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評論的誤解與迷思
Saving children over saving face
赠书
【在这里看不懂电影】诸神之战：值得一看
难道只能武力对话？
轮到你拦不住我了
海盗电台深夜放送《新鞋子旧鞋子》
中文Twitter上关于玉树地震的信息（十一）
紛亂的城市論壇，遠勝於暴亂的城市榴彈
『文化』大卫·格罗斯曼：证之于爱
123诗社、海盗电台四月巨献：聂鲁达《疑问集》（1-30）
Onenote项目002：Onenote资源推荐
经济观察报：谁在观察中国互联网
我的成长道路：第三辑北大
小事一桩
再存档一个陈可辛
存档一个陈可辛
50个启迪你思维的彩色排版艺术
16个创意的葡萄酒架
池塘听蛙想野合

Posted: 24 Apr 2010 02:26 PM PDT

(加東明報財經版 2010年4月26日)

北美投資市場可以用好字去形容，在超買之餘、是繼續超買，對不敢入市的是一次教訓，奉勸投資者要漸漸入市，即趁每次回落時買入，這是牛市買入法，直至熊市再臨。

環顧歐洲及亞洲都乏善可陳，弱市繼續由希臘蔓延至英、法、德等國，亞洲方面，除馬來亞外，都多少受到中國壓抑地產價格政策影響，因此更顯北美投資市場可取性，大家在分佈組合時要留意。

由於加拿大的銀行系統較保守，在金融風暴中更顯其穩健性，所以，無論是因石油資源、或找避風港原因，都間接令加元上升。直得留意的是，加國央行預測今年經濟增長 3.7%，明年為 3.1%，經濟顯注復蘇，當加息開始後，將會是一連串，而並非單一的，且看對投資市場的影響吧。

近月充斥世界輿論，首推天主教神父性醜聞，而轟動香港的宗教新聞，則是港福堂牧師吳宗文，以宗教言語包裝，無條件支持政府的「為香港求平安」一文。兩者皆和宗教界有関，且看貢獻與見證如何。

吳宗文牧師舉《羅馬書》為例得結語「信徒便要協助一個相對地公義的政府」，是建基於其理據「基督徒不迷信任何政治體制，甚至不會將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

但第十三章5節明顯說明：「所以必須服從，不祇是為怕懲罰，而也是為了良心」，即是沒有社會良心為前題的施政，人民不須盲目服從；至於論及不要將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更是笑話，試看伊甸園一幕，神並沒有奪去人的自由，祇是責任自負吧；因此，若要排名的話，自由則應排於首位，正好配合現代思想，若彼此對人權及法治有不同解讀時，人民可以自由地用腳投票。

吳牧師的潛台詞是推動河蟹，但却忽畧政治不單是關乎權力的爭取，而是對公義社會的追求。

世人多有一些不經大腦的反應 (knee-jerk reaction)，近例是當有神父性醜聞發生時，便說要天主教會改革，例如神父獨身是問題、又比其他宗教人士更易犯相同罪案等，但這都是錯誤的論述。首先，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天主教義會導至性罪案，第二，若大家肯多走一步，到由受害人設立，與神職人員性罪行總網頁**走一轉，便會發覺事實剛相反，天主教神父性罪案發生比率，遠較其他宗教人士為低。

當然，一宗罪案也是太多，我們對站在道德高地之士，有更高要求是理所當然，輿論反應較大亦可理解。最簡單直接是禁止神職人員與兒童單獨相處，有香港牧師甚至在與成年異性獨處一室時，旁人亦可經玻璃窗望見室內情況，這都是可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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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內容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公司及作者並不負任何責任。
獲利多投資顧問江如天 (David Kong)

Saving children over saving face

Posted: 24 Apr 2010 02:18 PM PDT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s, I have these processes of reasoning.

(1) No matter how 'tiny' the percentage of alleged to be pedophiles among all priests in the Church, this is not a supporting argument. One is still too much.

(2) Certainly, the media report the acts of our priests with different intentions. However, we could not express complaints about their 'tilt' to the opposite side. All other people have no obligation to report in our favor.

(3) Comparing the wrong doings of our Church with that of other professions is another reasoning trap. Wrong means wrong. Other wrongs do not make us right. We always have higher expectation to the Church among others.

(4) When our head of state gives a speech with typo from his secretary, he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This, the burden of leadership, seems 'fair' to all people. And the higher rule is : the buck stops here.

When we give our expression of scandals,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in reasoning. We have to give the public a perception : Saving children over saving face.

作為教友一份子，對於教會的性醜聞，當然感同身受；「愛」這個字有相當重量，不輕易出口，教友愛我們的教會，當然包括它的好與壞、對與錯。見其好的、對的，大家當然歡天喜地，遇其壞的、錯的，縱然不如外人的一般指責，但勸戒和責難則是教友們的責任。

但當我們面向公眾，要為教會解釋時，無論是用詞、用語，都要恰當，他們當中實在有一大群真正的的受害人。

聖經如此教導我們，救人更勝於祭獻，那麽，拯救兒童便更勝於挽回面子(Saving children over saving face)。

既然主耶穌當年選出有3次不認主的伯多祿作為宗徒及教會之長，我們應當相信，即使世人們如何差勁，教會，這隻方舟都會駛向最終的天國，這是信德應在之處。

伸延閱讀：
http://davidkongcdn.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_26.html
http://davidkongcdn.blogspot.com/2010/03/saving-children-over-saving-fac...

赠书

Posted: 24 Apr 2010 01:46 PM PDT

我不知道这个世上有多少赠书被扔进无人问津的角落，又有多少直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反正我经常在二手书摊上看到"XXX雅正"的书，那些书的品相都很好，我打赌，它们后来的主人不但没时间雅正，估计连翻一翻的兴趣都没有。所以，人生教训是，不要把自己的大作随便送人，哪怕有人当面索要，也很有可能是出于礼貌和客套，而不是真心喜欢。如果他真的想读你的作品，他会自己去买的。所以说，自己掏钱买书，再找作者签名的人，一定是真正的爱书人。

但是，我喜欢另一种形式的赠书。那就是把自己读过且喜欢的书多买几本送朋友。

前几天，我收到北大金老师的赠书，有理解农民中国，转山，反自杀俱乐部。这些书都是金老师看过之后，不想专美，而赠给我的。在此之前，她送给过我一本拉哈尔茶馆里的陌生人。她在飞机上读完之后，觉得有趣，就转送给我。一读，果然趣味盎然。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习惯。

我也喜欢买好书送人。去年到今天，我累计送出去5本杜甫的五城，4本日本四季，三本诗经直解。这些书没有一本跟我有关系，但我像赠送自己的著作一样，满怀热情送给朋友。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能找到与我同样的乐趣，在这些书里。

不过这种赠书方式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不宜在扉页上题字。书又不是自己写的，题上自己的名字多别扭啊！这一点金老师又做出了榜样。她在每一本书的前几页夹了张便签。比如在理解农民中国里的纸条上写着：这是一本理论书，提供的研究方法很有价值，希望你能读下去。我一定会读下去的，因为理论书对我来说本来就甜如蜜糖，倒是大部分虚构小说对我如同毒药。

向金老师学习，从今天起做一个赠书的人。这样即使以后在二手书店里看到，也会因为不认识而释然，并欣然买下，心中窃喜有了一个好价格，转手再送给另外的朋友。

【在这里看不懂电影】诸神之战：值得一看

Posted: 24 Apr 2010 08:33 AM PDT

因为观感不佳，两个朋友都劝我不要看［诸神之战］（Clash of the Titans），但我和老婆还是义无反顾地看了，原因是我们两个都比较偏爱魔幻片。我们的观后感是，这部电影情节比较简单，故事不太能够打动人，3D效果更是惨不忍睹，不过我们还是表示满意，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对魔幻电影的偏爱。

因为对影史毫无研究，所以我也不知道所谓的魔幻片发轫于何时。以我自己的判断，第一部让我体味到魔幻魅力的，是［指环王］——从此，［指环王］系列成为我个人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名，至今没有篡位者。因为［指环王］，我爱上了魔幻片，可惜后来的魔幻片数量猛增，质量却是一蟹不如一蟹，这种情形有点像小时候看过的金庸古龙。先来鲍参翅肚，再上粗茶淡饭——尽管我嘴巴上对食物的要求很低，但心理上的落差还是让人遗憾啊。

