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牛脖

仅供存档

Saturday, September 29, 2012

政府建議將啟德多用途體育場館改設於欣澳，並清拆香港大球場

Posted: 29 Sep 2012 11:52 AM PDT

今晚看新聞報導，發展局局表陳茂波表示，原計劃於前啟德機場舊址興建的大型綜合體育館（當中有足球場設施），現時發展局建議將此能夠容納五萬名觀眾的場館，移到大嶼山欣澳與建，啟德舊地則改建住宅單位．．．

其實較早前，我已經聽到有關消息，當時我的反應，是認為此建議，是等於給香港足球發展判了極刑。
要球迷入大嶼山欣澳看球賽？真是等於叫香港球迷離棄香港足球。

早前我聽到的消息，是指有關當局有意以啟德綜合體育中心內的足球場，取代香港大球場，到時大球場將會拆卸，賣地興建住宅。

由銅鑼灣到啟德，再由啟德改為大嶼山，這個土地規劃的方向，反映出有關當局，為運動發展不斷作出「避而求其次」的設想，作為體育界一份子，對此深感失望。

透過觀賞運動比賽，能夠將很多人凝聚在一起，有關當局的責任，是提供給運動比賽場館良好設施，舒適的環境，以及方便的交通，這是都是要點。把香港最大型的體育中心移到大嶼山，足可反映體育發展在政府心目中地位之低微，有關當局也沒有考慮過市民觀賞體育比賽的方便。

今天陳茂波局長提出此建議後，負責體育政策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已公開表示反對，並極力爭取繼續在啟德興建體育館。此外，我們亦希望在十月上任，代表體育界的立法議員馬逢國先生，亦同樣要對此建議作出反對，代體育界發聲。

以上的內容是來自南華足主羅傑承的網誌。老實說，作為一個本地足球球迷，萬萬也想不到這一連串的發展行動也會波及到足球界和體育界。儘管四萬座位經常都空凳處處，但香港大球場是一個具歷史意義的球場，見證了香港足球和社會的發展。

在個人的立場而言，絕對不應清拆大球場。以香港的情況來說，香港每年都只會舉辦極少的國際性大型賽事，七人欖球、賀歲盃、外隊賽等賽事的規模都只屬中型。而香港所舉辦的田徑賽事(除了學界和田徑聯賽，香港只有港運會和偶爾舉行一些不太重要的國際賽事)，也不多。以足球/欖球的利用情況而言，大球場、旺角場及各區球場已足以應付本地和國際賽的需求(但訓練場地卻極為不足)。至於田徑賽事，將軍澳及灣仔兩個運動場已經可以滿足大部分本地及中小型國際賽事的需要。別忘了，香港還有一個為了填補大球場沒有跑道的空缺而建造的小西灣運動場，可是這個可以容納達一萬二千人的運動場因地理位置不理想(偏遠之餘，經常超風速)，使用率極低。

現在香港大球場的位置便利，方便球迷入場。可是如果當球場搬遷到大嶼山，對香港體壇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小西灣運動場已經是一個失敗的例子，位置偏遠的球場只會減低本地賽事的吸引力。而遠離市區的球場在舉行大型賽事雖然較容易安排交通，但事實上香港根本極少舉辦大型賽事，加上香港又沒有申辦亞運，為甚麼需要一個如此偏遠而且大型的場地?摩納哥王子球場也用作鑽石田徑聯賽和歐洲超級盃的場地，其容量也不過是一萬八千多人，也是建造在市中心。一場體育比賽的封路時間遠比一次遊行示威長(人潮只是出現在開始前/後)，而且香港大部分賽事入場人數都不多，大部分都只有數千人，根本對交通的影響是微乎其微，即使是七人欖球等大型賽事，一年都不過二十天，而且又以週末為主。到底是為甚麼要強行將球場搬到老遠的大嶼山?

我同意香港的住宅用地不足，但根據羅生的說法，大球場清拆後不又是興建豪宅嗎?而啟德發展以住宅除代運動場又有需要嗎?最好笑的是，當發展局局表陳茂波提出這項計劃，另一決策局局長、負責體育政策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竟也表示反對。

在種種問題下，我呼籲體育界的朋友和香港的球迷在重啟公眾諮詢後向政府表達意見。個人認為如果啟德用地真的不能建造體育場，那就應該保留大球場，不需要在欣澳填海重建。

谁才有资格抚养和送养“不该出生的孩子”？

Posted: 28 Sep 2012 11:41 PM PDT

 

杨支柱

 

据南方农村报2012年9月27日《孕妇在医院引产引出活婴，家属没人肯接要医生处理》一文报道："不该出生的"陈天懿（化名）在广东翁源县人民医院呆了快两个月了，她该由谁抚养，医院、政府与她的父母协商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陈天懿的母亲刘芳（化名）今年7月在中山市某医院进行产检时，发现胎儿缺了一个肾。刘芳回到户籍所在地翁源县计生部门办理了引产批准手续后，于7月24日住进翁源县人民医院等待进行引产手术。最初医院选择了药物催产，未果。8月3日，医生发现刘芳胎盘早剥，进行了紧急剖腹产手术，取出了在母腹中已经孕育8个多月的陈天懿。

看来记者、编辑也像陈天懿的父母和医院、政府一样，关心的是陈天懿这个"不该出生"的"包袱"应该由谁来养的问题。南方农村报记者5日采访了广东省委党校法律专家宋儒亮教授，这位教授也不例外，他说，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不养构成遗弃。

但是陈天懿的父母有资格抚养她吗？法律为什么规定父母是孩子天生的监护人？这不能简单地用"谁制造的'包袱'谁负责"来解释，因完全可以责令父母掏抚养费而把孩子交给其他更合适的人来养。由父母来养是因为全世界的父母都比他人更爱自己的孩子，从而比任何其他人抚养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刘芳夫妇对陈天懿谋杀未遂于出生前，他们还有资格养这个孩子吗？跟谋杀相比，遗弃又算什么？虽然堕胎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谋杀，但其心态、后果与谋杀并无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为什么要剥夺监护资格呢？当然不是为了减轻严重不负责任的监护人的负担，而是为了使被监护人的权益不再受监护人不负责任的损害。请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负责任的行为比堕胎更严重地危害孩子？引产于前、遗弃于后，陈天懿由她的亲生父母养不止是一般的不利，而是有生命危险，宋儒亮教授不会想不到这一点。解释法律条文必须联系前后文，做出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作为法学教授也不可能不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宋儒亮教授主张把"不该出生"的孩子交给曾经要堕掉她、遗弃她的生父母抚养呢？我想大概是为了给政府甩"包袱"吧。

那么陈天懿应该由谁来抚养呢？陈天懿显然没有成年兄姊；刘芳决定引产前又跟亲友商量过——这意味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很可能都是谋杀未遂的同谋，当然都没有抚养陈天懿的资格。

可能被取消监护资格的人，同样也没有送养资格。送养人对于被送养人负有选择适当收养人的责任，因为严重不负责任损害被监护人利益而被剥夺监护资格的人当然不适合承担选择收养人的责任，谋杀未遂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陈天懿只能由法院指定监护人，而且显然无近亲属可以指定。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六条第三款还规定了"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一规定是落伍的，雇主养给雇员养孩子并不合适，村委会、居委会给村民、居民养孩子同样不合适，事实上只能是政府民政部门下辖的福利院。

由福利院抚养的另一个理由是法院只能指定监护人，不能指定收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五条的规定，收养必须有送养人，这个送养人除了有特殊困难的父母、孤儿的监护人外就只能是社会福利机构了。

问题是刘芳对陈天懿的引产是经过翁源县计划生育局批准的，翁源县福利院抚养陈天懿是行使法律赋予翁源县民政局的职责，而计生局和民政局都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既然也是谋杀陈天懿于出生前的共犯，它有资格担任监护人吗？

追问到这里就无解了。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所谓"不该出生"的孩子，其实就是该死的孩子，陈天懿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人是没有活路的，甚至难以像宠物狗一样被好心收养。

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宣布翁源县计划生育局批准堕掉陈天懿是违法行为，计生局据以做出批准刘芳堕胎的决定的规范性文件是无效的。这样才能使政府摆脱共同谋杀嫌疑，民政局（实际上是其下辖的福利院）才有资格担任监护人。

陈天懿的遭遇凸现了"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残忍和荒谬。在孕妇保健和孕妇保护之外的所谓"优生优育"，其实就是鼓励堕掉可能有残疾的胎儿，这一方面通常导致更多的健康胎儿被中期引产（所谓出生缺陷筛查，无非就是万分之几十以下为合格、万分之几百以上为高危，从而建议堕掉而已），另一方面构成对所有在世的残疾人最严重的歧视（意味着他们是"不该出生"或该死的）。

陈天懿被查出只有一个肾的时候因为快8个月了，这样的晚期引产当然不发生错堕健康胎儿的问题。但堕掉一个剖腹产可以活下来的胎儿，与杀人有何区别？而且只有一个肾尽管不符合"优生"标准，严格地说并不是残疾。我查了一下有关医学资料，人类正常情况下连一个肾的功能都使用不完，一个肾的人只要不患肾病，对于人的寿命和生活质量没有影响。新生儿只有一个肾的概率，大约是1500比1，并且男多于女，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出生的1500万左右孩子中应该有1万多个孩子只有1个肾。如果每年的新生儿中只有几千个一个肾的孩子，那就意味着另外几千个孩子被计生委和家长合谋杀害了，陈天懿只是其中谋杀未遂的一个。无辜的她被自己的父母控诉，由翁源县计划生育局审理并判处了死刑，最后由翁源县人民医院执行了死刑；但是她命大，居然死里逃生，大概是上天保下来控诉万恶的计划生育的。

胎儿的有各种各样畸形的，少一个肾远非不符合"优生"标准的全部，因各种对生存质量影响不大的畸形而被消灭的胎儿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何况就是对生存质量影响比较大的残疾，我们又凭什么判断他们活着会生不如死？有严重残疾而不想自杀的人不是比想自杀的多得多吗？

既然禁止大月份引产，那么唯一的例外就只能是继续孕育威胁孕妇生命（而不仅仅是健康），而不是经过计划生育局批准。做出继续孕育威胁孕妇生命结论的合适机构，应该是医院的诊断和专家会诊。即使要批准，也只能由医师行业协会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而不是计生部门。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一个大月份胎儿是不该出生的，大月份引产仅仅是为了挽救孕妇性命不得已采取的医疗措施，跟计生委掌握堕胎权或堕胎批准权的"少生优生"不应当有半点关系。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尖沙咀凱悅酒店捐贈物資給油尖旺食物銀行

Posted: 29 Sep 2012 10:45 AM PDT

尖沙咀凱悅酒店捐贈物資給油尖旺食物銀行

2012年9月27日下午，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捐贈了一批物資給油尖旺食物銀行（油尖旺食物銀行由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營運，國際國度生命教會借出場地）。當中，包括了一批月餅及水果。整理完後，油尖旺食物銀行已於該批月餅及水果送給有需要的長者，並祝他們中秋節快樂。

歡迎登入＜龍緯汶文化藝術國際交流協會視像頻道＞，重溫＜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捐贈物資給油尖旺食物銀行＞的內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8QAwCSxIVs

影像串流: 

This posting includes an audio/video/photo media file: Download Now

直接脱轨的火箭是个很好的二踢脚

Posted: 28 Sep 2012 10:41 PM PDT

一周语文｜2012（40）｜2012-9-24-2012-9-30

左为本周单字"饼"，"月饼"的"饼"。其实，早在中秋前一两个月，"月饼"已是商战关键词。节前一周，北京全周高峰时段延长，爆堵成灾，有网友将堵车因由归结为"送月饼"……一时间，月饼加班中秋长假堵车原本风马牛，忽而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蝴蝶效应再显无上魅力。

本周，饭友瘦死也光荣写："小时候鼓楼百货商场的鲜肉月饼最好吃了，每天都有排队来买的，我一到那个季节我就在月饼柜台前'值班'，就为了等先出炉热腾酥香近水楼台，热的新鲜肉月饼和冷的完全是两个物种，一个是阿凡达，一个是北京元谋人。长大了，鼓百拆了，后来吃过几次肉月饼，皮硬肉僵，初恋情人成了婊子，再也不想爱了"……在这段聚焦月饼怀旧里，比喻频频,狠话横生，可依旧字字清香欢悦。

本周，饭友9度秋裤在饭文里写："有句俗话讲，年怕中秋月怕半，'年怕中秋'的意思是说一年中一旦过了中秋，这一年也就快过完了；'月怕半'的意思是说，月很害怕半，因为要是跟半弄在一块，自己就是个胖字（子）了"……这段游离热词热图热时政之外的与中秋月饼之叹起始于有关"年怕半"之说的解释，貌似正经，端足慨叹状，及至拆解"月怕半"之说，毫无征兆忽陡跌至搞笑状，将坏笑无辜一并呈现，还是小欢悦，小喜悦。

或许，无论时局如何，无论身处何处，时令、节气这些古老符码总会被现实或记忆里那块小小月饼激活，并带给我们哪怕短暂的放松或一丝丝今夕何夕的虚无……汉字"饼"为形声字，《说文-食部》的解释说，饼，面餈（稻饼）也，从食，并声，本义为圆而扁的面食，后也用它比喻形状像饼的东西。

—————————————————————————————————————————

【续悲】

网间段子，作者不详。作者灵感估摸来自星巴克灵隐寺新店开业新闻。"在杭州灵隐寺星巴克店，服务生会微笑地问客人：施主，您是大悲还是超大悲，或者是大慈大悲？当然，也会有顾客咨询：能续悲吗？"这段子的微妙之在于它搁置争议暂且欢乐之态……争议见仁见智，欢愉只在眼前。再者，相对更尖锐更棘手的争执与纷扰，这杯咖啡或续或不续，不算事儿。

【一句一句如醇酒过心】

语出作家叶三微博："今月读书半打，只《鲁拜集》连读三遍，字字入心。但觉相比李白，更像古诗十九首，一句一句如醇酒过心，杯停不下，读完抬头，酒尽梦断浮云散，一声婴啼，我刚出生"……神异的是，这段俭省读后感本身竟也近似徜徉飘洒鲁拜诗风，令人过目不忘。

