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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Apr 2010 01:58 PM PDT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见习记者 陈敏 特邀议员 王则楚 广东省政府参事 信力建 广州知名教育人士 王永江 永博明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本期议题 据报道，停止招生七年后，广州名校——执信、六中今年有望复办公办初中。对此，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茂林表示"目前还没有最后定论"，如果有其他名校提出复办申请的，市教育局同样会论证后答复，"只要有利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都会大力推进"。 议员建言 义务教育均衡化要解决的是使教育趋向于平民化，而平民化就应取缔等级学校评选，更重要的是归属和体制问题要厘清，复办的初中学校办起来是属于公办还是民办？公办学校不是围墙，而是教育资源的普及和共享，所有学校均为国民学校、不再分市一级省一级，这就必须让复办的初中具有公共性质。 七年前让名校停办初中是个"冤案" 新快报：停招7年后执信、六中又要"复办"初中，据称两校对此酝酿已有几年，并反复向上级部门提出过。当年停招的原因是什么？ 王则楚：7年前停办优质完全中学的初中部，是把优质完全中学的义务教育资源，让给非义务教育的优质高中，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以满足社会对优质高中的学位需求。 由于优质学校的初中部移出交由社会力量来办，许多采用公办民营或国有民办的形式，变成按民办学校标准收费，老百姓感到，实质上，整个公办中学教育资源并没有在总量上得到多大的提高，读优质公办初中变得更难。从教育规律而言，对一所学校、对学校的师资训练，完全中学比单纯的初中或高中，更加有利，当年就有许多名校坚持办初中的，但在扩大优质高中学位的总指导思想下，许多完全中学是停办了初中。 王永江：七年前让广州名校停办初中就是"冤案"。2005年曾经有一次"翻案"的机会，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广州的两所老牌名校没有得到"翻案"，现在旧事重提，再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人翘首以盼。 早在2002年，广州听从省教育厅的安排，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决定创办"国家级示范高中"。这项工作的评估，重要内容就是名校要停办初中。于是很多学校停办了初中，扩大了高中，少数学校"跨越式"扩招到了60个班。在很多学校战战兢兢严阵以待通过评估后，他们大呼上当了。 就广州来说，由于大批名校停办初中，广州的初中教学质量大幅度滑坡，而应运而生的民办初中大获全胜。由于优质初中资源太少，广州的小升初竞争白热化，非常残酷。有好些民办初中为了"择优选拔"，增大考试难度，有的甚至要考初二初三的试题，残酷啊！"奥数"和"奥英"成了选拔的基本条件，因此让教育界斥为"过街老鼠"的"奥数"在广州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家长们供奉起来了，危险啦，可悲呀！如今，执信中学和6中复办初中，肯定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这表明我们的政府和学校在行动，这是好事，我们就应该支持！ 信力建：据我所知，停招的原因是当年教育部搞高标准学校，面积、人数、建筑物都有很高的规定限制，执信、六中这些学校，为办示范性高中，就暂时牺牲了包含在九年义务教育里的初中。但是这些所谓的"名牌学校"，却毫无示范性可言。示范性学校的评选要立即停止，一旦名牌效应存在，就不可能有公平的教育环境。这与温总理提倡的公平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再收择校费，复办初中方有意义 新快报：之前，信力建先生在本报的专栏中谈到，复办初中的直接原因，说来也简单，因为国家加强了教育宏观管理，各地对择校费都在迎头痛击，复办初中不过是为了寻求体制庇护。在这里，除了大家刚才所说的对七年前"错误决策"的矫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王则楚："复办初中不过是为了寻求体制庇护"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根本原因是国家强调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原有初中取消之后，影响了公办初中的均衡发展，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赞同。 其实，优质初中交给民办（注意：不是交给公办民营），公办初中均衡办学，这符合国际潮流。因此，如果现在复办优质公办初中，在完成推荐生、派位生之后，还会有高昂的初中择校费（当然会叫作自愿捐资助学费）出现在名校里，那么，我们就要怀疑这个复办的动机了。尽管学校会有很多理由，例如为自己的高中保留一部分优质生源，以保证高中的质量。只有保证不再利用名校的牌子来收择校费，这样的复办初中才有意义。信力建：是的，这是最让人担忧的地方。现在我们还难以确定，复办初中是否就是为了逐利。但是，打着名校的牌子复办学校，就让人觉得有疑问了：如果说没有利益问题，那么直接办初中学校即可，或者直接招标，又何必在名校下办初中呢？可千万别糊弄老百姓，堂而皇之来圈钱啊。 复办初中不能离开教育均衡化目标 新快报：从家长的反映来看，赞成和反对的分化是相当明显的。从整个广州市初中教育的大局来看，您如何看待名校复办初中可能造成的影响？ 王永江：现在看来，当年广州市"大办高中"战略的确是错误的，这个"大办"花了好多好多的银子，但广州的高考没有什么进步反而在全省落后了。由于精力和银子花在高中上面了，义务阶段的初中和小学重视不够，初中成为广州教育发展的瓶颈，卡住了广州教育发展的脖子。另外一方面我们广州还有很多薄弱学校被忽略了，严重地违背教育均衡！ 当问起这一错误决策时，多数圈内人士都归咎于"上面"的瞎指挥，我想如果我们去问"上面"，"上面"会含蓄地说"这是中央当时的决定，不是广州一个地方这样"。说到这里，我真为那些不愿停掉初中而申办"国家级示范高中"的校长和局长们致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校长和局长是真英雄！ 因为"评估"确实太可怕和可恶了——我说的是错误的评估！ 也有人对这些名校复办初中表示忧虑，最担心的是优秀教师从哪里来。这个担心有一定道理，但现在不是问题，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难不倒名校的校长们，我们要充分相信他们作为名校校长的智慧和能力！ 至于有人顾虑此举是否为特权人士进入名校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我觉得这么敏感是不对的，只要这些名校恢复初中，弱势群体的孩子就多了机会，这是现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政府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我们应该做一个理性的"中间人"。 王则楚：我认为，名校复办初中，是政府将公办教育资源回归义务教育的大局要求，名校复办的初中应该是坚持素质教育的初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初中，是一个办学条件均衡化的初中，它追求的是均衡、规范的教学示范效果，而不是名牌高中的入学率！如果离开这个目标，名校复办初中将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初中阶段又一次受到挑战。 至于是否加剧择校现象则是看它是否做到全额公开招生。 复办的初中归属和体制问题需厘清 新快报：据媒体调查，全国多省市曾经历初高中分离的名校近年都纷纷复办初中，这种"大势所趋"是否正常？ 信力建：初高中分离的名校近年都纷纷复办初中绝对不是好现象，这可能更多意味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义务教育均衡化要解决的是使教育趋向于平民化，而平民化就应取缔等级学校评选，更重要的是归属和体制问题要厘清，复办的初中学校办起来是属于公办还是民办？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纳税人的钱又一如既往地砸在这些学校上面，却得不到任何公平的教育待遇。 公办学校不是围墙，而是教育资源的普及和共享，所有学校均为国民学校、不再分市一级省一级，这就必须让复办的初中具有公共性质，不是挂钩在名牌学校之下，挂羊头卖狗肉。否则，背后又将牵出一连串的利益链，教育改革也将雪上加霜。 王则楚：全国多省市曾经历初高中分离的名校近年都纷纷复办初中，假如这种"大势所趋"是完全中学可以更有效利用师资和其他教育资源的要求，是对中学阶段初、高中分离的否定，那么，它就是正常现象。否则，就有点不正常。关键是复办的目标定位必须正确，坚持是"减负的示范"、"素质教育的示范"，而不是其他。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
| Posted: 09 Apr 2010 01:55 PM PDT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１２月１２日，他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书面采访。
《凤凰周刊》：毛去世以来，毛在民间的形象经历了几次阶段性转变，８０年代走下神坛，９０年代又走上神坛，"红太阳"唱遍全国，几乎全国的汽车司机都挂毛泽东像以辟邪，这透露了怎样的社会心态？社会各阶层对毛的态度有什么差异？
高华：国内崇毛热的再次升温有两个背景，最重要是与近几年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化加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越益突出，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前加速企业改制、推进民营化的经济转轨阶段，改革初期蒙受利益的工人大量下岗，毛时代城市人员的社会福利待遇大幅缩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民众医疗和教育费用激增；三农问题严重；干部腐败现象久禁不绝等等，上述种种情况致使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有公平缺失的心理感觉，故而"合法的"，顺着主流叙述对毛的赞美，怀念起毛和毛时代，用崇毛来表达自己对现状的批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或听到，诸如下岗工人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当地政府门口请愿的消息。民众对毛和毛时代的怀念是情感性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毛已被抽象成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符号，而与此符号相违的历史事实，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都被过滤了。
其次和多年来主流叙述对毛和毛时代的全面肯定性的宣传有关。进入九十年代，国际和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虽没有正式宣布修改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决议》，但已不许批评毛，也不主张研究毛时代的一些缺失方面，对"文革史"研究，事实上已被划为禁区，气氛已经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颂扬"式的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和这些相配合，在所有大学，停止1985年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门课有比较开放的内容设计。而1990年后新设立面对所有大学生的统一必修课"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内容则较为单一。这种持续性的宣传建构了一种"毛和毛时代光辉正确论"， 已在社会上的广大人群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效果。一方面，许多大学生对过去的历史很不了解；另一方面，"光辉正确的毛和毛时代"成了他们臧否人物，衡量今天生活的一把标尺，例如，在一些高校的BBS上，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否认有过"大饥荒"的历史事实，支持文革，支持毛整治彭德怀等等。
《凤凰周刊》：李慎之、李锐等自由知识分子对毛一直抱反思的态度。部分民族主义者、"愤青"和海外华人为什么会轻易忘记反右、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苦难，而继续陶醉于毛的领袖魅力？
高华：在对毛和毛时代的看法上永远是有歧义的，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在执政者，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对毛看法上的基本一致，今天已不复存在。知识界对毛的态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其间有两种叙述和认识的态度：一种对毛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以及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另一种是超越历史事实和资料，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后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被称为"新左派"。
"新左派"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他们的主题时，都援引西方新左的叙述，高度肯定毛和毛时代（"新左派"有很复杂的光谱，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不是要具体谈"新左派"）。他们说，要发掘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现在这种看法越来越流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捍卫社会公正，反对精英文化，关怀底层群众，对抗外国霸权的符号象征。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1），"强大国家论"。他们认为，在毛时代，中国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和强大，中国需要毛泽东。 （2），"死人值得论"。"死了几千万，是中国强大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当年蒋介石还不是为了抗日炸了黄河吗？" （3），"毛时代社会公正论"。 （4），"反右、大跃进、文革值得肯定论"。
现在"新左"已进入学院，批评毛和毛时代，常会被指责为"冷战思维"，"右派思维"。"新左派"多不是历史学家，基本在文化批评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凤凰周刊》：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高华：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松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凤凰周刊》：让毛泽东继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执政者对此出于什么考虑？
高华：执政者对毛的态度是从现实出发的。1979年后的有限度的反思毛，是为改革开放寻找合法性，因为不反思毛，不否定文革，不否定大跃进，不去为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平反，理顺全国人民的人心，改革开放就寸步难行；而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也和过去的错误给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当时的领导层对百姓怀有某种程度的歉疚感有关（那时的领导人时常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真好，允许我们改正错误等等）；九十年代重新肯定和宣传毛，主要是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但是这样，也就面临着两难的矛盾：