拿［诸神之战］跟［指环王］比，对前者是不公平的，你不能蛮横地要求一个庸才交出跟天才一样的成绩单来。但如果以一颗对待庸才的平常心来看这部电影，你会收获到惊喜，一路杀去，好人死了一批，但最终还是赢了，坏人虽然没有死，但最终还是输了，这不正是你要求的结果吗？

魔幻电影的生命线是它的视觉效果，这也是魔幻片受我青睐的原因。说到这部电影的效果，我总想起［贝奥武夫］，二者的题材和内容具有不少相似之处。［贝奥武夫］我看的是碟子，按说应该比大屏幕逊色很多，但我觉得恰恰相反，［诸神之战］的色彩之黯淡简直令人震惊，基本上连人脸部的特写都看不清楚。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特色的伪3D剧场，其二是电影本身的3D效果奇差无比。这部电影如果是2D的，效果会好很多。

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好莱坞电影的视觉效果越来越惊人，但越来越不能打动人。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阿凡达］，不典型的代表是这部［诸神之战］。好莱坞电影多是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产品，按说加些情感的调料理应不是难事，但也不知道是他们单纯还是我要求多，似乎制片人和导演们在给所谓的大制作烧钱的同时，越来越懒得在感情上做些文章。像［诸神之战］中，不管谁死都不能让我的心弦产生哪怕一丝的颤动，这种心如古井的感觉对喜欢看电影的人来说，真是一种要命的感觉。

总的来说，对追求视觉效果的同学来说，［诸神之战］值得一看，但不太值得写什么影评。你也看到了，如果仅仅就电影论电影，写出来的影评大概也就像我这样，脆生生干巴巴的，一点都不湿润。当然，如果你从希腊神话的角度说点电影以外的故事，大概会比较有趣，因为希腊神话本身实在很有趣，以现代人的眼光看，简直有趣地得不太像话。

2010/01/16 — 【在这里看不懂电影】阿凡达：好，但不够好 (10)
2010/03/16 — 【在这里看不懂电影】和萨莫的500天：普通的爱情，完美的电影 (9)
2010/02/27 — 【在这里看不懂电影】死亡幻觉：寂寞的死亡 (9)
2009/10/25 — 【在这里看不懂电影】低俗小说：无福消受的经典 (8)
2009/08/09 — 【在这里看不懂电影】飞屋环游记：悲欣交集的梦 (6)

一、如果你是一个OneNote新手，这里适合你：

1、你还不知道什么 OneNote是什么，请去Microsoft.com 上观看演示 watch the demo。

2、你还只是好奇，只想试试，你可以点击（browser）试运行而不必下载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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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你是一个 OneNote的粉丝，这里欢迎你：

OneNote开发团队成员博客（毕竟，如果任何人知道 OneNote最新动态，必是其中一员）

1、不容错过的 Nota Bena blog，由迈克尔奥尔登堡创作，提供了如何使用OneNote的秘诀和小技巧。

2、Another blog 也注重使用技巧和窍门，被称为" OneNote Tips and Ticks"的栏目值得关注。

3、丹尼尔埃斯卡帕的OneNote博客Daniel Escapa's OneNote Blog - 他似乎最近一直很忙，但他提供了一些重大消息，不可不看。

4、任何一个有教育工作背景的OneNote使用者都有必要访问一下 OneNote and Education blog。有消息称，作者Mike Tholfsen正是OneNote中的测试经理，该博客设立的目的就是交流思想与资源，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

三、想知道OneNote团队的幕后新闻吗？

1、来看看 OneNote Testing blog。你能感受作为Microsoft OneNote测试团队一员的生活，作为软件测试开发人员，典型的微软生活——紧张的一天。

2、大卫拉斯穆森是OneNote团队的首脑。因此，如果你想得到最新权威消息，请访问David Rasmussen 。

四、微软员工以外的 OneNote博客：

1、如果你正想要你的OneNote更加强大，那么，不要犹豫，马上点击OneNote Powertoys blog。

五、备注：

软件测试开发人员（SDET）到底是什么职位？

SDET是微软三大核心技术工种之一（其它两个是PM和SDE），是任何一个产品开发团队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SDET是产品质量和用户的代言人，主要的工作是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产品的质量以及给出系统化的反馈和建议，从而使整个开发团队能够及时地做出对正确的抉择。要做到这点，SDET需要积极的参与产品的计划、设计、和代码检验，找出并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及提高产品和流程质量的系统化的方案。

原文地址： <http://www.cnblogs.com/smwikipedia/archive/2008/05/14/1197309.html>

经济观察报：谁在观察中国互联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17日 14:42 经济观察报

　　李翔张琪

　　如果Google退出的风波没有发生，这本名为《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的书很可能还躺在京城著名的万圣书园的某个书架一角，继续接受着乏人问津的命运。据说就在Google在官网发布博文透露将停止在中国内地过滤搜索结果的那一周，《我们的防火墙》攀上了万圣书园销售排行的第一名。

　　两个月前，这本装帧朴素甚至根本不想引起人们注意的互联网观察著作刚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作者李永刚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是国内比较早的从事互联网政治研究的人之一。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在1999-2000年创办了著名的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吸引了大批精英人士，最后因言论触及到了"国情尺度"不得不关站。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才有他日后关于互联网管制的重要研究成果的产出。

　　虽然还称不上畅销，但《我们的防火墙》目前的销量已足够让这本书的主编之一张树新女士感到意外。毕竟太学术，而且几乎没有做任何上市之前的宣传。"我们现在还是很小心，希望把这几本都出完，出完以后再做一个系列性的推荐。"她说的另外几本书，包括更早出版的胡泳的《众声喧哗》、姜奇平的《后现代经济》、《我们的防火墙》之后出版的段永朝的《互联网：碎片化生存》，以及将要出版的杜峻飞的《看不见的人群》等共十本，而这套丛书只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的名称是：思想@网络.中国。

　　这是一场头脑风暴过后的产物。翻开这些书的扉页，可以看到编委的成员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中，有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投资巨头、媒体人士，还有互联网研究学者。相比纯粹的学院和研究机构课题，或者完全商业化运作的畅销书系列，这样一个由背景各异的人用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运作的，看起来近乎反商业的研究项目，总让人觉得神秘。只有"思想"、"网络"、"中国"三个词在隐约提供着些许暗示：这群人正在从某种特别的角度观察着中国的互联网。而在未来，他们所做的一切或许将成为中国互联网研究的重要参照。

　　思想

　　在一篇题为《写在"思想的境界"关站之后》的网文中，李永刚写道：我做了这个"思想网"，一切都变了。网络推倒了盆地和大山，它把世界都展现给你看。网络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交往的人群，从而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中获得的教诲终生受用无穷。本来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得接近尘土的人来说，从来不奢望人生有奇迹。以我极端封闭内向的性格，我永远不会进入某些人群的视野，也不可能坦荡地面对公众。但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奇迹每天都在发生，那些书本中的"大人物"一个个朝你走来，向你点头问好。

　　李永刚只是无数个被网络改变了命运的人中的一个。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某种更为先进的工具；它更像一种新的宗教，重塑了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只是，极少有人会在享受着它所带来的便利和心灵涤荡的同时，安静下来仔细思考网络的过去和未来，网络之于人类的可为和不可为。

　　从这一点上来说，张树新是个很特别的参与者。1995年张树新创建瀛海威公司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互联网，整个中国网民还不到2万人。瀛海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司网和电子商务。瀛海威几乎教育了国人所有关于因特网的基本概念，创立者张树新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织网人"。

　　十几年过去，张树新的生意起起落落，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她觉得有些东西还没有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她身边的一群朋友也和她有一样的想法。"我们都是亚布力的论坛发起人。200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内部的讨论，当时田溯宁在，我在，沈南鹏在，王志东也在，还有张朝阳等，大家都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做互联网了。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些互联网本身的问题，话题很散，比如各种各样可能的未来，下一个十年是什么样子，技术会怎么发展，会带给行业生态环境怎样的变化，等等。后来就谈到有没有可能做一点宏观性的研究，比如说，有没有人写互联网史，互联网史现在有很多版本，但很多都是资料的编辑。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商业英雄故事、投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包括当年中国互联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内联网，我们其实有一个可能选项的是内联网的。"

