
 纽约中国城一角（照片：Chen Siyuan） |
| Posted: 15 Aug 2012 10:52 AM PDT 这是我10年去台湾采访保钓运动的几位前辈之后所写的文章，供参考。 导言 从表面上看，保钓运动是中国和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的运动，但实际上它是发生在中国人圈子里的一场民间抗议运动，和日本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正文 大陆所称的钓鱼岛，在台湾人那里被叫做钓鱼台。保卫钓鱼台的口号最早是在1970年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提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学生。40年后，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台北，采访了保钓运动的5位重要见证人。关于保钓运动的起源，还是让他们亲自来说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人物简介：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2月底来到台湾，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在207师服役。因为我从小喜欢摄影，对新闻也有兴趣，战争结束后便做了摄影记者。1970年时我已是《中国时报》的摄影科科长，同时兼任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 我第一次看到钓鱼台的时间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当时有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了钓鱼台附近搁浅，我们报馆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台上空拍照片。记得当时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还向我们的飞机发过警告信号。 不过，当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台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大约在1970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打算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交还给日本，附带包括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名字），台湾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台问题。不过我记得当时台湾民众还不知道钓鱼台下面有石油，大家关注的只是钓鱼台的主权问题。 消息出来后，我们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余纪忠可是个不简单的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给胡宗南当过英文秘书，后来担任了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政治部主任，30几岁就当上了中将。来台湾后他开始办《中国时报》，并靠这份报纸发了财。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 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和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我们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1970年9月1日晚上，我们一行4人乘坐水产试验所的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没看到任何船只，非常顺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 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宣示了主权，然后又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和"中华民国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的。
完成任务后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下，我平时喜欢研究军事，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台。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我没发现水源，没有补给的话很难生存下来。岛上人工痕迹极少，我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围墙，我判断这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还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到：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
因为岛上几无平地，地上石头尖利，很难行走，再加上我们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号文章见报。据说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余纪忠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这5个字，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青天白日旗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这件事是我们报纸驻日本记者站的记者亲眼看见的，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青天白日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可惜这面旗子如今早已不知去向，我曾多次请求政府保护好这面旗子，但未果。 文章刊出当天一早我就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看望张宝树，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我认为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需要台湾支持，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专门负责对日关系，是个亲日派，而且他是蒋介石的同学，说话很有分量。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华民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失去了拿回钓鱼台的最佳时机。 王晓波：我于1943年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父亲是军人，全家人1948年来台湾。1970年年初的时候传出消息说联合国某资源单位发现东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接着美国人就宣布要把钓鱼台送还给日本，日本于是开始驱赶台湾渔民。当时我们没怎么吭声，但很快有学者发现钓鱼台在大陆棚（架）上，没有钓鱼台的话日本就不能独占东海石油。恰在此时，《中国时报》几个记者到钓鱼台上插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日本人把国旗还给驻日大使的时候旗子的右上角被撕裂，当然这也许是因为风的缘故，但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 当时我已经从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在念研究生，同时为一些学生社团写写文章。我看了《中国时报》的报道后非常激动，就写了篇文章，投给了胡秋原先生主办的《中华杂志》。文章里我引述了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口号。 胡卜凯：我的父亲胡秋原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1970年时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他一生都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份《中华杂志》，刊登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 1960年代台湾学生流行学理工科，我也念了台大物理系，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交友圈比一般理工科学生大。当时台湾学生有个"自觉运动"，台大出现了一批学生刊物，比如《新青年》和《大学新闻》等，我经常为它们写文章，因此认识了王晓波。他大我一岁，但因为他小时候混"太保"（意为打架惹事的小混混），耽误了功课，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我1967年去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读物理。我有一个从小就是邻居的朋友郭誉先也在美国，他善于交际，认识很多路子比较野的人。郭誉先介绍我认识了在美国学工程的徐笃，他是成大（成功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新泽西州做事，属于草莽英雄。通过郭誉先的关系，我们几个同样喜欢政治的人相互认识了，一起成立了政治社团"大风社"，第一任社长就是徐笃。那时我们每个月都会在普林斯顿学生李德怡的家中开会，讨论国事。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大风季刊》，但发行量很小，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不过"大风社"后来在美国建立了十几个据点，一共发展了将近100名成员，是保钓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许多成员后来都担任了保钓运动的领导人，比如伯克利大学的保钓领袖郭松棻和刘大任都是大风社的主力干将。 记得在1970年年初我就从报纸上得知美国要把钓鱼台送给日本的消息，但当时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个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情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3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3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耳濡目染，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 游行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可我们"大风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员，人数不够，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孝信，他为办《科学月刊》建设了一个北美留学生联络网。于是我立刻给林孝信打电话请求帮忙，他又和好友刘源俊商量，得到了刘的支持，于是答应帮忙。事后证明《科学月刊》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主力，而我正好认识两边的人，可以算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就喜欢物理，后来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和胡卜凯刘源俊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就联络了一批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兵，然后于1967年去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起办杂志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国了，分散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很贵，为了保持联络，我们发明了一种"循环信"，就是第一个人写一段话，寄给第二个人，他再写一段话寄给第三个人，这样循环一圈后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后来大家嫌一封循环信太慢，同时弄了好几个循环信，最多时同时有12封循环信同时进行，每个循环包括6-10人左右，循环一圈后再重新组合。 那时我们学理工科的都有奖学金，日子比较好过。1968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日子就更清闲了，于是打算办一本《科学月刊》，由留美学生负责写稿，送回台湾印刷发行。我办《科学月刊》不仅仅是想介绍科学知识，更希望以此来启迪民智，培育科学的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亲眼目睹了美国的强大，非常希望台湾快点追上来。我从1968年年底开始，用搭便车的方式走访了很多学校，联系到300多个留学生，请大家捐款并帮忙寻找作者。
