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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6 Sep 2012 02:40 PM PDT 内蒙古东北的呼伦贝尔草原有着大草原、森林、河流与湖泊的美景，是蒙古人放牧牛羊之地，同时也是知名观光景点。然而因为在接近地表处开矿，草原正在迅速受到侵袭。 消失中的呼伦贝尔草原 2012 年九月十二日，上海的微博网友朴抱一张贴了数张照片，呼吁大家注意：
 开矿摧毁了呼伦贝尔草原。照片来自朴抱一的微博。 知名博客作者翟明磊也加入讨论：
翟明磊说明草原的生态情况：
他补充：
校对：Ameli 作者 Oiwan Lam · 译者 Hsu-Lei Lee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 |||||
| Posted: 16 Sep 2012 09:30 AM PDT
在雙非問題鬧得熱哄哄之際，香港足球近半年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單非球員襲球壇。這批單非球員有的是土生外流，亦有香港人在外把所生子女，他們成為了球迷關注的議題，雖然早前香港足球總會表示曾經開會討論有關尋找旅居海外球員的問題，但至今仍沒有太大進展和進一步消息；不禁令人重新反思在現時的居留權條例和政策下，足總的處事手法和模式是否直接令香港足球不進反退。 2009東亞運動會中，香港足球隊拿下了開埠以來含金量最高的一面大賽獎牌，不過一切都看似曇花一現。三年過去，其中金牌成員阮健文、賴文飛和梁倬軒更分別淪為非職業球員。此外，鳯凰計劃中提出的港職聯一拖再拖，延期至2013年上馬。港隊世界排名更跌至169位的新低，香港足球到底會浴火重生或是每況愈下，單非球員或許會是其中一個要素。 最近由英國回流香港並加盟本地球隊南華的謝家強(Sean Tse)，父親為香港人，母親為愛爾蘭人，出生於英國，並曾入選愛爾蘭U17青年軍。令人對他充滿希冀的是因為他出身於曼聯青年軍，後轉投曼城。謝家強童年時曾在香港生活，今年回流香港和祖父母生活，謝更明言拒絕了多間英甲球會的邀請，一來是因為他想離開英國到其他地方見識，加上得到南華的邀請，就選擇了回流香港一試身手。謝雖未曾在英超上陣但在英超勁旅的青訓系統下成長，已值得令人憧憬。難怪南華總教練廖俊輝亦不諱言，謝會成為港隊未來十年的後防主力。 而另一焦點人物是聶凌峰（Andy Nägelein），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為香港人，香港出生但及後一歲時隨父母返國德國定居，在紐倫堡長大，更加盟德國老牌球會紐倫堡的青年軍，並長達九年時間。雖然其職業生涯長期效力於德國低級別足球聯賽球隊，及後離開德國往中國發展。聶凌峰加盟中甲的深圳紅鑽，兩年間表現獲得讚賞，引起了香港足球壇的注意，今年雖回流香港加盟港甲的標準流浪，但可見聶在實力上是無容置疑。 更重要的是，自足球項目在97年被體育學院除去不再為重點發展體育項目後，近15年來足球項目缺乏資助下，青訓系統停滯不前；香港足球球員出現斷層的情況。其中08-09年度的香港足球先生李威廉更是業餘球員出身，原本正職為商場保安員。而且香港隊的後防球員更缺乏人材，近一年內入選港隊中堅位置上除了出身於81年的吳偉超和82年的陳偉豪外，便要數出身於90年的曾至孝，接班問題之嚴重可見一班。所以這批新興勢力絕對是未來香港足球重要的中興勢力，而且潛在的單非球員還是未知之數。在尋找旅居海外球員之事上，足總實在責無旁貸。 此外，分別效力南華及南區的陸志豪（Michael Luk)和林家亮 (Landon Ling) 都是來自加拿大，陸志豪曾在02-04年期間，代表加拿大U17上陣總共5場比賽。因為他生於香港，所以他擁有代表香港隊的資格。而今季由傑志外借至南區的林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出身於溫哥華白帽青年軍，亦曾代表加拿大U20上陣。以上四人同是單非，同是擁有華人球員血統，但皆因出身於外國的青訓系統下，不論技術、身體質素和球賽閲讀能力等均比本地球員為出色。 然而，足總一直為人所垢病，常被批評為管治思維及政策落後；所以鳳凰計劃當中便宗明義點出要旨，必須聘請行政管理總裁和技術總監，達致和國際接軌。最近港隊為了備戰今年12月在港舉行的東亞足球聯盟錦標的外圍賽賽事，挑選了29名球員入選集訓備戰。但卻引發了小風波，事緣以上曾提及的單非球員謝家強外，還包括英國出生但在港住滿七年的積施利和麥基均入選大軍之內，不過三人的身份問題仍有待解決。 其實早在今年年初，不少移居海外的香港居民均十分關心他們國籍申報及子女的香港居留權（居港權）等問題，更於網上親子討論區掀起一輪熱烈討論。在2010及2011年期間屬中國公民的香港居民向入境處申報國籍變更的數字分別為60711和60729名，而被拒個案分別高達5204和5571人。所以當時的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就曾向當局查詢有關問題，當時署理保安局長黎棟國便以書面方式加以說明。黎棟國指出，根據《國籍法》的第五條，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而其本人出生在外國，便具有中國國籍；但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其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便不再持有中國國籍。 簡而言之，單非球員和歸化入藉球員要為港隊上陣，不能單擁有居留權，更必須持有香港特區護照。他們不能一下子代表國家或地區球隊上陣並不意外，因為球員入藉需要經三個步驟，必須放棄本身國籍及申請中國香港護照，最後是等候入境處的審批。但據飛馬前鋒麥基透露，他早於2011年10月已經申請，用了10個月時間，至今仍未成功取得護照。反觀鄰近地區新加坡，在其移民計劃中設有特殊移民一項，伸請人只需在世界級的各項領域有特殊貢獻，包括體育項目。其中出生於中國的施佳懿和邱禮更只用了近三年的時間便成功入藉新加坡，雖然根據國際足協的最新規定，一名球員從獲得另一國國籍起，必須在該國居住兩年之後才能代表該國踢球。但從以往的例子可見，香港所輪候的時間卻異常地比其他地方長，所以謝家強這個例子距離入籍尚有一段日子，更遑論在十二月便為港隊上陣。 而傑志總領隊伍健近年亦成立青訓學校，積極培訓香港的未來之星。不過他明白遠水不能救近火，足球青訓才是固本培元的長遠方案；但他亦建議向亞洲足協及有關部門申請球員只要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便可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不過一切仍是非常初步的階段。歸根到底還是香港足球總會的責任，除了尋找旅居海外球員外，更應和入境處當局爭取更快和高效率，讓單非和歸化球員更早能夠代表香港隊上陣。 而且正因為從前沒有太多這一類的先例，足總更必須因時而議，與時並進。因為入境處所需要的証明文件十分多和詳細，甚至涉及球員家人如太太和孩子等的証件及其他工作或學校証明。假若該球員一旦願意入藉的話，足總絕對應加以協助如提供證明及和入境處當局溝通。當然該球員必須從正常申請程序，而足球總會可以作為一個推薦者或證明人作協助，如証明其球員註冊身份香港隊有意徵召該球員入選港隊等。雖然最終的決定權在入境處手上，但足總的信件亦有一定效用，某程度上有助獲批。 最近傑志亦有一名來自紐西蘭的單非球員，史畢斯（Shay Spitz)；雖然還未知道實力如何，但足總的思維及政策仍是原地踏步的話，香港足球在短期或長期俱難以有起色。單非和歸化球員是否還魂丹還是未知之數，但在斷層的問題下，他們卻是救近火的近水。 | |||||
| Posted: 16 Sep 2012 07:47 AM PDT  講到屏風樓，大部份既朋友或者只係關心空氣流通。但係最直接既問題－視覺影響，就一直都俾大家忽略。或者你會覺得視覺好主觀，難以好似風評有數據同指標去支持。但大家唔好忘記，做評估既最終目的都係為左避免居民的生活環境同質素受到發展項目的影響，居民的主觀感受未可忽略。 外國唔少國家如美國、英國、台灣等，響呢方面不但有深厚學術基礎：大學有相關學科、有學會提供專業意見，如皇家特許的英國景觀協會(The Landscape Institute)。當地更有相關法例支持。反觀香港，建築不但不需強制進行環評中景觀的項目，更連準則較寬鬆，城規會規劃指引中的「視覺影響評估」，在委員及發展商眼中亦只係可有可無既指引。 跟據《就規劃申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視覺影響評估資料的指引》：「一般而言，這份指引適用於下列情況：擬議發展項目所在的地區，例如劃為「綜合發展區」地帶的地區，在規劃及設計方面受全面規管，包括規劃大綱和設計大綱，或須提交總綱發展藍圖，供城規會批核。」 大圍站上蓋項目既規模龐大、處於大圍正中心、果五十層更同附近環境格格不入，完全構成影響現有地區景觀及公眾享有視覺資源的因素。 關注組成員於是翻查城規會由2002年至今有既會議紀錄，城規會既委員未有要求申請人港鐵進行「視覺影響評估」，亦都冇任何相關討論。 發展落成之後，土地本身同埋附近地方變得唔及而家咁開揚，已經符合晒條件，好應該按照指引做評估：依照公衆偏好、景觀美感評價、專家判斷等指標，作為明確及合理的依據。 在外國對於視覺及景觀影響評估已有學術及法例基礎底下，香港卻停留在指引的階段。香港政府服務的只是地產商，卻非著眼大眾市民的生活條件。以賣地收益犧牲市民利益，城規會一直無視「視覺影響評估」，也毫不出奇。對於呢個政府，心淡。 作者：大圍能 | |||||
| Posted: 16 Sep 2012 07:07 AM PDT 您們好！ 我雖住在香港，但也經常到國內跟朋友碰面，或觀光購物；因為在大學教書，所以也曾在大陸做點研究或開會。幾年前開始，我透過微博跟大陸的朋友聊天，圍觀各種大事。然而，近幾個月的確少去中國大陸，連上微博也少了，部份原因是不經意間花了不少時間留意及參與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好幾天都去特區政府門外的「公民廣場」，成為數以十萬計黑衣人之一。 大家可能對運動都略有所聞（詳情可以參考http://my1510.cn/article.php?id=84385），大動員過後，我才有機會看一下中國大陸網民對事件的反應，尤其是年青人的想法。雖然有不少對運動的批評，但我第一個反應是：真有趣！兩地歷史經驗及制度不同，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個反應是：這是個打開話題的機會。不過，用微博取代長篇大論，我還未完全學懂，所以，我還是用最不時髦的方法，寫一封長信給大家。 寫起來有點像答問，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視為為運動辯護，我也不肯定我的答案是否完滿，就當是打開話匣子吧。 一．我看到有人說：回歸前，港英政府洗你們腦子，成為殖民地子民，怎麼不見你們出來反抗？ 這不失為一個好問題，相信許多香港人也沒有認真思考過。 殖民地年代，不是沒有人反對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是沒有人批判教育的政治功能。我記得，1967年，一些不喜歡港英政府的中學生，支持工人罷工，反對警察鎮壓工人，同時，也參與親中共團體發起的「反英抗暴」（現在一般稱之為「六七暴動」）。有政府學校學生挑戰校長與訓導主任，大喊「打倒奴化教育」，有學生更被警察拘捕判刑。到了七十年代，有年青人在維多利亞皇后像淋上紅油，塗上「打倒奴化教育」標語。他們批評港英的教育培養一群接受殖民政府的順民，華人成為奴才。不過，雖有這樣的批評，當年的確沒有促成全民反對運動。 我不知奴化教育算不算得上是洗腦，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正如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一文所言，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一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港英政府沒有要我們成為英國人，即使在官立學校，也沒有系統性的國民教育。例如，當年官校學生對英國國歌旋律雖然熟悉，卻不懂得歌詞。英國歷史、政經成就、歸屬感等等，全都不是課程重點，更沒有英國的國民教育專科。更有趣的是，有官校的老師校長，積極鼓勵學生參加中樂團，對文化中國份外認同。當然，港英政府也從來沒有為任何一個中國政權推行國民教育，它也不鼓勵激烈的中國民族主義，可是，學校裡卻有中國語文科與中國歷史科等等。港英教育的目的是甚麼？我一時也說不清，但不難理解，「反洗腦」的口號是不容易喊出來的。 二.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反國教科的人批評香港政府（甚至是北京政府）進行洗腦教育，這有甚麼稀奇？外國政府也向自己國民洗腦，為甚麼中國不可以？這都已是國際間的慣例了。 不少外國政府都曾經推行灌輸式的愛國教育，但是，若我們認真去看人家的教育發展，你會發現二次大戰後，總體方向是建立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更不是中國大陸仍然推動的思想教育與政治課。大部份教育學者認為，公民不應被誘導或被迫接受一個政權所設計的國民認同、特定態度與歸屬感，相反，他／她要學懂去以人權角度思考自己國家的政策，時刻要參與環繞著自由、平等及博愛的具體爭辯。而在公民身份內，也包含了眾多身份，有性別、性取向、族裔、階級等等，國民身份只是其中之一。 愛國心的獨大，對執政集團的理念盲目支持，帶來的往往是國家甚至是國際災難。歐洲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以及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是明證。曾是威權統治的南韓及台灣，亦在八十年代民主化後，漸漸在公民教育上有大幅度的改變。因此，中國才是少數沒有按照這些「國際慣例」而轉變的國家，我們國家仍然保留著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創立的黨化教育（當時由受蘇聯影響的國民黨開始）。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可以理解為對中國黨化教育的一次小挑戰。 三. 有人很用功，特別跑到香港政府教育局網站，下載了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閱讀過後，絲毫不覺得有甚麼洗腦成份。他們自然覺得，香港人太神經過敏了。 「反洗腦」一詞，在反國教運動的口號及文宣中經常看到，它當然不是一個很精準很有分析意義的學術概念。如果把「洗腦」視為一種過往極權國家的手段，能把人的思想撤底改造過來，那麼，單從這份指引的表面內容，是難以得出「洗腦」的結論。若沒有國教的爭議，一般香港市民閱讀課程指引，可能也差不多，因為，文件中的用語頗為中性、軟性，不易令人聯想到是那樣恐怖的「洗腦」。 但是，反國教團體用「洗腦」一詞，指的其實不是這樣的強制手段，而是相當廣泛的課程引導、制度安排以及日常規訓。 首先，有學者指出，把「德育」與「國民身份」連結起來，強調要培養學生的「態度」及「價值觀」，是把兩個不必然相關的範疇連結起來，使學生從小便習慣了把政府設計好的「國民身份」視為必然是道德的。例如，課程指引說得很清楚，不只要培養小學生對國旗、國徽、國歌、國家領導人等等的符號認識，還要學習遵守及參與相關的禮儀。內裡強調的是歸屬感及愛國心，而不是批判地認識。其實，國民教育在成專科之前，這些教學方式及內容早已零散地開展了，政府甚至鼓勵幼稚園推行。若國民教育科成功開展，將會把這些東西更整合地併入中小學整個學習歷程，而且會有對學校及學生個人進行持續評估及監督。 此外，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親北京團體，或香港人稱的「土共」（香港本土親中共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團體）的干預。由於政府強調，國民教育科是「校本」，即由辦學團體根據指引，自行設計。然而，不少學校及老師沒有經驗，日常工作也相當忙碌，於是，他們除了依賴政府提供的參考教材，更依賴民間教育團體。當中最積極編製教材的民間教育團體，大都是親北京政府陣營的，它們有多年辦所謂「左校」（中小學）的經驗，很早便開始把國內的思想教育部份地搬到香港，作少許調整後實施。這些東西中國大陸朋友會很熟悉了，例如，不少「左校」有「紅旗下的講話」、唱紅歌，以及類近少先隊的「國民小先鋒」等等。