（1），当毛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多数遗产已被放弃，继续全面宣传和肯定毛，主流叙述对毛时代的拔高宣传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会引致民众对过去的怀念，即过去国家是如何好，如何关心工农，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如何有保障；但今天百姓的具体生活感受则是 "国家的主人公"成为下岗工人和打工仔，进城务工的农民弟兄各方面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有可能把民众的不满引向执政者自身。
（2），毛的体制框架原封不动，又和国内的新发展，新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国内在经济社会方面和全球化接轨的趋势与在制度建构方面的滞后，两者之间形成的较大的落差，也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
在转型期的中国，如果全方位崇毛，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催生打着"为穷人"旗号的民粹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的社会情绪，此两种社会情绪最能聚集社会感觉和激起民众反映。今天毕竟已不是"闹革命"的年代，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以提升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应发挥主导和调节作用，培育社会的成长，尤其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和创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前题下，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等问题，如此才能化解民粹和激进民族主义和高调国家主义。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社会情绪一旦升温发酵，极易造成社会破坏和使历史倒退，从而给国家民族民众带来灾难。
《凤凰周刊》：毛的哪些执政策略还为后三代领导者所继承？
高华：民族主义者对毛的崇拜，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二十多年来中国面向西方的对外政策的保留，他们推崇毛对苏美的强硬态度，以此表明他们今天的立场。其实历史事实更为复杂，在毛的对苏对美的考量中，使其符合现实政治和国内统治的需要，以及符合他本人领袖地位的巩固和强化的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故而毛可以联苏反美：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中期，毛禁绝党内和社会上一切对苏的不满言论，违者以"反苏反共分子"论处，向斯大林提出外蒙古回归问题受到拒绝后不再坚持，在重大事情上都请示斯大林（ "朝鲜战争苏联解密档案"中可清楚反映）；而当赫鲁晓夫嘲笑"三面红旗"，苏联和美国缓和关系后，毛既反美，又反苏，最后走到联美反苏，晚年甚至在和基辛格谈话时斥骂苏联是"王八蛋"（1973年2月17日）。有一点应该充分肯定：毛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不是毛当年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1979年搞改革开放就要困难的多，因为没有"开放"，就无所谓"改革"，而开放不对西方开放，也谈不上"开放"。尽管毛对美改善关系的初衷并不在此。
《凤凰周刊》："毛氏思维"是否还在民间延续？
高华："毛氏思维"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难几句话道明。在民间，"毛氏思维"是被简化的，择其要者：（1），别人是不可相信的，（2），制敌之道是可以不择手段的，（3），斗争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两极对立的，非黑即白，（4），重行动，尚武力，轻言辞，以成败论英雄，胜利是唯一价值，成功者、胜利者就是有道德的。 "毛氏思维"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在中国有广阔丰富的土壤，其来源：（1）在经验基础上的古代统治术及其民间表达形式，（2），底层造反文化、流民文化的积淀。
《凤凰周刊》：毛泽东热持续不断，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会有什么影响？
高华：毛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肯定会引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持续性的反思和思考，但毛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公民社会过渡；从传统帝国专制制度向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向现代民主制度过渡），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新形势下，需要新的思维，而解决新问题又需要新的体制框架，已不再需要像毛这样凌驾于一切体制之上的 "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中国也不可能再出现毛这样的领袖。对毛的反思和思考应指向未来，就像韦正通先生说的，"毛时代的牺牲应转化为积极的价值"，这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体制，从而从根本上使国家奠定下长治久安的基础。
《凤凰周刊》：怎样才能对毛泽东做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价？对其晚年的政治主张进行彻底的否定？
高华：评介毛，有两个方面：一是执政者方面，其考量要复杂一些，要兼顾到各方面的因素；另一个方面是学界和民间，这个工作过去有人做，将来还会有人做，如何认识毛，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又被社会普遍关注。对毛的反思，是和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联系的，中国要前进，无论从哪个角度，毛都是绕不过去的。
转自《凤凰周刊》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
| Posted: 09 Apr 2010 12:31 PM PDT 邱荔是我中学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当年他高中毕业当了兵，转业回到老家，娶了个美女，买了房子，自己一直在机关上班，总之衣食无忧吧。去年，邱荔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家里就剩两个人吃饭，未免有点寂寞，而且邱荔的应酬多，经常后半夜才回家，而且都是醉醺醺的。为了表示对媳妇的关爱，他特地买了一条小狗，博美，很通人性，可爱极了。 前些天，一个周六，邱荔又去了一趟花鸟鱼虫市场，买了几条鱼和两只乌龟，准备第二天再买个鱼缸，把家里布置一下。当天晚上，鱼和乌龟就放在了厨房，可能是乌龟动静有点大，那只博美对这个家庭新成员不太习惯，一直在客厅叫个不停，没完没了。两口子听着外面的叫声很烦，但又都睡得晕晕乎乎的，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去把狗狗抱进来，最后，还是我弟妹彪悍，一脚把邱荔踹下了床。 邱荔到了客厅，果然，狗正冲着厨房狂吠。幸好厨房门是关上的，否则那俩小乌龟估计已经被撕了。邱荔这么想，然后把狗抱进了卧室。关上卧室门，他又到厨房门口看了看，两只小乌龟很安静啊？没多想，他关上厨房门，回屋睡觉。博美在卧室还是叫，邱荔无奈把它抱到了床上，哄了哄，大概十来分钟吧，人狗都做上了梦。 第二天一早，老婆和狗狗还在睡觉，邱荔起来去买鱼缸，到客厅穿裤子，发现钱包没了，正纳闷，去厨房找吃的，却看见窗子大开着，钱包在厨房的地上，可里面的一千多元钱已经没了……联想到昨晚的狗叫，邱荔明白了，原来夜里进了小偷，而且就在厨房！老家的天然气都是这两年安装的，管道排线都在室外，宿州市已经有好几起顺着天然气管道入室盗窃的案例。邱荔很后悔昨晚怎么就没想起来这事儿呢？甚至他能想到，自己开厨房门的时候，小偷就在门后躲着……他很懊悔，当时，如果不是在门口看乌龟，而是进去，可能就把小偷抓住了。那钱本来是要去买鱼缸的，"妈的。"他骂了一句。 我弟妹起床后知道这事儿，倒是很想得开，"偷了就偷了吧，人没事就行。"她说。老婆的话并不能平息邱荔的愤懑，这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一直非常焦躁。但是，看着盆里的鱼和乌龟，鱼缸还得买呀，于是他准备去银行取钱。刚要要出门，正在准备做午饭的老婆在厨房里说："邱荔，俺家石刀怎么找不着了？"老家把菜刀称作石刀。夫妻俩四目相对，愣了半天，才想起跑到厨房窗口去看。 顺着天然气管线，一直向下，邱家的菜刀端正地摆在水泥地上……就是说，小偷进家之后，是先拿了厨房里的菜刀，狗吠主人出来，小偷在出房门后也是举着刀的……想到这里，邱荔的后脖颈子拔凉拔凉的。 前天，邱荔在饭桌上对我说起这个故事，仍然心有余悸。昨晚，一个北京的朋友来电话聊天。她和我一个小弟恋爱好几年，半年前和平分手了。至今，这女孩仍然无法释怀，但现实是，男方已经有了新女友，不可能再回到她身边。"为什么我就这么放不下呢？"她问我。 毕竟多吃了几年咸盐，我结合自己经历劝了劝这位姑娘，也说了一些诸如"时间是最好的药"之类的宽心话。放下电话，才猛然想起邱荔的故事。其实，这个例子应该是最合适说服她的了。我们从一生下来就在不停地得到，同时也在不停地失去——有时候失去金钱、爱情的同时，自己却得到了了保全。鸡汤叔叔连岳说：人生可能会空过，也许最终没找到意义，但是值得走完这一程。那个女孩应该不到三十吧，前面的路程还长呢。 "你失去的并不算多。"如果她再来电话，我就这么对她说。 |
| Posted: 09 Apr 2010 01:17 PM PDT
（eJournal USA）探讨了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实现权力和平移交的政治条件，并显示民主政体不仅需要有选举；公民的期待、共同的准则、理解与共识以及由此建立的信任也都是健康民主体制的决定因素。 欢迎浏览本期《不仅有选举：民主政权如何交接权力》电子期刊全文。 近期刊发的《美国电子期刊》包括《实现社会变革的非暴力途径》和《创新的根基》。 |
| Posted: 09 Apr 2010 01:13 PM PDT  主讲人接受提问 (Xiao摄) 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出国的时候，为了申请出国许可，费尽了脑筋。当时我们学校师资科一位负责为我办理出国手续的工作人员，凭借手中一点小权，一再地推三阻四，我是在暑假之前申请的，一直拖到开学，等我跑去师资科找他，科里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他已去美国留学了，也没有将我的资料转给他人，害得我重新申请，延误了出国的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出国政策已经大大改变，留学再也不是一件高难度的稀奇事了。 自从78年开放留学，30年间从大陆涌向海外的留学生成千上万。根据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的介绍，30年来出国的留学人员接近140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的统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位于蒙特利尔的教科文组织统计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简称UIS）在《2006年全球教育要览》（The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06）中指出，中国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4%；留学的主要国家是美国、日本与英国。  三位主讲人从左至右为王辉耀、李成、崔大伟 (Xiao摄) 与此同时，目前已有39万留学生回到大陆，占出国留学生的近三分之一。回国的留学生，或称"海龟"、"海带"、"海鸥"，对中国的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将起什么作用，引起美国智囊机构以及学术界的关注。4月6日，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主持举办了一场有关海龟的研讨会 "Chinese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Shaping China's Future?"，邀请了来自美国、大陆、香港的三位专家，分别就海龟对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做了研究报告，引发与会人士的热烈提问。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海龟在政界、财经界、传媒界、智囊机构的人员分布以及影响力。他指出80年代后留学欧美的海龟，目前在大陆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还没有掌握重要权力，不过财经界是个例外。另一位本身就是海龟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则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以来海龟对大陆现代化的作用，他将海龟分成五代，重点分析了第五代，也就是80年代后留学欧美的海龟在教育界、商界的影响力。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崔大伟（David Zweig）对留学加拿大与日本的海龟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崔大伟在研究中发现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学生，对日本抱有好感的是大多数，更正了流行的说法"留日学生更不满日本"；另外，留学日本的学生对美国的好感超过留学加拿大的学生，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对于海龟的定义，崔大伟对李成将访问学者归入海龟有不同看法，他表示，如果将访问学者除外，海龟在政界的比例将大大降低。有趣的是，根据大陆教育部官员张秀琴的说法，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归率高达97.65%，1996年到2008年，应回国37494人，实际回国为36614人，只有880人未按期回国。公派出国人员中，访问学者占了大部分，而许多人出国前就是体制内的官员或大学教师，回国后，绝大部分得到重用，他们成为海龟中的特殊一群，的确值得分类研究。 在提问者中，有人对海龟是否将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带回中国有疑问；也有年轻学生对是否要海龟有犹豫，希望得到指点。崔大伟说，他生在加拿大，求学美国，在大陆学中文，又在香港教书作研究，他很高兴自己是个国际人，他的回答引得哄堂大笑。在谈到吸引人才的问题上，李成表示，中国有很好的人才战略，但容纳人才的系统不行，美国则相反，有好的系统，却没有好的战略。  布鲁金斯学会 (图片 / Gryffindor)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历史悠久，与风气相对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不同的是，布鲁金斯学会较为自由开放，其研究人员往往成为民主党的得力智囊或干将。该学会十分注重美中关系的研究，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捐巨款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中心的目标是"聚焦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 说到约翰•桑顿这个人，中国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2003年，时任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首席联合运营官的桑顿宣布退休并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教书，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当年49岁的桑顿年富力强，有望成为首席执行官保尔森(Henry Paulson) 的接班人，但他却弃商从教，不拿一分钱、不远万里到清华教书，令所有看好他在华尔街前途的人跌破眼睛，也引起中国传媒的一阵欢呼，桑顿在中国很快成为传媒明星。他曾表示计划每年培训50到70名中国学生。由他规划的"全球领导力"课程，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课程之一。由于他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一度曾被视为奥巴马政府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不过最终奥巴马还是选择了洪博培 (Jon Huntsman, Jr.) 出任驻华大使。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链接：http://www.brookings.edu/china.aspx?sc_lang=en 《2006年全球教育要览》链接：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5759 |