　　田溯宁是张树新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一位和田相识的人说，"他(田)说自己每天都会控制不住想一些问题，占用了很多时间，但也没有想明白。"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先驱、如今的职业投资人，产生对一个行业进行深入理解的诉求并不奇怪。而在这个项目中田的角色是项目资金的主要提供者，除了他所领导的中国宽带产业基金，另外的两家资助人是邓锋的北极光和沈南鹏的红杉资本。这三人其实都在发起人之列，而使用创投资金做为资助，张树新的解释是，"大家都想离现实的互联网公司远一点，稍微宏观一点，创投公司相对中立，不会说到底是微博好还是twitter好，没意义，因为这些都是过程，都是大江大河中的浪花而已。"

　　由此也可以看出做这件事的这些人的理想所在。"互联网是一个中国人民现代性的新希望，但是互联网也会带来太多泥沙俱下的东西。客观上我还是喜欢学者抛开表面的一些东西，去做深度的观察和分析，这个分析将来会有意义。商业公司都只是一个被迫的载体而已，想办法不把饭碗砸掉，就拼命拼命，最后看成本能不能担负，担负不了就不做了；担负得了那就接着做，这叫避害驱利。就这么一个原理，还有什么可分析的？"

　　至少在张树新看来，她是抱着一种精英的意识在做这件事，"我觉得国家跟国家，制度跟制度，最大的差别就是精英的差别，我们中国的问题是，精英不承担责任。精英是要承担责任的，精英是要思考的，我们当然不能像犹太人那样思考太过深远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应思考大问题。我去岳麓书院时就想，不管是王阳明、朱熹，还是最后的蔡和森、毛泽东，我们不管他的'主义'，他们是思考大问题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今天你告诉我谁是这么想问题的？"

　　这个项目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共识，这是慢热的事，急功近利不得。他们甚至是把这当做一件善事来做的，因为他们似乎都不缺钱。这只是在做一点"负责任"的事，对于互联网，如果大家都有这么多困惑，那就尽量找一些人说明白，可能会永远说不明白，能说明白说明白多少。但在说的时候，会有个底线：第一是非商业的，第二个是非技术的，第三个是非急功近利要有政治利益获得的。也就是纯粹的学术观察和理性讨论，回到启蒙。张树新坚信，不用太久，五到十年，他们现在所做的将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网络

　　这个项目看上去类似于一个非盈利基金，但实际上的运作要松散得多。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管理人员。因为成员平时大多忙于自己的工作，而一直负责策划和日常运作的张树新，用她自己的话说，也只不过是个volunteer(志愿者)，而她的秘书则在需要开会的时候，用电话或电子邮件将大家临时召集起来，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人经常缺席。项目最初筹集到的 100多万元人民币，现在还剩三分之一。做企业出身的张树新把报表做得非常好，每一份开支全部透明。事实上，支出看得见的也就几项，主要是作者稿费和对出版社的补贴。到现在为止没有花一分钱的宣传，没有劳务费、没有工资，偶尔的作者聚会也都是张树新请客。"我今年用剩下这三分之一钱，把剩下的五本书出齐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然后再看做什么，情形好的话我们再做一个长的计划，因为我们没有兴趣做任何明天就不见了的事情。"张树新说。

　　实际上，"思想@网络.中国"这个项目的初衷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是互联网历史的整理，主要是以互联网口述史的形式，其次是做一本周期性的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网情观察"，第三是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哲学、人类学等角度对互联网进行完全学术性的学理分析，分析它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并希望以此来为政策制定部门提出一些宏观建议，更加建设性地推进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建设。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副教授、知名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人士胡泳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互联网历史整理这一部分工作的主持者。为了做口述史，胡泳请了很多最早参与政策法规制定的人，和最早参与互联网创业的一些人，请他们回忆当初的情形，并做了大量的录像和文字记录。但是这项工作只持续了半年多就暂停了。这其中，体现了项目的支持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口述史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网民不是一个集体数字，是一个能够具化到使用中国互联网的个人的概念。我的理想是做各种各样的使用互联网的人，他可能是用互联网成名的网络红人，可能是管理互联网的人。我想找出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经验和感受，这些东西可能你一个人一个人来看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花上一定的时间做足够多的人，就会出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是想全方位地来看互联网这个东西。但后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短期看不到它有什么用，所以就暂停了。实际上初衷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你的时间线更长了，你可能分步骤、分阶段在去实现一个东西，而不是急于达成什么。"胡泳说。

　　对于口述史，张树新的想法则是，这件事情很庞杂，要持之以恒地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再做成可传播的产品，这个路非常长。"我到今天为止也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做。但是互联网变化很快，其实很多人已经把那段历史重新改写了。所以，这件事现在做，还是有点早，因为我们还是带着很多故事编给我们的痕迹，再放一放也许又不一样了。"

　　对于第二项内容——"中国网情观察"，也仅仅出了两期。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观察，张树新说，"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会把很多事忘了，我们说去年会说到邓玉娇，说前年会说到三一四，说MSN上有多少红心，它是碎片化地发生的。如果我们看服务器在当时发生了多少点击量，有谁在引导谁，舆论是怎么最后变成社会事件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学观察。这些东西如果留下来，我想不论是对将来的历史记录者，还是社会观察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特别有效。但可惜，到了2009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很现实的观察不能传播，它是没有意义的。这项工作后来其实也停了。当时主要是社科院的信息化研究中心的汪向东和姜齐平在做这件事。"

　　那么现在唯一在推进的，就只有第三项内容——学术资助，而最直接的成果就是上述的一套互联网研究丛书的出版。那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外对互联网观察和研究得相对深入的人士和专家。他们各自兴趣不一样，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样，但基本上都是长期观察的问题，因为学术的东西和畅销书不同，是需要积累的。例如胡泳的《众声喧哗》和李永刚的《我们的防火墙》本来就是他们各自的博士论文，分别从传播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互联网事件和政府治理进行剖析；段永朝的《互联网：碎片化生存》从笛卡儿一直讲到互联网，试图建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哲学体系；姜奇平的《后现代经济》则希望建立一个互联网统治下的后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

　　下转58版

　　上接57版

　　但即使这样的只需考虑怎么花钱的学术资助，在张树新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把国内外所有研究这个事的人都资助完了，这其实是很奇怪的。我去动员很多人研究，很多人看着我说，这事太难了，算了吧。我一直在找做教育的人，因为实际上互联网对于现有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师者授业解惑，你凭什么能解我的惑，我所有的惑上百度问一下就知道了。那你教育是要变化的，怎么变化？这其实是需要构建和研究的，所有做教育研究的人都说这事是重要，但是没人做。网上的双面人格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譬如我们经常说有人沉迷于游戏，为什么？是不是游戏世界比现实世界好？哪个世界是真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哲学问题，也没人研究。"

　　这样的断语似乎有些夸张，但实际上在互联网研究方面，确实存在着人才匮乏的问题。在学术和研究机构体系内部，做网络传播或者做新闻媒体研究的，很多人是被国家的课题体系指挥的，不会投入精力来干这个事情，一方面是因为价值的取向，另外也有实用主义的问题，"你做那个东西更容易在体制里头，或者在学术机构里获益，做这个东西可能有社会效益，但是它不是在一个规则之下。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像是一个公益的东西，就得靠公益的机制来支持。如果是能够坚持做下来，希望未来几年内能够有新的人选，更有智慧和能力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找新作者还是挺困难的，至少说目前国内培养这么多博士，我觉得合适的能帮我们写东西的博士不是特别多。"胡泳说。

　　中国

　　2008年6月，"思想@网络.中国"项目的主要成员们都被拉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整整七天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头脑风暴"，讨论项目的开题。他们还请来了关信基等知名教授来为大家讲课。作者们也把他们的想法拿到那里去与企业家、资助者们互相碰撞。他们谈到了一些要实现的目的，产生一个共识，就是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跟当初的很多预想已经产生了变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中国独有的文化特点，因此应该总结一下。即使是未来要引进的译丛，也不应是泛泛的东西，而应该是国外学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观察，还是围绕中国体系。