而且，回歸後，它們的團體又每年獲得特區政府數以千萬計的資助，例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國民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等，它們編制大量教材與手冊供學校使用，備受批評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其實它是為「通識教育」而設計的）便是一個例子。被迫讀過思想、政治課的中國大陸朋友只要看一下內容，一定會感到似曾相識。至於那些花費不少公帑，帶學生到大陸參觀國家成就，接受紅色教育的交流團，更是這些團體的專長，而且推行多時。 以上這兩個因素，加上香港有利於親中共政團及人物（包括特首梁振英）的政治形勢，都令不少市民擔心，中國大陸的思想教育，以「國民教育」之名，用相對軟性的做法在香港開展。 四. 我又聽到有人說，許多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香港人，連課程指引或參考教材也沒有看，便走出來喊反對洗腦，是非常不理性的。 不少參加反國教運動的巿民，可能没有細閲「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他們得到的訊息，多來自報章電視。近月，香港主流媒體對相關議題有很强、很有引導性的批評意見，不過，一般小市民也能從中獲取不少真實的訊息。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時可能認識不深，也吸收了不少早有立場的資訊，但也不能斷言他們是無知的。 事實上，也難怪一般巿民過去對國教科認識不深。筆者在大學當老師，算是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在出現抗爭示威前，也很少留意中小學課程發展。現代社會是分工細緻的，從管治角度看就是分而治之，因此，許多有問題的政策便可以容易過關，甚至不為持份者察覺。更何況課程不需立法議會通過，內容不夠震撼，一般也不會成為新聞，市民難以接觸了解。試想一下，經常要超時工作的年青父母，每晚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還要打理家務，看顧子女的功課，連睡覺的時間也不足，又怎會自己上網下載那份枯燥乏味共有一百八十多頁的指引來閱讀呢？即使略有所聞，如果沒有人提供資料背景，幫他們分析討論，也是很難形成意見的，於是，自然成了「沉默大多數」了。 在反國教運動冒起前，政府利用這些「沉默大多數」，辦了很多很低調，没有多少公眾參與的所謂諮詢，專家研討。就是這樣，巿民經常被「代表了」。面對反對聲音，教育局長吳克儉堂而皇之地說，香港的「沉默大多數」是支持國教科的。 所以，反國教運動與大部份社會運動一樣，是一個公民覺醒及群體學習的過程，但這跟我們平日學習有點不同。在運動過程裡，不是所有參與者把所有資訊閱讀完備再去上街的，相反，一般是先有一群積極份子，例如這次是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加上熱心的老師與家長，他們把事情分析清楚，發展論述，然後再行動，引起廣泛市民注意。而且，為了打破冷漠及沉默，開始時最要做的，不是提供複雜的資訊及知識，而是要取得巿民情感上的共鳴，只有這樣才能漸漸打破建基於沉默大多數的統治。 我當然同意，每一位站出來的反對者，有責任認識清楚教育政策及制度，愈早及愈多當然愈好，如果運動參與者停留在口號，便說明運動有所缺陷。但是，公民覺醒與群體學習，通常都發生在運動的過程中，甚至之後，而很難在之前。對於平日孤立而缺乏組織的個體，只有經過情感與切身的投入，才可以打破分而治之、專家統治的局面。 五. 有人問：「宗教呢？你們不是很多人信基督教、天主教嗎？怎麼沒有人反對宗教洗腦？」 這真是個有趣問題，我之前也沒有想過。香港不少中小學的辦學團體是有宗教背景，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及道教等等，通常是一校一教，並以「宗教及倫理科」之名教授學生。當然，批評宗教是「洗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此，有小部份較開明的宗教界人士甚至提議，應該讓學校有多於一種宗教，讓學生進行比較，從小活在多元宗教環境中。 我認為，宗教教育是否有問題是可爭議的。至於香港沒有人反對「宗教洗腦」，而卻去反對國教，大概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這裡談及的宗教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天主教學校不少，但也沒有佔壓倒性的比例，至於基督教，其實內裡分成眾多教會，它們之間是互不統屬的，各自有不同的教義及會堂連繫。第二，這些宗教背後，並沒有一個在香港或中國掌握權力的執政黨，換言之，沒有一個是國教。即使是天主教的梵帝崗，雖然是一個國家政權，但它在香港的代表人（例如樞機主教及主教），並沒有實質政治權力。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有宗教信仰自由，這讓人有信心，不會有任何宗教可以獨大。 六. 還有一個問題，涉及複雜的中港矛盾。有人說，香港反國教運動是排外的，排斥所有跟中國及中國大陸拉上關係的人和物。 在政治爭論中，部份香港人有時會不加分析地把許多中國大陸的人和事都歸類為「中共的中國」，一併排拒，這當然不對。要理智地反對哪些，要認真地區分哪些，是複雜及極具爭議的工作，但也是香港人的責任。至於中國大陸的朋友，其實也可以幫忙澄清及回應，但雙方不必太快陷入族群對立的框架之中。不能否認，反國教運動中一些人有排外情緒及說法，只要聽過早前的「反蝗論」便不會驚訝有這種聲音。 不過，這個運動不是這樣簡單的，跟香港這個社會一樣，是相當複雜的。 你不妨仔細去聽一下反國教運動中的各種聲音。在運動中，香港人呼喚本土身份認同的聲音是強烈的。一句「為了下一代」，凝聚了多少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同時，我在運動中也愈來愈感受到，香港人追求的是一種真誠的生活，一個有良知的自己，而這種追求在當下的政治及經濟環境很困難。例如，這次有不少藝人如杜汶澤及張敬軒，在表態反對國民教育科後，有人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停止聲援運動。我相信，許多有生意關係及工作在大陸的，或跟中資關係密切的市民，也會敢怒而不敢言。 許多反國教的人說，不相信國教科能把自己的孩子思想撤底改造，但是，如果教育裡的是謊言，是教導人們功利地、虛偽地認同這個政權，或沉默不發聲，以換取自身的好處（美其名為「發展」），我們都要堅決反對。事實上，為了推銷國民教育科，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局長便曾說，這一科有助畢業生找工作。我們不應該為了好處，去假裝相信或接受自己其實不相信的事，更不應這樣教導孩子。這讓我想起七十年代捷克異見者哈維爾，他說，要對抗後極權統治，就只有「活在真實」（living in truth）中。我以為，曾長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陸朋友，心裡一定也渴望拒絕假大空吧！ 至於運動中對中國的感情與認識則是複雜的。本地公民教育學者梁恩榮作過這樣的分類：香港不少人對文化中國是有歸屬感的，很多人對民主中國也是有期盼，因此，才有要求有關當代中國的課程要更具批判性，要有反思空間，而不是按照政府的設計培養「態度與價值觀」。因此，在運動中我很少聽到有人拒絕認識當代中國大陸，以至中國歷史。我記得，在政府總部的一個晚上，著名填詞人林夕也來站台支持，他認為，要撤回國民教育科，但要讓學生讀歷史科，尤其是中國歷史。當時全場拍掌支持他的提議。事實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最大教師工會），作為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的一員，也有類似的想法。 香港雖然經歷過長期的殖民統治，但是，在歷史經驗中有著許多跟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也有各種各樣的中國認同，與中國政府所鼓吹的不同。反國教的香港人排拒的主要是「中共中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及其香港政治代理人設計出來的國民認同。而北京政府、中聯辦及香港土共，只要看到香港人批評及抗拒這個認同，就說成是「人心未回歸」，所以，不得不推行國民教育。中港兩地固然有許多隔閡，但是，香港及中國大陸共同面對一個執政黨，就像任何國家的人民一樣，我們都有權反對執政黨的政策，包括它設計給我們的國民認同。更何況我們在中國，只能批評及抗議它，卻沒有能力像其他國家公民一樣用選票懲罰及挑戰執政黨，難道我們要連批評及反對的正當權利也要放棄？ 這個運動到了現階段，除了有大專生策劃罷課外，也有人開展對學校教育與課程進行長期監察，要讓那些從前不見光或不受注目，但問題很多的教材、教師手冊、教科書等曝光。運動不限於國民教育科，不限於政府總部，這是一個長期的教育改革運動，也是一個公民覺醒運動。 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香港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大家也許不會很費力地去了解她。原諒我有點長篇大論，我只是希望這件事，令大家會有些不一樣的對話，而不是延續既有的誤解。 | |||||
| Posted: 16 Sep 2012 02:42 AM PDT 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 傅国涌
中文网络论坛的兴起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其影响正与日俱增，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几位青年朋友化了大量时间、精力将近年来网上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文字汇编成书，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编者几次托熟悉的朋友要我写几句话，对我来说确实感到为难，因为我平时上网不多，更没有在论坛上发过帖子，从未参与网络上的那些争论，可以说完全是个局外人。但一方面诚意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文网络论坛早日成为一个理性、成熟的公共平台的期待，我就答应下来了。【此书原名《网络狼烟》，最终没有出版】
互联网这个新事物的出现能否推进中国融入主流文明的进程，取决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不能学会理性、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学会对不同的、乃至完全对立的观点的容忍。"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哲言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一个社会只有"一边倒"的声音一定是不正常的。换一句话说，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有赖于不同意见都能多元共存的舆论空间，哪怕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很激烈、很尖锐，只要不诉诸其他非理性的方式，那都是正常不过的现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分歧，不能要求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思想、观点、看法都能和平共存，都能得到同等的表达机会。在一片辩论、争议声中，社会才有活力，才会有进步的可能。网络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证明。由于网络文字比较匆忙，金子与泥沙俱下，有些行文或显得粗糙，有些知识性的疏漏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订正，而且我也并不认同书中的不少观点，但编者在大量的网文中搜罗、甄别，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场远未结束的网络版民族主义争论中，编者当然不会没有他们的立场，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排斥那些与他们观点相反的文字，而是客观、中立地容纳了双方、甚至多方的不同意见。 借此机会，我还想谈一下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的看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凝结着无数世代先辈们的智慧、心血，只有建立在这样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同时具有世界胸怀、世界眼光的民族主义才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人们可以通过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获得民族尊严感。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危机中，包括大批留学欧、美归来、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内，哪怕是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我们都能体会到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他们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出于对自己栖身的这片大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同胞，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温情与爱恋。他们既不媚外，也不排外，即使在抗战的烽火中，西南联大精神中依然蕴涵了"中华情结、世界胸怀"，让学生深受教益。 相反，那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一味排外的民族主义只会导致褊狭、仇恨和狂热，这是盲目、狭隘的"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是民族自卑和"合群的自大"的产物，其中包含了"偶像崇拜"的成分。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逃避自由》作者弗洛姆说过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 当"关天茶舍"等网络论坛把民族主义这个老话题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深感从义和团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不能步出"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那是多么巨大的悲哀。弗洛姆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吗？ 2004年6月26日 杭州家中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 |||||
| Posted: 16 Sep 2012 06:38 AM PDT