| Posted: 09 Apr 2010 01:23 PM PDT 写于美国时间本周三，北京时间本周四，捂了两天，今天决定发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
这句话，其实是很多人的思维模式，未必是因为真的听毛主席的话的缘故。但，你大概首先得分清谁是敌人，如果真是敌人，你大概还得搞清楚敌人支持反对的都是些什么。
我们就假设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吧。历史的看，美国即便算是中国的敌人，大概也是敌人中相对温和的一个：美国人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卖给中国人鸦片，烧了圆明园；没有像俄国日本那样直接侵占中国的领土；抗战时期美国人给了中国比其它所有国家都多得多的支持，包括苏联老大哥；美国人是拿了庚子赔款，但最后还是拿出了不少还给中国人，这件事情最著名的遗产当然就是今日的清华大学；中国和美国大大出手朝鲜可以算一个，越南可以算三分之一个，但那恐怕更多的是冷战的产物而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你可以说美国在很多方面遏制中国，这大概是事实，但你纵观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是对内改革，开放说白了不就是向西方开放，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对于开放，中国这个三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美国总的说来并没有遏制，而是相当支持的。你可以怀疑美国人的动机，但从结果上看，在大的方面美国人没有遏制中国的发展，相反，中国在很多方面还受益于美国――从技术，到管理，到出口的市场。
我还是要说美国是敌人，为了论述方便。说了上面这么些，只是想说，美国是不是中国的敌人，远不是一件黑白十分分明的事情。
那这个敌人支持的事情，我们真的一定就要反对吗？
《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生而平等，所有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了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我们对这些文字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难道真的是美国人支持这些，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反对吗？真的得要有惊人的想象力，大概才能给出一点奇怪的理由论证这些是不适用于中国，有害于中国的，所以必须要反对的。
好吧，上面这些太虚，说点实的。中国加入世贸，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要求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开放自己的市场，而中国觉得这样会不利于中国的民族产业，甚至会危急经济安全。美国的行为完全是自利的，完全是为了本国公司的利益。所以中国就应该不入这个套，坚决抵制美国人的无理要求吗？事情的结果当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中国人很努力的在谈判中为中国的民族工业争取了一点时间，但在大的框架上还是同意向美国人开放市场，很多是立即的，有些是逐步的。中国加入世贸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便是和敌人的博弈，也未必是零和博弈，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很多时候其实是双赢，所以敌人支持的，我们也应该支持。中国损失了市场份额了吗？是的，有些国内市场确实被美国公司占据了不少分额，但中国的公司同样打入了很多原先无法进入的市场，中国的公司占领海外市场份额的速度，要远比外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速度快，外国商业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甚至越来越小。说一个今天崭新滚烫的例子，我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刚从某南太平洋岛国出差归来的同事，他跟我说，他那几句三脚猫的中文帮了大忙了，因为那个岛国上，从卖的东西到卖东西的人很多都是来自中国的。
中国双边关系中的另一个热点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美国人有强烈的动机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原因很简单，美国人现在真正生产的东西已经很少了，美国出口的东西主要是含有知识产权的东西－从软件，到电影到各种高新技术产品中技术的部分（生产已经都是亚洲人在干了）。不保护知识产权，这些东西就一点价钱都买不出了。因为美国人压我们保护知识产权，所以我们就要反对这件事情吗？不保护知识产权，搭美国人的便车看起来似乎很有吸引力，但不要忘记，这也是一个十分短视的做法。不保护知识产权，也很难真正激发本土的创新。中国如果真的要走向自主创新之路，没有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恐怕是不行的。
美国财长今天在访印回美国的途中，临时安排到北京见王岐山，国内有的媒体又是一片美国来华对汇率施压的报道，甚至连美国财长的印度之行也被描述成"联合印度一起施压"。其实，盖特纳在印度几乎没提人民币汇率的事情，偶然被问道，口气也非常软。印度人更直接，人民币汇率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事情，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关于汇率的问题，我觉得不管认为升值利大于弊的，还是升值弊大于利的（双方都有合理的理由），至少都应该抛开一种心态，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否则讨论根本就变得毫无意义。
更何况，从历史记录上看，美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施压的事情，最终受益最大的，往往未必只是美国。 |
| Posted: 09 Apr 2010 12:04 PM PDT 「…當這些媒體已發展至今之用戶數量和影響力，它們實有責任採取合理可行措施，防止假冒網頁和戶口的出現。在這方面，反而是中國後來者的新浪微博至少有系統地提供認證戶口，來得可靠。」 愈來愈多的商業機構都想利用社交網絡，有些在大型機構市場推廣部門工作的朋友都說，老闆會突然問他們，「我們有沒有用社交媒體？我們有沒有用 Facebook ？」結果，近年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都出現了不少商業性的群組和粉絲頁（Fan page），但有很多明顯「行貨」，效用不大。 還別說企業學懂怎樣利用 Facebook 等媒體做生意，不法之徒已經想到如何利用這個潮流「搵食」了！例如美國高檔超級市場連鎖店 Whole Foods 發現，他們的品牌被人利用，開了一系列「似模似樣」的 Facebook 粉絲頁，例如聲稱最先登記的 1.2 萬位粉絲，可以得到 500 美元的禮券。老實說，如果你在 Facebook 看到本港某大超市送 4,000 元給你，你會否加入這粉絲頁？ 這個假 Whole Foods 的 Facebook 粉絲頁，還請用戶在加入後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朋友們，和填寫一份信用批核表格，交出個人資料。據報，黑客之後就利用惡意軟件試圖入侵這些用戶的電腦。Whole Foods 在這假粉絲頁出現兩三日內已經得知並採取行動，但這些假頁卻滅之不盡，「一頁未剷，一頁又起」。 面對這類型的欺騙，商戶和 Facebook 現時都頗為被動，始終像 Facebook 這般的社交網絡，自由開放，壞份子很容易假冒他人。Whole Foods 雖然找到並得到 Facebook 合作處理，但也屬「可做的有限」。Facebook 只能被動地建議用戶，加入其保安粉絲頁，留意那裡登出的警告。但這個建議，試問有多少用戶會真的收到？ 隨著愈來愈多商業及其他機構利用社會媒體，一方面企業和機構們要做好風險管理，另一方面將 Facebook、Twitter 等大型社交網絡也責無旁貸，不能只躲在一旁，沒有公平和透明的爭議處理制度，也不協助企業、機構和用戶了解開設戶口者的真實性。現在無論是機構或個人，Facebook 也不會為其證實身份，Twitter 的 Verified account 制度也無服務承諾，幫不上忙。 當這些媒體已發展至今之用戶數量和影響力，它們實有責任採取合理可行措施，防止假冒網頁和戶口的出現。在這方面，反而是中國後來者的新浪微博至少有系統地提供認證戶口，來得可靠。早前有業界傳聞 Twitter 將提供收費的商業戶口服務，這也未嘗不可為處理方法之一，當然如能為其製造收入來源，更是一舉兩得！ 尤其是 Facebook 的不透明處理投訴和戶口存廢等制度，已經出現愈來愈多的爭議。就是在香港，也無日無之，尤其因為往往涉及政治倡議，更令 Facebook 自己負上審查污名，實在也是遲早出事，他們為了自己也無理由坐視不理。 刊載於《Hitech》 2010年4月8日  |
| Posted: 08 Apr 2010 09:00 AM PDT 糗事#243308 - 00:51:09 糗事#243388 - 08:47:37 糗事#243574 - 13:14:50 糗事#243534 - 11:59:54 糗事#243323 - 01:26:13 糗事#243485 - 10:57:05 糗事#243293 - 00:26:13 糗事#243443 - 09:55:58 糗事#243540 - 12:10:27 标签: 野战军 糗事#243535 - 12:00:25 糗事百科是这个星球上最暴笑的糗事分享网站 :: 立即发表我的糗事 | 查看本月最糗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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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Apr 2010 09:59 AM PDT 让韩寒来教育中国作家，本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为现实，这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对于中国作家，我几乎是要整体不屑的，说这话貌似狂妄，但是，谁要说我的狂妄没有道理，是应该被我扇上一顿大嘴巴子的。我曾经说过相当尖刻的话，中国作家整体缺乏价值观的东西，是一群圈养的家禽家畜或者被骟了的王八犊子，更准确地说，中国的大多数作家就是一群文字机器，而文字机器和造粪机器的区别，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直觉里，他们应该是一路货色。所以，千万不要被中国作家们崇高或者貌似崇高的样子和言语所迷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中国的大多数作家们，是无论如何跟风流扯不上关系的，充其量，他们就是一群下流胚子，是一群不入流的流氓，还不如我这个有气节的流氓呢！ 从作家的层面上来讲，韩寒绝对是中国作家里的小脚色，说的恭维一些，也就是一后起之秀，其作品从文字、故事结构和想象力方面，若不是占了八零后作家整体是瞎子王国的缘故，韩寒这个独眼龙是无论如何没有当国王的实力的。于是，以新概念作文起家，以八零后小说家声名鹊起、争议不断的韩寒，终于以其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直言不讳，成为中国作家里最知名、最风云的人物，以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有影响力的备选人物和中国作家里最著名的公众人物，这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长吁短叹的事情。 而韩寒的名满天下，也给中国的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草包作家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情怀、没有对于社会的理性质疑和批判精神，没有对于公众事件的积极关注和介入，没有独立思想和坚持常识的判断力，即使文笔如何绚烂，故事如何烂漫，也不会吸引多少人人，让更多的人买账。对于那些没有灵魂、普世价值和人道情怀的写作，人民已经越来越不耐烦，文学领域里假大空伪崇高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10年4月9日星期五 16：58武汉天河机场 |
| Posted: 09 Apr 2010 07:36 AM PDT 在《知识收集：谁是最佳数据仓库？》一文中，我选出了4款最佳的数据收集软件：Google、ClipCache、EverNote、ScarpBook。但我最为衷爱工具的是Google、ClipCache，在本文，我将分享如何使用它们高效地收集大量优质文章的技巧。 上述4款软件请在这里下载：http://www.box.net/shared/h5sibvimoo 一、ClipCache：数据狂人的至爱我不介意人们把我称为疯子，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折腾Google，正计划下一篇的文章是《折腾Google Reader，我的RSS阅读器天下无敌》，简而言之，如果你每天都要筛选、消化大量的数据时，ClipCache是不错的选择。 1、使用项目符号进行分类安装就不用说了，ClipCahe是绿色版的，可以直接运行。在下图，请注意左侧的树形分类名称，它们一律都采用了项目符号标记的。 项目符号是非常实用的技巧，我建议各位在档案管理，或是Google Reader中，都使用项目符号来执行分类，这样，无论是排序、分类都是一目了然的。见下图。
2、建立中转分类当有一篇文章特别的吸引力，你打算稍后细读的话，可以建立中转分类文件夹，将需要细读的文章拖至Todo、Like、Wait等三个文件夹中。
3、基本设置你可以按下Ctrl+I打开ClipCache的设置对话框，请在"热键"标签的"显示/隐藏主窗口"项设置热键为"Alt+C"，并在"启动"标签页进行如下图设置ClipCache开机自启动。另外，你可以对文件夹分类设置背景色，见下图。
二、Google：互联网数据王者Gmail、Google Reader，大家最常用的是这两个，就谈这2个吧，都很简单。 1、Gmail：选中网页内容发送至邮箱先把这个火狐扩展装上：userChromeJS-1.1.xpi（下载地址：http://www.box.net/shared/h5sibvimoo）。 然后打开系统盘的Profiles文件夹：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ozilla\Firefox\Profiles 在Profiles配置文件夹里还有一个随机名称的文件夹，打开它，并将sendToGmail.uc.js文件放至chrome文件夹里。 最后，用记事本打开当前的userChrome.js文件，在最后一行增加：userChrome.import("*", "UChrm"); 这个安装说明是重复了，没搞明白的看Yibie写的：http://www.gtdstudy.com/?p=1330 重启Firefox后，登陆一下Gmail，然后选中网页任意内容并点击右键，选择"Send "内容" to Gmail"一项即可将内容发送至Gmail中。