　　和十几年前的张树新曾经资助的那套网络文化丛书相比，"思想@网络.中国"的成员们这一次更强调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判断。从前是引进普及，现在则是聚焦到中国。他们想知道作为一个外来的物种，互联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到中国的土壤上，又会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从1997年开始就从事网络文化和IT产业的研究与分析的吴伯凡，也是项目的主编之一，他认为互联网这些年大家都是凭着本能在做，好像很繁荣了，但有些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不再是自然主义的野蛮生长就可以了。要获得一个长期良好的成长态势需要哪些环境？政府和民间、监管者和业界、学界之间能不能有一种对话沟通的可能？大家应该把自己的立场亮出来，对整个态势有一种共享，以减少混乱，尽可能地达到相对有序的状态。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些民间的既不是站在政府立场，也不是站在商业的立场上说话的人，完全从中立和建设的角度来进行。

　　"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你能不能看到中国互联网产生的真问题，然后你去研究这个真问题，而不再是像我当年翻译《数字化生存》，就是介绍外国的东西，告诉你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现在这个工作还要进行，但是主旨应该转移到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会是这个样子，它和曾经的互联网存在的差异在哪里，这种东西可能开始的时候大家的认识不是很清楚。"胡泳说。

　　"搞互联网研究的人特别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特别容易觉得技术来了就横扫一切。但实际上技术是植根于政治社会土壤之中，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显然有'中国互联网'的存在。"作为观察者，胡泳认为当前中国互联网最严重的问题是自治的结构和能力没有形成，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自主性的问题。如果没有互联网自治，就可以推断中国网民的自主性不是太好，虽然互联网仍可以推动中国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但达不到人们想要它达到的程度，因为网民的行为本身以及整个互联网的结构本身还有很多的问题。也是由于这些问题，加强监管那一方永远有它的理由，从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政治逻辑会压倒经济逻辑，造成产业的损失甚至停滞。

　　张树新也认为，身处今天的中国，不能脱离社会转型来单独看互联网。"在一个开放的信息社会里，互联网是没那么大作用的，它更多是用不是体，我们把互联网弄成这么严肃、重要的一件事，是因为这个国家物理世界本身造成的，很早以前金观涛做过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全面分析，其实稳定了两三千年，主要就是信息控制，这个东西彻底在解构中，或者在崩塌中。解构的时代还没完成就不存在建构。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解构工具，如果还是以传统方式管理，就会继续造成紧张。"

　　在胡泳看来，还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像互联网这样释放了中国社会力量，唯一一个差堪比拟的是1978年邓小平发动了农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不光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释放了中国的农民。而互联网正是这样一个力量，如果得到充分的释放，它的确能够改变中国社会。朱学勤有一句"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将军是很难的，但是卒是要拱的。而"思想@网络.中国"所做的，其实也相当于是在"拱卒"。它的组织者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个项目是否可以长期运行下去，理想状态是它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思想学术的资助基金，然后作为一个公益组织长期运行。

我的成长道路：第三辑北大

Posted: 24 Apr 2010 08:11 AM PDT

作者：许志永 | 评论(1) | 标签:北大, 朱苏力, 贺卫方

在北大三年，一个不安分的理想主义者似乎比别的同学有更多故事——在未名湖里游过泳，在湖边醉酒骑车磕坏过门牙，从湖水中拽起过一个要自杀的女孩，在静园草坪演讲，去辽宁铁岭法律援助被当地政府关押……

一

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我骨子里有一种情节，二十世纪那些激情澎湃的历史记忆也属于我。第一次考研失败后本以为放弃了，但到考博时，在江平老师和苏力老师之间我选择了苏力还是因为北大。1999年4月得知成绩，根据以往的录取线，三门课有两门不及格，彻底无望。本想跟苏力打声招呼，告诉他，我一定还会回到北京的，但自尊的我徘徊在法学院门口很长时间还是独自一人默默离开了。

当好友王建勋告诉我在北大法学院发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时，那时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如果不是建勋偶然看到可能就会一直搁在那里了。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跟苏力打了电话，之前我和他从来没有任何私人联系，只有面试见过一次。

接下来办手续，去西藏旅行。8月底来到北大。入校不久苏力先生去了美国，我和滕彪被委托给贺卫方老师代管。我很骄傲能师从北大法学院两位杰出的学者，而且二者又是那么的不同。

两个人是法学界两种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一个说，我们要现代化就必须向别人学习，一个说，不要忘了自己的现实，急是没有用的。贺卫方延续的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启蒙的声音，当下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化，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中国已经走在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向别人学习。而苏力认为，知识分子过于理想主义，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自发的独特的道路，现有的秩序自有它的合理性。

不喜欢被约束的我从没有主动和贺老师联系过一次，但是，在思想上，我们是相通的。毕业以后我们的联系反而越来越多了。和苏力老师相反，因为观念和道路不同，毕业以后渐渐失去了联系。

二

在北大很多难忘的日子是和两个好朋友滕彪和俞江连在一起的。

滕彪是我在北大时的同门师兄弟，我们俩是朱苏力1999年招收的仅有的两名博士生。这个从吉林桦甸农村出生的腼腆而木讷的孩子在小学中学年代除了学习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有一次舅舅来到他家因为滕彪叫了一声"姨父"——舅舅还很高兴，因为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主动开口说话并不容易。从1991年开始，滕彪在北大一呆就是十一年，本科法学，硕士图书管理，博士重回法学院。北大对于滕彪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十一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在这里听到了那些从没有过的闪耀的思想，在这里他成了一位诗人——写下了很多优美的文字；在这里，他开始了幸福的恋爱——那一大箱子情书是他和爱人最珍贵的财产；在这里，仅仅两年之后，这位后知后觉居然"大胆"地在三角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然后大义凛然地被送到了学校保卫处。

俞江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三年警察，这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一段经历。有一次喝多酒之后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作为警察猛烈殴打了一个抢劫犯以后，转身出了门眼泪刷就流了下来。这位出自基层派出所的彪形大汉后来成了北大法学院的学术精英，三年博士生期间他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在我们那一级法学院博士生中绝对是佼佼者，所以刚一毕业30岁的他就被华中科大聘为正教授。

和俞江真正认识是在2000年5月24日静园草坪同学静坐的时刻。那年5月，北大发生了邱庆风事件。北大昌平校区一个叫邱庆风的一年级女生回校路上被杀死，同学们祭奠，同时也表达对住昌平校区的不满，校方怕出事于是阻挠祭奠，很快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发展为学生集会抗议。在静园草坪的集会上，我发表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对校方的批评，当时有人拍录像，同学们群起呐喊要把那人的摄像机砸了，我说，我们不怕录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荡的。

那次集会上我收到了俞江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字条。之前虽然互相知道但不熟悉，毕竟那年我们博士班有108位同学。后来事件平稳结束，昌平校区从此成为历史。

静园草坪事件之后法学院逐渐就有了所谓的"三剑客"。我们三个就经常一起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法治、民主、传统、文化、语言、后现代等等。我们设立了"小金库"，起先在小东门外一家四川菜馆吃水煮鱼喝二锅头谈学术，后来那里拆了，于是搬到南门外的老虎洞，后来，老虎洞也拆了，又搬到了西门外老马家。不久，在毕业之前的那个春天，老马家也拆了。我们只得混迹于以前最瞧不起的三角地菜馆。不过，三角地菜馆有个好处就是离未名湖比较近，每次喝酒到饭馆关门讨论还不尽兴，就到未名湖边继续争吵。

毕业前的五月份的一天大约凌晨一点，我们三个喝完酒骑车在未名湖边唱歌。突然一个男生冲过来说，有人要自杀。我们甩下车子就冲了过去。我跑在最前面，眼看着一个女孩跳进了湖里。我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我们三个一起把她拉上岸。还好，湖水不深，只湿到了腰部。

我们一起到了27楼，让她换了衣服，慢慢聊天。她男朋友在北大读研，她为了爱情放弃稳定工作来到北京。工作不顺利，她们又经常吵架。这次吵完之后，她顿时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杀。

那天凌晨从俞江宿舍很骄傲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三年，我在未名湖边的故事似乎已经圆满了。