一，中國稅高，儘可能到香港購買高端產品早廿年已是廣東全省共識。 二，羅湖關防不嚴，帶貨過關產業由來已久，以前利錢極薄，多為婆仔零散維生之計。 三，近年中國紅黑白領購買力暴升，人仔升值，港貨需求暴增。 四，水錢太高，吸引師奶、土豪及各式地方人士加入，也有廣結網絡的新移民，並馬上開始集團化、資本化。留意他們絕大多數是三粒星居民。 五，如此帶貨過關實質為逃稅行為，中方理論上可處以罰款、扣貨、沒收、扣人等各種處罰。但邊關寬鬆、香港水貨實質提高中方生活質量，加上利之所在，中方人員多默許之。 六，值得長途送運的例如手機平版電腦自有專人重金投資。不值得這樣運的，例如日用品多在上水就地大量採購。 七，上水居民日用品被資本化的水貨採購隊搶盡，仍不足以滿足深圳以至廣東省胃口，採購點蔓延至粉嶺大埔等地。新界北居民冷暖自知。 八，水貨界人士樹大有枯枝，蝦蝦霸霸，恃勢凌人。一般居民出入、港鐵職員等敢怒不敢言多敬而遠之。區議會發現這是街坊內部矛盾，手背手心都是肉，無謂立亂得失人。警察、食環等，自知採貨需求一日不滅，野草就燒不盡，隻眼開隻眼閉。 九，中國形象低落，同時D&G、執膠、反國教開始吹起市民自理的風氣。不參與者，少批評為過激暴力非理性，漸趨默認或認同。而且風氣漸由網上吹到網下。 十，網民祭出「光復上水站」，並嚴厲批評水貨業這個本來是地區性民生問題（上水），政治性兼而有之（損港利中）的問題。至此，「港人港地」政治問題又有一個地標，順便和新界北的「還我益力多」問題合流。雖然水貨黨純屬港方採購代理，民生問題港九居民又多無所覺，但也許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朋友，故有傳統親中的上水街坊、梁國雄議員及龍獅旗網民三方共聚的奇景…… 圖為編輯所加。 | |||||
| Posted: 16 Sep 2012 06:18 AM PDT 随着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间团体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也日益体现。公共外交已成为各国树立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感召力，加强中华文化价值观在世界的影响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一远大目标，海外华人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北京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曾强调要"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也在大会上指出，"十二五"时期，要"以'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为主线，加强侨务公共外交"。会议首次提出"侨务公共外交"，并充分肯定了海外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特殊作用。 针对国家加强海外侨务工作的战略思想，国务院侨办向海外华 …… | |||||
| Posted: 16 Sep 2012 05:24 AM PDT 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转载） 荣剑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2-08-02 点击： 1176次
来源: 共识网特稿 | 来源日期：2012-8-1 | 责任编辑：牧之 本文链接：荣剑：中国十问——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20916转载自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shiping/201208/02-1975.html） | |||||
| Chinese “Traitors” and the Foreign Press Posted: 16 Sep 2012 04:19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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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5 Sep 2012 10:10 PM PDT | |||||
| Posted: 16 Sep 2012 04:01 AM PDT ●炒炒钓鱼岛的事：十四人手无寸铁冲上钓鱼岛，日本警察惊问：贵国的军队呢？答：在保卫18大。又问：武警呢？答：忙周克华的事。那警察呢？在强拆。不是还有城管吗？在抓小贩。那贵国政府呢？在关心刘翔的脚伤。日本警察大怒：你们也太瞧不起我们日本人了，全抓了！ ●愤青：打美国，我捐一个月工资；打台湾，我捐全部家产；打日本，我捐一条命。 反愤青：一个连街头小偷都不敢呵斥的民族，却有勇气高呼灭了小日本。这个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的民族，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 愤青：灭了小日本，收回钓鱼岛！ 反愤青：你连自己房子都保不住被拆，你要钓鱼岛何用？ ●熊飞骏：钓鱼岛的"命门"在哪里？当国家领土每个中国人都能分享时，人民 …… | |||||
| Posted: 16 Sep 2012 03:21 AM PDT 轉載自︰http://quasi-quasi.com/2012/09/02/liwaiyi/ 文/李維怡 按： 編輯來函，要寫末日:「末日為切入點，反省當下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狀態。如果說二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想像近未來的末日世界，那今日就是那種末日的實現。末日是一種感覺，甚至是欲望。對現實的無力感或無所希望轉換成一種歷史的終結，彷彿我們就是尼采所謂的Last Man，又或某義意上的黑暗時代……意欲探討這種末日狀態的由來，或解除這種狀態的出路……」 收到稿約時正在咳到甩肺大病中，一定是病到失心瘋才會答應這種稿約…… 有無好死 不得好死。 在與死亡有關的咒詛語中，這一句堪稱歹毒和復仇性最強：不單要終結他人的存在，更要他臨死受大苦難－－由於明知死沒有將來，痛苦便失去被超克的意義，但痛苦卻又是非常真實的感覺，真是絕望加痛苦的最差組合…… 《第七封印》的主線，可能，從頭到尾，就是在問：「點樣得好死」？這句話包含的意思可以很廣泛，比如說：死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死而無憾、含笑九泉、死得安慰、死得重於泰山…… 一開筆就死死死死，皆因對於一大堆末日說法，我認為無非都是怕死而已。就連柏格曼大叔自己都說，拍這齣影片是用來克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死亡不特別，怕死也很普通，只是，其實「怕死」即是怕什麼呢？為何柏格曼克服個人的怕死或壯膽之作，要以一種大量集體無意義死亡（聖戰和瘟疫），來包裹著主角和配角們最後的生與死呢？為何要讓主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對上帝的疑惑？又為何最後，一行人在死神的帶領下，竟在天際線上列隊跳舞呢？ 藝術作品做了出來，觀眾有責任去合情合理地詮釋，雖未必與原作雷同，但不失為藝術品生命無限衍生的方式。在詮釋中，不同的框架，協助我們看到不同的東西。《第七封印》是一個意象豐富的寓言體結構，要每一個有意思的地方都談，可不得了，故根據編者的要求，便以「末日」為框架，開啟我的第七封印吧…… 末日到臨 誰當覺醒？ 末日與一般個體死亡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大量、集體。同時，末日也不像一般的天災後死傷慘重的情況，因為，它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球化」、世界性的終結。再也者，如果從宗教角度而言，不論是基督教的啟示錄或是古蘭經的聖訓，末日論皆與人的集體犯罪有關，例如偽神獲得廣泛的傳播和接納、道德淪亡、甚至是人類不斷興建摩天大樓等等，都可以是末日的徵兆。換句話說，末日便是神／真理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已忍無可忍，故發動無差別的毀滅性攻擊（在人類之間我們叫這做「恐怖主義」）。 聖戰和瘟疫就是整齣電影的基本設定，而聖爭和瘟疫，似乎都符合上述末日的條件。 電影的主角騎士安東尼奧，就是一個剛打完聖戰回歸的人，但他卻說，死前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換句話說，十年聖戰，十年青春，於他而言竟毫無意義，全屬浪費。從歴史中我們知道，偽神論的傳播和廣泛被接納，就是發動十字軍東征的肇因[1]。結束戰爭，回到本土，卻發現以神之名發起聖戰的歐洲大陸，卻正在被據說是神怒所帶來的瘟疫所苦，四處瀰漫著死亡。被「信仰」騙去十年青春且幾乎送命的人，回到本土還是無法避開死亡。如果瘟疫是神怒的表現，為何是發生在歐洲，而不是在異教徒的地方呢？這還不算，以前騙了他讓他失去十年生命的那種神棍們，仍然抬著耶穌十架像四處招搖撞騙，隨意誣害女子為女巫，而民眾又集體盲信，因恐懼死亡而胡亂殺人和自殘。如果這就是啟示錄的末日，誰當覺醒？如何覺醒？有沒有條件覺醒？還是，人不過是無意義地出生與死亡，無因無果，一切皆巧合，與灰塵無異，謹此而已？此時此刻，對於神阿爸產生質疑，合理之至。 死亡作為小丑和遊戲 於是，死亡變成了一場又一場與死神的棋局（Game）。騎士為了爭取時間尋找答案，並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可以有好死，便與死神一局一局地下棋／遊戲。這死神也好玩，可能滿有信心自己最後必勝，所以留一個好對手下棋好像也不錯；但祂也會撒賴，矯裝神父騙騎士把對神的懷疑和下棋的步法講出來。「神」在電影中亦有限，竟連撒賴騙取情報之後的一局也未能贏，看得笑出來：柏格曼大叔那時真的很「怕死」啊！ 「經由死亡，『我』即化為烏有，穿過黑暗之間。而等著我的，全是我無法控制、預料及安排的東西。這對我來說，有如無底的恐懼深淵。一直等到我突然鼓起勇氣，將死神妝扮成一個白色的小丑，會和人交談、下棋，還沒有秘密，才算是踏出克服自己對死亡恐懼的第一步。」這是柏格曼自己的說法[2]。 「死神作為丑角」這個奇異的處理，除了自我安慰之外，還可能有別的意思嗎？小丑是一種很複雜的概念，也是戲劇中「非常態」的其中一種代表。他必須是可笑的，他必須要嘲笑其他人，或做些自嘲的事情，好像瘋瘋癲癲的，讓大家覺得開心。可是，沒有人是永恆開心的，所以，大家都很容易想像小丑就是「對人歡笑背人愁」的孤獨匱乏型。這種孤獨匱乏型又很容易因慾望過高，而成為對其他人的威脅，故也有一種恐怖感。另一方面，由於小丑的工作便是不斷嘲笑現實，因此，他必須對人們的「現實」保持距離以產生這種幽默感，換句話說，他有另一種視野，故，有時丑角又會有一種「大智若愚」的形象。可能，小丑這個概念之多層次，剛剛好足夠承載導演對「神／真理／死亡」這個如此複雜的命題的情緒和思考。 零點．回到死亡的幾種可能性 雖然柏格曼說他怕死，但是，觀眾可別忘了，恐懼也是人類複雜的慾望之一，否則，哪來如此多人付錢去看驚慄片、去高空跳笨豬跳啊！ 死亡，除了如導演自言的「恐懼深淵」以外，也有另外一些意義。 毀滅與創造：片中那名一直沉默的少女，到見到死神才第一次說話，她先是驚恐，最後她跪下，帶著淚水微笑起來：「一切都將完結了。」痛苦終將完結，有什麼不好？啟示錄記載，末日審判後，迎來的是新世界－－毀滅與創造，本是一體雙生之物，正如杯不倒空，就不能再盛水一樣。因此，死亡，是既痛苦，又喜悅的事情。 回歸／淨化：死亡，在基督教有句話：「釋勞歸主」－－從此解除人生的痛苦勞累，歸於無垠宇宙，回到如母體般安全的狀態，在神的懷抱中，無知、無慾、無苦、無懼。如果說人類因為有「想成為獨特個體」的慾望，而努力把自己與別人分辨開來；那麼，不想孤獨，想「從眾」、想「融合」的慾望，到了終極點，就是死亡，而且，是集體、無差別（亦即平等）的死亡。 如此，可以很容易理解為何某些「極端教派」會相信，集體死亡，一起離開污穢的俗世，是一種「神聖的淨化」。如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為何如影片中像「女巫」這種「散播污染」之人，那些怕死怕得要命的人們對其處決的方式絕不會是斬首或絞刑，而必須是具絕對毀滅性的火刑，還原為塵土才能「淨化」，才能消除「不潔」。影片最後，演員佐夫又見到異象，死神引領著影片中死去的所有人，在遠處山邊的天際線上跳舞。穿越了死亡，死神要求他們手牽手，跳起神聖莊嚴的舞蹈。手牽手的合一意象與騎士告解時自責的冷漠，或者拉菲爾死前孤獨地恐懼，形成鮮明對比。或許，失去與他人連繫的人，只能透過面對死亡的淨化作用，才能進入新生？如此「淨化」這概念又回歸到毀滅（污穢、愚蠢）與創造（潔淨、神聖）的概念之上了。 「末日」這麼勁量級的毀滅，本來就是生之欲與死之欲的最高結合點吧！ 物化與儀式：中文叫沒有生命的物件做「死物」。死了，靜止了，沒有人可以再啟動，也沒有人可以再改變這個人的什麼了。在這個人的生命之書上，所有他對自我的理解，都不會有任何新發展。人死變屍，屍即物。人類學經常會研究不同文化中如何克服死亡的儀式，如何事實上安全地進入「物化」或「非常態化」的狀態，而達致一種穿越死亡、克服死亡的安全感，讓人透過這種儀式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繼續日常經濟生產[3]。 死神之友 這麼說，整齣電影就是一個物化儀式，就是導演透過將演員和鏡頭「物化」為膠片上的影像，以克服死亡的恐懼？導演是否更透過嘲弄死神，讓死神成為一個小丑，來聊以自慰呢？我想，這個衝動是存在的，不過，如果只有這種程度的自我滿足的話，應該不是柏格曼吧？快感和美感，始終是有分別的。所以我們還要談，死亡的朋友：神聖和遊戲。 死亡在人類整體而言雖是普遍的事，但在每個個體為保持住生存而勞碌的生命中，都只有一次，所以屬於「非常態」，而且是人的計算理性所不能掌握的東西。在「非常態」和「非計算理性」這兩個分類下，當然還有相關的朋友：神聖性和遊戲性。計算的理性是為了「獲取」。死亡是關於「散失」（「塵歸塵，土歸土」）。神聖性要求的，通常是因為信念而祭獻／無條件付出你最好的東西。遊戲則是付出努力而獲得一個愉快的過程－－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因為結果本身意味完結，是可以被把握的事實，但不能被「享受」。所以，在遊戲當中若有人「唔輸得」，整個遊戲就會變得「不好玩」啦。這種情況，通常是遊戲被職業化的結果（如職業球賽，根本不是為了「玩」）。 異象．遊於藝 要再談一點遊戲，因為這會直接指向電影內的救贖之途。 朱光潛的美學觀我不完全認同，但關於遊戲的部份我倒是很認同的。在《談美》中他談到，遊戲就是最原始的藝術形態，就如小朋友拿個掃帚扮馬，這有模仿現實的性質，但又不是完全的現實，也有主觀想像的客觀化、形象化和虛擬化。幾個小朋友繼續共同確認那是馬就是馬，就可以繼續玩下去。這簡直是一種「說有光就有了光」的神創嘛，但這是每個小朋友都很容易會學懂去玩的遊戲，而且完全只是為了開心的，不是計較自己「實質」獲得什麼東西。[4] 柏格曼的自述中曾提到他小時候，只要創造了一些什麼東西，就很想引人注意，想獲得確認，以至後來亂編故事跟朋友講，但又因太瞎扯所以經常被「踢爆」而恥笑。最後，這個小朋友就把他的創造力，收藏在他孤獨的世界裡。這種編故事的動作，很明顯也屬於「遊戲」的範疇，可是，由於他是在現實生活中杜撰有關真實的故事，會導致真實／虛構的混淆，這就跌入了現實世界的「謊言」的道德範疇，於是這個小朋友當然會惹到一點麻煩。 有看過《第七封印》的朋友，應該馬上會發現：這個小朋友不就是那個說看到「異象」演員佐夫嗎？ 在電影中，具有這種遊於藝的特性的，共有四個：隨從、演員佐夫、教堂畫師、死神。 死神我們談過了，來看看其他三個人類吧。 隨從好像是騎士的世俗一面。當騎士還在信仰與否之間掙扎時，他不見得心情平靜。在他與教堂畫師及神棍拉菲爾的對話中，可見這人腦袋清晰，知道主人和自己都是被那些神言神語騙了，浪費了十年青春，心裡是很憤怒的。他不會想神不神的問題，只會編一些市井巷里的滑稽色情歌來放輕鬆。他心地不壞，見到神棍欺負弱村女會拔刀相助，也曾有衝動要去救那明顯是被「祭旗」的少女。不過，見到美女，他也是期望回報的。他一直在害怕死亡，在教堂見到恐怖的畫會怕，但又不肯認；到最後面對死神時，他發脾氣講了一堆話，最後他說：「我會保持沉默，因抗議之名。」 演員佐夫在電影中似乎是「藝術」的代表。一開始他就見到異象（聖母瑪利亞和聖嬰），並對自己見人之不能見的能力深信不疑，故也對自己（創造）出來的事物深信不疑。無論妻子和旁人如何說他不過是痴人說夢，他還是深信自己的「夢」就是真實，或至少是真實世界的一部份。最後，他和家人的純真、善良和愛，也成為了騎士找到的意義，也就是，值得記憶、捍衛和犧牲的東西。 畫師呢？畫師和隨從簡直一見如故，言談甚歡，大談之聖戰與教會之無聊。教堂畫師負責把末日景象仔細畫出，他的畫畫心得是：要畫得很恐怖，突出恐怖細節，讓信眾害怕，這樣他們才會把自己送給教士們主宰。對於此，他持世故而諷刺的姿態，卻只能維持工作。 同是藝術工作者，畫師雖然心底明了，卻沒有演員佐夫對藝術的執著。佐夫對藝術的態度，可見之於他和劇團老闆最早的對話中。當時他們的三人劇團應教士之聘到某村，演一些嚇人的戲劇，去令村民認罪悔改之類，老闆還在選用什麼可怕的面具，佐夫卻說，不如演些風流韻事，人們喜歡看呢。