为了保持大家的热情，我又决定出一份《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向大家汇报工作进展。频率高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出一期，每次都要寄几百封信。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请我的同学兼室友曹亮吉帮我刻钢板。过了半年以后复印机开始普及，就改成复印。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当时还在密苏里大学念新闻，他听说我们在办杂志，就专门跑来芝加哥帮我们贴邮票，后来还写了一篇介绍我们的文章登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科学月刊》1969年9月出了"第零期"试印本，反响不错。1970年1月1日正式出刊，作者大都是在美国的台湾学者和留学生，其中还包括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怡严和台大心理系老师杨国枢担任了《科学月刊》在台湾的合伙人，负责在台湾的印刷和发行工作。 刘源俊：因为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的影响，1960年代的台湾学生流行学物理，我也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念了台大物理系，和刘林孝信胡卜凯是同班同学，也和他俩一样于1967年出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一年后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林孝信提出大家一起办一本《科学月刊》。他的动机很单纯，一方面他觉得我们都在台湾受的教育，应该回馈社会，为台湾做点事，另一方面他想通过办杂志把台湾留学生团结起来，当时台湾留学生思想分歧严重，亲共反共亲美台独等等分成很多派别，整天吵来吵去，他觉得与其争吵不如合作，大家团结在科学的旗帜下，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和他在大学期间就是好朋友，这次更是义不容辞，担任了《科学月刊》物理组的负责人。 我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正值反战运动高潮，纽约是反战运动中心，1968年上半学期我们学校就没怎么上过课，学生把校长室都占领了，最后警卫从地下室冲进去把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当时美国流行左派，纽约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毛泽东头像，很多来自香港的留学生非常亲共，动不动就指责"蒋帮"如何如何，这些事给了台湾留学生很大的冲击。这就是保钓运动的土壤。 林孝信：记得当时除了胡卜凯之外，还有2-3个人找过我，想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当做保钓的联络工具。我觉得保钓关系到国家命运，不应拒绝，但《科学月刊》似乎不应该涉及政治，我拿不准，就给20几个主要联络人打电话征询意见，结果除了一人有保留之外，其余全部赞同。于是我把1970年12月的《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50多个美国大学，通过他们能联系到上千个台湾留学生。后来《钓鱼台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学生们很快就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美国举行保钓大游行。我印象当中各个保钓分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学例外，他们的3位主要领导人刘大任、郭松棻和傅运筹都是念文科的。 刘源俊：到1970年12月的时候，美国各地留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大家商定要在1971年的1月30日举行大游行。当时参加保钓的除了台湾留学生之外还有不少香港学生和华侨，香港学生大都是在美国读本科，比我们这些研究生有游行经验，所以负担了很多组织工作。不过有不少香港学生比较左，他们说如果台湾学生打出青天白日旗的话，他们就要打五星红旗，最后大家商定不带任何旗子，保持保钓的中立性质。 胡卜凯：刚开始的时候，大风社在各地的成员态度都很积极，唯有伯克利的刘大任比较消极。他原是写小说的，在台湾的时候就和陈映真一起办读书会，宣扬民主自由，后来有人告密，陈映真和读书会的其他十几个人被判刑。在此之前刘大任出国读书，逃过一劫。我找了个机会去三藩市"串联"，和他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不肯承认民国政府，所以不愿意参加游行。但过了年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弯，不但答应参加游行，还出了一个《战报》，模仿五四运动，提出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不过，他们坚持要在1月29日举行游行，暗指当年的一二九运动。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借机打击一下国民党政府，所以我有点怀疑当时有人给了他某种暗示。 林孝信：第一次保钓大游行一共包括6个城市，除了三藩市是在1月29日之外，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西雅图和洛杉矶都是在1月30日。参加游行的台湾学生大都和《科学月刊》有关系，这倒不全是因为我的联络网的缘故，而是因为《科学月刊》让大家有了一种难得的信任感。保钓运动有一定的政治因素，而政府一直警告我们不要搞政治，说共匪在利用你们，所以台湾学生胆子很小，不大敢参与政治活动，因此这种信任感非常重要。 胡卜凯：参加游行的以理工科学生居多，除了《科学月刊》的原因外，理工科学生大都有奖学金，毕业后留美国的机会也大。而文科学生很多都是靠政府奖学金出来的，毕业后还要回台湾工作，因此不愿得罪政府。另外，千万别忘记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学生不愿出头和白色恐怖有关系，但国民党的教育同时也一遍一遍地灌输了国家民族的概念，让我们这些学生觉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觉得保钓运动反而是拜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之赐，这种教育方式是一把双刃剑，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辩证关系"。 林孝信：第一次游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家就计划在1971年4月10号举行第二次游行。那天美国西海岸的三藩市、洛杉矶和西雅图各自有游行，但整个东部的人都聚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游行，我估计人数至少有2500人，也有人说有4000人之多。大家最先游行到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但美国人的回答还是老一套，说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协议将还给日本。有些女学生听到这个回答都哭了，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国家，没想到美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但我们很快又意识到美国毕竟是第三方，我们应该去自己的国家寻求帮助，就又去了台湾驻美使馆，以为会听到一些鼓励的话。当时台湾驻美大使名叫周书凯，他已经被任命为新的台湾外交部长，我们听说他为了把海外留学生的意见带回国，所以一直留在美国没走。结果我们游行到大使馆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周书凯出来！周书凯出来！"但他却始终没有出来见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 刘源俊：保钓运动从一开始就分成了左右两派，两派名义上都支持保钓，但左派同时还支持共产党，右派则支持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个台独派，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保钓，但他们却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台独的本质不是爱台湾，而是美日的傀儡。我本人是无党派，从来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我也不愿看到保钓运动变成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所以我一方面批评国民党不保钓，另一方面也反对左派引入政治元素，破坏保钓。 我记得1月30号游行之后，政治气氛就变了。有消息灵通人士从加拿大中共大使馆得到消息，美国政策要变，打算在1971年9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大家才知道1970年12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大陆，和周恩来敲定了这件事。从此之后左派势力大振，主宰了此后的保钓运动。他们想把保钓运动的性质转变为支持中国进联合国的运动，但显然很多人不同意这么做。我认为这些左派是破坏保钓的罪人，就退出了保钓运动。4月10号华盛顿大游行虽然还是坚持没打国旗，但游行结束后大约有200多人在马里兰大学开会，两派终于公开吵了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一波保钓运动结束了。 林孝信：4月10日的大游行之后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保钓。此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7月9号下午6点钟的黄金时间，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我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那边，而且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说不定中国政府会保钓，于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中国的风潮。那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虽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问题，但起码从对外宣传来看，文革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保钓人士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很多人变成了左派。 还有很多人通过保钓，开始反思台湾历史，以及和过去的盟友美国日本的关系。不少人心中开始有了疑问，难道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中国近代史都是错的？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败给共产党这段历史时都是含含糊糊的，只是一味地说共党如何如何可恶，但真正的原因却又不讲，老师也不说。我们学理工科的以前也没深究，但保钓运动一下子把这些疑问勾起来了，大家便纷纷回去重新学习中国近代史。美国很多大学有很好的中文图书馆，很多人便借此机会阅读了很多过去没有读过的书籍，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不肯保钓了，原来国民党以前卖国已经卖了很多次了！九一八就没抵抗嘛，更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台？ 记得当时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教科书都把共产党领导人描述成邪恶的人，那大陆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国父孙中山的呢？于是我便去芝加哥大学的中文图书馆找大陆的书，惊讶地发现大陆对待孙中山还是很尊敬的。我终于意识到我原来对大陆的认识太错误了，应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后来读了很多书后我发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不错，应该让台湾实现社会主义。 胡卜凯：我的数学基础一直不好，考了两次博士资格考试都没有过，丢了奖学金，于是在参加完第二次保钓大游行后就离开学校，跑到拉斯维加斯鬼混去了，因为在那里吃住都不要钱。1971年9月保钓领导人们又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召开了一次大会，左右两派正式决裂。我没有参加，但听说左派全面控制了那次大会，保钓运动正式向左转。 这个转变是有道理的，因为国民党不保钓，因此支持共产党的左派便有了正当性。国民党一直试图控制保钓运动，但没有成功。真正有控制力的是林孝信刘源俊等人，他们因为办《科学月刊》的缘故，赢得了大多数学生们的信任。国民党惨败后觉得很丢脸，便开始报复。林孝信因为是本省人，国民党一直自动地把他划为台独，也不能忍受他成为一个有正当性的民间组织的领袖，而他宣扬社会主义这一点在国民党听起来也很刺耳，便把他纳入黑名单，吊销了他的护照。其实林孝信学习很好，拿个博士学位找个好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没有护照他就成了非法居民，再也没办法继续学业了。后来还是因为他夫人的关系才拿到了绿卡。 我在拉斯维加斯混了一年后我姐姐找到我，把我带回加州做事，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再也没管保钓的事情了。 王晓波：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校门就能看见。 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
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教官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和上面联系。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3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于是第二天校方专门包车把我们送到美国大使馆，我们从那里走到日本大使馆，再坐包车返回学校。后来陈水扁以此为借口，指责我们这次游行是台大组织的，属于官方默许的行为，实在是很没道理。 但是这次游行没起什么作用，钓鱼台还是没拿回来。不过美国埋了一颗地雷，说："我交还给日本的只是行政权，主权的争论由争论的各方和平解决。"当时台大学生有个口号：给我们发枪，让我们上钓鱼台！要知道，台湾学生都是军训过的。后来解密的台湾外交部档案里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过武装占领，但台湾因为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正需要依靠日本帮忙，因此不敢得罪日本政府。 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在那次游行之后，台大接连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大型座谈会，可以说保钓运动煽起了台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热情。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爱国首先要爱民，于是台大又发起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成立了"台大社会服务团"，在那一年暑假组织了农村调查队、山地调查队、工人调查队和私娼调查队等等去社会各地调查，所以说保钓也促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 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出来。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林孝信：当年有5个保钓领导人曾经去大陆访问，我们叫它"保钓第一团"。团长李我焱是纽约保钓的领导人，他早年在大陆时就参加过读书会，去台湾后开始反对国民党，被判过刑。后来他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去台湾访问的吴健雄的赏识，这才得以出国读书。团员王正方来自费城，念电机系，现在在搞电影。陈治利也是念理工科的，现在在加州做事。陈恒次是念法律的，后来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不幸在出差非洲时死于飞机失事。最后一个王春生我忘记了（记者注：王春生是读社会学的一位女士，现住美国）。 这个团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保钓评价很高，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不过我觉得保钓的影响不如五四运动大，毕竟是发生在海外，没法影响更广泛的国内民众。 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之后，国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没了护照我就成了非法居留，学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只好继续保钓，变成了海外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笑）。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我才开始重新申请护照，申请了3次才获批准。1988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台湾。 王晓波：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 谈到保钓的历史功绩，马英九曾经说：钓鱼台之所以没有完全给日本，保钓有很大功劳。而我觉得保钓运动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为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储备了人才，就像五四运动为后来的抗战储备了人才一样。