【微笑中枪】

本周新成语，指"表哥"事全因"微笑"而发，并与网络热词"躺枪"即"躺着中枪"微妙呼应，意趣横生。与此新成语接近的还有新词组"网络反腐""人肉反腐"等很多。网友益达whl在微博慨叹："网民无选票用微博人肉来监督官府。官员们胆战心惊，混到一定级别，谁没有点见不得光的事。危机公关也不是那么有效，发帖比删帖多的多，就算立法也禁止不了人肉。网络将取代中纪委。微博改变中国。"

【炒了个干巴菌炖了个鸡枞汤顿时就昆明了】

语出作家和菜头周一微博："中午炒了个干巴菌，炖了个鸡枞汤，顿时就昆明了"……和老师这段俭省文字将人瞬间带回昆，尽管不过跟团去过一两趟，可对那里的云哪里的风至少存有不低于500万像素的肤浅印象：山也好，水也好。

【三明治一代】

来自作家南桥博文，原题"Sandwich Generation （三明治一代）"。所谓"三明治一代"即上有老下有小"中年人"之变异称谓，以象形修辞组建。"父母年迈，健康渐渐差起来，最后不能自理。此时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的人，要照料孩子又要照料长辈，负担不轻……未雨绸缪，在父母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去严肃讨论这种问题，不要等到危机出现，才匆忙应对。"

【毁掉一位官员的方法就是送给他手表】

语出高考志愿专家晨雾微博。周二，地产大佬任志强在微博说："毁掉一首好歌的方法就是把它当闹铃；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就是把它划进考试范围；毁掉一个暗恋对象的方法就是去表白；而毁掉一个向往之地的方法就是'十一'的时候去那儿"……专家晨雾跟帖接下茬儿："毁掉一位官员的方法就是送给他手表"。

【复仇色情】

来自译言网新知版本周新文，原题"偷拍隐私和复仇色情：狗仔文化阴影下的女性"。文章探究狗仔文化边界不断扩展，并指出那类专门致力于分享女性难堪窘照的所谓"复仇色情"，正从一类网站的"特点"慢慢演变为一种情绪或文化："偷拍、公爵夫人袒胸照和复仇色情网站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于自己过去无缘得见，或者将来没有机会接触的女性，与这些女性发生强迫性行为是他们迷恋崇拜的事情。这其实是欲望和权利的产物"……前面这段分析来自研究者弗兰克斯。

【哥被狗日的岁月打中了胸膛】

语出语言老师罗永浩本周微博："小赵提前回老家了，这些天只能自己开车了，从柜子里翻出我多年不用的驾照时，哥被狗日的岁月打中了胸膛"……当网络热句"时间是把杀猪刀"逐渐烂街，置换原句喻体，俭省有效外，也聪明。

【白目】

来自作家张大春为上海书评新撰专栏，原题"地产广告最白目"。专栏里，张先生细数地产文案烂俗寡智。其中一段说"地产商严正地告诉我们：要为子孙买房子，地产商也严正地告诉我们：不趁现在买，就永远买不起了——这根本不是广告，这是诅咒"……标题中的"白目"一词为台湾娱乐圈熟词，犹内地熟词"白痴"，或因语境差异，"白目"比"白痴"状况稍轻，用以描述那类不敏于语境、混沌于状况、执意为之、频惹尴尬之人，相关语词有"白烂""小白"等，也是网络熟词。

【那时候我们在乎一切却知之甚少】

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影评，原题"来自台湾的友情、爱情与学运"。影评介绍台湾导演杨雅喆新片，认为新片《女朋友男朋友》"透过三个儿时的伙伴成长的眼睛，生动地描绘了台湾的一段动荡的政治历史时期……桂纶镁（在片中饰演的美宝）真的是个奇迹：她时而厚颜无耻，时而犹豫不决，时而脆弱，时而刚强；她让我们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在恋爱中、在积极参与社会时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在乎一切，却知之甚少。"

【12语文第九季】

→"你看这期的中国好声音了吗，太精彩啦，动力火车也来当导师了！""SB，那人叫三宝，就是吉祥三宝里的三宝！"（王有病）
→打老人耳光的毛粉韩德强，竟然号称经济学家，太不可思议了，经济学家成为毛粉，就像美食家喜欢吃屎一样，怎么可能？（连岳）
→辅导员对大学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时说："大学生不宜谈恋爱。"还列出一条有力的论据——谈恋爱要花钱，会加重家庭的负担。 一个女生在下面小声嘀咕："话不能这么说，在加重一个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减轻了另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呀！"（咬指头）
→给新闻联播配上笑声 ，一切都会变得那么真实。（咬指头）
→看到叶三说白鹿原是"深思熟虑的无聊"，哈哈哈哈哈哈讲的好。（瘦死也光荣）
→看见一个摩的，加上骑车的一共四个人。已经严重超载了，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交警叔叔就向他招手，让他停下……很强大的摩的师傅来了一句"坐不下了"，开着车就走了。（佚名）
→老家管"甩谁一记耳光"，叫"给谁一耳屎"。普通话里耳光可以带量词，也可以不带，"耳屎"不带任何量词。也许是意思是"扇你一耳光扇出你耳屎"的暴力微缩表达？老家说懒得理你，叫"懒毬耳你"。这几天的剧目叫《耳朵好忙》，分集剧情为"半脚油门撞晕天地会，一记耳光打出政治局"。（稀饭的饭）
→某人从高位退下后，终日闷闷不乐，于是家人将客厅命名为广电厅；过道为交通厅；书房为文化厅；厕所为卫生厅；储藏室为为商务厅；卧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孩子房为教育厅；客房为外事局；大门挂一大牌：自治区人民政府，门口狗窝挂牌：城管总队；院子里鸡窝挂牌：天上人间。某人精神大震！（佚名）
→某天晚上想买零食吃，妈咪制止，问我："你不减肥了？"我说："嗨，反正我有男朋友，有人要了……"然后我妈看着我好久，说了句特励志的话："不想换了？"（太阳饼）
→日本极端抗议分子途经一高档料理店，闻言有一群中国官二代留学生在内吃女体盛，破门而入吼道：中国人，滚出去！官二代们相视一笑， 不紧不慢相继排出护照：我是美国人…我是英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我是日本人…只有在桌上原本躺着的那女子默默爬起来，垂泪说：我走，我是中国人……（佚名）
→如果一个球员猝死了，会被怀疑和赌球有关 ；如果一个官员猝死了，会被怀疑和贪腐有关 ；如果一个农民猝死了，会被怀疑和拆迁有关；而如果一个挨踢程序猿猝死了，额，他是真的猝死了。（程序员段子）
→如今这年代：城管干了警察的活，公车干了公交的活，小偷干了纪-委的活，兽医干了人医的活，专家干了赵本山的活，相声干了歌唱家的活，教授干了生意人的活，二奶干了卧底的活，网友干了侦探的活，微博干了媒体的活，干爹干了男友的活，女明星干了三陪的活，男贪官干了牛郎的活。（佚名）
→三岁多的女儿被送到外婆家。 外婆知道她三天两头闹别扭的父母又吵架了， 就跟女儿开玩笑："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呀？" 女儿歪着头，眨巴着眼睛，回忆了一下才告诉外婆："站在床边。"（咬指头）
→上联：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下联：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 横批：一群傻B。（任志强转）
→上联：香港公民拼命抵抗洗脑教育；下联：大陆屁民尽情展示洗脑成果；横批：一国两智！（汉克斯）
→是谁发明了婴儿这种外星生物，完全无法沟通，裸机一部，没配任何文档。待机极短，二小时一充，且耗电量惊人，且无法退货更换走三包，随机需要大量周边配件，且铃声很烦，且需要自己慢慢摸索着安装语音系统、操作系统，且还限购哦。神回复：可是你们很喜欢其开发过程。（佚名）
→四号终于走了，我有种嫁女儿但女儿的职业是瘟神的激动感。（如小果）
→糖适合所有的孩子，肉适合所有的狼，好男人适合所有的女人。一个女人碰上喜欢的好男人，要像孩子学习，抓住糖就往嘴里塞，别管妈妈会不会骂；要像狼学习，有肉就咬，别的狼来抢，就打一架吧。（连岳）
→微博上的四不可信：男人的头衔，女人的头像，官方的辟谣，转发的中奖。（琢磨先生）
→我忠诚善良的肌肉群们，恳请你们回到我的身边，原谅我多年来都听信了脂肪肥肉的谗言。（阿尔）
→西门庆把潘金莲抢到了家里，武大郎在家里狂砸东西。武松问：哥你怎么了？武大郎说：这些都是从西门庆家里买的，我气死他！（佚名 ）
→一顿饭吃多久完全取决于手机微薄能玩多久。（于一爽）
→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反对王立军。"第二个人说："我支持王立军。"第三个人说："我就是王立军。"（佚名）
→一位法律界老前辈说："中国的公、检、法，本应是魏、蜀、吴"的关系。而现在变成了"刘、关、张"的关系。（天涯杂谈）
→早知道现在的生活就是对着不同的屏幕，当初要啥有线电视，要啥有线电视！（曝光不足）
→这个耳光是上级打下级的、主子打奴才的，还是丈夫打另一个男人的？（牟森）
→直接脱轨的火箭，是个很好的二踢脚；没有飞机的航母，是个很好的钓鱼台。（佚名）

【华少在和加多宝谈恋爱】

语出网友假装在纽约。本周，假装在纽约在微博里写："我感觉，杨坤在和丁丁谈恋爱，那英在和张赫宣谈恋爱，刘欢在和吉克隽逸谈恋爱，哈林在和吴莫愁谈恋爱，华少在和加多宝谈恋爱"……这个将恋爱外延无限拓宽的闲言微博被广泛转发，跟帖众多。网友郭小孬儿跟帖云："启力和洁丽雅情何以堪?"

【嗜屎年代】

来自夏榆微博：作家盛可以在微博吐槽："泥马，该是怎么样堕落的时代，才会把一坨黄屎捧为金子？"作家夏榆转发此微博，并附言说："捧黄屎为金子，估摸就是嗜屎年代。"这个新词组的使用范围宽广无限，而它本身也提示逐臭之夫亦随之海量，而这也正是令人日益不堪处。

【已经装完了，天也亮了】

语出作家瓦当微博："如果说我失眠到四点半，起来听了一遍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是不是很装逼啊？反正已经装完了，天也亮了"……从瓦当微博里可见"装叉"如今已从一个词汇进化为一种自律，且压力山大。过分以此苛责，自律也就成自虐……不如"装完了天亮了"来得自然。否则，非以安眠药度日才好？

直接脱轨的火箭是个很好的二踢脚

Posted: 29 Sep 2012 09:01 AM PDT

一周语文｜2012（40）｜2012-9-24-2012-9-30

左为本周单字"饼"，"月饼"的"饼"。其实，早在中秋前一两个月，"月饼"已是商战关键词。节前一周，北京全周高峰时段延长，爆堵成灾，有网友将堵车因由归结为"送月饼"……一时间，月饼加班中秋长假堵车原本风马牛，忽而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蝴蝶效应再显无上魅力。

本周，饭友瘦死也光荣写："小时候鼓楼百货商场的鲜肉月饼最好吃了，每天都有排队来买的，我一到那个季节我就在月饼柜台前'值班'，就为了等先出炉热腾酥香近水楼台，热的新鲜肉月饼和冷的完全是两个物种，一个是阿凡达，一个是北京元谋人。长大了，鼓百拆了，后来吃过几次肉月饼，皮硬肉僵，初恋情人成了婊子，再也不想爱了"……在这段聚焦月饼怀旧里，比喻频频,狠话横生，可依旧字字清香欢悦。

本周，饭友9度秋裤在饭文里写："有句俗话讲，年怕中秋月怕半，'年怕中秋'的意思是说一年中一旦过了中秋，这一年也就快过完了；'月怕半'的意思是说，月很害怕半，因为要是跟半弄在一块，自己就是个胖字（子）了"……这段游离热词热图热时政之外的与中秋月饼之叹起始于有关"年怕半"之说的解释，貌似正经，端足慨叹状，及至拆解"月怕半"之说，毫无征兆忽陡跌至搞笑状，将坏笑无辜一并呈现，还是小欢悦，小喜悦。

或许，无论时局如何，无论身处何处，时令、节气这些古老符码总会被现实或记忆里那块小小月饼激活，并带给我们哪怕短暂的放松或一丝丝今夕何夕的虚无……汉字"饼"为形声字，《说文-食部》的解释说，饼，面餈（稻饼）也，从食，并声，本义为圆而扁的面食，后也用它比喻形状像饼的东西。

—————————————————————————————————————————

【续悲】

网间段子，作者不详。作者灵感估摸来自星巴克灵隐寺新店开业新闻。"在杭州灵隐寺星巴克店，服务生会微笑地问客人：施主，您是大悲还是超大悲，或者是大慈大悲？当然，也会有顾客咨询：能续悲吗？"这段子的微妙之在于它搁置争议暂且欢乐之态……争议见仁见智，欢愉只在眼前。再者，相对更尖锐更棘手的争执与纷扰，这杯咖啡或续或不续，不算事儿。

【一句一句如醇酒过心】

语出作家叶三微博："今月读书半打，只《鲁拜集》连读三遍，字字入心。但觉相比李白，更像古诗十九首，一句一句如醇酒过心，杯停不下，读完抬头，酒尽梦断浮云散，一声婴啼，我刚出生"……神异的是，这段俭省读后感本身竟也近似徜徉飘洒鲁拜诗风，令人过目不忘。

【微笑中枪】

本周新成语，指"表哥"事全因"微笑"而发，并与网络热词"躺枪"即"躺着中枪"微妙呼应，意趣横生。与此新成语接近的还有新词组"网络反腐""人肉反腐"等很多。网友益达whl在微博慨叹："网民无选票用微博人肉来监督官府。官员们胆战心惊，混到一定级别，谁没有点见不得光的事。危机公关也不是那么有效，发帖比删帖多的多，就算立法也禁止不了人肉。网络将取代中纪委。微博改变中国。"

【炒了个干巴菌炖了个鸡枞汤顿时就昆明了】

语出作家和菜头周一微博："中午炒了个干巴菌，炖了个鸡枞汤，顿时就昆明了"……和老师这段俭省文字将人瞬间带回昆，尽管不过跟团去过一两趟，可对那里的云哪里的风至少存有不低于500万像素的肤浅印象：山也好，水也好。