（結果風流韻事卻成了老闆和鐵匠妻子的「真人騷」了…）這裡佐夫所講的風流韻事，其意義絕不是我們現今講的八卦，而是一些令人開心發笑的事情，一些生活的樂趣，而不是協助那些一心煽動人們的恐懼情緒，以達到自己控制目的教士們，拒絕繼續幫他們為群眾洗腦。 這個演員和現實世界最多衝突。先是與劇團老闆有點口角，不願意演教士付錢要演的戲。然後，明明沒事人在餐廳吃點東西，忽然間不幸遇到那個剛被隨從打過、滿肚火的神棍拉菲爾。這拉菲爾曾欺騙不少虔誠的少年離鄉別井去打「聖戰」，令別人妻離子散，只為證實自己是得神授。後又因無法繼續在神學院騙飯吃，成了在瘟疫村裡專偷死人身上財物的小偷。他充滿無名的妒恨，甚至於發泄在一個無辜的佐夫身上，以最離譜的身份政治（你老婆跟一演員走了，這個也是演員，所以他也該殺！）來煽動鐵匠和群眾，大家一起以羞辱和傷害這個無辜者為樂。這次是隨從救了佐夫，佐夫逃跑時，也不忘偷走神棍偷來的美麗手鐲送給妻子。他的妻子米亞很善良也很愛他，而且也同是演員，可是卻總覺得他在亂編故事。在這次他被欺負後，由於不明就裡，米亞就道出了自己對丈夫一貫的看法：「都叫你不要成天跟人說見到異像」、「都叫你不要又扮傻瓜懶風趣」，因為「會惹人家生氣的！」只是，為何這位女子又深愛一個這樣的做夢者呢？世上有一種愛情是欣羡對方會做一些自己不敢做不會做的事，米亞的愛情，大概就屬於這一類吧。 這演員的一家的生活和態度，最終成為了尋找真理和神的騎士找到那件「有意義」的、可以讓他死得好事情。騎士為爭取時間讓他們逃跑，打翻了棋子，這一局，死神勝了，救了這家人一命之後，騎士以棋局向死神做的延期申請便即將到期了。 影片裡，能夠洞察世情的、遇神跡的、能反抗的、能愛護的、能提出異見的、見義勇為的人類，都是能「遊於藝」的人，而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丑角的味道（隨從的滑稽歌曲、演員經常想逗人笑、畫師的自嘲）。他們對世界都有一種幽默感，而幽默感來自什麼呢？就是來自一種對「既定現實」的質疑，一種能從另一種視角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盲信，如演員佐夫說：「我看到一種真實，只不過不是你們看到的真實。」透過「遊於藝」，人類也獲得了和死神這個神格角色相似的性質了。 不過，這還是不夠的。因為，柏格曼大叔想做的，是樹立另一個人類可以有的生活概念，去代替教會所帶給人們的「神」的概念。 神阿爸 有一場戲，死神扮神父，騙取下棋情報，這兒除了嘲弄一下死神這，「小丑」外，導演還借助騎士的口來一堆「天問」，如：「為什麼他總是藏在半真半假的承諾和從未實現過的奇蹟背后呢？」「當我們缺乏信念的時候，又如何信呢？」「難道要相信那些我們不想也不能相信的事情嗎？」「為何我不能殺死心中的上帝？」「為何他使我蒙羞？」「為何他總像一個我無法擺脫的嘲笑者？」 最後不再是問題：「我需要真理，不是信仰，不是承諾，而是真理。我希望上帝能伸出他的手，露出他的臉，和我說話……或許那里根本沒有任何人……那麼生命真是荒誕而可怕。沒有人可以活著面對死神……」 於是柏格曼弒父了，他宣稱，人們口中的上帝，不過就是一個為克服怕死而生產出來的慾望對象，換言之，所有的崇拜及其相關之物，只是人為怕死而做的物化儀式。這實在是心理上的弒父行為，除了殺掉神阿爸這個想像，也是對身為牧師的父親的反叛。雖然這弒父到最後是有「補鑊」的，到騎士真正面對死亡時，他還是恐懼地向神禱告了。 作為牧師的兒子，他當然應該知道基督教其中一種重要的智慧：不准拜偶像。本來，這是要求信眾自發為信念而愛人和謙卑，而不以計算理性的「獲取」為最高生活綱領。不過，神阿爸有神阿爸講，子女通常都不聽啦。正因為神和死人一樣都不會發話，於是，更容易被物化，亦即是隨大家慾望是什麼就什麼吧。越有權力的人，就越容易傳播這種偽神論，整齣電影的聖戰背景，就是這種事情。「他人即地獄」這個詛咒，是連神也不能倖免的悲劇。柏格曼是否真的解決了神阿爸，那是他內心的事，我實不敢說。不過，他肯定解決了教會。影片裡，每逢教士出現都沒有好事，所有人都墮入一種為了克服死亡恐懼而不斷自殘及互殘的狀態。這不是啟示錄所談的偽神的廣泛傳播和接納是什麼？ 如果「神」只是人們腦海裡的概念，心靈中的慾念，那麼，要討論的重點，就不是「神存在與否？」，也不是「點樣得好死？」，而是：「即使我們真的只是如灰塵般無因無果的偶然存在物，我們仍可有什麼活下去的意義？」「我們憑什麼活下去？」「要活下去的話我們要守護什麼？捍衛什麼？」 愛．遊於藝 藝術，就是創造，是基於現實之上的另一些真實，是現實的無限可能性（異象），就如小朋友説掃帚是馬就是馬，神說有光就有了光，是人類最大的自由。透過這種自由創造的能力，人可以在宇宙之間遊走，用中式的說法就是物我兩忘、逍遙遊，用西方的說法就是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充滿過程，有事「發」、「生」，才有生命力。雖然與死亡一樣，都是從個體生命回歸宇宙穹蒼，但這與死之慾的「安頓」、「安息」於宇宙之中，成為「物」的一部份的狀態不同。 可是，諸君請勿誤會，我不是說自稱藝術家的人就擁有那些能力，因為這是柏格曼用來代替作為偶像而存在的「神」的概念，所以絕不會是特定的人，而是一種概念，這概念需要存在於每個人心目中，但，胡思亂想也要也會有個方向，引發這個概念運作的動能在哪裡呢？ 是基於對生命／創造的愛，而不是基於對死／損失的恐懼。 在電影中，演員佐夫一家的蓬車停在一處休息，剛好騎士也停在那裡，可以說是一種萍水相逢的狀態。當時佐夫不在，米亞則在照顧孩子，騎士便與她聊起天來。不久，演員回家，隨從和沉默少女也回到騎士身邊。演員佐夫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為大家彈奏一曲自己的作品。本來米亞怕陌生朋友覺得丈夫無聊想阻止他，豈知隨從也有創作歌曲的興趣，於是佐夫就彈起魯特琴來了。 米亞與騎士的談話，出現整齣電影都沒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人聆聽他、憐愛他、企圖了解他。騎士自十年戰亂歸來，見到的仍是哀鴻遍野，所見之人際關係，不是恐懼就是操控，再不然就只有隨從與畫師那種冷嘲熱諷，連他自己也認為已迷失在對其他人的冷漠之中。只有當遇到佐夫和米亞，他才能見到這種善良、這種平和、這種笑容。這兩夫婦，對一些陌生人，獻出了自己僅有中的最好的給他們：音樂創作、關懷、牛奶和野草莓，而且，在瘟疫流行期間，他們還同用一碗喝牛奶。 這讓騎士發現了，他必須捍衛的東西。 救贖方案？ 對陌生人有愛，聆聽陌生人的痛苦安慰他們，對陌生人無條件付出最好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價值。相對於末日的平等性、無差別性毀滅；在這對演員的心中，存有對陌生人的、平等性、無差別性的愛。 其實，無論基督教的普世愛，還是世俗社會所談的公義，都要依靠大家對不認識的人存有這種無差別的愛，同意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才有可能。通過藝術創造而可以遊於宇宙之間，通過保持幽默感和創造力來以另一個視覺看見現實，雖是可貴，但創造原動力必須來自這種普世愛。所以，相比起演員，隨從就無法得救了，他的幽默感和創造力，都源於對死亡的恐懼；而他的見義勇為，也不是無條件的。 這為什麼如此重要？反過來看就知道了：缺乏對陌生人的愛，加上對死亡的恐懼，那些神棍才可以輕易煽動仇恨，讓大家群起來欺負佐夫；也可以隨意把瘟疫的責任推到一個弱小女子的身上，誣蔑她為女巫，而這個動作，就靠大家對陌生人的冷漠、無視才可以做得到。再進一步說，可能那些教士也自以為見到神也說不定。更誇張而悲慘的，是被誣為女巫的少女，被瘋狂轟炸、虐待、洗腦後，連自己也以為自己真的是撒旦附身的魔女。這些也是「另類視角」，但由於這些都不是根植於對生命的愛，所以，便一塌糊塗，累人累己。 其後…… 根據編輯的要求，是要談這個「末日出路」的問題。 以我見過文本之中，末日方程式不外乎三大類：接受、不接受和話之你。 話之你，今天有酒今天醉，做壞了這個世界令下一代要在廢墟中生活唔關我事。其他人提到末日就擔心一下，然後轉個頭又沉淪於消費當中。這類人應該是最多和最「正常」的。 舊約聖經裡的諾亞方舟、出埃及記、巴別塔等集體被神殺的故事，或極端教派集體自殺自救，或者教眾進行恐怖襲擊以推快末日／新世界的來臨，這些都明顯是接受末日／新世界的例子。 至於不接受的故事，就與「自決」和「救贖」有關，這就主要訴諸兩種方向：一是個人學懂愛他人的修為（通常都是宗教、靈修、心靈雞湯之類）；二是自我組織、連結起來反抗俗世建立出來的偽真理，亦即現在正把我們帶向地球荒廢的那個體制。 這兩種方式我私以為缺一不可。革命也好運動也好，如缺乏對陌生人的愛，只懂以死之慾的眼光不斷看結果、不斷保護已「獲取」的，而絕不看過程中生發的素質，這樣可以帶來很可怕的後果。可是，缺乏對體制和個人在體制中的位置的深切反省，被欺壓的無權勢者不群起而反抗的話，如此就想妄談改變，無異於自欺欺人：人不組織起來成為足夠反抗體制的力量，就只有等到地震海嘯等大災難真的發生，引爆了核電，才會有足夠的牙力叫停核能。 柏格曼的想法，應該較傾向於個人修身的部份吧，否則，相信整個寓言體系中，會出現較多不同層級的教士們的對話，或出現較多那些貧苦大眾面對死亡的不同想法，或是教士與信眾之間的經濟關係（中世紀的贖罪卷買賣就很有現代商品的象徵意味）…… 這種修身的傾向，令到《第七封印》的救贖方案裡，在具體的「個人」和抽象的「人類」當中，似乎沒有「社群」這個概念。一位注重獨立思考的重要性的藝術家，觀察到人在群體之中可能產生的盲目，是值得我們留意的。社群乃是孕育個體成為「人」的安全網，可以是共同體的建立，可以是無權勢者抵抗不公義的可能；但也可以是排斥異類、欠缺包容的單細胞性集體。在這個時候，個體的價值，與抽象普遍無差別的「人」的價值，就是平衡的基準。 可是，在電影裡，「社群」的出現，全都只是集體的盲信和胡來，人在社群中好像誓必失去獨立判斷。於是，能得救的只有長期不在社群當中的遊牧藝人，能在死亡邊緣暫時自救救人的也只有作為特權階級、知識份子的騎士和他那有一點墨水的隨從。被欺壓、被欺騙的人群，只有被虐待或者被救助的份，且最終還是免不了死亡。在談末日、自決、救贖的主題時，完全不處理小社群，單談精神自我救贖法，對於人類整體的將來，是否可行，實在大有商榷。就像全無社群關係的遊牧藝人佐夫，在面對人群和偽真理的欺凌時，是很無助的，只能被人打救，可是，在與騎士及隨從分別後，他又如何呢？再延伸一點去想，佐夫常說自己看到神的異象，這終有一天會激怒那些以神為專業的教士，到時他妻子會不會被誣為女巫，蠱惑丈夫？在當時的社會而言乃大有可能，到時，誰可以救他們？ 一齣電影未必可以處理所有相關於末日這個大命題的東西。不過，了解一個作品或一個人，都可以同時從他有和他沒有的、他是與不是的地方入手。最後，可能形成一種叫「批評」的東西，但這個「批評」到底是出於渴望了解的愛人之情，還是出於渴望「獲取」優越感，乃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吧。 不過，如果採用過度／延展閱讀的方式，也可以這樣說：怕死的人需要極多物化的儀式，以克服死亡的恐懼感，因此需要極多計算理性，去把自己的所得不斷累積。在啟蒙時代之後，在一個「神已死」的世界中，商品拜物教就成了取代神像而存在的，用以克服死亡的偶像。商業社會靠什麼來做到貨如輪轉？當然就要靠有系統和大量地生產、刺激恐懼感和匱乏感。然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當人們怕死的感覺越來越失控，地球被耗盡的一天，大家都不得好死的一天，也會更快到臨吧。 可是，要思考怎樣做，可能要先面對死神的這句甚有佛家意味的話：i am unknowing. 因為，末日到臨時，沒有人是無辜的。 筆者按： 由於不懂瑞典語，一切對對白的理解，只源於英文字幕。 [1] 當然，從歷史中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些戰爭往往都附帶一些特權階級的經濟獲益。 [2] 《伯格曼論電影》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 如想對「物」這個概念有更多不同方向的思考，推薦各位看Arjun Appadurai所編的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視野中的商品》 ) [4] 所以當現代社會的「遊戲」越來越個體化，越來越要分輸贏的時候，就代表這社會的創造力，亦即是生命力，出了很大的問題了…… | |||||
| Posted: 16 Sep 2012 03:18 AM PDT 轉載自︰http://quasi-quasi.com/2012/09/02/liwaiyi/ 文/李維怡 按： 編輯來函，要寫末日:「末日為切入點，反省當下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狀態。如果說二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想像近未來的末日世界，那今日就是那種末日的實現。末日是一種感覺，甚至是欲望。對現實的無力感或無所希望轉換成一種歷史的終結，彷彿我們就是尼采所謂的Last Man，又或某義意上的黑暗時代……意欲探討這種末日狀態的由來，或解除這種狀態的出路……」 收到稿約時正在咳到甩肺大病中，一定是病到失心瘋才會答應這種稿約…… 有無好死 不得好死。 在與死亡有關的咒詛語中，這一句堪稱歹毒和復仇性最強：不單要終結他人的存在，更要他臨死受大苦難－－由於明知死沒有將來，痛苦便失去被超克的意義，但痛苦卻又是非常真實的感覺，真是絕望加痛苦的最差組合…… 《第七封印》的主線，可能，從頭到尾，就是在問：「點樣得好死」？這句話包含的意思可以很廣泛，比如說：死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死而無憾、含笑九泉、死得安慰、死得重於泰山…… 一開筆就死死死死，皆因對於一大堆末日說法，我認為無非都是怕死而已。就連柏格曼大叔自己都說，拍這齣影片是用來克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死亡不特別，怕死也很普通，只是，其實「怕死」即是怕什麼呢？為何柏格曼克服個人的怕死或壯膽之作，要以一種大量集體無意義死亡（聖戰和瘟疫），來包裹著主角和配角們最後的生與死呢？為何要讓主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對上帝的疑惑？又為何最後，一行人在死神的帶領下，竟在天際線上列隊跳舞呢？ 藝術作品做了出來，觀眾有責任去合情合理地詮釋，雖未必與原作雷同，但不失為藝術品生命無限衍生的方式。在詮釋中，不同的框架，協助我們看到不同的東西。《第七封印》是一個意象豐富的寓言體結構，要每一個有意思的地方都談，可不得了，故根據編者的要求，便以「末日」為框架，開啟我的第七封印吧…… 末日到臨 誰當覺醒？ 末日與一般個體死亡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大量、集體。同時，末日也不像一般的天災後死傷慘重的情況，因為，它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球化」、世界性的終結。再也者，如果從宗教角度而言，不論是基督教的啟示錄或是古蘭經的聖訓，末日論皆與人的集體犯罪有關，例如偽神獲得廣泛的傳播和接納、道德淪亡、甚至是人類不斷興建摩天大樓等等，都可以是末日的徵兆。換句話說，末日便是神／真理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已忍無可忍，故發動無差別的毀滅性攻擊（在人類之間我們叫這做「恐怖主義」）。 聖戰和瘟疫就是整齣電影的基本設定，而聖爭和瘟疫，似乎都符合上述末日的條件。 電影的主角騎士安東尼奧，就是一個剛打完聖戰回歸的人，但他卻說，死前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換句話說，十年聖戰，十年青春，於他而言竟毫無意義，全屬浪費。從歴史中我們知道，偽神論的傳播和廣泛被接納，就是發動十字軍東征的肇因[1]。結束戰爭，回到本土，卻發現以神之名發起聖戰的歐洲大陸，卻正在被據說是神怒所帶來的瘟疫所苦，四處瀰漫著死亡。被「信仰」騙去十年青春且幾乎送命的人，回到本土還是無法避開死亡。如果瘟疫是神怒的表現，為何是發生在歐洲，而不是在異教徒的地方呢？這還不算，以前騙了他讓他失去十年生命的那種神棍們，仍然抬著耶穌十架像四處招搖撞騙，隨意誣害女子為女巫，而民眾又集體盲信，因恐懼死亡而胡亂殺人和自殘。如果這就是啟示錄的末日，誰當覺醒？如何覺醒？有沒有條件覺醒？還是，人不過是無意義地出生與死亡，無因無果，一切皆巧合，與灰塵無異，謹此而已？此時此刻，對於神阿爸產生質疑，合理之至。 死亡作為小丑和遊戲 於是，死亡變成了一場又一場與死神的棋局（Game）。騎士為了爭取時間尋找答案，並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可以有好死，便與死神一局一局地下棋／遊戲。這死神也好玩，可能滿有信心自己最後必勝，所以留一個好對手下棋好像也不錯；但祂也會撒賴，矯裝神父騙騎士把對神的懷疑和下棋的步法講出來。