三

2000春天，我第一次登陆"一塌糊涂"bbs，那是一个新的天地，我的很多想法终于不必放在抽屉里了。

我在"一塌糊涂"和"北大未名"bbs上的ID都是sunnypku，昵称是"自由中国"，签名档是"一生为了一个梦想"。很快在这里认识了monic、bridged、bambi、puccini等网友，我们都是网上著名的"右派"，与"左派"经常发生争论。

2001年9月11日晚上，"一塌糊涂"上突然登出了美国世贸大厦燃烧的照片，开始以为有人玩恶作剧，但很快证实了是恐怖袭击。网络上很多人在叫好，我和monic等人则针对叫好现象联名发了一个声明，谴责恐怖袭击，呼吁珍重生命。

接下来两天我和很多人展开网上激烈辩论，当时我强烈地反对恐怖袭击，并且抨击那些为恐怖袭击叫好的人为"恐怖分子"帮凶。我在网上引起最激烈批评的一篇文章是《致恐怖分子的喽啰们》，其中有很多类似激烈的话语："说你们是法西斯，太便宜你们了，你们不配作为人，更不配作为中国人。我为你们这样的毫无良知的同类赶到耻辱，更为你们侮辱中国人的尊严而愤怒！"

但是不久以后我就后悔了。我逐渐理解了911背后欢呼人群的另一种价值观。这个世界常常不是简单的真理与谬误，而是问题的不同方面。正如左派和右派各自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人类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样，虽然有一方被证明是错误的，但那种错误只是过去或现在一段时间内的错误，未必永远就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布什和拉登与其说一方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邪恶，不如说，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人类的信仰是那么的不同。要想真正解决文明的冲突，不可能一方消灭另外一方，而是必须找到高于两者的思路。

那段时间我写下了《论世界政府》和《我们共同的神》两篇文章。这看起来异想天开的文章不是一个旁观者进行的学术探讨，而是一个行动者思考和确定的目标。

《论世界政府》是关于人类未来新秩序的构想。基本思路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结构层次中，当今国际社会需要超越国界的公共权力，包括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主决策机构作为政府首脑；一套强力机关以制止侵略，维护秩序；一套司法机构用于解决争端和惩罚犯罪；一套经济服务机构以减少贸易壁垒、防范金融风险、协调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一套环境保护和外层空间开发机构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机构。世界政府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一种崭新的创造，而不过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一种已经出现的趋势和潮流。从世界政府的构成来看，那些机构在当今世界都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虽然有些还仅仅处在萌芽状态。比如联合国作为决策机构，海牙法院作为司法机构，等等。人类需要更加明确的认识和主动性，推动超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成长。事实上，随着科技进步，随着经济一体化，随着人类越来越多的道德共识，随着中国的民主化，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自然的趋势。

《我们共同的神》是关于宗教的思考。其实所有的宗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而人对上帝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但人的局限性又使得他们认为自己信奉的是唯一正确的上帝，别人信奉的都错了，于是就有了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有一天人类应该能认识到，不同的宗教只是历史文化的痕迹，只是适合于不同个性的人认识上帝的不同途径。

人类社会秩序也要健全民主法治，通过确立超越国家边界的世界政府解决文化冲突以及环境等人类共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遥远不可企及的梦想。而且我相信，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将在这个伟大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

2001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随上访农民梁桂林来到辽宁省铁岭市龙山乡地运所村。事情的起因是1995年沈哈高速公路修建时征用了该村678亩地，而补偿款几年间就被地方官员挥霍一空，村民失去土地又没有补偿，只好上访。

经过两天的对政府部门和村民的调查了解，我基本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村委会为了掩盖补偿款被挥霍的事实，打算在全村范围内重新分配土地，从土地多的村民小组拿出土地补给被征去土地的村民小组，其中第八村民小组按照人口比例要被抽走的土地最多，共80亩。

正如我参与社会事件的一贯立场——以中立的立场帮助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我其实也是在帮助地方政府。我召集村民代表，给他们分析形势，提出一个中间方案，要村民拿出土地，争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给一些适当的补偿，至于原村委班子腐败的问题，有关部门查过了，很难再有什么进展，大家所能做的就是认真对待选举，选出一个让村民放心的村委会，建立起规范的账目和良好的监督机制，防止此类事件以后再发生。

说服了村民代表之后，我决定召集村民大会，表明我的看法，希望矛盾就此解决。这也算是我临走前给村民的一个交待。但我所作的这些努力引起了地方政府的误解和愤怒。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多，地云所村村政府院内，村民听说我要讲法律，已自发聚集了两三百人。这时有人告诉我乡里来人了，我出门迎接(过去两天我一直保持中立的立场，善意看待当地政府)。刚出门，迎面碰上以铁岭市信访局局长为首的一群公安干警和干部。他们气势汹汹，当着几百村民的面，劈头就来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到这里来！"我当即反驳："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当然有资格到这里来！"接着，在几百人面前我们开始公开辩论。气急之下，他们把我推上了警车，很多村民把车团团围住。当时气氛紧张，激烈冲突一触即发，我告诉村民让开，不要堵车。

一路警笛大作，我被带到了派出所。这其间，北大的很多朋友得知消息纷纷打电话质问派出所，并在网上发起营救，有人甚至号召上街游行抗议我被关押。在同学们的强烈声援下，六个小时后他们不得不释放我。当天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雪，他们放我出去的时候，警告我不能再回村里，但我说必须回到村里，否则村民会担心的。

我立即打车来到地运所村，在梁桂林家，很多人在为我担心，看到我回来了，有老人几乎流下了眼泪。当夜，我依依不舍向他们道别。村里已经出现不明身份者的黑影。

这个事件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帮得了村民们，尤其是梁桂林被判一年劳教深深刺痛了我。因为当时，我已经告诉村民准备好材料迎接诉讼了，可有关部门突然袭击，3天以后公布判处劳教。每当想起他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能做的太少了。

一天以后我回到北大，几乎同时，铁岭地方政府官员也来到了北大，他们向学校告我扰乱社会秩序，要求北大惩处。他们还通过关系找了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转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施加压力，听说有人提议开除我，是我的导师顶住了压力，使我的学业得以继续。

很多年后我都清楚记得那个场景——苏力老师帮我逐字逐句修改给学校的检讨书，既要向学校交代，又不想违背我的意愿。从小到大，我写过无数的检讨书，这大概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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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一桩

Posted: 24 Apr 2010 09:51 AM PDT

为了表示我可以站着写字，尝试一下，又打开电脑写一段表示一下。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站着写字的地方。另一间房的书架就是可以站着写字的。我当然不是以海明威为榜样，而是为了解决老是坐着而不动的问题，饱食终日，无所劳作，说的是这个。每天大概有十小时以上是坐着，而我又没有减肥，锻炼的欲望，只能是能站着的时候就站着，能走路的时候就一定走路。在家就只能是站着了。就是这样。