附：采访手记 我在台北只待了4天，所有采访对象都是去了之后才联系上的，但他们全都非常配合，否则采访不可能顺利完成。 和姚琢奇的采访约在了他的家中。他家坐落在台北市北部的一个非常安静的老小区，门前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老人今年82岁了，身体硬朗，声音洪亮，仔细听还能听出一点上海口音。姚先生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时的习惯，那天专门为了接待我缩短了时间。 姚先生早已退休，但仍然闲不住，仍然担任着军事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他很得意地给我看一张照片，是他当年驾驶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拍下来的。可惜的是他拍的钓鱼岛照片的底片都留给《中国时报》了，只留下了几张从报纸上扫描下来的模糊的复印件。 和刘源俊的采访约在了东吴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距离台北故宫只有一站地。刘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吴大学校长，做了8年后退下来，但仍然在物理系教书。采访约在周五的下午，他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匆匆赶回办公室和我见面。也许是因为说了一天话的缘故，采访一开始他的声音很轻，嗓子有点哑，但越说声音越大，语速也越快。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保钓做实事，他在担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委托东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钓鱼岛历史、地理和法律的研究论文集。他相信保钓也许还要再保40年才能成功，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 和王晓波的采访约在了忠孝东路的一座大楼内，那天晚上正好是"中国统一联盟"开例会的时间，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位致力于中国统一的学者，大家看到一位来自大陆的记者都很激动，鼓掌欢迎。王晓波身体微胖，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今年67岁了，但也还没退休，依然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 和胡卜凯的采访约在了中正纪念堂旁边的台湾国家剧院，那天刘源俊也在，他们几位在剧院底楼的一间餐馆设宴欢迎一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老同学，吃完饭后胡先生在旁边一间咖啡厅单独接受了我的采访。胡先生身着西装，留着好看的胡子，很有学者风度。他199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在西门子公司台北分公司上班，直到2001年退休。他至今仍喜欢写作，之所以这么早退休，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难约的人是林孝信，他平时住在台南，幸好在我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来台北公干，和我约在台湾国立科学教育馆见面。那天在科教馆有个科普活动，台湾科普界几乎所有有名的人都到场了。显然大家都非常尊重这位前辈，林先生也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向同行们提各种建议，态度热切而又诚恳。 林先生年轻的时候就以精力充沛而闻名，那时朋友们都叫他"和尚"，因为他像个苦行僧，很少吃东西却又干劲十足。如今林先生已经66岁了，依然很瘦，留着一头很久没有打理的白发，活像一个亚洲版的爱因斯坦。他目前的正式身份是台北一家学校的老师，那段时间正和几个朋友筹划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科学月刊》诞生40周年。这本月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做到现在，一期都没有落下，可算是台湾科普界的一个奇迹。林先生送给我一本《试刊号》，一本《创刊号》，这是我此次台湾之行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
| Posted: 15 Aug 2012 10:27 AM PDT 这是我10年去台湾采访保钓运动的几位前辈之后所写的文章，供参考。 导言 从表面上看，保钓运动是中国和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的运动，但实际上它是发生在中国人圈子里的一场民间抗议运动，和日本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正文 大陆所称的钓鱼岛，在台湾人那里被叫做钓鱼台。保卫钓鱼台的口号最早是在1970年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提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学生。40年后，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台北，采访了保钓运动的5位重要见证人。关于保钓运动的起源，还是让他们亲自来说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人物简介：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2月底来到台湾，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在207师服役。因为我从小喜欢摄影，对新闻也有兴趣，战争结束后便做了摄影记者。1970年时我已是《中国时报》的摄影科科长，同时兼任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 我第一次看到钓鱼台的时间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当时有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了钓鱼台附近搁浅，我们报馆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台上空拍照片。记得当时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还向我们的飞机发过警告信号。 不过，当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台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大约在1970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打算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交还给日本，附带包括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名字），台湾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台问题。不过我记得当时台湾民众还不知道钓鱼台下面有石油，大家关注的只是钓鱼台的主权问题。 消息出来后，我们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余纪忠可是个不简单的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给胡宗南当过英文秘书，后来担任了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政治部主任，30几岁就当上了中将。来台湾后他开始办《中国时报》，并靠这份报纸发了财。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 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和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我们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1970年9月1日晚上，我们一行4人乘坐水产试验所的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没看到任何船只，非常顺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 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宣示了主权，然后又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和"中华民国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的。
完成任务后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下，我平时喜欢研究军事，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台。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我没发现水源，没有补给的话很难生存下来。岛上人工痕迹极少，我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围墙，我判断这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还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到：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
因为岛上几无平地，地上石头尖利，很难行走，再加上我们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号文章见报。据说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余纪忠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这5个字，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青天白日旗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这件事是我们报纸驻日本记者站的记者亲眼看见的，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青天白日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可惜这面旗子如今早已不知去向，我曾多次请求政府保护好这面旗子，但未果。 文章刊出当天一早我就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看望张宝树，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我认为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需要台湾支持，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专门负责对日关系，是个亲日派，而且他是蒋介石的同学，说话很有分量。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华民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失去了拿回钓鱼台的最佳时机。 王晓波：我于1943年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父亲是军人，全家人1948年来台湾。1970年年初的时候传出消息说联合国某资源单位发现东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接着美国人就宣布要把钓鱼台送还给日本，日本于是开始驱赶台湾渔民。当时我们没怎么吭声，但很快有学者发现钓鱼台在大陆棚（架）上，没有钓鱼台的话日本就不能独占东海石油。恰在此时，《中国时报》几个记者到钓鱼台上插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日本人把国旗还给驻日大使的时候旗子的右上角被撕裂，当然这也许是因为风的缘故，但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 当时我已经从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在念研究生，同时为一些学生社团写写文章。我看了《中国时报》的报道后非常激动，就写了篇文章，投给了胡秋原先生主办的《中华杂志》。文章里我引述了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口号。 胡卜凯：我的父亲胡秋原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1970年时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他一生都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份《中华杂志》，刊登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 1960年代台湾学生流行学理工科，我也念了台大物理系，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交友圈比一般理工科学生大。当时台湾学生有个"自觉运动"，台大出现了一批学生刊物，比如《新青年》和《大学新闻》等，我经常为它们写文章，因此认识了王晓波。他大我一岁，但因为他小时候混"太保"（意为打架惹事的小混混），耽误了功课，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我1967年去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读物理。我有一个从小就是邻居的朋友郭誉先也在美国，他善于交际，认识很多路子比较野的人。郭誉先介绍我认识了在美国学工程的徐笃，他是成大（成功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新泽西州做事，属于草莽英雄。通过郭誉先的关系，我们几个同样喜欢政治的人相互认识了，一起成立了政治社团"大风社"，第一任社长就是徐笃。那时我们每个月都会在普林斯顿学生李德怡的家中开会，讨论国事。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大风季刊》，但发行量很小，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不过"大风社"后来在美国建立了十几个据点，一共发展了将近100名成员，是保钓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许多成员后来都担任了保钓运动的领导人，比如伯克利大学的保钓领袖郭松棻和刘大任都是大风社的主力干将。 记得在1970年年初我就从报纸上得知美国要把钓鱼台送给日本的消息，但当时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个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情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3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3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耳濡目染，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 游行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可我们"大风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员，人数不够，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孝信，他为办《科学月刊》建设了一个北美留学生联络网。于是我立刻给林孝信打电话请求帮忙，他又和好友刘源俊商量，得到了刘的支持，于是答应帮忙。事后证明《科学月刊》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主力，而我正好认识两边的人，可以算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就喜欢物理，后来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和胡卜凯刘源俊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就联络了一批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兵，然后于1967年去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起办杂志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国了，分散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很贵，为了保持联络，我们发明了一种"循环信"，就是第一个人写一段话，寄给第二个人，他再写一段话寄给第三个人，这样循环一圈后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后来大家嫌一封循环信太慢，同时弄了好几个循环信，最多时同时有12封循环信同时进行，每个循环包括6-10人左右，循环一圈后再重新组合。 那时我们学理工科的都有奖学金，日子比较好过。1968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日子就更清闲了，于是打算办一本《科学月刊》，由留美学生负责写稿，送回台湾印刷发行。我办《科学月刊》不仅仅是想介绍科学知识，更希望以此来启迪民智，培育科学的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亲眼目睹了美国的强大，非常希望台湾快点追上来。我从1968年年底开始，用搭便车的方式走访了很多学校，联系到300多个留学生，请大家捐款并帮忙寻找作者。