「神」在電影中亦有限，竟連撒賴騙取情報之後的一局也未能贏，看得笑出來：柏格曼大叔那時真的很「怕死」啊！ 「經由死亡，『我』即化為烏有，穿過黑暗之間。而等著我的，全是我無法控制、預料及安排的東西。這對我來說，有如無底的恐懼深淵。一直等到我突然鼓起勇氣，將死神妝扮成一個白色的小丑，會和人交談、下棋，還沒有秘密，才算是踏出克服自己對死亡恐懼的第一步。」這是柏格曼自己的說法[2]。 「死神作為丑角」這個奇異的處理，除了自我安慰之外，還可能有別的意思嗎？小丑是一種很複雜的概念，也是戲劇中「非常態」的其中一種代表。他必須是可笑的，他必須要嘲笑其他人，或做些自嘲的事情，好像瘋瘋癲癲的，讓大家覺得開心。可是，沒有人是永恆開心的，所以，大家都很容易想像小丑就是「對人歡笑背人愁」的孤獨匱乏型。這種孤獨匱乏型又很容易因慾望過高，而成為對其他人的威脅，故也有一種恐怖感。另一方面，由於小丑的工作便是不斷嘲笑現實，因此，他必須對人們的「現實」保持距離以產生這種幽默感，換句話說，他有另一種視野，故，有時丑角又會有一種「大智若愚」的形象。可能，小丑這個概念之多層次，剛剛好足夠承載導演對「神／真理／死亡」這個如此複雜的命題的情緒和思考。 零點．回到死亡的幾種可能性 雖然柏格曼說他怕死，但是，觀眾可別忘了，恐懼也是人類複雜的慾望之一，否則，哪來如此多人付錢去看驚慄片、去高空跳笨豬跳啊！ 死亡，除了如導演自言的「恐懼深淵」以外，也有另外一些意義。 毀滅與創造：片中那名一直沉默的少女，到見到死神才第一次說話，她先是驚恐，最後她跪下，帶著淚水微笑起來：「一切都將完結了。」痛苦終將完結，有什麼不好？啟示錄記載，末日審判後，迎來的是新世界－－毀滅與創造，本是一體雙生之物，正如杯不倒空，就不能再盛水一樣。因此，死亡，是既痛苦，又喜悅的事情。 回歸／淨化：死亡，在基督教有句話：「釋勞歸主」－－從此解除人生的痛苦勞累，歸於無垠宇宙，回到如母體般安全的狀態，在神的懷抱中，無知、無慾、無苦、無懼。如果說人類因為有「想成為獨特個體」的慾望，而努力把自己與別人分辨開來；那麼，不想孤獨，想「從眾」、想「融合」的慾望，到了終極點，就是死亡，而且，是集體、無差別（亦即平等）的死亡。 如此，可以很容易理解為何某些「極端教派」會相信，集體死亡，一起離開污穢的俗世，是一種「神聖的淨化」。如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為何如影片中像「女巫」這種「散播污染」之人，那些怕死怕得要命的人們對其處決的方式絕不會是斬首或絞刑，而必須是具絕對毀滅性的火刑，還原為塵土才能「淨化」，才能消除「不潔」。影片最後，演員佐夫又見到異象，死神引領著影片中死去的所有人，在遠處山邊的天際線上跳舞。穿越了死亡，死神要求他們手牽手，跳起神聖莊嚴的舞蹈。手牽手的合一意象與騎士告解時自責的冷漠，或者拉菲爾死前孤獨地恐懼，形成鮮明對比。或許，失去與他人連繫的人，只能透過面對死亡的淨化作用，才能進入新生？如此「淨化」這概念又回歸到毀滅（污穢、愚蠢）與創造（潔淨、神聖）的概念之上了。 「末日」這麼勁量級的毀滅，本來就是生之欲與死之欲的最高結合點吧！ 物化與儀式：中文叫沒有生命的物件做「死物」。死了，靜止了，沒有人可以再啟動，也沒有人可以再改變這個人的什麼了。在這個人的生命之書上，所有他對自我的理解，都不會有任何新發展。人死變屍，屍即物。人類學經常會研究不同文化中如何克服死亡的儀式，如何事實上安全地進入「物化」或「非常態化」的狀態，而達致一種穿越死亡、克服死亡的安全感，讓人透過這種儀式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繼續日常經濟生產[3]。 死神之友 這麼說，整齣電影就是一個物化儀式，就是導演透過將演員和鏡頭「物化」為膠片上的影像，以克服死亡的恐懼？導演是否更透過嘲弄死神，讓死神成為一個小丑，來聊以自慰呢？我想，這個衝動是存在的，不過，如果只有這種程度的自我滿足的話，應該不是柏格曼吧？快感和美感，始終是有分別的。所以我們還要談，死亡的朋友：神聖和遊戲。 死亡在人類整體而言雖是普遍的事，但在每個個體為保持住生存而勞碌的生命中，都只有一次，所以屬於「非常態」，而且是人的計算理性所不能掌握的東西。在「非常態」和「非計算理性」這兩個分類下，當然還有相關的朋友：神聖性和遊戲性。計算的理性是為了「獲取」。死亡是關於「散失」（「塵歸塵，土歸土」）。神聖性要求的，通常是因為信念而祭獻／無條件付出你最好的東西。遊戲則是付出努力而獲得一個愉快的過程－－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因為結果本身意味完結，是可以被把握的事實，但不能被「享受」。所以，在遊戲當中若有人「唔輸得」，整個遊戲就會變得「不好玩」啦。這種情況，通常是遊戲被職業化的結果（如職業球賽，根本不是為了「玩」）。 異象．遊於藝 要再談一點遊戲，因為這會直接指向電影內的救贖之途。 朱光潛的美學觀我不完全認同，但關於遊戲的部份我倒是很認同的。在《談美》中他談到，遊戲就是最原始的藝術形態，就如小朋友拿個掃帚扮馬，這有模仿現實的性質，但又不是完全的現實，也有主觀想像的客觀化、形象化和虛擬化。幾個小朋友繼續共同確認那是馬就是馬，就可以繼續玩下去。這簡直是一種「說有光就有了光」的神創嘛，但這是每個小朋友都很容易會學懂去玩的遊戲，而且完全只是為了開心的，不是計較自己「實質」獲得什麼東西。[4] 柏格曼的自述中曾提到他小時候，只要創造了一些什麼東西，就很想引人注意，想獲得確認，以至後來亂編故事跟朋友講，但又因太瞎扯所以經常被「踢爆」而恥笑。最後，這個小朋友就把他的創造力，收藏在他孤獨的世界裡。這種編故事的動作，很明顯也屬於「遊戲」的範疇，可是，由於他是在現實生活中杜撰有關真實的故事，會導致真實／虛構的混淆，這就跌入了現實世界的「謊言」的道德範疇，於是這個小朋友當然會惹到一點麻煩。 有看過《第七封印》的朋友，應該馬上會發現：這個小朋友不就是那個說看到「異象」演員佐夫嗎？ 在電影中，具有這種遊於藝的特性的，共有四個：隨從、演員佐夫、教堂畫師、死神。 死神我們談過了，來看看其他三個人類吧。 隨從好像是騎士的世俗一面。當騎士還在信仰與否之間掙扎時，他不見得心情平靜。在他與教堂畫師及神棍拉菲爾的對話中，可見這人腦袋清晰，知道主人和自己都是被那些神言神語騙了，浪費了十年青春，心裡是很憤怒的。他不會想神不神的問題，只會編一些市井巷里的滑稽色情歌來放輕鬆。他心地不壞，見到神棍欺負弱村女會拔刀相助，也曾有衝動要去救那明顯是被「祭旗」的少女。不過，見到美女，他也是期望回報的。他一直在害怕死亡，在教堂見到恐怖的畫會怕，但又不肯認；到最後面對死神時，他發脾氣講了一堆話，最後他說：「我會保持沉默，因抗議之名。」 演員佐夫在電影中似乎是「藝術」的代表。一開始他就見到異象（聖母瑪利亞和聖嬰），並對自己見人之不能見的能力深信不疑，故也對自己（創造）出來的事物深信不疑。無論妻子和旁人如何說他不過是痴人說夢，他還是深信自己的「夢」就是真實，或至少是真實世界的一部份。最後，他和家人的純真、善良和愛，也成為了騎士找到的意義，也就是，值得記憶、捍衛和犧牲的東西。 畫師呢？畫師和隨從簡直一見如故，言談甚歡，大談之聖戰與教會之無聊。教堂畫師負責把末日景象仔細畫出，他的畫畫心得是：要畫得很恐怖，突出恐怖細節，讓信眾害怕，這樣他們才會把自己送給教士們主宰。對於此，他持世故而諷刺的姿態，卻只能維持工作。 同是藝術工作者，畫師雖然心底明了，卻沒有演員佐夫對藝術的執著。佐夫對藝術的態度，可見之於他和劇團老闆最早的對話中。當時他們的三人劇團應教士之聘到某村，演一些嚇人的戲劇，去令村民認罪悔改之類，老闆還在選用什麼可怕的面具，佐夫卻說，不如演些風流韻事，人們喜歡看呢。（結果風流韻事卻成了老闆和鐵匠妻子的「真人騷」了…）這裡佐夫所講的風流韻事，其意義絕不是我們現今講的八卦，而是一些令人開心發笑的事情，一些生活的樂趣，而不是協助那些一心煽動人們的恐懼情緒，以達到自己控制目的教士們，拒絕繼續幫他們為群眾洗腦。 這個演員和現實世界最多衝突。先是與劇團老闆有點口角，不願意演教士付錢要演的戲。然後，明明沒事人在餐廳吃點東西，忽然間不幸遇到那個剛被隨從打過、滿肚火的神棍拉菲爾。這拉菲爾曾欺騙不少虔誠的少年離鄉別井去打「聖戰」，令別人妻離子散，只為證實自己是得神授。後又因無法繼續在神學院騙飯吃，成了在瘟疫村裡專偷死人身上財物的小偷。他充滿無名的妒恨，甚至於發泄在一個無辜的佐夫身上，以最離譜的身份政治（你老婆跟一演員走了，這個也是演員，所以他也該殺！）來煽動鐵匠和群眾，大家一起以羞辱和傷害這個無辜者為樂。這次是隨從救了佐夫，佐夫逃跑時，也不忘偷走神棍偷來的美麗手鐲送給妻子。他的妻子米亞很善良也很愛他，而且也同是演員，可是卻總覺得他在亂編故事。在這次他被欺負後，由於不明就裡，米亞就道出了自己對丈夫一貫的看法：「都叫你不要成天跟人說見到異像」、「都叫你不要又扮傻瓜懶風趣」，因為「會惹人家生氣的！」只是，為何這位女子又深愛一個這樣的做夢者呢？世上有一種愛情是欣羡對方會做一些自己不敢做不會做的事，米亞的愛情，大概就屬於這一類吧。 這演員的一家的生活和態度，最終成為了尋找真理和神的騎士找到那件「有意義」的、可以讓他死得好事情。騎士為爭取時間讓他們逃跑，打翻了棋子，這一局，死神勝了，救了這家人一命之後，騎士以棋局向死神做的延期申請便即將到期了。 影片裡，能夠洞察世情的、遇神跡的、能反抗的、能愛護的、能提出異見的、見義勇為的人類，都是能「遊於藝」的人，而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丑角的味道（隨從的滑稽歌曲、演員經常想逗人笑、畫師的自嘲）。他們對世界都有一種幽默感，而幽默感來自什麼呢？就是來自一種對「既定現實」的質疑，一種能從另一種視角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盲信，如演員佐夫說：「我看到一種真實，只不過不是你們看到的真實。」透過「遊於藝」，人類也獲得了和死神這個神格角色相似的性質了。 不過，這還是不夠的。因為，柏格曼大叔想做的，是樹立另一個人類可以有的生活概念，去代替教會所帶給人們的「神」的概念。 神阿爸 有一場戲，死神扮神父，騙取下棋情報，這兒除了嘲弄一下死神這，「小丑」外，導演還借助騎士的口來一堆「天問」，如：「為什麼他總是藏在半真半假的承諾和從未實現過的奇蹟背后呢？」「當我們缺乏信念的時候，又如何信呢？」「難道要相信那些我們不想也不能相信的事情嗎？」「為何我不能殺死心中的上帝？」「為何他使我蒙羞？」「為何他總像一個我無法擺脫的嘲笑者？」 最後不再是問題：「我需要真理，不是信仰，不是承諾，而是真理。我希望上帝能伸出他的手，露出他的臉，和我說話……或許那里根本沒有任何人……那麼生命真是荒誕而可怕。沒有人可以活著面對死神……」 於是柏格曼弒父了，他宣稱，人們口中的上帝，不過就是一個為克服怕死而生產出來的慾望對象，換言之，所有的崇拜及其相關之物，只是人為怕死而做的物化儀式。這實在是心理上的弒父行為，除了殺掉神阿爸這個想像，也是對身為牧師的父親的反叛。雖然這弒父到最後是有「補鑊」的，到騎士真正面對死亡時，他還是恐懼地向神禱告了。 作為牧師的兒子，他當然應該知道基督教其中一種重要的智慧：不准拜偶像。本來，這是要求信眾自發為信念而愛人和謙卑，而不以計算理性的「獲取」為最高生活綱領。不過，神阿爸有神阿爸講，子女通常都不聽啦。正因為神和死人一樣都不會發話，於是，更容易被物化，亦即是隨大家慾望是什麼就什麼吧。越有權力的人，就越容易傳播這種偽神論，整齣電影的聖戰背景，就是這種事情。「他人即地獄」這個詛咒，是連神也不能倖免的悲劇。柏格曼是否真的解決了神阿爸，那是他內心的事，我實不敢說。不過，他肯定解決了教會。影片裡，每逢教士出現都沒有好事，所有人都墮入一種為了克服死亡恐懼而不斷自殘及互殘的狀態。這不是啟示錄所談的偽神的廣泛傳播和接納是什麼？ 如果「神」只是人們腦海裡的概念，心靈中的慾念，那麼，要討論的重點，就不是「神存在與否？」，也不是「點樣得好死？」，而是：「即使我們真的只是如灰塵般無因無果的偶然存在物，我們仍可有什麼活下去的意義？」「我們憑什麼活下去？」「要活下去的話我們要守護什麼？捍衛什麼？」 愛．遊於藝 藝術，就是創造，是基於現實之上的另一些真實，是現實的無限可能性（異象），就如小朋友説掃帚是馬就是馬，神說有光就有了光，是人類最大的自由。透過這種自由創造的能力，人可以在宇宙之間遊走，用中式的說法就是物我兩忘、逍遙遊，用西方的說法就是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充滿過程，有事「發」、「生」，才有生命力。雖然與死亡一樣，都是從個體生命回歸宇宙穹蒼，但這與死之慾的「安頓」、「安息」於宇宙之中，成為「物」的一部份的狀態不同。 可是，諸君請勿誤會，我不是說自稱藝術家的人就擁有那些能力，因為這是柏格曼用來代替作為偶像而存在的「神」的概念，所以絕不會是特定的人，而是一種概念，這概念需要存在於每個人心目中，但，胡思亂想也要也會有個方向，引發這個概念運作的動能在哪裡呢？ 是基於對生命／創造的愛，而不是基於對死／損失的恐懼。 在電影中，演員佐夫一家的蓬車停在一處休息，剛好騎士也停在那裡，可以說是一種萍水相逢的狀態。當時佐夫不在，米亞則在照顧孩子，騎士便與她聊起天來。不久，演員回家，隨從和沉默少女也回到騎士身邊。演員佐夫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為大家彈奏一曲自己的作品。本來米亞怕陌生朋友覺得丈夫無聊想阻止他，豈知隨從也有創作歌曲的興趣，於是佐夫就彈起魯特琴來了。 米亞與騎士的談話，出現整齣電影都沒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人聆聽他、憐愛他、企圖了解他。騎士自十年戰亂歸來，見到的仍是哀鴻遍野，所見之人際關係，不是恐懼就是操控，再不然就只有隨從與畫師那種冷嘲熱諷，連他自己也認為已迷失在對其他人的冷漠之中。只有當遇到佐夫和米亞，他才能見到這種善良、這種平和、這種笑容。這兩夫婦，對一些陌生人，獻出了自己僅有中的最好的給他們：音樂創作、關懷、牛奶和野草莓，而且，在瘟疫流行期間，他們還同用一碗喝牛奶。 這讓騎士發現了，他必須捍衛的東西。 救贖方案？ 對陌生人有愛，聆聽陌生人的痛苦安慰他們，對陌生人無條件付出最好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價值。相對於末日的平等性、無差別性毀滅；在這對演員的心中，存有對陌生人的、平等性、無差別性的愛。 其實，無論基督教的普世愛，還是世俗社會所談的公義，都要依靠大家對不認識的人存有這種無差別的愛，同意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才有可能。通過藝術創造而可以遊於宇宙之間，通過保持幽默感和創造力來以另一個視覺看見現實，雖是可貴，但創造原動力必須來自這種普世愛。所以，相比起演員，隨從就無法得救了，他的幽默感和創造力，都源於對死亡的恐懼；而他的見義勇為，也不是無條件的。 這為什麼如此重要？反過來看就知道了：缺乏對陌生人的愛，加上對死亡的恐懼，那些神棍才可以輕易煽動仇恨，讓大家群起來欺負佐夫；也可以隨意把瘟疫的責任推到一個弱小女子的身上，誣蔑她為女巫，而這個動作，就靠大家對陌生人的冷漠、無視才可以做得到。再進一步說，可能那些教士也自以為見到神也說不定。更誇張而悲慘的，是被誣為女巫的少女，被瘋狂轟炸、虐待、洗腦後，連自己也以為自己真的是撒旦附身的魔女。這些也是「另類視角」，但由於這些都不是根植於對生命的愛，所以，便一塌糊塗，累人累己。 其後…… 根據編輯的要求，是要談這個「末日出路」的問題。 以我見過文本之中，末日方程式不外乎三大類：接受、不接受和話之你。 話之你，今天有酒今天醉，做壞了這個世界令下一代要在廢墟中生活唔關我事。其他人提到末日就擔心一下，然後轉個頭又沉淪於消費當中。這類人應該是最多和最「正常」的。 舊約聖經裡的諾亞方舟、出埃及記、巴別塔等集體被神殺的故事，或極端教派集體自殺自救，或者教眾進行恐怖襲擊以推快末日／新世界的來臨，這些都明顯是接受末日／新世界的例子。 至於不接受的故事，就與「自決」和「救贖」有關，這就主要訴諸兩種方向：一是個人學懂愛他人的修為（通常都是宗教、靈修、心靈雞湯之類）；二是自我組織、連結起來反抗俗世建立出來的偽真理，亦即現在正把我們帶向地球荒廢的那個體制。 這兩種方式我私以為缺一不可。革命也好運動也好，如缺乏對陌生人的愛，只懂以死之慾的眼光不斷看結果、不斷保護已「獲取」的，而絕不看過程中生發的素質，這樣可以帶來很可怕的後果。可是，缺乏對體制和個人在體制中的位置的深切反省，被欺壓的無權勢者不群起而反抗的話，如此就想妄談改變，無異於自欺欺人：人不組織起來成為足夠反抗體制的力量，就只有等到地震海嘯等大災難真的發生，引爆了核電，才會有足夠的牙力叫停核能。 柏格曼的想法，應該較傾向於個人修身的部份吧，否則，相信整個寓言體系中，會出現較多不同層級的教士們的對話，或出現較多那些貧苦大眾面對死亡的不同想法，或是教士與信眾之間的經濟關係（中世紀的贖罪卷買賣就很有現代商品的象徵意味）…… 這種修身的傾向，令到《第七封印》的救贖方案裡，在具體的「個人」和抽象的「人類」當中，似乎沒有「社群」這個概念。一位注重獨立思考的重要性的藝術家，觀察到人在群體之中可能產生的盲目，是值得我們留意的。社群乃是孕育個體成為「人」的安全網，可以是共同體的建立，可以是無權勢者抵抗不公義的可能；但也可以是排斥異類、欠缺包容的單細胞性集體。在這個時候，個體的價值，與抽象普遍無差別的「人」的價值，就是平衡的基準。 可是，在電影裡，「社群」的出現，全都只是集體的盲信和胡來，人在社群中好像誓必失去獨立判斷。