【三明治一代】

来自作家南桥博文，原题"Sandwich Generation （三明治一代）"。所谓"三明治一代"即上有老下有小"中年人"之变异称谓，以象形修辞组建。"父母年迈，健康渐渐差起来，最后不能自理。此时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的人，要照料孩子又要照料长辈，负担不轻……未雨绸缪，在父母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去严肃讨论这种问题，不要等到危机出现，才匆忙应对。"

【毁掉一位官员的方法就是送给他手表】

语出高考志愿专家晨雾微博。周二，地产大佬任志强在微博说："毁掉一首好歌的方法就是把它当闹铃；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就是把它划进考试范围；毁掉一个暗恋对象的方法就是去表白；而毁掉一个向往之地的方法就是'十一'的时候去那儿"……专家晨雾跟帖接下茬儿："毁掉一位官员的方法就是送给他手表"。

【复仇色情】

来自译言网新知版本周新文，原题"偷拍隐私和复仇色情：狗仔文化阴影下的女性"。文章探究狗仔文化边界不断扩展，并指出那类专门致力于分享女性难堪窘照的所谓"复仇色情"，正从一类网站的"特点"慢慢演变为一种情绪或文化："偷拍、公爵夫人袒胸照和复仇色情网站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于自己过去无缘得见，或者将来没有机会接触的女性，与这些女性发生强迫性行为是他们迷恋崇拜的事情。这其实是欲望和权利的产物"……前面这段分析来自研究者弗兰克斯。

【哥被狗日的岁月打中了胸膛】

语出语言老师罗永浩本周微博："小赵提前回老家了，这些天只能自己开车了，从柜子里翻出我多年不用的驾照时，哥被狗日的岁月打中了胸膛"……当网络热句"时间是把杀猪刀"逐渐烂街，置换原句喻体，俭省有效外，也聪明。

【白目】

来自作家张大春为上海书评新撰专栏，原题"地产广告最白目"。专栏里，张先生细数地产文案烂俗寡智。其中一段说"地产商严正地告诉我们：要为子孙买房子，地产商也严正地告诉我们：不趁现在买，就永远买不起了——这根本不是广告，这是诅咒"……标题中的"白目"一词为台湾娱乐圈熟词，犹内地熟词"白痴"，或因语境差异，"白目"比"白痴"状况稍轻，用以描述那类不敏于语境、混沌于状况、执意为之、频惹尴尬之人，相关语词有"白烂""小白"等，也是网络熟词。

【那时候我们在乎一切却知之甚少】

来自纽约时报中文网影评，原题"来自台湾的友情、爱情与学运"。影评介绍台湾导演杨雅喆新片，认为新片《女朋友男朋友》"透过三个儿时的伙伴成长的眼睛，生动地描绘了台湾的一段动荡的政治历史时期……桂纶镁（在片中饰演的美宝）真的是个奇迹：她时而厚颜无耻，时而犹豫不决，时而脆弱，时而刚强；她让我们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在恋爱中、在积极参与社会时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在乎一切，却知之甚少。"

【12语文第九季】

→"你看这期的中国好声音了吗，太精彩啦，动力火车也来当导师了！""SB，那人叫三宝，就是吉祥三宝里的三宝！"（王有病）
→打老人耳光的毛粉韩德强，竟然号称经济学家，太不可思议了，经济学家成为毛粉，就像美食家喜欢吃屎一样，怎么可能？（连岳）
→辅导员对大学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时说："大学生不宜谈恋爱。"还列出一条有力的论据——谈恋爱要花钱，会加重家庭的负担。 一个女生在下面小声嘀咕："话不能这么说，在加重一个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减轻了另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呀！"（咬指头）
→给新闻联播配上笑声 ，一切都会变得那么真实。（咬指头）
→看到叶三说白鹿原是"深思熟虑的无聊"，哈哈哈哈哈哈讲的好。（瘦死也光荣）
→看见一个摩的，加上骑车的一共四个人。已经严重超载了，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交警叔叔就向他招手，让他停下……很强大的摩的师傅来了一句"坐不下了"，开着车就走了。（佚名）
→老家管"甩谁一记耳光"，叫"给谁一耳屎"。普通话里耳光可以带量词，也可以不带，"耳屎"不带任何量词。也许是意思是"扇你一耳光扇出你耳屎"的暴力微缩表达？老家说懒得理你，叫"懒毬耳你"。这几天的剧目叫《耳朵好忙》，分集剧情为"半脚油门撞晕天地会，一记耳光打出政治局"。（稀饭的饭）
→某人从高位退下后，终日闷闷不乐，于是家人将客厅命名为广电厅；过道为交通厅；书房为文化厅；厕所为卫生厅；储藏室为为商务厅；卧室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孩子房为教育厅；客房为外事局；大门挂一大牌：自治区人民政府，门口狗窝挂牌：城管总队；院子里鸡窝挂牌：天上人间。某人精神大震！（佚名）
→某天晚上想买零食吃，妈咪制止，问我："你不减肥了？"我说："嗨，反正我有男朋友，有人要了……"然后我妈看着我好久，说了句特励志的话："不想换了？"（太阳饼）
→日本极端抗议分子途经一高档料理店，闻言有一群中国官二代留学生在内吃女体盛，破门而入吼道：中国人，滚出去！官二代们相视一笑， 不紧不慢相继排出护照：我是美国人…我是英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我是日本人…只有在桌上原本躺着的那女子默默爬起来，垂泪说：我走，我是中国人……（佚名）
→如果一个球员猝死了，会被怀疑和赌球有关 ；如果一个官员猝死了，会被怀疑和贪腐有关 ；如果一个农民猝死了，会被怀疑和拆迁有关；而如果一个挨踢程序猿猝死了，额，他是真的猝死了。（程序员段子）
→如今这年代：城管干了警察的活，公车干了公交的活，小偷干了纪-委的活，兽医干了人医的活，专家干了赵本山的活，相声干了歌唱家的活，教授干了生意人的活，二奶干了卧底的活，网友干了侦探的活，微博干了媒体的活，干爹干了男友的活，女明星干了三陪的活，男贪官干了牛郎的活。（佚名）
→三岁多的女儿被送到外婆家。 外婆知道她三天两头闹别扭的父母又吵架了， 就跟女儿开玩笑："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呀？" 女儿歪着头，眨巴着眼睛，回忆了一下才告诉外婆："站在床边。"（咬指头）
→上联：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下联：生日本人的气，砸中国人的车； 横批：一群傻B。（任志强转）
→上联：香港公民拼命抵抗洗脑教育；下联：大陆屁民尽情展示洗脑成果；横批：一国两智！（汉克斯）
→是谁发明了婴儿这种外星生物，完全无法沟通，裸机一部，没配任何文档。待机极短，二小时一充，且耗电量惊人，且无法退货更换走三包，随机需要大量周边配件，且铃声很烦，且需要自己慢慢摸索着安装语音系统、操作系统，且还限购哦。神回复：可是你们很喜欢其开发过程。（佚名）
→四号终于走了，我有种嫁女儿但女儿的职业是瘟神的激动感。（如小果）
→糖适合所有的孩子，肉适合所有的狼，好男人适合所有的女人。一个女人碰上喜欢的好男人，要像孩子学习，抓住糖就往嘴里塞，别管妈妈会不会骂；要像狼学习，有肉就咬，别的狼来抢，就打一架吧。（连岳）
→微博上的四不可信：男人的头衔，女人的头像，官方的辟谣，转发的中奖。（琢磨先生）
→我忠诚善良的肌肉群们，恳请你们回到我的身边，原谅我多年来都听信了脂肪肥肉的谗言。（阿尔）
→西门庆把潘金莲抢到了家里，武大郎在家里狂砸东西。武松问：哥你怎么了？武大郎说：这些都是从西门庆家里买的，我气死他！（佚名 ）
→一顿饭吃多久完全取决于手机微薄能玩多久。（于一爽）
→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反对王立军。"第二个人说："我支持王立军。"第三个人说："我就是王立军。"（佚名）
→一位法律界老前辈说："中国的公、检、法，本应是魏、蜀、吴"的关系。而现在变成了"刘、关、张"的关系。（天涯杂谈）
→早知道现在的生活就是对着不同的屏幕，当初要啥有线电视，要啥有线电视！（曝光不足）
→这个耳光是上级打下级的、主子打奴才的，还是丈夫打另一个男人的？（牟森）
→直接脱轨的火箭，是个很好的二踢脚；没有飞机的航母，是个很好的钓鱼台。（佚名）

【华少在和加多宝谈恋爱】

语出网友假装在纽约。本周，假装在纽约在微博里写："我感觉，杨坤在和丁丁谈恋爱，那英在和张赫宣谈恋爱，刘欢在和吉克隽逸谈恋爱，哈林在和吴莫愁谈恋爱，华少在和加多宝谈恋爱"……这个将恋爱外延无限拓宽的闲言微博被广泛转发，跟帖众多。网友郭小孬儿跟帖云："启力和洁丽雅情何以堪?"

【嗜屎年代】

来自夏榆微博：作家盛可以在微博吐槽："泥马，该是怎么样堕落的时代，才会把一坨黄屎捧为金子？"作家夏榆转发此微博，并附言说："捧黄屎为金子，估摸就是嗜屎年代。"这个新词组的使用范围宽广无限，而它本身也提示逐臭之夫亦随之海量，而这也正是令人日益不堪处。

【已经装完了，天也亮了】

语出作家瓦当微博："如果说我失眠到四点半，起来听了一遍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是不是很装逼啊？反正已经装完了，天也亮了"……从瓦当微博里可见"装叉"如今已从一个词汇进化为一种自律，且压力山大。过分以此苛责，自律也就成自虐……不如"装完了天亮了"来得自然。否则，非以安眠药度日才好？

Important personal notes

Posted: 29 Sep 2012 08:33 AM PDT

Important personal notes (Not meant to be read by others)

1) Many G in macau from woman association of Gov of communist china don't go.

2) Too many secret of EY--- 2 house, 05 blog, always appeared in my sight in the street. etc etc etc.

3) EY, WYT, LKH etc.--- many related wording.

4) every day over 100 kelefei scratch head. tone etc. and over 100 related wording everyday.

5) with Irene goto Law wu lead by china police and no need waiting in the queue.

6) chan kwun hei matter.

7) xiao fei in singapore no need showing passport and enter special entrance in airport.

8) EY wrote yes when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etc etc etc.

9) see other important notes in macau hotel encounter.

10) see other important notes written before.

Important personal notes

Posted: 29 Sep 2012 08:33 AM PDT

Important personal notes (Not meant to be read by others)

1) Many G from Gov of communist china don't go.

2) Too many secret of EY--- 2 house, 05 blog, always appeared in my sight in the street. etc etc etc.

3) EY, WYT, LKH etc.--- many related wording.

4) every day over 100 kelefei scratch head. tone etc. and over 100 related wording everyday.

5) with Irene goto Law wu lead by china police and no need waiting in the queue.

6) chan kwun hei matter.

7) xiao fei in singapore no need showing passport and enter special entrance in airport.

8) EY wrote yes when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etc etc etc.

9) see other important notes in macau hotel encounter.

10) see other important notes written before.

評那詆毁我「洗她腦」給她政治訊息的小組組員

Posted: 29 Sep 2012 05:46 AM PDT

XXX，請你明白我的想法是走得太前，你們是跟不上的，我支持幾個基層理念型政黨(人民、工、社)，是我因接觸過道友、露宿者、窮人、同志、各方各面的人而作的政治決定，這不是L小姐這類上了岸、有層樓、開下花店、過下日晨的既得利益者可以明白的。我的存在破壞了她安舒的生活，所以她反應激烈，她不用捱苦便樓價大升，每一日她都在等資產增值，她只是想利用宗教去為自己化妝，令自己覺得自己是好人，交一點奉獻唱一唱詩班便以為是一個好基督徒，我的存在正挑戰了她們(L小姐、恩福夫婦等)自以為盡了力做好基督徒的自我假設。

始終，我的存在是不利於這個小組的，北x剛用2億買了真x樓樓下的地鋪，北x只會吸引港島區最富裕最需要宗教麻醉自己的中產偽基督徒，蕭x華那種只欺欺人的政教分離(註1)教條只是要麻醉大家，北x有這麼多不義之財，也只應順著樓價急升的日子大做中產宗教生意，不說政治就是要滿足這群客戶的需要！再來的組員也有可能不能接受我的關心窮人批判特權的價值觀，批判特權的態度就是特權教會的眼中釘吧！我深知我是有量度和別人辯論甚至激辯的人，激辯後，仍可以和對手言歡的人，但我不容許別人無理取鬧潑婦罵街，我這種性格是不會變的，在平面單元化中產富裕的教會並不能容納我，因為北x從來就是討厭多元打壓異己。

註1：我發覺政教分離只應限制政府的，政府不可支助任何宗教，也不可打壓任何宗教。而宗教領袖絕對有權評論時政，更有無數例子是牧師可以出任公職，政教分離用在教會是重洗派的反智潔癖傳統，早已過時！

----------------------------------

關於L小姐的信仰，我的評論是真的，但我沒有說她存心用這個形態去信耶穌。但可佈的地方是她沒有反省能力去知道自己的光景，她舒舒服服享受富裕有樓階級的榮華，並不知自己是屬靈上的可憐、貧窮、瞎眼、赤身！她自以為自己是最正確的信耶穌，她認為自己守秩序人人守秩序，世界便完美，但她不知道香港現存的秩序隱藏著最大的暴力，她以為自己斯斯文文是很有教養，但她不知道自己依附在最無情冷血的制度暴力！她以為自己信耶穌信得真誠，但她不願知道窮人的疾苦，不願聽他們的聲音及示威，一句說這是破壞秩序，便抹殺了他們的哀情！大衛在拿丹面前判了自己死罪，那罪名就是「沒有憐憫之心」，現在，我只可以用這6字加在L小姐的頭上。雅各書說「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即是說沒有憐憫之心，她的虔誠是虛假的。

這是前因：《至那詆毁我「洗她腦」給她政治訊息的小組組員》
http://www.inmediahk.net/%E8%87%B3%E9%82%A3%E8%A9%86%E6%AF%81%E6%88%91%E...