2、Google Reader：选中网页内容发送笔记方法很简单，请将：阅读器中的注释 增加为你的书签即可。或者，打开你的Google Reader，点击"备注"，并用鼠标拖动"阅读器中的注释"按钮至书签栏即可。之后，你想收藏某个网页内容，用鼠标选中此内容，并点击书签的"Note in Reader"即可收藏此网页内容了。  三、总结通过ClipCache、Google等工具，可以快速收集文字内容，更多Google服务高级技巧，我们将会在后面介绍。然而，我给另一部分人的忠告是：不要试图混合收集。一如善用佳软提到的《大道至简: 用pre统一txt与html来记笔记》，我的意思是，不需要找一个工具，把pdf、doc、ppt等都与文章内容混合一起存储，而是应该使用Total Commander管理这些文件档案，物尽其用。 以上的收集若不能满足你的日常需求，请在《知识收集：谁是最佳数据仓库？》一文中的大量收集软件测试找到适合的。 尽管在知识收集方面的工具是非常之丰富，但我们却不能忽略一个重点：知识加工与产出。不能为收集而收集，互联网的数据每天都在以递增的方式增大，当你完成知识管理的收集环节，请做清空与精简操作，以删除那些无用的文章，提取精华，而这也是下一篇文章的要点《知识加工：如何将1GB数据压缩成1MB？》。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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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10 Apr 2010 12:00 AM PDT 我从连岳那里看到一首美国儿歌：小女孩是由什么做成的？糖、香料和一切美好的东西；小男孩是由什么做成的？蛙、蜗牛和玩具狗的尾巴。 这儿歌散发出来的情趣，真是可爱到迷死人不赔钱。一代又一代哼着类似小曲的少男少女，成长为未来的主人翁，理想的城市，进而理想的家国，在他们手里成为现实。美好的地方，总有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注而解之。 就好比在大英博物馆，在不列颠国家画廊，在泰特现代艺术馆，我看到成群结队的孩子，无论黑白，无论东西，都自由地穿行其中，触摸古希腊、梵高和萨尔瓦多•达利那些非凡的创作。苗炜有回跟我说，英国有小男孩，尝试着给土豆听音乐，因为那孩子觉得听音乐会使土豆长势更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们所引以为傲的想象力，在新技术冲破传统的铁幕的当代，决定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子培育出来的。 可以来一个反面的例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同事们在编辑群里频频转帖一个类似《一九八四》现实版的故事：某人因在家观看《2012》而被判刑，理由是这部电影角落了已故领袖、现任领袖和国家的战略设计。我想我不说，周刊的读者们用脚趾头也能猜得到，类似事体，基本上只能发生在咱们东北那个邻国。对了，那个国家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没有GOOGLE，没有FACEBOOK，没有TWITTER，也没有YOUTUBE的国家之一，那个国家甚至没有互联网。 我听《卫报》的体育主编谈世界杯报道计划，一个想法是让全世界球迷在《卫报》网站开博客，他们聚集齐了32强中的31强网友，就是没办法找到朝鲜网友，因为朝鲜似乎根本就不生产网友。这可真是令人沮丧，连我这个旁人听了，都感到沮丧和恐惧油然而生，况乎局中人。 到这里，我应该扯点中心思想一类的淡了。我的意思是，《晨报周刊》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这本其貌不扬的小杂志，对于想象力的执着与坚守。小古推荐那么多好看的书，桑尼哥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神工鬼斧，曾尹郁总能挠到美女们的痒处，我们总能在长沙被忽略的某个细节里发现可爱之处。我冒昧代表下编辑部里的小兄弟：这大约就是本刊之于这个城市的意义了。 想象力基于理想与情怀。在我们这里，理想与情怀不太容易套现，可你要因此就把理想与情怀给看酸了，或者拿在商言商一类的屁话人轻薄有你无的那条底线，你他妈的就真俗了。 有个好消息，晓强跟我说，ABBA可能要复合了。她们唱的《我有一个梦》，动人。 |
| Posted: 09 Apr 2010 10:33 AM PDT 曾经我订阅杨恒均的独立博客，后来他的独立博客关关停停，有时候看得到有时候看不到，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又在网易博客上开，也在新浪上开，也在一些著名的网站上有专栏，这也罢了，人总要找到三窟嘛，以他的名声以他的啥子，在这些地方开博都是可以理解的，一处不开花，花开遍地。实在出乎我意料的是，有天无意间在QQ空间里也看到他的空间，我一直认为这是青年人最多的地方，以他的年纪，他的叙述对象应该是成年人。不过后来一想，在年轻人的地方写才是对的呢，不是说，年轻人才是未来的主人翁吗？除了是亚细亚的孤儿也外。这对博客的传播来讲，就是：一个都不放过。矢志不渝的全力叙说。他在说些什么呢？ 去年在连州参加网志年会，在一个早餐的饭桌上，见到了他。我看他的博客，但是并不认识他，就如同钱钟书说，我看那只鸡蛋， 但是不一定要认识那只生蛋的鸡。 在公益机构的人们吃饭来说，大家秉承AA的原则，这是一个优秀的游戏规则，各不相欠，很好。 因为我和猫我们俩去得迟，先吃的人们都快吃完了，我坐一个衣作光鲜的人旁边，网志年会大部分都可以看到貌似江湖上的很多牛人，也没有在意，只是赶紧吃，因为看到我们后来的没有太多东西吃了，坐我旁边的这个人又给我们点了一个粥，这是我吃到的最美的粥，（我经常吃到最美的啥，都是以最后一次为准，有人说，看到你生在美味的遵义，吃点这个东西就美得不行，有点丢遵义人的脸。无所谓的了。三创一办说：今天，你丢脸了吗？）有油条，有花生，有鳝鱼，有什么什么，很多东西，连州著名的什么粥，叫粥的人就在喊买单，腾律师说，杨老师，你不要买啊，这个叫杨老师的人无谓的就买了。我们也就只是吃。只是因为车快来了，没有吃完那些新上的粥，我真觉得应该像丐帮的七代帮主那样，随身携带一个要饭的饭钵，这样就可以随时打包，需要的时候倒出来又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午餐或晚餐。 后来看会议议程，嘉宾里有杨恒均的名字，咦，我问旁边的人，他们说，来的呀··依稀想起来，觉得就是坐我旁边的人，看到台上交流的他，果真。 我其实就想谢谢他的粥，不能白吃别人的东西。结果在第二天的另一个饭局上，又是他买单，我是谢了的，但是，江湖牛人太多了，他们都在谈论怎样为他们的番禺房屋维权，不能建垃圾焚烧场，谁都不会在意粥，杨恒均也不会在意。有好事者后来发现说，只要有他在地方，都是他买单，他还穿了一身的名牌，还背了LV的包。 哎，管他穿什么呢，我只想到那个美味的粥。 想起哥哥张国荣的歌：追求人生最基本的需要。 也许就只是粥，或其他。 当然，我终于成功的在名人面前犯了一个错，我把名人A当成了名人B ,在错乱的问候以后，我看到名人A的眼光里看过来的是疑惑：那里来的的傻粉啊？回过神来， 我才知道，我搞错了，不过，我没有羞愧，反正名人们都喜欢傻粉的。我只是替一个朋友问候，问错了而已。丢脸的又不是我。 话题的些许，或者面对网络媒体，也许是要像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
| Posted: 09 Apr 2010 06:03 AM PDT [正說]為香港求平安－[基督的真]平安[與真和諧] 正寫人語： 全篇充滿華人「祈福教」講道典型的暗示式(註1)、指桑罵槐式(註2)、扭曲式(註3)字句。兼且神學欠奉，向當權者奉上的廉價獻媚卻供應充足，「捂」著良心、捂著對基督的「忠」誠、捂著對人民尤其是無權無勢者的憐「憫」，在無啦啦的跳動式論述下，不斷向當權者輸誠，向無知盲目化(gullified)的人民、教民輸送似是而非的反民主，反福音真義，反基督精神的態度與論述。 個人的經驗是，要剖析批判「祈福教」內充斥的類似霉爛式講道，絕非事倍功半，而是事鉅功無！比較可行的做法，是「正說」之，這是借用國內現時流行的通俗說史的方法。應用到這裏，就如馬克斯主義慣常的態度，將被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如此做也比較環保，因為[捂忠憫]是將一些正面的基督教神學意念通過其自身扭曲的意識扭曲之，而產生其爛文的低劣意識形態；故在改正顛倒的過程中，可以重用[捂忠憫]的許多原來句子而不需改動之。故改動會以方括號[…]及藍色字體標示。讀者可以透過藍字的含量了解其不同段落需被改正的程度。藍字部分的經文也用多了。 當然，這仍是十分費事且令人厭煩的操作，因為每正說一小段，你就能親身感受到[捂忠憫]言論的扭曲及厭惡性。因此之故，費時至今才能完成。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耶利米先知教導我們要為所處的城市求平安，以致我們在其中亦得平安。聖經如此說：「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29:7）。從舊約至新約可見，神的子民無論身處任何惡劣環境，甚至是政權的意識型態或社會瀰漫的思潮都與他們的信仰不一致時，他們仍要在其中生活、見證和貢獻。但以理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雖然被擄，但不吃王食，清心禱告，過聖潔生活。但以理也參與政事，為[本國流亡人士及世上人民]服務，並一日三次在神面前為神國事情和所處帝國的事務來代求。 耶穌、[彼得]和保羅所處的時代也不乏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奮銳黨。[除了接納如奮銳黨的西門外]，他們從沒有迎合[河蟹]潮流，嘩眾取寵，[諂媚權貴，為虎作倀]，只從個人生命深處出發，以信念與價值觀來改造和建設社會。這種革命是始於個人內心，藉此將一個不屬此世之屬靈國度建立[在這世上(路加4:18-21)]。 保羅在羅馬書及其他書信中常論及信徒與政府之關係。其中最經典的便是羅馬書12:21至13:7，神學巨擘巴特（Karl Barth）在詮釋這段經文時，稱之為「巨大的消極可能性」。因為他認為「最激進的革命本身也只是對現存事物的辯護和強化」，並不是絕對的新。故此，他說：「不革命是為真正革命所作的最好的準備。不過，這也並非靈丹妙藥。『順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無目的行為。它只能源自對上帝的服從。」[但巴特在其後的13:8-14，進一步提出「巨大的積極可能性」，那就是以愛及明光的行為去以善勝惡。兩段經文辯証地]提出的便是： 因此在這種[愛的服從]的「積極」意義上，信徒便要協助一個相對公義的政府，去完成上帝賦予它的任務。現今在香港論政或參政的人士都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立足於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架構之肯定，[在]尊重中國對香港有主權之事實[上，心懷香港之高度自治，包括基本法列明有0708普選的承諾]。從政治理想[退縮]，易於將一些人[民絕不]同意的[假]烏托邦[極權扭曲安排]，脫離實況地強加諸社會，例如[天真地以為姑息富商巨賈，將之拉進功能組別就能令其拿出良心、讓出部分利益以達致社會和諧。或姑息政府胡搞大型基建，就能令香港繼續繁荣搶盛]。基督徒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或迷思]，甚至不會將[繁荣、發展、市場、增值、温和、理性]等理念絕對化，因為這樣便是拜偶像了，但[更要批判專權霸權壟權的任何惡勢力和建制，正如以弗所6:12：「因我們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更萬萬不會做極權的幫凶小丑、羞辱上帝。]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民主的國家有其不能解決的問題，甚至因為對權利過份私有化和邊緣化而造成問題，正如美國的福音派或基要主義派企圖將其教派式的觀點強加於普世人權觀念之上，例如不容許同性戀者獲得一視同仁的社會看待，但總勝過其它沒充分民主的地方]。 亞洲實行民主至今，幾乎沒有一個成功個案，是[完全不用理會]西方色彩的[民主傳统的]。不考慮民主在西方文化醞釀之[基督教]背景，也不[處]理本身社會的[渣滓]實況，而強行[偷換西方民主為東方矽膠式民主]，是不會看見好結果的。[結果東方矽膠式民主只能如吹氣娃娃，落得演變成「假大空」的「東方A貨式民主]。] 可見「民主」（即人民參與共治的政治理念和體制）雖是現今世代的一種普遍價值，但仍能按社會現實和歷史處境而循序漸進，[重要的是以基督的愛及明光的行為鼓勵人民參政]。揠苗助長，[以東方矽膠式民主作為替代]，不單不能令民主一蹴即至，反而會令其進程受阻和拖延。民主理念的普及化，需要[基督的愛及聖徒明光的行為進行]人心的教育與改造；民主制度之建立，亦需要有一定的公義條件與土壤。正如某些政治學者所言，民主理念之實施是需要考慮龐大而且複雜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問題。 民主政治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並非]一線之差。現今香港立法會有某些議員仿效韓國、台灣那種亞洲色彩的打、罵議會文化，[雖令不習慣充分民主及議會抗爭的市民]感到不安，[但]當強調要[學習]擁抱西方民主[以前]，參政人士該學習[台韓民主抗爭的經驗如何衝擊霸權，並同時學效]英、美等先進民主國家議政時對異見者之尊重。[不能]每見直播他們在國會進行辯論時，都是提問先後有序，措詞溫文有禮，絕無語言和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便如]一些媒體[對台韓民主抗爭]先存政治不確的偏見，在報道和評論時，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和打壓之暴力，其實這已是扭曲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極不民主表現。有時我們會感到十分詫異，在香港極力宣揚「持平開放」的喉舌，竟是頭條[温吞]、圖文[誤導、巧言令]色、[以偏蓋全、誇大]新聞及鼓勵[偏見]的報刊。正如曾有議員的名句說「臭罌出臭草」，如此污穢的媒體，如何能夠成為承載民主這般高雅理念的公器呢？年青人耳濡目染，有樣學樣，並在[神痞教棍]煽動和[保皇]傳媒[蠱惑]下，[盲屈]街頭[維權舉義]的示威和抗議[為]軀體暴力。這一切背後，其實是[東方狗儒]政治文化[傳统之遺毒]。某些基督教名牧這種言論的邏輯終極結論是，正因此之故，作為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基礎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通通被高壓政權]擂鼓手的現代基督教右派，[打為不「順服」]，大家定必要敬而遠之。 香港自回歸後，外圍有金融風暴之衝擊和鄰近城市的競爭壓力，內部則面對經濟轉型和社會結構變化而帶來的各種挑戰。加上外來熱錢不斷流出流入，令社會貧富懸殊差距加深，基層人民數目日增。而且還有流感疫症等問題頻頻發生。棘手的事已經夠多了，若凡事因為[要河蟹]反對黨之角色，而要強行推動打壓和分化的政治技倆，令香港在[官商教勾結式]管治方面再百尺竿頭的話，恐怕任何長遠有利於香港發展和改善民生的方案，都會寸步難行。如此，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競爭能力、經濟民主及生活質素必然每況愈下。在現代政治的場景，沒有人會期望可以通過諮詢[而非普選]來解決所有分歧。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就是一種妥協的藝術，不同意見和利益集團如何均衡地將社會資源切餅分配，便是政治了。[然而政治妥協或分配必需建基於權力在人民手中，人民可在保障人權的憲政和法治下，藉真普選和真公投及來清楚表達民意對各種公共利益分配的期望。]因此任何立場的議政和參政人士，都該以此為底線，[而不能否定之。正如在福音的信仰上，主耶穌就是「看門人與門」(gate & the gate keeper約10:7-8)，所有在祂以外的政治秩序安排「都是賊、是強盜」(參巴特於二戰前參與草擬的巴門宣言 Barmen Declaration)。類似地，在合乎福音信仰「道化」的現代化政治制度上，人民權力就是「看門人與門」，所有在人民權力以外的政權都是賊、是強盜。任何企圖盲毛化或鳩化[gullify]人民識見、人民力量以嘉許竊國政權繼續褫奪人民公權力的人，都是賊子與強盜幫凶，縱然打著教士的旗號，人民絕不應聽信他們，反而必需口誅筆伐之。唆擺人民識見、挑撥人民意願以諂媚當權者之鼠輩狐群狗黨]，挑戰[社會良心]和測試[人民憤怒]極限[之教棍神痞]，應該對[削弱]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及道德的責任，不能將社會的真和諧穩定與經濟民生置諸不理。 現時外界媒體上引述的基督教言論太紛雜了。今天所謂的「基督教團體」的成分亦十分複雜，不是所有帶著基督教標籤的群體或打著基督教旗幟的刊物，便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的。所以在香港能代表基督教聲音的，應該是華人信徒自發組織和[忠於基督及聖徒殉道悠久]歷史[傳统的群體及個人]。因此基[督徒]在社會分化的議題上發言，是責無旁貸的。所有[偽信仰]組織在香港設立的[總會]分會，或只有三、五成群便扮代表的[廉價諂媚當]權者[之神痞教棍]，其發表的言論和推行的[什麼明光、順服]運動，實不足以代表香港全體華人基督教教會之想法。香港教會除了在所處社會作見證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歷史任務，便是如何令中國對基督教改觀，並使用基督教成為中國文明向前推進的力量。所以基督教在香港社會的正面和積極影響，能起重要示範作用。因此讓我們基督徒在現時的爭議中，為香港社會的未來禱告，並以行動將我們的聲音表達，[如參加五區公投516禱告小組]。假如五區補選有競爭對手的話，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不仁的功能組別人民公敵如明目張膽鼓吹「廿蚊張」之輩]驅逐出立法會，以極多的[實]票來展示我們對[官商教勾結]的不滿！因為基督徒不贊成「以惡成善」的政治手段，[故不贊成以順服極權來換取其對人民畧施小惠]。