於是，能得救的只有長期不在社群當中的遊牧藝人，能在死亡邊緣暫時自救救人的也只有作為特權階級、知識份子的騎士和他那有一點墨水的隨從。被欺壓、被欺騙的人群，只有被虐待或者被救助的份，且最終還是免不了死亡。在談末日、自決、救贖的主題時，完全不處理小社群，單談精神自我救贖法，對於人類整體的將來，是否可行，實在大有商榷。就像全無社群關係的遊牧藝人佐夫，在面對人群和偽真理的欺凌時，是很無助的，只能被人打救，可是，在與騎士及隨從分別後，他又如何呢？再延伸一點去想，佐夫常說自己看到神的異象，這終有一天會激怒那些以神為專業的教士，到時他妻子會不會被誣為女巫，蠱惑丈夫？在當時的社會而言乃大有可能，到時，誰可以救他們？ 一齣電影未必可以處理所有相關於末日這個大命題的東西。不過，了解一個作品或一個人，都可以同時從他有和他沒有的、他是與不是的地方入手。最後，可能形成一種叫「批評」的東西，但這個「批評」到底是出於渴望了解的愛人之情，還是出於渴望「獲取」優越感，乃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吧。 不過，如果採用過度／延展閱讀的方式，也可以這樣說：怕死的人需要極多物化的儀式，以克服死亡的恐懼感，因此需要極多計算理性，去把自己的所得不斷累積。在啟蒙時代之後，在一個「神已死」的世界中，商品拜物教就成了取代神像而存在的，用以克服死亡的偶像。商業社會靠什麼來做到貨如輪轉？當然就要靠有系統和大量地生產、刺激恐懼感和匱乏感。然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當人們怕死的感覺越來越失控，地球被耗盡的一天，大家都不得好死的一天，也會更快到臨吧。 可是，要思考怎樣做，可能要先面對死神的這句甚有佛家意味的話：i am unknowing. 因為，末日到臨時，沒有人是無辜的。 筆者按： 由於不懂瑞典語，一切對對白的理解，只源於英文字幕。 [1] 當然，從歷史中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些戰爭往往都附帶一些特權階級的經濟獲益。 [2] 《伯格曼論電影》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 如想對「物」這個概念有更多不同方向的思考，推薦各位看Arjun Appadurai所編的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視野中的商品》 ) [4] 所以當現代社會的「遊戲」越來越個體化，越來越要分輸贏的時候，就代表這社會的創造力，亦即是生命力，出了很大的問題了…… | |||||
| Posted: 16 Sep 2012 02:42 AM PDT 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 傅国涌
中文网络论坛的兴起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其影响正与日俱增，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几位青年朋友化了大量时间、精力将近年来网上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文字汇编成书，即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编者几次托熟悉的朋友要我写几句话，对我来说确实感到为难，因为我平时上网不多，更没有在论坛上发过帖子，从未参与网络上的那些争论，可以说完全是个局外人。但一方面诚意难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文网络论坛早日成为一个理性、成熟的公共平台的期待，我就答应下来了。【此书原名《网络狼烟》，最终没有出版】
互联网这个新事物的出现能否推进中国融入主流文明的进程，取决于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不能学会理性、负责任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学会对不同的、乃至完全对立的观点的容忍。"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的这哲言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一个社会只有"一边倒"的声音一定是不正常的。换一句话说，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有赖于不同意见都能多元共存的舆论空间，哪怕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很激烈、很尖锐，只要不诉诸其他非理性的方式，那都是正常不过的现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分歧，不能要求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思想、观点、看法都能和平共存，都能得到同等的表达机会。在一片辩论、争议声中，社会才有活力，才会有进步的可能。网络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证明。由于网络文字比较匆忙，金子与泥沙俱下，有些行文或显得粗糙，有些知识性的疏漏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订正，而且我也并不认同书中的不少观点，但编者在大量的网文中搜罗、甄别，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场远未结束的网络版民族主义争论中，编者当然不会没有他们的立场，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排斥那些与他们观点相反的文字，而是客观、中立地容纳了双方、甚至多方的不同意见。 借此机会，我还想谈一下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的看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凝结着无数世代先辈们的智慧、心血，只有建立在这样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同时具有世界胸怀、世界眼光的民族主义才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人们可以通过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获得民族尊严感。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危机中，包括大批留学欧、美归来、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内，哪怕是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我们都能体会到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他们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出于对自己栖身的这片大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同胞，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温情与爱恋。他们既不媚外，也不排外，即使在抗战的烽火中，西南联大精神中依然蕴涵了"中华情结、世界胸怀"，让学生深受教益。 相反，那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一味排外的民族主义只会导致褊狭、仇恨和狂热，这是盲目、狭隘的"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是民族自卑和"合群的自大"的产物，其中包含了"偶像崇拜"的成分。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逃避自由》作者弗洛姆说过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 当"关天茶舍"等网络论坛把民族主义这个老话题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深感从义和团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如果我们还不能步出"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那是多么巨大的悲哀。弗洛姆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吗？ 2004年6月26日 杭州家中 | |||||
| Posted: 16 Sep 2012 02:11 AM PDT
向齐氏文化基金会推荐顿珠旺青获"推动中国进步奖"文/唯色 齐氏文化基金会在澳大利亚，2008年设立"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有志于此的作家、艺术家、独立制片人等。创办基金会的齐家贞女士曾在中国坐牢十年，就独立制片人的努力说过："他们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表现当代生活中太阳照不到的角落，特别是反映弱势群体的真实境遇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 6月时，齐家贞大姐来信，希望我推荐一部藏人拍摄的纪录片，而我毫不犹豫推荐的，是顿珠旺青（即当知项欠）拍摄的《不再恐惧》，并在推荐词中这样写道： 纪录片《不再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 ，又译"无畏"）拍摄于2008年3月全藏地爆发抗议之前，是第一部由境内藏人拍摄的关涉真实与证言的纪录片。 编导顿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又写"当知项欠"）——35岁的安多农民，年迈双亲的儿子，羸弱妻子的丈夫和四个幼稚孩子的父亲——与他的朋友、僧人久美嘉措，带着简单的摄像机，骑着摩托车，遍访辽阔藏地，历时一年有半，记录了上百位男女老少——僧侣、牧民、农民、商人、学生——对北京奥运会、尊者达赖喇嘛以及中国统治西藏的意见。 之后，顿珠旺青于2008年3月底身陷囹圄，2009年底被秘密审判，获刑6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被关押在青海省西宁市某监狱。他因这部长度为25分钟的纪录片获罪，可谓1分钟换来刑期约88天。协助拍摄的久美嘉措也几次被拘押，受尽酷刑。 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什么？以真实的面孔、真实的声音出现在《不再恐惧》中的普通藏人说： "我们乐于看到这届奥运会，但是我们的想法很多都被歪曲了。中国（政府）以保证改善中国和西藏的状况为条件才获得这届奥运会的举办权……然而，在他们获得举办权后，人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相反，压迫却越来越严厉。" "我们的语言面临危机……在藏区到处都有汉人。你到处都能看到汉人，到处都能听到汉语……西藏人并非没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继承自我们祖先的丰富的文化。" "我们不能自由张贴达赖喇嘛的照片，所以我们只能把照片藏起来。如果被政府发现了，他们会没收这些照片。" 对于多次从网络上看过这部纪录片的我来说，尤其难忘其中一个片断——一位衰竭、贫穷的老僧坐在黑暗的角落泣不成声地说："达赖喇嘛的回归是我最大的心愿和梦想，但是这看来是难以实现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我向您祈祷……我只要听到他的名字，我的内心便充满了信仰、忠诚和深深的悲伤。局面毫无希望。我感到身心交瘁，就好像一个人独自走在漫漫无尽的长路上。" 事实上，这部纪录片珍贵地记录了藏人们被压制太久的声音，以及他们丧失的痛苦、迫切的愿望、顽强的坚持。而顿珠旺青因此蒙难，证实了他所拍摄的纪录片的真实性，正如他的朋友所写的："真相就是如此简单，你只要花25分钟看《不再恐惧》，你就会掌握到所有必要的背景知识，领悟到某种形式的起义，在西藏肯定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迄今，《不再恐惧》已在全世界超过30个国家放映，译成7种语言，包括中文。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纽约、伦敦、温哥华、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慕尼黑、东京、台北等世界诸多城市，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顿珠旺青的全球行动也一直在进行中。 鉴于此，我推荐顿珠旺青的这部纪录片获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特殊奖。 2012/8/10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藏人电影人顿珠旺青荣获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 "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4.html  | |||||
| Posted: 15 Sep 2012 11:16 PM PDT 开通了xiaolai.github.com（也可以用http://github.lixiaolai.com访问），准备用几个月的时间，慢慢迁徙到github上。 (有读者问，为什么不更新了？不是不更新，而是最近用来学东西的时间太多，没时间往外倒东西……) | |||||
| Posted: 15 Sep 2012 10:10 PM PDT 本文作者：小蓟·夏静好 发生于2011年的诸多事件中，让帕特里克•摩尔（Patrick Moore）最生气的，无疑是德国立法取消核电的消息。去年，他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就扬着那对神气的白眉毛说：政府允许德国核电站运行更长的时间，是勇敢而正确的决定。他认为，在清洁能源发展之前，使用核能是人类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最好办法，"燃烧煤、油和天然气不仅污染空气，而且对健康造成巨大威胁……核能可能会解决这些问题。" 30年前，他帮助建立了绿色和平组织，如今他批评那些反对核能的环保组织"在煽动人们的恐慌"。他的反对者们，尤其是来自绿色和平的那些人指出，这老头在一些核工业的相关机构担任顾问，他是在为利益集团代言，从中牟利。老头的支持者们蹦出来说，除了支持核电，帕特里克还支持转基因食品，可他与转基因食品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今年，老头在他出版的书里说：支持核电和转基因食品，是为了保护这个星球。 值得信赖的科学顾问