屬於男人的童話故事—《Ted》

Posted: 29 Sep 2012 04:08 AM PDT

每個男孩子都必定會擁有過一隻「泰迪熊」（可以是模型、漫畫或其他，泰迪熊只是一個象徵），但隨著男孩長大，被教育「男人不可以擁有『泰迪熊』」，於是男孩為了成為男人，下定決心將「泰迪熊」捨棄，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做不到，做不到的人就將「泰迪熊」埋藏在心裡。

John就是那些無法將「泰迪熊」拋棄的男孩之一（導演Seth MacFarlane兼任編劇和聲演Ted，似乎他也是其中之一）。但由於這是個童話故事，縱然John到了35歲仍抱著泰迪熊，他仍能順利長大成男人，甚至有女朋友，而這隻「披著熊皮的人」更成了名人。後來，女孩終於受不了男孩的熊，要求男孩在女孩（成為男人）和熊（繼續做男孩）之間選一個......

這部電影是給曾經是（或仍然是）男孩的男人看的。泰迪熊給人的固有形象是可愛的、同時是幼稚的，是（只屬於）小孩子的玩具，而《Ted》完全顛覆了泰迪熊的形象，Ted是一隻會吸大麻、說粗口、黃色笑話、好色的熊，泰迪熊不再是孩子的玩伴，而變得比男人更男人，Ted身上會發出「I love you.」的機關更是一大諷刺。（在意外發出「I love you.」時，John和Ted都忙著說明「I am not gay.」，似乎有一點恐同的意識，但電影後來出現兩個同志親嘴的畫面，撤底地否定了恐同的假設，而只是純粹的笑料）

John從始至終都只有一個女朋友，即使分手，他都只會選擇追回女孩，而不會找另一個，相對Ted的周圍經常有女人出現，他甚至在超市的貨倉內進行「類‧性行為」。有一次John應Ted的要求離開女友的派對，去Ted的派對，當John闖進了滿是男男女女的屋時，他對四周的男女視而不見，他的眼中就只有Ted和他兒時的偶像Flash Gorden，John雖然有著男人的外表，但說到底始終是個小男孩。

（理應）沒有性慾的泰迪熊竟然比（理應）有性慾的男人更男人，所以John其實並非無法捨棄Ted，而是Ted才是他真正的男人的部分，他自身只是男孩的部分，只有John和Ted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男性，換句話說，John和Ted是二為一體的。

之後Ted被一「死肥仔」（根據不明文規定，電影裡的「死肥仔」必定是惹人討厭，注定被「糟質」的）奪去，男孩拼了命都要奪回，不但因為Ted是他重要的朋友，更因為Ted是他自身的一部分。

電影的故事沒有驚喜，但整體來說笑料充足，沒有冷場。其中John與「不存在」的Ted打架的一場，John的演釋更十分厲害。在處理重口味情節如「類‧性行為」時，由於畫面上呈現的只是一隻泰迪熊，並不會像《The Dictator》或《低俗喜劇》裡的重口味般使人噁心。

童話故事終要結束，現實生活的泰迪熊不會說話，男孩總有一日要離開泰迪熊成為百分百的男人，男人（男孩子）只能在電影裡尋回自己的男孩部分，離開戲院，就要繼續扮演男人的角色。

謝竣軒 / 二十四分一

二十四分一Facebook群組：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4framespersecond/

同時發佈於網誌：http://ch-tse9103.blogspot.hk/2012/09/ted.html

【剧透】TBBT第6季第1集 “约会夜的变量” 科学梗完全汇集

Posted: 29 Sep 2012 02:16 AM PDT

本文作者：Ent

饮用水回收
众人讨论到太空的不爽之处，比如要喝尿回收来的水……这个是完全没有说错。太空站的环境控制和生命支持系统（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Life Support System，ECLSS）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回收水分。如果没有回收的话，假如空间站上平均有4人驻扎，那么每年要从地球运输大概20,000升水，也就是差不多1000个饮水机大桶那么多。这些回收水的来源包括尿液、刷牙洗脸洗手、空气中的水蒸气，嗯还有飞船使用的氢氧燃料电池产生的水。

关于人择原理
Sheldon吃饭的时候又在卖弄学识了……和Leonard谈起了人择原理的问题。
如果你不幸没有听懂的话，那么人择原理的弱版本认为：
为什么宇宙的常数调节得这么好，地球的环境如此巧妙，能让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出现呢？
这是因为，如果宇宙的常数没有设对，那么就不会有智慧生命出现，那就不会有人来提出上面那个问题了……而既然我们能在这里问这个问题，那么宇宙的常数必须得是合适的。
人择理论是对一种形式的神创论的反驳，后者认为宇宙常数如此精妙，说明有上帝存在。
住：人择原理长篇解读版可阅读《人择的理由》

关于另类SPA
众人继续吃饭，Raj提到一家新的SPA，会有鱼来吃掉你脚上的死皮。
这种SPA是真实存在的，最常用到的鱼种是鲤科的淡红墨头鱼，学名Garra rufa。理论上它只会吃脚上的死皮，不会吃掉健康的皮肤。但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地区都以不卫生为由禁止这种疗法，因为"按照美容规定，任何器材在使用过后必须丢弃或者消毒。但是这种鱼无法消毒；而且考虑到它的价格，商家显然不会扔掉它"。囧一个。
注：英国官方的新闻稿曾说明温泉鱼足疗传播感染的风险，此后被媒体扭曲成引起恐慌的标题，推荐阅读——《温泉鱼与HIV》

海怪Kraken
Sheldon说，如果有鱼来吃我，那必须是Kraken，因为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关门，放海怪！（Release the Kraken!）" 然后傻笑了半天。大概是觉得洒家这辈子值了吧。
Kraken 是北欧传说里的大海怪，实际上本来和科学没什么关系，但是……林奈祖师真的研究过这个东西，当然只是凭传闻。他认为这大概是头足纲的某个怪物，甚至在他的第一版《自然系统》给它起了个拉丁学名Microcosmus marinus （海洋中的小世界）……再囧一个。还好，后续版本把它删了。

漂胡剂 （by @lalunasun ）
就是Penny给Amy涂的东西啦。不管是做成膏还是水剂，发挥作用的成分基本都是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双氧水的强氧化性会把黑色素破坏，这样原来深色的毛发就变成浅金色甚至透明的了。它并不是像脱毛膏那样把毛发弄软弄断，所以该毛茸茸还是会毛茸茸……
双氧水也常常会用在美白产品中，这是发挥作用最迅速的美白成分，眨眨眼即时变白啊。但是它的强氧化性对皮肤有很大伤害，所以强烈建议把手头含有过氧化氢的保养品都丢掉！
漂胡剂包装上都会有使用方式的介绍。请一定不要让它在皮肤上呆太长时间！人家让你用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用量也是。否则就会像Amy一样……

空间站上的视频聊天
嗯这个是真的有。实际上就在今年6月，NASA航天员还在空间站上给小学生视频直播上了一堂课。

寄信到空间站？
Howard的老妈愤怒地抱怨"你怎么也不给我寄个信？"
好吧这个只能等下次飞船对接再寄出去了，一年能有五六次吧……但是地址要怎么写？
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Donald Pettit提供了一个方案：Node 2, Deck 5, ISS, LEO 51.603.
Node 2指的是"和谐"模组，这是国际空间站的一部分；Deck 5是这个模组的第五层甲板；ISS就是国际空间站的缩写了。LEO代表近地轨道，51.6是国际空间站的轨道倾角，而03则代表国际空间站是第3个正式的空间站——前两个是苏联的礼炮系列空间站以及和平号空间站。
不过邮费大概不会便宜……SpaceX的猎鹰9火箭送一公斤物体到近地轨道需要花费5000美元哦。

约会中的螳螂
周年纪念约会上，Amy试图勾引Sheldon失败，她形容Sheldon用的词是"性感的螳螂"，取的是螳螂会吞噬伴侣之意。不过只有雌螳螂会这么做，所以换了我大概也会不为所动吧（被打飞）
但是这个现象究竟有多普遍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实验室养的螳螂经常会发现这种惨剧，但是野外却很少观察到，很多研究者怀疑这是实验室养殖导致的假象。一些研究认为这是在螳螂被打扰的情况下才发生，如果不被打扰，那么雄螳螂实际上会跳一种非常复杂的舞蹈，让对方的兴趣从捕食转变成性。相关的争议还在持续中。

P.S.末尾Howard说的 "To infinity ... and beyond!" 是《玩具总动员》里巴斯光年的名言。

科学新闻循环

Posted: 29 Sep 2012 12:38 AM PDT

本文作者：Ent


原作：phdcomics.com

汉化：ent

谁才有资格抚养和送养“不该出生的孩子”？

Posted: 29 Sep 2012 02:43 PM PDT

　　
　　杨支柱
　　
　　据南方农村报2012年9月27日《孕妇在医院引产引出活婴，家属没人肯接要医生处理》一文报道："不该出生的"陈天懿（化名）在广东翁源县人民医院呆了快两个月了，她该由谁抚养，医院、政府与她的父母协商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陈天懿的母亲刘芳（化名）今年7月在中山市某医院进行产检时，发现胎儿缺了一个肾。刘芳回到户籍所在地翁源县计生部门办理了引产批准手续后，于7月24日住进翁源县人民医院等待进行引产手术。最初医院选择了药物催产，未果。8月3日，医生发现刘芳胎盘早剥，进行了紧急剖腹产手术，取出了在母腹中已经孕育8个多月的陈天懿。
　　看来记者、编辑也像陈天懿的父母和医院、政府一样，关心的是陈天懿这个"不该出生"的"包袱"应该由谁来养的问题。南方农村报记者5日采访了广东省委党校法律专家宋儒亮教授，这位教授也不例外，他说，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不养构成遗弃。
　　但是陈天懿的父母有资格抚养她吗？法律为什么规定父母是孩子天生的监护人？这不能简单地用"谁制造的'包袱'谁负责"来解释，因完全可以责令父母掏抚养费而把孩子交给其他更合适的人来养。由父母来养是因为全世界的父母都比他人更爱自己的孩子，从而比任何其他人抚养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刘芳夫妇对陈天懿谋杀未遂于出生前，他们还有资格养这个孩子吗？跟谋杀相比，遗弃又算什么？虽然堕胎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谋杀，但其心态、后果与谋杀并无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为什么要剥夺监护资格呢？当然不是为了减轻严重不负责任的监护人的负担，而是为了使被监护人的权益不再受监护人不负责任的损害。请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负责任的行为比堕胎更严重地危害孩子？引产于前、遗弃于后，陈天懿由她的亲生父母养不止是一般的不利，而是有生命危险，宋儒亮教授不会想不到这一点。解释法律条文必须联系前后文，做出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作为法学教授也不可能不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宋儒亮教授主张把"不该出生"的孩子交给曾经要堕掉她、遗弃她的生父母抚养呢？我想大概是为了给政府甩"包袱"吧。
　　那么陈天懿应该由谁来抚养呢？陈天懿显然没有成年兄姊；刘芳决定引产前又跟亲友商量过——这意味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很可能都是谋杀未遂的同谋，当然都没有抚养陈天懿的资格。
　　可能被取消监护资格的人，同样也没有送养资格。送养人对于被送养人负有选择适当收养人的责任，因为严重不负责任损害被监护人利益而被剥夺监护资格的人当然不适合承担选择收养人的责任，谋杀未遂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陈天懿只能由法院指定监护人，而且显然无近亲属可以指定。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六条第三款还规定了"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这一规定是落伍的，雇主养给雇员养孩子并不合适，村委会、居委会给村民、居民养孩子同样不合适，事实上只能是政府民政部门下辖的福利院。
　　由福利院抚养的另一个理由是法院只能指定监护人，不能指定收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五条的规定，收养必须有送养人，这个送养人除了有特殊困难的父母、孤儿的监护人外就只能是社会福利机构了。
　　问题是刘芳对陈天懿的引产是经过翁源县计划生育局批准的，翁源县福利院抚养陈天懿是行使法律赋予翁源县民政局的职责，而计生局和民政局都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既然也是谋杀陈天懿于出生前的共犯，它有资格担任监护人吗？
　　追问到这里就无解了。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所谓"不该出生"的孩子，其实就是该死的孩子，陈天懿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人是没有活路的，甚至难以像宠物狗一样被好心收养。
　　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宣布翁源县计划生育局批准堕掉陈天懿是违法行为，计生局据以做出批准刘芳堕胎的决定的规范性文件是无效的。这样才能使政府摆脱共同谋杀嫌疑，民政局（实际上是其下辖的福利院）才有资格担任监护人。
　　陈天懿的遭遇凸现了"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残忍和荒谬。在孕妇保健和孕妇保护之外的所谓"优生优育"，其实就是鼓励堕掉可能有残疾的胎儿，这一方面通常导致更多的健康胎儿被中期引产（所谓出生缺陷筛查，无非就是万分之几十以下为合格、万分之几百以上为高危，从而建议堕掉而已），另一方面构成对所有在世的残疾人最严重的歧视（意味着他们是"不该出生"或该死的）。
　　陈天懿被查出只有一个肾的时候因为快8个月了，这样的晚期引产当然不发生错堕健康胎儿的问题。但堕掉一个剖腹产可以活下来的胎儿，与杀人有何区别？而且只有一个肾尽管不符合"优生"标准，严格地说并不是残疾。我查了一下有关医学资料，人类正常情况下连一个肾的功能都使用不完，一个肾的人只要不患肾病，对于人的寿命和生活质量没有影响。新生儿只有一个肾的概率，大约是1500比1，并且男多于女，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出生的1500万左右孩子中应该有1万多个孩子只有1个肾。如果每年的新生儿中只有几千个一个肾的孩子，那就意味着另外几千个孩子被计生委和家长合谋杀害了，陈天懿只是其中谋杀未遂的一个。无辜的她被自己的父母控诉，由翁源县计划生育局审理并判处了死刑，最后由翁源县人民医院执行了死刑；但是她命大，居然死里逃生，大概是上天保下来控诉万恶的计划生育的。
　　胎儿的有各种各样畸形的，少一个肾远非不符合"优生"标准的全部，因各种对生存质量影响不大的畸形而被消灭的胎儿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何况就是对生存质量影响比较大的残疾，我们又凭什么判断他们活着会生不如死？有严重残疾而不想自杀的人不是比想自杀的多得多吗？
　　既然禁止大月份引产，那么唯一的例外就只能是继续孕育威胁孕妇生命（而不仅仅是健康），而不是经过计划生育局批准。做出继续孕育威胁孕妇生命结论的合适机构，应该是医院的诊断和专家会诊。即使要批准，也只能由医师行业协会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而不是计生部门。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一个大月份胎儿是不该出生的，大月份引产仅仅是为了挽救孕妇性命不得已采取的医疗措施，跟计生委掌握堕胎权或堕胎批准权的"少生优生"不应当有半点关系。
　　