更不贊成任何[建制強權對人民維權或依權抗爭的]抹黑誣衊、人身攻擊、言語暴[力]、偏頗抨擊及[打壓]舉動成為香港的政治文化！願歷史之主成就祂要在香港所成就的，[將犬類、作惡的、妄自自閹及閹割人民及信徒良知與智慧的神棍教霸、祈福佳黨逐出教會[腓立比書3：2]！ （[廢話利用 捂忠憫(傳為吳宗文之结拜兄弟) 於10月1日在水蟹教]聯會舉辦「為香港求[跪安與河蟹]」祈[福]會的[利慾分心]信息。） 註1「所有外國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或只有三、五成群便扮代表的激進團體，其發表的言論和推行的運動」暗示誰？ 耶利米先知教導我們要為所處的城市求平安，以致我們在其中亦得平安。聖經如此說：「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29:7）。從舊約至新約可見，神的子民無論身處任何惡劣環境，甚至是政權的意識型態或社會瀰漫的思潮都與他們的信仰不一致時，他們仍要在其中生活、見證和貢獻。但以理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雖然被擄，但不吃王食，清心禱告，過聖潔生活。但以理也參與政事，為世間政權服務，並一日三次在神面前為神國事情和所處帝國的事務來代求。 耶穌和保羅所處的時代也不乏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奮銳黨）。但他們從沒有迎合潮流，嘩眾取寵，只從個人生命深處出發，以信念與價值觀來改造和建設社會。這種革命是始於個人內心，藉此將一個不屬此世之屬靈國度建立起來。 保羅在〈羅馬書〉及其他書信中常論及信徒與政府之關係。其中最經典的便是〈羅馬書〉12:21至13:7，經文所提出的便是：（1）信徒不能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因為不義的政治手段絕不能成就善之目的。（2）信徒要順服執政掌權者，原因是政府所代表的管治和秩序是神所肯定的。（3）信徒當尊重長官，因為他們是神的用人，為執行神賦予賞善罰惡之任務。（4）信徒要以繳稅納糧來盡公民之義務，扶助執政者作成神的工作和造福社會。 神學巨擘巴特（Karl Barth）在詮釋這段經文時，稱之為「巨大的消極可能性」。因為他認為「最激進的革命本身也只是對現存事物的辯護和強化」，並不是絕對的新。故此，他說：「不革命是為真正革命所作的最好的準備。不過，這也並非靈丹妙藥。『順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無目的行為。它只能源自對上帝的服從，它的意義只能是：人撞上了上帝，除了將審判的權柄賦予上帝之外別無他擇。至於審判庭的真正出現，這不可是世人的意圖，不可能與世人的暗中盤算有關。」 因此在這種順服的「積極」意義上，信徒便要協助一個相對地公義的政府，去完成上帝賦予它的任務。現今在香港論政或參政的人士都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立足於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架構之肯定，並尊重中國對香港有主、治權之事實。從政治理想出發，易於將一些別人未必同意的烏托邦東西，脫離實況地強加諸社會。基督徒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甚至不會將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因為這樣便是拜偶像了。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最民主的國家仍有其不能解決的問題，甚至正是因為對權利過份私有化和邊緣化而造成的。而且亞洲和東歐實行民主至今，幾乎沒有一個成功個案，是純屬西方色彩的。不考慮民主在西方文化蘊釀之背景，也不理會本身社會的實況，而強行移植，是不會看見好結果的。 可見「民主」（即人民參與共治的政治理念和體制）雖是現今世代的一種普遍價值，但仍不能不按社會現實和歷史處境而循序漸進。揠苗助長，不單不能令民主一蹴即至，反而會令其進程受阻和拖延。民主理念的普及化，需要人心的教育與改造；民主制度之建立，亦需要有一定的條件與土壤。正如某些政治學者所言，民主理念之實施是需要考慮龐大而且複雜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問題。 所謂民主政治有時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是一線之差。現今香港立法會有某些議員仿效韓國、台灣那種亞洲色彩的打、罵議會文化，實在是令人感到不安。當強調要擁抱西方民主，參政人士便該學習英、美等先進民主國家議政時對異見者之尊重。每見直播他們在國會進行辯論時，都是提問先後有序，措詞溫文有禮，絕無語言和肢體上的過激行為。又有一些媒體先存政治正確的偏見，在報道和評論時，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和打壓之暴力，其實這已是扭曲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極不民主表現。有時我們會感到十分詫異，在香港極力宣揚「民主自由」的喉舌，竟是頭條血腥、圖片暴力、誨淫誨色、揭人私隱、炒作新聞及鼓勵賭博的報刊。正如曾有議員的名句說「臭罌出臭草」，如此污穢的媒體，如何能夠成為承載民主這般高雅理念的公器呢？年青人耳濡目染，有樣學樣，並在政黨煽動和傳媒慫恿下，街頭示威和抗議時便盡訴軀體暴力。這一切背後，其實是西方後現代政治文化思潮之影響。 香港自回歸後，外圍有金融風暴之衝擊和鄰近城市的競爭壓力，內部則面對經濟轉型和社會結構變化而帶來的各種挑戰。加上外來熱錢不斷流出流入，基層移民數目日增，令社會貧富懸殊差距加深。而且還有流感疫症等問題頻頻發生。棘手的事已經夠多了，若凡事因為是在野黨和反對黨之角色，而要強行推動激進和分化的政治議題，令香港在管治方面再百上加斤的話，恐怕任何長遠有利於香港發展和改善民生的方案，都會寸步難行。如此，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競爭能力、經濟民主及生活質素必然每況愈下。在現代政治的場景，沒有人會期望可以通過諮詢來解決所有分歧，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就是一種妥協的藝術，不同意見和利益集團如何均衡地將社會資源切餅分配，便是政治了。因此任何立場的議政和參政人士，都該以此為底線。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者，應該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及道德的責任，不能將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經濟民生置諸不理。 現時外界媒體上引述的基督教言論太紛雜了。今天所謂的「基督教團體」的成分亦十分複雜，不是所有帶著基督教標籤的群體或打著基督教旗幟的刊物，便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的。所以在香港能代表基督教聲音的，應該是華人信徒自發組織和歷史悠久的基督教聯會了。因此華基聯在社會分化的議題上發言，是責無旁貸的。所有外國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或只有三、五成群便扮代表的激進團體，其發表的言論和推行的運動，實不足以代表香港全體華人基督教教會之想法。香港教會除了在所處社會作見證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歷史任務，便是如何令中國對基督教改觀，並使用基督教成為中國文明向前推進的力量。所以基督教在香港社會的正面和積極影響，能起重要示範作用。因此讓我們基督徒在現時的爭議中，為香港社會來禱告，並以行動將我們的聲音表達。假如五區補選有競爭對手的話，讓我們以所投的一票將所有暴戾驅逐出立法會，或以極多的空票來展示我們的不滿！因為基督徒不贊成「以惡成善」的政治手段，更不贊成任何抹黑誣衊、人身攻擊、言語粗暴、偏頗抨擊及過激舉動成為香港的政治文化！願歷史之主成就祂要在香港所成就的！ （轉載自作者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２月７日舉辦「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的分享信息。）www.krt.com.hk |
| Posted: 09 Apr 2010 03:21 AM PDT (以下內容只為學術討論，並不構成法律意見。)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與強拍條例 政府對私生活、家庭、住宅、通信、名譽及信用的保護 《基本法》下的私有財產權條文並未能為市民在強拍事件上帶來足夠的保護。可幸的是，《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對私生活、家庭、住宅、通信、名譽及信用的保護"是可以成為另外一道挑戰強拍條例的憲法權利依據。該條文說明： (一)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該第十四條的內容跟《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大致相同。歐洲人權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承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的法律效力包括保障每個人的居住和房屋權利；若有需要對此權利作出限制，該限制必須要「符合法律規定」（"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且「爲民主社會所必需的」("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包括國防、公共安全等）的條件。但在有關城市規劃和政府要求清拆房屋的決定的案例裏，法院往往給予政府比較大的行政決定空間（或學名「自由判斷餘地原則」 "margin of appreciation"），法院也會傾向認同政府的決定是符合「公衆利益」原則和假定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已經考慮到人權法律所提出的要求。 強拍條例的公眾利益和立法目的 終審法院李義常任法官曾于一強拍條例案件的判詞指出，強拍條例立法的目的是爲了保障公衆安全，以防「舊與殘破」(old and dilapidated)的建築物長期失修，對人做成傷亡威脅；另外，是爲了防止有業主拖延重建這些建築物的進度，向參與重建的發展商開天殺價，提出不合理的賣價（Capital Well Limited v Bond Star Development Limited [2005] 4 HKLRD 363）。這是和林鄭月娥以及支持把強拍門欄由九成降至八成的立法會議員，以馬頭圍道塌樓事件為例，所強調的公衆安全所吻合的。 李義法官在該判詞中為「舊與殘破」(old and dilapidated)作出了一些見解；他認為一些「嚴重失修，必須要以清拆辦法清除，才能確保公衆安全的」（in a serious state of disrepair and which might well require demolition on grounds of public safety）建築物，就是強拍條例的所針對的建築物；這是強拍條例立法的立法目的。但這定義跟強拍條例內所說明的未必完全吻合。 強拍條例的第4(2)(a)(i)條說明，土地審裁處可以在聆訊有關地段的少數份數擁有人所提出的反對(如有的話)後，信納基於「在該地段上的現有發展的齡期或其維修狀況 」，作出售賣令。請留意，是「或」，不是「和」。一棟大廈達到了五十年的法例規定標準後，售賣令發出的條件已經達到，按字面解說，「維修狀況」這個狀況已經是次要。這正正是很多反對強拍條例修改人士所提出的理據 – 超過五十年的樓不一定是危樓。第4(2)(a)(i)條對需要重建的樓宇的陳述，看來跟李義法官所述的並不是完全相同；除非土地審裁處在執行強拍條例的時候，把這個「或」讀成「和」，不單看樓宇的年齡是否超過五十年，而對樓宇的失修狀況提出更高的要求，這樣就可以把強拍條例的運用跟李義法官對該條例的立法目的的觀察更全面地連合起來。 強拍條例的支持者可能會指出，五十年這標準是一個需要維修的指標，如果要等到樓宇差不多倒塌才打算重建，未免太被動和不實際。樓宇一天一天變舊，維修費用一天一天增多，如果有八成 – 一個絕對大多數 – 的業主數目同意把樓宇賣掉重建，有何不可？ 好了，就算以上強拍的支持者的論據是成立的，五十年是一個好的維修的指標，發展商主導重建這一要點，卻很容易令整個強拍條例過不了人權法裏比例檢驗(Proportionality test) 的考驗。 人權法的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test) 人權法的基本概念，簡單來說是，每一個人也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只要那一件事是不會妨礙公衆利益。（見：Peter Wesley-Smith，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 in Raymond Wacks(ed.)，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公眾利益是社會大眾的利益；公衆安全，以防樓宇失修傷害途人是絕對符合公衆利益的概念。若要因爲公衆利益的理由限制一個人享受他的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話，就必須利用與該公衆利益目的合符比例的方法；英國上議院法官迪普洛克勛爵（Lord Diplock ）曾於一案例裡把比例原則的概念打比方形容爲：「如果能用堅果鉗的話，就決不能用蒸汽錘砸堅果。」（You must not use a steam hammer to crack a nut, if a nutcracker would do）。又或者引用中國古語來意譯他的說法：「殺雞焉用牛刀。」 比例原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1. 限制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目的是合理和合符公衆利益的； 比例原則與市建及房屋政策 法庭會按該受限制的自由的種類，而對有關行政辦法作出不同程度審查。如上文所述，用第十四條對「住宅的保護」這一條來挑戰政府的房屋政策的話，法庭往往會給予政府比較大的行政決定空間，而不會要求政府證明該辦法已經是對人身自由作出最少限制的辦法（4）；政府只要證明該辦法是合符比例的（3），就可以滿足比例原則的要求。這是英國法院的經驗。 法院可以給予政府比較大的行政決定空間，並不代表可以完全撒手不理。早年的學術研究和最近的英國上議院案例已經指出，給予比較大的行政決定空間，不代表可以以案件的類型來斷定有關辦法是否符合人權法的規定。如上文所述, 在居住和房屋政策的案件裡，法院是往往給予政府比較大的行政決定空間，並假定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已經考慮到人權法律所提出的要求。但同樣有關政策也是要接受比例原則的審查，查找出有關辦法是否能把自由和權利的限制與公衆利益的目的達致一個合理平衡。法院卻不可以只見該案是和居住和房屋政策有關的，就馬上結論該政策必定已達到一個合理平衡。（其實行政決定空間這一題目關係到三權分立的平衡，和法院會不會錯誤地把人權問題視作普通政策問題而袖手旁觀，是很複雜的學術問題。有機會再長談。） 更何況，強拍條例下由發展商主動發起和主導的清拆和重建這安排（或直接點說，重建與否一概由發展商決定；見下文討論），對比其他普通法國家，據筆者所見，可謂絕無謹有。筆者懷疑強拍條例可不可以跟外國案例裏由政府主導和經過咨詢的市區重建方案相提並論；從而，英國案例裏所給與政府比較大的行政決定空間，強拍條例也應該同樣地享受到嗎？筆者抱有很大懷疑；因為行政決定權已在發展商手裡 - 清拆不清拆，重建不重建，全由發展商作主導。 由發展商主導這一安排，就可能成為了強拍條例在比例原則下的死穴。 香港強拍條例受不了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test) 的考驗 強拍條例所強調的公衆利益，是一個合理與合符公衆利益的目的，比例原則的1）是得以符合的。 但正如很多強拍批評者所言，清拆和重建的主動權是在於發展商，如發展商對一棟樓房有興趣的話，那的確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配搭：樓房有危險，要清拆，發展商把它清拆再重建，該地區不再有危險。但如果發展商對該樓房沒有興趣的話，清拆和重建的工作是不會馬上實現的。不是說樓房有危險所以要一定要清拆嗎？這正正是沒有理性相連關係（2）的典型例子。 好了，雙管齊下，獲發展商看中的樓宇，就不妨用強拍清拆的方法來解決；同樣維修狀況但又未被看中的，就接受維修等安排吧。奧！維修就能解決樓宇失修的問題嗎？這不就是給整個辯論送上一個結論 – 強制拍賣從來就是一個不符合比例的政策。維修，或政府資助維修，就能解決的問題，爲什麽要用強拍的手法來解決？利用「樓房有危險所以要一定要清拆」的公衆安全考慮作爲一個辯解理由是不可行的。再沒有一個更典型的不符合比例的例子！ |
| Posted: 09 Apr 2010 08:25 AM PDT 人民币的币值究竟是被高估还是低估，应该由外汇市场决定。中国之所以迟迟不愿放开汇率管制，主要是担心可能引发一些"不稳定"与"不确定"，这很明显地集中在"一个担心"和"两个教训"之上。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目光短浅，就是错误地解读了所谓的"历史教训"。 |