为了保持大家的热情，我又决定出一份《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向大家汇报工作进展。频率高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出一期，每次都要寄几百封信。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请我的同学兼室友曹亮吉帮我刻钢板。过了半年以后复印机开始普及，就改成复印。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当时还在密苏里大学念新闻，他听说我们在办杂志，就专门跑来芝加哥帮我们贴邮票，后来还写了一篇介绍我们的文章登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科学月刊》1969年9月出了"第零期"试印本，反响不错。1970年1月1日正式出刊，作者大都是在美国的台湾学者和留学生，其中还包括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怡严和台大心理系老师杨国枢担任了《科学月刊》在台湾的合伙人，负责在台湾的印刷和发行工作。 刘源俊：因为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的影响，1960年代的台湾学生流行学物理，我也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念了台大物理系，和刘林孝信胡卜凯是同班同学，也和他俩一样于1967年出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一年后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林孝信提出大家一起办一本《科学月刊》。他的动机很单纯，一方面他觉得我们都在台湾受的教育，应该回馈社会，为台湾做点事，另一方面他想通过办杂志把台湾留学生团结起来，当时台湾留学生思想分歧严重，亲共反共亲美台独等等分成很多派别，整天吵来吵去，他觉得与其争吵不如合作，大家团结在科学的旗帜下，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和他在大学期间就是好朋友，这次更是义不容辞，担任了《科学月刊》物理组的负责人。 我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正值反战运动高潮，纽约是反战运动中心，1968年上半学期我们学校就没怎么上过课，学生把校长室都占领了，最后警卫从地下室冲进去把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当时美国流行左派，纽约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毛泽东头像，很多来自香港的留学生非常亲共，动不动就指责"蒋帮"如何如何，这些事给了台湾留学生很大的冲击。这就是保钓运动的土壤。 林孝信：记得当时除了胡卜凯之外，还有2-3个人找过我，想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当做保钓的联络工具。我觉得保钓关系到国家命运，不应拒绝，但《科学月刊》似乎不应该涉及政治，我拿不准，就给20几个主要联络人打电话征询意见，结果除了一人有保留之外，其余全部赞同。于是我把1970年12月的《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50多个美国大学，通过他们能联系到上千个台湾留学生。后来《钓鱼台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学生们很快就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美国举行保钓大游行。我印象当中各个保钓分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学例外，他们的3位主要领导人刘大任、郭松棻和傅运筹都是念文科的。 刘源俊：到1970年12月的时候，美国各地留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大家商定要在1971年的1月30日举行大游行。当时参加保钓的除了台湾留学生之外还有不少香港学生和华侨，香港学生大都是在美国读本科，比我们这些研究生有游行经验，所以负担了很多组织工作。不过有不少香港学生比较左，他们说如果台湾学生打出青天白日旗的话，他们就要打五星红旗，最后大家商定不带任何旗子，保持保钓的中立性质。 胡卜凯：刚开始的时候，大风社在各地的成员态度都很积极，唯有伯克利的刘大任比较消极。他原是写小说的，在台湾的时候就和陈映真一起办读书会，宣扬民主自由，后来有人告密，陈映真和读书会的其他十几个人被判刑。在此之前刘大任出国读书，逃过一劫。我找了个机会去三藩市"串联"，和他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不肯承认民国政府，所以不愿意参加游行。但过了年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弯，不但答应参加游行，还出了一个《战报》，模仿五四运动，提出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不过，他们坚持要在1月29日举行游行，暗指当年的一二九运动。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借机打击一下国民党政府，所以我有点怀疑当时有人给了他某种暗示。 林孝信：第一次保钓大游行一共包括6个城市，除了三藩市是在1月29日之外，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西雅图和洛杉矶都是在1月30日。参加游行的台湾学生大都和《科学月刊》有关系，这倒不全是因为我的联络网的缘故，而是因为《科学月刊》让大家有了一种难得的信任感。保钓运动有一定的政治因素，而政府一直警告我们不要搞政治，说共匪在利用你们，所以台湾学生胆子很小，不大敢参与政治活动，因此这种信任感非常重要。 胡卜凯：参加游行的以理工科学生居多，除了《科学月刊》的原因外，理工科学生大都有奖学金，毕业后留美国的机会也大。而文科学生很多都是靠政府奖学金出来的，毕业后还要回台湾工作，因此不愿得罪政府。另外，千万别忘记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学生不愿出头和白色恐怖有关系，但国民党的教育同时也一遍一遍地灌输了国家民族的概念，让我们这些学生觉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觉得保钓运动反而是拜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之赐，这种教育方式是一把双刃剑，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辩证关系"。 林孝信：第一次游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家就计划在1971年4月10号举行第二次游行。那天美国西海岸的三藩市、洛杉矶和西雅图各自有游行，但整个东部的人都聚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游行，我估计人数至少有2500人，也有人说有4000人之多。大家最先游行到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但美国人的回答还是老一套，说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协议将还给日本。有些女学生听到这个回答都哭了，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国家，没想到美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但我们很快又意识到美国毕竟是第三方，我们应该去自己的国家寻求帮助，就又去了台湾驻美使馆，以为会听到一些鼓励的话。当时台湾驻美大使名叫周书凯，他已经被任命为新的台湾外交部长，我们听说他为了把海外留学生的意见带回国，所以一直留在美国没走。结果我们游行到大使馆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周书凯出来！周书凯出来！"但他却始终没有出来见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 刘源俊：保钓运动从一开始就分成了左右两派，两派名义上都支持保钓，但左派同时还支持共产党，右派则支持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个台独派，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保钓，但他们却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台独的本质不是爱台湾，而是美日的傀儡。我本人是无党派，从来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我也不愿看到保钓运动变成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所以我一方面批评国民党不保钓，另一方面也反对左派引入政治元素，破坏保钓。 我记得1月30号游行之后，政治气氛就变了。有消息灵通人士从加拿大中共大使馆得到消息，美国政策要变，打算在1971年9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大家才知道1970年12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大陆，和周恩来敲定了这件事。从此之后左派势力大振，主宰了此后的保钓运动。他们想把保钓运动的性质转变为支持中国进联合国的运动，但显然很多人不同意这么做。我认为这些左派是破坏保钓的罪人，就退出了保钓运动。4月10号华盛顿大游行虽然还是坚持没打国旗，但游行结束后大约有200多人在马里兰大学开会，两派终于公开吵了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一波保钓运动结束了。 林孝信：4月10日的大游行之后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保钓。此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7月9号下午6点钟的黄金时间，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我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那边，而且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说不定中国政府会保钓，于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中国的风潮。那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虽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问题，但起码从对外宣传来看，文革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保钓人士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很多人变成了左派。 还有很多人通过保钓，开始反思台湾历史，以及和过去的盟友美国日本的关系。不少人心中开始有了疑问，难道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中国近代史都是错的？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败给共产党这段历史时都是含含糊糊的，只是一味地说共党如何如何可恶，但真正的原因却又不讲，老师也不说。我们学理工科的以前也没深究，但保钓运动一下子把这些疑问勾起来了，大家便纷纷回去重新学习中国近代史。美国很多大学有很好的中文图书馆，很多人便借此机会阅读了很多过去没有读过的书籍，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不肯保钓了，原来国民党以前卖国已经卖了很多次了！九一八就没抵抗嘛，更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台？ 记得当时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教科书都把共产党领导人描述成邪恶的人，那大陆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国父孙中山的呢？于是我便去芝加哥大学的中文图书馆找大陆的书，惊讶地发现大陆对待孙中山还是很尊敬的。我终于意识到我原来对大陆的认识太错误了，应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后来读了很多书后我发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不错，应该让台湾实现社会主义。 胡卜凯：我的数学基础一直不好，考了两次博士资格考试都没有过，丢了奖学金，于是在参加完第二次保钓大游行后就离开学校，跑到拉斯维加斯鬼混去了，因为在那里吃住都不要钱。1971年9月保钓领导人们又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召开了一次大会，左右两派正式决裂。我没有参加，但听说左派全面控制了那次大会，保钓运动正式向左转。 这个转变是有道理的，因为国民党不保钓，因此支持共产党的左派便有了正当性。国民党一直试图控制保钓运动，但没有成功。真正有控制力的是林孝信刘源俊等人，他们因为办《科学月刊》的缘故，赢得了大多数学生们的信任。国民党惨败后觉得很丢脸，便开始报复。林孝信因为是本省人，国民党一直自动地把他划为台独，也不能忍受他成为一个有正当性的民间组织的领袖，而他宣扬社会主义这一点在国民党听起来也很刺耳，便把他纳入黑名单，吊销了他的护照。其实林孝信学习很好，拿个博士学位找个好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没有护照他就成了非法居民，再也没办法继续学业了。后来还是因为他夫人的关系才拿到了绿卡。 我在拉斯维加斯混了一年后我姐姐找到我，把我带回加州做事，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再也没管保钓的事情了。 王晓波：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校门就能看见。 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