当然，这是让我很高兴的。

终于可以站着而不是坐着了。

当然，还有一个姿势是跪着，这说的是另一个层面的话了。

跪着的。

谁呢？

我？你？他？

或许吧。

用跪着，坐着，站着，的姿势说。

2010.4.25.0.47

再存档一个陈可辛

Posted: 24 Apr 2010 08:50 AM PDT

　　来源：新浪娱乐专题
　　采写：陈弋弋
　　
　　　　陈可辛一直想拿一个纯监制的奖，去年《投名状》那个最佳影片，他说不算。因为那部片导演也是他，"不够纯"。这次《十月围城》终于圆了这个心愿，拿下最佳影片。虽然实际上，他也还是导了片中的一些段落。
　　
　　　　在上台那一刻，陈可辛招呼上了另外两个监制黄建新和许月珍，上台后，又挥手叫上投资方保利博纳的于冬、导演刘伟强。致辞时，他不断把身边的人推到话筒前，示意他们说话。这实在是一个太让人感动和振奋的场面。
　　
　　　　2009年2月，"人人电影"成立时，曾放出豪言，要三年内拍15部电影，总票房20亿。言犹在耳。但现实却充满意外，照理说，就在他们联手拿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高奖项之后，由陈可辛、黄建新领衔的"我们制作"和于冬掌舵的保利博纳共同组成的"人人电影"该成为一块电影节的金字招牌。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块招牌现在却写满了未知——《十月围城》虽然是"人人电影"第一部片子，也正面临着一个不知为期多长的休止符。
　　
　　　　在与新浪娱乐对话时，陈可辛说起"我们制作"同保利博纳的合作，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双方都需要冷静一下。"
　　
　　　　我调侃陈可辛，怎么你说起合作伙伴的事儿，就像一对恋人——相好时也曾细细体察，很下了一番决心，最后却因为了解而分开，约定再见亦是朋友。陈可辛想了一下，回答说："人和人的关系，大体都是如此。"
　　
　　　　从"人人电影"回到"我们制作"
　　
　　　　新浪娱乐：有个传闻，说《十月围城》之后，"我们制作"和保利博纳之间的合作遇到了一些障碍，所以以前人人电影的一些计划可能实行不下去了。是这样吗？
　　
　　　　陈可辛：最早建新(黄建新)和我，两个人组成了"我们制作"。我们想了一系列项目，于冬都非常感兴趣，于是加上保利博纳，人越来越多，最后便有了"人人电影"，《十月围城》是公司第一部作品。其实《十月围城》进行到后期的时候，就渐渐感觉到两家公司对电影的理念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一些新的计划，就没有和保利博纳再谈了。包括《神奇侠侣》在内的新项目，实际上都是"我们制作"在运作。
　　
　　　　新浪娱乐：发生了什么事？
　　
　　　　陈可辛：并没有发生一件很具体的事，只是一种渐渐的积累。随着我们的相处，了解到彼此对电影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新浪娱乐：怎么个不一样法？
　　
　　　　陈可辛：保利博纳以前是做发行的，他们的发行做得非常成熟。例如说，顺着发行的思路，《十月围城》卖钱了，接下来我们应该拍《十月围城2》——当然，于冬没有跟我这么说，只是打一个比方，票房要更好，但是我肯定不想再做了。如果更赚钱，那就意味着演员的片酬要更低，制作成本要压缩，这个我觉得很难很难，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我就保证不了水准。还有一点，《十月围城》在拍摄时，也的确遇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故，比如说，我们在片场被地头蛇"围城"，停工7天，每天的损失大概60万。当然，身为监制，我理应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的生活，片场每天都会发生，每天都要面对。《十月围城》是保利博纳迄今为止最大的项目，这些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
　　
　　　　新浪娱乐：最初你们开始合作"人人电影"的时候，说3年拍15部电影，票房要达到20亿。这种涉及到具体数字的话，一般人是不敢讲的，你们为什么当时敢讲？
　　
　　　　陈可辛：这些数字当时其实是这样算出来的——我们一共多少人，大概能做多少事，这些事可能要消耗多少钱，那要拍多少部片子，赚多少票房才能挣回来。说实话，3年拍15部有困难，但是10部的话问题就不大。
　　
　　　　新浪娱乐：10部还是很多。
　　
　　　　陈可辛：恩，当时考虑的是规模化地去做。要拍十几部，肯定就要复制一些通用的模式，这些，又是我不想再重复的事情了。
　　
　　　　新浪娱乐：当初和保利博纳成立人人电影，宣布一些美好的计划，还是算圈中一单盛事。现在觉得很失落吗？
　　
　　　　陈可辛：不仅仅是你说的失落，我是觉得很挫败，非常挫败。博纳真的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合作伙伴。首先，他们的发行做得很好，我对内地发行完全不熟，"我们"来做制作，博纳做发行，很好的搭档。另外，于冬对内地的市场脉搏把握得很好，例如说院线开始做电影投资、媒体开始做投资，这些事，我不知道的，都是他拉来的。而且，我们在合约中，对彼此的利益都做了很好的分配，权利也做了很合理的划分，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了。但是，真正合作一次之后，才发现。电影的事情，和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不行。
　　
　　　　新浪娱乐：导演，你这么一说，好似一对恋人，最初看上眼了，结果相处下来，却因为了解而分开。
　　
　　　　陈可辛：(笑)恩，有点。
　　
　　　　新浪娱乐：那还有再走到一起去的可能吗？
　　
　　　　陈可辛：当然，"我们"接下来这些片子，如果遇到合适的，于冬也觉得好，依然会合作，依然会在人人电影这个品牌下经营——毕竟这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名字，放弃了多可惜。
　　
　　　　不断修正方向，永远都在打江山
　　
　　　　新浪娱乐："我们制作"接下来会有哪些片子？
　　
　　　　陈可辛：《神奇侠侣》快拍完了，7月我自己的戏会开，8月再开《血滴子》，我做监制。
　　
　　　　新浪娱乐：怎么上来一批都是古装的？
　　
　　　　陈可辛：当然是因为现代戏很难拍啊。香港人成长的环境特别现实，如果连续三部戏不卖，我就可以退出江湖了。来到内地拍现代戏时装片不现实，一是我没有内地的这种地气，二是审查制度还是有区别，所以拍古装片就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不会是大家想像的那种翻拍。
　　
　　　　新浪娱乐：您自己导的，是不是之前说的《钟馗》？
　　
　　　　陈可辛：我要拍的《钟馗》会是一个三集的故事，魔幻的，投资应该在三亿左右，三集同时开拍。公司里的人都说，这个一定要你自己拍。可我觉得，要是什么最好的，都拿来自己拍，我这个监制还不如去做回导演。我找了刘伟强来拍，其实他比我更懂如何拍《钟馗》。今年我自己会拍的，是一部武侠片，名字可能就叫《武侠》，这是我拍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武侠片，《投名状》也不能算。《卧虎藏龙》在武打的力学上是有解释的，轻功不是飞来飞去，而需要踩一片叶子借助一根竹子，我最讨厌飞来飞去。我拍《武侠》，想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来表达，什么是我心目中的武侠？还有一部非常想拍的，也是讲了10年的《等待》，目前剧本正在送审。好像经历了这两年，突然有源源不断的题材冒出来，是特别特别想拍的，很巧。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去当监制，原来还是想拍。一边输出我的技术做好监制，一边自由地拍一些我真正喜欢的东西。
　　
　　　　新浪娱乐：这些作品，采取什么投资模式？
　　
　　　　陈可辛：都是独立的一个片子一个片子去谈。也有很多公司希望和"我们"签下一个长期合作的东西，但是经过这次之后，暂时不想和别人签特别长的约，都是先合作一次再说吧。
　　
　　　　新浪娱乐：不敢轻易签了？
　　
　　　　陈可辛：对，先合作一次再说吧。
　　
　　　　新浪娱乐：所以，其实你到内地来这几年，也是不断在修正自己的方向？
　　
　　　　陈可辛：对，不断修正，还是要打江山，而且，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是在打江山，只是看哪一段顺一点，哪一段难一点而已。
　　
　　　　香港观众并不适应主旋律电影
　　
　　　　新浪娱乐：你心目中，衡量最佳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陈可辛：就是好看。
　　
　　　　新浪娱乐：香港观众喜欢十月围城吗？他们怎么看这部电影？和内地观众视角的不同在哪儿？
　　
　　　　陈可辛：当然是喜欢的，因为这是一个香港的故事。但是香港人对比较主旋律的电影还是不熟悉，需要时间去接受。讲孙中山、辛亥革命、国家、民族这些东西以前在香港电影里都是十分少的。不是没有，徐克导演的《黄飞鸿》里面就有，但是确实很少有电影打正旗号来讲这种故事。虽然我们已经运用了很多商业手段，但是对香港观众来讲，肯定还是一个有点陌生的题材。
　　
　　　　新浪娱乐：内地观众熟悉你的身份可能是导演，但是其实您也是非常厉害的监制。我们知道，在完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导演和监制的使命是不同的。作为监制，你觉得电影的口碑和挣钱，哪个是更重要？
　　
　　　　陈可辛：口碑和挣钱同样重要，但是在已经回本的前提下，口碑比挣钱更重要。我还是说，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我觉得要做的是，怎么样保证可以把电影一直拍下去，而不是说要挣大钱。真的，随便一个什么产业，都可以比电影挣钱。
　　
　　　　目睹内地投资方之怪现状
　　
　　　　新浪娱乐：但是大家都觉得，大片就一定要挣钱，因为大投资的目的应该就是赚取更大的利益？这几年这么多钱涌进电影圈，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陈可辛：现在真的有很多钱都涌进来了，特别是一些民营资本。这些公司的涌入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我真的遇到有一些民营的公司，也不是做电影而是做其他生意的，他们进入电影行业的方式就是，一旦看到某个新导演刚刚冒头，就立刻把这些导演签下来，然后任何人跟这些导演去谈剧本的时候，首要条件就是，这家民营公司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投资超过50%的一个份额。
　　
　　　　新浪：有钱不是好事吗？
　　
　　　　陈可辛：未必是好事。电影需要的钱，是能够真正帮到电影的钱，而不是这种外行的钱。例如说，十月围城的投资，有SMG、江苏广电、天娱、南方电视台、保利华亿，这些都是能在宣传方面帮到《十月围城》的投资方，这些人投了钱，意义不一样。但是你说一个做其他生意的民营公司突然成了最大投资方，这对电影有什么好处呢？我当然不能要，但是他们控制住年轻导演，搞到这些导演出来和我谈剧本，后面跟一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来发表意见，让我很无奈。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我试过跟那些老板说，可不可以先别说投资，我先和导演谈剧本，然后看一下到底需要什么阵容，多少钱，算整个流程，看看能赚多少，再回头跟你谈投资？结果你知道那个老板怎么答我，他说："你不用算了。多少我们都投，我告诉你，我不是来做生意的，亏多少钱都无所谓。"结果，我听到这个话就想转身走了，他是生意人，说赚钱不重要，我是导演，似乎比他还生意，这不是开玩笑么？大家没有谈的基础了。
　　
　　　　所以太多的这种钱进入电影行业，我不认为是好事。你别看他们现在说得口气很大，如果电影中途出了状况，导演说，再追加100万电影会好看很多，批这个钱的一定是我，不会是这些号称不怕亏的人。凡是号称不怕亏的人，我都不信。我反而相信说"这是一盘生意，陈可辛，你不能亏我的钱。"真的，首先要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家才有合作的基础，才能说怎么样在不亏本的前提下，把电影的质量做到最好。
　　
　　　　《十月围城》做到了回本后略有盈余
　　
　　　　新浪娱乐：十月围城其实你心里预期的票房是多少？挣到钱了吗？
　　
　　　　陈可辛：我预期是2个亿，后来首映之后，听到那么好的反响，大家都说可以上3亿，我自己也提高了这个期待值。最后电影做到2.93亿，我一度觉得"怎么没上去？"但回过头来想，原先自己期待的也不过2亿而已。有什么可不开心的呢？
　　
　　　　新浪娱乐：投资方赚到钱了吗？
　　
　　　　陈可辛：中国内地的票房、版权已经让投资方回本了，海外的钱就是赚的。应该不是很多。
　　
　　　　新浪娱乐：对你个人来说，对北上的香港电影人来说，《十月围城》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吗？
　　
　　　　陈可辛：成功的地方，一个是题材的选择。我是看过《集结号》才决定拍《十月围城》的，我看到冯小刚把主旋律跟煽情结合得那么好，但有点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太多空间讲战友们和谷子地之间的感情，如果这个部分讲到了，那么后来，谷子地去为他们要身份的后半段，会更煽情。我绝对是一个煽情的高手，我是很明白什么地方可以让观众感动的，所以《十月围城》其实是一个主旋律和煽情，或者说感人的结合体。这个点，我觉得找得比较对。另外，投资方的融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把一些卫视和娱乐传媒带进投资团队里面，对电影的宣传、广告置换都有很大的好处——这是于冬的功劳。
　　
　　　　新浪娱乐：这种成功你觉得可复制吗？
　　
　　　　陈可辛：没有办法复制。《十月围城》的演员片酬，我告诉你，是极低的，仅仅占投资的20%，如果再来一遍，投资就没有办法控制了。而且实际上，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成功，都还没有可复制性，通过了去年浩瀚的贺岁档，我更意识到这一点，内地观众是最难伺候的，他们的要求最高，需要每一次都是新鲜的，更别提复制了，根本没法糊弄。所以现在真的，大家都是打江山的年代。夏祺/图邹健/视频