| Posted: 09 Apr 2010 06:42 AM PDT 被剥夺的普通人，因为太没有安全感，很容易拜倒在权力面前——这就是《蜗居》表现的现实，把你的一切都拿走，选择性地给自己看中的人一点小恩小惠，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投怀送抱，还以为那是因为爱情——当代贪官的贪婪真令人瞠目，他不仅要掠夺财富和资源，还要占有普通人的感情。因为没感情的身体他要多少有多少，刺激不了宋的神经，所以他追求有感情的身体，同时假装自己陷入了爱情。 |
| Posted: 09 Apr 2010 08:17 AM PDT
书记县长个个都在
4月5日清明节，杭州百井坊巷的拆迁户聚在一起，悼念去年为抵制强拆自焚身亡的成都市民唐福珍。 这一幕令千里之外的唐福珍家人百感交集。唐福珍的哥哥唐福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除了感动，还有深深的愧疚，"这样的举动，我们在成都做不了"。 和他们同病相怜的，还有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陶家人。这些天，陶家父子为抵抗强拆自焚、一死一伤的消息牵动人心。 有人为他们觉得不值。"你以为浇了汽油，荣书记就免职了？李县长就免职了？你浇了汽油，你儿子缺了妈妈，你爸爸缺了儿媳妇。你算过这账了吗？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嘛，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劝说小学老师张熙玲接受拆迁时，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这么说。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现状还真被刘广宝说中。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 2010年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陶姓人家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父子浇汽油自焚，68岁的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事发至今，县委书记还是关永健，县长还是徐家保。 2010年3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69岁的王翠云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铲土机扫进土沟活埋，不治身亡。事发至今，黄陂区委书记还是袁堃，区长还是胡洪春。 2010年1月26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路拓宽工程地段，居民曾焕为抗强拆点火自焚致大面积烧伤。事发至今，亭湖区委书记还是王荣，区长还是陈红红。 2009年12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席新柱为抵制强拆点燃身上汽油自焚。事发至今，海淀区委书记还是赵凤桐，区长还是林抚生。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该区居民唐福珍在她前夫胡昌明房屋被强行拆迁时点燃汽油自焚，后因抢救无效身亡。事发至今，区委书记还是徐季桢，区长还是马旭。 2009年10月28日，山东省胶州市（县级市）拆迁现场。张永霞在一辆要拆掉她房子的挖掘机前浇下汽油自焚。目前她仍在青岛公安消防医院接受治疗。事发至今，胶州市市委书记还是祝华，市长还是刘赞松。 2008年4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居民何全通点火自焚致死。区长朱团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事发至今，区委书记还是吕竞，区政府网站显示，区长还是朱团能。 2008年6月5日，黑龙江省东宁县拆迁现场，靳丽霞点火自焚致严重烧伤。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靳丽霞还在治疗中，目前生活不能自理。事发至今，县委书记还是孙永先，县长还是任侃。
一系列拆出人命或导致重伤的悲剧中，只有两名官员受到处理：江苏东海县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和成都金牛区城管局长钟昌林。他们仅仅是科级干部。 唐福珍事件发生后，金牛区政府对拆迁主要指挥者、城管局长钟昌林做出了停职检查的处理，称其"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当时，钟昌林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执行和捍卫法律，对他做出的停职检查处分是否正确，还要等检查完才能下结论。 但是，检查似乎没有了下文。迄今为止，唐福明听到两个说法。一个是钟昌林目前还在城管局工作，职务降了半级；另一说法是，钟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方面未受影响。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钟昌林职务并未受到影响，目前仍然是金牛区城管局局长。 对钟昌林的这种"处分"，唐福明感到无可奈何："我们也向当地的领导反映过，但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 江苏东海县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同样受到"暂停职务"的处理。东海县新闻发言人称，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周文君的仕途走向，除了有唐福珍事件中的钟昌林可资参照，从2004年湖南嘉禾县拆迁事件中被问责官员的现状，多少也能预见一二。 嘉禾是近年来惟一一起有县级官员被问责的拆迁事件。当时，县委书记、县长、常务副县长、县政法委书记、拆迁所涉镇党委书记受到撤职、党内严重警告、留党查看等处分。处分由湖南省委做出，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但是，处分决定没下多久，报道此事件的《新京报》原记者、现《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现，国务院批准的处分在现实执行中成了表象：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周余武与郴州市水利局长实现职务对调；同样被处分的政法委书记周贤勇，不仅享受专车外出旅游待遇，还若无其事地在他原来的办公室接待拆迁户。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周余武现任郴州市教育局长，被撤职的县长李世栋现任郴州市南非商务联络处调研员，被免职的原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雷知先现任郴州市嘉禾县计生委主任，被责令引咎辞职的常务副县长周水福不久后调任湖南某县级市常务副市长。 "不处分还好，处分完都到市里去当官，更风光了！"嘉禾拆迁户维权带头人李会明说，"现在去跟一些部门交涉，他们（有关部门的官员）会说'爱告告去吧，那些人（当年被处理的官员）现在不也一样好好的！'" 有嘉禾民众调侃说，当年县政府打出的"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则口号，适用于被处分的官员：他们的仕途只被影响了一阵子，一阵子过后，前途无量。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08年发生的黑龙江东宁县靳丽霞自焚事件中，当时负责强制执行拆迁的东宁县法院副院长周涛，如今已经升任院长。 律师王才亮发现，在他代理的多起拆迁案件中，当事官员事后被提拔的不在少数。据他观察，被安排到重点工程拆迁一线的官员，往往都是被上级认为有魄力的干部，这类人行事果断、执行政令得力。 江苏陶姓父子自焚事件中被暂停职务的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在当地居民眼里，就是一个强势领导。涉及陶家人房子的310国道改线工程拆迁，就由他亲自上阵。当地一位居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就在他打电话向副镇长求情时，眼见周文君指挥的拆迁人员和机器已经朝他家房子轰然开动，来不及收拾屋子里的东西，自家房子就被夷为平地。 在嘉禾拆迁事件中，原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副主任雷知先曾对记者说，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 江苏盐城市民曾焕自焚时就在现场的街道办主任曹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上级领导该不该对自焚事件负责，他无法做出评价。但是，拆迁本身就有期限，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上面给的任务，他首先要按时把它完成。 据媒体报道，就在武汉黄陂区王翠云被活埋致死发生前一个月，武湖街工委书记周少敏在一次题为"奋勇争先，乘势攀高"的讲话中指示，要"强力推进征地拆迁，从空间上保障项目落户"，还特别提到和王翠云家拆迁相关的仟吉食品城建设项目要加快，"力争今年新厂投产"。"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周在讲话中说，将把征地拆迁工作作为加快发展的硬任务来落实，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务求必胜。 地方政府的拆迁步伐也未因拆出人命而放慢，当地官员要求拆迁高歌猛进的姿态一如既往。 唐福珍自焚事件后，唐福珍所在的金牛区区长马旭所作的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未提举国关注的唐福珍事件，却把旧城改造和重大项目拆迁"签定拆迁协议6757户、企业184家"作为成绩进行报告。 发生过自焚事件的黑龙江东宁县拆迁劲头同样不减。该县县长任侃近日率县政府考察团赴吉林、辽宁考察学习城市建设、棚户区改造。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提到：被考察城市"对拒不拆迁的被拆迁户，各地均采取了依法行政强迁，在拆迁中改造了城市，在拆迁中消除了烟尘污染，在拆迁中改善了百姓的居住环境，最终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我县棚户区追赶、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拆迁这件事情上，从上到下强调的是执行力度和效率，少强调依法执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全国不少市、县（区）都曾颁布拆迁问责办法。这些五花八门的地方规定，主要针对不按规定时间带头拆迁或者干扰拆迁工作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实践中，因拆迁推进不力受到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处理，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情况。因此也有人说，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就难有真正的问责。
人命关天，官员却安居其位。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说，目前对拆迁中有关官员的问责，确实难以平息社会的不满，需要对问责制度进行客观的评估。 对于因拆迁引起的生命财产损失，应该如何问责官员，学者间也有分歧。 汪玉凯承认，对比矿难，拆迁的问责存在一定难度。前者政府安全监管不到位的责任很好认定，拆迁发生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况，除了直接跟拆迁户接触的官员，更高级别官员的责任有时很难确定。比如，一个大型项目涉及的拆迁，市长、县长很难做到每家每户都主动过问，而要求官员对他毫不知情的事件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也持这种观点，"责任确定要实事求是，关键看拆迁决策和实施中有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 但也有观点认为，官员对拆迁应该承担结果责任，类似国外的"飞机失事，部长辞职"。只要有人自杀自残，当地党政官员就该被追究责任。有网民说，拆迁都带着灭火器去了，那就是故意杀人啊！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主张，正在制订中的行政强制法应该加入类似条款：只要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相对人自杀自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领导人员就应当被追究责任。这一主张如果得到采纳，起码主管的县级官员将被问责。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拆迁拆出人命属于典型的需要问责的范围。问题在于，因为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往往关系过密，导致问责很难启动，即使启动了也往往问不了责。 比如，目前正在对江苏东海父子自焚事件进行问责调查的是东海县监察局，外界难以指望它对东海县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做出问责决定。在唐福珍事件中，记者注意到，成都市委的纪委书记身兼金牛区区委书记，这种情况下，负责问责调查的金牛区政府有关人员也只能拿区领导以下的官员开刀。 嘉禾事件之所以能有"高规格"的问责，就与问责调查机关脱离了地方利害有关。当年，在媒体的大力呼吁下，在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湖南省检察院主办，郴州市检察院协办下启动的。 罗昌平说，嘉禾事件如此规格的问责，带有一定的偶然性。2004年前后正是全国各地拆迁事件频发的时期，嘉禾株连拆迁被曝光后，各地拆迁户纷纷来到嘉禾声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当时正值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种种因素促成了嘉禾事件问责的升级。 去年的唐福珍事件没能在官员问责上走得更远。全国的媒体和法律界关注曾让唐家人对事情的圆满处理抱有希望。"我们以为对事情的处理肯定一边倒的，但现在这些人（负责拆迁的官员）还是无动于衷。"唐福明说。 城管局长钟昌林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也同样坚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好比一个杀人犯采取某种极端行为，难道我们就不追捕他了吗？"钟昌林表示，他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
附录南都社论：
珍惜民众信任，严惩拆出人命的官员