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教官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和上面联系。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3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于是第二天校方专门包车把我们送到美国大使馆，我们从那里走到日本大使馆，再坐包车返回学校。后来陈水扁以此为借口，指责我们这次游行是台大组织的，属于官方默许的行为，实在是很没道理。 但是这次游行没起什么作用，钓鱼台还是没拿回来。不过美国埋了一颗地雷，说："我交还给日本的只是行政权，主权的争论由争论的各方和平解决。"当时台大学生有个口号：给我们发枪，让我们上钓鱼台！要知道，台湾学生都是军训过的。后来解密的台湾外交部档案里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过武装占领，但台湾因为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正需要依靠日本帮忙，因此不敢得罪日本政府。 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在那次游行之后，台大接连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大型座谈会，可以说保钓运动煽起了台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热情。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爱国首先要爱民，于是台大又发起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成立了"台大社会服务团"，在那一年暑假组织了农村调查队、山地调查队、工人调查队和私娼调查队等等去社会各地调查，所以说保钓也促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 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出来。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林孝信：当年有5个保钓领导人曾经去大陆访问，我们叫它"保钓第一团"。团长李我焱是纽约保钓的领导人，他早年在大陆时就参加过读书会，去台湾后开始反对国民党，被判过刑。后来他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去台湾访问的吴健雄的赏识，这才得以出国读书。团员王正方来自费城，念电机系，现在在搞电影。陈治利也是念理工科的，现在在加州做事。陈恒次是念法律的，后来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不幸在出差非洲时死于飞机失事。最后一个王春生我忘记了（记者注：王春生是读社会学的一位女士，现住美国）。 这个团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保钓评价很高，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不过我觉得保钓的影响不如五四运动大，毕竟是发生在海外，没法影响更广泛的国内民众。 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之后，国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没了护照我就成了非法居留，学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只好继续保钓，变成了海外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笑）。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我才开始重新申请护照，申请了3次才获批准。1988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台湾。 王晓波：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 谈到保钓的历史功绩，马英九曾经说：钓鱼台之所以没有完全给日本，保钓有很大功劳。而我觉得保钓运动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为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储备了人才，就像五四运动为后来的抗战储备了人才一样。
附：采访手记 我在台北只待了4天，所有采访对象都是去了之后才联系上的，但他们全都非常配合，否则采访不可能顺利完成。 和姚琢奇的采访约在了他的家中。他家坐落在台北市北部的一个非常安静的老小区，门前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老人今年82岁了，身体硬朗，声音洪亮，仔细听还能听出一点上海口音。姚先生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时的习惯，那天专门为了接待我缩短了时间。 姚先生早已退休，但仍然闲不住，仍然担任着军事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他很得意地给我看一张照片，是他当年驾驶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拍下来的。可惜的是他拍的钓鱼岛照片的底片都留给《中国时报》了，只留下了几张从报纸上扫描下来的模糊的复印件。 和刘源俊的采访约在了东吴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距离台北故宫只有一站地。刘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吴大学校长，做了8年后退下来，但仍然在物理系教书。采访约在周五的下午，他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匆匆赶回办公室和我见面。也许是因为说了一天话的缘故，采访一开始他的声音很轻，嗓子有点哑，但越说声音越大，语速也越快。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保钓做实事，他在担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委托东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钓鱼岛历史、地理和法律的研究论文集。他相信保钓也许还要再保40年才能成功，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 和王晓波的采访约在了忠孝东路的一座大楼内，那天晚上正好是"中国统一联盟"开例会的时间，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位致力于中国统一的学者，大家看到一位来自大陆的记者都很激动，鼓掌欢迎。王晓波身体微胖，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今年67岁了，但也还没退休，依然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 和胡卜凯的采访约在了中正纪念堂旁边的台湾国家剧院，那天刘源俊也在，他们几位在剧院底楼的一间餐馆设宴欢迎一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老同学，吃完饭后胡先生在旁边一间咖啡厅单独接受了我的采访。胡先生身着西装，留着好看的胡子，很有学者风度。他199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在西门子公司台北分公司上班，直到2001年退休。他至今仍喜欢写作，之所以这么早退休，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难约的人是林孝信，他平时住在台南，幸好在我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来台北公干，和我约在台湾国立科学教育馆见面。那天在科教馆有个科普活动，台湾科普界几乎所有有名的人都到场了。显然大家都非常尊重这位前辈，林先生也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向同行们提各种建议，态度热切而又诚恳。 林先生年轻的时候就以精力充沛而闻名，那时朋友们都叫他"和尚"，因为他像个苦行僧，很少吃东西却又干劲十足。如今林先生已经66岁了，依然很瘦，留着一头很久没有打理的白发，活像一个亚洲版的爱因斯坦。他目前的正式身份是台北一家学校的老师，那段时间正和几个朋友筹划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科学月刊》诞生40周年。这本月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做到现在，一期都没有落下，可算是台湾科普界的一个奇迹。林先生送给我一本《试刊号》，一本《创刊号》，这是我此次台湾之行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
| Posted: 15 Aug 2012 09:08 AM PDT 三岁的时候，要写一篇关于俩宝的东西。妈妈说，冒出来的第一句是：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满怀温柔，现在我们丢盔卸甲。三岁是一个耗尽大人力气的年龄。
英语中有"可怕的两岁"（Terrible Two）的说法。未未末末进入两岁以后，常常说"不"——未未用撒娇的口气，末末用决绝的语调。爸爸常常感叹，这个阶段的孩子，脾气如狗，执拗如牛。
在进入"可怕的两岁"前，宝宝做让爸爸妈妈高兴的事情，不管那样做是不是很愚蠢；比如，他们微笑或者大笑，是因为他们发现那样会让父母微笑或者大笑。两岁以后，未未末末不再乖乖地大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他们小小的身形里，开始有了自由意志的萌芽。问题在于，他们有了自我选择，就意味着他们必定不同意爸爸妈妈为其作出的选择。
早餐听音乐，放"数鸭子"。末末：小鸭子下了鸭蛋。爸爸：鸭蛋什么颜色的？末末：银色的。爸爸：鸭蛋是青色的。末末：不！银色的！爸爸：鸭蛋是银青色的。
在执拗期中，爸爸妈妈只能如此理解和变通。孩子们不是故意挑衅和反叛，而只是在试图表达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同时却又缺乏足以表达自身需求的语言技能。
未未末末开始在对大人依赖和自己要独立两者间挣扎。上一分钟，他们可能非常粘乎爸爸妈妈，下一分钟，他们又对爸爸妈妈的话当耳旁风。一啼一笑只在瞬间；天堂地狱交叉来临。两岁的时候，父母和孩子彼此都丧失耐心很常见。爸爸妈妈有时也想像宝宝那样，躺在地上哭……只是到了这时，会有一个声音跳出来提醒，两岁孩子的人生并不容易。
他们不再是婴儿，但又没准备好上幼儿园；他们在运动、智力、社交和情感上都经历深刻变化。他们的词汇量日益增加，他们越来越想自己做事，他们开始意识到大人试图施加的限制。他们能活动，但不能随心所欲地活动；他们能交流，但不能清楚地说明自己的需要和控制自己的感情。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沮丧，从而带来不可预测的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阶段的孩子，感情完全流露在外。他们"把心戴在袖子上"。你可以从她的声音，她的小拳头，她的跺脚，她的满地打滚，她的假哭上，感受到她的不满。你完全不必去猜测一个两岁小孩的情感状态。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是健康的，即使那种情绪不是快乐的。
他们不乖巧，他们闹别扭，然而与此同时，也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他们会单独走路，说话，和你交流！
未未：爸爸你为什么老在工作呀？爸爸：爸爸干活，要养活宝贝们呀。未未：那谁养活你呢？爸爸：爸爸自己养活自己。未未：但是你养活不了。你得叫个人来养活你。把妈妈叫来养活吧。
两岁的孩子充满感情，比如说，喜欢赖在大人身上，因为她知道那样她会赢得大人的全身心关注；她也喜欢帮大人做事情，从扔垃圾，叠衣服，打开从超市里买的食物，到扫地和拖地。她真正喜欢的是做那些成人才能做的事，即使她现在根本做不了。
两岁小孩强烈地希望探索周围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一阶段的孩子有无穷的好奇心，同时，由于他们对规则的理解力的增强，这种好奇心得到些许平衡。现在他们能够更自信地活动了，也能够在毋需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玩。他们比以前更会让大人了解自己的想法。即使说不出来，但他们已能够理解很多事情了。
Beautiful boy：向着大洋深处驾帆远航/我很难等待/看到你成年的日子/但我猜想我俩都得耐心一点/因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在你穿过街道之前/牵住我的手
In My Daughter's Eyes：在我女儿的眼中我是个英雄/我强壮，智慧，从不畏惧/然而真相再明显不过/她是被送来拯救我的人/我知道了我该怎样做/在我女儿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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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5 Aug 2012 09:11 AM PDT 本網取得2003年由教育局及香港電台所製作的香港幼稚園的教育電視，內容是我愛中國。在國內來香港工作的互聯網專材毛向輝小時候也受過愛國政治教育，他的兩歲兒仔，即將要入讀香港的幼稚園，這個教材令他回想起以前在內地接受過的政治教育。 註： 本短片由 inmediahk.net 製作，內容以 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授權 - 引用出處及非商業性。公民獨立影像製作，需要大家的支持，請捐款支持「獨立媒體（香港）」 http://inmediahk.org/support-us/ 。 |
| Posted: 15 Aug 2012 08:51 AM PDT   財雄勢大的明光社的全版廣告再度出現於明報，要求立法會候選人表態支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細看他們的論點，大多老調重彈，萬變不離「年青人家庭觀念低 > 婚前性行為年青化 > 兩性關係隨便 > 離婚率高 > 性放縱 > 道德意識低 > 家庭凝聚力跌」，然後把同性戀扣上「同性婚姻破壞家庭制度令社會解體」的罪名，「保障同志將令同志戀為平常，更多人變成同志和男妓」這些偷換概念，惡意扭曲邏輯的脈絡，還真看得起同志的威力。作為同志一員，我看到這些「洗腦」的言論當然覺得憤怒，也很悲哀為何根本河水不犯井水的同志，因着性取向成為他們頭號打壓的對象。看得見的抹黑尚且如此，看不到的如林以諾之流的佈道大會對同志的傷害深度和後遺更是難以想像。我很擔心對我們一無所知的信徒，會誤信這些言論，加入成為誤解及歧視的一員，當既有觀念已定，要改變他們的態度將事倍功半, 連同志信徒也以自己身份深以為恥, 內外的傷害都是同志平權最大的阻力，令社會離包容的大道愈來愈遠。 因緣際會，我曾在某場合與基恩之家的黃國堯牧師對談，發現其實很多教會對同志都有莫名的恐懼，不懂怎樣處理。君不見教會其實是最保守的社會系統，除了反同志及反賭博（外國還有反墮胎）便對這世界充耳不聞，思想生活以至信仰也都是最一體化。若有異類如同志出現在圈子中，他們一是把對方改變「歸隊」，一是把他排除在圈子之外。這些做法往往造成非理性的敵對態度，不願了解也忘了包容，世界觀也越來越狹隘。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也沒有要求任何人要立即接受其他性傾向人士取向、愛情或家庭關係，但以自己信念組織力量，肆意打壓對方的生存空間，那就難以令人接受，亂扣帽子的抹黑更是卑劣行為，令自己和現代社會站在對立面，像那早已不合時宜的「聖潔運動」只能招來嘲笑，呼叫世界末日多次我們還生活得好好的，反對教友離婚更是有違愛情的邏輯，要思想「一致」，在現今的香港早已行不通，像國民教育。 好了，有些同志對這些報導選擇充耳不聞，也有些或會感到義憤，部份人甚至針對那些教會作出激烈舉動，令對方得到攻擊的口實。那麼，同志們或支持同志的朋友們，該怎樣面對這些無日無之的抹黑和扭曲才好？ 有些朋友說，給他們看我們也有正面的面貌，至少讓他們「看見」真正的我們，我同意這是基本的，像《我們的同志孩子》或韓劇《人生多美麗》等給大眾多看看同志其實是怎樣的人，我在城大播放紀錄片《異路同途》的片段時，很多大學生原來從未有過同志的朋友，也不知我們是怎樣愛和生活的，影片讓他們開了眼界，也知道平行世界裏也有著像我們的存在，而不是像TVB千人一面的刻板形象。 還有就是對自己要有自信。雖然社會壓力很大，但是若自覺同志身份負面，難以認同自己的話，同志在社會的路也就更舉步維艱。當你生活得開心快樂，甚至有所愛的伴侶，丈夫說過：「你好畀人睇，人地就唔得閒歧視你。」在加拿大在香港，我們受到的待遇一樣，可見一斑。 很多朋友對政治冷感，有些同志也跟我說，反正現在生活得還好，也無謂突破社會對同志的容忍。這是危險的自我感覺良好。當我們結婚或要求一些伴侶公民權利時，往往所有的歧視和壞處都一齊出現，受的傷害難以想像。所以行使有限的公民權利是我們必定要做的義務。透過上街或與社會人士磋商，或透過藝術、推動輿論及參與政治議題的討論，令社會大眾知道我們的需要，雖然我們是少數弱勢，但不能不發聲，由得其他群體壓逼，這應該是零容忍的。 當然，這些機會有限，大家應好好爭取所有能夠表達，發聲的機會。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是一例，哪些人是真心支持同志，哪些人是投機取巧，哪些人是積極打壓同志，只要留意網上消息和電視報章便一清二楚，到時大家請小心利用選票，播下未來四年平權的種子。 甲甲 |