禁藥築成的環法單車賽

Posted: 28 Sep 2012 10:40 PM PDT

今年八月，七屆環法賽冠軍岩士唐（Lance Armstrong）宣布放棄就美國反禁藥組織的指控抗辯。九月，這本《The Secret Race: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the Tour de France: Doping, Cover-ups, and Winning at All Costs》就面世，實在是正合時宜。此書由兩人合寫。其中一人為曾寫過一本岩士唐傳記的Daniel Coyle。而另一位作者則是岩士唐在美國郵政隊時的隊友、前奧運單車個人計時賽冠軍（該面金牌在本書付印後被國際奧委會褫奪）咸美頓（Tyler Hamilton）。咸美頓理所當然是書中內容的主要提供者。

用充值電話卡、談話時用暗號、想辦法消滅犯罪證據、找黑市醫生、因爆料被人排擠以至是恐嚇……這通通都是港產片中有關黑社會的橋段。想不到在職業單車界也是如此。而這個社團中，岩士唐就是大佬一名。而執法者的領導人（國際賽車聯會的高層）甚至可能是這位大佬的臥底（被指收了日本人錢而將競輪列入奧運項目的前國際賽車聯會會長Hein Verbruggen在咸美頓擊敗了岩士唐後立刻召見咸美頓，其手下就告訴他他的血液藥本有問題）！還有那些有關服藥、避過藥檢的描寫，書中情節的劇力實在直迫《無間道》！

這本書最可貴的不是將岩士唐拉下神擅，而是它記下了一位精英運動員如何會走上服禁藥的道路。以成為世界級運動員為目標，終於有機會進入歐洲職業單車界殿堂。作為新秀自己的成績未如理想，卻見到隊中的強手每每在賽後都有專人奉上禁藥。換言之，禁藥不但不被視為違反道德，而且是成為頂尖車手的必備武器。如果你不獲提供禁藥，即是說你沒有潛質成為最頂尖的選手。因此，對咸美頓來說，第一次服用禁藥，根本無需要甚麼掙扎。因為當隊中的醫生第一次帶禁藥給他時，就是在肯定他的能力。

書中其中一個最有趣的故事發生在咸美頓兩次被驗出服食禁藥而退役後。當時他在街上踏單車消閒，遇到有其它踏單車的人向它展示「dopers suck」兩個英文字。他憤怒地追趕，截停了向他示威的人。但咸美頓沒有攻擊他，而是和他握手，並承認自己是一名ex-doper，但他絕不「suck」。因為儘管他對欺騙了全世界感到歉疚，但服用禁藥其實還是人之常情。大部分人在那個位置大概都會作出這個選擇。

運動員一直在尋夢，而到接近夢想時卻發現：原來要圓夢的話就必需跟隨一些不合法的遊戲規則。難道為了保持「清白」之軀，就甘願放棄自己的理想和多年來的苦功？究竟在這情況下同流合污是否真的需要永遠被看不起？服禁藥的責任是應由個別運動員負責？還是服禁藥只是當代競技運動不停追求突破極限、只肯定勝利者而造就出來的結果？

即使是身不由己，但不停對著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說謊還是給予咸美頓極大的壓力，令他的天生抑鬱症更嚴重。咸美頓最後決定將自己的經歷公開，其供詞也成為美國司法部門要指控岩士唐的有力證供之一。只是想不到岩士唐的名聲連美國政府都要忌他三分，不明不白地決定不起訴他。因此才有美國反禁藥組織跟進這案。

雖然已放棄了抗辯，但一般相信更多對岩士唐不利的證據在不久的未來將會陸續出台。咸美頓一方面希望岩士唐能承擔責任，一方面也同情岩士唐。始終加入這個社團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但對我這位讀者來說，社團大佬和一般的社團成員還是有很大分別的。

不過，服禁藥真的有問題嗎？但這問題要另文討論了。

原文見此。

圖片為編輯所加，題為編輯所改。原題《書評/讀後感：《The Secret Race: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the Tour de France: Doping, Cover-ups, and Winning at All Costs》。

白鹿原

Posted: 28 Sep 2012 10:19 PM PDT

昨天去看了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从某些没有被电影局删减掉的镜头中洞察到了这个曾经工作于西安美术广告总公司的年轻导演极强的驾驭宏大史诗性作品的超强能力，可惜的是，极端的电影审查制度让这部中国电影史上伟大的作品成了一堆烂肉，我期待有生之年能看到220分钟的全长版本。转一个曾经看过220分钟版本的评论家对《白鹿原》电影的评论，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过的最好的影评。

 

《白鹿原》的"政治观"

未删节版电影《白鹿原》超过三个半小时，总计220分钟。导演王全安讲了一个中国农民成为掌握政权者的故事，在这个上升的故事里，他相信的革命动力更多来自私欲与处境，而非宏大的意识形态。电影最后，农民白孝文（成泰燊扮演）从农村来到城市，他成为了"新中国"的新干部，当他的父亲白嘉轩（张丰毅扮演）千里迢迢到县城看望他时，他在一阵甩动的红布与喧嚣锣鼓的集体表演中，在年轻人热烈的笑脸与欢呼声中，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年迈与虚弱，电影把镜头对准了他与他身后的喧闹，白嘉轩无力地弯腰干咳，你只能看到他痛苦无声的表情，却听不到他发出任何声音。

在《白鹿原》送"柏林电影节"的参展版本中，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节全部被删除，电影变为188分钟；中国大陆公映版再次被删减，最初公布的长度是156分钟。但是这部原定于2012年9月13日公映的电影，在上映前一天再次被延期，最终确定在9月15日公映。"《白鹿原》是中国影史上最难拍的电影。"王全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

从一开始，拍摄《白鹿原》就不可能只是一个电影创作层面的事。1993年小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人在美国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就曾要求小说作者陈忠实写一封远洋委托书，委托由他来改编《白鹿原》。200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买到版权之后，由编剧芦苇经手的几个版本都没有通过电影局的批准，芦苇说，为了顺利通过审查，他不希望在送审剧本中加入太多"违反规定"的笔墨，但电影局却期待一次"不会让文学界笑话我们的改编。"

2010年，王全安接手了《白鹿原》拍摄。当他前往小说作者陈忠实的家乡陕西省时，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和地方商人的隆重接待，他们都希望能够为这部电影投资，他们更多地将这部电影的拍摄考虑成一个与"大唐芙蓉园"一样的文化项目——那是位于西安大雁塔侧的主题公园，由西安曲江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管理，占地1000亩，总投资达13亿元 。王全安最后选择了陕西旅游集团作为合作单位，原因很现实也很简单——这家政府背景的公司可以为他在秦岭脚下的蓝田县圈下500亩地，制造出一个"白鹿原影视拍摄基地"。在这500亩地里，建造了一个拥有200多家住户的村庄，一些历史超过了七、八十年的建筑被移植过来，它们共同成为了《白鹿原》的拍摄场地。

《白鹿原》的历史跨度从清末民初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改编这一史诗题材的过程中，王全安极大避免了小说因模仿马尔克斯的著作《百年孤独》而制造出的亢奋与所谓的魔幻色彩，他只愿将《白鹿原》当做一群农民的故事。准备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他的主角们只需要做两件事：干农活与学陕西话。而在一个长达半个世纪跨度的故事里，王全安在多处关键段落巧妙地通过人的私欲把那些史诗事件紧密地黏在一起，这是电影《白鹿原》改编中非常成功的部分。

比如黑娃（段奕宏扮演）从地主家将田小娥（张雨绮扮演）带回村子时，他们渴望过稳定传统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在村子里祠堂里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但村里的宗族并不接受他们，他们只能远离村庄在一个悬崖中的窑洞生活。黑娃投身革命的童年玩伴回到了村子，当听到他们的故事时，他兴奋地告诉黑娃，这就是新思想与自由恋爱，他激动地对他们说：原来你们就是我们村第一对自由恋爱的年轻人。这种认可在瞬间改变了黑娃，他决定参加革命，而在参加革命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毁村子里拒绝过他们的祠堂。

而在窑洞里的情欲戏也是整部影片最令人震撼的部分之一。田小娥的丈夫黑娃参加革命后多年没有音讯，无助的小娥拜托鹿子霖（吴刚扮演）去打探他的下落。两个人因为一起报复了宗族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得逞之后，鹿子霖去窑洞里找田小娥庆祝。田小娥骑在鹿子霖的身上放声大笑，情绪到了癫狂失控时，她将尿撒到了鹿的嘴里，又在咒骂中把鹿撵出了窑洞，一个人绝望地蹲在火坑上哭泣。

当《白鹿原》被大面积删减之后，这个作品已经达不到让王全安可以自信参加2012年2月举行的"柏林电影节"的标准。"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柏林我就不去了。"王全安说。但当得知电影一天不上映，制片人就会有三万左右的利息被蒸发掉时，王决定妥协。最终这部电影在第62届"柏林电影节"在最佳影片单元仅次于意大利电影《凯撒必死》，获得了"银熊奖"。

王全安直到35岁那年才第一次获得拍摄电影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做了大量哲学、美学的理论阅读，用七年时间锻炼自己剧本创作的能力。2000年，他在北京偶遇一位极想做点文化事业的房地产商，后者给了他450万元，让他拍摄了《月蚀》；三年之后，他又以极低的成本与游击战的方式拍完了《惊蛰》。对于他来说，"经济问题是一件很实在的问题"。

王全安是一个特别善于用情欲关系拍摄政治故事的导演。这种能力在曾获得过"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中有过隐秘体现。这部电影中，女主角图雅有一个家族指定但已老迈残疾的丈夫巴特尔，为了维持草原上的艰难生计，图雅必须再找到一个年轻力壮的新丈夫，但前提是，这个年轻人必须愿意同时接受与她那位年迈的丈夫一起生活。

《白鹿原》中的情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艺谋的《菊豆》与《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种中国人在承受了千年封建礼教的压抑与束缚之后，人性在一种极端、夸张状态的扭曲释放的故事，从来都不新鲜。事实上，对于中国女明星而言，田小娥从来不是一个让她们陌生或者难以理解的角色，她的戏剧性与土地性反而不是一种最难的表演，在张雨绮之前，巩俐已经做得很好。

然而，在三个半小时的未删节版本中，对于张艺谋那一代人的政治观，王全安有显而易见的超越，这种理解力也让《白鹿原》成为一部堪称史诗的作品。

当日军的飞机进入白鹿原的上空轰炸的时候，白鹿原的农民开始要面对革命与战争。张雨绮化身为一个圣母般的角色，她和所有片中的主要男性都将发生身体或者观念上的冲突，并在死亡之后，和土地一样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每一个的思想。

相比于张艺谋那一代导演，王全安的超越恰恰在于他不但展示了中国人极端与夸张的一面，他更是在中国人如何分享革命果实的时候，意外地表现出了他们的成熟、精明与深刻，这种深刻从来没有在前一辈导演的作品中出现过，相比较王全安的政治观，他们都显得幼稚与短暂。

但是，中国观众在《白鹿原》最终的上映版本中将无法看到这种成熟，甚至连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看到的是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相似的故事：一个封建礼教下扭曲的情欲故事。当日军的飞机从上空落下的时候，白鹿原上的人们在一片黄土中抱头四窜，电影也随之结束了。革命以及对革命胜利果实的分享，从电影中消失。

成人科普的阅读报告

Posted: 28 Sep 2012 10:29 PM PDT

本文作者：量子熊猫

 我的科普阅读之旅是从小人书开始的。在一本已经记不住名字的书里，一个少年游历海底世界，与虾兵蟹将发生一番周折。书籍采取是主人公游历讲解的形式，颇有点像《神曲》里的但丁和维吉尔，却是将知识嵌在一个简单的故事里，娓娓道来。

但就在我能够很好的阅读文字书籍时，科普阅读却经历了小小的断档，我一时找不到深入浅出的读物。如今想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把科普当作少儿教育的一部分，当我的阅读品味刚刚步入成年时，发生了一点读书的尴尬。当时好的成人科普书籍几乎只有包括《时间简史》的那套著名的第一推动系列。另一个角度讲，似乎科普是不能作为通俗读物出现的。我们找不到很多合适的书籍，一方面能让人获得一点智力愉悦，另一方面读起来又能不那么让人精疲力竭。

时至今日，在北京海淀的大型书店，标记为科普的书柜已有有足足两列，但是品类和我中学时还是很相似——一部分给低龄读者写的少儿科普，和经典的科普，后者喜欢和你谈谈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却很少关注为什么我们会非理性的购物，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科学松鼠会的出现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在之前，很多国内科普作者已经在做着探索，写作了很多新鲜活泼的科普文章，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快速反应，对大众科学事件的新闻敏感，都与过去的科普不同。而科学松鼠会汇聚了一批这样的作者，在近三年来，出版了很多本高质量的科普书籍。最新的这本《爱与性的实验报告》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本。

欲望都市里来了科学家

这本书的作者小庄把书稿给我前提醒我，看这本书可能会把你激怒；而另一位科学松鼠会成员夏如则和我谈到她的观后感，说这是一本科学版的《欲望都市》。

欲望都市？大城市的高学历高收入女性，谈论"高端话题"，用比传统习惯更主动的方式对待爱与性，在故事里是真正的主角，从不需要男性的拯救，甚至连男性的支持也是可有可无。作为一个男性读者，这种故事虽然不至于激怒我，但是也并不是我喜爱的类型。等等，科普？故事？难道成年人的科普不是靠硬邦邦的数据驱动吗？

还好，流畅的阅读体验很快将我带入书中。书的结构让我回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科普，但故事却是成人的。一开头作者就介绍了四位颇有点符号性质的女性角色：名校毕业，担任网站高管的唐纳薇，本书的很多科学内容就是通过她说出来的；海归博士M、广告精英莫扉、明星经纪人戴安。与其说作者想标榜某些价值观，不如说这是现代都市女性的某种投射——已经度过了青涩岁月，年龄在28岁以上，经济独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本书并没有渲染高档的生活方式，而是展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理性人。