昨天《南方周末》头版报道《拆出了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报道的内容，比标题更加触目惊心。其中一些拆迁中的自焚和活埋案件，并没有像唐福珍自焚案一样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人们只是在概念上模糊地知道，近一两年来强制拆迁造成的官民冲突非常普遍，而且对抗程度很强。现在案件一一列举出来，才真的明白事态严重，拆迁造成自焚和活埋的惨烈事件，已经如此频密——— 去年10月以来，媒体曝光的案件至少已有6桩！没有自焚、没有活埋、没有自残的拆迁对抗事件，到底有多少起，是不是每天都在发生，让人不敢去想。 拆迁拆出了人命，这已经令人愤怒，没有官员因此受到惩罚，这简直令人绝望。不管法律和政策的条文是否真的可以为相关官员辩护，以民众朴素的逻辑去看，拆迁拆出了人命，就说明执法者残忍没人性；执法者丧心病狂，其上级责任难逃，要么是管理不当，要么根本就是默许、暗示甚至指示。再有，拆迁与GDP与地方官员政绩之间的关系，也是人所共知，急功近利到了拆出人命的程度，怎么可能只是个别执法人的问题、怎么可能只是执法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相关官员的责任怎能撇清？ 拆迁出人命，官员要受罚，这不仅仅是因为要平息愤怒、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惩前毖后。事实上，近半年以来拆迁命案发生得如此频繁，正是证明了一些地方官员无所忌惮。可以推断，唐福珍事件的后续处理，必定在一些官员心中造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甚至某种激励——— 自焚如此惨烈、媒体如此关注、民众如此愤怒，又如何？相关官员安然无恙。其后5个月中，竟然又发生至少5桩类似案件！如果金牛区区委书记被免职并不再录用，后果又会如何？ 现在看起来，也许有些官员心中笃信另外的逻辑：拆迁拆出人命，官员官位稳坐，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或许自焚惨案同样可以减少，因为自焚伤害的只有自己，既不能维护权益，更不能换来公正，鱼死网还在，以后也许不再有那么多人以鸡蛋碰石头。这种逻辑首先是冷血的，其次也是有漏洞的。因为当拆迁户做出自焚或活埋的举动，他们已经不是受理性支配的人，他们这么做甚至未必是为了保住家园，更大程度上只是在那一情境之中被强烈的不公正感、被欺辱感所激怒。不管先例如何，那样的情境高频率地重复下去，难免还要遇见刚烈之人上演惨剧。 如果前述冷血逻辑成立，如果目前这种漠视自焚的方式能够减少自焚，那其实只能证明正在发生更加可怕的事。民众暂时放弃对抗、服从强权、默认自己的无能、吞咽自己的愤怒。这愤怒不被表达但不会消失，而会累积。没有比这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实际上，最近一年左右，民众抗议事件频繁且时有升级趋势，这并不证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而是证明相对温和的维权途径、民众与政府之间和平有序的沟通方式正在失效。可以为这一判断做注脚的另一个事实是：媒体的曝光、舆论的压力、民众的情绪，这些一度可能对官员造成压力的社会力量，这些一度成为维权民众试图动员的力量，慢慢地变成了社会自我宣泄的方式，相关官员越来越倾向于不理会，正如有些地方漠视拆迁户自焚。 拆迁出人命的官员安然无恙，拆迁不力的官员官位难保。报道的后半部分所讲述的现实令人无法回避。这是官场升迁谪贬的逻辑，这也是上级意志的传递。拆出人命的官员之所以能够保官甚至升迁，其背后的原因，与其绕口说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关系过于紧密"，不如直白说宁可拆出人命也要拆得高效正是执法人的上级的上级的隐秘意志。这一逻辑的揭示是令人感到震撼的。在过去很多年，受了委屈的民众总是指望通过越级告状找回正义，一个官员做错了事，受害人上访或者向媒体爆料，最终的期待都是上级官员或上级政府出面主持正义。虽然这条路成功的几率越来越低，成功的难度越来越大，但这始终是一条化解基层官民矛盾的渠道，而且是中国模式下最和平最守法最良善的渠道。只要这条渠道还在，就说明民众依然非常信任政府，沟通缓和矛盾的可能性就还在。请基层官员及其上级珍惜民众的这份信任，记得主持公道，给民众留住这条"告状"的路，留下"讲天理"的希望，留下官民理性沟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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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Apr 2010 08:46 AM PDT 1：《里斯本物语》 |
| Posted: 09 Apr 2010 07:28 AM PDT 琅勃拉邦城里有座小山——浦西山，在没有5层以上建筑的这座小城里，虽然浦西山不过百米高，却是登高望远的绝佳去处，浦西山看日落甚至是来老挝旅游必修的科目。 傍晚的时分来到山下，硬拖着排斥登高的黄耶鲁上了山，和蓝一样，我们都难忘吴哥窟巴肯山的日落情形，想着这里和柬埔寨也相隔不远，应该有同样精彩的日落。和我们有着相同想法的游客看来不在少数，小小的山头杵满了人，山下收票的该笑不动了：今天上座率高，票房不错！ 正值旱季的尾巴，天空里无甚云彩，干巴巴的，也就没什么出彩。眼前又有几丛秃树，干扰视线。几乎是第一次，我眼巴巴望着落日，巴望它早点下山，我们也好早点下山。 落日虽然平淡，于上海却很少有机会看到，因为早就不在几十层高的玻璃大厦里供职，那时候黄昏时总会去西向的窗户前歇口气，看看夕阳。于是欢欢啃起泡椒凤爪，我泯了几口云南普洱，平淡里平添些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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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09 Apr 2010 09:31 AM PDT 张瑞敏胡泳最新碰撞：海尔的头等挑战2010年04月08日11:34 中欧商业评论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编者按：近年来，海尔高层对外发出的声音并不多，而是潜心进行商业模式的锻造和打磨。如其掌舵人张瑞敏所言，希望做到几个"零"——零库存、零签字、零应收、零距离、零冗员。在海尔进行从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的战略转型之际，张瑞敏与长期关注、追踪海尔发展历程的学者胡泳再次碰撞，结合互联网发展趋势，就海尔采用的"倒三角"组织结构、虚实网结合的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商业模式、业务流程再造的得失体会、与上下游的融合等各个重要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对话双方授权《中欧商业评论》独家刊登，相信会给读者带来宝贵的管理启发和思想激荡。 "无为而治"开始有了一点感觉 胡泳：大概有一年多没见了。这次来我感觉您已经将商业模式提炼出来了，具体就是"虚实网结合的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您已经把它明确界定为海尔的商业模式了吗？ 张瑞敏：这个算是现在推进的具体内容，真正讲的还是"人单合一双赢"的商业模式，或者叫做企业文化。我们那个"倒三角"的组织架构，其实就是以企业作为边界降低交易成本，企业最大的边就是员工的边，能够和用户的边零距离地接触，所有员工必须为用户创造最大的利益才能自己得到利益。在当代企业里头，与美国全食超市的的做法可能有点类似。海尔现在应该逐渐地开始清晰起来。 信息要快要准，整个网络体现的是即时性，这对中国企业是非常大的挑战。要快可能不难，但要准的话就难了，因为很多人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以现在中国市场快是很快的，"山寨"都是第一时间可以造出来，但并不是一种有秩序的快。这就需要与中国人的习惯做斗争，做到快而不乱。 胡泳：那会来一场文化革命？ 张瑞敏：应该是对原来文化观念的颠覆。中国的儒家文化本质上还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百善孝为先，其实就是巩固家庭。在封建社会，皇帝就是最大的家长，所以一个个家庭巩固住了就可以了，那套伦理在过去肯定是很起作用的。但是到现代社会，我觉得并不能真正实现。再看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和我们有很大差异。 但我们总不能从现在的基础上跳开去，非要走过那么一段。我们正好处在信息化时代，要问怎样才能让每个人在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为企业、为社会创造最大化的利益。 胡泳：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价值还是外来的价值吧？这种概念的产生，在儒家文化里不太可能吧？ 张瑞敏：对。如果有一点的话，也是道家文化，就像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的一种境界。我曾说过自己也有点像《淮南子》里面所讲的"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我给下属创造一个平台和环境，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追求，各负其责地去干。 胡泳：那是否可以说在这方面，您是推崇道家文化而非儒家文化？ 张瑞敏：其实也不是。儒家文化里面有很多好东西，简单地说，要追求一种团队精神的话，儒家文化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作一个决策，或者市场竞争达到更高境界，我觉得道教文化更有帮助。 无为而治，达到这个境界其实很难。前几年我们没有做到。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以来有了一些样本，效果很明显。特别是冰箱，有些农村经营体做的效果确实很好。 怎样把每个人变成经营体， 其实这是对"科斯理论"很大的挑战。过去很多质疑海尔"人单合一双赢"的观点认为这违背"科斯理论"，交易成本太高。我当时觉得互联网会降低交易成本，但还没有想得这么透彻。 现在发现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最最终端的那个销售员会背负一个损益表，进的货卖出后必须能够增值，除了交够公司的利润、挣够自己的费用，剩下的超利部分可以分成。我要每天对他日清，这一点在过去根本做不到，现在却很简单，发个短信就行。我就要最后的结果——你今天卖了多少，赚了还是亏了，有异议可以再到系统里查。 这样，很多事情可以让员工自主，比如说费用问题。一般企业都是按照职务决定享受的待遇，现在我们是根据销售来决定花销，但最后要算账，如果没有挣出这个钱来，就在当事人的损益表里算他的负债。这样，员工不会成天来审批应该坐什么样的飞机、住什么样的宾馆，自己都会算。 胡泳：但您这种追求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可以说是找到了更好的实现办法吗？因为我觉得SBU也提了很多年了。 张瑞敏：最早是1998年开始的，10多年了。其中有几次就是做不下去了，但我始终觉得不是这条道路错了。当然可能也有更好的道，但我想不出来。而且我也接触了欧美和日本的很多企业，觉得最值得学习的就是流程。 2008年11月，我和韦尔奇谈如何避免中国企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他说GE就是靠严密的财务制度。中国企业往往流程太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企业讲规矩反而可能发展不起来，要抓机遇，不能循规蹈矩，人们会把流程看成死板的。这样一来流程的混乱成了很大的麻烦，比如ERP就做不起来。 我觉得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流程，对海尔来说，我认为就是人单合一。普里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里说，一个组织或个人要保持有序运转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不断地引进负熵流，一个是正反馈循环。负熵流对企业来讲，就是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大家干不好都可以推到流程上。有了人单合一，员工就会主动地去想办法解决。正反馈循环，在海尔这里就是"日清"，预算目标日事日毕，这就保证了公司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应该学习欧美企业规范的流程，但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日本企业的团结精神也值得学习。海尔并购的三洋冰箱团队设计的六门冰箱非常好，我说应该给他们单独发奖金。他们说那不可以，理由是他们几个人能做出来，换上另外几个人也同样能做出来。能不能做出来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上级叫谁来做，所以奖金应该平均发给大家。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这应该成为我们自主经营团队里的协同精神。人单合一并不意味着各挣各的钱，不管别人。所以需要一种完全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协作的精神。 胡泳:"人单合一双赢"可以通过人单酬系统，包括日清等制度来有效地限制企业往哪儿走。但关于协同，海尔有相应的制度或系统的方法吗？ 张瑞敏：我们把整个组织变成"倒三角"，最上的边是员工，面对用户、市场，是一个个自主经营团队；原来的职能部门（比如物流、财务、人力资源）都转变成团队成员，等于把原部门中的所有资源集中到团队中，承担市场目标。目标定了之后，所有人都要共同完成这个目标，而不能说"我原来是财务的人，我不管"，只能说在这个目标当中，财务部分就是由你来承担。 同时自主经营体有三个要素，第一叫"端到端"，也就是说你面对用户时，不再由上级给你设定目标，而是你对着用户，从用户的不满意再到满意，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第二是"同一目标"，比如说必须争取达到增长30%，目标定下来了，所有人都要认同。物流人员可能说原来送货都有困难，现在更有困难，那你就要研究了，怎么样把物流内部的资源整合过来，能够保证完成这个指标。第三是"倒逼体系"，比方说物流，原来一天只能送10台，现在一天要送到20台，我就要和你来对赌，你必须承诺下来，不能因为你而耽误目标。 我们现在的经营体都根据这三个要素来建立。我们探索了这么多年，走到今天算是找到一个路径。过去做的时候往往会乱，这人是属于财务的，那人是属于物流的，又不听你指挥。 胡泳：一线人员，比如说小分队的队长真能指挥得动所有这些职能部门吗？ 张瑞敏：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农村，海尔的冰箱做得比较好。原来的销售是根据销售额的大小来拿钱，后来改成根据价值来拿钱。不但要抓销售额，更重要的是销售利润。可以把产品分成A、 B、C、D四类，A类是赚钱最多的，B类次之，C类是不亏损的，D类就是不赚钱的。这些一线销售人员可能只卖A、B类，不卖C、D类。那么C、D类的损失由谁来承担呢？由研发人员和企划人员承担，因为这个产品是他们设计出来的，认为这个产品一定会赚钱。如果市场没人买或者要降价，损失就应该算在他们头上。这就是用市场用户把所有人"倒逼"起来。 过去搞着搞着就乱了，出了问题谁都找不着，大家都有自己的理由。现在这样一"倒逼"，最大的好处就是研发和企划人员不再待在家里，而是到市场中去，真正和经营体融为一个团队了。 这样一来，又把模块化"逼"出来了。谁也不能判断那么准，但如果说一个基本模块可以生产多种产品，灵活性就大了。像索尼的Walkman，当时由四个基本模块变换出250种不同型号的产品。有时候售价相差很大的几种产品，基本模块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又把中国多少年来一直推不动的标准化等问题解决了。 胡泳：您感觉通过摸索，现在海尔找到了自己的路径，也就是说海尔定义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张瑞敏：对。 虚实网结合的即需即供 胡泳：您一直追求自己的管理模式。可以说现在海尔创造出自己的管理模式了吗？ 张瑞敏：管理模式的成功标志应该是内部自我复制非常容易，因为它的文化是统一的；但在外部想复制就非常困难。现在我们这里还不行，因为内部复制起来还是很困难。有的产品做得很好，有的产品就始终还没做好。同样一块儿，甚至让人跟着样板照做都不行，这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胡泳：那我理解，管理模式本身能否变成企业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样本能不能大批量复制。 张瑞敏：从因上来看，首先是主要管理者的观念，他能不能改变。其实我们一开始做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的时候，很多部门的头儿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就算放一库的产品在那儿让客户来挑，都不一定卖得好，你还想不断货、不压货，那怎么可能？最初的产量、销量肯定都是下降的。这就很考验人了。但有几个主要领导者非常认同这套思路，咬着牙这么做下去，很快做起来了。也有不认同的，由于他的不太相信，会造成整个部门都不积极响应。 海尔现阶段不太适应， 原因就在于它和欧美先进企业有差距。西方企业一切都根据流程来做，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企业定好了，你最多只能干两年或三年，一定要轮换，而且不会乱。但我们这里，至少目前来讲，头儿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泳：这就引到下一个问题上。您提出企业再造，如果从1998年算起，时间已经很长了；如果从"再造1000天"开始算也已经两年半了。到现在为止，您怎么评价这两年半再造的得与失？ 张瑞敏：海尔刚刚开始再造的时候走了一段弯路，就是1000天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提出要做SBU，做了很多探索，都不是很成功。虽然不成功，但也有好处，至少使主要管理人员和员工都认为要这么做，这是一个方向。 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起初认为原来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流程建得不好，所以一开始再造以ERP为主，列出来要做几千个流程。花了不少钱，不管硬件、软件，只要关于流程的都做，请了很好的国际咨询公司。但是流程和市场一对接，我们一下子意识到这条路还是不行。刚才说的，流程是必要条件，人单合一才是充分条件。当时就发现，得调整过来。 我当时引用了《圣经·马太福音》中一句话："没有人把新酒装进旧皮袋当中去，如果新酒装到旧皮袋，一定是皮袋胀裂，酒也洒出来了，什么也得不到。"