| Posted: 13 May 2011 03:02 PM PDT 一下午什么没干，从 West Village 走到 Soho 又走了回来。我总是有折腾半天又回到原点的本事，然后发现人都走了，就剩我还在傻逼呵呵地谢幕。  【纽约】  【2:26PM】 影子（1）  before and after  Bleeker西路走两遍  狗（1）  影子（2）  狗（2）  狗（3）和穿情侣鞋的妇女  狗（4）  影子（3）  狗（5）  狗（6）  狗（7）  狗（8）  狗（9）  冰激凌伍兹  冰激凌伍兹卖的冰激凌  狗（10）  狗（11）  红厕所绿厕所  篱笆（1)  狗（12）和篱笆（2）  装逼  篱笆（3）  影子（4）  影子（5）  影子（6）：dream car  狗（13）  篱笆（4）  一只被当狗（14）养的猫  影子（7）：哈利波特和黑人的脚  影子（8）  社会安全  篱笆（5）老太太和狗（15—16）         |
| Posted: 17 Apr 2011 03:50 PM PDT 星期天下午让我沮丧。 一个周末两天四十八小时，减去睡觉两次一次八小时占领厕所两趟一趟三十分钟，剩下的可用于从事吃饭、闲逛、聊天、耍流氓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的时间一共三十一小时。从星期天的中午开始，这三十一小时的宝贵时间还有整整十二小时，占全部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七。也就是说，到星期天下午这个周末才过了一半多，我还有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大好时间可以折腾。 可是星期天下午一到我马上对一切都没了兴致。开车出去郊游吧比如说，要是昨天出发多好，到现在去哪儿都有点儿来不及了，我出城正赶上人家回来，算了吧还是。约人吃饭，姚同学会说我明天早上要上课改天吧拜拜，胡老师会说我早跟人约好了下回早点儿电话啊乖，老模特会说哎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我来了是不是没人陪你了对了昨天你干嘛去了肯定又泡妞了吧赶快坦白吧你就坦白从宽抗拒从…… 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周末都是同一个结局。 礼拜一要上班这个事实我早就知道，好在礼拜六一整天通常不会去想，好好的周末刚开始想上班不是诚心给自己添堵吗？礼拜天早上偶尔想起来还是可以安慰自己说，还有一天呢，不着急。中午一过，礼拜一这个概念就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而且越往后就越清楚，到天色逐渐变暗的时候，所有自欺欺人的努力都从无力发展为可笑，唯一能做的就剩下在惶惶中不断看表，等着一切的结束。 看了电影《Never Let Me Go》。没看过英国作家石黒一雄的那本同名小说。 电影的开始像是一部要讲述将来的科幻片，字幕说：医学技术发生突破，人类得以长生不老。下面的情节发生在一所英国的寄宿学校，人物是几个中学年纪的小孩儿，跟所有青春题材的故事一样，无非是上课、打架、忠诚与背叛、成长的烦恼。这么说吧，就跟《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哈利波特》里的学校没什么大差别。可是这一切的背后总让人觉得有那么点儿不对劲。 然后观众和剧中人同时发现了真相。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捐献器官是这群人在那个世界存在的全部目的，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其他人"会因为这些器官而得到医治，而他们的生命将要在年轻的时候因完成全部捐献任务而结束。看到这儿，按好莱坞常见的套路有两种往下发展的可能。一种是走道德伦理片的路子，探讨一下科技与人类、克隆与道义，煽情点儿可以弄成《人工智能》，要想深刻就讲一个《１９８４》那样的政治寓言。另一种可能是干脆拍成惊险片，讴歌美国观众喜爱的主旋律：自由、正义、反抗、胜利，英雄救美、以弱胜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打他个天昏地暗凯而慷、人间正道咣咣咣！ 《Never Let Me Go》却出乎意料地说了别的。整个故事与抗争毫无关系，影片中的"我们"从始至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工作工作，一切普通得几乎就像我们的生活。然而就是在这种贯穿两个小时的平静之中，每一个观众却被迫在无比真实地面对一个令人压抑的事实。 这是一部关于生与死的电影。 猛一想你也许会觉得你我的处境更像是电影里的"其他人"，你是一个会计你是一个记者或者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最近买了一个房子。可是看下去你会不安地发现，也许我们更像电影里的"我们"，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成长、恋爱、分手、重逢，同样有朋友、有回忆、有盼望、有失望；我们同样地会羡慕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我想跟 Michael Bloomberg 一样在上东区有一所豪宅，你想当李开复有折腾不完的钱和遍地都是的粉丝——虽然我们都知道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同样地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死去，我们也正同样地在等待中生活。 当你不得不面对加速来到的死亡的时候，一切平时熟悉、平淡的东西就都变得鲜艳起来。 故事中的将来发生在我们的过去，生命随着时间一晃而过，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画面里的房子、街道、衣服、汽车越来越眼熟，就像看到了一个平行的宇宙。 发这通牢骚用去一小时三十分钟，这个周末还剩五小时十四分钟。         |
| Posted: 08 Apr 2011 02:00 PM PDT 三 【胡晓江】 以下故事全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刘老师谢绝外国高薪聘请回国，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要"接班"，结果她却选择去东升乡的一个学校当了一名政治教师。刘老师澄清说我不是教政治的，我们学校已经有一个系专门搞马列的了，我们系刚成立，是研究政治"学"的。我说明白了，你就是传说中的海归、博导、青年学术带头人啊！这段对话发生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的一个晚上，北京时间１２点多，号称是北京最高的一个酒吧。Paul Fussell 说一个餐厅的物理高度和它的档次成反比，这个旅游者土财主洋瘪三云集的空间里那天夜里竟然出现了刘老师的身影，绝对是和谐社会即将到来的一个征兆。 开始喝第三杯酒的时候能叙的旧早叙完了，周围的人也都批判了一圈没什么再批下去的价值，话题于是堕落到我在北京这几天都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说几天前参加了北大附中的一个什么校庆见到了著名主持人陈晓楠，刘老师没反应我只好接着点名，数到毛新宇的时候刘老师显然已经困了，我也开始犯老毛病，自顾自地一面瞎回忆一面话痨起来。 "你认识胡晓江？"刘老师忽然来了精神。 胡晓江，北京市人，女，汉族，博士文化。 初中的时候胡晓江一头蓬蓬的短发，笑起来脸上有两个让家长、老师、男、女同学都觉得亲切的酒窝。 这两个酒窝后面隐藏的危险性的最早征兆是她初二的一封入团申请书。胡同学的大作被我们班主任（一个刚从北师大毕业的女生——年龄折合现在的算法是"八〇后"）大加推崇并在班会上全文朗读，大意是：我看见高年级的同学带团徽觉得特光荣自己也想什么时候弄一个，不过听说入团需要发誓信仰共产主义，我年纪还小对这个主义不是特了解，能不能让我先入了再慢慢学，要是你们觉得合适这就是我的入团申请书，要是不成就算了。我初二那年也颠颠儿地交了一份入团申请书，说什么彻底没印象了，估计少不了"四化""接班人"之类的关键词，可是他们还是没要我。 都说男生晚熟，我高中以后才开始觉悟——学会用胡晓江的入团申请书装酷骗女生，这个段子一直用到了大一下半年。 高中我们又同学了一年多，后来她上了文科班，再后来我们又都毫无创意地去了海淀乡的那所大学，我学物理，她学社会学。 等会儿，这句话听着有点儿别扭，怎么跟要讲一个青涩爱情故事似的。事实上我跟胡晓江在大学期间没有任何物理或社会联系，这是一个纯革命而跟爱情无关的故事，你完全可以假设胡晓江是一个男的而不影响情节的发展。为严肃视听，我决定从下一段起把"她"字一律改用"他"。 我跟他唯一的交集是他当时的一个男朋友，这人一度经常出现在我们乐队周围，很热心，总说要帮我们联系臧天朔一块儿走穴什么的。我开始还真当真了，跟着吃了好几顿饭，后来发现这样的人北京有很多，就全当是ｎｅｏ"ｃｏｎ"吧。不过想到胡晓江竟然能跟这么一位一米六几貌不惊人的同学周旋了好几年，我坚信这人肯定有什么我所不知的过人之处。可惜我现在说什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不然网上一搜证明这位昔日校友已经从大侃成为大款在京郊买了豪宅邀请海淀各界名流吃鲍鱼喝法国葡萄酒参加有美国著名老年歌星出演的堂会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会吃惊。 大二之前的夏天胡晓江失踪了好几个月，中学老同学"人事部长"霍楠很确切地说胡不在北京跟某某记者到外地躲起来了。那年秋天开学时间推迟，九月底学校里还是冷冷清清的。勺园边上一家清真食堂新添朝鲜烤肉，我跟周晓成一度天天去喝啤酒一直喝到关门。一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迎面碰上正往里走的胡晓江，他不是很热情，寒暄了两句之后说：不跟你多说了，有人跟踪我们。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男的，他没介绍，想起霍楠说起的那个什么记者，我觉得她讲的原本听着点儿玄的故事也许是真的。这害得我后来一段时间在学校里走路老忍不住回头。 再见到胡晓江是八年后在美国，我在波士顿类似东升乡大学的一个研究所实习，他是附近著名海淀乡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主席。我那年暑假的"精神生活"一反常态的丰富，套用一下中学政治理论，外因是波士顿这块地方，而内因也就是根本原因是胡晓江的个人能量。因为他的关系我先后见到了能点名和不能点名的牛人若干，排演英语版德国话剧《四川好女人》一台，听崔健演唱会一次。演唱会之前来了几个西服革履的中国领事馆领导，胡晓江显然跟他们很熟，我一开始还真有点儿吃惊。 那时候他己经结婚了，老公在国内，当然不是那位校园歌手。据霍楠说叫欧阳什么来着，８７中文的，海淀当时很火的一家叫国林风书店的老板。我没跟霍楠关于胡晓江这段故事有过更深入的八卦，我想我是为了避免又一次听到周围的人成功、发迹的经历，这种故事只能再次提醒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从而搞坏我的心情。 我跟胡晓江吵起来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年夏天正赶上一过气儿老民运分子的秘书劳教期满释放到了波士顿。一次在宿舍闲聊的时候胡晓江说起这人要在他所在的大学办讲座想让学生会通知一下，而他不打算发这个通知。我当时的反应一定很激动，大声说了很多民主透明公正啊什么的。其实我对魏某某毫无感情甚至有些反感，记得《纽约时报》说魏"保外就医"刚到美国的时候在病房里抽烟，护士说这儿不让抽烟，他不听还跟人叫板说美国没民主没自由。 刘老师说有这么一种人，造反成为了一种习惯性的条件反射，如同用屁股思考。可惜当年我还不认识刘老师，更无从预测多年后她将出入在波士顿的同一栋宿舍楼里。 后来我想通了。８９年的胡晓江跟９７年的胡晓江是同一个胡晓江，他们一直选择站在"主旋律"的反面。在中国的主旋律到了美国反倒成了另类，从而有了一层——老罗讲话——"酷酷的"反动效果。想起一个苏联老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吹牛，美国人说我们美国特自由，我可以站在白宫门口骂罗斯福总统；苏联人说我们苏联更自由，我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里骂——罗斯福总统。 懒得再深入了，我要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胡晓江去西藏之后一度不定期给一个地址列表上的人发邮件，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上的这个名单，名单上其他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其中一篇我至今还有印象。他说他从小怕苍蝇尤其是头特大撞到窗户上会咚咚响的那种，而他在拉萨住的房间就盛产这种苍蝇。除了苍蝇拉萨还到处可见"爱好西藏文化"的美国游客。佛教徒不杀生所以藏人的饭馆和寺庙里苍蝇老鼠都跟人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他一个藏族朋友有家生意兴隆的餐馆，店里却悍然安装了种种高科技灭蝇装置。那位朋友对我们来自北京的美国社会学女博士生解释说，美国客人不喜欢苍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原文洋洋洒洒很出彩，可惜我一直没养成备份邮件的好习惯，不然转贴一下能说清楚好多到现在大家还没完没了争来争去的事儿。 后来不知道是他不写了还是我被从名单上删除了。从收到过有限的几篇我大概能猜出他关于西藏的博士论文的立场，你要在波士顿住过一段儿你会知道，这种立场简直是一种大逆不道。而你要是生活在北京并且坚持收看著名电视节目《新闻联播》，你也许又会觉得很亲切。 我倒数第二次见到胡晓江是在北京机场。我坐在候机室等着上一架去芝加哥的飞机，广播里另一班即将起飞的航班一遍一遍地呼叫一个还没登机的乘客，去掉四声名字听着非常像晓江胡三个字，我想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胡晓江吧。当广播的声音、措辞变得极有威胁性的时候，终于看见一人背着一大书包从远处冲过来。冲到我座位前面的时候我喊了一声："胡晓江！""哎，怎么是你，太巧了，哎，我要误飞机了，下回再聊啊～"他一边转身跟我招呼一边接着冲锋，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几乎是在倒着走。 那时候他应该还在西藏，因为我对那几秒钟的印象是他晒得很黑，但是接着往下想我又觉得记得她穿了前面净是花花绿绿的布条的那种裙子，就跟民族歌舞团演员化妆成西藏妇女跳《翻身农奴把歌唱》时的服装一模一样。这肯定是我虚构记忆了。ＮＰＲ前一段采访一个新书刚出版的神父，说起他第一次梦到耶稣的故事，他说早上醒来特兴奋，激动地跟他爸说爸我梦见耶稣了，他爸问耶稣在梦里长什么样啊？他说：就跟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校庆那天学校把当年学生证上的一寸黑白照片都翻了出来，贴在操场上立着的很多面临时搭建的墙上，每面墙上都是由这些照片拼凑出来的年代，比如"１９８９"这四个数字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那一年上高中的小孩儿的脸。 像是一块块即将拆迁的纪念碑。 凑了几个同学在我们那年的数字前合影留念之后，我跟胡晓江溜达到"２００６"前面站着闲聊，我说你怎么一点儿没变还是中学时候的发型。正准备煽情，旁边突然窜出一个九〇后模样的小女生对着她尖叫了起来：院长！原来您也…… 刘老师做了若干补充，并且在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买了单。 （待续）         |