一个都市女性，经历的感情问题是现代的，但也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两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情与性的博弈，等待与希冀，失望和痛苦，这些自古以来经典爱情故事描写的内容一次次上演。然而这一次，隐藏在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却被犀利不失温情的女主角唐纳薇一一道出。这一次，轮到爱情被除魅了。

演化论与认知科学

《爱与性的实验报告》分为四大部分"关系论"、"如果爱"、"性解析"和"泛情感"。看看篇名就知道，爱与性所言不虚，全书围绕的主题正是两性问题。读者不用担心在刚刚读了谈女性择偶的文章突然跳转到高分子化学。而如果让我概括这本书的科学脉络，我以为关键词是演化和认知。

演化论，自达尔文以来，历经百余年，大量的研究不断丰富着这个优美的理论。国人对演化论的理解经常伴有很多谬误，这本书的内容尽管并不是着重介绍演化论，却大量援引了相关的研究结论。要知道，性选择正是达尔文研究伊始就关注的话题。两性间的大量行为都可能有着演化意义。

可不是吗，为什么男性喜欢青春少女而女性偏爱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男性？因为你的基因需要延续，而青春少女生育力旺盛，富有的男人能给孩子最好的资源。为什么有人会对异性的体味非常在意？因为某些体味可能表示了他或她免疫的特点，而与你免疫特点的互补很可能帮助后代获得好的免疫力。

认知科学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这门科学诞生时间不长，把过往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交叉，系统的研究人类的知觉、记忆、思维，乃至复杂的社会行为。

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快速约会的人数大大影响约会质量，因为我们的大脑处理不了那么多人的信息，只能简单粗暴的分析一下异性的相貌，而这可不是一个判断异性自足的好指标。有些人在恋爱关系中总是处于守势，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依恋类型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在他们的幼年和妈妈的关系中就可能有所表现。

现在，认知科学遇上演化论，将有关人类的研究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排卵期的女性分辨异性相貌的能力好于平时。而幽默的男性更受欢迎，和他们体内的睾丸素水平高可能有关。某些认知能力有效的适应环境，在严酷的竞争中得以保存。

读这本书的乐趣，就在于看一看我们平时见怪不怪的两性现象，其实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机制。而男女间的一点勾心斗角，还可能有着重要的演化意义。别担心，这本书可不是为了让你对爱情失望的，如果你的爱情观是建立在少女言情小说基础上的，那这本书会让你在它破灭前吃上一剂清火药；而如果你是一个对两性有着成熟看法的人，这本书还能修正你的观点，给你的看法提供一些经过检验的佐证。

特别是，虽然有一些小说笔法，但是文章还是显示了作者接受的科学训练，引用的研究结果都有研究者、发表时间和内容的清楚表达。可惜和很多国内科普书很像，就是这些研究没有提供参考文献格式的论文出处。虽然作为报刊专栏结集出版的图书，这个要求似乎有些苛刻，但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

为什么男人应该读这本书

作者告诉我这本书可能会激怒我，果不其然，当读到《对不起，我不负责赞美你》这一篇时我感到很是恼火。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在《性别角色》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显示，自恋人士对异性恋女性更不友好，摆出更多大男子主义倾向。难道作者在暗示我是容易发火的自恋男吗？开个玩笑，这本书的男性读者会如何看待这些内容呢？

我在认知科学的领域里已经浸淫数年，对书中提到的实验方法很熟悉，而对于一些结论则能如数家珍。但是这本书可是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不管这种视角是作者的态度还是一种传播策略，恐怕都能让部分男性感到不爽。

从这个角度，我倒是建议男人应该读读这本书。书中提到，过去几十年来择偶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女性的智力在男性择偶的条件中正在越来越重要。这很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好处，真的有人开始注重心灵的匹配。当男人想方设法表现的更有男性气概时，别忘了，这只是你的基因起作用，更多的激素让你做出更多冒险行为。这些冒险行为一方面大大吸引女士的眼球，可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男人受伤或死亡的概率。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和百万年前的祖先有着太多的相似性。读一读这本书可以让很多男性朋友换一个角度看看这个世界，看看你拼命搞定的豪车和努力学出的绅士风度背后是什么。

对于女性读者，就不需要这种说服了。希望你能在书中的角色身上找出一点带入感，在感情生活中做一回积极而理性的独立个人。了解你自己，也了解男人，他们基本是另一种动物。

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科普

如何定义《爱与性的实验报告》呢？枕边读物甚至是厕上读物，因为篇幅短小，可以随便翻开一页开始读；地铁读物，因为内容正适合无聊的都市交通时间；成人读物，因为文笔虽然含蓄，但是内容却是实实在在的两性话题；休闲读物，书不厚，也不打算和你讨论国计民生，没有公式和定理，不讲弦论或者宇宙学，不需要背景，仅仅需要一点对生活的好奇心。

是的，这是一本果壳阅读出品的科普书，很好的满足了上述需求。如果科普书在中国意味着或是低幼或是繁难，那么这一类书籍正在提供一种新答案。作者没有打算让你亲近"神圣的科学"，而是和你谈谈情，聊聊性，说说这些事情背后的道理。而读者也不需要学习知识的预期，完全可以放松的阅读，就像看看美剧《欲望都市》，我们并不是抱着受教育的目的，却能身心愉悦而归。《爱与性的实验报告》是一本科学性良好的娱乐书籍，又是一本富于趣味的科普书。

科普柜台上，不该仅有《十万个为什么》和《时间简史》，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科普书籍。有些作者喜欢抱怨读者，仿佛读者总是不识货。然而作为一位热切的读者，我却很想抱怨作者：好书，不侮辱读者智力的书，有阅读快感的书太少太少了。我小时候被《十万个为什么》启蒙，少年时看了似懂非懂的《时间简史》，快上大学才被王小波教育，智慧本身就是好的。如今我想成为一个智力上的绅士，我很希望《爱与性的实验报告》这种书多一点，再多一点。

发表于2011.8.7 南方都市报 南方阅读 书鉴

小红猪抢稿20120928

Posted: 28 Sep 2012 06:55 AM PD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原来处方药的好坏，不单凭医生的判断——事实上医生可能非常无辜。医药公司做着非常糟糕的实验，并悄悄掩藏起了看着不漂亮的数据。

本期抢稿：The drugs don't work: a modern medical scandal

小红猪

抢稿方法

每周五(北京时间晚十点)在科学松鼠会发布待翻译稿件原稿。

刊 出原稿后48小时内为试译期，有意参与者期间从原文中挑选一段愿意翻译的文字，翻好发到小红猪专用邮箱 jredpig@songshuhui.net。中英对照、长度不限、择优录取。P.S. 要是哪个翻译魔人直接翻完全篇那你中标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试译期过后流程编辑查看邮箱，24小时内挑选出最佳译稿并与该投稿者联络。

抢到稿子者将有2周时间完成翻译。资讯类稿件限时一周。

若抢稿成功者有特殊原因不能完成须及时告知，流程编辑与当初报名的其他译者联系。

抢稿须知

自己要把关质量，翻译准确，并做到语句通顺

抢稿前提是看懂，若有N多名词不知道准确含义，请勿抢稿

遇可能的科学术语请通过专业渠道核实译名

人名译法要规范，不能自创（推荐新华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提交的译文需要是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交替的格式，便于校对

抢稿者的作品经审核和校对，在群博发文时后边会附上校对打的小红花！

小红花试行规则如下

如果校对觉得："这个译者真靠谱哇！"——译者获5朵小红花；

校对觉得："翻译得认真。"——译者获3.5朵小红花；

校对说："有不少错，可以继续校对。"——译者获2朵小红花；

校对说："让我重译吧……"——译者获0.5朵小红花；

提前交稿——译者额外获1朵小红花。

积分奖励

译者积分满10分，可以自行挑选稿件翻译后投递到小红猪邮箱。

译者积分满20分，可报名成为校对，成功校对一篇稿件并发布后，可获3朵小红花。

译者积分满50即可正式晋级"小红猪"，并以此作为申请成为"松鼠"、接受评议的资本之一。

The drugs don't work: a modern medical scandal

Posted: 28 Sep 2012 06:53 AM PDT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Sourse：https://mail.google.com/mail/u/0/#apps/The+drugs+don't+work%3A+a+modern+medical+scandal/13a012a5585b9f13

Reboxetine is a drug I have prescribed. Other drugs had done nothing for my patient, so we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new. I'd read the trial data before I wrote the prescription, and found only well-designed, fair tests, with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results. Reboxetine was better than a placebo, and as good as any other antidepressant in head-to-head comparisons. It's approved for use by the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the MHRA), which governs all drugs in the UK. Millions of doses are prescribed every year, around the world. Reboxetine was clearly a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The patient and I discussed the evidence briefly, and agreed it was the right treatment to try next. I signed a prescription.

But we had both been misled. In October 2010, a group of researchers was finally able to bring together all the data that had ever been collected on reboxetine, both from trials that were published and from those that had never appeared in academic papers. When all this trial data was put together, it produced a shocking picture. Seven trials had been conducted comparing reboxetine against a placebo. Only one, conducted in 254 patients, had a neat, positive result, and that one was published in an academic journal, for doctors and researchers to read. But six more trials were conducted, in almost 10 times as many patients. All of them showed that reboxetine was no better than a dummy sugar pill. None of these trials was published. I had no idea they existed.

It got worse. The trials comparing reboxetine against other drugs showed exactly the same picture: three small studies, 507 patients in total, showed that reboxetine was just as good as any other drug. They were all published. But 1,657 patients' worth of data was left unpublished, and this unpublished data showed that patients on reboxetine did worse than those on other drugs. If all this wasn't bad enough, there was also the side-effects data. The drug looked fine in the trials that appeared 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but when we saw the unpublished studies, it turned out that pati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side-effects, more likely to drop out of taking the drug and more likely to withdraw from the trial because of side-effects, if they were taking reboxetine rather than one of its competitors.

I did everything a doctor is supposed to do. I read all the papers, I critically appraised them, I understood them, I discussed them with the patient and we made a decision together, based on the evidence. In the published data, reboxetine was a safe and effective drug. In reality, it was no better than a sugar pill and, worse, it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As a doctor, I did something that, on the balance of all the evidence, harmed my patient, simply because unflattering data was left unpublished.

Nobody broke any law in that situation, reboxetine is still on the market and the system that allowed all this to happen is still in play, for all drugs, in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Negative data goes missing, for all treatments, in all areas of science. The regulators and professional bodies we would reasonably expect to stamp out such practices have failed us. These problems have been protected from public scrutiny because they're too complex to capture in a soundbite. This is why they've gone unfixed by politicians,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but it's also why it takes detail to explain. The people you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trust to fix these problems have failed you, and becaus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a problem properly in order to fix i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Drugs are tested by the people who manufacture them, in poorly designed trials, on hopelessly small numbers of weird, unrepresentative patients, and analysed using techniques that are flawed by design,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exaggerate the benefits of treatments. Unsurprisingly, these trials tend to produce results that favour the manufacturer. When trials throw up results that companies don't like, they are perfectly entitled to hide them from doctors and patients, so we only ever see a distorted picture of any drug's true effects. Regulators see most of the trial data, but only from early on in a drug's life, and even then they don't give this data to doctors or patients, or even to other parts of government. This distorted evidence is then communicated and applied in a distorted fashion.

In their 40 years of practice after leaving medical school, doctors hear about what works ad hoc, from sales reps, colleagues and journals. But those colleagues can be in the pay of drug companies – often undisclosed – and the journals are, too. And so are the patient groups. And finally, academic papers, which everyone thinks of as objective, are often covertly planned and written by people who work directly for the companies, without disclosure. Sometimes whole academic journals are owned outright by one drug company. Aside from all this, for several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nduring problems in medicine, we have no idea what the best treatment is, because it's not in anyone's financial interest to conduct any trials at all.

Now, on to the details.

In 2010, researchers from Harvard and Toronto found all the trials looking at five major classes of drug – antidepressants, ulcer drugs and so on – then measured two key features: were they positive, and were they funded by industry? They found more than 500 trials in total: 85% of the industry-funded studies were positive, but only 50% of the government-funded trials were. In 2007, researchers looked at every published trial that set out to explore the benefits of a statin. These cholesterol-lowering drugs reduce your risk of having a heart attack and are prescribed in very large quantities. This study found 192 trials in total, either comparing one statin against another, or comparing a statin against a different kind of treatment. They found that industry-funded trials were 20 times more likely to give results favouring the test drug.

These are frightening results, but they come from individual studies. So let's consider systematic reviews into this area. In 2003, two were published. They took all the studies ever published that looked at whether industry funding is associated with pro-industry results, and both found that industry-funded trials were, overall, about four times more likely to report positive results. A further review in 2007 looked at the new studies in the intervening four years: it found 20 more pieces of work, and all but two showed that industry-sponsored trials we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flattering results.

It turns out that this pattern persists even when you move away from published academic papers and look instead at trial reports from academic conferences. James Fries and Eswar Krishnan, at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California, studied all the research abstracts presented at the 2001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meetings which reported any kind of trial and acknowledged industry sponsorship, in order to find out what proportion had results that favoured the sponsor's drug.

In general, the results section of an academic paper is extensive: the raw numbers are given for each outcome, and for each possible causal factor, but not just as raw figures. The "ranges" are given, subgroups are explored, statistical tests conducted, and each detail is described in table form, and in shorter narrative form in the text. This lengthy process is usually spread over several pages. In Fries and Krishnan (2004), this level of detail was unnecessary. The results section is a single, simple and – I like to imagine – fairly passive-aggressive sentence:

"The results from every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45 out of 45) favoured the drug of the sponsor."

How does this happen? How do industry-sponsored trials almost always manage to get a positive result? Sometimes trials are flawed by design. You can compare your new drug with something you know to be rubbish – an existing drug at an inadequate dose, perhaps, or a placebo sugar pill that does almost nothing. You can choose your patients very carefully, so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get better on your treatment. You can peek at the results halfway through, and stop your trial early if they look good. But after all these methodological quirks comes one very simple insult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data. Sometimes, drug companies conduct lots of trials, and when they see that the results are unflattering, they simply fail to publish them.