存档一个陈可辛

Posted: 24 Apr 2010 08:49 AM PDT

《南方周末》:《中国电影是歇斯底里的状态》。

9000万《如果·爱》被3.4亿《无极》赶出影院

　　之前我是不知道一部大片究竟有多大的。

　　2005年《如果·爱》上映的时候，我跟很多记者沟通，他们都说这个戏不像大片，我说我已花了9000万元人民币了，还有三个明星，但他们还是觉得这不是大片，后来他们告诉我，《无极》才是大片。

　　用香港那套大片规则来算：我三个明星都比《无极》的明星大，有张学友、金城武、池珍熙，绝对比谢霆锋、张柏芝、张东健、真田广之加起来价格贵。韩国演员便宜，日本演员更便宜，便宜到100万就可以了，日本的制度基本上很牢，演员被大公司控制，基本上跑不出来，木村拓哉也跑不出来，也不过是一二百万人民币。最贵是香港，更贵是香港去了美国的演员。后来《无极》到了香港，票房就只有五百万，香港观众只认明星，这也证明《无极》的明星是不到位的。　　

　　《如果·爱》在内地上了两个星期，票房很好，但是到《无极》上的那天，一个戏院11个厅，一夜之间一个厅都没留给我。我昨天还坐着60%的观众，今天就一个厅都没有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银幕不够，来一个大片，大家想看的时候，其实11个厅都还不够。　　

　　我才开始明白，哦，原来内地的规则完全是相反的：我们香港是明星制度，导演只是吸引明星的人跟把故事讲好的人，观众永远冲着明星去，而内地恰恰相反，是导演中心制。

　 2000万的电影没人投资，3亿的就能找到

　　现在2000万元的电影没有人投资，但是3亿元的影片就能找到投资。因为剧院票价高，内地观众一年进戏院看的没两三部，所以他一定是选最大的，别的电影他都选择在家里看盗版。每个投资方听说投资2000万，连故事都不会来听你的。大部分2000万的电影，观众都不进影院看：第一，你的明星不够大；第二，你的场面不够大。　　

　　三五百万的戏有人投，500万给你，你爱拍什么拍什么，它可以从电影频道、DVD收回成本。2000万的片子你没办法通过这些下游手段收回成本，戏院不够，所以票价高；票价高，观众就只会去选大片，然后买盗版看。电影院要冲着一些很大的片去，变成11个厅都做一部大片。其实全世界的观众现在都冲着大电影看，美国也这样，中国只是更极端。　

　　但是中成本电影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没有中成本的电影，就没有健康的电影圈。就等于一个社会需要中产阶层，中产永远是最重要的阶层。所以中成本的电影永远是电影业健康的一个指标。　　

　　这就是现在中国电影一个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 3亿元是怎么煽来的　　3亿元的投资可以从演员的片酬倒推出来。投资多少主要是看演员多少钱才肯来。你有了这些演员，基本上欧美、新马泰、韩国、日本、香港，20分钟就能够帮你算出票房来。这些地方能卖多少钱是买片人决定的，买片人的决定是参考这些演员上一部戏票房来的，打三四个电话，就能知道这部戏你将能赚回多少钱。

　李刘金三个人片酬1亿

　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三个人的片酬就得1亿元，演员的片酬占总投资三分之一是很健康的，这在海外也是很正常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人是希望把明星和拍片的比例尽量控制在一半对一半，结果台湾老板一路来抢人，比如李连杰正在拍别人的，他偷偷跟他说，我给你多1000万，你先拍我的。一共10块钱，7块给明星，剩下3块去拍戏，这3块不够？不够就随便找个便宜的导演，找个便宜的编剧。他们又来跟导演说，陈可辛，我有个方法拍演员更便宜，我有李连杰，干嘛去拍那么大场面的戏？观众最爱看就是李连杰打，那就把李连杰关在一个房间里，让他不停打，两人对打能花多少钱呢？拍6个月都花不了多少钱。台湾电影最后就是这样被弄垮的。　　