| Posted: 21 Sep 2010 08:36 PM PDT 去年秋天在佛罗伦萨不管走到哪儿老是有那么一首歌在耳朵边上，三天下来把我彻底弄恶心了。就像九四年夏天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放《同桌的你》和《纤夫的爱》，连北京火车站的男厕都不能幸免，你一边方便老狼会一边瓮声瓮气地嘱咐你：转眼就各奔东西。 一开始我以为是巧合，说好听了叫缘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碰到了同一个街头艺人。第一次在大卫像的脚底下，第二次在旧桥的正中间，记得桥栏边上有一铁架子，上面横七竖八地挂满了锁，据旅游手册介绍说这里是世界各地情侣海誓山盟高发区，而那个抱着吉他的人就很应景地一脸深情地坐在马路牙子上。第三次，不记得第三次在哪儿了。总之我后来终于意识到在这个城市各处许许多多的大卫雕像仿制品中的每一个的脚下都有一个类似的歌手，而且他们都在用从一种腔调从早到晚唱着同一首歌。 这帮意大利卖艺的也太不敬业了，我想。 让我彻底对缘分说放弃幻想的是其中一位干脆连吉他也不抱，旁边搁一录音机放伴奏带他就跟着唱。对了，这项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活动好像是日本朋友发明的。 前天晚上喝多了。 在 Sobaya 灌了半瓶清酒出来不想回家就在 East Village 没目的地乱走，经过一个半地下室门口突然有人问：你是不是找 Mayahuel 呢？ 我发现 Tequila 这东西不错，尤其加了辣椒喝多少都不头疼。凌晨开车回家，音量开到最大以防睡着，杨坤这张新专辑平时听有点儿闹一直没耐心听下去，现在正合适。一哥们一次开玩笑说纽约的一大优点是可以免费听 Hip Hop——特别是开车碰到红灯的时候。前天夜里部分纽约市民也免费听到了一批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流行过的港台歌曲。 沿 Park Avenue 一直往北，想好从66街横穿中央公园，该左转的时候正跟着杨老师高唱"好好爱我"一激动开过了，只好转到第五大道再往回开。 西边显得安静多了，我在车里的舞蹈动作跟背景变得有点不协调，等彻底开出曼哈顿周围已经完全没了动静我眼皮也开始打架。到昌平的时候是一首慢歌，唱着唱着突然一转变成了佛罗伦萨那首纤夫的爱。我被一下子弄醒了，这女的搁中国肯定叫宋祖英。 昨天为纪念九一八看了一日本大片《アマルフィ女神の报酬》，一开演竟然又是这首歌，而且是从头到尾反复出现。电影结束再次歌声大作的时候，下面闪过的一句字幕让我的心脏不争气地紧了一下。"我将与你同航，在那越洋渡海的船上，在那不再存在的海洋。"我发现其实我从来就没知道过这首俗歌唱得到底是什么。 Con te partirò su navi per mari che, io lo so no, no, non esistono più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去倒水，整个房间里都是宋祖英阿姨嘹亮的声音。铿锵的、我不懂的意大利语里还是夹杂了一句英语： Time to say goodbye.         |
| Posted: 05 Jan 2010 01:40 PM PST 有两个女的让你挑，一个浑身都是优点，温柔体贴聪明善良——温、良、恭、俭、让五条全占了简直就是人间天使——除了长得惨；另一个毛病一堆，德、智、体三方面除了体另外两方面都可疑——客气点儿说：失足女青年——可偏偏就是长得特漂亮。我承认在没有遭受什么重大心理创伤的情况下，我会跟广大男同胞一样的没原则，放弃真善丑而选择假恶美，到最后弄不好还不争气地动了感情。 《阿凡达》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弄得我现在说话结巴，思维迟钝，自甘堕落。 《泰晤士报》说"《阿凡达》基本是一部以前看过的电影"。刚刚看见谢乐冰ＭＳＮ签名档换成"谁也不许剧透阿凡达！"，我觉得这个担心显得多余，故事梗概无非是——星际之门，人猿泰山，与狼共舞。所有情节都似曾相识，非往深了琢磨还能找出几个《圣经》的段子。《卫报》更干脆，直接称之为《与蓝精灵共舞》。跟国产大片最近好雷人正相反，《阿凡达》故事发展从头到尾都在意料之中，老实到你想到哪儿它就演到哪儿，同时也没忘了时不时跟"主旋律"靠拢一下，挤兑挤兑下台总统小布什搞一搞反战啊环保什么的，如果说美国电影一共有一百零八个俗套的话，《阿凡达》在头三十分钟里就毫不客气地占了一百零七个。 但人就是漂亮。 所以不管我怎么剧透都无关紧要，好人好事可以传颂，而美女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自己看。比如说我跟你说有一人长得特像巩俐和周迅生的孩子，你还是不知道我在说谁。 接着剧透。 《阿凡达》首先讲了一个好莱坞喜闻乐见的牛仔拯救世界的故事。按通常的思路，钱多的或者学问多的都可疑从而可恨，所以电影里跟大伙儿过不去的不是黑心商人就是发疯的科学家，而英雄永远是工农兵。这次英雄不出所料是一个英勇负伤的复原转业军人，但科学工作者竟然不是坏人，算是一个进步。《锵锵三人行》的许子东说《阿凡达》体现的是一种以弱克强的普适的道德观，好在高尚。我倒一直觉得这种好莱坞式高尚高尚得有些不地道——纯真善良的印第安部落受欺负一帮土人就知道瞎折腾越弄形势越被动，直到忽而嘿呦一个白人救星从天而降，马上乾坤扭转柳暗花明，最后翻身农奴得解放，金珠玛米亚克西，英雄抱得美人（少数民族，女）归。表面上哗哗地对弱者的赞美、同情和对歧视的批判，骨子里却是一种从上向下的优越感及与之而来难以掩盖的得意，说到底是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歧视。那感觉有点儿像一个小白领买了张火车票到拉萨，扛着单反相机拍了一堆雪山、喇嘛、和流着鼻涕的小孩儿的照片回来说：你瞧瞧，多美啊，北京真他妈没劲，我要…… 《阿凡达》顺手又讲了一个钉子户抵制拆迁的故事，最近的说法叫"暴力抗法"。影片的这一方面还是可取的，要是剪辑成纪录片，对于社会上一些自不量力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人应该会有一定的教育、震慑作用。罗京老师说了："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见，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这场闹剧后来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暴乱，造成多名执法人员为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阿凡达》最终要讲的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十二年前看完同样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一大半是为了在张奕面前摆酷，我以一个愤青的口吻写过一篇措辞激烈的评论，表示对这类零售爱情故事的不屑。大概是说古今中外爱情故事惯用的俗套是两个人相爱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在一起，常见的原因有阶级、民族、战争、不治之症、自然灾害、海陆空交通事故等等。后来证明我和张奕不能在一起的原因的确不在此列，但却落入了最近热播的一部国产电视剧的套路。《阿凡达》走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老路子，但小两口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比《泰坦尼克号》玄了点儿，一方面两人之一一直不在现场而是躺在不知道哪儿的一机器里，另一方面别说民族了其中一个根本就不是人。"外星人也是人"——爱好自由平等的朋友该批评我了。方便的是，这个外星人细腰肥臀瓜籽脸大眼睛，除了跟吕丽萍肯尼迪夫人一毛病——俩眼距离有点远之外无可挑剔，青春靓丽活泼可爱，难怪解放军同志走不动道。可是，您说要是她碰巧长成跟《异形》里那位"外星人"一样，铁面獠牙浑身流鼻涕，而其他情节不变，咱们的英雄还会不会一身正气大义灭亲然后颠儿颠儿地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跑呢？ 美女好办事啊，所以说。 就像这部电影。数落了半天，当男女主人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见面的时候我还是无可救药地感动了。十二年，我想是卡梅隆进步了，要么就是我，从愤青变成了一个老男人。那天电影散场我一反常态地一直坐到字幕结束等整个剧场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站起来，３Ｄ眼镜遮住了半张脸，我不想让人发现后面的眼泪。         |
| Posted: 17 Jul 2009 06:38 PM PDT 五年前头一次来台北，一位热心朋友极力向我推荐两项本地特产，一个吃的一个玩儿的。吃的叫"茶粿"，而且专门指定要到当时刚建成的信义新天地去买；玩儿的去处叫"Room 18"，后来我多次因此遭到关心台湾文化的进步青年批判："这你都没听过？那谁谁谁还有那谁谁都是……"。注意，北京话通常会说这你都"没听说过"而不是"没听过"，能学会把"说"字省了的说明在台湾综艺节目上下过相当的功夫。 两个地方就隔一条马路。办完事儿先去信义新天地转了转，我发现所有名字里有"新天地"三个字的地方都是大同小异。吃了晚饭，在地下超市门口的礼品摊位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茶粿，结果就是一种常见的糯米点心，日本叫麻糬，北京叫艾窝窝。既然来了就买两盒吧，盒子倒是挺精美的，没有印着"台北欢迎你"或者"生津止渴……馈赠亲友……实为居家、旅游必备之佳品"什么的。 走到Room 18时间正好，门口已经排了二三十人，日系美系欧系装束美少年美少女混杂，非常养眼。排了没两分钟后面又来了几拨，我从队尾晋级为中间。 我一直不太理解"clubbing"这种娱乐方式，clubs无一例外的空气差、酒差、人挤人、吵得说话得嚷嚷，像是有意防止任何人之间任何有意义的交流。在纽约隔常不短被人说动一回，说这个club如何如何不同如何如何上档次如何如何牛逼，抱着侥幸心理一去，还是跟上一个一模一样。每次在一堆显得无比兴奋陶醉的人的包围中我总想起"体验生活"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好像我是专门来纽约市参观、访问，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过日子的似的。一个理论是我话太多，张戎劝钱晖说：把他当哑巴卖了——可能吗？所以到了这种不许说只许动的场合只能干着急。另一个理论是我老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年纪太大身体受不了这份儿刺激，二是思想僵化不能跟新新人类统一步伐。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你瞧人韩寒话也不少，可放到一夜店里还是怎么看怎么不别扭。 还有一个理论，那就是我手里拎着两盒台湾土特产。 排到离门口只有几个人的时候我终于决定不跟自己较劲了。我一边无目的地往旁边一个写着"纽约纽约"的建筑物走一面想，要是有台湾同胞问我北京有什么好玩儿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到东方广场买驴打滚然后去工体西门排队。没错儿，这样您就真没白去北京一趟了。  【？】  【回到八十年代】  【油炸臭豆腐西施】  【寻人】  【五年前】  【五年后】         |
| Posted: 13 Jul 2009 02:40 PM PDT 警告：以下图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请勿观看，违者一切后果自负。 北京的同事说这次出差弄得十分兴师动众，除了两岸一边各自发了一张"通行证"，临行之前还被叫去集中学习"注意事项"——诸如什么地方不要去，什么话不要讲，什么事情不要做等等。特别强调不许参观不许拍照的地点之一是"忠烈祠"，本来我还真不知道台北有这么一旅游景点，这么一弄好像不到此一游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据说好奇心是灵长目动物的共同弱点。 当年号称是中国第一部未成年人不宜的电影《一半是海水、一般是火焰》一度弄得大家很兴奋，结果等来等去就等到一个后背，白让一帮守法公民偷偷摸摸了半天。  【未成年人不宜】  【林匪彪部】  【你升旗来我换岗】         |
| Posted: 29 Jun 2009 12:21 PM PDT  【抓壮丁】（1）  【抓壮丁】（2）  【抓壮丁】（3）         |
| Posted: 26 Jun 2009 02:33 PM PDT  【和谐社会】（1）  【和谐社会】（2）  【和谐社会】（3）  【和谐社会】（4）  【和谐社会】（5）  【和谐社会】（6）  【和谐社会】（7）         |
| Posted: 15 Aug 2012 07:10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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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領中環不受訪通知 Occupy Central Will Not Be Doing Anymore Interviews Posted: 15 Aug 2012 03:34 AM PDT 根據一直以來佔領中環接受過大大小小訪問的經驗，發覺受訪時談及的內容以及我們認為最重要的訊息大多沒有在報導中被提及。當中涉及很多原因，但眾所周知主流媒體依靠的是廣告收入，就算說「編輯自主」其實又怎能不受商業因素所影響呢？到頭來，主流媒體所服務的就是資本家。 相比起流水作業式操作的主流傳媒，佔領中環相信民間媒體由下而上、自發式的運作更貼近我們的理念。其實，要了解佔領中環是什麼一回事，聲明更能表達我們所想，最好當然是到來親自體驗共治生活，以了解當中的困難與理想。 因此，我們謹此宣佈，佔領中環核心成員達成共識，不再接受主流媒體任何形式的訪問，只接受民間傳媒採訪。 佔領中環 Following the flurry of interviews that we have conducted in the wake of the High Court's recent ruling, we have decided that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these formalities. Having read most of the press that has surrounded the occupation in the last week,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all of the exertion of giving interviews really comes to nothing in the end- lengthy and heartfelt exchanges are reduced to a series of sound bytes, stripped of any substantial content whatsoever. This does not even make for interesting reading, and we regret having entertained the media with such cordiality and sincerity in the first place. Of course, we are not blaming anyone, we understand that even the most well-intentioned journalists are beholden to certain interests, and that they cannot have it their own way with their editors breathing down their throats. Thus, we would like to formally declare that we will not be accepting any requests for interviews besides those from media sources that we trust. We will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vering the goings-on of Occupy Central ourselves. If you remain interested in covering this movement, you should realize that we cannot possibly distill what this movement is 'about' into a quote. We recommend that you come down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us, rather than subjecting us to the glare of your cameras. Better yet, come stay here for a few nights. Who knows, you may be permanently altered by the experience. Occupy Central |