Because researchers are free to bury any result they please, patients are exposed to harm on a staggering scale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medicine. Doctors can have no idea about the true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s they give. Does this drug really work best, or have I simply been deprived of half the data? No one can tell. Is this expensive drug worth the money, or has the data simply been massaged? No one can tell. Will this drug kill patients? Is there any evidence that it's dangerous? No one can tell. This is a bizarre situation to arise in medicine, a disciplin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supposed to be based on evidence.

And this data is withheld from everyone in medicine, from top to bottom. Nice, for example, i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crea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conduct careful, unbiased summaries of all the evidence on new treatments. It is unable either to identify or to access data on a drug's effectiveness that's been withheld by researchers or companies: Nice has no more legal right to that data than you or I do, even though it is making decisions about effectiveness, and cost-effectiveness, on behalf of the NH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In any sensible world, when researchers are conducting trials on a new tablet for a drug company, for example, we'd expect universal contracts, making it clear that all researchers are obliged to publish their results, and that industry sponsors – which have a huge interest in positive results – must have no control over the data. But, despite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industry-funded research being systematically biased, this does not happen. In fact, the opposite is true: it is entirely normal for researchers and academics conducting industry-funded trials to sign contracts subjecting them to gagging clauses that forbid them to publish, discuss or analyse data from their trial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funder.

This is such a secretive and shameful situation that even trying to document it in public can be a fraught business. In 2006, a paper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one of the biggest medical journals in the world, describing how common it was for researchers doing industry-funded trials to have these kinds of constraints placed on their right to publish the result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the Nordic Cochrane Centre and it looked at all the trials given approval to go ahead in Copenhagen and Frederiksberg. (If you're wondering why these two cities were chosen, it was simply a matter of practicality: the researchers applied elsewhere without success, and were specifically refused access to data in the UK.) These trials were overwhelmingly sponsored by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98%) and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results tell a story that walks the now familiar line between frightening and absurd.

For 16 of the 44 trials, the sponsoring company got to see the data as it accumulated, and in a further 16 it had the right to stop the trial at any time, for any reason. This means that a company can see if a trial is going against it, and can interfere as it progresses, distorting the results. Even if the study was allowed to finish, the data could still be suppressed: there were constraints on publication rights in 40 of the 44 trials, and in half of them the contracts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the sponsor either owned the data outright (what about the patients, you might say?), or needed to approve the final publication, or both. None of these restrictions was mentioned in any of the published papers.

When the paper describing this situation was published in Jama, Lif, the Danish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responded by announcing, in the Journal of the Danish Medical Association, that it was "both shaken and enraged about the criticism, that could not be recognised". It demande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cientists, though it failed to say by whom or of what. Lif then wrote to the Danish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Dishonesty, accusing the Cochrane researcher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We can't see the letter, but the researchers say the allegations were extremely serious – they were accused of deliberately distorting the data – but vague, and without documents or evidence to back them up.

Nonetheless, the investigation went on for a year. Peter Gøtzsche, director of the Cochrane Centre, told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that only Lif's third letter, 10 months into this process, made specific allegations that could be investigated by the committee. Two months after that, the charges were dismissed. The Cochrane researchers had done nothing wrong. But before they were cleared, Lif copied the letters alleging scientific dishonesty to the hospital where four of them worked, and to the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running that hospital, and sent similar letters to the Danish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so on. Gøtzsche and his colleagues felt "intimidated and harassed" by Lif's behaviour. Lif continued to insist that the researchers were guilty of misconduct even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mpleted.

Paroxetine is a commonly used antidepressant, from the class of drugs known as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or SSRIs. It's also a good example of how companies have exploited our long-standing permissiveness about missing trials, and found loopholes in our inadequate regulations on trial disclosure.

To understand why, we first need to go through a quirk of the licensing process. Drugs do not simply come on to the market for use in all medical conditions: for any specific use of any drug, in any specific disease, you need a separate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So a drug might be licensed to treat ovarian cancer, for example, but not breast cancer. That doesn't mean the drug doesn't work in breast cancer. There might well be some evidence that it's great for treating that disease, too, but maybe the company hasn't gone to the trouble and expense of getting a formal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for that specific use. Doctors can still go ahead and prescribe it for breast cancer, if they want, because the drug is available for prescription, it probably works, and there are boxes of it sitting in pharmacies waiting to go out. In this situation, the doctor will be prescribing the drug legally, but "off-label".

Now, it turns out that the use of a drug in children is treated as a separate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from its use in adults. This makes sense in many cases, because children can respond to drugs in very different ways and so research needs to be done in children separately. But getting a licence for a specific use is an arduous business, requiring lots of paperwork and some specific studies. Often, this will be so expensive that companies will not bother to get a licence specifically to market a drug for use in children, because that market is usually much smaller.

So it is not unusual for a drug to be licensed for use in adults but then prescribed for children. Regulators have recognised that this is a problem, so recently they have started to offer incentives for companies to conduct more research and formally seek these licences.

When GlaxoSmithKline applied for a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in children for paroxetine, an extraordinary situation came to light, triggering the longest investigation in the history of UK drugs regulation. Between 1994 and 2002, GSK conducted nine trials of paroxetine in children. The first two failed to show any benefit, but the company made no attempt to inform anyone of this by changing the "drug label" that is sent to all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fact, after these trials were completed, an internal company management document stated: "It would be commercially unacceptable to include a statement that efficacy had not been demonstrated, as this would undermine the profile of paroxetine." In the year after this secret internal memo, 32,000 prescriptions were issued to children for paroxetine in the UK alone: so, while the company knew the drug didn't work in children, it was in no hurry to tell doctors that, despite knowing that large numbers of children were taking it. More trials were conducted over the coming years – nine in total – and none showed that the drug was effective at treating depression in children.

It gets much worse than that. These children weren't simply receiving a drug that the company knew to be ineffective for them; they were also being exposed to side-effects. This should be self-evident, since any effective treatment will have some side-effects, and doctors factor this in, alongside the benefits (which in this case were nonexistent). But nobody knew how bad these side-effects were, because the company didn't tell doctors, or patients, or even the regulator about the worrying safety data from its trials. This was because of a loophole: you have to tell the regulator only about side-effects reported in studies looking at the specific uses for which the drug has a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Because the use of paroxetine in children was "off-label", GSK had no legal obligation to tell anyone about what it had found.

People had worried for a long time that paroxetine might increase the risk of suicide, though that is quite a difficult side-effect to detect in an antidepressant. In February 2003, GSK spontaneously sent the MHRA a package of information on the risk of suicide on paroxetine, containing some analyses done in 2002 from adverse-event data in trials the company had held, going back a decade. Thi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increased risk of suicide. But it was misleading: although it was unclear at the time, data from trials in children had been mixed in with data from trials in adults, which had vastly greater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As a result, any sign of increased suicide risk among children on paroxetine had been completely diluted away.

Later in 2003, GSK had a meeting with the MHRA to discuss another issue involving paroxetine. At the end of this meeting, the GSK representatives gave out a briefing document, explaining that the company was planning to apply later that year for a specific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to use paroxetine in children. They mentioned, while handing out the document, that the MHRA might wish to bear in mind a safety concern the company had noted: an increased risk of suicide among children with depression who received paroxetine, compared with those on dummy placebo pills.

This was vitally important side-effect data, being presented, after an astonishing delay, casually, through an entirely inappropriate and unofficial channel. Although the data was given to completely the wrong team, the MHRA staff present at this meeting had the wit to spot that this was an important new problem. A flurry of activity followed: analyses were done, and within one month a letter was sent to all doctors advising them not to prescribe paroxetine to patients under the age of 18.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our systems for getting data from companies are so poor, they can simply withhold vitally important information showing that a drug is not only ineffective, but actively dangerous? Because the regulations contain ridiculous loopholes, and it's dismal to see how GSK cheerfully exploited them: when the investig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08, it concluded that what the company had done – withholding important data about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that doctors and patients clearly needed to see – was plainly unethical, and put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at risk; but our laws are so weak that GSK could not be charged with any crime.

After this episode, the MHRA and EU changed some of their regulations, though not adequately. They created an obligation for companies to hand over safety data for uses of a drug outside its marketing authorisation; but ridiculously, for example, trials conducted outside the EU were still exempt. Some of the trials GSK conducted were published in part, but that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we already know that if we see only a biased sample of the data, we are misled. But we also need all the data for the more simple reason that we need lots of data: safety signals are often weak, subtle and difficult to detect. In the case of paroxetine, the dangers became apparent only when the adverse events from all of the trials were pooled and analysed together.

That leads us to the second obvious flaw in the current system: the results of these trials are given in secret to the regulator, which then sits and quietly makes a decision.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science, which is reliable only because everyone shows their working, explains how they know that something is effective or safe, shares their methods and results, and allows others to decide if they agree with the way in which the data was processed and analysed. Yet for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drugs, we allow it to happen behind closed doors, because drug companies have decided that they want to share their trial results discretely with the regulators. So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s carried out alone and in secret. And regulators are not infallible, as we shall see.

Rosiglitazone was first marketed in 1999. In that first year, Dr John Bu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discussed an increased risk of heart problems at a pair of academic meetings. The drug's manufacturer, GSK, made direct contact in an attempt to silence him, then moved on to his head of department. Buse felt pressured to sign various legal documents. To cut a long story short, after wading through documents for several months, in 2007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released a report describing the treatment of Buse as "intimidation".

But w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data. In 2003 the Uppsala drug monitoring group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contacted GSK about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spontaneous reports associating rosiglitazone with heart problems. GSK conducted two internal meta-analyses of its own data on this, in 2005 and 2006. These showed that the risk was real, but although both GSK and the FDA had these results, neither made any public statement about them, and they were not published until 2008.

During this delay, vast numbers of patients were exposed to the drug, but doctors and patients learned about this serious problem only in 2007, when cardiologist Professor Steve Nissen and colleagues published a landmark meta-analysis. This showed a 43% increase in the risk of heart problems in patients on rosiglitazone. Since people with diabetes are already at increased risk of heart problems, and the whole point of treating diabetes is to reduce this risk, that finding was big potatoes. Nissen's findings were confirmed in later work, and in 2010 the drug was either taken off the market or restricted, all around the world.

Now, my argument is not that this drug should have been banned sooner because, as perverse as it sounds, doctors do often need inferior drugs for use as a last resort. For example, a patient may develop idiosyncratic side-effects on the most effective pills and be unable to take them any longer. Once this has happened, it may be worth trying a less effective drug if it is at least better than nothing.

The concern is that these discussions happened with the data locked behind closed doors, visible only to regulators. In fact, Nissen's analysis could only be done at all because of a very unusual court judgment. In 2004, when GSK was caught out withholding data showing evidence of serious side-effects from paroxetine in children, their bad behaviour resulted in a US court case over allegations of fraud, the settlement of which, alongside a significant payout, required GSK to commit to posting clinical trial results on a public website.

Nissen used the rosiglitazone data, when it became available, and found worrying signs of harm, which they then published to doctors – something the regulators had never done, despite having the information years earlier. If this information had all been freely available from the start, regulators might have felt a little more anxious about their decisions but, crucially, doctors and patients could have disagreed with them and made informed choices. This is why we need wider access to all trial reports, for all medicines.

Missing data poisons the well for everybody. If proper trials are never done, if trials with negative results are withheld, then we simply cannot know the true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s we use. Evidence in medicine is not an abstract academic preoccupation. When we are fed bad data, we make the wrong decisions, inflicting unnecessary pain and suffering, and death, on people just like us.

2012年09月28日 糗事 TOP 10

Posted: 27 Sep 2012 08:30 PM PDT

以前lz是做手机维修的，一天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拿着一个女士手机来我这解锁，手机密码锁。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偷来的或者捡到的电话，lz比较反感开口要他一百元。当时那个手机也就值二百。因为当时其他地方能解开这种手机锁的人不多。那个男人低头看着手里的手机，两只手不断的在抚摸着，内心在斗争着。显然是走了很多地方没有解开而到我这又太贵，终于把手机递给我问：能不能保留里边资料？我答应后开始解锁，在操作过程中了解到这个手机是他女儿的，女儿刚读大一昨天出车祸离开了。这是唯一的留念。说完他流泪了。当我解开手机锁后看到里面那个纯洁女孩的照片时我被感动了，我告诉他这次免费，不收钱！当这个父亲离开我的柜台时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顶10544:: 拍-207:: 306条评论

六年前的高三班主任超级严格……割………上课的时候玩游戏机被发现，差点吓尿了，然后班主任让我到办公室叫家长来，可是我爸妈都在北京，班主任一定要叫亲戚，叫亲戚我更加丢不起这人了，重点高中全校倒数前十永远没跑，亲戚都不知道啊！稍后镇定的我发挥180的IQ，打电话叫了个出租车司机来假装我叔叔，他完全是影带级别的，在班主任前骂得我狗血淋头。走后我给了他一百……这不是g潮，g潮是他过会又回头又跑去办公室把游戏机给我要了回来！

顶3880:: 拍-96:: 114条评论

只看不发真的掉人品啊，信了。
背景：地铁上，有个妇女抱着小孩子。
突然孩子想要尿尿，无奈妇女说："各位谁那里有空瓶子啊？我孩子要尿尿。帮个忙吧。"环视周围，都没有。在失望之际，一位帅哥掏出一个小袋子撕开，拿出一个套套，g潮来了，只见他将套套撸开（你懂滴）伸到小孩子的JJ下，尿完了才半套，此神人顺手熟练的打了一个结。系上了。尼玛啊，神人啊 ，一点尿味都没有还有淡淡的水果香气。

TT  地铁  尿尿  

顶6660:: 拍-172:: 146条评论

我们公司绝大多数是男屌丝，结果老板今年中秋节给我们的福利是和另一个全是MM的公司联谊旅游。。。联谊途中，我跟其中一个MM说，这个中秋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哦，该MM一脸惊讶：啊？今天我们算加班啊！。。。算加班。。加班。。班。。！！