帕特里克的故事可以算是环保组织中的无间道了。绿色环保组织的第一次活动是在1972年，当时的成员乘一艘老旧的渔船去破坏美军在阿留申群岛上的核基地。绿色和平中惟一的科学家帕特里克就在船上。上世纪70年代，帕特里克曾被视为一个为绿色和平量身定做的科学顾问。他坚毅勇敢，曾因坚持调查核试验而多次被当地军方拘捕。他还是加拿大大英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态学博士，在那个博士不多的年代，像这样热心参与环境运动的年轻科学家可不多见。曾与帕特里克在绿色和平共事过的老朋友回忆："当媒体想找人谈论科学问题时，我们就把帕特里克推出去。"帕特里克解释问题简洁而直接。"在那种时刻，他总是值得信赖。"帕特里克曾以绿色和平科学家的身份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信心满满或是目光悲悯的大幅照片经常刊在报纸上，他的形象和个人经历都符合人们对环保人士的预期。 退出那个"不够科学的组织"帕特里克出生于一个在荒地上谋生的家庭，父亲是伐木工，母亲家世代捕鱼。回忆起自己出生时的那个海边小镇，帕特里克常说："我在一个天堂里长大。"小时候他经常坐在小舢板里"低头看那些海洋生物"，或是去"长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的森林"里游玩。正因为热爱自然，长大后，他选修了生态学，参与了环保组织。然而，这样一个为"绿色和平量身打造"的科学顾问，有一天，从环境运动中倒戈了。 在外人看来，帕特里克的叛逃更像是发生在1985年的一场突发事件。那年10月，有人交给了波士顿市政厅一份提案，要求禁止使用市政建设资金购买聚氯乙烯产品，因为PVC燃烧后的二恶英可以致癌。让战友们吃惊的是，帕特里克站在了PVC的辩护席上，他说：禁用PVC不符合公共利益，"这个论调基于了错误的科学数据"。帕特里克辩称：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二恶英排放量已经降低了90%以上，空气中的二恶英远低于健康标准的上限，不需要担心少量二恶英的释放。那是帕特里克最精彩的公开发言之一，兴奋处，他含沙射影地指责了这项立法背后的各种政治势力，他公开批评那些反工业化的卢德分子正在利用环境问题进行政治投机，"那些人用绿色来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 ……总之，他开始了"对环境保护论的改良"。他退出了绿色和平，因为那个组织"不够科学"。 用自己的方式"保护我们的星球"
帕特里克为何转向？有传言说，这是帕特里克在绿色和平内部夺权不成愤而暴走；有人认为，这显然出于利益驱动。一批反对者甚至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公布帕特里克与核电集团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肯定地说："这个撒谎的胖子，他显然收了核电集团的钱。"2006年，绿色和平发表了声明，认为帕特里克是核电集团和污染企业的代言人，还解释说帕特里克只是绿色和平早期的成员，并非创立者。帕特里克也没闲着，他先是写各种文章解释"我为什么离开绿色和平"，今年，他索性出版了一本书《一个绿色和平逃兵的自白：合格的环境主义者的成长之路》。一个坊间流传的故事说，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在帕特里克家看到了他精心收藏的剪报，这个老头儿会把所有自己在媒体上的言论从报刊上剪下来，小心翼翼地粘在一个剪报本上，从绿色和平时期，到支持核电时期。他认为过去和现在，看上去不同，目的却始终如一，他一直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保护着我们的星球。 从绿色和平退出后，他先是养了几年鲑鱼，绿色和平曾称，海水养殖业在破坏海洋环境。海水养殖业会不会污染海洋？帕特里克要证明给人看。他很快成了鲑鱼养殖户联合会的头儿，几年后，因市场上的鲑鱼供过于求，他破产了。破产后不久，帕特里克参加了加拿大大英哥伦比亚森林联盟，那是个由木材工厂创建的组织。在那个联盟里，帕特里克发现了自己的调停能力，他坚守自己的顽固，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业界对政府的森林保护规范的抵制。帕特里克喜欢上了这份调停的活儿，1991年，"为了在生态平台上科学的促进可持续发展"，他成立了自己的"绿魂组织"（Greenspirit），并特别致力于应对全球变暖，鼓励发展核电和转基因食品。 "还算合格的环保主义者"
2002年，新加入的年轻人帮他注册了从事环境咨询的绿魂战略有限公司，由他担任这个机构的首席科学顾问。当然，帕特里克不是双面佳人，绿色和平时的一位同事骂他："一个工业界雇佣的娼妓，环境人士中的犹大，他靠牺牲原则牟利。"帕特里克不承认自己曾牺牲原则。他说，幼年时的生活令他的环境观更理性，他醉心于自然，却又深知自然是要为人服务的。 "考虑到有60亿人需要吃饭，我们不能对自然'顺其自然'，我们别无他法。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把活儿做得更漂亮、更高效？"帕特里克身上的两面性让人困惑。他出了两本书，感性的图片集子《树就是答案》和理性的分析作品《一个绿色和平逃兵的自白》，他自称"还算合格的环保主义者"，但他也说，"保护环境，需要折衷"。 本文原发于果壳网(guokr.com)"科技视点主题站"《帕特里克·摩尔：叛逃绿色和平》 | |||||
| Posted: 14 Sep 2012 08:30 PM PDT 武汉公交车上看见的，一小伙子拿自己的钥匙扭紧公交车把手的螺丝，为所有做好事的人求人品！ 顶5036:: 拍-77:: 137条评论 我干着财务，搞着出口，当着文秘，跑着业务，管着采购，表面后勤，实为司机。尼玛今天我负责发工资的时候发现，除了门卫我的工资是最低的！真心糗，顶过千我就把老板吵了，过万我就携款逃跑，说到做到，玛德！ 顶47218:: 拍-940:: 806条评论 二货媳妇的杰作 顶27322:: 拍-565:: 295条评论 说个悲催的，楼主重症监护室护士一枚，今天有个老太太做的全麻手术，我看了下病例，自己骑自行车摔得右股骨骨折，因为要确认患者是否清醒过来了，所以拍拍老太太肩膀问了句醒了没，gc来了，老太太抓着我的手不放，说了句，就是你撞的我，，，瞬间整个icu安静了，，，， 顶8893:: 拍-228:: 131条评论 早晨看到这一幕………………割…糗百精神果断分享…有爱的人还是很多…敬礼…一路推到大爷摆摊地方 顶3140:: 拍-79:: 174条评论 一个女生问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说喜欢她那种类型的！她就说，太好了，本来想跟你表白的，现在把这机会让给你，快过来，跟我表白！………………瞬间被秒杀啊 顶9171:: 拍-246:: 132条评论 刚才看个一个人带孩子的，哥也是一个人带着女儿，她妈妈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以志愿者身份去救灾了，再也没回来，那时她才一岁。没妈妈了，别的地方我就尽一切可能满足她，不过随着孩子越来越大，我也觉得越来越不方便了，一个大老爷们天天刷锅，洗碗，扫地，看孩子，洗衣服，做饭……真的很糗，幸好还有自己的事业，希望宝贝健康快乐的长大 顶3482:: 拍-91:: 205条评论 去年笔记本开不了机，找到当初一起做销售的朋友让他帮我看他说主板烧了，拿去售后要一千多，他帮我换给800就行了。前天笔记本清灰无意问工作人员你看这主板换过吗？工作人员淡定的说，完全没有拆过主板的痕迹。。。当时我就震惊了！ 顶337:: 拍-6:: 14条评论 首次发，刚刚坐公交车，一中年人好像是没刷上卡，司机让重刷，中年人不刷，然后吵了几句，咯咯咯咯，这时，有个老人开始说那中年人，说，别特麽跟司机吵，一车人安全你负责得起？你个贱人，贱人，中年人被两句贱人骂的火了，站起来了，老人一看，华丽丽来了一句，你准备好钱再打，没钱就别打，你个贱人… 顶8617:: 拍-264:: 124条评论 我是一名路桥现场管理员，有一位没有了右手也来砌片石的民工。。。是这样割吗？。。。就冲着他，我给他们砌片石的单价比市场高10块钱一个立方，为此我被老板骂了，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值了！相比之下有些身体健全拥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我对他肃然起敬！"身残志坚，自食其力"这样的词语用在他的身上一点都不过分。在这里为他求人品，愿他一声幸福快乐。。。附图一张。。。 顶2556:: 拍-75:: 120条评论  | |||||
| Posted: 15 Sep 2012 08:20 PM PDT 我到底是誰 "我等之見解為，下述真理不證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賜，擁諸無可轉讓之權利，包含生命權、自由權、與追尋幸福之權。" ——《獨立宣言》 蘇格拉底曾說過"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他告訴我們需將人生訴諸於叩問，使得真正過上一種"尊德性"的生活。"我從哪裡來，在哪裡，向哪裡去？"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長久關切的問題，因它含著"我"這個"生命本體"與存在的思考。然而，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解決一個看似不成問題的而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即"'我'究竟是誰？"。這個問題是對作為"生命本體"的"我"的關注與思考。 "我"是"人"。人，大千世界中的生命之一，也是具有特殊性的一類生命。在進化論者眼中，人是動物，只不過是一種高級動物。在有神論者眼中，人是神創造的，因而具有某種神聖性。宗教或者信仰帶給人類理解"人"另一種維度。由於中國歷來在思想領域對於"生死問題"的規避，儒家倫理的根基性的地位以及近世以來科學主義的大行其道、現世國家意識形態的基調，人理解自身的這樣一種維度消滅殆盡。近代西方能提出"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理念，恰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宗教維度的。西方人理解並守護著"人"之為"人"的必不可少的東西。反觀中國，在家族化、等級化、現世化的儒家思想影響下，其實"人"的含義並沒有真正被彰顯出來。"我是誰"的問題在中國歷史間根本不重要，也就不值得思考。在中國傳統語境下，"我"是"我們"中的"我"。"我"首先是有歸屬的，而且這樣的歸屬是根深蒂固，不帶懷疑的，在這樣的歸屬中，"我"應該為"我們"進著"本份"。"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我的存在本身，"我"的存在意義也非因著我生命品質的高低來評判，為了"我們"才是一切的始點和終點。在西方，康得提出了"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至今我們國人或許只是聽聞，很少有人理解，更談不上運用。缺乏建立在宗教感上的神聖性依歸，加之對於人本身認識的錯位，"人"在我們這個國家始終不能站立。 現如今，我們有理由撥開"人"本身的附著物，將"人"還原到他本身的樣態，將人的概念彰顯出來。"我是人"這是對"我"的定位。究竟怎樣理解是"我"，怎樣理解"人"呢？ 先說說怎樣理解"我"。 "我"應該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存在，這樣的生命個體是具體的、鮮活的、實在的。錢理群先生曾說："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是很少有'個體'的人存在的。"沒有了個體，就不存在真正的"我"，而正是因為這樣"個體"的價值與意義才會輕易的被忽視與壓抑。 "人民"這個概念在經歷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蕩滌之後，"人民"與"敵人"成了對立的概念。在我們的國家，"人民"這個詞彙用的很廣，在應用廣泛的情況下，"我"就更加微不足道了。"人民"總是和"群體"相關聯的，而"我"要麼是在"人民"中，要麼不在"人民"中。"我"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因為判斷"人民"還是"敵人"的標準異常模糊。民間常有戲語，不妨引來：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人民"運用的廣泛，凸顯了個體的渺小。再看另外一個概念"公民"。相比"人民"，公民則是法律概念。之所以說是法律概念，是因為"公民"在法律中有明確的界定，清晰地表明瞭權利與義務。"公民"也好"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是實在的、明確的。當發生侵害，"個體"就會有訴諸法律解決的方式。就這樣，個體收到了保護，而個體的意義也得到了彰顯。當抽象的人民概念壓制了具象的公民概念，個體的微不足道就不言自明瞭。 記得魯迅作品《傷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曾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錢理群先生在分析這句話時這樣講到："這裡的中心詞顯然是'我'，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幾乎可以看作是五四思想與文學的基本主題。五四文學之所以那樣風靡一時，就是因為塑造了有著鮮明個性、獨立意志、努力掌握自己命運的男女主人公形象，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人"。錢先生還說："魯迅先生在《文化偏執論》裡，對於"累"的觀念，即把人歸為某一"類"，而不是某一"個"，提出質疑。"是的，如果沒有"個體"存在、認同與尊重，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和良法之治，就不會有對"個體"的保障，憲政也就是海市蜃樓。實行憲政，可以把政府關在籠子裡，不但不能作惡而且適應現代要求積極作為更好的保障"個人"，但是如果沒有對於"我"的清醒的認識，是不可能有"權利至上"，不可能有"有限政府"的，所以我們需要反思我們歷史中有"我們"，沒有"我"的傳統，真正回歸作為生命個體的"我"上，把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或許就是"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吧。 再說說怎樣理解"人"。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備必不可少的且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及尊嚴。我們如果想有尊嚴地生活，必須要意識到人本身就應該有尊嚴，這尊嚴並不是國家、黨派、他者賦予的、恩賜的，而是與生俱來的並且需要精心呵護與維持的。如果失去了這些權利與尊嚴，就不稱其為人。 在認同這些權利與尊嚴是"人"所有的不可剝奪的前提下，我們更需要在思想與行為上認同它不僅可歸於"我"這個生命個體，而且可以歸於"他"這個生命個體。我們不但要關切自身，而且要關切他者。我們需要有一種"共同體意識"。在他者遇到"人"的損傷的時候，要挺身而出。不能僅僅是咀嚼著自己的小小的悲歡，而是應該關心與我們同呼吸共命運的生命他者。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留下的短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一一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會員,我沒有說話一一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一一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所以，當我們理解"人"時，要理解我們之為人所擁有的權利與尊嚴，更要意識到人類是共同體，要有共同體的精神。西方社會具有這樣的共同體的精神和情懷，得益于西方公民社會的長期的發展與成熟。 要想真正實現憲政，需要培育共同體精神。 一國家當動盪變進之時,其已往歷史,在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範著它的旁趨,此乃人類歷史本身無可避免之大例。 ——錢穆《國史新論》 當今的中國需要重建，否則我們無法"繼往開來"。錢理群先生曾提出中國需要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價值重建"、"文化重建"、"生活重建"，我同意錢先生的判斷。 然而，在進行重建之前，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我究竟是誰"的問題。通常，我們會說我們是中國人，但仔細想想恐怕這句判斷句不過是對於國籍的確認，而又有多少"中國人"真正瞭解"中國"，瞭解她的過去與現在，瞭解她的傳統？ 其實，我們是迷失的一代。迷失不是自我們開始，也註定不會以我們這一代為終結，然而這種迷失還將持續多久我不得而知，只是希望這樣的迷失早一點離我們國人而去。或許，將我們這幾代中國人放置在更長遠的歷史時空中審視，或許我們將作為歷史間歇性震盪中的必然受損者承擔著迷失之痛，但是能否從震盪中走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乃至日後這幾代人。 