| Posted: 15 Aug 2012 02:15 AM PDT 本文作者：卢 昌海 一.重返古希腊说到天文学， 很多人的眼前都会浮现出深邃的天幕和宝石般闪亮的星辰。 其实， 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所能看到的最显眼的天文现象并不在黑夜， 而是在白天。 在每一个晴朗的白天， 天空中都挂着一个极为显眼的天体： 太阳。 对于象太阳这样显眼的天体， 我们当然不必问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 以及怎样被发现的， 因为那显然跟人类本身同样古老， 跟睁开眼睛同样直接。 但是， 除了这两个不必问的问题外， 有关太阳的其它问题可就大都不是省油的灯了， 有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确切答案。 不过虽然不 "省油"， 它们点亮的却是人类的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这个天空中最显眼的天体的持续探索， 对那些 "不省油" 的问题的认真回答， 是人类从睁开眼睛看世界， 到逐渐理解世界的某些方面所走过的几千年漫漫长路的一个缩影。 现在就让我们从那些问题当中最简单的两个说起吧： 太阳有多大？ 它离我们有多远？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在今天也许已是很多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不就是两个数字嘛。 但是，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果真只是两个数字吗？ 让我们来作这样一个设想， 假设我们用时间机器把一位知道这两个数字的小学生送回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 我们想知道的是： 这位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小学生能做什么？ 显然， 单以某些知识——比如有关太阳有多大和离我们有多远的这两个数字——而论， 他 (她) 已经远远胜过了古希腊的任何一位先贤。 但我们会在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史书中读到有关这位博学强记的小学生的故事吗？ 他 (她) 能凭那些博学强记的知识就成为令后世之人高山仰止的先贤中的一位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很简单， 知道两个数字和让别人理解并信服那两个数字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后者恐怕不是一位小学生能够做到的。 如果仅仅能说出两个数字， 却无法让别人理解和信服， 那只会被当成信口开河， 而不会被载入史书。 那么， 假如不是小学生， 而是本站的读者您有幸 (或不幸) 被送回到了古希腊， 您有办法让那些喜爱思考的古希腊先贤们相信那两个数字， 相信天空中那个看上去只有贝壳大小的太阳其实是肚子里能装下一百多万个地球的庞然大物吗？ 或者换一个说法： 若是您被送回到了古希腊， 却忘记了那两个数字， 您有办法凭自己的能力， 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找回它们吗？ 或者更一般地， 如果您站在了古希腊的天空下， 却忘记了所有的天文知识， 您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回其中的多少呢？
让我们就从这个假想的问题开始重温一下人类智慧的启蒙时代， 并从那里开始讲述我们有关太阳的故事吧。 要想找回已被忘记的天文知识， 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显然就是仰望天空， 因为那里——并且只有那里——才是天文知识的直接来源。 如果您的仰望天空只是偶一为之， 您也许会觉得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静止的， 因为它们当中没有一个会象飞鸟一样在一眼之下就让您察觉它们的移动。 但即便如此， 您也会在一天之内就发现太阳的东升西落，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周围环境的明暗和冷暖。 要发现月亮的运动也很容易， 因为在任何一个有月亮的夜晚， 您仰望天空时都很难不注意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天体， 而您一旦注意到它的存在， 那么在下次仰望天空时， 就很难不注意到它的位置变化。
对一般人来说， 自己所能发现的天文知识也许就到此为止了。 天上除日月之外虽然还有很多星星， 星星虽然也和日月一样东升西落， 但一个视力良好的人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所能看到的星星有几千颗之多， 若非特别留意， 除了有一种繁星似尘的感觉外， 恐怕是不会对其中任何一颗星星留下具体印象的。 而如果没有对任何一颗星星留下具体印象， 那么在下一次仰望天空时就很难注意到它们的移动。 要想找回尽可能多的天文知识， 您当然不能象一般人那样过目就忘。 为了研究星星的运动， 您开始进行细致的观测， 并对不同时刻每颗星星的位置进行记录。 您很清楚， 观测越细致， 记录越详尽， 有可能找回的天文知识就越丰富。 由于在苍穹之上缺乏参照， 不易度量位置或角度， 您也许会想到在地上立一些固定的物件作为参照， 如果手下有一些可以使唤的人的话， 您也许还会想要设计建造一些更复杂的参照物， 那些东西若是建得足够牢固， 以至于能一直保留到今天的话， 就会变成重要的历史遗迹： 古观象台。 无论您的记录详尽还是粗略， 只要记录了， 哪怕只记录几天， 您也会发现所有的星星都和日月一样东升西落。 用后世的术语来说， 这是天体的周日视运动 (apparent diurnal motion)。 由此您也许还会进一步总结出一个规律， 那就是日月星辰都在围绕着地球转动， 在历史上， 这是著名的地心说 (geocentric model)， 它后来受到宗教势力的维护， 成为垄断天文界长达两千年的正统理论。 随着观测数据的积累， 以后您会发现很多理由让您放弃这一理论。 它后来也的确被放弃了， 在某些后世之人的眼里它甚至有些声名狼藉 (那其实是宗教惹的祸)。 但在一开始， 在只有粗略观测数据的年代里， 它是一种既符合观测数据， 又符合直觉的理论， 您有理由为发现这一理论而自豪。 周日视运动的发现也意味着您已经发现了 "日" 这个时间计量单位， 它是周日视运动的周期， 也可以说是昼夜交替这一粗糙周期概念的精细版[注一]。
【月相的变化】 当您的天文观测坚持到几十天时， 除了周日视运动外， 您还会注意到另一种很重要的天文周期现象， 那就是月相 (phases of the moon) 的变化。 与太阳总是圆的， 以及星星总是象一个点不同， 月亮这个夜空中最显眼的天体在不同日子里会呈现不同的形状， 有时是满月， 有时是半月， 有时则是弯月， 这种变化被称为月相的变化， 它大约每隔 29.53 天重复一次。 注意到这种有趣而美丽的周期现象， 意味着您发现了 "朔望月" (synodic month) 这一时间计量单位。 很多早期的文明都曾用过这一时间计量单位， 直到今天它仍有一定的应用， 是阴历 (lunar calendar) 这一历法的基础[注二]。 当您的天文观测坚持到十几个月时， 除了周日视运动和月相的变化外， 您还会发现一种更缓慢的天文周期现象。 您会注意到在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时候， 天空中依稀可见的那些星星的位置在一天天缓慢地改变着。 这种缓慢改变的逐渐积累， 使得在不同的季节里， 伴随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星星是不同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太阳在背景星空中的位置不是固定的， 除了周日视运动外， 它还参与了一种更加缓慢的运动。 仔细的观测表明， 那种运动大约每隔 365.24 天重复一次， 它既沿东西方向， 也沿南北方向， 与周日视运动所在的平面有一个 23.4° 左右的夹角， 这个夹角决定了太阳在冬天和夏天所能到达的最大纬度——即南北回归线的纬度。 注意到了那种运动， 意味着您发现了所谓的太阳周年视运动 (apparent yearly motion) 以及 "年" 这一时间度量单位， 后者是太阳周年视运动的周期， 也可以说是四季变化这一粗略周期的精细版[注三]。 您不知疲倦地坚持着自己的天文观测， 当您的头发都快花白了的时候， 您在天空中又发现了一些更微妙的运动。 您会发现在那看起来彼此相似的满天繁星之中， 有五颗星星的位置与日月一样相对于背景星空在缓慢地移动着， 其中有几颗星星的移动方式还相当复杂， 比如有时会停止， 有时还会逆行。 如果您发现了这些被后人称为行星表观视运动 (apparent motion of planets) 的现象， 那表明您已经发现了金、 木、 水、 火、 土五大经典行星。 除了这些发现以外， 在经年累月的观测中您还会偶尔发现一些流星和彗星， 并观测到一些日食和月食。
【火星的表观视运动】 在古希腊的条件下， 您自己所能从事的天文观测大致就是这些。 不过， 假如您能有幸找到一些前人留下的观测记录的话， 您也许能通过将彼此的记录相互比较， 而发现一种在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很难单独发现的东西， 即周日视运动的轴线本身的缓慢转动， 这种转动的周期约为 25800 年。 这一现象用后世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地球自转轴的进动 (precession of the Earth's rotation axis)， 在它的影响下， 因距离北天极 (即周日视运动的轴线北端) 很近而被称为北极星 (Polaris) 的小熊座 α 星 (α Ursa Minor) 在几千年后将会失去北极星这一光荣称号。 完成了上面这些观测发现， 您就不仅凭借自己的能力赶上了古希腊先贤们在观测天文学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准， 而且也基本上穷尽了十七世纪之前天文学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观测发现。 罗列起来似乎不难， 做起来却不无艰辛。 在不知不觉间， 您这位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 已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古希腊人民的天文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不过， 这些天文发现虽然了不起， 却还不足以让您被写入史书， 因为眼睛是人人都有的， 很多勤奋的普通人——其中既有古希腊人， 也有其它古文明国度的人——也能作出同样的发现。 真正将智者区别于普通人的除了勤奋， 还有智慧。 您虽然忘记了天文知识， 却还有几何与推理的能力， 这种能力无疑是一种智慧。 现在您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做一些单纯的天文观测无法做到的事情。 比方说， 您要寻找前面提到过的那两个数字： 太阳的大小以及它离我们的远近。 没有谷歌 (Google)， 没有百度 (Baidu)， 而且也没 "病" (Bing)， 您有办法自己找出那两个数字吗？ 注释[1]从周日视运动的周期中衍生出的 "日" 的概念其实不止一种： 由同一颗星星 (行星除外) 在两个相邻夜晚经过天空中同一个位置的时间间隔所定义的 "日" 称为恒星日 (sidereal day)； 由太阳在两个相邻白天经过天空中同一个位置的平均时间间隔所定义的 "日" 则称为平均太阳日 (mean solar day)。 由于后文即将提到的太阳周年视运动的影响， 平均太阳日比恒星日长了约 3 分 56 秒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用本节给出的数据自行推算一下这两种 "日" 的差异)。 由于太阳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远比星星密切， 我们在普通日历中所用的 "日" 是指平均太阳日。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 平均太阳日中的 "平均" 二字是什么意思？ 那是指将地球公转轨道等效为一个平均圆轨道， 以避免 "日" 的长短受地球公转轨道的椭圆性影响。 当然， 不作那样的平均也可以谈论 "日" 这个概念， 那样的 "日" 被称为表观太阳日 (apparent solar day)， 它的长短会随季节而变。 [2]朔望月这一中文名称中的 "朔" 指的是新月， "望" 指的是满月。 要注意的是， 朔望月只是月相变化的周期， 而不是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 后者是所谓的恒星月 (sidereal month)， 只有 27.3 天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用本节给出的数据自行推算一下这两种 "月" 的差异)。 另外， 朔望月不同于以太阳周年视运动为基础的阳历 (solar calendar) 中的月。 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朔望月并不恰好等于阳历中一年的十二分之一， 如果我们用它来表示 "月"， 就无法与 "年" 合拍， 由此会导致很多不方便之处， 比方说北半球的 7 月就无法稳定地对应于夏天 (因为当 "年" 和 "月" 的不合拍累积到六个月时， 它就会变成冬天)。 不过有得就有失， 阳历中的 "月" 虽然保证了与 "年" 的合拍， 却失去了表示月相的作用， 比方说 "中秋月圆" 在阳历中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日子。 由于太阳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远比月亮密切， 我们日常所用的 "月" 是指阳历中的月。 [3]确切地说， 这个 "年" 是所谓的回归年 (tropical year)， 它比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 即所谓的恒星年 (sidereal year) 短了约 20.4 分钟， 这两者的差异是由后文即将提到的地球自转轴的进动造成的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用本节给出的数据自行推算一下这两种 "年" 的差异)。 我们在阳历中所用的 "年" 是指回归年。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六日写于纽约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于本站 （本文授权转载于卢昌海老师的个人博客，欲再转载者请联系原作者） |
| Posted: 15 Aug 2012 12:50 AM PDT 据朝鲜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报导，朝鲜政要张成泽于8月13日前往中国，就在两国边界建造合资工业区的问题进行磋商。 张成泽是朝鲜年轻领导人金正恩的姑父，被普遍认为是该国至关重要的政策顾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导称，张成泽带领着一个朝鲜访问团前往中国，准备就罗先和黄金坪岛两个经济特区的共同开发与管理展开谈判。 近来关于金正恩打算推行变革，以重振朝鲜奄奄一息的经济的新闻报导传得沸沸扬扬，张成泽此次的访问就在此期间。近几周，韩国媒体引用朝鲜境内匿名人士的信息称，改革将剥夺朝鲜军方手中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商贸特权，并鼓励农民提高生产能力，允许他们保留自己年产量的30%。 韩国分析人士广泛认为，现年66岁的张成泽是金 …… |
| Posted: 14 Aug 2012 11:01 PM PDT "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二万万人民，同时也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等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 这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070-1071页上的话。 然而，仅仅靠毛泽东的"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等，是阻挡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也保护不了蒋介石"委员长"，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我们说，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个人应有的态度和品德，也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必须具有的态度和品德。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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