我形容"新酒"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新模式，"旧皮袋"就是组织结构，也包括人员的思想动态。我一下子也感受到了中国企业ERP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把流程和人单合一两者结合起来，要有流程，但前提一定是先打造人单合一的文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适应就没法做起来。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用ERP的程序来做市场，销售额一落千丈，有几个月就跟瘫了一样。因为组织结构没变，拿出一个新的流程来，这两者根本对不起来。后来我们再做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都是把组织结构和团队先做起来，再去建立相应的流程。我觉得，原来孤立起来做ERP，到最后只能是一种油水分离的状态。倒过思路来想才可能水乳交融。 胡泳：为此付出了多高的代价呢？ 张瑞敏：光销售这块，几十个亿不止。2008年8月28日，我们取消DC（中心库），按照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的模式重新建立新业务流程。那时外面评价说海尔这次死定了，想弄零库存，肯定没法适应市场。现在倒过来了，国美、苏宁非常希望和海尔合作，而且要求其他企业也像海尔这样改成周单供货，资金可以周转快，另外希望不要压货。所以，商业模式说到底就是客户价值最大化。只要符合了这一点就没问题。如果脱离了客户价值最大化，搞各种复杂的模型和公式都没有用。商业模式是一个让客户和企业双赢的方式，不是一个模型。 胡泳：刚才说到ERP项目的失败，您怎么突然会在2008年8月作出要取消DC库的决策？ 张瑞敏：零库存我们提了很长时间。现在我的体会就是，很多创新的做法并不是一蹴而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可能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才能做起来。实行零库存提出过很多措施，比如如果有库存，一台扣多少钱，或者如果你能主动消化掉库存，奖励多少钱。但这种奖惩实施后出现过问题，就是当事人在这个地方干了以后，形成的库存又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就告诉他，无论你调到哪里，这个库存也算你的。走来走去，始终没有根本解决，老是出现治乱循环：一抓库存就下去了，但销售也跟着下去了。放松一下，销售上来了，库存也跟着上来。所以那时候下决心干脆取消DC库。解决库存是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所以我们进一步提出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不压货、不断货。 胡泳：但在零库存和即需即供之间，可能有很大的障碍，这两者之间其实可以说具有内在的张力。 张瑞敏：对，从2008年8月份开始，只是从库存这一点下手，但后来很快就全线都开始活起来，至少是动起来了。研发、企划这些本来都是在实验室、办公室里面的人都要到第一线。一抓零库存，库存中的深层矛盾就全暴露了：产品设计问题、产品质量问题、企划不到位的问题、供应拖期的问题都暴露出来。这些问题过去永远找不到责任人，现在市场人员可以倒逼了。 所以这样的流程才好用，过去是关起门来单向做 ERP，现在是以市场的客户管理（CRM）倒过来做ERP、做流程。或者换句话说，所有流程都是符合用户需求的。 胡泳：另外关于"虚实网结合"的关系，实网相对好说一点，就是全国铺网。但没有想清楚的是，海尔若想真正为用户把需求都反映到虚网上，怎么做到这一点？用户会完全把需求放到虚网上去反映吗？如果不能，整个网络模式的前提是不存在的。 张瑞敏：是的，我们现在虚网做得还不好。关键的一点，把在互联网上开个网店就当成虚网，这是错误的。你在网络上卖东西，比实网也没有太大的优势，可能价格比较便宜，有的人比较方便。但如果这么做下去，最后也就是价格战而已。所以网络起的作用根本不是这个概念，不光是在网络上实现买卖关系这样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和用户沟通，怎样在网络上提供一个他所需要的方案。 比方说空调，只要你把住所的大小、朝向、装修的颜色等等在网上输进去，我就可以给你提供好多种选择的方法。如果你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再具体就某一个方案进行沟通。所以我对内部人员提出，过去没有虚网的时候，回款是销售的终结；现在，回款是销售的开始。这就是虚网带来的。在虚网当中，我可以跟用户不断沟通，你买了这个，我可以再推荐那个，再了解你的需求，永远循环下去，可以黏住用户。如果你在虚网上不是起到黏住用户的作用，只是把它当做销售的武器，企业可能会做到一定阶段走不动了，那就是拼价格，在虚网上的价格越来越低。 所以我们自己要建立社区店，在城市有社区店，让农村有专卖店，下一步要再推进，其实是希望这两者结合起来。在虚网中，你可以在我的专卖店或社区店很快地交货，如果再不放心，可以到实店再去看一下，我觉得这就立体化了。 胡泳：这样，如果海陆空立体体系形成了，海尔就从制造品牌变成服务品牌了。 张瑞敏：其实如果能直面用户，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能够给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离这个目标很近了。即便在农村，可能网络不太发达，但如果我可以和村民交流，提出一个别人不能解决的方案，这就是卖服务的一种开始。而且村民后面的需求还希望由你来解决，那就可持续了。 从制造企业转型为服务企业 胡泳：自从海尔提出要从制造企业转型为服务企业，外部基本上不清楚海尔转型的内涵是什么，说法也很多。您所理解的服务型企业和制造型企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终您怎么衡量转型取得成功？ 张瑞敏：制造型的企业是以制造为中心，那怎样把制造的东西卖出去，希望用户怎么能信任自己的产品，广告就起到这个作用。互联网时代带来服务型企业，本来是以我为中心的制造企业，现在要以用户为中心。还有没有制造呢？有制造，不一定是完全外包，如果我让供应商提供模块化组件，相当于过去所说的组装一样，我只是上一个螺丝而已。为什么等着上螺丝呢？可能外界有一些变化，我随时用不同的模块来应对。将来没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库存了，只有模块。实际是生产服从于用户的需求。而过去的制造型企业，更多的是希望将用户需求规整到自己制造的产品上去。 库存所体现的就是你以制造为中心，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在渠道里面卖不动了，就产生应收账款，制造型企业的两大杀手就是这么来的。 海尔内部制定了衡量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准。对每个干部，我们考核他四个环节：第一，能不能经营自我；就是你能不能改变观念，从原来一个指挥部下的人，变成给部下提供资源的人，让部下主动满足市场需求。第二，能不能做出样板；如果说改变旧有管理、颠覆传统组织有困难，但做出样板总是可以的吧？否则肯定没有尽责；第三，能不能复制样板：做出样板后一定要可复制，说到家这就是流程，没有流程的支持就复制不了。第四，能不能经营全员：就是把这个模式变成一种文化，整个就可以做起来。 青岛有一家酒店做得特别好，但后来它兼并了一些酒店却老是做不好，原来这一套去了就不灵，人家就不听。这个老板问我该不该去兼并。我打了一个比方，说你把这原始店做好了，就是做出一颗珍珠来。如果要做出一系列连锁店，那一定是项链。就需要在珍珠上打孔，这个孔里面串的是什么？流程。没有流程你就没法复制，你只能做一颗珍珠，不可能做一串珍珠。 胡泳：中国有一些企业也是很早就提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杨元庆跟郭为"分家"的时候，杨元庆就提出来服务的联想。最后没有做多久不得不收缩，回到原点。你觉得这个转型中的挑战在哪儿？ 张瑞敏：最终还是看领导者敢不敢下定决心，认为这条路是必然要走的，不管有多难，都要走过去。海尔也是这样，遭遇一次次失败，现在下面很多管理人员也很有意见，说为什么上边的要求老是变来变去。我说，你们回顾一下，海尔其实一直没有变，只是一条途径走不通了，就换一种说法、换一种做法。我们很早就提出几个零，比如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全面预算下的零签字，精品工程下的零应收，给用户提供端到端的零距离服务，现在又提出零距离下的虚实网融合。所有这些都是极难实现的。我们希望再往后推，最后推出一个零冗员，真正人单合一下的零冗员。这几年我们对外不大讲话，主要原因就是希望潜心把这些真正做起来。 胡泳：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企业内部努力地转，但如果上下游都不乐意转，最后还是很难实现，我不知道现在海尔用什么办法推动客户一起来转？ 张瑞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上游我们逐渐找到一些办法，就是我刚才说的模块化，以资源来换资源。我的资源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我要生产1000万台、2000万台的产品，这是很大的数，你如果能够给我供货，我就可以多用你的，多给你一些资源。比如巴西的压缩机厂商恩布拉克参与我们的前端设计，整个研发部门都参与，设计之后改善了冰箱的能耗、安全等等各种指标，上游就动起来了。还有美国电机生产商爱默生公司，过去说爱默生只能做高端，一下子把在青岛的工厂扩大了，为什么呢？资源大了。 这就是资源换资源，下游这一端也是一样。比方说和国美、苏宁，要的是货在你这里走得快，每平方米创造更大的价值。那好了，我一定盯住用户的意图，像我们的国美团队就要对在国美的走货速度负责，每周下订单，资金转得快，销售也快。上下游的这些环节不应该割裂开，所以我们对供应商说，你不要盯着我，而要盯着我的用户，我们共同对着终端的用户。 你提的这个问题，可能有时候会在技术层面遇到一些问题，但如果想透一点，大家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按照共同利益去做，问题就解决了。比如对供应商，不能只谈价格。如果我采取措施解决资源问题、模块问题，它可以重新优化设计，把成本降下来。降下的成本大家共同分享，都有好处。客户也一样，比方说国美，如果对我们只谈价格也不行。当你真正创造了它所需要的利益，它也不会老盯着价格。乐趣就在适应过程当中。 总的来讲，我觉得搞企业，打造一个最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是第一位的。技术很重要，但把技术作为唯一的条件肯定不行，因为现在技术日新月异，你不可能永远站在顶端上，在行业中想要保持绝对领先是不可能的。而且技术还有个问题，你再厉害，后起者很快就会超越你，至少会有山寨仿冒你。但商业模式不然，技术可以服务于商业模式，而商业模式要真正做好了，别人很难复制。其实做商业模式真是很难，它要求全员的、全面的、全过程的参与。尤其是全员来做，这个是太难了。 海尔在全球的"刻度" 胡泳：这两年您见过哪些有意思的人，谈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张瑞敏：2009年见到郭士纳，跟他谈海尔的"倒三角"。我在纸上给他画的时候，还没有讲，同行的人都看到郭士纳眼睛一亮，很兴奋。我没作很多解释，他马上说："我知道，我在任的时候也要搞这个东西，但没有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将企业分成一个个小团队投向这么大的市场，那谁来关注新机会呢？这也是海尔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避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机会的情况。在海尔，新市场机会由研发部来负责，像最近的无尾电视，还有我们准备打造互联网时代的一些更长期的、有导向性的产品等等。各产品部只负责三年以内的产品，关注市场上这些产品的新机会。 第二个问题，一线团队盯着市场用户，用户需求找到了，但后续提供资源的部门没有及时跟上。为了不失信于用户，必须回来协调内部关系，这时两边会自顾不暇。后来我们提到端到端、同一目标、倒逼体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胡泳：我看您好像已经不太觉得并购是一个好的方式了，对吗？ 张瑞敏：有了互联网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并购重点不在形式，而是企业能得到什么资源。比方说我们觉得对三洋的并购还可以，因为获得了研发。对于海尔来讲，主要是研发技术，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市场开发技术。市场倒不仅仅是那些网络，而是操作的流程，像沃尔玛的流程非常厉害，具体说就是信息化这套控制系统是我们要学的。 在互联网时代，你未必一定要占有资源。只要能够整合的都是你的资源，为什么一定要占有呢？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产品开发，与开发公司形成合同关系，在美国或欧洲签订合同，在规定的阶段里开发出成果来，然后付钱，我最后要这个成果就可以了。例如刚才说的模块化概念，我只发布一个模块化的接口，对这个模块，开发者可以重新进行优化设计，所有的专利可能都是你的，当然成果是双方共享的。所以并非把什么东西都揽过来就是好的。 胡泳：如果我们用刻度来比喻的话，您觉得海尔在找到自己的模式之后，在国际化大企业当中，从水平层面上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刻度？ 张瑞敏：如果说是一些定量的刻度，我们比人家可能都有差距。比方说在流程的建立上比欧美企业差不少，团队精神方面比日本企业又不行。但是我想，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需求方面，比如每个人都能非常明确自己的市场目标、随时随地主动地去创造价值方面，海尔还是比较前卫的吧。我们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解决流程和团队的差距。比方刚才说的"同一目标、倒逼机制"，就是一种团队建设。就像现代自组织理论讲的一样，即便在外部无序无律的情况下，内部还可以有序有律，这个是我们追求的。 现在经营体面临的市场情况瞬息万变，对手一下子降价20%怎么办？不能由对手决定我是降还是不 降，一定是事先就对市场有了充分准备，而且不是头儿决定，是团队自己决定。否则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企业要想站住脚真的很难。 中国制造的高潮远未到来 胡泳：我想稍微拉开一些，谈谈整个中国制造业的问题。2007、2008年的很多产品质量问题引发 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形象下降。2009年又是金融危机。您能否判断一下中国制造现在所处的阶段和位置，是不是中国制造业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或是高潮还没有到来？ 张瑞敏：我们自己判断，如果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不能够进到主流，就根本不能说中国制造高潮的到来，我们只是代工大国而已。其实这几年在海外，包括家电企业，自己出去打品牌的并不是很多。有很多企业出口额很大，但很多都是给国外大公司做定牌。做品牌的确实很辛苦。如果中国制造创造不出品牌来，那就只能是低层次的。 举个例子，海尔的高端冰箱目前在欧洲卖得很贵，我们费了很大劲挤入主流渠道，欧洲消费者也很认同。我们宣传的时候，只说这是在欧洲制造、欧洲生产的，确实是这样，是德国设计师设计、在意大利制造的。我们了解到，很多外国人听到海尔的发音就认为是德国的牌子。我们做了个实验，先问消费者这款冰箱怎么样？回答说很好，我很喜欢，有创意，设计也很有意思。再问他知道这个牌子吗？回答说不知道，难道不是德国牌子吗？告诉他这是一个中国牌子，对方就说还要考虑一下。 胡泳：立刻就表示出来？ 张瑞敏：是的，当场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其实也就是说，你要是在那儿树一个牌子说这是中国品牌，他可能根本不去看你。因此，可能中国还有很多产品量很大，但就是处在低端的位置上。 胡泳：是不是这并非一个企业单独能解决的问题？就是跟整个国家的形象，甚至跟我们自己现在国家的价值观也是连带的？ 张瑞敏：对，像日本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也很差，后来产品质量上去了，整个日本的声誉也都跟着提升。韩国也是走这条路。在中国这是很大的问题，总有人做着做着就想投机取巧，所以市场经济最后都被自己的不诚信打败了。 胡泳：最后我想问一下，因为听到您对高级经理人的要求是"经营自我，时刻挑战自己"，您自己的管理风格这些年有没有变化？或者我直接问，您是怎么来经营自己呢？ 张瑞敏：这倒是个问题，如果说怎么来经营的话，就是怎样使整个管理模式能够跟上最前沿的时代变化。海尔目前人员的差距很大，目标要求又很高，没有办法。我就是想着怎么样把两者融合到一起去，这是我天天面临的最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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