顶2462:: 拍-60:: 60条评论

这两天总看到说异地恋的，忍不住来凑个热闹！我们认识五年，异地四年。
网恋﹢异地恋﹢姐弟恋，虽然我只比他大一岁，我们的距离坐动车才一个小时，但也跨了两个省。……格格，为嘛昨天发了个连纪录都找不到……上学的时候他曾经为了攒车费来看我，天天吃食堂不要钱的稀饭，偶尔三块钱炒饭。我曾经为了给他买生日礼物，吃一个月包子泡面。为了跟我在一起，孝顺的他曾经跟母亲吵过架。为了不跟他分开，我在反对的父亲面前流过无数次泪……
2012年10月2号是我们的婚礼，掰掰手指还有三四天。所有网恋，异地恋，姐弟恋的朋友们，不要想太多，好好爱，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我们都可以幸福的！加油！

顶8410:: 拍-248:: 506条评论

以前在一个小公司，...哥哥哥哥...人少（15个人）但是气氛很融洽，老板和员工都像朋友，经常K歌吃饭什么的，一天因为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老板沉痛的跟大家说要散货了，结果前台mm不高兴了，说这是自己呆着最开心的地方，然后，然后跟她老爸打了个电话，就把公司买下来了

前台mm  

顶6732:: 拍-206:: 147条评论

读小学的时候有个2货同桌。也是快中秋节了吧，这货看了学校门口挂着的两只大红灯笼非常羡慕，可家人不给买，他就寻思着自己心灵手巧的，自己用纸折吧。还特牛b地跟我说到时折好了送我一个。
第二天早上他请假了。下午鼻青脸肿的来了，问他只说走路摔了。直到很多年后有次一起喝酒喝多了才告诉我，那天晚上他折了两只大白灯笼趁着夜色朦胧挂在了家门口……

顶5425:: 拍-161:: 163条评论

本人上班族一枚...属于饿不死也绝对撑不着的那一种，女友病后初愈，身体很弱，不能工作~~~昨天下班去菜场买菜路上看到她在路上戴个口罩捡瓶子，一步步的慢慢向前走，顿时泪流满面...看到我后显得很惊慌，然后又装着没事地对我说，反正别人又认不出来，晚饭可以又省下啦！回去后晚上本人偷着大哭一场，恨自己没出息，希望老婆能快点好起来，顺便求网上兼职

顶12477:: 拍-406:: 525条评论

一直淘宝。这几个月颇多。申通那个快递员都认识我了。我要寄快递给他电话他听我声音然后也不问就挂了来我家。这不是g潮。。。g潮是那个快递哥哥那天吓着我了啊。他说你穿36的鞋，最小号的衣服。还很喜欢买居家的东西。。。。不如我养你吧。。。他这是在跟我表白吗？？？

顶10189:: 拍-330:: 259条评论

我是那个北京好心人借我钱的，现在已经回到昆明，今晚到家，明早就还钱，看评论有说不信的，有说楼主骗子的，我可以理解，换了是我看到我也会这样说！假如你出门在外遇到这种事情，运气好遇到好人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热到心里热到骨子里的感觉！现在在大巴上，楼主保证回到家就转3000过去！谢谢大家的关注，喊句口号(看糗百，做好人)

顶7600:: 拍-259:: 186条评论

人择的理由

Posted: 28 Sep 2012 09:44 PM PDT

本文作者：Shea

Mario Livio & Martin J. Rees　文　Shea　编译

地外智慧生命存在吗？甚至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都倚赖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的宇宙允许复杂性（例如人类）出现。很显然，人类的生物学细节以及人类的出现取决于地球及其演化过程的某些特征。但是，有一些要求对于任何生命而言可能是普适的：星系、恒星和（可能的）行星必须形成；恒星中的核合成必须合成重元素，例如碳、氧和铁；这些原子又必须处于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在那里它们才能组合形成生物分子。

　　我们可以想像具有不同物理学和宇宙常数的宇宙。许多这样"无实际根据的"宇宙不会启动形成高等生命形式的链式过程。例如，一个宇宙拥有和我们相同的物理规律以及相同的物理常数，除了宇宙学常数Λ（物理真空的"压力"）比我们高一个量级，那么这个宇宙就会高速膨胀导致星系无法形成。出现复杂性的其他关键因素包括：（i）重子（质子和中子）的出现；（ii）宇宙并不是无限平滑的，可以形成结构（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涨落的振幅Q来度量）；以及（iii）比原子和分子间作用力小1040倍的引力——如果引力不是如此微弱，那么原子和宇宙尺度上的质量、长度和时间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21世纪的物理学面临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确定这些无量纲参数（例如Q和Λ）是否真的是基本的——在一个终极、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可以被解释——或者仅仅是巧合。在"永久暴涨"（eternal inflation）模型中这些巧合成了可能，在一个指数膨胀的根基上有无穷个分立的"大爆炸"。一些弦理论允许存在大量不同的真空态，每一个都有不同的Λ（甚至还有不同的维度）。这些理论都要求存在大量的小型宇宙（pocket universe）——一个多重宇宙。如果一些物理学常数并不是基本的，那么它们在不同的宇宙中就可以有不同的值。结果，一些小型宇宙就会不允许复杂性和智慧生命在其中演化。很清楚，人类只能在"亲生物"的宇宙中找到自己。我们宇宙中其他一些让人费解的特征仅仅是我们存在并且可以观测到的时期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常数的偶然值必定落在允许智慧生命演化的范围内。描述和研究亲生物区域产物的过程被称为人择推理。

　　人择原理正在开始被认真地研究，尤其是和暗能量的关系。在过去的7年中，宇宙正在加速膨胀已经非常清楚了，暗能量对维持一个几何上平直的宇宙所需的临界密度的贡献达到了大约70%。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或者可能仅仅是现在碰巧处于物质密度和暗能量密度差不多相当的宇宙中。



[图片说明]：宇宙学常数Λ和微波背景涨落Q的图，其中阴影部分为允许复杂性存在的区域。版权：PRESTON HUEY/SCIENCE。

　　这些问题曾经是：为什么真空会施加一个力？为什么会存在宇宙学常数Λ？现在我们问：为什么这个力如此的小？如果在暴涨时期存在一个较大的宇宙斥力，这个力是如何以如此高的精度被"关掉"的？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中，Λ比理论家认为合适的值小了10120倍。

　　根据温伯格的建议，建立了一些拥有随机值宇宙学常数的模型，这一随机分布（在暴涨宇宙学框架下）服从物理学规律。如果假设我们是典型（平凡）的观测者，那么暗能量开始在宇宙能量密度中占主导的时间和宇宙的年龄大致吻合似乎就有一个自然的解释了；如果Λ太大，那么在星系有机会形成之前加速就会压倒引力。

　　当假设有多个常数具有随机值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大爆炸产生的涨落振幅Q在其他宇宙中可以取不同的值。然而，在人择允许的区域，Λ和Q是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宇宙拥有较大的密度涨落振幅，即使加速很可观，结构也依然可以形成。对于Q小于10-6的情况，只能形成小尺度暗物质结构，而且只能出现在宇宙晚期。在这些结构中的气体非常稀薄，无法通过辐射冷却，阻碍了恒星的形成。如果Q大于10-3，大尺度结构会引力坍缩成巨大的黑洞。对于任何给定的Q，如果Λ大于某个确定的值，那么在宇宙加速膨胀时就无法形成星系质量的束缚系统。显然，我们的宇宙正位于人择允许的范围内。但是对于我们的位置究竟有多"特殊"的问题的解答还需要对宇宙中Λ和Q的进一步认识。

　　我们认为多重宇宙和人择推理对于科学而言是真实的观点（虽然还是猜测）。对弦理论或者是暴涨的进一步认识也许可以回答我们的大爆炸是否是唯一的，或者仅仅是许多个中的一个。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些到目前都认为是基本的物理常数就会是随机的。不过，光是"人择推理"和"多重宇宙"的提法就会使一些物理学家血压升高。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存在一系列无法观测到的宇宙似乎与"科学方法"（它要求理论是可以通过观测和实验来证伪的）相矛盾，因此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在定义可观测与否上存在一个"模糊"的边界。目前望远镜的观测能力预示了一个"视界"的存在，"视界"之外的东西无法被观测到；另一个对观测而言更基本的极限是粒子视界，在那里大爆炸发出的光子恰好抵达我们这里（有效红移无穷大面）。

　　在教科书中最简单的宇宙模型爱因斯坦—德西特模型中，膨胀是减速的，任何一个星系的红移都是减小的，任何位于视界外的星系最终都会进入到视界中；因此在未来它们会变得可观测。但是我们并不处于爱因斯坦—德西特宇宙中：我们处于一个平直但却加速膨胀的宇宙中。在这样一个宇宙中，任何位于视界外的星系将始终位于视界之外。一般来说，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中总会包含我们永远无法观测到的星系。如果由大爆炸产生的"我们的"小型宇宙中存在我们永远无法观测到的星系，那么设想这些星系来自其他的大爆炸——多重宇宙的一部分是不是一种飞跃呢？

　　如上文所述，有理论预言许多个大爆炸：一种可能是存在膜世界，许多宇宙嵌在高维空间中。另一个是"永久暴涨"。我们传统意义下的"宇宙"只是巨大宇宙群岛中的一片时空区域。

　　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是具有推测性的科学，并非是形而上学。可能存在许多大爆炸吗？如果是这样，它们可以用Q、Λ和其他量来描述吗？在多重宇宙中物理学会相同吗？是什么使得我们对无法观测的宇宙有信心？

　　回答是清楚的——如果它们被一个可以解释我们所观测到的事物的理论所预言，那么我们就会相信它。我们相信夸克和相对论对黑洞内部的描述，是因为这些理论在其他地方得到了证实。特别地，如果一个理论对可观测的宇宙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预言，那么我们就应该严肃地考虑并且准备接受它对无法直接观测的宇宙（或者是多重宇宙）的预言。

　　物理学家反对多重宇宙的第二个原因是人择原理似乎指向了物理学的极限——甚至是"物理学的终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一反对仅仅是心理学上。最重要的是，物理学家想发现一组唯一确定的自洽方程组来确定所有的微观常数和大爆炸。但是没有理由物理现实一定要按照这些偏好建立。许多物理学家致力于寻找一个能推导出所有基本数值和常数的理论，但是失败也许是他们的最终结果。

　　对第一性解释的寻求也许就像开普勒寻求一个能描述太阳系的优美公式一样是徒劳的。如果未来证实了多重宇宙的可能性，那么人择的论据将成为我们的宇宙之所以拥有这些特征的唯一解释。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摈弃任何的可能性。从现在我们忽视什么是基本的而什么不是基本的来看，我们应该对一切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思维。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基本常数和规律也许只是我们这片宇宙所特有的。它们也许可以从支配整个宇宙的某个理论中推出，但是也许也无法被那个理论唯一确定。

　　最后，有人可能会问，人择原理是否有预言的能力。原则上讲它有。例如，推测宇宙学常数是唯一的随机变量。正如一些论据所预言的，如果宇宙学常数源自一个平直分布，那么在某个随机的多重宇宙成员中它可能会具有较高的值。但是，在人择允许的范围内，宇宙学常数存在结构和复杂性无法出现的上限。如果我们的宇宙仅仅是整个宇宙中的普通一员（就像哥白尼谦逊地要求的那样），那么预计我们宇宙的宇宙学常数不会比这个上限小很多。如果观测显示宇宙学常数比人择阈值小105倍，那么人择的任何论据都会遭到严重的质疑。但是正如对高红移超新星和宇宙微波背景涨落谱的观测发现宇宙学常数仅比人择阈值小5-10倍，并不与人择预言相矛盾。

　　未来十年预期会对暗能量的特性有更好的限制，会进行超对称和对称破缺的实验，也可能会探测到来自暴涨的引力波。这些以及其他无法预料的发现无疑将会给多重宇宙和物理规律的唯一性与否带来希望。我们的宇宙并不是最简洁最简单的。它看似十分随意的混和了允许我们存在的参数。直到确认了我们位于哪种宇宙或者多重宇宙之后，人择推理才会真正成为物理学家手中的武器。

学者提醒不要让网络问政沦为官员的T型台和秀场

Posted: 28 Sep 2012 08:44 PM PDT

学者提醒不要让网络问政沦为官员的T型台和秀场
2012年09月27日 05: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9-27/4214985.shtml

　　9月21日，"第二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在贵阳举行。100多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部门的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就"微博时代的政府网络问政"的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微博等网络工具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社会舆论的格局，日益成为主流舆论新载体和社会意见的生成地。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新浪和腾讯两家微博注册用户达到8亿，其中官方微博的数量也持续呈增长态势。"微博时代的政府网络问政"已成为各级政府不能回避的课题。

　　论坛上，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喻红秋介绍，目前，贵州全省有433家政府机构开设了政务微博，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人民网开设的官方微博，关注粉丝近100万人。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微博问政对政府管理影响深刻。他说，自从有了微博，社会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一个微博就是一个爆料中心。

　　此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因在多种场合佩戴各种名表被网友"围观"，网友对照图片统计出其有11块名表。杨达才在接受微博访谈时称自己只有5块表，并且为合法收入所得。最新消息是，杨达才被陕西省纪委正式立案调查，并被撤销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通过网络爆料，为揭露腐败案件提供了线索。"汪玉凯说。

　　过去，很多官员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写文件，批阅文件，做报告，给领导汇报。如今，微博成为官员了解民生的另一种重要途径。

　　在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看来，转变过去的工作模式，官员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调整和改变。特别是网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多元化表达，以及直接面对受众等特点，官员要做好面对这些问题的准备。

　　关于网络问政，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胡泳说："大家都说通过网络问政能够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对微博和整个网络政治功能的认识仅限于这一点，网络问政最后会沦为官员的T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

　　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社会化媒体实验室在其官方微博中提到，"当前政务微博群体中80%患上了'痴呆症'，既'盲'又'聋'，自言自语。"同时，在网友的注视与研判下，某些政务微博常遭网友们诟病。例如，去年，银川市兴庆区党委、政府官方微博"兴庆微博"贴出了对网友"般若观"发帖称房屋强拆问题的调查核实，许多网友认为该微博有"成为房地产公司的新闻发言人"之嫌，有网友发现有些质疑评论被删除，更有网友被"兴庆微博"拉入黑名单。

　　"仅仅把官员使用网络，或者说地方官员通过网络问计于民，作为网络问政来认识，这是不够的。我觉得，必须把网络问政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型网络问政。"胡泳说。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梁笑梅
Posted by at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Subscribe to: Post Comments (Atom)

Followers

Blog 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