我們不瞭解自己的過去，與傳統可以說有了徹底的隔閡或者斷裂，不必說古中國悠久的文化，現在就連作為文化的承載的文字都認不識、寫不出、讀不懂。那些正體、豎排、文古文與我們的生活就像我們同甲骨文那般遙遠。文化延續一旦受了重創，恢復是何其艱難！歷史有著座標意義，通過它我們將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清晰準確定位，以至於知道我們將向何處去。然而，正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國近百年來，可謂走上了前古未有最富動盪便進行的階段，但不幸在此期間，國人對已往歷史之認識特別貧乏，特別模糊。"雖然錢穆先生此語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可今天依然貼切。失去了文化中國之根，又喪失了對歷史的認識，我們往往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不知道我們是誰的迷失中行進。 傳統可能會在"物化"的層面看不見摸不著，我們或許因這點說它消失了，事實上它浸入了我們血液裡，從我們的舉手投足與思考中體現出來，只不過每個人的程度不一罷了。而這些傳統或適合現代，或反現代，都在起著作用，使得我們自覺不自覺地進行判斷。 通常，我們可以通過歷史瞭解傳統。朱學勤先生曾說："歷史是非常奇妙的！歷史根本不像我們小時候兒歌裡面講的"太陽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瑪瑙在一起"。不！太陽和黑子在一起；太陽和陰影在一起；珍珠和垃圾在一起；瑪瑙和糞便在一起；最光明的和最陰暗的在一起。歷史在某一時刻斷裂了，而又在斷裂處深刻地連接了起來；在斷裂中相連接，在連接中斷裂。歷史從來不是教科書告訴我們的那樣康莊大道，而是在筆直處拐了彎，把很多東西都拋在了後面。"歷史本身是奇妙的，書寫歷史的人和方式也是出奇的，你不小心就可能被忽悠。如果真正要回答"我到底是誰"的問題，需要把歷史的情況真實的呈現出來，而不能基於一時功利的考量去篡改或修剪，否則這個國家、民族會為此付出代價。 當與我們血肉相連的過去被清晰地還原開來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真正觸及傳統，去真正剔除糟粕、保留精華，才可以真的回答"我到底是誰"的問題。當那天來臨，我們恐怕就不會再只依靠摸著石頭過河，而是真正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中國的路是如此的泥濘，如此的崎嶇，我們背上的包袱太重、太多，我們拖著的是一個古老帝國長長的尾巴，邁向未來的路必定不會平坦。弄清我們是誰，要求我們真正地撥開迷霧，看清我們的過去，找到座標，繼而向前行進。 | |||||
| Posted: 15 Sep 2012 08:12 PM PDT 自由的條件 ——兼與周保松、王建勳兩位老師商榷 冉夷僑 （中國政法大學 國際法學院2008級本科生） 最近，王建勳老師發表了《市場制度有利於每個人的自由》的文章，來回應周保松老師《市場、金錢與自由》一文。 王建勳老師開篇即指出，周保松老師撰文批評"市場自由主義"、質疑市場與自由的關聯、甚至質疑私有財產制度，主張政府干預和財富再分配。王建勳老師的全文竭力維護市場自由主義，認為市場不會削損一部分人的自由，相反"市場制度有利於每個人的自由"，市場自由主義"在邏輯上更加自洽，在倫理上更加正當，在實踐上更加可行"。 在不少學者看來，當今中國的許多問題，源於公權力不受約束、市場在政府的強力干預下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因此，限制政府權力、讓市場的功能得到有效發揮，是當務之急。在這種"背景"下，強調和呼籲"小政府、大市場"，無疑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們善意地理解我們的論辯對手，我們至少應該假設他與我們共用同樣的背景理解。同時，即便他"錯"，也不可能"錯"得如此輕易。聯想羅爾斯的學生科斯科爾德在回憶她的老師時，總會提到她的老師上課時的這段話："我們並不是要去批評這些思想家，而是要將他們的立場解釋到最佳狀態，再看看我們能從他們身上學到些什麼。"解釋到"最佳狀態"之後的論辯，也更有分量。 雖然周保松老師身在香港，也不能說，他對於這種"背景"毫無瞭解。相反，仔細閱讀周保松老師的文章，其中幾處都透露出對於這種"背景"的理解與關切。 因此，我理解王建勳老師對於市場自由主義竭力維護的良苦用心。但是，就其開篇對周文的批評而言，似乎他並沒有很好地理解周保松老師本文的意旨。 在我看來，周保松老師對於"市場自由主義"並不贊同的理由是，它無法實現它所期待實現的目標，即市場自由主義雖然追求"每個公民平等的自由受到充分的保障"，但是僅靠市場並不能保證所有人的自由。 其中，周保松老師並未"質疑市場與自由的關聯"。相反，他認為，市場與自由是密切相關的，但是市場並非無時無刻在增加所有人的自由。他的文章並不是要給"市場、金錢與自由"的關係下一個定論，而是希望引發人們去關注或許忽視已久的狀況，即"財富影響自由"的面相。將這種面相納入考慮範疇，進一步的思考就不是在"要不要政府干預"方面著眼，而是對"怎樣干預"思考、對"社會再分配"思考，因為這些問題直接關係到窮人的"自由"和"社會總體自由"。所以，討論"私有財產"並非質疑私有財產制，論及"財富再分配"也不是主張平均主義，這些都在力圖論證，"財富的多寡直接影響自由的多寡，所以財富的分配同時是自由的分配"，進而提出堅持市場自由主義者必須嚴肅面對的情況：當真正市場至上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而財富又與自由息息相關，社會中的人就會質疑市場自由主義者的理論構想，因為他們的目標並不能通過他們提供的方式有效實現。 因此，與其說周保松老師在質疑市場自由主義，不如說他在關懷自由主義，希望引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於直面現狀、勇於檢討與修正，不要停留於"古典自由主義"的教條。在我看來，周保松老師此文有相當的關懷與意旨，也應該得到足夠善意、準確地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周保松老師的字裡行間似乎有這樣一種前置的立場與理解："自由"值得珍視、非常重要，應該為所有人享有的同時，它只是諸多重要的價值之一，我們不能因為自由價值本身的重要，忽視其他價值的意義，比如本文並未明說的"正義"。以這樣的前置理解去對待自由，與將自由視為牢不可破的首要價值的理論構想，註定差異明顯。 接下來，本文主要從"財富影響自由"這個命題切入。在王建勳老師看來，周保松老師的這一觀點"錯得離譜"。或許是為了討論方便，周保松老師將金錢作為財富的代名詞進行討論，指出了經濟地位不平等的主體間所享有的自由程度會存在差異，即財力雄厚的人比身無分文的人更有條件去選擇，而這種選擇的範圍、程度影響著自由的水準。 在我看來，周保松老師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來理解關於自由的一個十分重要問題，即"自由的條件"。 一個人的自由取決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自由的"外在條件"，即這個社會是以一種什麼樣的方式來安排，使得一個人有許多扇門向她敞開；另一方面，自由的"內在條件"，即這個人是否真正有能力選擇從哪扇門經過。簡而言之，一個人的自由取決於向她敞開的選擇項的範圍以及她在這些選項中作出選擇的能力。 周保松老師討論金錢的多少對於自由有影響，或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闡述的，即將金錢多少作為一個人能力強弱的某種程度的表現，一個人金錢多即可在某種條件下增加她可選擇的範圍與程度，進而增加她的自由，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前置理解：自由是需要條件的。想必周保松老師不會不知道"天賦人權"，也不會理解不了自由在觀念意義上不由"分配"得來，在這裡，討論自由的方式不是借助理念宣導、歷史發生學，而是透過概念分析，即當我們談論自由的時候，說某人自由地做這做那，或者自由地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生活，意味著什麼。那麼，我們必定遇到這樣的問題：一個人的自由是有條件的，這裡的"條件"不是與"絕對"相對應的意思，而是說具備什麼樣的要素，才可以保證一個人能夠自由。 針對自由的外在條件，我們可以問，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說一個選項對於某人而言是可供選擇的。要回答這個問題，似乎可以轉換為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時候，一個選項是不可選擇的？ 很顯然，一個人被捆綁或是在監獄時，我們會說這些人有極少的自由，因為身體限制不允許她去做原本可以做的事情。因此，身體上的妨礙會導致自由受限。需要注意的是，在這裡是從概念上分析這個情況，而不能去問是什麼導致這個人遭遇捆綁和關進監獄，如果她是因為犯罪而關進監獄，那麼她的自由就應該受限。這種理解既不是進行概念分析，也增加了許多新的條件。 除了身體上的限制之外，當選項附著各種制裁、威脅時，這個選項也會變得不可得，尤其是法律作出了限制。比如，國家將"不系安全帶定位違法"、"只允許攜帶醫生的處方才能買一些藥品"等等。 由此可見，身體上的限制、選項附著制裁和威脅都會削弱自由。請注意，這是客觀描述，與人們是否認同、會不會有爭論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存在廣泛爭議的問題是，當一個選項是有成本的時候，某人因為成本原因而在選擇時卻步的情況。需要限定的是，這裡的成本並不表現為懲罰或制裁的形式（上文已討論）。舉個例子，比如一個身無分文的人有在香格里拉大飯店就餐的自由嗎？周保松老師因為金錢的理由而認為自由受限，而我關心的是，我們可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如果說"沒有"，因為事實上那個人不可能在香格里拉大飯店吃飯；如果說"有"，因為唯一對她構成威脅的是她自己缺乏財力，而不是香格里拉大飯店的主人或任何其他人有意不讓她在哪裡吃飯。然而，我們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它真的重要嗎？ 事實上，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思考個人自由與政府關係的方式。原因是，在政府推行政策的時候，有一部分政策是需要把資源從一部分人手中轉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特別是從經濟狀況好的人手中轉移到經濟狀況較差的人手中。我們需要知道的是，這種做法是否真得增加了受益者的自由，或是減損了貢獻者的自由，或是二者都是，或者都不是。 如果成本是一個問題，我們能否說，當成本達到一個值之後，人就不再自由了？再思考這樣一個例子：比較兩個人，其中一位是中等收入者沒有五萬元去海島度假；另一個同樣收入的人需要做一個手術緩解痛苦，需要的花費同樣是五萬元。我們在表述這兩個人的遭遇時，為什麼會使用不同的語彙，即當我們面對第二個人時，我們會說，他沒有做他需要的手術的自由，而面對第一個人時，我們通常會換另一種說法，我們會說他有度假的自由，只不過消費不起？ 或許可以這樣理解，昂貴的假期屬於奢侈品，它的分配可以合乎情理地留給市場，沒有人有任何義務為她提供這個假期。相反，國家有義務確保每個人得到充分的衛生保健，無論是通過公共服務的方式，還是通過調整健康的保險市場。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做出一種選擇的成本會不會對自由做出限制，不僅取決於成本有多大，而且要看成本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是否應該有其他人應該為成本的存在負責。仔細閱讀周保松老師的文章，也蘊含著這樣的思考，只不過是下一篇文章所要探討的問題。 周保松老師在文中還質疑了這樣的觀念，即政府做得越多，人民自由就越少，而這種觀點恰恰是市場自由主義者堅持的。在我看來，首先，政府確實會限制自由。但是，需要追問，限制自由都是沒有正當理由的嗎？答案未必如此。有時候的限制是有正當理由的，比如開車系安全帶、騎摩托車、非歧視（國家要求旅館經營者無種族偏見地服務）等等。與此同時，需要看到，政府行為也可能促進自由，理由是，它給人們提供了一些由於成本原因而本來無法進行的選擇。當然，有一點需要注意，我們要留心，政府有沒有在敞開一些選項的同時關閉了其他更重要的選項。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政府行為增加選項，進而增加自由的外部條件這個情形。 轉向"自由的內在條件"，即一個人需要有真正選擇的能力。什麼是真正選擇的能力呢？或許，我們還可以從反面思考。什麼情況下的選擇並非真正的選擇。比如說，那些為衝動或癮癖所控制的人（忍不住要入店行竊者、要得到再一次注射的癮君子），雖然在做決定的一瞬間會聽從自己最強烈的渴望，但是在時候反思時，他們知道這些並不是他們想要的。所以，真正的選擇意味著當事人並非是基於衝動而被激發。再比如，一個孩子無論什麼時候都聽從她的媽媽的想法去做事，但是我們很難說這個孩子有做事的選擇，因為真正的選擇要求某種獨立性。簡而言之，真正選擇的能力需要非衝動的、獨立的作出。 我們或許會問，怎麼樣才能增加自由的內在條件？方法或許是，增加大量的可替代選擇。這樣做的好處是，人們不會想當然地以為某一種信念或生活方式是必然正確的。所以，如果一個政府想增進自由，可以通過鼓勵社會的多樣性做到這一點。具體的政策可以作為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如果一個政府的教育體制的設計目標，是為了鼓勵學生對自己從父母那裡繼承的、現有社會當中吸收的信念與價值，進行批判性地思考，同時要求學校招收來自不同社群的學生，而不是只允許某個群體入學，那麼他們就會接觸不同的信仰與文化價值。當然，社會當中的人千差萬別，有的善於獨立思考、有的則似乎天生順從，而關心的重點或許不在此，而在於政府應該為那些想要選擇的人提供必要的有利條件，否則在制度框架下生活的個體，並非都能夠有效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正如前文所說的，追求自由需要條件。 因此，自由的條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天賦人權"、"自由平等"這樣的理想很重要，也具有道德感召力，然而，當個體生活在制度框架下的時候，我們面臨得是活生生的問題。如果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過上一個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而自由又是不可或缺的時候，理想的制度設計當然是促進所有人的自由，而問題就是，市場自由主義是否如她所宣稱的那樣可以回應人們的期待。 不可否認的是，自由在當代社會具有很高的價值。然而，個人自由又必須以各種方式加以限制，因為還有許多合理的社會目標要求對個人行為加以限制，比如為了保護環境，制止亂扔垃圾、實行嚴格的垃圾分類。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度的人們都會在自由與其他價值之間尋求平衡，但是這種平衡到什麼地步？有沒有一些領地是完全正當不可侵犯的，無論限制自由之後會帶來多好的結果？或許，這些都是存在廣泛爭議的問題，而正是這些問題給予我們更好地關心自由，關心我們的共同體當中的個人。 在處理自由的條件這個重要問題上，周保松老師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然而單純以金錢作為討論分析，似乎力度和面相都有欠缺。王建勳老師則沒有很好地從周保松老師行文地思路來理解周保松老師的關切，只是從一般的論述層面對自由至上的觀點進行反駁，缺乏對於關鍵問題的概念分析。 當然，或許根本的分歧在於，兩人對於"什麼是一個理想社會"、自由在理想社會當中的價值位次的理解有相當大的不同，只是反映在了對自由問題的討論上而已。 （本文參考了David Mill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和Alan Werthermier, Liberty, Coercion, and the Limits of the State，特此說明。） 2012-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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