　　要保证影片的质量，就得保证足够的钱来拍摄，推算出来《投名状》要3亿元。这样你很容易看，减掉演员的片酬，你剩下的钱够不够拍这部电影，够拍你就可以拍了，不够拍的话你就再回来，要不跟演员商量能不能便宜一点；要不跟投资方说，这个戏其实比想像中的大，能不能再给多一点钱——就那么简单。

3亿元投资，来得真不是太难

　　这3亿元来得真不是太难。我第一个说服的是我的搭档摩根，很早前我有个雏形的概念跟他讲，他就很兴奋了，不停地出去跟别人说这个戏是一个很不同的戏，然后他去说服寰亚的老板林建岳。　　

　　林建岳听这个老外一路在吹，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找了我去丽晶酒店聊了一次，他不看剧本，就是让我给他讲这个故事，他坐在那边听了15分钟，听了大概的故事，第一场戏李连杰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见到徐静蕾。他说明白了，行。以后真的问都没问过，他拿的钱最多，快一半了。　　

　　然后我去找了中影公司的韩三平。我说："韩总，我有2亿多，你有没有1亿？"或者有没有8000万，或者7000万？中国的市场是，你就算票房卖了2亿，都回不了1亿，你叫韩三平突然拿3亿来做一个他明知道回收不了3亿的市场，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他给的份额不能多过1亿元，可能要更少，但这部分一定加。

　　今天内地跟海外的合作，其实都是我们拿了大股，带来了海外的信心。我们是海外的专业户，我们占大部分，你是内地的专业户，赚了钱之后大家分。你让他负责内地，其实也就是给他一个限制了，他既然有这个投资在里面，肯定会给我一个回报，亏的时候大家亏的，中影也亏，我们也亏。　

　　我把《投名状》的剧本给了韩三平，跟他讲了我演员的大概结构，他听了以后说："好，就2007贺岁档。"　　

　　我是看到《无极》的时候，才知道贺岁档期有多重要——那个档期已经代表观众一半是要进戏院的，不管你什么戏。 3亿元都得花出去。

为什么这个戏贵？以前有那么多演员的戏，通常演员的片酬比例占到了60%以上，会避免大的场面；要么就是找一个贵的演员，配两个不贵的演员。衣服花费不下3000万

　　里面人物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每件衣服都是新的然后做旧，群众演员的棉袄每件都不下1000元，整个衣服花费就不下3000万元。

　　对一部几百万元的片子来说，可能你的资源需要尽量节省，但当你在做一部大片的时候，你拿到这些资源之后，就必须把这些资源尽力地消耗，不是要浪费，而是尽量去消耗。

　　第二步就是故事。很多人拍大成本的时候，因为成本多，觉得不能浪费，觉得我每一分钟都要让观众觉得自己花的60块、80块很值得，就从头到尾都是人，很多时候忽略了电影本身戏剧。　　

　　我的方法是，在大片里讲中成本电影的东西。　

　《投名状》本身的故事格局大，它不是硬用战争撑起来的，战争是格局的需要。格局讲战乱、讲时代。只是说大场面背后还是有细腻的东西，我没有迷失在大场面里面，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大场面。发行商保守，只看到票房

　　投资方肯定有投资方的要求，比如他们要李连杰不停地打，打完之后就飞，觉得现在没飞够。但其实我都没有妥协，比如他们要更多的动作场面，我其实就只拍那么多，而不是拍了很多场景然后剪掉，所以没有办法找更多的动作场面加进去，除非再回去补拍、再加钱。　

　　这次中外投资方意见都蛮统一的，其实连韩三平都说："小心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国观众不一定喜欢啊。"他看到海报、剧照不停跟我说："可辛啊，我们还是喜欢穿得漂亮一点的。"　

　　我一直都在跟他们说："你放心，进南京，进南京就不破烂了。"其实进了南京还是没有那么多颜色，因为那是写实的戏，怎么会进南京突然间就变成很美？但南京是最后拍，他们一直在等南京，结果等到南京，影片也差不多拍完了，他们看到了整个故事，只要入戏他就不会在乎南京不漂亮，不会觉得在要求别破破烂烂。　　

　　好在我是监制，我觉得我懂观众。发行商是永远保守的，因为他们只看到票房，票房其实不一定代表观众的喜好，因为票房有时候是你在强迫观众只喜好一样东西，所以票房不是百分百的真实。大家说票房是硬道理，但是因为是我们造成的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一直不改，给同样东西给观众，观众没得挑也就收了。

　　知识分子和土包子

　　银幕上很多战争，银幕下也是战争，跟不同投资方较劲。

　《投名状》太沉重，不像商业电影

　　我没有试过在剪片的时候面对那么多政治，所有投资方合起来去希望攻击我拍的版本，最主要的是这个电影太沉重了，不像商业电影。我问投资方，你一早就看到剧本，知道是一个沉重的戏，为什么还投？投资方有时候有勇气，是一种浪漫，就跟兄弟情一样，大家都想做一番事情，结果事情做出来了又开始担心，觉得戏太灰暗了，灰暗不是指颜色，而是人物，人物没有出路，包括几场戏，有些在内地没有的，血腥的。　

　　大家都喜欢震撼，但又不喜欢真的把你震到的东西，没有出路的东西，真的让你回去想半天的，你就不要开。　　

　　比如徐静蕾的戏不够也是反规则的，海外永远要爱情，大家常拿来比较的就是《勇敢的心》，我觉得那部戏很假，但是大家都喜欢。尤其是女人戏那段，好莱坞一定要有那段戏。

　　中国今天市场开始开了，但是还不健康，有不健康的不好，也有不健康的好。对电影的审查，这个审查还不是电影局的审查，而是投资方的审查，到好莱坞，这部戏一定拍不了。主题、结果，好莱坞一定有8个穿西装的人来跟你商量，能不能不杀徐静蕾，能不能把两个强奸犯换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人……　　

　　这是一部不容易吃下去的戏，但一部这么大投资的戏，就不能那么不容易吃下去。它违反了很多商业电影的规则，用了很不商业的电影手法去拍。

　　导演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土包子

　　第一违反了友情浪漫，谁都在等待英雄本色，结果出来这些人都没情没义。商业电影要把所有观众的情绪集中在一个点，一路打反派，这部电影你不知道该站在谁的立场。尤其是这么大的商业电影。　

　　其实我觉得绝对跟《英雄本色》不同，《投名状》是血淋淋的。道德观也是，中国电影的道德观跟美国的道德观一样都很保守，要黑白分明。　　

　　正派主角刘德华会站出来大义凛然地说："强奸有什么不对，我们每天都在做。"然后李连杰出来一定要杀两个少年强奸犯，这就是极度违反规则的，因为我让正派做了反派的事，让反派做了正派的事情。观众可能当时都觉得刘德华是对的，但其实回来再想，刘德华怎么可能对？那两个人刚刚强奸了两个女孩。这在好莱坞绝对不会发生，不管汤姆·克鲁斯还是汤姆·汉克斯，都绝不会去杀小孩，人物也绝对是黑白分明。　

　　那场戏是我最喜欢的一场戏，也是我最坚持的。跟我最铁的搭档反对，刘德华反对，李连杰反对，所有人都反对，这场戏不能拍，这场戏是在讲什么？这是违反投名状的。但我就是觉得一定要拍，这是一个转折点，是知识分子跟两个没念书的武夫真正的磨合，影片是讲兄弟结义的"投名状"，但实际上"投名状"是假的。

　　但这个我开始不能讲出来，否则投资方就不让我拍，投资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园结义，三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一些事情结果改变了，但我一直想讲的，知识分子跟武夫不是朋友，也交不了朋友，知识分子根本不把武夫当成朋友，他们其实是没有友情基础的。我使劲要告诉大家，人可以变坏，本来是共患难，结果不能共富贵。但我要讲的是他们从来就不能"共"。　　

　　后来刘德华和李连杰还是不能理解，他们开玩笑跟我说："导演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土包子。"

　　（据《南方周末》）

50个启迪你思维的彩色排版艺术

Posted: 24 Apr 2010 07:19 AM PDT

说到排版艺术，其它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版面的创意设计，当然网页设计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内，今天收集分享的50个启迪你思维的彩色排版艺术，希望其中对你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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